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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树村、林志芳报道：针对作战和训练中存在的问题，狠狠整改的结果，使高射炮兵5095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个部队在去年10月中旬以前，多次作战，从无战果；
而经过鸣放和训练，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五战三捷，击伤敌机四架的显著战果。

以往为什么打不着敌机？
不少人埋怨客观原因。
10月中旬，部队指挥员到友邻高射炮兵部队进行了参观访问，看到友邻部队的条件并不优越，而战绩却很大。
经过研究，他们找出了本部队战绩小的根本原因，在于积极主动作战的思想不明确和训练中没有贯彻战教一致的原则。
以前部队作战，只强调保卫要地，没有把积极打击敌机和保卫要地统一起来，因而就很被动，“来了就干，不来就算”。
一旦敌机临空，常常匆匆应战，影响战斗效果。
后来，虽也提出“在战备前提下进行训练”的号召，可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考核成绩时，则重视时间要求，不大注意动作的精确；
重视单个动作的训练，忽视协同训练，结果使训练和实战要求脱节。

5095部队党委虚心学习了友邻部队的经验，决定进行一次突击训练。
他们并且认为要搞好训练，必须“思想当先”，首先让分队官兵畅所欲言，说出心里话。
在过去，由于打不着敌机，领导上对下指责批评较多，分队军官和士兵不敢大胆暴露战术思想和技术上的具体情况。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部队首长王升新同志亲自到重点连队，动员鸣放，启发官兵大胆揭露矛盾。
支队首长郝仁义等同志也在连队住下来，通过座谈讨论、个别谈话等方式，鼓励群众把实际存在的问题先摆出来。

广大官兵大胆地揭发了训练脱离实践要求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并作了尖锐的批评。
他们批评指导员指挥炮手操作时，只顾压秒表算时间，不管动作是否符合实践要求；
为瞄准手设置的练习观察的目标，多是固定的；
领导电话兵训练中，按照常规集中起来训练，结果理论课目学得不差，实际传诵口令却很不熟练，竟有把“距离——无限大”传诵成“距离——五千八”的。
他们批评领导上战斗警惕性不高，不注意使连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因而造成某次失掉战机的不良后果。
有些士兵还揭露因怕完不成任务受批评，在作战中观察手没捕捉目标也报捕捉了目标，炮手没对针也报好，指挥员只顾完成指挥职责不管射击实效等虚假现象。
群众鸣放中提出的意见，不但彻底地揭露了以往训练中的问题，而且帮助领导找到了突击训练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提高技术，一是协同动作。

为了进一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5095部队领导上根据群众意见制订了一个突击训练计划。
并且把这个计划又交给群众进行讨论，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补漏洞。
这样，使训练中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具体了，并且找到了怎样进行突击训练的方法。

通过鸣放，广大官兵干劲很大，突击训练一开始，便掀起了训练热潮。
指挥员、炮测手，以及通信兵在训练和操作中都十分认真，力求使动作切合实战要求，不放过一点小毛病。
以往战备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个个地获得了解决。
例如压弹手不再事先摆好炮弹等待压弹口令，而是按照作战情况，把揭开弹箱盖子的时间也加进压弹动作中计算；
为了提前捕捉目标，士兵们吸取了友邻部队的经验，制造了“组合望远镜”架子，小高炮还运用“罗盘角”指示目标的有效方法；
各炮测手根据作战和操作中容易出现的故障，制订出排除故障的方案；
因炮声风声影响，三炮手听不清测远机手的报读问题，被群众创造的“距离远报机”解决了。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群策群力。
一连连长赵明元在每天训练结束后都和战士交谈，了解训练中的问题。
许多连队的官兵还在每天训练结束前，一起研究今天解决了些什么问题？
还存在什么问题？
发现了什么新问题？
充实第二天的训练计划。
为了使训练和战备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很多分队还经常研究敌情和本地区地形，熟悉本分队的作战方案。

这种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施训练的结果，部队在技术和协同动作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
一、二炮手能够在短点射间隙瞬间进行瞄准，发射过程中出现的误差率大大降低。
通信兵常常发生的那种“掉、错、慌”的现象减少了。
侦察员使用望远镜搜索目标的能力，显著提高，以某连为例，这个连在两个月中共捕捉三十六批次目标，大都是在三万公尺以外，由望远镜发现的，并且减少了观测敌机的速度、航路、距离的误差，取得了提前捕捉目标的经验。

5095部队经过鸣放和训练，不仅提高了广大官兵保卫领空、打击空中敌人的决心和本领，而且也改善了领导作风。
当执行机动作战任务的分队出发前，部队首长亲自动员军械部门，为他们检修火炮和器材。
这样，10月19日，所属某支队三连在某地击伤敌机一架，首开纪录以后，到12月上旬，该部队所属分队，又相继击伤敌机三架，取得五战三捷的战果。

现在，各分队巩固了整改和突击训练的成果，始终贯彻战线结合的原则，抓住作战空隙进行训练。
每次战斗后，领导机关都派出参谋，或者首长亲自出动到分队里，通过战评研究敌情，总结传播经验，使训练和作战紧密结合，打一仗、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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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新德里25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下午接见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和全体团员。
陪同受接见的有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叶剑英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向尼赫鲁总理赠送了一幅刺绣和一部画册。
他还送给尼赫鲁总理一张他们两人1939年在重庆合摄的照片。
尼赫鲁总理在那一年访问重庆的时候，叶剑英元帅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

尼赫鲁总理和叶剑英元帅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尼赫鲁总理说，印度军事代表团1956年访问中国时，曾经受到了真诚的款待，而且从中国武装部队得益不少。
叶剑英元帅赞扬了印度军队的优良素质和他们对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总理的和平政策的了解。
他还对印度政府邀请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前来访问和热情地接待表示感谢。

早些时候，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曾经分成四组，同印度三军参谋长进行了友好会谈。

印度国防部长梅农曾经在24日晚间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梅农在致词时，代表印度政府和武装部队欢迎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他说，印度政府“一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中国”。
叶剑英元帅在宴会上讲话时，代表中国人民对于尼赫鲁总理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
他还对梅农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和他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应有地位而作的努力表示钦佩。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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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的决心还不大、劲头还不足的同志，请看看本报发表的5095部队的材料吧！
从这个材料里，你将看到整改具有何等巨大的威力！
它不但能够推进工作，改造思想，改善关系，而且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发生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使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既然打仗都能通过鸣放和整改取得胜利，难道一般工作还不应该发动群众狠狠地来整改吗？

军队的任务是打仗，军队整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战斗能力。
高炮5095部队处于防空第一线，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个关键，把整改的威力发挥到对空作战上去，这就做得很对了。
这个部队的训练成绩虽是‘良好”，但在去年10月以前，多次的作战却没有打中过一架敌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在这次整风中由于领导思想的进步，由于友邻部队的启发，更重要的，由于群众的发动，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终于把长期存在的矛盾揭露出来了。
然后，领导又跟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实战中暴露出的问题出发，对症下药地进行了突击训练。
在上下一致努力之下，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把存在着的问题解决了，部队的训练和战备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开花必定结果，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在最近的作战中，他们连续击伤了敌机四架。
5095部队通过整改提高战斗力的先进范例，对于所有部队，特别是担负空防、海防和边防部队的整改是一个重大的鼓舞和启发。
我们应当学习他们抓关键——抓住提高战斗力——的领导思想，学习他们不空喊、不敷衍，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的精神。
学习他们领导与群众结合的作风。
把整改的威力发挥到战斗上去，有效地保卫祖国的神圣的领空、领海和领土。
没有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也要学习他们从实战需要出发，狠狠地改进训练和一切工作。

从实际出发，特别是从实战需要出发，乃是5095部队整改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发动群众，研究为什么没有打中敌机的原因。
当他们发现训练中存在着脱离实战要求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之后，不是检讨检讨就算了，也不是照例的出几个课题训练训练就算了。
而是领导和群众结合，脚踏实地，有的放矢地抓住几个要害问题，通过突击训练，依靠群众的努力和创造，一个个地加以解决。
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只有这样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提高战斗力，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不是一句空话，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战教一致的精神，狠狠地改进训练和工作中违背实战要求的重大缺点，战斗力才能提高。
回忆以往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采取以战教战的办法，打一次仗经过一次休整，部队的战斗力就跃进一步，其重要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从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切实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
5095部队的做法正是我军的传统做法。
这样的做法应该在此次整改以及今后工作中大大发扬。

整改与解决思想问题紧密结合，又是5095部队整改的另一特点。
他们的整改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思想当先”。
领导上抓住影响作战和训练的最严重最普遍的思想问题。
例如，“来了就干，不来就算”被动的作战思想，训练中的战教脱节，以及只求速度不求精度，只重单个动作，不重协同的形式主义思想，然后，讲清道理，展开争辩，通过群众的自我教育，最后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这样，作战的思想就主动了，训练要切合实战的思想就明确了，群众的自觉性就提高了。
这就给以后解决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打好基础。
从5095部队的经验可以看出，要想改得深改得透，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解决一切具体问题都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思想要当先。

