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1953年12月05日政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已经1957年10月1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8次会议修正，并经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8年01月06日

人大第5次会议定于1月25日召开
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新华社6日讯
06日下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决定01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拟定主要的议案为：
决定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1958年国家预算，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会议并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该在01月23日以前报到。
会议经过讨论，原则批准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会议听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适当提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积金比例的决定”，原则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议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通过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决议：
定于1958年01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拟定主要的议案为决定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审查和批准1958年国家预算，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01月23日以前报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决议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通过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决议：
原则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通过
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决议：
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股份基金的补充规定。

吴觉迎副总理离昆明回国
新华社昆明6日电
以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为首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6日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上午十时三十分乘专机离昆明返国。
吴觉迎副总理在机场上讲话说，这次中国各地人民给予他们的非常周到的接待，证明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具有深厚的情谊。
吴觉迎副总理谈到了中缅两国在地理上、民族方面和政治上的密切关系，他说：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国的命运是相连着的。
侵略中国的那些敌人每每在侵略中国之前，就侵略了缅甸。”
他又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不怕任何帝国主义的强国，并且开始了第2个五年计划，努力建设。
我们缅甸也同样成为了不怕帝国主义、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也在努力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因此，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不仅一起要求世界和平，并且像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所共同创造的五项原则所确定那样，要求和平共处。
吴觉迎副总理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在缅甸接待中国朋友们，他最后高呼：
“中缅友谊万岁！”
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在讲话中，衷心感谢吴觉迎副总理所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带来了缅甸人民的深厚友情，他热切地盼望吴觉迎副总理和缅甸朋友们随时来我国探亲访友。
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今天同机陪送吴觉迎副总理等前往仰光。
在机场欢送缅甸贵宾的，还有昆明市市长潘朔端和各族、各界群众一千多人。
缅甸驻昆明总领事吴茂茂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昆明领事黎松山，也到机场欢送。
05日晚间，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举行宴会，欢送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并且邀请贵宾们观看了歌舞表演。

周总理接见路透社总编辑
新华社6日讯
周恩来总理6日晚间接见了路透社总编辑柯尔和路透社记者漆德卫、季杰克。
接见时在座的，有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副社长邓岗，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黄华、新闻司司长龚澎。

地方国营郑州烟厂职工利用星期天挖污肥送给郊区农业社
　薛雁摄

必须注意节约国家建设用地
为了进一步合理地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把1953年12月发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作了修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现在重新公布了。
这是我们国家机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一些现已不合时宜的法律规章及时进行修改、补充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次修正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适应着目前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已经根本改变的新情况，对原办法有关征用土地的程序、土地的补偿和对被征用土地者的安置等规定，都作了适当的修改；
但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强调了国家建设用地必须注意节约这一原则，并且在若干规定上作了具体的修改和补充。
我们党和政府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一向是从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出发的，是在保证为国家建设征用必需土地的基础上严格要求节约用地的。
根据检查的结果，历年来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征用的大量土地，大部分是合理的。
但是，必须指出，某些地区和某些用地单位多征少用、早征迟用和征而不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
例如，最近北京市为了进一步节约用地，检查了三十三个单位的用地情况，这些单位共计征用土地一万零八百亩，如果照原设计房屋的层数不变，只要把建筑密度提高到一般的标准，即25％左右，就可以少占四、五千亩左右的耕地，可以节约国家征用土地的资金约五十万元，利用这些土地每年可以增产粮食约一百万斤。
徐州市最近检查十四个用地单位，其中七个单位共征用土地二千一百多亩，而多余的就有七百多亩。
重庆铁路管理局1951年在该市征用的土地，有一部分征而未用，一直荒芜了六年之久。
所有这些浪费土地的严重现象，都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
从以上的事例中可以看到，浪费土地、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为什么我们党和政府在征用土地上一再强调节约用地，而浪费土地的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克服呢？
究其原因，固然有些土地的浪费是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由于经验不足和计划不周所造成的；
但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不少建设单位对勤俭建国的方针，认识不足，贯彻不力。
他们盲目地追求形式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标准”，片面地要求“大”、“新”、“高”；
对土地的征用，也如同有些人在财政预算上持有那种所谓“宽打窄用”的不正确思想那样，只贪图自己方便，不照顾群众利益，只算本单位的小账，不算国家的大账，因而对中央节约用地、防止浪费的指示，置若罔闻，而对自己眼前浪费着的土地，熟视无睹。
他们还不了解，我们是一个人口多而耕地少的国家，如果不注意在保证国家基本建设必需用地的原则下尽量节约农业用地，就必然损害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此外，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和用地单位的上级机关，对这方面的工作缺乏经常的监督和检查，甚至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有些用地单位的过分要求和错误作法，而不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也致使浪费土地的现象不能有效地彻底克服。
各地对这些情况，必须予以严重注意，必须把这方面的问题结合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根据现在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全面地深入地进行一次检查，彻底加以纠正。
征用土地工作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坚决贯彻群众路线。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因建设而征用土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土地征用是否合乎既保证国家建设需要，又严格节约用地的原则，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
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只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就必然会取得群众的同意和支持；
只要我们在征用土地的工作中，虚心地征求群众意见，群众就必然会在选择用地以及补偿和安置等方面，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并顺利地贯彻执行。
这样作的结果，对国家建设和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得到了照顾，用地单位和群众都满意。
反之，如果在征用土地的时候，既不预先征求群众意见，事后也不充分进行动员说服，甚至如像有的建设单位或政府机关那样，一经决定征用土地，没有进行群众工作，很快就宣布动工，其结果不是造成土地浪费，就是招致群众不满，因而妨碍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由此可知，在注意节约用地的同时，必须注意征用土地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必须认真地按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所规定的程序办事。
这是做好征用土地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然，我们在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时候，也还必须注意教育群众积极支援国家建设。
几年来，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是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和他们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够，有些群众对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因而在国家征用土地的时候，对于土地补偿和生活安置等问题，往往要求过高。
为此，各级党政机关在征用土地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加强群众工作，使群众认识到国家因建设而征用土地的重要意义，从而自觉地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在今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新发布的这个法规，进一步注意节约用地，做好群众工作，既要满足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用地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切身利益。

林业部号召迎接林业建设新高潮
广泛开展四旁植树运动
积极规划，依靠群众营造各种新林
新华社6日讯
林业部年初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林业工作部门迅速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绿化运动，迎接林业建设的新高潮。
通知上说：
在当前生产高潮中，各地林业部门应积极规划，依靠群众营造各种新林，如营造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配合山区建设的水土保持林等等。
深入广泛地继续开展四旁植树运动，更是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按：
四旁是宅旁、村旁、路旁、水旁）。
为此，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林厅或林业厅（局）首先应帮助农业社作好绿化规划，把绿化工作切实纳入农业社的生产计划之内，争取全国出现更多的造林“千亩社”、“五千亩社”和“万亩社”。
在四旁植树运动中，特别是平原地区要求农户普遍植树，普遍出现“十株户”、“百株户”、“五百株户”、“千株户”。
林业部还要求各地充分作好种苗的准备工作，并在造林中注意推广先进经验和提高造林的质量。

永昌县机关干部用义务劳动
为农民修建了一个水库
新华社兰州6日电
甘肃永昌县的机关干部最近用义务劳动为农民兴修了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可以使几十个农业社的一万一千多亩地得到灌溉。
它现在已经开始拦蓄祁连山的冬季余水，今年春季就可以使用。
永昌县级机关，从县委书记、县长到通讯员，都参加了这个水库的修建。
水库的高二点五公尺、宽四公尺、长达三百二十公尺的堤坝，完全是用石块筑成的。
工地上没有石块，机关干部们就从附近的一座石山上一块一块地劈下了三千七百多立方公尺，来筑成这个堤坝。
永昌县级机关的干部最近还为农民捐献了一万一千多元的农业基本建设费用，向农业社赠送了七千车肥料，许多机关干部还提出了帮助农民整地和为农民积肥的计划。
永昌县各机关单位从1957年05月开始，建立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一直坚持执行。
现在热爱劳动的风尚已在这个县的机关干部中普遍形成，每个干部自己都购置了劳动工具。
每个干部还有一本劳动手册，参加劳动以后，就将自己的劳动时间数字记在上面。

江苏十二个城市展开革命竞赛
看谁支援农业做得好
首都一批技术人员下乡上山帮助兴水利建电厂
本报南京6日电
江苏省十二个主要城市，正在以支援农村为主要内容，开展一个城市与城市间的社会主义竞赛。
通过这个竞赛，将围绕着支援农村实现四十条为中心，全面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
这个竞赛，是中共无锡市委在1957年12月26日举行的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最近提出的全省城市（镇）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十八条工作要点，首先向全省十一个兄弟城市发出倡议的。
无锡市委提出的倡议，内容包括：
一、努力支援农业、积极发展工业。
1958年全市工业、手工业的总产值、产品质量、成本降低率、劳动生产率和安全生产五方面，全面超过本市历史上1956年的最高水平，保证完成六十七种新产品的试制或仿制以及各种农业灌溉机械的生产。
二、郊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包括粮食、桑叶、养猪、产鱼、蔬菜等生产指标）。
三、1958年城区消灭苍蝇，三年内灭四害，四年内消灭血吸虫病。
四、1950年郊区青壮年文盲七千人入学，五年内扫除全市青壮年文盲。
无锡市这一革命的倡议提出后，三天之内就先后得到常州、扬州、新海连、苏州、泰州、清江、镇江、常熟、徐州、南通等十个城市的热烈响应。
其中大部分城市都提出了具体的应战指标。
常州市不少部门和工厂因受到了无锡市倡议书的鼓舞，纷纷以革命精神挖掘生产潜力，修订了生产指标。
常州机器厂原来对明年生产内燃机三万五千马力信心不足，经过讨论，已把内燃机生产从三万五千马力增加到四万马力，列入应战指标。
常州大成纺织厂也打破了保守思想，把棉布入库质量标准提高到99.2％，把棉纱上等品率从原来计划的78％提高到91％。
与农村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市，在应战的保证条件上很突出地提出了支援农村的奋斗指标，如1958年该市手工业小农具的生产就将比1957年增长二点五六倍。
城市工业不仅要生产大、中、小型的万能饲料锤击机、各种闸门阀和农船支援农业生产，还提出了帮助农民加工粮食和饲料的任务。
物质资源极其丰富的海滨城市新海连市，也在应战书上表示决心以英雄的革命志气，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精神，和无锡市展开革命的竞赛。
他们提出要叫“山宝”出土，“海宝”出水，为人民造福，并保证1958年第3季度锦屏磷矿的现代化建设工程投入生产，提前生产磷肥支援农业大跃进。
重工业较集中的南京市，目前也正在积极准备，即将带头赶上去。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
首都许多学校、科学研究单位和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已经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加目前郊区热火朝天的兴修水利运动。
清华大学、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水力发电总局设计院、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都派出了一批教师和技术人员，帮助农村修建小型水库和农村小型水力发电工程。
中央水利科学院水文研究所的同志们，用全所力量支援山区水库的水文工作。
北京水利学校接到支援兴修水利的任务以后，师生们立即准备下乡上山，许多学生向党委提出决心书，表示保证提前完成灌溉渠道的测量设计任务。
北京市各工程机关也都争先恐后地出人出力支援农民兴办水利。
上下水道工程局、道路工程局、建筑工程局等部门，不但派出技术干部去农村，还把测量仪器和四百多台水泵借给农业社，帮助完成冬灌任务。
市政工程设计院的老工程师王馨三说：
“我虽然老一点，但是劲头和年青人一样，一定完成党给的任务。”
许多人认为能够参加这个沸腾的社会主义大生产运动，为它尽一分力量，是非常光荣的，并表示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的洪炉中，改造思想，锻炼自己。

法共代表团应邀来中国越南访问
澳共总书记和主席到京
新华社6日讯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邀请前来访问中国、越南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在6日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是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让纳特·维美徐，团员有法共中央委员让尼·贝利奥兹和法共中央财政监察委员卡米耶·瓦兰。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毅敏、熊复、李启新等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康也到机场欢迎。
法共代表团将先到越南访问后，再返回中国访问。
新华社6日讯
参加10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夏基、主席李却·狄克逊在回国途中6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赵毅敏、熊复、李启新。

陈毅接见捷教育代表团
新华社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6日上午接见了正在我国考察教育事业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育代表团团长、捷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扬·科托奇和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教育部副部长韦悫。
接见时，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文化参赞白利德也在座。

两年来的植物检疫工作
我国在解放以前，没有开展国内植物检疫工作，危险病、虫、杂草传播蔓延的情况十分严重。
特别是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扩张和农产品的倾销，很多危害农作物严重的病虫害侵入我国。
如甘薯里斑病就是1937年随着日本侵略军首先传到我国东北地区，后来又随着某些甘薯优良品种的推广，逐渐扩大蔓延到十九个省市，成为甘薯生产上的主要灾害。
棉红铃虫、棉枯萎病、棉黄萎病、水稻干尖线虫、蚕豆象、马铃薯块基蛾、洋麻炭疽病、苹果绵蚜、葡萄根瘤蚜等，也都是由国外传入我国或在国内逐渐扩大蔓延起来的。
解放以后，我国加强了进、出口农产品的检疫工作。
从1953年起，对外贸易部门执行了进口农产品的检疫检验。
同年，农业部也开始建立国内植物检疫机构，至1956年，全国已有二十七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植物检疫机构，1957年各省（自治区）已建的基层植保植检站共有一百三十一个。
农业部和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设置了植物检疫实验室。
几年来农业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办了很多植物检疫专业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已有一万二千多人。
为了澄清国内各种危险病虫、杂草的分布和为害情况，从1956年起，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
通过这次调查，基本上掌握了各种主要危险病、虫、杂草的发生分布情况，据十七个省调查，查出了三十二种过去当地没有记载的病、虫、杂草。
为了防止棉红铃虫传入新疆、青海、甘肃西部棉区，对运入这一地区的棉籽、籽棉、皮棉等都进行了检疫检验和消毒处理。
据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统计，处理物资在一万吨以上。
种籽、苗木的运输是检疫对象传播的主要途径。
两年来各省对互相调剂调拨的各种种籽、苗木执行了检疫检验，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检验的各种种子在十亿斤以上，各种苗木三千三百多万株。
为使植物检疫工作深入群众，两年来在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国营农场、生产合作社等设置了兼职植物检疫员一万一千六百多人。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很多地区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危险病、虫、杂草的传播蔓延。
如四川和湖南西部已经基本消灭了为害柑桔十分严重的柑桔溃疡病；
辽宁、山东等省已经对苹果绵蚜发生地区加以封锁，保护了没有苹果绵蚜发生的广大苹果产区；
河北省涉县、山西省黎城等县，在扩大种植甘薯时，采取一系列检疫、消毒等措施，避免了甘薯黑斑病的侵入为害。

发现“千里马”，跨上“千里马”
——谈值得试种和推广的一种作物
本报评论员
本报今天发表了河南省商水县试种“药玉米”（即薏苡，去壳后叫薏仁或薏米）成功的消息。
从这个消息中可以了解，“药玉米”是值得各地（特别是旱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试种和推广的一种作物。
这消息还提起我们注意，应该更积极地调查研究各地的各种优良的作物品种，把多年埋藏着的珍宝发掘出来。
“药玉米”原不是商水县（在豫中地区）的作物，而是这个县的一位农民几年前由豫北的博爱县引进的。
1957年春天，中共商水县委发现了它的优点，研究了它的生长规律，了解它正适合当地需要，及时地积极试种，才使它在商水县比较大量地开花结果。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各地都可能有很好的作物品种还没有引起领导者的注意。
“千里马常有”，没有伯乐，它们就常会被埋没。
在我们的时代，伯乐不是不常有而是越来越多了；
各级干部只要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热心地虚心地学习，掌握事物运动的规律，就能具有伯乐的慧眼，就能把许多“千里马”找出来。
从事农村工作和农业工作的同志们，应立志做新时代的伯乐，找出各式各样的“千里马”，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促使社会主义事业“01日千里”地前进。
目前，我国有不少地区仍然是既怕旱又怕涝。
春旱秋涝、涝后再旱的“自然规律”仍然严重地威胁着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
这类地区的主要困难是：
水旱灾害较多，作物产量低，生产不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比较缓慢；
同时，由于水旱灾害多，群众的烧柴也比较缺乏，有的地方要从几百里外运煤去作燃料。
燃料缺乏引起饲料和肥料的紧张。
这些又反转来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以来，党和政府大力领导群众进行了洼地改造和平原除涝工作，情况已经大有好转；
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多工作。
这类地区，除了应积极开展水利建设，有计划地把汛期雨水尽量就地蓄存备用以外，还应该积极试种和推广一些耐旱耐涝作物。
“药玉米”就是这样的一种作物。
商水县的经验说明，推广“药玉米”是解决这类地区目前存在着的许多困难的有效办法之一。
如果在这类地区试种成功并且大量种植起来，又如果种植它的地区分布适当，再加上积极进行水利建设，就可以使旱涝灾害大大减轻，使农业生产大大跃进，从而扭转这类地区在生产上和粮食等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汛期到了，可以把附近农田多余的雨水有计划地泄入“药玉米”地里，使它成为蓄洪区（或者叫做“作物小水库”，因为它既长庄稼又蓄水）。
遇到秋旱，又可以把蓄存起来的水引出来浇灌附近的农田。
这样，就可以做到涝时不灾，旱时也不灾，或者只有很小的灾。
这样，“水患搬家”（一个地区有水患时把它排泄到其它地区，使其他地区受灾）的现象可以停止，上下游之间的纠纷也就可以减少。
大量种植“药玉米”，当地群众缺柴的困难也就容易解决。
以亩产一万斤秸棵计算，平均每户有一亩多地“药玉米”，烧柴就不困难了。
是不是只有旱涝灾害较严重的地区才需要积极试种和推广“药玉米”呢？
不是。
薏仁历来被视为珍品和补品，过去，只有很少的人能吃到它。
如果全国各地试种成功并且广为种植，使得各地农民以及城市居民能经常地甚至每天吃到它，使它成为我国人民的主食的一部分，这对于增进人民的健康该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实现这个愿望也并不很难，只要各地试种成功，根据商水的经验，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几年之内，就能大量种植起来。
当然，它虽是补品，能否成为一种经常的食品，还需要经过一段试验时间。
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来，适当发展这种作物显然是有益无害的。
对许多地区说来，“药玉米”是一个不熟悉的品种，干部和群众都缺乏种植它的经验。
为了能试种成功和取得经验，目前就应赶快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种籽，派人到已经种植这种作物的地区参观学习，研究它的生长规律和耕作技术等等。
只有准备充分，才能保证试种成功，为进一步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于它的抗碱能力，各地应有意识地进行试验；
如能抗碱，就为改造盐碱荒地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关于它的再生能力，农业部门及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着手研究和试验。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宝藏的确很多。
在过去缺乏统一规划、生产极其分散、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许多物质力量和群众智慧被埋没着。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农业合作化，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就可以把一家一地的财宝变成全国人民的财宝，把极其有限的财宝变成无穷无尽的财宝。
我们一定要把一切埋藏着的宝贝都发掘出来，让它们在社会主义的阳光照射下大放光芒！

国务院批准试行植物检疫办法
防止病虫杂草蔓延危害农作物
本报讯
“国内植物检疫试行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由1958年01月01日起在全国试行。
实行植物检疫可以防止为害农作物的危险性的病、虫、杂草随同植物和植物产品传播蔓延，是和农作物病、虫、杂草作斗争的根本办法之一。
试行办法中指出：
各地对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危险性的病、虫、杂草，在经过调查，澄清发生情况之后，应该迅速建立植物检疫制度，通过检疫检验等措施，防止这些病、虫、杂草继续扩大蔓延；
对尚未发现这些病、虫、杂草的地区和广大的新垦区，要严加保护，防止新的病、虫、杂草侵入。
试行办法中还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在互相调剂、引进各种种籽、苗木的过程中，都应该经过植物检疫机构的检验，证实没有携带植物检疫对象或对带有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后，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才能启运。
各农林院校、试验研究部门，为了试验研究的目的，需要引进当地尚未发现的活的危险性的病、虫、杂草时，事前必须报农业部批准。
为了防止从国外传入新的病、虫、杂草，试行办法中还规定：
凡需由国外引进农作物种籽、苗木及其他播种繁殖材料时，都需在事前征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厅（局）或农业部门的同意，并取得输出国国家植物检疫机关的植物检疫证书后，才能入境。
进行植物检疫工作，需要很多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试行办法要求铁道、交通、邮电、粮食、农产品采购、供销等部门在进行这一工作当中要密切合作。

改种高产作物发展多种经济
禄劝县各族人民收入显著增加
本报讯
云南禄劝县的贫瘠落后面貌已经显著改观。
禄劝是非常贫困的民族杂居的山区县，二十二万人口中，彝、苗、回、傈僳、傣等八个兄弟民族占32％。
境内除少数河谷地带外，大部分均为贫瘠山区。
几年来，由于大力开发山区的结果，粮食总产量已由1952年的九千九百万斤增加到一亿四千多万斤；
单位面积产量也由平均每亩二百多斤，提高到四百九十二斤；
有的高产田达到一千五百多斤，并出现了很多亩产一千斤的生产队。
现在，除去公粮，全县平均每人尚有粮食六百八十斤，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禄劝县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由于当地党委领导群众在高寒山区推行了改低产的荞麦、燕麦等高产作物，使产量提高十多倍；
在一般山区改稗田为谷田，改黑谷为白谷，着重发展包谷、水稻，使产量提高二倍多；
在气候温和的坝区，积极发展水稻，使单位面积产量由原来的四百多斤，提高到七、八百斤；
在四季如暑的河谷地带，除积极发展粮食作物外，还发展棉花、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贯彻了有计划的因地制宜的发展多种作物的方针。
此外，他们还大力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变了种“白籽地”的旧习惯。
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禄劝县的粮食总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120％，每个社员的平均收入将由七十元四角增至二百三十元。

