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冶钢厂发动群众促进生产技术大转变
电炉钢质量从全国末名跃居首位
据新华社武汉27日电
大冶钢厂电炉车间在生产技术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钢锭质量从全国同类钢厂中的最后一名跃居为第1名。
今年01月到2月中旬，钢锭合格率达到99.89％，超过1957年全国先进水平。
全车间绝大部分炼钢班1月份的质量合格率，都达到了百分之百，从而改变了全厂长期以来存在的产品质量低劣的落后局面，赶上了全国先进行列。
电炉钢锭“皮下气泡”严重，是较长期以来造成这个钢厂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
从1955年下半年起，电炉车间开始发动职工，依靠职工来组织质量大转变。
他们一方面用算细账、办展览会、作报告等形式，揭发质量低劣造成国家经济损失的情况，教育职工树立搞好质量的思想；
另一方面，以车间副主任、工程师孙欣栋为首，组织部分技术人员，成立了试验研究小组，根据苏联专家建议，选定重点，跟班进行一系列的试验。
在试验中找出产生“皮下气泡”的原因以后，就对症下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这样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总结，最后定案，把它纳入规程。
在试验研究过程中，工人们提出了许多好的办法，丰富了钢厂的技术管理工作。
电炉车间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也都深入班组、工人住宅区，运用座谈会、同工种生产会、观摩表演、重点示范等形式，总结和推广工人在提高产品质量方面的先进经验。

引黄灌溉济卫扩建工程开工
本报郑州27日电
我国最大的引黄灌溉济卫总干渠扩建工程，2月20日在河南省动工修建。
在长达近三百里的总干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万劳动大军正以革命干劲争取在4月25日前全部竣工，5月01日开始放水。
这条总干渠是从黄河北岸武陟县的秦厂沿京广铁路北上，经获嘉、新乡到汲县周家湾注入卫河。
全长近三百里，能引二百八十个秒公方流量，可灌溉河南省豫北地区和河北省天津、沧县两专区的四百七十万亩土地，每年能增产粮食十四亿斤，还可发出一万一千一百瓩廉价电力。
由于水量增大，从河南省新乡市到天津市可全年通航载重五十吨的火轮。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最近以来，报纸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
许多省份不是十年内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的任务，而是决心用五年、六年、七年的时间去完成；
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今后五年内不是计划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增长几倍。
比如甘肃省决定全民动手，自力更生，在五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比现在的增长十六倍到十九倍，赶上或超过全省的农业总产值。
这种种消息表明：
这些地方和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员，已经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敢于大胆地提出新任务，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
他们的思想现在已经赶上前去，因此旗帜鲜明，干劲十足。
这种情况，是符合于当前国内外有利的形势，也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
但是，对于已经到来的工业农业大跃进的局面，对于许多省市和部门大胆提出的任务和指标，有些人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他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又怀疑许多省市和部门能够达到自己提出的积极指标，并且担心由此而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会出现许多不平衡，会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看来，从容不迫，平衡发展，才是正常的现象，而快步向前，有先有后，就是不正常，就是特殊。
是不是平衡就可喜，不平衡就可怕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
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这中间所说的“均势”就是平衡，它是相对的；
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明确地指出：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
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讲演中，毛主席又说：
“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
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2年的平衡和统一。
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则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且只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
这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在发展中存在矛盾，出现不平衡，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而平衡，矛盾的统一，才是特殊的现象。
有些人恰恰相反地理解这个问题，他们就不能不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
客观的无数事实却不断地向我们证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生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
这就是先进和落后的竞争，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竞争。
在这个竞争中，旧的平衡一定要被冲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现；
不平衡经过调节，然后再达到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一步。
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在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或者在建设和生活之间，总的说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不断地出现过许多不平衡；
但是，经过国家计划的适当调节，不平衡就达到了新的平衡，国民经济也就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任何事物经过“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种螺旋式的反复，也就不断地得到发展。
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因势利导，无法任意改变。
人们的思想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就一定不能把事情办好，只会把事情办坏。
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经验教训。
以1956年的例子来说，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三大改造高潮的带动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农业生产在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增长了4.9％，基本建设完成了五年计划工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
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简直惶恐得很。
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
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又已经来到，我们应当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正如党中央几次指出过的，实现每一项任务，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快一些，好一些；
另一种方法是使事情作得慢一些，差一些。
人们对于平衡问题的两种看法，两种态度，也就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
一种是积极的方法，就是竭力支持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新生事物的生长，让落后事物赶上先进事物；
另一种是消极的方法，不信任也不依靠群众的力量，不关心以至压制新生事物的生长，让先进事物去迁就落后事物。
很明显，前一种工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和好一些，后一种工作方法只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一些和差一些。
我们应当坚决采取前一种工作方法，完全抛弃后一种工作方法。
上面所说的两种工作方法，表现在计划工作方面，就是两种平衡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
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
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互相对立的方法，它是人们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法的表现。
要做到积极平衡，就必须充满热情，时时刻刻注意并且主动地去发现先进的和新生的事物，就必须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信任和依靠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只关起门来计算数字。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和需要之间，这一部门和另一部门之间，这一地方和另一地方之间，是需要组织平衡的。
让不平衡自流地发展，就可能使国民经济的某些部分发生彼此脱节的现象，这当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不许可的。
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正是表现在我们能够经常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进行调节，完全避免像资本主义世界那样必然要发生的经济危机，并且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们承认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现象是经常的绝对的，并不妨碍我们去组织新的平衡。
相反，正是因为经常存在着不平衡，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做调整工作，组织平衡。
这里，问题的中心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方法。
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组织平衡，我们就成为促进派；
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和不正确的方法去组织平衡，就成为保守派，并且有成为促退派的危险。
在目前讨论和制订1958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重视组织平衡的方法问题。
重庆钢铁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
这个公司原来的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炼铁能力。
在第1次制订1958年生产计划的时候，他们根据落后环节组织平衡，结果总产值比去年只能增长5％弱，钢产量只能增长10％弱，钢材产量只能增长5％，成本只能降低3.6％。
后来，他们发动职工讨论，决心突破落后环节，根据先进环节组织平衡，结果总产值比去年增长8.5％，钢产量增长17.86％，钢材产量增长11.71％，成本降低7.2％。
这就说明，用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组织平衡是错误的，只有用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去组织平衡才是正确的。
有人认为，用积极的态度去组织平衡，会使得各方面都紧张起来。
这诚然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落后要赶上先进，先进要更加先进，当然会紧张起来。
让新生事物生长得快一些，让旧有事物灭亡得快一些，当然要紧张起来。
但是，难道我们能够安于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而不迅速加以改变吗？
如果我们不安于落后状态，就必须加紧努力，急起直追。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
从国外状况来说，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它们是不甘心于失败的，它们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我们必须鼓足革命干劲，同它们争时间，比速度，在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赶过它们，充分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
从国内状况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只能说刚才开始，只有再经过几十年时间的刻苦奋斗，当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地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
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多紧张一些，将来就可以少紧张一些；
如果现在不紧张，将来就可能很紧张。
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
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

朝鲜内阁通过决定
永久纪念志愿军伟大业绩
中央和各地分别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欢送委员会
新华社平壤27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今天通过了关于永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决定。
决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重要措施，不仅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新的局面，而且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的祖国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入朝参战，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朝中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团结的新的榜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一起，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无比的英勇精神，保卫朝鲜的自由和独立，并且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光辉贡献。
在战后，志愿军又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建设。
决定强调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朝鲜留下的不朽功勋和光辉的业绩，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的记忆中，将同朝鲜国家的繁荣发展一同永远发射光芒。
决定规定，为永远纪念胜利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而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要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
（二）为了永远纪念在朝鲜战场上建立了英雄功绩而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1958年10月10日以前全部建成在平壤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
（三）在1958年03月15日以前整修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并且采取永久的保护办法；
（四）把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深厚姻缘的黄海北道沙里院市的中央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街；
（五）授予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以“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
（六）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人民经济恢复建设中所建树的高尚功绩为内容，制作艺术影片和纪录影片；
（七）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八周年的1958年10月为朝中友好月，组织和进行各种盛大活动，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
内阁决定还指示在铁路沿线和其他地区，要为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另外，还组成了以郑一龙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央欢送委员会。
各道、市、郡也分别组成欢送委员会。

备耕大检查刻不容缓
看增产措施和跃进指标是否适应？
备耕大检查刻不容缓
湖南省将发动群众辩论使计划落脚生根
浙江省黄岩县火烧“只说不做”的坏作风
本报长沙27日电
记者黄驭白报道：
中共湖南省委在2月24日晚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指示各地结合生产，用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全面检查和讨论一次今年的跃进计划和措施，做好各项备耕工作，以便迅速迎接和组织今年春耕生产的更大高潮。
省委认为：
当前应该首先看到的是，全省农民的政治觉悟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具体到实现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指标和措施上，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是不平衡的。
大部分群众在多次修订生产计划中表现干劲越来越大，但是有一部分群众对大跃进的指标和措施还有疑虑，信心不足。
这种先进的增产指标和措施与群众暂时还不完全相适应的思想状况的矛盾，就是农业战线出现大跃进的新形势以后所带来的主要问题。
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必须用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将今年的跃进指标和措施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讨论。
通过检查讨论，使今年的跃进计划在广大群众中落脚生根，使跃进计划和措施成为激发和鼓励群众前进的物质力量，以便进一步做好各项备耕工作。
为了搞好这次检查和讨论，省委批评了有些干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辩论计划、措施和整个备耕工作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领导思想上的新的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看不见群众的伟大潜力，对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估计不足，企图用行政命令去代替思想发动，这种想法是有害的。
事实证明：
放手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检查计划和措施的结果，是群众的干劲越来越大。
许多地方都反映：
越辩论，越觉得潜力大，越觉得办法多，越觉得大跃进完全可能。
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继续深入下去，搞试验田，抓典型，摸出经验和规律，使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高潮组织得更好。
本报讯
浙江日报消息：
浙江省黄岩县通过检查备耕生产中的跃进措施，火烧只说不做的作风，克服了干部的自满麻痹思想。
现在全县的区与区、乡与乡、社与社、队与队之间，正在进一步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检查增产指标和增产措施，力争今年的春耕准备切实符合大跃进的要求。
不久以前，中共浙江省委和黄岩县委的负责人，一起检查了黄岩县路桥一社、马铺乡石硑社实现1958年增产指标的措施和当前的备耕工作，发现不少合作社增产措施与指标不相适应。
如马铺乡石硑社增产措施虽然比较具体，但是好些增产措施讲的和做的对不起头来。
计划上早稻一季要收八百斤，措施上是推广良种；
但是田里插的牌子上，却有不少早稻仍是“503”品种。
“503”在黄岩是一种落后的早稻种，最好的也只能亩产五百来斤。
因此，早稻一季收七百斤、八百斤、八百五十斤的计划，在种子上就没有准备好。
社主任讲除虫工作已经做了；
经过检查，红花草田里的稻根仍旧没有除，稻根中有些每丛就有二、三个螟虫。
路桥一社去年的产量是一千零八十一斤，今年计划是一千五百五十斤，但是高产队里有低产田，去年早稻施肥有毛病，倒伏很多，他们对倒伏的原因却不知道。
今年增产应从那些方面来努力也不明确。
这两个第1类型社尚且存在这些问题，在全县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着这些情况呢？
在全县区乡干部中开展对比检查以后，原来许多没有想到的问题都摆出来了。
桐屿区、院桥区为实现亩产一千斤，计划每亩要挑一百五十担至二百担的塘泥，但在春节前，每亩平均只有六十担至七十担，不及计划的二分之一。
院桥区委书记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急得晚上通夜不眠，批判了过去的自满情绪和领导工作的一般化作风。
新桥、桐屿等区检查，发现有不少乡、社干部抱着在指标上是这样订，在行动上却是做多少算多少的消极态度。
县委在最近召开的全县区乡干部大会上，对那种自满麻痹思想和只讲不做的思想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在县区乡干部中，开展“火烧一般化领导作风”、“火烧只说不做的作风”，相互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附图片）
上：
甘肃省张掖县先锋农业社的社员们精细整理土地，迎接春耕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左：
浙江省龙泉县罗墩农业社提前准备春耕，畲族社员正忙着往地里送基肥　徐永辉摄（新华社稿）

