全民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强调保证完成今年经济计划
继续严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24日讯
动员全国人民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全面地完成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是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下午大会讨论的中心。
代表们在今天的大会发言中指出，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
沿着1958年开辟出来的道路，我国人民将鼓足更大干劲，苦干实干巧干，决心在今年的各个战线上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国务院副总理兼第7办公室主任邓子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文化部长沈雁冰、商业部长程子华、轻工业部长李烛尘、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等政府负责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都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发言，就各方面的工作发表了意见。
王鹤寿代表在发言中说，今年我国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的计划是一个巨大的跃进指标。
这个指标完成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就会有重大的改观。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去年建立起来的许多小型钢铁厂将形成比较完整的钢铁企业；
大型钢铁企业的数目增加，过去没有钢铁工业的地区，将出现新的钢铁基地。
在谈到如何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钢铁工业的巨大跃进任务时，王鹤寿说：
在工业生产建设中继续坚决贯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是完成今年钢铁工业生产指标的重要保证。
张霖之代表就我国煤炭生产情况发言。
他说，为了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任务，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以高产、高质为中心的大面积丰产红旗竞赛运动，已在全国煤矿企业中普遍展开。
各地煤矿正在继续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提高全部采煤工作面的产量，达到大面积丰产的目的。
张霖之说，全国煤矿职工今年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三亿八千万吨的生产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煤炭工业1959年的大跃进。
邓子恢代表说，1959年的粮食、棉花以及农、林、牧业各项增产指标，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
这是农业战线上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继续跃进，争取1959年更大的丰收。
邓子恢在发言中，就全面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
坚决战胜自然灾害；
实行多种经营；
继续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建设工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指出：
各地人民公社经过了几个月的整顿建设以后，一定在农业大跃进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优越性，这是实现今年农业更大丰收的可靠保证。
邓子恢今天在发言中还对几年来的黄河治理情况又作了简要说明。
吕正操代表在发言中说，今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铁路运输事业也将有很大的发展。
他说，完成今年巨大的运输任务，铁路部门必须以煤运为纲，全面安排，合理使用运输力。
吕正操要求全路职工在加速铁路基本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运输组织工作，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
他说，这是不花钱或者少花钱，而能迅速增长运输能力的有效办法。
李烛尘在介绍了今年轻工业进一步加速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后说，在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人民购买力提高的基础上，轻工业必须而且可能再来一个大跃进。
他说，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在现有企业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与在人民公社中举办工业，这是实现轻工业跃进的基本方法。
刘宁一代表号召全国职工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在产量、质量、品种上，在降低成本方面和降低各种消耗定额方面，全面地完成1959年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
刘宁一说，不断地解决先进同落后的矛盾，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把少数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广大职工普遍的生产水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竞赛评比。
他指出，只有通过竞赛评比，树立起标兵，把先进的旗帜高高地举起，才可以激发群众力争上游的热情，鼓舞落后者急起直追，促进先进生产者更加努力。
程子华部长在发言中指出，1959年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认真作好商品的购、销、调、存工作，大力支持工农业生产的继续大跃进，安排好市场，为实现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
程子华说，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的商业工作任务，各级商业部门应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广泛地深入踏实地开展一个以促进生产好、执行政策好、完成计划好、经营管理好、服务质量好和向红专进军好为内容的“六好”红旗运动。
沈雁冰代表的发言，描绘了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出现的文化艺术工作的繁荣景象。
他说，1958年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空前活跃；
文学艺术创作有如百花盛开；
成千上万业余的文学艺术活动积极分子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大大壮大了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队伍。
沈雁冰希望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在1959年继续鼓足干劲，进一步密切同工农群众的结合，做好文化普及工作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工作，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文学艺术创作和整个文化工作推向更加繁荣昌盛的阶段，而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张鼎丞代表在发言中报告了四年来的检察工作。
他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战线上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张鼎丞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更加巩固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更加提高了，反革命更少、更弱了，因而专政的范围在逐步缩小，人民民主生活在进一步扩大。
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对敌人的专政作用，仍然不能放松，必须用国家的法律去制裁一切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对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工作，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高克林代表在发言中说，从1955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总的看来是下降的趋势。
在1958年，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特别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　民公社化以后，收案数量下降的趋势更加显著。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种反映。
它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高克林在会上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四年来的工作以后指出，在1959年，要继续贯彻群众路线和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司法工作方面，来保障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山西平顺县西沟人民公社第一主任李顺达代表和第二主任申纪兰代表的联合发言，生动地说明他们那“五行俱缺”的穷山沟，现在变成“金木水火土五行俱有”了。
那里已经开采大铁矿，一车车矿石拉到了长治钢铁厂；
一座座秃山长起“头发”，实现了万亩林千亩园的计划；
大战百里滩，修起了一百多个大小水库；
有了煤，也有了电；
基本控制住了水土流失。
解放前，那里粮食亩产一百八十斤，去年大跃进，亩产量突增到八百零三斤。
他们说，我们决不松劲自满，还要年年大跃进，把小“有”变成大“有”，一直到有了共产主义。
何香凝代表介绍了华侨工作和国内侨务工作的成绩。
她说，几年来党和政府领导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对他们作了适当照顾。
广大归侨、侨眷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他们热烈拥护人民公社，农村中百分之百的侨户加入了人民公社，积极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建设工作。
何香凝说，祖国对国外华侨寄予很大的关怀，并且尽力保护华侨的正当利益。
我们热切希望华侨能更好地团结合作，并巩固与发展和当地人民的亲切友谊。
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代表的发言，严正地谴责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他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任何人想把它加以破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华侨也决不会答应。
陈嘉庚说，英帝国主义者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早已破产了，现在竟有人要把这个可耻的阴谋当为宝贵的遗产来接受，这不能不遭到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其结果也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
陈嘉庚指出，帝国主义应该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做出印度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同样的，印度人民也不应该放任怀有野心的政治家作出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如果某些野心家敢于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将是飞蛾扑火。
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都继续严厉地斥责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支持西藏叛乱和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政协第3届全国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参加会议。
今天下午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林伯渠、曾希圣、沈雁冰、李德全、阿沛·阿旺晋美、刘格平、竺可桢、邵力子、李顺达、胡厥文。
今天下午的大会在七时十分结束。
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据新华社24日讯
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们用大量事实说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根本保证。
民革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文辉代表在谈到他最近视察四川省农村时看到的新面貌后　说，1958年以来农业生产的空前跃进，人民公社的建立、发展和巩固，都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
贵阳铁路局总工程师刘建熙代表在发言中介绍了贵州省铁路建设迅速发展的情形。
他说，为什么贵州省的铁路建设进展这样迅速，贵州省各族人民的回答是：
不是我们神通广，而是党的力量大无边。
代表们在发言中，还从各方面赞扬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丰富智慧。
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代表说，浙江全省各专区、县在插秧中都召开了“现场比巧”大会，交流技术经验，效果很好。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还以切身的经历，讲述了科学研究工作欣欣向荣的景象。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含英代表介绍了水利科学技术工作迅速发展的情况。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代表畅述了我国农业科学大发展的状况。
吉林省副省长张文海代表谈到了我国试验人工降雨的成就。
在上午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再道、罗世发、徐寿轩、张百发、原政庭、岳劼恒、卢宏正、陈大燮、松布、赵占魁、陶淑范、载涛、廖苏华、金锡如、王金煌、纪明远、程门雪、石兆棠、莫乃群、赵乐群、杨定安、唐午园、颜福庆、沈克非、王淑贞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胡懋廉等。
今天上午发言的共三十二人。
今天上午的大会分两个会场举行。
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贺龙、吴玉章、傅作义、张奚若、张难先、史良、果基木古、陈叔通、刘宁一、陈经畬、邓宝珊、周谷城、林巧稚、刀京版。
据新华社24日讯
政协第3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举行大会讨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等许多委员，在会上严厉谴责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
委员们对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然利用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上午在政协两个会场上发言的委员共有三十九人。
他们从各方面反映了我国大跃进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谈到了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旧知识分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进行自我改造的情况和体会，并对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卢心远发言说，祖国的日益强盛给予海外华侨莫大的鼓舞。
四年来，回国的华侨共有十一万五千八百多人。
他们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教育和周到的照顾。
许多委员的发言表明，我国教育事业在去年有了飞跃的发展，并且经历了巨大的深刻的革命。
河北省副省长杨亦周委员说，河北省人民多年普及教育的理想已经初步实现了。
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了全民学习的热潮。
青海省教育厅长桑热嘉措委员特别谈到，青海牧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草原上成立人民公社，牧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和技术，教育事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会上，哈尔滨市经纬小学教师孙淑芝、华中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杨惠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秀、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等委员，都联系自己学校的情况，说明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和江西、贵州的工商界人士王德舆、潘式言、毛铁桥等委员，在会上都谈到了工商界的自我改造问题。
盛丕华委员要求工商业者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努力改造自己。
国防委员会委员郑洞国，以及陈铁、侯镜如、黄雍、覃异之、廖运铎等委员的联合发言，谈到了他们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转到人民这方面来以后，思想改造的过程和体会。
上午在大会上发言的委员，还有陈礼节、范权、孟继懋、兰锡纯、方先之、陈景云、施今墨、莫家瑞、刘通、李学海、黄育贤、沈肇年、王纪元、税西恒、马兴泰、王越、钱令希、熊秉坤、李培基、刘恢先、张钰哲等。

　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挑衅不能容忍
群情激愤怒斥干涉者
北京、上海、天津广大人民警告那些野心家：
如果不悬崖勒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24日讯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
这是首都各族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一致愤慨的呼声。
广大职工纷纷自动座谈或给报社写信，表示以钢铁般坚定的意志，反对任何干涉者。
北京钢厂第1炼钢车间等车间的钢铁战士们，在工余时间开了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破坏我国统一的挑衅言行。
电炉工人张文奎说：
任何破坏中国统一的企图都必将遭到彻底破产，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应该头脑清醒些，否则也不会例外。
北京汽车制造厂底盘车间附件工段的职工纷纷表示加紧生产，决定把二十三天制造二千五百件化油器接管的任务，用五天完成。
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的大队长和社员们，今天生产刚刚结束后就聚集在一起，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这个公社的社员们表示，要发挥更大的生产干劲，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蔬菜来支援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
有四十多个民族成分的民族学院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纷纷举行座谈会，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表示万分愤怒。
藏族学生更却拉加、钦饶甲楚等说：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头脑还是冷静一些好，现在中国已不是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了，站起来了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一致表示愤慨。
物理系教授　王竹溪在发言中揭露了外国干涉者玩弄的所谓达赖喇嘛两次声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
雍和宫全体喇嘛在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扩张阴谋。
他们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歪曲事实的，是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
他们并说，解放十年来，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喇嘛教采取了许许多多的保护的措施，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雍和宫的住持喀喇藏活佛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全体喇嘛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享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的宗教生活受到了人民的尊重，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政府的照顾，我们所在的雍和宫也是政府拨了巨款才修复一新。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公开叛国，像魔鬼般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杀害和侮辱了生灵，玷污佛像，抢劫供奉器物，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这一切都是破坏宗教的恶行，我们全体喇嘛坚决拥护中央为平息西藏叛乱采取的措施，坚决反对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上海市广大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纷纷集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无理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行为。
西藏的局势这几天一直是这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事件之一。
人们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内政越来越露骨的干涉深为激愤。
他们指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顾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结果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人们对于印度孟买警察当局纵容“示威者”公然在我国领事馆前侮辱毛主席像更加感到愤慨，认为这是对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污辱，印度当局应当对这件事情负完全责任。
上海船厂、华通开关厂、国棉十七厂、国营上海第1印染厂、第2印染厂等厂的职工们，今天都举行集会，斥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
华通开关厂工人丁富荣说，印度反动分子想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市郊宝山县吴淞人民公社副社长沈林全在　一次集会上说：
我们要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喝一声：
你们走的是帝国主义分子走过的绝路。
我们还要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你们破坏中印友谊，支持西藏反动分子背叛祖国，是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能相容的。
这对印度人民是没有好处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列举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在七百年前就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他说：
“中国和印度一样是多民族的国家，因为西藏人不是汉人而要独立，那么，印度境内的拉达克地方也是西藏人，根据你们的逻辑，拉达克是不是也应该独立呢？”
他又说：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西藏制造事件、侵略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民有力量粉碎一切阴谋。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的头脑应该清醒起来。”
上海少数民族代表今天也举行了集会。
蒙古族代表罗君惕说：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藏族是中国的藏族，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
他激愤地问道：
印度外交官员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企图何在？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猖狂污辱我国领袖的居心何在？
　
上海市的许多商店店员、市民、教师和学生这几天还写信给报纸和广播电台，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粗暴干涉我国内政表示愤怒。
读者们在信中指出，谁要想干涉我国内政，最后必将自食其恶果。
　
新华社天津24日电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激起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
他们一致指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对我国为所欲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对我国内政的任何干涉，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天津第1炼钢厂炼钢部值班主任李桐来说，工人们正密切注视着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乱、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
叛乱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已经完全破产，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天津市绒毛加工厂工人左树奎气愤地说，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用卑鄙的手法破坏我国的统一，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石家庄车辆工厂工人任满昌说，西藏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是有眼不识泰山，中国人民是任何叫嚣所吓不倒的，绝不容许外人插手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
天津市内燃机厂由工人提拔的工程师任佑增说，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援下，十天中就荡平了山南地区叛匪的巢穴，这又一次证明了藏族同胞是痛恨叛匪、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新生和解放。
西藏叛乱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已完全破产，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天津市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等宗教职业者连日来也纷纷举行座谈会或写信给报社，一致严厉斥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支持西藏叛匪、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
天津市佛教协会会长惠文法师在会上说，我衷心拥护班禅大师等代表的发言，同时我们要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你们拨弄是非，叫嚣干涉中国内政，是全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回民王德明说，住在天津的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都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幸福。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什么西藏人一直想“独立”，这完全是胡说。
唐山市穆斯林的阿訇李照普说，印度外交官员公然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对我国进行诬蔑，真是可耻极了。
我们警告这些野心家伙，你们如果不赶快悬崖勒马，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天主教保定教区主任王其威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西藏是中国的西藏，任何干涉行为都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天津五十八中学僮族教师黄世仿、回族干部傅大中等五人写信给报社说，我们少数民族和藏族人民一样，深深地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也只有加强祖国的统一，才能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我们正告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你们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西藏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
许多读者在写给报社的信中对印度孟买警察当局怂恿反动分子在我国领事馆前无理取闹，竟公然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像，表示万分愤慨，印度当局应对这种无礼行为负责。

欢呼讨平西藏山南叛匪的重大胜利
奉命讨伐西藏叛国集团的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彻底平定了拉萨地区的叛乱之后，挥师南下，又在山南地区荡平了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匪的老巢，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
目前，我军已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和这个地区的所有边境国防要点，正在当地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乘胜清剿零散叛匪，不日即可彻底肃清。
捷报传来，举国欢腾。
这是西藏人民的福音，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福音！
山南地区是叛匪长期盘据的一个重要老巢。
这股叛匪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行背叛祖国的叛乱活动。
他们利用这个地区同外国接壤，不断接受从外国输入的武器和外国飞机的空投接济，进行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
因此，我军一举肃清这股叛匪，解放这个地区，对于加速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西藏其他偏僻地区的零星残匪，现在已成瓮中之鳖，无路可逃。
他们如不迅速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就将被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一心想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人民变成它们的奴隶牛马。
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为了攫取我国的西藏，一直在西藏统治集团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以便为它们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口实，最后把西藏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这次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就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的唆使和策动的。
但是，无论西藏叛国集团也好，无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也好，它们都把西藏的局势完全估计错了。
山南地区叛匪老巢的迅速复灭，正是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用实际的行动，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分裂西藏阴谋的一个最响亮的回答。
应该再一次警告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胆敢侵略西藏的阴谋，一定会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
中国人民不要任何外国一寸土地，但是也决不让别人抢走一寸土地。
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扩张主义者，都应该是一次有益的教训！
山南地区平息叛匪的伟大胜利，是对西藏叛国集团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个胜利，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我国西南的国防，维护了我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人民解放军进驻边境国防要点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意派遣特务间谍，私运军火，进出我国国境，进行侵略活动了；
他们指望发动叛乱从而分裂中国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这对于中国安全当然是大大的好事，对于亚洲和平也是大大的好事，只有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是大大的坏事。
人民解放军在平息山南地区叛匪的战斗中，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这是迅速获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原因。
大军到处，藏族人民筚食壶浆，修桥补路，引导解放军追歼叛匪。
这充分表明，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完全站在解放军一边，热烈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山南地区人民长期处于叛匪控制地区，受着叛匪和当地反动的奴隶主的压榨，痛苦不堪，他们迫切地希望从黑暗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因此，当人民解放军一到，他们就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欢庆新生，同声感激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救命恩人，并积极协助解放军讨平叛匪。
山南地区藏族人民同人民解放军鱼水相得的关系，证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也说明了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正是由于广大当地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一边，而叛匪在当地人民中完全陷于孤立，所以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叛匪则望风披靡，一触即溃。
这再一次有力地表明，西藏叛国集团根本不代表西藏人民，他们只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是西藏人民的敌人。
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力图把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里通外国、祸国殃民的叛乱，说成是什么“民族独立运动”，实在是最无耻的谎言。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彻底失败了。
现在还残存的零星股匪的唯一出路是立即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
政府和解放军对于叛乱分子的政策是：
缴械投诚者将从宽处理，立功者将受到奖励，胁从分子不加追问，只有对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要分子才依法惩办。
在山南地区的战斗中，有些叛乱分子逃亡到印度去，那是绝路一条。
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
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落后的黑暗的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叛乱的平息，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铺平了道路，也将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现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有关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同西藏各阶层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
西藏上层和中层爱国进步人士的利益将得到适当的照顾。
宗教信仰自由亦将继续受到保护。
民主改革是西藏走向繁荣幸福的必由之路，无疑将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
人民解放军从1951年进驻西藏以来，对西藏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们充分发挥了我军的一切优良传统，正确地执行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爱戴。
在这次平定叛乱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部队不顾地形险阻和雪山峻岭，勇猛追歼叛匪，很好地完成国家和人民付托给他们的神圣任务，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建立了功勋。
在这里，我们谨向忠勇的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他们早日彻底肃清残匪，巩固祖国国防！

波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到京
邓小平同志等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24日讯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团员有：
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瓦伦特·蒂特科夫，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安哲伊·维尔布兰，中央委员、中央经济部副部长弗朗齐歇克·布林诺夫斯基，候补中央委员、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耶日·特皮赫特，中央委员、卢布林省委第1书记瓦迪斯瓦夫·科兹德腊，中央委员、革但斯克省委第1书记约瑟夫·马赫诺，中央委员、奥波尔省委第1书记帕维沃·沃雅斯，卡托维兹省委书记耶日·古特曼，候补中央委员、冶金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约瑟夫·凯什钦斯基。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热烈欢迎。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委员伍修权和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熊复、李启新、张香山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波兰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傅拉托。
（附图片）
右图：
邓小平同志和莫拉夫斯基同志在机场上谈话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不要忽视书本知识　不要忽视专家作用
嵇文甫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大会中的各项报告。
现在我提出教育上的两个问题谈一谈：
（一）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去年一年间对教育方针的学习讨论，特别是经过一年多来的教育实践，一般说来，大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回想几年前，由于一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转而从事工农业生产，好像是多么不得了的事。
可是现在呢，不仅中小学生，连大学生，不仅学生，连干部，不仅行政干部，连教师，都参加了各种体力劳动。
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广大师生没明没夜，废寝忘食，热火朝天地奋战于各个战线上。
通过这一锻炼，对于劳动的滋味有所体会了，对于劳动人民发生感情了。
社会上显然形成一种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新风气。
这对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劳心和劳力的差别之逐渐消灭，无疑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从教育上说，这实在要算是一大革命。
我们欢欣鼓舞祝贺这一伟大成就。
但是应该看到，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统治了几千年，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
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必然会利用各种时机，采用各种形式出来反对党的教育方针。
肃清这种思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经过长期的工作和斗争。
因此，在今后贯彻教育方针中还必须继续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性，继续批判那些轻视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成问题了。
当然，我们也要防止这么一种偏向，即认为劳动可以完全代替教育。
曾经有些学生认为反正早晚都得参加生产劳动，在校劳动还不如早回家劳动好；
甚至有人把注意学习的学生说成是走“白专道路”；
还有些人单纯地从解决劳动力紧张出发。
很显然，这些认识都是不够全面的。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劳动是学校教育中决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劳动可以完全代替教育。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劳动者，但是，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并不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但是，理论和实践并不是一回事，实践并不等于理论。
根据这样的理解，自然我们就不应该把生产劳动的实践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完全看成一回事，就不应该用生产劳动的实践来完全代替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
就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关系来说，一切间接知识都是从直接知识产生的。
直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不参加生产劳动实践，没有直接的经验，我们的知识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
但是，就一个人所具有的知识来说，直接知识总是比较少数的，而大量的则是间接的知识。
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具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外域的间接知识，而这种间接知识是需要依靠认真读书和学习才能很好获得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把劳动和学习完全对立起来或完全等同起来都是不妥当的。
（二）关于教育上的群众路线问题。
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多年来的一贯的工作方法。
在去年大跃进中，群众的力量真是大大发挥出来了。
就教育方面来看，群众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形式。
红专学校、农业中学，遍地开花，群众搞写诗作画，群众搞科学技术，群众讲哲学，一反从前依靠少数几个知识分子那种冷冷清清的局面，而造成轰轰烈烈，热闹沸腾的文化革命高潮。
群众发挥起冲天干劲，敢想、敢说、敢做，打破了对于那些所谓“专家”的迷信。
连过去简直不敢设想的一些尖端科学都搞起来了。
有些高等学校，在编写教材中实行党的领导，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办法。
在万马奔腾的气势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科学卫星放起来了，大部头著作写出来了。
这真是千古未有的奇观。
经过这一番群众性的运动，在我们教育工作的各方面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它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两条腿走路”。
走专家路线而不走群众路线，这自然是不对的；
因走群众路线而就忽视了专家的作用，这也是不对的。
当然，那些假专家的骗人伎俩必须予以揭穿。
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还是不乏其人。
就一般教师来说，书本知识，基本理论，总多少还有些的。
如前面所说，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不一定都得是直接知识。
那些书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不能把凡从书本上得来的都叫作教条主义，犹之乎不能因为反对经验主义，就一概反对经验；
不能一见吃饭就说那是吃饭主义一样。
我们要尽量吸收教师那些有用的知识，要尊重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
这和“三结合”，和我们走群众路线，是并不相妨的。
总之，劳动锻炼，群众路线，在我们当前教育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振奋。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新形势，也很自然地出现些新问题。
我们要在当前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是否有当，请各位代表指教。

关于在高等学校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几点认识
张国藩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在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的条件下，我们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巨大的深刻的革命。”
我们认为事实正是这样。
在下面我打算只就关于在高等学校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谈几点我个人的认识。
深刻的革命
在高等学校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确实是一种革命的措施。
大家都知道教育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
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是为少数的剥削阶级服务的，所以教育与劳动脱离，与生产脱离，与生活实际脱离。
学生在学校只要学到一点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从而作为自己谋生的工具就可以了，再无其他目的。
而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育就必须与生产结合，与劳动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
所以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教育在目的和要求上有本质的不同，因之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也必有所不同。
教育与生产劳动是否结合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教育与生产劳动脱离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
要改变这种传统就是一种深刻的革命。
首先，这要我们真正改变对教育的看法。
在科举时代所谓受教育就是学一点关于文字的本领。
一个人只要能写文章，能做诗词歌赋，就算有教育，就算大才。
他就有资格什么事都可以做：
可以带兵，可以治水，可以管漕运，等等。
那一门他都是专家。
到资本主义式的教育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人们对教育的观念虽然有所改变，也讲所谓德智体的教育，和专业教育；
主张一个人只能学一行专一行，不能只会做文章就什么事都算会了。
但就其本质来说，还没有脱离文字教育的范畴。
因为这时虽然主张学习不同的专业，而学习专业的最主要依据还是书本，还是从文字中学习。
只是把教育从看文史类的书籍推广到能看理工类的书籍罢了。
这种书本式的教育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根深蒂固的，要超脱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其次，这要我们真正改变对知识的看法。
因为知识分子一般把书本作为知识的唯一泉源，就很自然地把能掌握书本知识的人认为有知识，不能掌握书本知识的人就认为没有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读书越多，学问就越大，知识就越高，因而自己就是最有力量的人了。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是否都有这种想法，我不敢说。
但从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劲头看，其必有所本，恐怕是肯定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已经批判了，但认为书本知识重于其他知识，甚至重于革命斗争实践的知识，重于生产斗争实践的知识，这种思想是否得到应有的批判则大有问题。
要改变这种只重书本知识思想也是不容易的。
再次，这要我们真正改变对体力劳动的看法。
知识分子因为只重书本知识，就只习惯于从事于从书本获得知识的劳动——看书写字，同时轻视体力劳动。
他们认为体力劳动简单，不能从中获得什么知识，是费力不讨好。
这种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是与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和对知识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要改变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也最为困难。
但是以上这些困难，在过去一年以来，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由于客观形势的教育，由于实践事实的证明，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的观点，从而接受了党提出来的新的教育方针，并正在为这个方针的具体贯彻，作不懈的努力。
三大收获
就我们天津大学的教师们，特别是一些年长的一些教师们来说，在开始执行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心里是有不少怀疑的。
有的想大学毕业生出去后，不是去当工人和农民，为什么要学做工人和农民的事，有的想五年时间学生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那有时间去参加劳动；
体力劳动对学习专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教学质量是否会降低，等等。
但是由于党委的正确领导，通过教学思想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通过学校大办工厂，大闹技术革命的生动事例的教育，很多教师初步认识到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是很片面的东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有一个教师感叹地说：
“我的一点知识都在书架上，一到工厂就两袖清风，不知所措”。
反之，看到了工人农民，他们干劲冲天，他们虽然没有掌握这么多的书本知识，但能不断地创造生产奇迹：
小麦亩产几千斤，水稻亩产几万斤。
土专家的发明创造也层出不穷。
这些生动的事例不能不使这些教师们把书本知识看得高于一切的信念发生动摇了。
加上最近一阶段的具体劳动实践，大家过去认为体力劳动很简单，不能从中获得知识的错误想法也被事实所否定了。
大家开始认识到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实是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培养新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年以来通过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我们取得的效果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生产劳动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知识分子只重视书本知识，只从书本学习的缺点一通过生产劳动的考验就显示出来了。
学农的人到农村里五谷不分，一般农艺操作都不知道；
学工的人到工厂里见了机器不敢动手，动手就出笑话。
通过最近一阶段的劳动实践的考验，知识分子才认识从实践中学习的重要性，才认识到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确实是学习和认识客观规律的真理，从而在学习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生产劳动改造了我们的思想方法。
知识分子由于书本知识比较多，思想方法就常局限于书本、语言、概念的当中，甚至产生一些“书呆子”气。
知识分子为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者论证一个问题，总是爱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就是“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越多，不但表现学问越大，并且认为更接近真理。
但是这种思想方法一拿到生产实践中，就常表现知识分子的迂气，并不完全解决问题。
小麦亩产几千斤，水稻亩产几万斤是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查来的。
在我们学校大闹技术革命的时候，有很多生动的事例也说明光依靠书本技术革命是闹不起来的。
我并不是要否认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
我们人类学习知识的源泉有二：
一是自己直接的经验，这是通过自己参加劳动实践和观察得来的；
一是通过学习旁人的经验，这就要通过阅读文字记载，也就是读书。
完全否定书本知识的作用是不对的。
问题是过去知识分子只把书本知识当作唯一知识的源泉，因而理论脱离实际，一碰到生产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
这种偏向，通过这一阶段的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实践，在我们学校里已初步克服了。
在具体工作中大家开始学习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
生产劳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感情。
旧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自己有知识，所以认为自己很高尚，看不起体力劳动，也看不起劳动人民。
通过了这一阶段的生产劳动实践，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认识到劳动并不简单。
认识到没有坚强的毅力，锐利的观察力，和与人互助协作的精神，生产劳动这项工作是作不好的。
由于知识分子对劳动有了正确的认识，因而知道重视劳动，尊重劳动人民，从而爱惜劳动人民的生产成果。
在过去一学期以来天津大学的学生在节约水电，节约粮食，爱护实验仪器方面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学生开始与劳动发生了感情。
这是了不起的收获。
此外，学生身体健康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胃病减少了，神经衰弱病减少了，大家能有更坚持学习的毅力。
以上三点就是我们见到的在天津大学，一年以来，通过贯彻执行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的重大收获。
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收获还不少，因时间的关系，在此就不多谈了。
几个问题
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革命方针，同任何一项革命事业一样，在开始时是会有不少困难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
我们要在教育事业中改变几千年的传统，尤其是这样。
目前，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有了基本的认识，方向肯定了，但在具体措施上，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些问题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急于求成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现把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举几个来谈谈，请各位代表指正。
关于生产劳动的时间安排问题。
在高等学校里，生产劳动的时间，一年之内究竟应该安排多少？
五年之内应该安排多少？
时间如何分布？
是每天有劳动好，或是作不同形式的集中好？
关于这些问题，大家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目前所实行的把假期、劳动、课堂学习大致按1∶2∶9或1∶3∶8的比例分配，基本上是合适的。
因为这样，一来课堂学习时数较原有的不至削减过多，仍可保持在三千五百左右；
二来每年有十周左右的劳动时间可以集中使用，以便到校外工矿部门进行生产劳动；
三来五年之内有一年左右的生产劳动时间可以使学生在工艺技能方面达到三、四级技工水平，这对于学生以后作设计和施工工作，都是有好处的。
至关于时间的分配安排问题，我认为应该从教学效果和生产的要求两方面来考虑。
连续劳动的时间太短，于生产不利；
时间过于集中，对结合教学就不紧密，也不行。
一般说来把十周左右的时间连续安排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
关于生产劳动的基地问题。
生产劳动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在校内进行好，抑是在校外进行好？
大家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依我个人的意见，校内劳动，或是校外劳动要以专业的性质和劳动的性质为转移，不能一概而论。
劳动的性质有一般性的和专业性的。
属于专业性的劳动，一般来说以校内有条件，能在校内进行比较好。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结合专业，学校安排时间的主动权比较大。
因此国家拿出一部分投资，帮助学校建立必需的工厂是必要的。
但如水利、土建类的专业性劳动，学校是很难有条件的，只有到校外去进行。
这就希望企业部门给我们以大力的支持。
至若一般性的劳动，则校内校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关于学校工厂的性质问题。
学校为生产劳动建立的工厂是生产性质的还是实习性质的，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依我们的初步经验，学校的工厂恐怕不可避免的要两种性质的都有：
一种是以供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实习为主的。
这种工厂以结合教学需要，训练学生的操作技能为主，不能过分强调生产规格的要求。
不然学生就排不上队。
另一种工厂是比较正规的生产工厂，供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学生（主要是高年级学生）在厂内进行生产。
目前在我们学校里这两类工厂还没有很好地安排出来，所以教学要求与生产要求常常发生矛盾现象，这只是暂时的。
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
总之，贯彻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一项革命的工作，也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要通过教师和学生，长期作不断的努力，才能贯彻得好的。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党的英明领导，这一项革命工作是一定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的。