5095部队的工作也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以往领导上发现了训练和作战的缺点，总是一味指责批评下级，因此，士兵和分队干部往往不敢讲出内心话，不敢大胆暴露训练和作战中的缺点，这样，问题就长期不能得到解决。
这次，在整风运动中领导作风有了根本的转变，看到缺点，不再是单纯指责下级了，而是亲自下连，跟连队干部同住一起，一起来摸底、一起跟士兵谈心。
领导者行动的本身，就解除了群众的顾虑，终于在群众帮助之下，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了。
然后，领导又跟群众结合起来，“想办法，出主意，补漏洞”，真正做到群策群力。
这样，不但把群众的潜力和创造性发挥出来，解决了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且，领导方面所出的主意，想的办法也真正能切合实际，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只有领导和群众真正的结合起来，整改才能发挥威力。
可是，有些部队的做法却与此相反，平时有了缺点，一味责难下级；
到了整改，下面提出一大堆意见，领导者又是一味关起门来改，这样，即使提出了一堆改革方案，其结果也是闭门造车，在实际中行不通。
5095部队的材料有着很大的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脱离了群众去整改，是万万改不好的。

把整改的威力发挥到作战和训练工作中去，是整改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5095部队已经作出榜样来了，我们希望5095部队的先进经验，能够传遍边疆海岛，到处开花结果。

作者：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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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142部队和9295部队两个党委最近召开会议，主要批判领导干部中的居功骄傲思想和自由主义，调整了党委内部以及上下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团结。

9295部队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吸收了机关和部队的科、团以上干部、全部营长、一部分教导员（多数教导员留在部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参加。
9142部队召开了党委全体会议。

这两个会议的特点是贯彻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民主精神，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大会，有小会，有个别交谈。
9295部队还出了大字报，会议充分体现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两个部队党委在会议开始前，都首先在常委会上初步摆开了有关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党委团结的问题，进行思想交锋，统一认识。
然后由党委书记向党委扩大会和全委会作报告，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党委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做了初步检讨。
9295部队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名批评了十个领导同志（包括党委书记本人、部队长、支队长、支队政委等）不同程度的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
9142部队摆出了四个常委委员和二个驻支队的委员严重骄傲自满的表现。
接着，这两个部队党委在会议上发动大家进一步展开揭发和批判。
由于事先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动员，多数同志态度端正，敢于斗争，打破了单位与职务的界限，真正做到畅所欲言，把以往长期没有摆开的同志与同志之间、部队与支队之间、党委内部之间的问题，都大胆地摆了出来。

这两个会议紧紧地抓住居功骄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倾向，展开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思想斗争。
9295部队还就反对自由主义和破坏党委集体领导的倾向，进行了专题的揭发批判和辩论，挖出了党委中少数委员违背党委集体领导原则、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错误。
这些同志曾经在1957年1月间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时，从个人成见出发，互相串连，讽刺挖苦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会后仍坚持个人错误观点，散布对某些党委委员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使工作受到损失。
经过揭发和辩论、批判，使这些同志和到会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两个会议经过揭发辩论和批判明确了党委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调整了党委委员之间、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团结。
9295部队打出了“改进党委领导、整顿干部思想、整顿组织纪律的初步方案”，9142部队提出了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委团结的措施，决定：党委委员要加强政治学习，严格组织生活，经常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委要切实抓紧对团以上干部的思想领导。
对加强党委集体领导，改进党委领导作风等方面，也都提出了具体措施。
（岳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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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今年将继续把原来租用的民房退还原主，并且不再新租民房。
这是23日结束的全军营房管理工作会议作出的决定。

几年来，各地驻军已经把暂时租借的大部分民房退还原主。
单是去年，各部队就退还了民房七万二千四百多间。
这次会议研究了家属还乡和军官下放后的营房使用等情况，认为有可能退还更多的民房。
为此规定：除了海防、边防部队，防空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等确有实际需要的，可以继续租用民房加以合理使用外，其它部队从今年3月起一般不准再新租民房，并且要将原来租用的民房尽早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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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预备会议是刘少奇委员长主持的。
他宣布：到今天为止，报到的代表有九百九十人，出席今天预备会议的代表有九百零八人，合乎法定人数。

预备会议在听了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报告后，一致同意常务委员会关于大会议程和日程的安排，从25日到31日举行预备会议，代表们按选举单位分组研究讨论有关文件；
正式会议将于2月1日起举行。

接着，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明方作了关于代表资格问题的审查报告。
代表们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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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5日讯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24日分别致电印度总统普拉沙德、总理尼赫鲁，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八周年。

毛主席在给普拉沙德总统的贺电中，祝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不断巩固和发展，并祝总统身体健康。

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赞扬印度共和国际国际事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尼赫鲁总理对和平的贡献外，还热诚地希望：中印两国间的亲密友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形势缓和以及加强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团结的工作中更紧密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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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在整风和新的生产高潮中乘风破浪前进的上海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这一周来又燃起了反浪费的熊熊之火。

在人民日报“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发表以后，很多单位的职工纷纷起来揭发浪费。
在外滩和南京路上几座机关云集的大楼里，在一些工厂和学校里的通道两旁，反浪费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墙壁。
上海区海运管理局系统在几天之内贴出了五千多张大字报，单是管理局本身已经揭发的浪费金额就达一千四百多万元。
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在三天内出现了两千多张大字报，比前一个多月贴的整风大字报还要多。
一切迹象显示：群众反浪费的劲头很足，运动的来势很猛。

中共上海市委的几个书记、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最近都深入到基层单位，了解浪费的情况和其中的问题，督促和帮助干部进行摸底，制订反浪费的行动计划。
商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行动最快，有半数以上的单位群众已经行动起来。
很多单位在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同时，就燃起了反浪费之火。
所有这些单位都在拟订具体、先进的节约指标，准备运动群众讨论，还要定期地进行检查和评比。

在工业系统中，上海第二钢厂近五年来，由于生产中宽打窄用、设计施工不当和大手大脚、喜新厌旧等，共浪费了约二百一十七万元，等于全厂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一倍半以上。
这个厂里本来有一个大礼堂，嫌小一些，只要打开一处隔板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去年又花了十万元建了一个新的。
申新第九棉纺织厂1957年仅因为产品质量低劣而赔偿和降价出售的损失，就有四万六千元。
因此，工业系统这一次反浪费的矛头，将主要针对生产过程中和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堵塞浪费漏洞，要求一切节约的措施必须真正做到在财务成本账目上体现出经济效果来。

找先进、比成本，是各厂在反浪费中采用的主要方法。
申新第九棉纺织厂职工把本厂的生产成本与先进的国棉一厂逐项进行比较，如果全厂的生产成本能够接近国棉一厂的水平，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费六百万元。

据初步揭发，商业系统在商品流转过程中，由于经营缺乏计划、保管不善、调拨不当、资金管理不严等原因造成的浪费十分惊人。
单是一个食品出口公司，几天之内揭发出来的去年一年的浪费金额就有一百一十万元。
在文教事业和机关中讲排场、摆阔气，严重浪费事业经费的现象也不是个别的。
这些方面，同前都成为干部和群众集中火力猛攻的对象。

在一些已经鸣放起来的单位，同时暴露出了干部和群众对待反浪费运动的一些思想问题。
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顾虑是怕追究个人责任、追索赔偿；
还有一些干部和工人认为生产中的浪费“不可避免”。
益民食品一厂最近就针对这些思想问题进行了教育，发起了一次群众性的大辩论。
上海笔尖一厂职工在反浪费的专题鸣放中，通过讨论“为什么对待家里的事情和对待工厂不一样”，使大家树立了爱厂如家的思想，节约风气开始在厂里抬头。
许多领导干部在鸣放和讨论中，进一步认识到这是整风中再一次的“引火烧身”，没有这把火，建设不了社会主义，因而领导运动的决心很大。

工业领导部门还根据历次增产节约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提出要注意防止在反浪费中因片面节约而降低产品质量；
同时也要防止在强调产品质量赶上先进水平的时候，不顾当前的条件和需要而增加产品的成本。

已经燃起了反浪费之火的单位，现在群众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一年捞回几年损失！”
上海第二钢厂职工代表大会宣布要在今年一年弥补过去五年的浪费；
国棉十七厂也决定今年要用九十五元钱办一百元的事，除去挽回去年浪费掉的五十万元以外，再节约一百万元。
复旦、同济、交通等大学，也初步决定或准备缩减今年经费预算的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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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员开展节约运动