迅速大量地反映大跃进时代的万千气象
上海文艺界大反暮气和懒气
据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上海文学艺术界正在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向一切束缚创作和演出潜力的落后思想和制度集中猛攻，要求文艺创作和演出能迅速而大量地反映大跃进时代的万千气象，进一步促进生产大发展。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26日一天内贴出了大字报八百多张，作家靳以、峻青、罗荪等都贴了七、八张到十多张。
许多大字报批评作家中存在的暮气和懒气。
有一张大字报批评一位作家：
“身为专业作家，考虑创作不多，反正生活不愁，写作不推就拖”。
另一张大字报批评峻青到上海几年来，从来未进入工厂大门一步。
上海市文化局所属的各个剧院和剧团，26日下午四个多小时内就贴出了四千二百多张大字报。
各单位订出的工作规划，在反浪费反保守巨流中已经不断地被冲破，一次再次地修改。
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所属三个故事片厂，原来计划今年摄制影片二十三部，现在已修改为三十五部，经过群众讨论，认为还可以向三十八部努力。
天马电影制片厂提出每部影片的成本从去年平均二十二万元降低到十五万元，每部影片的生产时间从去年的二百三十天缩短到一百五十天。
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原提出每月创作群众歌曲一百五十个，但是2月已经创作了二百多个，超过了原指标三分之一多。
在高涨的革命干劲下，许多单位的常规被打破了。
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采取日夜两班交叉拍摄，克服摄影棚不够用的困难。
许多剧院的剧本不够，就采取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一起研究创作，大大缩短编剧时间。
上海歌舞团批判了认为演出和创作有矛盾的思想，一面在工厂、农村巡回演出，一面创作，现在已创作新歌二十二首，舞蹈十四个。
他们还打算把今年的演出场数比去年增加十倍，达到一千一百场。
上海文艺界许多人已经订出个人规划，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作家中订出规划的已有五十多人。
许多作家已下厂、下乡、下部队。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根据1957年09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
周扬
在全国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文艺界揭露和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
这场斗争，是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
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可以在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它的征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时起时伏的。
每经一次紧张的斗争，工人阶级就受到一次严重的锻炼和考验。
不管道路多么曲折艰难，斗争的最后结局，总是革命战胜反革命，新事物、新思想战胜旧事物、旧思想。
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此，文艺的发展也不例外。
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反动派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必将压倒一切反动势力的阻挠而取得胜利。
一、大风浪中的考验
最近一两年来国际国内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不平常的事件。
我国在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的大变化。
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放；
广大工农群众欢欣鼓舞。
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却不喜欢这种变化。
他们当中识时务的人们努力使自己适应于这种形势；
他们看到了只有改造自己，他们在新社会中才有光明的前途。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知识界的代表是不甘心这么作的，他们不肯放弃剥削制度和剥削思想，厌恶社会主义新制度而迷恋资本主义旧制度，妄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一切赢得人民欢呼的新事物，他们一件也看不顺眼。
他们觉得一切都
“今不如昔”，就像九斤老太一样，总觉得如今的世道是“一代不如一代”。
他们所一向依附的旧经济基础正在被消灭，而他们又不愿意依附到新的经济基础上来，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但又不能不感到工农群众的力量。
这就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苦闷，精神动荡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乘机向人民进攻的原因。
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能和基础相适应，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国内外的反动派总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
每当共产党内纠正错误、整顿作风、进行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反动派便以为他们进攻的时机到来了。
帝国主义者利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
这个反动浪潮的高峰，就是匈牙利事件。
如何对待匈牙利事件，成了测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革命家的重要标准。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严重关头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和坚定，他们是经得起风险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经不起考验。
他们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政治上动摇了，其中少数的人公开叛变。
这种现象在西方进步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中表现得很突出。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他在叛党声明中诉说“我毕生建立起来的信仰完全粉碎了”。
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叛徒的忏悔口吻。
显然，他粉碎了的只是披在他身上的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真正信仰；
他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思想。
这样的人退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我党中央连续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新问题，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从而澄清了党内外的某些思想上的混乱。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接着发布的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我国知识界的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却从国际反共浪潮得到了鼓舞。
从1956年春季以后，特别是从匈牙利事件以后，他们的心就痒得熬不住了。
他们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政策加以曲解。
本来，我们提倡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将长期地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个方针。
我们认为，垄断、独占，没有竞赛，没有比较，就不可能引导科学艺术走向繁荣，而只会使它们走向衰退。
我们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能够通过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方式在文化艺术上战胜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右派却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否定；
他们十分讨厌思想改造运动。
他们说“严冬”就要“解冻”，“春天”即将来临。
他们的目的并不在开展甚么学术辩论和艺术竞赛，而只是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卷起一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浪潮。
因此，当我党开始进入整风并广泛发动群众提意见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共产党的时机来到了。
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思想文化领域。
他们急于要夺取思想阵地。
他们认为这道防线是比较薄弱，容易突破的。
接着，他们就向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全面的攻击。
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们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右派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并从反面教育了人民。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作革命派，还是作反动派？
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要求抉择的迫切问题。
在民主革命阶段，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谁就是革命派。
现在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要作革命派，就必须反对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动派。
两者之中，必择其一。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对我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比过民主革命这一关更为严重得多的考验。
果然在知识界、文艺界，出了不少的右派，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他们扮演了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活跃的角色。
锺惦棐的“电影的锣鼓”（载1956年12月“文艺报”）是敲得较早的，可以看作右派进攻的一个信号。
这篇文章把解放以来的电影事业的成就一笔抹杀，肆意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在这个期间，修正主义思想开始在文艺界抬起头来。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
他们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应当修改或者放弃。
他们在所谓“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等的口号下，提倡“揭露生活的阴暗面”，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现实主义的新路”。
一时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艺界的风正在向右刮。
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着慌了，想用简单粗暴的压服方法镇压这股歪风。
当然教条主义和压服方法是克服不了修正主义的。
教条主义者害怕鸣放，是由于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
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左”正是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右”。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
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
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
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
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罢。
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
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
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
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
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
两方面都高兴。
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
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右派分子妄想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正如匈牙利的反动派盗用了柯苏特、裴多菲的招牌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武器一样，中国的右派分子在1957年也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煽动一次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的五四运动”。
这时，正像李又然形容的，丁玲的眼睛都因为高兴而发亮了。
冯雪峰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兴奋，他说“洪水冲到了大门口”。
他鼓动一切对党、对人民政权心怀不满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用“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
连一向不大过问世事的陈涌也说：
“大变动的前夜到来了。”
锺惦棐在他后来的检讨中说：
“在我的脑子里经历了一场匈牙利事件。”
这是真实的自白。
所以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是很自然的。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文汇报”的右派密通声息，想借“文汇报”来为他们公开声援，以便达到他们分裂文艺界和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艾青在这一活动中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右派的靠山。
江丰反党集团在中央美术学院和民盟中的右派亲密合作到了“盟党合流”的程度。
这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在工人阶级的事业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不挺身起来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却反而里应外合向党进攻，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呢？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反党活动，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十五年前，正当革命处在极艰苦的年月，全世界面临法西斯的奴役，希特勒的军队侵占了苏联大块国土，延安被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敌后根据地的人民和军队正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丁玲、陈企霞等人在延安和王实味、萧军等坏分子串通一气，在他们主编的报刊上连续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一系列反党文章，从背后向革命射击。
他们的这些文章很快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
与这同时，冯雪峰在国民党统治区支持胡风集团，同样向人民放出了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毒素。
他们在不同地区，却挑选了同一时机，互相呼应，向党进攻，这事正说明了一条历史的规律：
当阶级斗争到了尖锐化的阶段，革命到了转折的关头，总有一批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在大风浪中经不住考验，暴露出他们的原形来。
十五年前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一战扭转了世界的局面。
我党的第1次整风运动奠定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
十五年后的今天，又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以匈牙利事件而达到顶点的反苏反共逆流被击退了。
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表现了空前的团结和强大。
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走到了世界的最前面。
我党又发动了第2次整风运动，而且胜利地击溃了右派的进攻，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两次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我党的两次整风运动中，丁玲等人两次扮演了反党的角色，这决不是偶然的。
这次右派分子在文艺界放火，比十五年前的火头来势更猛，但是今天的革命力量也远非十五年前可比了。
纵火者结果烧着了自己。
丁玲等人的反党面貌被最后地彻底地揭露出来。
经过反右派的大辩论，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
绝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更坚定地站到了社会主义方面。
社会主义热情在文艺界高涨起来。
右派分子只有彻底悔改，重新作人，才有出路；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党和人民愿意帮助他们改造，但主要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
二、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
人们也许要问：
丁玲、冯雪峰都是老党员，老左翼作家，他们怎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呢？
从他们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甚么教训呢？
回顾一下我们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地主或其他剥削阶级的家庭，就教养和世界观来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和民主，也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
那时我们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
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
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
我们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习惯却没有根本改变。
我们有了一个抽象的共产主义的信仰；
但支配我们行动的却仍然常常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
我们和工人农民没有结合，甚至很少接近。
民主革命是我们切身的要求，而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一个理想。
那个时候，我们许多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我们身上长期不能摆脱。
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给予过我们鼓舞的力量。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许多杰出作品经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愤世嫉俗，孤军奋斗和无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曾经热烈地欢迎易卜生，欣赏他那句“世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的名言。
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参加革命的。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无法调和的。
我们不只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在我国也是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身上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对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上，两种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一种人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经过党的教育，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我改造，逐渐成为集体主义的战士。
他们决心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改造自己的思想，决心服从无产阶级集体事业的利益。
他们的思想感情经历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转化。
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常常是在碰了壁，摔了跤之后，才慢慢丢掉的。
丢掉了包袱，人就轻松愉快了。
他们就能够和集体打成一片，同党一条心了。
他们在集体身上找到无穷的力量。
这样，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他们才觉得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应该如此的。
从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
另一种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始终丢不掉个人主义的包袱，纠缠于个人得失，个人恩怨；
即使碰了壁，摔了跤，包袱也还是不肯丢，反而越背越重。
他们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却总想按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我们的革命事业。
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和集体格格不入，同党不是一条心。
他们稍有成就，就居功自满；
而当他们犯了错误，受到了批评的时候，就怨气冲天。
他们经不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到了重要关头，他们不惜背叛工人阶级。
在我们党内，第1类人以及愿意努力去作第1类人的占大多数。
但第2类人也不少。
丁玲、冯雪峰就属于第2类人。
在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我曾经说，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对党忠诚。
丁玲对这句话颇有反感；
她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要提“忠诚”这些话。
丁玲自己心里当然明白。
原来作贼心虚，她怕听“忠诚”二字。
丁玲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
许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
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三十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
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
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
当然，作家可以描绘各种的社会典型；
问题在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采取甚么态度。
显然，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
如果说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么她入党很久以后，特别是在革命根据地生活了几年以后，却写了像“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就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
“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
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记”中，却说作者所描写的这个“灵魂”，是如何如何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
这就看出，他们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
丁玲在1941年写的“在医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她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
这篇小说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
小说把一个有着严重的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陆萍描写为一个新社会的英雄人物，仅仅是因为组织上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有满足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骂为套在脖子上的“铁箍”。
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视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小说把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残酷无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争。
丁玲写道：
“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
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
丁玲这篇小说，正是宣传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理”。
从莎菲开始，在丁玲所描写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她十分欣赏莎菲式的女性。
她对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赞赏决不是偶然的。
她把这种类型的女性当作最可爱的坚强性格加以颂扬。
可以说，多少年来，莎菲女士的灵魂始终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后来她穿上了共产主义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么容易为人们所识别，而她作起坏事来危害也就更大了。
顽强的个人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一遇到严重的考验，就变成极脆弱的人了。
丁玲早在1933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从特务机关的阶下囚一变而为他们的座上客，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是这种脆弱性的表现。
后来丁玲到了延安，隐瞒了这段历史，骗取了党的信任。
1942年，她发表“三八节有感”一类的文章，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表现得十分顽强，这可以说是她叛党行为的继续和发展。
党对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当她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时候，党仍然努力挽救她，鼓励她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党的这种帮助之下写出来的。
全国解放和一本“桑干河上”给丁玲带来了名誉和地位。
她在解放后一两年内多少作了一些工作。
但她的个人主义也随着更加发展了。
她忘记了党对她的批评和教育，变得骄横不可一世。
她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岗位，极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图实现她的称霸文坛的野心。
她和陈企霞、冯雪峰把他们当时主编的“文艺报”变成了独立王国。
1954年党和文艺界检查
“文艺报”工作中的错误，这就大大地触怒了他们。
他们的“王国”是谁也碰不得的。
从此，他们怀恨在心。
他们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愈来愈露骨了。
反革命的胡风也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合作的“实力派”。
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揭发了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当时，他们作了后来自称是“言不由衷”的检讨。
正如陈企霞所自白的，他们心中充满了“疯狂的报复主义”。
到了右派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反党活动就达到了顶点。
这就是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的三个时期，在每个重要历史关头的表现。
现在再从历史上看一看冯雪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发展。
冯雪峰也曾经为革命作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经常发生矛盾。
冯雪峰在他的检讨中用了两句话来概括他和党的关系：
“得意时个人在党之上，失意时个人在党之外。”
他在1936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钦差大臣姿态出现，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以极恶劣的宗派打击，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
这就是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得意”时期干的一件大事。
1937年，他因为党没有满足他个人的地位野心，就自动脱党而去，作了革命的逃兵。
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全国人心振奋，而他却离群索居，郁郁寡欢。
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所谓“失意”生涯。
1943年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并没有变得坚强一些，而是心情更灰暗，更消沉。
他在这一年写出的那本题为“乡风与市风”的杂文集，充满了空虚、寂寞、悲观、绝望的情绪。
他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愚味和麻木，是“奴性的卑贱的苟安”。
他对整个民族丧失了信心。
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块地方并在我国土地上推行奴化教育。
冯雪峰恰在这时提倡民族的“他化力”，主张民族文化的“他民族化”，宣传民族文化“也可以被强奸产生婴儿”（见“他化力”）。
在这本书里，他还放肆地宣传了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宣传了封建阶级的“士为知己者死”和个人野心家的哲学。
说什么“死之专一”而且只限于“知己者”，就是“除了表现对于所依存势力的忠诚之外，更是尊重着对于自己的独立意志的忠诚了”。
而他说，这“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胜利”。
他还说什么“英雄们的野心，也正是有志的士人所要拥抱的那些正气之另一面的表现；
同时，英雄们的野心一接触到人生的功利，实在是使德行赋有了新的生命”（见“谈士节兼论周作人”）。
这是说的甚么话呢？
毋怪乎全国解放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人大大发展了个人野心，向青年们大大宣传“士为知己者死”，原来早就有了他们反动的哲学根据的。
冯雪峰在1944年、1945年写的“有进无退”这本论文集里，宣传个人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歌颂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在许多地方，和胡风的口吻一模一样。
我们知道，胡风是提倡疯狂性、痉挛性的。
冯雪峰也说今天的时代和社会，“要求着疯子以上的大疯狂者，要求着强者以上的强者，要求着大疯狂者的肉搏，要求着最强者的反抗”（见“发疯”）。
当1945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时候，由于美国阴谋家和纳粹匪徒的纵火，柏林一些地方变成了一片火海，冯雪峰不但不斥责敌人的暴行，却去赞美那“史诗般”的火狱，“史诗般”的恐怖。
他把苏军解放希特勒德国的胜利说成是“真的恐怖的鞭子”；
把解放了的柏林说成是“人类的恐怖之城”。
这流露了他对于革命的恐惧和疯狂的心理。
这哪里有一点点共产主义者的味道呢？
冯雪峰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友爱”的文章。
这时他从敌人的集中营刚刚出来不久，但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表现一点对于阶级敌人的仇恨，却反而强调宣传什么“广大的人类的友爱”，说这是人的唯一的“根本的要求”，这已经很使人难以理解了。
更加奇怪的是，他特别强调对朋友的“友爱”和“忠诚”，他说即使对一个想要叛党投敌的朋友，“假如不先对朋友或同志下劝告和阻止，却只将他的企图当作情报似的东西向社会或团体告发，这对于社会或团体也许可说是忠诚的，但对于朋友或同志却是居心险恶，近于可怕”。
显然在他的头脑里，只有私人友情的利益，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
事实上，我们从冯雪峰前前后后的言行，只看到他对资产阶级的忠诚，却没有看到他对无产阶级的忠诚；
只看到他对自己、对自己的好朋友胡风、丁玲等人的友爱和忠诚，却没有看到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我在这里较多地引证了冯雪峰在1943—45年这个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为的是好让大家看看在那乌云罩满全世界的年月，这位“共产主义者”的真实思想和情绪。
1949年全国解放，冯雪峰不但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感到沮丧，如他自己所说，有一种像“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这就并不奇怪了。
他用阴暗的眼光看革命的胜利，看一切新的事物。
阴暗正是冯雪峰这一类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冯雪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处处感到抵触和厌恶。
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又越来越暴躁。
而当右派进攻的时候，他的压抑很久的反党情绪就暴发出来。
他和丁玲等人的反党结合，也就完全暴露。
丁玲、冯雪峰虽然有二三十年的党龄，但从他们的世界观和长期的言行看来，他们实际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贵族，是党
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
他们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十分脆弱，在革命内部却经常兴风作浪。
他们拒绝按照党和革命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反而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我们的社会，而首先就要改造人民的文艺事业。
许多同志正确地批评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对待文艺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究竟是把文学事业看成整个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呢，还是把它当作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呢？
究竟是用前一种态度，即共产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还是用后一种态度，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呢？
我们希望每个作家都写出好书，而且不止一本。
没有作品，还有什么文学事业呢？
但一本书主义却是损害我们的文学事业的，而且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也决不可能产生出好作品。
“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做满足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以为写了一本书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东西，高踞于人民之上。
“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
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在文艺界，这种人并不少：
写了一本书，画了一幅画，拍了一部电影，有了一点名气就目空一切。
个人的名望愈大，党和人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愈小。
他们的思想感情离人民就愈远。
他们觉得人民沾了他们的光，欠了他们的债。
他们忘记了荣誉是人民给他们的。
贪图名利和骄傲自满，就成为不少文艺工作者生活上和政治上堕落的重要原因。
“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贵，好像作品只是依靠个人的天才创作出来的。
他们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创作，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想像的。
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创造历史的人们，才是不朽的。
书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真实地纪录和描绘了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说出了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而已。
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
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
没有人民之德、之功，又那里有什么“言”可立呢？
如果不能做人民的代言人，你的“言”又如何立得住呢？
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骄傲。
一个作家，如果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赚稿费，为了想一举成名，如果写出一两本小书就沾沾自喜，骄傲起来，这样的作家就未免太可怜，太渺小了。
这样的作家就决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至于写出了一两本书就用来当作反党的资本，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
但是野心家们为了拉拢青年作为供他们驱使的工具，竟不惜利用青年的弱点，利用他们的缺少经验和好胜心来向他们灌输骄傲的思想，引导他们走上反动的道路。
丁玲、陈企霞等人就是这样腐蚀青年的。
这应该引为我们的教训。
许多同志正确指出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
胡风是一个混进革命文学队伍中来的反革命分子。
他巧妙地隐瞒了他的反动政治经历，骗取了信任，摇身一变而为“左翼”作家，从革命文学内部来进行瓦解破坏的活动。
而冯雪峰则始终支持胡风，并且在文艺思想上和胡风唱一个调子。
早在1936年冯雪峰就反对向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为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意义是“机械论的老调”。
他和胡风一样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采取蔑视和嘲笑的态度。
他们拒绝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
他们口中的所谓“大众化”，实际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去“化大众”；
他们从来不提作家应当如何努力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却反复宣传作家应当用甚么“主观战斗力”，实际就是用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拥抱”现实，“改造”人民。
他们一向轻视文艺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
冯雪峰把作家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追求责骂为小市民性的“市侩主义”。
当1945年我党在重庆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冯雪峰仍然站在胡风一边。
他公开地为胡风辩护，反对党的文艺方针。
全国解放后，党和文艺界委托冯雪峰以主编“文艺报”的重任。
这时他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但实际上还是反对的。
他曾力图使“文艺报”成为宣传他们一伙人的文艺思想和扩大他们个人威信的地盘。
他在1953年为第2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文学报告草稿，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对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全盘加以抹杀。
他的报告没有被采用。
正在那时，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党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克服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指出对于文艺上的新生力量应当积极加以扶植；
对自己的成就不要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
要相信我们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品。
党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冯雪峰等人却不听这些意见，还是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的看法。
他们在“文艺报”这个独立王国一意孤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投降，对新生力量加以压制和轻视。
党和文艺界不得不出来纠正“文艺报”的错误，并且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部。
这是全国解放以后，冯雪峰在文艺路线上和党的第1次明显的分歧。
冯雪峰当时虽然公开做了一个检讨，但他和他那一伙人始终把“文艺报”的改组，看作党对他们的打击，而心怀不满。
他们总是企图翻案，以便卷土重来。
大鸣大放期间，“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挚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阴谋篡改“文艺报”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谋由冯雪峰挂帅创办所谓同人刊物；
他们声言“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要通过刊物“打开一个新局面”。
可见右派分子利用刊物来闯天下的企图，是始终不肯放弃的。
丁玲、陈企霞、江丰还计划在原定1957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公开制造文艺界大分裂的局面。
反右派斗争才使他们的阴谋全部归于破产。
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
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
这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和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长期对抗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要过社会主义的关是不容易的。
他们勉强地过了民主革命的关，但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他们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就和社会主义无法调和了。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和党、和人民也并不是一条心。
但是那时候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和党的矛盾还可以暂时缓和或掩盖。
等到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革命锋芒所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资产阶级思想的其他种种表现都在扫荡之列，这时他们发现革命所反对的正是在他们身上浓厚存在的东西。
他们如果不肯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场，就必然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社会主义制度愈巩固，他们的个人主义就愈没有容身之地。
他们和党、和人民的关系就必然要达到破裂的地步。
吴祖光说组织力量愈庞大，个人的力量愈缩小。
这句话当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抹杀个人的力量，而只是使个人的力量在同集体的力量相结合中得到正确的、充分的发挥。
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个性是和集体相协调的个性，而不是和集体相对抗的个性。
个人的才能、智慧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
但是如果把他所说的“个人”改成“个人主义”，倒是恰当的。
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缩小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
现在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
国内资产阶级还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却是无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虽然已经没落和腐烂，但对于许多人还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此，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思想工作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
三、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不同，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上是存在着根本分歧的。
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
文艺为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真实地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而又为群众所理解和喜爱，提高群众的思想情感，鼓舞群众建设新生活的信心。
这种文艺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
另一条路线是：
文艺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服务，而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满足个人名利欲望和迎合少数人的趣味，不是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而是沮丧群众的战斗意志。
这种文艺对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这就是右派分子所主张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文艺观历来是互相斗争的；
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劳动人民的文学，它吸引了一切为社会主义伟大目标所鼓舞、愿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家加入了这个文学的队伍，同时也不断地遭受了资产阶级文学贵族们的种种攻击、诽谤和嘲笑。
二十多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经一面抗击反动统治者的血腥的迫害，一面同各种各色反动阶级的文学代理人进行尖锐的斗争。
我们粉碎了封建买办文学和法西斯文学，我们驳倒了新月派、第3种人等资产阶级文学派别的谰言。
当时，正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了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
没有任何一个反动的文学派别、文学集团能够和它相抗衡。
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又批判了“武训传”的反动倾向，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文艺思想，全面地批判了胡适思想。
资产阶级是不会放弃或停止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进攻的。
在这次国际国内的反共逆流中，社会主义文艺又遭到了一次新的攻击。
修正主义者出来大显身手。
他们一般地并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文艺。
他们反对的方法比较巧妙。
他们片面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借此把社会主义文艺涂上一脸污泥。
我国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拾取了外国资产阶级反动作家的唾余，对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加以诋毁。
冯雪峰说苏联文学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还赶不上旧俄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编辑会议上的讲话）。
刘绍棠也鹦鹉学舌地说苏联文学在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说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十五年来也退化了（在北京市宣传会议上的发言）。
吴祖光认为解放以来的文艺工作比任何时候都糟。
冯雪峰说我们的文艺作品
“真实性非常低”（第2次文代会报告草稿）。
吴祖光把我们今天的文艺和社会都看成一片虚伪。
他说在我们的文艺中看不到“真心话”，看不到“心里想说的话”（“谈后台”）。
为什么作家不能说“心里想说的话”呢？
据说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
所以秦兆阳说作家们“一举一动，总是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不敢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最严正最尖锐的题材”，而只能写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见“日常谈话录”，笔名鉴余）。
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
很明显，他们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应当怎样来估计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呢？
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
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
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争当作作品的主题。
真正的劳动者，那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地主、贵族、商人、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人物占据了过去作品的绝大篇幅。
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主义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不合理的现象。
为劳动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方针。
它以无限的热情肯定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
它描写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新的道德和风习，描写了那些逐步摆脱了旧社会影响的新的人物、新的性格以及他们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斗争。
从来没有一种文学能够像社会主义文学那样有力地肯定生活，肯定现实，那样坚定地相信人类，相信未来，相信人民的无穷的创造力。
从来没有一种文学在思想上和情感上能够像今天的文学这样彻底地解放，有这样乐观的精神，雄伟的气魄，远大的理想。
我们的文学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教育的武器，受到了人民的最广泛的支持和热爱。
现在一本较好的作品要发行十几万册或几十万册，一部较好的电影，观众达到几千万人次。
这是过去的文学艺术事业根本不能比拟的。
人民成了文艺的积极的主人；
他们关心文艺，把文艺事业当作自己的伟大的创造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家不再是站在人民之上或人民之外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分子，他们把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人民写作，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
这样的文学，难道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先进最崇高的文学吗？
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作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内的某些修正主义者，利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大肆叫嚣，说苏联文学已经“停滞”，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明苏联文学“退化”了，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少数人“捏造”的口号，实际上这种文学是不存在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反对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且根本否定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是“过时”的方法，而醉心于时髦的现代主义及其它各种颓废主义的倾向。
他们的这种叫嚣丝毫无损于苏联文学的光辉，而适足以暴露他们反动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偏见。
苏联的文学艺术用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读者；
它推动了一批一批的人走向革命，教育了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
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是旧时代所梦想不到的。
有些过去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自己的作家。
还有甚么一种文学能对人类做出这样巨大的贡献呢？
还有甚么一种文学能有这样广大的群众基础呢？
对于这种文学，谁能抹煞它的价值呢？
无可否认，苏联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的开拓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类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的文学，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最正确的创作原则，把苏联的作品当作自己的榜样。
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当然不应教条式地、机械地照搬，而应按照本国的具体实际，独立地、有分析地加以吸取。
社会主义文学只能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它必须批判地继承民族的传统，具有民族的风格。
我们从来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由于我们的文学是和最先进的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它在短短的期间就有了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发展。
右派分子说现在作品少了，戏也少了，一切都今不如昔。
是的，那种为地主贵族、为资产阶级老爷所需要的文艺不但是少了，而且会完全淘汰。
至于为劳动人民所需要的文艺，却不是少了，而是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多。
这是除了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谁都看得见的事实。
我们的新文艺正在逐步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
现在工农出身和实际工作干部出身的作家正在不断地涌现。
从各兄弟民族中间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家。
工农群众的业余文学创作越来越多了。
农村剧团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个，农民业余创作的剧本数以万计。
右派分子当然看不起群众的创作，但是我们却从这个空前的普及规模上看到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未来。
我们一贯重视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重视劳动群众的业余创作的大量发展。
文艺的群众路线保证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达到普遍的繁荣和高涨。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文艺事业已有的成绩，因为它离人民所希望和要求于它的还很远。
无可讳言，我们今天好的作品还太少，今天的作家中还很少有人能够赶上并且超过我们的一些伟大的先辈。
许多作家还缺乏对于社会和时代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的能力。
这是不足为奇的。
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成熟，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久的过程。
社会主义文学还是比较年青的文学。
苏联文学从高尔基1907年发表“母亲”算起，到现在不过五十年出头一点。
我国新文学运动从“五四”到现在还不满四十年；
严格地说，我国文学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为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开始的，到现在才有十五年多一点。
这比之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和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学，时间就短得多了。
怎么能拿衡量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的尺度来要求几十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
但是当我们的作家透彻地理解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劳动群众真正打成了一片，并且充分地掌握了优秀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当文学有了巩固的新的群众基础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能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结晶化的程度上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
对这一点，我们从来是充满信心；
我们每天都在为这个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
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
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
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
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必须继承过去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我们的作家必须向先辈学习。
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既然叫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它就只能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此，它必须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否则，就会像“宣言”中所批评的那些所谓“真正社会主义”的诗人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名曰“社会主义”的，而实际是资产阶级的。
我们重视传统，但决不是像锺惦棐所说退回到过去的时代去。
我们必须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来继承和发展传统。
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们，而不应当再向人们灌输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思想。
冯雪峰劝告“诗刊”的编者，要他们把这个刊物办成十九世纪的或二十一世纪的，而不要办成二十世纪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叫我们的诗人脱离今天的实际，脱离当前人民的斗争；
就是叫我们只继承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衣钵，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不要宣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
修正主义者十分厌恶文学艺术表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力图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和过去一切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原则的区别。
秦兆阳就是如此，他说：
“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有“绝对的”界线的，但是模糊界限，就是模糊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否认事物的本质的区别。
秦兆阳的这些话，无非是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意义。
实质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
我们应当怎样来看文艺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呢？
毫无疑问，文艺必须真实，不真实的文学艺术是没有价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
问题是：
什么是真实？
作家、艺术家是站在什么立场和抱着什么目的来描写真实？
首先，应当说，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最真实的文学艺术。
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从来不害怕揭示生活的真实状况。
只有剥削阶级，为了蒙蔽劳动人民的眼睛，才需要掩盖现实的真象。
正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在劳动和斗争中改造世界，同时又改造自己的雄伟过程，描写了推动社会前进的阶级斗争和新旧斗争的复杂现象。
这种文学艺术打动了新时代的千百万群众的心灵。
世界上还有甚么文学艺术比这更真实的呢？
大家知道，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就体现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则体现为新旧斗争。
毛泽东同志又特别指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必须严格区别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一种是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民如何同他们的压迫者、剥削者作英勇卓绝的斗争这一方面绘下了悲壮的震撼人心的画卷。
但要表现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之后如何正确地处理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如何摆脱长期旧社会遗留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如何正确地解决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如何让先进克服落后，并带动落后的人一同前进，这就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面前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创作上的任务和一连串新的问题，需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来解决。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纠缠。
教条主义者看不见或者不愿意承认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必然会走到文学艺术上的无冲突论，这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故意模糊或掩盖人民同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而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被领导者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当作旧时代的被压迫的人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来看待，把本来是人民之间的是非问题，夸大成为敌我的问题，这就是更错误，而且更危险得多了。
他们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缺点，揭发生活中的阴暗面。
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实”的，而“歌颂光明面”的作品就都是“粉饰现实”的，“不真实的”。
他们的所谓真实是那种消极的、落后的、停滞的、死亡着的东西，他们不能或者不愿意看到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流的一切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沸腾着的、前进着的东西，不能或者不愿意用革命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的真实，否认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他们主张作家自然主义地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去搜罗缺点，寻找黑暗，然后把它们加以放大，一件一件地陈列出来，让人民看了丧气，敌人见了鼓掌，引起人们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失望和怀疑。
这就是他们提倡的所谓“写真实”，他们所鼓吹的甚么“大胆干预生活”的真正目的。
提倡作家、艺术家暴露人民的“黑暗”这种理论并没有甚么新颖之处。
早在十五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是这种理论的首创者，萧军、罗烽等人从而附和之，借口“太阳里面也有黑点”，假借所谓“鲁迅笔法”，鼓动作家用当年鲁迅对付敌人的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攻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作品，就是这种主张的实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这种反动思想以严厉的批判。
不料近一两年来，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在我国提倡写黑暗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一时的风气。
刘宾雁就是在这种空气下成了名人。
他们正是王实味传统的一脉相承。
显然，他们并不是想要认真地来解决如何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及正确地批评生活中的落后现象这个问题，而是借此夸大人民内部的矛盾，颠倒是非，混淆敌我，企图把文学艺术引到反人民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缺点和阴暗面呢？
当然是存在的。
缺点和阴暗面，不但现在有，将来也永远有，否则历史就不会继续前进了。
历史永远是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前进的，永远是在克服缺点和阴暗面的过程中前进的，旧的缺点克服了，新的缺点又会产生。
在我国的目前时期，剥削制度基本上消灭了，但是，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还是顽强地存留着；
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还没有提到更高的程度；
人民为着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还须忍受和克服种种的难以想像的困难；
官僚主义和各种脱离群众、违反群众利益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
我们当然不需要去掩盖这些生活中的消极的阴暗面。
但是，必须看到，正是生活中的新的、积极的、先进的事物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
六亿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有了社会主义的觉悟，有了高度的纪律精神，这就是排山倒海旋转乾坤的力量。
真正爱国的爱人民的作家、艺术家，谁能不为此而感动而鼓舞呢？
只有那些在精神上和没落阶级相联系的作家、艺术家才不愿看见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伟大变化，不愿承认新事物的强大的生命力，对着蓬勃发展的新的现实，他们所感到的，只是黑暗和缺点。
有阴暗心理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阴暗的，对于他们，阴暗就是唯一的真实。
他们害怕看到光明，社会主义的逼人的光芒，他们看了是很不舒服的。
这完全是他们的阶级本能的反映。
他们总是面向过去，留恋过去，把在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心理面貌当作一成不变的真实，他们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新时代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的根本变化。
文学应当深刻地挖掘人的灵魂，不应当把人的心理简单化。
但是时代变了，人物的性格和关系也变了，文学怎么可以照老样子去描写呢？
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高度纪律性的人们在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了，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
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不相信在这新时代中，人的思想深处可以没有个人主义，英雄可以临难不惧，内心没有丝毫动摇。
他们不相信这一切。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处乌鸦一般黑”，这就是他们的哲学。
如果作品中写了新生活、新性格的真实，他们就认为是不真实的，“理想化的”。
新事物分明在生活中已成为大量存在，但他们却还是视而不见，仍然一心去寻找旧事物；
而当新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时，那就更不值他们的一盼了。
我们批评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由于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时代的英雄的现实没有能够作出有力的深刻的反映。
它们把生活简单化了。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却是相反，他们不满意的正是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新生活，而他们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的。
他们说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群众就是“教条主义”的，这就可见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甚么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是新生活的本身，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
刘绍棠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作家不应当从“动”的观点而应当从“静”的观点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这正是表现了他惧怕社会主义变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
我们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还不只是在于他们故意地不适当地夸大我们生活中的缺点和阴暗面，而更在于他们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常常把生活中正面的积极的事物当作坏现象，而把反面的消极的事物当作好东西。
在他们看来，农业合作化是坏事情，应该反对，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好的，值得同情；
思想改造是不好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是好的；
个人服从集体是不好的，发展个人主义是好的；
遵守纪律是不好的，自由主义是好的。
在他们看来，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的人，是“衰退”的或者“庸碌”的人，而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的人，是有“朝气”有“才能”的。
人们的立场不同，嗅觉视觉也跟着不同了。
丁玲的“在医院中”和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就是两个最突出的标本，作者完全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而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当作英雄来加以歌颂。
可见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提倡暴露黑暗，只是暴露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黑暗，而并不是暴露地主和资本家的黑暗。
他们嘲笑和反对表现新英雄人物，原来也只是反对表现新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人物，而对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们却永远也歌颂不完。
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暴露黑暗的。
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文学就应当既歌颂光明又揭露黑暗，就应当描写光明和黑暗的斗争。
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
凡是足以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的现象，都应当加以批评和揭露。
官僚主义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
我们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我们是反对无冲突论的。
问题是从什么立场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评。
我们的作家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真正分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
不要有闻必录甚至幸灾乐祸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读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
我们的作品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错误，当然也可以描写失败和牺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我们对于现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我们的文学永远是乐观的。
我们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在关于写黑暗的问题上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无论是外国的法斯特，或是我国的冯雪峰，都把艺术的真实性和政治的正确性对立起来，似乎一个作家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就不可能在艺术上保持真实了。
法斯特叛党以后就宣布他今后再“不能按照‘正确’的来写作”。
他要求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权利。
冯雪峰也劝告作家不要首先考虑政治上正确或错误的问题。
主张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秦兆阳说得更巧妙些。
他说要作家脑子里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愿望，那“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使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
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按照秦兆阳的意思，“客观真实”和作家的“社会主义精神”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所谓“客观真实”才“绝对地”值得重视，甚么“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顶多只是“相对地”值得重视罢了，在他看来，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妨碍作品的真实性的，不是别的东西，原来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精神。
他憎恶、讨厌这个社会主义精神。
要没有这个“固定的、抽象的主观上的东西”，该多好呵！
那时作家就可以讲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就可以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题材”了！
当然，作家应当而且只能写“自己感到最激动的题材”。
但使你最激动的是什么呢？
为甚么群众中大量新的社会主义的事物引不起你丝毫的兴趣，而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集体中的遭遇却使你兴奋得终夜失眠呢？
作家应当真诚坦率，把自己的思想用最明确最不含糊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作家是决不隐蔽自己的观点的。
但在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看来，一个作家如果讲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话，那就不是讲的“真心话”，反之，如果讲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话，那倒是“真心话”了。
他们自己又不敢直捷了当地讲出这种“真心话”来，因此讲话就只好含糊其词，一举一动，总是“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了，这真是那些怀有鬼胎的人们的真实心理的写照。
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创作自由的问题呢？
在我国，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享有充分自由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这种自由的重要保证。
我们的国家为文艺及其他各种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
根据宪法，国家只对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加以限制或禁止，因为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不容许的。
而右派分子所盼望的，却正是出版这类作品的自由。
我们要求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要求文学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上等人”服务。
对于资产阶级的作家、对于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他们不能自由地鼓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不能自由地写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了，因为这样的作品会受到群众的指责和反对。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的作家，对于愿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家来说，这不是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恰恰是扩大他们的自由。
正是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崇高目的，使我们的作家能够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束缚，和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取得无限丰富的创作源泉。
这是创作上的真正的自由。
作家感到不自由，正是由于受到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束缚，正是由于他不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他只能表现自己或自己周围的少数人，因而他的自由是很小的。
作家只有和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才能有真正的广大的自由。
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自由。
冯雪峰曾经责备我们不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对作家实行了“思想上的管制”，说我们要求作家为当前的革命任务而写作，是制造“奉命文学”。
他忘记了伟大的鲁迅就是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他是以遵先驱者之命而创作作为自己的光荣的。
当然，我们不应当把为政治服务狭隘地解释为要求作家去宣传党和国家当前的每个具体的、个别的和只有暂时的局部的意义的政策，更不应当要求作家按照政策的条文写作。
如果那样要求，是会有害于创作的，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人爱看，人们将说，我们与其看这种作品，还不如看报纸的社论了。
人民所要求于文学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
人民要求从文学中看到社会主义生活的广阔和丰富的画面，从那里面学会怎样认识和对待新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求例如怎样调整物价、怎样预防传染病之类的答案。
但是，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创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文艺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当前人民的斗争，摆脱党的领导。
他们一心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党的领导当然会使他们感到“不自由”。
因此他们总是用种种的口实和理由来攻击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有些作家感到不自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发表出来以后，常常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文字的和口头的，群众中来的和领导上来的，使他们感到有一股很大的精神的压力。
压力总是不好受的。
但我们也要加以分析。
不讲道理的、粗暴的批评，对创作是有害的。
这种压力应当反对。
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评，包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某些作家认为这也是压力。
但这种“压力”，我们是不应当反对的。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
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评判。
而无论是赞扬或者指摘都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
我们需要健全的社会舆论，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评的勇气。
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重视别人的意见，欢迎批评。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03月间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上说：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大家都应当努力做这样的唯物主义者。
至于在作品的取材上，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作家应当有完全的自由。
我们提倡写工农兵，决不是排斥作家按照不同的经验、特长和兴趣写各种其他的题材。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只能从每个作家具体创作实践的结果中体现出来的，而不能主观地强求。
在艺术风格上，我们鼓励多样性和个人独创性。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在文艺思想上的主要分歧。
可以看出，这个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
修正主义者力图使文艺脱离革命的政治。
教条主义者简单地认为只要有政治，就有艺术。
他们忽视艺术创作的特点和技巧的重要。
他们的公式是政治即艺术，实际就是取消艺术，这当然是错误的。
修正主义者的公式则是艺术即政治，这是使政治服从艺术，实际就是使革命的政治服从于掩盖在艺术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
教条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可以包括而且可以代替创作方法，他们以全体代替部分，有导致作家离开现实主义道路的危险。
修正主义者则相反地认为创作方法可以包括甚至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是以部分代替全体，其目的就是诱导作家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确的公式，应当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教条主义者虽然和修正主义者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但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
他们总是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或者等同的。
马克思主义者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统一；
把“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创作的奋斗目标；
以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而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衡量一切作品，这才是正确的。
我国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曾经经历了它的幼稚的阶段，犯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及其它各种错误，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才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完全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
教条主义的错误，需要继续加以克服。
但目前更危险的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它的特点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否定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崇高使命，否定在阶级社会中文艺的阶级性，否定或歪曲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定作家的思想改造，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作用。
二十多年来，我们和胡风、王实味争的是这个问题，和冯雪峰争的也是这个问题。
冯雪峰和胡风的思想是一脉相通，代表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他们自己吹嘘代表什么现实主义正统，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正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线。）
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得了势，就会把我们的文艺事业引到资产阶级的方向上去，就会使文艺队伍陷于分裂。
所以，我们必须在继续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反对修正主义上。
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前进，队伍才能团结。
我们揭露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反党活动，就是排除了文艺队伍的宗派分裂的危险因素，保障了我们的文艺队伍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前进。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顺利发展扫清了道路。
我们必须巩固这个斗争的胜利。
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生产建设的高潮中。
我们要争取在文学艺术事业上也来一个大跃进。
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变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
劳动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精神财富。
工农群众对文化的迫切要求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各种业余文化艺术活动正在大量地、蓬勃地开展。
我们的文艺如果要达到一个新的跃进，就必须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作品要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早就号召作家“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现在全国成千成万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下乡上山，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
文艺工作者也正在大批地下乡、下厂，建立自己生活的根据地，准备长期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
作家在劳动中，斗争中和工农群众长期结合，已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
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很好地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个人才能和群众智慧的结合。
我们的社会十分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人才能，因为只有高度发挥个人独创性，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
但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个人才能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个人才能如果脱离了群众智慧的基础，那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决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发展前途。
只有真正与工农群众结合，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才会永不枯竭。
工人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顽强地学习。
人民不需要空头的文学家、艺术家。
我们既要“红”，又要“专”，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要掌握高度的创作技巧。
只有当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技巧上都达到成熟的程度，我们才能够有一支真正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学习，别无捷径。
我们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国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伟大遗产和传统学习。
我们不只要在书本上学习，而主要地是在斗争中，实践中，在互相竞赛和辩论中学习。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在创作上和理论上都有高度的勇气，敢于打破成规，大胆创造，敢于革新，敢于幻想，敢于批评。
我们要把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当作无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不能离开勤俭建国单搞勤俭持家
全国妇联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妇联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
据新华社26日讯
全国妇联最近发出关于今年0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的通报，要求各级妇联组织在完成1958年各项工作时，必须端正认识，全面正确地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
通报在肯定和总结了自全国第3次妇代大会以来，宣传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的成绩和经验之后指出，1958年全国妇联和各级妇联组织必须围绕工农业生产高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鼓足革命干劲，争取妇女工作得到跃进的发展，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第3次全国妇代大会关于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决议，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以便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最大的力量。
通报指出，全国妇联和各级妇联在1958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继续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动员和帮助妇女学习，提高技术，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争取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力宣传计划生育；
教育妇女积极参加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妇联组织本身深入整风，认真地改进作风，整顿组织，提高干部的觉悟。
通报说，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是开展妇女工作的关键。
但是，最近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的时候，有的地方有些片面的理解。
通报指出，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都是为了迅速发展生产，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积极目的。
全国广大妇女，既从事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又是操持家务的主妇，即使广大的家庭妇女，也要从家庭中支援生产建设。
因此，对全体妇女来讲，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应当全面贯彻执行，无论建国或持家，勤和俭都应当并重。
勤可以发展生产，创造财富，增加收入；
俭可以减少浪费，增加积累。
两者相互结合，即可建好国也可持好家。
而辛勤劳动又是最根本的方面。
只俭不勤，就是无源之水，不能增加财富；
只勤不俭，不能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也不能进一步改善生活。
所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既根据全国人民当前的总任务出发，又根据妇女的特点出发，它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妇女运动的根本方针，它包括妇女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一面，又包括搞好家务劳动和各种家庭副业生产的一面；
包括辛勤劳动，又包括厉行节约。
它是全面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
因此，绝不能片面理解为过去是动员妇女搞生产，现在是动员妇女单纯搞家务。
通报说，把勤俭的精神贯串到家庭中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全面领导妇女工作来说，如果孤立地只搞勤俭持家，甚至脱离勤俭建国，脱离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向，不仅使领导思想容易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忽略对动员组织广大妇女直接参加集体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
而且发展下去，还可能使群众对勤俭持家的目的模糊起来，甚至导致只顾个人兴家致富，忽视集体生产和社会劳动，不认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及生活改善，必须是建筑在集体富裕的基础上，这样对发展生产也就不能起促进的作用。
通报谈到在宣传贯彻勤俭持家的方针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通报说，贯彻勤俭持家，是要把勤俭的精神贯串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这样一个局面：
既要勤劳节俭，又要生活得好；
既要服从国家供应计划，又要心情舒畅；
既要有计划开支，又要有家庭个人的自由。
这既符合国家的利益，能够促进国家建设的发展，又为家庭利益所必需，能有助于家庭生活改善，增进家庭的和睦幸福。
通报说，提倡这样一个局面，不是要群众降低生活水平过苦日子，恰恰是引导人民合理的消费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
要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必须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由群众自己去掌握。
必须认识安排家庭生活是群众自己的事，指导群众正确的、合理的消费，只能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诱导，不能用行政命令或代替包办。
要使群众真正懂得勤俭持家是利国、利社、利家的好事，乐于执行，逐步变成习惯，逐步形成社会风气。
通报指出，个别地区不加分别的向群众提出过分的要求和个别地区的干部代替群众订家庭计划，搞检查，并以此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的作法是不妥当的。
通报说，这样做，容易形成干涉群众生活，使群众误认为勤俭持家就是过苦日子。
这都与群众自觉自愿地心情舒畅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精神相违背，因此不能真正达到促进生产发展的目的，这是应当注意改正的。
但是，通报说，强调群众自觉自愿，不等于不要领导；
反对向群众提过火的口号和统一的指标，不等于不向群众提要求；
反对干部代替包办订计划、搞检查，不等于不引导群众有计划地安排家庭生活。
相反，向群众提出适宜的口号和要求，激发群众积极性，使之有奋斗目标，这是十分需要的。
通报说，节约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长远方针，要引导群众自觉自愿地制订一些增产节约计划（不必要求家家公开）。
在组织群众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引导群众自动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对于铺张浪费的行为，如婚丧喜庆大办酒席和因迷信而大肆浪费以及赌博等恶习，应当积极发动群众批判和劝阻，以造成社会舆论。
通报强调说，当前虽然客观形势对妇女工作极为有利，但各地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妇联干部如何跟上形势的发展，更加深入群众，学会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一步打开局面，做好工作，还须作更大努力。

