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
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
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
本报合肥讯
上月举行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这次会议上，挖出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它的成员是：
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
这次会议，是1957年12月15日到1958年01月27日在合肥举行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全体委员，地、市、县各级党委书记、省直属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及全省县级以上政法各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共一千五百二十四人，列席一千八百三十四人；
贴大字报六千二百五十张，在大会上口头发言的有二百六十一人，书面发言的九百二十人，进行了大放大鸣大辩论。
出席会议的人在分清大是大非的同时，都检查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右倾思想，并进行了互相批评，真正做到思想交锋。
中共安徽省委第1书记曾希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通过这次会议，挖出了一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善于装模作样、蒙有一层“画皮”的大右派分子李世农及其反党集团。
这个集团已为我们所粉碎，政法部门的领导权已重新回到党的手里，这个专政职能的刀把子已从强盗手中夺回来了。
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他还说：
“这次大会是一个深刻的生动实际的整风大会，是一个思想交锋十分尖锐而深入的整风大会。
这次会议既有反右派的内容，也有整改的内容。
经过这次会议，清除了隐藏在党内的几个大右派分子，清除了在政法部门中执行右派纲领的孽根，并且通过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方向。
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安徽省这次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
以右派分子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把持了政法系统的检察和司法机构，还把持了党的监察机构和省肃反五人小组的领导，长期以来便歪曲和破坏了党的关于肃清反革命的各项政策，包庇和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据初步统计，在他们指示和影响下，全省肃反和社会镇反中漏掉的和定案中错放的、该判不判的和重罪轻判的反革命及坏分子，共达二千多名；
由于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现象。
在去年春天，政法部门的右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当时，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坏分子，利用受自然灾害后的暂时困难，到处进行破坏活动，煽动群众闹事。
省委针对当时情况于2月26日指示各地：
1、确实作好粮食供应工作；
2、对某些富裕中农的无故叫喊要进行说理斗争；
3、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要批判和克服政法干部中的右倾思想。
各地党委正确地执行了省委这一指示，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和政法部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各种斗争，加强了对政法部门的领导，依法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因此，稳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合作社也得到了巩固。
全省去年1到10月，动摇退社的富裕中农只二千多户，而入社的单干农民却有五万多户。
这说明当时省委提出反右倾是十分必要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以李世农为统帅的右派反党集团，却多方阻挠和破坏这个斗争，恶毒地向省委进攻。
他们煽动政法干部反对党委的领导，在反右倾问题上和地、县党委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论。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就是为了澄清这种右倾思想召开的，而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行，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被揭露了出来。
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蓄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妄图使革命政权变质。
去年春天省委提出反对政法部门右倾的时候，李世农身为书记处书记，又分工领导政法部门，他在会议上却不表示态度，会后竟鼓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指示，并派出爪牙到处“反左”“纠偏”，甚至公然责成政法部门不许将反右指示下达，不要检查批判政法干部的右倾思想。
李锐在当涂县搜集反党材料，杨效椿在和县、蚌埠等地煽风点火，攻击省委反右，陈仁刚则在皖南、肥东等地擅自决定释放大批罪犯。
去年05月，正当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
这个集团的成员在5月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大肆叫嚣反右反错了，要为他们认为“被冤屈”的人“喊冤”。
李世农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对反党分子暗暗支持。
当省委在这个会上作了反右倾是正确的结论以后，李世农在紧接着5月25日召开的全省政法干部会议上，就和右派唱和起来，大肆放火。
他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口口声声说是在“传达省委意见”，但报告的内容，却完全反对省委。
他为了否定反右的正确性，说执行反右指示中出现了“偏差”，与省委提出反右“有关”。
又说出现所谓“偏差”的“主要责任首先由省委负责”。
于是他把反右的成绩推翻了，把继续反右的必要否定了，把本来应该反右的会议一变而成了反“左”的会议。
李世农在政法会议上放的火，在全省造成了严重恶果。
据安庆地委第1书记许少林同志揭发，当时有许多县如宿松、怀宁、潜山、青阳等县，不但放松了当时对敌斗争，并且一下放掉了64.5％的在押罪犯，后经检查，这些放掉的罪犯，90％以上都是不该放的。
李世农的报告，使全省很多政法干部的思想又重新陷于混乱。
这次省委扩大会上，揭露出陈仁刚在去年不但给李世农几次写信攻击省委，而且连李世农在政法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都是和陈仁刚商量过的。
这就暴露了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怎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反对省委了。
根据会议的揭发，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在肃反和社会镇反方面包庇和纵容反革命、坏分子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
李世农认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太残忍了，应该仁慈一些”。
他为了解除专政武器，竟在政法干部会上说：
“残余反革命如果发动群众来捉，保险一个也捉不到。”
杨效椿则否定肃反工作成绩，诬蔑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李锐则利用职权，捏造各种理由为反、坏分子开脱罪责，他把证据确凿，说成“证据不足”，把政治问题说成“思想问题”，把敌我问题说成“人民内部问题”而且对该捕该判的反、坏分子，不管犯罪性质和情节如何，往往以“已经交代”“偶犯”“年轻”“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为理由，拒绝批捕和起诉。
李世农主张把“坦白从宽”放在首要地位，而杨效椿则把中央的政策篡改为“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根本不提“抗拒从严”。
他们制造各种谬论宽纵敌人。
说什么反革命分子还有“两面性”，说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在定案判刑时可以减刑。
李世农还亲自制订了重罪轻判的案例要全省仿行。
李世农和杨效椿对已判的刘秀山反革命案进行种种活动，他们把刘案结论中关于叛变后参与杀害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军人家属等罪恶事实删掉，把“叛变革命”改为“脱离革命”，上报中央，企图为刘秀山翻案。
他们硬说混入我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曹野有两面性，将他改定为好人。
据会议揭发的材料统计，在这个反党集团影响下，全省各级检察院，只是去年一年，该批捕而不批捕，该批准起诉而不批准起诉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有一千多人。
其中杨效椿亲自审批宽纵的一百多人，李锐审批宽纵的三十多人。
李锐的兄弟中，有三个哥哥都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李锐竟然对他们加以包庇，甚至为他们介绍工作。
几年来曾不断有人检举李锐的罪行，但是李世农、杨效椿都把它掩盖了下来。
李世农不但破坏专政武器，还利用1953年以前先后担任党委组织部长，以及以后负责领导审干工作等的职权，从根本上腐蚀党组织，企图改变党的性质。
他把中央对自首叛变分子的审查处理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篡改为“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结论处理从宽”。
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原则，在1956年12月利用职权删改了有严重自首叛变行为的四个干部的审查结论。
甚至把结论中“对党不忠实”改成为“对党忠实”；
当时审干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这种删改不同意，并把中央有关文件给他看，李世农竟说：
“这些字句太刺激了，不写在结论上，也不要紧，我年纪大了，你们还年轻，我死了你们还能记得就算了。”
李世农为了掩护反党阴谋，还制造了许多谬论，如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
他在1953年省委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说：
“今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恐怕没有了”，“肯定地讲，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来一个运动搞思想工作了”。
1956年他又说：
“合作化后，肯定地已经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了”。
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他则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了”。
他还在1956年01月省工商联执委会上，说了许多对资产阶级吹捧的话，要把三反时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说成“是自发势力的影响”，并“不是自觉的”，把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完全出于自愿”。
因此，他在去年05月25日的政法会议报告中根本不提还有阶级斗争，他只认为“今后的斗争是新旧思想的斗争”，“今后专政的主要对象是同各种刑事罪犯作斗争”。
他还混淆两类矛盾，把明显的敌我矛盾也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我们和资产阶级还有对抗的一面，把矛盾转化的责任片面放在我们一面。
去年04月13日，他在省监察会议上报告说：
“地主改造很好，虽与我有对抗性矛盾，但经过改造，已转为非对抗性矛盾。
同志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遇风吹草动，就整这些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是会出偏差的，你逼他无路可走，就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了。”
这和反动派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制造的”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会议揭发的材料还证明：
李世农为了进行其反党活动，总是尽力拉着党的事业前进的后腿，有机会就促退。
中共安徽省委提出的“农业上的三项改革”办法在实践中已著有成效，几年来，只是因为推行“三改”，就增产粮食达七十五亿多斤。
它不但指出了改变安徽面貌的努力方向，而且鼓舞了全省干部和群众向自然作斗争的勇气。
但是李世农对这样的好事，是看得很不顺眼的。
省委在“三改”中提出，要扩大夏收面积，提高复种指数，种植高产作物，他却要下面干部不要强调扩大夏收面积，不要提高复种指数，要多留春地，不要多种高产作物，要多种高粱等低产作物，并煽动下面干部不要执行省委指示。
如他去年到定远时，就对县委书记陆祥说：
“省委指示不一定正确，关于生产上的问题，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情况去办。”
李世农所以这样阻挠和破坏安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政治野心的。
1950年07月，他就背着皖北区党委负责同志，利用整风机会，盗用某些同志的名义，通过小组结论形式，对区党委的各项工作和对区党委负责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破坏区党委的领导。
1953年他又和有野心的人一唱一和，在地委书记面前竭力攻击省委领导核心，妄图破坏党的负责人的威信和党的团结。
当时曾引起同志们很大的义愤。
李世农为了骗取群众信任，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还进行各种伪装。
他在1950年任皖北区党委副书记兼直属党委书记时，还玩了一套评选模范党员的把戏，亲自摆布候选名单，把自己列为第1名，窃取了“模范党员”的称号。
杨效椿、李锐、陈仁刚等右派分子更到处吹嘘李世农朴实、温和、稳重，是省委书记中最好的一个。
他隐瞒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所受的处分，欺骗组织；
他常常自诩“德有余”，“俭朴和温和是天性”。
但是他的一切生活享受和同级干部相比较实有过之无不及。
他平时出入都坐汽车，在开大会时却故意走路给人家看；
下乡总要吃好的，但吃了总要批评人家浪费；
他硬要公家为他的保姆住房安装暖气，并不认为浪费，而对别人抽烟多擦了一根火柴，就批评是浪费。
所有这些伪装，经过这次会议的揭发，才撕了下来，原来是一张政治野心家的画皮。
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成员都是地主、富农出身。
他们进入党内，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未放弃反动立场，改变反动本质。
李世农、李锐对土改时家庭被斗，都曾感到不愉快，李锐更是痛哭流涕，工作不安心。
杨效椿利用职权包庇、掩护他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岳父周钟衡，使在反霸、土改、镇反、肃反斗争中都漏了网。
党对他们的错误是给予过多次教育批评的。
李世农1944年曾因在天高县听信叛变分子的诬告，冤枉了许多好人，受到行政处分；
1947年在淮南曾因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受到党的严格批评；
解放以后，省委又几次对他自封“模范”和虚伪的作风进行过尖锐批评；
特别是去年以来，党对李世农、杨效椿等都进行过多次批评，耐心等待他们自觉地交代。
但他们却毫无悔过之意，甘心自绝于党。
他们的罪行和抗拒态度，激起了出席会议的人的万分愤慨，一致要求给予他们以严肃的处理。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6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并对他们宽纵反革命的罪行，交监委处理。
会议决议还指出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为进一步巩固党在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努力的方向。
出席会议的人，都表示坚决拥护这个决议。
他们认识到了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并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站稳党的立场，保卫党的事业。
曾经被李世农的伪装所蒙蔽的人，是相当多的。
他们在这次会上都检讨了自己过去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政治嗅觉。
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也进一步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于党员说来，乃是万恶的根源，纷纷检查自己的错误。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鼓起干劲，全心全意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

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
——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第6次全体会议，揭发出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深入整风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个反党集团还包括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和早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
这个反党集团盘踞安徽省政法部门的领导岗位，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
在他们的指示和影响下，全省机关肃反中和社会镇反中，就放掉了二千五百多名应该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在反右派斗争中政法部门揭露出来若干党内外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以及浙江省司法厅厅长姜震中、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张雪岩等人，他们的反动手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和李世农右派集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只是妄图把无产阶级镇压敌人的专政机关变成使敌人逍遥法外的保镖机关，他们还故意制造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为他们的罪孽作掩护；
而且用这些反动谬论毒害政法部门若干工作干部的思想。
因而安徽省委这次扩大会议，在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时候，还特别着重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批评了阶级斗争中这种危害极大的右倾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斗争作了重要的贡献。
在机关肃反和社会镇反当中，李世农认为：
“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捉不到。”
既然少到一个也捉不到，那还有什么反革命需要肃清呢？
肃反工作不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吗？
因此在1957年05月安徽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公然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矛头，不要对准反革命分子，而要对准一般刑事犯。
他还说什么“反革命分子也有两面性”，说什么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为革命干了工作，甚至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
因此，他希望人民把反革命分子也当成有功之臣，应该将功折罪免予法办。
这就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论点。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在过渡时期有没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正确的认识。
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对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的批判，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反革命分子是不是少了呢？
当然是少了。
但是，反革命少了是和过去比较来说的，目前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一定的数量。
就在李世农大肆宣传反革命少了的时候，1957年01月至10月，安徽省公安机关就逮捕了反革命罪犯三千二百七十九名。
所以，应该肯定，反革命分子比过去是少得多了，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彻底肃清。
何况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国家的危害，决不能只从他们的人数多少来衡量。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趁机捣乱。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革命少了就丧失革命警惕性，就对敌人放松专政，决不能误吃右派反党集团的麻醉剂。
反革命分子是少了，我们专政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就应该有所改变呢？
也不能。
各种刑事罪犯分子，各种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等坏分子，当然也是我国国家政权专政的对象。
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如果不用专政的办法来严厉地惩办他们，自然是右倾。
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反革命分子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专政的第1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专政的主要锋芒应该对准阶级的敌人，对准反革命分子和各式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
李世农要我们把专政的主要对象从反革命分子转到刑事罪犯，决不是什么简单的先后次序问题，其阴险的地方，就是要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专政的根本性质，想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是我们肃反政策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只讲镇压不讲宽大是错误的，但是片面地强调宽大而忽视镇压更是错误的。
对敌人首先必须强调镇压，强调抗拒从严。
因为只有坚决严厉地镇压那些最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使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雷霆万钧的压力下，感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有死路一条，才能使他们不得不投降、坦白。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
所以，对坦白悔过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处理，也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达到分化敌人和消灭敌人的目的。
李世农反党集团把宽大强调成首要地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感情和反革命分子是一脉相通的。
像李世农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钻到我们党内来的反动阶级的代理人，有的是蜕化变质的各种反动分子，他们是故意认敌为我，敌我不分。
但是确实还有不少政治经验幼稚的人，也往往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
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像不久以前山东四级干部会上所揭露和批判的那些人那样，当然是错误的；
而把敌我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是大错特错。
李世农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反党集团的揭露，再再证明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我们和阶级敌人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
我们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按其本性的发展来说，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去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的进攻，正是这种本性发展的表现。
如果党和人民去年不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结果，难道还不明显吗？
所以我们丝毫也不能削弱对敌的专政，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要还有敌人，我们对敌人就要专政到底！
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粉碎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展开了肃清右倾思想的大辩论，有力地驳倒了他们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这场斗争对于全党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我们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趁胜前进！

志愿军首批撤出朝鲜部队
开始移交防务
新华社平壤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出朝鲜部队开始向朝鲜人民军移交防务。
连日来，由志愿军首批撤出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接防部队分别组成的各级移交委员会和接收委员会的人员在极为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展开了交接活动。
志愿军首批撤出部队官兵向人民军战友介绍了情况和经验，移交了阵地设备和自筑的营房。
志愿军官兵还把许多非军用物资无偿地赠送给人民军战友，其中包括大批自养的家畜、煤、烧柴、粮食、蔬菜和马草等，还有各种训练器材和文化娱乐用品。
不少部队专门为朝鲜人民军接防部队布置了军人俱乐部。
据新华社平壤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离朝鲜返国部队广大官兵，连日来热烈欢迎前来接防的朝鲜人民军先遣部队。
中朝部队在分别前举行了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和联欢会，互相学习、互相祝贺。
有些部队早在人民军接防部队到达前几小时就列队等候、甚至彻夜不眠地等候在要道口上。
人民军接防部队刚一到达，欢迎的口号声、锣鼓声立即响成一片，中朝战士们亲如家人般的互相握手、拥抱，互致战友的问候。
很多志愿军战士还把大红花佩带在人民军战友的胸前。
06日下午，守卫在某英雄阵地上的志愿军某部二等功臣连特地邀请人民军某部英雄第4中队的官兵们到一座山岗上进行联欢。
中朝部队曾并肩在这座山岗上打败美国侵略军。
在联欢会上，这两个英雄连队的官兵们互相倾吐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共同表示了对争取朝鲜和平统一的坚强信心。
（附图片）
撤军回国之前，志愿军热情帮助驻地的朝鲜人民挖掘水渠。
　陈阵摄（新华社稿）

我政府声明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倡议
要求美国遵守日内瓦协议及其诺言，停止对越南的干涉
新华社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58年03月0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总理致函南越当局谴责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南越进行日益露骨的干涉和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并且具体建议，越南南北当局早日会晤、讨论双方裁减军队和寻求互通贸易的办法，以促进越南的和平统一。
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了实现全体越南人民和平统一自己的国家、贯彻实施日内瓦协议和和缓印度支那和亚洲紧张局势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这一适时的、主动的和平倡议。
自从印度支那三国根据日内瓦协议恢复和平以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不断为进一步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而努力。
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的日期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越南仍然处于被分裂的状态，这是从南到北，全体越南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不仅如此，美国还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人员，运进增援性的军事物资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不但公然把南越置于马尼拉侵略集团的所谓“保护”之下，而且还千方百计、企图进一步把南越拉入马尼拉集团。
所有这些都是严重地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为。
美国的这种政策不但阻挠了越南人民所渴望的和平统一，而且还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作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印度支那各国的近邻，中国不能不对这种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
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自由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规定必须实现。
根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的公开声明，美国负有义务不妨害日内瓦协议的实施。
中国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应该得到南越当局认真的考虑和采纳。
同时，我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政府遵守它自己的诺言，停止对南越的干涉。
中国政府并且希望所有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和一切关心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倡议采取积极态度。
　1958年03月09日

打好农业生产头一仗！
四川：
冬季生产要扫尾 春耕春播不宜迟
据新华社成都9日电
四川富顺县的春耕播种和冬季生产扫尾工作，正在紧张地齐头并举，迅速进行。
全县早稻播种和甘薯下种工作已基本结束；
水田已提前犁耙；
全县共积肥九百多亿斤，每亩田平均可施肥六万斤以上；
新修的七千多口塘，已有三分之二灌了水；
投入了三十多万劳动力的水利灌溉网工程正在进行，到3月底就可基本完工。
富顺县今年由于实现双季稻化，早稻播种提前半个月，冬季生产遗留下来的各项任务又很重，因此劳动力显得特别紧张。
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全县三千多个农业社大都采取了专业分工、机动突击、专人负责的办法，统一安排和合理组织劳动力，来解决这个矛盾。
三桥乡二十四个农业社，经过社员讨论，一般都把劳动力分成四个专业组，其中担任春耕播种的占25％，车水的占20％，积肥、送肥的占5％，其余全部投入修建水利灌溉网和改良土壤工作。
农民们白天修水利，晚上开荒、车水，专业组一个顶两个。
这样，各项生产就有秩序地均衡进行。
同时，各农业社还采取分工到户，专责到人的办法来保证农活的质量。
陕西：
大荔春耕六十天干完任务近一半
新华社西安9日电
大荔县农民正在掀起一个大闹春季生产六十天的运动。
到处出现一片跃进景象。
县城东边大团结农业社的水库区，入夜还是人山人海，提灯笼点火把地干活。
汉村乡铁链五社要在六十天中，每队挖好一个百车积肥池，每户挖好一个五车积肥坑。
这六十天的任务，现在已经干完将近一半。
处于铁链山上的段家乡农民，决心扩大水田两万五千亩，把铁链山变成水晶宫，目前他们已经从山下到山上打了九层连环井。
大荔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和县长们已经下田间办公，分片包干，带动群众一块搞生产。
县委提出，六十天后，不但要评出先进地区和先进人物，而且要评选出先进的领导者。
湖南：
洞庭湖滨耕牛奔驰套犁深耕流水作业
新华社长沙9日电
季节催人，洞庭湖滨农民已提早一个多月开始春耕。
现在，每天有八万多头耕牛在田野奔驰翻耕。
今年这里出现了一种“套犁”的新办法：
前后两张犁，一犁套一犁地耕过去，在原来基础上深耕一倍。
还出现了“流水作业法”：
一簇人在车水，一簇人在送肥下田；
当姑娘们把肥料均匀地撒开后，犁坯就把肥料压下去；
紧接着就是耙平。
大家你追我赶，吆喝呼呼地竞赛。
现在绝大部分秧田都下过基肥，整平，只等着春分浸种。
三百多万亩冬闲田也都经过了两三道犁耙，再有一道就可以插秧了。
湖滨的积肥运动高潮已经发展到向湖底进军。
每天，约有五万多只木船从湖底捞上一百五十多万担黑草肥料。
汉寿县农民车干了有五万多亩大的三百六十多处湖？，
把黑色的湖泥一担担地挑到田里。
常德、汉寿、桃源等县农民都以每天每亩增加二十担肥料的速度跃进。
接着就是运肥下田。
常德县的岩咀社有四百多亩远田年年缺肥减产；
今年他们新开了一条一千七百多公尺长能行船的大渠道，渠道两旁修起板车道，水陆三路进军，日夜运肥下田，要叫低产田打出千斤粮。
安徽：
“没有大网捕不到大鱼”投资献料形成了热潮
新华社合肥9日电
安徽各地农业社社员为了搞好春耕生产，提出“没有大网捕不到大鱼”，纷纷掀起了投资献料的热潮。
仅据阜阳、蚌埠、六安等地区的初步统计，社员们投入春耕生产的资金即有九百七十七万多元。
阜阳、蚌埠两专区的农民还献出大树和木料六十三万八千根、砖和土坯一千四百七十万块、铁二十一万斤、麻十三万九千斤、草四百五十万斤，作为向社投资。
社员的投资献料，已使许多农业社春耕生产中的困难问题迎刃而解。
太和县今春计划改种水稻三十一万亩，但是缺乏水牛；
发动社员投资后，全县农业社员已经投资五十七万元，可买水牛一千五百头。
阜南县联二农业社缺少水车六十二部，社里一次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赶制。
可是，社员们献出了可制水车一百二十部的大树八十二棵，就完全克服了这个困难。
（附图片）
左图：
江苏青浦县城北社的社员们在秋田里插种双季早稻
李圆摄（青浦报稿）