农村人民公社蒸蒸日上
管文蔚代表介绍江苏省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的报告。
1958年，我国六亿多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一年苦战，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1958年的大跃进指明了我国今后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为今后继续大跃进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形势，更加强了我们为争取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信心。
江苏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全省人民一致的努力，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的跃进，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全省的工作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我省大跃进的成就，是和全民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分不开的。
去年，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抓住了整风这条总纲，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掀起了整风和生产两高涨的局面。
经过整风运动，全省人民内部的关系得到了系统的调整。
各级领导干部大大改进了作风，打掉了官气，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群众对于干部的信任大为加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人民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广泛深刻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于改进干群关系，起了显著的作用。
全省下放干部十四万多人。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普遍带头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在工矿企业中，也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大大发展起来，到处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开始形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全省整风运动的胜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合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生产力，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民的冲天干劲，因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
去年经济建设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相应提高
1958年，我省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拿工农业总产值（包括已划给上海市的松江等七个县）来说，1957年比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而1958年就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点七五。
其中，工业产值（不包括社办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二点八三，农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点七八。
全年完成基本建设的投资，为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投资总和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八。
财政收入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五。
我省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点一。
棉花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六十点二六。
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生产也都有相当的发展。
我省工业的主要产品，也完成和超额完成了1958年的计划。
钢产量增长二倍；
生铁产量增长七十倍；
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长五点六倍；
煤增长百分之八十七；
发电量增长百分之四十；
棉纱增长百分之六十七；
货运量增长一点三倍。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相应的提高。
全省商品流通总量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社会购买力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八。
全省农民的平均收入，1958年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
由于就业人数的增多，失业现象的基本消灭，全省工人的收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在城市和农村，人民的生活一般地都得到了改善。
1958年，我省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发展了中等教育，大量兴办了农业中学。
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十六所增加到七十四所。
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使教育工作的面貌焕然一新。
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业余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
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长期以来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已经基本上消灭。
我省工业的大跃进，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工业上的不合理状况，有了改变。
那种只有生活资料生产，而很少有生产资料生产的状况，那种工业集中在宁沪沿线，而苏北广大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状况，那种只能修配、不能制造，或者只能制造一般产品，不能设计、制造大中型的、比较高级的、比较精密的产品的状况，都有了显著的改变。
我省农业的大跃进，不但原来低产地区得到增产，而且高产地区也成倍增产；
不但水稻、薯类等高产作物大大增产，而且三麦、大豆等向来低产的作物，也有很大幅度的增产；
不但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增产，而且在遭受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地区，也减轻了受害的程度。
去年农业大跃进是群众以冲天干劲同自然灾害作了顽强斗争的结果。
人们在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智慧
广大劳动群众都深刻体会到，去年我们农业的大跃进，并不是轻易得来的，是大家以冲天的干劲同自然灾害，特别是旱涝灾害，作了顽强的斗争的结果。
在抗旱斗争中，如江宁县的群众曾经经过二百多道水车，翻过一百五十公尺高的山头，将六十里外的长江水，引进了干旱地区，使产量比前年翻了一番。
常州专区的山区，遭到百日大旱，全区人民在破除“有灾不能增产”的迷信后，提出“宁翻千道山，不旱一亩苗”的战斗口号，与天争粮；
许多地方开山劈岭，引水上山，如溧水县群众，就挖了一条三十多里长的渠道，引湖水灌山田，保住了禾苗；
正是经过这样的艰苦斗争，全专区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四点二。
像这样的英勇事迹，在广大农村中是大量存在的，它雄辩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具有伟大的作用。
人民群众看清了前途，懂得了“几年辛苦，多年幸福”的道理，他们的劳动热情是高涨的，他们在创造历史、创造新生活的斗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智慧。
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大跃进，工业大发展，它把人民群众引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随着生产建设的巨大跃进和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在1958年10月，我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人民公社一经建立起来，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发展，现在全省新建的社办工业，就有一万二千多所；
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实行，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保证和改善，农民说：
吃饭不要钱，使他们放下了几千年来愁吃愁穿的心思，提起了搞好生产的心思；
公共食堂、托儿所等集体事业的兴办，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全省七百万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入了工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对于水利建设，对于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对于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执行　起了极其良好的作用；
人民群众从各方面体会到：
人民公社给他们带来了显著的利益，并将把他们引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许多社员用“九满意”、“十满意”等等的说法，表达了他们对于人民公社的热爱和拥护。
他们说：
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1条；
千计万计，群众路线第一计；
千好万好，要数人民公社第1好。
今年年初以来，我省又开展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健全了经营管理制度，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处理了公社化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问题，改进了干部作风，人民公社已经更加巩固，直接推动了春季生产运动的高潮。
大量的事实表明，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和建设工作，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正在蒸蒸日上。
一年来，我省大跃进的成绩是巨大的。
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的正确，是由于全省人民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各个建设岗位上发挥了冲天干劲，进行了辛勤的劳动，还有广大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
当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正在认真地加以克服。
广大人民群众都认识到，这些局部的、个别的、暂时性的缺点和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无论如何，它掩盖不了1958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
人民群众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的，他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加深的。
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是毫不奇怪的。
只要我们正视这些缺点，很好地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一定会前进得更好。
现在，全省人民正以更大的雄心、更足的干劲，积极投入了1959年的新的战斗任务。
人民群众亲眼看到自己的国家一天天强盛起来，人民的生活一天天改善，他们情绪是充满欢乐的。
今年要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的红旗，立更大志气，鼓更大干劲，满怀信心，克服困难，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1959年是苦战三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又逢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
在这一年中，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总路线的红旗，遵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七中全会的精神，根据这次大会通过的1959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我省的具体情况，立更大的志气，鼓更大的干劲，力争上游，继续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1958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我们1959年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
由于基数大了，增产的绝对数也就比1958年大得多，因此，要实现这样一个更大的跃进，决不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我们充满着信心。
因为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这些都是继续大跃进的最根本的保证。
此外，今年我们还有许多比去年更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物质基础比过去更加雄厚了，在工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比过去更加丰富了。
人民公社经过整顿和建设，它在今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将会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
我们继续前进的潜力是很大的。
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充分运用大跃进以来的丰富经验，切实计算和安排各方面的关系，继续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努力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下去，我们一定会赢得更大的胜利。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今年农村的春季生产高潮超过了去年春天。
有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干部说：
今年春天和去年比起来，有八个“更”，这就是“干劲比去年更大，出勤比去年更足，工效比去年更高，工作比去年抓得更早、更深、更细、更实、更全。”
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执行情况，也很良好。
广大农民热情高涨，开展了大面积高产红旗竞赛，狠狠地抓三麦管理和春耕春种，力争首战胜利。
只要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取得比去年更大的胜利。
在工业战线上，现在全省职工都动员起来，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为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奋斗，首先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
在全省职工中，以技术革命为中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九比运动，也已经广泛开展，广大群众都以冲天的干劲，高度的劳动热情，投入了第2季这个决定性季节的战斗，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成绩。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精神，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动员起来，在工作中坚决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抓紧、抓实、抓全、抓早、抓深、抓细，我们有坚强的信心，全面地和超额地完成1959年的计划，从胜利走向更加伟大的胜利。

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
刘承钊代表报告四川医学院师生上山下乡的收获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并为实现1959年宏伟的跃进计划而奋斗。
四川医学院为了坚决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去年大力开展勤工俭学，大办工厂农场，大炼钢铁以及参加防疫工作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于去年12月组织了医疗、卫生、口腔三、四年级及药学系三年级部分学生一千一百五十六人，教师医生一百一十六人到凉山、西昌、雅安、乐山、绵阳五个专区（自治州）的三十五个县展开了除害灭病工作，并把部分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搬到现场进行。
经过三个月实际工作的锻炼，收获很大。
他们不仅对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思想上起了比较深刻的变化，逐渐地树立起医药卫生工作必须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观点。
同时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和进一步改进教学方面，也摸索到了一些经验。
这批上山下乡的教师和学生，在当地党政领导下，积极开展除害灭病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师生到达各地后，立即展开了除七害、讲卫生的宣传活动，并和群众一起大搞除害灭病工作。
曾受历史条件影响、卫生条件较差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广大群众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的卫生面貌。
从去年12月到今年02月底共消灭老鼠四十八万多只，麻雀四十九万多只，以及大批蚊蝇，清理了大批污水沟，填平了大量的污坭坑，积肥达八千多万斤，修建厕所三万一千多个，使人畜分居，改变了凉山自治州千百年来“人无厕所牲畜无圈”的现象。
全州从城市到乡村家家户户一般都多次打扫清洁，从来不洗脸不换衣的人开始洗脸洗衣，刷牙洗澡，改变了千百年的旧习惯，树立起讲卫生的新风气。
与此同时，并进行健康普查，普查了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六十四人，占该州八个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二四，基本上摸清了凉山常见疾病的分布情况，提出了防治方案，并对重点疾病进行了部分防治工作。
为了巩固成绩，不少地区还普遍发动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了个人和集体卫生公约与卫生制度，并进一步帮助各地群众建立了医疗保健网。
如在西昌地区工作的师生，采取讲课和带徒弟的办法为当地训练了卫生员、保健员、接生员二千三百多人，建立了保健院所一百二十一个；
在凉山培训了“三员”共达四千五百二十一人，为今后发展保健工作扎下了根基。
在除害灭病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了采风访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师生收集到的民间单方、验方和秘方达三万多个，各种中医中药手抄本一百七十七本，采集的药物标本近五千件。
无疑，这对贯彻中医政策，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在现场教学上，虽然由于地区分散，师资不足，但都根据具体情况和有什么教什么的原则，进行了现场教学。
如洪雅、眉山县流行脑炎，教师就给学生讲解了脑炎的发病原因、症状和处理预防，并作了体症的示教和实习，使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效果很好。
在党的教育方针的光辉照耀下，我院一千多名上山下乡的师生，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无论在思想上或知识上都获得了丰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打掉了娇气，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批师生所到地区多是山区，地广人稀，环境比较艰苦。
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师生说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考验，但绝大多数师生都经受了这个考验，在困难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如在西昌宁南的部分师生，由县到区后，每天起得很早，主动打扫庭院，担水劈柴，淘米做菜，受到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刚去时，不少人走不来山路，走一天就走肿了足，走四、五里路就疲倦不能工作，但到后来不仅男的能走长途，而且女同学也能背着行李，翻山越岭了。
三年级学生的临床课虽未入门，加上器械缺乏，在医疗上存在不少问题，但由于在工作中勤学苦钻，边学边作，许多困难都被克服了。
如学生们为群众治病时，没有银针就用大头针和缝衣针先在自己身上试扎，成功后，再给病人扎，同样取得良好疗效。
在治一个下肢严重软组织撕裂的病人时，器械不足，就用缝衣针作外科手术器械进行缝合，也取得良好效果。
有的在抢救一个患喉头阻塞病的娃娃时，用小竹筒代替气管插管作了气管切开术，救活了病人。
2．密切了和工农群众的关系，培养了工农阶级感情，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师生深入农村和广大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向农民学习了勤劳、朴实、勇敢的高贵品质，进一步认识到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参加劳动锻炼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也深切了解到群众遭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和他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迫切需要，这就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培养了工农阶级感情。
盐源县一个同学，为了抢救一个病孩，在夜里脱了自己的大衣裹住小孩，冒着凛冽的寒风，走二十多里山路送往县上进行急救，病孩的母亲深为感激。
有些学生在沙坪区遇到一个患麻疹的病孩，公社医院的医生认为无法救了，经过大家积极抢救，通夜护理，终于将病孩从危险中抢救过来。
这些事例，都深深感动了群众，他们说：
“这真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学生。”
3．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培养了独立工作能力。
医学三年级学生初到农村时，不少人翻开眼皮分不清砂眼是一期还是二期的。
通过互相讨论，请教中医和教师，学会了查体问病，物理诊断六病，识别常见疾病的主要症状和治疗方法以及针灸等。
有的学生说：
“过去老师讲百日咳，我翻了书本上的各种症状，总是分辨不清。
这次小孩来看病，咳了一声，一个同学指点我说，这是典型的百日咳症状，我就再不会忘记这种病症，比什么都记得清楚。”
不仅如此，师生通过健康普查和治疗疾病，广泛地接触了各种病症，得到了不少感性知识，为今后理论学习打下很好的基础；
教师们通过实践，也增长了知识。
在峨眉的师生发觉了很多矿工患感冒，但不知原因，后来他们同矿工一起参加劳动，从劳动中深入了解到矿井内外的空气悬殊太大是造成疾病的主要根源，教师把这问题对学生作了讲解，并向该厂领导上提出合理化建议，改变了上述那种现象。
到西昌的三年级学生虽然读过内科的基础，但还不知如何接触病人，了解完整的病史和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
医学四年级学生虽读了寄生虫病传染病学和环境卫生学，但不知作大便常规检查和识别各种寄生虫卵，更从未作过预防注射、种牛痘。
通过这次上山下乡除害灭病的实际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边工作、边学习、边应用的办法，全体学生已基本上掌握了除害灭病讲卫生的知识，同时，对于常见的一般疾病和流行病都有了实际的体会，对于诊断治疗和预防措施都学到了一些本领。
通过采风访贤，大力收集药用野生植物，不仅锻炼和培养了同学们的采药和识别药用野生植物的能力，同时还巩固和提高了生药学的知识，充实和丰富了生药学的内容。
此外，在这次除害灭病工作中，由于工作的要求和形势所迫，学生们大多独当一面的工作，这就促进他们必须进行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如呷咯县有三个医疗系四年级的学生原来没有看过病，但在这次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看病一万多人次。
4．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正确性。
在未下乡上山之前，教师和学生对这个方针仅仅懂得一些道理，但体会不深。
通过实践，他们亲眼看到了彝族同胞过去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奴隶制度的统治，根本没有医药卫生条件；
解放后，特别是经过民主革命，打垮了奴隶主，推翻了奴隶制度，他们迫切需要医药卫生知识，对上山下乡的师生很欢迎，认为是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
这使师生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也就是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同时在除害灭病的工作中，接触了劳动人民，看到劳动人民由于疾病的折磨，不能参加劳动生产，特别是传染病流行时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因而深深地懂得了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可能培养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卫生干部。
以上这些收获，是我院在教育革命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虽然这种现场教学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但我深信，只要今后坚决继续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我们一定能够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为国家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医药卫生工作人员。

“一悟昨非便少年”
冯友兰委员谈关于思想改造的一些体会主席，诸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在开会以前，我到东北视察一次。
地方上的情况，完全是像周总理的报告中所说的，1958年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有一个大跃进，1959年将有更大的跃进。
跃进中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在东北所接触到的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广大职工，都有信心，有办法，克服困难。
就本年第1季度完成的任务看，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全年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
党是一切事业的灵魂，党是一切动力的动力。
这个基本事实，我在1958年以前是认识不够的；
对于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党的领导，甚至还有些抵触
我们所以能够大跃进的原因，主要的是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和技术改革。
党的领导确定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群众发动了，把任务担负起来，以技术改革，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
一切的原因，推到最后，还是归结到党的领导。
是党确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总任务，以及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任务。
是党发动了群众，是党鼓励和推动技术改革。
党是一切事业的灵魂，党是一切动力的动力。
可是，对于这个基本事实，我在1958年以前是认识不够的。
对于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党的领导，甚至还有一些抵触。
我虽然没有公开地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但是这种思想是有的。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
就哲学和社会科学说，这种思想还是立场问题。
我们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在这一方面，有谁能比马克思主义的党还内行？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还有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的问题。
可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国际水平就在苏联和中国。
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文件就是国际水平的标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党是外行；
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仍然承认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正统”。
先认为“专”比“红”重要，后又觉得“红”比“专”容易，其实都是错误的。
改变立场需要整个精神的转变，真正脱胎换骨
对于培养干部的问题，我原来认为这主要的是对于青年干部而言。
后来认识到培养干部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
但是我又认为“专”比“红”重要，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要靠知识和技术，只靠主观上的赤胆忠心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吗？
这种思想也是极端错误的。
知识技术也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来反对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其有一点知识技术，但是如果不能真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的“专”不但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还可能成为一个消极的因素。
后来我又觉得“红”比“专”容易，因为“专”需要长期积累学习，而“红”不过是改变立场的问题。
立场改变还不是说改就改？
在解放初期有人说，改变立场和观点，不过是像照像机改变对光一样。
从一个角度上对光不好，换一个角度，另对一次就行了。
这是完全不了解改变立场是怎么一回事。
1958年的大跃进证明，一般地说，“专”比“红”容易得多。
一个人的多年来的阶级立场，是他的整个精神的一部分。
立场并不是像一件衣服，可以随时脱下来，换一换；
也不是像人身上某一部分长了个疮，可以请外科医生割一割。
改变立场需要一个整个精神的转变，真正是“脱胎换骨”，不是容易的事情。
像我这样长期搞资产阶级哲学而且自己有一套体系的人，改造就需要更加努力。
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是有所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
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而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集中的系统的表现。
总理的报告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要“彻底地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决裂，真正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那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这对于一般的旧知识分子说是如此，对于像我这样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
这并不是说，过去搞资产阶级哲学的人可以以此为借口，拖延改造，只是说，需要加倍努力。
我过去有一套资产阶级哲学体系，解放以后，我对它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批判，我想，以后我只搞哲学史不搞哲学了。
以前的哲学思想，不理它就算了，其实你不理它，它可是要理你。
它是你的世界观，你必然要用它来观世界。
用它来观世界，就好像戴一副坏眼镜一样，所看到的，是一种被歪曲的世界，戴着这副眼镜看哲学史，也必然是一个歪曲的哲学史。
一切潜伏的思想，遇有相当的时机，总是要冒出来的。
1956年、1957年间，我对于中国哲学史中一些问题，发表了些错误的言论。
即在去年，对于党的教育方针，也要“树立对立面”。
这都证明恩格斯的一句名言：
“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
“四十年的回顾”：
总的方向是维护旧的，保守的，反动的东西。
自己初步批判后，思想和理论水平都提高了一些，恢复了信心，增加了前进的勇气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我乘此机会，把我从“五四”以来，四十年间在哲学方面的写作，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初步检查。
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四十年的回顾”。
在这四十年间，我在不同的时期，围绕着不同的问题，写了不少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总的方向，那就是维护旧的，保守的，反动的东西，反对新的，进步的，革命的东西。
在“五四”以后，我的早期的写作，主要的是谈东西文化问题。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基本上跟梁漱溟先生差不多。
以后我谈人生观的问题。
我在当时自以为是反对张君劢等人的神秘主义，其实是给神秘主义保留一个地盘，企图使科学同它和平共处。
以后我就用资产阶级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写中国哲学史，宣传中国哲学史中的唯心主义，批评唯物主义。
在抗战期间，我又写“新理学”等几本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为当时的反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服务。
解放以后，将及十年之久，我还发出如上面所说的错误的言论。
在这四十年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代表了中国哲学界中的一股逆流。
有些人不愿意批判自己过去的思想。
怕的是批判以后，感觉到空虚。
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恐虑。
其实破与立是互相联系的。
对于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有所破，也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所立。
在初步批判四十年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也同时提高了一些。
这就恢复了信心，增加了勇气。
不但不感觉到空虚，只觉得要在大跃进的时代，力争上游，奋勇前进。
现在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在写完“四十年的回顾”的时候，我写了四首诗：
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
马列道高北斗悬，淫辞一扫散如烟。
明时不虑老将至，一悟昨非便少年。
红旗灿烂东风遒，禹域嘉名自古留。
赤县果然成赤县，神州真个是神州。
01日便如二十年，卫星直上九重天。
乘风无限飞腾意，急取轻装快赶先。

不断改造　更好跃进
卢于道委员谈对科学的看法的改变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及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我们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去年又获得了空前的大跃进，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这些年来，六亿多劳动人民的贡献是伟大的。
这给我们深刻的教育，那就是劳动创造世界的一课。
今年党和政府提出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更大跃进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国劳动人民正以更大的革命干劲，争取超额完成这个振奋人心的计划。
我们在视察的时候，已亲自看到从田里到工厂车间，劳动人民正以英雄气概、冲天干劲，大闹技术革命，展开红旗竞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接触到这些社会主义的创造业绩，对知识分子来说，除反动派之外，既是目击身受，在思想意识上，如果是依然故我无动于衷，那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周总理指示说：
“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都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
语重心长，多么使人感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又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五四”运动是在10月革命影响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了工人农民，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四十年来，经过了曲折艰苦的斗争，打倒了反动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功绩。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领导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十年来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获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祖国的面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今天工人以共产主义风格投入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农民组织了人民公社，在公社里，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正在成为多面手的劳动者，资产阶级正在消灭中，那末旧知识分子不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怎么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
反右整风以来，党继续贯彻执行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大家有劳动锻炼的机会。
很多参加过劳动锻炼者，改变了轻视劳动的观点，改变了高人一等的错觉，看到自己必须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样就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过去文人相轻、互相猜疑、以致互相倾轧完全不同，而是为人民服务，互相帮助、互相关怀，亲密团结。
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过去轻视劳动高人一等的想法，这是多么丑恶的剥削阶级世界观。
这亦就是说，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是一个科学文教工作者，在科学工作的业务实践中，对科学的看法，亦有了改变。
去年07月我曾有机会去参观浙江省的水稻丰收，丰收的经验中有一条是深耕密植。
有一位植物学家提出，水稻的根是浅而向横方面生长，因此怀疑深耕究竟有什么作用？
密植是否会妨碍根向横方面的生长？
这个怀疑似乎是有科学根据的。
有位党的领导同志提出反问：
深耕密植不可以改变根的形态生长，由浅而深，由向横方面生长而改变向纵深方面生长么？
于是我恍然大悟，所谓“科学根据”，原来是保守思想的反映，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中，我体会到了人可以改造植物。
再深入讨论，过去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农民受地主压迫，生产情绪不高，说不上什么积极性，所以把稻种得浅而稀；
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因此深耕密植，获得丰收，把稻根亦改了样。
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亦解放了科学。
不只农业生产实践方面如此，就是在工业、医务实践方面，在大跃进中亦打破了科学中的保守思想。
例如过去科学理论，认为发电机用水冷却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却是作到了。
在医务工作实践方面，过去认为急性盲肠炎非开刀不可，如今不开刀可以用针灸治疗了，上海在几千病例中有百分之九十几是成功了。
这些业务实践，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革命，对我们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能不引起改造作用。
去年的跃进，对知识分子起了这么些思想改造作用，但是或多或少还有些被动的，今年要完成更大的跃进，我们就要主动地继续改造旧思想。
因此我个人有这么一个看法，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投入今年大跃进，我们必须主动地自觉地不断改造思想，才能继续更好地取得跃进。
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亦是跃进的大会。
周总理号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用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计划的积极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十周年！
我一定要以不断改造、更好跃进的积极行动，来响应周总理的号召。
以上所讲，有不正确地方，请大家予以批评指正。

农村一年比一年好
方鼎英委员谈参观湖南几个人民公社的印象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
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大跃进的宏伟的计划，完全符合我国人民继续大跃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要求。
我们完全相信在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能够继续鼓足冲天干劲，英勇奋斗，发挥苦干、实干、巧干相结合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大力开展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各个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并坚持到底，我们就一定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
周总理在指出我们完成1959年计划的许多有利条件中说：
“我们有了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
我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我所看到的人民公社的情况。
这几年，我年年要到农村去参观访问一次或两次，每次所得的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到农村光景，一年好一年。
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乡下参观了几个人民公社，印象更为深刻。
公社的建立为时虽不久，但由于贯彻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它已经在发展生产、组织分配、生活福利、统一安排、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等方面，都表现了它的显著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对广大农民带来了显著的利益。
首先，我们从生产的发展看。
人民公社化以后，劳动力方面，更能很好地组织和调度，妇女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就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有利于发展生产。
生产资料可在更大范围内，作统一的安排，全面发展，地尽其利。
技术革命方面，更有条件进行革新，和提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既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和各种经济作物），又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兴办工业，做到工农业同时并举。
我这次参观的长沙县金井人民公社，1958年平均每亩产粮食九百七十斤，比公社化以前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
1959年的奋斗目标，是每亩产粮食二千斤，三包到队的是亩产一千二百斤，这个数字是有绝对把握的，因为在去年大跃进的胜利基础上，大家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生产经验，就是正确的认真贯彻“八字宪法”，如水利基本上达到了自流灌溉，抗旱能力在五十天以上，旱灾可说消灭。
肥料每亩保证达到二千担，不仅是数量比上年多，而质量也比上年好。
其他土、种、密、保、管、工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
所以今年丰收是有把握的。
这个公社有五万多亩水田，七千多亩旱土。
除粮食作物外，还种了油菜一万亩，花生六百亩，棉花一万亩，每人平均养猪四头，共约二十万头，每人平均养鸡鸭四只，共约二十万只，还计划养鱼三千万尾，这几个数字，比过去是多得多，有些是翻了几番。
还有工业生产，到我参观时为止，这个公社就办了机械、农具、化肥、农药、化工、酿酒、制糖、陶瓷、砖瓦、造纸、纺织、碾米、榨油、印刷、湘绣、土硝、副食品加工等工业，共三十五个项目。
在大搞工业运动高潮的时候，达到大小单位九百多个，整编定点后，现有一百三十七个单位，参加工业生产的职工人数共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出产了农具十多万件，土化肥一百多万斤，土农药二十多万斤，白酒八百担，酒精二百担，淀粉一千担，文化用纸二百担，草纸四百担，纸浆五百担，青砖三百六十万块，青瓦五百万皮，副食品加工七百担，发电站有两个，火力发电站已经发电，大放光明，还有金井水库的水力发电站，最近即可建成投入生产。
这些工业生产项目，在公社化以前是没有基础的，公社化以后，195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二百一十九万元，今年将增加四倍，计划为一千一百万元。
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不仅很快地创造了社内的物质财富，而且还为国家提供了资源和商品性产品，支援了国家的建设和满足社会需要。
去年这个公社生产了土钢十吨，纸浆五百担，淀粉一千担，木炭二万六千担，白酒八百担，酒精二百担，土硝每月三百担。
这些产品，除少部分留用外，大部分都调给国家统筹使用。
我介绍金井公社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情况，只是全国二万六千多个公社中的一例，举一反三，我们相信，我们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所列举的各项生产指标，特别是其中四项主要指标，钢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一定可以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其次，在生产发展、收入增多的基础上，社员物质文化生活已大为提高。
金井公社总共四万六千八百五十二人，去年工农业总收入为五百七十五万元，每人平均一百二十多元，比过去增加不少。
今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三千万元，社员的收入，更将会大大增加。
原来要吃周转粮一百八十三万斤，公社化以后，再不需要了。
浏阳大瑶公社全社社员工资与供给两部分的收入，共为六百八十四万元，每人平均九十一元，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全社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其余百分之五的社员，也没有减少收入。
长沙县望岳公社全社社员工资和供给，平均每人为八十多元，而1957年只有四十九元，该社进行了一千零一十七户的摸底。
在公社化以前，富裕的只有一百零二户，能够自理口粮的五百零九户，愁吃愁穿的有四百零六户。
公社化以后，这一千零一十七户中有九百七十八户增加了收入，再没有愁吃愁穿的了。
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吃饭不要钱”，广大的男女农民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还领得了自己的工资，做新衣，购买日用必需品。
据望岳公社统计：
1958年十至12月社员购买各色布匹四十四万三千零九十二尺，毛线三百八十八斤，棉花七百二十三斤，套鞋二千四百五十双，这个购买数字，比1957年同期大大增长。
在金井公社，我参观了他们的公共食堂，甑蒸饭，每天干饭三餐，都能吃饱，菜也够吃，十天一小荤（有时五天），每月一大荤（有时半个月）。
过去许许多多的农民，要过年过节，才买点肉吃，现在至少每个月要打一次牙祭，每人吃半斤肉，需要的数字，就大有可观。
这几个月来，有些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有些紧张，就有人说：
“去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现在供应却还紧张？”
他们就没有想到，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吃饭不要钱”，还有工资收入。
过去农民，是把鸡蛋一个个省下来去换油盐或做零用钱，现在再不需要这么做了，他们就会多吃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某些生活物资出现紧张的时候，必须从全面来考虑问题，如果不从六亿人民的生活提高来着眼，对问题就不会获得全面的理解。
当然我们的国家人口多，过去的底子是“一穷二白”，我们的物质力量比起昨天来，已经大大的丰富了，但比起高度发展的幸福的明天来，现在还是薄弱的。
我们建国不满十年，要把我国建成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自非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今天我们对生活需要，如果过高的要求，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文化生活也提高了。
如长沙县黄花公社，一共六万多人口，在中学小学念书的就有一万二千四百多人，还有在社办的农业中学、林业中学、中医学校、红专学校、业余班学习的大批人还未计算在内。
男的、女的、年青的、年老的，都热烈要求学习文化。
金井公社一共订了各种报纸一万三千多份，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份报纸。
在农村实现了生活集体化，集体主义精神大大提高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此外，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真是幼有所长，老有所归。
今天千千万万的农民，已经正在摆脱他们的贫困状态，他们是兴高采烈地高歌猛进，他们无限忠诚地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是我的语言文字难以形容描述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是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项伟大变革。
这个变革是在客观条件成熟和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发展是健康的，这个变革大大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广大农民都在异口同声地歌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在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合一的顶好的基层组织，而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现在世界上有一些蠢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像杜勒斯之流，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
因为我们的事业，越是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他们就越伤心。
我看他们心劳日拙、日夜不安的样子，正说明我们的人民公社搞对了。
我们要更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和杜勒斯之流，不认输是不行的。
我们的事业合乎历史发展规律，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末了，敬祝
大会胜利！
同志们身体健康！