国际形势大变化　祖国建设大跃进
解放台湾的日子越来越近
台盟总部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十一周年
据新华社27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和北京市支部，今天下午联合举行了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十一周年纪念会。
到会的在京台湾同胞一致痛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企图永远霸占台湾的阴谋。
所有发言的人都充满信心地相信台湾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胞。
纪念会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主持。
李纯青说，慈祥的母亲不会丢掉她的孩子，强大的祖国不会放弃她的领土和人民。
台湾人民的祖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离开了她，台湾的前途就是殖民地，台湾人民的命运就是外国的奴隶。
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定要破产。
因为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起来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就是解放台湾的大跃进。
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对我们解放台湾有利。
我们深信台湾解放的日子已经愈来愈近。
李纯青还驳斥美帝国主义散布的所谓“托管台湾”、“公民投票”、“台湾自治”等谬论。
政协全国委员谢南光在会上叙述了一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历史后指出，日本首相岸信介参预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敌视中国的行为，已经引起日本人民的反对。
谢南光同时指出：
具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界人士，要防止被美国出卖，只有掉转头来参加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运动，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第2条出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田富达（高山族）在会上说，台湾二十万高山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杨春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研究员陈文彬、北京中医医院院长魏正明等和从日本归国的台湾籍华侨多人。
参加纪念会的在京台湾同胞有一百多人。

