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各工业部门大字报发挥威力
火烧建设事业中的大浪费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王良报道：
在整改阶段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建设工作中许多违背勤俭建国方针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格的尖锐的批评。
群众批评的许多事例深刻地说明，有许多浪费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造成的。
因此，担负着国家工业建设巨大责任的中央各个工业部门，努力克服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对国家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计划工作是建设工作的依据。
但是由于事先考虑不周，事后屡次变动，造成了不少的浪费事例。
冶金工业部的大字报批评大冶钢厂扩建工程已经进行四年尚未完工的情况。
这个工程因方案多次变动，总布置图改来改去，损失很大。
仅铁路、码头等等的浪费就有三百多万元。
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经过这个部的批准，决定扩建广州造纸厂的漂白车间。
当时，设计人员认为这样做不合算，一再向造纸局提出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纳。
去年，这项工程竣工了，可是，造纸局忽然又决定纸张不漂白了。
因此，这个扩建车间至今没有投入生产。
它不仅白白浪费了设计人员的心血，还积压了建设资金六十多万元。
交通部公路总局在1954年决定把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公路干部学校迁到武汉市，拨出了四、五十万元在武汉买了房子和家具。
但是在这个学校迁到武汉以后仅仅两个月，公路总局又决定它和重庆一个公路干部学校合并，在武汉留下一个分校。
结果，在房子和家具方面，造成了许多浪费。
许多大字报还揭露和批判了在设计工作中的许多主观主义毛病。
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某些设计人员，在一项造纸厂工程的设计中，根本没有任何设计依据，只凭美国打浆机的照片，就决定采用这种设备并进行设计；
设计好以后，又没有经过试制和试验，就根据自己设计的图纸向国外大批定货。
现在发现，国内采用这个设计图制造出来的打浆机，根本不能用；
而在国外的那批定货，已经开始制造，无法挽救了。
在施工方面，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考虑客观条件，不考虑需要和可能因而造成浪费的事例，在各个工业部门都可以找到。
第2机械工业部的大字报批评这个部在制定1956年第1季度的施工计划时，对当时客观的可能性缺乏全面的分析（如有些主要工程项目设计图纸还没有出来），指标订得过高，同时对不同地区也没有提出不同的要求。
因而个别地区为了完成计划，只好多建宿舍、招待所等福利项目。
结果到第2季度当主要工程项目的设计图纸出来后，建筑材料供应不上，造成大量窝工。
这个部要求第1季度完成投资指标18％的计划，执行结果仅达到13.76％。
冶金工业部的大字报批评这样一件事：
这个部计划为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工程建设一座预应力混凝土制管厂，制造混凝土管，以代替一部分铸铁管、钢管，这样可以节约90％的钢铁材料。
在这个厂的建厂方案还未经书面审批前，到当地了解情况的冶金部建筑局负责人就同意开工，后来国家建设委员会考虑到在汉阳已经有一个混凝土制管厂，要冶金部迅速提出建厂的经济比较方案。
但是在方案未定以前，建筑局所属的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就把已经运到现场的大批建筑材料外运，把已经开挖的土方重新填回去，并调走了从各单位集中来的技术人员。
最后，经过对建厂经济比较方案的研究，建委批准建立这个新厂。
结果，施工部门重整旗鼓，不仅多花了钱，而且使建厂时间拖后了三个半月。
由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建设学校、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以及其他非生产性建设方面，造成的不切合实际、标准过高等等的浪费，也受到了群众的严厉批评。
食品工业部在南京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已经买了一辆大汽车，又买了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因为坐出去太显眼，只好停放在仓库里。
许多科学研究部门的内部设备、家具等等过分讲究。
如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用的家具是用东北小兴安岭名贵的木料——水曲柳做成的，研究试验人员坐的是很漂亮的用皮做的弹簧转椅。
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测量用的钢尺，只要价值二百元左右的国内造的钢尺就可以了，但却向西德定购了价值达万元的高级的铟钢基线尺。
建筑工程部一张大字报批评这个部所属的中南建筑工程管理局在武汉建设的一个医院，规模过大，设备过好。
这个医院拥有三百张床位，但是利用率仅30％。
这个局去年投资几万元建立的一个托儿所，因为设备太高级，费用太大，除了要向每个托儿收费二十五元以外，公家对每个儿童还要补贴二十元左右才够开支。
发生上面这些浪费现象的原因，有一些当然还不能够把账全都记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上面。
过去没有经验，有些浪费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取得建设的经验，还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许多部门的大字报都指出：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深入钻研业务，在确定每一项工程的方案、规模、设备等等的时候，都从整体出发，从勤俭建国的方针出发，并结合各个方面的条件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有许多浪费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
中央各个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欢迎和接受群众这些积极的严格的批评。
许多部门都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的方法，对建设工作上造成浪费的各种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检查，以便找出办法，有效地克服建设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电力工业部把如何执行勤俭建国方针这个问题列为整改中的一个“大西瓜”。
这个部所属的基建总局在大鸣大放高潮中，采纳了一张大字报上的建议，立即在四天之内审查了明年全部施工机械的国外订货计划，防止了积压，为国家节约了一百一十万元。

每台成本只要一千五六百元。
南方水田和小块土地机械化的先声
武汉制成小型万能拖拉机
它可以犁田、耙田、碎土、播种、施肥、喷药、除草、运输、脱谷、伐木、抽水；
每台成本只要一千五六百元。
本报武汉24日电
记者张碨报道：
武汉市国营通用机器厂最近试制成功一种小型万能拖拉机。
这种拖拉机不仅适合我国北方大、小面积旱地的耕作，还特别适合我国南方小块平原、丘陵地带和一般山区水田的耕作。
这就解决了我国南方水田和小块面积土地不能使用大型拖拉机的问题。
这种拖拉机所以称为“万能”是因为它带有十多种附件（如二十号铧犁、十碟圆盘耙，五行施肥播种机、中耕除草器、喷粉器、水田犁、水田轮耙、水田丁齿耙、锯木割草联合器以及运输拖车等），可以适应农村多种多样的作业：
犁田、耙田、碎土、播种、施肥、喷药撒粉、中耕除草、运输、脱谷、伐木、抽水等。
它的每个附件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也很好。
例如，二十号铧犁每小时能耕一点二亩，深达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公厘，宽达二百公厘；
五行施肥播种机，每小时工作量为五亩，行距一百五十公厘；
五齿中耕除草器每小时能除草二千平方公尺；
轻便拖车的载重量达六百到七百公斤；
水田犁每小时能犁一千平方公尺，深达一百五十公厘。
附件的使用也很简单。
这种拖拉机的动力采用的是三至四马力的小型卧式柴油机，每小时耗柴油一点九公升。
小型万能拖拉机具有轻便、灵巧的特点。
它的两个橡胶花轮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调节，能大能小，最小能调节到五十公分左右，可以在田间小路行走。
这种拖拉机操作很简单，一般妇女和老年人都能够驾驶。
通用机器厂制造小型万能拖拉机所使用的材料，全是我国自产的普通钢材。
它的成本大约只有一千五、六百元，一般农业社都能买得起。
如果将来用机械代替目前的手工生产，动力燃料用压缩在瓶内的沼气代替柴油，它的成本将更会低廉，它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小型万能拖拉机的试制，是从1956年武汉市机电工业局和一些机械工厂负责人到上海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回来开始的。
通用机器厂的副厂长于志安等在展览会上看到一种日本的小型拖拉机，联想到如果能根据我国南方农村的特点试制一种类似的小型拖拉机，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的机械化将有很大作用。
他们在展览会上索得了一张仅有个拖拉机外形轮廓的广告图片。
回厂之后，经厂部研究同意，就把试制小型万能拖拉机的任务，连同这唯一的参考资料交给了工人出身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技术人员黄敏等人。
黄敏等利用晚上和星期日细心研究广告图片上机器的构造，初步绘出一张设计草图。
经过一年多的不断研究和试制，并参考了捷、泰、德等国家的资料，终于在1957年12月间把小型万能拖拉机试制成功了。
中共湖北省委在召开专员、市长会议时，曾让这个厂把初步试制成功的拖拉机开去表演。
在实地耕作试验中，深受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欢迎。
目前，这个厂正在继续研究，使这种拖拉机能插秧、收割，并进一步降低成本。

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整风进入第3阶段以后，大多数单位已经先后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
鸣放高潮出现以后，应该迅速发动群众掀起整改高潮。
大鸣大放为的是大整大改。
鸣放只是提出问题，整改才是解决问题。
熊熊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以后，就要让它迅速地烧掉我们身上的各种坏东西。
有些同志并不反对在整风的第3阶段大力进行整改，可是他们对于是否在鸣放高潮之后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却还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觉得：
鸣放高潮虽然已经形成，可是，一般地说，鸣放的深度还不太够，揭发出来的一般问题很多，重大问题较少；
因此，还是应该等到鸣放得更深更透，重大问题揭露得更加充分更加明确的时候，再集中力量进行整改，这样，才能迅速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这种想法同群众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是不一致的。
现时群众的千万只眼睛正在注视着领导者的行动，要从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判断领导者对整改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领导者大力进行整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群众的热情就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而更加高涨饱满，群众就会更加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更多问题。
鸣放和整改就应该这样互相交错、互相推动，使运动的发展步步深入。
有些整改已经形成高潮的单位，民主空气活跃了，党群关系改善了，上下级之间的接触更多了，群众也比较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
相反地，如果领导者抛开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大量问题，只是反复动员群众揭露大问题，群众的信心就会低落下来。
烧掉自己身上的坏东西，这需要决心。
而决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很容易下的。
每一个单位中差不多都有一些拖延了三年五载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不少单位的领导者一提起这些问题就头疼，觉得就是整风运动也很难使这些老问题得到解决。
于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就表示出犹豫退缩，决心不大。
整风运动真的解决不了这些老问题吗？
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
几乎每一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
一些拖延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只要大字报一贴，领导者真正来过问这些问题，并且动员群众来想办法，问题很快地就迎刃而解。
据有些单位检查，有些问题所以长期不得解决，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拖拖拉拉，对群众意见充耳不闻，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
现在如果仍然怕老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就是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自己。
如果用这种精神对待整改，那自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应该坚定地相信：
只要发动群众，只要大家都具有认真负责、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精神，平时分不清的是非，整风中一定能够分清；
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整风中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目前，正值各机关总结今年工作、制定明年计划、业务工作相当繁忙的时候。
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腾不出手来，因而没有足够的决心大力进行整改。
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整风业务两不误，当然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但是，只要领导者善于分清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善于安排时间和人力，善于使整改和工作密切结合，就完全能够做到整改和业务两不误。
目前全国农村正在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业务工作的繁忙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这个局在召开全国农田水利会议的同时，大力进行整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很快地就解决了74％。
可见只要领导人员心中有数，保证把主要的业务工作做好，次要的工作即使稍受影响也关系不大。
因为整改是要解决我们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只要整改得好，我们的工作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这收获比起业务上所受到的一些暂时影响是大得多的。
少数同志思想作风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或者犯了较大的错误，或者是遇到和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就对整改抱消极态度，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他们不肯认真地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不能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和个人有关的问题。
有些人甚至抗拒批评、阻碍鸣放。
这样的同志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运动的阻碍作用是很大的。
各单位的领导小组应该抓紧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整风运动。
掀起整改高潮需要决心大，还需要领导具体，方法对头。
群众提出的意见成千上万，整改的时间有限，因此，整改工作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争取时间，做到又快又好。
保证又快又好的关键在于贯彻群众路线。
有些人认为鸣放是群众的事，整改是领导的事，群众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鸣放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整改同样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
应该相信群众不但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
有些同志所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解决一定会拖长时间使问题不能迅速解决；
或者是怕群众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多考虑个人利益、少考虑整体利益，使问题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有些单位开始没有注意贯彻群众路线，只是少数领导人在那里关门整改，结果是改得又慢，问题解决得也不好。
群众说，这是越改越官僚，越改越主观。
内务部优抚局开始只是领导干部关门整改，解决了二十个问题，结果有十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意。
而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整改以后，则问题解决得又快，群众又满意。
当然，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对某些问题也会有错误的看法。
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群众中的多数。
而且，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一定会树立和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
在整改过程中，不但要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还要发动群众对整改的情况进行检查，以防止那种只追求进度而不注意质量的偏向。
群众提出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大多属于工作或群众生活中的一般的具体问题；
有少数是比较难解决的却是重大的问题，比如方针、政策、体制、机构、干部下放以及生活福利中的某些复杂问题。
解决问题的顺序究竟是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好？
就一般单位的情况看，最好还是先易后难，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那些大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把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后一步。
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经验。
从11月中旬起截至本月中旬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已有53％以上的单位，处理了80％以上的鸣放意见，28％以上的单位处理了50％左右的鸣放意见，初步形成了整改高潮。
其中有些单位开始的时候先抓重大问题，整改进度很迟缓，群众情绪不高，后来改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十天半月之内，就把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十之七八。
这是成功的做法。
相反地，另外一些单位一直采取先解决重大问题的办法，结果重大问题迟迟解决不了，一般问题也扔在那里没人认真负责解决，因为看不到整改的效果，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低落下来。
其实道理是很明显的。
我们说鸣放高潮之后必须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就是因为群众已经揭露出大量问题在那里等着领导解决。
而领导上撇开大量的和广大群众有关的问题不顾，只去解决三两个十天半月内不能搞出头绪的大问题，领导就要和群众脱节。
大政方针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在整改初期提出更不好办，因为这时无论是领导和群众，对这些问题都还缺乏准备。
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插上手的。
插不上手的同志自然很难保持高涨的情绪。
等到领导方面解决了重大问题，即使还有时间来解决那些大量的问题，而群众的热情却已经消沉了。
这时候再回过头来发动群众，就要加倍费劲，整改工作就要事倍功半。
当然有些单位可能有某些特殊情况，在他们那里可能有某些问题必须首先抓紧解决，否则将会成为运动的障碍，那当然应该首先解决这些问题。
工作方法问题本来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有些同志看不起小问题。
他们觉得整风就要解决大问题，花许多时间解决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值得。
这想法是很不正确的。
所谓小问题，只是和某些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而言，主要是说它们比较容易解决，不需要反复进行辩论和研究，决不是说它们都是鸡毛蒜皮。
中央国家机关这一阶段处理的问题中，就有不少有关业务方针政策、工作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作风方面的重要问题。
事实证明，许多小事情和具体问题，正是三个坏主义的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它们和某些大问题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甚至是某些大问题的根子。
平常，许多领导同志不注意这些小事情，任其日积月累，使问题成堆，成为许多工作中的绊脚石，领导人员养成了拖拉疲沓、不重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习气。
现在整改中一反常规，机关中的领导同志开始用雷厉风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这些小问题，这样不但可以大量排除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障碍，而且一扫机关中的那种因循守旧、对问题充耳不闻的暮气，使人耳目一新，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深远的。
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会不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呢？
有些同志有这样的顾虑。
是不是会丢掉西瓜，不在于是否先抓芝麻，而是看怎样去抱西瓜。
一开始就去抱西瓜，如前所述，不一定能抱得很好，可是却有丢掉芝麻的危险。
我们认为，先易后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重大问题。
具体问题一大堆摆在那里不解决，群众的思想就很难集中到重大问题上来，也没有解决重大问题的经验；
领导者也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牵扯。
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领导者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大问题，群众的注意力也就自然转移过来了。
有人怕这样会挤掉解决重大问题的时间。
事实证明，很多单位解决一般问题大多只要十天半月的功夫，而且，在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领导者还可以抽出一些力量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同时适当组织群众进行一些专题鸣放和辩论。
当然，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只满足于解决一般问题，而放松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准备工作，或者是心中无数，没有很好地掌握时间，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重大问题，那么，即令解决了90％以上的问题，也不能说整改真正解决了问题，也不能取得整风运动的真正胜利。
就中央国家机关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的情况看，大多在解决一般问题的同时就采取各种措施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一般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单位，已经把解决重大问题提到整改日程上来。
可以相信，只要领导思想清醒，在整改阶段就必然会既拣芝麻又抱西瓜。

宋庆龄钱俊瑞电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新华社24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秘书长钱俊瑞23日致电苏联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主席李特文，祝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宋庆龄、钱俊瑞在贺电中祝英雄的乌克兰人民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中，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我国航空工业新的重大成就
第1架多种用途民用飞机诞生
新华社24日讯
我国航空工业上又一新的重大成就——我国自己制造的一种多种用途的民用飞机——“安二”型飞机制造成功。
“安二”型飞机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1架民用飞机。
这架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民用航空工业的重大发展。
通过这架飞机的制造，我国便初步掌握了制造速度较高的和型别较大的民用飞机的技术。
“安二”型飞机的用途很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可以使用。
这种飞机出厂后，不需要作任何改装就可以作为运输机、客机、救护机和训练跳伞运动员用；
稍微作一些改装，就可以用于农业，如施肥、播种、灭虫和防护森林等；
还可以用来进行地质勘测、大气探测和空中摄影。
如果把现在用的起落架改换成雪橇或者浮筒，它也可以在我国北方雪地飞行或水上起落。
这种飞机起飞和着落性能很好，可以在田野和很小的降落场上起飞和着落。
这种飞机装有夜航和盲目飞行用的各种仪表，使用安全可靠。
“安二”型飞机和同类型的飞机相比载重量大。
这架飞机在制造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制造中的各种困难，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制造任务。
本月22日，国家临时鉴定委员会鉴定了这架飞机。
临时鉴定委员会的负责人说，这架飞机的质量良好，符合原设计的要求。
中央各有关部门也派员参加了鉴定仪式，对这架飞机的制造表示满意，并向职工们祝贺。
（附图片）
国家临时鉴定委员会试飞员在“安—2”飞机试飞前查验
梦珊摄（解放军画报社供稿）

第2个五年计划的良好开端
明年经济计划指标又提高了
新华社24日讯
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12日闭幕。
这次会议制定了1958年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会议共开了十三天。
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会议期间向代表们讲了话。
朱德副主席谈到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问题。
朱副主席指出，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对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很有利；
明年的计划应该并且也完全可以制订得更积极一些，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工作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朱副主席鼓励大家在经过全民整风这一新的形势下，要鼓足劲头，要积极、坚决、勇敢，响应中央的号召，争取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这次会议在国务院的直接指导之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的方针下，即是在党的八大对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数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发展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方针下进行的。
经过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代表反复讨论，最后拟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草案规定的我国国民经济所达到的水平，比今年07月间全国计划会议所拟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规定的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次会议贯彻执行了整风精神。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开幕时作了关于经济部门整风问题的报告，贾拓夫副主任作了编制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说明报告，会议期间还专门召开了对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提意见的“鸣放会”，帮助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整风。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会议期间，向大会作了关于我国今后的建设任务和方针的报告。
会议结束这天，薄一波作了这次计划会议的总结报告。

三种地区的自然条件
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
土地辽阔，耕地总面积有七亿三千多万亩，并有大面积可垦荒地。
全区气候一般不坏，长城以北地区，全年生长期一百二十天至一百七十天，基本上一年一熟；
辽东半岛和长城以南地区，生长期二百天左右，一般两年三熟。
这个地区年降雨量：
东北地区约六百毫米（公厘），河北东部约六百三十毫米，新疆不到二百毫米，其他地区平均四百毫米左右。
全区耕地绝大部分种植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部分种植棉花、亚麻、甜菜等。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这个地区是黄河、淮河之间的平原地带，耕地面积两亿九千多万亩。
全区气候温暖，雨量较多，全年生长期在二百二十天以上，年降雨量六百毫米左右。
基本上是两年三熟，部分地区三年五熟和一年二熟。
这个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和四百斤地区大致一样，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和烤烟。
这里的烤烟产量占全国烤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
这个地区耕地约六亿两千多万亩。
它是全国气温最高、雨量最多的地方。
长江流域年生长期二百五十天到三百天，降雨量约一千毫米，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
五岭以南地区几乎终年无霜，年雨量一千五百毫米到二千毫米，基本上是一年三熟。
这个地区农作物种类丰富，除主要作物水稻以外还有玉米、薯类、小麦等；
黄麻、苎麻、甘蔗、棉花、烤烟、油菜籽、茶叶、蚕丝等这里也都出产。
此外，这里还生产橡胶、木棉、番麻、咖啡、香茅、椰子和许多热带果品等。