加强大团结　继续大跃进
沈体兰委员的发言主席团、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政协第3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在首都召开，全体委员又列席了第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
大会集合了全国各地的各个民族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表明这是一个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大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动员全国人民实现今年继续大跃进的大会。
我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并建议大会通过这个报告。
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我完全同意，衷心拥护，并建议大会通过相应的决议。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了各民族人民内部的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
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以及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我国在1958年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必将继续获得更大的跃进。
我竭诚拥护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明的中央人民政府处理西藏叛乱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完全同意中央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严正政策；
以及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英明措施。
我热烈祝贺全国人民和西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平定了西藏叛乱，揭露和击破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毒辣阴谋。
我认为全国人民对美帝和蒋匪帮策动和鼓励西藏叛乱的罪恶行动，固然应该提高警惕，猛力反击，但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公然支持西藏叛乱，散播敌视和诬蔑我国的荒谬言论，也要坚决反对。
最近西藏叛乱集团劫持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国境以后，印度外交官员竟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种挑衅行为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严正地警告他们：
西藏永远是中国人的西藏，不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如果印度反动派继续发展他们的可耻行为，再不悬崖勒马，那末他们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损害中印友好邦交，声援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制造紧张局势和破坏东南亚和平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全部的责任！
现在，我国各民族人民，空前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周围，这次大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为了继续在今年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不断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调整人民内部关系，从而充分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大大地发挥生产潜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为了巩固和扩大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又必须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速度发展生产力，发扬冲天的革命干劲，培养踏实的工作作风，从而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把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亲密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
1959年必将成为中国人民大团结、大跃进，迎接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的一年。
知识分子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英明领导下，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都有了很多进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但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大跃进服务，我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密切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来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
我们必须加速进行根本自我改造，更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更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好地为全国人民服务。
我们要加强改造，积极服务，要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力争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大跃进贡献所有的力量。
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对于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大跃进服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政协必须加强政治协商和政治活动，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国家政治生活；
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加强国际和平友好，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
必须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加强团结，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大跃进中的武汉化学工业
周焕章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工作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195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一年，随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日益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化学工业担负着为国家创造多种多样的原料和成品，以适应工农业大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为人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必需品的重大任务。
因此，化学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起着重大作用的。
武汉地区解放前的化学工业很不发达，基础薄弱，水平甚低，根本谈不上什么化学工业。
原来仅有几个不大的制药厂，还是加工性质的；
至于化工教育和化工科学研究机构还是个空白点。
解放以来，武汉地区化学工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以钢为纲的全面跃进方针鼓舞下，化学工业相应的有了很大的跃进：
化工产品种类有了极大的增加，目前已能生产二千多种产品，其中还有不少尖端产品，改变了以往只能加工不能进行原料生产的状况；
扩大了生产，调整了力量，目前仅市直属大厂就有二十多个，分别归口担负各种化工原料的生产和加工，为进一步的发展和跃进奠定了基础。
1958年大跃进中武汉地区的化工教育也有了发展，先后建立了武汉化工研究所、武汉医药研究所、湖北化工学院、湖北化工专科学校、武汉工学院的化工系、华中工学院的冶化系。
四个院校分别设有有机合成、无机物工学、化工机械等专业，为加强科学研究，培养化工技术力量提供了保证。
现在就武汉地区化学工业大跃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利用现有设备，发挥潜力
武汉化学工业在短短的时间内之所以发展这样快，最主要的是在认真贯彻了“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三条根本原则下，同时认真具体地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做到保元帅，既让路，又走路，自力更生的措施；
因此大的洋的上不了马，就小的土的大上马，从而取得显著成效。
在所参观的工厂、学校里，到处都体现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许多生动事迹。
土洋结合，由土转洋，由小到大，因陋就简，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在武汉地区化学工业方面开了花，结了果。
像新康化工厂就利用了瓶瓶罐罐等一些土设备制造出大量的氯化苯、氯仿、乙酸？
脂等十三种产品，质量很好。
如氯化苯去年下半年就完成了三十多吨，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本市原材料的需要，还支援了外地的需求。
在保元帅上马的情况下，化学工业一方面让了路，同时也采取了自力更生、小上马的办法。
就葛店的几个新型大厂言，虽然没按计划上马，但目前都相应的建成了小厂，并陆续投入生产，这样还起到为将来建成的大厂培养了技术骨干的作用，为大上马准备了条件。
像武汉橡胶厂在大厂未建之前，先搞一个小规模的丁钠橡胶厂，塑料原料厂先搞一个年产二百吨的聚氯乙烯厂等就是具体例子。
看来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也是一个好经验。
此外，化工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与生产单位的大力协作，也是发挥企业潜力的有效办法。
二、克服困难，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958年的各方面的大跃进，在化工生产上遇到原材料不足、设备缺乏的困难是很突出的。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苦干、巧干，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超额完成了计划。
久安药厂利用土办法制成良好的冰醋酸，解决了当时制兽药的主要原材料，从而保证完成1958年的总产值计划，比1957年提高了五倍。
新康化工厂利用土设备的方法，1958年总产值比1957年翻了七倍多。
合成橡胶厂没有金属钠原料，自制既无技术人才又无设备，结果经过几个转业来的炼铁工人苦干巧钻了一个星期，自制土设备，试制成功金属钠。
建汉化工厂想方设法以各种不同的部件代替聚氯乙烯生产设备上的原机件，解决了较复杂的设备安装困难，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今年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单位亦已初取成效：
像华中化工设计研究分院，光在代用材料方面（以竹管材料、陶瓷等代替钢材），就已经节约五千二百六十吨钢材；
葛店电解食盐厂，改进电解槽，不但节省基建投资，还提高了工效百分之五十。
三、改进技术，增加新产品
去年一年武汉市所属的工厂，试制成功并已投入生产的新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有：
呋喃西林、柴胡油、聚氯乙烯、正肾上腺素、黄山药、胰岛素、活性染料、甲紫片、硅漆等十余种，以及用大型玻璃设备代替钢铁设备等，其中不少质量很好达到先进水平，如呋喃西林，该药为最新最佳的杀菌剂，特别是能杀死对青霉素、氯霉素、链霉素、金霉素、磺胺类有抵抗性菌株。
活性染料也是最新型的产品，他如甲紫片、黄山药、柴胡油等都是利用土产提炼出的特效药，柴胡油的杀菌力比青霉素还好。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职工群众的积极努力而获得的。
鉴于武汉地区的化学工业随着现代化的强大的武汉工业基地的建成，随着工农业大跃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必须担负起武汉和华中协作区各种化工原料和成品的供应任务，而且还负有支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工业等方面的重要责任，因此武汉地区化工技术力量的培养、提高，就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而无论从当前需要或长远需要看，武汉地区有关化工的院校负有多么繁重的培养技术力量的光荣教学任务。
我们武汉工学院，就是在这种大跃进的新形势下诞生的。
我们的教育事业是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来武装青年的。
学生一进校就轮班轮次首先到武汉地区各种类型的工厂，有计划地进行劳动锻炼，以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个方针。
在这方面，通过半年来的实践，我们已取得初步成效。
武汉工学院现设有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等三个系，均为五年制；
同时为了适应武汉市现代化的工业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还办有两年制的专修科。
现有学生近千名，在这方面是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办法。
在武汉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极端重视，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院师生员工，朝气勃勃，干劲冲天，都有信心和决心，办好这个新型工业大学，以期在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多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业建设人才。
为了使我国的化学工业能更好的适应1959年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为了使化学工业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我们全国的化工科学研究者、化工工作者和化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大地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为胜利完成1959年更大、更全面的跃进和把我国的化学工业提高到最先进的水平而奋斗！
以上所讲，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敬祝
大会胜利！
同志们身体健康！

内蒙古牧区欣欣向荣
孙兰峰委员的发言
站稳人民立场永远忠于党和祖国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位负责同志所作的政协会务工作报告、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通过这些报告，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正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速度，向前飞跃发展，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我国已经灿烂在望。
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更加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无比壮大。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各族人民和我们的朋友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我们的国内外敌人确为此而胆战心惊，日夜不安，窥伺时机，千方百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进行破坏。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并在他们的指引下，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
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完全拥护国务院发布的平息西藏叛乱、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这是完全符合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利益的。
西藏叛乱事件的发生看起来是一件坏事，但是，经国务院及时地采取了正确措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叛乱集团将被彻底消灭，我们将加速西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西藏人民将获得新生，西藏地区也将顺利地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
西藏事件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指引，但另一方面，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中的反动集团在和平解放后，不接受改造，封建的顽固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大农奴主的反动阶级本质没有改变，因此，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各项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三心二意、离心离德的态度，以致最后发展到公开武装叛乱，背叛祖国的危险地步。
我们必须牢牢记取这一教训，站稳人民立场，永远忠于党忠于祖国。
共产党给牧区带来了繁荣幸福
1958年，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内蒙古自治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各项建设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工农牧业生产，科学文化建设全面大跃进，农村牧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最近我视察了自治区的伊克昭盟和锡林郭勒盟畜牧业生产和牧区人民公社，时间虽短，但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首先，牧区实现了人畜两旺，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我视察的巴彦朱日和公社白彦杭盖生产队，解放前由于遭受王公、牧主的剥削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的扰害，牧民们成年累月的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
全队九十四户牧民户在那个时候牲畜仅有三千多头，有的牧户仅有一头牲畜，有的牧民给牧主放牧或给庙仓做奴隶，终日食不得饱，衣不得暖，性病蔓延和流行，人口直线下降，很少看到小孩。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及当地党政和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几年来，人口大增加，牲畜大发展，完全呈现了人畜两旺、欣欣向荣的景象。
该生产队的牲畜由解放当时三千头，发展到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四头，增加三倍以上，社员占布拉扎布，1946年仅有一头牲畜，现在已发展到三百多头，牧民妇女道力格尔，解放前给庙仓当奴隶，现在已有三百多头牲畜。
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大力开展了驱梅工作，牧区人民驱除了梅毒，过去多年不生小孩的妇女，驱梅后生了小孩。
该队七年来生了八十四个小孩，人口增加百分之二十一，该队的一位母亲英雄巴特尔，她生了八个小孩，个个都很健壮，受到党的关怀和政府的物质奖励。
我还与侯德榜副部长同这位母亲英雄照像留念。
我们所到过的两个公社，孩子都是成群结队，一群一伙的，在我们离去时，孩子们前护后拥，令人振奋。
公社和居民点盖起了新房子，修建了小学校、俱乐部，有的公社还装上了电灯和有线广播。
我在内蒙古已有二十多年了，解放前从没有见到过牧区这样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这使我深深感到，只有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才会出现人畜两旺、欣欣向荣、繁荣幸福的新牧区。
其次，牧区人民公社化前后，执行了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大办工业，多种经营的方针，贯彻了牧业生产八项措施，畜牧业得到高速度发展，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
如白音杭盖生产队，进行分工分业，合理安排劳动力，改善饲养管理。
他们建立了牧业生产队、打草队、农业组、副业组、配种站、接羔防疫组，调整了畜群，实行定人、定群、定水草、定棚圈的四定办法，移场放牧，进行夜牧，延长放牧时间，牛、马达到满膘，羊膘也较过去增加。
过去牧民们只是放牧，根本不生产粮食、蔬菜，在1958年大跃进当中，他们种了七百五十二亩地，收获粮食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二斤，蔬菜二千七百九十八斤，为牧区发展饲料基地，做到粮食自给创造了良好条件。
他们热烈响应党大办工业的号召，组织了采矿组、木工组、缝纫组、乳品加工组，还建立了养猪、养鸡场。
在副业生产上出卖羊粪一百万斤，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打黄羊二百九十只，减少了对家羊的消费。
第3、改造了牧主经济，发展了畜牧业生产，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牧区对牧主经济的改造是采取加入合作社、办公私合营牧场和加入国营牧场等三种形式。
由于党对牧主经济改造政策的正确，受到牧主的拥护。
所采取的形式也为牧主乐于接受。
牧主加入合营牧场或国营牧场后，安排了工作，担任了职务，有职有权，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也得到发挥。
由于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但贫苦牧民的牲畜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而牧主的牲畜也有所发展，收入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较前有所增加。
人民公社显示了巨大优越性
就全区畜牧业发展的情况来说：
1958年牲畜头数比1957年纯增百分之九点三，完成全年牲畜纯增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四点五。
全区大畜怀胎率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绵羊怀胎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由于采取妊娠马血清注射，部分母羊可获双胎及多胎。
配种改良绵羊二百八十万只，陈巴尔虎旗还创造了一羊配万羔的丰产纪录。
打草七十亿斤，播种饲料基地二百二十万亩，增加了棚圈，开辟了大片缺水草场。
打井一万多眼，对三千三百万头牲畜进行了疫病防治。
这一系列的生产建设成就，比1957年都是成倍的甚至几倍和十几倍的增长。
牧区的定居点上盖起了房子，建立了学校、俱乐部、医疗站等，总之在基本建设、工业生产等方面也有很大跃进。
在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到1958年底，内蒙古牧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原来的两千多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成为一百六十三个人民公社，入社牧户已占总牧户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九，入社牲畜也达到牲畜总头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牧区人民公社建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它已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
第1、牧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使畜牧业生产呈现了高速度发展的新气象。
各人民公社加强了饲养管理，大力防治各种牲畜疫病，全年因病死亡的牲畜比1957年减少百分之七十，冬羔成活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三以上。
第2、人民公社统一运用了人力、物力和资金，进行草原牧场的统一规划和利用，进行牧区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第3、人民公社的建立，也促进了牧区工、农、林业和副业生产全面大发展。
现在绝大部分公社的定居点上都有铁木、砖瓦、皮草、毛纺、缝纫、食品等小型加工厂，建立了养猪、养鸡场，有的公社已开始在草原上植树造林。
第4、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加速定居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营牧场、供销、信用、合作等企业部门的下放，增加了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同时又可以这些企业为中心，开始建立起经济中心点。
第5、人民公社建立后，民族团结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
牧区有不少汉族手工业工人，也有些汉族农民在牧区做临时放牧和帮助建立饲料基地。
人民公社建立后，他们和当地牧民一起参加了公社，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牧区。
牧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就为高速度发展畜牧业及工、农、林、副业等各项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进一步大规模的牧区建设，实现牧区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我深切地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牧区的各族人民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蔡堡、张毅、鲍鉴清委员的联合发言
医学教育工作者的心愿
方亮、侯宗濂、谢少文、余？
、蔡堡、张毅、鲍鉴清委员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和一致拥护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现在我们的国家，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
我们大家都充满了愉快的心情，决心在我们党和国家壮丽的事业中，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巨大的进步
我们是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医学教育工作者，尽管我们的工作岗位不同，工作的方式也不一样，但几年来，我们所在每一单位的医学教育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首先是我们各个单位，确立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地位，广大师生，通过整风和反右，阶级觉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已成为广大师生的行动方向，这就使医学教育的高涨，获得了政治的保证。
其次是在党对医学教育的领导大大加强的条件下，我们所在各个院校都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医学教育必须和群众卫生运动相结合；
以及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医学教育事业的巨大的、深刻的革命。
通过这一革命，广大师生树立了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者的风气，加强了知识分子对工农的感情，同时也推动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现在各个院校，都在根据党的方针和过去一些经验，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另外，在我们各个院校中，一种新的、民主的师生关系，也已经开始建立起来。
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都有很大的增涨，这样一来，医学教育的质量，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这是我们所有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须进行的根本工作。
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法，同时也指出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应当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个建议
我们感到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又红又专的医师，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建议除了应继续办好现有五年制的医学院以外，还可以根据可能创办一批三年或四年的医学专科学校。
另一方面为了培养更高质量的医学专门人才，也可以考虑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现有五年制医学院，改为六年制或七年制的学校；
在这类学校中，政治与业务的理论课程以及外文，应该多一些，对学生加强一些科学研究的训练。
同时，教师的力量，也要雄厚一些。
其次，为了适应目前医学教育飞速发展的需要，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教师，也是完全必要的。
两年以来，我国医学院校，和过去相比增长了好几倍，而教师的队伍却增长得比较慢，因而就使教学质量的提高，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影响。
在目前情况下，除了我们现有教师，应该积极进行自我改造，加强在职业务学习，提高政治与业务水平，以便早日达到又红又专的要求以外，我们认为还必须有计划地扩大教师的进修工作，有计划地选择一批政治进步，业务较好，身体健康，有发展前途的医学院毕业生，通过进修学院进修、研究院学习以及作助教等等形式，迅速培养出一大批新生力量，以扩大现有又红又专的教师，并使现有新旧医学院校的教师队伍，逐步充实起来。
关于科学研究
关于科学研究，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直接为建设服务的任务，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
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过去医学科学研究，往往是从个人出发，和生产建设脱节的。
现在这种偏向已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一般都是用任务来带动学科，来进行科学研究。
但是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技术水平有限，因而影响了科学研究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医学上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研究，还注意和开展得很不够。
为了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医学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必须迎头赶上。
用任务带科学，显然不是科学，不要基础理论科学研究，而是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目前需要必须与长远需要相结合。
适当的开展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是很必需的。
此外，我们也认为好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一个主要工具。
因此教材的编写，也可列为科学研究的一项，在各学校大协作下，编写比较完整的教材借以提高教材的质量。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医学教育主要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全体医学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医学教育事业中，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使我们的医学院校日益发展，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新型学校而奋斗！

心花怒放
张有谷委员的发言各位代表：
周总理的报告，总结了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58年的伟大成就。
提出了1959年的全民的任务，指示了完成任务的办法。
并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了有利条件。
使我们对祖国伟大的前途和美好的远景，进一步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六亿几千万人民的情绪和干劲，大大加强了全国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的亲密团结。
这个报告，其影响之大，不仅普及全国，还将普及于全世界。
我谨将个人意见发表于下。
195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是全国全面大跃进的一年。
祖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创造了史无前例震动全世界的工农业增产奇迹。
钢铁翻一番，粮棉大丰收，煤产量一跃而超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
在大跃进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人民公社像太阳一样普照了全国。
这个组织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已经在各方面显示出它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其他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商业、国防各战线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绩。
真是全国皆然，无一例外。
就我住在的目前还不到三十万人口的牡丹江市来说：
1958年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粮食增产百分之八十五点七，蔬菜增产百分之二百一十一。
新建工厂二百八十五个。
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普及了小学、初中教育，除四害讲卫生基本上达到四无城市。
特别是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从手无寸铁而建成土洋高炉一百一十五座，转炉十五座，电炉一座，生产铁六千五百三十八吨，生产钢三千五百五十吨。
1959年牡丹江市工业还要比1958年增百分之六十八点四，钢增产百分之六十九，铁增产百分之六百六十四点八。
1959年还要炼铝，还要新建大中小型工厂一百二十三个。
粮要增产百分之四十六，蔬菜要增产百分之一百二十。
就这个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数字。
再就我工作的航校来说，我们的训练期限缩短了三分之一，而毕业人数则翻了一番；
飞行时间翻了两番，质量更有很大的跃进。
全国各地的这些跃进成绩，是整风和反右派的收获，是全国人民苦干的结果。
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仅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还领导我们全国人民继续努力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国十年来所有各方面的进步和大跃进的情况，对我这个曾经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国家民族曾失去信心，只知埋怨国民党贪污腐化，找不到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而曾窝窝囊囊、胡里胡涂地混日子的旧军人来说，特别敏感，特别兴奋。
现在是走到哪里都是宏伟的建设，看到哪里都是飞腾的跃进。
伟大的理想，美好的远景，真令我心花怒放，干劲冲天。
建国十周年纪念的1959年是我们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而英明的领导，由于全国六亿几千万人民的鼓足干劲，在今年我们的祖国将更加飞跃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将会创造出更多奇迹，取得更辉煌的成就，获得更大的跃进。
关于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叛变问题，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平息西藏叛乱的措施。
我完全相信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爱国人民的密切配合之下，一定很快就彻底肃清残余流窜的叛乱分子。
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叛变祖国，奸淫掳掠烧杀，企图扭转历史车轮，永远保持对西藏人民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剥削。
这种滔天罪行，凡是一个中国人民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诚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辩证看问题的方法，坏事也可变成好事。
这次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叛变，首先它教育了西藏一百多万人民。
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实际的教育。
他们将更善于明辨是非，将更善于分清敌我，将更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将一步登天地由封建农奴制度跨进社会主义社会，将更快更早地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享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所组织的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另一方面，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变，又给我们全国人民当了一次反面教员。
我们因此更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时时刻刻忘不了破坏我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要永远和经常地提高警惕，时刻防止并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
时刻准备着为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而努力奋斗。
我个人还表示要进一步从政治和思想上加强自我改造，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永远听党的话。
还要开动脑筋运用双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的，子孙万代幸福的祖国而努力奋斗。
祝大会成功
祝全体委员健康

新疆的煤炭工业
胡师童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现在请允许我向大会汇报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工业方面的简单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解放前是没有什么煤炭工业的。
土法生产的煤炭最高年产量仅十七万吨左右，每人平均约四十二公斤，满足不了人民生活对煤炭最低限度的要求。
但是，新疆的煤炭资源却非常丰富。
反动统治阶级对这些与国民经济最有关系的天然资源并不感兴趣。
他们除了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压迫和无情剥削外，从来不，也不可能关心人民的生活。
例如象煤这种人民每天所必需的东西，都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千百年来，使丰富的煤炭资源埋藏地下，无人过问，煤炭储量究竟有多少，无人知晓。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煤炭工业开始有了萌芽。
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郊建设了两处小型机械提煤的矿井，年产煤能力达二十五万吨。
1957年开工建设新井一对，设计能力年产煤六十万吨。
随着工业及人民生活用煤的增长，煤炭产量逐年也有所增加。
1957年原煤生产量，包括小土窑的产量在内，达到了一百二十三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七点二倍。
为了给自治区的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党特别加强了自治区天然资源勘探工作的领导。
根据几年来地质工作的成果，自治区的煤炭预测储量为四万四千亿吨，占全国煤炭预测储量三分之一以上。
若以我国1959年计划生产水平三亿八千万吨计算，可供开采一万年以上。
自治区的煤炭资源除了储量丰富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分布广。
东起星星峡，西至苏联边境，沿天山南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络续不断，昆仑山北麓、阿尔泰山南麓，到处都有煤藏。
哈密专区和甘肃省接壤的地方，野马泉煤田，初步化验资料证实是质量优良的焦煤和瘦焦煤。
估计储量在三亿吨以上。
同一专区的三道岭煤田精查储量有两亿五千万吨。
这些煤田的开发不仅可以满足自治区东部工业及民用煤的需要，而且可以运销到青海西部和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一带。
二、牌号齐全，品质优良。
已探明的煤种有瘦煤、焦煤、肥煤、气煤、长焰煤、褐煤。
大部分原煤灰分含量小于百分之十，经过洗选有的可以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
硫分含量多数在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它们不仅能炼成很好的冶金焦炭，而且是很好的化学工业原料。
三、煤层多而厚。
很多煤田是由若干个煤层群组成的。
煤层多而厚，而且稳定。
以乌鲁木齐煤田为例，可采煤层三十三层，总厚度达一百至一百六十公尺。
四、埋藏浅。
大多数煤田中，煤层露出地面以外。
有复盖层的地方，复盖层也不厚，许多是适宜于露天开采的。
仅据现有设计资料，马上可以以露天方式开采的有五处，总设计能力在一千八百万吨以上。
这对节省坑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从上述煤炭资源的自然条件看来，自治区煤炭工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
1958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对新疆煤炭工业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形势下，自治区各族人民热烈地响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热火朝天地上山挖煤、炼铁。
煤炭产量到去年09月累计还不到九十万吨，而09月以后，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就以三百六十万吨的空前纪录，完成了1958年的产量跃进任务。
煤炭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两倍。
新井建设方面，去年开工建设的矿井，设计能力年产煤三百一十二万吨，为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工能力的五倍多。
若不是因为有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大跃进，有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胜利，有党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自治区煤炭工业象去年那样大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去年我国煤炭产量达两亿七千万吨，已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我国煤炭产量超过英国这一事实，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来讲，都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并不限于煤炭工业。
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较1957年都成倍地增长。
粮食和棉花的总产量也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我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这又一次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党中央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无比正确性。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
钢、煤、粮、棉等主要指标是宏伟的。
七中全会认真考虑了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的，更加宏伟、更大跃进的计划。
它振奋了我国六亿多人民的心弦，鼓舞了我国六亿多人民的干劲。
我国人民有信心、有决心提前和超额完成党所交给的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煤炭工业战线上的战士，我坚决保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自我改造，为完成自治区1959年煤炭工业生产与建设任务，为确保全国三亿八千万吨的煤炭指标，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武汉地区起义军人的情况
朱鼎卿、陈克非、彭杰如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副主席所作的第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们表示衷心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们三人，都是旧军人，这次同来出席大会，感到无比光荣和兴奋。
我们都来自武汉，由于武汉地区过去是中南政治经济中心，现在又是新兴的工业城市，因而从各方面转业来到此地的起义军人为数不少，我们基于统一战线的活动，曾对武汉地区起义人员进行过联系工作，因而，我们想就武汉地区起义军人的情况，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变化情况，向大会汇报一下。
转变
转业到武汉地区的起义军人中，计有上校以上的一百三十多人，几年来，由于党的耐心教育，在政治认识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拿起义初年来作比较，则前后迥然不同，这一点须首先向党和人民告慰的。
在工作和政治待遇上，由于党的统筹兼顾，都得到了适当安排，其中有副省长二人，副市长一人，省市人委委员二人，省市厅局长级十七人，省市以上人民代表和省市政协委员共二十多人，其余都在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各个方面，做领导或一般干部工作，每个人享有与人民解放军干部转业的同等待遇。
有工会组织的单位，享有参加工会，并有自起义之日起计算工龄的权利。
在生活待遇上，由于党的关怀照顾，薪级评定一般较高，而且根据具体情况，有时还得到特别补助。
由于党对起义军人这样的无微不至，因而武汉地区的起义军人，在切身感受之下，对党和人民都怀着无限的感激，对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教育使用，各得其所”的起义政策，表示衷心拥戴。
但是其中也还有少数起义人员，由于旧时代的统治特权思想，没有得到根本铲除，他们不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考虑问题，也不从自己的具体条件考虑问题，而只是斤斤计较个人无止境的名位和得失，向党讨价还价，给党造成许多困难，特别是其中极少数右派分子，竟别有用心的在起义人员中，散布不满情绪，挑拨起义军人与党的关系，这些充分说明起义人员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改造，否则是与客观形势的要求，和起义军人的光荣称号，是极不相称的。
全国波澜壮阔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武汉地区的起义军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特别是起义人员中清除了极少数的右派分子，更惊醒了立场动摇的中间状态，积极向左转化。
接着在生产大跃进的现实教育面前，使我们起义人员更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的觉悟、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干劲，比之忘我劳动、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有无限忠诚的工农群众，处处都相差甚远，而我们的职位，我们的生活，都是远远超过工农群众之上，这样在思想上，随着大跃进的形势有所提高，因而，过去比地位、比生活的歪风，一变而为比进步、比贡献的正气了。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具体帮助下，各个岗位上的起义同志，出现了功臣、模范、先进工作者，担任领导工作的起义同志，也提出力争上游、红透专深的奋斗目标，如湖北水利厅副厅长涂建堂，交通厅副厅长段成涛、段国杰，劳动厅副厅长伍昌续，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曾章等，在积极从事自己所担任的专职业务上，不仅逐步的锻炼和掌握了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专门技术，而且在工作和领导方法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和好的表现。
在省市人委做参事工作的起义同志，在全民大办钢铁的时候，也纷纷主动的投入炼钢行列，直到现在，还有二十多位同志在湖北省政协所组织的炼钢厂，坚持炉前工作，他们的口号是：
“要在千锤百炼中，把自己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象炼渣一样的挤掉”。
由于大家的思想感情，起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过去有消极情绪的现在变成了乐观积极态度，过去怕运动的人，现在更体会到通过运动的教育，才是对自己的挽救，大家都认为党对我们的工作安排和生活的照顾，是次要的，而教育改造，才是主要的。
每个人都提出要以毛主席所昭示的六项政治标准，来继续改造自己，并在自我改造规划中，确立三至五年内成为左派的鲜明目标。
上述这些转变情况，从全国人民的跃进来衡量，是微不足道，但从起义人员具体情况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良好的现象，而这种良好现象，亦足以说明党对起义人员的英明政策，是既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利益，更符合于起义军人的本身利益，这是今天我们在大陆上的起义军人所共同亲身体会得到的，我们认为也是徘徊歧路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争取得到的。
辟谣
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对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存有怀疑和歪曲，这是历史成见和事实真相被蒙蔽的结果。
听说台湾方面在1952年就传说朱鼎卿已被镇压，这种恶意宣传，也有他片面造谣的根据，因为就朱鼎卿的历史罪恶来说，是难以取得觉悟后的群众所谅解的，特别是难以取得湖北人民所谅解的，但是党的起义政策不仅保障了朱鼎卿的生命，而且在各方面还给予了极其优厚的待遇。
去年朱鼎卿患急性心肌梗塞病时，一度极其危险，湖北党的领导同志，动员武汉中西名医会诊，几经抢救，结果转危为安，很快就恢复健康。
要不是党的亲切关怀，那朱鼎卿今天也不可能来到首都参加这样的盛大会议了。
再就陈克非和彭杰如来说，陈克非既是黄埔生又是浙江人，过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双重宗派关系，在西南解放前夕，陈克非的家属逃走台湾，至今还没有返回。
这些迹象，在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必然会认为陈克非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彭杰如是黄埔第1期毕业，为蒋介石门生，北伐后背叛革命，长期与人民为敌，尤其是参加豫鄂皖边区所谓“反共围剿”，罪大恶极，在湖南起义之初，心存疑虑，深怕将来会受到报复。
可是，陈克非和彭杰如自1949年起义后，始终不断的得到党的关怀和信任，在政治地位上和生活待遇上远远超过从前反动统治时期。
从这些铁的事实，在在都说明党的伟大政策是完全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不管他是什么历史和什么社会关系，也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的人，只要他是真正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面来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都会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的。
现在全世界正处在和平人民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高潮时期，无论是从人口众多、人心归向、生产发展、科学技术成就以及军事优越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东风压倒西风，和平力量日益高涨，侵略势力日益削弱，在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下，正是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审时度势选择出路的良好时机。
我们三人过去与台湾许多旧友们，都是长期戎马奔驰，饱经忧患，而今我们在强盛的祖国大家庭里，过着和平安乐的幸福生活，而他们仍然飘零海岛，屈辱在美帝铁蹄之下，其况味之苦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怀着万分热忱，希望他们发扬民族精神，在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前提下，为共同赶走美帝国主义，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而奋斗。

江西卫生教育工作中的新事物
胡献尚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部长的“政协工作报告”，和两位副总理的报告，这四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我国各方面的成绩，尤其是去年大跃进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且还给今后的工作指出了方向，我表示我一定在今后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这四个报告的精神。
几年来，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和去年的大跃进，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方面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飞跃速度前进着，出现了许多新人和新事物，一切事实都有力的反击了过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我国建设的荒谬言论，并证明了党是能够领导我国人民建设自己祖国的，而且我国只有在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可能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今天我们为祖国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感到骄傲。
我是在江西从事卫生教育的工作者，近几年来江西卫生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和其它各方面一样也涌现出了许多新事物，这些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我为这些新事物所深深感动。
这里，我想就最近我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和在其它方面所看到的无数新事物约略举其一二介绍如下：
卫生事业普及乡镇
医疗水平显著提高
去年江西省卫生教育领导提出医学院老师、学生下放农村进行伟大的除害灭病工作。
江西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去到了农村。
今年二、03月间，我参加江西医学院组织的一个检查同学下放情况的检查团，去到赣南各地。
这次检查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和感到高兴，老师和同学们不仅在除六病中情绪异常高涨，每天忘我地对六病进行检查和治疗，并且还在农村认真地主动地进行劳动。
目前有许多地区已基本上消灭了危害人民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血吸虫和钩虫等）。
当患了危重疾病的农民经他们给治疗好了的时候，农民感激地说：
“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在江西省全省内将消灭六病作为向今年国庆的献礼，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有把握的。
老师和同学们在农村还向农民学习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知识和学习农民勤勤恳恳的劳动精神。
他们一致反映，这次下放既结合业务进行了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工作，又锻炼了自己的思想。
事实也证明，老师和同学们的思想确实与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和提高。
这充分说明党对于改造知识分子的下放政策是英明正确的，通过劳动能够使知识分子走向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我去到农村时，我看到了农村许多叫人感动的新事物，当在吉安县永阳镇南楼人民公社的很短时间内，见到人民公社的农民们，不仅在工作上有纪律，在生活上也非常有秩序，每天鸣锣作息，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民散漫的现象，像这样的情形在其它乡也都可以看到。
这种新气象是将我国落后的农村改变成繁荣的乐园的有利保证之一。
农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穿衣一项来说，解放前连一件破衣裳都不容易穿上的农民，今天却都穿得很好。
当然，其它方面也同样有很大提高，我只不过以穿衣来说。
在检查工作的同时，顺便了解了一些县和乡镇的人民医院。
从了解中看出，我国的卫生事业已普及到每个县和每个乡镇，而且在县和乡镇医院中都已具有相当好的医疗设备和较高水平的医疗技术。
例如，赣州行署医院现在可以做解放前全国所不能做的心脏二尖瓣手术和脾肾静脉吻合手术。
又如在一个县城较小的遂川县，已经有一个具有中型X光机的医院，这个医院能够做脾切除之类的较大手术，这种手术在过去连省立医院也是不能做的。
有许多镇人民医院也有相当设备，也能做相当手术，这样不仅使农民不需因病走许多路去到大城市，并且保证了农民能及时得到医疗，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这一切在过去是想像不到的，只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今天才能出现。
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已经获得很大成绩
我再谈一下江西省卫生教育界在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也是值得高兴的。
党中央早已对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有过指示，1958年11月党中央再一次对这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
江西卫生界和全国各省市卫生界一样，认真地学习这一指示，并将它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里仅就我们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成绩来说，便是非常宝贵的。
根据统计，自去年年底以来，已普遍将针灸代替阑尾炎的开刀手术，灭除了病人对手术的恐惧和痛苦。
用针刺代替麻药进行眼耳鼻喉科手术十八种共五百四十六例，打破了过去开刀要定麻药的神秘观点。
根据过去受过其它麻醉的病人反映，针刺麻醉的效果比其它麻醉更为舒服。
哑吧和聋子施用针刺，经针刺治疗后能够说话能够听到声音了。
矫形外科与中医外科合作，实验柳枝接骨二例都获得成功。
实验诊断科用何首乌制造了培养基。
此外，同志们进一步发挥了敢想、敢干的精神，用蒸馏水穴位注射医治阑尾炎，疗效非常好；
还在医疗器械的创制中，制成了多用经络探索器。
在其它医院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些成就在世界其它各国都是没有的，它给大家学习中医带来了更大的信心，给病人带来了福音。
这充分说明，党关于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政策是正确的，医务人员今后必须更加努力地来贯彻这一政策，让祖国人民几千年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得到更大的发挥，使它在今天的医疗工作中开放更鲜艳的花朵。
以上仅是近几年和去年大跃进以来江西卫生教育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中的点滴。
我深信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各项事业中都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祖国的美好前景，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鼓起冲天的干劲，为争取1959年的更辉煌的成就而努力。
最后谨祝大会成功，并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听听中国人民的警告吧！
编者按：
这几天，广大读者从报上看到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实现其扩张野心，破坏中印友谊的消息以后，个个气愤填膺，纷纷给本报写信、打电话，许多人还亲自到本报编辑部，严重抗议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和侮辱我国人民领袖的无理行为。
直到昨天晚上十一时，本报编辑部还在不断地接收读者的抗议信和抗议的电话。
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些来信，只不过表达了这些读者愤怒心情的万分之一。
头脑热昏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听听中国人民的警告，是有好处的。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别热昏了头编辑同志：
这些天来，印度一些心怀叵测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分子，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兴妖作怪，掀起了一个干涉我国内政的旋风，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中国侵略西藏”等谰调，甚至在印度孟买我领事馆前先后举行什么“示威”，并在印度警察当局的纵容下，公然污辱我国人民深深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我们绝不能容忍外国反动派干涉我国的内政，也不允许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们在这里严正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别热昏了头！
　西藏和新疆以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历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讨伐西藏罪大恶极的叛国集团，完全是我国的内政，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得干涉。
想借此搞什么“西藏独立”等阴谋活动的人，犹如想搬走喜马拉雅山那样，永远只能是愚人梦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全体人员
谁想分裂我们祖国，就将碰得头破血流编辑同志：
我们完全同意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西藏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置疑的。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就西藏问题兴风作浪，干涉我国内政。
我们警告这些扩张主义分子，中国人民任人摆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想要分裂我们伟大的祖国，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此外，我们对孟买一群人民社会党徒举行示威游行并公然侮辱毛主席像，表示极大愤慨。
我们一向把印度看为我们友好的邻邦，然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暴徒竟不顾我们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公然在我国领事馆前侮辱我们英明伟大领袖，这是不能容忍的。
北京综合仪器厂五车间试制组全体工人
绝不容许侮辱我们伟大的领袖编辑同志：
我们北京光华木材厂近三千名职工，对孟买“示威者”在印度警察当局的纵容下，公然侮辱我国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像，表示极大的愤慨！
印度警察当局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告诉你们：
侮辱我国领袖，就是侮辱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我们坚决反对，严重抗议！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告诉你们，六亿五千万人民不是好惹的！
北京光华木材厂全体职工
不准外人干涉我们的家事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以后，都很生气。
特别是，这个所谓声明，居然是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
印度外交官员的这种做法，难道符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吗？
难道和印度总理尼赫鲁所说的“不允许在印度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的话一致吗？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平定西藏叛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我们警告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中国任人欺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你们要干涉我们家里的事，我们一定不答应。
北京朝阳人民公社全体社员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反击干涉者编辑同志：
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是帝国主义策动的，这一叛乱已经被迅速平息了。
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制造一个独立王国的梦想完全被粉碎了。
我们全国人民都欢呼这一胜利，欢呼西藏在建设上将展开历史上新的一页，西藏人民的生活就将走向繁荣幸福了。
但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大肆叫嚷，说什么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说西藏是一个国家。
这些扩张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的无耻行为，实在令人气愤。
我们严正地警告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干涉。
我们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将以更大的生产干劲，增产更多的蔬菜、粮食，显示我们对粉碎干涉者的力量。
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全体社员
坚决反击那些想破坏我国统一的人编辑同志：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决不容许外国人干涉我国的内政。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阴谋叛乱，现在已为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西藏的爱国人民所粉碎，但是印度的一些野心家和扩张主义分子竟借此诬蔑我们伟大祖国，想挑拨、破坏我们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民族政策和和平外交政策是体会最深的。
党经常教育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可是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却诬蔑我们保卫我国藏族人民和保护祖国统一的人民解放军，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的卑鄙捏造，是企图分裂我们祖国和实现其扩张的野心。
我们严重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忠实于党，永远忠实于祖国和人民，我们决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决不允许破坏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谁要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就坚决地给予反击！！
！
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2届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归国华侨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团结编辑同志：
我们对中央平定西藏叛乱的措施表示坚决的拥护。
这次西藏叛乱事件一直是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下进行的。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可耻地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衣钵，妄想搞什么“西藏独立”的阴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已经站起来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我们都是归国的华侨，我们在海外亲身遭受过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对我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更加强大了，帝国主义摆布我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我国各民族的团结。
西藏是中国人的西藏，绝不容许外国人来干涉。
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一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
归国华侨：
洪丝丝　王纪元　杨兰秀　章绮霞　王斯华
黄素心　杨洪明　毕道礼　吴隆达　张瑞元
苏学罗铁许津
不能容忍如此狂妄的挑衅编辑同志：
自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印度一些扩张主义分子就公开对我国进行污蔑，大肆叫嚣什么西藏是独立国家，我人民解放军的平叛是侵略行为。
这些荒谬的言论，虽然使人愤慨，但是我们总还期待着这些人能以保持中印友谊为重，期待他们能改变这种错误行为。
这些扩张主义分子却以为我国这样的忍让等待态度是软弱可欺，更加变本加厉，气势更加嚣张。
04月18日，印度政府官员竟散发什么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接着又在这个“声明”上大做文章，疯狂地攻击我国。
中印两国是“五项原则”的首创者，难道这就是这些人士遵守“五项原则”的表现吗？
难道这就是这些人士保持中印友好的实际行动吗？
我们不希望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如此狂妄的挑衅。
我们要警告那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他们要对自己这种行为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三班全体学生