苏军北方舰队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军人，用开展节约造动，努力节约燃料、油料、电力和各种物资，来迎接苏军建军四十周年。
水上舰艇编队的共青团员们已节约了数千吨燃料。
某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们节省了二十三吨燃料。
仅共青团员特鲁亨和席绍夫就节省了四万至五百公斤汽油。

舰队军委会已号召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大力支持和推动这一运动。

积极准备参加全军运动会

为庆祝苏军四十周年，苏联军队全军运动会将于2月11日在列宁格勒开幕。
现在各部队和舰艇正在举办选拔竞赛。
有些军区已举行过滑雪和溜冰竞赛。
远东军区参加竞赛的三百名运动员中，有三十名在十五公里滑雪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

举办美术展览 苏联文化部和陆海军总政治部决定在2月份举办庆祝建军四十周年的美术展览，将展出绘画、雕刻和版画作品以及各种工艺品。
其中有近年来反映苏军战斗与生活的作品，也有各博物馆和画馆收藏的苏联美术杰作。
这些作品鲜明地反映出共产党和列宁在建军中的卓越作用，苏军在战斗中的英雄主义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拍摄海军历史纪录片

苏联海军历史纪录片正在摄制中。
影片名为“苏联海军的四十年”。
现在摄影师们正在太平洋舰队拍摄潜水舰上的战斗训练和生活。

（摘自苏联军队报纸）

作者：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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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到22日止，北京市城、郊区已消灭老鼠、麻雀一百二十七万七千多只。
根据六个区的统计，已有四百四十六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商店等单位做到“四无”。

（据新华社讯）

作者：王鹤鸣

本报讯 南京部队直属机关向最近批准第一批下放的一百四十多个干部提出六点锻炼的要求：

1.放下架子，在生活上和士兵完全打成一片；

2.讲话要实际，要大众化，不要夸夸其谈；

3.要多作调查研究，向实际学习；

4.工作中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活动，多作埋头苦干的事，不要拣轻怕重；

5.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
发现领导有缺点，要诚恳地有组织地提出，不要指手划脚，背后乱议论；

6.帮助士兵时要耐心、细心，采取帮助的态度，不要用教训人的口吻。

这些要求对下放干部有很大的启发，有的同志本来打算下放后多啃几本书，或抓紧时间复习机关业务，现在都改变了计划，准备切切实实地下去进行锻炼。
有的下放干部说：“领导上真是语重心长，关心入徽，我们一定不辜负领导上的期望。”
（王鹤鸣）

作者：布·乌舍夫/李琳/罗远明
栏目：迎接伟大的苏军建军40周年

这是1941年9月发生的事。
波罗的海红旗舰队鱼雷艇编队正在塞尔维半岛顺利地进行着战斗。
法西斯匪徒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击败我们海军的反抗，并且占领这个半岛。
夜间，由一艘巡洋舰和六艘驱击舰组成的法西斯分舰队驶近了半岛的雷岛海湾。
希特勒匪徒的军舰对我们的防御工事进行着疯狂的射击。
波罗的海舰队的军人们以强大的鱼雷突击来回击敌人的这次偷袭。
我也参加了这次粉碎法西斯分舰队的战斗。
我和军官阿方纳西耶夫受命去击毁敌人的巡洋舰，而艇长克列门斯基和纳辽托夫中尉则受命去消灭敌人的驱击舰。

天气极其明朗而平静，这使我们的行动有了困难。
法西斯的飞机发现了我们的鱼雷艇，并且把我们的行动通知了自己的军舰，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但是四艘苏联鱼雷艇仍然勇敢地和整个法西斯分舰队进行了决战。

从法西斯军舰上发出猛烈的炮火，再加上敌人飞机的袭击，海面由于炮弹的爆炸而沸腾了。
但是什么也不能动摇苏联海军军人的攻击精神。
在出海以前，我们在基地上的时候就发过誓——一定要光荣地完成自己的军人职责。
现在为了取得胜利，我们不惜付出任何力量，甚至自己的生命。
由英勇和熟练的指挥员所指挥的苏联鱼雷艇坚决地冲向敌人的军舰。

当我们的鱼雷艇离目标还有二海里的时候，敌人的驱击舰企图阻止我们冲击巡洋舰，向我们的航向横冲而来。
我决定立刻用鱼雷攻击驱击舰。
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荡着海面。
鱼雷击中了目标。

战斗的紧张性与时俱增。
现在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巡洋舰上去了。
军官阿方纳西耶夫所指挥的鱼雷艇穿过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向巡洋舰发射了两个鱼雷。
我们的鱼雷艇也顺利地向它发射了所留下的最后一个鱼雷。
猛烈的爆炸激起了巨大的水柱，烟雾包围了整个巡洋舰。
克列门斯基和纳辽托夫所指挥的鱼雷艇的行动也很顺利，他们各自击沉了一艘敌人的驱击舰。

鱼雷艇一面运动，一面施放烟幕，开始返航了。
但是忽然发现中尉克列门斯基所指挥的鱼雷艇没有返航。
经过短时间的搜索，发现了这艘鱼雷艇。
然而它已开始沉入水中，正在以慢速退出激烈的战斗。

这时候敌人的驱击舰在烟幕后面出现了。
克列门斯基艇上人员的生命遭到了很大的危险。
我们的鱼雷艇便急驰过去援救战友。
当我们从被击伤的鱼雷艇上救出了一部分人员的时候，在我们的上空出现了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敌人的驱击舰很快地发现了我们，并且向我们射击。
当我们把所有的海军军人都救到了自己艇上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已经在我们近旁爆炸了。
我们的鱼雷艇在浓密的烟幕掩护下，几乎是从法西斯驱击舰的舰首旁边擦过，赶上了自己的队伍。

苏联鱼雷艇的全体人员都顺利地返回了基地。
半岛的许多守卫者都看到了我们和法国斯军舰的这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
他们对已获得的胜利也像我们一样地高兴。
当鱼雷艇刚一停靠码头的时候，步兵、飞行员和炮兵的代表就来向我们祝贺了。

在和法西斯分舰队所进行的英勇的战斗中，我们的鱼雷艇艇员击沉了敌人一艘巡洋舰、二艘驱击舰，击伤了一艘驱击舰。
其余的法西斯军舰就不得不逃之夭夭了。

（“红星”报供稿，李琳译）

罗远明 画
===== 0951部队下放干部讨论：-怎样锻炼；
改造什么；

本报讯 0951部队政治部组织下放干部开座谈会，讨论下放后如何锻炼改造的问题。

0951部队直属机关最近批准一批干部下连当战士，这批干部锻炼、改造的决心很强、但对于下连后如何进行工作，如何改造，改造些什么等问题，思想上不大明确，考虑较多。

在座谈会上，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到基层后，首先应该在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造，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常存在的清高孤僻、自以为是、脱离群众、患得患失、计较名利等非无产阶级意识。
为了彻底改造思想，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斗争实践和劳动实践，向士兵学习热爱劳动、不畏艰苦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们健康朴素、热爱同志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在工作中，战斗中不辞劳苦，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
有的同志提出：应该把每一件细小的工作或每一次轻微的劳动，都看作是对自己的锻炼，哪怕是挑一担水，搬一次柴，浇一次菜，打扫一次厕所，都应该积极去做，加强自己的劳动观念，培养起热爱劳动的习惯。

大家一再提到下连后必须坚决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毛病。
有的同志说，过去在机关工作时，到连队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总是喜欢挑连队干部的毛病，指责人家的缺点。
这次下连后，应该老老实实地向连队干部学习，充实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

座谈会上，大家还提出了锻炼改造时应注意的五个问题：1.在劳动上要向士兵们学习，树立坚强的劳动观念；
2.生活作风不特殊，处处起模范作用，主动要求连队干部大胆地领导自己，主动接近士兵，不使士兵们感到自己是连里的特殊人物；
3.严格要求自己，虚心接受批评；
4.和士兵交朋友，做士兵的小学生，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告诉班里的同志，真正作士兵的知心人；
5.有家属的同志要妥善安排自己的家属，互相鼓励进步，不要有所牵挂。

政治部副主任沈因洛同志向大家作了指示，要求下放干部到连队后起活动分子的作用，起机关与连队之间的桥梁作用，要求他们联系群众，虚心向士兵学习，在锻炼改造中争取获得丰收。

本报讯 后勤学院自进入整改阶段以来，群众对精简机构问题提出了二百多条意见，揭发了该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

最近几周来，全院对精减机构问题，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解决了定型、定额问题。
目前学院对体制问题意见已基本趋于一致。
按照新拟定的编制方案，全院的组织机构比原编制减少了一个部、两个系、二十一个教授会、十七个科处室，九个学员班、一个连。
在确定人员名额时，许多单位都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认真地计算了工作量。
如文化教授会充分挖掘了潜力，决定从现有工作人员中减少51％；
政治教授会经过几天的认真讨论，根据任务算了细账，可以在现有人数中减少37％；
油料系由于对改进教员分工问题详细作了研究，并准确地提出了各人的工作量，全系可减少工作人员41％；
干部部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新拟编制人数比现有人数减少45％；
物质保障部可减少工作人员35—48％。
就目前全院讨论的初步情况来看，全院新编制的工作人员与原编制比较，可以减少41％。
目前，新的编制方案已交给群众广泛讨论。
（后勤学院宣传部）