春耕
春耕季节开始了！
春耕成绩的好坏，对全年生产有决定意义。
必须抓紧这项工作，打好今年农业生产的第1仗。
两条道路的辩论使广大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一冬的紧张劳动使水利和积肥工作大大发展了，全民的整风运动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大大转变了；
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今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
只要我们不失时机，搞好春耕，再加上全年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在今年来一个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
愿全国城乡人民一齐努力，掀起一个春耕大生产的高潮！

粉碎马尼拉会议对和平的挑衅
正当亚洲各国人民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正当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倡议与和平行动在亚洲发生广泛影响的时候，由美国所操纵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决定于3月11日起在马尼拉举行理事会会议。
这次会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安卡拉会议的继续。
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抵挡和平趋势，以便加紧推行扩军备战和殖民侵略计划。
因此，马尼拉会议的召开，是对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帝国主义集团对亚洲爱好和平人民的挑衅。
从最近各方面所透露的消息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将在马尼拉会议上策动一系列的反和平阴谋。
首先，美国想扩大它的军事战略基地网，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三个亚洲成员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拖进它的核备战计划中，设法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火箭基地。
菲律宾总统加西亚在最近的言论中就曾透露，菲律宾将要带头支持美国实现这个计划。
美国也正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
同时，美国在马尼拉会议上还将重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安卡拉会议上提出过的一项“建议”：
把它在欧亚两洲的三个军事条约集团联结起来。
美国打算用这种手段使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为它的主要侵略集团——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附属物，从而企图使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成员国也要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义务。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把整个东半球变为原子战争的战场。
马尼拉会议的另一个阴谋，就是企图粗暴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
东南亚条约组织自从成立以来，无数事实证明，它是美国在东南亚推行殖民扩张计划的工具。
它一直不放松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在所谓“反颠覆”的幌子下，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阻挡它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几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分裂活动就一直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支持。
马尼拉和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从事“政治走私”的两个据点。
设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英美联合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就是要颠覆印度尼西亚。
从1957年02月以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机构就不断地派遣“指挥员”帮助侯赛尼训练叛军；
最近几个月来，又以大批军火接济叛乱地区。
在这次马尼拉会议前夕，东南亚条约组织更在离印度尼西亚很近的海面上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企图恫吓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从而给叛乱分子撑腰。
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讨论印度尼西亚的局势问题，甚至有人扬言要“邀请”叛乱分子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
这说明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印度尼西亚的干涉已经到了多么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
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如果让美国在马尼拉会议上所策划的这些阴谋得逞，那末整个亚洲局势就会更加紧张，亚洲的原子战争危险就会大大增加，亚洲人民将不能不对和平的命运担忧。
马尼拉会议所策划的阴谋，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成员国说来，尤其是危险的。
美国所以想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火箭基地，无非是想以美元和军事技术为手段换取这些国家的领土和炮灰，把原子战争移到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去进行，从而使别的国家成为来自反侵略方面的核武器报复打击的目标。
泰国的“每日邮报”说得对：
泰国如接受美国火箭武器无异是“引狼入室”，同外国一起制造紧张局势，而背弃自己的邻国，“既损人又不利己”。
现在的事实更加清楚了，亚洲三个国家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它们在参加这个侵略组织的时候，曾经幻想借助于“美援”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解决一些经济困难。
但如今，就连这种想法也不能不破灭了。
事实证明，接受“美援”的结果，只是被拖上了美国所策划的扩军备战的道路。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南亚地区所进行的反和平的活动，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注意和强烈的谴责。
苏联塔斯社已于3月08日受权发表声明，有力地揭露了马尼拉会议的阴谋，并对追随美国扩军备战的东南亚条约集团的成员国提出了严正的警告。
塔斯社的声明还指出：
“要使国际局势有重大的好转和建立国与国之间必要的信任，就必须建立欧洲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现有的军事集团，就必须巩固和扩大亚洲和平地区。
缔结亚洲集体和平公约将是这方面的重要步骤。”
苏联的这些建议完全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这也是亚洲许多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贯主张。
因此，它无疑地会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重视和支持。
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一天起，我国政府和人民就坚决反对这个殖民国家的军事同盟，因为这种军事同盟必然要给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
我国总理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主张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一般的国际关系中。
我国政府也始终支持尼赫鲁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地区的主张，并一贯主张用集体和平代替军事集团。
早在1954年09月，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刚刚成立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
“亚洲国家需要的是和平和合作，而不是战争和敌视。
亚洲各国应该进行协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集体合作，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和安全。”
1955年0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又指出：
“中国人民希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
很明显，这些主张如果能够实现，对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将有极大的意义。
今天，在亚洲，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和平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
亚洲人民要求和平共处，反对军备竞赛；
要求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干涉内政；
要求把亚洲变为无原子武器区，反对美国在亚洲建立火箭基地；
要求促进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制造对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利用马尼拉会议在亚洲制造一股反和平的逆流，这只会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更坚决的反抗。
亚洲各国人民将会团结起来粉碎马尼拉会议对和平的挑衅，并且更高地举起和平的旗帜胜利前进！