喜饶嘉错怒斥盗用达赖名义的卑鄙勾当
假话里怎能找出真理用谎言怎能掩盖谎言
新华社24日讯
在西藏研究佛学达三十三年的著名学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大师今天向本社记者发表谈话，愤慨地谴责22日盗用达赖喇嘛名义发表的所谓声明，不过是假上作假，用谎言掩盖谎言。
喜饶嘉错大师说：
第2次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既然明白地承认了第1次所谓声明是在达赖喇嘛“授权下发表的”，这就已经暴露了那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写的。
但是，印度外交官员梅农竟然在第2次所谓声明发表的同一天，还坚持说：
“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
这就完全证明有人硬要将无耻的诽谤强加在达赖喇嘛身上。
喜饶嘉错大师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他精通佛典和西藏的文学和历史，并旁通梵文等，他的学生遍及前藏后藏和三大寺。
喜饶嘉错大师指出：
从藏文的文体和语法结构来看，一眼就看出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根本就不是西藏的文体，使人不能不怀疑，这个声明头一遍就是用英文起草的。
他说：
第1、大家都清楚，达赖喇嘛过去写的信件和文章，发的命令和布告，都是用“我”、“自己”、“吾”等等第1人称的字样来表达的，例如藏语中“可我”、“达”，而从来没有用过第3人称的“他”字。
就是别人称呼达赖喇嘛，也是用“驾前”、“里面的”、“佛”、“救主”等等最尊贵的称呼，是决不能用“他”的字样在文件里称呼达赖喇嘛的。
第2、藏文中根本没有“宗主权”这个词汇，“主”和“权”在藏文中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和主权是同一个概念。
他说：
我不知道制造“宗主权”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喜饶嘉错说：
第3、第1次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一开头就暴露了一个荒谬的论点。
汉人和藏人不同，本是一般人容易了解的常识，声明居然把这当做使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理由，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只有最愚蠢的人才说这样的话，我很了解，达赖喇嘛决不是这样愚蠢的人。
喜饶嘉错接着严厉谴责了声明起草人不顾历史事实，强奸达赖喇嘛意见的卑鄙勾当，批驳了所谓“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的谬论。
他说：
从过去的历史上看，达赖喇嘛在发布命令的时候，都是要在布告前面写明“钦命西方佛土法王·地上教主·一切智·金刚持达赖喇嘛”的字样。
到清乾隆第7世达赖喇嘛时，由清廷批准成立了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十三级官职，都必须由清廷批准任命，并且都属清朝驻藏大臣的领导，这就说明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
声明的起草人现在妄谈所谓“独立国家”和“自治”，把达赖喇嘛说成是种阳奉阴违的人，把达赖喇嘛说成是种无知的人。
喜饶嘉错说：
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
喜饶嘉错大师最后说：
说谎者自己辩解谎言，漏洞越来越多。
他们的谎言今后可能还会象海波一样地出现，那怕是再制造一百次所谓声明，也是骗不了人的，假话里面怎么能够找出真理呢？

渴望彻底扫清叛匪，早日开始新的生活
山南藏胞倾力支援大军平乱
新华社拉萨24日电
本社随军记者报道：
山南地区广大藏胞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叛大军讨伐叛匪的情景说：
人民解放军平叛大军在向山南匪巢进军的沿路上，到处都遇到成群的藏族同胞，他们站在路旁或高岗上，不断地向我军鼓掌欢呼、挥手问好。
为叛匪所逼害而外逃的群众，听到人民解放军来到的喜讯以后，都纷纷赶着自己的牛羊，从数里或数十里外的地方赶回家来。
藏胞们都欢欣鼓舞地相互传告：
“菩萨兵”来了！
“毛主席的军队”来了！
我军一进入山南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叛匪残害人民的满目凄凉的景象。
你可以在几十里被劫的土地上，看不到一个在田地里春耕的人，看不到一条水渠在放水灌田。
很多青壮年被叛匪拉走了，很多耕牛被叛匪杀掉了。
在泽当和颇章西卡一带，叛匪把许多人家搞得家破人亡。
叛匪在仓珠村奸污了所有的妇女，就连十多岁的小女孩和五十岁的老太婆也未能幸免。
叛匪在乃东宗竟把一个藏族裁缝平措的心挖了出来。
遭到叛匪残害的藏族同胞，见到人民解放军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一见面，就痛哭流涕地向我军控诉叛匪滔天的罪行。
我军一到阿拉岗，就有二十多个藏族同胞，围拢来向战士们控诉叛匪的罪行，他们说：
“叛匪抢走了我家的牛羊，希望解放军彻底消灭叛匪，帮助找回牛羊。”
有的藏胞热情地抱来马草，积极地给部队喂马，他们说：
“让马吃饱，好快去追歼叛匪。”
有的藏胞拿出自己的柴火给部队烧饭，有的端来咸菜慰问部队，战士们不吃，藏胞们再三劝战士说：
“土匪把我家牛羊都抢跑了，你们现在为我们打土匪，送给你们一点咸菜也算表示了我们的敬意！”
我军在山南地区的进军中，得到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热烈支援，藏胞们为着早日扫灭叛匪，自动组织大批人力、畜力，帮助平叛大军架桥、修路、运送军粮和弹药。
泽当藏胞自动组成有二百多头驴的运输队，为追歼叛匪的大军运送物资。
哲古、拉加里等地有一千五百多藏胞，积极参加为平叛大军修筑公路。
很多地方的藏胞主动向我军报告匪情，并且要求为解放军带路，帮助解放军追歼叛匪。
藏族同胞对叛匪恨之入骨，当解放军把叛匪打得狼狈逃窜的时候，藏胞们都纷纷起来捉拿散匪。
在群马沟有一个藏胞，他打死打伤逃匪各一名，缴步枪二支、短枪一支、子弹二百多发，当我军到达时，他又前来把这些武器送给解放军，要解放军用这些武器给他狠狠地痛歼叛匪。

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藏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藏族人民长期以来就与国内各民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
远在唐朝初期，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
元宪宗时，西藏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附图片）
左：
这是清光绪年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奏书原件。
达赖喇嘛在奏书上说：
“………为了释迦牟尼的教和皇帝版图的巩固，我经常去念经祈祷。……皇上就有关西藏事宜，赐予来人以详细的旨意”。
下左：
这是供奉在拉萨大昭寺内的唐文成公主塑像。
下右：
清光绪年间印行的“大清会典”中明文规定了西藏的地域。
图中西藏部分的文卷在一开始就明确写着：
“西藏在京师西南。
驻藏大臣驻前藏布达拉城（按即今拉萨）。
其　西南为后藏札什伦布城（按即今日喀则）……
新华社稿

东风不久即将吹散飘在喜马拉雅山顶的一片乌云
印度野心家的阴谋一定要落空
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说：
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任何人染指我国任何部分的神圣领土！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想就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讲几句话。
去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带动了文化艺术工作大跃进事实摆在大家面前，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在去年，工业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带动了文化艺术工作的大跃进。
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空前繁荣，为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话剧、音乐、美术、舞蹈等等，正如百花盛开，尤其在反映大跃进和革命史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工农兵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勃兴，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更普遍更高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电影、出版、艺术教育和文物工作，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58年，我国摄制了艺术影片一百零三部，比1957年增加一倍半还多；
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一千二百九十二本，比1957年增加两倍；
电影院和放映队发展到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四个，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四。
出版报纸一千八百八十四种，共计发行四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份；
出版杂志八百一十八种，发行五万三千七百零五万册；
出版图书四万六千零一十八种，共计二十三万九千三百零九万册。
博物馆和县以上的展览馆发展到九百所，县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到八百四十八所。
高等文化艺术学校发展到三十五所，中等艺术学校一百三十八所。
上述各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情况，如和1949年相比，一般都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1958年可以说是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新高峰。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文化艺术工作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所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正确方针。
文化艺术工作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普遍和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忱和革命干劲。
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大大发挥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精神。
许多专业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下连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工作，并且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进一步改造和提高自己，做到思想和业务双丰收。
同时，由于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一年来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业余的文学艺术活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从工农兵群众和学生群众中涌现出来，这就大大地壮大了我国的文化艺术队伍。
更加谦虚踏实地做好文化工作
我们的文化必须在群众中生根
如上所述，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如同我们其它方面的工作一样，成绩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的工作也还有许多缺点，因此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松懈，而应当更加谦虚更加踏实地做好我们的工作。
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应当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在1959年的各项工作中有更好的跃进。
我们的这种干劲，必须同高度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精神相结合，要使文化工作愈做愈细致，愈做愈踏实。
我们的这种跃进，首先应当表现在我们的思想上，表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质量和工作质量上。
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做文化普及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大力进行提高。
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相信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一定能够热烈响应周总理的这个号召，为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而奋斗。
我们正在创造和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它的任务不但要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而且要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
这种文化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迥然不同，它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文化，是全民的文化，它必须在群众里面生根。
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还是落后的国家里，人民群众是迫切需要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他们要求掌握文化，要求成为文化的主人。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而且要搞群众的文化运动。
没有群众的文化运动，没有广大群众作基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为了要发展群众文化，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我们还要有正确的工作方针。
首先，我们的文化必须为发展社　会生产力服务，文化同生产要有正确的配合，文化必须有利于生产，而决不能不利于生产。
群众文化活动必须坚持业余的原则，并且要厉行节约，坚决防止盲目脱产和专业化，反对铺张浪费。
其次，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要根据群众的需要、自愿和实际的可能。
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应当更多和更好地为工农兵写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演他们所喜欢看的戏，唱他们所喜欢听的歌，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鼓舞群众，教育群众。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应当尽可能地从多方面去满足群众各种不同的需要，除了给他们以教育和鼓舞以外，也要使他们享受到有益的娱乐，并且能够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
当然，这样做，仅仅依靠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专业的文化艺术团体是不够的。
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就必须配合各地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生产任务，适当地组织和开展群众业余的文化艺术活动，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帮助和辅导。
群众的业余文化艺术活动，是群众自我教育和自我娱乐的活动，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任何过高的实际上办不到的要求。
同时，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一定要出于他们的自愿，而决不要强迫他们做这做那，也不要硬性地为他们规定任务。
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写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那篇文章中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
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
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替群众下决心。”
我们要做好群众文化工作，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办事。
努力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
充分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
我还想就文艺创作问题讲一点意见。
文艺创作是全部文化艺术工作中最主要的问题。
没有创作也就没有文化艺术工作。
因此，如何进一步地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是当前第1重要的问题。
为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健全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认真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发展在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发展在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这是促使我国科学和艺术发展繁荣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对文艺创作，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就是说必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的方向。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但是，在艺术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上，以及在题材的选择上，作家就有充分的自由，而不受任何拘束；
在这些方面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地展开自由竞赛。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大花园，要的是万紫千红的“百花齐放”，而决不是冷冷清清的一花独放。
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当鼓励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
要做到这样，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应当同群众长期结合，在生活实践中加强锻炼自己。
我们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只能说问题刚刚开始在解决。
去年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今后还要更好地注意真正使他们长期地与群众结合，真正和群众建立起一种血肉般的密切联系，真正在群众中生根，同群众共呼吸。
作家、艺术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一定水平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表现力，这样才有可能创作真正的好作品。
所以，作家、艺术家除了深入群众，熟悉生活，加强锻炼，改造思想而外，还必须虚心地勤恳地学习，认真在艺术表现技巧上苦练精修。
不注意技巧是不对的。
在学习的问题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学，都要有计划地认真地学。
任何学来的东西，都不能当作教条，而必须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运用它们，使其作为养料，来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创造。
近几年来，我国的专业文艺作家和业余作者，曾经写出了不少的好作品，这是非常可喜的。
但也有一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不高。
所以，今后应当注意努力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
为了帮助文艺创作的提高，我们还需要大大发展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工作。
近来文艺界对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比较地注意了，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整个文艺工作的发展要求来看，仍然是很不够的。
为了鼓励文艺创作和帮助读者提高文艺欣赏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批评家更多地注意文艺评论工作，更多地介绍和推荐好的作品。
对于那些写得不够好的作品或者有严重缺点的作品，也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这对读者和作者都是一种教育和帮助。
文艺工作者都应当加强自己的理论学习，文艺研究机构要大大加强有系统地整理资料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环节，我们决不能忽视。
各位代表！
我们是处在一个多么伟大多么光辉灿烂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
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充分地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相信，全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把文学艺术创作和整个文化工作推向更加繁荣昌盛的阶段，而无愧于这伟大的时代。
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容许别人干涉我国内政
各位代表！
正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建设和平幸福新生活的康庄大道上健步如飞，成绩辉煌的时候，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却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唆使和支持　下，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背叛祖国，破坏统一。
　他们妄图在西藏恢复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使　西藏永远沦为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这一滔天叛国罪行引起了西藏僧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莫大愤慨。
我们的人民解放　军驻西藏部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奉命迅　速地平定了拉萨地区的叛乱，并且控制了整个西藏的局势。
这个西藏反动叛国集团在叛乱失败后，竟劫走了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境内。
04月　18日在印度的提斯浦尔地方，竟然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了一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这是一个谎话连篇、前后支吾、荒谬透顶的文　件。
发表在本月21日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政治记者的评论，以铁一般的事实，严正地驳斥了这个所谓“声明”。
这篇所谓“声明”除了对我们祖国百般造谣诬蔑以外，最主要的是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
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数百年来，西藏一向是中国的领土，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是独立国，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现在这篇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而据英国通讯社路透社报导，是“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议以后拟定的”（路透社04月18日新德里电），又据法国通讯社法新社报道，是经过“印度政府的赞同”并且能够“间接地说出一些”为印度政府所“难于直接说的东西”（法新社04月18日新德里电）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却从开头强调“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起，整篇贯穿着一种颠倒黑白、以图迷惑世界人民（包括印度人民）的企图；
照这篇声明看来，好象达赖喇嘛简直不是一个中国人，所谓“他的国家”也真象是一个独立国家似的。
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篇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却最充分地暴露了这个文件的作者所具有的那副承继老牌帝国主义衣钵的扩张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决不是软弱可欺的。
我们正告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任何人搞阴谋，侵犯我们的主权，决不容许任何人染指我国任何部分的神圣领土。
野心家的企图一定要落空！
我们对于被劫持的达赖喇嘛保持着同胞的关切，并且期待着他能安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们衷心地愿望继续发展和巩固中国人民同我们伟大邻邦印度人民的亲密友谊。
我们坚持执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我们决不想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也决不容许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
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坚决和热烈地拥护我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我们坚决地相信，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不久即将成为过去，目前飘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的一片乌云不久即将被和煦的东风吹散刮尽，而东方的太阳将永远向全世界放射它无限的光明。

分割我国领土，华侨决不答应！
陈嘉庚代表说：
中国人民对印度维护领土完整怀着极大的同情，印度某些人却企图分裂中国领土，实在不合为人之道。
某些野心家敢向中国人民挑衅，将是飞蛾扑火主席、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我完全同意。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国家机构其他领导人员。
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十年，全国人民万分敬爱，希望他继续担任主席，尽人皆知。
但几个月前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他不作这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主席不再兼任国家主席是有他的理由。
关于这一点，我想发表我的意见。
1949年09月全国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第1次会议，制定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华侨人士，组织联合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等同志为副主席，并于10月01日举行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华侨人士，都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工作。
中国的历史从此走上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54年0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1届第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大会选举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同志为副主席。
从此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
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单就人口来说，就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十年前的旧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国弱民穷不堪言状。
幸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命世才德领导革命，驱逐万恶的帝国主义，消灭反动的统治阶级，解放全国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将过去破碎山河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单就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就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惊人奇迹。
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的产量，都比1957年增加一倍以上。
尤其是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创举，在现世界堪称一马当先。
人民公社遍地开花，男女老少各有工作，每社由数千人、数万人或数十万人，集合团结，一致劳动，共享福利。
乡无废土，村无游民，多种经营，扩大生产，有光荣的比赛，无互忌的情由，其方法利益国计民生的重大，岂特我国而已哉。
由于我国革命胜利，建设成功，大大地影响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尚未获得独立解放的国家和民族，奋起勇气，加强信心，坚决地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作英勇的斗争，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就是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也可将我们的建设经验作为榜样。
中苏同盟对维护世界和平起了绝大的作用，苏联是先进国家，建国经验宏富，科学发明世界第1，今年01月发射宇宙火箭成功，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新纪元，给全人类起了巨大的鼓舞。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是世界上最受敬仰的国家，我们尊他为老大哥。
中苏两大国的携手，就保证了世界的和平，促进了人类的幸福。
关系何等重大。
毛主席过去担任党的中央主席又兼国家主席，日理万机，国家愈发展则公务愈繁忙。
这次提出不再兼国家主席，专任党的中央主席，这样可以使他更能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这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会更加有利的。
我们人民固然希望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但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中央主席更为重要。
至于国家主席，党和人民必会另选一位贤能的同志出来担任，这样就可为毛主席分劳了。
所以我赞成毛主席专任党的中央主席，我想国内归侨和海外侨胞，都是热烈拥护党和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定。
最近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武装叛乱，并将达赖喇嘛劫往印度。
广大爱国华侨同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反对这种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叛国行为。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铁的事实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
过去英帝国主义者在统治印度时，曾千方百计企图侵占西藏，挑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其目的无非是要假借“独立”的名义，使西藏从中国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以便英帝奴役西藏。
这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制造所谓“满洲国”，其目的完全是一模一样。
中国人民包括国外华侨，过去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满洲国”，今天同样也不会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
正如印度华侨说出了广大爱国华侨心里的话，他们说：
“汉满蒙回藏五个字一向说明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任何人想把它加以破坏，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华侨也决不会答应”。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要听清我们华侨这句话。
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有五十多个民族，都是不可分割的。
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就和尼赫鲁总理首倡并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不干涉内政。
可是几年来在印度国内却不断有侵略者阴谋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派背叛祖国。
那些反动的阴谋分子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就是一些印度人也在内。
那些人是谁，明眼人早就明白了。
尽管他们伪装君子，口口声声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竟出于印度外交部官员之手当众散发。
我们对这种违反五项原则的行为，不能不感到愤慨。
中国人民同印度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这几年来两国的友谊又有发展，中国人民对印度独立和建立共和国，衷心是感到欢欣的。
对印度为了维护领土完整而要收回还被外国占领的国土，一向也怀着极大的同情。
可是现在印度竟有人行同帝国主义者一样：
表示同情和鼓励西藏叛乱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领土，这和中国古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之道有何相同之处呢？
英帝国主义者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早已破产了，现在竟有人要把这个可耻的阴谋当为宝贵的遗产来接受，这不能不遭到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其结果也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
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于1946年访问新加坡时，我曾领导当地华侨、与印侨联合举行欢迎会，表达华侨对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同情。
帝国主义应该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做出印度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同样的，印度人民也不应该放任怀有野心的政治家作出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事情，如果某些野心家敢于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将是飞蛾扑火。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背叛藏族人民的罪恶叛乱基本上已被平息，全藏局势在人民解放军控制下，已安如泰山，西藏人民将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祝大会成功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身体健康

英帝国主义的老路是死胡同
韩望尘代表对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提出警告各位代表：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我非常兴奋。
感到我们祖国的成就，真是辉煌灿烂，前途光明万丈，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完全正确。
周总理的报告是全国人民实现1959年建设任务的行动纲领，我们陕西省的工商业者，一定遵照总理报告中的指示，和广大人民一起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自从反右、整风以来，我们工商业者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步有了认识，愿意“破资立社”的人，愈　来愈多了。
据西安、宝鸡、渭南等七十四县、市的不完全统计，有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八个私方人员订了自我改造规划，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五个小型工商业者订了集体公约，绝大多数的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争取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去年陇县、富平、白水等地有一万零八百一十二个工商业者，参加了夏收，四千七百九十五人参加了秋收秋播，五千四百六十二人参加了积肥；
特别受到工农群众冲天干劲的鼓舞，私方人员也积极起来献技献计。
例如，西安市莲湖区的七百二十九个私方人员，共提出合理化建议四万三千六百二十九条，其中，被采纳的就有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九条。
这些情况说明：
一年来，陕西工商业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反右、整风有了一定进步。
但不是人人都完全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改变了立场，而是进步还很不平衡，有的改造得比较好，有的就差一些。
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可以显然看出。
凡是改造较好的人服务就比较好，改造差一些的人，服务也就差一些。
从西安市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在一季度，西安市有五千五百三十六个工商业者都检查了自己的自我改造规划。
从检查看，凡是认真改造，执行自我改造规划较好的人，对学习、劳动，一般抓得较紧，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表现较积极，愿意贡献个人才能，进一步向党靠拢了，并能虚心向职工群众学习，在思想感情上逐步缩短了同工人阶级的距离，少数改造好的人，已经在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西安玻璃厂有三个私方人员，自整风后转变很好，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在企业党组织的支持下，试制成功了许多新产品，如医疗器械中的标准瓶，干燥器，碳酸测定器，脂肪抽出器，气体分析器，冷凝器，球形油瓶，烧瓶等，其中烧瓶的耐热度达到摄氏二百九十度，超过部定标准，赶上了国际水平。
有的私方人员已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
改造差的人，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人虽有加强改造和积极服务的愿望，但行动不积极，情绪不高，患得患失，顾虑很多。
他们往往强调工作忙，不愿意认真学习，或认为学习逼得紧，不好好工作，在劳动中不下苦功改造自己，认为皮肤晒黑了就已经脱胎换骨，改造得和工人阶级差不多了。
他们还常常是“我”字当头，未完全克服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服务过程中，常发生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有些人对工人的创造发明不服气，怀疑党只支持工人，不重视自己，认为有满肚子的“蝴蝶”飞不出来（指想有所贡献，怕党不重视）。
有的人对技术革命，抱着所谓“半参加”的态度，认为自己敢想、敢说、不敢干，怕干成资本主义，犯错误。
还有一些人有一鸣惊人思想，关在房内想自搞一套。
另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所搞业务简单，不会搞出什么名堂。
有这些表现不好的人，总是和党和工人阶级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干劲不足，在工作中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得过且过的态度。
事实摆得很明显。
中国的工商界不是不能改造，也不是不能为社会主义立功。
只要能认真改造，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立功，并通过实际工作进行自我改造，就能达到改造愿望。
我们必须要改造与服务相结合。
改造多一分，服务就多一分；
改造少一分，服务就少一分。
而且不通过实际工作和服务，改造也收不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在协助工商界改造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已日益认识这种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工商界必须遵循这种方针，才能在思想和工作上双丰收，这是改造的正确途径。
根据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工商业者怎样才能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达到改造的目的呢？
我们体会到有以下几点很重要：
第1、必须依靠党的领导。
我们亲身体会到，我们工商界之所以有些成就，就因为党给了我们方向，党给了我们力量，党给了我们方法，那些所谓党对私方不信任，不支持的说法，都是不合事实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事实告诉我们，工商业者要在改造和服务中政治挂帅，首先要坚决信任党，我深刻体会到，依靠党的领导，是作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
第2、必须围绕企业的中心任务，发挥个人作用。
周总理的报告中，已指出了今年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我们必须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根据各个时期企业的中心任务，发挥自己力量，为完成国家的经济建设任务而努力。
如果好高骛远，各搞一套，脱离中心工作，那就很难有效的发挥力量，很难适应跃进再跃进的新形势，甚至还会犯错误。
我们认为：
围绕企业的中心任务，是贯彻“以企业为改造基地”的最好办法。
只有这样办，才能赢得服务与改造的双丰收。
第3、必须学习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
我们不仅应该认真地劳动，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还必须在劳动中真心实意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学习工人阶级真实的本领和高贵的品质，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贡献最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如果能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会发现工人阶级的长处，就会逐步认识到自己不如工人，就会拜劳动者为师，就能逐步得到改造。
有些人还不愿这样做，就难很好地改造和很好地服务。
第4、必须下决心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虽然我们工商界几年来，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尚未根本改变，在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暴露出某些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下决心在服务过程中予以改变，不要留恋旧的东西，要有决心与旧的东西彻底决裂。
我们要把服务的过程，看做是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
暴露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旧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客观存在，不暴露也得暴露，怕暴露不如大胆暴露，想包是包不住的。
我觉得好坏不在于暴露与不暴露，而在于有无决心改造自己，只要我们虚心接受党的教育和职工的帮助，逐步克服这些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自己有用的才能贡献出来，不但对社会主义有好处，对自己也有好处。
否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问题很明显，暴露好还是不暴露好呢？
我认为“破资立社”，关键在于暴露旧的东西，要大胆的暴露。
我们在自我改造当中，虽然有这些体会，但和工作结合不够，这和旧的思想作风有很大关系。
今后我们要认真改变这种情况。
其次我想就最近在我国西藏所发生的叛乱事件讲一点意见。
正当我全国各族人民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总结我国在过去六年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以百倍信心迎接继续大跃进的1959年建设任务的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竟然丧心病狂，无视国法，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国外反动派，于本年03月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祖国，恢复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从而永远保存他们所加于西藏人民的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统治。
一个多月来，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极力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对我国大加攻击，肆意诬蔑。
这是可以预料得到而不足为怪的。
但是，令人十分惊异的是：
在和我国有着悠久传统友谊并和我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们的伟大邻邦——印度，在这次西藏叛乱发生后，竟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愤慨的议论和不恰当的作法。
我们全国人民痛恨叛乱分子，而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和某些政治家却“同情”和“支持”叛乱分子；
我们认为叛乱分子的行为是背叛祖国、破坏统一，而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却认为这些人的勾当是所谓“爱国情绪的流露”；
明明西藏人民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印度的某些政治家却硬说“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中国人”；
在我国，被全国各族人民视为叛国的人，而在印度却被某些政治家尊之为“贵宾”，因而热烈欢迎，殷勤招待。
甚至在本月18日，一份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也竟公然由印度政府的官员亲手散发！
凡此种种，难道是我们的友好的邻邦所应有的言行吗？
难道这是符合印度政府所倡导的五项原则吗？
难道这只是宗教礼节上的表示而不是干涉我国的内政吗？
难道这些言行和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诬蔑和阴谋还有什么区别吗？
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向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和某些头脑发热的政治家郑重宣告：
（1）西藏是我们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必将遭到我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彻底粉碎！
（2）我们已经是站起了的中国人民。
我们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同时我们也提醒这些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和政治家：
英帝国主义的老路是走不通的了！
你们目前的言行只能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欢迎与利用，决不会给我们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带来任何好处！
“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的作法，应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到处红旗招展，革命热情沸腾，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工商界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执行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方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千方百计地贡献技术才能，做出更多更大更出色的成绩，向十届国庆献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华侨拥护政府迅速平定西藏叛乱
何香凝代表谈我国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祖国锦绣河山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从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现在，四年来，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国际形势是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民族革命的力量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力量迅速增长，帝国主义阵营矛盾重重、四分五裂。
他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一再受到严重打击，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
正如毛主席所说：
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
国内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跃进的伟大时代。
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伟大祖国的九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第1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超额完成，我国已经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农村，合作化之后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永远结束了农村的贫困的历史。
去年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主要项目——钢、煤、粮、棉的产量成倍的增长，这种速度使世界上任何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继续大跃进。
我们充满着信心，国家所规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定能够胜利地、超额地完成。
侨眷归侨热烈拥护人民公社；
国家对他们的劳动、物资供应等作了妥善安排
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四年来国外华侨工作和国内侨务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几年来，党和政府坚决领导归侨、侨眷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也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作了适当照顾。
政府曾经公布和执行了一系列的有关保护华侨特殊利益的政策法令，诸如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海关对归侨携带行李物品优待办法、华侨出入国境优待条例、归侨工商业家企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照顾处理办法等等。
此外，对归侨、归国华侨学生的就业、就学等方面，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
政府“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调动了侨眷归侨的积极因素，发挥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力量。
四年来，有十一万多归侨参加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万一千多归国华侨学生入学和升学，从事深造，以便他们为祖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广东、福建、上海、云南、广西、山东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华侨投资公司积极兴办有利于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企业、农场，到目前为止，他们举办的企业已有八十八个，华侨投资兴办的农场已有二十五个。
不仅如此，华侨还在各地捐资兴办了一千多所小学、几百所中学和许多医院及其它福利事业。
1958年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侨眷、归侨面目一新，国内侨务工作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公社完全符合侨眷、归侨的根本利益，广大侨眷、归侨热烈拥护人民公社。
农村中百分之百的侨户积极参加了人民公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侨眷、归侨参加了公社的各项建设事业，并且在劳动生产中涌现了不少红旗手和模范人物。
去年12月全国侨联会议上就表扬和奖励了五十三个集体先进单位，三百零一位模范人物。
他们是广大归侨、侨眷和归国华侨学生的光荣榜样。
他们当中有农业丰产的能手，热带作物的专家，钢铁战线上的英雄，守卫海防前哨的英勇民兵，创造发明达到国际水平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尽管侨眷、归侨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在人民公社化过程当中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还是根据侨眷、归侨、归国华侨学生的特点，贯彻了“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
侨眷、归侨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永远归私人所有，侨汇、存款完全由个人支　配，用于生活、储蓄、投资生产或举办福利事业一律听便。
侨眷、归侨可以依靠侨汇维持全部生活，公社不应当加以干涉。
即使侨眷、归侨社员有侨汇收入，公社在分配的时候，无论供给部分或工资部分，都必须象别的社员一样照给。
华侨投资仍按国务院颁布的办法处理。
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金，即使到社会主义建成后，也还是归投资人所有，所得股息只要不超过本年股息的百分之五十，经过外汇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以汇往国外。
投资人如果要求工作，可以根据公司有关企业的需要和投资人的具体情况，优先录用。
今年仅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支付的股息就达二百多万元。
对侨眷、归侨的劳动、物资供应和对归国升学的华侨学生的就学、就业等问题，公社和国家也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对于一部分还不大习惯劳动的侨眷、归侨，在安排他们劳动的时候，最好要注意逐步由简到繁，由轻到重。
在目前来说，我认为最好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之下，鼓励他们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或者鼓励他们参加食品工业、日用品工业、副业、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
这样既可以提供更多的原料、更多的产品，供应城乡市场的需要，又可以使侨眷、归侨都能得到更妥善的安排，发挥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上述种种措施不仅将使侨眷、归侨生活得更加美好，而且也必将更好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继续大跃进，和全国人民一道，巩固与建设人民公社，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和超额完成以钢、粮、煤、棉为中心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引导他们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正确处理他们和所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国外华侨工作一方面要尽力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经常注意引导他们随时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正确地处理他们同所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使得华侨的地位、处境发生了变化，从而他们同所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也就和过去有所不同。
我们需要根据这种新的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工作。
多少年来，华侨在国外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
清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无力保护华侨，而且还迫害华侨，以致使华侨成为“海外孤儿”。
新中国的成立和它取得的伟大成就，结束了海外华侨的屈辱的历史，这使华侨无限兴奋。
他们以有这样可爱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欢欣鼓舞，他们以祖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感到自豪。
但是，华侨倾向祖国、热爱祖国，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万分恐惧和仇恨。
杜勒斯一方面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侨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华侨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期待得到它的领导”；
另一方面，又制造所谓华侨进行“颠复、推翻当地政府”的谰言，企图挑拨东南亚国家与我国的友好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
在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绝不是热爱祖国的华侨，而恰恰是美帝国主义自己。
我国政府一向劝告国外华侨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尊重当地的法令和风俗习惯。
这一点，我们海外的侨胞履行得非常好。
这个事实，是被他们所在国的当局和人民所公认的。
帝国主义借口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进行挑拨离间，说华侨是第5纵队，但是中、印（尼）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早就粉碎了这一阴谋。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主张让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国籍。
我们对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选择国籍的态度是：
华侨如果自愿参加侨居国国籍，很好，我们表示谅解，并且赞助并鼓励他们为所在国的独立和繁荣富强而努力；
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同样好，我们则教育他们遵守侨居国法律，帮助侨居国发展经济建设，主动搞好和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
华侨如果愿意回国，也好，我们要引导他们和国内人民一道，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美帝国主义者还进行挑拨诽谤，说“华侨操纵和垄断着当地的国民经济”。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垄断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经济的是帝国主义，而华侨经济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却是有贡献的；
华侨经济和当地民族经济，都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和摧毁。
美帝国主义经常制造所谓华侨经济“危害当地经济”的谰言，这只不过是为了掩饰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已。
为了支持民族主义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我们鼓励华侨，在可能条件下，将商业资本逐步转营工业，以协助当地发展民族工业，摆脱殖民主义者的羁绊。
这样做，对当地人民和华侨都是有利的。
为了离间东南亚国家同华侨以及同中国的关系，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有些东南亚国家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采取了错误的排斥华侨的政策，这完全是中了美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奸计。
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得以改变。
祖国对华侨的处境，寄予很大的关怀，并且尽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我们热切希望华侨能更好地团结合作，本着“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贵”的精神，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
共同办好华侨福利、文化事业，并巩固与发展和当地人民的亲切友谊。
希望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不要再仰人鼻息，丧失主权，自陷于绝路
正当我国建设方兴未艾，光芒万丈，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建设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台、澎、金、马的同胞，还在遭受着美帝国主义欺凌和压迫。
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使华侨的处境更加复杂和困难，这是我国人民和国外华侨绝对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国在台、澎、金、马问题上对美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国外华侨兴奋异常，一小部分被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蒙蔽、欺骗的华侨，逐步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的真面目，幡然悔悟。
我希望国外华侨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支持祖国解放台、澎、金、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斗争。
我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国家利益为贵，以民族大义为重，认清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任何幻想“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到来，依靠美帝国主义“反攻大陆”，都只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美帝国主义者不是公开说，台湾不过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吗？
在美帝国主义者心目中，蒋介石集团只不过是侵略中国的工具而已！
现在你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帝国主义不可靠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仰人鼻息，丧失主权，自陷于绝路，永受后世唾骂！
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应当觉悟过来。
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
祖国的大门还是向你们开着的。
台、澎、金、马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西藏叛乱集团的算盘完全打错了
国外华侨对前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进行武装叛乱，感到极大愤怒。
他们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遭受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
西藏叛乱集团把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认为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他们发动叛乱的时候，是会“援助”他们。
但是，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任何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企图破坏我国团结的阴谋都必然遭到失败。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帝国主义者、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对和谴责。
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国外华侨拥护政府迅速平定西藏叛乱的一切政策和措施。
西藏叛乱的平定，使我国各民族更加团结，使我国的统一更加巩固。
在祖国的大家庭中，西藏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为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开辟了民主、新生的大道！

