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使举行歌舞晚会庆祝国庆
周总理应邀出席并接见了歌舞团负责人
新华社28日讯
为庆祝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二周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和夫人28日晚在北京举行晚会。
晚会上由南斯拉夫“伯朗柯·克里斯曼诺维奇”歌舞团演出精彩的歌舞和音乐节目。
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李济深副委员长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等人应邀出席了晚会。
应邀出席晚会的还有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
正在北京访问的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德·萨拉伊也出席了晚会。
歌舞团在晚会上共演出了十三个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节目，每个节目都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许多节目表演后都因观众热情要求而重演。
在晚会休息时，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接见了“伯朗柯·克里斯曼诺维奇”歌舞团团长米洛什·尼柯里奇，副团长米奥特拉格·巴夫洛维奇和合唱队指挥第米特里耶·斯蒂方诺维奇，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在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和李济深副委员长等人由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陪同，到舞台上同歌舞团演员们握手，向他们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
新华社28日讯
周恩来总理28日上午接见了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团长铃木义男，团员大矢省三、菊地养之辅、佐竹新市、佐竹晴记、田原春次、三宅正一、千叶信、山下义信、古屋贞雄，以及使节团的随行人员。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秘书长吴茂荪，理事廖承志、谢南光、赵安博，副秘书长萧向前。

巴利里大使举行盛大招待会
庆祝阿尔巴尼亚光辉节日
朱副主席向阿人民和政府热烈祝贺
新华社28日讯
28日是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四十五周年，29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在28日晚间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这两个节日。
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出席了招待会。
朱德副主席在招待会上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政府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朱德副主席说，在解放后的十三年中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家。
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全部成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朱德副主席又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坚强的一员，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地提高。
朱德副主席最后说，近年来，中国人民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正在一天比一天地增加。
中国人民今后将继续加强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世界和平进行共同的努力。
巴利里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讲话。
他在概述了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经过以后说，今天，阿尔巴尼亚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各友好国家的援助下，正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在和平生活的十三年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自己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农业—工业国。
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到十四倍，农业方面也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机械化的农业。
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在提高。
大使说，阿中两国的友谊日益在增长和发展，将来它还将大大地巩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过去曾作过，今后也还将继续作一切努力，以进一步巩固这一友谊。
同样，过去阿尔巴尼亚人民曾作过，而今后也将继续作一切努力，来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和平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和平。
朱德副主席和巴利里大使在讲话结束时，互祝两国的繁荣和富强，祝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祝两国领导人的身体健康。
今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彭真，副总理陈毅、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首都社会各界人士，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许多国家的来宾，共六百多人。

建设山区是全民全党的大事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山区生产座谈会确定方针作好水土保持力争粮食油料自给有余发展多种经济
新华社28日讯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山区生产座谈会在19日结束。
座谈会一致认为：
面向山区，向山区进军，全面发展山区生产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向之一。
座谈会是从11月01日开始的。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中共省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和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
朱德副主席在会议结束以前对山区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作了总结报告。
座谈会汇集的情况表明：
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几年来山区的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人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但是，由于有些地区不够重视，山区的富源还没有大量开发出来，因此，一般山区人民的生活同平原地区比较还是并不充裕的。
为了开发山区，做好山区工作，座谈会经过充分讨论，交流了经验，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制订了初步规划。
会议认为，全面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牧业和土特产、采矿等生产对我国经济建设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首先，山区面积辽阔，资源丰富。
在我国大陆全部面积中，山区、半山区约占80％左右。
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外，据参加座谈会的二十一个省统计，山区、半山区面积占这些省、市面积的62．4％；
这些省、市有半数以上的县份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
在这样辽阔的山区中不仅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占这些地区耕地总面积和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还有面积很大的森林和油桐、油茶、茶叶以及各种干、鲜果树等特种经济林木；
土特产和各种矿藏等有待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也非常丰富。
因此，这个座谈会认为，如果忽视广大山区的生产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如果把山区的生产全面地发展起来，不仅可以逐步满足国民经济对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土特产品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使山区两亿多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据此，座谈会一致认识到：
有计划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山区资源，大力发展山区生产，是我国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方向。
其次，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长远发展着眼，也必须重视山区。
特别应该重视山区的绿化工作，以便防止水土流失。
几年来各地在控制水土流失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黄河上游、中游和长江、淮河、海河、辽河等水系上游的广大山区、半山区和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现象还相当严重。
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严重地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并使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受到严重的洪水威胁。
因此，座谈会认为，各地山区在全面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把宜于绿化的一切光山秃岭都种上树木极为重要；
山区大力植造各种林木，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和防止水土流失，而且森林面积增多之后还可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
据此，座谈会指出，包括植树造林、绿化山区在内的全面发展山区的生产，是保证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根本关键。
再次，山区生产潜力很大，发挥山区生产潜力是当前把我国的农业生产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的重要环节。
山区生产潜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现有的生产水平不高。
现在，山区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一般较低；
各种特种经济林木的出产也不平衡。
例如油茶，有的地区单位面积产量高达一百六十斤，有的地区低到十一斤。
如果把山区的粮食产量略微提高一点，把产量较低的特种经济林木的产量提高到现有较高的水平，由于它们的面积很大，就会在近几年内给国家增加大量的财富。
另方面，山区尚未开发的可资利用的宜林、宜牧的土地面积很大，其他资源也很多，有些特种经济林木如油桐、柞蚕、油茶等，解放后虽大力恢复，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如果把能够利用的荒山都按照全面规划的要求利用起来；
没有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尽快地加以恢复和发展，有些生产在较短的时期内就会有很大的发展。
因此，座谈会认为，就当前对国民经济提供较多的农业、林业、牧业和土特产品来说，大力发展山区生产也极为重要。
座谈会指出，很多山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老区人民对我国的革命事业有过极大的贡献。
解放后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扶持、领导下，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善，但创伤严重的部分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因此，全面发展山区生产不仅有巨大的经济意义，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座谈会一致同意的关于山区建设的总目标，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这个目标是：
把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上文化上进步、繁荣、康乐幸福的山区。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座谈会讨论了山区生产建设的方针、任务和应该采取的各项措施。
关于山区生产建设的方针，是根据山区生产的特点、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提出的。
这个方针是：
要在做好水土保持、力争粮食、油料等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全面地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和土特产、矿产等多种经济。
座谈会认为，要想全面发展山区生产必须取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援。
首先必须逐步地改变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以便运出山区的产品和运进山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为了支援山区生产，加工业、手工业和各种技术人员必须上山，就地取得原料就地加工，制成成品或半成品，以适应交通不便的状况，便于运出。
商业工作在促进山区生产上极为重要，座谈会认为必须在山区中建成商业网；
地广人稀的山区可以委托农业合作社代购代销，以便收购山区农民的各种产品；
有些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够合理的应该予以调整，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山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必须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以便提高山区的文化水平和消灭山区农民的各种疾病。
为了做好上述各方面的工作，中央有关各部负责人都在会上提出了支援山区的初步计划。
党的统一领导，是全面发展山区生产的根本保证。
座谈会认为，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订出短期的和长期的发展山区农业、林业、牧业、副业生产和发展交通运输、利于山区生产的各种小型工业、手工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的全面规划。
座谈会着重指出，建设山区主要是依靠山区人民。
目前山区已完成合作化。
因此，必须办好和巩固山区的合作社。
为了作好山区工作，各地党委要有计划地动员大批优秀干部和城乡人民上山，要学习甘肃省委“抱着少活十年”的决心建设山区。
山区的合作社在社的规模和劳动组织等方面，应该按照山区的特点办事，不要硬搬平原地区的经验。
根据山区生产商品性较大的特点，座谈会认为，对山区合作社社员要经常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极为重要。

我国家领导人电贺南斯拉夫国庆
新华社28日讯
我国国家领导人27日致电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国庆。
贺电如下：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同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友谊几年来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今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以斯坦鲍利奇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先后在我国进行的友好访问，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南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友好合作。
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11月27日于北京