巨大的胜利　深刻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员会第1书记　曾希圣
编者按：
安徽省委第6次扩大会议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经过这次会议，不只清除了隐藏在安徽党组织内的一窝右派分子，不只清除了在安徽政法部门中执行右派纲领的孽根，而且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党内的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方向。
安徽省委第1书记曾希圣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的第4部分特别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训。
报告中对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如何加强党的团结，如何学会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如何掌握整风方法改进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等等重大问题，都作了很好的论述。
本报今天将曾希圣同志总结报告的第4部分刊载如下，希望同志们一读。
李世农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给我们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这当然是一件坏事。
但坏事可以变好事。
李世农等这一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经过这次大会的严肃批判和深刻检查，大家均受到活生生的教育，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已经变成了好事。
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地吸取和牢牢记住这一件坏事所给予的教训，则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大大好事。
所以着重地谈一谈教训问题。
我们应当从李世农等反党事件中吸取那些教训呢？
第1，党的政治警惕性必须提高，对危害党、危害人民的言行必须坚决斗争
李世农等的反党事件告诉我们：
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或者运用各种伪装钻到党内来建立据点。
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破坏我们的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
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罪恶目的的方法，通常是以破坏党的纯洁为起点。
敌人很清楚，如果党的纯洁受到破坏，党就有被腐蚀被瓦解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无法巩固。
李世农等正是这样来进行反党活动的。
他们降低党员的标准、把大批自首变节分子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对许多违法乱纪分子百般进行庇护，将一些自首叛变分子引为心腹、加以重用，并搜罗阶级异己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组成反党集团，从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和统一。
他们篡改党的肃反政策，利用职权，包庇纵容和释放大批反、坏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政权的政法部门实质上变成罗隆基的所谓平反委员会，处心积虑破坏党对政法部门的领导。
他们为了掩护反党活动，一贯采取两面派手法，竭力进行伪装，并散播了大量含有毒素的谬论。
他们的反党活动是极为阴险毒辣的，只是由于我们党的团结和巩固，适时地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才使他们没有能够在党内掀起大的风浪。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安徽党组织也还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利用的弱点，因而他们仍然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这是我们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保卫党的纯洁和统一，保卫人民民主专政，首先，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政治责任心。
从李世农反党集团事件来看，我们不少的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警惕性是不高的，爱护党的责任心是不强的。
这种情况必须彻底改变。
必须认识：
每个党员都是党的一个细胞。
党的利益，就是党员自己的利益，党的损失，也就是党员自己的损失。
因此，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保护我们的党。
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就不做，凡是听到或看到别人做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就应起而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应尽的职责。
其次，必须提高对事物的识别能力。
李世农是个极端隐蔽的反党野心分子，但在这次大会之前，可以说很少人对他有足够的认识。
有的同志虽早已感到他有沽名钓誉、矫揉造作和态度不明朗等不正常现象，但总认为他是政治糊涂，思想迟钝，也没有觉察到他的反动本质。
有的同志认为他能力不强，但还是一个好人。
有的同志则为李世农的伪装所迷惑，甚至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这都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没有把他认识出来或者认识不足甚至为他所欺骗呢？
主要原因就在于：
有些人存在着盲目性，对问题不加思索、不用脑筋去认识问题，以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有些人是把他的许多问题分离来看，没有进行全面分析，所以看得不深不透；
还有些人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以致被某些假象所迷惑。
这就告诉我们：
必须提高识别能力，必须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对于任何事物，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
为要达到这个要求，还必须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
对人对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不能只看局部不看全部，不能只看细节不看大势，不能只看方式不看立场，而必须善于做调查研究，把许多感觉到的西东，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造成正确概念，再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譬如：
李世农貌似忠厚，伪装朴素，如果我们只看到他的这种假象，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
但透过假象去看他的本质，就会了解他是内怀奸诈、居心叵测、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野心分子。
又如：
李世农向中央多要救济款，如光从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来看，可能认为他是关心灾民，也可能认为他是在救灾问题上有依赖思想。
但实际上他是有意夸大灾情，借此否定合作化的成绩和攻击省委对灾情的正确估计。
又如：
李世农认为反革命分子曹野有两面性，将曹定为好人，如果孤立地看这一问题，那就可能认为他是出于一时的政治糊涂。
但是，把他宽纵大批反革命分子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就会看出他蓄意庇护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本质。
由此可见，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必须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而且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要综合多方面的现象进行全盘分析，并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这样才能不被一时一地的孤立现象所蒙蔽，才能不被李世农这样的伪君子所欺骗。
再次，必须同自由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从李世农反党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
李世农等的反党活动固然是在背着省委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他们的许多活动，毕竟是在很多公开场合进行的。
我们不少同志，对他们的非法活动既未抵制，也未向省委反映。
当然，有些同志是因为水平低看不出来，但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也因个人的利害得失，怕得罪人，怕打击报复，采取明哲保身态度，或者因为是老上司、老朋友、老同事，因而任其下去，不加抵制。
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
毛主席早已指出，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使党的组织涣散和瓦解，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到底。
对于反党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更是他们的良好土壤。
因为，犯有自由主义的人，必然缺乏原则性，对于坏人坏事，很容易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听之任之，不闻不问。
同时，自己也很容易说出一些不利于党的话和做出一些不利于党的事。
因而也就很容易被反党的阴谋野心分子所俘虏，所利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破坏党的传声工具，以致走上反党道路。
自由主义是极端有害和极端危险的倾向，它和党的严肃的原则性是绝不相容的。
我们不怕党内出现李世农这样一些反党的阴谋野心分子，我们怕的是党内有自由主义。
因为没有自由主义，反党分子就失去了他的活动场所，他们的阴谋活动就不能得逞，所以我们必须经常与自由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
这里还必须指出，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
在世界资本主义没有最后消灭之前，这个刀把子一定要紧紧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中，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我们决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繁重和紧张，而忽视这一工作。
相反，必须更加做好这一工作来保护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政法部门的领导，克服不关心政法工作的现象，领导政法部门开展整风运动，肃清政法部门中的旧法观点和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严肃地揭发和批判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彻底肃清李世农所散布的一切毒素。
第2，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维护，决不容许破坏
李世农等的反党事件告诉我们：
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达到破坏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所采取的另一办法，就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统一与纪律。
李世农在这方面进行破坏的特点是：
在省委讨论重大问题时，以不表示态度的办法抵制民主；
当问题作出决议之后，则以另搞一套的办法破坏集中。
他为什么有意见不在会议上提呢？
因为他的主张是肮脏的，见不得太阳的，故而不敢摆到桌面上来。
他为什么要另搞一套呢？
因为他要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
他的目的是与党相反的。
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贯彻。
它一方面能够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党的生活更加生气勃勃；
另一方面又能够保证党的领导、党的意志、党的行动的集中和统一。
这正是我们党的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我们党一再强调扩大民主生活，绝不是为了削弱党的集中和统一，而是为了更好地实行集中，加强统一领导。
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组织，如果没有集中，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战胜敌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所以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和斗争。
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任何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自由地发表意见，即使个人的意见是不成熟的、与多数人相反的，也应提出讨论，决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
但在作出决定之后，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决不允许阳奉阴违，另搞一套。
我们党在长期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斗争中总结出了几条明确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应当时刻遵守的。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这是一种最适合现在的革命内容的形式，也是我们党的民主传统的一个重大发展。
实践证明：
采用这种形式既可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改正工作缺点，改进领导作风；
也可以动员和教育群众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彻底揭露和孤立敌人。
不管大是大非也好，小是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民主形式去解决，而且能够解决得比较快，比较好。
采用这种新的民主形式，不仅有利于发扬民主，而且也有利于加强集中。
因为通过鸣放辩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责任心必然提高，对于破坏民主集中制的一切阴谋活动，就会被及时识破和有效地防止。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和善于运用这种新的民主形式，把它坚持贯彻到经常的工作和党的生活中去。
为了贯彻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除了提高全体党员的自觉性以外，各级党的组织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和检查。
李世农等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对于许多重大问题从不请示报告，以遂行其反党活动，这当然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
但这也说明了我们的监督和检查是不严的，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空隙。
为了严密党的组织，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就必须切实加强对每个党员的监督。
中央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中指出：
“这种监督可以帮助党员及时地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没有这种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
因此，我们各级党的组织之间，党的组织与党员个人（不管他的党龄多长，职位多高）之间，都要经常地认真进行监督，同志之间也要互相监督。
只有如此，才能收到防微杜渐、及时克服党内各种消极因素的效果。
为了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健全各项必要的制度。
首先，要严格执行中央早已规定的请示报告制度，凡属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向有关的组织或有关的负责人请示报告，不得独断独行。
其次，必须认真执行巡视检查制度，加强对政策、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检查，加强对干部的了解，并把管理干部和检查干部的工作情况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贯彻各项工作，发现好干部和防止坏分子为非作歹。
为了加强对党员的监督，还要加强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更好地维护党的纪律。
对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如果这个党的基本原则受到破坏，党的一切组织原则、一切方针政策就都会受到破坏，也就不可能有党的纪律，党的集中和统一。
列宁曾经说过：
“谁只要稍微减弱无产阶级党内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在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以维护党的整个组织纪律。
第3，对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政策必须全面理解，防止任何歪曲和篡改
李世农等的反党事件告诉我们：
反党分子破坏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再一个办法，就是歪曲、篡改、攻击党的指示与政策，以混乱党的思想，损害党的事业。
为要防止右派分子的任何歪曲、篡改和攻击，在安徽目前情况来说，首先要澄清由于李世农歪曲、篡改和攻击党的指示和方针政策所造成的混乱思想。
这里特别对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肃反政策问题、生产方针问题要有正确认识。
关于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李世农的主要谬论是：
在城市，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
在农村，合作化后，肯定已经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资产阶级是否还有两面性呢？
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已答复过了。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明：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目前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怎样呢？
它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呢？
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在三大改造以前，它存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一面，所以我们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它有利的一面，限制它不利的一面，并逐步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现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它就完全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的东西了。
从资产阶级分子来说，现在主要是改造问题。
它剥削工人阶级的坏的一面，靠改造来解决；
拥护宪法的好的一面，也靠改造来保证。
对他们的改造问题在民主革命阶段只能通过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来影响他们进步，而现在则要从根本上把他们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比之以前是不相同的。
资产阶级分子对待改造的态度，有不同的表现：
一部分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的左派，这种人目前还占少数，但要逐渐增加；
一部分抗拒改造，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这种人也只占少数，但还要逐渐减少。
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的特点是：
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和旧世界总是念念不忘，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
他们之所以接受改造，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由于党的政策正确，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由于经过三反五反的严重斗争，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了反对无产阶级是没有前途的。
这就是我们对于目前资产阶级中多数人在政治立场上两面性的基本认识。
我们要懂得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不仅是为了便于掌握党的政策，还为了好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不致于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
但是李世农对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的呢？
他大力宣扬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到现在，一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共同纲领通过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变过来了”，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
他公开说资产阶级犯五毒、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受了“自发势力的影响”，“并不是自觉的”。
李世农所以竭力为资产阶级大肆吹捧，其目的是为了否定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否定资产阶级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否定过渡时期还有阶级斗争；
是为了混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模糊党员和干部的阶级立场。
对于他这种恶毒阴谋，必须予以彻底粉碎。
在农村，是否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
毛主席早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曾指出：
“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
“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合作化后，农村中不仅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我省农村中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富裕中农在农村还占相当比重，在经济上还有很大影响，由于大势所趋，他们绝大部分虽然加入了合作社，可是很多人在思想上并没有准备，他们看到合作社的收入暂时还没有超过他们原来的水平，因而他们不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还有许多抵触，有的甚至要求退社，进行粮食投机。
贫农和下中农虽然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坚决走合作化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在长期的私有制条件下所养成的私有心理和生活习惯，或者由于受了富裕中农的影响，他们中间还有些人对集体生产有不协调、不摸底、不自由的感觉。
同时，去年春季的情况还证明：
当着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地主富农就会利用某些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混在他们中间，或者站在他们背后，来进行破坏活动。
另外，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干部中来。
我们某些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的干部，往往听信富裕中农的叫喊，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表示怀疑，对社会主义表现动摇；
有的甚至雇工、放债、投机倒把；
有的则支持家庭单干，鼓励家庭退社。
这些现象，不仅在农村一般干部中有，就是在比较负责干部中也不是没有。
所有这些都说明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党的三中全会又再次明确指出：
“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因此，为了要保持农村的社会主义优势，进一步巩固合作社，我们必须坚决打击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富裕中农则应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下，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运用大辩论的说服方法，进行说理斗争，我们还必须经常地耐心地对贫农和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干部经常敲警钟，防止他们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
但是，李世农恰恰相反，他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坚持富农路线，破坏和阻挠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
在土地改革以后，他借口“人多地少”反对组织互助组，积极主张发展富农经济，他说：
“富农生产情绪低落，顾虑很多，……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太少，应该让它发展。”
在合作化高潮中，他又百般挫折群众的积极性，斥责合作社办得太多、太快，是乱轰、是冒进。
在实现合作化以后，他又公开否定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
李世农所以如此，他的目的和颂扬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在于腐蚀干部思想，松懈干部的革命斗志。
所不同的是在农村的腐蚀面更广，造成的危害更严重一些罢了。
关于肃反问题。
李世农的主要谬论是现在已经没有反革命了，即使有也没有多大危害了；
他对反革命分子只讲宽大，不讲镇压；
他反对肃反工作采取群众路线。
目前国内是否还有反革命分子呢？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首先是还有反革命。”
事实也告诉我们：
一方面还有未被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方面美蒋还在经常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再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中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所以，绝不能说现在就没有反革命了。
是否因为反革命比过去少了，就认为已经不足为害了呢？
必须看到：
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是隐藏最深、反动性最坚决、阴谋破坏经验最丰富的敌人，虽然人数不多了，但他们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则仍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杀人、放火和破坏生产建设，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就必然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
所以同样不能说因为反革命少了，其危害也就不足道了。
可是李世农一则曰现在反革命分子少到一个也找不到了；
再则曰即使有也没有多大危害了；
三则曰反革命的坚决程度一天天减弱了，专政的锋芒应对准刑事犯而不应首先对准反革命分子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胡说八道呢？
其目的就是要我们麻痹大意，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
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
而且还须清醒地认识：
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始终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有反革命存在，他就会进行阴谋破坏，在一定情况下这种破坏活动还可能达到尖锐程度。
去年春夏之间，当两条道路斗争激化的时候，各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就乘机猖狂活动。
这证明今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时紧时松，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也必然会有起有落。
对于这一斗争规律，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在肃反政策上，是否能只讲宽大，而不讲镇压呢？
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是我们一贯的、基本的肃反政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打击和分化敌人。
片面强调宽大而否定镇压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首先是镇压的问题，宽大是对镇压而言的，没有镇压，也就说不上宽大。
当然，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有时强调镇压的一面，有时强调从宽的一面，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
但在什么时候强调从宽，在什么时候强调从严，对什么人从宽，对什么人从严，都是有条件的、有目的的。
绝不能宽大无边，而必须宽严相济。
但李世农等主张对敌人要仁慈，要“一年比一年更宽大”，“今后应该更多的强调宽大的一面”。
实际上，他们是只讲宽大，不讲镇压，否认了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的必要性。
在肃反工作上，应不应该采取群众路线呢？
我们的回答是：
必须继续坚持依靠广大群众和专门机关工作相结合的群众路线。
因为这是一条最能肃清反革命分子，也是最能防止发生扩大化的正确路线。
大家知道，隐蔽的敌人，常常混杂在好人中间，单靠专门机关的少数人去搞，往往会事倍功半。
只有充分发动和密切依靠群众，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揭露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加上专门机关的认真甄别和正确掌握政策，才能达到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要求，并使群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
毛主席告诉我们：
“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
事实证明：
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认真执行了这条路线。
但李世农等一贯反对和污蔑群众性的肃反斗争，主张一律采用同肃反对象“和平谈判”的办法；
他们在办案中也是只相信反革命分子的辩护，而不相信群众检举的犯罪事实，不相信人证物证，这和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阻碍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义举，使反、坏分子得有藏身之所，而能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总之，李世农等在肃反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反动路线。
由于他们的罪恶指导的结果，不仅使大批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而且使我们许多政法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右倾思想毒素，这是今后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和肃清的。
关于生产方针问题。
李世农在发展生产问题上是以所谓“冒进”来反对促进，以所谓“稳妥”来掩盖促退，以所谓“因地制宜”来反对生产要有计划。
因此，我们对这几个问题必须有正确认识，才不会被他的似是而非的谬论所影响。
什么是促进呢？
促进主义者就是有朝气，有干劲，能够按照多快好省的方针去办事情。
凡是需要办而又可能办的事情就去办，凡是能够多办而又需要多办的事情就多办。
他们有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顽强性，他们有唯物辩证观点，能观察事物的实际运动情况，能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能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去推动事物的发展。
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他们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他们能领导群众前进。
他们既能把事办好，又能团结群众。
几年来三大改造的迅速发展，生产建设的飞跃前进，就是促进主义所起的作用。
什么是冒进呢？
冒进的人是把实际上不能办的事情勉强去办，不能多办的事情盲目地多办，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与促进毫无相同之处。
但李世农的看法与此相反，他有意挑剔工作中的个别偏差，当作冒进来反对。
什么是“促退”呢？
促退主义者就是缺乏进取精神，能办的事情不办，能多办而又需要多办的事情少办。
他们对群众的创造和经验泼冷水，对新鲜事物抱着忧虑和怀疑态度。
他们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
他们是以唯心观点，机械观点看问题，“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见实践论）。
他们常常借口各种困难，来阻碍生产事业的发展。
“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见实践论）1956年我们的工作迟缓下来，如水利工作少做了一半就是由于这股促退的歪风所造成的结果。
什么是“稳妥”呢？
对于稳妥的看法有两种，促进主义者的看法是，既不把事物的运动看过头，也不把自己的观察落在事物运动之后，使主观与客观基本一致，实事求是地去办事。
促退主义者的看法是稳妥、稳妥、再稳妥，有了百分之一缺点就认为失掉了稳妥性。
李世农就是以此来反对人家的促进和掩盖他的促退。
什么是“因地制宜”呢？
因地制宜就是不照搬照套，使主客观一致。
这从字义上看是容易理解的，但实际运用起来，又会因观点不同而发生促进与促退的问题。
促进主义者的因地制宜，是通过主观的积极努力，充分发挥客观的有利条件，达到加速改造客观的要求。
譬如淮北多灾，就要战胜灾害，搞好水利，加强生产改革来提高产量。
促退主义者的因地制宜则与此相反，他们安于现状，满足于落后，不希望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
促进与促退是前进与后退的斗争，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斗争，促退主义者必然以各种借口反对促进。
李世农是反对促进的急先锋，他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虽然被彻底揭发，但李世农所散布的促退主义的影响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而这种影响如果不肃清，就会束缚干部的积极性，阻碍各项工作大跃进，所以必须对它展开深入地批判。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做促进派，并指出共产党就是“促进委员会”，这是有深刻意义的，我们要好好领会这个教导。
为要防止右派分子的任何歪曲、篡改和攻击，还要认识李世农用以篡改、歪曲和攻击党的指示、政策的方法。
李世农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篡改和攻击党的指示、政策的呢？
总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全面篡改，根本否定。
譬如他以“今后只有新旧思想的斗争”来否定还有阶级斗争，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今后“只是对刑事犯专政”来否定对阶级敌人的专政。
二是真中掺假，以伪乱真。
譬如他把中央关于审干问题的规定：
“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篡改为“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结论处理从宽”。
由于他把“组织”两字改为“结论”两字，从而否定了思想批判从严的一面，结果使这个正确的规定完全变了样子。
三是取一面，丢一面。
如他对肃反政策，只讲宽大，不要镇压；
对矛盾问题只讲人民内部矛盾，不讲还有敌我矛盾，从而改变了中央关于肃反政策和两类矛盾的指示。
四是抓住一点，否定全盘。
如我省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健康的，农业生产改革的效果也是显著的，但李世农总是想尽办法寻找个别难以避免的缺点，来否定基本成绩。
李世农的这一套方法是极其恶毒的，是右派分子用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通常的手法，只有认识它的阴谋，才能擦亮我们的眼睛、提高我们的嗅觉。
最后还须指出，有些同志没有能够认识李世农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篡改、歪曲和攻击，一是由于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很好学习，一知半解或者不知不解，所以分不清是非，分不出真假，只能让他颠倒黑白，为他所俘虏；
一是由于自己犯有主观主义，具有右倾思想，缺乏唯物辩证观点，往往把个别当一般，把支流当主流，只看树木，不看森林，所以不仅为他所欺骗，甚至与他抱同感。
因此，我们除了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深学透，达到全面理解外，还要学会用唯物辩证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才能及时识别出一切妖魔鬼怪，防止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任何歪曲和篡改。
第4，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不能做一个冒牌共产党员
李世农等反党事件告诉我们：
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必须确立和巩固共产主义人生观，不能做一个冒牌共产党员。
否则不管他的地位多高，党龄多长，终久会离开党，甚至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李世农及其反党集团分子入党都有很长时间，但由于他们一贯坚持地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没有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所以虽然混过了战争关、土改关，但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可能不被革命的列车所抛弃。
从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来看，我们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都是好的。
但是在相当一部分同志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有的闹地位、闹待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思想逐渐“发霉”，工作消极疲沓，缺乏进取精神；
有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只能表扬，不能批评；
还有的不讲原则，丧失立场，喜欢小恩小惠，不问大是大非。
有这些错误思想的同志，必须从李世农等的反党事件中吸取教训。
要知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党的利益，同集体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由于党的方针、政策不符合他的利益而与党发生抵触，由于他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对党不满，如果这些抵触和不满不及时加以克服而让其发展下去，就必然与党发生对抗，甚至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所以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万恶的根源，同共产主义人生观是根本不相容的。
什么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呢？
简单地说，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摒弃个人打算，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到底的一种人生观。
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只有具备了这种人生观，对人民才能忠心耿耿；
对组织才能忠诚坦白；
对同志才能团结互助，谦虚诚恳；
对自己才能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对工作才能朝气勃勃，发愤图强。
但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不会自然而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不会自然而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通过批评、自我批评，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一句话，就是要经过长期的认真的思想改造，才能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
我国有句老话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在今天，不知共产主义之义就是不知义。
这都说明，不改造是不成的。
即使那些经过改造、完全克服了剥削阶级意识的同志，如果不经常注意洗脸擦黑，资产阶级的灰尘仍然会沾污这些同志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
对于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党员来说，由于他们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深，就更有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凡是从旧社会出来的人，身上都有或大或小的一条“尾巴”。
所不同的是有些同志已经割掉了，有些同志还割得不干净，有的则原封未动。
今天的问题就是要下决心彻底地干净地割掉这条尾巴。
当然，割尾巴是会痛的，没有决心是割不了的。
但究竟是掩藏起来让它发展好呢？
还是下决心把它割掉好呢？
李世农等人的结果，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这里所说的决心，就是要有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勇气，要有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李世农在革命队伍中二十多年，地主资产阶级的本质一点没有得到改造，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肮脏思想，不作自我批评，反而把自己伪装起来；
从来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反而拒绝党的教育和别人的帮助。
结果他的剥削阶级思想无法得到改造，毒瘤愈长愈大，最后完全腐烂以至不可收拾。
这就说明，要彻底改造自己，就要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揭露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
就要有虚怀若谷、闻过则喜的精神，听取同志们的批评。
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像病人对待自己的疾病一样，绝不应讳疾忌医，只有把病情告诉医生，才能取得有效的治疗。
必须了解，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是谁战胜谁的问题。
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思想。
“不破不立”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思想发展的规律。
涓涓不塞，必成江河。
如果有错误而不暴露，既不作自我批评，又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那末错误的这一面就会逐渐地占上风，甚至与党对抗，走到反党道路。
所谓接受群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要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打掉官风，放下架子。
官风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它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
李世农就是一个装模作样、官风十足的人物，与众格格不入，所以他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了晒不到太阳的一座堡垒。
当然，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像李世农那样官风十足的人是极少的，但沾染一般官风的却大有人在。
因为有了官风就会脱离群众、堵塞言路，就会使个人主义思想有所滋长，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官风，发扬与群众同甘共苦、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优良作风。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在今天来说，它是改造思想、转变作风的最有成效的途径。
旧知识分子所以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剥削意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长期分离的结果。
目前在我们党内有很多知识分子的新党员，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他们和劳动人民还缺乏深厚的感情，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有很深的烙印。
就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某些党员干部或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也有某些人由于脱离劳动群众和受旧社会的影响，滋长了程度不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
要改造这些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意识和培养他们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就必须让他们到劳动群众中去锻炼，增强他们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党代会的决议，不仅没有经过实际斗争和劳动锻炼的干部，应当到劳动中去锻炼，就是其它一切在职干部，也应当按年或按月规定劳动时间，制定劳动计划，使在职干部深入群众、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经常化、制度化。
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培养一支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而且有移风易俗的重大作用。
第5，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必须提高，学习的思想障碍必须克服
从李世农等反党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理论水平是不高的。
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李世农等的反党活动，不仅有组织、有计划，而且还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
虽然他们采取的是篡改、歪曲和鱼目混珠的手法，但在一定场合还是很明显、很露骨的。
例如李世农1956年01月03日在省工商联所作的报告，和1957年05月25日在政法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都是极其反动的，前者公然为资产阶级吹捧，是章乃器的红色资产阶级论的再版；
后者根本取消阶级斗争，恶意攻击肃反政策，和罗隆基是一个腔调。
可是有很多同志听了这些报告，却没有及时识别出李世农是在贩卖反党私货，甚至还有极少数人对他的报告加以盲目的赞扬。
这说明有些同志的理论水平之低到了怎样的程度！
所以说，李世农等的反党事件，对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也是一次很好的测验，测验的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我们所担负的革命事业是很不相称的，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一向是十分重视的。
中央曾经为此发布过多次指示，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了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理论武器。
没有这个武器，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
这已为中国党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在革命初期，由于当时党的领导未能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犯了或右或“左”的路线性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许多损失。
遵义会议以后，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就使我国革命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此可见，能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
这是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来说的。
对于我们每个干部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等于没有灵魂，就看不清政治方向，就分不清大是大非，许多人曾被李世农的反党谬论所迷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人好像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也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只有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才能使自己的行动适应革命的要求，才能在任何情况下不致迷失方向，才能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
　
特别是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这是因为：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
这个革命涉及到每一个人，当然也涉及到所有共产党员。
每个党员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经得住任何风浪的冲击。
否则，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就有可能经不起考验，甚至背叛党的事业。
这是因为：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繁重、复杂的任务，形势的发展又快，而我们的建设经验则还十分不够，所以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对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增强预见性，减少盲目性，变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否则，就不可能正确掌握和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就往往会发生主观主义和“左”右摇摆，甚至开倒车的现象，使工作多走弯路。
这还因为：
资产阶级的思潮，特别是修正主义，还在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我们身上的抗毒素，这样才能正确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去战胜修正主义。
否则，不仅没有力量驳倒各种各样的荒谬论调，分不清香花和毒草，甚至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座不灭的明灯，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离开了它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只有真正掌握了它，才能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新的胜利！
可是，还有不少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还十分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存在着许多影响学习的思想障碍，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克服。
第1是懒汉思想。
有些人怕用脑筋，怕下苦功，贪图安逸，宁可把很多时间浪费在打扑克、下棋等上面，而不愿拿出一些时间去学习。
有的人有时虽然也意识到学习的重要，可是由于惰性的影响，精神总是振作不起来。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缺乏革命进取心的表现，如果不坚决加以克服，急起直追，就有掉队的危险。
第2是自满情绪。
有些人满足于现有的一点东西，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很高，不用再学了。
事实上，我们的理论水平并不高，即使有一定的水平，也不能停止学习，因为社会是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着，一个人若不经常学习和提高，同样会落在时代的后面。
毛主席告诉我们，“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这个教导，每个同志都要牢牢记取。
第3是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
有的人认为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通过业务，就能完成政治任务，学不学政治理论没有关系。
有的人主张“先专后红”，认为搞好业务，再来学政治也不迟。
这都是错误的。
因为只专不红，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就不能坚决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使真正成了专家，也只能是迷失方向、没有灵魂的专家。
同时还要看到，不学习政治理论，对于业务的发展必然要受到限制，因为没有政治理论，就没有政治积极性，更没有认识事物的唯物辩证观点，就不能促使业务和科学技术迅速提高。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钻研业务和科学技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业务上成为内行，如果“只红不专”，就是空头政治家，实际上也就是不红不专。
但必须明确：
一定要以政治来保证业务的发展，以政治来领导业务，所以单纯业务观点必须批判，重业务轻政治的思想必须克服，不如此，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就不能提高。
这里还需要指出：
有不少同志过去虽然也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但由于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毛病，只是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不联系实际，不展开辩论，不进行专题研究，所以收效不大。
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大家都是学过的，但是，许多同志在听到李世农的所谓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农村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等谬论时，却也没有能马上识别出来。
这正说明：
学习理论如果不注意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就不可能学得深透，而且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头晕眼花，不知所向。
因此，今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方法，必须加以改变，主要是彻底克服教条主义的倾向，把大鸣、大放、大辩论，进行思想交锋的方法贯彻到理论学习中间去，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暴露思想、弄清是非、联系实际、提高认识的目的。
当然，学习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必须下苦工，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来不得一点调皮。
马克思说得好：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特别在今天，我们的学习任务又很繁重，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但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学习本行业务，学习科学知识，因而在学习上必然会碰到许多困难。
我们要想真正学好理论和科学知识，就必须拿出决心，勤学苦练，“没有时间就挤，不懂就钻”，用革命精神战胜一切困难。
我们应该学习古人那种“悬梁刺股”“负薪挂角”的发奋求学的精神。
但仅仅靠少数人用功学习还是不够的，为了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水平，还必须树立起普遍的学习风气，人人努力学习，养成互相帮助、互相砥砺、共同进步的学习制度；
而且要像其他各项工作一样进行检查评比，并举行考试，把良好的学习风气长期坚持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知识，才能更快地培养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这次扩大会议，虽然开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收获是很大的，花了这样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可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次会议的胜利。
必须了解：
参加会议的同志毕竟是少数，还有更多的同志没有受到这次大会的教育，就是在参加会议的同志中间，各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会完全一样，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
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将贯串于整个过渡时期，不是经过几次斗争就能解决问题，每个共产党员的锻炼更是长期的，不是通过几次会议就能达成要求。
所以，我们还须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大家要把李世农反党事件当作一面镜子，长期作为鉴戒。
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回去，并普遍地召开这样的整风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新的民主形式，达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的整风目的。
这次会议使我们加深了对于党的路线、政策的认识，加强了对于党的团结和巩固的信心，并且使我们进一步学会了使用整风的方法，学会了对于埋藏在我们队伍中的敌对分子作斗争的方法。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摧毁的，我们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无论什么敌人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
目前的形势对于我们极为有利。
让我们全省党员和全省人民亲密地团结一致，鼓起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我省的伟大的跃进而奋斗！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6次全体会议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
（1958年01月27日通过）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6次全体会议，彻底揭露了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人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
长期以来，他们阴谋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危害党的组织，反对党的方针、政策。
当去年05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
根据会议揭发：
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为了遂行其宽纵反、坏分子的罪行，他篡改了党的肃反方针和政策，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改变成为只要宽大，不要镇压；
把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改变成为有反不肃、无错也纠。
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责的谬论，说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性愈来愈弱了”、“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
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
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
由于李世农一贯罪恶活动的结果，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倾向。
1957年初，省委鉴于政法部门右倾思想严重，决定展开批判。
当时李世农采取两面手法，在省委会议上不表示意见，背后却指挥他的爪牙陈仁刚、杨效椿、李锐等有计划地到各地“查错反左”，搜集反党材料，并通过检察系统在全省普遍登记党委建议处理的所谓错案，寻找岔子，煽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
他们明目张胆地诬蔑省委提出反右倾之后，下面“搞得很糟”，不许政法部门将省委反右倾指示下达，号召政法干部要“坚持原则，不要怕摘掉乌纱帽”。
去年大放大鸣期间，他们的反党气焰更为嚣张。
李世农在全省政法会议上，公然攻击省委的反右倾方针，否定反右成绩，他叫嚣：
“反右发生了偏差，省委要负主要责任”，讲反右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个“老公式”。
公开挑拨政法干部与党委的关系，煽动政法干部与党委对抗，他把各级党委对某些政法干部右倾思想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党委过分责备政法干部”，他诬蔑党委搞错了案件，并要党委向政法干部“承认错误”。
他为了遂行其反党活动，还散播了
“合作化后，已经没有两条道路斗争”，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今后斗争只是“新旧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自己阶级的志愿”等等反动谬论，企图以此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不仅如此，李世农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贯违抗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党的统一领导。
在土地改革时期，他庇护地主阶级利益；
在合作化时期，他坚持资本主义道路；
在生产和救灾方面，他反对生产改革和生产自救的正确措施；
在建党工作和干部工作方面，他歪曲建党原则，破坏党的纯洁，为反、坏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他篡改党的审干原则，宽纵叛徒和自首分子，把这些人的审查结论中的严重政治情节删去，甚至将“对党不忠实”改为“对党忠实”；
他一贯包庇坏人坏事，对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百般掩盖，多方照顾。
他蓄意破坏党的统一，诽谤省委领导同志，煽动干部反对省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
他培植个人势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拉拢落后分子，凡对党不满的人，他都同情和支持。
李世农为着施展他的反党阴谋，还运用了剥削阶级的那套权术，一贯采取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甚至以“模范党员”自封。
他长期隐瞒党对他的处分，吹嘘自己“德有余而才不足”。
而且伪装朴素，假冒忠厚，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十足的克己奉公的正人君子。
他就是这样来骗取组织、骗取群众信任的。
杨效椿、李锐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两员主将。
他们长期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捧场。
除上面已说到的那些事实之外，会议还揭发了杨效椿、李锐的许多罪行。
杨效椿亲手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他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经暴露的右派分子，扩充其反党势力。
李锐长期隐瞒恶霸地主的家庭情况，解放后，又极力包庇负有血债的几个恶霸哥哥，并给他们安插工作，他还将不少反、坏分子引进国家机关，甚至对明显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
他常常借口“人民内部问题”、“犯罪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拒绝批准逮捕和起诉，为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开脱罪责，并亲手宽纵了三十余名罪犯。
他一贯抗拒省委决定，把省检察院变成独立王国，并竭力煽动检察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
他阴谋改变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甚至公然宣称检察机关是保护犯人的。
会议一致指出：
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
李世农、李锐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党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教育，但他们一直拒绝改造，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毫无改变。
李世农在土改时曾说：
家庭被划为富农
（实际是地主），土地没收，思想为之一动，李锐在反匪反霸中，曾为恶霸家庭受到清算而痛哭流涕。
这就是他们那种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民主革命时期，李世农、李锐虽然百般伪装，混过了关，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动本质，亦有所表现。
李世农在抗日战争初期，把党所组织的武装送给了封建势力。
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淮南工作时，又退却逃跑。
李锐也和李世农一样，犯过逃跑主义的错误，他曾在战争紧急关头，放弃自己负责的工作地区。
杨效椿系富农家庭出身，入党后，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由对党不满，仇恨党，与党对立，终于蜕化变质，走上反党道路。
正是由于他们有的坚持反动立场，有的蜕化变质，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勾结起来，组成反党集团。
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紧要关头，他们的反党活动就更加露骨，更加嚣张，他们的反动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去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死亡，向党发动疯狂进攻，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
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他们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的领导、诽谤马列主义。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李世农反党集团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利用党外右派分子进攻的声势，借助于修正主义的谰言，就向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更为恶毒的进攻。
所以，这一反党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在去年05月达到了高峰，是不足为奇的。
这是他们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他们的反党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无情地证明了：
他们完全是一伙长期隐藏在党内的阴险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当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反党阴谋尚未暴露之前，党曾对他们的错误，特别是对李世农、杨效椿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教育的。
对李世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在解放战争中所犯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党就给予过批评和处分。
在解放以后，对他在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包庇坏人，矫揉造作，自封“模范”等错误，又一再进行了批评。
特别当去年秋季发现他包庇右派分子陈仁刚和一些不正常现象以后，党又多次对他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对杨效椿的错误，在大会揭露以后，省委还力图挽救他，省委负责同志曾亲自和他两次谈话，要他爱惜自己的历史，和李世农划清界线，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尽管如此，但是他们一直抱着抗拒态度，毫无悔改之意，这就说明他们决心和党和人民对立到底。
会议一致认为：
李世农、李锐和杨效椿是混入党内不堪改造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是党内的右派。
大会一致决议：
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
会议一致指出：
彻底粉碎以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安徽党组织内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
为了巩固全省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应当从下列几个方面切实努力：
第1、革命嗅觉和警惕性必须提高。
每个党员一定要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加强政治责任心，提高革命警惕性，全心全力保卫我们的党，全心全力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对于一切危害党、分裂党、破坏党的行为，对于一切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罪恶活动，必须及时揭露，坚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反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
第2、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每个党员一定要在集中指导下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充分发扬积极性、创造性，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评和发表意见，敢于争辩和坚持真理。
同时必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遵守党的统一领导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纪律。
任何问题，一经党的组织作出决议，必须无条件执行，决不允许阳奉阴违，背后自搞一套。
对于那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任何党员，都必须受到党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严格监督。
第3、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
每个党员一定要努力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培养大公无私，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必须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坚决克服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特别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更必须加强对自己的改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第4、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坚决执行。
每个党员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到学深、学透、学全，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保证做好党的一切工作。
任何时候，对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忠实执行，决不容许断章取义，决不容许擅自修改。
对于那些歪曲、篡改和背离中央方针政策的行为，必须及时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5、马列主义水平必须提高。
每个党员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学会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识别能力。
只有正确地掌握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才能在工作中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才能有力驳斥修正主义谰调和各式各样反马列主义的谬论，坚强地保卫马列主义原则。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次会议胜利的基础上，全省党员一定能够接受这一事件的深刻教训，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革命朝气，团结广大人民，为促进和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中国妇女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9日讯
以史良为首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科伦坡参加亚非妇女会议后，于9日乘飞机返抵北京。
代表团在回国途经缅甸时，曾受到吴努总理及夫人、昂山夫人和缅甸妇女自由联盟的接待。

在工业和农业中摸索一套经验
甘肃大规模搞“试验田”
新华社兰州9日电
中共甘肃省委的各领导部门正在分批离开省委的办公大楼，搬到农村和工业地区去办公。
从省级领导机关中抽调的九百六十七个干部（其中有厅、部长级干部四十六人），将从10日起，陆续下到基层搞“试验田”。
各县委、地委也行动起来，普遍推行“试验田”。
甘肃省正以雷厉风行之势，进行领导作风的大革命。
在这短短几天中，已经搬到基层工厂和农业地区办公的有省委财贸部、政法部和工业交通部，这些部的干部已开始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业交通部的新办公室搬在一家铁工厂的旧仓库里，他们在搬家后的次晨，就召开直属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布置了新工作。
省委在关于实现领导作风革命的决议中，选定武威、徽县、榆中、皋兰、兰州五个县市为省委搞“试验田”的重点，这些地方，有的是条件非常恶劣的干旱地区，有的是资源丰富的高山区，有的是新兴工业区，各有不同的特点。
所抽调的九百六十多个干部，就是在这些点上根据不同的业务建立“试验田”，以便苦钻二年，在工业中摸索出办地方工业和全套基本建设等的经验，在农业中摸出战胜干旱、兴修水利的经验。
省委领导核心和所属部、委，也决定依托这五个重点县市的“试验田”，实行交叉流动办公。
那里发现问题或摸索到先进经验，就在那里召开现场会议和组织参观，以重点来推动全面。
省委负责同志除参加当地“试验田”外，还要轮流到省内各地巡回检查工作。
预计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专门抽调搞“试验田”的和到基层进行巡回检查工作干部，将达全部人员的三分之二。
在大力推行“试验田”的同时，省委还规定了一套比干劲、比经验、比质量的评比办法，要求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系统与系统间，凡条件同等可比者都要比。
一年评比两次，年终总比一次。
省委还强调要妥善安排时间，必需做到整风、试验、工作、学习四不误。