西藏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为国法所不容
最高人民法院高克林副院长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把195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情况，作个简要的发言。
几年以来，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数量有显著下降，证明我们国家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人民生活更加改善，人民内部更加团结
最高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审判刑事和民事案件，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从1955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除了个别时候，这一年度比之上一年度稍有增加以外，总的看来是下降的趋势。
在1958年，由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特别是09月以后，由于在全国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收案数量下降的趋势更加显著。
显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种反映。
它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已经更加巩固，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也说明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政治觉悟程度的日益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日益增强。
处理当事人的申诉，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四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诉，总的也是下降的趋势。
从我们处理申诉的结果来看：
原判正确、申诉没有理由的占绝大多数，原判不当、申诉有理由的是极少数。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当事人的申诉，可以帮助我们和地方人民法院，来考察和改进审判工作；
同时，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处理申诉，来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监督。
因此，我们今后仍然要认真严肃地做好这项工作。
在这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工作方面，还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主要的有：
贯彻了人民法院的组织法
一、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以后，我们立即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在全国司法干部中，认真地进行了遵守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教育；
同时，指导各地人民法院，遵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积极而又有步骤地实行了各项审判制度。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贯彻执行，不仅使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更加健全了，也使广大司法干部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水平，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改进了审判作风。
指导了肃清反革命斗争的审判工作
二、指导肃清反革命斗争的审判工作。
1955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加紧了间谍特务活动。
国内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同那些间谍特务分子狼狈为奸，互相呼应，从许多方面进行破坏，企图阻挠我们的事业前进。
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很多代表的发言和提案，都要求严厉地惩治反革命分子。
在那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也指出必须“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国内国外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活动”。
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我们立即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会同检察、公安机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展开了肃清反革命的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由检察机关起诉的反革命和其他重大刑事案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本着正确、合法、及时的要求，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严厉地惩治了反革命罪犯和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罪犯。
1956年春天，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党和国家适时地提出了在坚决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前提下，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我们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1955年肃清反革命斗争的审判工作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处理反革命和其他重大刑事罪犯的政策界限的意见；
在1956年第3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通过了这个总结，并报请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实践证明，这个总结是基本上符合当时形势和工作需要的。
复查了肃反中的案件
三、为了巩固这次肃清反革命斗争的成绩，正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在1956年夏季，我们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责成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就1955年肃清反革命斗争中处理的案件，进行了复查。
这次复查工作历时半年以上，做得相当普遍和细致。
复查的结果证明，这次斗争，由于坚决、正确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这次斗争中判决的案件，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判决有偏差的案件，即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的案件，只是极少数。
对这种有偏差的案件，有关的法院都及时地依法作了纠正。
总结了审判工作的经验
四、在这个时期，我们除总结了肃清反革命斗争的审判工作的经验以外，还总结了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经验。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1955年到1956年，我们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中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程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总结。
这个总结，在报请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以后，曾发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参酌试行。
1958年以来，审判工作的群众路线有了新的发展。
对此，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人民法院进行研究、整理，以便把原来所做的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程序总结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使它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在上述各项工作过程中，是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的。
一些混入司法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坚持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竭力反对人民法院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服务；
竭力反对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竭力反对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
竭力反对党和国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作的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还必须经过查对，反对逼供信等指示。
司法战线上的这场斗争，从建国以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经过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胜利，不仅解决了司法战线上长期争论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深刻地教育了司法干部，为司法工作坚持党和国家规定的正确方向，奠定了更加可靠的基础。
人民法院应该大走群众路线，实行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吸收群众参加审判活动，既能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又能充分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
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推动下，司法工作同样出现了一个适合自己情况和任务的跃进的局面。
各地人民法院在跃进中，大走群众路线，实行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加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各地人民法院主要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根据受理案件的情况，深入到工农业生产中去，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依靠群众就地审理案件，或者就地指导调处委员会的工作。
在审判方法上，认真执行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
对某些不涉及国家机密或当事人隐私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有准备地吸收群众参加座谈、辩论。
这种做法，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审判活动，便于查清案情，防止差错，使案件办得又好又快，也可以更充分地向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
这种做法，使人民法院能够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使司法干部能够进一步密切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彻底扫除“三风”“五气”。
这种做法，还使司法干部能够丰富社会知识和获得生产知识，有利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步结合。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
我们对反革命和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罪犯，在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时候，在继续保持警惕的情况下，应注意依法从宽的一面。
但是，依法从宽，不是宽大无边，对那些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仍应给以应有的惩处。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背叛祖国、残害西藏人民的武装叛乱，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西藏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西藏的叛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和蒋介石匪帮，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是一种严重的叛国罪行，实为国法所不容。
对于叛国集团的首恶分子及其他被欺骗被胁从的分子，我们将本着党和国家既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按其情况，分别处理。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应以调解为主；
凡属民事纠纷和轻微的违法行为的案件，应尽可能通过调处委员会依靠群众就地解决
处理民事纠纷和一般的违法行为的案件，仍然是人民法院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种案件，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
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案件，在处理时，应该以调解为主，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以便达到分清是非、维护法纪、有利生产、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和发扬共产主义道德风气的目的。
现在，各地的调处委员会或治安调处委员会已经普遍地建立起来，人民群众用以教育自己、约束自己的爱国公约，也已经普遍制定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各地人民法院，主要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会同检察、公安机关，加强同调处委员会或治安调处委员会的联系，帮助和指导调处委员会或治安调处委员会开展工作，认真地发挥爱国公约的作用，使一些民事纠纷和属于轻微的违法行为的案件，尽可能地依靠群众就地解决。
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对不断提高审判工作人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改进审判作风，提高案件审判的质量，都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和各地人民法院，一定要把总结审判经验的工作，当成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切实把它做好。
即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计划。
我们将和全国司法干部一起，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和司法工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司法工作方面，来保障1959年工农业生产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西藏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是明目张胆破坏国家宪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现在，我就检察工作的主要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
四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一直是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工作的
四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战线上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基本肃清，违法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看，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了。”
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则。
四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一直是根据这个原则来进行工作的。
检察机关始终把惩办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1955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在1957年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中，以及在1958年保卫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四年以来，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案件里面，这种现行破坏的案件占百分之七十点八，其余百分之二十九点二，则是罪恶很大、民愤很大，又到处流窜隐藏、心怀破坏阴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惩办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不把那些怀有破坏阴谋的重大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就要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对于反革命分子，我们历来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节节胜利，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而且处于进一步分化瓦解的过程中。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理，除了少数罪恶严重的坚决分子以外，进一步实行了宽大政策。
这一点，在各级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工作中，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
据统计，1955年和1956年，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反革命罪犯，大约占需要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即只处理了其中情节严重的分子，其余百分之四十左右情节轻微的分子，则放在社会上，依靠群众监督改造；
而1957年和1958年，批准逮捕和决定起诉的反革命罪犯，大约占需要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即只处理了其中情节最严重的分子，其余百分之七十左右情节轻微或情节不是最严重的分子，也都不予逮捕，把他们交给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
这种宽大政策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上。
四年来，我国公安机关，根据惩罚管制和教育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有效地组织了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既使他们的反动思想有所改变，又使他们获得了劳动生产的技能，如果他们能够老老实实继续改造下去，他们就完全有可能使自己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善良劳动者。
检察机关在劳动改造工作中，对反革命罪犯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情况，实行了检察。
对于真诚悔罪和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罪犯，建议有关部门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提前释放；
对于抗拒改造、重新犯罪的反革命罪犯，则起诉惩办。
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表现，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加强这一工作。
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还有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并不等于对少数罪恶严重、进行现行破坏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可以容忍他们的破坏，不加惩办了。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
“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
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
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
我们的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还有少数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还有少数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就是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反革命分子和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分子，要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还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叛国行为，是国法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武装叛乱。
这是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叛国行为，是国法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的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依照宪法的规定：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任何反动派都否认不了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叫喊什么“西藏独立”，进行武装叛乱，这不仅暴露了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外国干涉者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而且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家的宪法，背叛了祖国。
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叛乱，已经被粉碎了。
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一起，正在继续彻底肃清残余叛匪，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对于被欺骗裹胁参加叛乱的分子，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人民方面来，将一律不咎既往；
对于在叛乱中某些一时犯有罪行的分子，只要他们能够真诚悔悟，不再进行破坏，也可以实行宽大政策，不加惩办。
但是，对于坚持叛乱、死不悔改的分子，一定依法严惩。
为了准确地打击敌人，防止伤害好人，严格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检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各位代表：
对敌人实行专政，同保护人民民主是完全一致的，对敌人专政越有威力，人民民主生活就越有保障。
同时，在对敌人实行专政中，又必须防止偏差，才能够保护人民民主权利。
为了准确地打击敌人，防止伤害好人，我们在工作中，历来是严格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既防止混敌为我，又防止混我为敌。
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伟大著作发表后，我们又组织干部普遍地、认真地学习了这个著作，进一步掌握了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并且不断地总结实际工作的经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
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群众路线。
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克服了“三风、五气”，检察工作的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发展。
很多地方采取了“携卷下乡办案”、“巡回办案”、“就地办案”等方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生产，一边办案，这样不仅锻炼了干部，教育了群众，而且对于分清案件的是非轻重，保证正确地办理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工作中，还严格执行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度，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发挥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
应当说明，我们国家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是模范地遵守法律的，对于案件的侦查和审判是极其严肃、谨慎的。
各级检察机关对于逮捕、起诉的案件，根据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对于被告人和被告人亲属的申诉，也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处理，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对已经判处的案件，也有计划地进行复查，如发现个别错案，及时建议法院予以纠正。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在巩固专政方面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而且，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发扬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障人民的民主生活，促进人民内部的团结，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人民群众遵守法律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民是法律的主人。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和革命教育，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守法的自觉性是很高的。
特别是经过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人民群众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习气，还时时刻刻地对新社会起着腐蚀作用，因此，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少数不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的人。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地进行了法制宣传工作，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开展了关于法制问题的辩论，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在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法制辩论的基础上，人民群众自觉地订立并推行了社会主义爱国公约，建立了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的调处委员会，这就进一步改变了社会风尚，不仅人民之间的某些纠纷大大减少，而且进一步树立了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尊老扶幼、团结邻里、和睦家庭的新风气，加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促进了生产。
实践证明，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直接掌握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方法，来消灭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提高共产主义觉悟的一个有力工具。
在处理人民群众中某些不遵守法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同敌我矛盾是根本不同的。
至于对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工作中发生的某些缺点错误，只能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加以教育纠正。
如果把这些缺点错误当作犯罪行为，采取惩办手段，那就不仅会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也是一种混淆两类矛盾，把对待敌人的办法用以对待人民群众的严重错误。
当然，对人民内部个别触犯了刑律的人，必须依法制裁，但是，就整个来说，这种惩罚只是作为说服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生活。
依靠人民群众，制裁一切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加强对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工作
总之，四年以来，检察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方向，把对敌人的专政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正确地统一起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没有斗争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主要的是同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种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把法律看作是超阶级的、超政治的，是代表包括反动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的利益的，其实质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把法制的矛头，不是对准敌人，而是对准人民内部，其结果是放纵了敌人，伤害了人民。
这种资产阶级法律观点，曾经一度成为主要的错误倾向，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上被克服了。
但是，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当然，我们对于那种忽视遵守法律、忽视公民权利的错误倾向，历来也是注意防止和进行了斗争的，因为这种倾向同样是不利于打击敌人，不利于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更加巩固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更加提高了，反革命更少、更弱了，因而专政的范围在逐步缩小，人民民主生活在进一步扩大。
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对敌人的专政作用，仍然不能放松，必须用国家的法律去制裁一切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加强对过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工作。
我们相信，全国检察机关，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同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一起，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它的光荣任务。

不祥的“沉默”
孙英
当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疯狂地破坏着中印友好关系的时刻，美英帝国主义者保持了所谓“战略性的沉默”。
对于这种奇特的沉默，他们只怕引起什么误解，曾作了不少的解释。
当然，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政客们，还有他们的报纸，并不是那么“沉默”，一样在恶毒地攻击新中国。
但是，从他们自己关于这个所谓“战略性的沉默”的解释中，人们倒可以看到这些带上白手套的大人先生们干的是什么勾当。
合众国际社从新德里发出的报道说：
“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这里的反共外交官员是十分谨慎的，不显出对尼赫鲁‘施加压力’的样子。
他们满足于让印度人自己看看发生的事情和作出的决定”。
看来，对于印度的某些政治家和报刊的反华叫嚣是十分高兴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8日的消息，也作了同样的报道：
“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决定对这位西藏领袖的声明（指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不作正式评论。
它们继续执行谨慎的宣传政策，即让西藏局势的事实自己来说话。
它们采取这种政策是根据这样的设想，亚洲非集团国家的人说的一个字要比美国政府说成千上万个反共字眼还要有价值”！
华盛顿当局真是有自知之明，美帝国主义的名声在亚洲人民中间太臭了，美国牌的反共、反华的货色，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已经一钱不值的。
现在有了印度的扩张主义者们，说尽了美国想说的一切，又何需美国再出来画蛇添足呢？
英国又是一种表现。
也许由于同印度有势力集团有着传统的关系，它毋须像美国那样藏头露尾。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20日在谈到所谓达赖喇嘛在印度发表的声明的时候说，英国政府“还同印度政府就这个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而美联社记者从伦敦发出的一条消息却说，据他了解，英国政府在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发表以后，正在同印度政府讨论将来是否承认中国有权管辖西藏的说法的具体方面。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毫不掩饰地在煽动印度反对中国。
“曼彻斯特卫报”和“每日电讯报”在同一天发表的评论中，一个要印度“在中国面前是无需胆怯的”，一个说尼赫鲁可以利用“他们（中国）要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这一点而“大胆起来”，两家报纸都要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来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利用中国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来作为反对中国的赌注！
多么阴险狠毒的献策啊！
头脑清醒的人不难理解，如果接受了这个主意，对于印度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损害。
且看“华尔街日报”对于目前印度扩张主义者所掀起的反对中国的浪潮抱着多么热烈的期待吧。
这家报纸写道：
“西藏正在对印度并且同样对东南亚没有参加集团的国家产生了雷霆一般的影响。
现在亚洲爆发的反共情绪是美国倾囊也买不到的”。
“这种情况可能使其余国家放弃它们的中立主义而设法同西方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有见识的印度朋友，听了这些话难道不寒心吗？
那些反华叫嚣的印度人，实际上正把印度推向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流合污的陷阱。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正极力把中印友好关系推到悬崖。
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广大印度公众的不安，他们要求珍重中印友好关系，严防帝国主义挑拨。
乌尔都文日报“印度文汇报”在19日指责那些在西藏事件上“煽动纠纷”从而“不利地影响中印关系的”那些政党。
这家报纸说，“我们认为，人民社会党领导人阿索卡·梅达关于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所发表的意见并不代表我们的观点”。
印度“自由新闻”在20日说：
“外国记者在提斯浦尔上空从他们包租的飞机上发出的富于空想的消息，使我们了解到达赖喇嘛的戏正在如何被西方利用来达到冷战的目的”。
这家报纸指出，“如果印度舆论在这一点上受到诱惑和跟随西方的话，那将是可悲的错误。”
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拉胡尔·桑克里蒂亚雅纳19日说，“帝国主义者正在设法削弱中印两国之间的友谊，但是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这些真正代表印度人民的声音，终将一天比一天宏亮起来，冲散那笼罩在中印关系上的乌烟瘴气。

兴反华之风　作反共之浪
美国统治集团和印度扩张分子相呼应
印度官员散发所谓达赖声明　美国官员叫好
印度报纸发出诽谤我国叫嚣　美国报纸打气
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通讯社一方面宣传美国官方在西藏局势问题上采取所谓“战略性的沉默政策”，另一方面，却有大量消息表明，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客们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相呼应，正在企图掀起一个敌视中国的运动。
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第1个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后，美国统治集团也像盗用达赖喇嘛名义发表这个声明的人一样以为得计，国务院的专家们在18日竟然得意忘形地把这个漏洞百出的拙劣声明的发表看做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一次历史性失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2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也硬说这个声明
“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暴行”。
而事实却是，这个谎话连篇的声明徒然暴露了策划发表这个声明的阴谋分子的诡计。
美国的政客们拼命利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这件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极力挑拨离间亚洲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妄图煽动它们反对中国，以便利美帝国主义乘虚直入，达到它控制和奴役这些国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种阴谋从前美国驻印度大使鲍尔斯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在19日的电视节目中发表的讲话中看得十分清楚。
他们在讲话中无中生有地诽谤中国，胡说什么这个地区的中立国家第1次尝到了“中国殖民主义的味道”。
他们一致认为尼赫鲁“是亟力反共的”。
鲍尔斯还说，“印度是保持日本和卡萨布兰卡之间广大地区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关键性的国家”，因此他们一致强调有必要增加对印度的“援助”，使它成为“亚洲的领导者”。
一些美国报纸对许多印度右派报纸最近发表敌视中国的疯狂叫嚣极为欣赏。
接近国务院的“华盛顿邮报”在15日的社论中把这种叫嚣称誉为“直言不讳”。
这家报纸还要求美国的统治集团在西藏叛乱事件上应当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保持一致，共同对中国镇压西藏叛乱的行动表示“私人的和官方的愤怒”。
“奥克兰论坛报”竟公开鼓动印度总理尼赫鲁“鼓起勇气”，不仅给达赖喇嘛以所谓“宗教避难权”，而且也给以所谓“政治避难权”。
这就是说，要让西藏叛国匪徒放手地盗用达赖喇嘛的名义更进一步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勾结起来，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
与此同时，消息显示，美国还企图在必要时把达赖喇嘛劫持到美国，以便进一步煽动敌视中国的运动。
据“纽约邮报”16日在一篇题为“华盛顿的内幕”的文章中透露，美国正阴谋把西藏事件提到联合国并要达赖喇嘛亲自到联合国发表“呼吁”。
这家报纸说，美国国务卿赫脱（当时是代理国务卿）曾经表示，“不管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愿意到美国来，他都会受到欢迎”。
文章说，印度的领导人曾私下表示过，“他不打算劝阻达赖喇嘛不要为此目的飞赴美国”。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通常可靠的人士说，19日当达赖喇嘛经过提斯浦尔时，有人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封“密封信件”交给他。
据“印度时报”22日刊载的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一条消息证实了这件事。
这条消息说，美国总统休假总部在21日已经承认，艾森豪威尔曾经把这种密信送到印度交给达赖喇嘛。

印度公正舆论呼吁维护印中友好
劝告支持西藏反动派的人冷静些
指出叫嚷“西藏独立”的人正是印度最大的敌人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
孟加拉文日报“划时代报”22日发表社论驳斥所谓西藏是“独立国家”的谬论，维护中印两国友好。
这家报纸指出：
“西藏并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如果我们在流亡的达赖喇嘛或西藏叛乱问题上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破裂，其后果将是可怕的。”
社论欢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它赞扬周恩来总理的耐心和沉着，并且称赞他认为中印友谊将继续保持下去的信念。
社论指出，“鉴于印度目前的气氛”，所以要特别谈一谈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
社论说，“在中国总理表示了这种明确的观点和政策，分析了形势，并且向印度提出呼吁以后，我们国家内那些支持西藏反动派的人士是否会稍许冷静一点？
他们是否会停止在达赖喇嘛到达时开始的叫嚣和蹦跳？”
社论在谈到一位英国编辑金斯莱·马丁认为要求尼赫鲁放弃中立政策的人是“蠢货”的这种说法时说，“但是金斯莱·马丁将会遗憾地知道，印度是不乏这种蠢货的。”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
孟加拉文日报“自由报”今天发表社论说，“那些提出‘西藏独立’口号而危害印中关系的人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他们也是印度最大的敌人。”
社论说，“西藏是伟大中国的一部分，在解放西藏的斗争中，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积极和真诚地合作。
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反动势力反对解放斗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反对帝国主义在印度进行的这种阴谋是印度人民的爱国责任。”
社论强烈谴责人民社会党领导人的活动，谴责人民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阿索卡·梅达和克里帕拉尼等的讲话，以及他们想举行所谓“西藏大会”的企图。
社论说，他们“阴谋进行反对中国的冷战，而把我国推进帝国主义的战争集团”。
报纸提到尼赫鲁4月20日在联邦院发表的声明，尼赫鲁曾经表示，不能从一个国家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
报纸质问什么人同情西藏的上层卖国贼？
它指出，表示同情这些人的是“和平、独立和潘查希拉的头号敌人帝国主义”。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
印度最近一期的“新世纪”周报发表了署名乔希的一篇社论，题目是“万隆会议四周年”。
社论说，正当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四周年纪念到来的时候，一部分印度报纸正在最近发生的西藏叛乱事件上大做文章，他们企图把美国—巴基斯坦双边军事协定和其它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对印度的威胁置于次要地位。
那些希望万隆会议失败的分子，就是正在利用西藏叛乱事件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分子。
社论说，在万隆会议四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的共同敌人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制造印度和中国的不和。
社论说，完全不难看到，削弱印中的团结就是对亚非团结的打击，就是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和玩帝国主义的把戏。
社论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不断地努力，同亚洲国家中的傀儡缔结军事协定，散布不和以及阴谋破坏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从而分裂和破坏万隆的国际友谊。
社论说，西藏叛乱事件就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

印度社会党领袖和盘托出扩张分子野心
公然主张印度宣布西藏“独立”
无耻宣称印度应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垄断权利”
新华社24日讯
印度报业托辣斯23日详细报道了印度社会党领袖纳拉扬在前一天就西藏叛乱事件集中反映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野心的疯狂叫嚷。
这个臭名远扬的印度社会党领袖22日在“印度支援西藏委员会”在孟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公然宣称，印度应当“异口同声地宣布西藏应当是独立的国家”。
他发出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嚷说，“关于西藏实行内部自治的方案在情况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是没有价值的”。
纳拉扬并不掩饰印度扩张主义者同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野心。
他说，“根据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旧协定，后者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前者享有发展那个国家的垄断权利”。
而“在独立以后，印度成为这个垄断权利的继承者。”
纳拉扬宣扬，在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能以所谓“符合西藏人利益的方式”来帮助西藏实现和平的改革。
他主张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鼓动“所有亚洲国家估计这个局势和迅速采取行动”。
他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西藏事务的不光彩活动引以为荣，照他的说法，“印度应当在这方面成为其他国家的表率”。
纳拉扬还暴露了印度反动分子以破坏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能事的面目。
他说，“有些人说，为了中国的友谊，印度应当保持沉默。
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态度。”
纳拉扬说，印度过去犯了错误，他一直试图指出这些错误。
“其中一个错误是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印度本应当认为，西藏同中国都是独立国家。”
纳拉扬要求尼赫鲁向世界宣布，“有人在西藏进行了侵略”，并且宣布中国政府没有权利去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
他还要求印度政府不要限制西藏“难民”到印度去。
另据“政治家报”今天从斯利那加报道，印度的三个佛教组织4月20日在拉达克举行群众大会。
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也竟然宣称西藏“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的行动，并且诬蔑中国“使西藏殖民地化和奴役它”。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还造谣说，人民解放军对“拉萨的历史性建筑物进行轰炸”。

巴基斯坦外长利用西藏事件献计
叫嚣要把印度拉进东南亚侵略集团
菲泰澳当权政客煽动东南亚国家放弃和平中立道路
新华社24日讯
卡拉奇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卡迪尔23日晚上在卡拉奇利用西藏叛乱事件为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进行辩护。
卡迪尔煽动地说，西藏事件“是令人吃惊的”，“大家必须提防”，这些事件“证明了”缔结区域性条约的“必要性”。
卡迪尔在讲话中还认为，西藏事件“令人觉得有可能”把印度拉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集团和使它“靠近”巴基斯坦。
卡迪尔是在出席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惠灵顿会议以后回到卡拉奇时发表上述讲话的。
卡迪尔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曾经积极主张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惠灵顿会议上讨论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
他在参加了这个策划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阴谋的会议以后，途经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时，不断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煽动冷战空气。
新华社24日讯
西贡消息：
正在西贡进行活动的菲律宾总统加西亚，23日在吴庭艳的“国会”上借西藏叛乱事件发出反共叫嚣。
加西亚企图利用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事件来挑拨和毒化国际关系，破坏和平友好气氛。
他说什么关于在西藏进行“镇压”的消息已经粉碎了“共产主义的关于和平共处和友好的迷人歌曲”。
这个总统不顾他的国家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榨取和奴役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讲话中胡说什么要“警惕共产党侵略的危险”。
新华社24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外交部长乃他那·科曼在21日向报界发表谈话时又公然诬蔑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是对西藏的“侵略”。
他把中国政府对西藏武装叛乱分子的讨伐，诬称为对西藏佛教徒的“迫害”和“侵略”，他表示对这些叛乱分子寄予无限同情。
乃他那刚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惠灵顿会议回国。
这次会议在美国主使下，曾讨论了中国的西藏叛乱问题，并且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对中国进行了恶意的攻击。
乃他那鼓吹说，“我们同情西藏人民，因此，如果在国际会议上有人提出讨论西藏问题时，我们是赞成的”。
泰国副总理那拉底20日也就西藏叛乱事件污蔑中国说，“西藏事件正如匈牙利事件一样，应该遭到世界人士的谴责。”
新华社24日讯
堪培拉消息：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4月23日在众议院再次就西藏叛乱事件诬蔑中国，他用“共产主义威胁”来恫吓东南亚国家不要走和平中立的道路。
按照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的逻辑，他把西藏称为“自治国家”，把西藏叛乱说成“起义”。
他诬蔑中国“在西藏这个自治国家内残酷地使用暴力，以便把一种不是西藏政府和人民自己选择的制度强加在西藏政府和人民身上。”
凯西借此而大唱“共产党威胁”的老调。
他说，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地区内，主要的潜在威胁是来自中国共产党人。
这位名声不好的外交部长还用奇怪的逻辑来“谴责”中国对中国自己的领土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使用了武力威胁”，从而表现出他干涉中国内政的热忱。
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凯西已经发表了不少敌视中国的言论。
04月01日他在南朝鲜汉城说，西藏叛乱事件是“共产党压迫另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自由和宗教的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04月02日在香港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任何地方的威胁。”
04月03日到了新加坡，他更明白地说出了他对西藏叛乱感到兴趣的原因。
他说，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国际共产主义主张的是什么东西。
在今天任何一个小国要保持中立是非常困难的。”