故乡冬景
本报记者　林韦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故乡山西沁县的人们是从来不搞水利的。
除了寥若晨星的一些小菜园用井水浇菜外，百分之百都是旱地。
不搞水利并不是因为雨多，这里多数的年头是缺雨的。
缺雨的时候，人们就把柳条盘在头上到龙王庙祈雨，但却从来没有人提倡过兴修水渠、水库或其他水利工程，好像这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的。
“老天爷安排咱们种旱地，就得种旱地。”
这是人们的一般看法。
解放以后有一年回家，同一些邻家谈起来，据说这里“水硬土软”，水能把地浇坏。
沁县大部地区是丘陵地，沟坡很多，平地较少而且分散，这种地理条件也造成“不适于灌溉”的印象。
许多河沟有清水，但都很少，人们只是用它们饮牲畜、洗衣服，并不以为它们会有别的用处。
冬季拉煤打柴，过大年跑亲戚，或者到外村看戏赶会的时候，河沟里一片稀泥，还给人添些麻烦。
因此，我从来没有想到沁县在水利方面会有什么可为。
但是，最近期间返乡的所见所闻，却使我的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
农业合作化的结果，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反常”现象，沁县在水利建设方面的“无所可为”，现在也变成了“大有可为”。
这里先从“迎春”水库谈起。
“迎春”水库及其心理影响
在我的家乡端村东南，有一条小河叫迎春河。
和沁县的其他小河一样，这里平时只有很少的清水和一片泥泞。
冬天有一些河冰供孩子们打“驰溜”。
人们从来只知道河边有一些耕地比较耐旱，却从来不利用河水浇地。
经过1957年前半年几十个农业合作社的共同努力，在县委的领导下，这里筑起了二百公尺长、十二公尺高的坚固的拦河坝，筑起了进水闸和溢洪工程。
在北面的山岗和南面的福村坪大片高地之间的山洼里，就出现了一个能蓄水三百万方、浇地一万亩的水库，名“迎春”水库。
据说这是山西各地1957年所建水库中质量最好的水库。
这水库把迎春河长年不断的清水溪流和夏日的洪水汇集在一起，成了很可观的一个“湖”。
湖成之日，正值伏天沁县大旱，四十天不落雨，有些村的老年人已经在瞒着“工作组”给龙王爷磕头。
应时筑成的迎春水库，在最危急的时候打开了进水闸，汹涌的湖水沿着十多里长的干渠由西向东流去，拯救了渠边十多个农业社的耕地。
由于支渠毛渠不敷所需，耕地不够平整，1957年夏季并未浇足一万亩，只浇了五千亩。
但是，浇过的庄稼以茁壮的枝叶和饱满的颗粒证明了沁县的水土和别处的水土并没有重大的区别，所谓“水硬土软”、“水能把地浇坏”的说法，从此失去了对农民的控制力量。
从前在人们心目中毫无地位的小溪流，现在也由事实证明是能够“办大事”的了。
只要人们修上拦河坝和引水渠，老天爷安排下的旱地就能够变成水地。
这个水库在沁县十二万农民中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远超过它的直接经济价值。
现在，在整齐的大石条砌成的进水闸上，迎着冬日的朝阳，石刻的“人定胜天”四个大字显得分外骄傲而鲜明。
它们向所有过往的人们宣扬着人对自然的胜利，宣扬着农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的到来。
我村一位老秀才卫瑛先生为水库所提的一首七绝也刻在这里，其中有两句针对迎春河水说：
“昔日作威今作福，自古在人不在天。”
据县委同志们谈，沁县在解放以前只有一千八百来亩水浇地。
解放以后有了发展；
但到1955年为止，总数不足五千亩，只占全县五十万亩耕地的百分之一。
而合作化以后不过二年，水浇地已经增加到三万六千亩。
这数目仍然很小，但它相当于解放以前二十倍，合作化以前七倍多。
“拦断漳河，水不出县！”
这只是事情的开始。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沁县的水利建设计划是更加宏伟而富有英雄气魄的。
这个计划的中心是现在响遍全县的一句英雄口号，叫做“拦断漳河，水不出县！”
这不是一句空话，它有着完全切实的、经专家鉴定过的行动步骤。
沁县有五条大河（实际上只是较大的小河）、二百十四条小河和七十二处泉水密布全境，条条河流都汇入浊漳河。
浊漳河的源头就在沁县北境。
针对这种地理特点，沁县的修水利步骤是先断漳河支流，后切漳河源头。
切断所有河流的方法，就是到处修筑水库和水渠。
用县委的话说，是修筑“葡萄式的水库群”，“蛛纲式的灌溉渠”，还要加上“蜂窝式的透河井”。
计划中的水库有二百多处，较大的支干渠有一千二百条，台田高灌一百六十处，大型的旱井和透河井一千六百多眼。
这计划看去很大，实际用钱很少，因为除过少数比较大的工程外，大部分都是群众自办。
这些计划实现了，沁县的水浇地就可以增长到二十二万亩以至更多。
还可以把空出来的好几万亩河槽开辟成肥沃的水田，用以种稻。
水库群可以大养鱼鸭，为农民增加收入。
小型水电站也将逐渐增多。
水周围将普遍植树，迅速绿化。
十年九旱的贫困的沁县，将变为不怕洪旱灾害的富裕的鱼米之乡。
到那时，过去老天爷给沁县农民安排定的命运，将被根本否定。
这样的计划，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可能会被人们看作痴人说梦。
但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尤其1957年修筑“迎春”水库成功以后，人们就把这计划看成当然的继续。
迎春河能够拦断，圪芦河、徐扬河、白玉河、西河这些大小相差不多的河流为什么不能拦断？
支流都断了，剩下一个漳源头，也比别的河大不了多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黑夜当白天
在城南十多里的樊村附近，一个新的水库——圪芦河水库正在加紧施工。
这个水库同“迎春”水库相比，工程量大四倍，浇地二万亩。
人们的兴头也更大。
12月上旬记者到工地参观的时候，大坝上有上千的民工正分为日夜两班，忙碌地挖掘着河道里的稀泥乱石，准备修筑截水墙。
两架抽水机在不断头地鸣响，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抽掉。
许多民工都把半截腿浸在水里，但他们满不在乎地谈笑着。
夜里，发电机旋转起来，电灯把工地照得雪亮。
锨钁上和土筐里不断地结冰，人们到锅驼机的火炉上烘热一下就又继续劳动。
冬夜里凛冽的西北风，不能使全身发散着热气的民工们感到威胁。
他们的口号是：
“黑夜当白天，电灯当太阳，地冻不停工，下雪不收兵。”
围绕着这个水库，南北两面都在积极修筑十多里长的干渠。
这里也有上千的民工在紧张地操作。
他们有的在劈崖，有的在垫沟。
他们要依照自己的意愿，把祖宗们遗留下来的“从来如此”的地势来个大改变。
他们正在同开动着沉重的压路机帮忙压土的工人们进行友谊的竞赛。
个别比较大的工程，在整个运动中只能算是一面大旗；
大旗下面是风起云涌的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浪潮。
这浪潮几乎把沁县一切大的小的村庄和先进后进的农民都卷进来了。
在一切山水村庄都非常熟悉的城西地区，我跑了许多亲戚朋友家，跑了许多村庄。
这些村庄的田野上，过去在冬季是很少有人迹的，人们多半跑到西山去打柴，或者赶着牛车到襄垣或沁源县去拉煤过冬，并积聚下年春夏秋三季的燃料。
现在却只有少数人在搞柴炭。
成群结队的农业社员，包括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和十六七岁的小学生，男的女的，这里一伙，那里一堆，到处都在修筑着一些或大或小的水利工程。
像建筑工人一样，杭育杭育的喊声震撼着田野，这是民工们在打硪。
前面说到的卫瑛老先生，六十多岁了，还兴致勃勃地同年青人一道担土筑坝。
夜里，许多村庄都点着马灯加班，希望在大地完全冻实以前修完一些工程。
田野里各村灯火相望，真是黑夜当白天，热闹非凡。
我的家乡端村乡所辖七个村庄，统统都在行动：
仁胜村在从“迎春”水库修筑倒灌渠，要水从东往西返；
东坡村在修高灌工程；
端村在村北修一个小水库；
元王村和上湾村在联合开一条清水渠。
西山坡上的小庄子，在修谷坊土坝保持水土。
在端村西面好几里的高山里，一群社员在一块大山石下挖出了潺潺的泉水；
人们继续挖掘着，想使水源再大一些。
即使不计算这股泉水，端村乡经过冬修也将增加二千八百亩水地，这数目等于全乡耕地五分之一。
这并不算多的。
端村乡北面的羊庄乡，正在修筑两个水库和若干水渠，要把全乡四分之一的耕地变成水地。
端村乡南面的郭村乡一共有二万亩耕地，现在正在修筑的工程将把其中七千亩（即三分之一）变为水浇地。
在“迎春”水库东面的南陈乡，1957年新灌地七千亩，现在要再修四千亩，他们将使二万多亩耕地的一半变为水浇地……。
1958年全县原定计划是增修水地五万四千亩。
但现在把各乡自动报到县里的本年计划加在一起，仅清水浇地就是七万六千亩（八万亩洪水浇地不计）。
这样，加上已有的水地，总数将不是原来计划的九万亩，而是十一万二千亩了。
这就是说，沁县农民将要每人平均有一亩水地了。
在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的时候，力量之大，速度之快，实在是人们难以想像的！
在记者最近离开沁县的前夕，长治专署已经批准沁县提前开工兴建徐扬河和白玉河水库。
这又是两个各浇地一万多亩的工程，是群众所迫切要求的。
如果不跨年度的话，1958年沁县水浇地总数可能达到十四万四千亩！
这在旧时代怎能想像？
“拦断漳河、水不出县！”
这个英雄的气壮山河的规划，现在已经提到1959年的议程上来了。
过去人们看起来那么巨大而可怕的漳河，在我们手里就要变成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的财富了！
人们对于自己故乡的变化总是特别感到亲切和兴奋的。
想到充满希望的现在和无限美好的将来，我很为死去的先人们抱屈，尤其为光绪三年大量饿死的人们抱屈。
他们如果晚生些年，该有多好啊！
（附图片）
沁县迎春水库的进水闸和溢洪堰　林韦摄

昌马河水利工程
在甘肃河西走廊西部，正在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昌马河水利工程。
它能使一百七十多万亩农田受到效益，把一片荒芜着的未开垦的处女地，经过开垦和灌溉，变为生产粮棉的良好基地。
这是已基本上完工的昌马河总干渠渠道工程。
右下图为总干渠上的排沙闸。
刘奇摄（新华社稿）

河南商水大量种植“药玉米”
药玉米，是个宝；
不怕旱，不怕涝；
用籽少，产量高；
种了它，有柴烧；
不怕虫，不怕风；
又好吃，又好种；
养分多，能治病；
种了它，真有用。
本报讯
河南省许昌专区商水县各乡的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试种了五千六百多亩“药玉米”（即薏苡），虽然碰上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收成仍然很好。
杨营乡试种的一百多亩没有被淹，平均亩产七百斤以上；
承留乡中共支部书记试种了半亩，就收了五百二十斤。
杨庄乡官坡农业社试种的九亩二分地，被淹了三十九天，其中有十天没了顶，十三天积水五尺来深；
水退后没有加工施肥，每亩仍收获了四百五十一斤，只是收割期比未淹的晚了二十来天。
城关乡试种的几亩，还是幼苗的时候就淹没了十几天，后来也收了。
从现有材料看来，“药玉米”具有许多优点：
抗涝——不仅长成以后能抗涝，幼小的时候淹一下也不要紧。
抗旱——在别的庄稼由于干旱枯萎的时候，它仍能生长，晴天移栽它也能活。
抗虫——它的根叶有某种药味，害虫不吃它，牲口、鸡、鸭等也不糟踏它。
抗风——成熟以后，遇到大风籽粒不脱落。
它的秸棵多，一亩地能产万斤以上，质量很好，同细芦苇差不多。
他的种法简单，凡是能种高粱、谷子等作物的土地都能种它，下种和收割期与高粱相似，在中耕、除草、追肥等方面，也同高粱的要求差不多。
所需籽种很少，两斤种子就能种一亩地；
分蘖多，一棵有五六十个岔枝，长成一大蓬。
把它作为晚秋作物，麦收后下种，也可以长成。
1956年，龙肋乡二社夏播十五亩，平均亩产二百六十多斤。
当地群众说：
“‘药玉米’好侍候，‘泼皮’的很，二流子也能种它。”
不过，它极喜爱肥料，施肥越多产量越高。
出米率也不低，一百斤谷能出七十五斤米；
不仅好吃，味道香，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官坡农业社监察委员会主任王守立的小女有病，吃药不见效，一连喝了半月“药玉米”稀粥，病好了，人也胖了。
“药玉米”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一些收割后没有刨根的地里，它又发出新芽，目前还在生长，有的已有一尺多高。
有些农业社正在观察这再生的苗能否过冬和结籽。
商水县过去没有“药玉米”，它是这个县的农民史国义1954年由博爱县引进的。
1957年春天，中共商水县委发现它正适合当地增产改种的需要，决定在全县各乡试种。
目前，商水全县各农业社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要在1958年大量推广它，以利于改造那些年年受涝、收成很少的洼地。

皖南茶区生产忙
据新华社讯
以出产“祁红”、“屯绿”著名的皖南茶区，冬季生产十分繁忙。
各县农民正积极培土施肥，进行茶园管理，保护茶棵过冬。
整个皖南茶区培土施肥的茶园面积已达八万三千六百亩，主要产地歙县、休宁等县70％以上的茶园面积经过了培土施肥。
目前这一工作仍在进行。
组织起来的皖南茶区农民，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发展茶叶生产的积极性很高。
茶区农民现在正准备制作大批的揉茶机和杀青机，以便今年所产的茶叶全部用机器揉捻、杀青。
祁门、歙县、休宁、宁国等重点产茶县已经训练了制作这种机器的木工一百五十多人。

药玉米（薏苡）
药玉米（薏苡）的别名很多，又叫川谷、起实、回回米、解蠡、菩提子、？
珠、数珠玉、草珠儿、西番蜀秫等，一般俗称为水玉米、药玉米、薏仁米等。
这是我国的古老的作物之一，在“神农本草”一书中即有记载。
药玉米既是一种粮食作物又是药用作物；
它的经济价值较高。
它的子实，可以煮粥，可以磨粉，制成糕点，可以酿酒，食味香甜。
据化学分析：
药玉米子实的成分含有粗蛋白质17.58％，粗脂肪7.15％，可溶无氮物质62.41％，粗灰分2.32％，磷酸1.01％。
它是富有滋补养分的食品，又有利尿、健胃益气等功效。
它的根、茎也是一种常用中药。
药玉米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地带，是一种耐涝的作物，特别适宜种植在易涝的洼地里。
目前在我国很多地区均有零星的种植，产量高而稳定。
1957年河南省商水县种植药玉米二千一百多亩，一般每亩产量在五百斤左右。
同年安徽省省委小型试验场把它种在水田和旱地里，生长也很好。
07月间药玉米遭受两次洪水的侵袭，水深四尺，仅有顶端露出水面，水退后，仍能正常生长，每亩收二、三百斤。
药玉米属禾本科作物，高五到八尺，茎似高粱，叶似玉米而略小，幼苗为紫色。
分蘖力很强，可以分枝十多株至二十多株。
在每株叶腋里长出雌雄花。
雄花生在雌花上，呈穗状，开花后结成椭圆形的果实，子实的壳皮坚硬，有光泽，有白、黄、青、褐、黑等不同的颜色。
除去皮壳，核仁白色如大米。
药玉米的栽培方法并不特殊。
可以春播，也可夏播。
春播一般在清明谷雨之间，夏播宜早。
如用点播每亩需种子二斤，耧播的可以适当增加播种量。
为了便于种子发芽，播种前最好采用温水浸种。
行距一般在一点五尺左右，每亩可留苗四千株左右。
生长期间中耕二、三次。
由于它的分蘖力较强，需要的肥料、水分较多，在栽培时应特别注意增施基肥，适期追肥和灌溉。
药玉米的种子成熟先后不齐；
在大部分成熟时，即当茎叶发黄，上部籽粒饱满时，便可收割，收后经过微晒，再行脱粒。
（王天杰、朱丕荣）（附图片）

迎接下放干部参加生产
张掖专区筹建十六个集体农庄
据新华社兰州5日电
张掖专区正在加紧筹建十六个集体农庄，迎接甘肃省和北京市等地参加河西走廊粮棉基地建设的两万名下放干部。
这十六个农庄分布在富饶的河西走廊上的武威、永昌、民乐、山丹、酒泉、玉门和安西等七个县。
垦地面积约为九十万亩。
这里有比较优裕的灌溉条件，种植粮食作物在头两年每亩产量就可以达到二百斤以上。
为了使下放干部来到农庄后能及时投入生产，顺利地完成今年平均每人开垦两亩荒地的任务，张掖专区的党政领导人都亲自主持建立农庄的计划工作。
他们曾多次研究了农庄的土地质量和灌溉条件等问题，并直接参与了勘查工作。
现在，各县有关部门和农民群众，正积极为未来的庄员们准备房屋、车辆、牲畜和其他用具。
安西县农民已决定修好通到各个农庄的简易公路，并且在赶修农庄附近“移民新村”的四百多间房屋，先借给下放干部居住。
专区合作供销部门在赶制数百辆大车和大量小型农具。
牧区的兄弟民族也挑出二千头最好的牲畜，供给下放干部从事生产之用。

东鳞西爪
大陈岛的新建设
大陈岛的人们，在建成了一座可供数万人吃用的水库以后，又开始兴建一座俱乐部、一个电厂。
俱乐部是全岛渔民、农民和军队自己出钱出力兴建的，象征着军民的友谊和团结，命名为“大陈岛友谊俱乐部”。
俱乐部共五百平方公尺，包括一个能容八百个座位的大厅，一个有线广播站，一个书报阅览室和一个文娱活动室。
发电厂的厂址已选定，不久就要动工兴建。
　（林日见）
兴建二十五个水电站
广东省即将动手兴建二十五个水力发电站，总发电能力达二千四百六十一瓩。
这些水电站建成后，可供一部分农业社抽水灌溉、加工和照明用电。
这些水电站的建设经费，大部分是由地方投资和农民自筹的；
一些较大的水电站，是由华侨投资的。
（洪乌才）
增产砂糖的新途径
甘肃武威、银川等地用土法试制甜菜砂糖成功。
武威等地制出的砂糖完全没有萝卜味或石灰味，而且颗粒大、质量也很纯洁。
砂糖和东北二级白砂糖的质量一样，含糖率达94％到95％；
红糖与广东赤砂糖不相上下。
这就为一两年内大量增产食糖开辟了道路。
　（张玉亭）
葫萝卜制酒
江苏省公私合营东台酒厂于1957年11月底，利用葫萝卜制酒成功。
葫萝卜是江苏等省的大宗土特产，每亩产量二千斤左右，这个厂试制的结果，每百斤葫萝卜可产甜酒五十斤。
葫萝卜酒色黄味甜，价格比市销的米甜酒降低25％，制过酒后的葫萝卜渣子继续可以喂猪。
（张毅孙春华）