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工业生产高潮
在过去的十个月中，全国工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坚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超额完成了工业生产计划。
根据主管部门估计，今年各种重要产品预计产量与国家计划比较：
煤炭可超过五百万吨左右，生铁可超过三十万吨左右，钢可超过二十万吨左右，木材可超过六十万立方米，烧碱可超过一万吨以上，氮肥可超过四万吨以上，纸张可超过五万吨左右；
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轻工业的生产水平，也大都超过了原定计划。
在产品的品种上，无缝钢管、薄钢板、优质钢材、矽钢片等品种产量逐季都有增长，试制和投入生产的新产品也较往年为多。
在原材料节约方面，多数企业的电力、煤炭、金属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耗定额都大大降低。
以棉纺织工业为例今年上半年全国棉纱每件用棉量，平均较去年又降低三点零四斤。
今年企业季度和月度计划完成的均衡性，也比过去任何一年为好。
在原材料不足、节约原材料和采用代用品的情况下，工业产品质量一般也比较稳定，部分产品并且有所改进提高，仅有少数产品的质量波动或下降。
从总的方面来看，今年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
它对于克服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保证工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推动1957年度生产计划的完成，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今年的工业生产战线上，我们已战胜了各种各样困难，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个年度计划，肯定地是可以超额完成的了。
什么原因使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具有那些特点呢？
首先，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下，发动全党和全体职工，贯彻执行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持家的方针，抱着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克服困难的精神，抓住了增产原材料和节约原材料的关键。
由于方针明确，目标具体，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和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能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订出切实可行的增产节约的各种措施。
其次，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注意教育企业领导干部和职工树立全面的增产节约观点，要求在节约原材料和保证质量、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增产，在保证质量和消除浪费的原则下节约。
在执行过程中，又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向。
因此在某些企业中，虽然也曾经发生过片面追求产量和节约、不顾质量和安全等现象，但由于及时发觉纠正，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3，加强了供产销的平衡和协作配合工作。
今年有些部门和地区着重进行了季度的供产销平衡和生产安排，组织了各种专业会议和经济协作，通过这些工作，发现和预见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调度安排，解决了不少问题。
今年在企业中还注意了清理库存物资，进行调剂平衡，各部门、各地区和企业间相互协作支持，互通有无。
这对克服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4，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总结推广了不少先进经验，特别在节约原材料方面，这些先进经验起了显著的作用。
第5，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年夏季以后厂矿企业开展了整风运动。
职工们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其后又掀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的热潮，工人们对于改进企业管理、改进领导作风、改进工资福利等方面，提出了积极性的意见，由于领导方面对这些意见及时做了答复和处理。
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未有地提高了。
比如抚顺各矿由于鸣放以后，就增产了将近二十万吨煤。
这个收获是难以估量的。
此外，企业中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的贯彻执行，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形式的推行，领导干部作风的改进，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前进。
　
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它的发展仍是不平衡的。
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一些部门、地区、企业没有能完成国家计划。
有些单位由于增产节约有些成绩，又发生自满、松劲和运动停滞不前的现象。
据河北省重工业厅对所属八十一个企业的调查，增产节约运动步步深入，持续发展的只占43％；
劲头不足，进展不大的占35％；
运动停滞不前已经松劲的占22％。
这些单位所以不能坚持下去，主要是因为有些部门和单位领导人员没有把增产节约当作长期的任务，看不见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潜力。
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提高一步，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通过这次整风运动，继续发动全体职工大放大鸣，揭露各级经济领导机构和基层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等缺点错误，企业的领导人员要坚决执行中央彻底整改的精神，更深入地研究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组织与动员一切积极的因素，克服薄弱环节，挖掘潜在力量，推动增产节约运动向前迈进。
在我国工业生产中，目前存在着哪些薄弱的环节应该作为今后增产节约的重点呢？
第1、应该充分和合理地利用各种原料资源来增加生产。
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较差，技术水平不高，在轻重工业方面，对现有的原料资源利用得都还不够充分或不够合理，有些场合甚至存在着巨大的浪费现象。
例如我国森林木材从采伐到运出加工的利用率，仅有采伐量的30％左右，而工业先进的国家的木材综合利用率则已达到90％。
在有色金属的冶炼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不少共生金属和副产品都没有回收。
有些焦炉的焦炉气和煤焦油也没有合理利用。
造纸工业每年消耗数万吨烧碱，绝大部分未加回收。
在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厂中，有很多宝贵的副产品，大都没有利用。
此外，在纺织、食品、轻工业等方面，都有极大的潜在资源，亟待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以研究和利用。
第2、需要加强经济协作配合和地区平衡工作。
现代化工业要求在相互之间进行广泛和细密的协作，工业化的程度愈高，对协作的要求也愈迫切。
社会主义制度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规律，对于发展协作给予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可是目前在我国各个工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还存在着不少脱节和不协调的现象。
例如机械工业中的配套设备协作和生产工艺协作，就尚未很好地组织起来。
同一地区的企业，此忙彼闲，任务不均衡，有些企业加工能力不足，嚷着要扩建和增添设备，但同时其他工厂却有不少设备利用率非常低。
有些企业往往舍近就远，同距离千里以外的工厂建立协作关系。
在原材料调拨方面，往往忽视了地区平衡的原则，造成了不必要的长途运输和相向运输。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由于某些工业生产和物资供应的计划管理，缺乏地区平衡和因地制宜的措施，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在安排工作只从本系统考虑，不了解其他部门和企业所在地区的情况，习惯于“全能单干”，而不善于协作配合。
在工业和商业管理体制改进之后，这些缺点应该逐步予以纠正。
在供产销的结合方面，存在问题也很多。
例如有些产品时而脱销，时而积压，产销波动的幅度过大，使生产难于安排。
工商部门之间对于品种，规格，质量，价格等问题经常发生争执，必须及时和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避免国家利益的损失，为增产节约创造正常的条件。
技术上的互助协作，是以先进带动落后，推广先进经验的有效方法。
目前有些地区推行的厂际技术协作，企业与科学技术机关挂钩合作等办法，应当广泛的提倡，以克服我国目前多数厂矿技术力量薄弱，技术水平不高的弱点，从而更好地从提高技术上来做到增产节约。
经济协作配合工作做得不好，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做得好则可产生无穷力量。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所有经济工作人员都必须加强整体观念，坚决彻底地克服本位主义。
各级经济领导机关，应当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协作配合，深入研究与切实解决协作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加强地区的经济平衡工作，作为全国平衡的重要补充，以便更充分合理地发挥增产节约中的潜力。
第3、加强对原材料和资金的管理，制止浪费现象。
今年我们在原材料的节约工作上虽已获得巨大的成绩，但有些企业的浪费现象依然存在。
例如辽宁省国营机械厂的金属利用率今年上半年反比去年降低1．9％，六十九种产品的消耗定额有四十六种比计划超支。
今年7、8月份全国棉布的用纱量和卷烟的烟叶耗用量都较上半年有所提高，部分企业甚至超过了去年的平均定额。
同时不少企业却发生原材料库存过大，大量占用流动资金的现象。
例如黑龙江省七十四个中央国营企业今年二季度末占用的流动资金，即较计划定额超过20％，其中约有40％是属于不合理的超储积压。
据旅大市工矿车辆厂、起重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机车车辆厂等四个工厂上半年清查材料结果，除留下定额储备和全年生产需用量外，尚多余黑色金属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八吨，电动机四百七十七台，其中规格质量不合生产所需的钢材就达九千零八十吨，这些物资都是市场非常缺少或其他厂矿所急需的。
可见认真地摸清家底，积极进行清理，不但是合理运用国家建设资金，贯彻企业的经济核算所必需，而且能使物尽其用，有力地支援兄弟厂矿。
但是目前有些企业和主管部门，对多余的物资和资金却抱着“宁多勿缺”、“有备无患”的想法，或强调“只准系统内调剂”等理由，不肯积极处理。
为了纠正这种缺点，今后工业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物资和流动资金的管理。
物资供应机构，财政部门和银行也应该发挥有力的监督作用。
第4、加强劳动工资工作，紧缩企业管理机构，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出勤率，不断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劳动工资问题中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中管理机构庞大，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一般达20％—30％。
为了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必须坚决的紧缩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并进一步整顿劳动组织按生产需要实行定员管理。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央各工业部门的生产工人出勤率仅为91．44％。
较去年同期下降2．32％，出勤率的下降，就会直接影响到某些重要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
企业整风以来，缺勤普遍下降，违反劳动纪律的大大减少。
许多企业的经验证明通过企业整风推动工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加强劳动纪律、克服劳动力使用中的浪费现象和促进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有效办法。
目前全国工矿企业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从已有的经验来看，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就迅速提高，在生产劳动中的主动性和爱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心大大加强。
这种积极因素反映到生产上，就成为推动增产节约的强大力量。
企业的领导者应该不断启发引导职工们来注意和争辩那些影响企业生产的重大问题，对职工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必须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
凡是正确合理的，都应迅速地整改。
各级企业管理机构和经济领导机关，也应该切实克服经济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缺点。
只要我们能大胆、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缺点，并且更深入具体地领导一切经济活动，就能够更有力地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第1个五年计划肯定地要超额完成了。
再过一个月，我们祖国即将开始进行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
让我们在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全民整风运动胜利前进的基础上，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超额完成今年的增产节约计划，做好1958年的生产准备工作，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来迎接伟大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到来吧！

朱德副主席在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作重要指示
全国支援山区山区支援全国
新华社28日讯
朱德副主席说：
开发山区富源，建设山区，是全民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必须全党动员起来，大家一起动手，把建设山区的工作做好。
朱德副主席是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提出这个要求的。
他在这次会议上对山区建设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他说，山区同平原一样，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几年来经济建设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但是，同平原地区比较，山区人民生活还是困难的，山区的富源还没有大量地开发出来；
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地区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
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极大困难的。
他说，山区建设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这是因为山区占了全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都占三分之一左右；
特别是因为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和宝藏，不仅地面上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等产品，而且地下有各种各样丰富的矿藏。
因此，山区的生产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山区地广人稀，这同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地少人多正好相反。
正因为这样，开发山区就可以大量地解决城市和平原地区多余人口的就业问题。
朱副主席指出：
由于山区的建设是这样的重要，所以中央把建设山区看作是第2、第3两个五年计划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央已经向全国人民和全体革命干部提出了“下乡上山”的号召。
朱副主席说：
山区经济的发展方针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上已经做了原则指示。
这就是：
“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
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接着，他着重地指示了山区建设的方向。
他说：
山区的建设方向应当是从山区的自给自足到全国经济的统一和全国经济交流；
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全国支援山区建设到山区支援全国建设的过程。
山区的建设开展起来了，那时候，山区的财富一定会源源不绝地开发出来，贡献给全国的建设事业。
那样就会达到一个新时期，这就是山区支援全国的时期。
这正是我们建设山区的远大目的。
不看到这个光明的前景，以为党提出建设山区只是救急性的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
朱副主席说，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于目前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山区的建设，对于今后利用山区的富源来支援全国的建设，都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外边的东西才能运进去，山区的物资也才能运出来。
当然，发展山区的交通运输，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当前山区还得采取许多自给自足的办法。
这就是要尽力避免相向运输的浪费现象。
为此，就需要在山区中大量发展小型工业和加工业，如酿酒、榨油、轧棉、碾米、磨粉、打蛋、制副食品、制药材以及其他可以就地取材的工业，甚至化学纤维工业等等。
这样，一方面就地利用了山区的原料，同时又发展了山区的经济建设。
所以大家要求“技术上山”，这是很对的。
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建设山区的远大目的，必须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
加强山区的商业工作，对发展山区生产有极大作用。
朱副主席指出：
在山区商业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
因为山区村庄分散，生产规模小，专设国营商业机构是不合算的，应该使基层供销社担负外调、内销、收购、指导土特产生产的任务，结合农村手工业者和农村多余劳动力，进行产品的加工，自产自销。
同时，还应该考虑把基层供销社和农业社、信贷社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集中领导，分别经营。
他说，山区的许多产品，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
据对外贸易部统计，在现有的出口物资中，山区产品即占50％以上。
由此可见，山区不仅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即在目前，对于支援出口，支援工业建设，向全国提供建筑材料、生活资料等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改进山区商业工作，具有多么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
朱副主席强调指出：
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方面的共同任务，需要各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协作。
这是一个全民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必须全党动员起来，大家一起动手，才能把山区生产建设做好。
任何一个部门忽视支援山区建设工作，都会影响山区建设的发展。
哪个部门不重视山区工作，哪个部门就会有落后的危险。
他说，希望各部门都要立刻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地重视起来，避免发生脱节的现象。
朱副主席最后说，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把建设山区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并准备以大批的优秀干部来支援山区建设。
只要各部门真正把山区工作重视起来，只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真正依靠广大群众，建设山区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大大地促进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甘肃武山县东梁山人民争取明年山地实现全部水利化。
这是修建东梁渠的水利大军。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山区和平原　同样有前途
福建平和县龙心乡经过辩论得出结论
本报讯
福建平和县龙心乡是一个山区，在鸣放中有的青年提出：
山区无前途、用机器没希望、生活苦。
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一部分农村青年硬说“生长在山区一辈子也过不了一天好日子。”
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后，认为这是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便以生产队或自然村组织青年辩论“山区有没有前途”的问题。
辩论中，很多贫农和下中农成份的共青团员、青年和农民，都以本乡生动的事实和本人的经历说明了山区同样有前途。
黄国荣说：
“解放前，我们这里是穷山荒野，现在公路马上就要通车到门口，我们乡边已建成一个半机械化的糖厂，目前，还要在我们乡里兴建一个炼钢厂，在共产党领导下，荒凉的山区已变成朝气勃勃的新农村，山区同样也能建成社会主义。”
富裕中农林福木说“留粮这么紧，政府要人活，不要人大，还说什么山区好？”
五十二岁的老农林华仔说：
“记起在旧社会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实在生活不下去，我才忍心卖掉一个亲生儿，现在每人一年吃到五百四十斤粮食，你们这些青年人还说什么留粮低，实在太没有良心了。”
这番话说得林福木哑口无言。
但是有的青年还不服气说：
“山区好，可是穿的不比人家好。”
于是又有人把解放前那种破衣破裤、千缝万补的情景和现在作了对比：
解放前青年人穿的都是本地土造的粗布，现在小伙子穿的尽是咔叽、府绸，姑娘们都有了花衣服，每人至少也有四套衣服可以替换。
解放前全乡很少有人穿鞋，现在每人平均有两三双鞋，怎么能说穿的不好呢？
龙心乡四百五十多名农村青年，通过大辩论和在老农民的教育帮助下，分清了是非，得出的结论是山区和平原同样有前途。
许多共青团员和青年们表示安心在山区工作，积极参加生产。
　（留汉凡）

