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06月07日

△上午读发言材料，近来的会议情况还不很理想，虽然放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很好地放，范围不广，内容也不够深刻。

△下午在三座门开大会[1]。
由黄老传达中央对会议的指示，号召深入鸣放。
彭、叶也讲了话，再次动员大家
打破顾虑。
【注】
[1]毛泽东于6月日4时致函邓小平。
小平同志：
六、07月你应做两件事：
（一）第2个五年计划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
（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黄克诚于6月07日下午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枇示。
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
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
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
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
暴露问题不够，在同志们思想中存在的意见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从建军原则、方针，领导方式方法，到许多工作的具体措施都有意见，还没有端出来，应当鼓励大家摆开。
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
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
希望同志们大胆发言，以共产主义的风格提意见，把话都讲出来。
批判的对象，主要应当是对军委、总部。
军委和各总部的负责同志要沉住气，听别人把意见讲完，再展开辩论，进行专题鸣放，然后就争论结果分别起草文件（即决议草案）。
这些文件主要依靠下边的同志帮助各总部来写。
最后，小平同志还提到，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更加活跃了，军队的这次会议要开好，工作也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开不好，大家就下决心不要回去。
一直到开好才算。
接着彭在大会上讲：
我们打了好多年仗，大家有作战经验，这是共同的，因工作岗位不同，因而又有不同的经验。
可是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的，还是很不完备的。
使我们不完备的经验逐步完备起来，这就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目的。
1953年12月到1954年1月的高干会是党的会议，又是行政系统的会议，当时曾有人说，到军委来开会，只带耳朵来听，不用带嘴来发言，听完就了事，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
1954年12月改为军委扩大会，改变了会议形式，到会同志都有一份责任，如果要表决的话，与军委委员是一样，都有表决权，都有赞成或不赞成的一票。
因为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为了改进工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各方面的矛盾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暴露了矛盾才可能加以研究，求得正确的解决。
我们天天强调要团结，讲团结，就是有不团结的问题在，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都揭开了，才可能展开批评，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
匈牙利军队是现代化装备，也是正规化的，但一有风吹草动，就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教条主义，政治没有挂帅，思想没有领先。
这个惨痛的国际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
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军队是不会那样的，我们的军队是可靠的。
我曾说过，我们这个会应当是分清是非，不追究责任。
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端出来，好好地来反教条主义，批评的对象应当是军委和它所属的各总部，批评的内容，无论是我军的体制、各种条令、制度、军事训练，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等等，有什么讲什么。
当然批评军委和各总部是离不开人的，对军委来说，因我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主要就应批评我，我的工作不好，没有尽到责任就应该批评，就应该攻击。
批评得对，攻击得对，我接受、我改。
不对的我可以反驳，为的是改进工作，完成我军的任务。
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的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决不是建立在什么军衔和勋章上面的。
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
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受得起批评。
为什么不追究责任，有一个道理，我们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只是认识上有不一致。
这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的。
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影响所造成的。
如果追查责任，结果就是对人不对事，搞到人的身上，就不能解决问题，搞清是非。
不追究责任，这是毛主席建党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既然不追究责任，为什么还要分清责任呢？
所以我也不同意要分清责任的提法。
这样就更好取得经验，改进工作，把好的经验推广，不对的就改。
不追责任，是否是调和主义呢？
不是的。
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追查责任，就有扼杀民主的危险。
追查责任当作一个方法，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当作一个方式，也是一个不好的方式。
为什么要大鸣、大放呢？
是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好的也要放，表扬、推广；
坏的要揭发、批评，可以改错。
为什么要这种形式呢？
单一的形式是不行的。
我们要采取大会、小会、大字报、小字报，而且可以交头接耳。
内容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建军原则方针、作战方针、规章制度都可以讲，为的是要互相交换经验。
上次开会时说过一句话，全国解放后我欠了不少债。
在反教条主义问题上我也欠了债，反教条主义是提迟了，1957年才反。
“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只是在“八大”会议上发了一次言，文章中提了一下就完了，未组织力量推动工作。
教条主义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我们建军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有正确的、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当前在我军中表现的形式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军阀主义。
这些东西是坏的传统，坏的习惯，是历史上坏的遗产，是社会上坏的东西的反映。
以往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现在要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它腐蚀我们人民的军队。
彭最后说：
“去年我在南京军事学院讲的话，有人说是倾盆大雨，其实并没有动员全军全党来搞，不是什么倾盆大雨。