学好了保卫祖国的本领　返回到建设祖国的岗位
首批义务兵服役期满退伍还乡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的第1批义务兵，服役三年已经期满，现正陆续告别部队，退伍回到生产战线，并依法编入预备役。
这批义务兵是我国兵役法颁布前根据1954年11月国务院决定，按义务兵制原则试行征集补充人民解放军的兵员。
退伍义务兵在离开部队前，各部队普遍地举行了欢送大会，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都勉励他们回乡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模范地遵守政府法令，按时参加预备役训练，在农业生产战线上争取新的光荣。
在启程还乡的时候，各部队都由部队首长率领军官和士兵代表，敲锣打鼓地把他们欢送到车站。
为了使退伍义务兵归途中顺利，各部队还派出了先遣队，协同地方有关部门在沿途适当地点设立了饮食站和交通站，并抽调了一部分军官，送他们返回原籍。
在离队前夕，退伍义务兵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和留队的战友们互相赠送了像片、日记本等纪念品，并在日记本上互相签名、题辞留念。
很多人还互订了竞赛条件，相约在各自的岗位上争取新的成绩。
很多部队的退伍义务兵都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展开了保证在离队前“作好最后一件事”，“站好最后一班岗”、“执行好最后一次勤务”的活动。
他们还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接班的新战友。
在移交自己使用的武器时，他们都把武器擦拭得干干净净，许多人还在枪炮上写下了惜别的诗句。
某部士兵陈金良写道：
“我拿起心爱的枪，月光下把它擦亮。
明天我就要走了，去建设美丽的农庄。
愿接受这支枪的同志，射击成绩优秀，保卫祖国的决心坚强。”
受过四次奖励的彝族战士韦海思，在离开连队的时候，特地跑到大炮跟前向炮告别，他说：
“国家一旦需要我，我会像鸟儿一样，从家乡贵州再飞到你的跟前。”
退伍义务兵们还在许多欢送大会上表示：
回乡后一定像在部队里一样鼓足干劲，在生产战线上做出新的成绩，争取做劳动模范。
三年来，这批义务兵在党的领导下，在部队各级指挥员和老战士的教育、帮助下，他们不但胜利地执行了边防、海防、空防和内卫等战斗勤务，而且圆满地完成了正规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计划。
许多义务兵还出色地完成了修建营房、国防工程和铁路工程等艰巨任务。
在执行这些任务和严格的正规训练中，他们都显著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并且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
其中许多人都已成为部队贯彻执行各种任务的基层骨干，获得了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并被接收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如南京部队退伍的义务兵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90％；
获得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称号的占60％。
他们退伍以后，对于加强民兵组织和预备役建设，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10条的规定，这批义务兵中有一部分军士，虽然服现役期已满，但根据军队的需要和他们本人的自愿，仍然留在部队超期服现役。
被批准超期服现役的军士们，都认为这是极大的光荣，他们决心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继续保卫国防、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山西用革命精神大胆修改规划
十年粮产指标　提前五年达到
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1书记联席会议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
新华社太原电
中共山西省委最近召开地、市、县委第1书记联席会议，修订了农业发展指标，并且突出地提出了农村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有个大跃进，以迅速改变全省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鼓励跃进，反对保守，是这次会议贯彻始终的精神。
会议检查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粮食生产情况，公布了各市、县的粮、棉、油料生产五年升降分类比较表，同时总结了各类地区生产跃进的典型经验，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批判保守思想，展开思想辩论，使到会的人普遍认识到：
解决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的问题，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第1步，就是决心改变保守落后的领导方法，以革命的气魄领导合作化大生产。
许多人反映会议开的很好，说是“思想解决会”，“作风跃进会”，大大增强了跃进的决心和信心。
会议在研究增产指标和增产措施的时候，进一步贯彻鼓励跃进反对保守的精神，最后决定把原订计划作革命的大胆的修改，提出振奋人心的口号；
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争取十年“过长江”。
要求1962年全省粮食作物每亩平均达到四百斤，1967年达到六百斤，争取大部分地区达到八百斤。
今年是实现五年和十年计划的重要年头，要求全省粮食总产量突破百亿斤大关，单位面积产量突破二百斤，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突破六十斤。
争取出现十几个粮食每亩达到四百斤、棉花达到一百斤的县、市和大批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四百斤到一千斤的农业社。
计划养猪五百万口，大牲畜增加十五万头到二十万头，羊增加一百万只。
计划造林四百万亩，突击种植一亿三千万株核桃树，争取出现大批县、市、乡、社一年四旁绿化，并且要求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农业社生产和收入超过当地合作化前富裕中农的水平。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跃进指标，会议除决定加速进行农业基本建设，要求水利、水土保持、坡地变梯田等主要增产措施，都要“三年突击，两年扫尾，五年基本完成”，今年突击抓水利、肥料和普遍推广农业技术经验，必须作出显著成绩。
会议认为改变山西省农业落后面貌的决定环节在于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提高农村工作的领导水平。
因此，会议特别强调要根据新的形势，继续反对保守思想，改变孤立领导农业，忽视从全面出发加强各部门协作的作法。
改变只注意重点，忽视全盘工作的作法，反对对重点地区和农业社只表扬不批评的作法，反对继续作空头政治家和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提倡加强农村政治思想领导，书记钻研生产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力争尽快变成又红又专的领导者。
会议还推广平顺县委走出机关巡回农村办公的经验，并且提倡采取干部“试验田”和评比、参观、展览等新的领导方法。

彭德怀电贺民主德国建军节
新华社2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26日打电报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多夫上将，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建军节。
电文如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威利·斯多夫上将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建军节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您及兄弟般的国家人民军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全体德国人民为争取恢复德国民族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的坚强堡垒。
祝国家人民军全体官兵在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02月26日

没有中美司法协助的协议我国就不能给予司法协助
史良就美国一法院请求我国司法部给鲍惠尔案司法协助问题表明我国的立场
新华社27日讯
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的辩护律师威林已经在今天离开北京回美国。
威林自今年01月06日来中国后，已同声援鲍惠尔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副主席唐明照和其他委员进行了接触，就如何促成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司法协助协议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且通过唐明照间接了解了为鲍惠尔案进行辩护的一些材料。
中国司法部部长史良曾应威林的请求接见了他。
史良向威林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中美两国司法协助问题的立场。
她在谈话中指出，去年0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区法院曾请求我国司法部就鲍惠尔案给予司法协助。
这一请求是可以考虑的，如果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达成司法协助的协议的话。
但是当我国代表王炳南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上提出中美两国就司法协助问题进行商谈时，美国竟无理拒绝。
史良说，只有在达成这种协议后，中国方面才能给予司法协助。
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如果美国方面真的有诚意请求中国给予司法协助，就不应该拒绝同中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谈。
威林在访问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期间，唐明照介绍他会见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调查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调查团团长李德全，著名科学家白希清、陈世骧、刘崇乐、辛钧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翁文灏、卫立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宗教界领袖吴耀宗、赵紫宸、丁光训、黎照寰等，新华社负责工作人员普金，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冀朝鼎、陈麟瑞、陈邦真、杜公洲等四十多人。
这些会见者都向威林表示，鲍惠尔等在“密勒氏评论报”中所报道的关于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进行细菌战、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伤、亡、俘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等情况，是完全真实可依的。
他们表示，假如中美两国间有了司法协助的协议，他们都愿意为鲍惠尔作证并且提供充分的证据；
他们这次所以不能提供作证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中美间现在还没有关于司法协助的协议。
在威林离开北京返国的前夕，声援鲍惠尔委员会的委员们向他再一次表示，他们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声援鲍惠尔而努力。

纪念二·二八起义十一周年
李纯青
每年今天——2月28日，我们特别
怀念在苦难中的台湾父老兄弟。
我们的心常常越过千山万水，越过台湾海峡，回到了台湾。
在中国大陆已经全部解放的今天，只有台湾还在美国武力侵占之下，这个现实，不能不使人心情沉重。
但是今年今天，我们的心情不同了，我们另有一种兴奋和乐观的心情。
为什么我们高兴呢？
因为我们亲见台湾人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像飞一样地前进，而且是以巨人的姿态在前进着。
中国已经超额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能够年产钢铁五百多万吨，煤炭一亿二千余万吨。
而今年，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六亿人民一齐鼓起革命干劲，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向前跃进中。
我国的目标是：
要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中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跃进，也就是向解放台湾的前途跃进。
美国霸占台湾是凭借帝国主义的武力。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凭武力，不讲道义，而能不遭到最后失败的。
台湾人民看见过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
人们都可以看到，战后的国际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上升，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下降。
美国的实力地位一年不如一年了。
就以原子武器来说吧。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独占原子武器的秘密，以此向别国进行威胁和讹诈。
四年以后，1949年苏联就宣布有原子武器；
再四年即1953年，苏联声明试验氢弹成功；
又四年，即在去年，苏联试验洲际导弹成功，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时候，美国在最新武器和重要科学技术方面一齐落后了。
如果说1950年美国霸占台湾当时，它还有什么原子优势的话，那么在今天导弹时代，美国已经处于劣势了。
美国不仅在实力地位方面衰退，最近一年来，国内经济危机也日益恶化，经济力量也在衰退中。
今天形势已经是：
社会主义力量胜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依靠武力霸占台湾是不可长久了。
虽然如此，国内外形势都有利于台湾的解放，但像所有历史上的侵略者那样，美国侵略者绝不甘于自动退出台湾。
1950年美国曾企图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方面来扼杀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三年的流血战争，又经过了复杂尖锐的外交斗争，美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都告失败了。
美国知道在战场上和外交桌上中国不可欺，于是就阴谋制造
“两个中国”，为永久侵占台湾谋取合法的地位。
为了这一阴谋的实现，美国已经准备了几年的舆论，去年10月，在新德里召开的第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美国坚持邀请蒋介石集团代表参加，这是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一次最露骨的表演。
所谓“两个中国”也并非仅有一种形式，除掉保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为“中华民国政府”以外，还有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制造“台湾共和国”等等荒谬主张。
去年12月美国参议员莫尔斯在东京就主张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今年01月，华盛顿权威人士说：
美国可能复活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计划。
不论美国用什么形式，“两个中国”的实质内容都是要使台湾脱离祖国，让它永远侵占台湾，让台湾人民永远做美国的奴隶。
我们都要坚决反对。
用不着说，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台湾人民，绝不会做外国的奴隶。
台湾人民决不能容许自己的生身之地给外国做侵略祖国的立脚点。
如果美国不健忘，应该记得不到一年前的事。
1957年05月24日，台北爆发的反美示威，捣毁了美国大使馆，撕碎了美国星条旗，台湾人民已经以行动说了话，对美国表示了态度，难道还需要什么“公民投票”吗？
如果把台北反美示威和十一年前二·二八起义联起来看，那么，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就是：
反对美国！
反对蒋介石集团！
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就是：
要求美国侵略势力立即从台湾撤出。
蒋介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也不能代表台湾和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不容许在他们的家园建立一个什么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国家。
没有人比台湾人更清楚：
祖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离开了它，台湾的前途只能是殖民地；
没有祖国，台湾人的命运就是奴隶。
积数十年的经验，台湾人民深知欲解放自己，必须依靠祖国。
台湾人民要求回归祖国，就像孩子要求回到母亲身边那样，没有人能够阻挡。
如果有人对台湾人说，你们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人一定会以为你是疯子。
如果有人说台湾地位未定，那就是骂台湾人是无国之民。
这是对台湾人民的诽谤，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无视中国人民尊严的恶意诽谤。
任何人都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民族。
台湾人民当然也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民族。
但是却有人硬要指鹿为马，说台湾居民不是汉族。
是的，像大陆其它省份有少数民族一样，台湾也有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即高山族同胞。
但是台湾居民的绝大多数，占95％以上，都是汉族的儿女，都是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汉族儿女。
为了要分裂台湾，诬说台湾汉族居民不是汉族，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这不但是侮辱活着的人，而且是侮辱我们的祖宗。
对于这种侮辱，我们不能忍受。
因为台湾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即使经过日本统治五十年，风俗习惯以至意识形态并无改变，和大陆上的汉族居民完全一样。
台湾人民认为，台湾省应该和大陆各省一样，没有什么特殊。
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有少数民族才需要自治；
在台湾，除高山地区以外，是不需要自治的。
因此，所谓台湾自治是没有根据的，是别有用心的。
这种主张也是为“两个中国”制造论据，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
总而言之，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的的种种谬论，无一不是强奸台湾人民意志的谬论，无一不是和台湾人民利益势不两立的阴谋诡计。
台湾人民对于这些谬论和阴谋，誓必反对到底。
不管帝国主义者有多少阴谋，台湾人民心里明白。
摆在他们面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在美蒋统治下的今日台湾，他们看到的是：
台中久旱不雨，农民被债务压弯了腰。
台北米价飞涨，流浪在街头的失业者以跳入淡水河为最后的归宿。
美国军舰在台南海面撞沉了渔船，国民党军官携带卡宾枪在中坜扫射汽车公司的职员。
法官自杀，新闻记者坐牢。
而官场中是一片纸醉金迷，贪污舞弊，伪台中县政府职员每人平均每年上报四百九十天的出差费。
从基隆到鹅銮鼻，到处都是这样一片令人发指的惨象。
而在祖国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
水上高原，稻田飞上山。
在冰天雪地里，灯火漫山遍野，夜晚当白天，日日夜夜有一亿农民在兴修水利。
今年平均每隔四十六小时就要建设完成一座新的大工厂或大矿山。
所有害虫害鸟都遭到史无前例的大歼灭。
在共产党领导下，这里是无利不兴，无弊不除，全国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而在每一个新建高楼的脚手架上，每一个新装的锅炉上，常常可以看见大幅标语写着：
“为解放台湾而奋斗！”
台湾人民有这样前所未有的祖国及其六亿兄弟，请问，这样的祖国能够让自己的领土永远沦为殖民地吗？
这样的中国人民能够让自己的同胞永远沦为外国的奴隶吗？
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
好几代的台湾人民都曾北望中原，盼望祖国强盛起来。
现在终于盼到了。
虽然他们还只能够隔海而望，他们已经看见强大的祖国正在向台湾走来，脚步声已经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了。
不管解放台湾的路程远近，我们总有一天要达到那个终点。
台湾同胞总有一天要脱离美蒋反动统治的黑暗世界，回到亲爱的母亲——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在纪念二·二八起义十一周年的今天，我们号召：
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好儿女，应该和祖国同胞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鼓起革命干劲，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跃进再跃进，大大地跃进！
我们在这里，在祖国，所作的每一个努力，每一滴力量，都将汇归成为解放台湾的力量。
我们号召：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员起来，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盟的一般整风。
国家在跃进。
世界在前进。
时代在前进。
团体和个人也应该前进，不前进则将落后，将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
台盟盟员应该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应该来个思想大跃进。
我们有责任，把台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为建设祖国和解放台湾而服务。