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报道
美国对反华叫嚷甚感满意
密切注视着印度对我国态度的变化
新华社24日讯
东京消息：
“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记者河村在不久前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西藏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而且“深切关心”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关系会因西藏问题而“发生变化”。
河村说，“从美国政府屡次作的公开表示和报纸的报道情况可以看出，美国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西藏叛乱”。
报纸每天都以整版的篇幅大量地刊载有关西藏的消息，社论也一再评论这个问题。
同时，河村又说，“美国政府当局和报纸虽然关心西藏叛乱本身”，但是，它们“表示特别关心”的事情却是：
中国同印度以及其他中立国家的关系“将会怎样演变”。
这个记者说，本来，美国在心里不满印度这样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认为它们“不能识别共产党中国的侵略性质”，对中国采取的是“软弱态度”。
“美国政府当局之所以注意这次西藏叛乱将对印度等国的对共产党中国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原因就在于此。”
记者说，美国这次对亚洲一些国家在中国西藏叛乱事件上发出的敌视中国的叫嚣有着“良好印象”。
河村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国平定西藏武装叛乱是“深恶痛绝”的，并且对西藏叛乱分子“给予声援”。
但是，河村认为“美国政府显得有些混乱”，它一方面要污蔑中国解散发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违反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却又说它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协议。

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同情西藏叛匪
公然通过诬蔑我国的决议
新华社24日讯
伦敦消息：
正在伦敦开会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23日就中国平定西藏叛乱通过了诬蔑中国的决议。
这个决议把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说成是“对自由权利”的“镇压”，并且公然对西藏叛乱分子“表示同情”。
社会党国际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发动叛乱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撕毁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它硬说，中国政府“撕破”了这个协议。

美国利用西藏叛乱鼓吹侵略
统治集团代表人物大肆诬蔑我国以图迷惑亚洲国家
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一些代表人物继续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在亚洲煽风点火，并乘机宣扬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所推行的侵略政策。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22日诬蔑我国镇压西藏叛乱是“中国共产党的残酷无情”，是在所谓“自由世界”面前“现了原形”。
以敌视中国人民著称的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21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恶毒的诬蔑。
他把中国政府平定西藏的武装叛乱叫做是“对自由的令人震惊的镇压”，他并且企图用这种胡说来“说明”中国的“有增无已的蛮横态度”。
罗伯逊还恶意地把西藏的一小撮叛乱分子称作“西藏人民”，他诬蔑中国政府镇压武装叛乱是“拿起武器对付西藏人民”。
罗伯逊在讲话中还别有用心地挑拨说，“共产党中国的这种血腥和蛮不讲理的行动已经向它的亚洲邻居暴露了它的真面目。”
但是实际情况恰恰是罗伯逊在自己的讲话中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想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在亚洲煽风点火，推行美国侵略政策的目的。
他在讲话中紧接着就鼓吹远东国家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对付它们所遭到的威胁和困难”。
他叫嚣美国为了远东的“自由”“值得付出一切代价”。
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奇23日在芝加哥外交学会集会的演说中，诬蔑中国政府镇压叛乱是“不可言喻的暴行”。
他歇斯底里地叫喊说，西藏的叛乱“说明在北京有着一个帝国主义”。
这个华尔街的代言人接着就鼓吹利用西藏叛乱事件来支持美国一贯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动立场。
他叫嚷道：
“中共这一次野蛮的行动再一次证明，我们为了不让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而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表示美国政府将利用西藏叛乱“再一次不遗余力地”使这个政策“获得胜利”。
“纽约邮报”昨天刊登了罗斯福夫人的一篇文章，她以明显的挑拨语气向所谓“自由世界”提出警告，要它们不要把将来寄托在同共产党达成的文字协定上。
她诬蔑中国镇压叛乱是“撕毁协定”，“用武力达到目的”。

阿联宣传机器争当诽谤者和挑拨者
新闻局发行小册子把西藏叛乱说成是“西藏革命”
报纸恶毒诬蔑“中国侵略印度”大肆挑拨印中关系
新华社23日讯
在西藏叛乱发生以后，阿联新闻局和它指导下的报纸竟然借此恶毒地诬蔑中国，并且挑拨中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阿联新闻局最近专门出版了一本长达六十页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公然把西藏叛乱说成是“西藏的革命”，而且借用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所散布的捏造，胡说什么“西藏是东方类型的匈牙利革命”。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窃取统治地位以及决心用武力和屠杀来实行共产党统治的另一个步骤”。
这本小册子企图煽动南亚地区的和平中立国家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国。
它诬蔑说西藏和伊拉克是共产党想同时接管东方各个地区的计划的一部分。
小册子说：
“共产党人用来杀害伊拉克的赤色匕首就是他们用来杀害西藏的这把匕首。
看来，共产主义打算同时在两个地区打击主张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
这本小册子竭力挑拨中国同印度和尼泊尔的友好关系，它说，“如果西藏被摧毁的话，尼泊尔和印度将先后是共产主义侵略的两个牺牲者”。
小册子的作者重复了阿联在反苏反共运动中所使用的忘恩负义反咬一口的手法，胡说什么共产党人过去支持尼赫鲁反对西方势力，可是“现在莫斯科看来认为尼赫鲁丧失了他的价值，因此共产党开始在印度建立它们自己的基地，来进行反对尼赫鲁的宣传”。
小册子为了掩饰阿联违反万隆原则干涉伊拉克内政的行为，反噬中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是“把万隆会议的原则踩踏在脚底下”。
阿联的“共和国报”竟然否认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人所公认的事实，硬把西藏反动分子的叛国行为说成是“摆脱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压迫和争取西藏独立的革命”，并且诬蔑中国“侵略西藏”，甚至叫嚷说，“西藏革命变成了国际问题”。
这家报纸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以后，竟露骨地煽动反对中国说，“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将认为这个声明等于是宣战”“战斗将继续进行到西藏获得独立为止”。
“在那些同情西藏事业的人中，将有许多人会作为志愿军而参加战斗”。
开罗“晚报”拙劣地把西藏总共一百二十万人口中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说成是“三百万人反对中国统治的革命”，胡扯什么“这个革命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一部分。”
为了竭力歪曲西藏叛乱的真相，“金字塔报”不顾西藏在上层反动分子阻挠下尚未进行社会改革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造谣说叛乱的原因是“中国想在西藏实行共产党的公社制度”。
“今日消息报”荒诞地造谣说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西藏强迫在家庭生活中实行共产主义制度。
他们把所有的妇女都搞在一个地方，规定了男女会面的时间。
丈夫将没有固定的妻子，谁也没有固定的儿子。
小孩是属于国家的”。
“中国侵略者开始了一个饿死西藏人的运动”。
为了毒害亚洲的和平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同中国的友谊，“金字塔报”煽动说：
“中国至少已经失去了亚洲中立国家对它的同情。”
它说，“中国军队镇压西藏革命，使印度舆论激愤，同情西藏人”。
“消息报”也挑拨说：
“西藏人民的民族革命博得了亚洲人民的同情，并且影响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
“图画周刊”诽谤说，西藏“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向亚洲扩张的跳板和桥头堡”。
“人民报”恶毒地说：
“中国被指责在征服了西藏之后侵略印度。”

香港“成报”发表评论说
所谓达赖声明显然是受人操纵的
新华社香港24日电
香港“成报”发表评论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在尼赫鲁的包围、影响、甚至是限制之下表达其意见，这实在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香港“星岛晚报”写道，“达赖的声明既曾通过印度外交人员而始发表，则已显然的是受操纵了。
这个指责也可能是事实，我们可不必为印度对西藏的存心而隐瞒”。
香港“天文台”报说，“西藏人自己必不愿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所谓“西藏独立”只不过是英国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操纵制造的。
报纸还说，西藏“为美国所欲争之地，美国人虽多方声明，西藏叛变与彼无关，然事实上已承认有空投，而空投即非美国人主动莫办”。

为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黄镇大使举行盛大招待会
新华社雅达加24日电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24日晚上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访问举行盛大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印度尼西亚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中将、空军参谋长苏里亚达马空军中将、海军参谋长苏比雅克托海军中将和国防部秘书长希达雅特上校、印度尼西亚国会第2副议长阿鲁季、民族委员会副主席鲁斯兰·阿卜杜加尼和国会的许多议员以及民族委员会的委员等约三百人。
招待会充满着友好热烈的气氛。
黄镇大使、杨成武上将、萧向荣中将、温玉成中将和王绍南少将同印度尼西亚朋友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黄镇大使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他建议为两国的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干杯，为两国在进一步发扬万隆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密切合作干杯。
黄镇大使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军队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秘书长希达雅特上校代表国防部长讲话时建议为两国人民的幸福以及两国军队的兄弟般的友谊干杯。
杨成武上将建议为“我们的友谊、互相帮助和互相学习”干杯。
代表团已经乘印度尼西亚空军的战斗机离开这里前往万隆访问。

包尔汉等回到北京
新华社24日讯
出席伊拉克第2次和平战士代表大会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委员马坚，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周总理等接见乒乓球健将
首都青年集会欢迎乒乓球代表队载誉归国
新华社24日讯
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今晚在北京接见了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凯旋归来的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全体人员，以及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的优秀运动员。
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在接见时，和运动员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且同他们在一起照了像。
接见时，国务院第2办公室主任林枫，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卢汉、荣高棠、黄中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等人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还同运动员一起参加了联欢舞会。
新华社24日讯
首都四千多名青年今天下午在北京体育馆集会，欢迎参加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载誉归来的中国乒乓球代表队。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了欢迎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勉励运动员们要勤学苦练，逐步提高各项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更多运动项目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胡耀邦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号召青、少年应很好地锻炼身体，各级共青团组织应经常地发动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领队陈先和运动员代表、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在会上讲话，他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决心和全国运动员一道，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欢迎会后，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举行了精彩的表演。
（附图片）
图为周恩来总理和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孰真孰伪　对照自明
——达赖喇嘛重要言论的辑录
编者按　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不仅引起我国各族人民一致的谴责，就在国外舆论界，也有不少人指出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漏洞很多，并怀疑它究竟是否达赖本人的声明。
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代表们都指出这个声明同达赖喇嘛平时的言行，毫无共同之处，完全是别人强加在达赖喇嘛身上的。
下面辑录了解放以来达赖喇嘛的重要言论，并且同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相对照。
孰真孰伪，读者从这里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一、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是在“压力下”达成的吗？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说：
“1951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十七条协议”。
而达赖喇嘛过去却认为这个协议是“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的；
并且认为这个协议使西藏人民“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他在电文中说：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04月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
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0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956年04月24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的报告说：
“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了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总道路上，建设着自己的繁荣幸福的生活。”
他还说：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西藏当时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而制定的，它完全符合于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它给西藏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道路，是我们这一时期的行动纲领；
认真执行协议的各项规定，是我们神圣的光荣的任务。”
1958年0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七周年纪念日，达赖喇嘛给毛主席和国务院的致敬电也说，七年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以及西藏的僧俗人民积极执行了协议十七条”。
二、赞成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还是“要求独立”？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说：
“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
这同达赖喇嘛一贯重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毫无共同之处。
1956年04月24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报告称：
“和平解放后几年来，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多方面的，不能逐件数尽。
我们所做的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是在不断反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破坏，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巩固祖国的统一的总方针下进行的。
而由于各项工作的实际教育和不断学习的结果，西藏各阶层人民和官员从实践中明确认识到只有时时刻刻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破坏阴谋，努力提高爱国主义思想，确实加强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加强西藏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才能真正做好各项工作，求得进步和发展，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总道路上建设起繁荣幸福的新西藏。”
1958年国庆节达赖喇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进一步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一文中称：
“西藏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
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以来，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充分享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
符合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六亿人民切身利益的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我们西藏人民面前的康庄大道，除此而外，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他继续写道：
“今后，我们全体僧俗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以不断加强团结进步的实际行动来反对和回击内外反动分子的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各种阴谋活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共同努力。”
1953年02月16日达赖喇嘛在大昭寺东面的讲经台上向全市僧俗人民讲经时说：
“根据经典记载和历史事实，汉藏民族历来就是分不开的亲兄弟，无论在文化上、经济上和宗教上的关系都很密切，今后汉藏民族应当更加团结。”
1959年新年前夕，达赖喇嘛接见“西藏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1959年是我国建国的第10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8年。
在这一年里，我希望全体西藏人民要划清敌我界线、分清是非，不要被敌人的挑拨、离间所迷惑，坚决、彻底地反对内外敌人，要热爱祖国。”
他说：
“我们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祖国内地已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共产主义的幼苗。
而我们西藏的社会，与内地还相差很远，我们西藏人民要尽最大的力量，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内地，达到内地的水平。”
三、是民族团结和平等，还是民族压迫？
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内部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
但是达赖喇嘛过去却认为解放了的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实行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政策。
1951年11月19日，达赖喇嘛在拉藏孜付林卡（公园）欢宴中央人民政府派赴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的负责干部时致欢迎词说：
“许多事实证明：
你们把西藏人民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对我达赖喇嘛及所有活佛也很尊重。
这点不仅全体僧俗官员都很高兴，我达赖喇嘛也非常高兴。”
1955年03月09日，达赖喇嘛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7次会议上讲话说：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中，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帮助西藏进行各项建设和工作的过程中，根据毛主席的伟大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所有一切大小事宜都同西藏僧俗工作人员和人民进行协商，根据他们的意愿逐步予以实施。
在这样对西藏谋福利从而取得信任的基础上，逐步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的旧影响，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1954年12月22日达赖喇嘛在政协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说：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使西藏人民日益深刻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看到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长起来，衷心拥护祖国的统一”。
1956年04月24日，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自从194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他还说：
“五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认真地遵守和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用兄弟般的情感对待藏族人民，倾听人民的意见，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遇事和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员充分协商。”
四、是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和保护，还是干涉宗教自由？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捏造说：
“许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员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
但是达赖喇嘛自己说过，他亲身体会到宗教信仰上是自由的。
1954年09月16日，达赖喇嘛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发言说：
“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
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1953年06月29日，达赖致电毛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生日的电文中谈到：
“在首都北京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我感到非常兴奋和安心。
以三大寺为首的学法僧侣和许多男女同胞，都得按其自己的意愿信佛念经，西藏全体僧俗人民都空前未有地满足了自己的愿望。
所有这些好处，是由于西藏人民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
1955年05月23日，达赖喇嘛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周年的文章中也说到，西藏和平解放四年来，“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严格的保护；
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受到认真的尊重”。
1955年06月29日，达赖喇嘛在拉萨各界欢迎会上谈到他自己在祖国各地参观访问的所闻所见说：
“我们到祖国各大城市参观时，……看到所有的寺庙都受到了保护，所有男女信徒，充分自由的信仰各种宗教，不受任何限制，全国各地所有的宗教和教派，不但没有受到丝毫的破坏，而且得到了尊重和保护，具体的实现了宪法第88条中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1956年04月24日，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也谈到了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说：
“几年来，由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真地保护了喇嘛寺庙，尊重藏族人民的信仰，同时每年向广大僧徒发放布施等实际行动，大大地打消了由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造谣挑拨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喇嘛僧众中引起的疑惧心情。”
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吗？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说：
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下面就将看到达赖喇嘛是怎样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
1956年04月22日，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中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区的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后，西藏将更加团结进步，实现统一的自治区，并结合西藏的具体情况和西藏领导人员及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达赖喇嘛在成立大会上还发表讲话说：
“从现在情况看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必要的。”
他接着说：
“最近邻居各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虑和惧怕。
同时有些人别有用心的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西藏就要进行改革，这完全是一种恶意造谣和挑拨。
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意见：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各兄弟民族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前进着。
所谓社会主义，是真正幸福美满的社会，西藏除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外，别无其他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和西藏现有的具体情况相距很远，我们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但什么时候改革？
如何改革？
这还得看工作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同时是要西藏的领导人员和广大人民自己商量去进行，而不是由别人强迫包办。
这点在毛主席对历次致敬团、参观团的谈话中均有明确的指示。
1954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北京拜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再三叮嘱我们改革必须慢慢地来，不能性急，同时还明确告诉过索康·旺清格勒（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以及去年参观团的拉鲁·策旺多吉（1955年西藏参观团团长）等人，改革是要把大家的生活改好，而不是改坏。
所以，对于改革的顾虑和惧怕是不必要的，也用不着过多的去考虑。
我们现在应该首先考虑的还是如何团结一致，积极努力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做好，把西藏的工作不断的向前推进，以便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
1957年10月01日，达赖喇嘛在“人民日报”发表“西藏人民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爱国——团结——进步”一文中称：
“去年成立了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三方面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而奠定了藏族充分享受当家作主权利的新基础。
由于藏汉工作人员积极努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也获得了一定成绩。”
他接着写道：
“民族发展的根本在于改革，在于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央已决定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在西藏不进行改革，这是完全符合西藏当前具体情况的正确方针。……西藏人民在已有的基础上，必须积极努力加强爱国、团结、进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属机构因有太庞大的缺点，已完成了精简整编的工作，现在只保留了进行帮助工作的极少数汉族干部，其余大部分完全是藏族干部。
今后，各新、旧机构中的僧俗工作人员，都应该与汉族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并切实与僧俗人民取得亲密联系，共同创造各种条件，为建设一个政教昌隆、圆满幸福的新西藏而积极努力。”
（本报国内资料组）

应邀赴八个兄弟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我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启程
新华社24日讯
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国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公安部的邀请，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波兰。
代表团在波兰作短期访问后，再分别到另外七个兄弟国家作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甘泗淇上将、洪学智上将、李志民上将、刘志坚中将、刘道生海军中将、吴法宪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
苏联和其它八个兄弟国家的驻华大使、临时代办，以及各国驻华武官也到机场欢送。

缅甸舆论欢迎周总理报告关于中缅边界部分
中国对待缅甸非常公平合理
新华社仰光23日电
有影响的仰光报纸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部分。
“缅甸新光报”在22日发表社论说，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所说的话“同缅甸的态度是一致的”。
“缅甸新光报”指出，“我们知道有些人正在设法利用某些地方划界尚未完成的情况来损害中缅的融洽关系。
但是目前正在进行努力，以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这家报纸说，“周总理说，这个问题在未解决前应当维持现状，对此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
这家报纸指出，“目前继续承认曾被一直使用的唯一的边界是和平的良好基础。
而且这也会为和平地耐心地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有利的形势”。
“仰光日报”在今天的社论中指出：
“必须说，周总理的报告对缅甸是非常公平合理的”。
这家报纸又说，“直到现在中缅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这是事实。
然而，虽然我国内政方面仍然存在混乱状态，但是人民中国的政府并没有做出看来很仓促和使缅甸感到为难的任何事情”。

背离万隆精神干涉我国内政定遭失败
郭沫若在首都纪念万隆会议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纪念万隆会议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万隆会议四周年。
我们首都各界人民在此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亚非人民的这个光辉节日，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
四年前，在万隆召开的这次会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聚集一堂，代表着十六亿亚非人民的意志，自由和充分地讨论了他们最关心的共同的问题。
这是一次亚非人民大团结的大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对殖民主义祸害的严正谴责。
和平、独立、友好的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使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的阶段。
四年来，万隆会议播下的种子，已经在亚非广阔的土地上到处开花结果。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在维护民族独立、坚持和平中立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印度尼西亚人民坚决地镇压了美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的武装叛乱，柬埔寨人民不断击败了外来的侵略和颠复活动。
埃及人民在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中，击退了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武装进攻，叙利亚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颠复阴谋。
阿拉伯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支持下，迫使美英帝国主义从黎巴嫩和约旦撤走了他们的侵略军队。
阿曼人民正在英勇地抗击着英帝国主义的侵略。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伊拉克人民的革命胜利。
这个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英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侵略计划，为亚非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现在，伊拉克人民在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三次颠复阴谋以后，正沿着民主、民族革命的道路向前迈进。
这一个时期来，亚非新的独立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出现，马来亚、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加纳和几内亚的人民相继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终于成立了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且正在坚持着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
我们特别兴奋地看到，最近以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帝国主义已经被迫同意尼日利亚、多哥、喀麦隆和索马里兰在1960年独立。
一向被殖民主义者视为“安定的绿洲”的刚果，燃起了反殖民主义的怒火。
在尼亚萨兰、南北罗得西亚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风起云涌，震撼着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统治。
伟大的非洲人民已经觉醒，他们全部成为非洲大陆的主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亚非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取得的这一系列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挫败了帝国主义在亚非的侵略和扩张，打乱了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计划。
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亚非独立国家奉行着和平中立政策，亚非和平地区正在不断扩大，亚非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亚非人民的坚决打击下面，帝国主义多年来苦心孤诣所拼凑的军事集团正在摇摇欲坠。
巴格达条约已经实际上破产了，马尼拉条约也越来越失灵了。
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发动军事政变的办法来加强对它的仆从国家的控制，但是美国同这些国家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
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国建立和扩大军事基地、反对美国试验和运进核武器、反对本国政府追随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要求走和平中立道路的斗争，正在日趋高涨。
特别是经历过原子武器灾害的日本人民，几年来在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反对岸信介政府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用核武器武装日本军队，要求实行中立政策。
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严重地阻碍着美国利用日本在远东扩大侵略和准备新战争的阴谋。
四年来，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深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之苦的亚非各国人民，深知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完全的民族独立。
为了巩固独立，为了消除由于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贫困和落后状态，亚非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作了种种努力，在探求一条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有些国家正在有成效地执行着长期的经济建设计划，有些国家正在逐步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建立自己的工厂矿山，有些国家正在设法改善农业的耕作。
中国工农业建设的大跃进和其它一切亚非国家的建设成就，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落后国家无力进行经济建设的谬论，限制和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提高了亚非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信心。
尽管帝国主义还企图利用某些亚非国家的经济困难，通过所谓援助来转嫁危机，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这些国家，但是，已经赢得了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人民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相互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随着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亚非各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合作也在不断地加强。
四年来各国领导人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了迅速的发展。
继万隆会议之后，在亚非地区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如亚非人民团结大会、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亚非经济会议、全非人民大会以及亚非学生、妇女、作家会议等等。
这些会议对于促进亚非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起了重大的作用。
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大大鼓舞和推动了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同志们，朋友们！
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亚洲和非洲而且同样地表现在拉丁美洲。
伟大的万隆精神早已超出了地区的界限，对全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发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近几年来，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胜利。
美国在拉丁美洲所扶植的独裁政权纷纷垮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名声越来越臭。
特别令人鼓舞的是，紧靠着美国身旁的英勇的古巴人民，根本不把美国的军舰、原子弹、氢弹放在眼里，敢于用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的亲美政府，并且坚决地反击了美国的干涉。
这说明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正在方兴未艾。
拉丁美洲人民的这些胜利不能不对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发生极大的鼓舞和影响。
万隆会议以后，亚非民族独立运动所出现的空前高涨的局面，是同东风压倒西风的总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坚强支持分不开的。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始终把支援民族独立运动当作自己的神圣的义务。
每当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处在紧要关头的时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支援，这一点在英法对埃及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在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战争威胁的时候，在美英武装侵略黎巴嫩和约旦并且企图进攻新生的伊拉克的时候，都得到了最确凿的证明。
此外，印度尼西亚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阿曼人民及其他亚非人民，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也无不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的声援。
为了帮助亚非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向许多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
谁都知道，当帝国主义对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时候，正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他们冲破了这种封锁。
当帝国主义用撤销贷款对阿联施加经济压力的时候，正是苏联向阿联提供了七亿卢布的低利贷款并且以四亿卢布的贷款帮助阿联设计和建设阿斯旺水坝的第1期工程。
这些事实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实都一再证明，社会主义阵营是亚非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
中国是万隆会议的参加国，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
中国人民同其他亚非国家人民有着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共同经历，而现在，帝国主义还占领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正在加紧制造“两个中国”企图达到它永远霸占台湾的目的，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解放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斗争。
因此，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很自然的具有深切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愿望。
四年来，我国人民同亚非民族独立运动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国人民对于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每一个正义的斗争，都给了尽可能的支持。
同时，亚非各国人民也有力地支持了我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这种共同斗争中的相互支持，进一步考验和发展了我们彼此间的友谊和团结。
同志们，朋友们！
当我们欢呼亚非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帝国主义新的侵略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
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我们的胜利越大，帝国主义就越害怕，他们越是接近死亡，就越要进行垂死的挣扎。
特别是亚非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扑。
美国除了直接进行武力威胁和武装镇压以外，还在拼凑军事集团，缔结军事条约，策动军事政变，组织颠复活动。
最近，美国同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军事条约，企图以此代替实际上已经破产了的巴格达条约集团，策动对中近东的新的侵略和颠复活动。
美国最近还胁迫和勾结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动派，采取了一系列危害东南亚的和平安全的行动。
美国公然破坏日内瓦协议，企图把老挝拉进马尼拉侵略集团，变老挝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唆使南越吴庭艳集团侵略我国的西沙群岛，危害其他邻国的安全。
美国还策动泰国、南越对柬埔寨进行颠复，企图破坏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地位。
最近美帝国主义更通过在惠灵顿召开的马尼拉条约集团理事会会议，策划对东南亚各国的侵略阴谋和颠复活动。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这一系列的侵略行为和阴谋，说明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一个具有严重性的任务。
但是，正当亚非人民加倍警惕，同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在某些亚非国家中居然有些政治家认为反帝任务已经结束，可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人民，这正中了帝国主义的下怀。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清反帝的目标，继续和人民在一起，来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大业。
如果他们一定要放弃反帝的旗帜，他们就一定会遭受到人民的唾弃。
同志们，朋友们！
万隆会议以来四年的历史，充分证明：
亚非国家内部的团结、亚非各国之间的团结、亚非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根本保障，是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的严重障碍。
因此，帝国主义十分仇视这种团结并且从来没有放弃每一个机会来破坏这种团结。
最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它公开的侵略和干涉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正在施展更阴险的手法，挑拨离间，散布不和，企图从内部来分裂亚非团结，破坏亚非民族独立运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利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中所出现的某种困难和复杂的局势，企图策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逆流，以便实现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新的侵略和颠复阴谋。
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甘心作美帝国主义的仆从，为这一阴谋的实现效劳。
但是，这种阴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民所识破。
最近，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们——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亚非国家的亲美反动势力，又在利用西藏问题，大肆叫嚣，诬蔑我国平息西藏叛乱是侵略、扩张，是违反五项原则，企图掀起一个反对中国、破坏五项原则的逆流，挑拨我国同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这种卑鄙手段也是蒙蔽不了亚非人民的耳目的。
谁都知道，西藏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平定叛乱，这纯粹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来进行干涉。
最近，印度广大人民和公正舆论已经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任何有损中印友谊的作法，要求警惕帝国主义的挑拨伎俩，这是值得欢迎的友好的态度。
然而，印度的少数扩张主义分子，甚至某些印度的政治家，却不顾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竟公然支持西藏武装叛乱，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是完全承继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
这样的阴谋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今天的时代里，谁要迎合帝国主义的意旨，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背离万隆精神，进行不利于亚非团结的勾当，谁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
同志们，朋友们！
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一致支持的万隆精神，已经成为亚非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向前迈进的主流，这决不是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所能阻挡的。
他们的疯狂叫嚣不是说明他们的强大，而恰恰是说明他们的恐慌。
形势对于人民有利，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周恩来总理四年前在万隆会议上说过：
“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
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
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这在今天依然是我们的行动的准绳。
万隆精神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亚非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高举着万隆会议的大旗，为实现和平共处、为争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万隆精神万岁！
亚非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越南新闻代表团到京
吴冷西设宴欢迎贵宾
据新华社讯
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在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宣训委员会报纸和出版局局长刘贵淇和副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编委何文禄率领下，23日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邀请和执行中越文化合作协定来我国访问的。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王揖等首都新闻界人士和越南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陈高诚、越南通讯社驻京记者黎富豪等到车站欢迎。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于24日晚上设宴欢迎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事实是铁证　谎言腿不长
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以后，中央对西藏一贯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逐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实现民主改革的政策。
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工作人员，一贯严守纪律，爱护人民，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采取积极措施扶助西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事实是铁证，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八年来一直深受广大西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而一小撮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叛国分子和外国反动派，对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各种造谣诽谤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附图片）
左图：
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一贯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是在拉萨举行的一年一度传召大会（藏历正月初四至二十五）时的宗教活动。
僧众们向大昭寺叩长头。
上图：
拉萨小学的学生在上藏文拼音课。
下图：
进藏人民解放军部队“张福林班”班长文绍华代表全班战士向前来慰问的藏族姑娘赠送礼物，回答她们的关系。
上左图：
大批茶叶从内地运来，供给藏族人民的需要。
上右图：
拖拉机来到了西藏高原。
下图：
在中央的帮助下，拉萨几年来新添了许多新的建筑物。
（新华社稿）