三类地区粮食增产潜力调查
农业部调查组
农业部为了深入了解某些地区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粮食生产指标的经验，并探求今后粮食增产的途径，组织了四个工作组，分别在四、五、八三种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共调查了十一个县七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四百斤地区，选择了河南孟县和河北藁城、抚宁、河间、昌黎五个县；
在五百斤地区，选择了山东的黄县、莒南、滋阳和寿张等四个县；
在八百斤地区，选择了湖北孝感县和江西上饶县。
调查组在已经达到指标的县，着重总结了实现四、五、八的增产经验；
在没有达到指标的县，着重分析研究了农业增产潜力，寻找实现指标的可能性。
这次调查的结果，总的认为，已经达到四、五、八指标的县份，自然条件并不是特别好的，原来的生产水平也不高。
河北抚宁县位于长城边上，大部是山区、旱地，无霜期较短，一年中多半只种一季作物；
雨量虽然不少，但分布不匀，常有旱涝威胁。
在解放前，每亩耕地粮食产量还不到一百五十斤，近年来，由于党委亲自动手，深入下层，加强具体领导，特别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抓住养猪积肥、兴修水利、扩大高产作物、推行挖堰、深耕、全面改进农业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全县养猪自1955年的九万多头发展到1957年养猪二十四万头；
灌溉面积由一点六万多亩发展到十二万多亩；
高产作物由1952年的二十三万多亩，发展到三十九万多亩。
1957年虽然遇到严重旱灾，由于积极领导农民抗旱斗争，全县每亩粮食耕地产量仍达到四百零一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的黄县，自然条件也不算好，山区丘陵面积占41.2％，比全省平均数多11.2％；
年雨量为六百多公厘，无霜期只一百八十天到二百一十天。
1944年，该县每亩粮食耕地产量为二百二十斤，水浇地只占耕地18％，而1956年建立高级合作化后，水浇地达耕地的54.7％，全县复种指数达167.7％，并增施了肥料，推广了良种，防治了病虫害，因而每亩粮食耕地产量，由1955年的四百四十三斤，一跃而为五百九十九斤。
1957年在遭受几十年来未有的严重干旱情况下，每亩产量仍达到五百斤以上（不包括大豆）。
淮河以南地区的孝感县，位于长江以北，旱地占25％多，常发生南涝北旱灾害。
解放以前，每亩粮食耕地产量还不到四百斤。
过去该县双季稻除南部滨湖地区有种植习惯外，大部地区是中稻为主的稻麦两熟制。
但是，1956年，双季稻向县的北部发展，全县种植十七万亩；
1957年又增加到二十八万多亩。
过去常有水旱灾害，由于兴修了各种小型水利，目前基本上达到了旱涝保收。
过去有一半左右的田不施肥，1956年每亩施自然肥料即达二百多担（包括塘泥）。
因此，结合全面技术改革，1956年的每亩粮食耕地产量，由1955年的五百四十五斤跃升到八百一十七斤。
1957年每亩可达一千零二十斤。
虽然如此，这些县的粮食增产潜力还很大。
如抚宁、黄县、孝感等县的水利资源还没有充分发挥；
目前这些县的养猪头数除抚宁外，每户平均还不到一头；
黄县的土壤改良还未大规模进行；
孝感县的复种指数还只有181％等，只要继续努力，产量就能进一步提高。
昌黎、河间、莒南、滋阳、寿张及上饶等县，近年来粮食产量虽然逐年增长，但是因种种原因生产发展还是很不平衡。
比如1956年，河间县水灾面积达60％以上，上饶县常年不能保收的面积占31.5％；
河间、滋阳的施肥水平每亩不到一千五百斤，上饶县也不过四千斤。
如果从这些方面努力挖掘增产潜力，这些地区的生产成绩肯定还要大得多。
根据已得经验，实现四、五、八指标的主要增产措施，首先要开展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一面有计划地修筑土埂畦田、沟洫台田、固堤防洪、兴修山塘水库、改造洼地，达到基本上消除旱涝灾害；
一面积极扩大水田和水浇地，争取宜浇地面积全部水利化，达到旱涝保收。
尤其在五百斤地区，低洼地的面积相当大，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定丰收。
其次是开辟肥源，多施肥料。
充分利用人畜粪尿，大力养猪积肥，切实提高粪肥质量。
要求每亩施粪水平，在四百斤地区达到六千斤以上，五百斤地区达到七千五百斤，八百斤地区达到一万斤。
第3是积极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面积。
在南方着重发展双季稻，在北方着重发展高产作物。
第4是改良土壤，实行秋耕、深耕，推广良种，提高农业技术。
调查组认为：
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是好的，农村的劳动力很充足，广大农民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和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
只要依靠合作化的力量，大力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战胜自然，因地制宜推行技术改革，到1967年，分期分批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平原为什么不如山区？
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第1书记　周振华
河北省唐山专区，是一个半平原半山区的地区。
全区共十个县，即乐亭、丰润、滦县、昌黎、玉田等五个平原县，遵化、抚宁、卢龙、迁安、迁西等五个山区县。
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粮食生产逐年提高。
从195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如果除去受水灾严重减产的1953年，则平均每年增长13％。
今年全区普遍丰收，粮食亩产达到三百六十七斤，比去年增长13.75％，比1952年增长55.11％。
全区90.36％的社比去年增产，77.2％的社赶上或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但是，唐山专区各地区之间，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山区发展速度较快，平原发展速度较慢。
山区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三十八斤，今年提高到三百八十六斤，增长了66％；
平原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四十一斤，今年提高到三百五十四斤，增长了46.88％。
特别是高级合作化以后，山区、平原发展速度的差别更为明显。
山区五个县1956年比1955年生产增长19.62％，而平原五个县则只增长0.68％。
今年山区的遵化、抚宁、卢龙三个县已经达到亩产四百斤以上，提前十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黄河以北的地区产量指标，平原只有乐亭一个县达到了这个指标。
按自然条件来说，平原比山区优越得多，为什么山区增产速度快，平原增产速度却慢呢？
从几个对增产带有关键性的措施上作对比，就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从施肥上看，山区施肥量比平原多。
这又跟养猪多少有着重大关系。
根据到今年10月底的统计，山区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四十五万四千八百七十五头，发展到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二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增长了84.2％，平原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一头，发展到七十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仅增长了24.14％。
由于山区养猪多，平原养猪少，因而施肥量有显著的不同。
遵化养猪发展到平均每户四头猪，三亩二分地一头猪，施肥量1951年不足二千斤，1957年达到六千多斤。
玉田县养猪每户平均才一头多，平均十一亩七分地一头猪，施肥量两千到三千斤。
施肥量多少，对于增产速度快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遵化范家岭，1953年养猪八十六头，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地最多两千斤，平均亩产一百六十斤；
今年养猪八百三十六头，平均每人一头半猪，一亩地一头猪，每亩施肥八千斤，亩产提高到四百四十五斤。
丰润、滦县的沿海及玉田的低洼地区，很少养猪，甚至连厕所也不修建，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才一千斤左右，产量不过一、二百斤。
其次，从作物配置上看，高产作物（玉米、白薯、稻谷等）在山区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比平原大。
山区五个县今年高产作物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54.07％，其产量占总产量的75.05％；
而平原五个县高产作物面积只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48.43％，产量占总产量的70.19％。
如果平原的高产作物赶上山区的比重，则能增产一亿六千万斤粮食。
第3，从水利建设上看，山区比平原开展的较好，也较多。
两年来，山区五个县水浇地扩大到七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亩，占宜浇地面积的43.6％；
而平原五个县扩大到一百零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亩，只占宜浇地面积的24％。
同时，山区几年来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共控制流域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
这也是促使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遵化县西四十里铺乡建明社，近年来积极兴修水利，凡能用水浇的旱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还修筑水土保持工程，使一千多亩地免受山洪冲刷，保证了连年丰收。
去年粮食平均亩产四百四十斤，今年又提高到五百十七斤，比建社前增长了五倍。
为什么山区在几个关键性的增产措施方面都做得比平原好呢？
当然，山区人民在历史上除了同样受着阶级压迫，还受着自然条件给予的深重灾难，因此，他们艰苦奋斗，向自然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比较容易发扬起来。
同时，唐山专区的山区又多是老解放区，在党和人民政府多年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已经积累了不少向自然斗争的经验。
可是，平原的生产不如山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领导方面。
在领导思想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
遵化、抚宁、卢龙等县的领导思想是对头的。
因此，领导干部有决心，有魄力，能够因地制宜地挖掘潜力，能够虚心学习外地经验。
而丰润等县某些领导干部则有程度不同的右倾保守思想，看不到本地区的有利条件，片面强调困难条件，更看不到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认为不能打破历史常规，事事只往后看，不往前看。
这样，自然不能积极挖掘增产潜力；
对外地的成绩和经验，往往抱怀疑和否定态度，甚至存有嫉妒思想，更谈不到虚心学习，钻研创造。
他们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不承认实现的可能性；
在核定实产量的时候，也不承认既成的事实。
结果，丢了一部分粮食（不积极挖掘潜力），埋了一部分粮食（部分乡、社瞒产私分、压低实产）。
乐亭县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县土质条件较好，产量在历史上始终占全专区第1位，有中国的“乌克兰”之称。
但近几年来由于县委领导思想严重的右倾保守，生产发展很慢，甚至有倒退现象，去年他们竟甘心承认已经不是“乌克兰”了。
今年进入大秋的时候，照他们估计，全县平均亩产不超过三百四十斤；
地委三次扩大会议以后，县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结果粮食亩产由去年的三百三十二斤，一跃而达到四百零七斤，又恢复了“乌克兰”的名誉。
这倒不是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用精收细打的办法，使一亩地增加了几十斤粮食，而是因为思想上开了门，放出了很多粮食。
该县县委第2书记李健同志在11月召开的地委四级干部会上的检讨发言中说的对：
没有思想上的大跃进，就不可能有生产上的大跃进。
在领导方法上，遵化、抚宁、卢龙等县始终注意培养重点，树立旗帜，运用重点经验指导全面。
这三个县几年来培养了十一个重点社，除派县委委员或其它坚强干部长期驻社以外，县委书记经常深入重点，创造和总结经验。
由于加强了对重点的领导，不仅树立了旗帜，而且可以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丰富了领导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面工作。
遵化县经常组织到重点社去参观、“留学”、座谈的活动，仅今年就组织了九十四次，推广先进经验一百多项，这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抚宁推广了双岭乡青山口“等高撩壕”（挖堰）保持水土的经验，全县“等高撩壕”扩大到十八万亩，成为实现全县四百斤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有的县却没有很好的运用这一重要的领导方法。
丰润县深港红旗社，滦县三里庄刘守成社，玉田县边家铺马瑞明社，都是全专区最早的合作社，也是全专区知名的旗帜社，由于领导上没有认识到培养重点的重要意义，放弃领导，使这些社没有发挥重点作用，领导也就流于一般化，有时工作很吃力很被动。
现在各县都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在接受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1958年的农业增产计划。
综合各县计划，全专区保证平均亩产四百二十六斤，争取四百五十八斤，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对黄河以北地区的产量要求。

我国第1个八百斤专区
本报记者　黄向青
并不是风调雨顺
广东省汕头专区，早在1956年就成为全国第1个亩产八百斤粮食的专区。
全区十五个县两个市郊区五百六十四万亩粮食耕地，平均产量八百十一点六斤。
1955年这个专区的潮安、澄海、潮阳成了粮食千斤县。
1956年，又有揭阳、普宁、南澳三县和汕头、潮州两市郊区突破千斤水平。
这样，韩江下游约二百万亩耕地的潮汕平原，就成为一个亩产千斤的平原了。
现在全区晚稻仍未收刈完毕，但胜利消息已陆续传来。
各个千斤县已普遍达到高产地区首先要求稳定产量的目的，有些县在稳定中继续提高。
其中澄海县比1956年每亩增产二十四斤，比它成为“千斤县”的1955年提高二百四十八斤，以亩产一千二百五十七斤居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首位。
潮安县平均亩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三十三斤。
今年，其他产量较低的县也紧紧地追赶上来。
汕头专区为什么在粮食生产上取得这样优异的成就？
是否有得天独厚的特殊优越条件呢？
这几乎是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代表团都十分注意的问题。
我国中南部十二省水稻参观团的一位团员，曾在潮阳县南门乡进行过一次试验，他从一块亩产一千二百斤以上的田里抓了一把泥土，拿去用水冲洗，泥土冲净以后，手里留下了半把砂粒。
土质并不怎样好。
不但土质并不优良，其他自然条件也不算很好。
潮汕平原各县，高地怕旱，低地受涝，沿海沿江台风、咸潮、洪水为患，这里雨量虽多，但是却集中5至7月，其他季节常受旱灾。
最近几年来，也少有风调雨顺的年景，1953、1954两年秋天就有十级左右的猛台风。
以后连年都有灾害。
汕头专区就是在这灾害不断的年月里，在农业战线上取得了胜利。
紧紧抓住关键措施
汕头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很早就认识到：
“没有水利建设，就没有农业生产”。
1955年冬实现合作化，掀起了一个空前的水利建设运动，地委书记亲自到工地上去指挥、领导施工。
对于一些彻底消灭水旱灾害的联县联区的工程，也依靠群众出力，地方、农业社自筹款项，本着“能吃下的坚决吃下”的原则坚决去做。
如1956年间完成的引榕（江）灌溉工程，渠道延长达一百八十多公里，一举解决了普宁、潮阳两县四十五万亩的灌溉，消灭了海潮上涌的威胁。
全区五百三十一万亩水田，抗旱能力在六十天以上的有三百五十二万亩，约占66％；
全区九百十三公里防洪堤，都能保证普通洪水不溃决，四百公里长的海堤，也能抵御十级左右台风海潮的冲击。
总之，水利条件的根本改变，是汕头能成为“八百斤专区”的保证。
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第2个关键。
这个地区，特别是粮食高产的潮汕平原几县的农民，历史上一贯依赖化学肥料，很多地方的农民，从来就没有积肥的习惯。
如潮安、揭阳县，过去使用商品肥化学肥占了肥料总量的80％以上，许多耕地变成了
“日出如火石、雨来似膏药”的状态。
在目前无法大量供应化学肥料的情况下，积肥就成为解决肥料缺乏和改良土壤的重要方法。
几年来，在党提出的“靠山向山，靠海向海，平原向土”的号召下，采刈绿肥、挖海泥、塘泥、河泥和地下“海泥”，形成了热烈的运动。
为了挖肥泥，许多地方车干了小河，车干了几十年未干过的水塘，农民自豪地宣称：
“要挖到海龙王的屋角去”。
群众也不断找到了许多肥源，如韩江下游沿岸发现和开采隐藏地底下的“海泥”，这种“海泥”含有40％的半腐熟有机质，氮磷钾俱全，打破了“平原无肥可积”的说法。
合作化以后，真正实现了“五勤、六有”的积肥方法。
（“五勤”是勤拾、勤扫、勤采、勤挖、勤种；
“六有”是猪有圈、牛有栏、灰有屋、粪有池、人有厕所、鸡鸭有埘。）
许多地方的农民，连洗脚水、尿缸渍、烟囱灰等等一草一屑都收集起来沤肥。
汕头地区在改进耕作方法提高技术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全省农民所称赞的。
在广东，有人说潮汕地区农民耕田的细致“像绣花一样”。
过去这一带的最高产量是五百斤，这是全省最高的产量。
几年来的生产运动中，总结出的耕作方法就有：
精细整地、培育壮秧、适时插秧、查苗补缺、中耕除草、合理施肥、合理排灌等等。
其他地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优良谷种，也被引进和推广了。
如几年来全区已实现了两个“化”：
一是“小科密植化”，一是“早造谷种南特化（南特十六号稻种）”。
小科密植的田比老办法增产10％以上。
在各种耕作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早造采用南特十六号比一般种子多收一百零一斤。
最近又新引进了江南一二二四号种子，个别试验测定，比南特种每亩又可增产三十斤。
归根到底是一个“干”字
为什么汕头地区能依靠这些措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呢？
记者曾就这问题跟汕头地委第1书记罗天、副书记郑希和其他一些地委委员谈过，他们都说：
看来就是一个“干”字吧！
这个“干”字表现在：
党委一贯重视领导农业生产，一贯强调党委深入生产，亲自抓生产。
汕头地委无论什么时候，都强调各级党委以第1把手抓生产。
当其他任务繁重时，领导上就实行统一安排适当分工，从地委、县委到区委、乡村支部委员和积极分子，都始终分成两套人马，使两方面工作穿插进行，互相推动，一齐做好。
突击任务过去后，各级党委都保持70％的力量放在生产上。
由于党委亲自抓生产工作，决心大、站得高、看得全面，各项生产工作就比单靠一般业务部门去做收效大得多。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水利工作上面。
例如：
兴宁县的宁西排灌沟渠工程，需要越山过岭，穿过十二条河流，延长数十公里，使十二万亩田消除水旱灾害，连省水利厅个别负责人也认为困难重重，但在地委支持、县委亲自掌握指挥之下，集中了几十名干部到工地去领导，发动了五万多各乡村群众，在短短的二十天内就开挖成功了。
值得提起的是1955年05月战胜百年不遇的旱灾奇迹。
当时，延续九个月的大旱，使所有水利工程和抗旱办法都几乎等于“杯水车薪”。
地委马上召集有关五县的紧急会议，决定了不仅把韩江，而且把全区所有河流封锁起来。
十多天的奋斗，就使全区河流一滴水也流不进海，灌溉了龟裂的田土，挽救了垂死的稻禾。
增产措施普及得又广又快
几乎所有前来参观的各地代表都认为，汕头专区对于本地的或是外地的先进生产经验、生产技术，推广得很快和很普遍，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比如南特十六号是从江西省引进的，却先在这里普及了。
以小科密植为中心的一系列栽培技术，不是这里首先试验成功，而却又在这里先普遍推广起来。
能够这样，除了因为领导重视以外，还因为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上能做到有阵地有队伍。
几年来，每一个县、每一个区，都建立和培养了生产工作的重点乡、重点社，各县都努力经营示范农场。
这些，就成为研究推广耕作技术的前进阵地。
几年来，每年都利用农闲吸收各乡、社的积极分子和青年，集中施以短期训练，总结生产经验，传授一定的农业科学知识和新的技术，现在，全区已拥有这种农民技术员十三万名，每一个乡都建立了技术推广站，每一个社都建立了技术研究小组，这样就使全区拥有一个庞大的密布的技术推广网了。
每一项新的生产技术经验，都首先在重点乡、社、农场或农业模范的丰产田上进行慎重的试验和总结，确定了可在本区普遍推广或在某种条件下可推广的原则，这样推广起来，就不是一点一点地介绍，一小步一小步地推广，而是采取观摩、评比、座谈、训练等方式，有领导有组织地大规模地推广。
在合作化以后，推广先进经验的计划普遍地同农业社制订劳动定额的工作结合起来。
例如小科密植插秧，不合规格就算达不到劳动定额。
所以，就能很迅速普遍地推广开去并且有贯彻实施的保证。
这种做法，是既稳又快，不致陷于自流，又不致产生行政命令，可以说：
是一种大规模的工作方法。
向千斤专区前进
现在，汕头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新的决心是：
“向千斤专区前进”！
争取在1962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每亩平均一千斤，1967年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十七个县市在1967年都成为“千斤县”，潮安澄海两县还提出成为“双千斤县”。
新的战斗目标是经过全区各县干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批判“生产到顶”的右倾思想，认真摸清增产潜力的基础上订出来的。
他们认为：
全区增产潜力还很大。
比如各地各社产量很不平衡，光水稻一项，湖北平原不少农业社已超过亩产千斤，红光、红旗、云光三个社的丰产田超过了二千斤，但却还有许多地方尚未达到八百斤，有一部分低产田才二百至三百斤。
番薯产量高的每亩一千七百斤，低的只有三百斤。
仅仅使这些低产区、低产田向高产区、高产田看齐，就能使粮食产量大大增加。
另外，高产地区也还可以继续前进。
（附图表）
粮食亩产量达到四、五、八指标的县、市

第1个达到五百斤指标的黄县
本报记者　向村　肖彦
山东省黄县，1956年的粮食产量，平均每亩达到了五百九十九斤，远远超过了全省每亩平均产量二百六十三斤的水平，提前并超额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五百斤粮食产量指标，成为全省一百多县学习的丰产榜样。
黄县今年虽遭受了百年来未有的大旱，可是粮食年产量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丰收，平均每亩产量达五百斤以上（不包括大豆）。
全县三百四十七个农业社中，平均每亩产粮五百斤以上的有八十四个，六百斤以上的有四十二个，七百斤以上的十八个。
仲村乡大姚家农业社每亩产量高达九百三十斤。
黄县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山区、丘陵区约占40％，平原占60％（全省耕地面积山区、丘陵约占30％，平原约占70％），加上十年九旱和春旱秋涝、晚秋又旱的特点，原来的粮食生产水平不高。
1944年全县平均每亩产量只有二百二十斤。
由于人多地少，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六分地（全省每人平均二亩六分二）。
可是，合作化以后，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改变自然条件，使生产跃进了一大步。
抓紧兴修农田水利
黄县的领导机关，突出地抓紧了兴修农田水利这一增产关键，用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战胜干旱。
全县普遍打井，不管井深三丈、五丈，也要把地下水引上来。
在1944年以前，全县只有三万三千五百眼水井，水浇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8％。
可是在前冬去春的生产高潮中，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县即打新井一万三千多眼，新修了八十座塘坝和水库，使水浇地面积迅速增加到55％，使占全县播种面积最大的小麦和玉米，达到了水浇四次与三次。
今年水井已发展到近十万眼，全县平均七亩多地就有一眼井。
大力发展了农田水利，使黄县今年能在旱灾的严重威胁下，保持了较高的产量。
今年黄县的降雨量仅二百八十四公厘，比去年降雨量减少三分之二。
而且降雨既分散又不适时，最需要雨水的8、9月份，仅仅降雨五十五点三公厘。
有三十二万亩玉米，从播种到收获，就没有得过一次透雨，全凭七万多个辘轳、水车和其他提水工具，一亩一亩、一遍一遍地进行浇灌。
其中二十九万二千亩秋玉米浇了三遍水，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四百三十斤，估计比旱玉米平均每亩能增产近一倍半。
当种麦季节到来的时候，由于已有六、七十天久旱未雨，半数的水库、水井已枯竭，大小河流也都干了。
全县农民又不分昼夜地利用和挖掘一切水源，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突击抗旱种麦运动。
终于在旱灾严重威胁之下完成了四十六万亩小麦的播种任务。
大胆改革耕作制度
黄县大胆地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变二年三作三收为一年二作二收和一年三作三收，使土地的利用率空前提高了。
今年全县的复种指数达到169.9％，一亩地发挥了一亩七分地的作用。
去年全县有五十万零五千亩耕地实行了一年二作二收，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七百六十三斤，而二年三作三收的耕地，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三十二斤。
同样一亩地，产量相差二百三十一斤。
仲村乡大姚家社农业社，今年的复种指数达到了202.3％，全社除80％的耕地是二作二收，平均每亩产量达八百八十三斤外，其余的耕地实行了三作三收（拔了小麦种黍子，拔了黍子栽大白菜），平均每亩产粮食六百九十二斤，大白菜五千六百五十六斤。
黄县在耕作技术方面，还坚持了小麦和玉米的合理密植，并大力推广了最适于当地种植的黄县大粒半芒和碧玛四号等小麦良种及大马牙等玉米良种。
这些，都是获得高额丰产的有效措施。
今年的大旱，虽使黄县较去年少收了七千多万斤粮食，但是自然灾害并没有成为黄县生产前进的阻力，相反的，它却使全县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兴修农田水利的巨大作用，坚定了大兴水利的信心，同时也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努力解决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等问题。
他们已决定要争取生产的再一次大跃进，要把明年的每亩平均产量，增加到七百零七斤，比今年增产40％。
全县人民对实现这个雄伟的计划充满了信心，而且已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
全县四十六万亩小麦正在普遍浇灌第2遍水。
经过贯彻“五水三肥”的措施和加强麦田管理，全县要争取三十万亩小麦成为每亩产三百五十斤以上的丰产田。
经过今冬明春的生产高潮，到明年年底，全县将打新井一万五千眼，在山区修建中、小型水库、塘坝二百三十六座，修渠道五条，闸山沟八千个，使全县水浇地面积扩大到80％以上，达到全县基本上水利化。
针对过去养猪积肥不够发达的弱点，要大力开展养猪积肥事业，要求明年生猪达到十二万头，每亩施土肥量增加到四千八百斤。
此外，对继续改革耕作制度，改良耕作技术等方面，也制定了具体规划。
目前，一个规模壮阔、轰轰烈烈的冬季生产高潮，已在黄县全面展开。
他们今后十年内的奋斗目标，已经不是一般地超过平均亩产五百斤的水平，而是达到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粮食一千八百八十二斤的伟大计划。

储备采煤工作面　安排机械运输设备
开滦许多生产环节准备停当
本报讯
据唐山劳动日报报道：
开滦煤矿正在加紧进行明年的生产准备工作，保证在明年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煤炭。
目前，各矿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采煤工作面，完成掘进的获得煤量平均可供明年开采六个月以上。
在为明年生产作准备的掘进施工中，职工们除想尽办法提高掘进效率，减少无效进尺以外，特别注意提高掌子的工程质量，为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的方针创造有利条件。
唐家庄矿明年从薄煤层开采的煤占全矿总产量30％以上，职工们不但克服了在薄煤层掘进的困难，还把所有已经掘出的掌子都提前作好了放煤小井和通风顺槽，明年年初马上就可投入生产。
唐山矿扩大了部分通风巷道的面积，使井下的风量通畅，对明年安全生产将起很好的作用。
各个矿还对如何充分利用采煤机械和提高运输效率，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
唐家庄矿今年生产中电溜子利用率不高，现在接受这个教训，把掌子的顺槽完全作平作直，并且延长工作面，明年每部电溜子使用的长度可比今年提高十公尺到二十公尺。
林西矿调整了机械设备，抽出多余的电溜子和电缆安装到明年开采的掌子上，这些掌子准备妥当，随时都可投入生产。

利用太阳能的器械
据新华社上海24日电
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广场上22日展出了九种利用太阳能的器械。
这九种太阳能器械是由第1机械工业部设计六分局技术员陈达育负责设计，公私合营顺新机电厂加工制造的。
它们的特点是效果好、成本省。
如一只空气预热式干燥器，成本只要一百多元，效果比阳光下自然干燥要高四倍，并且比较卫生，最适宜于干燥糖果、葡萄干等用。
又如一套利用太阳能的热水淋浴设备，只要一千多元费用。
据设计这几种器械的陈达育介绍，我国地处北温带，有利用太阳能的良好条件。
现在虽是12月天气，但在上海还能利用太阳能来煮饭、烧水。
左图是太阳能淋浴间。
在这样大小的房间里，可产生八百公升热水，供三十人洗用一次。
右图是锅底式太阳能炊事器，可以用来烧饭。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附图片）