越北各族人民代表团在南宁参观
新华社南宁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北自治区各族人民代表团今天参观了广西民族学院和南宁肉类联合加工厂。
代表团在广西民族学院参观了大礼堂、教室和展览室。
最后，朱文晋团长向师生发表了谈话。
代表团将一幅油画赠给了这个学院，民族学院把这个学院的两张大幅照片和一套民族服装赠送给客人们。
代表团在南宁肉类联合加工厂参观了这个厂的一个主要车间和冷藏设备以后，把有胡志明主席像的纪念章送给了工人。

鲜花似海　旗帜如云
朝鲜元山人民欢送首批回国的志愿军
据新华社元山9日电
元山市六万多群众今天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批撤出朝鲜的部队。
今天上午，在举行欢送大会的元山市车站前的广场上，鲜花似海，旗帜如云。
穿着节日服装的群众，高举着金日成首相和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他们还举着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
“以鲜血结成的朝中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我们不忘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迹”。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批撤出朝鲜的部队代表团团长王明坤少将等九十三名代表在文泰和和朝鲜劳动党江原道委员会委员长金宗恒等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广场上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
一百多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一起拥上主席台，把鲜花献给了志愿军代表。
大会正式开始后，文泰和致欢送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为保卫朝鲜的和平、援助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而来的，现在又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撤回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
是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重大措施。
现在就是美国侵略军从南朝鲜撤出的问题了。
文泰和说，在击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发挥了无比的勇敢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
尤其是在江原道人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上甘岭战斗和金城反击战中，黄继光英雄等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功勋，是我们子孙万代所永远不能忘记的。
他还谈到战后时期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建设的情形。
文泰和说，朝鲜人民像对亲兄弟一样地尊敬和热爱志愿军。
江原道内的农民朴在根在敌机轰炸时为保卫志愿军伤员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说，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无价之宝。
朝鲜人民永远同中国人民一起前进。
接着，志愿军代表团团长王明坤少将致答词。
他首先代表第1批撤出的志愿军全体官兵向七年来给予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同志愿军亲如骨肉的江原道人民表示感谢。
他说，无论在战时或战后，朝鲜人民都尽全力支援我们，朴在根烈士的事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江原道人民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给予我们巨大的毅力，而且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明坤说，我们将永远像爱护眼珠一样来爱护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不平常的友谊。
如果美国和它的追随者胆敢再一次发动侵略战争，只要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认为需要，中国人民将会毫不迟疑地派出自己的子弟兵，再一次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给侵略者以更惨重的打击。
他最后说，我们深信朝鲜的和平统一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今天来欢送志愿军的还有被志愿军称为“志愿军妈妈”的咸在福老大娘、朴在根烈士的妻子李玉善和八岁的女儿朴福顺，著名的支前模范具富力，被志愿军战士黄治富从冰窟中救出的十六岁的朝鲜儿童李清焕等。
他们同即将分别的志愿军代表们留恋地话别。
咸在福老妈妈把她的家传的银戒子送给了志愿军代表。
大会结束时广场上出现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告别的热烈场面。
志愿军代表们为元山市的学生层层包围，他们互相签名留念。
志愿军代表们同元山市人民一同手拉手跳着朝鲜集体舞蹈——“嗡嘿呀”舞。
江原道道立艺术剧场和工厂、学校等单位的艺术小组还为志愿军代表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江原道欢送委员会今天晚上为志愿军代表举行欢送宴会。

为什么提倡多种薯类？
曾凌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10条提出：
“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
增产薯类作物的作用，是大家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
现在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我国薯类生产的情况
解放后，我国薯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在粮食生产中增长得最快。
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播种面积从十五点二亿亩增至十八点六亿亩，上升了22％。
其中稻谷增加30％，小麦增加27％，杂粮增加11％，薯类增加57％。
粮食产量从二千一百六十一亿斤增至三千六百五十亿斤，上升约70％，其中稻谷增产69％，小麦增产80％，杂粮增产49％，薯类增产了122％。
1956年的各种粮食产量中，鲜薯产量达一千七百四十八亿斤，以四斤薯折一斤粮计，共折合粮食四百三十七亿斤，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12％左右，较1949年薯类作物仅占粮食生产的9％左右的水平增长了很多。
发展薯类作物，对改善我国粮食供应情况有很大意义。
因为薯类作物具有如下三个优点：
一、单位面积产量大。
1956年我国各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每亩稻谷为三百三十斤，小麦为一百二十一斤，杂粮为一百三十五斤，薯类折粮为二百六十五斤，仅次于稻谷。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出现了亩产鲜薯万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的事例，最高的甚至亩产鲜薯二、三万斤。
而目前全国薯类每亩平均产量比较低，这说明还有很大的增产潜力。
二、薯类作物的适应性很广。
在南方、北方、较寒或较暖的地区可以栽种；
在山地、沙地、旱田、水田等各种土壤都能栽种；
并且可以栽种在冬季作物之后，这就更可以发挥地力，增加生产。
三、用处很多。
红薯与马铃薯大约含有20％左右的淀粉，约1％—2％的粗蛋白质，还有纤维素、灰分和大量的丙种维生素。
所以薯类作物，宜于人们作为菜蔬或辅助食粮之用，是良好的牲畜饲料，同时又是大量制造淀粉、酒精和酒的良好原料。
最近四川省成都等地已经用甘薯作成各种酒、挂面、酱油、醋、糖果、糕点、菜肴、家常小吃等八类一百四十二种可口的食品，受到城乡人民的欢迎。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薯类生产，基本上还是属于农民自给的性质，商品部分的比例和用作加工工业生产原料之用的数量是不大的。
这个事实说明，需要适当发展薯类生产。
增产薯类的作用
目前我国粮食的年产量已达到了三千七百亿斤，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年产二千七百余亿斤的最高水平，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粮食消费情况都有了改善。
但是，农业生产（首要的是粮食生产）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赶不上人民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需要的矛盾还是十分显著的。
这是一个农业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所必然发生的现象。
我国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少，粮食产量不高，粮食增产的速度较慢。
我国人口的增殖较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发展迅速，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就必然会产生以下情况：
粮食作物与技术作物在播种面积上的矛盾；
商品粮需要较多与粮食增产速度较慢的矛盾；
人的食粮与发展畜牧生产所需饲料的矛盾；
以及我国的粮食储备需要逐步增加充实的问题等等。
谋求解决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本出路，当然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
但为了能够在短期内就能适当地改善粮食问题的状况，大量增产薯类作物以促进粮食和技术作物增产和发展畜牧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如果能够从扩大薯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和提高薯类的单位面积产量两方面努力，在短期内实现每年增产薯类（原粮）五百亿斤或者更多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就可能产生如下的积极作用。
一、大量增加饲料供应，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薯类是牲畜特别是猪和牛的很好的饲料。
二、大量供应加工工业，使薯类成为制酒和制造酒精、淀粉等加工工业的主要原料。
这既可供应国内需要还可以适当出口外销。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用薯类作为制造淀粉和制酒的原料，不仅可以大量地节约粮食，同时又能保证加工工业得到大量经济的原料供应。
三、鼓励人民稍为多吃一些薯，有利于节约大米、面粉和杂粮的消费，可以适当的增加国家和农民的粮食储备。
假如全国人民能够每人每日多消费二至三两薯类，减少一两主粮，每年即可节约粮食一百三、四十亿斤。
薯类作物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从我国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地区粮食生产的实际经验中得到说明。
例如山东省，1954年调查每人平均有耕地二点六亩，略低于全国平均每人二点七亩的水平。
但山东旱地多、山地多，当时全国能灌溉的耕地占25％以上，山东则不过2％左右。
同时山东的技术作物种得不少。
虽然如此，山东在一般的年景下，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有节余，为什么呢？
山东薯类种得较多，种得较好，是主要原因之一。
薯类在粮食种植面积所占的比重，全国为9％左右，山东省、四川省均占15％左右，广东省要占到19％。
这说明，越是在人多地少的地区，薯类生产越显得重要。
如将我国与欧洲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比较，1956年我国平均每人的薯类播种面积为零点二六亩，苏联1937年为零点六一亩，波兰1950年为一点四七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8年为零点五六亩，捷克斯洛伐克1953年为零点七七亩。
就平均每亩薯产量看：
我国为一千零六十斤，苏联为一千二百七十二斤，波兰为二千零六斤，民主德国为二千一百七十八斤，捷克斯洛伐克为二千零二十六斤。
就平均每人产薯量看：
我国为二百七十八斤，苏联为七百七十六斤，波兰为二千九百五十斤，民主德国为一千二百二十斤，捷克斯洛伐克为一千五百六十斤。
苏、波两国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较我多得多（其粮食种植面积平均每人在九亩左右），德、捷两国平均每人的耕地与我接近，但他们平均每人的薯类生产都比我们多得多，即使在我国增产五百亿斤薯之后，我国平均每人产薯水平和苏联等四个兄弟国家比较，还是相差很远的，他们这种经济使用耕地多种高产作物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应采取的几项措施
为了促进薯类作物的增产，初步考虑似应采取如下各项措施：
一、扩大薯类播种面积与提高薯类的单位面积产量。
在农业增产计划中，似应尽可能的通过扩大复种的方法以扩大薯类播种面积，还可以考虑减少一部分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需要加强对薯类作物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大力推广劳动模范、先进农民的薯类丰产经验。
二、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商业对薯类作物的经营。
国营、合作商业，正确地大量地经营薯类，这是保证薯类增产的决定性的环节。
苏联在1932年和1937年的社会主义商业均曾经营马铃薯一千万吨左右，相当于其当年经营粮食总量的40％左右。
合理的价格政策，是鼓励人民多种薯、多用薯、多吃薯的决定性的关键。
向农民的收购价，必需有利于生产；
使二斤半薯的销售价格要低于一斤粮食的价格，才能鼓励人民多食一些薯。
如用薯作为饲料，必需使用薯养猪的农民有利可得。
三、发展以薯类为原料的加工工业。
推广四川省用薯制各种各样食品的经验；
发展广东、山东、河北等地用薯制做成粉条、粉丝、淀粉、酒和酒精的经验。
使这些加工工业工厂与产薯的地方接近，以便促进这些加工工业的发展。
四、加强各地特别是各个城市对发展薯类生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在我国各个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周围，均应划出一定数量的农业地区，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应地建立薯类作物和畜牧业生产的基础。
国家规定一定量的薯类供应，依靠其自己的郊区的薯类生产来解决，同时相应的减少一部分粮食供应，这样就可以减少薯类的远程运输和集中保管的困难，就可以适当的降低薯类的销售价格，减少经营亏损。

保证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当前农村整风运动中心
中共山西省委批转农村整风办公室的意见
编者按：
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最近向省委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即“关于春节后在一、二类社进行整风运动的意见”。
报告中提出春节后农村整风应以保证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中心，开展鸣放、辩论和整改。
这个意见十分正确，山西省委已将这个报告批转该省各地党委领导机关。
现在备耕工作很紧张，春耕即将开始。
在农村整风尚未完成的地区，可以根据前一阶段整风的经验，结合备耕和春耕继续进行整风，把农村整风贯彻到底。
本报讯
山西省委最近批转了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关于春节后在一、二类社进行整风运动的意见”。
意见全文如下：
目前我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的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个社，正在进行的有四千四百五十四个社，两者合计约占全省总社数的68％。
尚有六千六百八十六个社在春节后才能开始。
我们考虑：
由于这六千多个社绝大部分为一类社和比较好的二类社，这些社所存在的问题和三类社不同，而且春节后春耕准备工作即到紧张时机，因此，在这些社进行整风运动，就不能够机械搬用三类社的整风方法和步骤。
对此，我们有如下意见：
春节后在一类社和二类社进行整风运动，应以保证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中心，开展鸣放、辩论和整改。
应当发动群众开展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打破生产跃进中的各种思想障碍，如保守思想、依赖国家的思想等，鼓起跃进的干劲，制订或者修订跃进的指标和措施，发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
在开展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中，如果遇到两条道路的问题（如嚷叫粮食不够吃不能劳动；
认为增了产也是给了国家，自己吃不上，等等）障碍大跃进，就应该结合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解决两条道路的问题；
如果由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障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应该结合进行整党、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整顿组织；
如果由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混乱障碍了生产大跃进，就应当结合解决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并且认真推行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如“以产定工”、基本劳动日制、“一年早知道”等），加强计划管理，使经营管理工作提高一步，以保证农业生产大跃进。
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整党、整团需要处理的组织问题。
我们认为，根据一、二类社的情况和季节条件，按照上述办法进行整风，比较适宜。
这样能够把整风和生产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多种向日葵　多种蓖麻籽
农业部粮食部联合发出通知
新华社讯
农业部和粮食部05日联合发出关于种植向日葵和蓖麻籽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林）厅、粮食厅（局），有计划地利用盐碱荒地成片发展油用向日葵和因地制宜地种植蓖麻籽，并大力号召城乡居民、学校、机关、团体、企业、部队等尽量利用一切空闲隙地至少每人种植五株到十株。
同时，通过深入宣传，掀起一个全民性的种植运动。
各级农业、粮食部门应首先充分利用自己的办公室、宿舍和所属加工厂、仓库、学校、研究机构等一切空闲地大量种植；
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利用干部的义务劳动，在其他试验田中种植一部分蓖麻籽和向日葵。
通知要求各级粮食、农业部门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立即配合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利用盐碱荒地和一切空闲隙地发展向日葵和蓖麻籽的生产规划。
对于种籽调剂和油料收购工作，通知也提出了意见。
在集中产区，特别是蓖麻籽的集中产区，主要食用油的产量又少，应根据鼓励生产与刺激交售的原则，在食油供应的数量上应适当加以照顾。
收购方法要多种多样，尽量作到便利群众交售。
葵花籽和蓖麻籽的收购价格，必须贯彻优质优价、按质论价的政策。
如油用种与食用种的含油率不同，油用种的收购价格应当高于食用种。
（附图片）

多种薯类大有好处
本报于本月04日报道了山西省决定扩大薯类种植面积的消息，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在最近发出的指示中，要求全省今年薯类种植面积至少要比1957年增加70％，努力争取增加一倍。
还决定从今年起将薯类正式列为粮食统购的主要品种之一。
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也于本月05日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全省完成今年种植薯类二千万亩的计划。
指示说，如果完成了这个计划，只此一项就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五十亿斤，从根本上扭转河北省历史上缺粮的情况。
现在山西省和河北省都正在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来增产薯类，这是很重要的。
全国各地都应当赶快把发展薯类生产的问题列入当前生产领导的重要议题之内。
大家知道，薯类是高产作物。
甘薯和马铃薯平均每亩产量都可达到一两千斤以上。
1957年全国薯类占粮食作物面积的8.7％，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12％左右。
1957年全国粮食按播种面积平均亩产量是二百零四点六斤，而薯类平均亩产量却有二百六十九点九斤（按四斤薯折一斤粮食计算），比全国粮食单位产量高出30％以上。
在所有的粮食作物中，薯类的单位面积产量仅次于稻谷。
山东省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主要的经验之一是多种薯类。
现在薯类的单位产量并不算高，它的增产潜力还大得多。
去年，薯类平均亩产量达到万斤上下的农业合作社出现了好多。
仅仅湖南省去年就有一万零三百亩地平均亩产量达到一万斤以上。
湖南省山区的永兴县大城第1农业合作社的七十八亩甘薯，平均每亩产九千多斤，其中有一点七亩平均每亩产三万斤，有二十二亩多，平均每亩产一万斤。
福建省山区的建阳县书坊第1农业合作社去年有一亩二分丰产田平均每亩收甘薯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二斤。
在其他粮食作物里，还没有出现能赶上薯类这样高的产量记录的。
近几年来，我国薯类种植面积增加了不少，特别是1956年，经过领导方面大力提倡，薯类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了。
但是，在1957年，由于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许多地方对于发展薯类生产又不积极了，以致本来可以增产更多的地方，却没有大量增产，有些地方甚至减产。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根据统计资料，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平均每人所有的薯产量都比我国高好多倍。
这些兄弟国家历来就很重视薯类生产，我国人多地少，更应该多发展薯类和其他高产作物。
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条件下，尽量发展薯类和其他高产作物的生产，对于加速我国的粮食增产和改善我国粮食供应和储备状况，都有很大的作用。
有些人对于发展薯类生产不够积极，并不是不知道薯类的产量高，而是因为对于薯类的看法不够正确。
照他们看来，薯类生产得多了，人们不爱吃，没有销路。
其实，这是把薯类的身价贬得太低了，把薯类的用处看得太窄了。
根据科学家的分析，薯类的营养价值是相当好的。
如甘薯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淀粉，还含有较多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马铃薯的营养价值也好。
不少地方的农民都很喜欢吃红薯，而且当做主食。
在山西省的晋东、晋北、晋西北等地和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广大农民向来都把马铃薯当主食。
如果薯类生产得多了，就可以使更多的城乡人民把薯类和其他粮食配合食用。
薯类在工业上的用途更广，可惜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马铃薯可以与面粉掺用制成多种食品，还可以制造淀粉，制淀粉剩下的粉渣可以造酒、醋和酱；
甘薯也有类似的用途，四川省各地酿造业、食品业、饮食业利用甘薯试制成酒、酱、醋、糖果、糕点、菜肴等一百四十二种可口的食品，受到城乡广大人民的欢迎。
甘薯的蔓藤叶是猪、牛的好饲料。
种植薯类，用副产品做饲料，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是最上算的。
既然薯类有这么多的经济价值，那么一切轻视薯类、不去积极增产薯类的想法，当然是不对的了。
还有人以薯类不易储藏为理由，不主张发展薯类生产。
薯类比起别的粮食，的确有不易储藏的缺点。
但是，许多事实证明，如果能做到收获细致，保管得法，预防病害，再加上及时组织收购、供应和加工，推广切片、晒干、磨粉的办法，扩大利用范围，不仅可以把薯类腐烂的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还可以大大节省其他粮食的消耗。
总之，我们应当把薯类当做一种重要的粮食看待，应当在适于种植薯类的地区，适当地发展薯类生产。
种植薯类作物对于许多地区说，不是什么生疏的事情。
可是为了保证薯类增产，领导机关必须进行许多具体的安排。
山西省决定由今年起将薯类列为粮食统购的品种之一，规定了粮食统购和供应中薯类所占的比例，并且决定在临近薯类产区积极兴建淀粉加工厂和薯类酒精制造厂等小型企业等。
这样的安排，是完全符合薯类产区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在这方面安排好了，农民的顾虑就消除了，这样他们就会放心地种植薯类作物了。
为了增加薯类生产，除了因地制宜地适当地扩大种植面积外，还应当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目前甘薯、马铃薯的全国平均单位产量，离最高产量还很远。
不论新、老种植薯类的地区，在提高薯类单位产量方面都大有潜力可挖。
亩产万斤薯的记录，每省都有不少；
五千斤左右的产量，更是各地常见的。
这些丰产记录和模范事例都说明，我国农民栽培薯类作物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
总结这些经验，把它用在今年发展薯类生产上，是一件重要工作。
薯类种植技术的精细和粗放，品种的好坏，都是决定单位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只有把这些工作切实做好，才能大大提高薯类单位面积产量。
发展薯类生产更需要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援。
薯类的加工、利用等问题的解决，就需要粮食部门和有关的地方企业多想办法。
黑斑病的传播，会导致甘薯的腐烂；
晚疫病更是马铃薯的毁灭性的病害。
要防治和消灭它们的危害，就要靠农业科学试验研究部门的努力。
调剂薯种、供应薯类切片晒干的工具等，尤其需要供销合作部门给以支持。
我们相信，粮食部门、农业科学部门、供销合作等部门的广大工作者，一定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来支援和促进薯类生产的发展！

威远农民创造火温床快速育秧法
提早甘薯插秧　增产粮食近倍
据新华社成都7日电
四川省威远县创造了一种“火温床快速培育苕秧法”，能使红苕（甘薯）栽插时间比往年提早三个节气（一个半月），单位面积产量提高90％左右。
红苕是威远县栽植的粮食主要作物，去年平均亩产不到两千斤，今年全县计划平均亩产跃进到三千五百斤。
中共威远县委一再研究，认为实现这个跃进计划的最可靠保证是提早红苕的栽插季节。
据农业部门的研究和总结，在土壤、肥料适当的情况下，红苕提早一个节气栽插，就能增产20％—40％。
但红苕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如果按往年的老办法育苗，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苕苗生长很慢，不能提早一个多月育好苗。
县委了解到奉龙农业社七社社员、初中生缪国谦曾经研究过“火炕温床培育苕秧法”，已有一定成效，但未成功。
县委立即请他来同农业技术员、县委工作组和社的干部共同研究。
经过几次试验，他们终于在今年02月初试验成功了“火温床快速培育苕秧法”。
“火炕温床”的作法很简便，成本很低。
床内温度能保持在摄氏二十四度到二十八度之间，在任何寒冷的气候下，都能保证种下的红苕块迅速发芽长苗。
据农业专家研究和老农的经验证明，红苕生长发育的适当温度是摄氏二十度以上二十八度以下，如果能提早一个半月在谷雨前后将苕藤栽插下去，苕藤下土一般在半个月以后就长块根。
谷雨后两个月中，威远一带气温一般保持在摄氏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之间最宜于红苕的生长发育。
同时，采用火炕温床育苗法，红苕种的发芽率很高（比一般育苗多二倍以上），每栽一亩红苕的用种量也将由一般需要量的二百斤减少到五十斤。
现在，全县已做了二千二百多个火温床培育红苕秧苗，保证全县40％以上的红苕在谷雨前后栽插下去。
（附图片）
据林业部本月05日的统计