美国侵略者在台湾
文：
丁固　插图：
华君武
“专家”如此专横
据台湾报纸透露，美国“专家”已伸展到台湾国民党的各个主要经济部门，操纵了一切经济大权。
蒋介石集团的财政预算要征得美国“专家”同意，台湾的所谓“经济建设计划”也要由美国“专家”审查批准。
不久以前，台湾中部用“美援”建筑了一所中学校舍，因为厨房和厕所不合美国标准，前来视察的美国“专家”竟怒骂这个学校的师生是“蠢猪”，并且胁迫赔偿建筑校舍的工程费。
台湾当局最近召开了一次“林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蒋介石集团主管林业的少数官员以外，其余都是美国的“林业专家”。
消息说，美国“专家”在会上以“喧宾夺主的姿态”，一定要台湾当局接受他们的“建议”，逼迫蒋介石集团的官员“放弃了其应当表示的意见或主张”，使这些官员内心都有“一股闷气”。
台湾报纸说，在台湾的美国“专家”“不过以三、四流脚色充数”，却“居然高视阔步，以权威自命，颐指气使，忘其所以”；
台湾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美国“专家”都抱着“厌恶”和“愤恨”的态度。
美军生财有道
台北中山北路农安街，有一家规模宏大、设备新颖的“六三”洗衣店。
老板名叫菲尔德，他是一个美军少校，也是前美国第7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女婿。
菲尔德的洗衣店既做美军的生意，也做台湾居民的生意。
在通常情况下，这家洗衣店每月的营业额是三千至三千五百美元，但它从没有向台湾当局缴纳过营业税；
而且洗衣店的全部房产都是霸占居民的，也从没有缴纳过房租和地租。
在台湾开店既能如此发财，因而连菲尔德的岳父、前美国海军上将柯克也动了心。
他以殷格斯公司台湾造船厂董事的身分，在台湾经营造船业。
他不仅要挟台湾当局贷给这个公司八百万至九百万美元，而且在这个公司正式营业以后，三年不向台湾当局缴纳所得税。
台湾报纸说，美军官兵在台湾大做生意，台湾的有些商人专替美军顾问团人员出售从美国运来的“私货”。
因此，有的台湾老百姓说，在台湾的美军是享有特权的“奸商”。
美军横冲直撞
春节前，台湾好几个地区大拜拜（神会）时，美国兵丧心病狂地乘吉普车四处乱闯，酒瓶朝人乱丢，时常下车强拉女人跳“牛仔”舞，或者狂叫不已。
在基隆美军驻区附近的居民，每逢美军发饷的一两天，都闭门不出，怕招来灾难。
由台北市区通美军住宅区的公路上，经常发生有人被美军汽车撞倒或撞死的惨事，现在台湾当局已把这条公路划归美军专用。
（新华社讯）（附图片）

落户
（下放干部生活速写）
从供销社里，
买来了新农具：
铁锹一把，
担子一副。
我们在这里落户。
江苏高邮马棚乡永幸社新社员王里

一把金钥匙
湖南省在新春又开始了一件新的工作——逐步使全省山区的小河道为人民作出大贡献。
这样作可以一箭三雕：
灌溉农田，改善交通，发展工业。
过去，人们谈到利用水利资源，每每忽视了小河道。
这是因为人们只看到它的短处：
河流短，水力小，位置分散。
但是，湖南省的同志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问题：
小河道虽短，但终年有水，大可利用；
位置分散，正好利用来联系广大的山区。
基于这种认识，一反过去不加领导的态度而为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综合利用。
于是一向不大为人注意的小小河道，现在，成了打开开发山区、繁荣山区、建设山区的金钥匙。
南方有许多山区自然条件和湖南大同小异，如果都能学习湖南的办法，把千千万万小河道综合利用起来，那作用真是不可估计。

北京市农业劳模大会提出宏伟目标
今年实现农业纲要棉粮增产指标
据新华社26日讯
争取在今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棉增产指标，是今天闭幕的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在讨论“北京市郊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奋斗纲要”中提出的目标。
这个大会是23日开幕的，参加会的有两千多名农业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和区、乡、社干部。
这个大会还保证今年首都所需要的蔬菜充分自给和猪肉的基本自给（包括首都生猪生产基地通县专区在内）；
郊区农民口粮、食油和牲畜饲草、饲料自给；
全面实现农田水利化；
基本上消灭一切荒山、荒地，完成绿化首都的任务。
这个大会充满了革命干劲。
各区、乡、社的代表纷纷在会场上贴出了互相展开竞赛的大字报和决心书、保证书。
每个区、乡、社都提出了他们的先进增产指标和具体措施，一些去年已经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的农业社，都提出了过“长江”的保证，有的还要争取成为“千斤社”。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要求各级党委要作到书记动手，全党全民动员，春夏秋冬，紧张到底，所有农业社要作到十好十比，就是要整好地，选好种，施好肥，浇好水，播好种，保好苗，除好草，防治好病虫害，收获好，交售（交公粮、售粮）、分配、保管好；
十比就是要比思想，比干劲，比指标，比措施，比行动，比领导，比方法，比出勤率，比成本，比产量。
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在会上把奖旗、奖章和奖品发给三百三十五名模范单位的代表和三百五十名劳动模范和模范干部。
在大会结束以前，中共北京市委第1书记彭真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号召大家把整风坚持到底，彻底打掉官气、暮气、阔气、娇气、骄气，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争取提前实现四十条纲要。
他还要大家立即抓紧准备排水灌溉机械，以备防旱，争取今年的大丰收。
全市少先队员向大会献一个有八台拖拉机的红领巾拖拉机站，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
（附图片）
计划今年达到“四、五、八”粮食指标的县（市）数
舒适绘

“变淮北为江南”
安徽省淮北宿县桃山农业社1954年把三百多亩粒米不收的老鳖窝改种水稻成功后，稻田面积年年扩大。
今年改种稻田的面积将由1957年的二千余亩扩大到四千七百五十余亩。
下图是桃山社的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扩大种稻的灌溉水源。
左图：
“日出之前一方土，日落之后又一方”这个生动的口号鼓舞着大家的干劲。
淮北濉溪县一个工地上的人们在日落时还不收工。
　新华社记者　齐观山摄

少花钱多办事　不花钱也办事
吉林一百个农场今年要有盈余
新华社长春26日电
吉林省一百个国营农场经过勤俭办场的大辩论，决定贯彻少花钱多办事或不花钱也办事的原则，今年做到不但不赔钱，而且要盈余一百四十四万元。
各农场首先决定把非生产开支减缩到10％以下。
除工业产品外，筐篓和小农具一般由职工自己动手做。
今后新建畜舍，一律修成简朴的牛马棚、猪羊圈和鸡鸭架，造价每平方公尺降到十元以下。
职工宿舍普遍采用自建公助办法，开支要比过去减少80％。
各农场还以革命精神紧缩机构，推行适合农业特点的各种组织劳动制度。
各农场脱产管理人员将大大精简，使脱产管理人员从占总人数12％减到1.5％—2％。
各场一律取消科、室机构，成立在场长领导下的综合办公室，掌管日常事务。
在作息时间上，改变不问忙闲、遇假日就休息的习惯，提出和农民一样“起早贪黑”的口号，实行农忙不休息的办法，保证完成生产任务。
各农场从2月起推行包产、包成本、包利润的“三包”制度，实行新的付给劳动报酬办法，即每月预付60％—80％的工资，其余在年末结算时再付，如果完成计划或超额完成计划时，便可得到全部工资或获得超额奖励。
推行“三包”制度后，劳动效率已普遍提高，长春畜牧农场出勤率上升到100％，刨粪、送粪、纺麻绳等六项作业各超过劳动定额50％—100％。
在春节期间，全省一百个农场普遍实行轮流休息，歇人不歇车，突击送粪。
在反浪费、反保守、勤俭办场的基础上，各农场重新修订了粮食生产指标。
今年就有二十五个农场每垧产粮指标达六千斤。
争取再有三年，全省各农场每垧产粮从1957年的二千一百四十四斤提高到六千斤（每亩四百斤），保证五年计划三年完成。

打好跃进的第1仗
田喜盈
今年各地区和各个农业合作社所制订的生产计划，多是大幅度增产的跃进计划。
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首先要保证夏收作物大丰收。
河北省最近提出“鏖战三个月，打响第1炮，力争夏季作物大丰收！”
的战斗口号，这不仅对河北省有重大意义，对全国也有重大意义。
我们知道，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在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没有夏季丰收，光靠秋季丰收，要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是不可能的。
反过来，如果夏季作物大丰收，加上秋季作物的丰收，就能保证完成全年计划。
即使秋季遇到一些灾害，日子也比较好过。
这是说的北方。
在南方各省来说，夏收作物也不可轻视。
南方小麦产量虽然比北方小，但是商品率大。
如果小麦大量增产，就能使国家获得较多的商品粮，同时也能使农民增加收入。
夏收作物中的油菜，主要是南方各省生产的，这一项对于保证国家油料生产计划的完成更有重要意义。
所以，夏收在南方各地虽然被称为“小春”或“小季”，但是决不应当小看它。
今年夏收作物的生产，具有空前有利的条件，就是水和肥料大大增加了。
春旱和缺肥历来是争取夏收作物丰收的最大障碍。
现在很多地区这种障碍基本上不存在了。
我们应该利用这样的大好条件，积极扩大春季灌溉面积，更多地给庄稼追肥，并且加强其他培育措施，以保证夏收作物的大丰收。
要打好这第1仗，不能没有坚强的指挥。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致胜的主动权掌握到手里，抓紧时机，采取措施，组织力量，积极行动，把田间管理做得十分周详，精益求精。
河北省从省到专区，正在以负责干部为首组织大批干部分赴各地检查，要求做到乡乡走到、社社检查、分类排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先进、鼓励先进、推广先进经验，这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规模巨大的加强麦田管理的群众性运动，即将在河北省的广大地区出现。
今年各地农村工作干部和乡、社干部都在准备种试验田，现在是大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客观形势要求农村工作同志们赶快到农业社里去，到生产队里去，首先把夏收作物的试验田划定，并且认真地培育起来。
只要各地能普遍通过种试验田切实改进了生产领导，争取夏收作物大丰收这一仗是能够打胜的。

曙光农场从亏损到盈余
丁履枢
黑龙江国营曙光农场，1956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盲目花钱，生产成本增高，全年共亏损七十八万多元。
人民日报在1957年03月发表“降低国营农场生产成本”的社论，曾对这个农场提出了批评。
1957年，曙光农场接受党报批评，发动全场职工全面地检查了1956年的工作，坚决贯彻勤俭办场的方针，以致在和前年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获得了二十二万多元的利润。
曙光农场贯彻勤俭办场方针是从制定精打细算的计划着手，大力削减各项费用。
场部首先总起来算大帐，算收入，算支出，把收入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着重压缩成本，特别是削减间接生产费用，使成本从计划上降低下来。
再据此确定每个生产队的计划控制指标。
然后，场长亲自率领农业、机务、会计、供应等部门的负责人，深入到第2生产队，具体地协助算细帐，制定计划。
他们通过查田定产按地块确定产量后，集中力量压低成本。
首先算技术措施。
开始时产生了单纯为降低成本不注意保证增产的偏向。
例如怕成本高就不想使用粪肥了。
纠正这一偏向后，在技术措施上压低的成本是：
（1）改单独作业为复式作业，普遍减少了一遍耙地；
（2）采取晒种和种子处理，把种子发芽率由85％提高到90％。
其次是算物资消耗。
发动职工本着利用旧家底过穷日子的精神，一项一项地细算，把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接着彻底清查家底，除根据算细帐制定的计划满足需要外，多余物资一律冻结。
再次是算农机具修理费，按每台拖拉机、每台农具，一台一台的细算，分别定下来。
最后总起来算单位面积成本和粮食每斤成本，反复的算，直到成本低于场部指标为止。
领导干部在第2生产队摸好试点之后，然后分头深入各生产队，同样协助算细帐制定计划。
这样算细帐，在降低成本上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物资消耗和费用支出上，大大降低下来。
例如各生产队算细帐以前提出的物资供应计划中，要求购买麻袋一万条，经过算细帐清查家底后，各个生产队的麻袋不但不缺，反而交回场部一千多条。
春耕期间本来要求供应零星生产工具费一万九千元，算细帐后减为五千元。
农机具修理费用也比原计划减少三万多元。
通过这种方法制定的计划，使单位面积成本比1956年降低了47％。
为了发动群众加强农场经营管理，该场在算细帐制定计划的基础上，实行了财务包干制度。
场部把成本支出总额和各项生产费用，分开大项目，明确地定出来，分别包给生产队，要求只准降低，不准超过。
生产队里为了依靠职工贯彻包干制度，把土地划分成若干个专责区，按制定计划时讨论确定的每块地的产量和用工、用物标准，分别包给各个小组，按小组实行包产、包工、包物和固定专区（固定土地）的“三包一固定”的专责制度。
把生产工具（低值易耗品）分别交给小组自行管理，属于个人使用的交给个人保管，属于小组公用的，组内指定专人管理。
对于每块地每项作业用工多少，都明确地定出来，由小组掌握，不准超过。
这就使经营管理上具有了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场部则按业务系统严格控制各项支出。
属于技术措施方面，计划外的必须报经农业技师审查、会计室同意，并经场长批准，方准进行。
由于职工们一致努力节约，物质消耗大大减少。
例如前年麦收时苫粮食全部是四元多一领的席子，去年全部是职工们自己割草编的草帘子；
前年各项物资丢失损坏难以数计，去年则根本没有损失，因而使低值易耗品的摊消费用由十一万二千多元，降低为二万五千多元。
机具修理方面，由机务工程师统一控制，根据每台机车完成的工作量，发给带金额的修理券，因而修理费用由四万七千多元降低为一万九千多元。
这个农场还加强了基层核算工作，这在减少停工、窝工，提高劳动效率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1957年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下来了。
小麦每公顷成本由1956年的二百五十八元降低为一百六十元，大豆由二百十三元降低为一百四十三元。
总起来按单位面积成本计算比1956年降低了五十三万九千多元，比计划降低了九万三千多元。
曙光农场的事实，生动地说明，认真贯彻勤俭办场方针，是办好农场的根本关键。
这个农场从严重亏损变为生产有利润，是十分鲜明的对比！
曙光农场在经营管理上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他们还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管理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7％），以及非生产支出中编余人员工资和干部培养费过多等。
以上二项如能加以改进，就可以降低成本十万元以上。
另外，畜牧生产搞得不好，赔了八万二千多元。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农场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巨大的潜力。

河北省领导部门发出进军号召
苦战03月力争夏季大丰收
要求各级党委第1书记带头打响第1炮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报道：
河北大部地区秋麦即将返青，部分早熟作物正在播种。
河北省领导部门认为必须抓紧时机，立即造成一个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力争夏季丰收的高潮。
2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共同发出指示，要求全民紧张动员起来，把一切农活安排好，把所有劳力组织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鏖战三个月，打响第1炮，力争实现夏收粮食八十亿斤，争取一百亿斤的计划。
1958年河北省农业生产计划最后修订为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五十亿斤，并且争取超过。
实现了这个计划，河北省就可以基本上改变缺粮面貌，实现粮食自给。
为了实现这个光荣艰巨的增产计划，首先要求今年夏收作物面积扩大到四千五百万亩以上，总产量达到八十亿斤，争取一百亿斤。
实现了这个计划，对于进一步地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为实现全年生产计划奠定下巩固的物质基础。
指示说，打响全年生产大跃进的第1炮，必须广泛地培养大面积丰产田。
通过丰产田的先进示范作用进一步带动一般田的普遍增产。
小麦丰产田应当进一步扩大，连同其他早熟作物丰产田扩大到二千万亩，平均亩产三百二十斤。
实现了这个计划，加上一般增产的二千五百万亩，不仅八十亿斤的产量可以确保，而且一百亿斤的争取指标也有可能实现。
指示说，在力争夏季作物大丰收的斗争中，对于全面加强田间管理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几项关键措施，按照生产需要一直贯彻到丰收实现。
第1，秋麦返青前抓紧时机进行轧麦、耙麦，作好麦田保墒和补苗工作。
第2，去秋缺雨，冬季少雪，今年春麦底墒更差，因而及时灌水就更成为力争丰收的一项主要措施。
各地对现有的和继续发展的水利设施要尽先用于灌溉夏收作物，必须及早作好提水工具的安装和灌溉沟渠的整理，保证浇水及时。
第3，要求春播早熟作物，大量施足底肥，以促进根系发育，健壮生长；
并对所有夏收作物都能普遍施上追肥。
第4，为保证春播作物的苗壮苗旺，在增肥增水的情况下，必须早锄多锄，作好松土除草保墒，利于作物根系发育，并作好春播早熟作物的拌种浸种防病防虫工作，特别地下虫害严重和历年易生麦红蜘蛛的地区尤须加强事先的预防和及时的检查除治工作，保证不因虫害减产。
指示说，夏收作物较多的地区，这第1炮要求由各级党委第1书记带头打，夏收作物较少的地区也要由一位书记或政府负责同志专责领导。
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将组织检查组，由书记、省长率领分赴各地检查推动以麦田管理和春耕生产为中心的生产高潮。

灌溉农田·改善交通·发展工业
综合利用山区小河一举三得
本报讯
湖南省领导部门正计划“综合利用山区小河水利资源，推动山区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湖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经派出由交通部门、航运部门、水利部门、森林工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三个工作组，春节后分别到汝城、平江、永顺三个山区县，对三条小河道进行全面勘测和设计，使小河经过综合治理，既能灌溉农田，通行船只和木排，又能装置水轮机或小型发电站，发展小型地方工业。
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计划在这三条小河道上取得综合治理、综合利用的经验后，便逐步在全省山区推广。
湖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所以这样重视山区小河道的综合利用，是根据湖南山区雨量充沛，山上草木茂盛，小河流多是常年流水的特点提出的。
据初步调查，全省分布在山区的小河道有一千条以上。
这些河道经过整治和综合利用，就可收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效益。
第1，从发展山区交通来说，修河是最经济的，开辟一公里的小河航道，一般的比修建一公里公路的投资要便宜十分之九以上。
木帆船的运费，也比汽车运费低廉近一半。
如果四通八达的山区小河道都能通行木帆船，即可节省大量劳动力。
第2，从农田灌溉来说，因为山区河流的坡度比较大，在小河道的上游节节筑坝、造闸，开辟渠道，可以引水灌田。
这不仅有利于山区，并有利于下游，因为滞洪蓄水的作用，将降低下游洪水与枯水的水位差，使小河道清水长流。
第3，从发展地方工业来说，这些小河道经过整治后，都可以在沿河的堤坝上，装置利用水力的机械（如碾米、打纸浆、锯木等），为地方工业提供廉价的动力，并使农业社也有可能办一些农副产品的加工厂。
如果全省的小河道都能这样的综合利用，从多方面发挥效益，毫无疑问，将对发展山区经济起到很大的作用。
湖南农民对这些小河也曾利用过。
如在河边安装筒车、水碾、水碓、水磨等，但过去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限制下，效益很小。
解放以后，航运、森林工业、水利等部门也都花过不少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开辟航道，筑坝蓄水等工程，但由于当时缺乏统一领导，全面规划，这些工程主要对一个部门发生作用，还不能从多方面发挥它的效益。
最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黔阳专区，已经有了一些综合治理综合利用小河道水利资源的典型事例，这对于湖南山区工作干部是很大的鼓舞。
吉首县用民办公助的办法，整治并综合利用了一条千年死水——丹青河。
这条河在吉首境内长五十五公里，上下游的水位差达五十四公尺。
从去年09月间开始测量设计，由于沿河群众积极参加，只花三个月就整治好了。
现在，这条小河上建立了四座简易船闸，常年可以通行载重三吨到五吨的帆船（只此一项，每年就可节省二万多个靠肩挑背负来运输的劳动力）；
建立了十七座巨型筒车，一年四季可以提水灌田；
安装了水碾十三部，可以作为碾米、榨油的动力。
吉首县领导机关还计划逐步在沿河建立榨油厂、酿酒厂、粮食和饲料加工厂、农具修配厂等小型地方工业，将来这些工厂都可用小型水电站和水轮机作动力。
会同县广平河也作了同样的综合治理和利用。
不久前中共湖南省委召开的农业生产会议上，许多山区的县委书记在讨论生产大跃进的时候，一致认为省委提出的整治和综合利用山区的小河道，对于促进和发展山区生产、交通有巨大的作用。
并认为现在已经具备了综合治理、综合利用山区小河道水利资源的条件，因此，湖南省领导部门决定作出全面规划，并先在试点进行工作，取得经验后即在全省推行。

