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1958:19580731:19580731-c-prc-dib-026-杨朝熙日记



杨朝熙日记>19580731

1958年07月31日
由三台到尊胜,同行的是一位公安局的下放干部,只有二十多岁,长条,看来聪明开朗,对下放是感觉愉快的。
他带着一个油布背包,一个丝网兜,里面装着脸盆、书籍,此外是锄头、扁担。
过河后他要替我搬运行李,我拒绝了,没有答应。
是林大爷——一个油黑、健旺、骨骼粗大的老头子在撑船。
问起他的儿子,那个跟我比较熟悉的麻娃,他说挖麦冬去了。
他已从对岸马路边的山坡上搬到尊胜。
我一看那座几乎悬在陡壁上的草屋,竟连踪迹也没有了,只看到一些岩石、柏树,好像从来就没有人住过似的。
这也算得变动。
我把行李留在船上,和那年轻同行者告了别,就独走了。
我那伴侣得走另一条道去乡上转关系。
河滩大部分已经被开发了,种了小春。
间或也夹着一小块麦冬。
横过一条小沟,有几个孩子正在挖麦冬。
一共四个人,最大的一个不过十三四岁。
他们有的挖锄,有的抖掉附在麦冬上面的泥沙,扔到另一个孩子面前,那个孩子在一个凳上插把刀子,骑在胯下,一只手拿着麦冬的须根,一只手抓住叶子,在刀口上一拖,就割断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收获麦冬。
我走过去了,看了一阵,跟大家谈起来。
从麦冬的收获谈到放农忙假。
他们都对学校表示不满,认为假太多了,学习不到什么。
我尽力说服他们,可是那大的很调皮,始终听不进去。
这是一个穿着整齐的孩子,显然家庭相当富裕。
很会调皮,而且经常逗得孩子们大笑。
……
王达安[2]刚开会回来,正在睡觉;但很快就起来接待我了。
我很赞叹他们的小春,因为个多月来,这样好的小春我在遂宁、三台其他乡下,就没有看见过。
麦子乌屯屯的,麦穗也大。
王本人也认为不错,只是觉得不少由于栽种不合技术规格,可能影响产量。
随后我们又谈到今年的大春和生产指标。
在县上,兰书记向我谈到过他们的增产计划,我一直有点担心,感觉他们指标太定高了,因为山地太多,这会挪低坝里的产量,通产要达到一千斤,是会有困难的。
但我没有料到,他们现在正在计划每亩达两千斤的通产呢。
他说得很稳,很有把握,因为发现我有点吃惊,他接着向我解释。
由于县委的支持,全年的化肥、油渣比往年特别多。
每一项有十五万斤,平均每亩是一百斤。
此外,还有几万斤自然肥料。
同他谈话后,我好像丢心了。
我们又谈到“鸣放”的情况,谈到王达贵的处分。
王达贵因为套购粮食,工作消极,成为党内的重点批判对象,支部建议留党察看两年,上级审查后改为警告。
到社办公室去时,看见了那四十辆板板车。
但是还未装配,只看到一长列轮圈的胶带,这是贷款买的,一共去了六千元钱。
王刚才已经告诉过我了,同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这个社员呀!
有的人你就不好搞,昨天运起回来,就有人讲,‘饭都没吃的,一花就六七千元!
’……”
把行李安顿好后,王自立走来谈了一阵,他有点消沉,不像以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他把这推在胃病身上,而这胃病,又是因为管理木船拖出来的。
但是,据我所知,他一共仅仅跟着社里的两只木船跑了一个多月。
他是去年08月才结婚的,他那拉架架车的哥哥,当取丝工人去了。
关于王达贵的受处分,他又补充了些材料:他叫王达富拖坏了,他两个每天一道,咕咕咙咙,都想多搞点钱,把草房换成瓦房。
我记起吴向我说过:王达富也在争辩中受到过处分,可是检查得很不够,总是推口:“你们都知道的,我不会说话呀!
……”
“王的妻侄也说过怪话,批判的时候,他又跑了,睡着不起来!
……”
又,尊胜的猪只,已由前年冬天每户1.8只增长到3.5只。
晚上,已经想睡了,听说要开支委会,又走去列席。
一个医药公司的经理,下放到本社四耕作区,中间跑来扯了很久。
他的爱人住在高中,要求来社上一道住,在说到医疗室的问题时,他说他已经跟一个下放的卫生所长高谈过了。
这个人态度矜持,喜欢卖弄,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支委会讨论了道路的规划问题,王取出一张彩色的地图,跟大家谈了很久。
这张画,既不像图画,也不像示意图。
对道路规划,有人显然很有抵触,怕占地太多了。
王解释说在八条当中,主要先修一条干道,两条支路,其他按需要慢慢来。
在讨论到如何对待下放干部时,王首先介绍了一些情况。
有个下放干部,因为房子问题没解决好,已经把锅提进城了。
还有一个,来的次日,吃两顿换了两家。
因为答允包饭的那家,天不见亮就把饭煮起吃了,接着把门锁上,出工去了。
不少社员不乐意下放干部在家里搭伙食,说:“我不再上贼船了!
……”
这些问题,看来该社员负责;但下放干部本身缺点也多。
王曾找他们开过一次座谈会,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在住房上要求瓦房,要求住在坝里,而且要求住得集中一些,说是这样便于学习,便于商量工作。
他们似乎是摆起一副专家架子下乡来的,希望能够用其专长。
在选择住地方面,有的人甚至说:“那个队乌猫皂狗的,另外调一下吧!”
王谈话的精神,主要是希望大家安顿好那些干部,让他们真能发挥积极作用。
他说:“你们都知道的,这是我们争取来的呵。
分配那天早上,我把王达仁的衣服披起就赶进城了!”
其他的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有的认为,要为全家人找房子,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有的下放干部,老老小小有七八口。
他们也谈到一般社员的顾虑:一来这么多人,我们的口粮就更少了!
最后又谈了些生产上的问题,主要是贯彻技术改革和每队在五天内完成拆五十方旧墙泥的任务,散会时已经十二点了。
[2]尊胜的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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