建设繁荣幸福的新山区
邓子恢同志在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新华社28日讯
“把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上文化上进步、繁荣、康乐幸福的山区”，这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山区生产建设的总目标。
发展山区生产的重大意义
邓子恢的报告内容，全面地论述了山区生产建设的各项问题。
他在报告的第1部分“山区生产所处的重要地位”中说，山区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战略性地位，这是因为：
山区面积辽阔；
资源丰富；
潜力无穷；
前途无限；
和全国的经济建设关系极为重大。
我国的山区面积很大，在大陆国土的总面积中有80％左右是山区和半山区。
除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据二十一个省统计，山区、半山区的县份有一千二百三十七个，占这些省总县数的一半以上；
山区的土地面积占62．4％，耕地有五亿六千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5．8％，粮食产量也占三分之一左右。
在这些省的广大山区中，还有各种丰富的资源，其中有森林十亿多亩（占土地面积14％），木材蓄积量达四十四亿立方公尺，另外还有大量的油桐、油茶、乌桕、茶树和各种干鲜果树等特种经济林木，有待开发利用的荒山荒地和矿藏更多。
因此，向山区进军，充分开发和利用山区的各项资源，全面发展山区生产，就成为我国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方向之一。
他指出，山区的建设，和平原的关系很大。
山区搞不好，水土流失严重，就要影响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这样，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农业是发展工业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条件，农业的发展如果落后，社会主义工业化也要受到影响。
山区生产如果不全面发展，农业将受重大影响，还要影响出口、手工业等等。
总之，六亿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和山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要求全国都来支援山区，山区就能支援全国，不能孤立地来看山区。
　山区有许多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老根据地的人民对我国的革命事业有过巨大的贡献。
因此，邓子恢指出，全面地发展山区生产，不仅有巨大的经济意义，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建设山区的目标和方针
邓子恢的报告的第2部分是“今后发展山区生产的方向”。
他首先指出了山区生产的四个特点：
（一）山区生产是多样性的。
农业、林业、牧业、副业、采矿项项都有，比之平原更多种多样。
（二）山区生产有许多是长期性的。
例如，各种林木要有十年、二十年才有收益。
因此，山区的农业基本建设任务很大。
（三）山区生产商品性大，除粮食外，其他各种产品大部都要卖出。
（四）山区生产地区性、季节性大。
其次，他分析了山区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
有利条件是：
我国人多，农民勤劳勇敢。
山区人民有丰富的山区生产建设经验；
山区资源丰富，生产门路很多，可搞多种经营；
自然条件较好；
许多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政治觉悟较高；
山区已经实现了合作化，这是最有利的条件。
困难是：
山区人口分布不均，有些山区农民生产情绪还不很稳定，想要下山；
多年遭受反动统治和战争破坏，创伤较重；
由于林木受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交通不便，山区和平原城乡的物资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以上情况，邓子恢说，我们建设山区的总目标是：
把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山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上文化上进步、繁荣、康乐幸福的山区。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山区生产建设的方针是：
“要在做好水土保持、力争粮食、油料等自给有余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因地制宜地全面地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和土特产、矿产等多种经济。”
他说，这个方针也可分为六条来说：
第1条是发展山区的多种经济，不要单一化。
第2条是因地制宜，参照历史，不要一般化，不要割断历史。
第3条是力争粮食、油料自给有余，或在一定时期达到自给。
第4条是必须大力植树造林，有林才能保持水土，有林才有土特产，林木是长期性的生产，不能只营林木，发展林木要和当年生的作物相结合，用短期生产来支援长期生产；
不能光造用材林，要造一些特种经济林和薪炭林，用材林和特种经济林相结合。
第5条是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没有水土保持，便没有农业和林业；
水土保持，对山区生产需要，对平原生产更需要。
第6条是全面规划，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八大任务
邓子恢在报告的第3部分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山区生产的八大任务：
第1，要发挥山区耕地的潜在力量，在提高单位产量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
首先，要提高山区的粮食产量。
除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的山区和石山以外，一般地都要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标。
其次，要相应地发展油料、麻类、糖料、蚕桑等经济作物，以减轻平原地区的负担。
第2，大力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发展林业。
几年来森林砍伐不少，造林还不够多，如果再继续下去，将甚难满足将来建设的更大需要，同时也要影响水土保持。
因此，首先要抓紧造林工作。
据二十一个省统计，现有森林十亿亩，占土地面积14％，如果再造十亿亩，森林面积才占土地面积的28％，才有可能达到基本上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作用。
（控制水土流失森林面积要达30％左右）大家意见：
要在十年内造林八亿亩，这是很好的，应该努力完成。
这个计划完成了，再用十年时间再在边远山区大量造林，即在二十年内，全国山区就可以基本上实现绿化。
大量的造林主要依靠合作社，其次是国营造林，再次是国家和合作社合营造林，最后是个体的零星造林。
其次，必须重视对现有森林的保护工作。
几年来有些地区山林火灾严重，损失不小。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无论北方和南方，无论国有林和社有林，都要实行防火措施，成立防火队，购置防火设备，还要修建森林公路，以便扑灭山火。
再次，要合理使用森林。
现在浪费木材的现象相当严重，砍一百万立方公尺木材只利用50％，而苏联却利用80％以上，应该改变这种情况。
对大片国有林的采伐方法，不能“剃光头”，要实行适当的采伐方式，把大树、老树砍掉，留下幼树，以利水土保持和抚育更新。
林业部门和森林工业部门合并后，采伐单位就是造林单位，管采不造的现象必须克服。
对南方的私有林，国家一般只设采购站，由合作社包砍包运，并要订出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使采伐、造林和抚育更新相互结合。
不管南方和北方，都要改变只采近山林木不采深山、远山林木的现象。
第3，要充分利用山区水草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
山区发展牲畜，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要供应丘陵区和平原地区耕畜和食用牲畜。
为了发展山区的畜牧业，要加强牲畜防疫工作和流通工作。
第4，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土特产品的生产，以满足工业和出口的需要。
土特产品的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我国的出口商品中有50％以上是山区生产的。
为了发展包括药材、皮毛在内的土特产品的生产，各地应该同商业、对外贸易等部门协商订立合同。
第5，必须把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搞好。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要按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集中治理的原则，对水土流失现象严重的地区要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分沟分片的加以治理，在十年之内要基本上控制可能控制的水土流失。
他说，控制水土流失的一项重要方法就是要修梯田，造林，种草，采取综合性措施。
山区也要发展水利、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样样离不了水，要有甘肃武山县和山东莒南县大山社引水上山那种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把山区的水利建设搞好。
山区一般坡度较大，有了水还可搞小型的水力发电，为农村电气化准备条件。
第6，要发展山区的加工工业、手工业，开发山区的矿藏。
山区交通不便，运出原料比较困难，如果就地加工，运出成品、半成品就方便多了。
因此，轻工业部门要研究一下，在山区搞中型和小型的食品等加工厂，把加工工业搬上山去。
同时还应该尽可能委托合作社加工。
手工业也要上山，就地取材制造手工业品，并给农民修理农具。
山区中的矿藏如煤矿、铁矿、金矿、锰矿等也可由合作社开发，但只宜搞小型的，不宜大搞。
并经过一定批准手续。
要注意保护资源。
第7，大力发展山区交通，这是发展山区生产的一个根本条件。
十年内要把山区的经济要道修成简易公路，其余的地方要修大车道、改良驿道和人行道。
要逐步提高，量力而行。
首先要把水道利用起来，特别是出产木材的地方，要修一下河道，以便流送。
为了发展山区的交通运输，今后，的交通投资要按一定的比例照顾山区；
还可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由各有关部门集资帮助农民修路、修桥。
山区的运输工具应该改善，要求有关部门予以研究。
第8，要发展山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以便逐步地提高山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消除疾病。
十项措施
邓子恢的报告第4部分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应该采取的十项措施。
他说，首先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统一认识，明确方向，树立信心，鼓起劲头，面向山区，向山区进军。
他强调要有让河水改路高山低头的气概去建设山区。
领导干部要带头上山。
各省、县要定期召开山区代表会议，听取山区人民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困难，鼓舞他们的信心。
做好发展山区生产的全面规划，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他说，山区经济是综合性的，因此要全面规划，统一安排。
在做规划的时候，既不要保守，也不要不切合实际。
为此，要走群众路线，先要自上而下地提出指标，而后再自下而上地经过合作社根据具体情况切实讨论，制订规划；
而后乡、县、省逐级作出切实可行的积极稳妥的规划，逐级加以综合平衡，最后定案。
扭转山区人口外流，是解决山区劳动力不足的一个首要办法。
他强调必须对山区人民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安下心来进行生产建设。
另外，还要动员广大城乡多余的劳动力上山，开发山区。
为了发展山区生产，还要动员大批的优秀干部上山。
他们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要担负起领导生产、组织生产的任务。
因此，上山的干部，任务既艰巨又光荣。
加强山区的商业工作是促进山区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
邓子恢说，要大力发展山区的商业网；
在不能设立购销点的地方，可委托农业社代购代销；
产、销地区还可直接见面，以便减少流转环节。
他强调指出，在山区的商业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问题，有些产品收购价格不完全适当的要予以调整；
地区、品种、购销之间都要有合理差价。
价格合理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才能提高。
邓子恢还指出：
加强技术支援，技术上山；
国家给山区以必要的经济支援；
重视民族工作，搞好民族团结；
都是发展山区生产的重要措施。
他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他提出的最后一项措施是中共各省委员会必须对山区各项工作加强统一领导。
这是建设山区的根本保证。
各省都应该有一个书记或副省长专管山区工作。
根据山区特点办好合作社
他的报告第5部分是“办好和巩固山区农业生产合作社”。
他说，建设山区主要是依靠合作社。
山区有山区的特点，不能按平原的一套办法去办社，在社的规模和劳动组织上要因地因社制宜。
山区生产门路很多，对社员应该按不同的活路和技术高低给以合理的劳动报酬，以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山区生产发展起来以后，社的收入很大。
因此，应该在保证社员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条件下多留一些公积金。
收入太多的，还可以酌留一部储存备荒，不算公积金也不分掉。
另外，在林区还可留下林业基金，用以发展林业。
山区的副业生产门路很多，比较复杂。
因此，副业生产经营范围的划分，也不应采取平原的一套办法，要因地因社制宜。
山区生产商品性很大，这对社员不无影响。
他强调指出，对社员经常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非常重要，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防止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滋生。