陕西农村珍闻
沙漠里的鱼湖
陕北神木县境内的“红碱淖海子”，经去年勘察，发现盛产淡水鱼类。
每遇大风吹来，常有几斤重的大鱼随风跃上岸来。
当地人民谈，湖内有几百斤重的鲤鱼，并且产量很大。
“湖边野鸭很多，每年在野鸭产蛋期间，只要沿着湖边走不远就可以拣回一大筐野鸭蛋，蛋味鲜美。
现在，陕西省水产部门已经规划开发这个湖的鱼产。
可织布的野葛麻
葛麻是遍生于陕南平利县荒山老坝和路旁河边的一种野生植物。
它的纤维可以织布，织成的葛布结实耐用，色地浅黄，不用印染就很漂亮。
据初步调查，平利县每年产葛麻约两千五百万斤，可制成一百五十万斤纤维，相当于三十万亩棉田所产棉花。
平利县在最近将兴建一座葛麻纺织工厂。
虫糖
陕北靖边张家畔、柳桂湾一带农村利用一种虫子的分泌物来熬糖。
当地人把这种糖叫作虫糖。
虫糖的滋味、色泽和普通红糖一样。
这种分泌糖液的小昆虫寄居在柳树上，称为油汗虫，约有扁豆大小，呈黑红色，每年7、8月最多，栖息在柳树枝上，不走动。
在它下边的枝叶上这时候就有一种白色的粘状分泌物，农民们称为油汗屎，这便是熬糖的原料。
在虫子最多的树下，这种粘状物往往流到地面上，凝聚成厚厚的一层。
　（新华社）

卖身投靠　英韬

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日益孤立
军区司令和群众团体纷纷拥护政府措施
北苏拉威西的第2个重要城市宣告光复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叛乱分子所采取的措施，继续受到一些军区司令和群众团体的拥护；
叛乱地区军民反对叛乱集团的斗争正在发展中。
中爪哇的第4军区司令和东爪哇的第5军区司令最近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央政府对叛乱分子所采取的措施。
马鲁古—西伊里安防区代理司令南罗希少校最近也发布命令，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和陆军参谋长的领导。
南罗希还命令他的防区内的邮局、航空公司和其他企业同北苏拉威西叛乱分子盘踞的万鸦老断绝联系。
在马鲁古群岛中的安汶岛上，六十五个工人、青年和学生等团体的成员共两万人在25日举行了示威游行，宣誓支持中央政府对叛乱分子所采取的措施，要求中央政府消灭中苏门答腊的所谓“革命政府”和各地的非法的“委员会”，并且要求马鲁古地方当局取缔在东印度尼西亚反对中央政府的非法组织“全面斗争约章”集团的分支机构。
全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政府对叛乱集团所采取的措施，并且认为这种措施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
印度尼西亚陆军新闻处2月26日宣布，北苏拉威西的哥伦打洛地区已经断绝了同所谓“全面斗争约章”集团和这个叛乱集团的头子宋巴的关系。
这个地区自从25日以来就在已经保证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领袖纳尼·瓦尔塔博尼、地方宪兵司令和警察局长的控制之下。
印度尼西亚陆军总部已迅速调派部队开往哥伦打洛。
哥伦打洛是北苏拉威西的第2个重要城市，地位仅次于万鸦老。
据报纸报道，中苏门答腊军区有十二个士兵在22日逃出了侯赛尼叛乱集团控制的地区，驾驶小船到停泊在巴东附近海面上的政府军舰“加雅·马达号”那里。
这些印度尼西亚士兵说，对于侯赛尼集团的活动感到不满的许多士兵正在准备逃跑。
报纸消息还说，在巴东港对面的西苏门答腊的明打威群岛和雪必路岛上的武装部队和人民也宣布了反对叛乱集团成立的所谓“革命政府”。

暴风雪猛袭西欧
据新华社27日讯
从苏格兰到法国南部的广大西欧地区，过去几天中都先后遭到了十几年来少见的猛烈暴风雪的侵袭。
在英国东部和中部，暴风雪整整连续了两天。
苏格兰境内铁路和公路交通都因大雪而断绝。
法国中部的许多地区则面临着水灾的严重威胁。
塞纳河水已经在巴黎近郊溢出了河床。
法国北部许多道路都被阻塞，铁路交通停顿，电话和电报联系也告中断。
西德全国电讯联络完全陷于解体。
公路交通也几乎全部断绝。
莱因河沿岸地区正受到洪水的威胁。
荷兰和比利时的受灾情况同样严重。

札记
事实胜于狡辩
美国政府首脑正大事吹嘘美国对外“援助”如何有利于“共同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时候，华盛顿在25日一天中发生了两件不太美妙的事情。
一件是，一项被揭露的秘密报告证实，美国“援助”的大量军事物资正被用来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另一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美国国务院不得不承认，法国2月08日对突尼斯和平村庄的野蛮轰炸是用美国“援助”的海盗式战斗机进行的。
要说明“美援”的实质，这些铁的事实比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的信口开河有力百倍。
非法者谁
据日本“赤旗报”揭露，一个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被日本军队掳到日本从事奴隶劳动的我国同胞刘连仁由于不堪虐待逃亡荒野，过了十三年原始人的生活，直到最近才被发现。
这样一件事，当然不免要勾起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旧恨。
但是更令人愤慨的是，据说日本政府当局不但对此毫无歉意，反而想要把我们的这位难胞作为“非法入境者”处理。
刘连仁的确是一个“非法入境者”，他是被日本侵略政府“非法”掳去的，而且受到“非法”的虐待。
日本政府是难辞违反国际法之咎的。
说得好听
英国国防大臣桑迪斯26日在下院煞有介事地说：
“作为国防大臣，我最热烈希望的事莫过于见到世界裁军。”
这是多好听的话呀！
但是这位国防大臣马上又接着说，“西方在达成协议之前单方面裁军，是最能危害世界裁军的前景的。”
而且他表示“不能放松我们的防御努力。”
谁也没有要求西方国家（包括英国）进行单方面地裁军。
相反的倒是苏联不止一次地单方面裁减了自己的军队，而英国和美国一回也没有响应过。
各国人民都要求美英老老实实地和苏联一块达成裁军的协议，它们却老是顾左右而言他，而丝毫不放松扩军的努力。
桑迪斯之流所最热烈希望的是什么，不是最明白不过的吗？

欧洲社会活动家和西德各界人士
强烈要求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
法意两国和平运动代表联合反对设置美火箭基地
据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6日讯：
苏联“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求欧洲一些社会活动家对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计划发表意见。
在回答“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帕列茨基斯说：
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只能被认为是导致各国人民建立互相信任的行动。
苏联政府和公众完全赞同这一计划，并且认为有责任积极促其实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认为，在欧洲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建议的确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只要各方面有诚意，就可以在解决欧洲和全世界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方面取得第1批成就。
英国议会下院工党议员休斯说，英国应当欢迎在欧洲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因为这是缓和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第1个步骤。
他认为，实现这一计划也会导致英国军队撤出欧洲大陆。
休斯说，在核子时代英国是无法保卫自己的。
如果英国政府想在外交政策上挽回部分主动权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建议把无原子武器地区也扩展到英国。
比利时众议院自由党议员克罗纳克认为，这个计划是值得深刻研究的重要计划。
他说，为了找到公正的、有监督的裁军方案，比利时随时都准备进行斡旋。
挪威工党议员芬恩·穆也表示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在他看来挪威在支持这一计划方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主张使西方同意就这个计划进行谈判。
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戈特说，这个计划是能够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最好建议。
因此必须采纳它，并且尽可能把它扩大。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西德各界人士要求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运动继续在展开。
西德各大学和学院的四十四名著名教授26日联名发表呼吁书，要求西德全体工会会员同知识分子一起为反对原子战争威胁而斗争。
在呼吁书上签名的科学家要求在欧洲建立无原子武器区。
他们反对在西德建立美国火箭发射基地，反对用核武器装备西德军队。
西柏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24日发表了声明，反对用任何种原子武器来装备西德军队，并且反对西德制造原子武器和在西德境内建立火箭基地。
声明还要求裁军，争取缓和欧洲中部的政治局势。
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蒙德说，关于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毫无疑问应该列入最高级会议的议程。
他认为西德政府应该在同波兰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仔细研究这个建议。
西德执政党德意志党的主席、下萨克森州总理海尔威格发表谈话说，波兰政府关于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是“良好的讨论基础”。
巴登—瓦登堡州副总理费特（社会民主党）在卡尔斯卢厄一次社会民主党大会上讲话时主张举行讨论中欧无原子武器区问题的国际会谈。
费特抗议在西德设置原子武器。
他坚决反对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
在法国和意大利，抗议建立美国火箭发射场的运动已经越来越壮大。
据巴黎“人道报”26日报道，意大利和平运动的代表和法国萨瓦省、上萨瓦省、伊塞尔省、德罗摩省、上阿尔卑斯省和罗尼省等六省和平理事会的代表2月23日在法国格累诺布尔集会，讨论北大西洋集团打算在阿尔卑斯山设置美国火箭发射装置的计划给法国和意大利两国邻近这座山的各省居民所造成的危险。
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共同决定举行两次大集会——两国代表会议，以便使两国居民的行动配合起来。
第1次会议将在4月13日在都灵举行；
第2次会议将在5月30日在格累诺布尔举行。

纳赛尔抨击巴格达条约
表示要全力对付帝国主义
新华社大马士革26日讯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26日尖锐抨击巴格达条约，并且表示要竭尽全力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策划的阴谋。
纳赛尔在大马士革对聚集在他住处对面的贾拉广场的数万群众说，巴格达条约“是帝国主义条约，它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地区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
纳赛尔说，你们从1955年起到现在一直在跟一切阴谋进行斗争，“这些阴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迫使你们参加这个帝国主义条约。
但是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格达条约无非是一种具有新的形式的新的帝国主义，因此每一个人都坚决跟这个条约进行斗争。”
纳赛尔说：
“巴格达条约是由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英国和美国加上其他一些小国组成的，谁会相信条约的成员国之间会有平等呢？
像巴格达条约中存在的那样的情况，只能意味着小国必须受大国的统治和追随大国的政策。”
纳赛尔说：
“在最近几年里，阿拉伯人民第1次运用了他们的自决权。
在此以前，我们一向受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的统治，这些代理人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并且在世界的这个部分建立了许多国家。”
纳赛尔还说：
“我们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在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挑战。
我们不是从他们那里接受指令和金钱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纳赛尔驳斥了伊拉克外交大臣巴沙扬关于所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用强力建成的那种说法。
他说，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建立的。
这种联合，“同他们一手包办的另一个联合不同”。
纳赛尔说，为了对付我们的联合而搞的那种联合，只不过是将被风吹散的灰烬而已。
纳赛尔说：
“我们面对着帝国主义和卖身于帝国主义的阿拉伯卖国贼们共同制造和策划的阴谋，但是我深信，我们将竭尽全力来对付它们，而且将取得胜利。”
纳赛尔最后说：
“我们必须把全体阿拉伯人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我们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独立为止。
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同帝国主义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尽管帝国主义正在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
我们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重新取得他们的被剥夺的权利。”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6日电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25日接见了由前黎巴嫩总理阿卜杜拉·雅非和赛布·萨拉姆率领的黎巴嫩民族阵线党十人代表团。
纳赛尔在同他们谈话时说，“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我坚信黎巴嫩将和我们以及所有的阿拉伯人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美国农业危机继续发展
新华社2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农业部26日发表的一项报告表明，美国的慢性农业危机在继续发展。
农业部的报告说，1957年美国农民的净收入（除去生产费用以后的现金收入）又比1956年降低了4％，“远远超过预先估计的下降程度”。
报告说，这一年的农场数目估计为四百八十五万个，也比1956年减少了2.3％。
农业部还说，估计在今年，农场数目将要进一步减到四百七十五万个。
报告说，农业人口也在减少。
这一年的农业人口大约是二千零三十九万人，比一年前减少了二百万人。

美国垄断资本在阻碍中近东国家的经济发展
苏联　克·布鲁金茨
编者按：
美国的统治集团，从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杜勒斯到杜鲁门、史蒂文森，这几天来都在大吹大擂地宣传美国的“共同安全计划”，要求美国人民接受这个计划。
据他们的说法，美国提供各国的援助是“希望这些国家自立起来，作为我们可以在相互尊重中共同生活的自豪和强壮的朋友和伙伴”。
这里选载的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详细揭露和分析了美国所谓“援助”的实质，读了以后，谁也会明白美国所谓使这些受援国家“自立”起来的含意是什么。
年轻的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正在解决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要克服殖民奴役制度所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
许多亚非国家所宣布的工业化政策，对于取得经济独立有着巨大的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在一些东方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建立了国营经济成分。
这就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加速工业化、排挤外国资本开辟了新的可能。
亚非国家的工业化对谁不利
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来抵制年轻的国家，为取得经济独立而采取的工业化和建立国营企业的措施。
1955年夏天，胡佛委员会曾特别建议要美国反对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并着重以希望避免“未来的竞争”作为论据。
还有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去年在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曾拒绝向印度提供贷款，它的理由是印度发展重工业的计划已超过它的实际能力。
某些东方国家建立起国营经济成分这件事，也引起了美国垄断资本老大的不满。
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狄龙曾表示：
“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好是求助于本国或外国的私人资本。”
狄龙所以提到“本国私人资本”的字样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接着他就用一些话来说明，由于这类资本数量不足，所以它的任务将由美国资本……来承担。
不久以前，美国的国际合作署（美国的援外管理机关——译者）曾发表一项特别的声明说，根据美国一向赞助私人经营的方针，美国将不对国营的制造工业和采矿工业提供资金。
甚至一贯百依百顺的美国报刊，也认为这个声明是对许多亚非国家例如印度的粗暴干涉。
到底是什么促使华尔街金融寡头们惶惶不安，从“美孚油公司”经理普赖奥洛的一项声明中便可以见出分晓。
普赖奥洛警告说，如果目前这种“建立国家对工业的控制”的趋势不改变，“美国的投资就会从这些富有潜力的市场中被排挤出去。”
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一书的作者罗斯托和汉琴，指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惶惶不安的另一个原因。
原来他们最感到不安的是独立的经济发展会在亚非国家内造成一种使殖民主义者一切阴谋无计可施的政治形势。
虚伪的“互相依赖”论
现在，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迫于无奈，不得不正视东方各国人民追求经济进步的愿望，于是便采取一种伪装的手法。
他们提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所谓的“互相依赖”的骗人的思想。
在美国的殖民主义宣传的浊流中叨叨不休地鼓吹“互相依赖”。
艾森豪威尔主义也在标榜着中近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相互联系”。
反动的思想家们把“互相依赖”描绘成东方国家顺利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
同时他们又用各种方法来论证年轻的东方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无能为力。
他们又“证明”说，目前这些国家的落后状态是取得经济独立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把美“援”和外国的投资描写成东方国家取得经济进步的“唯一”手段。
但是，殖民制度的辩护人却缄口不谈东方国家正是因为同西方帝国主义“互相依赖”了好几百年才造成今天的落后。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统计，印度在赶走英国殖民者的前夕，它的经济发展比1830年美国的水平还落后，只及后者的五分之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的水平还比它超过70％。
资产阶级“学者”为了替虚伪的“互相依赖”论找根据，企图以社会发展的逻辑为借口，这种发展的逻辑使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同其它国家处在千丝万缕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中。
在这种“论据”下面，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们被诬为“眼光狭窄”、“落后”，具有破坏各国人民之间历史上形成的联系的“反动”意图。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传声筒却枉费心机地闭口不谈，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加深和复杂化的客观趋势既可表现为帝国主义所固有的那种强迫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自愿结成的关系。
东方国家恰恰是要铲除强迫结成的帝国主义式的联系。
不这样做，各国人民便无法实现真正的和睦关系。
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在鼓吹“互相依赖”的时候，绝不是在想支持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十分必要的各国之间的经济以及其它联系。
强使东方国家接受美国的“相互依赖”，这乃是美国垄断资本企图顺应已改变的环境，挽救殖民剥削制度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同亚非国家双方的不平等关系。
“援助”还是奴役？
所谓“援助”不过是美国实现在经济上，而归根到底是在政治上奴役亚非国家计划的一个实际的工具。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这个动听的名称后面隐藏着的主要是军事拨款。
从1948年04月到1956年12月，美国国际合作署在亚非国家所支出的款项，80％以上都用在军事上面了。
美国使用贷款和补助来把一些东方国家拉入军事集团，并强使它们扩军备战。
非常明显的是，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之后，美国就大大增加了对它们的军事“援助”。
不言而喻，美“援”远不足以弥补大量的军备开支。
军备开支是加入侵略同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例如，泰国用于军队的开支七倍于它从美国所得到的援款。
庞大的军事预算导致经济解体、赋税增加、贫困加剧，以及耗尽为提高东方国家经济所极端必要的资源。
这种后果正是美国垄断资本所指望的。
美“援”只有10％到20％是所谓经济发展的拨款，而且主要又是用于修建港口、战略性公路、通讯工具等这一类的“非军事”工程。
同时，在“援助”计划中对于东方国家发展经济特别重要的，例如购买生产资料的开支，却微不足道。
不仅如此，美“援”的执行机关还以各种方法来阻碍实现那些会促进东方国家经济独立的措施。
“经济发展”方面的贷款和补助也正像军事“援助”一样，附有强使受援国接受的不平等的、有时甚至是公开侮辱性的条件。
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以他们的金元礼物作为交换品要求执行对于他们有利的政策，要求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要求控制原料产地，要求停止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东方国家说来是十分有利的，对于它们取得经济独立更是异常重要的。
此外，华尔街巨头们还要求受援国家在国民经济中放弃国营经济成分的发展，并给美国资本以特权。
当然，在这种条件下接受大部分美国援助拨款的都是那些以依赖美国著称，并追随它的侵略政策的国家的政府。
同时，美国和它的世界银行却拒绝援助那些不接受不平等条件、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
在埃及拒绝作政治和经济的让步之后，美国政府曾和英国政府一道撤消了答应给埃及供修建阿斯旺水坝的贷款。
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之日起，特别是在英、法、以侵略失败之后，美国曾对埃及进行了经济战。
以色列曾因此接受到大量的美国补助。
必须指出，“援助”对于美国垄断资本说来是利市百倍的买卖。
大家知道，“艾森豪威尔主义”曾答应在1958年和1959年给阿拉伯国家两亿美元。
但仅是在阿拉伯湾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在1955年就曾获得了五亿八千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利润。
土耳其的例子清楚地说明“援助”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后果，“援助”的目的何在。
土耳其受美帝国主义特别的“庇护”已经有十年了。
美国“幸福”杂志甚至称它为美“援”的“试验田”。
从1947年到1956年土耳其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它从美“援”获得的总款额的一倍半以上。
土耳其的国民经济在军事化的重担下已经一蹶不振。
英国的“每日镜报”在评论这个国家的局势时写道：
“士耳其已接近破产，因为它供养着一支五十万步兵的庞大军队”。
美“援”在它的“试验田”中所“培植”的就是：
对美国的从属、国家的军事化、通货膨胀、赋税加重、民不聊生。
目前到处都掀起了抗议美国这类“善行”的呼声，这是不足为奇的。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事实揭示了作为美国垄断资本殖民政策的工具的美“援”的实质。
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亚非国家独立发展的根基。
生活揭穿了殖民制度辩护者捏造的关于东方各国人民不能发展自己经济的谎言。
政治上的独立、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反对封建剥削形式的措施，国营企业（特别是在重工业中）的建立、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合作，所有这些都为前殖民地国家开创了争取经济独立的新的有利条件。
那些加强自己的主权、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国家正在发展自己在工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止东方国家的独立发展是徒劳无益的。
奋起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将把殖民者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铲除掉。
（亚译自1958年01月25日苏联“真理报”）