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
国务院副秘书长　陶希晋
现在我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修正草案，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自从1953年12月05日公布施行以来，对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处理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生活问题，都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突飞猛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普及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办法对于当前在征用土地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新的问题已不能完全适应；
与此同时，有些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根据原办法的基本精神，先后发布了一些规范性文件，现在看来，其中也存在着有些抵触和不切实际的现象。
因此，国务院认为原办法的许多规定有作统一修改的必要。
在修改过程中，由国务院法制局对有关这方面的法规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就各项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修正草案。
此项修正草案，业经国务院第58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现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修正草案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1、这次对原办法的修改，首先着眼的是节约用地。
八年多来，国家因建设征用的土地约在两千万亩以上。
这些土地的征用，大部分是必需的，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但是，在有的地区和某些单位，多征少用、早征迟用甚至征而不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根据河北、成都、武汉、长沙、北京、杭州等省市1956年的检查，几年征用土地中浪费的土地约占40％。
太原市二十二个建设单位征用土地一万多亩，荒芜五千多亩，达到50％。
浪费土地的原因，固然同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有关，而原办法对于节约用地、防止土地浪费，规定得不够具体细致，特别是缺乏明确的监督检查制度，也有很大关系。
自从1956年0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纠正与防止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现象的通知，要求各地对已征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检查以后，情况有好转。
比如，河北省由于对已征土地的使用情况经常进行检查，浪费土地的百分比已由1955年的34.8％下降到1956年的9.3％。
为了进一步强调节约用地，建立与健全监督检查制度，修正草案的第3、第15、第21等条规定：
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程，都不应该举办；
征用土地必须精打细算，严格控制建筑密度，防止多征早征；
已经征用的土地，如果因计划变更而不使用或有多余，必须及时交回；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和用地单位的上级机关，必须对使用土地的情况经常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征而不用和征多用少的土地，应当及时收回交给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种。
审批程序的确当与否，是控制用地、防止土地浪费的关键。
原办法关于征用土地的批准权，一则中央集中的较多，二则以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建设事业用地来区别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批准的权限，也不很合理，再加以批准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同批准用地数量的机关又不统一，因此在执行中都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
为了符合中央关于行政管理权限适当下放的精神和更切合实际地控制用地，修正草案规定：
征用土地必须由有权批准本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负责批准用地的数量，然后由用地所在地的省级或者县级人民委员会本着尽量用荒地、劣地、空地的精神具体核拨用地。
根据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这样的规定，亦即是由有权批准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一并负责批准用地数量，才能更有效地合理地掌握用地，防止土地浪费。
在省、县两级人民委员会核拨用地的时候，如果用地虽在三百亩以下，但迁移居民超过三十户，或者迁移居民虽在三十户以下，但用地超过三百亩，都必须由省级人民委员会核拨。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省级人民委员会掌握较为稳妥，同时也照顾到县级人民委员会处理这类问题的实际困难。
2、关于征用土地的补偿问题。
在原办法制定的时候，征用土地发补偿费的对象是个体农民；
农业合作化以后，发补偿费的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合作社。
土地补偿标准，原办法规定为三年至五年的产量总值；
鉴于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生产、生活都有所提高，原来的标准，就显得有些过高，同时原办法规定的产量在计算上也不明确，修正草案本着既照顾群众利益又节省国家开支的原则，将补偿标准改为二年至四年的定产量总值。
从几年来的实际经验来看，各地土地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有所不同，对补偿标准规定这样的幅度是适当的。
此外，由于群众政治觉悟提高，有的被征用了少量土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不影响它们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表示热情支援国家建设，不要补偿费。
对于群众的这种精神，国家应予鼓励；
但必须注意掌握，既要防止对群众的政治热情估计不足，又要防止不很好考虑群众在被征用土地后生产和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
所以修正草案第9条第1款规定：
“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如果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认为对社员生活没有影响，不需要补偿，并经当地县级人民委员会同意，可以不发给补偿费”。
另一种情况，征用农业社使用的非社员的土地（如社员在入社前租来、典来或者受亲友委托代种、代管而由他们带着入了社的土地），各地认为如果该土地所有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又不以土地收入维持生活，可以不发补偿费。
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做，但也必须经本人同意为宜。
修正草案第9条第2款就是这样规定的。
3、关于对被征用土地者的安置问题。
原办法对于就地在农业上安置强调不够，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过多地要求转业，这同国家多动员人“下乡上山”的方针不相符合。
又原办法对于组织移民也规定的不够明确具体，有的地方曾因草率移民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不良影响。
修正草案针对着这些情况，首先强调在不影响生产、生活的原则下尽量就地在农业上安置；
如果必须组织移民时，迁出和迁入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必须共同切实负责。
在组织移民时，应特别注意，迁入地区必须有长期定居的生产条件。
4、几年来在拨用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学校、人民团体等单位正在使用着的国有、公有土地时，原使用单位对于拨用的交换条件，往往要求过高，而申请用地单位则有的对原使用单位的要求，应该解决的也不予解决。
为了便于解决这些问题，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在修正草案第18条第2款作了补充规定。
（三）鉴于原办法的几个根本原则，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几年来各地对原办法的执行也比较熟悉，所以对原办法未作重新起草，而只作若干的必要修改，并且仍然沿用了原办法的名称；
原条文中凡是可以不改动的，亦都尽量予以保留，不作改动。
特别须指出的，原办法第5条关于征用土地必须向群众进行解释的规定，几年来执行的经验证明很好。
所以修正草案仍保留这规定，我们认为像处理征用土地这样直接关系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大事，必须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照顾的条件下，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才能做好。
事实上，我们国家因建设而征用土地，同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向群众充分地解释清楚，就会取得群众的同意和支持。
因此，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是保证做好土地征用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1953年11月05日政务院第192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1953年12月05日政务院公布施行）
（1957年10月1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8次会议修正，1958年01月0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0次会议批准，1958年01月06日国务院公布施行）
第1条　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慎重地妥善地处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国家兴建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国防等工程，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市政建设和其他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时候，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3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既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该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
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行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贯彻节约用地的原则。
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程，都不应该举办；
需要举办的工程，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必须精打细算，严格掌握设计定额，控制建筑密度，防止多征、早征，杜绝浪费土地。
凡有荒地、劣地、空地可以利用的，应该尽量利用；
尽可能不征用或者少征用耕地良田，不拆或者少拆房屋。
第4条　征用土地，须由有权批准本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负责批准用地的数量，然后由用地单位向土地所在地的省级人民委员会申请一次或者数次核拨；
建设工程用地在三百亩以下和迁移居民在三十户以下的，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委员会申请核拨。
用地单位申请核拨用地时，须送交征用土地申请书（详细注明土地的属境、位置和经批准的数量），并附对被征用土地者的补偿、安置计划，以及经批准的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文件（附平面布置图），施工时间文件和土地所在地的县级或者乡、镇人民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但是申请核拨铁路、公路路线用地和国防工程用地，送交上述某种附件确有困难的时候，经过批准用地数量的机关的同意，可以免交或者以后补交。
第5条　土地经核拨以后，用地单位应该协同当地人民委员会向群众进行解释，宣布对被征用土地者补偿安置的各项具体办法，并给他们以必要的准备时间，使群众在当前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照顾的情况下，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然后才能正式确定土地的征用，进行施工。
如果征用大量土地，迁移大量居民甚至迁移整个村庄的，应该先在当地群众中切实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把有关征用土地的问题，提交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解决。
第6条　遇到临时抢险或者紧急用地的情况，如果事前来不及完全按照本办法第4条、第5条的规定办理，可以先行进入地内施工，同时尽快补办征用土地的手续，并向群众进行解释。
第7条　征用土地，应该尽量用国有、公有土地调剂，无法调剂的或者调剂后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生活有影响的，应该发给补偿费或者补助费。
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由当地人民委员会会同用地单位和被征用土地者共同评定。
对于一般土地，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的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
对于茶山、桐山、鱼塘、藕塘、桑园、竹林、果园、苇塘等特殊土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办理。
遇有因征用土地必须拆除房屋的情况，应该在保证原来的住户有房屋居住的原则下给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
对被征用土地上的水井、树木等物和农作物，都应该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
第8条　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费或者补助费以及土地上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和农作物的补偿费，都由用地单位支付。
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土地补偿费或者补助费发给合作社；
征用私有的土地，补偿费或者补助费发给所有人。
土地上的附着物和农作物，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补偿费发给合作社；
属于私有的，补偿费发给所有人。
第9条　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土地，如果社员大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认为对社员生活没有影响，不需要补偿，并经当地县级人民委员会同意，可以不发给补偿费。
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的非社员的土地，如果土地所有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又不以土地收入维持生活，可以不发给补偿费，但必须经本人同意。
第10条　征用城市市区内的房屋地基，如果房屋和地基同属一人，地基部分不另补偿；
如果分属两人，可以根据地基所有人的生活情况酌情补偿。
市区内没有收益的空地，可以无偿征用。
第11条　用地单位对准备申请征用的土地进行测量、勘探的时候，应该先征得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如果测量、勘探使土地所有者受到损失，应该适当补偿。
第12条　用地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修建工程进行中，需要临时使用征用范围以外的土地，作为堆存材料的场所和运输道路等，商得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后，可以租用或者借用。
因进行修建工程而使未被征用的土地受到损失的时候，用地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该给土地所有者以应得的补偿。
第13条　对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置的农民，当地乡、镇或者县级人民委员会应该负责尽量就地在农业上予以安置；
对在农业上确实无法安置的，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劳动、民政等部门应该会同用地单位设法就地在其他方面予以安置；
对就地在农业上和在其他方面都无法安置的，可以组织移民。
组织移民应该由迁出和迁入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共同负责。
移民经费由用地单位负责支付。
第14条　已经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用地单位应该将征用的土地，绘图造册，一式两份，送当地县或者市人民委员会审核盖印后，一份存县或者市人民委员会备查，一份由用地单位自己保存。
第15条　已经征用的土地，如果用地单位因计划变更或者其他原因不使用或者不全部使用，必须把不使用或者多余的土地交由当地县级人民委员会拨给其他用地单位使用或者交给农民耕种。
已经征用的土地，如果在种植一季农作物的期间暂不使用，在不妨碍建设用途的条件下，应该交给农民继续耕种。
对有农作物正在生长的土地，应该尽可能等到收获以后动用。
第16条　被征用土地内的坟墓需要迁移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委员会通知坟主迁移。
用地单位应该发给适当的迁葬费，并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
无主的坟墓，由用地单位代迁。
无地迁葬的，由当地人民委员会协助找地迁葬。
迁移烈士的坟墓应该通知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
被征用土地内，如果有值得保存的文物和名胜古迹，用地单位和施工单位应该会同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文化部门妥善处理，负责保护。
第17条　用地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修建工程进行中，对于同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水源、渠道、交通等，应该会同当地人民委员会妥善处理，不准轻易阻断和破坏。
第18条　国家建设需用国有、公有土地，应该按照本办法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申请核拨，并且向群众进行解释。
拨用农民耕种的国有、公有土地的时候，可以根据他们的生活情况，由用地单位给以适当补助。
对地上附着物、农作物的补偿和对原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的安置，分别按照本办法第7条和第13条的规定办理。
拨用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学校、人民团体等单位正使用着的国有、公有土地的时候，对原使用单位迁建所必需的房屋和地基等问题，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会同申请用地单位和原使用单位，本紧缩用地、用房和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原则协商处理。
原使用单位能够自行解决的，尽量自行解决；
原使用单位无法自行解决的，尽量采取互换、调剂办法解决，无法互换、调剂的，由申请用地单位给予适当补偿。
第19条　原来依靠公有土地收入兴办的公益事业，在这项土地被拨用后，仍须续办而经费无着的，应该由当地人民委员会按照事业的性质分别在主管部门的事业经费内开支；
如果无法开支，应该及时报请上级人民委员会解决。
第20条　公私合营企业，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用地以及群众自办的公益事业用地，可以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援用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21条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和用地单位的上级机关，应该对已经征用的土地的使用情况，经常进行监督检查。
如果发现用地单位和施工单位有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浪费土地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应该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该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对征而不用和多余的土地，在不妨碍建设用途的情况下，必须及时收回。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应该将征用土地的情况和问题，定期综合上报。
第22条　各省级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报国务院备案。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参照本办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本地区征用土地的办法；
也可以参照本办法变通办理。

城市农村相互促进
静宇
今年元旦，江苏新华日报以显著的篇幅刊登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城市（镇）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工作要点（草案），提出努力发展工业和加强城市（镇）各项工作，支援农业大跃进，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求得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工作要点发出以后，全省十二个主要城市，很快地围绕着支援农业实现四十条为中心，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这个竞赛的浪头正与农村生产高潮的浪头紧接在一起，像大江东去的浪涛一样，后浪推前浪地迅速前进。
（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见今日本报一版）
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迫切要求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迅速地赶上去，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许多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部门的领导人员看到了这个形势，纷纷对支援农业的工作做了研究和安排。
然而，像江苏省那样明确订出城市工作要点，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目标，则还是首创，因而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中共江苏省委指出：
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农村关系非常密切，今后城镇的一切工作必须面向农村，积极搞好各种生产和经营，全力为实现四十条纲要服务。
只有农业发展，城镇才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江苏省委所以强调城镇的一切工作必须面向农村，因为农村是工业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城镇的各项生产和经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就等于促进了本身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
为了发展农业，城镇应该做很多的事情。
针对这些要做的事情，适时地制订出工作要点，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农村方面有了农业发展纲要，城市方面又有了执行这个纲要的工作要点，这就使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更加具体化。
同时，也就保证了农业和工业以及城市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达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不断前进的目的。
人们知道：
共产党人历来就是促进派。
所谓促进就是要认定目标、快马加鞭。
在赛马中，同样的良马在不同的驾驭者手里会有着不同的速度，好的骑手，在紧要关头，来一个快马加鞭，常常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像赛马那样简单，但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跑完很远的路程，则是有共同点的。
为了争取在农业上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为了争取十五年的时间里在工业的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奋勇前进。
城市的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有责任支援农业的大跃进，而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财经部门则有更大的责任。
现在，江苏省已经有十二个城市的职工发挥了高度的责任感，为支援农业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城市参加这个竞赛的行列，把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充分发挥出来。

太原皮革厂利用废料的办法好
本报讯
太原皮革厂从去年年初以来利用废料作了许多价廉物美的皮革产品。
从前，车间里四处堆积着大量的小块皮子和里皮，这些东西，有的是制作产品时剪裁下来的，有的是从皮张上刨下来的。
厂里把成堆的里皮当垃圾倒掉了，把大捆小篓的小块皮子按每斤两角多钱卖给了鞋匠们。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勤俭办企业的号召，老工人彭安元同殷增元一起反复研究，提出了把小块皮子剪成各种图案拼到一处做女用手提包的建议，立即得到厂里工人的响应。
他们用里皮制作小钱包、帽口。
还用小块皮子作成了一环扣一环的美观的皮带。
仅这一项，工人们在九个月内，就为国家节约了七百多张牛皮。

彻底整改　广泛宣传　组织竞赛
上海机床厂有计划地促进生产高潮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
上海机床厂领导人员为促进生产新高潮的形成，经过周密考虑，提出了一项具体的规划。
这个规划是经过集体研究后制订出来的。
参加研究的有这个厂的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领导人员和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生产和计划科长。
他们共同研究了生产新高潮的特点和1958年的生产形势，然后确定了规划。
这个规划已经传达到全厂近二百个工长和组长以上的干部，党委也向支部书记专门做了布置。
根据规划，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将首先继续坚决彻底地狠狠整改。
规划里指出，这是生产高潮能否形成和持久巩固的首要关键。
大力展开宣传鼓动工作是规划的第2部分。
这个厂已经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即将举行胜利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和1957年国家计划的庆功大会；
准备把厂里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等用展览会形式向职工宣传。
通过这些活动，广泛宣传工会“八大”的精神和党中央提出的十五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号召，宣传厂里实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努力目标，使全体职工明确方向，提高思想，改进工作，鼓起干劲，掀起高潮，创造新成绩。
为了促进生产高潮，厂里决定加强生产竞赛的组织领导，在生产工人中开展比突破定额、比质量、比解决关键、比节约、比安全和设备保养的“五比”竞赛；
在技职人员中开展保证勤俭节约、保证团结协作、保证学习先进、保证工作效果、保证新产品试制的“五保”竞赛；
并在工段班组之间制订保证勤俭节约好、加强团结互助好、学习技术文化好、遵守劳动纪律安全好、参加社会活动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五好”公约。
此外，还要开展合理化建议课题运动，解决生产关键问题。
规划里还提出要加强竞赛的检查总结和先进经验的推广工作，并要发挥职工代表的作用。
现在，这个厂正通过各种宣传活动，评比和奖励1957年度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组织第1季度和1月份的社会主义竞赛，并继续狠狠进行整改。

第1汽车厂的早晨
新华社记者　刘恩泰摄

西安纺织厂领导干部
固定岗位参加劳动
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　体力劳动作到了正规化
本报讯
据西安日报报道：
西安纺织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采取了每个领导干部在参加劳动时固定在各个车间或工序的办法，扭转了过去聚集一起，不能与群众共同劳动、紧密结合的现象，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也使参加体力劳动走上正轨。
中共西安纺织厂委员会从去年05月中旬就组织了科长、车间主任以上领导干部二十六人参加体力劳动。
当时不少人片面地认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只是为了锻炼领导干部的劳动观点，扭转群众对体力劳动的不正确的看法，并且了解群众对领导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也有人单纯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可以节省些临时工。
因此，每到规定的劳动日，大家就组织起来，打扫环境卫生，疏通水沟，堆砖拉瓦；
也有几次曾经到车间工作，一面干活一边和工人谈话，了解工人的意见和要求。
但是工人们反映：
“干部来得多，说很多话，影响了工作”。
这次整改中，党委根据群众意见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
一、各车间领导干部在本车间参加劳动；
二、厂级领导干部原来分管那个车间就在那个车间参加劳动；
三、自己管什么工作，参加什么劳动（如管生活的副厂长就在食堂劳动）；
四、会那个工序操作就参加那个工序劳动；
五、没有技术的可以选择工序学习技术。
从最近几个星期的情况看，这种作法很受群众欢迎。
许多职工认为，领导干部和工人同吃同干，真正改变了工作作风。
党委书记樊执信在织造车间学习加梭，工人耐心教他，仅半天的时间就掌握了操作；
机械科科长朱莲芳等参加开箱子、搬机器，在职工群众的帮助下，学到了一些生产知识和技术。
工人们有意见和要求也愿意向领导人员反映。
据最近统计，在领导干部劳动期间，群众反映的意见比较重要的就有十九条，不少问题已经及时解决。
领导干部在车间参加劳动已经成为习惯。
每到星期四，他们吃过早饭以后，就到车间上工，和工人一起上班下班。
参加劳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已经由过去的二十六人增加到四十人。
党委、团委、工会的专职干部也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到车间参加劳动。

谢段长让鞋记
邹懋全
重庆的冬天，凛冽的北风，卷着蒙蒙的细雨迎面扑来，薄雾笼罩着群山，建筑工地上是一遍泥泞。
一○四工区三工段的工人们，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最后01月的生产任务，根本不把这种小雨放在心里，仍然坚持工作着。
远处灰棚内传来了几个人的争吵声。
技术工段长谢雪君率领着几个专业工长，正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听到争吵声，他们就向这个方向走了过去。
“同志们，吵什么啊？”
谢段长亲切地问着。
“库房已经没有长统胶靴了，我们只领来了两三双破破烂烂的。
拌灰时浆漏进去了脚受不了，挑浆的没胶鞋穿也要摔跟斗的”！
手工组长刘金奎一筹莫展地回答着。
“我这一双同志们先穿着使用再说”。
谢段长说着，就马上弯下身去把脚上穿的一双全新长统胶靴脱下来。
“我这儿也有一双！”
和谢段长一起来检查工作的唐少文等四个工长，在谢段长的带动下，也一起脱下自己的胶靴。
“谢段长过去整天西装革履的，今天怎么变得这样好？”
小蒋望着谢段长等一伙远去的背影，调皮地说。
“你小子知道啥，人家谢段长早已放下架子了。
自从党提出整风以来，他就是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看着工人抬不动的，就帮着抬，挑不起的，就帮着挑。
你不信问一问看，那一个工人同志不说谢段长转变得好”。
老甘头认真地接口说。
“整风真正好……。”
刘金奎组长也高兴地插嘴说。
小雨仍在飞舞，北风仍在呼啸；
但工人们内心却感到很温暖。
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6日讯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今天回到北京。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应日本医学界的邀请在1957年12月07日赴日本访问，代表团在日本期间，曾访问了东京，千叶、大阪、京都等地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并和当地著名学者举行了学术座谈会。