拉萨平乱两周日记
雨过天青
中共西藏工委宣传部　单超
03月10日　（星期二）
阳历3月的拉萨，已经穿不住皮大衣了。
早晨，小伙子大姑娘们，简直只穿着单毛线衣在作广播操。
在往常这个时候，对面的布达拉宫顶上，早已响起了当当的钟声和长筒子喇叭声，因为喇嘛该念晨经了。
今天大不相同，上面来来往往的行人，有不少是穿便衣的，藏军的影子也时隐时现。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来作早操，我进屋一看，几个同志正准备录音机。
“今天又有什么活动？”
“达赖喇嘛到军区大礼堂看歌舞，文工团的同志准备一个多月了，去录些拿手的节目。
你不去拍几张照片吗？
达赖一定要给演员们握手。”
我急忙去准备照像机，洒水车已经在布达拉宫前面来往洒水了，为了达赖的汽车在干净的路上行驶，洒水车起了个大清早。
我们匆忙地吃过早饭，赶到军区礼堂以后，礼堂里分外清净整洁，达赖喇嘛的座位是绒布软椅，招待员准备了各色的茶点，演员们早已化好了装，在礼堂门口负责迎接的负责同志，说笑着、议论着达赖喇嘛可能叫重演的几个节目，其实文工团早已作了准备。
快十一点了，还不见有来的象征，不少人发急了，要去车接一接，有的同志说，达赖喇嘛刚才打电话来还说，他会按时来的，用不着去接。
大家正在纳闷，五金慈仁回来了。
他是电台机务员，每逢出来录音，他总想把时间再次校准一些。
他跑的满头大汗，断断续续地说：
“不得了啦，达赖喇嘛被反动分子囚禁在罗布林卡了，现在正在罗布林卡杀害进步人士，林卡外边的老百姓吓的乱跑……。”
我们急忙赶回工委，在大门口看见从罗布林卡方向过来一批马队，马脖子上拉着个鲜血淋淋的死尸，帕巴拉堪穹被叛匪用刀子和石头残杀了。
路旁的老百姓，含着泪低着头默默地站着。
叛匪要把帕巴拉堪穹拉到大街上暴尸示众。
八角街啊八角街！
文成公主到拉萨和藏王松赞干布结婚时跨马扬光的八角街，是一直被藏族人民称为圣洁的大街；
大昭寺的门前，是文成公主讲演过祖国内地各种生产生活方式和经验的宝地，为了这，西藏人民编过多少歌舞来诵扬过这个地方。
而今天，反动分子把爱国进步人士的鲜血洒满全街，企图冲散藏汉人民的友谊！
假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地底下能看到的话，一定会出来向群众大声疾呼，用宝剑斩除这些藏族的败类。
我的脑子正在翻腾，听见后面有人扳动枪机，回头一看，阿旺格桑正把冲锋枪推上膛。
“干什么？”
我急着问。
“能让他们这样狂妄吗？
我给他们一梭子。”
“有命令吗？”
这个平时非常爱笑的同志，脸涨的通红，显得分外激动：
“我情愿受处分也要打！”
我费好大劲才把他拉回来。
我回到屋里，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了，透过窗户，用望远镜可以清楚的看见布达拉宫和岳王山上的情景。
布达拉里数不清的窗户上，平时站满鸽子的窗台上，隐藏着数不清的发亮的枪口，岳王山腰里，爬伏着形形色色的叛匪，山顶上有炮兵的活动象征，不少人往上运送弹药和给养……
03月12日　（星期四）
这两天的情况那样紧张，市民们这样早去干什么？
晨雾还笼罩着拉萨城，三五成群的市民，垂头丧气的往西边走去。
才想出去打听一下，得及卓噶和五金慈仁他们正给一些同志比手划脚的说什么。
她两个都是用藏汉两种话一齐说，几乎是每样话各占一半：
“叛匪下了命令，谁不到罗布林卡开会，罚银子三十两，再不去的就杀头；
还规定藏族干部和学生一律在三天内退出机关学校，违者格杀勿论，家属也难逃屠刀；
这些家伙真是可恶极了。”
“听到达赖的什么消息了吗？”
有人问。
“达赖这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
更可怜的是连大声叹气也不敢……。”
藏族干部们的家属纷纷要求搬到机关里来，不到一天功夫，各机关里都住满了，他们说：
没有房子住在院子里也可以，只要和共产党在一起，天塌下来也压不着。
怎能让不常来住的客人住到院子里面呢？
我们把会议室，办公室以及宿舍腾出来，安置了客人。
上珠玛是拉萨小学的学生，刚住下来就问：
“达赖喇嘛还有地方睡觉没有？”
我们忍住笑回答：
“睡觉的地方是有的，就是出不了院子，反动分子不让他自由了。”
03月15日（星期日）
土匪的面目更清楚了，在城里到处行凶作恶。
好像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打到中国一样。
听说大昭寺前面的尼姑庙里搞的最凶，几十个年青尼姑没有一个不被强奸的。
不少商店的门被叛匪捣毁，好东西抢掠一空。
反动贵族和官员，大白天经过工委门口往罗布林卡搬家。
下午，布达拉前面松香高烧。
反动分子又要出新花样。
他们又把妇女逼去“开会”，硬要她们赌咒罚誓，为赶走汉人保卫西藏“独立”而斗争。
反动贵族妇女，像母老虎一样，登上纪念碑的台阶，这些纪念碑，是唐宋元明清以来，各个时期藏汉族人民友谊和血肉关系的象征，碑上的藏汉两种文字，记载了大量事实。
而今天，反动贵族竟然站在碑台上高喊西藏是个“独立国”了。
为了拍下这个罪恶的情况，我们的摄影师们，背上冲锋枪去拍电影。
自称是光明正大的反动贵族们，见摄影师去，纷纷用各色包头巾把半个脸盖起来，只露出贼溜溜的两只眼睛。
虽然如此，也让她人不人鬼不鬼的进入了镜头。
03月16日（星期一）
连太阳也气的黄了脸，用几片薄云掩护着身体，好像她也十分厌恶西藏上空的一股妖风邪气。
虽然光线不十分好，我们还是决定到罗布林卡去看看情况，那里的叛匪正在修筑作战工事。
三辆装甲车出动了，我们坐在中间的大装甲车上，前后还有小的保卫。
装甲车绕到布达拉后面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附近情况看的更清楚一些。
布达拉东面的尧西林卡和北面的龙王塘，本来是夏天玩林卡最好的地方，都有些横眉竖眼的家伙在搞工事。
见装甲车经过，都吓的像死狗一样爬着不动。
在布达拉的背后，有两个背青稞口袋的老百姓往同一方向走，他们有意等装甲车走近，然后靠近装甲车一块去，显然是怕布达拉上面的叛匪看见，叛匪简直会一枪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口袋抢跑，因为这种事是常有的。
驾驶员很会体贴藏胞的心情，他故意把速度放慢，一直护送到布达拉西北角的路岔上，那两个藏胞老远还回头给装甲车招手。
从布达拉往西，路上没见行人，叛匪阵地上倒是忙忙乱乱，他们正在罗布林卡北门口修大地堡。
怎么不见什么工事呢？
难道他们要在平地上打仗吗？
但仔细一观察，就在公路边上，修了一长道一公尺左右的小墙头，中间有不少圆洞，每洞里都有乌黑的脸形看我们，屁股还没完全被掩体遮住，看起来似乎好笑，但他们也有一定的想法：
多少年来，共产党总是对他们宽宏大量，他们认为解放军软弱无能，只会挨打，不敢还手。
摄影师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的，高个子黑大汉是个藏族，他把身子伸到装甲车顶上去，我们叫他矮一点，防备打冷枪，他却说：
“这些兵还敢动一下，见了装甲车早吓死了半截。”
果然，拍了十几分钟，倒是平安无事。
他们见装甲车回去了，都站起来大抱着枪观看。
我们几个谈论起来，黑大汉说：
“帝国主义总要在世界各地把洋相出完，这样的兵，这样的工事，还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成绩呢？”
03月17日　（星期二）
打仗的象征极为明显了，叛匪日夜调人马运弹药，我们不能坐在屋子里挨打，这几天来，总是日夜不停的修工事作防御。
到机关来的家属，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闲着，非参加备战不可，他们说：
打我们自己民族的败类，难道没有我们的一份吗？
反动分子要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卫呢？
他们不但积极作备战工作，一定要拿到武器才罢休。
离工委和军区远些的小单位，纷纷报告叛匪怎样围攻他们，怎样往他们院里打枪摔石头，问能不能还击？
但他们只得到了往大机关里集中的命令。
03月18日　（星期三）
今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
达赖“失踪”了。
上层反动集团，在昨天晚上把达赖喇嘛劫持出了拉萨。
大家听了，议论纷纷。
一位藏族干部说：
“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时，一定是不断用手帕偷偷拭擦鼻涕和眼泪；
说不定索康、柳霞他们，是用皮鞭‘请’他出门的呢？
市民纷纷到工委来诉苦，说叛匪到处抓人去当“志愿军”，不愿去的当场打死不少。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哭的已经说不清话了，她胸前的黑氆氇夹衣，全部被泪水打湿了，看起来昨晚一定哭了一整夜。
她头发松散，两眼发红而肿大，说话时嘴唇不停发抖，我们给她倒上一杯水，请她定定神，她说：
“我家就住在大昭寺南边的小巷子里，儿子在机关里当过小工，女儿是个尼姑，昨天他们可巧都回家来取粘粑，我怕他们回去路上碰见坏人，就叫他们住下来等明天走。
谁知天才黑不久，一大群反动分子打开门进来了，把我儿子连打带拉拉走当“志愿军”去了，那叫什么志愿军呢？
我女儿吓的藏在床底下，被他们拉出轮奸了一整夜……我说她是尼姑，请您放了她吧！
他们说：
‘不管是尼姑还是石姑，是肉就要吃！
’这群野兽，佛爷怎么能容他们啊！”
我们劝老太太喝口水再说，可是她一口气也不歇，好像非要把那群土匪咬上一口才甘心。
我们留她在机关吃饭时，她又说：
“女儿躺在床正哭叫，不能走路了”，她急着扶侍她，我们给带上了一些大米。
03月19日　（星期四）
早饭后，我到书店去找些材料发现工委附近新增加了住户，他们搭了个简单的牛毛帐篷，里面放上几卷破毡条，洋铁炉子旁是牛粪和粘粑口袋，显然并不是长住的作法。
主人们并不面生，有的是卖小菜的，有的是摆小摊子的，有的是卖牛羊肉的。
他们见了我这个稀客，让我坐在毡条上。
我问抱着个小男孩的老大娘：
“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看你说的，”老大娘很奇怪：
“街上还能住人吗，恶兔野狼满街串，家里的好东西早叫他们抢光了，留着我这个老命还不想叫他们杀死，我要活着看看这些恶魔能霸道几天！”
“快打仗啦，住在这里不害怕？”
我进一步问。
“这是工委的住地，难道他们能打到工委这里来？
我就不信獭狗能变成狮子。”
老大娘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解放后的藏族人民，不是帝国主义把持下的藏胞了，有了这样的藏胞，我们什么事情还办不好呢？
我亲了亲她的小孙子，随手放下几个水果糖。
傍晚，民兵团的通讯组来了，吉普车带着一阵尘土停下，又卷起一阵浓烟急驰而去。
敏锐一些的同志不问便知，他们自动又把枪械子弹擦拭一番，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手榴弹盖拧开，放在枕头旁边。
领导上估计的问题是很少有大的偏差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夜里，叛匪要大举武装进攻我们。
我到电台住地去转了一下，想试探下他们的动静，要是他们还没觉察到，我好转告一下这个非常的可能。
播音员德及卓噶正在准备粘粑口袋和干牛肉，还有油果子一类的东西。
“往那里去，要搬房子吗！”
“这就是我打仗时的干粮，我看出不了三天了，你说怎么样？”
“这一点够吃的吗？”
“嘿！
你还想打一个月吗，两天的干粮就满够了，要不信咱们打个赌。”
晚上，精神更好了，简直没有一点睡意。
我有意多挑了些稿件，准备熬个通宵，省的打起来临时找鞋摸袜子的。
这几本啊，是西藏地区第1次给党的文艺献礼，说不定你要在炮火声中初步诞生，稿上还要附有火药味呢！
03月20日　（星期五）
已经是下半夜了，天气有点凉起来，我把大衣披上去院内透透空气，打算回来接着挑选稿子。
刚到院中，忽然看见罗布林卡、岳王山、布达拉宫上，到处有火光喷出，立刻全城都响起了枪炮声。
我看了看表，正是三点四十分。
西藏的反动集团，终于撕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而且自己选择了自取灭亡的道路了。
大家都起来了，静听着炮声。
人们都集聚在地堡里，这地堡是两用的，是阵地，又是播音室。
播音员德及卓噶不停地问别人，然而每次问都没人能答的他满意。
她问：
“我们为什么老是不还击？
我们的炮兵都睡着了吗？”
“不开炮是不到时候。”
有人回答了自己也不同意的话。
“什么时候是到时候？
我看早就到时候了。”
“阿妈啦”，德及卓噶五岁的儿子发言了：
“孰格麦绝忍？
（谁的大炮）金珠玛米忍白（是解放军的吗？）
”
“睡你的吧，你知道个屁！”
她对孩子有点发脾气了。
大家全都没有睡，直坐到天亮。
太阳把拉萨的青枝绿叶打扮的分外美丽，这正是春游的良机，但我们焦急的心情，不是因为急着去玩林卡，却在等待炮兵还炮的时刻。
上午十时正，我们的军队开始反击了。
大炮发着威力，全拉萨的人心都激动起来了。
机关的人，连家属也抱着小娃跑到院里去看，非得拉她们才肯到地堡里去。
德及卓噶的精神陡增，喇叭的声音也就更加洪亮了。
枪炮声夹杂着喇叭声，组成了少有的“交响乐曲”。
了望所可以俯瞰全城。
只看到叛匪阵上一片忙乱，官长也管不住士兵了。
平时弯腰伸舌低着头才敢给官长说话的士兵，也改变了常规，不管官长怎样发怒，他们还是找保险的地方去躲藏。
街上的大小窗口里，都有人站着看我军反击，每一排炮弹在叛匪阵地上爆炸，都有些人高兴的跳起来拍手，还作出高声说话的样子。
一位年轻的妇女，还把两三岁的儿子举到窗口上去。
他们早就等待这种时辰了。
不光是机关里藏回汉族干部忙；
家属也忙起来了，她们自动把酥油茶壶送到阵地上去，帮助伙房烧水煮饭，给同志们送干粮。
这支“后勤”部队，个个喜笑颜开，简直是在办喜事。
藏回族干部不断的要求出击，他们要组织个突击小组，理由很简单：
出去便利喊话，多抓些他们认识的骨干分子回来。
其实不用着急，下午三点多，岳王山上就升起了五星红旗，控制了近在百公尺的布达拉，鸟视罗布林卡大昭寺了。
03月21日　（星期六）
到罗布林卡去的同志回来说：
“那里并没有什么破坏，我们的炮弹都打在墙根前的工事上，真是神炮手；
叛匪顽抗时倒搞坏了一些房角和墙壁，他们在墙上挖枪眼。”
我耽心罗布林卡里的花园和果树是不是坏了，那些孔雀、猿猴、野马、鱼塘等又怎么样？
这时正是含苞待放、鱼游兽走的时候啊！
其实，它们不过受了些惊吓而已。
炮兵指向布达拉，我们只见炮弹在宫脚下暗堡上爆炸，是怎么回事呢？
打不准吗？
为什么打岳王山时，没有一个炮弹不落在目标上。
原来是炮兵早接了命令：
不准炮击布达拉和大昭寺的上面，只准打不破坏建筑物的次要地方。
机关的藏回族干部都惊奇地说：
世界上还有这样人道和客气的打仗的啊！
03月22日　（星期日）
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特别客气的打法，对叛匪的瓦解起了很大作用。
还不到早饭时间，有人喊叫快集合，开饭也不必集合啊！
原来是叫大家都去接受俘虏。
布达拉和大昭寺的残匪，先后排着队过来了。
在俘虏队里，有六十八岁的老头子，有十四岁的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叫平措，住在城北部下，是打仗前三天被抓去的，当时他正在放羊，叛匪把羊赶跑了，连他也一同拉去当了他们的兵。
我们替他擦了擦泪水，往他怀里装了些馒头，他笑着跑回家去了。
带俘虏来的那个战士，一边吃馒头一边告诉我们昨天晚上的一段故事：
半夜三更，实在饿慌了，他拍拍烧饼铺的门，原先想着，这不过是碰运气，望梅止渴。
不料里面却问起他来，他说是“金珠玛米沙玛沙”（解放军）以后，门缝里就递来五个干硬的小烧饼，他就塞进去一个银元。
说到这里，他摸出了剩下的一个，说是要叫大家都看看。
听到的人不禁议论起来：
“上层反动集团口口声声说是藏人要赶走汉人。
这些藏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藏人呢？
大概除了反动贵族，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吧！”
下午，拉萨的炮声是没有了，但少数的残匪，还藏在老百姓家里打冷枪。
在一群被俘的上层反动分子中，我看见了木霞代本。
1950年进军昌都时，在金沙江边，他亲自指挥机枪打埋伏，打死了我们不少骑兵，后来又在昌都城里进行顽抗。
在昌都被俘后，我们对他十分宽待，吃住都特别照顾。
后来他又当了代本（团长），并没有改邪归正。
这次，他又当了俘虏。
03月23日（星期一）
早晨，我们到街上去搜集材料，首先到了大昭寺。
整个寺院，特别是有金顶的，可以说是完整无缺，为了避免反动分子进行破坏，敌人一投降我们就看管起来了。
大昭寺西门口的大柳树，已经抽芽好长了。
这棵树，是文成公主下嫁西藏时栽的，所以人们一直称它是“唐柳”，唐柳啊唐柳，当初栽下你的时候，藏汉民族是多么的亲密和睦的团结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些年来，有多少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坏蛋，曾经使你容颜瘦损，有多少上层反动分子玷污过你的躯体，你经过多少狂风暴雨，但你坚持下来了，你不是更加美丽了吗？
正像藏汉民族的友谊和团结一样，因为根是生长在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上，祖国温暖的阳光，怎能不使你健康的生长？
街上已经到处有行人了，也不知是谁发起的，每个人都拿着条洁白的哈达，见了我们就举得高高的说：
“扎喜得勒，扎喜得勒！”
这些一般时候不说的吉庆话，简直成了人们见面之间的开场白了。
他们脸上那种笑咪咪的样子，只有在内心有着说不尽的乐味的人脸上才能找到。
我碰见一位老大娘，她提了个大包包。
到我们面前，就笑着打开了：
大米、粘粑、茶叶、酥油，简直样样俱全，还有几件新些的衣服。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
“离打仗几天我们就生法藏东西，你是知道反动分子无恶不作的，我把这些东西，东躲也不放心，西藏也不放心，后来我才一下子想起来，为什么不送到机关里去呢？
就拿到在建筑工程处当工人的我的侄子家去了，现在好了，我可以安心地拿回家去了。”
“拉萨永远也不会再打仗了，您只管放心的过日子吧！”
我们帮她把那包东西收拾起来。
老太太说：
“我早知道这些野兽长不了，要不，太阳不是就要从西边出来了吗？”

读报常识
黄教、白教
黄教、白教是西藏佛教的两个教派。
黄教是目前最大的教派，为明初宗喀巴（1357—1419年）所创立。
宗喀巴写的“菩蒂道次第”经是现在黄教的基本经典。
清初，黄教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其领袖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寺院以拉萨的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和后藏的札什伦布寺为中心，其附属寺院遍及四川、青海、甘肃等地的藏族地区，如功德林、热振寺、青海塔尔寺和甘肃拉卜楞寺，都是较大的寺院。
拉萨的上、下密宗学院，是黄教进修密宗的主要学府。
白教是“迦举派”的俗称，“迦举”意为口传。
这一教派为宋朝玛巴（1012—1095年）创立。
白教里的帕摩主巴派系曾继承萨迦派掌握全藏政权。
很多白教大师作过元朝的国师。
主要寺院有直贡寺、达龙寺、曹路八寺、八邦寺等。
迦举派僧侣穿着白裙，故俗称白教。
原西藏地方行政和军事组织的名称
甲曹：
意即摄政。
凡达赖喇嘛转世后，年幼时不能亲政，由摄政代行政治及宗教上的权力。
到达赖喇嘛年长以后，摄政奉还政教玺绶。
司伦：
意即政治大臣。
是达赖喇嘛下面最高级的行政官员。
一般称为藏王。
噶厦：
是达赖喇嘛下面最高行政机关。
按藏文字义解释，“噶”是命令的意思，“厦”是房屋，“噶厦”就是发号施令的地方。
噶伦：
即噶厦中的最高政务官员。
准仲康：
即噶厦的秘书室，设噶仲（秘书）两人，噶准（传达或副官）三人，专门办理文书及传达事务。
基宗：
又名基巧。
基宗是西藏地方较大的一种行政区域，相当于专区。
一个基宗管辖几个或几十个宗。
宗：
宗相当于县，是西藏地方的基层行政单位。
溪卡：
有两种，一种和宗平行，但较宗为小，相当于区。
一种就是封建庄园。
孜康：
即人事审计处。
管理西藏地方财政收支的审计和世俗贵族子弟的训练，以及俗官补缺、升降等工作。
译仓：
即秘书处，管理全藏寺庙及宗教事务工作，掌管达赖喇嘛印玺、办理达赖文书、并负责僧官的培养、调遣、升迁、黜降等事。
则省穷噶：
即达赖喇嘛侍从室。
机巧堪布：
即总堪布，领导达赖近侍各官员。
马基列空：
即藏军司令部。
马基：
即藏军司令。
马仲：
相当参谋。
代本：
相当于团长。
如本：
相当于营长。
甲本：
相当于连长。
定本：
相当于排长。
久本：
相当于班长。
叛匪鲁康娃·泽旺饶登
鲁康娃·泽旺饶登是原代理西藏藏王，1952年因反对十七条协议而被撤职，后来就住在印度噶伦堡，指挥西藏反动分子进行叛乱。
1951年05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鲁康娃充当了反对这个协议的急先锋。
他在拜访我们负责同志的时候，狂妄地诬蔑我们“侵略西藏小国”。
1952年鲁康娃等指使反动的“人民会议”发动武装骚乱，反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在张经武代表的坚决要求下，撤销了鲁康娃的司曹职务。
1957年鲁康娃叛离祖国，逃往印度噶伦堡，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支持和指使下组织叛国集团，进行违害祖国的罪恶活动。
鲁康娃在他发动这次西藏叛乱之后，曾公然在印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
“西藏在3月12日废除了它同中国签订的十七点协定”，并且“正式宣布完全独立”。
另外他还组织一个叛国分子的所谓“西藏代表团”去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要求尼赫鲁“帮助西藏人在印度政府赞助下向联合国提出他们的问题”。
叛匪赤江·罗桑益西
赤江·罗桑益西是这次策动西藏叛乱事件的主谋分子。
他出身于西藏贵族，在喜马伦公司有股金，曾去印度和帝国主义勾结。
1947年，热振活佛被大札反动集团谋杀后，他成为帝国主义走狗大札摄政的亲信。
西藏和平解放后，1953年被任为达赖副经师。
1954年被选为西藏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后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他利用自己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的地位，进行着叛国活动，1954年，他曾经阻挡达赖来北京。
说：
“达赖要去北京，西藏的两个高级机关——噶厦和译仓内有人反对，硬要去就只有唱花脸的办法，弄得大家不愉快”。
这次叛乱事件终于彻底暴露了他的反动面貌。
叛匪索康·旺清格勒
索康·旺清格勒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四个叛国的噶伦中间的一个，任首席噶伦。
他出身于西藏大贵族。
他的家庭和他本人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有联系。
1941年，他被派至印度与英国接洽购买军火，返藏后以重贿得任噶伦。
1947年，西藏反动分子杀害反英的热振活佛，索康·旺清格勒和拉鲁曾率军赶往热振寺，亲自逮捕热振。
1950年10月19日我军解放了藏军重兵把守的昌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分子受到很大震动。
这时西藏当权派内部出现了谈判和外逃两种主张。
索康·旺清格勒曾积极鼓动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索康·旺清格勒后来畏罪，以治病为名请假前往印度。
在印度，他与帝国主义特务分子取得联系。
1952年05月他从印度返回西藏，与西藏亲帝分子勾结一起，进行阴谋活动，积极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
1954年曾来内地参观。
1954年12月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56年政协开会，他托故不参加，却积极参预阴谋活动。
今年03月10日，索康·旺清格勒公开叛变祖国。

如此声明
（满江红）
钱俊瑞无端传来，离奇事，是甚消息！
见说道：
同胞兄弟，竟图“独立”。
魔鬼浑装菩萨相，豺狼偏惜羔羊血。
算百年括尽人膏脂，传衣钵。
山河壮，妖氛歇。
东风劲，朽枯绝。
看巨人巍巍，横眉眦裂。
染指野心何苦也，灯蛾扑火身自灭。
倒不如放下屠刀手，便成佛。

春风送暖到瑶家
——广西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
马堤人民公社瑶家寨子速写
干月川　徐启雄　郝之辉　王宝康
选种
托儿所里的娃娃
生产忙
下放干部来了
学文化

梅农声明
袁水拍
因为新华社希望达赖发表第1人称的声明，因此这次声明是以第1人称发表的。
　——梅农答复西方记者语。
第1个声明——第3人称，
第2个声明——第1人称。
借问梅农先生，
为何花样翻新？
有人希望第1人称，
因此就用第1人称，
要什么人称，
有什么人称，
要什么声明，
有什么声明。
有的是纸，
有的是笔，
要素斋，
就不给荤腥，
饭馆包办筵席，
敝处包办声明。

纪念章和羊皮袄
宗子度
这里是两山相交的一条峡谷地带，人烟稀少，空旷荒凉，古老的驿道从峡谷上端的碎石台地上绕过。
驿道上现出了点点急骤的马蹄印，一直向西伸过去。
马蹄印还没有被大风雪掩埋掉，可见骑马的人是刚才走过去的。
谁在严寒的大风雪里骑马通过这条偏僻的驿道？
而且如此匆忙？
雪越下越密，风也越刮越紧。
这时，在一顶支架在峡谷东边山洼的黑色牛毛帐篷里，彭布拉贞和她的一对儿女正忍受着严寒的侵袭。
“扎雍，把火吹一吹，烧大点，你看把你妹妹冻得光咳嗽。”
母亲这样吩咐儿子，焦急的眼光却落在身边的垫子上，她的五岁的小女儿彩丹睡在那里，盖着一件毛都快脱光了的、背心还补着一块大疤的破山羊皮袄。
彩丹的小脸蛋烧得红红的，正不住咳嗽。
十岁的小扎雍爬在帐篷中间用草皮砌成的炉灶口，往里吹气——这家贫穷牧户竟连羊皮风箱也没有！
一股浓烟从灶口喷出来，呛得小扎雍直流眼泪。
湿牛粪终于被这个鼓着一对黑眼睛的顽强的小孩吹得燃烧起来，冒出了绿色的火苗，帐篷里开始有了一丝暖意。
母亲知道是该吃午饭的时间了。
她把“穰巴”？
、干野菜和酸奶渣一起放进瓦罐里熬成稀糊糊。
对这种发酸味涩的稀糊糊，小扎雍吃得很有味，嘴唇发出呷呷的响声，末了还用舌头把小木碗舔得干干净净。
小扎雍抹抹嘴巴说：
“阿妈啦，雪一停我就出去挖助马？
来煮给您和妹妹吃。”
母亲把小扎雍拉到怀里，轻轻揩掉他脸颊上的一团牛粪灰，怜爱地说：
“不要出去了，好孩子。
你没有皮袄，会冻出病来的，你妹妹不就是跟你出去挖助马冻病的么！”
小扎雍沉思起来，突然他问阿妈：
“阿妈啦，我连一件破的皮袄也没有，为啥有的人倒一冬穿一件新的？”
小扎雍所说的有的人，母亲心里明白，那是指有钱人家的孩子。
透过帐篷的缝隙，向南望去，不远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幢用石块建成的楼房。
望着那幢楼房，听着孩子的话，再看看身边被冻病了的小女儿，彭布拉贞的心头顿时涌起了痛苦和愤恨，她想起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在主人家里干了十年来的活，也没得到一件羊皮袄，把身子拖坏了，病死了。
“孩子，现在，世道不同了，你长大了会有很多新皮袄的。”
新生的希望在鼓舞着母亲。
她知道，人民解放军来了，孩子们将来一定都会有皮袄。
不过彭布拉贞目前确实需要一件皮袄。
有了皮袄，她才可以和扎雍轮流穿着出去找寻吃的东西。
彭布拉贞准备到附近的卓噶大婶家借一条烂羊毛毯来用。
她翻过一个小山坡来到卓噶大婶门前，正想到卓噶大婶家的小土屋去暖和暖和，可是朝门上一看，她不禁嘘了一口气。
门锁着，卓噶大婶不知到哪里去了。
她怀着失望的心情往回走着。
没有走原路。
下坡太滑不好走，她绕上了峡谷上端的驿道。
彭布拉贞用袖子挡住迎面刮来的雪花，沿着驿道匆匆行走，走着走着，她突然往后倒退了几步，差一点没惊叫出声。
离她不远的驿道上，有一个人蜷缩着躺卧在那里，身上盖满了雪花，一动也不动。
她定神，大着胆子走拢一看，哈！
并不是僵冻的尸体，而是一件厚厚的皮衣。
“真是菩萨保佑。”
她拾起皮衣就走。
但刚走一两步就停下来，自己问自己：
“这是谁的皮衣，哪能拿着就走。”
“不管是谁的皮衣，反正是我在路上拾的，又不是偷的”。
这样一想，她的脚步又移动起来。
走不几步，她又站住了，拿起皮衣仔细看了看，毛色雪白柔软，吊着绿色的布面，缀着棕色的衣扣，除了解放军，西藏人不会有这种式样的皮衣。
一想到解放军，彭布拉贞的眼睛就发亮了，心头充满了温暖。
彭布拉贞亲眼看见自从解放军来到以后，西藏已大大变了样了。
丛山激流间修起了公路，架起了桥梁，从来没有见过的“铁牦牛”（汽车）运来了很多内地的东西；
荒芜的土地上有的耸立起了新的房屋，有的变成了农田；
穷孩子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人和牲畜生了病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特别使彭布拉贞难忘的是这件事：
去年夏天，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三个风尘仆仆的解放军来到峡谷里借宿。
彭布拉贞叫他们去头人家，说那里房屋宽敞，还能喝上新鲜牛奶。
解放军却坚决不去。
她只好把帐篷的一角收拾干净，让他们休息。
自己的帐篷太破烂了，心里很过意不去，但另一方面也暗自高兴，解放军真是和西藏穷苦人一条心。
天一黑，暴雨哗啦哗啦地下起来了。
半夜，暴发了山洪，洪水从峡谷上面冲泻下来，一口就吞没了这顶黑色的小牛毛帐篷。
彭布拉贞怆惶中抱着小彩丹爬上了山腰，小扎雍却在洪水中翻滚，伸出小手呼喊：
阿妈！
阿——妈！
眼看无情的山洪就要夺走扎雍的小生命。
彭布拉贞正要放下女儿去抢救儿子的时候，三个解放军早已向扎雍奔去。
小扎雍被救起来了，三个解放军浑身都是泥浆，山洪中的乱石还砸伤了他们的脚和手，腿杆上直冒鲜血。…………
彭布拉贞拿着羊皮袄犹豫了：
解放军一天不知要为西藏老百姓作多少好事情，没有皮衣，冻病了怎么办？
他想把皮衣放回原处，又怕头人家的人看见了会拿走。
于是决定在这里等一等，掉了皮衣的解放军一定会回来寻找的。
她披着皮衣，坐在一块背风的岩石后面，向西凝视着白皑皑的葛格拉山。
她很焦急：
小彩丹的病怎样了？
扎雍溜出去挖“助马”了吗？
帐篷里的火熄灭了没有？
那位掉了皮衣的解放军会不会冻坏身体？
从葛格拉山脚的花岗石堆后面，传来了一阵得得的急骤马蹄声把沉思的彭布拉贞惊醒过来。
转瞬间，一位年青的解放军已经站在她的面前。
战士穿着一身旧棉衣，右臂上挂着一枝冲锋枪，脸孔冻的通红，帽檐上落满雪花，衬托着八一帽徽分外鲜明。
一匹大青马在他的身后昂着头吁气，嘴边溅着白沫。
看样子，他是一位执行紧急任务的骑兵通讯员。
彭布拉贞站起来把皮衣递过去，骑兵通讯员怔了一下，眼里流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显然，他被这位贫苦的藏族妇女的行动感动了。
骑兵通讯员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块银元，想酬谢彭布拉贞。
她摇摇头。
战士的脸也唰的一下羞红了。
西藏人民热爱解放军的深厚的情谊，怎能用金钱来计算呢！
青年战士忽地把左胸上佩戴的有着毛主席的像的纪念章摘下来，一个立正，双手献给彭布拉贞。
彭布拉贞笑了，她把这位各族人民大救星的像的纪念章接过来，挂在胸前，激动地往帐篷里跑着。
风雪仍在呼啸，可是她已忘掉了寒冷。
她跑着，迫不及待地要把一句心里的话，告诉小扎雍和小彩丹：
阿妈今天得到了一件比皮袄还要温暖千百倍的礼物。
（注一）穰巴是西藏牧区一种野生植物结的小红籽。
贫穷牧民将它采摘下来，晒干，磨成粉充当糌耙。
（注二）助马是牧区生长的一种草根结实，味甜而富营养，汉族把它叫做人参果。

苦尽甜来
——西藏民歌选
北斗星最亮
哈达不要多，
只要一条洁白的就行；
朋友不要太多，
能结识一个解放军就好，
那时我的心呀，
就会像开放的鲜花一样。
天上的星星虽多，
只有北斗星最亮；
地上的人虽稠密，
只有共产党和解放军最好。
兔脚虽短
鹿角再长，
却顶不上青天。
兔脚虽短，
能跑遍高山平原。
藏胞虽苦，
只要在共产党领导下，
就能改地换天。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
澜沧江再长也有源，
藏族人民的痛苦再深，
共产党来了苦尽甘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西藏是个好地方，
各种宝贝地下藏，
金银铜铁样样有，
牛羊遍山岗。
西藏是中国的土地，
藏汉如同一个爹娘，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大家得到解放。
我们要积极支援解放军，
拥护共产党，
让强盗害怕地看见我们团结如钢。
祖国的领土——西藏
西藏是祖国的边疆，
不许反动分子撒谎，
解放后的新建设，
给藏族人民带来了吉祥。
五星红旗
云霭低吻着山峦，
五星红旗在山峰飘荡，
党和毛主席呀，
是人间幸福的太阳。
光荣的共产党
高耸入云的雪山在微笑，
绿得发茵的草坪在鼓掌，
小牧童在高声歌唱——
伟大的毛主席，
光荣的共产党。
来了我们解放军
往年的眼泪流不尽，
今年的山歌唱不完，
来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拨开乌云见青天。