火温床快速培育苕（甘薯）秧法介绍
一、火温床的作法
（1）火温床的面积及床位安置：
东北方的一面长七尺，筑墙高三尺，西南方的墙高一点二尺长七尺。
西北方与高墙一齐高（高三尺长五尺），东南方长五尺作成斜面。
（2）做灶眼火路：
四方的墙筑好后，在床底子上挖灶眼（西南方矮墙），与墙基成水平，挖一点五尺宽、一点八尺高的拱型火门，挖进床内二点六尺，再在火眼下面挖一深五寸、宽六寸的沟作为灰道。
连在火眼上（即床中间）修二条火路，一条往右上角（暗火路），一条往左走。
左边的一条到距横墙（西北方）的一点五尺处分为两路，一往左上角，一往左下角。
火路宽六寸，越走越挖浅一些，成一斜沟，从火眼炉桥到角上接近烟筒为九寸深。
（3）安装炉桥：
火路修通后就安装炉桥，先用二匹瓦对破，用泥涂灰道两侧，然后仰叠三匹瓦置火路和火眼接头处，以三匹仰叠置于靠矮墙方向，再把炉桥安在中间，涂上泥。
（4）试烧和盖好火眼火路：
安好炉桥后，晾干水气发火，并立即在火眼上盖上沙石，涂好泥，使不露火不透烟子（燃烧时，看火路上有无明火，如有再盖上沙石）。
（5）修烟筒：
右上角不要烟筒（是一暗火路），左上角用长烟筒，但下面用瓦，把瓦背向床内靠在两墙角的中间，用泥涂上，不使透烟。
这两个烟筒以露出墙头五、六寸较好。
（6）做垫架：
用硬头黄竹锯成七尺长的五根，每根五尺长的八根，长的放在上面、短的放在下面，扎成竹架。
（7）垫高粱秸：
在竹架上平铺一层高粱秸（要垫平不要留空隙）。
（8）垫上大篾折子：
两块三点五尺的折子并列起把整个床面盖完，涂一层薄泥，注意折子四方与墙接头处，要涂的不透烟子。
（9）放上培养土（即床泥）：
用10％的堆肥加上90％的壤土（不要用去年和前年栽过红苕的泥土），混合少许化学肥：
（甲）氮磷肥五斤或二斤尿素或三斤硫酸錏；
（乙）柴灰二十斤；
（丙）石灰一斤。
混合好后放入床内，填成厚约四寸（或三点五寸以上）的培养土。
这样，就筑成火温床了（也叫烧炕温床）。
二、加温放苕种
加温：
先要加明火（即不关火门），把培养土烧烘到二十五度左右（摄氏，下同）以便下种红苕。
放入苕种：
（1）先选好无病无伤的苕种，进行处理，把红苕上下端切割去，看切口有无白浆冒出，若无即不能用。
（2）进行切口消毒：
用柴灰涂切口处。
（3）安苕入土：
分清上下端，每平方公尺放六至八斤红苕，要放平，长的把下面挖一下，短的垫些床泥。
（4）放苕后上面盖上三至四分沙土。
（5）浇以温水（四十至四十五度）（6）再盖一层细沙，厚约三至四分。
复盖：
温床上再行复盖：
（1）罩上玻璃窗、搭上竹枝；
（2）盖上草垫；
（3）盖上挡折或晒垫。
三、温床管理
（1）继续加温：
正常温度是二十四度至二十八度。
加温中注意床温上升到三十三度时，可以暂时把火熄一下，使床温降到二十至二十二度，然后再加温；
如果床温下降到十八度以下，应立即烧明火，温度到二十五度左右，再烧暗火。
（2）检查床温：
每天查八次：
即黎明、早饭后、午饭前、下午三四时、黄昏、晚上九时、十二时（半夜）、天明前（即三时左右，这次最重要）共八次。
四、揭盖复盖
（1）下种后十来天可以不揭盖。
（2）苕出顶芽时，白天要揭去晒垫草垫，把玻璃窗留下；
晚上要盖好。
（3）开始出青叶时，要进行低温锻炼，就是玻璃窗也不把盖揭开；
上午揭晚一点，下午早一点盖，然后是早揭、晚盖；
最后是不加盖。
但任何时候在第8次查床温时都要加盖（即夜间三时）。
（4）必须注意鼠害。
五、移栽苕苗
（1）“惊蛰”后，“春分”前苗约六、七寸，即移到采苗地内（长苗子每根可切成两节栽），每亩栽九千至一万的见方窝子，每窝二株。
（2）采苗地要向阳，要重施底肥。
（3）栽后要每五至六天上一次清粪水，第2、三次可施速效的化肥，以便提苗，谷雨后即可剪藤移栽。
（4）七尺长五尺宽的床可育二百五十斤苕和（约一千个红苕，每个重四两）可栽一亩半到两亩采苗地，每一百斤苕种可栽二十亩。
　（新华社专稿）

绿化之风吹上西藏高原
本报讯
拉萨市两千多名藏、汉族干部和学生，最近几天已在拉萨市郊的荒野里种植了十四万棵树苗。
这几天，天不亮人们就冒着高原上寒冷的晨风到郊外参加劳动。
他们在乱石累累的荒地上，挖成了共长一万四千多公尺的深六十公分、宽四十公分的植树沟，还挖掘和修补了近三千公尺长的送水渠道。
在城市西郊一块四万平方公尺的土地上，经过最近三年来的种植，已生长着数十万棵树苗。
这些树木长成后，拉萨将会增加一些新的林卡并能挡住部分风沙。
日喀则、昌都等地，也先后开始了植树活动。

薯类作物有那几种？
我国栽种的薯类作物很多，有甘薯、马铃薯、芋、木薯、蕉芋等。
甘薯又叫白薯、红薯、红苕、地瓜、番薯、山芋。
是我国最主要的一种薯类作物。
它的栽培面积占薯类作物的四分之三多，产量占80％左右。
全国除青海、内蒙古等地以外，各省都栽种，主要集中栽培区在黄河、淮河流域之间，四川盆地与东南沿海（包括台湾）等地。
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地蛋、山药蛋。
马铃薯是一种块茎作物，在全国各省都可栽培，但以黑龙江、甘肃、四川三省和大城市郊区种植最多。
1956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达三千一百多万亩，约占薯类作物的18％。
马铃薯的产量较高，生长期较短，能够栽种的季节也长，可以作为良好的复种作物。
芋又称芋头、芋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芋有水芋和旱芋两种，在南方和北方都有栽培，而以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等省较多。
它的块茎含淀粉多而细腻，可当主粮或作菜蔬之用，也可作制造淀粉的原料。
木薯又名树薯，是一种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在我国亚热带的一些地区均有栽培。
一般每亩可收鲜木薯二、三千斤以上。
木薯的块根含有30％左右的淀粉，除可充作食用外，在工业上可供制药，造纸，纺织，制革等原料之用。
蕉芋也称蕉藕、藕芋。
属芭蕉类昙花科，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在福建、浙江、广西等地有零星种植。
块茎含淀粉量15％—20％，可制造淀粉，也能做糕饼、粉丝等之用。
茎叶可喂猪，在山地、新垦地都能种植，一般每亩可收三、四千斤以上。
薯类作物中还有豆薯（凉薯）薯蓣（山药）菊芋（洋姜）等，它们种植面积较少，一般多用于菜蔬，薯蓣用于医药，菊芋用于饲料和酿造。

薯类的珍贵品种
“51—93”甘薯，是一个新的甘薯优良品种。
这个品种的产量比“胜利百号”高，养分比“胜利百号”丰富，味道也比“胜利百号”甘美。
它还有别的优点像“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和早熟”等。
“51—93”甘薯是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用有性杂交的方法选育的。
杂交的母本是“胜利百号”，父本是“南瑞苕”。
※
陕西柞水县有一种前一年10月播种，第2年04月收获的“隔冬洋芋”（马铃薯）。
“隔冬洋芋”在一些农业社亩产一千多斤，比种别的杂粮一亩顶三亩。
种“隔冬洋芋”更大的好处是可以在洋芋田里套种早玉米、豆子等，增加单位面积的收获量。
这个县药王乡营丰农业社去年冬种的三十五亩“隔冬洋芋”，每亩就收了八百九十二斤洋芋和一百多斤玉米、豆子。
※
晚疫病是马铃薯的一种严重病害。
四川巫山县的“巫峡马铃薯”是具有抵抗晚疫病能力的良种。
在巫山县杨柳乡种植的“巫峡马铃薯”，由于它抗病而年年丰收，平均亩产三千斤以上，高出当地品种一倍。

郴县专区抓住了增产关键
今年争取亩产万斤甘薯
本报讯
04日“新湖南报”在第1版刊登了郴县专区今年要实现“万斤红薯专区”的消息，该报并为此发表了社论。
消息说：
红薯（即甘薯）是高产粮食作物，去年郴县专区红薯有七十一万多亩，总产量折合主粮达五亿多斤，占全区粮食总产量30％。
今年将扩大到九十万亩，其中秋红薯二十万亩，要求平均亩产达一万斤，其中亩产四万斤的占2％，三万斤的占5％，二万斤的占15％到20％，总产量九十亿斤，折合稻谷二十二亿五千万斤，比1957年全专区粮食总产量还多三亿斤。
为了实现这个跃进目标，中共郴县地委和各县都举办了红薯训练班，全专区普遍学习高额丰产的栽培经验，共训练了一万四千多人。
并且制定了1958年红薯增产的五项技术措施：
1、选用良种，全面推行温床催芽育苗；
2、深挖土，要求深挖一尺到二尺，肥料每亩施混合肥六百担以上；
3、提早插薯（立夏开始小满插完），并注意浅插；
4、提藤铺树枝，中耕除草两次以上；
5、防治病虫害。
新湖南报在社论中说：
红薯是湖南省仅次于稻谷的主要粮食之一。
在广大山区和丘陵区许多地方，红薯是半年粮食；
就是盛产水稻的地区，红薯也是群众的重要辅助粮食。
此外，红薯还是养猪养牛的好饲料，又是酿酒、制糖、制粉工业的原料，用途很广。
适当扩大红薯种植面积，大大提高旱土红薯单位面积产量，对于充裕城乡人民生活口粮，大规模发展饲养业，发展地方性农产品加工工业，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湖南省今年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实现年产二百八十亿斤到三百亿斤的粮食总产量，除了大力抓水田稻谷增产外，同时要十分重视旱土红薯的生产，让红薯生产也来一个大跃进。
社论说：
湖南省常年种植红薯的面积约在七百万亩左右，去年全省红薯平均亩产量仅一千二百斤，增产的潜力很大。
去年全省各地已出现万斤丰产亩一万五千亩以上。
如果全省七百万亩旱土红薯普遍提高产量一倍就将增产八十亿斤红薯；
如果提高到两三倍，就将增产红薯一百六十亿斤到二百多亿斤，仅红薯一项增产就将实现今年粮食总的增产要求。
社论接着指出，过去有些地方在发展粮食生产中有偏重稻谷（重视稻谷是对的）、忽视红薯杂粮生产的思想，今年必须改正，力争红薯生产也来个大跃进。

马铃薯的新纪录
亩产一万七千斤
甘肃文县景家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二亩五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

东南亚侵略集团加紧备战活动
妄图阻挠建立亚洲无核武器区
塔斯社揭露马尼拉会议的阴谋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8日电：
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将在今年03月11日至13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例会。
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缔约国，首先是美国的军政领导人的正式声明来看，这次会议将拟定加强东南亚这个侵略性军事和政治集团的活动的计划。
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和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会议之后紧跟着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以及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性质，都表明帝国主义集团企图保持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为此，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如下：
东南亚条约组织八个缔约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代表的马尼拉会议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势下召开的，即千百万善良的人坚决要求停止军备竞赛、终止“冷战”、及时走上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道路。
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新的毁灭性战争的计划，他们要求过安静的生活和劳动，不为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家园的命运而担忧。
希望东西方举行直接谈判以便建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必要信任的要求，今天已经成为真正普遍的要求。
最近时期，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的思想在联合国大会第12届会议一致通过的特别决议中得到了表现。
欧亚两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命运感到严重的不安，他们反对侵略集团企图加紧准备核武器—火箭武器战争的计划。
苏联政府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意愿，不久前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许多国家的政府，其中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参加国的政府正在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大家知道，这些建议规定在最近的将来召开最高级国家领导人会议讨论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将会促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殖民主义国家捏造共产主义“威胁”，用新手段在东南亚推行老殖民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条约集团参加国所采取的步骤，不但同巩固和平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只会促使国际局势尖锐化，破坏作为亚非二十九个国家万隆会议的历史性决议的基础的和平共处原则。
殖民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东南亚条约集团来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以维持它们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这些国家的人民继续处于依赖的地位。
东南亚条约集团领导人为了掩饰这种干涉，打算在马尼拉会议上制定东南亚国家的所谓反颠覆活动的计划。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他参加国的统治集团通常所指的“颠覆活动”就是东南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他们为摆脱殖民主义压迫残余和巩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还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的时期，就有人力图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列入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之内，这就破坏了一致同意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那一协定规定不使这些国家参加军事集团。
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切机会，甚至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参加国内借助东南亚条约支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以便为自己谋利。
为了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还广泛地利用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参加国的武装部队的联合演习与区域性演习。
在堪培拉举行的上次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讨论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某些参加国打算在马尼拉会议上讨论印度尼西亚目前局势问题都不能不看做是对印度尼西亚内政的粗暴干涉。
从一切情况来看，其他一些措施，如：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也都是追求着同样的目的，参加那次海军演习的有美国的第7舰队和在新加坡设有基地的英国远东舰队。
这种演习恰恰是在现在，当叛乱的分裂分子在中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干着分裂、破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的罪恶勾当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附近举行的。
大家也知道，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许多成员国都以军火和金钱直接支援叛乱者。
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的报刊和电台针对印度尼西亚的合法政府展开的疯狂宣传也以此为目的。
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殖民主义国家利用被荷兰非法占据的、印度尼西亚领土的一部分——西伊里安作为自己的军事基地。
大家知道，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之间最近缔结了一项关于协调有关西伊里安的计划的专门协定。
这些行动再一次说明：
所谓向“颠覆活动”作斗争的冠冕堂皇的言词不过是殖民主义国家的掩饰手法而已，它们力图用新的手段在东南亚推行老殖民主义政策。
虽然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又打算搬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这种唬人的东西，然而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这个手法并不新鲜。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头目们在所谓共产党“威胁”这种陈腐的捏造下，企图粉饰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针，在他们的真正意图上迷惑舆论、首先是亚洲国家的舆论。
殖民主义国家企图通过马尼拉会议在一些亚洲国家配置核武器和火箭武器。
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马尼拉会议上将要制定战略计划，殖民主义国家打算通过这种战略计划在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土上配置核武器和火箭武器。
在这方面，菲律宾总统加西亚的言论值得注意，他主张在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国家建立发射火箭武器的基地，并且特别欢迎在菲律宾设立美国火箭武器基地。
泰国的一些官方人士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从各方面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不对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是不行的，因为殖民主义国家的计划包藏着在亚洲发生毁灭性战争的危险性，这些计划遭到东方国家广大群众的反击。
亚洲人民很清楚地记得，正是日本这个亚洲国家成了投掷原子弹的第1个打靶场，而日本人民首先遭到使用原子弹的惨重牺牲。
他们坚决反对扩充军备，主张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和试验。
在欧洲和亚洲建立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地区的主张在欧亚各国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参加国的一些社会人士和政界人士也都意识到在亚洲准备核—火箭战争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这些国家的公众深感不安，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化武器具有巨大的威力，破坏和毁灭的范围很广阔。
在这方面，即使是只发射火箭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因为任何火箭，不论其射程的长短，都适合于作为核武器来使用。
实质上，在现在使用火箭的战争——就是带有一切毁灭性后果的原子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想加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企图，首先在军事方面是同美国想在国外扩大战略军事基地网的意图有关联的。
西方国家侵略集团就是这样想把东南亚条约组织亚洲缔约国的领土变成必然会遭到反侵略回击的跳板。
角色的分配是这样：
一些国家出钱，供给军事装备，而另一些国家提供炮灰和领土作为核武器反击的牺牲品。
亚洲核—火箭战争的危险性由于这种计划而越发增长，如果考虑到驻扎在南朝鲜和台湾的美国部队已经装备有核弹头火箭武器，而美国战略空军飞机携带氢弹在亚洲这些地区进行巡逻飞行的话。
如果在马尼拉通过东南亚一些国家配置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决定，那么无疑地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准备进一步加剧，而这正是领导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大国所力图达到的。
西方国家企图把三个侵略集团联结起来，这对东南亚集团亚洲国家危害极大。
西方国家计划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马尼拉会议来把北大西洋公约、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这三个侵略性集团实际联合起来，这不能不引起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严重不安。
大家知道，在不久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安卡拉会议上就有人曾试图把这三个集团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实现这种计划意味着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彻底变为主要的侵略性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的附属品。
根据东南亚条约，它的成员国的联合行动需要经过预先的磋商，那么，美国把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跟北大西洋公约连在一起后，就有可能把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自动地扩大到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身上。
换句话说，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国家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联系之后，将陷于对帝国主义国家有更大的依赖性的境地，并且还将开始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组织者的政策负责任。
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步骤可能使这些国家卷入与它们相距几万公里以外的地区的冲突。
把北大西洋集团、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连在一起的计划，同这些集团存在的本身一样，不能不认为是违反巩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主张的，也就是说，是违反联合国组织当初建立的宗旨的。
“美援”无助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加紧它们的军国主义化。
殖民主义国家把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亚洲伙伴推向包藏着严重危险的道路，它们完全无视这些国家的迫切要求，并且使这些国家丧失了解决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些迫切问题的可能性。
的确，东南亚条约集团领导人企图用经济福利方面的慷慨诺言使亚洲国家倒向自己一边。
那些指望在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可以得到更多的、为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资金的亚洲国家已经深信这种允诺是无法兑现的。
就连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秘书长朴·沙拉信在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某些参加国在马尼拉打算主张扩大经济援助的意图时也承认，美国和英国对这种计划的反应是“远非热情的”。
至于谈到大肆宣扬的美“援”，大家知道，它首先是要加紧像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这样一些东南亚条约组织参加国的军国主义化。
这些国家不得不把60％到70％的国家预算用于“国防”。
他们换取了一些什么呢？
美国提供给泰国的资金几乎有85％用于支付军事物资和酬劳美国的军事顾问。
同时获得美“援”的条件是：
泰国不得不直接间接地把自己更多的资金用于军事用途，这笔钱等于近年来它所得到的美元的七倍。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阿姆贾德·阿里有力地说明了美“援”对巴基斯坦的后果。
他说，巴基斯坦对美国经济依附的增长程度出乎一切预料，巴基斯坦自立得愈快，那么对国家就将愈好。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国家的非生产性开支如此庞大，这就大大地延缓了他们取得经济独立并增加了这些国家对殖民主义国家的依附。
现在已经很明显，即将举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马尼拉会议的目的和性质不能不引起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严重不安，因为他们所期望的不是亚洲战争准备的加紧，而是期望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国与国之间不正常的关系。
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各国本着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必要性来拟定本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采取行动使战争危险加剧。
这一切可能有助于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和平解决恳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方向有一个重要的转变。
苏联赞成缔结亚洲集体和平公约，建立亚洲无核武器的和平地区。
苏联本着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利益坚信：
要使国际局势有重大的好转和建立国与国之间必要的信任，就必须建立欧洲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现有的军事集团，就必须巩固和扩大亚洲和平地区。
缔结亚洲集体和平公约将是这方面的重要步骤。
苏联认为在亚洲所开展的反对在亚洲各国配置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运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采取措施停止一些国家的报纸和电台所进行的、产生互不信任、猜疑和敌意的战争宣传。
停止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宣传就会使得不能再毒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使得战争的危险不再加剧。
苏联政府认为，为了使国际局势健康化和建立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在各国之间毫无任何歧视地竭力发展平等的贸易联系以及扩大科学、技术、文化和体育联系、旅行活动等具有很大的、可以说是特别重大的意义。
毫无疑问，这种接触不仅会给人民带来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且能促使他们之间达到互相谅解。
苏联坚信，各国人民深切希望建立持久和平和防止军事冲突。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以它们认为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反对加速旨在准备核—火箭战争的军事措施，那末毫无疑问，它们自己就将对和平事业作出难以估价的贡献。
亚洲各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完全根据东方各国人民的意愿，建立无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和平地区。
从各方面判断，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马尼拉会议的任务是要阻挠这一点的。
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士认为必须促请东南亚条约组织参加国政府注意：
由于它们力图实现旨在使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尖锐化的计划，它们要负严重的责任。
东南亚地区和平的利益要求迫切需要放弃准备核—火箭战争的致命的计划。
只有巩固亚洲的和平地区、建立善邻关系和友好合作，而不是拼凑侵略性军事集团，才能维护和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
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11日起在马尼拉开会。
这个机构由成员国外长或代表组成，每年至少开会一次。
去年的理事会是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的。
这个名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是1954年09月06日到8日由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缔结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议定书”和“太平洋宪章”之后组成的。
这个“条约”规定，集团成员国要发展它们“各别和集体”的军事力量，用来对付所谓“受外界指挥的针对它们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的颠覆活动”，在“受到可能危及本区域的和平的任何事实或情势的影响或威胁时”，成员国要负起军事义务。
这些条款给美国提供了在亚洲制造战争、干涉亚洲国家内政、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便利、并且使美国可以任意指定它的所谓“保护区域”，把武装干涉扩大到成员国以外的任何地区去。
为了破坏日内瓦会议协议的实施，在另外的议定书中就规定，这些条款适用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南部。
去年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决定在曼谷设立永久性的军事计划处，加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总部。
杜勒斯在会上两次发出敌对我国的叫嚷，露骨地表示这个军事集团的主要敌对目标是指向中国。
东南亚侵略集团组成以来，一直企图扩大它的成员。
美国正在积极策划，要把日本、南朝鲜、蒋介石集团和南越拉进去。
去年以来，美国开始策划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联合起来。
不久前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安卡拉会议，都曾进行了这一阴谋活动。
这次马尼拉会议是安卡拉会议的继续。
据消息透露，美国将在这次马尼拉会议上，策划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的活动。
长期以来东南亚条约组织就一直在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上进行密谋。
美国毫不掩饰它支持在中苏门答腊发动的叛乱事件。
叛变头子打算应邀参加这次马尼拉会议。
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报纸已经证实，叛乱集团还得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装备的供应。
　（恕）

东南亚集团军事顾问会议结束
叫嚣要进行核战争演习
并公然无视印度尼西亚领海权
据新华社8日讯
马尼拉消息：
东南亚条约组织军事顾问会议在马尼拉举行了三天会议以后在8日结束。
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军事顾问们讨论了关于举行联合军事训练演习、在双边基础上训练成员国武装部队的人员、统一军事技术和术语等问题。
参加会议的军事顾问们在会后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虽然宣称这个军事集团“目前不需要有一支常备的统一军队”，但是他们又说，“任何的军事计划组织都是不断考虑这种方针的。”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军事顾问们认为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互相交换情报，有助于这个军事集团拟订它的备战计划。
他们说，这三个侵略性军事集团“在某些项目上的配合工作已经在进行。”
军事顾问们还说，会议已经计划了这个军事集团一直到1961年的军事演习进程。
在进行军事演习时，“自然将考虑最新式的武器和技术，包括核武器在内。”
这些军事顾问们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印度尼西亚领海问题作出的决定是否妨碍这个军事集团的军事演习或军事行动的问题时，竟然公开宣称印度尼西亚政府的这一决定“是一些国家所不承认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日惹苏丹
谴责美国宣传机器造谣
据新华社雅加达8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宣布，合众社关于印度尼西亚驻菲律宾大使帕蒙恰克在马尼拉发表谈话的消息是捏造的。
外交部说，帕蒙恰克6日曾经从马尼拉打来电话说，他并没有说过合众社所报道的这些话：
哈达将在本周末参加政府，朱安达将辞职。
这位大使说，这项消息是捏造的。
印度尼西亚情报部也宣布，印度尼西亚日惹苏丹并没有在旧金山对美国记者说过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的人和叛乱分子同样都是好人”这种话。
日惹苏丹在7日回到雅加达。
他下了飞机以后马上发表了一篇书面声明。
他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任何其他政府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日惹苏丹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说，他是作为观光代表团团长前往美国的，他从来没有谈起过政治问题。
他说，他在美国发表的一切声明几乎全被歪曲。