制定先进的指标
沈阳螺钉厂职工讨论明年第1季度计划
本报讯
据沈阳日报报道：
沈阳螺钉厂积极发动职工挖掘潜力，制订明年第1季度的生产计划。
这个厂在12月02日开始发动全厂职工讨论1958年第1季度国家计划草案。
经过初步讨论，计划草案的指标已经被突破。
职工讨论的生产总值指标比计划草案提高了1.1％，比今年第4季度预计完成数高4.5％；
商品总值比计划草案提高了2.9％；
全部产品产量，比计划草案提高了7.8％。
在讨论以前，工厂领导方面向职工交了底，指出了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并且说明增产必须同供应和销售结合起来，凡是有材料、有销路的就多生产，材料不足、销路不畅的产品就少生产或者不生产。
职工们都了解了努力的方向，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针对全厂存在的十九个技术和管理中的问题，提出了三十二项措施和十六项先进经验。
光制品车间切边组工人以革命精神修订了设备运用率，使设备运用率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6％；
他们还提出要延长模具的寿命，使每个模具可用来多生产一千个产品。
这样，全组可以提前四天完成明年第1季度的计划。
在材料供应、销售、工艺等方面，厂里也都进行了具体安排。
由于职工们研究了材料代用问题，钢材不足的困难克服了，基本上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
明年生产需要增添的新设备，也已经开始安装。

增产五千吨原油
据新华社克拉玛依24日电
克拉玛依矿务局到20日已经全面完成今年钻井、采油、试油等国家计划。
钻井工人在提前十八天完成计划后，决定到年底再超额钻井七千公尺；
采油工人在20日下午超额二百三十九吨完成全年计划后，决定到年底再增产五千吨原油。
职工们经过一年的勘探，在油田的东北和东南地区发现了新的含油地区。
并获得了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天津自行车厂实践的经验：
整改中抓紧解决关键问题是最重要的生产准备工作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报道：
天津自行车厂领导方面在一般整改有一定成绩以后，认真发动群众展开专题鸣放，把整改的矛头指向生产管理工作。
目前有关全厂关键的十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四个，为完成明年大量增产自行车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厂在11月份已经把职工提出的一万三千多条意见处理了65.5％。
12月初，这个厂发动群众围绕生产管理上的关键问题进行专题鸣放。
头两天，职工们就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批评生产管理中的混乱现象。
领导方面分析了群众的意见，确定全厂生产上要解决的两大关键：
一个是提高半成品质量，一个是调整生产车间的工作地。
这个厂的党、政、工、团领导干部和工程师等十几个人，分别深入车间帮助工作，车间领导也依靠老工人，发动全体职工研究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
这个厂的厂长参加二车间工人鸣放会时，老工人刘恩甫批评说：
“我们修具组修好模具，因为没有冲床来试验，造成了不少废品。
我们提了多少次意见，领导上也不给解决。”
厂长当场检讨了自己不重视群众意见的错误，并且决定调两台冲床给修具组。
这个组的地方很窄，安不下冲床，厂长又马上让车间办公室搬到另外的地方，扩大了修具组的地方。
工人们说：
“整改就顶事，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由于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及时解决问题，全厂职工热情高涨，整改工作进展很快。
这个厂的两大关键具体到各车间共是十大问题，目前有四个已经基本解决。
如三车间生产的自行车辐条上的螺丝母，因为报废率大，几年来完不成计划，三车间召开了专题整改会议，采纳了老工人陈桂山的建议，改进机器，使报废率大大减少，产量提高了近一倍，足够全厂装配自行车使用。
二车间冲模工段工人把积压的次品四吨多全部返修好了，还利用假日把一年多没有擦过的三十多台机器全部擦光。
加上领导方面加强了检验工作，实行了退修负责制度，12月份以来这个工段的退修率已经下降了3％以上。
这个厂的领导人员认为，当前解决生产管理问题的专题整改，对于完成明年繁重的生产任务具有重大作用，是最重要的生产准备工作，一定要继续做好这一工作。

当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在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1次社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
根据两年来的情况看起来，党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政策是正确的，是成功的。
首先，国家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的。
在实现全面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之后，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可以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不但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且影响到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等许多社会阶层。
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这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由于我们认真的贯彻了党中央和平改造的政策，进行了上述工作，在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方面没有发生障碍，在企业的设备方面没有受到破坏；
而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职工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新增的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产值增加42.4％，公私合营、合作化商业和私营商业1956年的零售总数比1955年增加15.2％。
其次，从阶级关系来看，在高潮中，资产阶级交出了生产资料，交出了经济阵地。
由于党和国家及时地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的情绪迅速地稳定下来。
因此，许多资方人员在安排工作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了作用。
同时，由于工作安排、理论教育、劳动竞赛，特别是整风运动的开展，使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改造为劳动者，得到了前提条件和良好的开端。
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
我国对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在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中，资产阶级居有重要的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虽然都是劳动者，但他们作为私有者的一面是通向这个阶级的。
因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个体劳动者领导权的斗争也贯穿了整个过渡时期。
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所作每一个斗争中，都包含着这种意义。
在改造高潮之后，由于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
这反映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农民和手工业者领导权的斗争上，也当然会更多地更突出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表现出来。
因此，在当前全民整风的运动中，工商界的整风和手工业者的整风，也有着息息相关的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资本主义经济在高潮以前和高潮以后的作用和地位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高潮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性一面。
因此，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它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高潮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性了，也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使历史倒退，所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在高潮以后已经变成反动的了。
那末，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根据整风以前一个时期的情况来说，资本主义反动立场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工商界中有些人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是好的，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夸大社会主义经济的缺点，尽量美化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有利润作动力，在生产经营上有灵活性，不像计划经济那样死板。
这种做法就是在口头上、在抽象方面拥护社会主义，而在事实上、在具体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
（2）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
特别对本厂本店工人的领导和监督，感觉到十分抵触。
（3）工商界中有些人留恋资本主义时期的独断独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反对集体领导；
认为集体领导就是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原因。
他们对于从本厂本店职工提拔的公方代表，更不服气。
他们说：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此，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4）工商界中，有人虽然在高潮时申请合营，但在实现合营以后，心中不服，因而要求退出公私合营，退不成就“假公济私”，“合公营私”，“贪污盗窃”，“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
这种走回头路的办法，是直接地在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
（5）工商界中有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故意混淆阶级界限，以达到抗拒思想改造的目的。
因为他们只要求鼓励，不要求批评，只愿听“财富”，不愿听改造。
（6）工商界中有人从贪得无餍的要求出发，歪曲赎买政策，说定息不是剥削，要求定息十年二十年，还要一次付清，既无剥削之名，又得到剥削之实，这是名利双收的办法。
（7）工商界中有人留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留恋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因此，说新社会很单调，“今不如昔”。
（8）工商界中有人恶毒地诬蔑攻击左派，打击进步骨干分子，破坏民建会、工商联的威信。
（9）工商界中有人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崇美、反苏，反对统购统销，反对五大运动，特别是“五反”运动。
（10）工商界中有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自由，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有的人甚至幻想变天，希望共产党垮台。
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反动性的这些表现，集中起来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这种立场，无疑是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对立的。
资本主义立场明显地是反动的，但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并且，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目前正处于激烈分化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看做一块铁板，一块石头，必须把阶级分析，同这个阶级内部的政治分野相结合来观察。
他们中的右派分子，集中地代表了这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并且坚持这种反动立场，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是没有积极性的一面；
只有反动的阴暗的消极的一面。
他们中的左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站住了社会主义立场，即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基本上没有消极性的一面，只有积极的一面了。
以上这两种人都只是少数，工商界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是中间分子。
他们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于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完全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我们在工商界全面开展了一个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包含着反右斗争和一般整风两个内容。
反右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而一般整风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目前这个运动已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
有些城市已开始转入一般整风运动。
经过斗争，右派分子已经基本上被斗臭、被孤立了；
中间分子开始在变化；
左派分子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
对于广大工商界来说，还需要在整风运动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解决立场问题。
正确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以后，由于小商品经济并未最后被消灭，而小商品经济是不断地、经常地、每日每时自发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去处理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
处理这种关系和与自发势力作斗争，既是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也是经济战线的斗争。
进行这种斗争，将仍然是我国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忽视的问题。
1956年下半年以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各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度曾经形成了一小股资本主义的逆流。
这种自发势力，集中地表现为自发工业户和无证商贩的迅速增加。
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沈阳、西安、济南、青岛、成都、哈尔滨、贵阳、无锡、苏州、郑州等十六个大中城市的不完整统计，自发工业户已发展到五万七千多户，近十二万人，在这部分自发工业户中，有25％左右是高潮前遗留下来的，75％左右都是新发展的。
这十六个城市的无证商贩也达十五万八千多人，大部分也是在高潮以后，特别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自发户中，一部分已经从个体经济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像上海市，自发工业户中，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约占17％，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无锡等地，也占到3％到12.5％。
在小商贩中，由个体变为资本主义的情况，一般说，没有工业户严重。
但是，这种倾向也是不可忽视的，有些小商贩也已经变成了大商贩。
哈尔滨市有一个无证商贩赵子礼，已经有五万元资金，雇用了二十多人，还设立了五个秘密仓库，从事非法活动；
甘肃省礼县的女行商杨秀英，资金从三百元发展到了几万元，在西北各省及重庆、天津、成都、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中，都设有据点，配备了助手，在行商中被称为“游击司令”（有关地区，对上述二人已作了处理）。
在这个时期中，行商、中间人（居间人）也有所发展。
投机违法活动也增加了。
在自发户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这就是：
一些农业社和农民不搞农业生产而从事商业活动；
一些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甚至一些职工和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社员，为了牟取厚利，获得高额薪金，竟要求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组），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有的人已经公然退出，或者被挖走，进行无证工商户的活动，有的是“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
有的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从事资本主义的经营。
尤其是，有一些私方人员和合作社社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下，散布着破坏合营企业、合作社巩固的反动言论，说什么：
“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颂扬单干的“好处”是：
“不学习、不拿税、挣钱多、不吃累、自由自在不开会”，因此，要求“开笼、放鸟”。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各地党政领导的注意，各地已经结合全民整风，加强了市场管理，对自发户进行了清理整顿工作，并且已经初步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了限制、打击。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虽然受到了限制、打击，但自发势力的滋长并没有完全停止。
以广州为例，该市自今年06月份对自发工业户进行清理整顿以后，到9月份，又增加了二千一百八十四户；
无锡市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自发工业户，今年二季度还只有八十五户，到三季度，已经发展为一百四十七户。
这就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我们的斗争，是十分顽强的，忽视这种顽强性，我们就会犯错误。
为了正确地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
我们必须对它们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要认识小商品生产的二面性，又要认识它们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小商品经济的存在，既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的一面。
小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主要由于它们在生产经营上具有机动、灵活、方便、多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适应性强的特点。
它们一般能根据市场对小商品的需要的变化，改变生产和经营的品种，“要啥有啥”；
在修理服务行业上，可以翻新补旧，“随来随修”，“随叫随到”；
在使用原料上，可以利用废品、小料。
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此外，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对于适当地解决一部分城市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主要由于小商品经济的私人性质，它在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投机性和它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一些小生产者抢购原材料，套购一、二类物资，抬价暴利，粗制滥造，欺骗作假等行为，不仅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要求发生矛盾，也严重地影响着市场秩序的稳定，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特别是有些小生产者挖雇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和农业人口，引诱他们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合公营私”，盗窃国家财产，千方百计地进行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违法活动。
所有这些，就不能不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巩固。
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否认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如果片面地强调其积极作用，或者强调它的消极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当然，小商品经济的这种二面性，具体地反映在每一户上面，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户积极作用大一些；
有的户消极作用大一些。
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也是有所不同的。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分析，防止片面性。
我们在明确了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之后，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小商品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的长期性。
大家都很清楚，我国是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但是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而人民的需要却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也只能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现代工农业生产，从根本方面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满足人民对所有小商品和零星修理服务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也不可能把全部小商品生产和流通都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在国家的领导下，从事生产和贩运，来弥补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
同时，还应该看到，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把社会就业问题，完全包下来，因此，有些人就会从事一些小商品的生产和贩运，作为谋生之道。
这些情况，说明小商品经济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根本上改变了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是三大改造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则是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
我国原来就是一个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社会，这种习惯势力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有着深厚的影响，要求在短期内消灭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是有困难的；
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已经改变，但是，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还没有彻底改变。
这些，都是小商品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发展和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社会根源。
我们分析自发势力的发展情况，肯定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及其存在的长期性，决不是为了要鼓励自发势力的发展，或者要我们放任自流、放弃斗争，而是为了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
需要克服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已经不足为害的错误看法，同时，也要克服那种企图在朝夕之间，把小商品生产完全堵死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对工商界一般整风的要求
工商界一般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占工商界人数85％的中间分子，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未改变。
对他们通过整风，就是要他们克服自己在社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间的动摇性，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工商界一般整风，应当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风细雨，逐步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然，左派分子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改进工作作风，也应该在整风中求得进步。
至于小型工商业者，一般说，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中有的人有一些轻微的剥削，并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
他们在经济地位和劳动条件上，既和职工有所不同，又同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区别，因此，对于小型工商业者的整风的方针，必须以教育为主。
通过教育，改变他们原有的政治立场，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端正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具体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还应该适应小型工商业者的特点，要做到整风和业务两不误。
同时，应该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对小型工商业者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对于无证工商户的态度，根据它的二面性和长期性，我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及“禁止地下工厂”，“地下的应该变为地上”的方针。
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也要做好教育和辅导工作。
既要充分利用它们的积极作用，又必须同它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投机违法活动等消极破坏行为作斗争，使小商品经济置于国家的领导、监督和管理之下，真正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并逐步地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为了这个目的，现在一些地方对它们进行审查、清理。
经过审查清理，保留一部分、淘汰一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办法是必要的。
在允许存在的一部分工商户中，对其中少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应该加强监督，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户，应该做好教育与管理工作，严格限制其向资本主义发展，根据条件，逐步把它们纳入合作化的轨道。
现在，提出如下几个问题，请手工业合作社的同志们加以注意：
（一）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全国约有一万五千多个私营工业企业走合作化的道路。
因此在手工业合作社中，有一部分小业主和资本家。
在目前情况下，在合作社中进行划阶级，区别他们的阶级成分，是不适当的。
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有可能把资本主义影响直接地带到合作社来。
我们希望合作社的同志们，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特别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判。
对他们中间少数带头闹退社，使合作社的巩固遭到影响的分子，和放弃合作社工作，热中跑自由市场，搞“地下工厂”的分子，则应对他们进行斗争，并给以必要的处分。
（二）由于广大社员思想意识中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由于资产阶级还将存在一个时期，由于个体手工业户也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手工业合作社内部走回头路的倾向，也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两次运动所能完全清除掉的。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
要求我们从市场管理和行政管理方面，加强对个体手工业的教育。
在这里，我们希望手工业部门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特别是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教育，把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地坚持下去。
（三）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是国家同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经济力量之一。
因此，我们希望手工业合作社，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产品价格、改善服务态度、便利居民需要，克服旧的经营管理作风上的弱点。
这样一来，它就会在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方面，成为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同时，因为它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能够从经济上堵塞漏洞，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受到限制。
（四）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也是国家改造个体经济的一种重要物质基础。
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
我们希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改善经营管理，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以社会主义经济显著的优越性，不断吸引个体手工业户更快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其次，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户在原料收购与产品销售上，与自由市场均有一定的连系，手工业合作社与个体工业户在业务经营上互相之间也有一定的往来，因此，我们希望手工业合作社成为遵守国家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法令的楷模，带动个体手工业户遵守国家法令，同时协助政府对它们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

当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国务院第8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在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1次社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
根据两年来的情况看起来，党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政策是正确的，是成功的。
首先，国家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的。
在实现全面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之后，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可以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不但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且影响到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等许多社会阶层。
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这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由于我们认真的贯彻了党中央和平改造的政策，进行了上述工作，在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方面没有发生障碍，在企业的设备方面没有受到破坏；
而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职工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新增的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产值增加42.4％，公私合营、合作化商业和私营商业1956年的零售总数比1955年增加15.2％。
其次，从阶级关系来看，在高潮中，资产阶级交出了生产资料，交出了经济阵地。
由于党和国家及时地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的团结教育工作，使他们的情绪迅速地稳定下来。
因此，许多资方人员在安排工作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了作用。
同时，由于工作安排、理论教育、劳动竞赛，特别是整风运动的开展，使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改造为劳动者，得到了前提条件和良好的开端。
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
我国对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在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中，资产阶级居有重要的地位。
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虽然都是劳动者，但他们作为私有者的一面是通向这个阶级的。
因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个体劳动者领导权的斗争也贯穿了整个过渡时期。
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所作每一个斗争中，都包含着这种意义。
在改造高潮之后，由于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
这反映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农民和手工业者领导权的斗争上，也当然会更多地更突出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表现出来。
因此，在当前全民整风的运动中，工商界的整风和手工业者的整风，也有着息息相关的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资本主义经济在高潮以前和高潮以后的作用和地位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高潮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消极性一面。
因此，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它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逐步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高潮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具有积极性了，也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使历史倒退，所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在高潮以后已经变成反动的了。
那末，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根据整风以前一个时期的情况来说，资本主义反动立场的表现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工商界中有些人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是好的，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夸大社会主义经济的缺点，尽量美化资本主义经济。
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有利润作动力，在生产经营上有灵活性，不像计划经济那样死板。
这种做法就是在口头上、在抽象方面拥护社会主义，而在事实上、在具体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
（2）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认为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
特别对本厂本店工人的领导和监督，感觉到十分抵触。
（3）工商界中有些人留恋资本主义时期的独断独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反对集体领导；
认为集体领导就是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原因。
他们对于从本厂本店职工提拔的公方代表，更不服气。
他们说：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此，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4）工商界中，有人虽然在高潮时申请合营，但在实现合营以后，心中不服，因而要求退出公私合营，退不成就“假公济私”，“合公营私”，“贪污盗窃”，“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
这种走回头路的办法，是直接地在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
（5）工商界中有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故意混淆阶级界限，以达到抗拒思想改造的目的。
因为他们只要求鼓励，不要求批评，只愿听“财富”，不愿听改造。
（6）工商界中有人从贪得无餍的要求出发，歪曲赎买政策，说定息不是剥削，要求定息十年二十年，还要一次付清，既无剥削之名，又得到剥削之实，这是名利双收的办法。
（7）工商界中有人留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留恋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因此，说新社会很单调，“今不如昔”。
（8）工商界中有人恶毒地诬蔑攻击左派，打击进步骨干分子，破坏民建会、工商联的威信。
（9）工商界中有人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崇美、反苏，反对统购统销，反对五大运动，特别是“五反”运动。
（10）工商界中有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民主自由，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有的人甚至幻想变天，希望共产党垮台。
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反动性的这些表现，集中起来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这种立场，无疑是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对立的。
资本主义立场明显地是反动的，但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并且，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目前正处于激烈分化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看做一块铁板，一块石头，必须把阶级分析，同这个阶级内部的政治分野相结合来观察。
他们中的右派分子，集中地代表了这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并且坚持这种反动立场，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是没有积极性的一面；
只有反动的阴暗的消极的一面。
他们中的左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站住了社会主义立场，即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基本上没有消极性的一面，只有积极的一面了。
以上这两种人都只是少数，工商界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是中间分子。
他们的特点是在政治立场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两面性，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于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完全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我们在工商界全面开展了一个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包含着反右斗争和一般整风两个内容。
反右斗争是解决敌我矛盾，而一般整风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目前这个运动已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
有些城市已开始转入一般整风运动。
经过斗争，右派分子已经基本上被斗臭、被孤立了；
中间分子开始在变化；
左派分子在运动中受到锻炼，得到提高。
对于广大工商界来说，还需要在整风运动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解决立场问题。
正确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以后，由于小商品经济并未最后被消灭，而小商品经济是不断地、经常地、每日每时自发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去处理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
处理这种关系和与自发势力作斗争，既是政治、思想战线的斗争，也是经济战线的斗争。
进行这种斗争，将仍然是我国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忽视的问题。
1956年下半年以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各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度曾经形成了一小股资本主义的逆流。
这种自发势力，集中地表现为自发工业户和无证商贩的迅速增加。
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沈阳、西安、济南、青岛、成都、哈尔滨、贵阳、无锡、苏州、郑州等十六个大中城市的不完整统计，自发工业户已发展到五万七千多户，近十二万人，在这部分自发工业户中，有25％左右是高潮前遗留下来的，75％左右都是新发展的。
这十六个城市的无证商贩也达十五万八千多人，大部分也是在高潮以后，特别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自发户中，一部分已经从个体经济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像上海市，自发工业户中，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约占17％，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无锡等地，也占到3％到12.5％。
在小商贩中，由个体变为资本主义的情况，一般说，没有工业户严重。
但是，这种倾向也是不可忽视的，有些小商贩也已经变成了大商贩。
哈尔滨市有一个无证商贩赵子礼，已经有五万元资金，雇用了二十多人，还设立了五个秘密仓库，从事非法活动；
甘肃省礼县的女行商杨秀英，资金从三百元发展到了几万元，在西北各省及重庆、天津、成都、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中，都设有据点，配备了助手，在行商中被称为“游击司令”（有关地区，对上述二人已作了处理）。
在这个时期中，行商、中间人（居间人）也有所发展。
投机违法活动也增加了。
在自发户的发展中，还有一个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这就是：
一些农业社和农民不搞农业生产而从事商业活动；
一些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甚至一些职工和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社员，为了牟取厚利，获得高额薪金，竟要求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组），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有的人已经公然退出，或者被挖走，进行无证工商户的活动，有的是“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
有的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从事资本主义的经营。
尤其是，有一些私方人员和合作社社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下，散布着破坏合营企业、合作社巩固的反动言论，说什么：
“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单干不如黑户”，颂扬单干的“好处”是：
“不学习、不拿税、挣钱多、不吃累、自由自在不开会”，因此，要求“开笼、放鸟”。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各地党政领导的注意，各地已经结合全民整风，加强了市场管理，对自发户进行了清理整顿工作，并且已经初步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受到了限制、打击。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虽然受到了限制、打击，但自发势力的滋长并没有完全停止。
以广州为例，该市自今年06月份对自发工业户进行清理整顿以后，到9月份，又增加了二千一百八十四户；
无锡市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自发工业户，今年二季度还只有八十五户，到三季度，已经发展为一百四十七户。
这就说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我们的斗争，是十分顽强的，忽视这种顽强性，我们就会犯错误。
为了正确地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
我们必须对它们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既要认识小商品生产的二面性，又要认识它们存在的长期性和必然性。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小商品经济的存在，既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的一面。
小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主要由于它们在生产经营上具有机动、灵活、方便、多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适应性强的特点。
它们一般能根据市场对小商品的需要的变化，改变生产和经营的品种，“要啥有啥”；
在修理服务行业上，可以翻新补旧，“随来随修”，“随叫随到”；
在使用原料上，可以利用废品、小料。
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此外，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对于适当地解决一部分城市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小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消极作用，主要由于小商品经济的私人性质，它在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投机性和它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一些小生产者抢购原材料，套购一、二类物资，抬价暴利，粗制滥造，欺骗作假等行为，不仅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要求发生矛盾，也严重地影响着市场秩序的稳定，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特别是有些小生产者挖雇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和农业人口，引诱他们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合公营私”，盗窃国家财产，千方百计地进行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违法活动。
所有这些，就不能不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巩固。
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否认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如果片面地强调其积极作用，或者强调它的消极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当然，小商品经济的这种二面性，具体地反映在每一户上面，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户积极作用大一些；
有的户消极作用大一些。
同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也是有所不同的。
总之，我们必须全面分析，防止片面性。
我们在明确了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之后，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小商品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的长期性。
大家都很清楚，我国是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但是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而人民的需要却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也只能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现代工农业生产，从根本方面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满足人民对所有小商品和零星修理服务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也不可能把全部小商品生产和流通都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在国家的领导下，从事生产和贩运，来弥补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
同时，还应该看到，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把社会就业问题，完全包下来，因此，有些人就会从事一些小商品的生产和贩运，作为谋生之道。
这些情况，说明小商品经济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根本上改变了基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是三大改造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小商品经济，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则是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
我国原来就是一个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社会，这种习惯势力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有着深厚的影响，要求在短期内消灭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是有困难的；
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已经改变，但是，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还没有彻底改变。
这些，都是小商品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发展和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社会根源。
我们分析自发势力的发展情况，肯定小商品经济的二面性及其存在的长期性，决不是为了要鼓励自发势力的发展，或者要我们放任自流、放弃斗争，而是为了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到处理国家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
需要克服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已经不足为害的错误看法，同时，也要克服那种企图在朝夕之间，把小商品生产完全堵死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对工商界一般整风的要求
工商界一般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占工商界人数85％的中间分子，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未改变。
对他们通过整风，就是要他们克服自己在社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间的动摇性，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此，工商界一般整风，应当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风细雨，逐步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然，左派分子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改进工作作风，也应该在整风中求得进步。
至于小型工商业者，一般说，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中有的人有一些轻微的剥削，并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
他们在经济地位和劳动条件上，既和职工有所不同，又同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区别，因此，对于小型工商业者的整风的方针，必须以教育为主。
通过教育，改变他们原有的政治立场，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端正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具体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还应该适应小型工商业者的特点，要做到整风和业务两不误。
同时，应该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对小型工商业者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对于无证工商户的态度，根据它的二面性和长期性，我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及“禁止地下工厂”，“地下的应该变为地上”的方针。
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也要做好教育和辅导工作。
既要充分利用它们的积极作用，又必须同它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投机违法活动等消极破坏行为作斗争，使小商品经济置于国家的领导、监督和管理之下，真正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并逐步地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为了这个目的，现在一些地方对它们进行审查、清理。
经过审查清理，保留一部分、淘汰一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办法是必要的。
在允许存在的一部分工商户中，对其中少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应该加强监督，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户，应该做好教育与管理工作，严格限制其向资本主义发展，根据条件，逐步把它们纳入合作化的轨道。
现在，提出如下几个问题，请手工业合作社的同志们加以注意：
（一）1957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全国约有一万五千多个私营工业企业走合作化的道路。
因此在手工业合作社中，有一部分小业主和资本家。
在目前情况下，在合作社中进行划阶级，区别他们的阶级成分，是不适当的。
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有可能把资本主义影响直接地带到合作社来。
我们希望合作社的同志们，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特别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判。
对他们中间少数带头闹退社，使合作社的巩固遭到影响的分子，和放弃合作社工作，热中跑自由市场，搞“地下工厂”的分子，则应对他们进行斗争，并给以必要的处分。
（二）由于广大社员思想意识中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由于资产阶级还将存在一个时期，由于个体手工业户也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手工业合作社内部走回头路的倾向，也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两次运动所能完全清除掉的。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继续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
要求我们从市场管理和行政管理方面，加强对个体手工业的教育。
在这里，我们希望手工业部门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对社员特别是小业主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教育，把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地坚持下去。
（三）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是国家同社会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经济力量之一。
因此，我们希望手工业合作社，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稳定产品价格、改善服务态度、便利居民需要，克服旧的经营管理作风上的弱点。
这样一来，它就会在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方面，成为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同时，因为它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能够从经济上堵塞漏洞，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受到限制。
（四）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也是国家改造个体经济的一种重要物质基础。
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还担负有协助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个体手工业户的任务。
我们希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要改善经营管理，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以社会主义经济显著的优越性，不断吸引个体手工业户更快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其次，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户在原料收购与产品销售上，与自由市场均有一定的连系，手工业合作社与个体工业户在业务经营上互相之间也有一定的往来，因此，我们希望手工业合作社成为遵守国家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法令的楷模，带动个体手工业户遵守国家法令，同时协助政府对它们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