英国式的漫画
米谷
连日来在印度一些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反映西藏问题的所谓“漫画”，冷不防你会把它们误认为英国人的“杰作”，其风格、用笔、布局、甚至签名的格式都是英国式的，而内容之颠倒黑白、诬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并不下于一些西方反动漫画，几乎是一丘之貉。
但是，细想想也觉得并不奇怪，因为这些漫画的作者原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本领与志气，他们不过是从形式到思想完全继承了他们以前的主子留下来的衣钵罢了。
要想做一个漫画家，最忌没有自己的头脑，像土拨鼠般地看不清局势，听不到真正人民的呼声，一味仰仗没落政客的鼻息。
我这样讲，也许对这些画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他们一生中原只知美元、英镑和卢比而已。
画漫画，也要讲道理、讲逻辑。
这对站在扩张主义立场的人的确是难题，弄得不好就会露马脚、出洋相。
让我们举一个例吧：
03月30日印度“邮报”上有这样一幅作品：
作者把中国的总理歪曲成一个凶暴的猎手，打死了一头代表着“西藏”的牦牛；
旁边一个印度人在对他说：
“尼赫鲁听到一声枪响深感不安。”
我们先不谈丑化友邦总理是否应该，也不谈平定西藏叛匪就是挽救百万西藏人民出水火的道理。
我们只要问一下这位作者：
西藏叛乱分子三年前就已向我们开了枪，并且不止一枪，你们那时候为什么倒感到很“安”呢？
为什么当解放军奉命平乱的时候，全中国人都在额手相庆的时候，他却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了呢？
对于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耻阴谋，我们中国漫画家至今尚未提笔反击。
说实话，不是我们看不透他们的鬼计，更不是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我们是有理性的，顾全大局的。
我们知道漫画这一武器是锐利的，我们希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头脑能够清醒些，有些自制。
那么，我们顾念中印两大国的友谊，暂时不用这一武器，也未尝不可。
不知我这些话是否又在“对牛弹琴”了？

“触犯”了谁的“情绪”
谢帆
当新华社政治记者的“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这篇声明的千疮百孔的漏洞以后，印度的某些扩张主义分子们立刻就羞恼成怒，大肆叫嚣，“印度斯坦时报”的主编甚至在每周评论栏里公开恐吓说：
“中国人不能仅仅因为制造了他们现在坚持到底的关于劫持的说法，而冒触犯印度情绪的危险”，你看他大言不惭，说得好不吓人！
可是，这种可笑的姿态能够吓倒谁呢？
这位主编先生所谓的“触犯情绪”究竟是何所指？
如果他所指的是“触犯”了真正印度人民的情绪，那么，这样的撒谎伎俩也未免太拙劣了。
印度人民知道得很清楚：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去损人利己地“触犯”过印度人民，而中印十亿人民的友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又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如果他所指的是“触犯”了借我国西藏叛乱事件而疯狂叫嚣，干涉我国内政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的情绪，那么，这位主编先生的恐吓，正是作贼心虚，事实上不正是他们丧心病狂地侮辱了中国人民，他们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借西藏叛乱事件搞阴谋活动，干涉我国内政，正是他们触犯了中国人民的情绪。
我们要正告这位主编先生，中国人民绝不能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外国势力干涉我国的内政，不管这种干涉来自何方。
举世周知，“潘查希拉”，有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们对于西藏叛乱事件的疯狂叫嚣，和西藏叛乱分子勾勾搭搭的阴谋活动，有一点点朋友的味道吗？
究竟是谁触犯了谁的情绪？
如果说中国人民容忍了很久的反击“触犯”了他们的“情绪”，那么，中国人民岂只是要“冒触犯”“情绪”的“危险”，而且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家当全部抖出来，让全世界人民看一看这些家伙在干着什么样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金本巴瓶
　格桑
拉萨大昭寺的楼上供奉着一个金本巴瓶（“本巴”就是藏语瓶子的意思）。
这个金本巴瓶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它不仅精致名贵，而且具有极大的权威，因为它在满清时代就是用来决定新“转世”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所有较大的呼图克图（蒙语活佛封号）的呼毕勒罕（蒙古语转世活佛）的人选的。
这个金瓶是1792年（乾隆57年）乾隆皇帝根据当时驻藏大臣福康安的禀奏颁发的，乾隆并派人送到西藏。
当御赐的金本巴瓶送到拉萨时，驻藏大臣福康安和达赖以及僧俗官员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然后把它供奉在拉萨市中心大昭寺楼上。
西藏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那些呼图克图都称为活佛，认为他们圆寂以后可以“转生”。
但是究竟生在哪里？
何时转生？
却是一个大问题。
一般凭当时当地有声望的活佛或者“吹忠”（类似巫师）降神作法指定。
但往往各指一人同时出现几个，真假难分，无所适从，甚至发生争执，引起重大纠纷。
例如第6世达赖喇嘛就出现两个，引起争执。
当时驻藏大臣福康安禀奏乾隆要求颁发金本巴瓶一件，令将吹忠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姓名生年月日，各写一签贮瓶内，对众拈定。
（见卫藏通志）。
从那时建立金本巴瓶制度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前后藏的大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转生时，必须经过金本巴瓶抽签决定。
并且规定签上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明各“吹忠”所指的呼毕勒罕的姓名生年月日等装在瓶内，拣选熟悉经典的喇嘛，虔诚诵经07日，并且传知各呼图克图等齐集在大昭寺佛前，由驻藏大臣亲往监督，当众抽签拈定。
同样在北京的雍和宫里也设有一个金本巴瓶，这是为蒙古地方所出的呼毕勒罕来用抽签认定的。
金本巴瓶的故事，说明了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和蒙古及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是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

三门峡巨变
汪胡桢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与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三门峡水利枢纽现在正在迅速成长，预计明年国庆节土建工程即可全部告成，比预定计划提早两年。
我准备报告一下跃进的情况。
石破天惊英雄笑车水马龙筑坝忙
这个工程的兴建，连同黄河流域各省全面展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黄河干支流其他水库的建设，将使黄河从害河一变而为利河，以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大陆。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55年07月举行的第2次会议里，代表们庄严地举手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从此以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就被提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日程上。
1957年04月13日在古来幽静的三门峡山谷里响起了石破天惊征服黄河的第1炮，就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开端昭告全中国与全世界。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一个综合利用的水利建设事业。
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人们正以双手在黄河三门峡里建造起高一百一十余公尺，长九百六十余公尺的混凝土拦河大坝，造成容量达三百五十亿立方公尺的大水库，用来达到防洪、拦沙、发电、灌溉、通航诸目标。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者们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结合苏联的技术援助，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经迫使黄河让出了它千百万年来唯我独尊的河床，供人们建造拦河坝，而自己却驯服地从完全由人操纵的泄水闸孔里流出。
现在，上千上万的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正用大量的混凝土浇筑拦河坝的坝身。
他们有信心和决心要在今年06月底洪水到来以前把坝身建筑到海拔三百一十公尺的高程，使再度出现自有水文记录（黄河有水文记录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可以减去洪峰流量百分之四十，减轻黄河堤防在汛期里的紧张局势。
预计到了明年08月底要把坝身提高到海拔三百三十六公尺，即使黄河发生千年少有的大洪水，也可容纳在水库里，不使下泄流量超过六千秒公方。
全部土建工程已预定在明年国庆节以前告成，坝顶升高到海拔三百五十三公尺。
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人们正以昂扬的斗志掀起全面的生产高潮。
一列列满载沙石与水泥的列车接连地通过陇海铁路到达工地。
这些原料经过自动化的拌和楼加以搅拌，制成混凝土，由车水马龙那样的自卸汽车队把混凝土运往坝址，更由一群伸着长臂的起重机把混凝土吊到空中，倾泻到坝身的木模里。
工人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二十四小时内分秒不停。
坝址上布满一簇簇方盒形的混凝土高台，很像天安门前正在建筑的高楼大厦。
在这些高台形的木模里，工人们忙着用振动器振捣还很潮湿的混凝土，驱出其中所含的空气泡，使它充分密实。
目前每月混凝土的浇筑量已从几万公方发展到十万公方以上，今后还有越增越多的趋势。
每个月浇筑十万公方的混凝土已经是我国目前相当高的施工速度了。
如果用这个速度来建造佛子岭水库的大坝，只要两个月便可完成，建造梅山水库的大坝，也不会超过两个半月。
达到这样高的施工速度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两三年来沉着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的结果。
因为大规模的施工必须动用大量的机械。
要求这些机械互相配合，协同工作，如果不把这些机械连接成为一个有机体，高速度生产将是不可想像的。
建设三门峡的人们习惯地称呼工地上首尾衔接的两大套施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和机械制造维修系统——为两条龙。
要使这两条龙能够活泼飞舞，不断生产，不是一桩简单的事。
两三年以来建设三门峡的人们为了这两条龙，已经在丛山峻岭间，开辟草莱，建成了铁路五十公里，公路五十六公里，生产和生活用房屋三十六万平方公尺，风水管路一百一十一公里，输电线二百二十三公里，安装了大小机器二百六十三台，金属结构八百七十七吨，制造了机件一千五百六十项。
不仅这些，他们还从1956年起到1958年间，开挖了土方九百二十三万公方，开挖了岩石二百三十二万公方，浇筑了混凝土四十三万公方。
尤其重要的，三门峡在两年多的工程实践中已经练成一支二万余人的施工队伍来担当与完成这艰巨的任务。
没有这些准备工作和有组织的劳动大军，要求高速度施工是不可能的。
去年冬季三门峡截流工作只用了十三天又二十三小时的短时间迅速完成，比设计的时间提前了十六天又四小时，可以显示出三门峡劳动大军和机械化施工的力量。
万古幽暗黄河底基岩出水见天光
截流原是三门峡施工中的关键工作。
不完成截流，则黄河将永远不会让出它的老家给人们施工，拦河坝就永远完不成。
但截流只能在冬季枯水时期里进行，一年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机会一失，便须等到明年。
中共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在去年02月里就确定以截流为1958年的中心任务，做了许多思想教育工作，使人人了解到截流的重要性，不许坐失一年一度的机会。
06月党委又决定成立截流准备工作小组专门进行和检查有关截流的一切准备工作，委托交通大学举行水工模型试验。
到10月中旬准备工作大致就绪，又为了取得经验，进行了各种机械操作的演习。
原来计划要等到冬季黄河流量落到一千秒公方时才开始截流。
但去年是一个丰水年，到11月中旬，流量退不下去，还保持在二千秒公方上下。
如果再事等待，则不久雨雪交加，满河冰块，工作起来将很艰难而危险。
党委乃决定从11月17日上午九时起在神门里进行实际截流演习三天。
那时黄河流量为二千零三十秒公方，超过计划一倍余，但在演习中，工作情形十分良好。
为了一气呵成起见，当即决定正式开始截流。
在截流过程中，神门上下游水位悬殊，最甚时相差达二点九三公尺，水流迅急，如万马奔腾而下，最大流速，每秒钟达六点八六公尺。
但建设三门峡的人们干劲冲天，不屈不挠，夜以继日，与黄河奋勇斗争。
截住神门主流以后，继续截断神岛的泄流道和鬼门两大溜。
最后胜利地使黄河驯服地经过人们控制的闸孔里而流出。
随着截流的胜利完成，大大改变了全局的工作面貌和人们的思想精神。
全体职工斗志昂扬，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表现出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
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右岸上下游的横围堰，抽干基坑里的积水。
黄河河底岩石由于远古以来给急流冲刷，已成深槽，深达二十余公尺。
其中满布淤泥，又有嶙峋巉岩，机械疏浚无能为力。
全局职工即用双手两肩，一筐一筐地把全部淤泥挖出去，甚至石缝中也剔洗干净，露出新鲜的基岩，作为混凝土坝的基础。
万古幽暗的黄河底才第1次见到了天光。
万年大计质量好处处节约成本低
建设三门峡的人们不仅做到高速施工，也在质量和节约战线上打了胜仗。
他们了解到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统一体，不能片面地求多求快，而必须同时要好要省。
在工地的苏联专家们尤其随时随地帮助他们设法提高工程质量。
经过长时期的检查和实物试验，可以证明三门峡工程质量是达到标准要求的。
他们今后还在逐步提高质量，以符合“万年大计，质量第1”的精神。
三门峡平均每公方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已经降低到一百二十五公斤，正向一百公斤的目标而迈进。
这是节约战线上重要胜利的一项。
水泥用量的减少，不但是节约了国家基本建设上一宗宝贵的材料，而且也使混凝土在凝固时少发一些化学热，足以提高混凝土的质量，实际上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三门峡混凝土的水泥用量所以能够降低是多方面努力和长时间科学研究的结果。
其中主要措施为按着适当的比例配合制造混凝土所用的沙、石，为利用洛阳和郑州火电厂所出的粉煤灰和当地的黄土来代替一部分的水泥，为采用造纸厂的废液来增加混凝土的塑性，为抛填一部分毛石来减少混凝土的数量。
最近已经试验成功，每公方混凝土最少水泥用量只须八十七公斤，为今后更进一步节约水泥的开端。
由于水泥用量的减低和其他多方面节约的措施，1959年三门峡大坝混凝土的成本已比1958年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二。
三门峡以提高劳动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因此全部建筑安装工程都在不断地降低成本。
1958年第1季度成本还是超过定额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四，但从第2季度起即扭转超额的局面，一变而为节约。
计第2季度节约百分之十点七二，第3季度节约百分之二点三五，第4季度节约百分之六点九。
进入1959年后，每月成本更显著降低。
计01月份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三，02月份降低百分之十六点九，03月份降低百分之二十四点七。
在完成三门峡工程任务的同时，他们贯彻党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大力支援了各兄弟单位的工程建设。
只1958年一年里，干部和技术人员已调出三百七十四人，工人调出了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技术工人九百人。
在施工设备方面共调出二百九十一台或套。
相信这些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对各兄弟单位的工程建设将会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门峡工程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发现缺点的。
建设三门峡的人们随时随地都以不骄不躁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改正缺点，化坏事为好事。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三门峡的建设者们将坚决地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以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不断革新技术，学习先进经验，使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天一天成长起来，为明年国庆节胜利完成全部土建工程而奋斗。

充分依靠群众生产定能跃进
崔德锡代表谈山东洪山煤矿大面积丰产的经验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矿全体职工和全国人民一样，由于坚决贯彻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贯彻了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贯彻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因此，使煤炭生产史无前例的飞速跃进，规划指标三番五次的被突破。
年度规划产量指标共修改了六次，从一百零八万吨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吨，又增加到一百三十万吨，后来一跃上升到一百五十八万吨。
实际产量一百六十二点七万吨，比计划提高百分之三，比1957年实际产量提高百分之四十六点八。
掘进、成本等指标也都超额完成了跃进计划。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全矿职工为了实现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确定：
全年计划产煤二百三十三万吨，比1958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三点二；
每吨煤的生产成本计划十点三元，比1958年实际降低百分之二点五。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把煤炭列为国家发展国民经济四大指标之一，对我矿职工是个极大的鼓舞。
全矿职工积极学习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继续贯彻了以钢为纲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以苦干和巧干的精神，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
03月份日产水平达到六千一百一十吨，比一、02月份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效率提高百分之二十，成本下降百分之二十；
04月份以来，生产还是稳步上升，全矿日产水平又由03月份六千一百一十吨，到04月上旬提高到六千六百吨。
目前，一个以技术革命为中心、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组织大面积丰产为内容的“六比”红旗竞赛运动，正在向深入方面发展。
但是，我们对完成国家任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03月初我矿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的初期，主要阻力是部分干部的“条件论”，强调洪山矿是薄煤层，地质条件困难，不好实现大面积丰产；
另有部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大面积丰产要加快回采工作面进度，造成掘进越来越紧张。
集中起来有六怕：
一怕循环紧张；
二怕进度加快生产准备工作跟不上；
三怕水涨船高加任务；
四怕出事故；
五怕条件变化；
六怕设备材料供应紧张。
自从贯彻淄博市委扩大会议、山东省委煤炭紧急会议和听了薄副总理03月02日在全国煤矿职工红旗竞赛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以后，我矿干部和职工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教育，大家针对当时的思想问题，以洪山煤矿能不能大面积丰产？
怎样实现大面积丰产为题目，先后组织了两次全矿性的辩论，在辩论中总结交流了五二采煤区连续十四个月、月产万吨以上的经验，从而提高了思想，明确了方向，由原来全矿只确定六个丰产掌子，逐步增加到八个，以至十三个。
按照薄煤层掌子月产六千、八千、一万吨的丰产标准，02月份只有一个掌子达到，到03月份就突增为八个掌子，其中由原来月产四千吨左右提高到六千吨以上的四个，效率由原来每工二点五三五吨，提高到每工三点四一四吨；
由原来月产六千吨提高到八千吨以上的二个，效率由原来每工三点八四八吨提高到每工四点五二四吨；
由原来月产八千吨提高到万吨以上的二个，效率由原来每工四点三六吨，提高到每工五点六四八吨。
这八个面03月份实际产煤六万六千八百二十八吨，比02月份增加二万九千四百七十四吨，提高百分之七十八点九；
平均生产效率由原来每工三点八六吨，提高到每工四点二八吨。
掘进主巷日进度比02月份平均提高百分之五十五，初步达到了“面面高产，头头快速”，基本实现了万吨矿的要求。
在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我们主要抓住了以下几个工作：
（一）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充分发动了群众。
我矿在发动群众的方法上，主要采取了向群众进行四交（交形势、交任务、交措施、交关键），围绕着实现大面积丰产，组织群众开展鸣放辩论，举行誓师大会，抓典型，召开现场会议，发起倡议，开展竞赛。
在宣传教育中除向职工讲明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外，着重说明了完成今年煤炭生产计划是保证全国一千八百万吨钢的关键。
同时，也向群众讲明了其他工业用煤与民用煤均不断在增加，完成煤炭生产计划，对保证其他工业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多出煤炭，保证整个工业发展的需要。
通过一系列的发动和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职工的计划观念，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不少群众主动地检查了干劲不足和歇一歇的思想，全矿三十四个队、四百三十五个小组中，有二十六个队、三百六十五个小组重新制订了新的跃进计划。
群众情绪极为高涨，人人干劲十足。
如一立井五一采煤队的职工提出：
“重整旗鼓总动员，誓把低产变高产，分秒必争鼓干劲，两天突破二百关（车）”，当天由班产七十一车，提高到一百八十车。
（二）通过评比总结先进经验，树立榜样，广泛展开“学、比、赶”的竞赛高潮。
如全矿03月份评比中，树立了十个先进队、二十四个先进班、七十六个先进组、四百二十个先进人物，基本上作到了“井井有先进队，队队有先进班，班班有先进组，组组有先进人物”。
如通过总结一立井五四采煤队刘其盛班“稳、均、匀、分段卷煤”的经验后，在全矿树立了标兵，全矿有六十二个小组推广了刘其盛的经验。
如五四采煤队其他的两个班由于推广了刘其盛卷煤经验，三班并展开了竞赛，使全队日产由二百吨提高到三百吨。
（三）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现场，大搞“试验田”，培养典型，交流经验，达到了全面开花。
如矿党委胡承业书记，通过在五二队种试验田，培养了全矿第1个万吨掌子面，并且具体总结了深截快跑、分段卷煤、快速移溜子和开好班前班后会、干部以身作则抓现场管理的经验。
因而03月份出现了全矿第2个万吨掌子面，并有六个掌子面分别实现了六千、八千的高产标准。
（四）围绕组织实现大面积高额丰产，发动广大职工，改革技术，推广先进经验。
根据煤炭工业部三十六条经验（其中生产方面十二条）的规定，结合本矿情况，大力地进行了推广，截至目前，在生产中已经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十四种，其中采煤方面四种、掘进方面七种、运搬方面三种。
在采煤方面由于推广了多循环、长截盘、快速移溜子、快速截煤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机械效能，提高了工作面的生产。
03月份比02月份增加九十一个循环，多产煤炭一万八千二百吨，等于增加了三个八十公尺长的工作面。
全矿现有七部截煤机截煤深度分别达到了二公尺、二点四公尺、二点八公尺，每台比过去增加了零点二至零点四公尺。
根据八个采煤掌子面计算，03月份由于加长截盘，就增加进度四十七公尺，使全矿回采月进度由02月份的六十一点六公尺，提高到八十三点二公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回采高速。
在掘进方面，大力推行了深眼爆破、多循环、煤洞超前、打眼扒装穿插作业等经验，大大提高了掘进进度。
03月份全矿有八个迎头达到了快速标准，平均月进度比02月份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二，因而基本上保证了采场的衔接。
我们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先进与落后单位的生产水平相差很大，生产指标完成的不够全面，事故不断发生，这些缺点，我们在第2季中要大力加以克服。
第2季全矿任务的安排是：
产量六十四万六千八百吨，平均日产七千三百五十吨；
主巷进度二万四千六百四十公尺，平均日进二百八十公尺。
完成和超额完成第2季光荣而艰巨任务的主要措施，是继续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的分析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争取在第2季中实现更大的跃进，为全年生产任务的超额完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攻破脱硫关　土铁出好钢
黄荣昌张文金代表关于重庆钢铁公司技术革命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及几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保证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努力贯彻执行。
我们是重庆钢铁公司的工人，现在我们把重钢广大职工大闹技术革命，用土铁炼好钢的大跃进情况，向大会作一汇报。
1958年我们重庆钢铁公司的职工经过整风，大大的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冲向那里，那里最困难，我们就奔向那里去。
正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去年我们公司也和全国钢铁战线上的同志们一样，在思想上和生产上都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我们在推行了“两参三结合”后，干群关系改善了，大家都树立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职工敢想、敢做，敢于大胆创造的共产主义风格空前高涨。
全体职工献出各种妙计四十多万条，其中有不少是技术上的重大革新和创造，如炼钢生产上的“双槽双包出钢”、“两步装料”、“混合炼钢”及改大平炉，使原设计能力五十吨的平炉，平均炉产量达到一百四十吨左右；
轧钢生产上的“节奏轧钢”、“三层烘钢”、“快速换辊”；
炼铁生产上的“改大风口”，使原来日产一百吨的高炉，提高到日产二百多吨；
耐火材料生产上的“快速烧窑”，突破原升温曲线，建立了新的烧窑升温曲线，使粘土砖的烧成时间由原来的每窑六十多小时缩短到每窑六小时以下。
群众苦干与巧干结合，在生产方面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局面，因此1958年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各种主要产品和1957年比较，钢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九，钢材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五，耐火材料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试制和扩大了一百一十二种新产品，其中如含铜重轨、高矽重轨、镁橄揽砖和高强度高炉砖等，都是比较先进的新技术成果。
我们的成就只有帝国主义才不甘心，他们说我们过的“奴隶生活”，我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才是过的奴隶生活，就拿我来说吧，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打受气，那才是过的奴隶生活。
现在有了我们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我们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我们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的大事，难道这还是过的奴隶生活吗？
我们说不管帝国主义怎样攻击，终究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
今年是我国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已经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全国钢铁工人的光荣任务是拿下一千八百万吨钢。
我们重钢全体职工热烈地响应了党中央的这一战斗号召，今年一开始就开展了一个以高产优质为目标，以土铁炼好钢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运动。
去年我们用土铁炼出了三十几万吨钢，轧成钢材，支援了国家建设。
今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要把更多的土铁变成好钢。
这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
过去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们，平炉脱硫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好钢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四川的土铁由于铁矿石和焦炭含硫较高，一般土铁含硫量都在百分之零点二以上，我们能不能从技术上解决脱硫问题，直接影响着钢的产量和质量的跃进。
要解决这个关键，首先必须解除思想上的障碍，党委书记用毛主席“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的道理来教育我们，解放了大家的思想，鼓起了大家的干劲，大家表示一定照这个方向去干，困难吓不倒我们。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我们的心只有一条，这就是要把一千八百万吨钢拿下来。
有的老工人说：
我们不但和党一条心，一条命，而且还要和钢一条心，一条命。
因为钢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要力量之一。
工人中还流传着这样两首诗歌：
“硫磺硫磺，你别猖狂，你是白额虎，我是武二郎。”
“炼钢工人决心大，天不怕来地不怕，玉皇龙王牵起走，小小硫磺算个啥”，来表达工人这种豪迈的冲天干劲。
与此同时，党委书记又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下车间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日日夜夜和我们一道在炉边苦战，开炉边现场会，搞脱硫试验。
党委号召全体职工把歼灭硫磺和提高钢的质量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并明确提出：
一个目标，争取高产优质；
一个中心关键，脱硫；
一个基本方法，两参三结合。
全体职工响应了党委这个号召，在春节期中没有一个人愿意休假，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我们工人一起干，结果，转炉和平炉都用各种不同含硫量的土铁炼出了好钢。
党委及时召开了攻硫决战比武大会，在会上化铁、炼钢各个环节的工人们都摆下擂台。
脱硫没有苏打，就用石灰来代替。
用石灰脱硫，开始脱硫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经过打擂比武，人人想妙计，个个想办法，你追我赶，最后工人们创造的化铁炉脱硫操作法，保证脱硫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后来工人们又创造了转炉脱硫操作法，保证脱硫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分别夺得了化铁炉和转炉脱硫战的擂主。
党委更集中了群众在打擂比武竞赛运动中创造的各种脱硫操作方法，总结出“一条龙”的攻硫经验，这个经验是：
（1）加强料场管理，分级堆放，配比入炉，控制生铁含硫量；
（2）采用碱性热风化铁炉；
（3）施行化铁炉外脱硫，主要是脱硫搅拌要深透，轻推慢扒除尽渣；
（4）改进转炉脱硫操作的四“三”经验，即：
三快——进铁水快，扒渣快，吹炼快；
三准——配渣料准，吹炼角度准，加脱氧剂时间数量准；
三高——铁水温度高，渣料碱度高，氧化铁成分高；
三配合——化铁炉与转炉配合好，化验与冶炼配合好，炉前与浇铸配合好等四部分前后衔接紧密配合。
现在运用这套“两参三结合”创造出来的比较完整的脱硫操作经验，虽然机械化程度还不高，搅拌、扒渣等操作劳动强度还比较大，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努力改进，但在一般情况下，配比到含硫量百分之零点四至零点五的土铁，我们就能炼出好钢。
这一事实不但保证了我们今年炼钢产量、质量的大跃进，同时也为高硫生铁炼钢技术开辟了新的途径。
代表同志们，这次会议通过了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宏伟的计划，更加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回去后决心和我们重庆钢铁公司的工人同志一起，永远保持不断革命的冲天的革命干劲，克服一切困难，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计划，保证一千八百万吨钢的任务胜利的提前实现，来加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祖国的安全。

陕西省的飞跃
赵寿山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二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正确估计了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一年来政府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极其伟大的成就，提出了1959年继续全面跃进的各项任务。
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明确的指示。
我们陕西省全省人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这些光荣的任务而奋斗。
1958年陕西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1958年，陕西省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五十八亿一千多万元，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七，较1957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十四亿一千万元，而1958年一年就增长了二十三亿七千万元。
全民炼钢铁运动结束了陕西没有钢铁工业的历史
1958年，陕西的工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结束了我省没有钢铁工业的历史，共炼铁十五万吨，炼钢二万三千多吨，“以钢为纲”带动了工业各个方面的跃进。
195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二亿三千多万元，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五，新建和扩建的大型工矿企业有三十个，县、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中、小型厂矿近二十万个。
机械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近一倍，试制新产品一千多种，其中许多产品如电动机、精密机床、拖拉机、锅驼机等都是过去不能生产的。
原煤产量达到四百七十一万吨，比1957年增长了一倍半。
新建和扩建的正规矿井二十六处，设计年产能力六百五十万吨，等于我省第1个五年计划建井总和的一点七倍。
经过大规模的群众找矿、报矿运动，新发现矿点五万多处，找到的矿种有铁、锰、铜等五十多种，储量都相当丰富。
改变了“陕西无金属矿”的说法。
基本建设投资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三。
交通运输的货运量比1957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二。
物资周转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一。
新建和改建的各种道路，为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各种道路的八倍多。
实现了乡乡通电话，村村通邮政。
在工业生产大跃进中，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地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竞赛高潮和技术革新运动，不仅超额完成了各项生产计划，而且在提高产品质量、试制新产品和突破尖端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二千九百六十八种，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的有三百多种。
机械工业方面试制成功了全国第1部1613德型精密车床和G620型全齿轮车床。
棉纱、棉布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
搪瓷、照像机、电影放映机以及光学经纬仪等，在质量上都已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
初步试制成功了高级抛光粉，是我国工业上的重大创造之一。
社办工业的大发展，使农村出现了“遍地是工厂，到处机器响”的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社办（包括生产队办的）的小型工厂达十七万五千多个。
这些小型工厂中，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
有冶金工业，也有机械制造工业；
有农村产品加工工业，也有原料、材料制造工业；
有化学工业，也有食品工业。
社办工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群众当前生产和生活中的一部分需要，增加了公社和生产队的收入，而且破除了农民只能种地不能办工业的陈腐观念，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亦农亦工的新型劳动者正在成长，为实现公社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过去的缺粮区现在变成了余粮区
1958年，陕西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打破了农业不可能高速度发展的谬论。
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一倍，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六。
其它油料、麻类各种经济作物也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在我省农业生产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在粮食产量上，陕北地区增长幅度较大。
这里过去是缺粮区，每年要调进一、两亿斤粮食，经过去年一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变成粮食自给有余的地区。
去年农业的大增产，是和实行了增产“八字宪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和水利建设事业的空前大发展分不开的。
去年一年，全省灌溉面积从九百多万亩增加到三千一百多万亩，扩大了二千一百多万亩，相当于解放以前几千年来灌溉面积的六倍多。
水土保持面积从二万一千多平方公里，增加到五万一千多平方公里。
去年夏田作物和秋田作物的大丰收，更加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忱和干劲，迅速掀起了以深翻地和积肥运动为中心的秋冬季生产高潮。
共深翻地三千六百多万亩，积肥、造肥三万亿斤，使全省的二千三百万亩麦子全部种在深翻的土地上，加之施肥多、下种密、管理好，因而今年麦子长的特别茁壮，丰收大有希望。
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我省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教育战线上，全省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业余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过去一年中，全省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由1957年的一百八十多万人，增加到二百六十多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其中高等学校由十三所增加到二十六所，在校学生三万五千多人；
中等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在校学生二十四万四千多人；
中等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三万多人；
小学在校学生二百三十多万人，基本普及了初级中学、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
在全民办教育的高潮下，办起民办中学及职业中学一千八百多所，各种业余中、小学和红专学校十二万三千一百多所。
青壮年工人、农民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
而且其中已有不少人成为具有创造性才能的“土专家”和工农出身的科学家。
在各级学校中，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由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了科学研究，而且加强了广大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树立了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者的风气。
人民公社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
在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全省农村在1958年的08月到09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省三万一千四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了六百七十八个人民公社。
这是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化，它进一步促进着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
去年秋冬大炼钢铁的伟大胜利，深翻地和施肥运动的迅速开展，麦子种的特别好，“小土群”方针的顺利贯彻，社办工业的飞跃发展，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的大量发展和提高，就充分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
农民们兴奋地歌唱道“东风吹，百花开，党给人们把树栽，树大成荫好歇凉，公社成立幸福来”。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陕西地区1958年和全国各地一样，是全面大跃进的一年。
我们能够获得如此辉煌胜利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贯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搞了群众运动。
在总路线的鼓舞下，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胆发明创造，高度的发挥了劳动热忱。
领导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现场会议，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开展红旗竞赛等，已经成为广大干部所熟悉的工作方法。
这一切，就使得我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继续鼓足干劲为完成今年任务而奋斗
1959年是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性的一年，也是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一年。
陕西全省人民正在为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胜利完成而努力着。
我们全省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鼓足干劲，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切实贯彻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精神，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信心百倍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家给我们的任务而奋斗。
最后，让我以农民群众自己歌颂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诗篇，结束我的发言吧。
“公社里，闹春耕，田间扎下指挥棚，布谷鸟奏劳动曲，春风要当通讯兵。
遍地人，忙不停，要让五谷大丰登，打麦场里翻金浪，抬上喜报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