小媳妇心情
英国报纸传出英国国防大臣桑迪斯将要访问莫斯科的消息，并且揣测说桑迪斯之行是讨论“英俄会谈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来，据说却为英国政府造成了“尴尬的局面”；
英国政府的发言人甚至不得不赶忙声明：
“这次访问将是一种礼节性的，并不是为了进行任何谈判”。
英国政府的负责官员应邀到苏联去进行访问，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好事，可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在消息传出去之后要竭力加以掩盖呢？
西方通讯社说，这是为了纠正第1个消息在华盛顿所造成的印象。
英国政府的这种小媳妇心情表现得未免过分令人可笑了；
华盛顿的婆婆面孔还没有摆出来，唐宁街的小媳妇就已经给吓软了。

平野义太郎表达日本人民意志
反对日本参加马尼拉集团
泰总理反对扩大东南亚侵略组织
据新华社9日讯
塔斯社东京8日讯：
日本和平委员会主席平野义太郎教授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人民坚决反对想使日本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任何这类侵略集团的意图。
他说，日本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或其他侵略性集团就会意味着在日本领土上配置美国核武器和导弹，也就意味着对日本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日本爱好和平的进步力量警惕地注视着和平的敌人的阴谋，并且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的利益。
据新华社9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总理乃他侬3月06日在柬埔寨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一个酒会上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反对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南越吴庭艳集团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
乃他侬说，泰国反对台湾加入这个组织的原因是：
台湾并不在东南亚区域内，泰国不愿意介入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战争。
泰国不赞同南越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南越目前仍须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
泰国代外交部长乃威戍同一天也向报界发表谈话说，泰国不但不支持南越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反对台湾、日本、南朝鲜等参加，因为它们并非处在东南亚区域内。

建立亚洲无核武器区人同此心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欢迎苏联建议
新华社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9日说，苏联关于在亚洲建立无核武器地区的建议是和社会党一贯的政策一致的。
他认为，苏联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对他在2月初写给美国、英国、苏联等十六个国家的首脑的信的反应。
日本社会党在以铃木的名义发出的这封信中，曾经建议采取建立无核武器地区和举行东西方会谈等措施，保障日本和亚洲的安全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铃木揭露从冲绳起飞的载有导弹的美国飞机在日本上空盘旋，原子舰艇在日本沿海巡逻。
他说，为了日本和亚洲的安全，有必要在亚洲建立无核武器地区。
铃木是在京都府宇治市发表旅行演说时谈这番话的。
他指出，日本社会党准备在国会中提出反对在日本建立核武器和导弹基地、以及禁止把核武器和导弹运进日本的议案。
他说，国会通过预算草案以后，日本社会党在4月初还要对岸信介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无理取闹
美国国务院宣布：
美国在3月06日向苏联提出照会，“抗议”苏联政府去年07月21日宣布的关于大彼得湾为苏联内海的决定，照会中硬说苏联的决定“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威胁说，“侵占这片公海的行动，是全世界都关心的……”。
然而，人们知道，全世界目前所关心的是美国预定4月开始在太平洋恩纳威托克岛举行核武器试验的决定，这个决定已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
太平洋是公海，美国在太平洋上试验核武器才是破坏国际法、侵犯公海自由的行动。
美国不顾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反而对苏联根据国际法惯例，重申早在1901年沙皇政府就宣布过的大彼得湾为内海的决定提出“抗议”，对苏联领海主权进行无耻干涉，这显然是企图转移人们对美国的愤怒情绪。
但是，这种无理取闹的做法，未免太拙劣了。

日本人民反对美国试验氢弹
03月01日，日本各地人民举行集会示威，反对美国在恩纳威托克岛试验氢弹。
当天，东京有一百五十名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
图为示威学生正在同警察搏斗。

法国的算盘打错了
袁先禄
巴黎的官员们一再赌咒发誓地说，解决北非问题只能是法国的“责任”。
盖伊阿3月07日在国民议会里也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对使阿尔及利亚问题“国际化”。
然而，就在同一次发言里，他却提出要在“西地中海沿岸国家”中筹建一个“南北共同防御轴心”，作为“大西洋公约的必要和必然的补充”。
这就是说，北非今后将置于北大西洋集团的控制下。
法国总理发言中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法国政府在北非的进退两难的处境。
长期以来，法国一直把北非看作禁脔，竭力不让它的“伙伴”染指。
可是，近来的情况越来越不妙。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法国殖民军队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在突尼斯的萨基埃特轰炸事件引起了抗议的怒潮，法国的军队看来很难再在突尼斯呆下去。
在摩洛哥，由于法国同西班牙勾结，对摩洛哥撒哈拉地区的起义者进行武装镇压，反法的情绪也正在增长。
显然，法国政府已经感到不能独力挽救它的殖民统治于既倒，于是只好向北大西洋的“伙伴”求助。
筹建西地中海国家“南北共同防御轴心”的计划，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当然，法国决不甘心放弃北非。
它有着一厢情愿的打算：
既能依靠北大西洋集团来镇压北非的民族独立运动，又能使法国保持在北非的“独特的地位”。
这种如意算盘是肯定要落空的。
华盛顿有志于北非久矣。
过去，法国曾经以北非不属于北大西洋集团的“防御地区”为理由，来抗拒美国的渗入。
现在，盖伊阿主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要把北非和大西洋集团“联接”起来，这对美国说来是恰中下怀。
虽然，美国并不是这个拟议中的军事组织的成员国，但是这一点不能阻挡华盛顿向北非的进军。
因为，在将要参加这个军事集团的国家中，西班牙尽管目前同法国在北非有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然而毕竟在华盛顿面前是唯命是从的；
意大利的情况也一样，目前还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靠。
美国完全有办法通过这两个国家控制这个军事集团，使它成为又一个巴格达条约组织。
此外，英国对北非也不是没有兴趣。
它在地中海有着殖民地，法国不能不让它进入这个组织。
美英两国在北非挖法国墙脚的联合政策已经在突尼斯牛刀初试，今后自然还会继续执行下去。
至于法国企图用建立法兰西—马格里布联邦作为保护自己殖民利益的屏障，这也是缘木求鱼。
因为，既然法国不愿意改变在北非的政策，那末所谓“联邦”不过是殖民统治的伪装而已；
何况，由于这个“联邦”将参加西地中海国家“南北共同防御轴心”，北非就要被绑上北大西洋集团的战车。
为了民族独立而进行着长期英勇斗争的北非人民，决不会同意让法国把他们推进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去。
恰恰相反，他们将进一步加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使祖国的命运早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总之，法国在西地中海策划建立军事集团的做法，不但无助于改善它在北非的处境，而且将使它失去同北非人民改善关系的最后机会。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法国将会得它亲手种下的恶果。

纳赛尔总统和也门王太子巴德尔
签订建立阿拉伯联合邦宪章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日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和也门王太子巴德尔8日在大马士革签订了建立阿拉伯联合邦的宪章。
宪章规定，阿拉伯联合邦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穆特瓦克里王国和愿意参加这个联合邦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每个成员国将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政府制度。
纳赛尔、巴德尔和前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都在签字仪式上讲了话，庆祝这个联合邦的成立。
他们都在讲话中强调阿拉伯大团结。
建立阿拉伯联合邦的宪章分三部分，共计三十二款。
宪章规定，联合邦将有统一的武装部队。
各成员国应当执行统一的外交政策。
联合邦在国外的外交代表在联合邦特别规定的一些场合下应当由一个代表团担任。
宪章规定，联合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各成员国首脑组成的“最高委员会”。
最高委员会决定联合邦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高级政策、制订法律、负责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宣布联合邦的预算。
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应得到全体委员的一致同意。
最高委员会由一个“联合邦委员会”协助它处理事务。
这个委员会是联合邦的常设权力机构，它负责监督政治事务并且制定联合邦的年度计划，包括联合邦的规章制度。
联合邦委员会的决定和制定的年度计划须经最高委员会批准。
联合邦委员会由各成员国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委员的人数、任期等由法律规定。
联合邦委员会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一年，委员会主席可以从其他成员国中挑选一个或几个副主席协助他工作。
联合邦委员会下面设立国防、经济和文化委员会。
联合邦首府的永久地址由最高委员会颁布法令决定。
每个成员国首脑将任命一位部长常驻联合邦首府，负责监督决议的执行。
每个成员国的首脑任命一位部长，代表他和其他成员国的首脑联系。
各成员国目前互派的外交使节应予撤消。
联合邦的经济事务将按照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开发天然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计划来组织。
货币问题将由法律决定。
各成员国之间将按法律规定建立关税同盟。
统一联合邦的教育和文化的阶段和方式也将由法律作出规定。
这个宪章将从批准之日起开始生效。

缅共领袖向吴努总理提出停火建议
缅甸政府决定同缅共谈判
据新华社仰光7日电
据“仰光日报”6日报道，缅甸政府已经决定派代表去同缅甸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会谈。
这家报纸说，会谈可能在四、五天以后举行。
“仰光日报”指出，缅甸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在几天以前曾经派了两名使者把实现国内和平的建议带给吴努总理。
他们曾经分别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和国内和平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举行了会谈。
这家报纸说，德钦丹东的建议已经提交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过。
这些建议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接受。
政府已经同意选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两位高级领导人去同缅甸共产党的代表会谈。
这家报纸还说，缅甸共产党的使者提出要求政府保证安全通行的要求已经被接受。
另据“缅甸新光报”报道，缅甸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在3日写信给吴努总理，建议双方在内战十周年纪念日即今年03月28日停火，信上还提出了以下的五项要求：
双方过去的行为概不追究；
不迫害也不镇压那些恢复法律地位的人；
废除一切镇压性法律；
释放一切政治犯；
在法律上承认缅甸共产党以及其他一切被剥夺法律权利的政党和政治团体。
信上还说，如果政府同意，缅甸共产党代表将在3月27日以前到达仰光。

美国先锋号仍难上青天
据新华社9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的“先锋号”火箭仍然是上天难。
据来自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火箭试验场的消息说，在3月07日和8日，美国有关当局曾经多次想试射“先锋”火箭，但是始终没有成功。
单是在8日一天，就有三次说要发射了，结果却每次都发现了“困难”而没有点火发射。
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先锋”火箭未能发射的原因之一是如何使第2节火箭同第1节脱离、如何使第2节火箭能够在适当的高度点火以及如何控制火箭的飞行等都还要作最后的试验。

“农村歌舞曲艺”流动剧团
1947年，保加利亚的一批热心的演员成立了一个名为“农村歌舞曲艺”的流动剧团。
剧团的经费是由保加利亚农业总工会自愿负担的。
剧团规模很小，一共有九名演员。
人民的政权支持这个勇敢的创举。
在1950年成了国内第1个为农村演出的国营剧团。
现在剧团里有两个组：
一个是小型歌舞曲艺组，另一个是话剧组。
每组有职业演员三十人。
在上届戏剧演出季节里，这个剧团第1次上演了莫里哀的喜剧“斯卡宾的把戏”，这个戏受到农村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歌舞曲艺演出的节目中，有受观众欢迎的讽刺小曲和小喜剧，例如揭露农业合作社工作中缺点的“粗枝大叶”，研究社会主义竞赛中某些问题和嘲笑农村中官僚主义的“发怒的爷爷”、“笑中生智”，反映生活的轻歌剧“诚实的心”等。
在上届戏剧演出季节里，这个为农村演出的剧团，在保加利亚的四个州进行了访问，并举行了四百多次表演。
到处都像迎接贵宾一样欢迎演员。
舞蹈组（指导是帕绍夫）演出的民间舞蹈十分熟练，深受农村观众的欢迎。
（附图片）

各国妇女庆祝自己的节日
苏匈波印等国首都隆重集会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苏联、匈牙利、波兰、印度和日本首都各界妇女分别在7日、8日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苏联
莫斯科各界代表8日晚上在大剧院举行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
出席庆祝大会的有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女生产革新者、著名的女飞行员、女演员和女科学家。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布尔加宁、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别洛夫、柯西金、别尔乌辛出席了庆祝会。
匈牙利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在国际妇女节前夕以“劳动勋章”和奖章分别授予一百零一名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
匈牙利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奥尔图泰·茹莎等三人荣获了“劳动勋章”。
07日晚布达佩斯的妇女在“人民军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三八”节纪念晚会。
波兰
在华沙举行的庆祝会上，波兰妇女联盟中央理事会总书记萨瓦戴茨卡向到会者宣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代表党中央委员会给波兰妇女的贺词。
印度
印度首都的妇女8日举行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今天中午在德里的一个专供妇女游览的公园中主持了为期两天的妇女联欢节的开幕式。
这次妇女联欢节是由德里的十多个妇女福利团体联合发起的。
日本
全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3月08日在东京举行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各个妇女团体的代表藤间身加荣、櫤田蕗、安部君子、河崎夏等参加了这个集会。
全日本妇女团体联合会会长藤间身加荣在会上致词说，今天对妇女来说，再没有像保卫和平这样重要的事情了。
保卫和平运动同原子弹和氢弹问题以及军事基地问题等都有关联。
她要求大家坚定决心，推进保卫和平的运动。

大批工人和农民入党
捷共队伍日益壮大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展党的工作近几月来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的过程中，工业中心俄斯特拉发州吸收了两千多名新党员，布拉格州仅1月份就发展了七百名新党员，超过历史上任何月份。
其他各州也有成百的人申请和被接受入党。
新党员中半数是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并且大部分是工人。
农业工人和农业合作社社员也占很大比例。
这些新党员的加入有助于改善党员的年龄情况和社会成分，而这正是捷共几年来号召大力解决的问题。
在捷共提出经济改组和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数千有觉悟的劳动者申请入党，并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常常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而要求入党。
其次，党组织更好地注意了发展工作，是取得成就的另一个原因。
此外，青年联盟也通过生动的方式启发盟员对党的认识，并帮助优秀盟员入党。
如卡尔洛瓦尔州在这个期间就有二百青年成为候补党员。

大鱼吃小鱼
美经济更趋集中化
新华社8日讯据塔斯社纽约7日讯：
美国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克弗维尔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他列举材料证明，美国经济更趋集中化。
他说，据众议院垄断问题委员会进行的调查，从1947年到1954年期间，五十家美国大公司的产品占美国工业的全部产品总值的份额从18％上升到23％，一百家大公司的份额从28％上升到30％，而二百家大公司的份额从30％上升到37％。
他说，在许多工业部门里，三、四家大公司占全行业的全部产品总值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
克弗维尔强调指出，在资本积聚的过程中，大批小公司和小企业纷纷破产或者被大公司吞并了。
倒闭的企业从1956年上半年的六千四百九十六家增加到了1957年上半年的七千零八十九家。

尼赫鲁举行国宴欢迎罗马尼亚贵宾
斯托伊卡强调罗印人民友谊
新华社新德里9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8日晚上在总统府为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举行的国宴会上，要求扩大世界上的和平地区，并且要求停止核试验，“最后放弃制造核武器和热核武器”。
尼赫鲁在讲话中表示感谢罗马尼亚政府在发展印度经济方面给予的友好帮助，并且说：
“我感谢你和你的政府在勘探和开采这个国家的石油方面给予我们的合作。
我确信这将会导致其它方面的合作。”
他强调指出，两国都致力于和平事业。
他认为，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和危险，“世界正在逐渐走向和平。”
他说，但是，“仅仅听其自然地走向和平，或者让紧张局势听其自然地和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在各个方面来促进这个过程，特别是在人们的思想方面。”
尼赫鲁说，“我们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并且谴责“一个国家想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另一个国家头上的任何企图”。
他指出，这是“一定会失败的”。
他建议，“不要用军事力量或威逼和强迫的手段来彼此影响，而要通过友谊和合作来彼此影响”。
斯托伊卡在答词中强调指出罗马尼亚人民对印度人民深切的友谊，并且说，“在我们国家里，大家很了解并且极其重视印度为了使国际争端得到和平解决、促进各国和平共处和取得各国人民非常渴望的持久和平而一贯进行的斗争”。
出席宴会的有：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内阁部长们、英迪拉·甘地夫人、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和议员、中国大使潘自力和各国外交使节。
宴会在非常热忱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新华社河内9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公报说，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以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在1958年03月下旬访问越南。

我高等教育考察团离柏林抵莫斯科
据新华社讯
以教育部长杨秀峰为首的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在民主德国进行了十二天的考察访问之后，8日乘飞机离柏林回国。
考察团是为执行中德文化协定1958年文化合作计划而来民主德国访问的。
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在返国途中8日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河内舆论支持范文同建议
劝南越当局不要和全越人民为敌
据新华社河内9日电
河内各报今天发表社论和评论，支持范文同总理3月07日写给吴庭艳的信中提出的讨论裁减双方军队和互通贸易的建议。
“人民报”在社论中首先指责美国最近明目张胆地宣布他们不能“失去”南越，并且准备把南越变成东南亚集团的成员国。
社论指出，范文同总理向吴庭艳提出的建议，将有助于打退美国的干涉和保障越南的和平。
社论说，南越当局如果有同样的善意的话，越南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协商就可以实现。
“河内日报”的评论说，越南全国人民都希望双方都来裁军和互通贸易，谁违背这个愿望，谁就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新时代报”指出，实现裁军和互通贸易，将为协商普选、统一越南创造有利的条件。

生产过剩　失业激增
这是美国皮奥利亚的一个拖拉机厂，老板坐在卖不出去的拖拉机堆里发愁。
（新华社稿）
这是在皮奥利亚失业救济所中排队登记领取失业津贴的人群。
　（新华社稿）

病笃乱投医
增加军费应付经济衰退
据新华社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继续用增加军费开支的办法来对美国经济注射强心针。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唐纳德·卡利斯7日在同民主党参议院领袖约翰逊的谈话中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把主要的军事采购和军事建筑工程的费用从去年下半年的水平上再增加50％，“来帮助美国摆脱企业衰退”。

美国经济衰退进一步发展
工业继续减产货物严重滞销
失业人数已突破五百一十万
据新华社7日讯
纽约消息：
据美国报纸和通讯社报道，美国经济衰退在进一步发展，工商业活动在继续萎缩。
据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斯利契特估计，目前美国的国民总产值，以年率计算已经比去年第3季降低了一百一十亿美元。
根据许多工业部门的每周统计数字，今年02月份和1月份比较，钢铁产量减少了将近4％，烟煤开采量减少了8％，汽车生产量减少了17％。
如果把今年02月份同去年02月份比较，钢铁产量减少了将近43％，烟煤开采量减少了20％，石油产量减少了8％，汽车生产量减少了31％，铁路货运量减少了20％。
百货商店的货物销售量在今年02月份头三个星期比去年同期减少9％。
到3月01日为止一周的零售贸易额在全国各地比去年前同期下降了1％到5％不等。
据报纸材料指出，工业生产的下降趋势还要继续发展。
“纽约时报”指出，大多数钢铁公司在2月份收到的钢订货，只需开动现有生产能力的40％至45％就可以完成。
钢的主要用户，如汽车、石油、建筑和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以及铁路运输部门对钢和钢制品的需求急剧减少了。
石油工业部门的前景同样不堪乐观。
政府采取的限制石油进口的措施，并没有缓和石油工业的处境。
石油制品的销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减少。
而库存的石油量迅速增加，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一亿一千五百万吨。
据报纸指出，在3月份，美国石油工业在开采方面的生产能力将只达到60％，在提炼方面将只达到70％。
虽然汽车生产在连续下降，但是卖不出去的汽车仍在增加，到2月28日为止，新车存货达到九十万辆。
按照目前的销售水平，就是所有美国汽车公司完全停止生产，这些存货也足够美国汽车市场供应六十九天。
据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美国今年汽车的销售量要比去年减少一百三十万辆。
据新华社8日讯
华盛顿消息：
据美国官员7日透露，预定在下星期发表的今年02月份美国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五百一十万人，达到十六年来的失业人数的最高峰。
美国官员说，这个数字比今年01月份的失业数字增加了六十万以上，使许多政府官员都感到“吃惊”。
在同一天，美国劳工部宣布：
到2月22日为止的一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工人增加了十三万七千八百人，达到三百二十六万八千人，这是二十年来的最高数字。

苏共和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两党决定进一步加强团结
莫斯科宣言给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以致命打击
新华社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9日讯：
由波斯伯洛夫等同志组成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应意大利共产党的邀请，在今年02月13日到3月04日访问了意大利。
代表团在回国后在今天发表了访问公报。
公报说，苏共代表团在访问意大利期间，同以陶里亚蒂同志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作了一系列的会见和会谈。
苏联和意大利同志在真诚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会见和会谈，再一次证实了两个兄弟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在一起的巩固友谊。
苏共代表团有机会了解了意大利共产党在保卫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权利、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新战争的威胁、争取和平、争取意大利人民同苏联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所作的巨大而富有成效的组织工作。
意大利共产党经常注意加强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工农联盟，注意使工人阶级同城市中间劳动阶层建立日益广泛的联系。
意大利共产党在完成现代工人运动这些基本任务方面，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代表团了解了许多省内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联合行动的经验，这种联合行动在有效地保卫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与保卫和平事业方面有着巨大意义。
公报说，在苏共代表团和意共代表团交换意见过程中，确认了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有重要意义，这两项决议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它们给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想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在它的队伍中引起混乱以及削弱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的企图以致命的打击。
公报指出，莫斯科宣言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分析各革命政党集体经验的基础上所阐明的各国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规律的原理，和在实现这些规律时必须考虑各国民族特点的原理，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所有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武器，来组织争取本国人民的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斗争。
两党代表一致认为，宣言中的这一原理对共产党人的顺利工作有特别重要意义，这就是必须结合各党的具体条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以及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潮流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展开争取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斗争的火焰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党员，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主要条件。
公报又说，两党代表团强调指出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通过的和平宣言的重大意义和现实性。
两个兄弟党正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动员群众团结在和平宣言的周围、争取各国人民友好，建立有效的和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争取和平共处。
两党代表一致指出，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以及他们同其他兄弟共产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会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进一步团结。
双方强调指出，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各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经常的直接会晤，以便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同志式的合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两党重申它们决心在今后继续发展和加强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以及它们同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兄弟关系。
为此目的，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议定扩大相互交流情报和通过互派代表团、交换出版物和通过其他认为妥当的形式经常研究党的工作经验。