美国经济的暗影

美在英火箭基地
不是四个　是二十个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6日讯：
“每日快报”评论员马克斯谈到在英国领土上建立美国火箭基地时说，这种基地不是如最初所宣布的那样建立四个，而是二十个，同时将由美国人来监督这些原子弹头。

英政府追随美国核竞赛政策
反对党议员鸣鼓而攻
据新华社伦敦27日电
英国下院在26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国防”政策辩论。
保守党政府的核军备竞赛政策以及在英国设置美国中程导弹基地协定的签订，受到了反对党议员的猛烈攻击。
国防大臣桑迪斯在辩论开始时首先发言，为政府的政策辩护。
他一方面表示希望看到“广泛的、彻底的裁军”，另一方面又重申，一旦发生战争西方就要使用核武器，即使苏联只使用常规军备。
他说，这是北大西洋集团的“确定不移的战略”。
他要求英国人消除对这种战略的“怀疑”。
首相麦克米伦也为“核威慑”政策辩护。
工党议员维克托·耶茨发言，谴责保守党政府这种政策。
他指出，政府已经“清楚表明，它对于准备战争比对于协商更加关心”。
耶茨还抨击政府同意美国在英国设置导弹基地。
他说：
“关于弹道导弹的协定在我国散布死亡。
它使我们成为（战争中的）第1个目标。
它邀请别人来攻击这个国家。
它邀请别人来毁灭我们。”
另一个工党议员汤姆·斯蒂尔也谴责政府的政策是“按电纽自杀”政策。
工党国防问题发言人乔治·布朗代表工党提出了弹劾案，他表示他并不反对氢弹和导弹基地，他反对的是拥有这些东西的时机。
他问道，如果渴望最高级会议成功，那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来设置火箭？
他指出，这样的措施毒化了国际气氛，并且使疑虑增加。
布朗还谴责核军备竞赛政策。
他说：
“愈高声叫嚷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将以大规模自杀武器来进行报复——这实际上就是毁灭伦敦——人们就愈会相信你将遭到一场真正的彻底的灾难。”
自由党也提出了弹劾案，谴责政府不采取行动来制止世界范围的核军备竞赛。

违反美国人民要求和平共处的愿望
美总统害怕美苏领导人接触
并反对缔结在两年内停止核试验的建议
据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26日讯：
“生活”杂志报道，普林斯顿市
（新泽西州）“民意研究所”在美国居民中间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
美国人民希望和平共处。
这家杂志强调指出：
“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担心我们在下周或来年会遭到俄国洲际弹道导弹的轰炸。”
而许多美国人“对国内问题，包括青年犯罪和经济情况，则日益感到不安。”
73％的受测验的农民认为“改善农民状况问题”是首要问题，而“国防问题占第4位”。
杂志说，这种情况表明：
美国大多数居民“差不多都确信目前没有战争威胁着我们”。
据新华社2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表明，美国对于促进美苏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并无诚意。
有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在他给布尔加宁的第3封信中曾经提到苏联领袖访问美国的可能性，这是不是对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一种邀请。
艾森豪威尔在回答时坚决地说：
“不是”。
他说，他指的不是“担任官职的人员”，而只是“思想界的领袖”，不然就会变成一个东西方最高级会议。
艾森豪威尔还表示，美国目前不打算停止进行核武器试验。
他说，已经辞职的总统裁军顾问史塔生最近提出了关于同苏联缔结在两年内停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的建议，但是他认为现在还是不讨论这种建议的细节为好。
为了替这种阻挠解决裁军问题的立场找寻借口，艾森豪威尔硬说缔结这样的协定是“有困难”的。
因为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盟国正处在生产热核武器的各种阶段，其中有些正处在需要生产和试验的阶段。
谈到美国的经济衰退，艾森豪威尔承认，这个“衰退”还要继续一个时期。
他说，他从来没有像某些报纸指出的那样曾经说过3月份将有一种“临界”状态，经济将迅速好转，或者甚至逐步好转。
他并且说，政府虽然实行一些公共工程计划，但是新的工程并不会对就业“提供很多机会”。
至于减税，由于美国政府正在要求增加“做每一件事情的款项”，所以“不希望”减低人民的捐税。

逃避日本军迫害　穴居荒野十三年
难胞刘连仁重见天日
日本当局企图把他作为“非法入境者”处理
本报讯
据日本“赤旗报”报道：
一个被日本军队掳到日本从事奴隶劳动的中国人，在北海道的荒野，辗转逃避日本宪警，孤身一人生活了近十三年，最近已被发见。
这个人名叫刘连仁，四十六岁，山东省诸城县人。
1944年春，刘连仁在地里干活时被日军掳走，由伪“华北劳工协会”送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作劳工，因不堪虐待，于1945年06月逃亡。
刘连仁逃出矿山之后，由于害怕被日本人发现而遭到杀害，即辗转流浪于石狩原野，以草根、山芋、野豆等充饥，冬天为了避免被人发现足迹，“穴居”不出，仅靠落雪之前积下的山芋、野菜等物勉强维持生命。
近十三年中，他从未见过一个人，不久以前，才为石狩郡当别町居民袴田情治在山中打猎时发现，现在已由北海道扎幌市警察署加以保护，住在扎幌市内惠比泰旅馆中。
日本外务省的中国劳工收容情况调查报告书第65件中，曾把刘连仁注为下落不明。
据“赤旗报”透露：
日本出入国管理事所、北海道警察本部有把刘连仁作为“非法入境者”处理的意图。
日中友好协会扎幌支部、华侨总会、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委员会等认为：
刘连仁是日本政府违反日内瓦俘虏条约、虐待俘虏的见证人，日本政府对此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保加利亚的地下水电站
保加利亚西南部的罗多彼地区的水利资源几乎占全国的40％。
保加利亚已经投入生产的第1座地下水电站——“巴塔克”水电站就在这里。
“巴塔克”水电站的整个系统包括四个水库和三个水电站：
“巴塔克”、“别什捷拉”和“阿列科”，前两个水电站都建在地下。
这三个电站每年平均的总发电量是六亿零五百万度，利用流过的水还可以灌溉四十余万狄卡尔土地（每一狄卡尔合我国一亩半）。
完成这项工程共需挖七十八公里长的隧道和四十五公里长的沟渠。
“巴塔克”水电站系统是阶梯式的，它的建设工程是从顶端的科拉罗夫水库开始的。
这个水库在高达一千六百公尺的山地上，可容六千五百万立方公尺水。
为了把水库的水引到“巴塔克”地下水电站，工人们要在岗陵起伏的山地下挖十二公里长的大隧道。
这样长的大隧道，特别是还要使隧道通往“巴塔克”水电站的涡轮机，工程之难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首先要把水库中的水引到一百公尺高的水塔上，然后通过一千三百公尺长的地下钢管从比发电站高出四百二十公尺的地方流到涡轮机。
为了保证地下通风还挖了一个同地面联系的隧道。
此外，地下发出的电还要送到地面上的分站转发出去。
工程不仅如此复杂，而且工人们还要在地下经常同各种岩石、硬土和地下水的激流作斗争。
但是，一切的困难都吓不倒保加利亚英勇的工人阶级，他们辛勤的劳动今天已经开花结果了。
目前，在“巴塔克”水电站的机器房里已经安装好了三台涡轮机，它们每年将通过一亿三千万立方公尺的水，可供应一亿一千二百万度的电力。
这里用过的水将经过三公里长的隧道引到“巴塔克”水库里，然后水再从这个水库通到下面一个阶梯的水电站中去。
“巴塔克”地下水电站是保苏友谊新的结晶。
这个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涡轮机也是苏联供应的。
现在，保加利亚水电站的工程师和工人们正在以更大的热情修建另外两个水电站“别什捷拉”和“阿列科”。
“别什捷拉”水电站现在已经准备安装工程了，它的发电能力是十二万瓩，超过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保加利亚所有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
（方）（附图片）
通向“巴塔克”地下水电站的隧道入口处

“共产党宣言”一百一十周年
今年02月是“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一百一十周年。
一百一十年来，由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增长，已经日益掌握亿百万的群众，变成了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不可抗拒的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胜利的历史。
1847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和唯一的国际工人团体——“正义者同盟”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从此，这个同盟起了根本上的变化。
在同年06月同盟在伦敦召开的第1届大会上，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其组织也改为民主集中制。
从此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成为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并且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断绝了关系的初步的无产者组织。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2届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形式的同盟纲领。
1848年02月，人类历史上第1个伟大的革命宣言——“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用德文出版了。
这个“宣言”，用列宁的话来说：
“用天才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有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唯物论，作为最完备最精深发展观的辩证法，论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全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
它成为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旗帜。
列宁在1913年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出版问世的时候起，世界历史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第1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
（1871年）；
第2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
第3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时起。”
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实与新的胜利”。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52年终止了它的存在。
1868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有名的“第一国际”诞生了。
马克思担任它的领导职务。
“第一国际”存在和战斗了九年。
它“奠定了工人们为了准备对资本实行革命的攻击而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基础……奠定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
　（列宁）
1917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出版四十八年后，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
它是世界历史的根本转折点，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思想的灿烂证实。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接着到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历史上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帝国主义断绝了关系，进入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之下。
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确定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世界局势又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去年11月在莫斯科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两个伟大的革命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
它总结了近一百年，特别是近四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历史发展的迅速经常超过人们的估计。
“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当时这个同盟总共只有二百到三百人。
1866年第一国际举行第1次大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六十个代表只代表英、法、瑞士、德国的二十五个支部。
现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发展到在七十五个国家都有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和三千三百多万共产党员了。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已经在一系列国家中掌握了政权，领导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已经成为强大的广泛群众性的政治力量。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成为行将到来的事实。
现在，“共产党宣言”——世界各国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纲领在世界人民手中广泛流传。
到1952年为止，“共产党宣言”已经译成了世界上七十七种文字，一千个左右的版本。
在苏联，从1917年到1952年，用苏联各民族语言印刷了三百零三次共一千零七十四万册。
在我国，“共产党宣言”同中国人民见面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1906年，在东京用中文出版的“民报”（杂志）第2期上载有蛰伸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当时的标题是：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它的全文在1920年04月由陈望道翻译在上海出版。
共产主义的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革命面貌完全改变，产生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解放以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大量出版，普遍流行。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底，用汉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即有六十二万九千八百多册，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在内。
（新华社）（附图片）
1848年第1次用德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

日本南极考察队灰溜溜地回国
决定放弃今年的南极考察计划
据新华社25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南极考察队放弃了他们今年的南极考察计划。
考察船“宗谷号”奉日本南极考察指挥部之命于24日中午离开南极驶回日本。
考察队队长永田说：
“我为这次失败的结果而深感遗憾。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向那些给我们以支持和勇气的国内人民表示歉意才好。”
“宗谷号”去年02月在南极曾被冰冻所困，情况危急，幸得苏联破冰船“鄂毕号”及时救援，才脱离险境。
经过修理补充后，又载科学家南行。
在去年12月20日到达南极又被冰封四十六天，直到2月初才经美国破冰船救出。

罗匈党政代表团签署联合声明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7日电据这里报纸报道，罗马尼亚政府和工人党代表团和匈牙利政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26日晚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会谈声明。
在声明上签字的是乔治乌—德治和卡达尔。
声明全文将在3月02日公布。

胜利完成对南极大陆的考察工作
苏联第二考察队满载而归
据新华社莫斯科27日电
苏联南极大陆第二考察队在南极进行了十四个月的考察后，已经在2月24日胜利回到莫斯科。
在这次考察中，科学家们深入极地建立了三个科学站，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工作。
这次由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特列什尼科夫率领的考察队，在接替了索莫夫领导的第一考察队工作后，立即开始周密地准备向南地磁极区的进军。
去年10月08日，特列什尼科夫亲自率领一支由二十七人组成的队伍进行了一次历时两个多月的南极腹地进军。
11月上旬，他们在距和平村八百五十八公里的地方，南纬七十四度五分拔海三千五百四十公尺的地方，建立了“共青团”站。
以后，一部分人去到距离和平村一千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中途燃料基地。
一部分人在临时性的“东方一号”站进行了冬季考察。
而雪橇曳引机队则在12月间直抵南地磁极区，在南纬七十八度二十七分和东经一百零六度五十二分的地方建立了“东方”科学站，这里距和平村一千四百一十公里，海拔三千五百公尺。
02月中旬，考察队人员还会同第三考察队，到达了相当难以到达的极地，在离和平村一千四百二十公里、海拔三千七百公尺的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站。
“鄂毕号”柴油电动船这一时期也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考察工作。
这艘船上的科学工作人员考察了南极洲上一段几乎未被考察过的海岸线。
在威尔克斯地，“鄂毕号”考察了面积达两万平方公里的一片地方。
苏联考察队在这次考察中收集了许多珍贵资料。
科学家们认为，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有理由设想，南极不是一整片大陆，而是一大片群岛。
他们的考察表明，威尔克斯地海岸线的实际位置在目前地图所标出位置以南数十英里的地方。
1936年被英国考察队命名为迪斯卡维利地的地区只不过是一片水下浅滩。
地质学家们收集了从未考察过的海岸地区突出南极地面的岩石标本。
在霍尔恩·勃拉弗角发现了在砂岩中保存的、一亿年前在南极生长的植物的炭化木质的痕迹。
地理考察还表明，南极可能有许多种有用矿藏。
目前，以托尔斯季科夫为首的苏联南极大陆第三考察队已经到达南极大陆，继续进行考察工作。

能读能写
苏联制成电子阅读机
新华社27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敖德萨通讯电工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制成了一种能阅读铅印稿和打字稿的实验电子阅读机。
把这种机器和发报机接在一起，发报机就可以不通过电报员而自动发出文稿。
经过进一步研究，还可在印刷上用这种电子阅读机来自动排字。
电视型的电子射线管是电子阅读机的第1个环节。
从射线管的萤光屏上投射出来的光束顺着稿上的每一行滑动，从稿上反射回来的光束进入一个由各式各样的变流器组成的系统。
在仪器出口处有四十个电子继电器，其中每一个都能发出一个与某个字母或数字相应的信号。
一个专门的装置能把这些信号译成电报码。

苏越签订书报贸易合同
据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据越南书报进出口局人士说，根据越南书报进出口局和苏联国际书店26日在河内签订的1958年越苏两国书报贸易合同，今年越南将比去年输入更多的苏联科学技术书籍，以满足越南读者日益增长的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经验的要求。

莫斯科日日新
七万八千套新住宅
今年，莫斯科的居民将得到总面积达二百三十三万平方公尺的七万八千套新住宅。
除住宅外，莫斯科市还将建造数十个医院和学校。
莫斯科市今年用于住宅和文化福利设施方面的拨款达四十五亿卢布。
苏联最大的木偶剧院
很受群众欢迎的、由谢尔盖·奥布拉兹卓夫领导的苏联木偶剧院，最近在莫斯科市中心得到了一所五层楼的新的剧院。
这个剧院已经决定命名为木偶宫，它是全苏联最大的木偶剧院。
新剧院里有两个剧场，分别有三百和五百个座位。
一个剧场是为儿童们设置的，另一个剧场用来演出供成人欣赏的节目。
剧院有整个一层楼是博物馆，这里收集了世界各国的各种木偶。
另外，剧院还设有拍摄电影的实验室和供电视广播用的装置等。
狄纳莫运动场将改建
“狄纳莫”运动场将修建一个巨大的可以开合的玻璃顶盖。
在这个顶盖建成后，即便是在严寒的冬季，运动场中仍然温暖宜人，照样可以进行足球比赛。
而在夏季，运动场上的观众也再不会有酷热的感觉。
同时，各项体育比赛也不会再受到风雨的影响了。
苏联设计师已经提出了许多种大玻璃顶盖的设计图案。
这些设计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泡沫混凝土和胶玻璃等。
根据新的设计，运动场在修建大顶盖的同时，还将扩大改建成为直径达二百七十公尺的圆形运动场。
这样，它将可以增加两万多个观众座位，在看台底下还可以修建十个室内网球场和二十个篮、排球场。
新旅馆在兴建
今年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开始建筑一个能容纳四千五百名客人的十层楼的大旅馆。
这个旅馆将有两千七百个房间，还有设备完善的饭厅、商店、电影院和剧场。
另外，还将在城市北部农业展览馆附近扩建三个旅馆，在其他市区兴建两个新的旅馆。
　（新华社）

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世界工联支持朝鲜人民的斗争
新华社平壤27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驻布拉格记者今天报道，世界工会联合会表示完全支持朝鲜劳动人民为反对美国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要求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它写给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说，世界工会联合会密切注视着朝鲜停战正在遭到破坏、原子武器正在被运进南朝鲜，以及南朝鲜正在变成远东原子战争基地的事实。
世界工会联合会认为，上述挑衅性行动将严重地威胁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它的信里，表示了这个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对处于外国军队占领和独裁统治下而深受苦难的南朝鲜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信里说，世界工会联合会深信，朝鲜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将是朝鲜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
朝鲜工人阶级在这一有助于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