作者：张军

本报讯 0936部队首批下放到施工部队当战士的十四名机关干部，受到部队的欢迎。

这批下放的同志刚一到0096部队二支队营房门口，早在这里等候的全体官兵就上前迎接他们。
他们一到班里，班长们就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情况。
下放到某连八班的陈刚同志正好是八班长在速成中学学习时的教员，八班长一见陈刚同志来到，十分高兴，兴致勃勃地向陈刚介绍各种武器的性能。
在他的教导下，陈刚很快学会了步枪和冲锋枪的分解结合。
军官和士兵们对下放干部生活上的关怀更是无徽不至。
很多班、排长看见下放的同志只带一床棉被，都主动把自己的棉褥子、草垫子让出来。
一连指导员阎玉成看见赵希瑜被子很薄，就热情地送去了一件棉大衣，赵希瑜感动地说：“简直像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
连队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热情关怀，使下放干部更增加了干劲。
下放干部陈建民和梁琼等帮助炊事兵挑水。
刘启国在连队看电影的时候争着留在家里看门，站岗回来以后又忙着去生火炉、扫地。
学生出身、从未参加过劳动锻炼的杨永生，主动向排长请求出公差，排长没有让他去，他就去学习匍匐前进动作。
膝盖两侧和胳膊肘都磨疼了，仍坚持练习，直到战士们都说他完全合乎要领为止。
下放干部朱启明参加了一次演习，累得满头大汗，腰痛腿酸，回来后还没有休息，就请老战士教他迫击炮各部机件的名称和性能。

下放干部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精神，也使部队官兵受到感动。
某连过去有两个班在一起吃饭，打菜都不大主动；
现在一看菜盘被下放干都抢去了，大家就都主动起来。
许多连队干部反映：“机关干部能力比我强的、文化比我高的也来当战士锻炼了，我们更要好好工作。”
下放干部在参加操课和劳动锻炼的同时，也利用课外时间积极帮助连队工作。
战士们提出要向下放干部学习文化，下放干部也决心要把文化知识教给大家。
朱启明说：“数学由我来包教。”
陈建民主动地给大家读报。
哪个班有下放干部哪个班歌声就多了，连队里互相学习、积极上进的空气增长了。
（张军）

本报讯 沈阳部队最近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进一步改进了今年战斗训练的组织领导工作。

为了改善训练的组织领导，使训练的组织和方法切合实际，沈阳部队去年曾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做出了一定成绩。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在训练科目的配当上，去年采取了分科集中穿插配当的方法。
但是，有的单位部分科目集中的不够合理，形成“突击式”的赶任务；
同时，脑力和体力劳动得不到调剂，干部感到时间紧、内容多、压力大，战士听课、操演容易疲劳，学的东西不容易巩固。
又如，去年指挥员训练采用提高一级或二级分批集训的形式，虽然减轻了下级指挥员的一些负担，但是这种作法，每批集训人数过多，干部的水平又很悬殊，不容易教好、学好；
同时，由上一级或上两级负责集训，也达不到锻炼提高下级指挥员的目的。

沈阳部队领导机关对群众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除了有些具体问题已经及时作了处理以外，对一些有关方针和原则的问题，便结合今年度的训练计划作了全面研究和改进。
在训练科目的配当上，今年采取了“各科目适当集中、穿插配当”的方法。
这样既使重点突出，又不割断联系，使各科目相辅相成，能够比较平衡地发展。
今年指挥员训练，也改为原则上一律采取按级任教的方法，并强调军官自学，按级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考核。
还规定连、营属专业兵分队都在原建制内进行训练；
步兵分队指挥员也要参加专业兵科目的示教、示范作业，求得逐步克服步兵分队首长不懂专业兵和不了解专业兵训练情况等缺点。

本报讯 训练总监部、总后勤部本月20日发出联合通知，增加部队卫生教育时间。
通知说，为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七、二十八条有关开展卫生运动及消灭疾病的规定，丰富官兵的卫生知识，使部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对卫生教育时间特作如下规定，①各部队在1958年每月应从工作或训练时间内，抽出两小时作为卫生教时间；
此外在执行工建、野营、行军任务之前，或流行病流行季节，应根据具体情况，由部队另行增加卫生教育时间。
②新兵编入部队前应进行十小时卫生教育。

作者：尹大正

去年11月15日夜晚，广东省深圳区边防线上一片漆黑，对方山头上的碉堡里，不时射出一道道乳白色的深照灯光，二岔河口的水面被照得发亮。
二岔河口的地形地物是很复杂的：河的左岸长满了草丛、菠萝麻，小水沟交叉纵横，背后紧连着一片密密的灌木林，涉过小河就是香港地界。
无数事实证明，这里是越境分子经常偷出潜入的地点。
以共产党员余义新、共青团员潘志勇和王根离三个边防军战士所组成的潜伏哨，在这里执勤已经两个钟头了。
……

周围是那样宁静：除了界河潺潺的流水声和微风拂动着芦苇的沙沙声以外，再也没有听到或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动静。
尽管是这样，执勒的战士们仍然沉静而耐心地警戒着他们的防区。
他们知道：见不得阳光的敌人，正是利用这样的黑夜作掩护，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潜出去钻进来，进行罪恶活动，而边防战士的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可能使祖国受到损害。

大约在夜间九点多钟的时候，潘志勇突然听到西北方向一百多公尺处的田埂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响，这声音虽然小得几乎听不见，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逃出机警的边防战士的耳朵。
一两分钟以后，声响突然听不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定有人踩踏着田埂上的枯草。”
边防战士根据多年的经验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一会儿，声响又出现了，并且越来越清晰——原来是脚步声。
潘志勇密切地注视着西北方向。
没过多久，战士们在夜色中隐约地发现了两个黑影，是两个人弯着腰，沿着田埂的小沟，像爬虫一样朝界河方向蠕动着。
……

一场隐蔽的战斗立刻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战士们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他们各人摸了摸自己的装具，准备随时“迎接”这黑夜中的“不速之客”。

偷越边境的家伙非常狡猾，他们走动几步，又蹲下来，借着探照灯光来回移动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窥察着我哨兵位置和周围的地形地物。
当他们到达距离狭小的界河、对方的铁丝网只有五，六十公尺的时候，他们简直是得意忘形了，就直起身躯，加快步伐拼命地向界河奔跑！

……二十公尺，十五公尺，十公尺，到界河只有五公尺了，……就在这紧要的时刻，越境分子意外地被一个严厉的声音吓得怔住了：

“站住！
举起手来！”
潘志勇突然从正面的草丛中一跃而出，端着冲锋枪对准了企图过河、背叛祖国前去投靠美蒋集团的非法越境分子。

两个家伙看到对面突然出现了英勇的边防战士，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扭头往回跑。
这时潜伏在左右两侧的王根离、余义新一个箭步上去，像猛虎扑食似地将他们捉住，并且当场查获了罪犯携带的反革命宣言、反动诗词，五十一份有关国际局势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剪报及美金四百元等许多罪证。

这两个越境分子中的一个，就是解放前担任过“剿共第六路司令”、伪四川省主席等反动职务、血债累累、长期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魁首王缵绪。
另一个就是曾任伪成都市公安局长、也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雷绍丞。

作者：照耀

空军歼击机部队，为了飞一次进一步，迅速提高战术和技术，正紧张地进行飞行训练。

飞行在天堂中的歼击机。

在一次战斗飞行里，某部指挥员、空军英雄王海中校在下达战斗决心。

照耀 摄影

飞行前，指挥员下达飞行命令后飞行员们正在对表。

驻汕头某团1957年支援农业社一万二千六百零五个义务劳动日，对合作社、对部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保证了澄海县的大丰收

某团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农业社的增产。
去年春天，澄海县气候寒冷，清明节前插的一部分稻身都冻死了，要是在谷雨前重插不完，每亩产量就要减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但是，从清明节到谷雨只有十多天的时间，要把全县的稻田插完，劳动力又不够用。
在这种情况下，团长带领五六百人到苏南省连续插秧九天，其他部队也来支援，使这个县的早稻全部在谷雨前插秧完毕。
夏天，韩江洪水猛涨是近三十年所少有的。
这时，某团和其他部队出动大批官兵，携带大批的防汛工具，和人民一道防汛抢险。
探照灯部队夜间照亮天空，赶紧抢修堤坝。
在是紧急的一夜，团直和炮营接连三次跑步上堤，在“防汛就是战斗”的响亮口号下，奋力抢险。
最后，终于战胜了洪水。
群众普遍说：“没有大军支援，就不可能有今年的大丰收。”
全团支援的二万八千多担肥料，起的作用也不小。
仅某营的一部分肥料就使晨光农业社增产稻子六千四百斤，合每亩增产二十斤。