把企业整改的矛头指向生产关键
吴滤
天津自行车厂把整改的矛头转向生产管理，关系全厂生产关键的十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四个，为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完成明年大量增产自行车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一则读后很有启发的新闻报道。
企业整改，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领导干部的作风；
二是职工的生活福利；
三是企业的生产管理。
在这次整改中，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一定要解决。
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能解决的也一定要解决；
不能解决的、过高的要求，也应该通过辩论求得解决。
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并且需要企业的领导干部继续做很多工作的。
但企业整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因此解决生产管理上的问题就成为企业整改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生产管理上的问题，有些是局部性质的，一个车间或一个科室就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有些则是对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具有决定意义的、全厂性的关键问题。
这些全厂性的关键问题，即或不能在一次整改中全部解决，至少应该解决一些主要问题，才能使整改获得应有的成效，使我们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一步，在第2个五年计划，取得更大的生产上的成就。
目前，企业的一般整改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企业都可以报出数字：
群众的意见已有百分之几十解决了。
但是，是不是解决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了呢？
都未必尽然。
当然，整改的规律总是先易后难，“先捡芝麻，后抱西瓜”，我们不应苛责。
但是，在进行一般整改的同时，有意识地做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把整改的矛头转向生产关键，都是使整改深入一步的关键，也是检验每一个企业整改工作是否作得比较彻底的一个重要标志。
整改中生产关键问题啃不动，也不都是决心问题；
还有方法问题。
天津自行车厂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还是走群众路线，领导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展开专题鸣放。
企业的一般整改告一段落之后，就可以把矛头转向生产关键，发动群众专题鸣放，深入整改，掀起生产新高潮。
而这，是需要领导干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的。

鞍钢第2中板厂开始热试轧
新华社鞍山24日电
我国独立建设的第1座轧钢厂——鞍钢第2中板轧制厂已经建成，开始热试轧，23日下午轧制出一批十六公厘厚的钢板。
这个中板轧制厂施工建设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主要生产过程是自动化的。
第2中板轧制厂专门生产六公厘到四十公厘厚度的优质钢板，供应我国汽车制造厂、锅炉制造厂、造船厂和桥梁厂等需要。

人民子弟兵一切为人民
舟山驻军冒大风暴抢救渔民
一千二百多渔民脱险并得到亲切关怀
新华社舟山2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舟山地区的海、陆军部队奋勇抢救遭受强大风暴袭击的渔民，使九百多落水渔民和三百多乘着被风暴打坏的木船随风漂流的渔民安全脱离了险境。
本月12日下午，由于黄海上空低气压的加强，正在舟山渔场生产的六万多渔民突然遭到八至九级大风的袭击，而且有时风力强达十二级。
海上渔民的生命和船只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这时，驻舟山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立即紧急动员起来，协助当地党政机关全力投入抢救工作。
海军的十多艘舰艇在台风一侵入舟山渔场的时候，就立即起锚离港，冒着狂风巨浪，开赴现场进行抢救。
在抢救中，官兵们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救起了一千二百多名落水和陷入险境的渔民，并且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落水的渔民穿。
驻舟山地区的陆军部队当天就派出了医疗队，前往渔场为受伤渔民治疗。
军官们还热情地捐出现金四千三百多元，救济受灾渔民。
嵊山守备部队也腾出房子让受灾渔民居住。
驻舟山和上海的陆、海军部队，还给受灾的渔民送来一千多件棉衣、一百多条棉被、三百斤面包和许多救生衣、救生袋等物资。
为了表彰和感谢人民解放军驻舟山陆、海军部队奋勇抢救遭灾渔民的英勇行为，浙江省党政机关22日派出了慰问团，到海军舰艇部队进行慰问。
舟山渔场指挥部也代表来自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四省的六万多渔民，赠送锦旗给参加抢险救生的海军舰艇部队。
舟山渔场的渔民们在党政机关和驻军的帮助和关怀下，在风暴中避免了严重的损失，战胜了强大风灾之后，已经迅速组织起来，重整旗鼓投入生产。
他们准备生产一百七十万担鱼，来弥补受灾损失。

吴觉迎等访问蒙古后回到我国参观包钢
据新华社24日讯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率领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后，今天下午乘专机由乌兰巴托到达包头，参观了正在建设的我国钢铁基地之一的包钢。
蒙古部长会议曾于23日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了缅甸政府代表团。
吴觉迎副总理和夫人以及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团员在今天傍晚前往参观了包钢厂区建筑工地。
贵宾们乘汽车通过了楼房林立的包钢职工生活区来到包钢厂址。
吴觉迎副总理等在将近完工的金属结构厂前下车，参观了工人们安装厂内的吊车。
吴觉迎副总理还向陪同参观的包钢总经理杨维询问了包钢的规模和建成时间等问题。
考察团团员、炼钢厂主席吴昂钦询问了一些技术问题。
参观后，包头市市长李质举行便宴，招待贵宾们。

周总理在上海
同各界妇女座谈家务劳动
向人民解放军军官讲话
接见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周恩来总理今天到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和上海各界妇女一百多人举行座谈。
周总理向出席的女工，农民，烈、军属，机关工作者，文化教育、医药科学、保育、宗教工作者，妇女工作者，工商业者，里弄工作积极分子，归国华侨和少数民族以及职工和军官的家属，工商界家属等了解她们的工作和治理家庭的情况。
周总理说，母性是伟大的，中国的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负有更重大的责任。
你们要工作，要治理家庭，要抚养和教育子女。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家庭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治理得好不好，会影响到各个方面。
现在是男女平等，但是也有分工。
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治理家庭的妇女不要以为丈夫工作，自己没有地位。
参加工作的妇女也要重视家务劳动，把家庭管好。
周总理勉励大家勤俭持家，把勤俭持家的精神通过她们的丈夫和父兄子女，联系和贯彻到勤俭建国、勤俭治军、勤俭办社、勤俭办企业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各个方面去，并且在整风运动中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与干部下放实行劳动锻炼和青年学生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生产结合起来，以培养社会新的风气。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海军中将、中共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郭建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任、副主任等都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周恩来总理今天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陆海空军军官一千多人讲了话。
周总理指出大家要提高政治和军事素养，加强学习，巩固国防。
他勉励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军政团结一致，官兵团结一致，军民团结一致，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努力。
周总理还和军官们合影留念。
新华社上海24日电
周恩来总理今天在上海接见了十五位上海的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健将，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被接见的有沈体兰、杜前、吴蕴瑞、张振亚、郭坤和、金兆均、冯公智、杨明、谢侠逊、吴之仁、刘荷生、邓效良、高树贵、宋保生、龚文珍。
周总理接见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刘季平，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等都在座。

在彭德怀元帅陪同下
捷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捷友好社
新华社24日讯
以洛姆斯基上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24日下午在彭德怀元帅、萧华上将和萧向荣中将陪同下，参观访问了北京郊区的中捷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下午两点二十分，军事代表团到达农业社的芦井村，二百多男女社员拿着彩旗，打鼓敲锣地欢迎贵宾。
当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走进社干部的办公大院时，社员们一齐涌进院子，向他们欢呼、鼓掌，并恳切地要求洛姆斯基上将给他们讲话。
洛姆斯基上将站在人群中向社员讲话说，我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到处遇到好朋友。
当我们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访问回到北京以后，不能不到你们这里来，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人民、以及同你们建立了友谊的维纳尔日采村的问好带给你们。
今天我们和彭德怀部长、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一起来跟你们谈谈天，谈谈你们取得的成就，谈谈牢不可破的中捷友谊。
社员们热烈鼓掌欢迎了洛姆斯基上将的讲话。
接着有几位女社员请求彭德怀元帅也给他们讲几句话，彭德怀元帅笑着答应了这个请求，也向社员讲了话。
在临时的客厅里，社员们端出了一盘盘的油炒花生米和糖煎白薯片款待客人。
社主任郭荣向代表团介绍了农业社的情况后说，我们的这些成就，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帮助下取得的。
洛姆斯基上将对社内的一切都异常感兴趣，十分关怀地提出了许多问题。
最后他说，你们的建设计划完成得很好，我们回去后，一定把这一切告诉给我们国内的同志和维纳尔日采村的社员们。
洛姆斯基上将给农业社赠送了礼品，农业社社员以一百斤自己生产的花生作礼物赠给了代表团。
然后，军事代表团和农业社的社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接着由社员们带领，军事代表团参观了社的供销合作社、水渠、“中捷友谊展览室”以及诊疗所，还访问了社主任郭荣的家和贫农李永禄。
洛姆斯基上将在参观“中捷友谊展览室”时，为农业社题了字。
四点四十分，代表团向社员告别。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越供销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2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接见了以阮安为首的越南供销合作社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邓辰西、陈一帆。
接见时，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康也在座。

民盟中央再斗罗隆基
“秀才造反”的阴谋越揭越臭　知识分子得到的教训越来越多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从21日到23日连续召开了三次盟员大会，驳斥罗隆基和批判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
民盟主席沈钧儒和民盟中央的其他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
在这三次大会上，有一百多人发了言。
人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罗隆基和章罗联盟的重要反动论点，一个一个地进行了深刻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罗隆基妄图利用知识分子搞起所谓“秀才造反”的阴谋，激起了与会者的最大义愤。
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发言中揭下了罗隆基以“大知识分子的代表”自居的画皮，一致指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败类。
千家驹、华罗庚、孙承谔、金岳霖、张国藩、闻家驷在联合发言中指出，罗隆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谬论，是他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
党要我们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罗隆基却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新中国。
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在知识分子中究竟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他们说：
罗隆基选择知识分子作为他向党进攻的资本，这是有他的打算的。
第1，在三大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交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还有本钱，他们的本钱就是知识，同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缺少不了知识分子的。
于是在罗隆基心目中，这是一笔他可以拿来同工人阶级较量一番最可靠的资本。
其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有两面性的，他们积极的一面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我们国家的日趋强大表示拥护与满意；
消极一面是留恋资本主义，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新社会格格不相入。
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少的距离。
而这消极的一面，正是罗隆基所视为旧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利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本钱。
第3，中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还相当薄弱，我国建国才八年，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处在中间状态，立场未经过根本的改造，新的工农知识分子队伍还没有成长起来。
这就使得罗隆基发生幻想，认为在知识分子上是党最薄弱的一环，利用这来向党进攻是可以突破一点，战胜全局的。
但是罗隆基的算盘打错了。
“绝无野心”的罗隆基想当王莽妄图利用时机篡夺人民天下
朱光潜在发言中指出，罗隆基妄图利用知识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可以分为三大步骤。
第1步是招兵买马。
他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摆出一副狐狸面孔，向知识分子讨好，说党是不信任你们的，要侮辱你们的，我替你们叫苦申冤，我让你们“抬头出气”。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罗隆基也许给他一份江山。
第2步是秀才造反。
罗隆基早就向浦熙修说得很清楚，“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王莽取得帝王，并未费一兵一卒。
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原来这位自称“绝无什么野心”的罗隆基还想在“乱者一呼，天下四应”的时候当王莽。
王莽干的是篡位，罗隆基也就想篡共产党的位。
罗隆基等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引狼入室，投靠他们的美国主子。
他们是以兴奋的心情迎接匈牙利事件的。
在罗隆基那批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的估计是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局势在中国已经到来了，所以他们就乘机而起，到处放火，企图制造匈牙利事件，从而请美帝国主义插足干涉。
梁思成、叶和才、刘崇乐、李酉山、陆士嘉、陈宗器、陈鼎文、张维、童第周以“应当谁领导谁？”
为题联合发言。
他们指出，罗隆基放出来的毒素中最恶毒的一枝箭就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
这句话是罗隆基的政治路线的结晶。
这种狂妄叫嚣的实质，就是要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
他们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共产党是最大的内行。
解放八年来，我们在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罗隆基也是“良心上不能不承认”的。
但是我们要问罗隆基，这些成就是在谁的领导下取得的？
难道是在“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取得的吗？
不是。
这些辉煌成就是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冯友兰在会上说，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认为现在是“党天下”，他鼓动知识分子向党说：
你要保持你的“党天下”，你就得买我知识分子的“才艺”，你就得“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我有“反”你也不能“肃”，我有落后思想，你也不能改造，我是“士可杀不可辱”。
罗隆基就是用这种方法鼓动落后的知识分子，迷惑中间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跟着章罗联盟走，与党对抗。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被雇用的阶层。
今天，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工人农民服务，完全是为自己办事，并不是替别人办事；
他们是主人，不是奴才，用不着讨价还价，无所谓“食王的爵禄报王的恩”，也无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真不受“辱”，才真享受到尊严。
充当反革命分子的“万家生佛”公然进行破坏宪法的罪恶勾当
会上，许多人还严历地驳斥了罗隆基在肃反、国家根本制度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和阴谋，彻底揭露了章罗联盟利用民盟所进行的非法组织活动。
龚祥瑞、王子泉、周新民、周叔迦、林仲易、陈重、芮沐、曹杰、黄艮庸的联合发言，在肃反问题上严厉地驳斥了罗隆基的各种反共谬论，揭穿了他的阴谋活动。
他们指出，人民和罗隆基等一切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人民主张必须把一切反革命分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以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却还是让他们“起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让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卷土重来。
正因为如此，在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才以右派主帅的身份，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公开向反动分子发出一个“有什么委曲都来申诉”的反革命复辟的号召，妄图推翻过去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原案，而颠复人民民主专政。
罗隆基在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一百七十多封信拥护他的“平反”主张，每封信里都充满了反革命造谣、诽谤和一片狂吠声。
有的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变，而且变得有些想像不到的地步”。
有的说“罗隆基先生的谈话和建议是‘万家生佛’的建议”、要他领导反革命分子“改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罗隆基这个野心家在收到这些正中其下怀的信后，就拿起笔来在这些恶毒的来信上批示说，“此事应由各界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建议。”
这就是右派分子头子罗隆基怂恿一切反革命分子起来造反的铁证。
李国钧、王德滋、邓初民、池际尚、孙殿卿、邵循正、陈士骅、姜成文、高天、章名涛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中指出，章罗联盟的政治阴谋重点之一，就是妄想从国家组织形式入手来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改变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性质。
罗隆基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歪曲和诋毁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并不讳言他至今“仍幻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诬蔑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不民主”，不如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完全赞同章伯钧所主张的“两院制”。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把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人民的政治一致性和全国高度的统一领导说成是“没有民主”，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恶毒攻击。
他们企图用“绝对民主”的观念来涣散劳动人民的意志，来瓦解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战斗性。
章伯钧、罗隆基等妄图建立所谓“政治设计院”和“平反委员会”，由右派分子们来决策、“平反”，篡夺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违反宪法和全民意志的罪恶行为。
罗子为、吴征镒、汪世铭、张曼筠、张乔啬、吴克清、赵擎寰、熊伟的联合发言说，自从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罗隆基就积极布置民盟的恶性大发展，以扩大反动的社会基础，积累反动的政治资本，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妄图“保存资本主义的一线生机”，伺机复辟。
他们指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离开了这个基础和前提，根本就不可能长期共存，根本就谈不到互相监督。
罗隆基和我们根本分歧，就在于他不要民主党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
他要以资本主义为基础，企图把民主党派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多党政治中的反对党。
吴昱恒、冯素陶、杨一波、沈一帆、褚圣麟、施洪熙、余胜椿、王麦初和薛博民在会上揭露，罗隆基和章罗联盟为了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曾经利用民盟合法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非组织活动，篡夺盟内各级组织的领导实权，扩大右派势力，打击左派。
1956年以后，这一活动发展到极其猖狂的程度。
民盟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期，罗隆基和章伯钧把他们右派集团中的许多亲信骨干都安排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职位上，垄断中央的领导实权到目前为止，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7％左右，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29％，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43％，在中央常委中占了36％以上。
章罗联盟并向各个重要地方布置他的右派小集团势力，夺取地方组织的领导权。
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二十四个省（市）级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个；
大城市的县（市）级地方组织中，有武汉、重庆、济南、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
其中除安徽、重庆两个组织而外，其主委、副主委、秘书长多系右派分子。
掌握这些组织实权的右派分子全部是与章罗联盟有组织关系或执行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右派骨干分子。
他们说：
罗隆基的联盟头子章伯钧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开始提出后就到处宣称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给共产党一个颜色看。
罗隆基认为被管制过的，和对各项运动不满的人都是民盟最好的发展对象，要把这些人都吸收进来。
仅武汉市新发展的四百三十一个盟员中就有二百多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上海有些基层发现的右派分子占60％以上，有的基层甚至100％有问题。
罗隆基空洞承认罪恶很大但仍抵赖章罗联盟具体活动
罗隆基在23日的大会结束前作了所谓“交代”。
他说，“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我要向民盟、中央和全国人民认罪”。
罗隆基承认，他曾经提出要组织“平反委员会”，反对肃反运动，这是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严重的罪行。
他说，过去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抵赖，是企图减轻他的罪恶。
罗隆基承认，他的确阴谋在知识分子中抓领导权，以便造成力量同共产党对立。
他说：
“章罗联盟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阴谋进行的。”
然而，罗隆基一方面承认他同章伯钧“有联盟”，他们“利用民盟的合法组织作了许多非法的事情”，“罪过比任何人都大”，另方面却矢口抵赖章罗联盟的具体活动。
他一面承认这三次会上所揭露出来的事情“都是事实”，一方面又反齿抵赖说，有些事情是他“死也不能承认的”。
同时，罗隆基对他的反动活动的具体事实一点也不肯交代。
罗隆基这种百般抵赖、拒不交代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
在罗隆基“交代”以后，不少人即席和他对证事实，揭露他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严厉批判他企图继续进行狡辩的极不老实的态度。
到会的人再一次警告罗隆基：
不老实交代罪行，决不能获得人民的宽大。
最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
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罗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在北京举行最后一场演出
新华社24日讯
罗马尼亚青年艺术家代表团今天晚上在天桥剧场举行访问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受到一千多观众的热烈欢迎。
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以及北京文艺界著名人士等出席观看了演出。
今晚前来观看演出的还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鲁登科和他的夫人以及使馆人员。
郑振铎在演出休息时接见了代表团全体艺术家，接见时在座的有鲁登科大使等。
在演出结束的时候，郑振铎、吕骥等由鲁登科大使陪同登台向罗马尼亚艺术家们祝贺演出成功，中国文艺工作者向罗马尼亚艺术家们献花。