越北农民掀起春季生产热潮
南越当局漠视灾情肆意迫害农民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刚刚战胜了旱灾的越南北方的农民，现在又继续鼓起干劲，掀起了一个春季农业生产的热潮。
几乎所有省份都已经热烈响应越南北方旱情最严重而抗旱和春耕工作做得最好的兴安省的挑战，开展一个“初春耕作”运动。
运动的要求是：
一方面突击犁田、插秧、补种杂粮以保证一定的耕种面积；
另一方面积极做好深耕细作的准备，以保证达到一定的单位面积产量。
为了争取超过原订的生产计划，广平省十二个乡在春节以后的一天内就动员了农民、干部、部队人员等近六千人插了三十八亩秧，种了一百多亩杂粮，施了成千挑肥。
越南劳动党中央在春节前后指示各地要在受旱严重地区大量种植杂粮或早熟的南宁稻；
受旱较轻或无旱地区要尽量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并且想尽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保证一定不让杂粮减产。
没有受旱的清化等省已经向中央保证要超额完成耕作面积的任务。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农林部已经贷给各省农民一百三十吨南宁稻秧苗，以解决农民目前缺乏秧苗的困难。
目前，在越南北方大部分农村中出现的生产劲头预示一个春季农业生产的高潮不久就要到来。
据有关人士指出，农民的生产劲头是同不久以前对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分不开的。
越南北方的有关部门正在计划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
新华社河内27日电
越南全国农民联络委员会最近发表声明，指责南越当局对今年的旱情漠不关心，并且在农业收成大大减少之后，还施行压低谷价，拉伕、抓壮丁等措施，还迫害前抗战人员，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痛苦。
越南全国农民联络委员会引用南越报纸的材料指出，在南越最富饶的南部，1957—1958年度秋耕稻谷收成几乎只及去年度的一半，而去年度的收成已经是处在历史上很低的水平。
声明说，南越历来是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
声明说，去年秋季以来，越南全国受旱，尽管越南北部在地理和气候条件方面不如南部，但是，越南北部在劳动党、政府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已经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基本上克服了旱情，保证了早造的播种面积。
从这里可以看出，南越歉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受旱，而是南越政权对旱情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声明最后号召南越人民团结互助，生产自救，反对当局的搜购稻谷和拉伕抓壮丁等行为。

妙语惊人（相声）
吴辉　厚甫
甲：
有这么一句话：
“张三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乙：
哦，从沙发上站起来。
甲：
这句话多简练，谁一听马上都能明白。
乙：
对。
甲：
可是有些人说起来就麻烦了。
乙：
怎么麻烦？
甲：
平时要是不练习深呼吸，肺活量小的人简直念不了。
乙：
怎么？
甲：
我现在学学那些不按照中国语言特点说话的人的说话方式，也把刚才那句话说给您听听——“张三这个满脸带着使人感到同情、忧虑、悲伤、怜悯的小伙子，从他那祖上留下来的，它的久远的历史，已被它的褪成淡白的颜色的和被老鼠咬成的无数小洞所表明了的沙发椅中，无精打采地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好家伙！
（直喘气）
乙：
好，受不了您啦，真有这样说话的人哪？
甲：
有！
乙：
谁？
甲：
我们老二。
乙：
你们老二说话怎么也这么啰嗦？
甲：
他是看翻译小说看的。
乙：
哦，你们老二喜欢看外国小说？
甲：
他看外国小说都看成迷了。
本来嘛，看些外国小说是件好事，可是他说话全说的是翻译成中国文的带有外国方式、外国味儿的话。
乙：
翻译成中国文的？
——哦！
还是中国话呀？
甲：
他还认为挺时髦，他是好的没学，啰嗦学了一大堆，在日常生活、言谈话语都是这个样儿。
乙：
好嘛，那受得了吗？
甲：
要不常闹笑话呢！
有一天隔壁王大婶到我们家串门儿，正赶上我们老二从外边回来：
“啊哈！”
乙：
怎么，要来劲儿？
甲：
“我十分荣幸，原因在于我意料不到地能在我自己的永远难以忘怀的可爱的家庭里，第1次亲眼看到我的最亲爱的……”
乙：
什么呀？
甲：
“王大婶”。
乙：
好嘛，吓我一跳。
甲：
王大婶一听：
“哟，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快六十了，还亲爱的哪！
得啦，回见吧！
这都是哪儿的事？”
乙：
王大婶要走。
甲：
老二一看王大婶要走得客气两句：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十二万分遗憾的事。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代表我自己向您表示，再见！”
“唉！”
乙：
“再见！”
甲：
“讨厌！”
乙：
哦！
讨厌哪？
甲：
好！
把王大婶给气走了。
乙：
没法儿不走。
甲：
我们老太太可火儿啦：
“老二，这是怎么哪？
啊？
你不能说中国话呀？”
老二一看老太太生气了。
唉！
上去说两句好话劝解劝解吧：
“我的最亲爱的妈妈，请把这样令人窒息的，紧张的气氛冲淡一下吧。
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像闪烁的繁星那样细小的怒火，也会烧坏您的大脑和神经的。”
乙：
有这么解劝的吗？
甲：
老太太一听火儿更大了：
“走，走，走，别在这儿气我！”
乙：
那就快走吧！
甲：
“好，我将遵照您的意图，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只好这样做，我立刻离开这座古老的房子，请允许您的二号儿子……”
乙：
二号儿子？
甲：
他不是行二吗！
乙：
好嘛！
甲：
请允许您的二号儿子暂时向您告别，再见，亲爱的……
乙：
“妈妈！”
甲：
“×××夫人。”
乙：
×××夫人？
甲：
我爸爸叫×××呀！
乙：
好嘛，这受得了吗？
甲：
告诉您，人家连情书都这么写。
乙：
情书也这么写？
甲：
啊？
有一次他女朋友来了一封信，让他给买一双式样新颖的皮鞋，结果到百货大楼一打听，那个样子的卖完了。
他就买了一双别的样子的给寄去了。
后来一想她要是不满意怎么办呢？
对，写封信解释解释，这一解释不要紧，反而把事给弄坏了。
乙：
哦？
他这封信怎么写的？
甲：
“亲爱的人儿，我的未来的属于我一个人的慈善的候补夫人……”
乙：
候补夫人？
甲：
就是未婚妻。
乙：
真别扭。
甲：
“你的关于要我替你买一双银灰色，浅帮，带带儿半高跟的凉鞋；
并希望买到以后立刻寄给你的来信，已经由邮递员在一声‘信’的喊声中递到我的手里了……”
乙：
瞧这份热闹。
甲：
“我真为我能荣获这一光荣的、伟大的、艰巨的任务而感到骄傲、自豪、高兴、跳高……”
乙：
跳高？
甲：
啊！
一高兴就得跳高，要不怎么叫“高兴的跳了起来”呢？
乙：
听这解释！
甲：
“作为你的忠实的情人，我已经把它当作一项轻松而又愉快的义务劳动来接受了。”
乙：
有这种义务劳动吗？
甲：
啊，给未婚妻办事差不多都是义务职。
乙：
对！
是没地方拿薪水去。
甲：
“当星期日的黎明开始在我的窗口出现的时候，我就和我的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乙：
跟枕头吻别？
神经病。
甲：
“由于你的爱的激发，五分钟之后我就把我抛向二路公共汽车中了……”
乙：
我说能“抛”吗？
甲：
这样比较形象些。
乙：
好，这一形象成皮球了。
甲：
“当公共汽车根据我所需要到的地方停了下来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地冲出车厢，飞向百货大楼……”
乙：
好，又成“家雀”了。
甲：
“在那有着五层高楼的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里，通过了一系列的寻找，啊哈！
女鞋部终于被我发现了。
（手舞足蹈）……”
乙：
怎，怎么啦？
甲：
找着女鞋部了。
乙：
用得着那么高兴吗？
（学甲）“啊哈！
女鞋部终于被我发现了。”
甲：
这是外国式的天真。
乙：
受不了您啦！
甲：
“但是，事情朝着和我们的希望相反的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代替银灰色、浅帮、带带儿、半高跟的凉鞋的，只有淡蓝色高腰、没带儿的平底靴……”
乙：
得，满拧！
甲：
“我面对着负责领导女皮鞋的女同志楞住了……”
乙：
领导女皮鞋？
甲：
咳！
就是售货员，她领导女皮鞋。
乙：
那怎么领导呀，“黑皮鞋，那边去！
高跟儿鞋你到这边来！”
那像话吗？
甲：
你干嘛那么认真呀？
这是特点。
乙：
对，特点，接着往下念！
甲：
“一个轻松而且愉快的简短的谈话在皮鞋领导者与我之间进行着，它的结果表明了：
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破折号’。”
乙：
好！
标点符号也上来了。
甲：
“二个月或三个月以后，才会有银灰色、浅帮儿、带带儿半高跟的来代替淡蓝色、高腰儿、没带儿的平底靴。
这时，以下这一问题，即关于我究竟买下淡蓝色、高腰儿、没带儿的平底靴；
还是等二、三个月以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儿、带带儿的半高跟儿的凉鞋的问题，就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战斗。
最后我考虑到买下淡蓝色、高腰儿、没带儿的平底靴，较好于等二个月或三个月以后再去买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儿、带带儿的半高跟儿凉鞋好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啊呀，（直喘）差点儿没憋过去。
乙：
（向观众）瞧见没有，这是深呼吸的好处。
甲：
“我想：
你不会因为我的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的肯定的表示许可的意见的违犯纪律的行动而责怪我吧！
因为这一出于对于你的深刻的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
（插白）谁都知道。
乙：
这个？
谁也不知道。
甲：
“最后，请允许我以坦白而又纯真的心情告诉你，我十二万分的愿意永远做你的忠实的保镖。”
乙：
我看他也不会干别的。
甲：
“为了你的快乐，我将不惜牺牲我的头发、汗毛、指甲，甚至我的细胞。”
乙：
细胞？
还后脑勺呢！
甲：
“我希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在我的门口的绿色的信箱中，能发现你亲手写给你的候补丈夫的信，那时我将会感到更骄傲、更自豪、更高兴，跳得更高。”
乙：
还跳哪！
甲：
最后署名是：
“你的——
乙：
“忠实的保镖。”
甲：
“可怜的小猫。”
乙：
好，又变了。
甲：
您猜怎么着，第3天还真给他来回信了。
我们老二这份高兴啊！
拿着信“蹭”就上了桌子了。
乙：
干嘛呀？
甲：
一高兴不就得跳高吗？
把信拆开一看，有四句话。
乙：
哪四句？
甲：
“可怜的小猫，亲爱的细胞，你不会说人话，我不要你保镖。”
乙：
哦！
吹啦？！
〔原载1957年第4期“曲艺”双月刊，本刊编者略作删节〕

“水土不服”
曲祖贻
最近有两位即将下放的同志来访，不约而同地问起：
“带点什么药去防治‘水土不服’？”
大概因为我是中医的缘故吧，我只想起了“紫金锭”。
这是中药成药的一种锭剂，里面主要药物有大戟、毛慈姑、雄黄、朱砂、麝香……等。
这锭使用方便，外用可治疮痈毒疖及蛇犬咬伤，内服可治痧胀、暑湿温疫、颠狂、山岚瘴气、水土不服等。
用得得当，效果不坏。
而且价钱便宜（每锭大约六七分钱）。
因而称得起廉、便、验。
我在介绍这锭之余，忽然想起，他俩一去扬州，一去河南，都是山清水秀、土厚水深的地方，怎么会水土不服？
我就开玩笑说：
“你们似乎带点‘毅力锭’比紫金锭更需要。”
“水土不服”究竟是怎么回事？
吃药对还是不吃药对？
用俗话解释，水土不服就是吃的住的不习惯、不合适而引起的病。
因为发现的症状差不多都是吃不好、睡不好、干活也不好，因此民间习惯上叫它“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不是一个肯定的病名。
由于造成原因不一，我们不可不加区别的来用药。
比如居于山岚瘴气、水源污秽、环境卫生恶劣地区，发现了四肢无力、消化不良、浮肿、泻痢以及睡眠不安等症状，如果检查不出其他可疑的病，可以考虑用紫金锭或其他解毒清瘟一类药物来治疗。
如果仅仅因为不习惯当地生活，冷热不当心或者饥一顿饱一顿，以及生活不规律等所造成的水土不服，就不是单靠药物能治好的，也许不用吃药倒能好。
这里有个实例：
我们有个小孟，小伙子很棒，运动场上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
上月，小伙子因接二连三的泻肚子，从下放地方回来了。
我们详细的一聊，敢情小伙子吃了一位高明手艺作的里生外熟的窝窝头。
人家吃的少，没事，这小伙子把胃当口袋往里一个劲装，不病才怪哪。
果不然泻净了，二三天也就好了，也没用这个锭那个锭。
还有一种叫作人为的水土不服。
比如闹点小情绪啦，不满意啦，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小活不爱干、大活干不动，渐渐干什么都带不起劲，吃饭不甜，睡觉不香。
由于不健康心理影响，破坏了正常生理功能，慢慢也会造成所说的水土不服的病。
当然喽，这样的病，就是成包成打的紫金锭，也是医不好的。
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这就需要毅力锭了。
毅力锭，就是：
鼓起勇气，拿出毅力，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想想我们在十二年内应该作些什么？
这一来，还怕什么水土不服！

琥珀和有机玻璃
晓翔
在抚顺市大街上，你可以买到一颗颗晶明透亮的、黄澄澄的琥珀，有些里头还有个小虫子。
看来，埋藏在地下最少也有几万万年了。
琥珀是古代的树脂遗留到今天的化石，或者，按照诗人的说法，是树木的眼泪。
在今日是煤层的地方，远古时代正是一片莽莽丛林。
参天的大树连成无边无际的树海，枝叶繁茂，枝干粗大。
那时候阳光充足，水源富裕，树林中的鸟类、昆虫和野兽也孳生得很多。
像松树之类的树常常有稠厚如蜜的树脂流出来，滴在地上，如果树脂在路上遇到一只小虫子的话，便把它裹在里面。
这滴几万万年前的树脂，经冷却，凝固和被沙土掩埋在地下后，千年万载过去了，便成为今天的琥珀。
琥珀不但是很好的饰物，而且也是大自然作坊里生成的标本。
埋在琥珀当中的昆虫纤毫毕现，看见它，人们就知道在往昔的遥远的年代里，这儿生长过什么样的小动物。
琥珀，这是小虫子的棺材，美丽的“玻璃棺材”。
然而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化学工业综合展览会上出现了另一种“玻璃棺材”。
神气活现的蜥蜴，翠黄可喜的水蟹，五彩缤纷的大蝴蝶，都被埋藏在洁白晶莹的人造“琥珀”里。
这些人造“琥珀”比真琥珀强，因为它无色，完全透明（对着阳光，可以看清楚嵌在里头的动物的骨骼甚至血管），而且很大。
这是有机玻璃制的生物标本。
现在学校里用的标本，特别是小动物的标本，都是浸制的（蜥蜴）和钉在纸上的（蝴蝶），它们远不能表达动物活着时的神态。
蝴蝶翅上的花粉很难保存完整，蜥蜴不但看不真切，而且往往变了颜色，而有机玻璃制的生物标本，不但是生物教学上的好工具，它本身也完全称得上是精致的艺术品。
有机玻璃是塑料的一种，科学上叫它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
从外观看，它固然跟玻璃相似，可是它的优点远不是日常用的玻璃所可以比拟的。
它比普通玻璃轻，透光性能好，而且还能透过紫外线，红外线和X射线。
它又不会摔破，遇热则变软，可以压成任何形状，冷了就坚硬如钢，子弹打上去也不会破裂。
它又可以用锯子锯，放在机床上加工成任何形状。
人们把有机玻璃唤作“透明的钢板”，它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
有机玻璃有着广泛的用途。
装在飞机座舱、汽车、轮船的窗户上，它可以保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
用来作显微镜、望远镜、照相机等的镜头，比普通玻璃好得多。
小动物是当有机玻璃未完全冷却、即它内部分子未完全聚合的时候放进去的。
等到它冷下来，螃蟹、蜥蜴、蝴蝶等便像嵌在里面一样，保留着生时的姿态、颜色甚至表情——如果它们真有表情的话。
这是真正的“玻璃棺材”，在它内部保存了栩栩如生的生物尸体。
大自然在万万年期间生成的琥珀，已经被我们在工厂中制得的有机玻璃超越了。
这，说明了一个真理：
科学的发展会使人类成为自然界的巨人。

苏堤小景
柳村
（木刻，第3届全国版画展作品）

迎春曲
——街头诗一束（下）
田间
高山在说话
山上开了花，山在说话：
我原来也是一座童山、
能把我压住的不是石头，
是巨人的双手；
能把我唤醒的不是风砂，
是英雄的脚步。
时间
耕种时站一站，
闲时少一顿饭；
时间就是金子，
勤劳就是财产。
人定胜天
天冷冷不了热心，
地冻冻不了决心，
冰雪盖不住信心，
狂风吹不倒恒心。
我们说：
人定胜天，
劳动的人是万能。
闪电
山野上扯起闪电，
你看那银光闪闪——
那儿真的是闪电？
那是无数的铁铣，
在几分钟的时间以内，
把一道上陵劈碎。
给果木队
今年栽下一棵桃，
他年桃子吃不了；
新栽起千亩果树，
果树数也难数了。
我要唱起迎春曲，
预祝你们的收获！
决心
只要我们有了决心，
我们能把荒山搬掉；
在万年的岩层下面，
能把“龙王”捉到。
题防风林
我们要搭起天梯，
和风砂展开大战。
什么是天梯？
那就是——
丛林和翠绿的树枝。
荒滩和苹果树
在这块荒滩上面，
不要说没有珍宝；
几年前栽的苹果树，
不是比珍宝还要好？
荒滩栽上金子树，
树枝上飞起金鸟。
王老汉
——赠南水泉农业社的一位社员
王老汉的一双手，
几条裂痕像山沟，
他照常挖着大渠，
手不停地挥着土。
他还是从早到晚，
满脸笑容不发愁。
传说愚公能移山，
他比愚公更能干。
他是一个独身汉，
果园和他结了伴。
他给人们栽下多少果树，
自己吃的果子才几颗。
乐园
我看人间的乐园，
就在社员的身旁，
只要锄头一敲响，
园门就对我们开放。
向日葵摇着金杯，
红海棠能制果浆。
人们，把金杯举起吧，
建设地上的天堂，
无题
一、水有路，土有家，
石头就要大搬家。
思想上开了门，
困难见到咱们怕。
二、
眼看东风压倒西风，
定叫今年胜过去年；
党给我们一枝金箭，
它一定要射穿荒原。
给射手
你要寻获一只牡鹿，
要不怕走艰险的路；
在最高的山巅之上，
牡鹿主才回一下头。
在田间
在田间还积着冰雪，
布谷鸟还没有啼叫，
第1批敲响山谷的人，
就能够把布谷鸟找到。
他们也在唱着布谷，
他们就是那布谷鸟！
1958年02月，写于南水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