春天修水库，很多官兵挑土比群众挑得多，走得快，挖土方时很少休息，推动了群众的干劲。
有的老乡说：“我们再偷懒就对不起大军了。”
往年当地群众插秧遇上大雨就回家去，今年看到部队冒着大雨在田里劳作，他们也不回村了，跟部队一起在雨中插秧。

促进军民互相了解

过去，当地群众曾对军队发生一些误解，说：“大军吃得好，穿得好，闲着无事满山跑（指演习）。”
后来，群众实际看到部队把群众的生产当成自己的事，贪黑赶早地和群众一同下地，不顾大风大雨，疲劳、饥饿，劲头十足，深深地受了感动。

军民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情厚谊。
民兵们在夜间轮流给部队站岗放哨，小学生们写信慰问部队。
春天，战士冒着雨给群众担秧苗，妇女们就给战士们打着伞。
战士们的衣服淋湿了，妇女们就抢着给洗好烤干。
在生产过程中，群众主动和部队联欢，演出节目给部队看，部队返回时，群众热情欢送。
军民关系大为密切了。

劳动锻炼了部队

许多官兵经过劳动锻炼以后，工作态度、工作效率都和以前不同了。
炮兵战士张平生是店员出身，从小没有做过庄稼活。
去年3月下连队当兵叫苦连天，但是经过十多天的田间劳动以后，他再不说怪话了，他安心连队工作了。
排长肖勤谈他的体会说：“支援生产把人们的劳动观念增强了。
我近几年来不大爱劳动，甚至连洗衣服的轻活都不愿做。
自从参加支援农业生产的义务劳动以后，我的衣服就没有再找人洗过，还经常帮助士兵们打扫营房。”
过去有些同志训练中不太注意爱护青苗，有时部队打靶不和农业社联系，以致影响农民生产。
经过劳动以后，在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部队在演习中很爱护青苗，在射击时也及早和农业社联系了。

过去有些官兵在生活上不够俭补，参加劳动以来，亲眼看到农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官兵们也注意了勤俭节约。
据某连的指导员说：从支援农业生产以后，战士存款的已占半数以上。
军官也特别注意节约用粮。
教导员蔡天顺从劳动中深深地体会到粮食来得不易，经常到伙房里检查有没有浪费粮食的现象。

劳动中还丰富了士兵们的生产经验。
有的说：“在这里可以学习到种两季稻的经验，将来回家可以向群众介绍。”
军士陈占义说：“我过去是个矿工，不会种田，现在学会了犁田和插秧，将来退伍回家种田就不发愁了。”
（总政群众工作处）

作者：柯庆施

编者按：

一

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党中央经常给我们作出全面的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使我们对形势、对全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做各种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
全国有全国的全局，全市有全市的全局，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都有各自的全局。
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数，不致迷失方向。
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经常注意形势，不注意全局，不注意对事物进行全面的分析。
有时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
有时看到缺点，又看不到成绩；
对成绩和缺点，有时又分不清主次。
为了使整改进行得好，也需要先看看全局。
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谈谈形势，特别是过去一个时期发生过争论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做过明确指示。
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
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
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
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
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
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
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
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是敌我矛盾。
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
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
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
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
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248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
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
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44％（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30％左右），右派只占8.5％。
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
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
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
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
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
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
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
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全面的深刻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
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人民民生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业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
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
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
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风。
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
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
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
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
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
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

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
这是没有根据的。
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
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
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
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
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
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练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
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
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
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
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
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
因此，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
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其次，需要估计一下我们工作的成就。

尽管资产阶级右派说我们这也搞糟了，那也搞糟了，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全民大辩论，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展开了突飞猛进的大建设，这是连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无法否认的，因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经过1956年达到高潮的三大改造运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的，在经济上和社会秩序上没有发生波动和破坏，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
事实上，其中一些重要任务和重要指标早在1956年就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了。
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奠定。
我国的农业在合作化以后的新条件下正在向前跃进。
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
我国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空前提高。
由于党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等一系列政策的贯彻执行，全国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正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人民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加强和巩固。
我国人民正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都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就我们上海各个战线上的工作来说，也是一样。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占全国比重很大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和经济面貌，为上海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上海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
今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是一百二十八亿元，其中除去手工业产值三亿元外，工业产值是一百二十五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0％左右，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的16.3％，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加297.51％，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增加96％，平均每年增长14.5％。
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一般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比重，也分别从1949年的16.7％、22.6％、60％，变为1957年的41.2％、26.2％、32.6％。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随着全国经济建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改造，上海工业制造了大批的新产品，机器制造工业也从过去只能进行装配变为可以独立制造，许多产品的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这就使上海这个工业基地能够供应全国人民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够为发展国内外贸易供应更多的物资，能够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
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郊区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加上上海的有利条件，为争取郊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准备了条件。
文化教育战线和其他各个战线也有了很大的成绩。
劳动就业逐步扩大的结果，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
更重要的是人的变化。
几年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行动，不但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使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能够担负起领导阶级的重任，而且也推动了各界人民的政治思想改造。
今年的反右派斗争，证明了光荣的上海工人，首先是老工人，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
证明了其他各界人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力量的左派；
中间分子也有程度不同的进步；
右派只占极少数。
没有广大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在短短的时间内，使得右派分子遭到孤立和分化，遭到严重的失败，是不可能的。
全民整风运动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力量，促使上海各个战线上的工作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谁也可以看到今天的上海，已经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了。
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已经随着黑暗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新的人民的上海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
明天的上海，将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更加强大的基地，屹立在东海岸国防前线的更加强大的堡垒。

我们上海的工作所以取得这些成绩，是上海百万工人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结果，是上海七百万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全力支援的结果，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努力地、积极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正确政策的结果。
在回顾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向全市的工人同志和各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上海人民同全国的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大家都以有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而自豪。

在这里，我们还要答复一个问题：上海各方面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

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
在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大家记得，1956年，市的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经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
这个方针，一方面反对了忽视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这个某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反对了不顾全国的统筹安排和当地的具体条件，盲目大发展的思想。
事实证明：这个方针，给上海的工作带来了朝气，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
有的同志说，由于有了这个方针，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冒进”了。
这种意见，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就全局来说，倒是因为有了这个方针，才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又限制了各方面的盲目发展。
一年来上海工作的发展是正常的。
问题是对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冒进，有完全不同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形势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

问题也已经解决了。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
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和思索。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
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
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
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因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
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方针。
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认真；
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认真。
这个方针，是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
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针，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
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个别缺点和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针发生动摇。
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是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
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
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
到底是“好”社会主义“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
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
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
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
当然，赞扬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
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
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的方针不大提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也执行得不带劲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劲低落了。
这才叫作不正常现象。
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涨，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涨。

四

整风运动胜利的标志，不仅是右派被孤立分化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了，而且我们党的干部必须是愈整革命意志愈旺盛，愈整阶级觉悟愈高，使我们的工作愈做愈朝气蓬勃，愈做愈好。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阶级觉悟最高、革命意志最旺盛的人。
当资本主义看来还很强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可避免，看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他们赤手空拳，百折不挠地为革命奋斗了一生。
当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下决心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他们只是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但是到了1917年，他们终于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中国处在最黑暗的反动统治下的时候，中国共产主义者却在上海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宣告共产主义必然在中国胜利。
当蒋介石疯狂地屠杀革命人民，以为他的江山已经坐定了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产党却在井冈山升起了胜利的红旗。
当时有多少人嘲笑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列宁，嘲笑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白日作梦”。
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了，被嘲笑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那些以为资本主义会万世长存的人们。
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结果，证明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止不了世界向着共产主义过渡。
因此，我们的革命意志不是来自空想，而是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可靠的基础上的。
正因为把个人的命运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就鄙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我们的党员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应该成为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代表之一，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阶级的利益之外突出出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永远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的革命意志永远是旺盛的，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毁的。
在阶级斗争中，在战争中，在需要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视死如归；
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在进行建设的时候，我们要请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旺盛的革命意志的表现。

就整个说来，我们上海党组织的革命意志是旺盛的，是有战斗力的。
但是，从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情况看，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干部革命意志都旺盛。
根据粗略的分析，干部情况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人，革命意志旺盛。
他们在工作中积极努力，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有上进心。
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开动脑筋，调查研究，钻研问题，苦思多想，不怕困难，任劳任怨，富于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这样的干部作领导人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一定会是朝气勃勃地比较迅速地向前发展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比较容易克服。
在那里，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成长也比较快。