简讯
山西二百万农民
敲开冻土修水利
山西省二百多万农民冒着初冬的寒风，在进行水利建设。
已经封冻的晋北塞外地区，四十五万农民在最近一个月内完成的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的工作量，等于今冬明春计划工作总量的一半以上。
靠近黄河东岸的河曲县农民，正在敲开冻土兴建三十处水利工程。
在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许多小型水利工程目前已陆续完工。
在晋南平原上，目前到处可以看见开渠打井的人群，工地上飘扬着竞赛红旗。
农业社建立苗圃
湖北省光化县傅家寨、赵岗等五个乡中，有四十一个农业社建立了苗圃，培育有松杉、桑树、洋槐等二十多种树苗。
现在树苗都长得十分茁壮。
预计今年冬天能出圃一百二十多万株树苗，够绿化荒山九千多亩。
这五个乡共有荒山三十多万亩。
过去每年造林时用的树苗，绝大多数是临时到野外挖来的大树旁分蘖出来的小树秧，小树的根在挖出时受伤，不容易活。
另外从林场里弄回来的树苗，经过风吹日晒，也受到很大损伤。
所以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苗圃。
　（新华社）

聂荣臻副总理在全国农业科学研究计划会上说
支援农业是农业科学人员的迫切任务
新华社28日讯
聂荣臻副总理今天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的讨论1958年全国农业科学研究计划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
听取聂副总理报告的，除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外，还有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和教授们。
为什么当前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后于生产需要？
聂副总理指出去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最近又重新作了修正，目前在全国已经掀起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他说：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
合作化的农业生产迫切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同时也为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以研究成果来支援农业生产是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光荣而迫切的任务。
八年来，我国的农业增产有了显著的成绩，对农业增产的保守思想，不相信合作化的优越性，不相信劳动群众的创造性，不相信科学技术一旦为农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八年来，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在选育优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灾害、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肥料、开展水土保持、水利灌溉、繁育牲畜良种、防治畜疫、发展特种作物以及试制改良农具等方面，或多或少地都做出了一些成绩；
当然，这些成绩与农业生产的需要比较起来还是很不够的。
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大约有二十几条直接需要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相配合，并且几乎牵涉到一切农业科学部门。
以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与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形势比较起来，则是远远地落后了。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首先必须解决农业科学研究的思想问题。
聂副总理说，我们从来就主张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必须使提高科学水平和为生产建设服务密切相结合。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则必须根据我国农业的特点，总结我国农民的丰富经验，吸收世界科学的先进成果，创造性地进行研究，为农业增产服务，并不断提高农业科学水平。
在这一方面，几年来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是有进步的。
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按照这一原则去进行。
相反的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不愿意走出温室，不愿意离开城市，更不愿意到内地和山区去，甚至有的研究热带作物而不愿意到海南岛去，有的研究畜牧兽医而不愿意到牧区去，认为群众的经验不科学，下乡妨碍自己的“进步”。
他们对农民群众生产实践中的新创造缺乏敏感。
对许多丰产区的丰产经验却没有去或不愿意加以认真的总结；
他们对农业生产中所提出来的困难问题，缺乏钻研的勇气，很少人愿意研究作物栽培方面的问题。
研究题目往往从书本上来，又到书本上去。
甚至在实验中不亲自观察，不亲自动手，研究记录只伸手向工人要。
这样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不会有创造性的贡献的，当然也不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好处。
应该坚决地从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解脱出来。
克服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聂副总理说，我国幅员广阔，气候、地形、植被等自然环境十分复杂。
我国农业历史悠久，群众生产经验十分丰富。
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从各个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农村，面向生产，加强调查研究，虚心学习农民的先进经验，加以科学的分析判断，从而制订出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和采取正确的研究方法；
并且将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加以运用和推广。
在农业的大发展中发展我国的农业科学。
农业生产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需要多种学科互相配合，从理论上或实验上进行综合的研究，需要较多的科学工作者进行集体的研究，有的还需要与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或农民群众进行合作研究，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任务重，范围广，就学科说，各门学科都是重要的。
但是，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紧密结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就不能不有轻重缓急之分，特别是在组织人力、物力方面。
农业生产地区性很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客观上容易形成工作分散和重复，因此，必须适当地组织各学科、各部门、各地区的力量，进行协调和合作，解决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然而，现在还有些科学工作者却习惯于单干，不愿意与别人合作，强调个人兴趣，反对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研究工作。
以致在一个研究所中研究题目十分分散，甚至一人一题。
在各研究所间，研究题目大量重复，像插秧机的研究，全国竟有四十多处同时进行。
这次会议上提出的研究课题有二千多个，其中不必要的重复是很多的，彼此缺乏互相联系与合作。
各学科之间、各机构之间、各地区之间、科学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人员和国营农场、合作社、农民之间的联系合作，就更加稀少了。
这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与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道路根本相违背的。
必须加以纠正。
因此，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提倡综合的、集体的、有计划、有重点的、相互协作的研究，乃是发展我国农业科学的重要关键。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大生产给农业科学带来的种种有利条件，也才能更便于利用现代科学的丰富成果。
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在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克服自己工作的缺点的时候，农业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农业组及地方的有关领导部门，都应该给予积极的帮助。
建立农业科学的领导中心是一项重要任务
聂副总理指出，为适应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还必须解决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
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和农业科学的重视，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机构和人员的增长比其他各门学科都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农业科学队伍——二百零五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二十七所高等农业院校，和一万多名大学毕业以上的科学技术人员。
摊子铺开了，但是还没有很好地组织领导起来，未能充分地表现它的战斗力。
目前，总起来说是兵多将少，有的地方是有兵无将，也有的专家又未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如何把这支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为农业生产服务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今年年初我们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应从各方面加强它，支持它，使它成为全国农业科学的领导中心和重点的研究中心，并围绕着这个中心把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组成一个全国的农业科学工作网。
农业科学院应该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全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制订重点研究工作计划，组织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农业科学研究力量，进行协调和合作，并对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采取适当的措施或提出建议。
目前农业科学院的力量虽然还不够大，但是它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取得各有关部门的支援，经过全国农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聂副总理说，建立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导中心是不容易的，但是十分必要的。
右派分子反对我们建立科学领导中心，企图分散我国科学力量，篡夺我国的科学工作领导权，使我国科学事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的这一阴谋已被我们彻底粉碎了。
聂副总理说，我国现有的农业科学力量，大部分在各高等农业院校中。
有的教师经年不开课，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科学研究力量就会很快的增长起来。
国务院业已决定把高等农业院校交农业部领导，并把农学院下放由各省、自治区领导，这就为农学院和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共同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更便于使生产、教学和科学研究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除中国农业科学院所属的专业研究所应从全国范围内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各地区、省、自治区的研究所必须同农学院密切合作，负担起本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的任务，实行对专区、县的试验站、实验场在科学技术上的指导，实行对各地农业推广机构的技术指导。
各地的国营农场等都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基地，也应该与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密切合作，并给予试验研究的方便。
中国科学院和政府其他部门所属的有关农业方面的研究机构，都要和农业科学院共同合作，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培养
聂副总理说，目前全国大学毕业以上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共有一万零八百人，其中高级人员（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共有一千三百人，就研究指导力量来说还是不够的，有些新的学科还是缺门。
充分发挥高级科学家的作用，培养年青的科学技术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方面要求老科学家进一步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实际，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积极培养青年干部，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一方面要求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尊重老科学家，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
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整体，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农业科学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聂副总理最后提出了农业科学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件事情：
第1、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来保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实现，贯彻执行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年度计划和农业科学组织机构的协调方案。
第2、加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农业组的工作，经常地进行协调、监督与检查。
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力物力，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办科学事业。
为了工作方便起见，科学规划委员会农业组下可以按照专业设立若干分组，各省、自治区应该加强对本地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第3、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改进工作。
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同我国实际相结合。
全心全意为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生活服务。
第4、切实注意培养工人和农民的农业科学技术干部。

