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
阅王鹤寿(45)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04月17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批示：
“工业界的新事。
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
报告说：
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
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04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长，司、局、厅长，厂长、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五级干部一千四百人。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46)、杨尚昆、刘宁一(47)在座。
毛泽东说：
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同志。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
你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破破烂烂的，还很落后。
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
我们的人口很多，每天要吃，要穿，上一辈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
我们的底子很薄，建设起来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大家帮忙。
毛泽东说：
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
18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
广大的西藏群众同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
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
1956年11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
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48)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
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
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
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
原来讲1962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
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
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
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
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
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
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
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
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
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
第2，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
这是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
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好。
谈话后，邓小平和巴叶塔分别代表中共和意共签署两党会谈公报。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声明(49)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50)、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5)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46)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7)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48)这里的“西藏教皇大炮”，是借用了巴叶塔的一个说法。
巴叶塔在谈话中说：
“1870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
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
(49)达赖逃到印度提斯浦尔后，1959年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
(50)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