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广播新闻，说17日由北京起飞的图104号班机失事，机务员及乘客全部遇难，包括我国访问近东的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我听后不禁怔住了。想不到精力充沛、生龙活虎般的郑振铎先生，竟是这样像流星般突然结束了他的生命。6月19日我因病请假在家休息，郑先生于百忙中抽空来探视我的病，还说徐森老要为考古所的事不日来京，他要亲自去迎接，叫我不用管；又说下星期要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一星期，最后谈到他要于10月间率领文化代表团赴埃及、叙利亚等处访问，他知道我已答应秋间赴埃及讲学，希望能一起同机前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我于6月25日入医院，在医院中两个月，在休养所又将近两个月，我知道他事忙，前星期（10月8日）林泽敏同志来探视我时，我还问起郑所长最近曾来所否，她说前一天曾来过，知道他尚未出国。想不到今日竟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凶耗。过去的旧事，又涌现在眼前。郑先生和我初次相识是在南京那时，他为着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寻索照片资料，我曾将在敦煌工作及发现物的照片，借给他12张。为了史语所的印刷出版事，我曾找过他。因为那时上海的珂罗版印刷工作，几乎掌握在他的手中，《殷虚文字乙编》的制版，便是由他介绍才能付印。解放前夕，我离开南京返家途经上海时，还去访问过他。那时他以政治关系，已经不会客了。解放以后，我接到他的来信，那时他是文物局局长，局下设立三处，图书馆处想邀向达担任，博物馆处邀裴文中担任，文物处想邀我担任。我因为怕再干行政工作，没有答应下来。后来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由他兼任正所长，梁思永和我任副所长。1950年10月，我到北京时去看他，还提起我想辞掉副所长，专搞研究工作。他笑着说，我自己还不是不会搞行政工作的人，你看我现在负起两处的行政领导工作（那时文学研究所还没有设立）。这八年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于他的了解较清楚。他好大喜功，粗枝大叶，但是气派大，对政策了解较清楚，有纪律性，决定事情较迅速。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自尹达同志来所后，他更放手了，对考古所与文物局的互相关系，他起了沟通的作用。他是个忙人，但仍有闲情逸致（《书林漫步》的序言），不但逛旧书铺，还到花圃选择购花，考古所的水池要放水，造成浪费。写了一封信慰问他的家属，又写一封给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