让山区道路四通八达
辽宁大力建设山区交通网
据新华社沈阳电
辽宁省大力修建山区道路，以促进占全省面积60％的山区生产的发展。
11月中旬，在辽宁省的庄河县步云山乡，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修建了一条长三点五公里的公路，使这个乡每年生产的四十万斤山果能够及时运出来，作为酿酒的原料。
同时，居住当地的人们再也不用绕走三十多里的路去买粮了。
近两年来辽宁省山区道路发展很快，仅盖平、义县、北镇等五个县就开通了大小山岭四十六处，新筑公路一百五十多公里。
盖平县打通了千百年来阻挡人民出路的“万儿岭”，使山区大量苹果及时运出，山区农民生活也随着改善，人们把这个岭叫作“幸福岭”。
为了更多更好地发展山区道路，辽宁省交通运输部门决定在明年有计划地开辟三种类型山区道路，就是把山区当中主要干线打通，把特产品产地和主要公路连结起来，同时开辟一些主要山岭。
各地还将充分利用汽车、兽力车、木帆船和一切民间运输工具，扩大山区服务线路和营业站点，逐渐组成以产地、供销站点为基点的汽车、兽力车运输网，以集镇、乡为基点的汽车、马车运输网。

采梁山区面貌改观
据新华社讯
山西阳高县二十六乡在靠近古长城的采梁山区。
过去，这里全是童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
1956年实现合作化后，全乡农民修梯田、建谷坊、荒山播种、植树育林，出现了两万多亩控制水土流失的土地，一万三千九百多亩新梯田和成片林苗；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成倍地增施肥料，扩大种植高产作物，改良耕作技术和发展多种经济，两年来连获丰收，全乡已由缺粮变为余粮，今年共出售余粮十二万斤给国家。
随着收入增加，全乡农民经济生活大改善，民校、初小学生增加了，并且添设了一所完全小学。

一举两得
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是解决目前我们“国药”行业现存问题的一个措施。
据我们了解，北京市各个药铺，有很多老年工人和职员，身体都很弱，很难继续工作。
他们的工资都很高。
比如公私合营同仁堂药铺的老工人的平均工资在一百一十元以上（我们药材批发部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五十元六角）。
这些老年工人并没有特殊技术。
他们退休后，可以拿70％的工资，剩下来的工资，还可雇用二、三个学徒。
这样既能提高企业的工作率，又能扩大劳动就业人数，真是一举两得。
所以我们批发部职工讨论这个规定草案的时候，都表示拥护。
北京市药材公司第2批发部
李承福

光荣的劳动光荣的人
天津发电厂电机分厂先进生产者王保发在接碎电线。
王保发是一个有高度觉悟的老工人。
解放八年来，他从未请过假、旷过工，在工作上又很勤俭。
他看到一个螺丝钉、一截铜丝都要拣起来以备再用。
他用旧铁板代替新铁板制成配电盘，又建议厂里把埋在地下多年不用的电缆挖出来再用，节省了大批资财。
新华社记者田明摄

准备迎接生产新高潮
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对记者发表谈话
据新华社26日讯
新华社记者骆风报道：
一个全国规模的、持久的工业生产新高潮就要到来了。
在这个新高潮中，广大的职工群众特别是工会工作者，应当注意什么问题，做好哪些工作呢？
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在和记者的谈话中，答复了这个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首先分析了当前厂矿企业的整风运动情况，并且指出：
在工人群众的大鸣大放以后，必然会出现整改高潮；
随着狠狠地改进工作，必然会出现新的生产高潮。
许多材料说明，各地厂矿企业在开展整风运动以后，职工群众在生产建设上的新纪录不断出现，劳动纪律大大加强，出勤率空前提高，合理化建议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
许多企业从前在生产上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逐渐得到了解决；
因而很多厂矿都全面和超额完成了月份和年度计划。
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它说明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新的生产高潮正在逐渐形成。
事实上，全国已经有不少地方开始出现了新的高潮。
我们对于这些新的情况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必须坚决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必须有远见地、主动地促进和领导新的生产高潮早日到来。
目前特别需要防止发生对于新高潮缺乏热情，对于新事物熟视无睹，或认为在整改高潮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生产高潮，以及对于新高潮抱着等待思想等等现象。
负责人说，一般的规律是，群众发动得充分，鸣放得彻底，90％以上职工要提的意见都提了出来；
企业领导方面下决心狠狠地改进工作，特别是根据群众的合理意见及时改进了生产管理上的缺点，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就会随着高涨起来，生产新高潮就形成了。
过去企业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束缚着职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呢？
主要是企业的领导方面没有很好分析企业的全面情况，不经常系统地研究生产管理上所存在的问题，更不及时依靠工人群众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阻碍着企业生产的发展。
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如果这种作风改正得越彻底、越及时，那末新的生产高潮就将来得越早、越顺利。
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各地整风运动进行得早晚不同，各厂矿的具体条件不同，生产高潮的表现形式和形成的早晚程度也将有许多不同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它往往是某一个运动搞得较深较透、群众思想发动得较充分的单位首先出现，然后逐渐推向整个企业和地区。
一般都是先由少数先进工人的带动，而后成为多数人的群众运动。
运动发展的规律总是从少数到多数，从局部到全体，从不完整到完整的。
负责人强调指出，要推动这一高潮的到来，应该本着整风生产两不误的精神，切实做好细致的组织工作和下列各方面的群众生产工作：
（一）密切注意职工群众在生产上的各种创举的萌芽，扶植这些萌芽，使它开花结果。
要善于运用典型推动全盘，以点推动面的领导方法。
经过这次整风，一个领导人对于各种新事务的能否及时发现和加以重视，将衡量他是否真正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活动。
负责人说，从目前一些企业的情况看来，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非常活跃。
工人群众自己提出的建议，往往自己动手加以实施。
因此，在新的生产高潮中，我们应该继续依靠工人群众，大胆放手地发动工人群众去解决自己提出来的各种可能解决的问题。
现在，有些企业单位把群众鸣放出来的意见归纳成若干问题，组织群众专题讨论，或者用提出课题的办法发动群众解决，效果很好。
有些企业单位，广泛运用群众生产会议和技术研究会等形式来组织和发动职工群众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很好。
但是对于重大的生产技术等问题，却需要由企业的领导人亲自掌握，不能轻率处理。
负责人又说，今后对于职工群众的物质奖励应当和政治思想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不能由于职工群众政治热情的高涨而忽视了必要的物质奖励工作。
（三）及时注意总结和推广各种先进经验。
所谓组织生产高潮，就是使广大职工群众向先进者看齐，就是要把我们的生产速度提高到新的水平。
要使生产建设工作迅速达到先进的水平，只有大力推广先进经验。
推广先进经验的范围应该包括普及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和组织职工互相学习一技之长的技术互助活动。
各地除了需要注意推广本单位的先进经验以外，还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
（四）要继续做好依靠老工人的工作。
我国的老工人，由于一般经过较长时期的革命锻炼和生实产践，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政治觉悟比较高，生产经验比较丰富。
事实证明，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骨干力量，而且是生产中的骨干力量；
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应该依靠他们去帮助和团结青年工人；
应该教育青年工人向老工人学习。
还必须积极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作用，并且使他们和工人群众密切合作，搞好生产。
（五）为了使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保持经常饱满并不断得到提高，必须大力组织社会主义竞赛。
通过竞赛，可以把广大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争取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目标上去。
通过竞赛，把勤俭建国的方针真正变为广大职工群众的行动指南；
要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树立起一种艰苦奋斗，勤劳节俭的道德风尚。
同时，在竞赛中还应该密切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
负责人在谈话中曾反复提出：
这次工业生产新高潮，决不是短时期的现象，它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它必将在提前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为出色地完成明年的国家计划，从而为超额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它将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有力的保证。

包兰路穿过河套
武钢选矿厂动工
据新华社包头28日电
包兰铁路包头到银川段已从包头铺轨到离包头三百零一公里的三盛公黄河大桥桥头。
27日黄昏，载着筑路汽车的第1列火车在铁道兵官兵和附近农民的欢呼声中开到了大桥工地。
从现在起，包兰铁路已穿过整个河套地区。
包头到三盛公段的铁路线，将在下月开办临时货运业务。
三盛公大桥是包兰铁路上三座黄河大桥中最长的一座，包兰铁路包头到银川段在这里跨过黄河以后，即向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然后在伊克昭盟的三道坎（距包头三百九十九公里）再渡黄河，进入银川平原。
新华社武汉28日电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选矿厂，已经在大冶铁山山脚下动工兴建。
目前成百上千名建设者云集工地，工地上各种施工机械的轰鸣同铁山剥离山石的声响交织成一片。
这座选矿厂今年将有粗碎、中碎、细碎车间等六项厂房工程先后开工。
这座选矿厂是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它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复杂。
它建成以后，从大冶铁山开采出来的矿石将首先经过就地选矿处理，然后源源运往武钢冶炼。