为了千百个渔民的生命
陆其明　白天氛
1957年12月12日下午，舟山渔场突然袭来八九级巨风，许多出海捕鱼的船只，来不及扬帆归航，就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停在北面港口避风的四千多只渔船，也来不及开回南港，其中不少已被风暴摧毁了。
许多渔民落入水中，呼喊救命。
驻舟山海军领导机关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出十余艘舰艇，急赴险地抢救。
某部副司令员胡绵弟大校接到上级命令后，整夜亲自指挥抢救。
还特派作战科长当夜冒着十级风浪赶到渔场，组织抢救。
在漆黑的夜里，舰艇往来在从未走过的航线上，穿过惊险的石峡，不得不开放探照灯和雷达，摸索着前进，查遍海图上的每一个礁石，抢救遇难的渔民。
“前方发现一个黑影！”
正在一个炮艇的艇首了望的枪炮兵孙德权报告说。
他站在那里，已经十个多小时了。
为了不被巨浪卷下海，他用麻绳把自己牢牢地捆在艇首的铁柱上。
他的两眼被海水浸得红肿，终于又第4次发现遇难的渔船。
这条渔船的桅杆断了，船上五个人束手无策，眼看着船被暴风吹向远洋去。
炮艇想尽办法把缆绳掷过去，才把渔民一个个救出来。
另一艘二十三号艇，艇身轻小，巨浪时而把它卷上高高的浪峰，时而把它抛下深深的浪底，艇上的人们却不顾危险，一连抢救出五只将要沉没的渔船。
傍晚，风浪更大了，二十三号艇又发现一只小船，被巨浪打得在漩涡里滴溜溜地转。
艇长范德宝用手迅速地擦去脸上的海水，果断地命令：
“准备好救生衣、缆绳！”
艇像箭似地向小船驶去。
这当儿，突然一个横浪打将过来，艇身霍地栽倒，操舵手王信根猛地把舵向右一转，二十三号艇这才从巨浪里钻出来，暴风雨夹着海水，浇了水兵一身。
他们把这只小船拖出险境，又去营救其他的渔船。
当暴风骤起的时候，五百二十七号艇还停泊在港口，艇上部分人员，已放假上岸去了。
接到抢救渔民任务后，上岸人员立即跑回来。
从接到命令到离开港口，仅仅用了十六分钟。
水兵们说：
“救人如救火，争取不浪费一分钟一秒钟。”
他们一直在暴风雨的海洋里搏斗了一昼夜。
到后来，许多人都晕船，呕吐了，虽然这样，他们还是坚持了抢救工作。
溗山岛海军观通站，在抢救中担任了整个渔场的联络工作。
平时信号台只有一个人值班，这时所有信号员同时都来工作，昼夜不息地忙碌着。
风暴过后，某部副参谋长柳继龙闻知渔场还有二十只渔船下落不明，又亲自指挥各舰艇寻找，把失落的船只全部找回。
与此同时，驻地各部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把钱、棉衣、食物送到渔民手里。
海军部队还派出许多轮机兵，帮助渔民修补破损船只，使渔民深受感动。
江苏渔民钱生俊说：
“解放军是渔民的救星。
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去捕渔，争取大丰收，来回答你们。”
这次突然的风暴，是几十年来所未见的。
据说1935年，舟山渔场曾受过一次比这小得多的风灾，由于国民党不管渔民死活，那年渔场死了几百人，损失惨重。
这次，渔民在当地政府和驻军抢救、支援下，损失很小。
现在，这次风暴带来的创伤已经平复，渔民们信心百倍、情绪高昂地投入了生产。
最近十几天中，仅舟山专区捕鱼已近五十万担。
全渔场渔民也完成了全汛期生产指标的89％。
目前他们正在开展着每小时每船平均五百担的增产竞赛运动，来回答党、政府和军队的支援。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京台湾同胞愤慨声讨谢雪红
新华社6日讯
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省籍的归国华侨今天下午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举行集会，以无比的愤慨声讨右派分子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会议从下午二时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发言的人争先恐后。
在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七人。
他们一致指出谢雪红是台湾人民的败类，坚决表示要同她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并要求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做出严肃处理。
从台湾归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现任北京市区人民代表的陈丁茂在会上说，台湾人民从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无数流血斗争中，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决不能得到解放。
许多台湾同胞所以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正是因为他们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谢雪红说台湾人民对共产党没有好感，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最大侮辱。
前年从日本回国、现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的洪进山说，谢雪红的反动政治主张和组织路线，完全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意志。
她为了实现个人可耻的政治野心，企图离间归国台湾籍华侨同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全国政协委员谢南光指出，谢雪红一贯地包庇汉奸和反革命分子，处心积虑地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台湾同胞同祖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一定要和她彻底划清界限，使台盟组织更好地为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高山族干部陈连生和高山族学员田中山、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李河民、北京市政协委员陈木森等人，在会上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指出所有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籍华侨回国后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不少人还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了领导工作，彻底驳斥了谢雪红所说人民政府不信任台湾同胞的谎言。
李河民说他不仅在工作中得到领导上的很大信任，并且人民政府还曾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
陈连生说，台湾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高山族人民受害更深。
所有台湾同胞包括高山族在内，都热爱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希望早日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决不容许谢雪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理事黄文哲说，谢雪红煽动我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热爱祖国，如果我们听了她的话，就正中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心意。
会上，许多过去曾经和谢雪红接触过的台湾省籍归国华侨和台湾同胞，还揭发了大量事实，证明谢雪红曾经利用某些台湾同胞对祖国情况了解不够的情况，散布大量流言蜚语，吹嘘她个人的所谓“英雄历史”，打击台盟领导中的左派，挑拨离间，以便为实现她个人的政治野心制造资本。
有些亲自参加“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也在会上揭发了谢雪红当时包庇敌人和仓惶逃跑的种种丑恶事实。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陈凤龙揭露，谢雪红曾经把右派分子杨克煌写的一本为谢雪红本人吹嘘，歪曲台湾人民斗争历史的小册子推荐给他，说是一本最可靠的书，要他翻译成日文，向国外宣传。
北京第1汽车附件厂王鸿德说，他在最近申请要求下放，谢雪红不但不加鼓励，反而进行阻止，说是像他这样的人“下放太可惜”。
会上揭露，直到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以后，她还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归国的台湾省籍华侨中散布各种谣言，污蔑反右派斗争，企图反扑。
谢雪红这种抵赖罪行进行顽抗的恶劣态度，激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愤慨。
各地台湾同胞也给台盟总部寄来很多信件，揭发和声讨谢雪红的反党罪行。

“屈才”及其他
梅而三
少数知识分子认为让他们到工厂到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是“屈才”，“大材小用”，“学非所用”。
这些话也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问题是用什么观点看待它。
知识分子到底有些什么才能？
有一种人既有政治才能，又有技术才能，这就是德才兼备的革命知识分子；
有一种人只有技术才能，没有政治才能，这就是有才无德的半革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能没有政治才能。
没有了政治才能，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应当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
没有了政治才能，就像新社会里的游魂，一会儿飘到这里，一会儿飘到那里，人民可以拉住他们，要他们为自己服务，鬼怪也可以捕捉他们，叫他们为他们服务。
为人民服务，当然不是屈才，为鬼怪服务，才是屈才，可是这怨谁呢？
还不是怨自己！
也还有一种人，虽然也有政治才能，可惜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才能，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才能。
这种政治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然不能让它充分发挥。
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就因为发挥了一下这样的才能，曾在一些人中闹得昏天黑地。
资本主义的政治才能一定要“屈”，不仅要屈，而且一直要“屈”到消灭为止。
到工厂农村去锻炼，是不是大材小用呢？
不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成材。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栋梁。
栋梁就要有栋梁的标准。
一个小木棍不能当栋梁，一个大木材同样不能作栋梁。
什么标准，就像前面所说的既要有政治才能，又要有技术才能，特别是政治才能。
没有政治才能，只能算没有成材的原料。
有一点政治才能的，只能算小材。
知识分子到工厂到农村去锻炼，正是把没有成材的原料，锻炼成能用之“材”，小材锻炼成大材。
到工厂到农村去锻炼，就像把原料送进“加工厂”，有的“加工”成大材，有的“加工”成小材，也有的一时还不能成材。
成大材的就大用，成小材的就小用，一时不能成材的就继续“加工”。
但是，这个“加工厂”不同于一般加工厂，不是由别人来加工，而是靠自己来“加工”，老师傅——工人、农民，只是负指导的责任。
“学非所用”，要看看学的什么？
在学校中，不外学习两种知识，一种是政治知识，一种是技术知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也是这样）。
政治知识，在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知识。
如果已经学到了这种知识，这次下去正可以实践，看看究竟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没有？
如果没有学习这种知识，这次下去，正可以在实践中去学习。
其他政治知识，也都是这样。
技术方面的知识，除了极少数专门技术知识之外，到工厂到农村都可以用得上的。
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厂去难道不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吗？
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难道不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吗？
也真有一种知识是学非所用，那就是个人主义。
这种知识不仅在工厂、在农村用不上，在机关、在学校，何尝用得上呢？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是把社会上的事和人都分成两类，即事有大事小事之分，人有大人小人之分，大事要由大人去作，小事要由小人去作。
所谓大事，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事，所谓大人，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人。
这些过去是封建阶级思想，现在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新社会里，必然到处碰壁。
正因为如此，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到工厂到农村中去锻炼。

巴德尔王太子由广州到武汉参观
新华社广州6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十一时乘专机离广州飞武汉。
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贵宾前往。
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负责人和驻军首长，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负责人都到机场上欢送贵宾。
今天早晨，贵宾们在离广州前还到我国最大的新闻纸工厂——广州造纸厂参观，并在广州市第一象牙雕刻社欣赏了著名的多层象牙球雕刻技术。
新华社武汉6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从广州乘专机在今天下午到达武汉。
陪同前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副省长李明灏，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地方组织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今天下午，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武汉市市长刘惠农陪同下，参观了我国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
贵宾们在这里参观了已经基本上完工的第一加工装配车间和正在紧张施工的铸造车间。
厂长史梓铭详尽地向巴德尔王太子介绍了这个工厂的建设经过。
接着，贵宾们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参观。
这时，夜幕临下，华灯初上，巴德尔王太子等以极大兴趣观看了这座雄伟瑰丽的大桥，还在公路桥面上欣赏了被这座桥联结起来的武汉三镇夜景。
贵宾们今天还游览了武汉市容。
夜间，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贵宾们共进晚餐。

开始树立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
金堂县干部作风有了改变
本报讯
四川金堂县县级十五个机关整改以来，接受群众意见，坚决改进了干部作风。
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所有驻城的机关干部四百三十多人，都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日，普遍开展了经常性的养猪、积肥、开荒、修路等体力劳动，树立了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受到当地农民和居民一致赞扬。
据统计，半个多月共积肥一百七十多万斤，为修路拣运石头、河沙近二百立方，开荒种菜种饲料二十四亩，养猪一百多头。
金堂县城设在赵镇，一切生活习俗与四周的农村紧密联系着。
但是，过去每当下班和休假日，机关干部成群结队、三三两两不是游公园、逛街坊、上戏院，就是打扑克、下象棋。
有的机关的环境卫生也搞得不好，有些垃圾堆了好几年，也无人清除。
这些现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整改以来，结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共金堂县委书记马钰同志，号召全体机关干部树立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积极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积肥、养猪等体力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密切干群关系。
各单位纷纷响应号召，建立劳动组织和制度。
一般规定，每周至少有三个午后下班休息时间用来参加体力劳动。
在劳动中，县委书记、县长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亲临工地参加劳动。
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李子青和同志们一道拣石头修路，清沟积肥。
县委组织部长王浩仁挑七、八十斤重的担子，来回运石头、河沙和渣肥。
全县四百多个干部，除体弱、孕妇留机关看门外，全部出动积肥和运石头修乡场大路。
县保险公司主任郑永清二十天就积肥三千多斤。
各单位还在屋前屋后、河边沙滩上，开荒种植饲料和菜蔬，大力养猪积肥。
各单位并计划分别和附近农业社取得经常联系，包干供给他们需要的肥料和劳动力。
机关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显著作用。
过去，有些干部拿把锄头、挑担箩蔸过街，都有些怕累、怕难为情。
现在，连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挑担拉车，穿街过巷，干得特别起劲。
镇上居民也向干部学习，组织起来开展积肥和爱国卫生运动。
有些闲散坐茶馆、逛街坊的居民，现在也不好意思闲逛，都在找活路干。
四周农民对干部的看法立即改变了。
他们说：
“提了意见就改进，你们真是毛主席的能文又能武的好干部。”

无名荒山有了名
本报记者　李连斌
一
在荒山的一端，崭新的砖瓦平房成行地排列着。
这是猪舍。
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喂猪。
这个人穿一身褪了色的蓝灰色的布衣，腰系一个白围裙，背向着我。
他添好了猪馊，把馊筒放在一旁，就到猪运动场打扫猪粪。
我走向他的面前，看见他那堆满皱纹的面孔上嵌着一双有神色的大眼睛，我怔住了，不由地喊出：
“啊！
全处长！”
他凝视我好久，认出来是我了，他用力地甩两只手，向我跑了过来，他刚伸出手来又缩了回去，笑着说：
“手太脏了，免了握手吧！”
过去我在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里曾见过一次全处长，那时，他穿一身藏青色的毛哔叽中山装，两只手一尘不染，今天却抓起大粪来了。
他指着一片一片的小砖房告诉我：
这是第1养猪场，那是第2养猪场，那是第3养猪场……。
指着一栋青砖青瓦的高大建筑物告诉我是粮食仓库。
我惊叹荒山上居然有了粮食仓库。
他指给我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山说：
“就是这块荒山养活了几千头猪。”
这不毛之地，怎能养活几千头猪呢？
我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
他领会了我的意思，他说：
“你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甘蓝地，又带到萝卜地，又带到红薯地，又带到稻田里，说：
“就是这些东西养活了那些猪。”
我问：
“这是你们开的荒吧？”
“是我们开的荒。
这些地养活了那些猪，那些猪也养活了这片荒山。”
“猪怎能养活荒山呢？”
“你看这些甘蓝、萝卜和红薯生长得这样好，全靠猪粪了。
猪就是活的造肥机器。”
二
天刚放亮，鱼肚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见全处长在房里忙碌着。
他那挽起袖子的两只胳臂不时地向灶坑添柴，在灶口的光亮映照下，我意料之外地发现他腿上和胳臂上都有弹痕，我这平静的心为之一动。
我想了解一下这弹痕的来由，但顾虑引起他的悲痛的回忆，我凑到他旁边坐在柴草上，问他：
“你在作什么？”
“烧开水，叫那些小伙子起床后，先喝一杯滚茶，从肚里暖和暖和。”
“作饭烧水都你们自己动手呀！”
“是，我们大家自己干。”
一个处长离开城市，告别了电灯，告别了自来水，告别了电影院，告别了办公桌，来到荒山开荒、养猪、拾粪、烧茶……。
看他作这些事有着多么深厚的乐趣呀！
我们两人坐在灶旁，只见灶口闪闪发光，柴火吱吱作响，四周寂静，人们都正在酣睡，正是促膝长谈的好时机，我要求他谈一谈来到这无名的荒山的始末。
1956年09月，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方志纯，把全处长叫到办公室，亲切地对他说：
“有一个艰苦的工作需要你去作。”
“首长，不管怎样艰苦的工作，只要党交给我，我就愉快地去作。”
方志纯同志是全处长的老首长，对他非常熟悉，知道他会这样回答，就直接了当地对他说：
“要你向荒山进军，给全省作出一个样子来。”
“好，向荒山进军就向荒山进军。”
“艰苦啊！”
方志纯感叹地说。
“难道比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游击还艰苦吗？”
他们二人会意地笑了。
方志纯接着说：
“再艰苦也不会比那时艰苦了，再不会叫你吃草根啃树皮了。”
全处长名叫全胜仁，早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南征北战三十来年，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
从来对党交给的任务不讲价钱不叫苦。
他问：
“荒山叫什么名字？”
“还没有名字，你去创造吧！”
方志纯这样幽默而有情趣地答。
“在甚么地方？”
“在东乡县境内，和进贤县相邻，坐在浙赣路的火车上就看见了那片荒山。”
第2天，全处长独自一人到了要开垦的地方。
原来是一块无名无边的大荒山，成片的土地都是紫红色夹带金红色的山丘，连一棵马尾松也没有，一个山谷连一个山谷，一起一伏此起彼伏，他在山谷中行走，好像漂浮在大海中，随着海浪而漂荡。
他曾多次坐在浙赣路的火车上，听到多少旅客为这片无边的荒山惋惜，有人喻之为“癞痢头”；
有人说：
“癞痢头”也不如，议论纷纷，结论一个：
不毛之地。
他当时想：
如果能叫这荒山长出庄稼来，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他没有想到：
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他决心不辜负党的委托。
但附近群众告诉他：
这块荒山从来没有生长过庄稼。
解放后更新农场在这里试种过庄稼，结果失败了，新东农业社也试验过，也获得同样的后果。
他动摇了。
返回南昌后，他向方志纯同志汇报了情况。
方志纯同志说：
“我们祖先作过的，别人作成功了的，就不叫你去作了。”
听了这句话，他是又高兴又惭愧。
高兴的是党对他的信任，惭愧的是自己的决心不足。
第2天，他又到了这片大荒山。
他在荒山上徘徊了许久，用手挖起一把土，心想要是看到这无边的荒丘长出庄稼来，那该是多么快意呀，能够养活多少人呀！
他下决心，要叫这不毛之地长出庄稼来。
他到靠近荒山的村子去考察，看见红壤土地带里，也有黑土的耕地。
这使他感到很奇怪。
在问过许多农民以后，他终于弄明白了：
土壤是可以改造的，只要多施肥料，而且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红土也能变成黑土，长出茂盛的庄稼来。
办法找到了，他就带着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两个干部，扛着行李，到这片荒山安家落户了。
他们在更新农场留下的一所破房子里，搭起锅灶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天出去开荒，同时自己淘米作饭，自己砍柴，照料一切。
全胜仁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紧张，但是他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肥料问题。
他买了八头猪，把猪粪施到开垦了的荒地上，然后试种上甘蓝、白菜等作物。
他每天去看管几次，当看见茁壮的甘蓝、白菜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他真是高兴极了。
三
“他饲养猪的耐心，像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是很多和全处长一起开荒的人对他的评语。
他们对我讲了许多全处长养猪的故事。
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别人正在梦乡中，他就起来煮猪食，一天要喂三次。
夜晚他怕豺狼把猪吃掉，或者大猪压死小猪，每夜要起来两三次，背着卡宾枪到猪舍巡视。
小猪吃不到奶，他就给它把奶，母猪到了预产期，他就守在猪旁，唯恐发生事故。
母猪到了发情期，他就及时地为母猪交配。
他们都认为全处长是他们的模范，他们在全处长的影响下，全体饲养员都勤勤恳恳地工作，使猪顺利地繁殖和生长起来。
他们原有八头猪，以后又买进三百头，现在已经繁殖到三千头。
猪的繁殖率达到了最高度，小猪的成活率也很高，已经达到96％。
去年，他们已经卖出二百八十头肉猪，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肉猪供应市场需要。
他们的会计说：
活的“肥料工厂”开起来以后，肥料问题也就解决了。
去年春季，他们又开垦了两千六百亩荒地，地里长出了甘蓝、白菜、红薯、黄粟、大豆和稻谷。
去年秋天，在这片荒山上，第1次盖起了高大的仓库，堆满了各种粮食，只稻谷就有二十一万斤。
他们养的三千头猪，吃到了这片荒山长出来的作物，甘蓝、白菜、红薯、大豆都成了猪的食料；
而猪的肥料又改变了荒地的土壤，使它们长出了各种各样的庄稼。
他们没有花费国家更多的投资，主要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已经在一片荒丘上初步建成了一个农场。
现在，这个农场有下放干部十名，城乡剩余劳动力一百七十五人。
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片荒山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着。
四
我来到了全处长的寝室，他穿着呢子军服，俨然一个高级军官。
我问：
“怎么穿起军装来了。”
“这是在部队发的。”
谈到部队，他在我的要求下，给我看了他腿部、腹部、胸部等几处弹痕和刀伤。
我想他能活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呀！
“今天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我领你到我们整个荒山转一圈。”
说着就站了起来，我跟他一齐走了。
他告诉我：
“这里准备开辟为茶林，那里建立果园，栽种柑桔、梨子；
那里栽油茶。”
他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他闻到了茶叶的芬芳，尝到了梨的酸甜。
他只是讲的计划，但仿佛他看见了茂盛的茶林和果园似的。
他说：
“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打算开荒四万亩，到1967年，打算把这片十几万亩的荒山全部开垦为良田。”
这时，我听到了马达的哒哒声，翻过一个山谷，果然看见几台拖拉机在开荒。
他说：
“我们1956年开荒靠人和牛，1957年就用上拖拉机了。”
我遥望那座建在荒山上的粮食仓库出神。
他的手指向猪舍说：
“像那样的养猪场，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准备建立六、七个，计划养猪四万头；
1967年打算养猪十万到二十万头，平均一头猪肥一亩田，这样可保证荒地的收成。”
他还说：
“计划从1958年开始养羊、养奶牛、养蜂，现在养了几十只安格拉兔，准备大发展。”
他越讲越兴奋，话匣子打开了：
“现在这里最好的建筑物，除了粮食仓库，就是猪舍，十几年后，我们就在这荒山上建立一个小城市，到那个时候，医院、俱乐部、电灯、礼堂都有了。
我们再向前走，看见了“红星农场”四个大红字。
他说：
“这是我们的场部。”
啊！
无名的荒山有了名。
（附图片）
葛维墨插图

身体残废意志坚　战胜困难建家园
无手英雄余协田坚持参加劳动
荣获革命残废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
新华社武汉6日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去双手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共产党员余协田，由于用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参加劳动，在去年头十一个月得到了二千多个劳动工分。
余协田最近获得了湖北省革命残废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余协田是湖北省孝感县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鱼王山战役中，余协田在为兄弟部队开辟被厚冰遮盖着的山路的作业中，被酷寒夺去了他的两只手，剩下的是两只像木棒一样的臂膀，两个手掌剩下的长度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但是，余协田从1952年复员以来，一直坚持参加劳动，他的劳动能力一年强似一年。
现在，除了还不能干像插秧、割麦这类用手指来操作的活计以外，犁地耙地、拾粪推车，挑挑抬抬，施肥修堤………，他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没有手怎样劳动呢？”
“一个共产党员能光依靠政府来过活吗？”
余协田刚复员回乡的时候曾经为这些问题苦恼过。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能！”
和“不！”
两个字。
余协田恢复劳动是从学会独立的干一些生活动作开始的。
起初，他很快就学会了戴帽、穿衣、穿鞋、穿袜等简单动作。
随后，他又想出了办法自己来干那些比较复杂的动作。
如夏季擦背上的汗，他就在毛巾的两头拴上两个环子，套在没手的肘子上去擦。
在吃饭时，开头他用两个手掌顶在一起夹着匙子向口里送，经过几次试验，他又用松紧带把匙子绑在右肘子上，向口里送菜饭。
这个农民出身的人，从吃饭、穿衣可以自己干的事实中，找到了打开劳动之门的钥匙。
他又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锻炼，积极参加劳动。
用手不多的活（如挑、抬）他能干，用手多的活他也干，办法还是把工具绑在没有手的肘子上面。
在拾粪时，他就把粪叉绑在右面的肘子上；
耙地时，他把鞭子绑在左肘上，并且右肘上还绑着两斤重的木榔头，一面赶牛，一面细心地打着土疙瘩。
余协田为了在劳动中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两个胳膊，每次出工之前，他先在屋里对生疏的活计进行试验，比量着工具的绑法，根据工具的特性捉摸怎样使劲，学会了使用工具再和大家一道去干活。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的任务非常出色，去年春天，他率领三个社员早出晚归，拾了七天粪，提前完成了积肥两三千斤的任务。
几年来，余协田还学会了七、八百个字，学会把笔绑在肘上来写字。
余协田在艰苦任务面前是个处处带头的人。
去年02月，乡里补修白马水库，社员们都不愿跳到冰冷的污泥壪里去取土，这时余协田毅然先跳了进去，社员们被感动了，也都跟着跳进去。
在春、秋两个忙季时，余协田知道自己不能插秧，不能收割，但也不甘落后，他总是找劳动强度大、工分少的活来干，有时从三十里开外的火车站，推着载有三百斤的独轮车向社里运饼肥，一天往返两次，毫无怨言。
他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义务。
正由于余协田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社员们喊他为“听用”队员。
按着余协田的说法，要变残废为有用，就要拿出在战争中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劳动中的困难，战胜困难就是胜利。
还在他复员回乡初期，有些人，甚至他的爱人都不相信余协田能劳动，更没想到他能劳动好，他自己每当劳动的时候胳膊磨破了，心里也犹豫，怕坚持不下来，但一想到毛主席号召烈军属要“保持光荣，发扬光荣”的号召，就忘记了疼痛，勇气更大了。
天长日久，劳动熟练了，学会的劳动技术越来越多，余协田终于战胜了困难，打破了大家的疑虑。
社员们对余协田都十分钦佩关怀，怕他过分劳累，劝他少干点，但他不肯。
余协田胳膊磨破了，发肿了，为了避免因大家劝阻妨碍了生产，他总是尽量不让别人知道。
这种顽强的劳动精神，大大鼓舞了社员们，社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夸奖他的干劲，并拿他作为榜样来鞭策自己。