西德“德中友协”宴请我展览团
据新华社来比锡8日电
西德“德中协会”今晚在来比锡郊区的花园饭店举行招待会，款待参加来比锡春季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览团。

锡兰总督和总理接见我商品展览团
据新华社科伦坡8日电
锡兰总督古？
狄莱克今天上午接见了中国商品展览会代表团团长马一民和副团长余萍。
接见时，中国驻锡兰大使张灿明也在场。
古？
狄莱克总督在接见时说，他为锡兰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感到骄傲。
他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

使文物展览面向工农
据新华社9日讯
各地博物馆和文物单位及文化行政部门的代表8日在北京向全国文物工作者和博物馆发出争取工作大跃进的倡议。
文物部门的代表在倡议书中提出，要在一年内做好预定三年才能完成的本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复查工作；
并在两年内将过去七年积压的文物资料全部清理登记。
各博物馆的代表在倡议书中提出了“比陈列，比观众，比保管，比宣传，比勤俭，比红专”，并拟采用多种展览、流动展览等办法，使文物展览下乡下厂，面向工农。

加强协作　互相评比
促进电影事业全面跃进
据新华社9日讯
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今天在北京举行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会上电影制片、机械工业、洗印、出版、发行等部门的代表和导演、演员们分别报告了跃进指标，互相进行了评比，最后并一致决议同艺术、出版、社会文化、文物、高等艺术院校等文化部门展开友谊竞赛。
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何文今说，这个厂今年计划生产艺术片九部，比去年增加125％。
每部彩色片的平均成本降低到二十五万元，比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提出的指标还可少用二万元。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胡介民提出，这个厂今年将生产十部艺术片，比去年增加一倍。
他们的口号是：
苦干两年，生产突破两番，成本降低30％，产品质量超过1957年。
会上还宣读了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最近给全国兄弟厂的挑战书。
上影各厂今年艺术片的生产数字已由不久前制定的三十五部增加到三十九部。
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年艺术片的生产指标也增加到三十部。
北京的电影工作者们热烈的表示应战。
正在北京参加电影机械工业跃进会议的南京、上海、哈尔滨电影机械厂的代表和出席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的代表都在会上表示，要同兄弟部门加强协作，实现电影事业全面大跃进。

卫生部掀起反浪费反保守高潮
本报讯
卫生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猛烈展开。
全体工作人员在比先进、比干劲、学先进、赶先进的口号下，掀起了鸣放高潮。
从2月28日起至3月08日止，该部直属单位四千零八十六人，就贴出了十六万六千多张大字报。
大家的干劲鼓起来了，3月02日的星期例假，没有一个人肯休息。
每天直到夜半以后还忙着写大字报。
群众所揭发出来的问题非常广泛，批评的也很尖锐，对部、司（局）等各级领导上所存在的严重的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进行围攻，揭发各级领导上所存在的许多严重浪费现象和裹足不前的保守思想，都是与“五气”密切相联的。
卫生部这次所以能够掀起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高潮，这与领导同志下了引火烧身的决心是分不开的。
为了争取卫生工作的大跃进，部的领导同志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对领导上提意见要做到“三破”（打破官架子，打破情面，打破各种招牌）“三要”（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要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做一个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一交”（把自己的心交出来）。
同时，部的领导同志，从部长李德全，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徐运北直到各司、局长还写了三百多张大字报，以实际行动带动大家。
（洪生）

发行放映工作紧跟上来
据新华社9日讯
将全年电影放映场次由去年二百六十万场跃进到四百万场，使今年观众数字由去年的二十亿零五百万人次跃进到三十亿人次，这是5日到8日举行的全国电影放映和发行工作会议提出的指标。
这个会议提出的大跃进口号是：
鼓起干劲，力争先进，普遍深入，提高质量，增加观众，增加收入，打破常规，便利观众，节约开支，比多比快，比好比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们的倡议书中提出，要使电影普及到工矿、农村、山区、国防前线和兄弟民族地区。
今年影片发行工作的质量比去年将有很大提高。
今年计划发行新的艺术片一百五十部，其中，国产片将有五十五部以上。
今年发行的影片中专门发行到农村的约占七十部。
今年将更加及时、普遍和经常地发行和放映新闻片和科学教育片。
会议期间，辽宁、河北、江苏等省的农村电影放映队提出了全年每队平均放映三百场以上的指标。
北京市南苑区第二放映队等提出全年放映一千场的先进指标。

在莫斯科奖个人国际举重比赛中
陈镜开黄强辉双获冠军
赵庆奎获轻重量级亚军
新华社莫斯科8日电
本社记者李楠今晚莫斯科时间八时报道，中国举重运动员在今年参加的第1次重大国际比赛——1958年莫斯科奖个人国际举重比赛中旗开得胜，陈镜开获得了最轻量级的冠军。
在最轻量级比赛中，陈镜开经过剧烈竞争战胜各国著名选手，以三一七·五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这一等级的冠军，他的推举成绩是九十公斤，抓举成绩九十二·五公斤，挺举成绩一三五公斤。
获得第2名的是苏联著名选手、最近创造推举世界纪录的乌利亚诺夫。
他的总成绩是三一五（一○○加九五加一二○）公斤，只比陈镜开差二·五公斤。
第3名是波兰全国冠军詹科夫斯基，总成绩二九五（九十加九二·五加一一二·五）公斤。
在比赛的前二种（推举和抓举）姿势结束时，陈镜开成绩是一八二·五公斤，而乌利亚诺夫的成绩达到一九五公斤，比他多一二·五公斤。
挺举时，乌利亚诺夫先举一二○公斤，接着加到一二五公斤，两次都失败了。
陈镜开先举一二五公斤，接着加到一三五公斤，第1次未成功，但是第2次时，他在观众的鼓舞下，干净利落，成功地举起了这个重量。
随即会场上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乐队高奏中国国歌，宣布中国运动员的胜利。
这次国际举重比赛是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举行的，现在场上还在继续举行着其他等级的比赛。
新华社莫斯科9日电
我国运动员黄强辉8日深夜在1958年莫斯科奖国际个人举重赛中以三八二·五公斤的成绩取得轻量级冠军。
黄强辉的三种姿式成绩是，推举一一七·五公斤，抓举一一五公斤，挺举一五○公斤。
他的成绩都打破了我国1957年纪录。
第2名是苏联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布舒耶夫，他的总成绩也是三八二·五公斤，但因体重比黄强辉重○·一公斤，因此名列第2。
第3名是保加利亚的阿巴杰耶夫，他的总成绩是三六五公斤。
在这一天举行的另一项比赛——次轻量级比赛中，苏联运动员米纳耶夫获得冠军，他的成绩是三五五公斤，第2名是伊朗的宋艳利，第3名是波兰的泽林斯基。
新华社莫斯科9日电
1958年莫斯科奖国际举重个人赛的中量级和轻重量级两项比赛今天下午在列宁中央运动场的体育宫举行，中国运动员赵庆奎以四一五公斤的成绩获得轻重量级的亚军，并且打破了抓举全国纪录。
到此为止，参加这次国际比赛的三名中国选手一共取得了两个冠军，一个亚军，打破了五项全国纪录。
获得轻重量级冠军的是苏联运动员普雷普费德尔，他的三项总成绩是四三○公斤。
赵庆奎的推举和抓举都是一二五公斤，抓举成绩超过了本人所保持的全国纪录二·五公斤，他的挺举成绩是一六五公斤。
在举起了一六五公斤之后，他曾要求挺一七七·五公斤（世界纪录是一七六公斤），但是没有成功。
获得这一个等级比赛第3名的是波兰运动员泽林斯基，总成绩三九七·五公斤。
在中量级比赛中，美国运动员科诺以四一七·五公斤的总成绩获得第1名。
苏联的鲍格达诺夫斯基取得第2名，总成绩四一二·五公斤。
第3名是波兰的博赫内克，总成绩三九○公斤。
（附图片）
陈镜开　黄强辉
　赵庆奎