顽抗四个多月仍然混不过关
黄琪翔终于承认章黄李右派集团阴谋活动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在12月中旬连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黄琪翔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
右派分子黄琪翔自从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真面目在今年07月被揭露以后，四个多月来一直负隅顽抗，拒不交代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企图蒙混过关。
经过扩大会议的连续斗争，黄琪翔在他的两面派手法被彻底揭破以后，终于不得不承认被揭露的一些罪行和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表示愿意重新作人。
会上揭露出来的许多事实说明，黄琪翔是一个极端狡猾的善于使用两面手法的右派头子。
他极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捏造出所谓“民主人士难以在政府工作”的谰言，并说这“是制度问题”。
他假惺惺地说“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接着却说：
“也要给人民实际的东西，目前活不下去，就会有问题”。
他还说：
“现在是有些不愉快，包括政治工作文化生活各方面，……工作好像是被迫似的，非这样生活不可”。
他经常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黄琪翔反对苏联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后出兵，并且硬说揭露美帝国主义在匈牙利进行颠复活动“是不公平的”。
黄琪翔反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诬蔑中国现在不民主，并攻击人民对敌人的专政。
他认为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小题大作，“肃反运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了一点事就到处了解没有必要”。
黄琪翔露骨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共产党包办一切，不民主”。
他和章伯钧等一样反对党和政府发布联合指示，说国务院在各部之上设立办公室是违背宪法的。
他还污蔑辱骂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并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等于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这种荒谬的说法，企图把党的领导抽象化，以不接受党员的领导为幌子，来实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会上揭露，黄琪翔在章、黄、李右派集团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团结右派、迷惑拉拢中间、打击进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策划和贯彻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恶性大发展的组织方针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曾亲自出马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农工民主党，并阻挠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申请参加共产党，他说：
“入了共产党，一些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一定受得了，还是参加民主党派比较合适”。
直至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在6月10日还签发了一件公文给天津市农工民主党的组织，上面写道：
“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你会在发动成员帮助中共整风、扩大群众联系的基础上，应从速进行发展”，“希望充分把握当前形势有利条件，进一步开展工作”。
在反右派斗争刚开始的时候，黄琪翔曾使用了种种办法企图保护章伯钧蒙混过关。
会上许多人在发言中，都特别指出黄琪翔平时言语不多，很少正面发表意见，但却非常善于用隐蔽手法布置策划，煽风点火。
如在某次座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会上，黄琪翔开始一言不发，直到会议进行到一段时候冷场了很久时，他才突然提出有人把九三学社排在农工民主党前面，说是从这个材料，“可以研究研究，这是否是共产党有大党小党的思想？”
借以挑拨共产党和农工民主党的关系。
黄琪翔发表的一些反动言论，也都巧妙地加以伪装，他在一次报告中曾说过，“帝国主义讥讽我们不民主，以我们的缺点来看，是需要改进。”
竟然肯定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污蔑是事实。
会上还戳穿了黄琪翔今年07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假检讨中玩弄的两面派手法，黄琪翔在那次检讨中恬不知耻地说是他
“二十年间，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
黄琪翔是一个军阀，长期依附陈诚。
1938年06月18日他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臭名远扬的“战斗与中国”的论文，文中攻击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说：
“政治上所谓党派的倾轧与对立，提起来令人头痛，地方政权形同割据，使统一政令不能顺利推行。”
文中并令人作呕地吹捧蒋介石是“全世界人士所共同崇敬的一个东方巨人”，狂热地要“拥护一个领袖、一个政府”。
当旧政协时代，国内民主运动高涨，他却担任了蒋介石驻西德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解放前夕又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往来于南京、台湾、香港之间；
1949年他到北京以后还扬言“要回到香港去”。
这些就是他二十年间丑恶的反动历史，并证明他的所谓一时一刻不忍离开共产党完全是谎言。
黄琪翔在这次扩大会议开始的时候，态度表现得甚为恶劣。
他虽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是无法掩饰的，承认章黄李右派集团是存在的，但却不交代具体事实，还采取了狡辩抵赖的态度，这些都引起了与会群众极大的愤慨。
直到后来，经过季方、何世琨、徐彬如、庄明远、方荣欣、胡一禾等人的揭露和批判，他才不得不在大量事实面前低下头来，交代了一些反动言行。
他承认“在1956年以后，以章伯钧为首，有我和李伯球形成了章黄李右派集团”。
他们“都认为国际国内形势要变，共产党一党搞不下去了”，因而“尽一切办法把农工民主党的领导权掌握在手里。
利用农工民主党这个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在农工民主党内搞核心领导，团结落后，打击进步”，承认他们“是从思想、言论、行动上篡改了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把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变成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利用中共整风的时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进攻，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他还承认自己确实是以隐蔽的两面派手法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乐土和焦土
艾森豪威尔在圣诞节祝词中说，他“希望世界总得成为大家的更美好的乐土”。
但是，在几天以前的北大西洋集团首脑会议上，他却把美国的导弹基地计划作为圣诞节礼物硬塞给西欧人民。
这个计划，正如西欧国家的一些报纸所指出的，将使西欧因为美国的利益而变成焦土。
西欧人民的确像美国总统在圣诞节祝词中所说的那样，都希望生活在“更美好的乐土”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将加强斗争，来反对使西欧有变成焦土危险的美国导弹基地计划。

亚非妇女会议明年02月举行
新华社新德里24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海得拉巴消息，全印妇女大会秘书长普·梅达23日宣布，亚非妇女会议将于明年02月在锡兰举行。
亚非妇女会议总务委员会上次在卡拉奇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亚非妇女会议将根据万隆会议决议的精神讨论有关两洲妇女和儿童的基本问题。

“卫星发式”
自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西德妇女兴起了一种“卫星发式”。
这种发式曾在法兰克福的比赛会上获得奖状。
图示：
在女人头发里藏有一个精致的小发动机，使她的头上的“卫星”模型不断地转着圈子。
据说，在头上按装着这么一套小机器并没有使人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埃及人民热烈庆祝“胜利日”
纳赛尔在塞得港为烈士纪念碑奠基
亚非团结大会各国代表团参加盛典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埃及总统纳赛尔23日在塞得港参加了庆祝英法侵略军撤出塞得港一周年的“胜利日”盛大纪念活动。
他和埃及议会议长、内阁部长们在当天上午从开罗乘专车到达塞得港。
纳赛尔等一行人在到达以后不久立即前往烈士墓，并敬献花圈。
当纳赛尔乘着敞篷汽车通过主要街道前往墓地时，街上、房屋窗口和屋顶上拥挤着数以千计的人向他致意。
他们一行人还视察了在英法侵埃战争以后兴建的新房屋地区，这些房屋是为那些住房被战争破坏的居民建筑的。
在市内的行政公署广场上举行了庄严的仪式，纳赛尔为烈士纪念碑安置了奠基石，并且在广场中心升起一面给塞得港的特别旗帜，以表彰这个城市在抵抗侵略的战斗中显示的英勇精神。
接着举行了军事检阅。
参加检阅的武装部队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作过战的那些部队。
米格式和伊柳辛式飞机结成队形在检阅队伍上空飞翔。
下午，纳赛尔在市运动场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
埃及全国各地在这一天也普遍地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出席亚非团结大会的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23日应邀到塞得港参加庆祝“胜利日”活动。
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观军事检阅后，23日下午在为抵抗英法侵略而牺牲的烈士墓前献了花圈。
郭沫若在献花圈后说，烈士们的牺牲换来了塞得港的光复，使英法侵略军的最后一个士兵在一年以前从这里撤退。
他说：
“我们愿意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苏联、蒙古、朝鲜、越南的代表团也在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且致词悼念烈士。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人民抵抗军、青年军人员和大马士革居民23日举行游行，庆祝英法侵略军撤出塞得港一周年。
大马士革街道上挤满了游行者，他们高举火炬，欢唱爱国歌曲，纪念这个反侵略“胜利日”。
据叙利亚新闻社报道，大约有三万名人民抵抗军人员参加了游行。

安德生的“慈悲”
在美国策划下非法成立的所谓联合国“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为了提醒世人不要忘却它的存在，最近由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安德生发表了一项声明。
安德生不避干涉他国内政之嫌，公然“要求”匈牙利政府“采用最高的人道水平”来对待去年10月事件中的反革命暴乱分子。
对10月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毫无同情之心，而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暴徒却大发慈悲，安德生这位人道主义者比那些“抗议”苏联把“莱伊卡”放在人造卫星中的西方国家的“狗道主义”者还不要脸。

将军和狐狸
一些欧洲国家拒绝接受美国的中程导弹，美国报纸认为这是美国在巴黎会议上“地道地吃了败仗”。
然而，负责掌管这种导弹的美国将军、北大西洋集团军队最高统帅诺斯塔德却自我解嘲地说：
“从军事观点来看，并不需要每个国家都有这种导弹。……把它们（导弹）设置在那些政治上不被接受、在军事上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没有好处的。”
这位将军真像是伊索寓言里的那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因为按照他的说法，美国在巴黎会议上吃的“败仗”，对于美国的扩军备战的计划倒好像是一件好事了。

愚人节祝词
美国著名黑人剧团“波基和贝斯”去年在苏联访问演出，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欢迎。
但是这个剧团的几位著名演员回到美国之后却生活无着，十分潦倒，怀着失望的心情度过圣诞节。
在美国与这些不幸者同命运的何止万千？
但是美国总统在他的圣诞节祝词中却瞪着眼睛说谎，吹嘘什么美国人民过着最“幸福”、“平安”、“欢乐”的生活。
艾森豪威尔的所谓“圣诞节祝词”毋宁是愚人节祝词。

斯巴克白卖力气
北大西洋集团秘书长斯巴克前几天亲自给合众社写了一篇消息，吹嘘巴黎会议“是真正成功的”。
他还说，北大西洋集团“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经过坦白讨论后还不能克服这些分歧的现象。”
尽人皆知，北大西洋集团的伙伴们在巴黎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情况使得艾森豪威尔也只得泄气地表示，大西洋公约组织十五个成员国间存在着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分歧。
甚至连一贯以大言不惭著称的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要掩饰西方集团内部矛盾的事实是没有用的。
可见，斯巴克先生的力气是白卖了。
但是，他不惜以北大西洋集团的秘书长的身份，来为合众社撰写消息，这说明了他对这个侵略集团是如何的忠诚。
难怪美国的垄断集团这样赏识他，抬举他担任北大西洋集团的秘书长。

新的疯狂
据“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盖瑟委员会”的报告主张赶紧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理由是在现代原子战争中首先进攻的一方总是占便宜的。
“纽约邮报”把“盖瑟报告”中的这种主张说成是使“那种要回到穴居时代去的蠢事”都显得“黯然失色”的“新的疯狂”。
这倒是比较清醒的看法。
洲际导弹的出现已使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战争中成为一个安全的后方；
如果华盛顿的狂人敢于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肯定地说美国的前途只能是“回到穴居时代去”。

疯狂的政府醉心疯狂的计划
美官方研究鼓吹加紧原子备战的“绝密报告”
引起美国公众很大的震动“纽约邮报”要求不要采纳
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根据所谓“盖瑟委员会”的绝密报告来加紧原子备战计划。
据透露，在2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曾经讨论了这个报告。
“盖瑟委员会”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下由美国一批大垄断资本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研究美国军事情况的一个机构。
这个委员会最近借口苏联的科学成就使美国沦为“二等国家”，提出了一个极为疯狂的鼓吹备战的计划。
据“华盛顿邮报”刊载的美国著名评论员德鲁·皮尔逊的一篇文章说，为了争取对这个报告的支持，副总统尼克松已经授意把这个报告的某些内容加以透露。
皮尔逊指出，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
鼓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谈到报告的具体内容，皮尔逊说，这个报告竭力主张把美国的“中程导弹”的“初步作战能力”提高到目前目标的四倍，把“洲际导弹”的能力增加到差不多十倍。
报告还建议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攻击力量”予以“更广泛的分散”和“加强”。
在这里报告的作者显然忘记了美国的洲际导弹还在初步试验阶段，而即使中程导弹也还没有试验成功，而且，官方预料即使试验成功，也要在一年半以后才能开始生产。
这个报告还主张在五年期间内增加军费开支二百亿美元，并以1961年为顶点，使这一年的军费比目前三百八十余亿美元的水平增加五十亿美元。
据白宫21日宣布，美国政府已经把政府高级官员们对“盖瑟委员会”的绝密报告的反应收集起来，供艾森豪威尔总统考虑。
同时，政府各有关部门和机构也将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报告中的分析、看法和建议进行研究。
据报道，“盖瑟委员会”的报告在美国公众中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
“纽约邮报”在19日社论中指出，这个委员会提出的扩军计划是“疯狂”的。
社论指出，从委员会报告可以看出，“正在考虑用预防性战争来作为摆脱美国已经陷入的那种科学上和外交政策上的困难处境的对策”。
社论谴责“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能计划出战争以外的另一个办法。
但是如果它的外交政策的破产（像本星期在巴黎表明的那样）只能引导它去考虑发动人类最后的冲突，这是不可想像的”。
这家报纸要求政府不要采纳“盖瑟委员会”的计划。

答英国“每日快报”主编问
赫鲁晓夫谈东西方谈判西方国家必须从承认现状出发
和平事业的前景已有了改善主张和平共处的倾向在加强
据新华社24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23日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12月19日应英国“每日快报”主编皮克林的请求接见了他和随同他的记者兰克斯特，并且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苏英关系的问题和一些国际问题。
皮克林说，据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的初步消息透露，西方国家有可能重新同苏联举行谈判。
他问赫鲁晓夫：
如果谈判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您认为谈判的结果将会如何？
赫鲁晓夫答道，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谈判的必要性，因为目前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欧洲的国际关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切争执问题必须用谈判的方式解决。
我们这方面随时准备这样做。
然而谈判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那就是：
西方国家在谈判时必须从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出发，从承认现状出发，并且必须努力结束“冷战”和缓和国际局势。
赫鲁晓夫说，我们知道，在西方还有人硬说，不可能同苏联代表达成协议，甚至根本不能相信苏联代表。
老实说，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愿意同我们商谈。
这些人在谈判时将力图使我们作出某些政治让步，而他们的所谓政治让步简直就是消灭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消灭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果，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生活。
这样，谈判当然不会成功。
如果西方国家的代表十分明智而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他们从承认必须和平共处出发、从承认现状出发，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会妨碍谈判达到积极效果。
皮克林说，有迹象说明，近来在英国有人愿意考虑在欧洲使整个德国中立化和成为无原子武器地区的问题。
他问赫鲁晓夫是否认为这是苏英两国可以加以研究的很有希望的途径？
赫鲁晓夫说，我们认为，实现这样的愿望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是有好处的。
苏联将乐意参予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在谈到苏英关系问题的时候，皮克林说，赫鲁晓夫曾经几次表示，仿佛在今后一些年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将有改善。
他问苏共中央第1书记：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结果是否使你感到失望？
你认为，英国政府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促成两国关系的改善？
赫鲁晓夫说，我可以讲失望的情绪是没有的，但是也没有感到特别愉快。
改善苏英两国关系的问题现在处于某种停滞的状态。
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而引起的。
苏联人民和政府以及英国人民都致力于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友好的关系。
我认为，英国政府也意识到必须改善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
我们也相信，目前显然还妨碍英国政府在这方面采取更果断的步骤的那些困难最后必将克服。
我们两国的利益，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彼此接近和友好。
关于改善苏英关系的途径，赫鲁晓夫说，这方面的主要途径是发展贸易。
我们这方面将乐意这样做。
我们能够成为你们在贸易中的有利的伙伴。
我国可以向你们购买英国人制造得很好的许多工业品。
英国也可以向我们购买它所需要的工业品。
重要的是，它能够向我们采购原料，因为它的经济依靠着外来的原料。
因此，我们可以有效而互利地发展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
然而，要发展英苏贸易，就要取消限制和歧视。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
这个可以买，那个不可以买，那末，这种情况深深触怒我们，以致在正常的条件下本来可能买的东西，有时我们也故意不买了。
我国人民有自己的自豪感，我们不愿意卑躬屈膝。
此外，有人说，同苏联不可能进行自由贸易，因为据说，不能对苏联公开国防工业的某些秘密，不能卖给它所谓“战略”商品。
然而，这样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在发展我们的国防工业方面，我们未必需要从西方国家输入商品。
虽然美国人得到英国人的帮助第1个制造出原子弹，但是苏联制造出氢弹是先于美国的。
苏联先于西方国家第1个制造出洲际弹道火箭，我们先于其他国家第1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这说明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高，决不低于例如英国或美国。
因此，认为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能把“战略”商品售给苏联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皮克林说，英苏贸易的发展速度使英国公众大为失望。
我们希望更快地发展这种贸易。
在同英国政府人士和商界人士交谈中，我亲身体会到，他们认为似乎苏联方面对这件事热情不大。
因此，他问道：
“歧视的存在是不是英苏贸易广泛发展的唯一障碍？”
赫鲁晓夫说，是的，我认为这是唯一的障碍。
我知道，英国商界人士很愿意同我们做生意。
但是英国政府人士却利用某些行政措施来压制他们想同我们贸易的愿望。
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工业家、商界人士希望同苏联贸易，而贵国政府却显然被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协定束缚住了手脚。
遵循这个协定的贵国政府牺牲了民族工业的利益，置英国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皮克林说，赫鲁晓夫在不久前的谈话中曾经说过，苏联计划在大约十五年内赶上美国的生活水平。
他问赫鲁晓夫，苏联大约在什么时候赶上英国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说，我们认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论是就总产量来说，或者是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来说，美国都达到了最高的生产水平。
因此，我们为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上和超过具有最高生产水平的国家——美国。
但是，现在我手头没有苏联生产水平同英国生产水平对比的必要材料，而且我也承认，我没有考虑过在什么时候和在那些产品上我们国家会赶上英国。
赫鲁晓夫接着对皮克林说，苏联在许多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产品的总生产量方面早已超过了英国。
在按人口计算的某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英国是比苏联高，但是比美国低。
苏联将在这一方面先赶上英国，然后赶上美国。
至于谈到总生产，那么我再说一遍，英国的水平对我们说来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指出，在比较苏英两国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时必须考虑到下面的情况，这就是，由于英国（美国情况也一样，只不过程度上较轻一些）有很大一部分生产出来的工业商品要输出到其他国家去，而本国居民只能消费一部分生产出来的商品。
因此，在美国和英国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商品的生产水平通常总是远远高于按人口计算的消费水平。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生产品的分配、即生产品的消费很不平均，也就是说收入高的人和收入低的人的生活水平悬殊极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这种现象。
我们的制度保证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当大程度上的平衡。
皮克林问赫鲁晓夫，他是否同意英国必须保持实力、必须为自己的国防而掌握最现代化的武器这一点。
赫鲁晓夫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关心本国的安全和国防。
像其他一切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英国也有权这样做。
但是，现在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与其说是取决于实力的大小和武器的多少，倒不如说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科学的发展。
因此，发展和平经济方面的竞赛，要有益些和安全些。
一个国家积累的武器越多，其他国家也就越不甘心在军备竞赛上落后。
军备竞赛只能耗竭经济，并且还会导致可能有致命后果的军事冲突。
皮克林问赫鲁晓夫，他认为现在和平事业的前景如何？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
赫鲁晓夫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悲观主义者。
我们一直是乐观主义者，而现在我们是更加乐观地展望着未来，因为我们相信：
理智和健康思想一定胜利。
他说，现在一切迹象都说明，和平事业的前景有了改善。
甚至某些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总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上发言时，也不得不说到和平，而其中某些人过去是主张战争威胁的。
如果各国人民能更加坚忍不拔地为和平而斗争，如果他们对那些不愿意实行和平共处的政府领导人和政治家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和平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此外，还应该提到当前国际局势中一个重要事实。
这就是：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
而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打算进行侵略战争。
恰恰相反，它们总是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这一点也说明，和平事业的前景是不错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主张和平。
可以说，现在国际关系中，主张和平共处以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用谈判解决争端问题的倾向加强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和平事业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最后，赫鲁晓夫请英国新闻记者通过他们的报纸转告英国人民，苏联过去和现在既没有侵略英国的意图，也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打算。
苏联愿意同英国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和平友好地相处。
赫鲁晓夫在告别的时候又说：
我们等待英国的首相光临苏联。
我们去年曾在英国政府那儿作客。
我想，我们也将同样地殷勤地款待他。
皮克林说，英国首相将在“每日快报”上读到赫鲁晓夫的话。

简讯
老挝将派议会代表团访问欧美
河内讯：
据万象电台24日广播：
老挝最近将派出两个议会代表团，分别前往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作友好访问。
由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主席彭·苏发那冯率领的代表团将访问欧洲；
由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基南·福耳塞纳率领的代表团将访问美国。
阿根廷共产党提出竞选纲领
布宜诺斯艾利斯讯：
阿根廷共产党在阿根廷首都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讨论迎接明年02月23日举行的阿根廷总统选举问题。
代表会议通过了党的竞选纲领，并且选出罗多夫·希欧尔多和弗洛林多·摩雷蒂为阿根廷共产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美渔船侵入智利领海
布宜诺斯艾利斯讯：
几天以前，有二十三艘美国渔船驶入智利领海捕鱼。
由于美国渔船队没有接受警告，智利飞机不得不开火警告开走。
智利政府并且下令扣押这些美国渔船，同时把这一严重的侵犯领海事件提请美国大使注意，要求他制止这种行为。
但美国方面却不理睬。
南朝鲜强征青年当兵
汉城讯：
据南朝鲜国防部官员透露，李承晚集团在今年头十一个月里强征了十五万三千名青年去维持它的庞大的军队。
有三万五千名是警察硬抓去的。
锡兰发生大水灾
科伦坡讯：
锡兰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发生了大水灾。
到24日为止已经有十七万五千灾民无家可归。
锡兰政府已经拨出了十万卢比来救济灾民，并且派出了直升飞机和船只前往灾区进行救济工作。

纳赛尔在塞得港纪念会上演说
要求禁止核武器结束军备竞赛
谴责帝国主义利用阿拉伯叛徒为鹰犬
据新华社开罗24日电
埃及总统纳赛尔23日在塞得港说：
“在欧洲和土耳其贮藏原子武器、火箭和氢弹是对我们的一个威胁。”
他在塞得港运动场上向庆祝英法侵略军撤出塞得港一周年的大会发表了历时一小时的演说。
他说，曾经经历过战争的埃及人民现在向全世界呼吁致力于世界和中东的永久和平。
他要求禁止核武器，并且要求所有的政府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
他说：
“让我们努力从世界上消除战争根源，特别是殖民主义、民族压迫和种族主义。”
纳赛尔说：
“我们在塞得港的胜利带来了重大的成果。
我们胜利地保卫了我们的独立。”
他还说，这次战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第1次真正的胜利。
纳赛尔说，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埃及失败之后进行的神经战和企图使埃及孤立、断粮的斗争，目的在于铲除“要求自由、独立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
在这场斗争中，帝国主义利用了他们的代理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叛徒。
纳赛尔说，帝国主义者曾经雇用了埃及被废黜的国王法鲁克统治时期的内政大臣马尔塔达·毛鲁吉、前皇族成员、目前在贝鲁特的侯赛尼·扈利对埃及进行颠复活动。
他们企图在埃及内部招募军官来策划政变。
他们同一个埃及爱国军官、在情报机关工作的阿萨姆·埃迪奈·马穆德·哈利勒接洽。
在过去一年中，这些叛徒一共给这个军官十六万二千镑作为从事阴谋活动的费用，可是这个军官把这笔钱交给埃及政府了。
纳赛尔宣布把这笔钱赠送给塞得港及其人民。
他说，这是“把帝国主义阴谋收归国有”，正如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一样。
他说，军官哈利勒已经被授予功劳勋章。
纳赛尔对于有些大国仍然采取侵略手段表示遗憾。
他指责法国继续在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器进攻阿尔及利亚；
他谴责有些大国根本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他表示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的自决权和印度尼西亚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以及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和平等、自由、独立的斗争。