为和平与正义而斗争的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
陶希晋
（1958年01月02日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会第11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1957年11月07日到11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了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我们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原是1956年05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6届大会建议召开的。
1957年01月阿拉伯律师联盟作出了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举行这个会议的决定。
大马士革律师工会随即负责筹备，并征询有关方面决定了召开会议的日期、议程和其他各种安排。
这个会议的筹备时间相当短促，但先后赶到大马士革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有二十五个之多。
早在1955年01月，亚洲各国的法律工作者，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圆满地举行过一次会议；
但亚非两洲的法律工作者聚会一堂来讨论亚非人民共同关切的问题，这还是第1次。
特别应当指出，这个会议是在叙利亚首都举行的这一事实。
正当叙利亚人民举国一致为捍卫民族独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用土耳其和以色列阴谋发动武装侵略而进行着英勇斗争的时候，亚非法律工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哨阵地——大马士革，作为自己的集会地点，这就意味着亚非法律工作者是同斗争中的阿拉伯人民在一起，举起和平与正义的旗帜，向无法无天的罪恶的帝国主义者进军。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是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议的结果表明，与会各代表虽然来自不同政治情况的地域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法律观点，但是在争取和平与正义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
会议同某些人认为将争吵一番无结果而散的“预言”不仅完全相反，而且它还超过了我们有些朋友预期的成就。
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深刻地反映了万隆会议以来亚非人民友好合作的新发展，从法律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万隆会议的各项原则，表达了亚非人民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崇高意向，并且具体地、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当前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斗争。
应当指出，会议获得的这些成就，是与会各国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同叙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会议主人——大马士革律师工会为筹备这次会议所付出的极有价值的劳动分不开的。
这次会议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
它提出了异常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口号，反映了亚非人民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斗争的新发展。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一致认为：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和平与正义的敌人，是各种罪行（战争、屠杀、酷刑、扼杀民族主义和奴役人民等）的渊源。
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提出鲜明的、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口号，突出地反映了亚非人民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
因为不仅从我们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榜样上，而且从不久以前英、法和以色列侵埃战争失败的事实上，亚非人民已清楚地看到：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
这次会议，还教育了我们法律工作者：
法律斗争必须同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伟大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这再一次地揭穿了早经揭穿过的法律超政治的谎言。
这个会议给予我们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
中印两国所倡议而又被1955年万隆会议所肯定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公认的新的国际法原则，已经成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侵略的重要武器。
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召开，诚如会议秘书长马尔基先生在开幕大会上报告会议筹备经过时所说：
“它只是万隆会议在法律方面的继续；
同时也是对万隆会议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实际适用。”
因此，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会议上关于国有化问题、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人权问题，以及侵略及其法律上的后果、世界和平和核子爆炸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万隆会议在法律方面的继续，都体现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为了捍卫作为五项原则基石的和平共处的原则，会议认为一切帝国主义的行为是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容的。
会议主张全世界各国，应当迅速地就禁止核子武器的制造、使用和试验，裁减军备，取消军事集团和军事条约等达成协议，并从外国领土上撤退军队和取消军事基地。
同时，因为积极中立包含着对于和平共处的原则的确认，所以会议支持了积极中立的政策。
关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
这一原则实际上包含着互相尊重主权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两个概念。
所谓主权，也即意味着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独立自主的绝对权利。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谴责了侵犯国家主权、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殖民主义，把它宣告为犯罪行为；
重申了对于民族自决权以及对于这个权利的普遍、永久的重要性的信念，并且要求对所有被夺去这个权利的民族立即无限制地恢复这个权利。
会议庄严地宣告：
只有法国立即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且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才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只有实行民族自决原则，才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只有使喀麦隆统一和独立，才符合喀麦隆人民的希望和国际法的原则。
会议还严正地指责了美、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迫使一些弱小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行为，认为这是粗暴地侵害了他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在国有化的问题上，会议一致支持了埃及根据主权的原则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正当行动。
为了进一步阐明关于互不侵犯的原则，会议慎重地讨论了侵略的定义及其法律上的后果问题。
对于这问题，会议基本上采取了苏联曾向联合国提出过的关于侵略的定义。
但是为了避免在若干具体概念上引起过多的争论，最后协议对直接、间接、经济、思想等侵略行为不加区分，而把各种不同方式的侵略行为实事求是地列举为十七种。
会议并且宣告：
任何实行或者唆使侵略的国家，不论其侵略目的既遂、未遂，都应当依照国际法负完全的责任，而任何国家对于被侵略国家的支持是合法的。
就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说，我们知道它就是主权原则的引伸，它是传统的国际法原则。
只有各国奉行这一原则，才能保障各国的主权，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可是，在这方面，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臭名远扬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用各种借口和各种手段对别国内政横加干涉，它是最凶恶的新型的殖民主义。
这一点，对于亚非人民，特别是中近东的人民，分外熟悉。
因此，会议揭穿它是帝国主义的典型表现，是严重的干涉内政的行为，也是严重的侵略行为。
关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大家知道，在万隆会议上曾被引伸为两个原则，即承认一切种族、一切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和促进相互利益与合作的原则。
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除谴责了根据种族或者肤色的不同而实行的差别待遇外，在关于不平等条约和军事同盟条约的决议中，庄严地宣告：
国家平等的权利，正如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一样，是基本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不平等条约，由于订约两方所负担的义务显然不平等，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彰明较著的违反，被迫签订这种条约的国家有权予以废弃。
会议认为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如北大西洋公约、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都是使弱国屈从强国，并且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为了促进和平共处，会议还建议各国采取积极步骤，扩大国际贸易，增加互相访问，发展文化交流，并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
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这些决议，都是根据万隆会议以来国际形势新的发展而作出的，并且符合于当前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
因而它显然也就是万隆会议各项原则的具体贯彻，并且是从法律方面对这些原则的进一步阐明。
帝国主义和五项原则总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争取五项原则实现的过程，也必然就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过程，而从法律方面坚决地捍卫与继续阐明这五原则，也自然就是一切法律工作者的神圣责任。
摆在亚非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一切珍视和平与正义的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主要就是从法律方面，捍卫与阐明符合全世界一切善良人们意愿的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支持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及其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从而使人类走向光明和幸福的未来。
这是各国法律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共同任务。
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法律工作者就必须要有进一步的团结和合作。
这不仅要有我们亚非地区的法律工作者的团结和合作，而且要有全世界法律工作者的更广泛的团结和合作；
不仅要巩固与发展法律工作者之间的亲密的团结和合作，而且要巩固和发展法律工作者与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力量的团结和合作。
在这里，我们无须讳言，在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上，反映来自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朋友们的政治法律观点，是并不完全一致的，因此，在会议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上，或多或少是曾有争论的，甚至对有的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但是，实际上正由于有了这些争论，才使会议开得更好。
这里主要有两点值得我们
指出：
第1，尽管对有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概念的争论，但是在保卫和平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总目标上，却是一致的；
而且主观上都是在这个总目标和总前提下提出的争论问题；
争论的态度也是坦率的、说理的、互相尊重的。
因此，这样的争论，显然是有利于和平与正义事业的争论，有利于巩固团结的有益的争论。
也因此，对所有的争论，大家本求同存异的方针，经过会内会外的坦率的协商和讨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最后顺利地取得了一致协议。
第2，一切法律观念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而又被实际斗争所考验的。
在同我们接触过的国际朋友当中，有些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上的著名法学家，他们诚挚地说到，在参与为和平与正义的伟大的斗争中，越来越感到旧的传统的国际法，其中虽有不少原则还可以适用，但有许多概念已必须抛弃而代之以新的国际法原则。
例如，旧的国际法对有关主权问题，实际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强国的主权，而是蔑视弱小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权利的；
又如关于条约问题，旧的国际法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如关于战争问题，旧的国际法不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
显然，这些陈腐的概念，已必须要用如像和平共处五原则的新内容来代替，才能符合现时代的要求。
事实证明，法律上不同概念的争论，只要接触到当前斗争的具体分析时，也就容易迎刃而解。
因为鉴别法律是否能为和平与正义服务的唯一标准，就是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
在和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法律工作者是能够团结与合作的，关键在于我们法律工作者在共同工作中，必须更好地注意求同存异、彼此协商和互相尊重的方针和方法；
同时各国的法律工作者，平时应保持更多的接触，相互访问，相互交流文化与学术思想，从而增进相互的了解，并由此获得亲密的团结和合作。

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主张投合人心
麦克米伦的好话在西方引起共鸣
美国政府继续默不作声议员议论纷纭
本报综合报道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关于西方国家可以同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谈话，在西方许多国家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法国官方人士对麦克米伦的建议表示欢迎。
接近法国外交部的人士认为，麦克米伦的讲话将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同苏联建立接触。
西德总理阿登纳5日在庆祝他的八十二岁生日的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提出的关于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使他获得“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他需要“仔细研究麦克米伦的谈话以后才能说更多的话”。
同时，波恩一些政府人士重申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贯的论点，借口有联合国宪章存在而企图抹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
西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人说：
对于麦克米伦的演说的几个部分必须给予支持，特别是同东方举行裁军谈判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部分。
这个发言人还要求同时讨论波兰所提出的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方案。
加拿大代理外交部长戴维·弗尔顿4日表示欢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关于可以同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他把这个声明看作是给东西方谈判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他说，加拿大希望看到东西方谈判的实现。
加拿大前外交部长皮尔逊同01日说，麦克米伦的建议是一个“好主意”。
他说，“现在是西方表示一点点不仅仅以宣传为目的的主动性的时候了”。
同时，加拿大外交部长悉尼·史密斯前往卡尔加利参加一个会议途中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的温索尔发表谈话说：
加拿大可以在未来的东西方举行的缓和紧张局势的会谈中“起调解人的作用”。
意大利“前进报”认为麦克米伦突然改变了西方在东西方谈判问题上的“传统”立场。
他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卫星时代”使西方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国不得不采取更加明智的立场。
资产阶级报纸“日报”也认为，“麦克米伦的倡议看来很符合英国公众代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愿望”。
美国政府5日继续拒绝评论麦克米伦的建议。
国务院发言人在4日说过，这个建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5日在同记者谈话中又进行掩饰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近一直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保持接触，他们二人“十分经常地通信”。
但是当记者问及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是否曾经讨论过关于东西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时，哈格蒂拒绝加以说明。
有消息说，麦克米伦在提出这个建议前，事先并未曾同艾森豪威尔或国务院官员商量过。
美国一些参议员继续在谈论着这个建议。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斯巴克曼5日在评论麦克米伦关于缔结东西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时说，这个建议表明英国同美国之间“缺乏合作”，并且意味着美国不像过去那样占有“公认的领导地位”。
斯巴克曼并对互不侵犯条约的价值散布怀疑论调。
参议员莫尔斯说，他不“完全”同意麦克米伦的意见，但是也不完全同意杜勒斯坚决反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或者现在同苏联举行最高级谈判的意见。
他说，他认为谈判应当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进行。
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他认为东西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会有多大好处，也不会有多大坏处”。
他说，西方“应该从根本做起”，设法同苏联就像裁军这样重要的问题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印捷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停止核试验并举行最高级会谈
据新华社新德里6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在举行三天会谈以后，1月05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要求立即停止试验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作为裁军的第1个具体步骤，并且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举行会谈，包括最高级的会谈。
联合声明说，立即停止核武器试验“将会造成一种气氛，使得有可能在达成一项普遍同意的裁军计划方面，在停止核武器、热核武器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和生产方面取得进展。”
两位总理满意地注意到最近联合国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国和平共处的决议。
声明说：
“他们坚定地相信，如果一切国家都能正当地实现这项宣言，那将会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
联合声明在提到各个地区的重要国际问题时说，两位总理满意地看到，由于联合国的干涉和世界舆论的支持，中东最近得以保持和平。
“他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并且不对有关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进行任何干涉，国际问题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声明还说：
“他们深信，缔结军事条约和成立军事集团，是造成国际间紧张局势和互相猜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只会使这些情况更加严重。”
联合声明对于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表示同情。
他们对于至今尚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正当代表权一事表示深切的遗憾。
他们指出，这就削弱了联合国的功能。
他们表示将要继续努力，以求保证毫不延迟地使真正的中国代表进入联合国。
两位总理对印捷两国在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进行合作而获得的发展和成就表示满意。
联合声明最后说：
“他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两国间已经达成协议，规定由捷克斯洛伐克帮助印度修建一座冶金机械工厂，从而对印度建设计划的完成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他们期待着两国间继续合作，以求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和增进两国在经济、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关系。”
印度首都各报6日都在首页以显著地位刊载尼赫鲁总理和西罗基总理的联合声明。
“印度斯坦时报”在社论中写道：
两国总理已经履行了“关心和平的人的重大责任，这就是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为和平而努力。”
在这以前，印度各地报纸都表示热烈欢迎西罗基访问印度，并且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印度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据新华社新德里6日电
西罗基总理5日下午在红堡受到德里广大市民的欢迎。
他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
他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向非常重视印度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是印捷两国友好关系的主要基础。
西罗基总理表示支持印度提出的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并且认为这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为世界和平创造条件的第1步。
他对美英两国不接受苏联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表示遗憾。
西罗基总理说，我们再次建议同时废除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这样的军事条约。
我们相信，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散了，华沙条约一定会自动废除。
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欧洲的和平和安全。
西罗基总理在演说中追述了在欧洲建立中立区的建议。
他强调指出，在欧洲建立中立区的建议将是缓和紧张局势以及为世界和平和安全创造条件的第1步。
西罗基总理已经在5日晚上离开新德里前往巴克拉—楠加尔。
他将从那里开始他对印度其他各大城市的访问。
他预定在1月15日离开印度。

扎记
法国的“身价”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巴黎记者报道，法国已经开始同美国谈判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问题。
人们还记得，在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巴黎会议上，法国总理盖伊阿曾经装作对美国的导弹基地计划表示冷淡，而大谈什么“公约成员国的平等原则”。
原来，当时盖伊阿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其目的不过是想“抬高身价”，以便在向美国进行卖身投靠的交易中能够多占一点便宜而已。
那么，法国的“身价”究竟值几文钱呢？
据合众社透露，法国最近打算向外国贷款四亿三千万美元到四亿六千万美元，其中有二亿三千多万美元需要向美国借。
难怪法国的腔调变了。
还缩不缩？
当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关于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话在西欧各国引起强烈共鸣的时候，西德总理阿登纳向记者表示，他准备试验和苏联进行接触的新方法。
在北大西洋集团会议开会期间，阿登纳曾经表示愿意就和平谈判问题和苏联进行接触，因而得到西欧各国和西德国内舆论的赞扬。
但是，后来美国报纸在官方的授意下骂他“见风转舵”，他就赶紧缩回去了。
不知道这回如果美国的报纸再骂他的时候，阿登纳是不是又要缩回头去呢？
鳄鱼的眼泪
合众社4日“展望”远东局势时说，对美国来说，“亚洲最危险的地方是菲律宾。
那里的财政情况的确是无可救药了”，继续下去，“就会最终使美国牺牲掉它在远东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朋友”。
言下泪欲垂。
合众社所流露的华盛顿方面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菲律宾经济情况十分恶劣确是事实。
菲律宾的经济恶化，孰令致之，合众社对此却避而不谈。
但是就在同一天，菲律宾议员恩默加向报界发表声明，指斥美元束缚着菲律宾的经济，使菲律宾的经济处于殖民地的地位。
他呼吁废除“美菲贸易协定”。
华盛顿流的原来是鳄鱼的眼泪。

波外长谈倡议建立无原子区理由
希望缓和国际局势并同全德国建立关系
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5日讯：
波兰外交部长腊帕茨基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外交评论员卡罗尔说明了波兰政府建议在欧洲建立一个没有原子武器的中立地区的理由。
腊帕茨基说，我们迫切希望时局稳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证和平共处以及进行国际经济和文化合作。
此外，我们希望终于能在互相安全和睦邻合作的基础上同整个德国建立关系。
这样做不仅对波兰，同时对德国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
腊帕茨基说：
采纳波兰的建议将有助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恢复相互间的信任，为实现其他裁军措施开辟道路，并且有助于解决其他复杂的争端。
他强调指出，波兰的建议是具体的，包括各种核武器。
他说，波兰的建议的目的不是要影响欧洲现在的力量对比关系，因为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是平等对待的。
腊帕茨基还指出：
在西德设置原子武器以及用核武器装备西德军队会加剧欧洲的军备竞赛，并且使欧洲更加分裂成彼此敌对的集团。
而在欧洲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的情况下，在军备竞赛、恐惧和互不信任的气氛下，德国统一的过程是不会得到良好发展的。
因此，波兰的建议也许可以间接地促进德国统一的过程。

“等价交易”　方成

简讯
美陆军参谋长到中东活动
华盛顿讯：
美国陆军参谋长泰勒5日离华盛顿前往参加定于1月24日在安卡拉举行的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会议。
泰勒首先将到西班牙，然后到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
他还将访问印度。
美军在西德犯罪累累
柏林讯：
根据驻西德的美军司令部发表的官方材料，驻在西德境内的美国军人在1957年里犯了十一件杀害德国公民的罪行。
美军在西德的暴行事件一年里约一百件，另外还有一千零十三件损害德国人财产的罪行。
材料中没有提到每天在西德发生的美军车祸和美军抢劫西德居民财物的数字。
法国加紧镇压喀麦隆人民
巴黎讯：
托管地喀麦隆的法国殖民当局拒不执行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该地正常情况的决议，继续采取镇压政策。
“人道报”说，许多消息证明：
喀麦隆的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除了从法属西非调了一批军队到喀麦隆加紧军事镇压以外，殖民当局还对爱国者和工会运动活动家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美国要在西欧建立火箭基地是为了替垄断资本谋求暴利
巴黎“国际论坛”周刊揭露
新华社6日讯
巴黎消息：
“国际论坛”周刊最近刊载密歇尔·奥阿拉一篇文章说，美国领导人也是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作美国经济意义上的“战场”，当作倾销美国军备工业的剩余产品的市场。
美国目前要在西欧建立火箭基地的新计划，是要以此来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刺激”美国经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谋求更大的利润。
奥阿拉说，在最近时期以前，美国用于所谓“防务”的大部资金都是投在美国国内的军事设施上的。
这些大规模军事投资是用来建造航空母舰、原子潜水艇、轰炸机、氢弹以及制造这些武器的工厂和造船厂等等，单是美国国家的支出，就达到好几千亿美元，只是由于这种投资，美国的经济活动才能够保持“相对令人满意”的水平。
奥阿拉指出，美国统治集团里一部分人是不满足于目前的扩军规模的。
他说，当艾森豪威尔五年前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的一部分领导人曾经一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宣传，主张在美国领土上和美国领土周围建立主要是以侦察雷达和截击火箭为基础的新的“防御体系”。
这场定名为“坦率行动”的宣传进行了好几个月，并且还提出了立即投资一千亿美元的计划。
最初看来艾森豪威尔是暗中支持这一方案的，但是，由于他仍然受到选举诺言的束缚，由于担心这个方案将引起预算不平衡和通货膨胀恶化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他当时不可能强行实施这个计划。
当时从原定的目标来看，“坦率行动”是失败了。
但是，另一些为同样目的而进行的比较有限的、刺激性较少的行动获得了成就，从而部分地弥补了这一失败。
美国不顾一切地大量建造了雷达、导弹和种种新式武器；
而倡导“坦率行动”的金融集团也加强了它们的地位，它们的代表在政府内部占据了关键性的职位；
立即出面干预，把国家投资用于它们的事业上。
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开支了数百亿美元。
同时，凡是主张增加军费的人也毫无例外都主张维持和发展对外“援助”，以便利用对外“援助”来为预算赤字、通货膨胀辩解。
奥阿拉说，美国政府今天所谋求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利用由于苏联技术成就而造成的局面和北大西洋组织的存在，来以新的方式重新发动“坦率行动”，在西欧实现五年前在美国未能实现的目的。
奥阿拉说，美国最近在巴黎会议上提出在西欧建立导弹基地的计划。
这个计划正是实现鼓吹“坦率行动”的人们以往希望建造的设施。
因为在轻型导弹基地方面，建立每一据点粗略估计都得花费十亿美元。
而建立适宜于发射“阿特拉斯”式或“丘辟特”式导弹的重型装置单位造价可能在二亿五千万至五亿美元之间。
简而言之，美国打算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掩盖下从事的努力，主要是要在很短的时期内投资数百亿美元，以制造据美国当权的经济学家认为“唯一能够阻止威胁着美国的总危机的‘突然繁荣’”。