讲了之后，训总有人把我这个国防部长实际上‘撤了职’，要我收回意见，要我承认错了，还给军事学院打电话说，我在南京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组织，不必讨论等。
但是训总的东西可以交大家讨论，这就太不公平了。
我不服气，我就到处讲我的意见。
在今年1月后勤工作会议上讲我军的性质，就是为了表示我的意见。
“补：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改为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说法：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
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
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
很模糊的。
他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本人就是站在教条主义方面的。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
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
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昵？
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
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
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
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
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
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
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
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多少年来大规模的一次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
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这很显然，政治上是投机的。
这同庐山会议向党发动进攻政治上的投机是一样的，党内党外有可利用挑起进攻的条件。
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
可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是有害的，对党不利的。
去年180度的转变，我们是欢迎的；
我曾向主席谈过，站在积极方面来反对总比不反对好。
虽然他是投机，但客观上对党是有利的。
他是作为个人资本，虽不出于他本意，但总比不起来反对好，虽对革命有利但还是投机的。
前年反对军事学院在军事教学上的教条主义也是正确的，当时李夫克同志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具体地说到了军事学院教学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示非常愤慨。
这不是李夫克个人的意见，是很多同志的意见。
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情绪，虽然我因病不能见到，但我在广州、上海、青岛、北京都听到了。
这些高级干部非常不满。
但是在军委会上没有把这封信展开，直到去年才展开。
彭德怀同志看到了这封信，也知道底下的不满情绪，于是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去领导这个斗争，客观上对革命也是有利的，主观上带有很大的投机。
他是不与刘伯承同志商量，自己去放炮。
他本人思想上就是教条主义的，后来他是投机的。
转变了，我们应该承认；
转过来比不转过来好，但他还是投机的。”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
）
林彪讲彭德怀反教条主义是政治投机，这是颠倒黑白，恶意诬蔑。
对军队中的教条主义问题，彭是很重视的，1957年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考察后，反教条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坚决。
在训总肖克与张宗逊的争论中，站在哪一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议题，是在成都会议期间与中央领导同志商定的。
当时想解决的主要问题另有考虑，是没有把反教条主义列为中心。
成都会议后，训总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又引起彭对反教条主义问题的极大关注。
为军委扩大会议选定的阅读文件，第1号即为训总四级干部会议文件。
5月20日大会秘书处通知与会同志阅读文件，准备意见。
提出第1号文件全部是训总四级干部会议文件，字数较多，彭总批语及训总党委报告，肖克、张宗逊发言，可尽先阅读。
可见，反教条主义问题，已列为会议议题。
彭德怀对自己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抓得迟了，措施不够有力，作过检讨。
直到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初期，彭还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是思想认识问题，都是好同志，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也要训总自己作出结论。
后来把反教条主义列为会议中心，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组织处理之严，后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开展，确是出乎彭的意料。
正如黄老后来在《自述》中所说：
“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
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
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
林彪讲话中所提李夫克（曾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时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的信，是1956年8月25日写给彭的。
当时向军委反映军事学院教学中教条主义表现的材料颇多。
林彪用李夫克信指责彭也是没有道理的非难。
关于彭去南京军事学院不与刘伯承商量事，事实是：
早在1956年6月0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后，刘伯承即领导军事学院对照检查教学中学习苏联过程中教条主义的表现。
但因健康原因赴上海治疗，1956年11月08日军委已枇准由陈伯钧代院长，钟期光代政委；
彭1957年2月到军事学院时自不宜一定要求刘返校商谈。
彭德怀于3月14日到上海后，即把对学院党委的讲话抄一份送给刘伯承，刘阅后说：
没有意见。
军事学院党委于3月30日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
《决定》中讲军事学院”存在教条主义倾向”，有别于彭德怀讲”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决定》中讲军事学院”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有别于彭德怀讲“成绩是显著的”。
而彭德怀主持下军委对《决定》的“批示”则明确表示：
“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
刘伯承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的讲话以前和以后，尤其是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在第1期训练大纲开宗明义第1条，即写出：
“根据国防部彭部长在南京军事学院指示的院校训练方针的精神”。
这些充分体现了刘伯承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楷模风范。
事实证明，指责彭德怀“投机”的林彪，正是干了一次大“投机”，而且获得了一笔丰厚的“个人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