愿百路文艺大军纵横驰骋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03月06日本报邀请在京的一部分文学艺术工作领导人、作家和艺术家，举行了关于文艺创作大跃进问题的座谈会，出席的是：
老舍、夏衍、郑振铎、邵荃麟、林默涵、严文井、臧克家、冯至、艾芜、王阑西、田汉、曹禺、陈白尘、孙维世、于非暗、叶浅予、华君武。
有些同志因工作关系不能出席，我们打算继续发表他们的意见。
现在先把出席者的发言记录发表在下面。
老舍：
团结互助，大家一起来跃进
要实现我们的跃进计划，我想首先就是要加强我们大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否则就会落空，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会部分落空。
以我自己来说吧：
在前几天剧协召开的会上，我因患头晕，没敢向挑战的同志马上应战。
是呀，老作家老了，没有新的生活经验，写不出新东西来，但是他有些本事，起码他的文字是通顺的。
这样，如果某剧院的青年编剧写出了一个剧本，要我帮忙看看改改，我就至少会为他的文字加些工。
所以，我个人不见得能写几个剧本，可是为了互相帮助，我就还可以拳打脚踢，眼观六面，耳听八方，多方面帮忙。
我这样贡献出了我的力量，也有利于跃进。
又如：
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能写剧本，但是如果去看看戏，帮着出个修改的主意，也是好的。
只要合作起来，互助起来，或集体创作或代人加工，就连我们这些老弱残兵也就都有了用处。
还有一点是关于评论家的。
文学创作的跃进，必须有评论家的鼓舞倡导。
以前评论家和作家之间似乎有些隔阂，好像不是一家人。
事实上大家都在一个协会里，应该是一家人。
评论家也应该试试创作，知道些创作的甘苦，评论起来就会更切实些。
摸摸创作的底，他就能看出什么是新东西，知道什么东西虽然还只是一个幼芽，也应该鼓励，使幼芽成长，开出新的花朵来。
评论家必须也批评，也鼓励。
他须坦率，好是好，坏是坏，但也别忘了鼓舞，不可只批不奖。
他要看得远些，能发现新东西，引导文艺前进。
如果评论家要求作品只合乎古代作品的规格，或他自己所知所喜的规格，那便阻碍发展。
评论家应该高瞻远瞩看得全面些。
顾及全面，就能看出在全面发展中，某一作品的价值如何。
这就使批评意见不至太偏，太片面。
评论文字本身应当有艺术性，成为文学作品。
郑振铎：
人人动手，挖掘潜力，多写多作
今天中午离开文化部的时候，门口锣鼓喧天，鞭炮大放，原来是新华书店来报喜。
刚才到“人民日报”来的时候，又看到满街都在敲锣打鼓，各行各业都在报喜。
这种景象好像比前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更热闹。
我觉得这种群众场面、这种劲头很难描写，用小说或诗歌都不容易写得好。
我自己曾尝试过几次，都觉得写不好。
可是社会上这种热闹的气氛，应该好好地描写出来。
文艺界现在还不是这样地热闹。
上海文艺界写作的劲头很大，北京的劲头似还不够，也许是正在动起来。
田汉同志一年创作十个剧本的计划似乎还没有人超过。
现在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文艺界的情况：
一、上周去文学研究所，那里辩论得正热闹。
过去从来不敢接触的问题都揭发出来，并且得到解决了。
例如研究人员不完全遵守每天八小时上班制度的问题从前一直没彻底解决，现在一讨论马上就能解决了。
二、在有些研究机关里，常有很大的毛病，就是研究成绩往往难于检查，特别是质量问题。
订下计划，到年底往往一部分是落空。
去年年底想彻底检查一下，但没有做到。
今年一提出来，办法就有了。
有的同志提出，每人每年的工作量要有六个至八个印张。
我想去贴一张大字报，每年想写出十个印张。
三、更奇怪的现象是，有些人一方面从国家拿很高的薪金；
一方面连写一个字也要钱，还要争多嫌少。
去年敦煌研究所由于各方面来要稿子的很多，邮局常常送挂号信来，那就是汇来的稿费。
因此引起做总务工作的人也提出来要分稿费。
别的研究所也常有分配稿费的困难问题存在。
可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大跃进中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东西完全被打掉了。
文学研究所已经提出，在工作时间写的稿子完全不应支取稿费。
这是可喜的现象。
过去作家在旧社会写东西不得不支取稿费，今天作家和金钱的关系起了变化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多写和如何写得好的问题。
现在作家的劲头是很值得钦佩的。
上海作家搞得好。
靳以向师陀挑战，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写出来的。
写东西，我的经验是必须要有一股劲。
过去我在北京有一个时期写小说的劲头很大，那时是革命者们和蒋匪帮蒋孝先进行斗争的时候，是广大人民在和卖国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战的时候。
我相信作家都有许多腹稿，一篇紧接着一篇的材料，在那里等待自己写出来，甚至同时会有好几篇的题材汹涌而来。
苏联和兄弟国家的作家们和画家们往往有许多未成品存留下来。
我到过一位当代大画家的画室去参观，他的画架上就有不少半成品，常常在这幅画上画几笔，又在那幅画上画几笔。
一位大画家可能一生只有二三十幅大油画，可是同时却遗留下好几千幅乃至万幅的素描、速写。
契可夫的“海鸥”描写作家的写作情绪相当深刻。
我想作家可能不是写成了一篇，然后再去写一篇，而是同时可以开始写几个作品。
这就是一股劲儿；
这就是跃进。
文艺界不是不能跃进，而是大可跃进，这就是要多写。
可是过去写得多的作家就会被人带讽刺的说他是“多产作家”，其实这些人还是少产，还远远赶不上托尔斯泰、高尔基。
是不是我们的作家有点懒呢？
有的一年两年也写不出一篇东西。
我觉得在作家里肯定地还有很大潜力没挖掘出来。
希望在全国各方面都在大跃进的时候，文艺界也来个大跃进。
臧克家：
学习人民的口头创作
诗歌是文艺的尖兵，但跃进得也不够，它还没有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负起先锋的任务。
最近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诗刊”、“人民文学”等报刊上谈到了农民创作的大量诗歌，它们不但思想内容丰富，及时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建设的面貌和劳动的高度热情；
许多作品，艺术性也是高的。
例如：
“昨日夕阳下，河水在西洼；
今日旭日升，渠水到村东；
中午日正南，渠水围村转。”
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例。
农民不但是生产的能手，而且也是创作的能手。
这些应时产生的诗歌，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
这对诗人们是一个有力的刺激。
现在，许多诗人都是跃进，有的跃到了玉门油矿，有的跃到了包钢，有的跃到了黑龙江边，有的跃到了河北农村。
我的身体虽然多病，但也不愿落在后边。
农民诗歌的风格，对诗人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自己写的某些诗歌，拿到群众中间去，并不太受欢迎，例如一部分散文化的诗，知识分子腔调太重的诗。
诗人觉得自己的老一套不行了，要改变改变自己的诗风了。
在这大跃进声中，我想起了蒲风同志。
他在1933年前后提倡过“诗的斯泰哈诺夫运动”。
他自己规定每天要写五首诗。
他的许多以抗日为主题的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时发生了一些影响，一直留到现在。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写“罗斯塔之窗”的诗，热情高，写得勤快。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政治热情和创作精神。
诗人和音乐家应该加强合作。
过去的关系是不密切的。
好像恋爱一样，不应该一头热。
诗人不要以为写歌词就会降低了自己创作的水平。
诗人和画家也应该合作。
讽刺诗和漫画配合起来，才是“二美并”，效果一定更大更好。
希望诗人、音乐家、漫画家，彼此找对象，配合起来。
写诗要心动，手动，口动。
诗人在现实斗争生活中受到感动，然后手动，勤快地写出来，同时还要到群众中去朗诵，这是口动，过去我们老爱说“追随某某等同志之后，如何如何”，现在要大跃进，人人要用“当仁不让”、争先恐后的精神赶上去。
大家都要订计划，订了计划，可以受群众监督，帮助自己跃进。
希望写诗的同志多多创作，在火热朝天的大跃进中，也像蒲风那样来一个诗歌的斯泰哈诺夫运动。
繁荣创作，发展理论批评
改革文风，促进文学跃进
邵荃麟：
对于文学大跃进，我想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这就是说：
要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更强更大的文学队伍，要使文学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更迅速地广阔地反映出当前的主要斗争。
我们要有决心在作品的数量和艺术质量上大大地突破现在的水平。
作家协会想提出这样一个总目标：
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空前的创作高潮，争取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丰收。
要保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文学工作的各方面作出通盘的安排和规划。
作家协会书记处已经拟了一个文学大跃进三十二条的草案，准备立即发给全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和各分会、各刊物，展开热烈的讨论，保证实现大跃进的任务，并且发出一个对全国会员响应大跃进的号召。
文学工作大跃进的基础是什么？
我认为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周扬同志这篇文章对于去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总结，并且指出了今后文学工作的方向。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解决了文学工作上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1，坚决打垮文艺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邪气，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正气，因此，彻底改变了文艺界的形势；
第2，解决了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刻程度上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现在北京上海已经有一百几十位作家长期深入生活，还将有更多人下去。
第3，大大提高了文艺工作者的斗志和干劲，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
反右斗争的成果，为文艺工作大跃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使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一把劲克服目前还存在的保守主义思想，以乘风破浪的气势，促使大跃进更快地实现。
作为大跃进的中心环节是繁荣创作和发展评论。
要繁荣创作，首先要组织更多作家深入生活。
我们准备在今年组织四百到五百位专业作家长期深入基层生活，组织一千多位业余作家轮流到工厂农村中去接触群众生活，并使全国所有业务作家都有下去的机会。
其次，要抓紧创作规划工作，开展创作竞赛，目前作协总会已经有二百多位作家的创作规划，其中包括大型作品几百部。
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和补充，并且采取抓住重点，带动全面的方法，帮助作家促进这些规划的实现。
这就是说，我们既要保证作品数量上的发展，也要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
我同意夏衍同志所说，要从量的发展中求质的提高。
我们准备从今年起聘请一些老作家，分别编出若干套具有较高水平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理论批评等丛书，去年全国出版的文学书籍，约有七百几十种，我们相信从今年起将大大地突破这个数字。
第3，在创作上，我们要提倡文学风格的创造性，形式的多样性，题材的广阔性，要求作家有大胆创造、敢于革新的勇气，打破种种清规戒律，同时鼓励作家多写能够反映当前主要斗争的短小形式作品，要求所有作家除写长篇外，每人每年要写出十篇左右这样的短小作品作为自己的任务。
第4，在扩大文学队伍的工作方面，特别要广泛发动业余作家的创作力量，使散布在文学团体以外的各个工作岗位上的业余作家，都有创作的机会和条件，对于青年作家和工农作者应注意培养。
第5，要大力发展评论工作，评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和帮助创作活动。
评论工作要打破常规，要提倡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迅速及时，打破作家和评论家的界线，要求作家也都来写评论，要有领导地放手发动一切评论力量。
在理论批评工作中，既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也要克服教条主义。
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工作上有新的创造和突进。
对于评论家也要求每人每年能够写出十篇左右的评论文章，以改变目前评论不振的现象。
第6，要发起一个整顿和改进文风的运动，反对八股腔、学生腔和陈词滥调，提倡文章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第7，要改进刊物和文学出版工作，做到多、快、好、省，进行刊物和文学出版社之间的竞赛，定出指标，提高销数，减低成本。
并且应该创办一些适合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文学刊物。
第8，对于促进民族文学工作应该了解情况，做出规划。
为了做好上述这些工作，作家协会的工作方法，必须有大胆的改革，要打破常规，反掉五气，深入群众，掌握情况，做作协工作的和编刊物的同志都要和大家一样做到多跑、多看、多读、多写，做到既红又专，以推动整个文学战线全面跃进。
叶浅予：
生产自给，师生共同跃进
勤工俭学，节省国家开支
现在介绍点美术界的一个角落，中央美术学院的跃进情况。
在文化部召开的三勤三放跃进会上，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表示最高指标是经费全部自给。
中央美术学院原来每年经费五十八万元，现在将减去一半，达到半自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决定全部自给自足。
开会的时候，群众还没发动，现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一算账，中央美术学院各个系的经费，可以全部由自己生产出来，50％的指标实际上已经打破了。
每个教授已定出个人创作规划，自己的薪金要由自己的创作赚回来，叫国家不花钱，还要继续保证教学质量。
有的教员定的规划高，除了赚回薪金外，还有多余。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解决了教学和创作的矛盾。
过去教学是为公，创作是为私，现在要化私为公，就有点像农村的合作社。
生产的情绪大大增高，不肯教书的现象也改变了。
现在学生也在进行生产，大搞创作，实现勤工俭学，可以不要国家的助学金了。
由于这些新的情况，学校的组织机构也就改变过来，适应新的要求，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问题也容易解决了，过去的学院气也给打掉了，教学方针问题也得到解决，个个人订计划，画年画，大跃进使中央美术学院的面貌大大改变。
从前画一张画成本很大，售价高，今天上午国画界跃进会上提出了低价运动，让画深入到农村中去。
北京师范学院师生将画大批画供应农村，只卖两三毛一张。
尽管有的人思想上还搞不通，但是形势是逼人的，大家都要跟上去。
深信艺术院校的这种大跃进的情况，必定能推动文艺的各个方面。
夏衍：
业精于勤，劳者多能
从多、快、好、省的要求来看我们的文艺创作，近年来的情况的确太难令人满意了。
我们写得少，写得慢，质量不算好，文字也冗长拖沓，浪费了报刊的篇幅和读者的精力。
我很同意振铎同志的看法，和外国作家比一下，我们的确写得太少，写得太慢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
有许多能写的作家束缚在办公室里，工作方法不对头，案牍劳形，压在公文堆里钻不出来，渐渐地脱离了群众生活，不参加实际斗争，缺乏感性知识，终于壮志消磨，失去了反映人民生活的热情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
除此之外，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所谓“文坛”上，也还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仿佛是在鼓励人家少写慢写，而不是在鼓励人家多写快写。
“多产作家”成了被讽刺的对象，写得快被认为粗制滥造的同义语。
特别使我反感的是颇有一些人反对作家“赶任务”和“配合政治”。
他们把“赶任务”和“配合政治”同“艺术创作”对立起来。
这种人看不起“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和文章，老舍同志写了配合三反五反斗争的剧本也受到了冯雪峰的讥诮。
“赶任务”和“配合政治”被叫做“出题作文”和“强迫婚姻”，即景生情地写一点小作品也一律被叫作“教条主义”。
“一本书主义”者们所制造的这一股歪风，大大地促退了我们的创作活动。
这些人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艺术特点”，用这来吓唬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
久而久之，不仅许多人把创作视为畏途，而且有意地造成了所谓“作家”的架子。
我认识一位修钟表的工人同志，他告诉过我，修钟表实在并不太难，普通的毛病，花几小时工夫就可以修好，我问他，那么为什么我们到钟表店去修一个表一定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呢？
他说，那是旧社会传下来的“规矩”，店的牌子越大，修理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工作的困难，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工作的负责，也就是说，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高价的修理费，——这，就是所谓气派和架子。
我并不是说写文章很容易，可以一挥而就，我只是不赞成那种不肯为人民赶一赶任务的艺术家的架子。
推进创作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少而精、慢慢来的做法，另一种是鼓励大家多写，从量求质的做法。
有人惯于少而精，精工细作，的确可以写出好东西来，这我们不反对。
但是从全国的文艺创作事业来说，我看还应该采用后一种办法。
举一个例，我们有上千人的电影艺术人员，过去几年来拍的片子很少，甚至有一年根本没有出产一部影片，没有量，质从那里来？
1954、1955年每年拍十多部片子，很多人没有拍片机会，许多演员为了没有戏演而要求改行，试问长期脱离了艺术实践，质的提高何从谈起？
去年我们拍了长艺术片四十部，今年大跃进之后，可能出片九十部，这样一来，每人每年可以有两部乃至三部片子的任务，艺术实践多了，锻炼的机会多了，无疑的艺术质量就可以逐渐地提高。
几年不写一个剧本的编剧，几年只演一两部戏的演员，我看他们的艺术质量是提不高的。
青年作家要锻炼，老年作家何尝不要锻炼。
有经验的作家长期不写，写作热情和能力也会衰退。
我们这一辈的人中，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过去写得多的，现在写得少了，过去写得快的，现在写得慢了。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古话说，业精于勤，这是真理。
在电影生产促进会上，司徒慧敏同志说：
“常言道能者多劳，我以为应该倒转来说，劳者多能，只有不断地劳动，我们的能力才能提高。”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
有人说，写文章要有人逼，我也同意这种说法。
过去是生活在逼，杂志的编辑在逼，现在呢，人民在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逼。
人民出了题目叫我们作文，我们能推诿么？
人民给了任务，我们能不赶么？
我相信，在今天的形势下，逼一逼，赶一赶，鼓起干劲，打掉架子，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完全有把握的。
于非暗：
国画家降低作品价格面向工农群众
北京中国画院连炊事员在内才二十五个人，除了九位行政和勤杂人员，其余都编成生产队伍。
如果将来聘用的画家都进了画院，编入生产队伍，我们相信能够做到民办公助。
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切实可行的计划。
我自己计划，原来画一幅两方尺的画，价格为四十元，为了面向工农群众，我准备将这样的小幅画每幅降低到十五元。
另外在质量方面，我保证要像齐白石先生所说的，做到“画本所无，活本所有”，就是说不因袭旧套，要从新鲜的花鸟来写生。
我的体验生活比较方便，只要就地取材，北京市的花鸟，就是我创作的泉源。
我今年还有画出国画和辅导青年的任务。
此外，还准备创作一部类似芥子园画谱那样的
“花鸟写生技法图说”，其中包括一百幅插图和二万字画论。
昨天我们几十位国画家去十三陵水库工地，亲眼看到许多的民工和义务劳动者在工作中的英雄事迹。
有的人挑土跑一千四百公尺只要四分钟，但有的人更快，只要两分半钟。
有的人家里有人害病，他不回家，还坚持工作，这样事例很多，使我们非常感动。
老画家有的感动得落泪。
今天（6日）早晨我们国画家在美协开会，三十九个画家本年要创作出五千八百十二幅。
这真是振奋人心的事。
田汉希望剧作家、演员、导演
大家一同来创作剧本
在大跃进中戏剧界已有的和潜在的力量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按说我也不是“慢手”，也不是“懒汉”，这些年来却没有写几个剧本，真是惶恐。
我以为，在为了繁荣创作而大跃进的今天，不仅要挖掘老作家、专业作家的潜力，也得加倍重视广大演员、导演甚至观众，和他们一同创作。
这次各剧院剧团报的创作指标数字很高，有许多是导演、演员，甚至舞台美术工作者写的，这是一种新的也是很健康的气象。
一定要把繁荣创作搞成群众运动。
它不仅可以推动老作家、专业作家踊跃向前，造成壮阔的主流，更应该让专业作家与广大业余作者相联系，提高一般的创作水平，满足日益广大的文艺需要。
周扬同志说：
“文艺的群众路线保证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达到普遍的繁荣和高涨。”
只有更多地依靠群众，吸取他们的智慧，尊重体会他们的感情意志，对他们的创作，那怕是萌芽状态的东西，耐心地加以辅导提高，才能保证以较高质量完成指标数字。
我们的话剧表现形式大体上守着易卜生的传统，变化较少。
看了话剧“百丑图”，觉得孙维世同志居然敢于采用上海滑稽话剧的剧本，真是一种大胆的革新。
剧本当然不是太令人满意的，但演出它很符合及时反映现实斗争和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精神。
苏联10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在苏联参观，觉得他们很看重创造性的改编，如“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改编成电影，“战争与和平”、“母亲”改编成歌剧都得了很高的奖。
但我们好像还不太重视这一工作。
其实过去有很多伟大的戏剧作品，也是改编的。
把好的小说改编成戏剧电影，常常更能把它形象地生动地向群众介绍推广。
曹禺改编巴金的“家”，可以说是“家”的再创造。
创造性的改编和创作有同等价值。
当然我们要反对那种不负责任乱改别人作品的恶劣倾向，那就不是什么创作而是剽窃！
首都的戏剧界这一次在上海的推动下，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提出的创作指标像浪潮似的一个高似一个，反过来又推动了上海和全国各省市。
上海来开会的同志说得好：
“我原是被邀来介绍先进经验的，但是来北京只住了一宿，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
现在是怎样保证以一定质量完成指标的问题了。
一定要严肃地完成指标。
希望“人民日报”能经常提醒和督促我们，不要等到年终打屁股。
我自己提出的十个剧本指标，一定努力完成，也希望大家多督促，领导上给我一定的创作假期。
华君武谈北京美术界提出挑战的指标
北京美术界的指标今年要达到两万多件作品。
单是雕塑一共九十六人今年要完成一千五百零七件。
各人对质量都订了保证。
北京国画家一百三十位画家今年要完成二十三万件（包括纱灯和书签）。
北京市国画展览会要举行十三次，每次展出二千幅。
1951年、1952年大家对普及工作比较注意，但是最近两年注意得不够。
展览会只在城里开，小人书大画家不屑画。
经过这次运动，到会的二百多画家全体表示要作辅导工作。
城里辅导力量有多余，就到城外去发展。
许多画家订了画小人书、年画、政治宣传画的计划。
另外中央美术学院还准备搞函授。
过几天美协还要召开报刊、出版社的会，要他们向画家去订稿，给书籍报纸刊物做美术工作。
画家也希望和作家合作，为文学作品作插图，希望作家们早日提出要求，哪些小说要配合插图，可以找画家来画。
王阑西说：
电影界的大跃进，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改革
电影方面的大跃进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大改革。
不但影片生产数字翻了一翻，还可以节约生产费七百万元。
这笔数目就可以差不多盖一个半广州电影制片厂。
影片生产时间也大大缩短，基本上合乎多快好省的原则。
经过制片促进会议后，各制片厂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跃进的情况更有所发展。
各厂都召开许多大会进行讨论。
群众积极性空前提高，许多问题迅速解决，过去某些导演拒绝别人的文学剧本，竟想自编自导这一股歪风，也受到了批判。
某些人员追求个人名利的思想，也在会上自动检查并定出了跃进计划。
许多跃进指标如影片数量、完成时间、制片成本都在继续涌现新的指标。
现在跃进正在向电影事业的各个方面发展中。
电影制片工作跃进中，值得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1是质量问题。
现在各制片厂已有六十多个可用的剧本，其中60％以上是现代题材的。
舞台艺术片今年大概不会超过十个。
另外在去年影片生产中，创作人员也得到了教训。
“没有完成的喜剧”无异对大家敲起了一次警钟，使大家对保证影片政治质量方面有所认识。
现在我们准备从数量增加中尽量争取质量提高。
第2是剧本问题。
最近许多电影专业编剧已在积极投入写作，另一方各厂发动很多老作家写电影剧本，并加强组织改编工作。
去年电影剧本征文中，看到很多业余作者对写电影剧本的兴趣也很大，因此，在今后逐年增加产量中剧本是个大问题，但还是可以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和支持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
第3是干部问题。
这方面主要是导演力量不足，这两三年来经过锻炼现在已培养出一批新的力量了，今后还需努力做新生力量的培养工作。
总之，问题虽然还有，但可以在跃进中得到解决。
电影是群众性最大的艺术。
去年国内的电影观众已达二十亿零五千万人次，今年原订观众人次为二十四亿多，现在估计可以达到三十亿人次。
可以超过美国国内观众人次，前年其国内观众人次只有二十四亿左右，我们的电影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已放映我国影片的有四十一个国家，影片输出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就比前年增加了一倍，许多影片在国外受到热烈的欢迎，观众人次日益增加。
对于这样的群众性最大的艺术，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的跃进运动正发展中，必然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
我们搞行政工作的同志，最近在考虑如何又红又专，在筹划搞试验田，许多人要准备搞导演、写剧本、作制片主任，我也准备今年导演一部纪录片。
冯至：
把文艺教学上的大跃进和文艺上的大跃进结合起来
有一次听康生同志的报告，说有些学校好像是“大学城”、“大学宫”或“大学园”，这是一种浪费。
我工作的地点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三者兼而有之，它既像是一个城——它的面积比一些较小的县城还要大些，其中一部分建筑也像是宫殿，而且校园的确像一个大公园。
这不只是建筑和土地的浪费，而且容易使在里边生活和工作的人们脱离现实，和城市与农村都失掉联系。
全国01日千里万马奔腾般的大跃进，我们住在学校的围墙内，总是从报纸上读到，真实的景象，却接触不到。
例如今天进城，一路上看见彩旗招展、敲锣打鼓的队伍，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听到几位同志的发言，才知道是挑战和报喜的队伍。
我深深感到，我是多么落后。
但是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浪涛，学校的围墙是挡不住的，谁也不能置身世外。
北京大学现在正处在大跃进的前夕，将来在二反、二比和两条路线、两种工作方法的大辩论中一定会有许多动人的消息可以报道，今天我还说不出什么来。
我在学校里工作，当然首先要在教学上大跃进，争取又红又专、更红更专。
但我又是一个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这一方面我也不能落后，我要为这个运动歌唱，农民们在他们排山倒海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已经唱出无数前无古人的豪迈的诗歌，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向农民看齐。
同时，我也想到一个工作，它能够把教学上的大跃进和文艺上的大跃进结合起来，是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
方才几位同志谈的多是创作规划，听来令人兴奋鼓舞。
我认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在现在是十分必要的。
我过去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不大注意，可是去年右派分子给我敲了一下警钟。
前几天读了周扬同志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里边的许多要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都提到过；
不料，十五年前反党分子用以向党进攻的一些论调，十五年后的右派分子又拣起来如法泡制，在文艺界里放火。
我们是反对历史循环论的，但是这次真像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可以说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们还批判得不够，它还有一定的市场。
去年反右斗争时，我对于青年学生的文艺读物进行了一些了解。
苏联文学对中国青年起过很大的积极的教育作用，并且将来还要更多地起着作用。
但是在前年和去年，学校图书馆里出借的文艺书籍中，苏联作品和中国现代作品忽然大为减少了，起而代之的是“简爱”、“傲慢与偏见”、“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这些书不是好书吗？
是好书，都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优秀的古典作品，我们应该读。
问题在于怎么去读。
青年学生在读这类的书时，往往忘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沉溺在里边，不是仿效书中主人公的个人反抗，就是跟着书中的悲剧人物长吁短叹，或是陶醉于描写入微的恋爱心理的变化，总之，读者从中感染到浓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
这情况，随着去年的反右斗争的胜利和今年社会主义大跃进，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怎样帮助青年读古典的文艺作品，以及对于这些作品进行具体的、而不是套公式似的分析批判，还是很重要的工作。
几年以来，纪念世界名人，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应该肯定。
但纪念文章，我总觉得有些笼统，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说被纪念的人如何进步，我们应向他们学习。
可是人们拿起被纪念者的作品一读，就发现文章里所说的和作品本身常常并不符合，这样的文章多半不是从具体作品出发的，因此它也就难以起什么指导作用。
我对于中学的文学课本也有些意见。
去年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对我说，“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语文教师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文学课本的选材，尤其是古典文学部分的，很少接触到劳动教育，相反地却是有许多不健康的、感伤的东西。”
例如去年用的高中文学课本第2册（不知道今年改动了没有），里边有李清照的“醉花阴”，像“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种情调，叫现代的青年（中学生！）
怎样去理解呢？
万一“理解”了，学生又该当怎么对待呢？
其中还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文章固然是一篇好文章，但作为教材，是适合的吗？
纵使说，可以作为教材，教师怎样去讲解，也需要讨论研究，绝不能只把作品讲解一番，把作者称赞一番，或者再进一步提一提时代的“局限性”便算了事的。
这都和如何批判地对待文学遗产有关，也和我们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有关。
我希望在文学研究和文艺思想批判上有一个大跃进！
此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夏衍同志说，几年来有一种歪风，谁若是多产、写得快、赶任务，则往往成为讽刺的对象。
这种歪风是要不得的，应加以批判。
因为在大跃进中，每个人都应该做更多的事。
方才叶浅予同志谈到艺术学院的教师将要用创作来生产，做到工资不要国家支付，这个办法很好。
我也要响应。
我在学校里，首先把书教好，多快好省地从事工作，在业余时间我要能写出多少东西就写多少东西，所得的稿酬希望能代替工资。
若是能做到合作化，就更好了。
第2，现在关于稿费也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稿费一般本来就偏高了，有时一篇文章发表后，收在选集里，就又得一次稿费。
写一首诗，只用一两个钟头，发表后几十元的稿酬，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相比，已经不相称。
但是我有过几首诗，被收在两三个选集里，这样就得到两三次的发表费，拿在手里，真感到惭愧！
希望文化部关于稿酬的办法能迅速予以修订，消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自带干粮，为工农兵义务演出
孙维世希望老作家青年作家多写剧本
最近我去了一次印度，参加了人民剧协所组织的全印的戏剧会演，这些印度的艺术家们从全国各地自费来到德里，他们住在帐篷里，搭台、制景、服装、道具，都是自己搞，在露天搭了一个台就连演了十天戏，戏演完后自费回去，赔了的钱靠募捐和搞副业来垫。
看到他们的工作精神，很使我感动，我心里想，这有点像我们过去的情形，为什么我们在艰苦的时候干劲很足，环境好了反而干劲差了，甚至不知足了呢？
一回国后大家干劲十足，情形大变，自己真有“山中方01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祖国各方面的跃进在鼓舞着我，我要好好地向先进的兄弟戏剧团体学习，鼓起干劲，迎头赶上！
最近我们实验话剧院到十三陵水库演出，受到建筑水库工人热烈的欢迎，他们说我们是第1个到水库工地演出的话剧团体，表扬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全体同志们的创作热情，我们的演出也增加了他们的干劲。
我想剧团除了自给自足外，应自带干粮为工农兵义务演出一定的场数；
这种演出虽然在经济上没有收入（经济上的收入可从增加剧场演出中收回），但是在政治上的收获却是很大的。
谈到剧目问题，我们目前的指标只有二十六个，我们要努力争取它全部完成和可用。
我们并且希望新老剧作家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援和帮助。
话剧的灵魂是剧本，这次创作上的大跃进，必然会涌现出大量优秀的青年作家，生产出大量的新剧本，造成话剧事业的大繁荣。
在这大跃进中，据我所知，有的老作家有创作冲动，有题材，有经验，但是没有时间写，因为他们大多是身负重任，希望领导上保证他们的写作时间，每年给予他们一定的创作任务和创作假期，这对整个话剧事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成百成千的剧本写了出来，如何加工，如何推广，这工作必须抓紧。
我想领导创作极重要的一环，是了解剧院排演的剧目，及时给予思想上的指导。
因为北京各剧院演出的剧目，在全国各地都会得到推广（我们剧院过去演出的现代剧目，就是在领导的具体帮助下得到演出的，所以我们每演出一个现代剧目，就会收到几十封电报和信件函索演出本。
北京其他兄弟剧院也是如此）。
在创作大跃进的情况下，希望领导下车间来，找试验田，抓紧剧本创作的领导工作，我代表我们剧院全体的导演和演员，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写戏剧批评的同志们，我们决心和你们建立起亲密的创作上的友谊合作，希望得到你们不断的督促和帮助。

把竞赛范围扩展到省市之间
开展除四害讲卫生大竞赛
首都提出同天津、上海竞赛指标
编者按：
当前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这就是如何把过去局限于各省（市）范围内的竞赛，扩展到省（市）之间的竞赛，以便更加鼓足干劲，掀起除四害运动的新高潮。
北京市在这时向上海、天津两市提出竞赛的指标，是适时而富有意义的。
它不仅会促进这三个城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发展，而且也将促进其它省市赶上来，参加友谊竞赛的行列。
新华社9日讯
首都人民正鼓足干劲，努力实现同上海和天津两市开展除四害、讲卫生友谊竞赛的倡议。
连日来，城郊各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挖蛹、砸蛹活动，大部分区的改善厕所的工程也已经开始。
崇文区和宣武区分别组织了突击挖蛹队和挖、砸蝇蛹的义务劳动。
海淀区许多高等院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挖、砸蝇蛹活动。
全市人民决心同心合力实现下面的竞赛指标：
一、在1958年内，基本上消灭家鼠和沟鼠。
达到如下指标：
1、城郊区抽查十万户，无鼠洞（无漏查及新盗开的鼠洞）、无鼠迹（无鼠粪和爪印）、无鼠害（无夜间骚扰和损坏衣物家具）的户数达到95％以上；
2、老鼠密度不超过2％，即用一百把鼠夹，在固定地点连放三天，扑鼠总数平均每天不超过二只。
二、在1958年内，基本上消灭麻雀，全部堵绝雀窝，在居住区及附近经常看不到麻雀。
三、消灭苍蝇、蚊子，达到如下指标：
1、在蝇、蚊活动最盛的8月，城郊区抽查十万户，95％以上的户保持室内外无蝇、蚊、院内无孑孓；
2、在1958年06月底以前，基本处理完积水坑洼、厕所、粪池、卫生重点行业等处所，消灭蝇、蚊滋生条件。
四、城郊区经常保持三洁（街道洁、院内洁、室内洁），抽查十万户，90％的户经常保持三洁。
五、消灭和控制危害本市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达到如下指标：
在1958年内，痢疾发病率下降50％（以1957年为基数）；
麻疹病死率由1957年的1％下降到0.2％。

苏联国家足球队到北京
本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苏联国家足球队昨日从上海到达北京。
苏联国家足球队是2月03日到达我国的。
在来北京以前，他们访问了广州和上海，在那里同我国足球队作了八场友谊比赛，取得了六胜二和的战绩。
这次，苏联足球队在北京将在3月12日和13日同北京队和“八一”队作两场友谊比赛。

让更多的观众看到电影
林碧
人们看了电影界多出影片的跃进计划之后，是十分兴奋的。
但是，在电影厂和六亿观众之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发行放映工作。
发行放映工作者是影片和观众之间的桥梁，没有他们，出再多的影片也是徒然。
电影的生产单位一马当先，就需要发行放映单位紧跟上去。
现在，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们已经向广大观众作了保证：
增加观众人次场次，使更多的人看到电影；
提高拷贝使用率，发挥库存拷贝作用，使每一部电影拷贝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提高放映质量。
这是电影事业全面大跃进中的第2次进军号，充分显示了电影工作者在跃进中的雄心和壮气。
八年来，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电影放映单位从不足一千个发展到超过一万个，观众人次每年上升，到去年已经有二十亿以上人次。
几年来，全国放映单位中还涌现了大批的先进工作者，特别是放映队。
他们下乡，上山，下工矿，下连队，克服各种困难把电影送上门去为工农兵服务。
但是，发行放映工作中也还有一些缺点。
例如选片不当，将一些有缺点有错误的外国影片翻译了；
供应节目不当，把一些比较专门的文艺片送到工厂农村放映去了；
以及服务态度不好，不能充分照顾观众、便利观众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拷贝的严重积压，相当大数量的可以发行放映的拷贝存在仓库里，不见天日，不同观众见面，既浪费了国家资财，又降低了影片的利用率。
在一些发行放映工作人员中，也还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只顾放映一些轻松有趣的影片，对于政治性较强的影片（包括反映祖国经济建设的纪录片和新闻简报），却采取不欢迎的态度，也不去考虑一下群众的需要。
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大跃进中的障碍。
现在，发行放映工作者已经针对这些缺点，具体地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我们相信，电影放映工作一定能够向前跃进。
要前进，要跃进，还必须深入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打破陈规，发掘潜在力量，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彻底贯彻勤俭办事业的方针。
电影工作者必须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为观众服务的正确观点，改变服务态度，把电影给观众送上门去，使任何荒山僻野地区的人们都能看到电影。
无论是部队系统、工会系统、文化系统的放映人员之间，或发行和放映之间，都要注意搞好协作关系，共同合作，加强联系，结成一个整体。
只有这样，才能使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做得更好。

遥贺三喜
曹弟
莫斯科传来喜讯：
陈镜开和黄强辉在莫斯科奖个人国际举重比赛中分别获得了最轻量级和轻量级冠军，赵庆奎获得轻重量级亚军。
这次个人举重比赛，虽然只有九个国家参加，但是1957年世界举重冠军赛的前三名几乎都参加了。
因此这次比赛可以说是世界举重桂冠的争夺战。
我国运动员参加这样的个人国际举重比赛还是第1次，可是他们就在这一次参加比赛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黄强辉的总成绩，达到了三百八十二点五公斤，同世界纪录只差二点五公斤。
我们在这里向他们遥贺三喜。
我国举重运动是一个很年轻的项目，但是，最近两三年来有了很大的跃进。
我们已把解放前的举重纪录总共提高了一千一百三十八点五公斤，我们已有一个世界纪录，我们的举重水平已跃为世界第3位。
但是，我们已获得的成就是不够的。
目前二十八个举重世界纪录中，苏联占了十七个，美国占了十个，我国只占一个（而且是单项）。
因此，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创造更好的成绩，创造更高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