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
毛泽东说：
计划要不要改，请陈云同志讲一讲。
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
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
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
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
保证1959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01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
现在到了03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这是蔡元培追悼鲁迅的一副挽联。
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经济家、建设家也不要作批示。
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
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
在邓小平说根据实际可能安排以后，无非是各部、各地方立军令状时，毛泽东说：
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
关云长立了军令状，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
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总支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是这三级，这些人的话就是不能都听，比如增产这样的问题，不能听。
生产队长比较可靠。
过去不大听支部书记的话，但是现在证明非听支部书记的话不行，真理比较在支部书记手里和一部分总支书记手里。
工业方面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总是听这些厂长、党委书记，司局长，各级党委的工业书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话，把统计数字一累计。
真要研究一下，用几天工夫，要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来，最好再有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和积极分子，他们同意了，他们都觉得可行，我看就差不多了。
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
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
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那一两级作梗。
我们的办法就叫上下夹攻中间层。
上，大概是中央、省、地这三级；
中间层，主要是县委跟公社党委这两级；
基层，就是支部书记、队长同小队长，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区。
每年要开这样的会议，基层要占优势。
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
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
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
一年搞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
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
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
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
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
会议在讨论关于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时，邓小平说：
这次主要把国家主席变动一下，其他不动，我是主张这一次一般不作大变动，现在这个名单就是一个基本不动的方针。
毛泽东说：
我赞成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好。
一般不动，略有变动。
国家主席、副主席职务是基本上动了；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相应地动了；
国务院的组成，基本不动，增加四位副总理；
政协主席周恩来，增加一位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 (37)，这个人十九岁，年纪比较轻，他是昌都地区的活佛。

△同日
写信给中央各部委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题为《党内通信》。
全文如下：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 (38)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
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
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
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
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
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
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
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
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
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这封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03月25日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的问题的检查报告，写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
报告说：
1958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第1，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把到期和未到期的农贷全部收回。
第2，去年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入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
上述错误的发生，从思想上来检查，主要是我们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少。
为了纠正上述错误，报告提出了四条办法。
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37)帕巴拉·格列朗杰，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38)指柯庆施1959年3月2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
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南汇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川沙县的有六千人参加，其中生产队、小队干部均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事实证明，召开一杆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
另一个是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
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
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