第二种人，能够工作，也不顾作坏事，但是缺乏发愤图强、顽强进取的精神。
他们的特点是一般地能够完成党给他们的任务，可是墨守成规，很少有所创造。
在工作中对政治不够关心，因而缺乏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力。
这些同志往往对于“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愿意或不会去千方百计想办法，认真努力去做，一遇困难，就“认为做不到”，也就不去做了。
他们中间有知识分子，自以为有知识，就不积极努力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他们中间也有工农出身的同志，自己文化水平低，却又不积极努力学习。
他们中间也有老干部，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是因而自高自大，认为自己差不多了，也就不再积极努力提高自己的本领。
他们中间有些同志有时也自觉到自己的落后，时有苦闷，又没有决心鼓起劲来干。
因此，在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地方，工作改进迟缓，他们自己的进步也慢。

第三种人，个人主义包袱较重，思想上开始发霉。
他们还是想作革命工作的，但是他们或者以为自己是老资格，或者以为自己有功劳，或者虽然不是老资格，却自以为特别有本领，常常把个人同群众、个人同党的位置摆不对头。
他们对群众，自以为高人一等，官气冲天。
他们考虑问题往往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后面。
有的人只要有机会，就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到一些就高兴，争不到就闹情绪。
这些人对待工作，沾染了“官气”，照例办公，言不及义，对他个人的问题很有兴趣，对政治问题、工作问题、群众疾苦问题兴趣淡薄。
好像不值得他认真关心似的。
他们有时候也很积极，但多半是以个人得失作标准。
个人主义的霉点，有时晒晒太阳，比如经过党和群众的批评教育就少一些；
党和群众的监督稍为放松，就会继续发展。
因此，他们如果不痛下决心，改正缺点错误，就有不能继续作共产党员的危险。

以上三种情况，只是就最突出的表现说的。
第一、第二两种情况的人，在我们的同志中占大多数，第三种情况的人虽有一定的数量，但在干部中只占少数。
当然，也有的人有时进步、有时落后，在两种情况之间摇摆，不很稳定。
我们所以作这样一种分析，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情况。
希望更多的同志经过努力，不断进步，大家都成为革命意志旺盛的人。

此外，在整风中还揭露出一些党内右派分子，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为、屡教不改的分子。
他们确实是思想上政治上已经腐烂了的人，他们是什么性都有，就是没有党性，什么主义都有，就是没有共产主义。
在他们看来，他们无负于任何人，倒是党和人民一百个对他们不起。
他们经常胡作非为，利用各种机会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这种人虽然在党内占极少数，但是往往为害很大。
党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揭露了并且从党内清除了这些坏分子，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

党的干部的这种种情况说明：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改造旧社会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
在社会上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问题，在我们党内也有过社会主义这一类的问题。
那些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过不了这一关，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了；
另外一些同志，比如思想上开始发霉的人，能不能过这一关，也是一个值得他们加以思索的问题。

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们早已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经过了长时期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也很好。
他们对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有比较充分的精神准备的。
但是，不能认为我们全体党员对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都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有些人，他们原来就是混进党内来的坏人，他们只想混过关去，现在被揭露出来了，混不过去了。
还有些人，原来是抱着赞同我们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态度来参加党的，一到同党走完了民主革命这段路，他们便不愿前进了。
有一些同志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但是由于骄傲自满，不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接近劳动群众，不接近基层工作，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总是提不高，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有时被胜利冲昏头脑，有时又被胜利吓昏头脑。
还有一些人，在新的条件下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

不能说党对这种现象没有发出过警号。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不是很容易过的。
还在1949年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警告过我们，要预防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前打败仗。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虽然是就全国胜利后我们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捧场说的，而实际的含义，也就是指明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关头就要到来了，比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关头，对相当多的一些同志说来，是更严重的考验。
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关头所遇到的对手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

大家知道，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总的说来，是有利于我们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
连英国的泰晤土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到十五年工夫英国就要落在我们后面。
但是，天下事要人去做的，在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就在主观能动作用了。
这就是我们不惜花许多时间来讨论革命意志问题的缘故。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促进派，不能做促退派。
所以，必须时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侵袭，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共产党人光荣称号的好党员。
为此，我们认为采取下列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必须通过整风运动和经常工作，认真地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

为了使所有的干部，能够胜利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之外，在整风运动中，党必须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必须教育所有党员、干部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旺盛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对所有党团员，要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也就是说，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再经受一次深刻的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锻炼，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在目前的着重整改阶段和即将到来的第四阶段，必须着重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包括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还要彻底地批判右倾思想，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批判民族主义。
对于革命意志衰退、消极落后的党员，也必须严加批判，重者还应绳之以纪律。
对党内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必须按照中央规定的原则和手续，同党外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一视同仁地严肃处理。
但是对于一切受处分的人，也仍然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

总之，在这次整风中，每个党员都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普遍地进行一次自我检查。
全民整风运动已经实践证明是一个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最好方法。
今后应按照中央指示，每年或每两年整风一次，以便保证我们党经常处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中，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永远朝气蓬勃地前进。

但是，我们知道，过渡时期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也在经常不断地变化，所以，除了依靠整风运动外，更重要的是在平时认真抓紧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应该认真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时事、学习党的重大政策方针，并须深入地开展辩论，借以帮助干部深刻地了解当前政治方向和领会党的重大政策方针的精神实质；
应该引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剩余精力主要放在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上；
应该协助领导干部每年划出一定的工作时间，到先进工作单位参观，到邻近省区交流经验，借以取得生动的实际工作知识，扩大眼界，开拓胸襟。
凡是政治生活不健全的地方必须健全起来；
凡是纪律松懈的地方必须加强；
凡是成分不纯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整顿。

第二、要使全党所有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密切同基层群众的联系，密切同斗争实际的联系，借以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继续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外，同样应当从经过生产锻炼的、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
根据“全面锻炼、统一安排”的方针，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经过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缺这一课的必须补上这一课。
凡是没有经过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锻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应当到农村、工厂去劳动几年，或者到基层去做几年工作，真正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应当强调指出：这是一项重大的革命措施。
只有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我们才能够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
我们相信，大多数下放干部不但自己可以锻炼得很好，他们还会帮助党外同志也锻炼得很好。
但是，我们也应当向下放干部说清楚，到农村、到基层去锻炼，这对每个同志本人来说是一个思想革命，没有充分的革命自觉和坚决的改造自己的决心，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多数人是自觉地下去的，他们迫切地要求下去，在得到批准以后，他们兴奋愉快地投入到火热的体力劳动和实际斗争中，投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了。
但也有些人不完全自觉，或者是带着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下去的。
比如说：“反正薪金照发，下去几年镀镀金再回来。”
我们说：下去是可以锻炼人的，但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己的革命自觉、革命决心和革命毅力，我们相信大多数可以在锻炼中得到巨大的进步，但也有少数人，如果不下决心认真改正自己的毛病，他们就不但不能“几年后回来”，而且将失去当干部的资格。
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下放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使所有下去的同志，都抱定坚强的决心，把自己锻炼成生龙活虎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但对现在已经下去的同志，对于将来下去的也应该这样做，应当对他们负责，决不允许放任不管。

在职干部也必须解决这个重新锻炼自己的问题。
除了应当采取轮流下去劳动锻炼外，对在职干部也应当定出一些办法，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也能参加体力劳动，也能接近实际，接近基层。
因此，市委认为，应当首先规定：每个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同志，每年应有四个月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直接帮助下级，取得经验。
半年各下去两个月或一次下去四个月或每周下去两天都可以，但必须作为固定制度，坚决执行。
领导干部每星期四不开会，下基层工作和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的制度，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必须坚持。
各个机关、学校、部队、企业的负责同志，必须建立一个经常同基层联系的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想办法解决。

第三、要使广大干部逐步地作到“又红又专”，成为红色专家。
红指政策，专指业务，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
但政策是统帅，政治要统率业务；
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只专不红，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等于没有灵魂。
只注意业务，不注意政治，光会算账，不讲思想，光搞物质基础，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要迷失方向，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因此，必须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使所有业务干部注意政治，不作迷失方向的经济专家、技术专家。
同时也必须批判不学习业务的倾向，使所有干部努力钻研业务，力求成为业务上的内行，不作空头政治家。
我们需要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否则，业务部门许多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难于真正解决。
现在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已经红了，或者已经专了，或者自己已经又红又专了，其实又红又专是没有止境的，一自满就会退步。
我们的同志必须有革命的雄心，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学习业务，不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业务。
堡垒是要人攻的，时间是靠人挤的，除了到学校进修，主要靠在职学习。
各个部门都应作出规划，务期在十年内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以便在各个战线上真正建立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四、我们还要从组织上保证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随着建设事业的大踏步跃进，应该下放的权力，必须坚决下放，以便广大干部得以大胆、主动地进行工作。
某些现在看来应该修改或废除的管理制度，必须坚决改变，以便广大干部可以果敢地放手去搞工作。
今后各级党组织应当根据中央所指示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改善我们的组织工作，并订出相应的工作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作者：王岳西
栏目：军事学术