苏加诺总统出国访问
行前号召全国人民保卫民族团结
朱安达总理表示政府能控制局势
新华社雅加达6日电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今天早上坐飞机离开雅加达到国外去休养，并且访问一些国家。
苏加诺总统在上飞机以前，在飞机场上向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表讲话说，他希望全国人民保卫民族团结和国家完整，并且使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不致遭到破坏。
苏加诺总统再一次指出，朱安达总理，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国家警察总长是同他站在一起的。
他说，在他出国休养期间，他仍然要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朱安达总理在飞机场上向苏加诺总统表示，在总统出国期间，政府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控制局势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并且将要继续进行争取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
朱安达总理说，苏加诺总统将在国外旅行五个星期。
在苏加诺总统出国期间，国会议长沙多诺将代理他的职务。
今天早上在总统府举行了把总统职务暂时移交给沙多诺的仪式。
苏加诺总统将要首先访问印度，随后到埃及、巴基斯坦、锡兰、缅甸、泰国和日本去。
在随同苏加诺总统出国的十六名人员当中包括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坦西尔和第1军区司令贾明·京廷斯。

西欧人士普遍要求同苏联谈判
摩勒、萨拉盖特和奥总理也表示赞成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西欧政界和社会人士越来越多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际争端，甚至一些向来替美国侵略政策帮腔的人，也表示赞成同苏联会谈。
法国社会党领袖、前总理摩勒5日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说，他认为，可以通过各国之间的讨论和协调来取得“集体安全的和平，包括仲裁和裁军在内的和平”。
他还认为，欧洲可以成为让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桥梁。
摩勒承认，苏联是不希望战争的。
至于美国，他说，在美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是“很危险的”，例如战争政策就是这些危险的意见之一。
罗马“正义报”5日登载了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萨拉盖特的一篇文章。
他虽然替北大西洋集团捧场，但是同时也说，布尔加宁的建议“值得仔细地研究”。
萨拉盖特认为关于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的建议是最重要的。
萨拉盖特还写道，关于苏联、美国和英国销毁它们所储存的原子弹和氢弹的建议也应当予以重视。
关于举行东西方最高级会谈问题，萨拉盖特认为，这次谈判应当解决像裁军、德国统一和在欧洲建立中立区等具体问题。
奥地利总理拉布5日在广播演说中主张举行东西方高级会谈，以便达成“公正的折衷协议”。
他说，所谓“公正的折衷协议”是指“对双方都没有损害的协议”，这样的协议将使目前存在着紧张局势的地区平静下来。
英国和平委员会号召在1月23日举行要求举行东西方最高级会谈的大规模和平游行。
委员会主席戈旦·谢菲尔说，英国各地纷纷提出要谈判不要导弹基地的要求。
他说：
“反对载有氢弹的美国轰炸机、拒绝接受导弹基地、拒绝美国的统治这些都是表明人民群众的态度正在迅速转变的迹象，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没有一个政界领袖能够忽视的。”
伦敦印刷业协会秘书长罗伯特·韦利斯在新年文告中主张停止氢武器试验，主张政府设法和平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代表二十五万工会会员的约克郡工会联合会敦促职工大会要麦克米伦重视英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
英国文化界许多著名人士也纷纷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东西方之间的争端。
著名哲学家伯特朗德·罗素在一篇刊登在“观察家报”的文章中尖锐地斥责西方国家建筑在“威慑因素”原则上的政策。
他说，“认为制造氢弹就能加强我们国家的安全的想法简直愚蠢得使人不能想像。”
罗素认为会谈是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最好方法。
罗素希望美国和苏联举行坦率的讨论，作为探讨不只让一方占便宜的折衷政策的可能性的第1步。
罗素并且表示赞成在中欧建立中立区。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远东问题评论员理查德·固尔德·亚当斯5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关于从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各成员国的领土上撤退外国军队的建议已“出现了新的面貌，并且具有新的吸引力”。
他接着说，“不应该拒绝仔细研究”苏联的建议。

世界上第1辆
苏联制成“太阳能汽车”
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物理学最先进成就的基础上，制成了世界上第1辆“太阳能汽车”。
目前正在试验、改进中。
这种汽车是用一种能够直接把太阳能变为电能的“太阳电池”来开动的。
它不需要汽油，也不需要像电车那样的架空电线。
“太阳电池”由大量的用纯硅（从砂子里提炼出来的）制造的小零件组成。
先在很纯的薄薄的硅片上，用一种贵重的稀有金属——铟，焊上几个接触点，然后把几百个带有接触点的硅片放在一个器皿中并盖上一层玻璃板。
最后，用两根电线分别接在所有的硅片上和所有的接触点上，作为电池的正、负极。
这样，“太阳电池”便制成了。
“太阳电池”装在汽车顶上的外部，经过太阳光的照射，便能发出电来，供给汽车发动机使用。
在“太阳电池”和发动机之间还需装上一个蓄电池，以备在没有阳光照射时供电之用。
太阳能汽车的操纵很简单。
汽车上有一个舵轮和两个踏脚板。
其中一个踏脚板用来调整电流，另一个则用来刹车。
试验证明，在阳光充足地区，例如苏联的克里米亚和中亚细亚的一些道路上，“太阳能汽车”行驶得很好，在阳光不很充足的地区则不能驶得太远太快。
苏联科学家正在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准备设计出能够发出更强电流的“太阳电池”来，使蓄电池能贮存更多的电。
那么，这种汽车即使在黑夜或阴天也能行驶了。

也门人民维护和平与独立的立场
鲁映
也门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的访问我国，是中、也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中的一件大事。
贵宾们远从红海之滨带来的友谊，使中国人民感到十分亲切；
他们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维护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尊敬。
我们两国人民虽远隔万里，但相互了解日深。
我们熟知也门王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爱好和平的阿拉伯国家。
也门曾经长期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奴役，目前仍然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进攻。
但也门人民是坚强勇敢的民族。
他们在反对殖民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远在1839年，英国便强占了也门南部的领土亚丁地区。
1863和1882年，英国又相继占领了也门大片的土地，把它们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称为“亚丁保护地”。
1949和1950年，英国又先后侵占了也门领土卡姆兰岛和沙波尔石油产区。
为了达到完全控制也门的企图，英国殖民者不惜采取了卑鄙的颠覆手段，制造了两次流血政变。
在这些颠覆活动被也门爱国力量粉碎之后，英国更变本加厉地对也门进行武装挑衅。
在侵埃战争失败以后，英国为了进一步控制红海沿岸，公然对也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野蛮地轰炸也门的和平居民。
也门人民为了捍卫祖国的独立自由，团结一致地进行了英勇的抗英战争，使英国的侵略计划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也门王太子巴德尔1日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指出：
“也门将继续努力，不惜牺牲我们的一切宝贵的东西，直到这些被占地区回到它的伟大的母亲——也门怀抱里”。
这充分表达了也门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
也门人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不仅保卫了国家的独立，而且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曾同殖民主义进行过长期斗争的也门人民知道，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是同保卫和平运动分不开的。
美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非地区执行的侵略计划，危害世界和平，威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
战后以来，也门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政策和侵略战争活动，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了很大的努力。
也门政府坚决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侵略性军事集团。
1951年美国在中东拼凑侵略性军事集团，企图把也门拉入这个集团，但遭到了也门的坚决拒绝。
英法以侵埃战争失败后，美国殖民者在中东推行侵略性的
“艾森豪威尔主义”。
这个新殖民主义计划也遭到也门的坚决反对。
也门国王伊马姆·艾哈迈德说，在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上，也门支持阿拉伯观点，就是：
“我们将对任何和我们友好的人友好，和任何对我们敌意的人为敌”。
去年09月，也门国王拒绝会见打算按照“艾森豪威尔主义”向也门提供援助的美国官方代表团。
也门副外交大臣说，“尽管也门很需要财政援助，但是它拒绝使也门屈服于外国势力或统治为目的的任何计划，也门不会接受任何损害它的独立和主权的援助”。
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于也门的民族利益的。
也门人民十分重视同亚非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也门早在1945年便加入了阿拉伯联盟，一贯大力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
为了共同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门在1956年04月20日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军事协定，4月21日也门又和埃及、沙特阿拉伯签订军事联盟条约。
根据联盟的规定，也门和阿拉伯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进行相互支援。
1956年，埃及政府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正义行动，得到了也门的全力支持。
也门王太子巴德尔当时曾说，“埃及可以利用也门的武装部队和资源，来击退西方任何的侵略者”。
也门反对英国侵略、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也得到了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坚决支持。
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在1957年作出决议，严厉谴责英国的侵略，支持也门的正义斗争。
也门和阿拉伯国家间的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和相互支持，大大地加强了它们维护独立主权的力量，对于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维护中东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共同的患难和斗争，传统的友谊，把也门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
1955年04月，也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刚刚在开罗闭幕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也得到了也门人民的支持。
两年多以来，也门政府一贯忠实于万隆精神和原则，积极地加强了同亚非国家的友好联系。
也门人民在维护独立的斗争中，也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也门人民从亲身的体验中，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忠实可靠的朋友。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也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有了重要的发展。
早在1928年，也门和苏联就建立了友好关系。
1955年10月31日，两国订立了友好条约。
1956年03月，也门和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
两国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贸易关系，有了发展。
1956年06月，巴德尔王太子访问了苏联，曾与苏联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并发表公报，表示两国要为和平和加强友好合作而共同努力。
也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近年来也有了新的发展。
1956年，也门王太子访问苏联之后，又访问了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也门王太子这次来中国访问之前，曾访问过罗马尼亚、波兰和南斯拉夫。
在访问期间，也门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缔结了有关发展贸易和在其他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
中、也两国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往来，存在着悠久的友谊。
在万隆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同也门代表团进行的友好接触，为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56年也门王太子巴德尔说：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也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在两个月之后，也门同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这次巴德尔王太子来我国访问，是中也两国友谊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巴德尔王太子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挚的友谊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崇高愿望。
他表示我们两国人民要通过互相访问，加强两国固有的联系，达成更良好的互相了解，这样会有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经济互利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合作。
中国人民对此有着热烈的共鸣。
周恩来总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
“中国人民十分珍惜也门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将以友谊回答友谊。”
让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在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增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携手前进！
（附图片）
也门南部大城市塔兹的“大伊斯兰教寺”。
　（新华社）

捷克斯洛伐克全民讨论即将结束
捷共中央准备工业改组方案
各地曾举行成千上万次集会提出许多建议
新华社布拉格5日电
本社记者杨翊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各地关于实现1956年捷共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新任务问题的全民讨论即将结束。
在吸收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有益的建议以后，捷共中央将在最近举行会议，确定工业改组的具体方案，并将从今年04月开始逐步实施。
从去年10月捷共中央告全国劳动人民书公布以来，各地已经举行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批评意见。
仅据布拉格、比尔森、乌斯蒂、热拉发四个州的不完全统计，就有劳动人民二十七万九千人提出了两万多条建议和意见。
布拉格市已经有六万七千人举行了两千七百多次集会，提出了一万零八百多条建议和意见。
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广泛群众性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集中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智慧，克服经济工作中目前存在的缺点和困难，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能，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在第2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讨论的重点是捷共中央去年09月提出的关于改革工业管理计划和财务工作的原则方案。
为了使讨论收到良好效果，共产党在讨论前和讨论中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
例如，调集了优秀的干部到群众中去解释中央告人民书的内容和全民讨论的意义，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以及各个企业都成立了专门集中研究和处理群众意见的小组委员会，“红色权利报”和“劳动报”等报刊都针对讨论中的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指导作用的社论和专文。
到1月03日为止，“红色权利报”已经出了三十二期讨论专页，刊载了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和建议。
这一全民讨论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1阶段主要是进行动员和一般性的讨论。
从去年11月15日起转入了具体讨论工业改组方案的第2阶段。
这次讨论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生动，这显示出群众的政治热情和阶级觉悟。
在讨论中，捷共中央的经济改组方案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同时，讨论也激励了职工的生产热情，使劳动人民受到了政治教育和锻炼，并且更广泛地参与了经济领导和国家管理。
这次大讨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得到了迅速处理。
许多正确可行的意见经过本单位研究后都立刻付诸实行。
那些重大的涉及全局性的问题也被及时送交上级机关和捷共中央去统一研究解决。

波罗两国即将举行地方选举
新华社华沙6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会议4日在华沙举行。
会议就即将在2月02日举行的地方人民会议的选举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
哥穆尔卡、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和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必须巩固全民的团结，特别是目前在准备地方人民会议选举期间更必须巩固波兰的人民民主制度。
他说，竞选运动说明，社会上某些右派分子和集团正在乘波兰还在经受普遍困难的机会，竭力利用竞选运动进行不利于达到全国团结的工作。
因此，全国阵线及其所属组织和活动分子必须反对这种有害的活动。
萨瓦茨基还说，全国统一阵线的各级委员会应当成为社会上积极发展和巩固波苏友谊和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中心。
会议在告全国人民书中号召波兰人民积极参加选举运动，支持全国阵线所提出的选举纲领，并且投票选举全国阵线的候选人。
会议还选出了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的新领导成员。
萨瓦茨基继续当选为委员会的主席团主席。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罗马尼亚全国已经展开州、县、市、乡人民会议代表的选举筹备工作。
根据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全国将在3月02日开始选举人民会议的代表。
人民会议是罗马尼亚的地方政权机关。
每届任期两年。
上一届选举是在1956年03月11日举行的。

破冰船的眼睛
在极地用电视协助勘察苏联飞行队已试验成功
据新华社6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苏联极地飞行队最近在北极航线上试用电视协助破冰船勘测航线上的冰块，已经试验成功。
载着电视传送装置的飞机飞翔在破冰船的上空，它在最适于观察的六百公尺高的地方放下电视传送装置的圆管，装置开始工作后，破冰船前面的情况就都反映到装在破冰船上的电视接收机的萤光屏上。
甚至可以得知水和冰的表面的温度。
飞机上电视视野的宽度约为五公里，足够使破冰船选择最好的航路。
目前，苏联正在设计制造成套的固定的电视设备供极地飞机使用。

简讯
我杂技团延长在突尼斯的访问
开罗讯：
正在突尼斯访问的中国杂技艺术团应突尼斯人民的要求，已经决定延长在突尼斯的访问日期。
中国杂技艺术团是在结束了在黎巴嫩的访问以后，去年12月04日到达突尼斯的。
我“八一”足球队离越南返国
河内讯：
应邀访问越南的中国“八一”足球队二队，6日上午乘车离开河内返国。
“八一”二队在越南的十五天的友好访问中，先后在河内和海防进行了三场比赛，一胜一和一负。
缅副总理吴觉迎返抵仰光
仰光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在6日下午乘专机从昆明回到仰光。
吴觉迎去年10月起先后访问过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

罗马尼亚“火花报”载文
批判小考茨基修正主义观点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6日电
罗马尼亚“火花报”最近发表了伊里埃斯库的一篇文章，揭露和批判叛徒卡尔·考茨基的儿子贝纳第克脱·考茨基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奥地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党纲草案中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文章首先指出，在奥地利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不唱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国际歌，一百多年来伴随着工人运动发展的红旗也为联合国的和别的旗子所代替了，会场里没有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口号。
而更遗憾的是一些报告和文件、首先是党纲草案中所提出的方针。
这个党纲草案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已故的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卡尔·考茨基的儿子——贝纳第克脱·考茨基起草的。
文章接着说，小考茨基向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已经走到了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地步。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不过是历史人物。
他们的理论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了。
小考茨基在党纲里公开宣称，“近代社会是朝着完全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相反方向发展的”。
作者说，正当整个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天才的预见性；
正当共产主义运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
正当将近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十亿人口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道路前进，同时，正如马克思早就预言的，许多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的斗争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而可耻的殖民体系或它的残余已经完全崩溃；
正在这样的时候，贝·考茨基却提出了他的上述这些观点，难道我们眼见的一切还不足以证实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吗？
文章作者指出，小考茨基在党纲草案中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不承认阶级斗争，并且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
他认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无用的”、“过时的”和“起坏作用的”。
他鼓吹实行一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兄弟般友好”。
他甚至在形式上都只字不提消灭人剥削人这一最终目的。
他还认为以阶级斗争作基础的工人阶级政党已不需要。
他并且极力反对国有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攻击国有化是“向资本主义特权范围的袭击”。
文章作者强调说，小考茨基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符合了一个实际上不仅在奥地利社会党内、也在其他社会民主党内长期存在的情况，这就是这些党的右翼领袖不想使自己和马克思主义有任何相同之点。
因为他们害怕在党内存在的要求同共产党人统一行动的越来越强大的趋向，同时也想用“理论”论点来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说在他们和共产党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作者又说，小考茨基在党纲草案中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新出现的独立国家。
他竟然建议，必须通过“革命（按即反革命）、内战、甚至外战”，即通过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独立国家。
他假借民主理想的名义，珍惜同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盟，疯狂地企图诽谤共产主义来恐吓奥地利工人。
作者说，小考茨基的目的在于向工人隐瞒这样的事实：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对不久前被压迫、剥削的广大群众实行民主，它不是空口说而是在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保卫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成果。
作者强调说，不管现代修正主义如何猖狂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事实证明它只是重新瓢窃早就被马克思主义和生活的经验所粉碎了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前辈”们的陈旧论点。
修正主义最后必然会同帝国主义反动力量结成联盟，匈牙利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莫斯科经济区半年来成绩很大
实行新管理方法后解决问题较前全面有效
据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本社记者最近曾经访问了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安东诺夫同志，请他介绍一下莫斯科经济区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以及下放干部和制定七年远景计划的情况。
安东诺夫同志指出，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从1957年07月01日成立以来刚刚半年，但是，在这期间这种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方法就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
他说，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着五百六十五个企业，而这些企业过去归好几十个不同的部门管理。
这些企业统一由委员会管理之后，管理工作就非常及时、敏捷，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时，解决问题也更比以前全面有效了。
其次，新的管理方法使得依靠群众、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的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
例如莫斯科经济区成立以后，在鼓励广大职工的发明创造和提合理化建议方面有了很大改进。
在1957年第3季度，合理化建议的数目增加到将近十万件，提建议的人数是五万七千六百多人。
更重要的是实行新管理方法以来，一切关于企业中的重要问题都要先经过企业的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建议。
许多生产上和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就近在企业中发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解决的。
安东诺夫说，新的管理方法给贯彻节约制度带来极大的益处。
首先是精简了机构，使管理机构的层次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莫斯科经济区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直接提交部长会议或国家计划委员会解决。
更多的问题在经济区的范围内就解决了。
在避免远距离运输、解决原料供应等方面，新的管理方法也产生了新的影响。
过去各管理机构要派大批出差人员到外地去的现象已经没有了。
在谈到缩减人员、下放干部到生产中去的问题的时候，安东诺夫说，在实行新制度的时候，撤销了二十多个部以及许多管理局，大批的人员下放到各地的生产中去。
经济区成立之后，缩减人员的工作仍然没有停止。
如莫斯科国民经济区的各管理机构从成立到现在又缩减了八百多人。
缩减的人员都非常乐意到劳动生产中去，因为，一方面他们都是从生产劳动中来的，实际生产对他们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回到劳动生产中去，更可以发挥他们的才能。
缩减人员、下放干部的工作还会继续进行。
这位委员会副主席说，1957年莫斯科经济区计划完成得很好，超计划生产了二十多亿卢布的产品。
1958年莫斯科各企业将生产价值六百亿卢布的产品。
安东诺夫还介绍了莫斯科经济区研究和编制七年远景计划的情况。
他说，莫斯科各个工厂已经将远景计划编制完成。
国民经济委员会从1957年12月15日起就开始研究和编制全区的远景计划。
莫斯科经济区远景计划的主要方面是使全部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械化，实行生产专业化，以及提高各个部门的产品质量。
（附图片）
苏联有近三十个城市设立了电视中心，在居民当中有二百多万台电视机。
这是莫斯科无线电制造厂新制造的电视机，女工正作最后的检查。
　（新华社稿）

不让黄色音乐毒害人民
各地有关部门开始采取措施
本报讯
最近以来，一些大、中城市里，黄色歌曲泛滥情况相当严重。
在许多舞会上和商店、公园，甚至在个别机关、车间和学校里，也可以听到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
黄色歌曲唱片成了一时的“奇货”，不少不法摊贩到处搜罗这类唱片，以惊人的高价出售，一转手就是一、二千张。
不少“洗印社”和商贩公开大量贩卖印有旧社会中某些电影女明星照片的黄色歌曲歌片。
一些工地和个别机关、商店还用大喇叭从早到晚广为播送。
工厂、机关和工人俱乐部也竟用黄色歌曲和黄色音乐来伴舞。
甚至某些地方广播电台，也有借用“旧歌重放”音乐会的名义向人民群众播送黄色歌曲。
唱黄色歌曲的人，不仅有青年学生，而且还有工人、儿童甚至青年军人。
由于黄色歌曲泛滥的结果，已经严重地腐蚀了一些青年的意志，发生了许多劳动纪律松弛、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和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为了制止黄色歌曲的继续泛滥，有些地方的音乐家协会和有关群众团体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音协辽宁分会搜集了近五百首过去流行的歌曲进行了分析研究，准备提出一个分门别类的黄色歌曲的目录，以帮助群众识别这些毒草。
音协武汉分会邀请了三十多位音乐家举行座谈，批判黄色音乐。
会上放送了一些黄色歌曲唱片后，音乐家们针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批判。
许多音乐家们都表示要积极投入这一场斗争中来，并表示要创作出更多的轻音乐歌曲，以满足群众需要。
武汉市讲演馆和武汉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了批判黄色音乐的讲座，由音乐家程云、林路以“坚决开展反对黄色音乐的斗争”和“开展反对黄色音乐斗争的重大意义”为题，分别在汉口、武昌两地作报告。
各地报纸也展开了对黄色音乐的批判。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社论“不许黄色歌曲毒害青年”，号召青年清除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培养艺术爱好上的高尚趣味，坚决彻底地向黄色音乐作斗争。
辽宁日报、沈阳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大公报等也发表了“为肃清黄色歌曲而斗争”、“不能让黄色歌曲死灰复燃”、“怎样辨认黄色歌曲”、“不让黄色音乐蔓延”等专文或短评，揭发了黄色音乐宣扬的反动、腐朽意识以及它的危害性。
沈阳日报还发表了该报编辑部在铁西有色金属矿山机械厂召开的工人座谈会记录。
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读者来信。
这些报道和来信，充分反映出广大群众一致愤怒斥责这些淫秽腐朽的歌曲，要求制止它的流行。