好好打一次免疫针孔桑
武汉第1纱厂对雷大姑忘本思想的讨论和上海机床厂对黄荣宝为地下工厂干活的讨论（见本报昨日第3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证明了目前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人同志们应该自觉地参加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
工人阶级是维护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力量，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是最高尚、最无私的。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总的方面也是好的。
那末，为什么还要在工人阶级当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
这首先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武器去进行斗争；
同时也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雷大姑、黄荣宝的事例，就说明现在有个别工人的确已经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而作出了一些违反工人阶级道德和社会主义利益的事情。
当然，像雷大姑、黄荣宝的行径，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仅是个别的。
但是，他们的某些思想在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新工人中，却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
有这样一小部分工人，他们今天嫌工资少，福利少，明天嫌穿的不好，住的不好；
工作中吊儿浪当，生活上追求奢侈腐化。
年幼无知，未经艰难困苦，不知勤俭节约，是一部分人的病根。
但是，有些人却是患着另外的病症。
雷大姑的思想是：
“现在有钱了，要像旧社会的太太们那样，吃点、穿点，好好享受一下。”
黄荣宝自己检讨说：
“我不和过去的生活比，也不和今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我却和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生活比。
虽然我的工资收入很多、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不满足。
这一年多来，我买了新手表、收音机、皮鞋、哔叽中山装、花呢中山装等等以后，我甚至还打算租一间宽敞的房子，添购家具。
所以我就感到钱不够用了，就动脑筋去搞地下工厂，对厂里的生产也就没有劲了。”
是呀，这就是病根所在。
这个病就叫做“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应该承认，即使在新工人中，一开始就甘心想学资本家的样子，去剥削别人，搞“五毒”的人也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贪图享受，厌恶劳动，只顾个人，不顾整体的人就比较多一些了。
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侵蚀我们。
这一点如不及时警惕，及时克服，就会越陷越深。
雷大姑、黄荣宝不就是因为一心追求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的生活，以至搞起挖社会主义墙脚、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来的吗？
我们应该从这两个人的事例中，找出他们失足的原因，弄清他们是踩错了哪一脚，因而一步步陷到泥坑里去的。
进一步便可以从这里吸取教训，防微杜渐，来保护工人阶级纯洁的肌体，使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没有活动的余地。
有一部分新工人，不大愿意听思想改造这个词儿。
实际上，因为缺乏大生产的陶冶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他们最缺乏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有的人甚至自己就带着这种病菌。
在整风运动中好好打一次清除和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免疫针，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对于新工人来说，就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非
武汉第1纱厂职工讨论雷大姑忘本思想
本报讯
公私合营武汉第1纱厂最近围绕织布女工雷大姑的忘本思想进行大辩论，使全体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工会决定以雷大姑的忘本思想为典型，组织全省职工进行辩论，以便使全省职工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雷大姑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工。
她母亲生了十九个孩子，有十七个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一个送进了育婴院，只有雷大姑一人被养大。
雷大姑十六岁时就随母亲进官布局当了两年织布工人。
1938年，她失业了，嫁给了郊区一个老长工。
在婚后五、六年里，全家总共只吃了一顿猪肉和一个猪头。
她头天生了孩子，第2天就得下田车水。
1944年春天，因为接连三年天旱，雷大姑养不活四个孩子，便去投奔她母亲；
她母亲也是连自己的吃穿都顾不上，母女相望失声痛哭。
在旧社会三十年的岁月里，她的孩子被贫困折磨死了三个，她自己也是到处找有钱人家做女仆糊口。
解放以后，旧日的苦难一去不复返了。
雷大姑进了武汉第1纱厂当工人。
因为她工作积极，工人选她做工人代表，后来又选她到华中工人学校学习。
她的生活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她住进了新建的工人宿舍，房里摆的是柏木桌椅、大玻璃柜。
夏天穿绸的，冬天穿皮的。
她每天都吃三四个菜，有鱼也有肉。
在这样好的环境下，她不是积极去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却从此开始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现在有钱了，要像旧社会的太太们那样，吃点，穿点，好好享受一下。”
但是，因为她不努力钻研生产，技术水平远远落在别的工人后面了，当工厂调整工作定额时，她的工资降低了。
她就心怀不满，认为“01月挣四五十元劳力伤神不划算”，于是在工作上吊儿浪当，布机停下来了，她也不管。
她成天羡慕对门一个小菜贩“劳动少，赚钱多”的生活，想退休回家做生意。
她姑母交给她二百七十元，要她代为放账，取息五厘；
她趁机把利息提高为八厘至一分，在工人中放高利贷。
两年多，这笔钱本息翻滚，已经成了五百多元。
她的邻居张慧生1954年借了她五十元钱，两年来已经付给她一百多元利钱，有一次张慧生付利迟了几天，她就在张的门口大骂了两个多钟头。
后来，工会要她停止放高利贷的活动，停息还本，她还拼命索取高利，并且攻击新社会。
大鸣大放中，她发了许多谬论。
如说：
“解放后工人生活水平降低了。”
“统购统销是‘压倒人吃，压倒人穿’”等等。
武汉第1纱厂整风运动转入大辩论阶段以后，全厂六千多工人普遍举行辩论会，集中讨论了雷大姑的忘本思想。
有的老工人责备她说：
“雷大姑呀雷大姑，你们家祖祖辈辈都受穷，你怎么好了疮疤忘了疼！”
老工人刘敬仑在谈了自己家里在旧社会艰难困苦的情况以后，气愤地说：
“雷大姑过去和我一样受苦，但她现在忘了本，真是没良心！”
同雷大姑一起工作多年的杨素珍、刘秀英、李大姑等，批判了雷大姑的各种忘本思想和错误活动，并且说：
“你的思想在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和享乐思想侵蚀下，已经开了岔。
要不在这次猛回头，一定会堕入不可收拾的泥坑。”
有的工人也检查了自己类似雷大姑的错误思想。
机械车间白铁工马祖民从去年以来，就不安心工作，有时还白天上班，晚上回去干私活，想多赚点钱。
当他听到关于雷大姑忘本思想的介绍以后，一连几夜没有睡好觉，思想斗争很激烈。
后来，他在小组会上谈出这些事情，保证改正错误。
在这次大辩论中，雷大姑本人也受到了教育。
19日，她在布场工人大会上说：
“共产党使我完全脱离了旧时的苦境，我却忘恩负义，昧着良心说党不好，攻击党的政策。
我为了个人享受，不好好劳动，用高利贷剥削自己工人兄弟。
我真恨自己太不觉悟！”
一面说着，一面痛哭流涕。
她表示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深刻检讨，改正错误。
　（湖北日报编辑部）

徒工学习三年正合适
我们四个人都是去年刚进厂的学徒工，现在在北京第1机床厂政治学校学习政治。
我们学校讨论了国务院关于学徒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时规定草案，认为这个规定完全正确。
有人说学习三年太长了，我们认为很合适，时间太短了确实不行。
去年我们进厂时，说一年后升三级工。
当时真高兴，但快到升级的时候，心里却真害怕，怕真的升了级，干不了活怎么办？
我们的技术确实很差，只能学会单一的工序工作，和我们的三级师傅比，真差得远呢！
学徒工期限改为三年，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向师傅好好再学。
我们现在的生活补贴每月三十四元，确实太高了。
因为青年人缺乏政治锻炼，钱拿得多了，生活就容易腐化，不好好钻研技术。
加工二车间的学徒，现在有80％的人学会了抽烟，而且光抽恒大和大前门的。
有的人也很讲究穿，买了四条料子裤还不满意。
由于学徒光追求个人享乐，不好好学技术，也看不起师傅了，我们认为生活补贴少给一些，不但对国家有好处，而且也可以使徒工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能好好学习技术。
再说，我们学徒给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很少的，师傅们创造的价值大，而工资比我们的只多一点。
不降低，师傅也会有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要求实行国务院关于学徒工期限和生活补贴的规定。
北京第1机床厂学徒工
焦　深　徐金玲
朱顺芬　张玉坤

探亲假期太笼统
读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我深深感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为了使规定更完善，我提两点意见。
第1是关于假期问题。
按规定，“旅途往返所需用的时间在10日以上的，可以每两年给假一次，假期为五个星期至六个星期”。
我认为太笼统。
家很远的（如东北到云南往返旅途需三十天以上）即使给假六个星期，也才最多在家十二天，旅途需时十天的则可在家二十五至三十二天。
每年可以探亲一次的，假期是二至三周，若往返旅途只需时一至三天，那末每年除了探亲在家十二至十九天以外，春节还可回家，甚至国庆“五一”也可以回家。
所以，家远的比家近的探亲时间相差太大了。
因此，我建议，对可利用春节等假日回家的，可酌情少给假期，甚至不给假期，对家远的应根据旅途的长短适当延长假期，不能笼统规定10日以上的一律是五个至六个星期。
第2是关于补助车船费问题。
按规定，往返车、船费超过本人月工资三分之一时（两年回家一次者），由行政方面补助超过部分的二分之一。
照这样，路太远的还是接家属来比探亲要容易多了。
因为往返车船费要二百多元，行政补助仅几十元，最多一百多元，而自己除了花车船费一百多元，再加上膳费将近二百元。
所以若要使家太远的同志也有回家的机会，路费补助费办法还有研究的必要。
沈阳四一零厂　周志

贵州建成五十六座小型水电站
据新华社贵阳28日电
自去年春天以来，山多流急的贵州省已经陆续建成类似的小型农村水电站五十六座，发电能力高的有四百六十一瓩，少的只有三瓩，总共一千一百七十三瓩。
这些水电站不仅使一些深山中的各族人民有了电灯，还对农业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姚家哨水电站今年05月份完工发电以后，除了满足县城及电站附近农业社照明以外，还建立起电力抽水机站五处，使五千多亩历来没有水源保证的旱田，比去年增产稻谷二十五万多斤。
许多水电站还利用电力发展了碾米、磨粉、榨油等副业生产。
贵州省河流纵横，水力资源很丰富，明年全省将继续兴建一批总发电能力达七百八十瓩的小型水电站。
这些电站的兴建，一般都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

不要甩包袱穆迢
现在，许多机关企业都在紧缩机构、下放干部。
多数的机关真正地紧缩了机构，把一些需要在劳动中受锻炼的干部下放到农村中去。
这样，不仅这些下放干部的思想会得到改造和提高，而且，也会给农村里增加一批有文化的劳动力，更快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可是，有的机关企业却不是这样，而是将一些自认为是“包袱”的干部趁机“下放”，表面上好像也是让这些干部下去“锻炼”，实际上却真的是像“包袱”一样地将他们甩出去。
比如：
北京市第2机床厂下放到马家堡乡的女干部中，有八个人都带着吃奶的孩子，有一个人是怀孩子七、八个月的孕妇。
这些人下放到农村以后，由于孩子的牵累，很难参加劳动。
相反的，农业社还要分心来关照她们。
再比如：
据北京南苑区委了解，在下放到这个区各乡的干部中，有长期病号一百二十七人，年老体衰不能劳动的二十九人。
如电力工业部基建局下放到广德庄的一百五十九名干部中，患肺结核者十五人，有一人还在大口吐血；
另外，还有三个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本不能参加生产。
上述这些不正确的做法，已经北京市有关机关检查并且开始纠正，但是其他地方类似的机关、企业还有一些，他们的具体情况虽然各有差别，但在“甩包袱”这一点上，却是大同小异。
这些机关、企业的这种做法，对他本身说来，确实可以收到“紧缩机构”之效。
可是，从全面来考查一下，对于这个“效”就不能不有所怀疑了。
就拿上面所举两个例子来看，固然，本单位的“机构”真的是“紧缩”了，可是，马家堡农业社和红星集体农庄的非生产人员却大大地增加了。
这不是真正的紧缩机构，更不是真正的下放干部去锻炼，恰当的说法，就是将自己认为是“包袱”的人转嫁到农业社身上。
其实，对于这些有孩子拖累的女干部或者年老的干部，绝不能看作是“包袱”。
他们现在虽然不能参加农业生产，但有的可以做别的工作，有的可以参加家务劳动。
现在，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正在继续进行，必须贯彻妥善安排、负责到底的方针，一定不要采取“甩”出去的态度。