我军历来重视夜间进攻

夜间进攻是一种战斗方式，历代战争中都经常采用。
近代由于各种新式火器的出现和发展，夜间不便发挥其作用，再加上战争规模扩大，在战场上同时行动的军队增多，夜间指挥特别困难，所以有的军队不愿采用这种战斗方式。
但在我军历史上，始终是重视夜间进攻的；
这是由于我军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进行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使我军人员的政治质量优于任何敌人，比如，我军具有高度的士气，士兵们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等等。
但是，我军的兵器，始终都不及敌人。
这样，在战争中就形成了两个敌我互相对比的基本条件：在人员素质方面，我优敌劣；
在兵器方面，敌优我劣。
我们知道，人和兵器是军事的两个基本因素，它是决定战略战术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军队的全部组织及作战方法以及与之一起的军队的胜负，都是依靠于物质的亦即经济的条件的：依靠于人的材料和依靠于武器，所以就是依靠人民的质量和数量，依靠于技术。”
（见“反杜林论”176页）上述基本条件，使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特点（也就是我国革命战争规律不同于一般战争规律的表现）；
广泛地采取夜间进攻，利用夜间完成各种战斗任务，就是我军战术上的主要特点之一。

在战争中，人和兵器比较起来，人的作用是主要的。
在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中，由于兵器劣于敌人，就更加强调了人的作用。
夜间进攻，正是便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和降低兵器作用的一种最好的战斗方式。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军从来都强调夜间训练和夜间进攻。

夜间进攻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战争中实施夜间进攻，是我军战胜敌人的一种主要手段。
在大的进攻战役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斗，都是在夜间或昼夜不停地进行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所进行的游击战，充分地利用夜间打击敌人。
进行运动战时，尤其是在夺取敌人据点时，亦经常采取夜间进攻。
例如，1940年百团大战中，夺取正太路上的天险娘子关，就是在战役开始的第一个夜间攻下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实施夜间进攻的规模更加扩大，进攻战役中的一些关键性的进攻战斗，多数是在夜间进行的。
例如，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黄维、杜聿明等三个主要集团，都是在达成合围之后，于黄昏或夜间发起总攻，经过昼夜不停地连续战斗完成的；
伟大的渡江战役，也是从夜间开始，利用夜暗突破了敌人的江防。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二、三、五各次战役，也都是在黄昏前后发起总攻的。
在战略防御阶段，所有的反击战斗，差不多都是在夜间进行。
许多阵地曾白天失去夜间夺回，经过反复争夺才巩固下来。

历史条件使我军在以往的战争中，广泛采取夜间进攻；
夜间进攻的实践，又使我军取得了这种战斗的丰富经验。
在我军每一个部队的历史上，都可以找到无数胜利的夜间进攻的战例。
经过战争锻炼的各级军官，也都具有一定的组织与实施夜间进攻的指挥能力。

夜间进攻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我们知道，进行战争的方法，决定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首先决定于交战国双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
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对战争方法的影响，即对军事学术的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发生的：一方面是通过人；
一方面是通过兵器。
旧兵器的改进和新兵器的生产，都会引起作战方法的改变，甚至引起进行整个战争方法的改变。
兵器是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产物，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影响战术的改变。
恩格斯说：“……当技术的成就刚刚变成可用，并在事实上用于军事目的的时候，它们如何立刻地、几几乎是粗暴地，而且时常违反军事指挥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法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反杜林论”176页）夜间进攻是一种作战方法，所以它也必然受科学技术和兵器发展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一方面是使夜间进攻本身的战术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使夜间进攻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改变。
那么，在现代技术兵器、原子武器、照明器材和夜视器材发达的今天，夜间进攻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怎样呢？

首先，应当肯定装备有现代技术兵器的军队，能够实施夜间进攻。
新的技术兵器出现时，通常不用于夜战，因为：一般技术兵器的使用，都要依赖良好的能见度；
同时，在技术兵器出现的初期，指挥工具多不完善，使用的人员也缺少夜间训练。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飞机和坦克已经出现了，但根本没有参加过夜战。
随着其数量的增加和技术的改进，逐渐有些技术兵器部分的用于夜战，但总的说来，现有的各种技术兵器，一般都是不利于夜战的。
再加技术兵器愈多，协同动作的组织就愈复杂，夜间行动也就愈困难。
但这是不是说装备有大量技术兵器的军队，在夜间行动就失掉了优越性，现代化的大兵团不能用来实施夜间进攻了呢？
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唯武器论者是这样认识的。
他们过分强调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现代化大兵团不适合实施夜间进攻。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很少实施夜间进攻，即使偶尔实施，也没有获得重大战果。
而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则不这样认识。
前面说过，生产力、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作战方法的影响，除了通过兵器之外，还要通过人的方面。
而且，在我们军队中，人的作用又是非常巨大的。
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军队有高度的士气，具备夜间行动所必须的条件；
另一方面，在军事思想上，能积极寻找克服或减少夜间行动各种困难的办法。
因而，也就能广泛地采取夜间行动和实施大规模的夜间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除了由部队和分队为了战术目的而经常实施夜间进攻之外，兵团、甚至军团也胜利地实施了许多夜间进攻。
莫斯科外围的夜间进攻，1943年10月西南方面军在查波罗什战役中的夜间进攻，1945年4月柏林战役开始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实施的夜间进攻，都获得了重大胜利。

（未完待续）

作者：裴杰
栏目：军事学术

隐蔽指挥是军队伪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隐蔽指标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这种指挥方法，是随着电气通讯工具在军事上的应用而产生的。
电气通讯工具，在军事上应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隐蔽指挥的主要形式是密码；
以后在军事上大规模应用无线电话通讯时，隐蔽指挥的方法又出现了密语的形式。
这种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广泛应用。
从保密观点上说，密码优于密语。
但从指挥的及时性讲，密语比密码优越。

现在人们都习惯地把使用无线电话时的隐蔽指挥，叫作“隐蔽指挥”，用以区别一般由专门业务部门掌握的密码。

隐蔽指挥所以必须，这是由电气通讯工具的特性所决定的。
大家知道，无线电波传送的信号，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和地点的，自己可以收听，敌人也可以收听。
现在的一切无线电设备，都无法避免这种现象。
特别在无线中侦察活动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小型超短波电台和无线电中继通讯，都不能防止敌人收听。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的无线电侦察人员，通过对英国斯卡巴·佛路港气象电台的侦察，而准确获得了英国舰队的活动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大本营总参谋部内专设了无线电侦察机关，对太平洋上七个战区的美国海空军，进行严密的侦察活动，获得不少情报。
现在无线电侦察活动，不论在技术上或规模上，比过去有了更大发展。
因此，在战争中，如不认真使用隐蔽指挥，就必然会严重暴露机密。
有人以为有线电话和有线电报保密性好，可以不使用隐蔽指挥。
这是一种错觉。
一般低频有线电话（报）或载波电话（报）的通讯，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避免被窃听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就曾大量用有线电窃听。

随着军事技术装备发展而来的军队快速运动的特点，对指挥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必须直接使用无线电通讯工具来指挥战斗。
因此，熟练地使用隐蔽指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苏沃洛夫
栏目：军事学术

栏目：军事学术军事博物馆

苏军战士的第一个服务证

1918年，苏联最高军事检索院制定了红军战士的第一个服务证，经列宁和斯维德洛夫批准颁发。
服务证上，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签名。
这里刊登的便是由列宁签名的那个服务证。

红军战士的服务证，不仅是战士的身份证明书，而且是一本初级政治读物和关于政策及军事勤务问题的简明手册。
其中向战士解释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目的，并且教育战士要有自觉的纪律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苏军的第一枚勋章

1918年9月16日，苏联政府颁发第一权革命勋章——“红旗勋章”，表彰在战斗中表现得特别英勇果敢的红军战士和部队。
1918年11月间，步兵第154团的排长布罗欣和贝斯特洛夫、战士莫纳霍夫等人，由于在对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的战斗中功劳卓著，首批荣获了“红旗勋章”。
在内战年代里，有一万四千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胸前佩带了“红旗勋章”。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荣获“红旗勋章”的苏军士兵和军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

苏军的第一辆坦克

1919年，全俄军事工业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指示，决定制造坦克。
1920年11月，苏联的第一辆坦克就由三个工厂联合制成了：彼得格勒的“伊绍尔”工厂生产装甲；
莫斯科的“阿莫”工厂生产发动机；
“红色索尔莫”机器制造工厂生产车架，并进行装配。
这种坦克在呈战斗状态时，它的重量为七吨，长五公尺，宽一点七五公尺，高二点二五公尺车上装有一个四汽缸的发动机，三十四匹马力，时速八点五公里。
车上装配着一门37公厘口径的火炮，并可以储备二百五十发炮弹。
它的乘员为两人。
工人们称这辆坦克为“争自由的战士”。