六万多套农业幻灯片
农业部农业电影社六年来为农业宣传工作提供了六万多套农业幻灯片，包括互助合作、农业机械、水土保持、土壤肥料、畜牧兽医和其他多种内容。
这些幻灯片向农民介绍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合作社经营管理经验，各种作物的增产措施，以及先进生产经验等，很受农民欢迎。
譬如该社1953年编制的一套“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与经营管理”幻灯片，到1956年底就售出近四千套；
其它如“依靠社员勤俭办社”、“双轮双铧犁”、“多积肥多增产”、“棉花播种”、“中国海洋渔业”、“兴修水利确保丰收”、“养猪积肥”等幻灯片，也都受到农民欢迎。
现在该社为了配合当前的农业宣传工作，新编制幻灯片“重走新路的刘介梅”、“在苏联的田野上”、“由穷变富的焦庄户”、“望城县全面发展养猪的经验”以及全国农业展览会各馆介绍等二十多种，摄制了纪录片六部。
其中纪录片将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发行后映出。
　（郭福林）

广州动物园开放
新建的广州动物园已在元旦开放。
动物园共占地三十公顷，第1期十五公顷土地的建筑工程已经完成，除了北京动物园以外，这个动物园已经是我国目前较大的动物园了。
广州动物园里，驯养了华南热带、亚热带生长的动物，如食肉类中的云豹、金猫、华南虎，食草类中的水牛鹿、苏门羚，还有各种猿猴如猕猴、白胡长臂猿，和鸟类中的海南鹦鹉、画眉、白燕等。
另外还有最具有广东特点的两栖爬行类，如各种蛇、鲵鱼、蝾螈等，因为房子未建好，还没有迁进新居。
动物园在今年第1季度将特别建设一个两栖爬行馆。
鱼类方面除了金鱼以外，还准备大量发展热带鱼。
　（新华社）

日本近现代史一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刊布
近十年来，由于日本民主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历史学界涌现出不少运用或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
与现实斗争密切相联系的“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是日本进步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
但1868年以来这九十年间的历史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反动政府的压制未能流传或甚至濒于湮没。
吉野作造和尾佐竹猛所编“明治文化全集”固然收集了不少明治时期的史料，但其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排除了一切有关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的材料。
近几年来，由于进步史学界的需要，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重新刊布了。
首先应该举出地下时期的“赤旗报”的重印，虽然这件事主要不单是为了史学界。
“赤旗报”在1928年02月01日创刊，是日共中央的机关报。
它屡次遭到军国主义者的迫害而停刊，或者在分送之前被截夺没收。
1930年06月15日出版的一期全部被没收后，到1931年01月25日才又复刊。
1954年赤旗编集局和日共党史资料委员会搜集了第1期到第187期（1935年02月20日），重新影印，分为四卷出版。
由于反动统治的迫害劫夺，有若干期至今尚未找齐全，但这一套影印本对于研究日共党史和日本现代史已经是极可珍贵了。
日本的工人运动溯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片山潜在1897年组织了“劳动组合期成会”，出版了他所主编的日本第1种有关工人运动的杂志“劳働世界”。
1901年片山等又组织社会民主党。
直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困难的条件下不断进展和传播，但是关于这些方面的史料，却非常难得。
从1955年起，出版进步书刊的青木书店陆续出版了“资料日本社会运动思想史”，其中包括片山等人的著作和从当时报刊杂志搜集的大批材料，对于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有很大帮助。
这部资料分为“明治前期”、“明治后期”、“大正期”、“昭和期”等四集，共二十六卷，尚未出齐。
第1集有“自由民权思想”、“中江兆民集”、“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集”，实际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的。
第2集以社会主义运动为主，有“明治社会运动思想”、“明治社会主义史论”、“明治劳动问题论集”、“明治农民问题论集”、“片山潜派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和片山潜、堺利彦等的选集。
第3集有“大正社会运动思想”、“大正社会运动史论”和关于1918年全国爆发的“米骚动”的史料。
第4集包括“昭和初期社会运动思想”、“政治战略论争集”、“昭和社会运动思想”。
1956年明治史料研究会又出版了“社会主义者沿革”三卷，这是明治时代警察特务机构关于从事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秘密报告。
关于明治时期的重要史料，还应该举出1953年由服部之总等主编的“史料近代日本史”。
它在较广的范围内分期选印了过去被禁止出售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难得的材料。
第1期共十二卷，分为四类。
“政治问题史料”类里包括各地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记录、报道、日记等和体现政府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各项办法的“元老院会议笔记”、“法规分类大全”等。
“农村问题史料”类里收集了明治时期政府外国顾问关于日本农业和农村的论著。
“社会主义史料”类里收了幸德秋水等编辑的“平民新闻”周刊全部。
“平民新闻”在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和日俄战争前后的反战运动中起过很大作用。
1911年幸德等人被判处死刑，“平民新闻”也逐渐变成了罕见珍本。
“妇女问题史料”类里收了明治末年倡导妇女解放的新闻“世界妇人”。
第2期以后还要陆续刊布关于劳动问题、军事警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史料。
（一良）

梅县农业社足球队
广东省梅县在去年12月下旬举行了1957年全县农业社足球锦标比赛。
参加比赛的有从二十五个乡的农业社中选拔出来的十二个代表队，共一百八十名优秀的农民足球运动员。
经过七天二十一场比赛后，由城北乡、丙村乡两个代表队分别获得冠、亚军。
通过这次比赛，梅县选出了二十二名运动员，组成了1958年全县农业社足球代表队。
梅县许多农业社社员，把足球运动当作一项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
目前，全县每一个农业社都至少有一个有组织的足球队，中小学校则更为普遍。
因此，全县有足球队一千二百八十个，运动员一万多人。
在1957年一年间，参加过各种类足球锦标赛的球队近六百个，队员六千多人。
集中全县优秀运动员组成的梅县足球队，曾取得1955年全国足球分区赛武汉区冠军和广东省足球亚军。
现在这个队已被国家体委批准为乙级球队。
（广东记者站）

肃清黄色歌曲
本报评论员
去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肆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在我国的十几个大城市里开始刮起了黄色音乐的阴风，不少曾经在旧社会中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赞赏过的、反映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奴才意识和资产阶级颓废享乐主义思想的歌曲又死灰复燃，泛滥起来。
当我国人民正在向社会主义大进军的时候，这股逆流却宣扬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思想感情，企图从思想上来瓦解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定意志，情况是严重的，不可容忍的。
黄色歌曲原是产生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的一种反动文化。
总的说来，它是为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和敌伪汉奸服务的。
尽管这些黄色歌曲的反动、堕落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词句和旋律的掩饰下，反映了反动、没落阶级的反动观点和萎靡、淫秽的思想感情，并且被利用来腐蚀、麻醉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
具体分析起来，有些歌曲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汉奸意识和反动色彩，实质上已经是一些借着黄色歌曲的外衣来灌输汉奸奴才意识的反动歌曲；
有些公开地宣扬色情，宣扬金钱至上，宣扬享乐主义，宣扬消极颓废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也有些是以旧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实质上是丑化劳动人民，借此以表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没落伤感的情调。
这些歌曲在情调上都是萎靡、颓废的。
它们或者是以一种错乱的节拍、特强特弱的节奏的变换，或者是以庸俗的滑音，和不健康的放荡的情调，配合着淫荡的词句，散播着颓废的感情，给人以感官上和肉欲上的刺激。
这些黄色歌曲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被每一个有民族觉悟和有志气的青年所唾弃，为进步的正直的音乐家所批判和鄙视。
只有在敌伪占领区和龟缩在抗敌大后方的国民党反动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受他们腐朽思想所侵蚀的人那里，黄色音乐才能够找到它的市场。
现在，当我们正在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反殖民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容许有人在我们面前播唱内容反动、为侵略者献媚的“满洲姑娘”和充分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的“支那之夜”呢？
我们也不能容忍，当全国人民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而黄色歌曲却宣扬“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们提倡的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黄色歌曲却大肆推崇“纸醉金迷多优游”“花天酒地，赛过神仙”的资产阶级腐朽、靡烂的生活方式。
我们提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鄙弃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丑恶品质，黄色歌曲却宣传金钱至上，说甚么“神仙尚把铜钱恋，人生谁不为铜钱”。
我们鼓励健康、纯洁的爱情生活，黄色歌曲却散播“家花那有野花香”等淫词滥调，引人走上道德败坏之途。
这种强烈的对比已经可以清楚地说明了黄色歌曲的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它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和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品德是水火不相容的。
黄色歌曲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简直是一剂杀人不用刀的毒药！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产生黄色歌曲的那种阶级基础是被摧垮了，但它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黄色歌曲的死灰复燃与泛滥绝不是偶然的。
有些人企图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黄色歌曲辩护。
他们认为过去只是由于教条主义者的压制，黄色歌曲才不能播唱，要求为黄色歌曲“开禁”，让黄色歌曲也“放”出来。
有些人则不敢明显否认黄色歌曲是毒草，而带有无限依恋的心情，转弯抹角地说这里面可能还有香花，要求对这些歌曲重新估价，千方百计地希望在这里面挖出一些来唱唱。
我们不否认，在旧社会中除了救亡歌曲以外，确还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进步内容的流行歌曲，它们以比较真实的感情对旧社会进行了控诉，像“渔光曲”那样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深度与艺术形象的刻划方面，都是比较深刻感人的，在本质上与黄色歌曲完全不同。
至于有些反映了旧社会中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生活的歌曲如“郎里格郎”等，虽然没有多少进步的内容，但在当时也还不失为一首可唱的流行歌曲，也应该和黄色歌曲区别开来。
也有一些歌曲如“送情郎”，实际上和民歌“走西口”相似，只是由于唱者的油腔滑调，才变成了不健康的歌曲。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歌曲所反映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看来，无论从它的内容到艺术形象，都已经和今天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距离，过分多地强调演唱这些流行歌曲是不适当的。
有些人把黄色歌曲也当作一般流行歌曲来传播，向黄色歌曲敞开了大门，名义上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却起了开门揖盗的效果。
从各地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这种有意无意地为黄色歌曲申辩的人是不少的，他们说甚么“几支旧歌不会把青年拖倒”，甚至还有人叫嚣“取消黄色歌曲的名称”，“不要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成是荒唐”，“由于立场和感情的决定，完全可以化资产阶级歌为人民所有”。
右派分子、臭名远扬的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的作者刘雪庵，就曾企图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叫嚣把“何日君再来”等黄色歌曲加以重新估价。
这种人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公开而且明显的。
必须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为前提的，它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而不是为了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
人们对于香花和毒草的鉴别，是以阶级利益为标尺的。
对我们来说，只有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花才是香花，而黄色歌曲这株毒草的毒性却至为明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开放的是香花而不是毒草，有了毒草就得锄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谋士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今天，对待黄色歌曲的斗争，是音乐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人民都是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我们需要的是思想性高和艺术形象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和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希望社会青年们时刻警惕，不要上资产阶级的当。
同时，我们的作曲家、作词家和艺术家们在这方面有着重大的责任，应该写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来，使人民得到高尚健康的文化生活。
同时，希望有关的文化主管部门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从创作上、出版工作上、行政上特别是舆论上，同时采取行动。
因为黄色歌曲与黄色书刊、坏戏不同，不像一出戏或一本书那样容易解决。
坏戏和坏书可以不演和不出版，但黄色歌曲却容易在人们的口头流传。
只有首先通过舆论，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动手，才能够把黄色歌曲最后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采取积极态度接受批评
公安部干部、家属动手搞卫生
据新华社讯
公安部以积极态度接受北京日报对他们不重视卫生工作的批评，从去年12月27日起，发动干部、工人和家属们一齐动手，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使得所属各部门的卫生面貌为之一新。
北京日报在去年12月27日揭露了公安部在除四害、讲卫生的突击周中，“根本没有打扫，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状况很糟”的消息后，立即引起公安部领导上的重视。
公安部副部长王昭看到报纸后，马上偕同部里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巡视了各处卫生情况，研究改进办法。
中共公安部党委会也及时贴出大字报，号召各部门负责干部带头，全体人员一起动手，改变卫生方面的落后情况，赶上先进单位。
就从这天下午开始到29日，公安部本部和各直属单位，包括公安医院和托儿所在内，普遍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现在，这个部的许多办公室和宿舍真正做到了“窗明几净、尘土不染”。
许多院落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01月02日，公安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各部门行政工作负责干部会议。
指出这次大扫除虽然成绩很大，但还有部分办公室和宿舍对门把手、暖气管缝里和走廊上打扫得不够干净，或没有打扫；
个别下放或生产干部的宿舍里，因家属年老或保姆未行动起来，还没有打扫；
个别公共场所因分工负责不够明确，成了“三不管”地。
会上要求各部门对打扫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一定要打扫彻底，对有困难的家属要给予适当帮助，对没有动员起来的群众要进一步动员，使各部门的卫生工作通过这次运动后，能做到普遍、彻底和坚持下去。

除四害前线
重庆开展除四害宣传运动
山城重庆市除四害、讲卫生的宣传运动最近已经进入高潮。
为了发动群众根除四害，在新年前夕全市举行了六千人的除四害广播动员大会，会外有三十万人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
重庆市卫生局和各医疗单位的负责人，都到街头向市民作卫生宣传。
由于广泛深入宣传除四害，许多机关和居民都已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热潮，在1958年元旦前都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捕获了不少苍蝇、麻雀和老鼠。
单是重庆市中心区工商联所属的部分行业，在去年12月份内就消灭老鼠四万五千多只、苍蝇一千一百多斤、蚊子六百六十多斤。
　（新华社专稿）
天津健全卫生运动组织机构
天津市许多区和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最近利用假日组织了干部、联合诊所的大夫和中小学生等，在交通要道和人多的地区向群众宣传不随地吐痰。
天津市公共卫生局在3日召开了健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机构的会议，设立了专职干部，经常检查督促各区的基层单位的卫生工作，并准备在春节前一个月集中力量开展除四害大扫除和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各项宣传活动。
（新华社专稿）
贵阳掀起爱国卫生运动高潮
祖国西南多雨的山城——贵阳市，正在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
目前，全市五十万各族人民中，已有90％左右的人参加了捕打麻雀、老鼠和清除垃圾、疏通沟渠等活动。
全市各机关、学校、厂矿和居民段，还互相展开了除四害和讲卫生的竞赛。
各单位基本上做到了每日小扫除一次、每周大扫除一次，使室内外经常保持清洁。
许多单位还专门组织了突击队，利用星期日和假日积极展开除四害和打扫清洁的活动。
　（新华社专稿）
摘掉“垃圾堆”的帽子
管庄各机关在整改过程中，批判了“自由王国”现象，重新建立并强化了各单位统一领导的机构以后，顺利的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
整个管庄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少和职工家属，都争先恐后的参加除四害和大扫除，到处可以看到标语和听到小朋友宣传的声音。
以前管庄是“垃圾堆”的帽子被摘掉了。
　（陈历健）

驳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
王桂五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刘惠之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检察工作路线的代表者，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检察机关内的代理人。
他企图篡改人民检察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检察工作拉向右转。
我们知道，人民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任务是对一切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和流氓、阿飞、盗窃、诈骗、杀人放火犯等坏分子实行专政，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
但是，刘惠之却倡导和散布了一种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所谓“最高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的理论。
什么是“最高监督”、“二线监督”、“监督的监督”呢？
根据他的说法，是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严重”，仅依靠主管部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还不够，而且这些机关也不完全可靠，它们在监督违法中还要发生违法现象，所以必须要有检察机关再对它们加以监督。
这就是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的监督”的由来。
在这里，刘惠之设想了一个监督体系，他把其他部门的检查监督工作放在这个体系的下层，而把检察机关的监督放在这个体系的最高层，凌驾于一切之上，实行“最高监督”。
执行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两个结果：
一是削弱专政和否定专政，把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锋芒，掉转头来对准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关和干部；
一是把检察机关驾于一切之上，使其不受任何监督，从而同党分庭抗礼，并且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
显然，这种理论是十分荒谬的、反动的，必须加以驳斥。
按照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检察权，并未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最高检察权”或“最高监督权”，并且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别加以规定，即该法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
而按照所谓“最高监督”的说法，则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最高监督权，而且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直至基层人民检察院，也是实行“最高监督权”了。
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的言论。
事实上，从我们国家的体制来说，对于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监督，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从对国家工作的政治领导来说，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因此，只有党才能对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而且也必须由党来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
那种主张由检察机关实行“最高监督”的说法，如果不是有意歪曲法律，那就必然是企图和党分庭抗礼了。
在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中，他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并且歪曲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
关于一般监督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是没有的，它是检察工作上习用的一个术语，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对有关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工作。
根据几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由于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坚决地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国家机关和干部违法的现象很少，尤其属于需要用一般监督来解决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不应当把一般监督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经常的主要的工作来进行。
而刘惠之则歪曲和片面强调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说什么“一般监督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检察工作的根本区别”。
似乎不按照他的主张进行一般监督工作，就会改变我国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了。
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即这个国家是由那个阶级领导的，对那个阶级实行专政。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决定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条件。
检察机关在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一般监督工作仅仅是它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且，这种斗争形式还必须与其他巩固专政的措施密切配合。
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少，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一般监督就不可能成为检察机关经常的和主要的工作。
因此，我们国家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决定于是否把一般监督工作摆在主要位置上。
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明白的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和争论的。
那么，为什么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一般监督工作成为争论的焦点呢？
问题的实质是在于：
我们认为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应该是向着那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也就是说要运用这个武器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
而刘惠之则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在执行法律上的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打击那些工作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而这些问题本来是属于一般思想作风的范畴，应当用民主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的。
显而易见，如果按照刘惠之的意见进行一般监督工作，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才真的要发生变化，因为那样它的对敌斗争锋芒将会掉转头来对准人民内部，它将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将成为资产阶级右派所喜欢的东西了。
了解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和作用，我们就可以知道，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同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都是不相同的。
即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主要是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而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主要是检察有关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要对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再加上一层监督。
因此，刘惠之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等谬论，除了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之外，是不可能作别的解释的。
刘惠之根据他的“最高监督”的理论，对于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也加以歪曲。
大家知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工作中实行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
例如，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的案件，决定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
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
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或者控告。
这样更加有利于防止和纠正错误，准确地有效地打击敌人。
在这里，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是在统一对敌斗争的共同任务上的分工，具体的职务虽有不同，而目的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检察机关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关系是兄弟部门之间分工合作的平行的工作关系，也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不是凌驾于有关部门之上，实行什么“最高监督”。
但刘惠之却公开提出要“以监督者的身份”对公安、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企图把检察机关驾于公安、司法机关之上。
他并且离开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基本任务，离开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对敌斗争的原则，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作用，因而在实际上是以监督公安、司法干部，代替了协同一致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能。
他不是通过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来更加准确地有效地打击犯罪，而是要运用法律监督专门去追究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中的所谓“违法行为”。
这就是说，有关部门在前面追究犯罪，检察机关跟在后面追究他们的“违法”，实际上是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足。
“公安机关是对反革命的，检察机关是对公安机关的”，这是对刘惠之的“监督论”的一针见血的写照。
显而易见，这种作法必然要使检察工作离开专政轨道，使检察工作变质，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刘惠之主张“最高监督”论，决不是偶然的业务思想上的偏见，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根源的。
长期以来刘惠之就抱着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敌论的观点。
早在1948年东北解放以后，他就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了”。
可是任何人都知道，当时全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连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未完成，怎么就说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呢？
在1956年以后，刘惠之更是强调说：
“已进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群众运动结束了，今后没有什么斗争了，主要是各项建设了”。
另一方面，他却竭力夸大干部的违法情况，说什么“以中国的情况而论，我国基层组织的违犯决议、命令就比较多了，干部的违法乱纪就更多了”，“违法现象很多，单靠一些监察机关还不够，还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即监督的监督”。
根据这种对形势的认识和估计，刘惠之就得出结论说，今后没有阶级斗争了，主要是同国家干部的违法现象作斗争了。
他的“最高监督论”就是建立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严重的所谓客观根据之上的。
这显然是一种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的反动观点。
人们都知道，由于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少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
由于我国五大运动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
在整个过渡时期没有结束以前，将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而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也还会继续存在。
这些基本的估计，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
只要国内外还有敌人存在，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也就是说只要还有检察机关，它就必须是一个对敌人专政的工具，决不能说因为敌人减少了，就可以改变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就可以把它的斗争锋芒转向人民内部。
因为检察机关是专政的工具，而专政的制度是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守法律的情况，应该肯定的说：
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忠诚地拥护宪法和法律，并且是坚决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的。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巩固，社会秩序的空前安定，是同广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国家机关中的违法现象不是主要的倾向，而且在我们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倾向。
目前右派分子所夸大渲染的有些所谓违法现象，实际上只是工作上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按其性质来说，根本不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
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国家工作中即使存在着一些违法现象，大多数也是由于混入国家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分子兴风作浪所造成的，真正属于革命干部中的违法行为是很个别的。
分析了上面的情况，刘惠之所谓阶级斗争熄灭、国家干部违法严重的谎言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而他的所谓“最高监督论”也就失去了一切根据。
由上述可知，我们同刘惠之的分歧，决不是一般的业务观点和学术思想的争论，而是有关检察工作上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直接关系着检察工作的建设方向，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检察工作中这个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来就存在着的，而自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特别是整风运动以来，斗争就更加剧烈和尖锐化了。
刘惠之的荒谬言论在检察机关中的影响，时间很长，范围很广，毒害很深。
我们必须彻底驳倒他的谬论，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使检察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沿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健康地胜利地向前发展。