北京音乐界纪念刘天华逝世二十五周年
据新华社28日讯
北京音乐界今晚纪念五四时代我国最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卓越的二胡、琵琶演奏家和音乐教师刘天华逝世二十五周年。
刘天华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立志改进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以毕生精力从事民族器乐的研究创作和教学，并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发展我国民族器乐提供了典范的经验；
他既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反对排斥西方文化的国粹主义。
刘天华的文艺和教育思想虽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来看，他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留下的十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中最宝贵的财富中的一部分。
纪念会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办的，由音协民族音乐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可主持。

反革命罪证展览会闭幕
观众批评某些案件处理偏轻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重新审理
新华社27日讯
公安部举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会”已经在27日闭幕。
这个展览会从9月20日展出以来，共接待了一百一十万多名观众。
观众普遍反映这个展览会内容丰富，有很大的说服力和教育意义。
有些观众参观展览会后提高了警惕，向公安部门检举了反革命分子或提供了一些关于刑事犯罪分子的情况。
许多观众对某些案件的处理偏轻感到不满，他们指出这是政法部门右倾的表现。
这些批评引起了政法部门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组成专门小组，对群众提出意见的一些案件重新进行审查。
这一展览会已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纪录片。
展览会还将在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沈阳等地展出。

——他们几位是支援你社的，请多多照顾。
　苗地

在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解放纪念日招待会上
巴利里大使的讲话亲爱的朱德和周恩来同志，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让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出席这一次为庆祝我们民族的两个节日，11月28日和29日，而举行的招待会。
阿尔巴尼亚人民，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小的兄弟，今天自由、独立地庆祝自己祖国从土耳其几世纪的统治下宣布独立的四十五周年。
几世纪来，我国人民曾经为了自由和独立而进行过不懈的斗争。
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曾和强大的土耳其军队整整战斗了二十五年，并多次把他们击退了。
但是当时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缺乏支持者，所以最后还是失败了。
尽管这样，在以后的五百年内，阿尔巴尼亚人民还是一直坚持了斗争。
当巴尔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同时也正当有人在策划种种新计划企图把我国人民置于当时我们邻国的奴役下的时候，爱国者依斯马尔·基马尔，于1912年11月28日，在发罗拉高举国旗宣布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虽然帝国主义势力曾几次践踏和破坏阿尔巴尼亚，但我们民族的觉悟已清醒和形成了。
当时要保持阿尔巴尼亚新建立的国家真正的独立，并走上经济和政治进步的道路，还缺乏一种领导力量。
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和他们的代理人阿黑默德·索古，在他统治的几年里，一贯投身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但是尽管他们采取了种种恐怖手段或进攻，都没有能阻止阿尔巴尼亚人民对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坚强意志。
最后，他们把国家出卖给了意大利法西斯。
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又被迫拿起了枪，在整整五年内和意大利法西斯以及后来的纳粹德国进行斗争。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领导的了。
现在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受到了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国战争的鼓舞和指导，我国人民在自己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斗争。
这样，到1944年11月29日，民族独立三十一周年的第2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庆祝了自己从纳粹占领下获得解放的胜利。
在这次斗争中，像所有在侵略者占领下的人民一样，我国人民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一次真正的胜利了，它是我国历史上第1次真正的胜利，从此我们就有权利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劳动人民的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共同伟大的兄弟般的朋友光荣的苏联、伟大的人民中国以及其他各友好国家的援助下，胜利地建设着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十三年内，在人民的劳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农业—工业国。
今天，我国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到十四倍，农业方面，也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机械化的农业。
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在提高，阿尔巴尼亚今天的一切都无法和过去相比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国人民为建设新生活而作的努力中，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给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这种支援，阿尔巴尼亚人民会永远记住的。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在增长和发展，将来它还将大大地巩固。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具有远见和创造性的共产党以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坚决地、大踏步的前进着。
它是一个重大的国际力量，帝国主义者企图否认其权利的一切阴谋，像以往历次的失败一样，也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
就像我们和光荣的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一样，我国人民非常重视我们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过去曾作过，今后也还将继续作一切努力，以进一步巩固这一友谊；
同样，过去我们曾作过，而今后也将继续作一切努力，来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和平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的和平。
最后，请各位举这一杯，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步和繁荣，为敬爱的毛泽东主席的身体健康和万寿无疆，而干杯！

我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28日讯
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苏联参加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以后，由团长刘宁一，副团长钱俊瑞、许广平、老舍、梅兰芳率领，乘喷气式飞机在28日下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副团长钱三强和部分团员因事现仍在莫斯科，将陆续回国。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以及首都文学、艺术、科学团体的负责人李德全、康克清、赵毅敏、董昕、夏衍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顾悌克夫、苏达利科夫、魏立夏金等使馆工作人员。

捏造事实对党攻击
刘盛亚真面目全部暴露
本报讯
自称“隐士”的“作家”刘盛亚反共阴谋已被揭穿，原来他是民盟重庆右派集团的一员重要角色。
刘盛亚把党领导的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认为“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诬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吃人的“宗派统治”。
他在重庆文艺界鸣放座谈会上，一连向党质问了十六个“为什么？”，
例如问：
“为什么让一些知识很少乃至不学无术的人来领导文学艺术各个部门的事业”等等，借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刘盛亚捏造所谓“发生了一百多件”宗派的“突出事例”，并说：
“这种宗派绝不是对我一人，而是对若干人”，企图煽动许多人起来攻击党的领导。
刘盛亚是反动小说“再生记”的作者，这部为反革命分子辩护的小说发表在1951年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时期，受到重庆各方面人士严厉的谴责和批判。
这次鸣放中刘盛亚气势汹汹地对这次批判进行反扑，大肆叫嚣要把“再生记”的翻案问题闹大。
刘盛亚是按章罗联盟大发展计划加人民盟的“特殊盟员”，是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文艺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个机构也是按章罗联盟反动计划在大鸣大放前后建立起来的。

朱副主席的讲话亲爱的大使同志、同志们和朋友们：
今天是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的四十五周年，明天就是阿尔巴尼亚解放的十三周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非常钦佩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四十五年前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宣布了独立，给外国帝国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阿尔巴尼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胜利。
1912年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由于垂涎阿尔巴尼亚的重要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地下资源，帝国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但是同时又宣布阿尔巴尼亚归他们保护，进而侵占和统治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人民只是在伟大的苏联击溃法西斯的胜利条件下，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才在1944年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得到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在解放后的十三年中间，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家。
今年，阿尔巴尼亚人民提前三个月完成了本年度的农业合作化计划，已经在占有全国耕地一半以上的农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今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创办了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第1个人民的大学——国立地拉那大学。
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阿尔巴尼亚今年完全取消了配给制，并且降低了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
阿尔巴尼亚的国家计划机关今年制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十五年远景计划。
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全部成就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坚强的一员，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地提高。
近年来，中国人民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正在一天比一天地增加。
今年01月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友好访问，今年05月间，以里塔·马尔科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了我国。
这些友好访问进一步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关系。
中国人民今后将继续加强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团结和世界和平进行共同的努力。
请允许我建议：
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繁荣，
为中阿两国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的健康，干杯！

机构要精干　效率要提高
北京市两个局决定再次紧缩机构
人事局只留八个干部，宗教事务局只留四个干部
新华社27日讯
北京市人事局和宗教事务局决定再次紧缩机构，把更多的干部下放到劳动岗位上进行锻炼。
由三十二个干部减少到十七个干部的北京市人事局，今天决定只留八个干部；
由十六个干部减少到九个干部的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决定只留四个干部。
这两个局对于精简以后如何更好地进行工作的问题已经作了部署。
他们认为再次紧缩机构可以更进一步地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所属单位再次紧缩机构、减少层次和进一步下放干部的先声。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这两个局这样进一步紧缩机构值得市属各单位作为典型加以推广。
目前，北京市各机关的机构虽然经过紧缩，有的机关紧缩得也比较彻底，但多数机关仍然是机构大、人员多、效率不高，需要进一步进行彻底的紧缩，才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精干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效率高的人民政府的工作机关。
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原有十六个干部，第1次紧缩时留下九人，保留了三个科和一个秘书室。
最近决定把科室机构全部取消，再减去五人，只留四个工作人员。
他们计划留一个干部做内部工作，另外两个干部由局长带领经常深入基层，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北京市人事局局长在今天举行的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人事局过去有五、六十个干部，今年秋天从三十多人减到十七人，保留了一个办公室和三个科，现在从干部的潜力和工作情况看来，科室完全可以取消，只留八个干部就行了，精简下来的干部绝大部分去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这个局的干部在讨论中一致拥护这个进一步紧缩机构的方案，并且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的意见。
有的干部说：
我们现在用革命的精神再次紧缩了机构，今后更重要的是要以革命的精神来进行工作。

杀害刘英的凶手
单银昌被处死刑
新华社讯
曾亲手杀害前中共闽浙边区省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积极参与迫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凶手单银昌，已被判处死刑，25日在浙江省东阳县执行。
在执行以前，东阳县人民法院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
单犯从1940年起，曾历任浙江省国民党党部调查统计室行动队行动员和“政治犯接待所”队长等职，直到解放前夕。
1942年05月18日，单犯和特务陈家璧等三人在永康县方岩地方亲手杀害了中共闽浙边区省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单犯在杀害刘英以后，曾受到国民党政府给予的大批物质奖励。
1948年春天，单犯又积极参与监视和迫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活动，并逮捕了这位爱国志士，不久于子三就遭到敌人杀害。
解放前夕，单犯逃到宁波，又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大肆搜捕和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并企图潜伏下来，到温州沿海等地区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但是，由于解放后广大人民提高了警惕性，他的阴谋终未得逞。
后来，单犯就隐瞒历史罪恶，匿居在原籍东阳县。
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由群众检举，单犯终于被公安机关逮捕。

