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

晨，审阅代拟的毛泽东对董必武辞职书的批语稿。经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的批语全文为：“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董必武在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去年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

同日

下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召开会议，谭震林、廖鲁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陶鲁笳、吴芝圃、曾希圣出席。

同日

阅陶鲁笳三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并在报告和附件中，写了一些批注。对报告中的“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对报告中的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的三种方法，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对报告中的“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对报告中的“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这段话，毛泽东批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对报告中的“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报告中的“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这段话，毛泽东批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

同日

阅班禅额尔德尼三月二十九日关于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批示：“请小平叫乔木即予发表。”电报说：“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这个电报在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