新华社25日讯 今年我国钢铁工业计划生产七百三十二万吨生铁，六百二十四万吨钢和四百八十二万吨商品钢材。
这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向国务院建议的数字。

今年钢铁工业的计划产量同去年预计产量比较，生铁增长24.1％，钢增长19.2％，钢材增长13.1％。

去年以来，全国各省市积极地建设了中小型的炼铁厂和矿山，因此，今年地方炼铁工业的生铁计划产量比去年增加了86％；
这些地方炼铁工业的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15％以上。
全国铁矿的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今年全国的铁矿石产量是二千四百多万吨，估计还可以超额生产一百多万吨，这为超额完成今年的钢铁生产计划提供了重要条件。

整风以后出现的革命干劲，使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计划再次修改，计划一次比一次先进，产量一次比一次提高。
现在全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下达到各厂矿，交给职工讨论。
从鞍钢和石景山钢铁厂等企业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这个计划可能被群众的干劲所突破。

据新华社25日讯 今年冶金工业部的钢铁生产能力将有飞跃的增长，今年将有一百零三点六万吨钢和一百三十八万吨铁的生产能力投入生产。
这是冶金部最近提出的计划。
这个计划已提请国务院批准。

冶金工业部今年列入建设计划的限额以上的工程项目有五十多个。
今年将要投入生产的炼铁能力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何一年，等于前五年新增加炼铁能力的44％以上；
今年将要投入生产的炼钢能力，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的43％以上。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建成的强大的钢铁基地鞍钢，今年仍然要继续建设矿山、选矿、烧结、炼钢、轧钢、耐火材料和动力等系统等工程。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的两个大钢铁基地武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今年空前繁忙紧张。
在我国的云南、湖南、河北、山西、安徽等省，今年也都有冶金工厂开工兴建。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5日讯：莫斯科报纸今天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月22日在白俄罗斯农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的讲话。

赫鲁晓夫说，产品生产的高速度增长是苏联农业当前发展的特点。
如果把最近三、四年里农产品的生产和采购的每年增长额同以前的几年比较一下，那么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在1954年到1957年期间，苏联谷物生产平均每年比1950到1953年期间的每一年增加27％，采购量增加22％；
原棉的生产和采购量分别增加13％和12％；
肉类分别增加26％和51％；
牛奶分别增加29％和62％。

赫鲁晓夫说，在苏联工业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农业也在不断地前进。
1957年活牲畜的采购量比1956年增加了五十五万吨，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四十万吨。
1957年动物油的生产比1956年多七万七千吨，比1953年多二十八万二千吨。

赫鲁晓夫指出：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也增多了。
它在1952年是四百二十八亿卢布，1956年就达到九百四十六亿卢布，增加了一点二倍，而1957年的收入还要更多。

赫鲁晓夫说，从这些数字可以得出结论，近年来产品生产的提高证实了苏联农业成就的巩固。

在谈到机器拖拉机站在现代条件下的意义时，赫鲁晓夫说：机器拖拉机站在农村确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已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
机器拖拉机站作了大生产的组织者、技术进步的向导。
它们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促进了个体农民经济向集体农庄的过渡。

而现在，集体农庄巩固了，能够解决任何任务的农庄干部成长起来了，农村中的党组织巩固了，党的委员会开始更深入地注意经济了，而领导这些党委员会的一般都是有较充分理论修养的人，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把生产组织者的作用放在机器拖拉机站的身上了。
赫鲁晓夫说，把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让他们自己运用技术、进行经营，不是更好吗。
他说，无疑地，把机器转让给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将促进经济的普遍高涨，也许会促进总产品的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国家所掌握的产品数量不仅不减少，反而一定会增加。
集体农庄和国家都可得到好处。
机器将运用得更合理。
集体农庄将只买它们所需要的那些机器。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改组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之一。

据新华社武汉25日电 武汉市五个纱厂的领导干部，学习湖北农村干部搞试验田的领导方法，从1月份起在车间里试行“一条龙”措施的情况。

“一条龙”就是从生产的头一道工序到末尾一道工序，规定出重点试验机台，由各厂中共党委正副书记、党委委员、正副经理（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分别深入到各个车间，依靠车间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根据试验机台的生产情况，改进技术，改进操作方法，创造先进指标，总结经验，全面推广。

各纱厂采用“一条龙”措施进行重点试验以来，在发现和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提高产品质量方面，都已获得初步效果。
中共武昌第一纱厂委员会副书记葛明深入到厂的南场后纺车间以后，听到值车工有三怕，“怕换皮辊、怕洗车、怕平车”，他立即找保养工研究，一、两天工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接着，值车工高冬云的回花率就显著下降，达到了武汉市的先进水平。

中共武昌第一纱厂委员会认为，过去领导干部深入车间只是走马看花，领导生产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试行“一条龙”措施以后，自己有了“根据地”，就能真正钻进去了。
===== 反对种族歧视的胜利！
-美三K党被迫改名

美国三K党大头目威廉·汉德里克斯24日宣布三K党要改名。
他已经命令党徒们销毁旧的档案和制服。
改组后的组织将命名为“全国基督教会”。

三K党党徒们最近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伯逊县向印第安人进行武装挑衅，结果引起印第安人的英勇反击而遭到大挫败。

领导侵犯印第安人的三K党头目詹姆期·柯尔已经被法院起诉，另一头目詹姆斯·马丁已遭到逮捕。

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24日开始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为时两天的秘密会议。

这是巴格达条约在1月27日举行理事会会议之前，预先举行的三个委员会会议之一。
在这之前，这个军事条约的经济委员会和“反颠复委员会”已经先后举行了会议。

据西方通讯社透露，这次军事委员会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巴格达条约五个成员国以及美国的武装部队“更密切的统一”。
（新华社）
=====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西德反对党猛烈抨击阿登纳外交政策 新华社记者评述说：这是在东风压倒西风新形势下发生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评述说：

这是在东风压倒西风新形势下发生的现象

新华社柏林24日电 本社记者刘桂梁评述西德联邦议院23日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说：这次辩论反映了阿登纳的“实力”外交政策在国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在辩论中，两个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一致地如此激烈地抨击阿登纳政府，这在西德议会中是很少看到的。

观察家们指出：这次联邦议院辩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在两个德国引起广泛响应并且在全欧洲深得人心的关于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计划，成了这次外交政策辩论自始至终的中心议题。
阿登纳政府和他的党费尽心机，也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在国内外舆论风暴的影响下，反对党要求阿登纳政府立刻就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问题进行谈判，并且要求政府同意外国军队逐步撤离西德的计划。
此外，反对党还要求政府放弃以原子武器装西德军队，要求政府拒绝在西德境内设置中程火箭发射基地。

观察家们还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党和阿登纳政府的主张都是针锋相对的。
这是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形势下发生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阿登纳政府在这次辩论中显得如此地孤立和被动，它除了对反对党所提出的建议和要求连续地说“不”并且重弹一些反苏反共滥调以外，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来为它的不得人心的外交政策辩解。
在反对党的追逼下，阿登纳不得不承认：西德在美国心目中是北大西洋集团最重要的军事潜力。
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
他说，无原子区的建立将使北大西洋集团整个计划破产，而他的政府无论如何要服从北大西洋集团的利益。

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也不得不承认，西德政府正在力图通过波恩—巴黎—罗马“军备三角地带”协定来实现武器生产的“合作”。
他说，如果西德拒绝设置火箭基地和原子基地，那就不会有其他国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了。

人们指出，西德联邦议院最后虽然通过了阿登纳联合政府党派的提案，从而表示了对阿登纳上述政策的“信任”，但是，议会大厅里的情况表明，不顾人民的意愿、不顾世界形势而一意孤行的阿登纳政府，其处境是多么狼狈。

在辩论中，自由民主党主席迈尔摸拟圣经中“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这句话，嘲笑阿登纳说：“谁拿起原子宝剑，谁就要被原子宝剑消灭。”
他还提醒大家说，当年希特勒宣传他的侵略战争政策时所说的话和阿登纳今天所说的话非常相似。

前自由民主党主席、前司法部长戴勒在九十分钟的激昂发言中也谴责阿登纳的“反共十字军”政策将会给西德带来大灾祸。
他揭露了许多内幕情况，说明阿登纳是一贯反对国际谅解和阻挠德国重新统一的。
戴勒指着阿登纳向议员们说：“你们难道还相信这个人会有给德国人民带来统一的意愿吗？”
前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海涅曼甚至要求阿登纳辞职。
他猛烈抨击阿登纳使西德“走向不幸”，并且质问道：“你还要把这样的政策继续推行多久呢？”
从23日上午九点钟开始的这次辩论持续了十八个小时，直到24日清晨三点钟才告结束。
充满着对阿登纳政府的嘲笑和怒骂的这次辩论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政府在原子军备竞赛道路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还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