经济前景暗淡　失业危机逼人
美国人民愁眉苦脸度圣诞
据新华社24日讯
纽约消息：
在圣诞节前夕，20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调查的结果表明美国人没有欢乐情绪，他们“今天心中混乱。
他们担心事、激动不安，人们对经济的前景忧心忡忡”。
“家庭主妇们对日益上升的生活费用感到心慌意乱，农民们对农业生产费用日益上涨而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动表示不满，工人们担心明年是否有工作做，担心明年是否可以依靠加班工作多筹一些生活费。”
劳联—产联秘书威廉·希尼兹勒最近描述美国工人的生活说：
有三千万个美国家庭全年收入不到两千美元，即每星期不到四十美元。
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挨饿。
圣诞节更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欢乐。
曾经在莫斯科进行过访问演出的美国著名黑人剧团“波基和贝斯”的几位著名演员在临近圣诞的时候还陷在失业的苦难中。
这个剧团的主角乔·阿特利斯说：
“我正在身强力壮的时候，我几乎可以做任何工作，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我。”
著名男演员欧文·巴恩斯不得不在邮政局暂时充当收信员，另一位男演员乔治·赫尔不得不在曼哈顿的一家成衣店中混饭吃。
这个满载世界声誉的黑人剧团的导演杰里·劳斯也不得不在一个汽车推销商处工作。
他说，他曾经发出二百封求职信，但是毫无结果。
美国政府在圣诞前夕送给人民的“礼物”是：
许多文武官员和议员在大声叫嚷，要求人民“束紧腰带”，以便负担更多的军事开支。

联合国秘书长到埃及
新华社24日讯
开罗消息：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23日到达开罗，转道前往加沙地带同联合国紧急部队共度圣诞节。
他预定在12月25日回到开罗，以便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其他埃及官员就中东问题举行会谈。

“自由世界”哪有什么自由
美国人普遍不敢说话
据新华社24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新闻系主任莱斯利·莫勒不久以前在“当前重要演说”半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民由于害怕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密探的“调查”，普遍地不敢讲话。
他说：
“我们习惯地把美国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但是它是那种自由经常受到妨碍的国家。
现在自由受到的妨碍比过去许多年都大，也许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大。
这些妨碍已经不仅是妨碍了；
某些自由已经消失了，而恢复这些自由的斗争进行得并不顺利。”
作者举出了美国人不敢讲话的一些事例。
盐湖城一家电台几年前就麦克阿瑟免职一事进行了一次调查。
经过接谈的人中40％是有意见的，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理由是什么？
“说话谨慎总不会有错。”
“我还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因此我什么也不愿意说。”
“以后会有人用这个来害我。”
“我不想叫联邦调查局来调查我。”
莫勒继续写道：
罗彻斯特（纽约州）的“时代联合报”在调查“罗彻斯特的居民是不是认为增加赋税以后所交的税款换得了应得的东西”时，发现许多人都不肯说话。
一位记者报道说，她必须问过“几十个人，才能得到一次可供发表的答复。”
“哈里斯堡爱国新闻”的汉斯·奈特叙述了同样的情况。
奈特先生1957年07月13日写给“编者与出版者”的一封占两栏篇幅的信里对言论自由表示有些担忧，他的根据是用两年的时间同两千个人谈过话，以便为一个星期日副刊搜集材料；
这个副刊的名称带有某些讽刺意味——“人民的发言”。
使他不安的是人们“害怕自己的言论被发表”。
莫勒还谈到美国人民不敢讲话、不敢参加社团的原因。
他说：
“例如司法部长拟就一份所谓颠复性组织的名单，但这些组织并不一定能接到通知说它们将被列入名单之内，而名单发布以前并不给它们一次申诉的机会。
只要参加了这种组织，不管积极或偶然，有意或无意，便不经深入调查而时常被看作有颠复性活动或意图的证据。
莫勒最后说，在今天美国的气候下，人们时常过分地害怕发言，害怕说真心话。
“当我们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国公民有40％连表示一下意见都不敢，”那还谈得上什么自由呢？

苏联强而又强　美国难上加难
美联社在圣诞节前夕的叹息
据新华社24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联社23日发出了圣诞节前综述局势的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承认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西方，美国统治集团的困难正在空前增长。
这家通讯社驻莫斯科记者米尔克斯说，苏联将在西方国家在若干方面处于“守势”的情况下进入新的一年。
他说，“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方面所获得的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就，加上共产主义世界明显的政治团结的支持，使得1958年对西方来说似乎将是困难的一年”。
米尔克斯谈到苏联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工业生产创造了许多新纪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前景。
美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这家通讯社说，美国目前正在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和美国“先锋”式火箭试验失败而“感到不安”，并且对于“国民经济有衰退的迹象感到神经紧张”。
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马劳说，“对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来，今年的圣诞节不可能是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因为他将发现他的领导地位所受到的怀疑比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更为严重。
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健康。”
马劳说，当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执政的时候，“美国在军事上是走在俄国人的前面的。
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
“艾森豪威尔现在必须决定怎样赶上苏联。
但是从这一点产生了急需解决的其他问题。”
艾森豪威尔要“增加军事开支。
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将碰到两项任务，一方面要制止通货膨胀、另方面制止日益增长的经济衰退现象。
同时，生活费用几乎在不断上涨，目前又加上失业问题。”
在外交方面，艾森豪威尔也遇到了困难。
例如，同苏联“打交道”，美国以前可以“从实力出发”，但是现在已经行不通。

英国外交大臣表示
西方应认真研究苏联建议
新华社24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23日晚上表示，他认为西方应该认真研究苏联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世界和平的建议。
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电视节目中答复了记者向他提出的有关苏联最近的和平建议的问题。
劳埃德说：
“我想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来研究一切建议并且进行谈判。”
他表示：
“从（苏联的）这些建议的优点来考虑这些建议，要比推测促使这些建议提出的动机更为重要。”
但是，劳埃德又故意散布现在不可能得到“基于诚意的和平”的论调，借口是，“因为各国之间没有信任。”
劳埃德强调，在采取同苏联谈判的步骤时“必须谨慎以免削弱我们的（西方）联盟”。
他同时反对在欧洲受到广泛欢迎的建立欧洲“无原子武装地区”和使德国中立的计划。

乌克兰是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工业国
生铁产量按人口计算超过美国
本报莫斯科24日电
按人口平均计算，乌克兰共和国生铁的产量已超过美国，钢的产量已超过英国、法国、西德。
这又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6年乌克兰生铁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达四百二十四公斤，即比美国多二十一公斤，比西德多七十三公斤，比法国多一百五十一公斤，比英国多一百五十三公斤，而居世界第1位。
钢的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比西德多二十四公斤，比英国多五十九公斤，比法国多一百六十一公斤，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2位。
四十年前，西欧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生产，都比乌克兰共和国发达得多。
10月革命前，乌克兰境内建有三十二座高炉，每座高炉的平均容积为四百二十立方公尺。
但其中80％的生铁是由外国资本家投资生产的。
10月革命胜利后，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到1940年在乌克兰建起了五十三座高炉，每座高炉的平均容积为六百八十八立方公尺。
平炉也由1913年的六十四座增为一百三十五座。
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些平炉和高炉绝大部分遭到了破坏。
战后，乌克兰开始了巨大的经济恢复和建设。
到1956年底，新建起三十三座巨型高炉、八十八座平炉，跃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一。
它的生铁的产量占全苏整个生产的48％，钢占37.7％，钢材占38.8％。
目前，乌克兰的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正以飞快速度继续发展。
由于克里沃洛什和凯尔契两地新铁矿的开采，乌克兰在第6个五年计划内生铁的年产量就能达到二千四百万吨，钢的年产量将达二千五百万吨。
乌克兰的煤在整个苏联煤产量中一直占重要地位。
今后除了继续扩大开采顿巴斯煤田外，将开发里沃夫—沃立斯基煤田。
这个煤田在三年后每年可产煤五百万吨。
基洛夫格勒和契尔尼高夫州的煤田也在迅速开采中，到1960年这里每年可产煤一千三百五十万吨。
因此，到第6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乌克兰煤的年产量可达一亿九千万吨。
质量优良的石油在乌克兰蕴藏也非常丰富，新的油井不断发现。
到1960年石油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两倍。

印度尼西亚当局宣布
北苏门答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荷兰企图利用联合国保持殖民利益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雅加达消息：
印度尼西亚当局已经正式宣布北苏门答腊石油公司是国营企业。
以前曾经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在今年07月间决定把北苏门答腊石油矿交由陆军参谋长管理。
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这个油矿以前的荷兰业主逃跑了。
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这个油矿就由印度尼西亚工人和专家负责恢复了生产。
但是，公司的所有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海牙消息：
荷兰外交大臣伦斯23日在荷兰议会第2院表示要利用联合国来干涉印度尼西亚的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伦斯摆出已经过了时的殖民者的架子，把印度尼西亚对荷兰企业采取的行动污蔑为“违反国际法”，他还硬说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情况在过去三个星期间已经“十分严重地恶化”。
他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表示“关心”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事情这一点表示满意。
伦斯对于印度尼西亚确定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海域为领海这一点也表示“不能接受”。
他说，荷兰将同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接洽，以便就这件事发表一项联合声明。
纽约消息：
荷兰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舒尔曼23日把一封信交给联合国，表示“抗议”印度尼西亚为了争取收复西伊里安而采取的行动。
荷兰政府企图借此转移它对侵占西伊里安所造成的局势应负的责任，并想利用联合国进行干涉。

布达佩斯的儿童城
10月事件后有很多孩子失掉了父母，变成了孤儿，有的父母死在反革命暴徒的手下，有的逃亡到国外。
10月事件后，工农革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设立了保卫儿童委员会。
1957年春天，在工会的报纸“人民意志报”的倡议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保卫儿童、建立儿童城的运动，这个运动获得了全国劳动人民，特别是母亲们的响应。
全国各地有以个人的名义，有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开始了物质和现钱的捐献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捐献了三百万福林，此外，还有实物。
儿童城从匈牙利红十字会得到了食物和衣服，从民主德国得到了教室设备、乐器和文具，价值二百五十万福林。
儿童城现在设在布达佩斯郊外“福特”庄园，解放前这里是一个伯爵的庄园。
这个儿童城从11月初即开始修建工作。
在修建工作刚刚开始时，各地技术工人们纷纷写信来报名，要求参加义务劳动，有很多工会干部，特别是建筑工会干部，积极带头参加义务劳动，粉刷墙壁，修理门窗等。
有很多工人牺牲自己的假日来劳动。
星期六、星期日有成百的妇女和大学生来帮忙，有的为孩子们缝衣服，洗衣服，有的下厨房做饭。
在大家的帮助下，儿童城从11月中旬已经开学了，现在暂时有一百名十到十四岁的孤儿们学习。
现在所建的儿童城是不同于一般儿童教养院的，儿童城内包括有幼儿园、小学、工业农业技术学校三个部分。
此外，附设有农业实验场和工业机器车间。
儿童城要负起三岁到十八岁孤儿的成长和教育的责任，同时要弥补孤儿们已失去的双亲之爱，直到孩子们能自立时为止。
布达佩斯“福特”儿童城，将培养一千个孤儿，二百名三到六岁的幼儿、五百名六到十四岁的小学生、三百名十四到十八岁的工艺生。
（本报布达佩斯电）（附图片）
这是儿童城的一角

庆祝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基辅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向大会致贺词
本报基辅24日电
24日上午十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庆祝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基辅市新建成的“10月宫”举行。
会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乌克兰共和国的国旗和列宁像。
出席大会的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各界代表二千三百多人。
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基里钦科作了报告。
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向大会致贺词。
他的重要的讲话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打断。
各加盟共和国代表也相继向大会致了祝词。
本报基辅24日电
12月25日，乌克兰人民和苏联各兄弟民族一起热烈庆祝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乌克兰共和国在苏维埃各民族团结友好的大家庭里，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人民过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乌克兰各地人民都以提高生产热情迎接这个节日。
乌克兰共和国今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已经提前完成。
特别是基辅、哈尔科夫、斯大林诺、查坡罗什、第聂伯彼德洛夫斯克等重要的经济区都提前半个月左右完成了国家生产任务。
共和国集体农民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今年牛奶和肉类生产都大大地超过了计划。

欢迎中国人民和平使者
东京各界举行和平与友好大会
据新华社东京24日电
东京二千多市民和各界代表23日晚上在共立讲堂举行“和平与友好”大会，欢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
代表团在雷动般掌声中走进会场。
四十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向代表团献了花。
十七个单位向代表团赠送纪念品。
东京久国神社在会上把赠给周恩来总理的纪念品交给了代表团。
东京都议会议长上条贡在会上致欢迎词说，日中两国的邦交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在过去悠久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友好情感是不会消失的。
最近几年来两国之间的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往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条贡表示，希望更多地创造日中两国友好亲善的机会，使日中两国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自由来往的正常关系。
中国人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大谷莹润说：
日本方面送还中国殉难烈士遗骨的工作意味着对战争的忏悔，这应该是日本政府做的事情。
可是日本政府以没有恢复邦交为借口不协助这种事业。
因此，一直由日本人民团体来进行这项工作。
大谷说，日本人民深信，为了不重复日本过去犯过的错误，并且进一步争取世界和平和幸福，日本人民必须与中国人民坚决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在会上说，这次代表团访问日本各地，受到日本各界人民热烈欢迎，深切体会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正如许多日本朋友们所说的，今天，要求中日友好，要求早日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已经成为日本人民的日益高涨的舆论。
她说，中国人民愿意在新的情况下，恢复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并且进一步加以发展与巩固。
她接着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势力，东风压倒了西风。
这样的国际形势对于中日两国人民建立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关系是有利的。
她叙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以及今后奋斗的目标，她指出，尽管有些帝国主义国家不喜欢并且不承认中国，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六亿四千六百万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她说，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
她说，美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不仅随时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同时也威胁着东方的和平。
代表团副团长廖承志在会上讲话。
他首先指出，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同三年前比起来有了根本性变化。
今天美国好战分子的希望很难实现了。
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增强了我们保卫持久和平的信心。
他说，代表团在访问日本各地以后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的感情比三年前更加根深蒂固了。
在这样基础上栽植起来的友谊之树是任何台风也吹不倒的。
他还说，在这同时，中国国内的建设也初步取得成就，今后更要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他指出，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的气氛中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使我们更增强了中日永久友好、和平共处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信心。
大会在全场齐唱“东京—北京”的歌声中结束。

苏联喷气式重轰炸机
完成同温层远距离飞行
新华社24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红星报”今天报道，苏联一架喷气式重轰炸机完成了在同温层中的远距离飞行。
这架飞机不着陆并且不在空中加油而飞完了还没有任何一个飞行员用这样型式的飞机飞过的距离。
飞机到达了原定目标并回到了自己的基地。
飞行状态的保持达到了理想的精确程度。
试验飞行员波诺马烈夫说，这次飞行不是这种飞行中的唯一的一次。
在这以前曾经用另一型式的喷气式轰炸机不着陆飞过更大的距离。

苏联对外文协和苏中友协
函谢我国人民的祝贺
新华社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卡利希扬、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佩雷维尔塔伊洛写信给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对中国人民在10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时写给苏联人民大批祝贺信表示感谢。
卡利希扬和佩雷维尔塔伊洛在信里说：
“苏中友好协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收到了中国公民和学生们庆祝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以及祝贺苏联人民在科学方面的成就的大批信件。
我们无法一一作复，特请您代表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对他们的热情话语和友好愿望表示衷心的感谢。”

荷兰殖民者怎样侵略印度尼西亚
吴世璜
荷兰殖民者三百六十年来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展示了一幅背信弃义，贿赂，虐杀，和卑劣的画图”①；
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英勇斗争，则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诗篇。
香料垄断
荷兰是“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本国家”②，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它就以掠夺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主要是胡椒、丁香和肉豆蔻）为其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之一。
1596年荷兰商船首次到达爪哇海港，和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争夺香料。
为了加强和葡萄牙竞争的力量，几个荷兰贸易公司于1602年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
它得到了荷兰国会给予在印度尼西亚通商的独占权，同时又获得了在印度尼西亚征募军队、建筑炮台、发行货币、任命官吏和代表荷兰国会和外国缔结条约等特权。
东印度公司就俨然具有“国家”的权力了。
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在出产香料的中心地摩鹿加群岛使用暴力和利用岛屿上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攫得了几个根据地，和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斗争的结果，葡萄牙的势力被排斥出去，由荷兰掌握了贩卖香料的垄断权。
东印度公司把收购香料的价格定得非常之低，强迫摩鹿加居民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把香料卖给它，违者“格杀勿论”。
1621年班达岛居民因为反抗这蛮横无理的规定，惨遭屠杀，全岛居民几乎全被杀光。
印度尼西亚香料在欧洲市场上的供应有时供过于求，价格降落，东印度公司立即派遣大队快艇，驰往各岛砍伐民间种植的香料树，使产量减少，提高价格。
东印度公司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摩鹿加居民不断的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817年巴迪慕拉领导的起义，起义者曾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东印度公司在摩鹿加建立据点后不久（1619年）即侵占雅加达作为侵略印度尼西亚的大本营，排挤英国在爪哇的势力，利用爪哇岛上两个王国：
马打蓝和万丹之间的矛盾，扩张势力，霸占领土。
荷兰侵略头子燕·彼得斯逊·昆曾经规定了一个殖民政策，他说：
“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嗾使一个王国去反对另一个王国……不让万丹变得太弱，也不让马打蓝变得太强”。
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实行强迫供应制来剥削印度尼西亚人民，它强制规定了在它势力范围内的居民必须缴纳的农作物的种类和数量，使印度尼西亚的农作物为输出而服务，向着片面的畸形的方向发展。
东印度公司除了夺取印度尼西亚农民的劳动果实，每年还从印度运来大量的鸦片，毒害印度尼西亚人民。
此外它又四出掳掠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奴隶，每年从巴厘运来大批奴隶到雅加达做苦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荷兰人为要获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隶，曾在西里伯岛（今苏拉威西——作者）实行一种盗人制度，它并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人。”
③接着马克思又指出：
由于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他们足迹所至，随即发生荒废与人口消灭的现象。
爪哇本鸠汪吉地方，1750年，居民有八万以上，1811年，不过留下八千人。”
④
强迫种植制度
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倒闭了，这是由于英、荷工业竞争，荷兰的工业被英国工业远远地抛在后面的结果。
荷兰已经不是贸易和工业的统治国家了，荷兰在贸易上的垄断地位已被英国推翻了。
东印度公司倒闭之后，1800年成立荷兰殖民地政府。
由于剥削和压迫的加强，引起了1825年爪哇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帝博尼哥罗领导的，这是殖民时代的一次大起义，起义军采用游击战术，使殖民军队疲于奔命，战争继续了五年之久，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大起义被镇压之后，殖民地政府为了解决由战争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和加强剥削，由1830年开始实行强迫种植制度。
这制度的本质，是变本加厉地实行东印度公司过去推行的强迫供应制，它不仅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而且直接征用农民的劳动力。
它规定了爪哇农民必须拨出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政府指定的农作物，作为向政府缴纳的实物地租。
它强制农民必须种植咖啡、甘蔗、木蓝、烟草或茶等，这些经济作物都是在欧洲市场上最能获取利润的商品。
制度规定没有土地的人每年须为殖民地政府做六十六天无偿的劳动。
殖民地政府在实行这制度时，充分利用封建制度，和封建主密切结合在一起。
它规定监督农民种植的封建主或官吏可以从农作物的收成中抽取若干成作为酬劳。
封建主及官吏利用这种规定，向农民大肆剥削，强迫农民将最好的土地拨出来种植政府指定的经济作物，剩下瘠硗的土地种粮食；
又强迫农民先耕种政府的部分，过了季节时令，才种自己的部分。
这种强迫种植制度，使农民陷入悲惨的境地：
贫困、饥饿、疾病、灾荒和死亡。
1844年中爪哇格罗博甘发生大灾荒，居民大都饿死了。
许多地区的农民不断地举行起义。
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由于实行强迫种植制度，平均每年汇回荷兰国库三百万盾。
在实行强迫种植制度的四十年间（1830—1870），总共汇回荷兰九万万盾，超过了东印度公司二百年间榨取的利润。
这巨大的利润，使荷兰像一个贫血病者得到了大量的输血，霍然活跃起来，铁道网和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
由此可知，荷兰工业的发展是靠吸吮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鲜血成长起来的。
新殖民政策
荷兰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的力量已经能够迫使荷兰殖民地政府放弃商业垄断权，取消强迫种植制，在印度尼西亚开辟工业市场和投资的场所。
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资本输出的阶段，殖民地的争夺加强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少数国家内的资本达到空前未有的集中，以致在国内找不到运用资本的场所，于是它们来敲印度尼西亚的大门了。
荷兰殖民者由于本身的软弱，被迫将印度尼西亚的大门打开，让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进来。
由于上述两种原因，荷兰殖民地政府于1870年实行新殖民政策。
这政策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取消强迫种植制（但强迫种植咖啡直到1915年才取消），其次是公布土地法，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了无数的山林、未耕地和草原。
殖民地政府为资本家提供了掠夺土地的便利条件，企业主可以向政府长期（七十五年）租赁土地建立种植园。
印度尼西亚农民的土地虽然不许转让给非印度尼西亚人，但允许作短期的租赁，这是变相的转让。
这个土地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过程，并在农业方面促进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又保存了本国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去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爪哇大批破产的农民为种植园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殖民地政府把印度尼西亚的大门敞开让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进来之后，除荷兰外，投资最多的是英国，次为美、法、德、比等。
荷、英共同组织了石油托辣斯皇家石油壳牌石油公司，又共同经营锡矿。
美国资本的魔手也伸进了石油和橡胶两部门。
到了二十世纪初，爪哇布满了各种种植园，苏门答腊东部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广大的种植园地区。
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纷纷在印度尼西亚设立银行，同时农产品加工制造厂逐渐建立起来。
为了便于掠夺农产品、倾销工业品和镇压人民起义，于是铁路修建起来了，各种修理工场也设立起来，航运公司逐渐发展。
阶级分化过程加速进行，农民加速地丧失土地，无产阶级形成了。
随着民族压迫和剥削的加剧，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到了1926—1927年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了大起义，给予荷兰殖民者极大的打击。
圆桌会议协定
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艰苦奋斗，和第2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创造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的条件，1945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了。
它在政治上摆脱了荷兰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在经济上，由于圆桌会议协定的签订，印度尼西亚的种植园、石油、锡矿、银行、航运等重要企业，都仍然大部分掌握在荷兰殖民者手里，同时占印度尼西亚国土20％的西伊里安，仍旧被荷兰殖民者霸占着。
目前印度尼西亚人民正为彻底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为解放西伊里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接管了荷兰殖民者的许多企业。
印度尼西亚人民这种正义的斗争，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我们相信，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注：
①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0页。
②同上书，第949，950页。
③同上书，第950页。
④同上书，第950页。

二千多年前的四块铜简出土
新华社合肥24日电
安徽省文物普查队最近在寿县双桥区采集到这个县的九里乡丘家花园出土的二千多年前的“大司马邵阳败晋于襄陵”的铜简四块。
据考古学家谈，这是我国考古学上惊人的重要发现。
这四块铜简上面有用金丝错嵌的铭文，其中三块铜简上都有铭文九行，每行十八字，另一块铭文十行，也是每行十八字。
我国现已出土的二千多年前的书简，都是用竹木制成，每片文字多的仅数十字，而且多是书写的；
铜制而且金丝嵌字、铭文达一百字以上的简，非常罕见。
这个普查队还在阜南县、铜官山两地采集到西周早期的尊、单、觚、爵、鬲和春秋时期的鼎甗、龙虎纹尊、饕餮纹尊等巨大铜器。
其中龙虎纹尊，饕餮纹尊造型雄伟，花纹精致，特别是龙虎纹尊上的龙虎浮雕，栩栩如生。
鼎的形状和花纹，与西周铜器都别具风格。
这些铜器对于研究我国青铜器文化，也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普查队还在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十多处，采集到许多文物。
芜湖蒋公山今年也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物。

