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在插话中说：
要学些土壤学、农业科学，不然还是盲目斗争。
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界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
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
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农业服务。
各省都是农业为主，辽宁、黑龙江等省工农业并重。
农业为主，工业也要赶一赶，积极发展工业。
每省都有外来干部，外来干部要学习本地话。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谈话后，继续主持南宁会议。
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同日
阅《文艺报》编委会01月16日的报告。
报告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发表林默涵(11)等人的六篇文章。
我们写了一个编者按，送上请审阅。
毛泽东批示：
“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12)三同志：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
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
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
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
请你们斟酌一下。
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祝你们胜利！”“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
宜加注意。”
毛泽东对编者按作了改写和加写。
加写的内容主要有：
“再批判什么呢？
王实味(13)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
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14)。”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其他文章没有重载。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
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
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
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11)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2)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
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
(13)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
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整风中受到批判。
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
1946年对他作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编者注），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
1991年2月07日公安部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
“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
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4)丁玲、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在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
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
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
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
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
1984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
关于萧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北京市委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批复，给萧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他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