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

阅谭震林(11)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12)、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13)、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14)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

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批示：“很好。即还小平同志。”这两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工作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关于经济工作，说明要点指出，这次上海会议将一九五九年钢的计划指标确定为一八〇〇万吨(15)。根据钢和煤指标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粮食、棉花，武昌会议已经公布的数字（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不变。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指标都有一些降低。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说明要点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向全会提了一个方案，全会各小组进行了讨论，都表示同意这个名单。为国内外瞩目的，主要是几个主要工作岗位的人选问题。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16)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比其他方案更为适当的方案。

同日

阅王任重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来了。因此，县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具体做法是：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算清账目的决心。要算五笔账，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要三个兑现，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退赔兑现。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同日

阅王任重四月二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会议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对报告中的“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毛泽东的批语、批注和关于麻城万人大会情况的三次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1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12)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13)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4)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5)这里讲的1800万吨钢中，洋钢为1650万吨。

(16)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均至195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