俄罗斯篮球队在京第3场比赛
男队女队双双告捷
本报讯
俄罗斯共和国男、女篮球队24日晚在北京体育馆内，同“八一”黄队和女子乙级联队女队举行了来北京后的第3场友谊比赛。
比赛结果，客队男、女队分别以七十比五十九，五十二比四十九获胜。
客队女队胜来不易
由今年全国女子篮球乙级队联赛前三名，天津队、云南队、河北省队主力组成，队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的联队，这次第1次参加国际比赛。
但是她们在比赛中却表现了强有力的攻击力量和良好的过人、切入动作，以致使整场比赛进行得十分紧张，在最后二分钟时，联队还以四十九比四十七领先一球，只是由于经验不足才败北。
当时的情况是客队掌握了球，联队十二号雍容上前抢球时，不慎撞人犯规，被客队前锋哈尔吉科娃两罚两中追成四十九平。
场上气氛更为紧张，联队要求暂停后，前锋雍容不慎又犯规，对方两罚一中反超出一分。
这时时间还有一分十一秒，客队改打控制球，诱使对方抢球犯规。
这个战术果然收效，主队后卫李世华抢球心切，撞人犯规，被客队列斯曼两罚两中，以三分之差结束了这场比赛。
比赛一开始，联队以身高一公尺八十一点五公分的中锋傅彬在篮下作为主要攻击力量，外围以快速而又善于切入、过人的后卫李世华、前锋陈秀山不断地倒手寻找机会，投篮得分。
第1节结束时是十六比十三，联队领先三分。
第2节一开始，富有比赛经验的客队立即缩小了防区，以身材较高的中锋、前锋退守篮下，加强篮下的控制，以两个灵活、快速的后卫站在罚球线附近防守，在对方投篮未中夺得篮板球后，马上快攻反击，奥舍普科娃的三次快攻得分，使客队反超出三分，到第2节结束时，客队反以二十九比二十五领先。
第3节联队曾赶成三十二平，最后打成三十五比三十七，仅输一球。
第4节中，客队以拉比切娃和哈尔吉科娃打双中锋，但被联队的中锋傅彬和雍容紧紧看住，未能建功。
相反地联队的中锋傅彬多次地抢得了篮板球，进行投篮。
加上外围邬湘慈、陈秀山等活跃非常，到最后二分钟时，反以四十九比四十七超出客队。
最后只是由于经验不足，被客队连投带罚得了五分，才以三分之差败北。
“八一”黄队失常败北
昨晚的男子赛，出人意料之外，“八一”黄队表演失常，输了十一分。
比赛一开始，双方展开猛攻，在客队区域人盯人的严密防守下，“八一”黄队五分钟内没有大的建树，后“八一”黄队改打外围传球，伺机切入并配合中距离投篮，才稍见起色。
而在这时客队的祖布科夫和康捷里，在篮下左右穿插移动，猛摘猛投，连连得分。
克拉耶夫灵活机警，二次远投中篮。
客队一直领先。
接着，“八一”队韦福庆庞世侯和俞文忠中距离投进和切入投中，扳回了不少分。
到十三分钟时已追至十六平。
打到十五分钟时，客队主力祖布科夫脚伤下场，由勃列格曼入替。
但客队攻势没有受到大影响，康捷里和勃列格曼一再投中。
直到上半时终了，客队仍以三十比二十五，领先五分。
下半时，“八一”黄队快攻打不出来，切也切不进去，中距离投篮屡屡不中，同时又疏于防守。
客队的祖布科夫虽然没有上场，但篮板球几乎完全控制在他们手里。
他们得到球后，康捷里、勃列格曼和克拉耶夫迅即展开快攻，场上经常造成二打一或无人防守而得分的现象。
在主队防守无力的情况下，客队得心应手，分数扶摇直上。
到终场打成了七十比五十九，“八一”黄队输了十一分。
在整个后二十分钟里，“八一”黄队的防守混乱，要不是客队的几个主力已下场，“八一”黄队将要输得更多。

农学院和农业社的友谊
本报记者　李茜
西北农学院附近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什么要叫“西农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呢？
这里体现了农学院和这些农业社所建立起来的亲密的友谊。
11月的一天，我从农学院的招待所到西农一社和前进社去采访。
社员们听说我是从农学院来的，有人就跑来问我，植物保护系的老张为什么最近没来呀？
你回去给咱带个信让他星期天来吧！
也有的人说，小王和小刘他们忙着考试吧，怎么这几天也没露面呢？
西农社命名的来由
农学院和农业社这种友谊建立起来并不很久。
解放后，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就组织教职员和学生不定期访问农村，节日同农民联欢，赠送给农村青年书籍，帮助农民学文化。
学校和农民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了。
及到党提出科学研究工作为生产服务，教学工作结合实际，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成为新型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号召后，学校更特别注意了在教学实习、科学研究等工作方面同农业社的联系。
在这几年中，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同学校周围的农业社和陕西省一些重点社都建立了较经常的联系。
他们在农忙时组织力量帮助学校附近的农民抢收抢种，有些教师、学生还利用进修、实习或假日住在农业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业社进行生产规划，改进耕作技术、总结生产经验，开办技术训练班、会计训练班，帮助农业社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这样，他们就和这些农业社建立了兄弟般的亲密关系。
因此，西北农学院附近几个农业社1956年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时，社员们就给自己的农业社取名叫“西农高级社”。
四个农业社分别取名西农一社、西农二社、西农三社、西农四社。
教授到农业社进修
1954年，报上发表了醴泉县烽火农业社玉米丰产田亩产一千五百斤的消息，西北农学院的领导方面对这个成就非常重视，决定派人去帮助总结经验。
1955年正好赶上苏献忠教授进修，他就自动要求到烽火社去，结合总结丰产经验进修。
苏献忠教授和老乡们同吃同住，经常到田间观察社员们对各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并帮助农业社改进耕作技术。
他发现他们玉米丰产经验之一是对种籽进行粒选和温汤浸种，但是在播种大面积玉米时却没有选种。
而且播种回茬玉米时，没经过细犁细耙就下种了。
他问社员们为什么不精操细作，有的社员说，反正回茬玉米打不多少粮，精耕细作就得费很多人工，苏献忠就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劳力安排好，前边深耕，后边耙耱，随着就播种，费不了多少人工，但是每亩田至少可以增产一斗多至二斗多粮。
社员们觉得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另外，苏教授还发现这个社务育棉花的技术也较差，就亲自教给社员棉花整枝技术，提高了社员们的耕作技术，对该社棉花年年丰收有很大帮助。
苏献忠教授在烽火农业社工作过程中，不仅帮助农业社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而且由于接触实际，也使他考虑问题时更加结合实际，更加充实了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内容。
例如过去根据书本上讲玉米长到二尺高时才开始灌水，但实际上玉米在苗高一尺时灌水，对玉米性器官的生长更为有利。
从烽火农业社回到学校后，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对烽火农业社水地回茬玉米丰产栽培技术研究的初步报告”，对提高玉米产量提出不少宝贵意见。
苏教授在烽火社住了半年多的时间，和很多农民交成了亲密的朋友，农民经常给他来信，告诉他社里的庄稼生长情况，询问一些技术问题，甚至还在信中和他谈一些家常。
苏教授也把农学院培育的良种牛、羊介绍给烽火社，帮助他们发展副业生产。
最近，西北农学院又派苏教授到烽火农业社和该社初步商定了七条加强经常性密切联系的办法。
一、烽火农业社整社时农学院帮助他们搞好经营管理。
二、农学院协助烽火社制订明年规划和长远规划。
三、今年冬季由烽火农业社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到农学院去学习，由农学院帮助他们总结生产经验。
四、烽火社希望农学院像1955年一样派人长期住在社里，指导生产，并且给社干部讲解一些基本的农业科学知识。
五、烽火社希望农学院的学生实习或下放干部时放到他们社去，并欢迎农学院干部和学生在那里安家落户。
六、农学院派人到烽火社进行科学研究（如农学院和烽火社都正在进行的关于“棉麦两熟”的研究），并帮助烽火社搞好小规模的试验田或试验室。
七、农学院供给烽火社优良籽种或畜种。
像苏献忠教授这样结合生产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和农民交朋友的教授讲师和助教在西北农学院不是个别的，我们在这个学校的那一个系都可以找到。
在农业经济系王立我教授的办公室和宿舍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农村来的客人。
他们是武功县一些农业社的会计员，记账时遇到困难来请王教授帮助的。
会计员们为什么和王教授搞的这样熟呢？
原来武功县所有的农业社用的簿记都是王教授设计的，所有会计员几乎都曾经在农学院举办的会计训练班学习过，他们都是王教授的学生。
大学生的意外收获
西北农学院的每个系的学生也分工负责经常联系附近的一、二个农业社。
植物保护系的同学从1955年以来就和西农一社的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西农一社刚刚转到高级社时，植物保护系的学生就赠送给他们六百多册有关农业技术和文化学习方面的书籍，帮助他们建立了图书馆。
并且经常到农业社帮助开展文娱活动或给社员们讲解报上刊登的国内外大事。
社里又成立青年生产队，要搞棉花丰产试验田，植物保护系团总支就组织三年级学生成立“旱地棉花丰产综合技术研究小组”，帮助青年生产队制定了旱地棉花丰产计划，并且具体教给他们选种、播种、留苗、整枝、防虫等新技术。
到了初冬，农业社的其他棉田上还有很多青铃，丰产试验田的棉铃就开全了。
社里一般旱地棉花每亩收获量只有三十斤左右（皮棉），丰产田的棉花每亩收获了皮棉八十多斤。
今年，西农一社第2生产队在植物保护系学生的帮助下，普遍推广了青年生产队旱地棉花丰产的经验，虽然遇到夏、秋干旱，虫害又比较严重，全队平均每亩旱地棉花还收获七十多斤皮棉，比没有推广这种先进经验的第1、第3生产队增产一倍左右。
西农一社的社员们每当谈起今年棉花丰收时，就赞许地说：
“咱丰产多亏农学院帮助哇！”
该校学生帮助农业社改进了耕作技术，同时也使得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同生产实习密切结合起来，更加巩固了从课堂里学到的知识。
比如他们在指导棉花生产过程中，要实地去了解棉田要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土壤耕作；
怎么播种棉花，种上后又如何管理；
要使棉花丰产需要上什么样的肥料，上多少，什么时候上；
发生了病虫害如何防治，用什么方法和药剂防治等。
这样，他们就把学到的作物栽培学、土壤耕作学、肥料学、农业昆虫、农业植物病理和植物保护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系统的结合起来了。
有些在课堂里学的不深不透的课程，通过田间实验，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很多学生还把帮助农业社搞丰产田的经验或农业社的生产经验写成论文，在同学中进行讨论和答辩。
西北农学院师生同农业社的友好关系就是这样地一天一天在发展，他们互相间现在已经变得谁也不能离开谁了。

北京郊区农民同老鼠打地道战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乡东方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十七户农民最近同老鼠打了一场“地道战”，打死田鼠四百二十九只，挖出粮食三千七百四十多斤。
这些被老鼠衔进洞去的粮食有玉米、小豆、黑豆、毛豆等，除极少一部分已霉烂外，都是好粮，够十个普通成年人吃一年。
这个社的社员刘长安、袁德尔、徐永生在20日发现了一个鼠洞，立即循着洞口掘进。
掘土一尺后穴道即分为两条，分别通向老鼠窝和农业社储藏粮食的地方。
当他们把全部鼠穴打开后，发现在一丈多长的弯弯曲曲的穴道里铺满了各种粮食。
刘长安等三人在过去一周中，利用农闲的时间，从鼠洞中共挖出六百七十多斤粮食，打死了五十多只田鼠。
根据他们的经验，这个社的许多社员展开了“同老鼠打地道战”的活动。
他们不仅因此获得了重大的“战果”，还认清了老鼠的危害性。
　（新华社）

大力提倡　重点推行　逐步普及
各地开展普通话推广工作
本报讯
从今年08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继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都扭转了对推广普通话工作重视不够的状态，有些省份的专署、县、市教育行政部门也指派干部兼管普通话推广工作，积极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使推广普通话成为经常工作。
上海、青海、四川、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市，确定进一步深入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具体地布置了今后的任务。
江苏靖江县召开了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广州市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也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如何结合该市具体情况进一步加强普通话推广工作。
上海市在暑假期间，先后在闸北等十八个区分块联合举办了六个暑期幼儿园教养员普通话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共一千五百多人。
经过八到十天的学习，大多数学员看到用拼音字母拼成的标调音节，就能正确发音，并可以运用拼音字母练习普通话。
山东省教育厅在省教师进修学院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轮流训练教师，继续为该省各县、市培养推广普通话的骨干。
总的看来，全国各地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一般都由忽热忽冷转入经常化。
但也有个别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由于忙于其它工作，对推广普通话工作还没有真正地重视起来，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是需要改变的。
方言普查工作，各省市在积极进行中，除江苏、南京、辽宁等省市已经基本上完成方言初步普查工作外，一般都预计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
只有福建、甘肃几个省市须延至1958年。
河北省方言调查工作指导组在11月23、24日召开了第2次会议，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整理材料编写学话手册等问题。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为了考虑明年秋季开始在中小学中推行拼音字母问题，曾在10月30日召开了有二市（北京、天津）一省（山东）教育厅局长及北京市部分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教师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中多数人认为：
拼音字母的推行，在中学、师范学校问题不大，小学可以有重点的在有条件的学校推行。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协助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家来说普通话”电影，已经印制了一百零六个拷贝，由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分发到全国各地上映。

学习苏联先进的篮球技术
北京男子篮球队指导　陈文彬
苏联俄罗斯共和国男、女篮球队在北京的三场友谊比赛中，充分地体现了苏联篮球运动的特有风格和优良技术。
他们具有健壮的体格，良好的身体训练，速度快，弹跳力好，耐久力强，是一支具有良好的身体训练和技术训练的队伍。
在三场比赛中，他们表现了积极、勇敢、顽强的作风和旺盛的攻击精神。
在北京的三场比赛中，俄罗斯男、女篮球队不仅进攻积极，也很重视防守，特别是在篮下控制严密，断球、抢球的动作都很好。
在篮板球的争夺中，俄罗斯队占有极大的优势。
在对“八一”红队比赛时，他们比对方多抢得了三十二次的篮板球。
在战术方面，俄罗斯队的双中锋运用得很出色，篮下两个中锋威胁大，外围能配合远投，常使对方扩大和收缩防守面积都很困难，两个中锋得分占全队得分的50％，特别是身高二点零四公尺的中锋祖布科夫具有卓越的技术，能攻善守，在同北京队比赛时，虽然在对方重点的看守下，他一个人还得了二十三分。
祖布科夫不但能篮下得分，也会中距离投篮，特别是他能在同伴们投球未进跳起将球拍进篮中。
在防守时他又能控制篮下球和拍掉对方多次投篮的球。
此外，在进攻中他还能经常传球策应，为同伴掩护、配合。
从祖布科夫的技术中可以看到现代中锋技术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固定区域，作一两种投篮动作，而要求中锋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训练，跳的高，跑的快，技术全面，逐渐向空间发展。
俄罗斯篮球队的技术特点是朴实、快速和合理，传球动作多样，手中不停球，传球只是为了配合战术的运用，没有丝毫华而不实的多余动作。
俄罗斯队的配合是在快速中进行的，不拿球的队员移动迅速，随时争取站在最有利的位置进行攻击和抢夺对方的球。
这些优点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这三场的比赛中，也可以看到了我国篮球运动员的特点和风格。
我们的队员速度快，个人突破能力强，动作轻巧，技术熟练，特别是快攻战术运用得很成功，跳起空中单手投篮的动作准确。
在防守中，移动快，协同配合较好，抢球、断球迅速而有效。
但我国篮球队在比赛中也暴露了不少缺点，战术单调，缺乏配合，战术变化有时不够及时，有时出现了战术组织不起来的现象，这方面“八一”黄队更为突出，有时还出现了在得利的形势下不能巩固和扩大战果，反而表现了急躁的情况。
北京男队曾出现了二十一比十一，“八一”红队也曾出现了十四比三的领先局面，但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客队扳回；
在比分接近、比赛最后的时刻更显出了缺少经验，如打控制球时缺乏积极快速的动作和攻击。
此外，在比赛中还暴露了身体训练不够的现象，在激烈而快速的比赛中，有些队员虽然技术很好，但由于体力不支而未能充分发挥技术。
从这几场比赛中，可以看出今后怎样进一步学习苏联先进的篮球技术，提高指导和运动员的思想水平和战术素养的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因为苏联的篮球运动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它有鲜明的思想性和目的性，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它具有高度的、世界水平的技术。
苏联篮球运动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吸取了苏联科学的成果，综合和集中了多种体育运动的经验，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苏联篮球运动体系。
在学习苏联的同时，我们还要发挥自己特有的风格和优点，积极提高指导员和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战术素养，特别是要提高中锋运动员的身体训练和全面技术训练，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使我们的篮球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也有我一份
辽宁省安东县黄土坎中心小学，配合当前的农业生产高潮，开展了积肥运动。
学生们备有粪筐，在上学或放学途中拣粪。
目前全校已积肥一万五千多斤，年前计划完成五万斤。
这是二年级学生吴秀珍、孟宪礼在上学途中拣粪。
新华社记者　高国权摄

教学工作同生产实践相结合
西北农学院努力支援农业社
编者按：
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这就需要迅速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让农民逐渐掌握农业科学知识。
加强农业经济的经营管理，也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大因素。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一家几亩地的个体经济，而是一社几千几万亩土地的集体经济，而是农林牧副业多种经营的集体经济。
对这种集体的农业经济的管理，也需要农民掌握科学的管理知识。
西北农学院在这两方面对一些农业社进行了帮助。
这是农业学校对农业生产的重大支援。
全国有二十七个农业学院，有一百多个中级农业学校，如果每一个农学院和农业学校都像西北农学院这样来支援农业社，那么，他们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将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西北农学院和农业社开始建立的这种友谊，不只是对农业社有利。
就是对于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如何更密切地联系实际，对于农学院师生如何深入实际改造自己，也都有很大的意义。
本报西安讯
西北农学院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和农业社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提高了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质量，对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改造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帮助农业社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耕作技术水平，增加了收入。
西北农学院采取了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帮助农业社搞生产规划、搞丰产试验田，或派教授和学生住到农业社具体帮助改进耕作技术等办法，满足学校附近的农业社和陕西省的一些重点社的要求，使他们逐渐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
农学系苏献忠教授在1955年利用进修的机会在醴泉县烽火农业社住了六个月，帮助总结玉米丰产经验和改进种植棉花的技术。
社员们经常说，“不是农学院的帮助，咱们的玉米和棉花那能增产这样多。”
最近，西北农学院又派苏献忠教授到烽火农业社去，初步商定密切联系的办法：
农学院帮助烽火社研究如何改善经营管理，帮助农业社制定明年规划和长远规划。
农业社派小组到农学院去学习，农学院帮助他们总结丰产经验。
烽火社还希望西北农学院派人长期住在社里，指导生产，并且教给社干部一些基本的农业科学知识；
希望西北农学院学生实习或下放干部可到他们社里去，并且欢迎西北农学院的干部和学生长期在那里安家落户。
在1955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西北农学院组织了支援农业合作化工作组，动员了十三个教研组的教师和一部分学生帮助武功县前进一社制定1956年至1958年的生产规划。
果树教研组利用学校的树苗帮助农业社栽种了四百多棵苹果树和梨树，并且具体教给社员整枝、施肥技术，蔬菜教研组具体把蔬菜种植技术教给社员们（这个社过去没种过菜），作物栽培教研组也常到社里传授栽培技术。
前进一社在西北农学院的具体帮助下，经营多样化了，资金周转灵活了，收入也比过去增多了。
例如他们今年1至9月份，仅三十亩地蔬菜就收入三千多元，比种植小麦或玉米多收入二、三倍。
在大田作物方面，收获量也有显著增加。
如1955年每亩旱地棉花平均产量是三十多斤，去年是六十斤，今年已达到八十多斤。
西北农学院的教师们开办训练班、函授班为农业社和农业领导部门培养干部。
他们设计一种易学易懂、简化易用的簿记，训练会计员。
从1954年以来，王立我教授就着手研究农业社专业簿记，经过在前进一社和西农一社等农业社的试验和多次修改，现在已经定案并在武功全县的农业社推广了。
在制定农业社簿记的同时，西北农学院曾举办了四、五次农业社会计训练班，把使用这种簿记的方法和基本会计、统计工作知识教授给武功县所有农业社的会计。
西北农学院的师生不仅帮助农业社提高了耕作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向农民学习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勤劳朴实的优良作风。
苏献忠教授帮助烽火社总结玉米丰产经验回来后，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对烽火农业社水地回茬玉米丰产栽培技术研究的初步报告”论文，对如何提高玉米产量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很多学生在加强和农业社的联系后，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农业社的生产联系起来，也巩固了课堂知识，提高了学习质量。
为了更密切地和农业社联系，西北农学院已经决定在陕西省内分别不同地区选择更多的重点社，建立比较密切的联系，西北农学院对这些社进行比较经常的技术指导，并且派教师和学生到社里进行科学试验和实习。
最近，西北农学院又批准二、三年级的学生二百六十五人，分别到陕北陕南山区的二十多个农业社参加生产，一年后再回校继续学习。
同这些同学一起去山区劳动的，还有讲师、助教和干部三十人。
　（李茜）

灭鼠三千多　缴粮万余斤
解放军某部打开“地下粮仓”
本报讯
解放军某部全体官兵积极响应国家大力节约粮食的号召，结合消灭老鼠，解决二百口猪两个月的猪饲料问题。
他们利用休息时间拿锹携筐，到驻地附近田野去挖老鼠洞，一面除鼠害，一面挖粮食。
近半月来，他们已挖粮（玉米和大豆）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九斤，打死老鼠三千二百余只。
一天，李竹修等五人到豆地和玉米地里去挖老鼠洞里的粮食来做猪的饲料，挖了六个老鼠洞，就挖出黄豆一百一十斤。
第2天他们又从五个老鼠洞中挖出一百零九斤粮食。
“地下粮仓”发现后，很快在部队中传开了。
在四、五天内，仅两个班就挖粮一千七百一十九斤。
他们在挖鼠洞中发现，老鼠多散居在大豆和苞米地畔、田埂，地垅也有，不过较少。
一般的大鼠洞，粮食多至三、四十斤。
通常老鼠从地下向上倒出的土越多、越旧，窝就越大、储粮也越多。
在寻找鼠洞时，应先找出主洞，也就是总洞。
总洞的特点是：
洞口大，磨的溜光。
挖鼠洞时，应依洞口深挖找粮，洞地下又常分支四、五个洞口和窝不等，因此当一个洞口和窝找不到粮时，要多找两个洞口和窝，必然找到。
在挖鼠洞时，要严防老鼠从别的洞眼逃遁，以便消灭。