黑龙江农民体育活动很热闹
篮排足球常比赛　摔跤射箭样样来
本报讯
随着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两年来黑龙江省农村体育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目前全省农村共建立了一百七十九个体育协会，发展了一万零三百八十七名会员，改变了过去农村体育无人组织的自发现象。
随着体协的建立，体育积极分子的工作，体育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据十六个市（郊区）县不完全统计，两年来举行了县一级篮、足、排、田径运动会五十三次，有二万零四百三十二人次参加比赛；
乡社级运动会达一千七百一十次，有十八万二千二百六十八人次参加竞赛。
各项运动队也有发展；
现有男女篮球队四千二百五十个，队员三万八千七百一十八人；
男女排球队三百八十六个，队员三千五百八十四人；
足球队一百六十七个，队员二千六百零二人。
仅就绥化县统计，1957年全县参加活动的青年，即由1955年的四千人增加到一万四千四百九十八人。
特别是1957年在全省农村开展“身体好杯”田径通讯比赛以后，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锻炼。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比赛的有四万五千人。
这项活动激起了农村青年参加锻炼的热潮。
此外，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在农村也有很大的开展。
尚志、宁安、五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经常开展摔跤、跳板、秋千、骑马、射箭、狩猎、踢乌兰红、布鲁等活动和竞赛。
农村体育的发展，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搞好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体育已经成为向青年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齐齐哈尔市水师营乡过去一些老年人对青年参加体育活动有意见，认为“蹦蹦跳跳不学好费鞋、费袜子又费袄”。
但是经过团支部组织体育活动后，很多青年因为有了体育活动，而改变了一些不正当的习气。
老年人不仅不再反对青年人参加活动，而且大力支持，有的老年人也和小伙子一道参加了修建运动场的义务劳动。
（白山、一凡）

个人主义与癌
张光年
癌——人类健康最危险的敌人。
我从前不知道它的厉害。
最近两三年间，几位可尊敬的朋友，接二连三地被这个敌人打倒了。
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惜。
这个敌人在身体内部潜藏很深，也能潜藏很久，能够很狡猾地躲过现代医学的诊断。
病人长期间不知道自己体内埋藏着这个致命的毒素。
大夫诊断出来，也不忍直接告诉他。
等到他自己发现而又将信将疑的时候，那病毒早已深入膏肓，在身体的要害部门恶性地发展起来，虽有名医，也无所措手了。
在最近的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名字叫个人主义。
这是一种极其卑污的自私病。
像癌一样，它潜藏在一些人心灵的深处；
比起癌来，它更要危险和可怕得多。
因为患病的人，对自己的毛病不是毫无自觉；
周围的人，也不是没有指出他的病象；
而患者讳病忌医，就使病情越变越沉重起来。
有些年青人染上了这种病，拒绝医疗，一发而不可收拾。
有些病人在革命队伍里混了二三十年，却总是隐瞒自己的病情，没有痛下针砭的决心，这病毒恶性发展的结果，竟使他丧心病狂，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人。
癌的毒瘤，破坏的是一个人的机体组织；
而个人主义的癌，在毁坏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同时，还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一个朋友患了癌症，永远引起我们的痛惜。
一个人身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瘤发作了，却只能引起我们的痛恨。
据说，个人主义在反封建斗争中，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
听到这说法已经很久了，到底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外国如何，我们知道的不多。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反抗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因素是长期存在的。
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仁人志士更是前仆后继。
但这些仁人志士其所以赢得人民的敬爱，却首先因为他们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的人。
他们的世界观虽然说不上是集体主义的，但和那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不否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冲毁封建制度的藩篱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点好名声，同时也是以劳动人民的被榨取、被欺凌作为代价的。
个人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然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在我国条件下，甚至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不要说是思想上的任务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等到工人阶级起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把长期压在人民身上的大山推倒了。
而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携手合作、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烧香拜把的例子，我们倒是看得不少的。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已经暴露出它的反动身分了。
抗日战争后期，罗隆基、曾昭抡之流打起“民主个人主义”的招牌，从事反苏反共的活动，胡风集团揭起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旗帜，干出反马克思主义和反人民的勾当，这些事我们还没有忘掉。
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个人主义成为彻头彻尾的毒草；
在一个革命者身上潜伏的个人主义毒素，成为可怕的癌细胞，发展起来成为致命的绝症；
那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我暂且不说那些浑身浸透了个人主义毒汁的人。
就是这些人，在新社会也可以找到消毒去病的一切方便条件，只看他有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
我要说的是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主义毒素。
说它是头脑中的私有制，是再恰当不过的。
这是从剥削阶级那里带来的一种怪毛病：
总是眼睛睁得尖尖的，要名，要利，要权，要很高的享受；
总是手伸得长长的，想争，想夺，想偷，想抢不该属于他的东西。
头脑中的这些极端卑鄙的要求，在旧社会可能受到鼓励，在新社会是会受到指责的。
潜藏很深的个人主义，因此就和旧制度挂了钩，和新制度结了怨。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子，埋在这里。
个人主义有一分，这一分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格格不入。
个人主义有十分，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十分格格不入。
个人主义在一个人身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在集体生活中处处“不自由”，“个性”受压抑，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他就要斗“争”，要“反抗”，要“个性解放”，要“杀身成仁”。
个人主义得到恶性的发展，正像癌症到了迸发期，他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猛烈地冲突起来，干下了一切恶事。
病人身上的癌，如果发现得早，是有办法医治的。
怕就怕在不能及早地发现它。
而个人主义的癌，不管潜藏得多么深，患者多少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要是你肯于大胆地暴露它，别人指出病象的时候敢于正视它，并且依靠集体的帮助决心消除它，那么，逢凶化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集体生活的好处也表现在这里：
它讲究的是互助互爱，治病救人。
病根一除，头脑中的私有制没有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发展的规律趋于一致，这时候才能体会到跳下病床之后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个性解放。
千万不要听信了右派分子徐懋庸的欺骗；
他主张对思想上的病症保持“乐观的镇静”，所谓“置生死于度外”，让它自由发展到昏迷不醒的“极期”，据说这样“会得一直往右，也可以回头向左”！
因此他要我们在右派进攻的面前“也要镇静，不要因为患者发烧太猛而就陷于绝望”（见徐懋庸作“极期”一文）。
但徐懋庸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癌症，就是因为不肯动手术，经过几次“极期”，只见其“一直往右”，未见其“回头向左”，在不久以前的一次极端疯狂的“极期”中，全身癌毒一齐迸发起来，成为不肯回头的右派分子。
徐懋庸的“极期”论骗不了别人，却害了他自己。
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新年试笔，并以自警。

从争买旧棉衣谈起
冶金工业部　杨直夫
部里为了照顾我们下乡同志，特去订购了一批旧棉衣。
大家闻讯争购，人多衣少，旧棉衣简直成了珍宝。
小刘晚来了一步，没买到手，望着旧棉衣失望地长叹了一声：
“唉，这些旧棉衣过去奉送给我，我也不要……”
小刘说出了实话，同时也谈出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近年来的生活变化。
就以我来说吧，记得我在中学时还能穿些粗布衣服，吃些粗茶淡饭，但是考入大学后，就觉得再穿那些旧衣服似乎有些寒酸，总想买些学生蓝、华达呢之类的新衣来装装门面。
毕业后分配来北京作翻译工作，那时总以为要经常与专家接触，穿得旧了有碍观瞻，曾把第1个月的全部工资都买了衣服。
后来，又买了一条呢子裤，但仍未遂心愿，自怨如果我没有家庭负担的话，手表、自行车、料子服、缎子被恐怕早已样样齐全了。……
这些已足够说明我这几年来贪图享受、羡慕虚荣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日益滋长。
现在党号召我们下乡劳动锻炼，彻底改造自己，这对于我真是一服适时的清凉剂。
我荣幸地被批准第1批下乡。
这几天我忙于整理行装，翻开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旧衣服，观感与从前迥然不同，件件旧衣似乎在向着我闪闪发光。
穿起来不仅暖和，而且觉得亲切可爱。

再谈收音机
天明
收音机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丰富的内容呵！
难怪许多人都想买一部收音机呢。
但是，当你跨进了无线电行的大门，看到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收音机时，却不知道究竟买什么样的收音机好？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一般常见的收音机的性能：
（一）交流三灯机。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收音机，有303型和103型两种。
用这种收音机的时候，要加上天地线，才能收听到五百里以内各电台的广播。
它的音量不大，音调也不大清晰、柔和，但价格较便宜，六十多元就可买一部。
（二）交流四灯机。
目前商店出售的，有北京牌交流四灯机，这是仿照苏联莫斯科人牌收音机制成的。
它的特点是小巧玲珑。
虽然它只有四个灯，但是其中有一只电子管兼有两种功用，所以相当于一只五灯机。
当然，从使用的效果看，它要比五灯机差一些。
这种收音机的价格约九十多元，仅仅是五灯机价格的一半。
（三）交流五灯机。
种类很多，有南京产的熊猫牌505型、504型，上海产的155型、552型、156型，北京产的101型等多种。
505和504型有时也叫做红星牌，它们都是胶木外壳。
其余的都是木箱。
熊猫牌和504型这两种收音机不但是国内市场上的宠儿，而且还远销国外，受到华侨们的欢迎和国际友人的好评。
五灯机的价格大约在一百四十元到一百八十元之间。
（四）交流六灯机。
目前只有上海牌一种，是汉口的产品。
这是一种较大型的收音机。
它的特点是外观富丽堂皇，声调柔和动听。
价格为二百一十元。
（五）交流七灯机。
东方红牌七灯机是汉口的产品，外形和大小与上海牌相似。
但比上海牌多了一只调节指示器（俗称电眼）。
它和上海牌都是国内外著名的产品，常被当作国际间馈赠的礼物。
另外还有四灯和五灯直流收音机。
这里不详细谈。
一般四灯以上的收音机都有中波、短波等波段，在晚间不用天地线也可以收听国内外电台的播音。
在北京，我们打开一部五灯机，下午六点以后，用中波段（即广播段）就可以收到河南、山西、广东、上海、内蒙古、日本、朝鲜等地电台的广播。
用短波段可以收到日本、朝鲜、苏联、印度……等国外播音。
一般说来，一部新的收音机在一两年内是不大容易损坏的。
购买时每部收音机都附有一本说明书，最好先把使用法看个明白，然后再用。
一般应当注意：
一、不要使收音机过热。
冬天可连续使用约五、六小时，夏天最好不要超过二至三小时。
二、收听时不要时开时关。
三、旋转各个旋钮时，不要用猛力。
四、不要猛烈地振动收音机。
五、收音机要放在干燥但温度不高和日光不常照到的地方。
六、有天地线的收音机，在雷雨时不要收听，并把天地线接在一起。

怎样使毛巾耐用？
哪样的毛巾好？
怎样使毛巾耐用？
好的毛巾不仅色泽光洁、柔软、吸水力大，而且结实耐用。
怎样识别毛巾的好坏呢？
我们可以根据毛巾所用的棉纱和毛巾的织法来鉴别：
织毛巾用的棉纱，有熟纱和生纱两种。
熟纱的比生纱的好。
熟纱是用碱水煮过，脱除了棉脂和杂质，再上了浆的，所以这种纱织成的毛巾既好看又耐用。
我们买毛巾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凡是光洁柔软的，就是熟纱的，凡是僵硬扎手的，就是生纱的。
也可以用一杯清水从高处慢慢滴到毛巾上，如果水珠马上被吸收，就是熟纱毛巾；
如果水珠浮在上面，逐渐被吸收的，就是生纱毛巾。
选购毛巾的时候，还要注意毛圈的多少。
毛圈多的质量好。
毛巾上的毛圈，是在经纬纱相交的方眼中穿过的宽纱。
穿过一根纱起一个毛圈的，叫“单毛圈”；
穿过两根宽纱起两个毛圈的，叫“双毛圈”；
穿过三根宽纱起三个毛圈的，叫“三毛圈”。
毛圈多的，比毛圈少的好，双面多毛圈的毛巾比单面单毛圈的毛巾好。
一条毛巾能使用多久？
这和毛巾的质量好坏有关系；
但是，使用和保管得当，也可延长毛巾的使用时间。
比如说，毛巾在擦汗、擦脸之后，如用清水洗过再晾，可以除去汗对毛巾的腐蚀作用。
洗毛巾时，只能用手搓，不能用刷子或搓板硬搓，以防损坏纤维和毛头。
如果毛巾买来暂时不用，最好用清水泡洗、晾干，然后再放起来。
（生）

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
张韵斐
孩子从三岁起，就要注意教他养成独立的生活能力。
例如，培养他逐渐学会梳头、洗脸、刷牙和嗽口；
睡觉的时候，要让孩子自己脱衣服，再把衣服折起来、放好；
早晨起床，让孩子自己穿衣服、铺床；
孩子自己的东西，也让他养成自己管理的习惯。
有不少父母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
他们觉得孩子小不会做，或者嫌孩子做起来又笨、又慢、又做不好，还不如妈妈代替做来得痛快。
在这些父母的培养下，使得孩子们养成了依赖性，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
我们知道孩子只有在洗脸、穿衣服、铺床等实际练习中，才能使自己的动作由笨手笨脚变得利索，智力也随着得到发展。
比如，在穿衣服的时候，孩子就要注意辨别反、正面；
注意怎样才能对准扣眼，把扣子扣进去；
怎样才不致于把两条腿穿到一条裤腿里去。
这一切都需要孩子的观察、比较和思考。
当孩子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完以后，就会感到愉快、满足，逐渐养成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
像梳洗、穿衣服，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动作，但是如果大人耐心地帮助他，相信他，他产生了信心，就慢慢地把事情做好了。
三岁的小明，有一次，她的妈妈急着要上班，看到小女儿还正在一本正经地扣大衣扣子，就急着替她扣好了。
可是她很不高兴，叽哩咕噜地说：
“谁要你给我扣扣子，我不是快扣进去了吗？”
说完，就把妈妈替他扣好的扣子解开，重新再来，一直等到她自己又扣好了，小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自然，孩子在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下就能做好的，但是当这些动作形成习惯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到那时候，孩子每天早晨起床之后，他就会按部就班地自己穿好衣服、洗脸、刷牙、梳头、铺床，一点不必成人在旁边提醒他、督促他，他一件一件地做，很有秩序，也不费力。
要养成孩子的好习惯，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坚持不断地练习。
不要从大人的情绪出发，高兴了就让他做；
不高兴了，就不让他做。
要孩子做事的时候，不要板着面孔，硬逼着孩子做，应该非常和蔼地讲给他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
最初，孩子不会做的时候，要耐心教他，有进步就要夸奖他、鼓励他。
家里的大人，向孩子提的要求要一致。
如果妈妈要孩子铺床，爸爸表示铺不铺都无所谓；
奶奶呢，又嫌孙子还小，不会铺，过来代替孙子铺了。
各人对孩子的要求不一样，自然，孩子就无法养成好习惯。
除了周围成人都坚持一致的要求以外，成人的以身作则，对儿童好习惯的养成，也有很大影响。
当我的大女儿五岁的时候，常常忘记铺床。
有一天我对她说：
“你别的都记得住，怎么总是忘了铺床？”
她毫不犹豫地说：
“爸爸的床，自己总也不铺，你怎么不说他？”
后来爸爸铺了，大女儿也就不必提醒就去做了。
教孩子做事要耐心、要讲究方法。
开始教给他做的时候，要一边做给孩子看，一边告诉孩子，这样孩子学起来就容易。
如果孩子做不好，千万不要指责他说：
“你瞧，多容易的事，怎么总也学不会，没见过这么笨手笨脚的。”
“走开，看你铺了半天床还铺不好。”
这样会使孩子丧失信心，不敢再试着做。
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要求也要不同。
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铺床、刷牙都是他做不到的，但他可以学洗手、洗脸、穿脱衣服；
在开始的时候，大人得帮助他。
但是在帮助他的时候，不要让他感到自己无能，而要他感到主要是自己做的，妈妈只是帮了一下忙。
对五岁的孩子，就可以逐步教会他刷牙、铺床、系鞋带等等。
对六岁的孩子来说，铺床、刷牙、刷鞋，整理抽屉，自己完全能做得到，而且还可以要求他做得快，做得好。
培养孩子逐渐养成独立的生活能力，这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对孩子整洁习惯的养成，对孩子自信心的培养，对孩子乐观向上性格的形成，都有很大关系。
家长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孩子，凡是他自己能做的事，就让他自己去做，并且让他把已经学会的事情巩固下来，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蝶恋花
（赠李淑一）
毛泽东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编者注〕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05月11日写给湖南长沙第10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
词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年09月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
“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
她在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
她是李淑一同志的好朋友。

谈“丽人行”的演出
凤子
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过“丽人行”的演出，今天在北京重看“丽人行”，却像第1次看一个新戏上演一般，感到那样的新鲜，整个的演出那样的吸引着我。
田汉同志的作品有他的特点，感情充沛，爱憎分明。
“丽人行”如此，“名优之死”如此，其他有些作品亦复如此。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丽人行”，从演出来看，从导演、演员、舞台工作的艺术创造的成果来看，在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表达作品的主题和意境方面，是有其独到的创造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胆运用了新的表现形式，在舞台设计方面，以幻灯代替了景片。
这个尝试，运用在这个场次较多、人物线索较复杂、所要表现的社会背景方面较为广泛的戏里，是非常谐调的。
这个尝试使得“丽人行”演出形式更其活泼，演出时间也更紧凑了。
田汉同志是熟悉戏曲的表现形式的，话剧如何继承并发扬民族形式这个问题尚待探索，“丽人行”虽然作者是运用活报的形式来写的，不可否认的，“丽人行”体现了作者学习戏曲形式的表现方法的意图。
当然，多场次的话剧的演出，其方式应该不拘于一格。
青年艺术剧院这次的演出，提供了新的做法，丰富了我们的舞台艺术。
我们的舞台，过去一度的曾经过于局限于“生活的真实”，实际上被局限的是艺术家们的创造力（也包括舞台设计艺术家在内），被局限的是观众的想像力。
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丽人行”，某些场次有些调动和改动，从演出效果来看，有些改动是必要的。
例如第3场倒为第1场，即金妹被侮辱后紧接着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如何策划着对敌斗争，这样改动更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力量。
又如结尾两场合并为一场，第20场插入二十一场，不止是使人感到紧凑而已，同时使得金妹这个人物的线索，首尾衔接起来。
更值得重视的是全剧的结尾，导演运用了群众场面，将剧中时间延长了一年，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一天。
这一年的这一天，凡是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都忘不了这一天的狂欢和辛酸交织的心情，上海是不是也如此呢？
上海人民可能不可能也如此狂欢地来庆祝呢？
问题不在可能与否。
这狂欢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海人民也不会例外，也不应例外。
所谓生活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其真实的出发点应在此。
导演在这些地方发挥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也表现出在艺术创造上的才华，这样的处理，是得到观众们的拥护的。
关于周凡这个人物，看来导演也作了一些删动，有些地方似乎更干净一些，如第17场（这场删去了房东、小毛头）。
不过，整个说来，这个人物的线索还是不够清楚。
由于他对新群“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几乎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剧本规定的这样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却是不够鲜明的。
新群几次同刘大哥谈到周凡，周凡究竟是什么问题，从台词动作来要求，就感到交代的不够。
观众很难看出由于他跟踪新群，使得章玉良被捕，由于他跟踪新群，使得整个组织遭到破坏。
观众也难看出他到底是特务的目的物，还是个已经叛变成为特务的鹰犬的变节者？
一直到第17场，他以身命同特务拼了，掩护了组织，观众也还难肯定他是否是在政治上堕落了又以身赎罪。
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周凡这个人物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关于这个人物一些细节穿插需要线索分明些。
三位女主角演的都很感人，路曦同志扮演的梁若英是成功的。
在监狱里两场戏，和出狱后在咖啡馆里的一场戏，相当深刻的暴露了若英这一类型人物的“灵魂深处”。
留恋舒适的生活，精神上、物质上都不太能经受熬炼。
演员并未有意的批判这个人物，也并未故意争取观众的同情，分寸掌握恰到好处。
饰演新群的刘燕生同志，形象极好，只是需要再沉着一些。
李筠同志的金妹应是最能获得观众同情的角色了，演员也创造了一个简单纯朴的女工形象。
小演员是最难处理的，贝贝已是十二岁的女孩子，而且她常说一些大人话。
孩子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小孩，因此语调不必要装的更幼小，那末可能听来会更自然，会得到观众更多的同情的吧。
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先后排演了田汉同志、欧阳予倩同志的作品，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到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多么难得的事！
假如能再排演田汉同志早期的作品，不止是帮助了观众和读者们更好地理解作家，从而也可以通过作家（当然不止田汉同志一位）不同时期的作品来看话剧运动五十年的发展，这将是有兴趣研究中国话剧史的同志们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