继续努力推广普通话
本报评论员
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推广普通话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来，有六十多万中、小学语文教师受过普通话训练；
大部分小学和一部分中学、师范开始用普通话教学；
部队、机关、团体中和社会上，也有几百万人从广播或短期训练班中学习了普通话。
能说普通话的人比解放前大大增加了。
可是，这些成绩比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普通话的需要来说，还是很不够的。
就拿北京来说，八年来人口由两百多万增加到四百多万。
学校、工厂、机关中不能很好地使用普通话的人还是很多的。
在一些新办的中学里，从方言区来的不能很好地用普通话教课的教师占到一半。
全国各地工业建设突飞猛进，交通往来日益频繁，各地的工人、技术人员、教员等统一调配使用，部队复员军人和从城市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学生越来越多，言语不通成为生活上和工作上的障碍。
推广普通话使人们有一种共同语作为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十分必要的。
这首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汉语的逐步达到完全统一，将使五亿多说汉语的人民免除方言分歧、言语难通的障碍，更加密切无间地团结一致；
少数民族的兄弟们，因为工作、学习上有需要而学习汉语的时候，学习普通话也比专学一种方言用处大。
其次，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人们能说统一而有规范的语言。
无论政治、经济、国防和文化教育，都不可能在语言分歧和混乱的情况下顺利前进。
汉语本身要发展得更加完善精密，汉字要改革为拼音文字，也需要推广普通话来准备有利的条件。
推广普通话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两年来，推广普通话工作开展得也不平衡。
1956年曾一度出现过学习普通话的热潮，现在有些冷了下来了，若干地区竟然停顿不前。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对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因而在具体工作上就没有作适当的安排。
在去年02月12日，本报发表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社论中曾经指出：
“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有效地完成，关键在于各级党政组织和各个有关部门对于这一工作是否充分重视，对于本地区和本部门应该做的工作能否作出全面的具体规划，并且加强领导和检查”。
两年来，经验证明这话在今天还是适用的。
凡是领导上重视，教育厅（局）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肯花费力量去推行普通话的省市，虽然方言比较复杂，也能收到可观的效果。
比如浙江省，由于党政领导方面比较重视，省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数次开会讨论和布置工作，教育厅办普通话训练班，编课本，并经常派人检查各县市的推广工作，因此推动全省各县市都积极进行推广工作。
去年暑假，除去一个受灾的县份外，全省各县市都举办了小学教师语音训练班，数万名教师受过语音训练。
又如上海市在教育局下设了四五个干部专管推广普通话工作，出版有指导工作的简报，平时注重使推广普通话工作和中小学语文课教学密切结合，因此该市不少学校能始终坚持用普通话教学，并逐步从语文课推广到其他课目的教师也使用普通话教学。
相反地，也有一些省市或有关部门，从领导起就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当急之务；
推广之初就意存观望，推广中碰到困难就往后退缩，甚至想把推广普通话机构或专人取消。
那末，在这些地区或部门中推广普通话工作就不能很好开展。
由此可以看到，领导重视是做好普通话推广工作的首要条件。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够顺利的进行。
为此，我们要贯彻“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工作方针。
大力提倡就是通过报刊、广播电台、报告会、座谈会、曲艺和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来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采取各项措施来表扬和鼓励大家来说普通话。
“大力提倡”须要结合“重点推行”，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而学校又以中、小学校和各级师范学校为重点。
在各科教学中，首先从语文科开始，然后推广到其它学科。
在机关、团体和社会其它方面，首先在迫切需要学习普通话的部门，如邮电、交通、铁路等部门推行，然后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门。
这样从点到面的稳步前进，就可以达到“逐步普及”的目的。
推广普通话既然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群众支持，就要把它当作一项经常性的、群众性的工作去做。
各省、市教育厅、局和各有关部门应该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列入经常工作计划，由专管机构和专职干部负责，根据当地和各有关部门的具体情况，订出计划，检查督促执行。
对学习普通话的要求，不宜过急过高，要根据不同条件，实事求是地提出要求。
要做好社会宣传工作，消除对推广普通话的疑虑和抵触情绪，争取宣传和文化部门的大力协助，通过报刊、文化馆（站）、广播电台、广播站、电影、曲艺和其它各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展览会、讲演会、座谈会等，展开广泛、深入的宣传，并组织热心推广普通话的各界人士参加宣传工作，使推广普通话成为群众性活动。
为了引起教师和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各省、市教育厅、局可以考虑试办各种不同规模的普通话讲演评奖，对于成绩优良的教师和学生给以适当的奖励。
现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已经由国务院公布。
各省市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拼音字母，推广普通话，重新鼓起群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情。
拼音字母是推广普通话的最便利的工具。
学会拼音字母，就是掌握了普通话的最基本的语音要素。
拼音字母当前最主要的用处，正是推广普通话。
我们应当使曾经学过拼音方案原草案和注音字母的人们，首先学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然后以他们为骨干，逐步推广，使愿学普通话的，都能运用这种科学的拼音工具。
推广普通话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我们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根据“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工作方针，使推广普通话成为一项经常性、群众性的工作，为汉语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一首歪曲“百家争鸣”的诗
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
戴伯健
今年05月07日人民日报八版上刊登的穆旦所写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我认为是一首不好的诗。
作者尽管用了隐晦的笔法，但是也不能掩饰它所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
05月上旬，正是党发表整风指示不久，指示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进一步开展“争鸣”和“齐放”。
可是作者却鱼目混珠地借“批评”某些人不敢放手“鸣”、“放”，对整风运动暗施冷箭。
像是在告诉人们：
共产党整风并无决心，“争鸣”只不过走走形式，“雨过地皮湿”。
诗的题目是“九十九家争鸣记”，暗示“争鸣”只是“九十九家”，是一伙子人，而真正应该鸣的，却是被排斥在“九十九家”之外的“小卒”。
因此，在作者的笔下“争鸣”就变成这样的情景：
这个“毫无见识”，那个“半真半假”，但主席却给这些人以“奖励”和“支持”。
除此而外，就剩下“应声虫”、“假前进”的“难分难解”的“舌战”。
人们要问为什么“争鸣”这样沉闷？
作者说就是因为那个“单等作结论的”看起来是多余的“主席”，他一意孤行，把持会议。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于是虽然表白过“不要扣帽子”，但是还是指出了“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经过作者这样的丑化，所谓“争鸣”，当然是一个骗人的幌子了。
作者为“百家争鸣”勾画的情景，是一目了然的。
通过这次“争鸣”会的写照，人们看到的，是受压抑的政治生活，言论不自由，只能讲与“威权”一致的意见。
可是，这难道与党“百家争鸣”方针有半点相干吗？
这难道不是作者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来的一幅歪曲现实的图画吗？
为什么同领导人意见一致的人都是“应声虫”呢？
为什么说“原则”话的人都是“假前进”呢？
我们还要问作者，你究竟所指的那些“不鸣的小卒”又是什么样的人？
你和他们究竟被“压抑”了哪些话不能说出来？
究竟你们有什么真理与事实，不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见天日呢？
“九十九家争鸣记”发表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在鸣放的幌子下向党大肆进攻的时候，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作者的真实动机了。

几种治疗冻疮的方法
对于轻的冻疮，每天可用热水浸泡一、二次，然后拿干毛巾拭干，再用手轻轻揉擦二、三十分钟。
这就能够促进血液流通，使受冻部位的组织恢复正常。
如果再搽上些冻疮药水（可用鱼石脂3克、哥罗芳3毫升、樟脑酊三十毫升配制成）或冻疮膏（药房出售的成药），效果就更大。
要是热水不方便，可以涂酒精，或含有5％的樟脑的酒精。
没有酒精时可用烧酒（白干）代替；
没有樟脑时可用辣椒或生姜代替。
把辣椒放在烧酒里，密封七天即成辣椒酒（辣椒酊）。
用以涂在患处，有消炎、镇痛止痒的功效。
如果冻疮已经破溃，最好先用4％的硼酸水冲洗；
然后搽上白降汞软膏或青霉素软膏，以防化脓。
治疗冻疮有许多民间偏方，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介绍几个在下面：
用五分之四的蜂蜜加上五分之一的熟猪油配成油膏，治疗冻疮相当见效。
把麻雀的脑子捣烂，涂在冻疮上。
这个偏方，早在明代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上就曾加以介绍。
经试验，效果良好。
把烤熟了的红果（山楂）捣烂涂在患处，用布包扎起来，每天换一次，也有效。
因为红果含有酸类，有收敛消炎的作用。
把茄子的根、茎放在水里煮开后泡洗患处。
这同明代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一书中介绍用茄根和葱煮水泡洗的方法类似，可以防止冻疮复发。
（玲）

和乌兰诺娃的会见
梅兰芳
1935年，我第1次访苏的时候，见到杰出的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就看过她的“天鹅湖”。
十七年后，1952年中苏友好月，她到中国来访问，我又看到了她的精采的舞剧，那一次她还参观了首都的中国戏曲学校，当学生在排演场练工的时候，我向她具体地介绍了中国古典戏曲演员学艺的过程，我们的学生表演白蛇传给她看，最后大家一起在舞台上照了相。
苏联的戏剧家都欣赏中国戏里面虚拟的骑马、划船、上楼、下桥的动作，以及多变的手势。
在中苏友好月的联欢日子里，我招待苏联文艺界，演出“醉酒”。
当我演毕卸装时，乌兰诺娃到后台向我道乏，她说：
“我非常喜欢中国戏里的手势，像‘醉酒’虽然穿的是宫庭服装，有长袖掩盖着双手，但是您偶尔有几个露手的动作是那么有着强烈的、醉人的吸引力。”
她拉着我的手仔细地看，最后她说：
“您的手，还是和一般演员的手差不多，没有什么秘密。”
1952年的岁末，我从到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归途中经过莫斯科，受到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招待，度过了1953年的新年。
下车的时候，首先看到乌兰诺娃同志在人丛中走到我的面前，向我道辛苦，并祝贺我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胜利归来，她们送我上了汽车。
事后苏联的一位能说中国话的记者告诉我：
“近年来乌兰诺娃同志为了保持她的表演的完整饱满，对于身体的休养，特别注意，因此轻易不到车站和机场迎送宾客，这次到车站来欢迎梅先生，可以看出你们友谊的深厚。”
1957年11月，我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莫斯科，下了飞机就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听到了苏联领导同志和兄弟国家的代表们，还有我们毛主席的祝词，对于10月革命为人类造福的重大意义都作了精进的阐发，这些响亮的声音，打到每一个人的心弦上。
在红场观礼台上，看到了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的壮阔雄伟的步伐，行列中的多种多样的火箭，吸引了所有的观礼者。
我们还看到了苏联的人造卫星，这与第1颗人造卫星是姊妹，现在陈列在天文馆里。
在这样庄严、隆重、狂欢的节日里，大家除了开会、参观的集体活动之外，我们还忙里偷闲到苏联文艺界的朋友的家庭里作客，在好客的木偶剧院院长奥帕拉兹卓夫家里，在作家波列伏依家里，受到他们亲切的招待。
西蒙诺夫同志在百忙中也赶到波列伏依家和我们叙首，还有几次富有诗意的文酒小会，都充满了友好与欢乐。
在这篇短文里我想着重谈谈我再次和乌兰诺娃的会见。
在一次晚会上，我又看到乌兰诺娃的一个短的舞剧，她的精湛的表演，可以说是“状如明月、体似轻风”。
使我想起中国古书上所说的赵飞燕能作掌上舞，但无从看到这种古代的舞蹈，今天仿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另一天她演一个大型舞剧“红罂粟花”，事先我没有知道，临时找不到入场券，我通过接待的单位表示要访问她，经过联系后，约定在莫斯科大剧院见面。
我听说她还经常到大剧院的舞台上练工，大约她不愿放弃一天的练习，所以在那里会客。
我顺便在这里介绍一下芭蕾舞演员的艺术生活。
芭蕾舞是一种艰苦的艺术劳动，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脚尖上，比到中国古典戏曲里面花旦的支蹻，还要吃力，饮食睡眠，都须严格控制，保持体重的标准。
在前几年中苏友好月，苏联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大部分团员是坐火车来的，乌兰诺娃却乘坐了飞机，据说，如果接连在火车上生活十天，吃了睡，睡了吃，一则体重会增加、二来就无法练工，对于她是不相宜的。
芭蕾舞演员的艺术年龄，一般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乌兰诺娃早已超过了这个年龄，这是一个奇迹，苏联人民尊之为国宝，不是偶然的。
前年另一位苏联的芭蕾舞名演员列彼辛斯卡娅到中国来访问，我到北京饭店拜访她，谈了些关于芭蕾舞的表演技术问题。
她告诉我，这次随着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主要是游历、参观，并不表演，但她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花上几十分钟的时间来练习芭蕾舞的基本动作，因为一个月的访华期间，如果缺工不练，在艺术上是一种损失。
乌兰诺娃曾经说过：
“我开始舞蹈生涯之初，技术占了我的主要注意力，占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种锻炼绝不是朝着杂技的方面发展，而是要提高技术、掌握更多的舞台动作，从动作的连续性和自然的衔接，好像流水一般的转变，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能表现出伟大的感情来，舞蹈才会是概括化并富有诗意的。”
当我们看到乌兰诺娃表演时，我们不仅欣赏她的卓越的舞蹈技术，而且感觉到，通过这种技术，诗意地表现出人的真挚而深邃的感情。
在一个清朗天气的上午，我和田汉、老舍、阳翰笙、王昆等几个人到了莫斯科大剧院，乌兰诺娃站在楼梯边欢迎我们走进会客室。
我把带来的一本彩色套印的“中国戏曲服装图案”送给她，她非常高兴，一边阅看，一边对我说：
“图案丰富，色彩鲜明，中国的印刷艺术进步了。”
她又说：
“当表演完毕，阅看这种有关戏曲美术的书籍，能够调剂精神、恢复疲劳。”
我又送她一张剧照，是我和姜妙香、葆玖三人合摄的“断桥”。
她指着葆玖所扮的青儿说：
“这是你的儿子，将来你的孙子长大了，祖孙三代合演一出戏，更有意味，新时代的艺术家是不老的。”
田汉同志送她一把红色面子的折扇，上面写着一首诗，是歌咏她表演的“红罂粟花”舞剧的，她道了谢，问我看过这出戏没有？
我说：
“那天因为临时找不到入场券，没有看到你的拿手好戏，非常遗憾。”
她谈了些关于排演“红罂粟花”的经验，这个戏是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最近又经过一次修改才上演的。
最后，我们表示希望她能在1959年我们开国十周年的纪念日，再到中国来访问，她笑着说：
“我愿意来和中国人民一同庆祝这个节日。”

孩子不肯吃药，怎么办？
胡自如
宝宝生了病，妈妈直着急，多么盼望他赶快健康起来啊！
可是宝宝不肯吃药，一见妈妈拿药来喂，就又哭又闹，怎么哄也不行。
怎么办呢？
妈妈皱眉了。
我是个护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形，因此也有了一些小小的经验，写出来给妈妈、阿姨们参考。
这里所说的不肯吃药的孩子，主要是指四、五岁以下的幼儿和婴孩。
对他们说道理，不能完全接受；
威吓和强制也不行。
因为强灌硬塞的结果，刚服下的药多半就会立刻从正在哭闹和挣扎着的孩子口中呕吐出来。
孩子为什么不肯吃药呢？
我想原因大致不外乎以下两个：
一是日常从大人那里听到药如何难吃、或者看过别人服药时皱眉裂嘴的怪模样，甚至受到过“再不听话，给你打针吃药”的恐吓；
二是孩子自己吃过苦药。
这样，幼小的心灵就慢慢地形成了怕吃药的心理，以后一见药，就条件反射，远而避之。
可见，大人们首先就该以身作则，不能在孩子面前吃药嫌苦，当然更不应该把打针吃药用作恐吓的手段。
平日如果有时间同孩子玩，在给孩子讲各种知识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地通过扮演式的游戏或讲故事等方式，讲一些关于生病吃药的正确认识，解除他恐惧害怕的心理，鼓励他勇敢地接受吃药、打针的医疗。
不幸孩子真的生了病（孩子得病机会比大人多得多），那末，就尽量想方设法减轻药的苦味和难吃程度吧。
有这样几个具体办法可供试行：
一、一般的药粉药片，可用等量或少量白糖拌在一起吃。
药片可砸成几小粒或砸成粉。
太小的孩子，可把药溶在糖水里喂。
二、油类药物，如鱼肝油、泻油等，可滴在小杯果子水、小匙稀饭或小块食物（如馒头、饼干等）上一起吃。
三、味道特别苦的药，如金霉素、合霉素（均药粉），它们的苦味能散发在水里，因此即使用糖水溶解来喝，仍然极苦。
这只有采取糖包药的办法：
盛半茶匙白糖，把药埋在当中（不要拌和），倒进口内，赶紧用开水或糖水冲下，这样，药还没有来得及在嘴里散发苦味就被吞下去了。
如果孩子太小不会吞，可以这样：
把白糖加水煮成糖浆，盛半茶匙，再把药裹在当中，也不要拌和，喂给孩子吃后再喝糖水。
还要注意的是：
不要当着孩子面调药，以免引起恶性刺激。
等孩子吃完药，最好立即用强烈的诱惑力转移他的注意力，以免他还在想着药的苦味而引起恶心、呕吐。

当心喘病复发
气喘病很不容易断根，一发起来，病人上气不接下气，十分痛苦。
冬天，如果不很好注意，这病更易发作。
这病的发作往往是“过敏”引起的，例如有些病人对某种食物（像鸡蛋、虾子、鱼……）敏感，一接触就会“老病复发”。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同样的环境，接触同样的东西，有些人发喘病，有些人却没事，这和每个人的神经系统（指大脑皮质）有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神经兴奋性比较高，就容易发这种病。
既然这种病和神经系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病人要是能够经常精神愉快，尽力避免情绪的波动，也就会减少这病的复发。
寒冷对呼吸道是一种刺激，它会使血管先收缩，后扩张，因而降低呼吸道的抵抗能力，细菌便乘火打劫，为气喘的复发造成有利条件。
所以在冬天要穿得暖和些。
是不是一天到晚在屋里，守着火炉子来避寒呢？
这倒不必。
外出时只要戴个口罩，一方面挡寒（健康人则不必用口罩挡寒），一方面预防污浊的空气。
在屋里也要不时开放门窗，使空气新鲜。
中午气温较高，可以到室外散散步，晒晒太阳。
吸烟是气喘病人的大敌，应该戒忌，因为烟使支气管粘膜的分泌（就是痰）增多，引起咳嗽，会勾引喘病复发。
适当注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的摄取（例如适量的维生素甲，能增强支气管粘膜的抵抗力），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气喘这个老病的复发与否，很大因素决定于患者自己，如果能好好地注意，可以减少发作。
（富士）

忆洪深兄
田汉
辛亥革命后，时局仍然很混乱，洪深兄有感于国事的蜩螗和家庭的变故，他只身在海外曾经好一些时候不能睡觉。
一来他的精神痛苦无法寄托，二来感到还在半觉醒状态的祖国人民需要通过最容易接近的戏剧艺术加以振作启发，这样他就舍弃陶磁专家的梦想，做了名戏剧家倍克教授的学生。
回国之后，他一面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一面独立成立剧社，演出受奥尼尔的影响、但主要暴露军阀混战恶果的“赵阎王”。
我跟洪深兄正是在这时候通过欧阳予倩同志的介绍认识的。
他也同样以予倩的介绍参加应云卫兄等的戏剧协社，导演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奠定了中国话剧表导演艺术方面初步的规模，“第二梦”以后，洪先生退出戏剧协社参加了南国社，成为我们的领导力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曾经有计划地给了我们一些物质支持。
是他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的鼓励。
由于洪深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受他的影响的学生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复旦剧社。
在这个著名的学校剧社里，他也不只是导演、顾问，而且是演员，他曾亲自演过洛斯丹的“西哈诺”。
洪先生对艺术创造是十分严肃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最没有架子的演员，中国老戏界有一句话叫“救场如救火”，在急迫的需要前面他正是一位披发缨冠，不顾一切的“救火员”。
南国社从广州公演回来，失去了它一些主要演员，当它重整阵容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演出时，又遭受了自由主义者的进攻。
已经是开戏的前两个小时了，“南归”的主要演员忽然以某些口实不来了，戏无法演出，但又不能退票。
洪先生知道了，竟毅然接受了这个剧本，扮上了。
许多台词他不熟，在几位提词者的帮助下，靠着他多年的舞台经验，居然把这个抒情的小戏对付下来了。
当人们称羡他的勇气的时候，他说：
“这样的急就章是不足为训的。
但演员事前不宣布理由，擅自不到，也不找代理人，是对戏剧运动的谋害行为，更不足为训，我这样拼着我的艺术生命上去，只是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抗议。”
洪先生平日生活得有条理、有计划。
对做学问，对教学工作如同他对艺术工作一样十分认真负责。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我在江湾复旦大学的他的家里住过一些日子。
我每天起床不算晚，但洪先生每天通常是五点钟就起来了。
他看书爱用打字机做细致的记录，做文章和讲演的提纲也常用打字机，每天黑早和深夜都可以听得到从他书斋透出的哒哒哒的声音。
他爱人民，爱朋友，也爱妻子、儿女。
但当皖南事变前后抗战形势逆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共产党进攻，摧残进步力量的时候，洪先生无限悲愤，曾服用大量安眠药，企图举家自杀。
幸而发觉得早，洪先生和他的家人被救转来了。
这次事件曾引起南洋各地人士的关心，纷纷来信慰问他。
由于我们的亲密关系，当时还有人误传是我的事。
在解放后，他一直为党为人民工作得那样积极。
1954年12月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去签订文化协定。
在波兰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有肺癌，电告我国政府，次年02月党就让洪先生回国了。
他回国的时候，正当人大召开之前，洪先生还扶着病到无锡、常州一带视察农村。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严重，癌细胞发展，严重压迫到神经，痛苦非常人所堪，不了解他的人忧虑他自杀，但洪先生不，他对他的夫人说，“我要向病魔斗争，还要看到黄河水清，我还要争取入党。”
的确，他在病床上曾写过一封信请求入党。
跟洪深兄三十年来兄弟般的交往不是几千字所能概括的。
他是一位民族民主革命中热情的文化战士。
他靠近党，在党的领导下做过许多出色的工作。
他也是在党的文化外交工作中病倒的。
党也曾劝他由烦剧的对外工作中回到他的本业。
因此洪先生替青艺导演过“四十年的愿望”和“法西斯细菌”，他还计划再拿起创作的笔。
要不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他的生命，洪先生是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有一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色的文化人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暴露出他的资产阶级面目，过不了关，而洪深兄所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却完全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拥护党，尊重和要求党的领导；
他一贯拥护社会主义，他在旧社会宁愿死，宁愿举家自杀，而在社会主义新社会，他执拗地要活下去，至死与病魔奋斗！
我应该细致分析一下洪先生的作品，从他的艺术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吸取它的经验和灵感。
可能有人说：
“我们还缺少钥匙”。
但懂得洪先生的为人便是理解洪先生的作品的最好钥匙。
请允许我就写到这里吧。
1957年10月18日夜深（续完）

我也来试试（第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作品）李义芳

河水结冰为什么先从边上结
河边上的水比较浅，流动性也比较小，它所含的热散出去以后，不会很快地由别处补充进来。
而河中间的水比较深，同样大小的水面下所含的总热量要比河边上的水多，所以它冷的也比较慢；
同时河心的水流动性大，热量容易补充。
因此河边上的水要比河心的水冷得快，先结冰。
　（哲）

葱蒜为什么能使人流泪
每个主妇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每次切大量的大葱（或洋葱头）和蒜时，常会流许多眼泪。
原来大葱中含有一种叫做丙烯醛的物质，大蒜中含有丁烯醛。
丙烯醛和丁烯醛都能挥发成蒸气，当我们切的时候，这种蒸气就随着扩散开来，使人流泪。
尽管葱蒜能使人流泪，但是适当的食用它对人体有益处，因为它们具有杀菌的作用。
一般的人在吃饭时吃一小瓣蒜，可以杀死口腔内的细菌，对于防止呼吸道传染病有很大帮助。
有人怕吃了葱蒜讲话时有臭味，不敢吃。
这种蒜味和葱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你饭后放一粒槟榔或一小撮茶叶在口中嚼嚼，就可以除去葱蒜味。
（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