江西省级机关用革命精神紧缩机构
撤销合并一些机构　过半干部参加生产
本报南昌28日电
江西省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企业部门，正在掀起一个以继续紧缩机构，下乡、下水、上山，加强劳动战线为中心的边整边改高潮。
11月25日，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召开了近万人的干部大会，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副省长方志纯作了关于紧缩机构加强劳动战线问题的报告，号召干部“上山、下水”，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和提高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山区、新农村。
26、27两日，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又联合召集了省委各部、委，省人委各厅、局，以及省级各事业、企业、大专学校的负责人，专门研究了干部“上山、下乡、下水”的问题，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辩论。
通过辩论，所有到会的人，一致认识到紧缩机构，加强劳动战线的重大意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当场报名，请求领导上批准到劳动战线上去。
这次会议上提出：
省级党、政、群、事业、企业机关，在现有的九千四百八十八人中，抽调五千人加强劳动战线，占现有人数的53％。
其中：
商业、服务两个厅原有行政管理人员二千零三十人，这次将抽调一千六百三十人，占原有人数80％以上。
省委各部委计划抽调二百到五百人，占原有人数40％。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会上初步提出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一）撤销、合并一些机构。
省委机关：
撤销财贸部、文教部；
交通部与工业部合并为工业交通部。
政府系统：
撤销省气象局，其工作划归农业厅管理；
撤销省科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机构，其工作划归省人委办公厅兼管；
撤销服务厅，其工作划归商业厅统一管理；
撤销商业、卫生、外贸等厅所属各专业公司，其工作分别划归各厅直接管理；
公路、航运两厅合并为交通厅；
文化局和教育厅合并为文教厅；
撤销省建设委员会，其工作由城市建设局管理；
省物资供应局，与省计划委员会物资供应处合并；
撤销森林工业局，其工作划归林业厅管理。
（二）减少层次，简化机构，尽量减少人员编制。
现在有些部委、厅局领导干部配备的过多，一般的都有四线到五线。
这次初步确定，原则上只配备两线，工作任务较少的单位，也可以只配备一线，工作任务较繁重的单位，最多不超过三线。
省委各部委，省人民委员会各厅局，各人民团体的内部机构，只设部（厅、局）科两级，一般不设处。
（三）大量减少机关的服务人员。
取消炊事员的编制，所有的机关食堂一律企业化；
取消私人使用的公务员，把公用公务员也减至最低的限度；
改进汽车使用办法，减少机关的汽车和司机。
近两天来，各机关在边整边改工作中，发动全体干部，就机关能否再紧缩、如何紧缩、劳动战线是否需要加强、干部应不应该带头去加强劳动战线、干部参加劳动生产是否“大材小用”等问题，以及在加强劳动战线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问题，进行大辩论。
省级机关抽调的这五千多名干部，将分别到井岗山、武功山等七个大山，建立林业基地和五个大型的农、林、渔、牧综合垦殖场。
每个林业基地和垦殖场分配三百到五百人，每个单位都配备厅级干部三人到四人。
（傅第、景春）

百般污蔑党的领导到处散布反动言论
石挥是个向党进攻的右派角色
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最近又揭发出一个右派分子、电影演员石挥，他的反共言行和反动的文艺路线受到彻底揭露和批驳。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浪潮里，反动成性的石挥，在报纸、杂志、座谈会、电影制片厂和说相声等各种场合四处向党进攻，妄图取消党对艺术的领导。
石挥第1个站出来污蔑共产党割断了中国电影的传统。
石挥把资产阶级的电影艺术看作是中国的传统，并把自己作为传统的化身。
他抹煞事实说：
“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一字不提。”
“因此对从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电影工作者就不重视”。
事实上解放后党对过去的电影工作者很重视，石挥本人不但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应邀参加了今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
而石挥却一贯抱怨共产党对他不重视，他对人说：
“解放这几年，我是大廉价。”
“我今天被重视是因为我有广大观众。”
石挥嘴里高喊“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却对一些真正有艺术造诣为党所重视的老导演、老演员极不尊重，张骏祥、郑君里、赵明、黄宗英等许多人都背地里受到他的讽刺、谩骂。
曾与石挥共事十五、六年的著名导演黄佐临揭露说：
石挥早在抗战末期就背离进步戏剧团体，走上了腐朽的资本主义道路，表演艺术每况愈下，后来竟演出了一些庸俗恶劣的形象。
石挥利用“电影传统”的幌子，否定几年来人民电影事业的成就，梦想恢复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他不顾事实说：
“我们厂里谈来谈去思想性强的、拍得好的影片，可就是出了门没人看，”对影片“上甘岭”受到欢迎的事实，他又歪曲说：
“上甘岭”受欢迎是青年团组织观众发生的作用，不是影片本身的成就。
上影分厂以前，石挥抢先拉拢了一帮人组织了一个导演创作小组“五花社”，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成立一个厂，排斥党的领导，他的“五花社”坚决反对党员导演参加，还公开反对学习先进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解放以来石挥一贯通过编导电影传播他的反动思想，曾在影片中竭力丑化解放军和老干部。
石挥更利用“电影传统”的幌子反对人民电影事业的计划性，反对工农兵方向和党的领导。
他要求党对电影艺术的领导降低到相互研究学术的关系。
他污蔑说：
“现在的导演是唯命是从者多，据理力争者少。”
“任务由领导分配，使导演丧失了主动性。”
早在1953年拍摄鸡毛信的时候，石挥就恶毒地骂电影局是警察局。
电影局派人协助他工作，他却污蔑说：
“这是警察局派来的警察。”
“咱们拍镜头、总结都要经过警察局。”
他还利用说相声，讽刺丑化电影局的负责人。
为了打击党的威信，石挥到处煽动群众对党不满。
他利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右派分子捏造的事实，在青年演员座谈会上煽动说：
“人艺问题简直是新社会的悲剧”，说“人艺的问题已经不是艺术家要求创作想像问题，而是许多演员等于失业。”
他挑拨拉拢青年演员说：
“演戏这个名词，我认为应该和领导一起来明确一下，他的职业就是演戏，不应搞其他的事，以后你们应该多演戏，胆子要大。”
他更恶毒地引伸说：
“已经选定职业的人尚不敢言志，何况没有选定职业的青年学生呢，”他污蔑青年学生服从组织统一分配是“说假话”、是“不敢言志”。
群众还愤怒地揭发了石挥包庇反革命和盗窃、凌辱妇女等生活上极端堕落腐化的行为，一致认为他既是个右派分子，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分子。

苏联等十一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到京
新华社28日讯
又有十一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在今天下午分别到达北京，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
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普罗霍罗夫为首的苏联工会代表团，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副主席肯尼及夫人，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鲁迪·海波涅尔，芬兰工会中央联合会第二主席维赫里·朗塔宁，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副议长藤冈三男，摩洛哥劳工联盟司库穆罕默德·阿布得拉扎克，保加利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尼古拉·蔡契夫，缅甸工会大会主席德钦伦，阿尔巴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索吉尔·坎伯里，阿根廷工会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争取工会民主独立运动领导人依纳西奥·阿尔巴，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韩相斗。
前往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朱学范，书记处书记董昕，张修竹等人。

陈毅接见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
新华社28日讯
陈毅副总理28日下午接见了泰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团长乃伊沙拉·阿曼达军、副团长乃练·威拉帕和全体团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秘书长王揖。

陈毅接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西奥尔德特
新华社2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今天上午接见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西奥尔德特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团秘书鲍新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李德全，伍云甫。

中苏两国科学家联欢
一致认为应扩大合作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据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一千多名苏联科学工作者、莫斯科各企业的劳动人民代表、莫斯科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和研究生，26日同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的科学家们举行了联欢晚会。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代表苏联科学家向中国朋友们表示欢迎。
他说，苏联和中国在互助基础上进行科学技术合作已经有好几年了。
两国科学家一致认为，必须更加扩大这种合作，必须发展更高级的合作形式，以便共同解决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到会者非常注意地听取了郭沫若团长在会上的讲话。
他说，我们认为，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科学工作，必须扩大同苏联科学家的合作。
具体地讨论这种合作问题是我们代表团到这里来的重要目的之一。
几年来中国在建设方面和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同苏联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是同中国采用苏联先进经验分不开的。

为中苏人民和军队间的友谊干杯
彭德怀在莫斯科举行辞行宴会
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赴宴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团长彭德怀元帅27日晚上在莫斯科“北京饭店”举行辞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麦列次科夫和巴格拉米扬，空军主帅日加列夫，空军元帅维尔希宁和鲁金科，炮兵元帅瓦连佐夫、涅杰林和雅科夫列夫，大将马利宁、安东诺夫、热道夫和库拉索夫，海军上将弗金，以及将军们、军官们共一百多人。
苏联国防工业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全体团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大使馆武官韩振纪中将出席了宴会。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词。
他首先对代表团在苏联所受到的招待表示感谢。
他说，在二十多天的访问中，英雄的苏联军队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
苏联军队是拥有最新现代技术装备、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军队。
这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成果。
苏联军队是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大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良好榜样。
我们一定把这次访问所学到的东西带回国去，认真研究，根据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彭德怀接着说，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各地都受到同志们的热情接待。
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都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兄弟。
事实再一次证明：
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不但在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当中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士兵当中也有了深厚的基础。
这种深厚的友谊将永世长存，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把我们拆散。
彭德怀说，为了感谢苏联军队对我们这次访问的热情接待，进一步增强中苏两国军队的团结，我们热忱地邀请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志和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接着，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讲了话。
他说，苏联和中国的武装力量捍卫着我们两国人民的和平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军队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是用现代化的头等武器装备起来的，而且首先在于他们同本国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
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
他说，我们两国武装力量的威力的增长目的在于加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们非常愿意把我们建设武装力量的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和军人弟兄们。
我们衷心地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提高战斗力方面继续取得成就，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确保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武装力量一道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
赫鲁晓夫同志也在宴会上讲了话。
宴会在同志般的、真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宾主双方不断为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的战斗友谊干杯。
（附图片）
11月27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以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
图是接见时合影。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董成彬
今天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纪念日。
在人民政权成立以来的时间里，南斯拉夫在经济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南斯拉夫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变成为工业相当发达的工业—农业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从战前1939年的25％增加到1956年的47％。
1956年的工业总产量比战前最高水平增加为二点七倍。
这一年，人口仅有一千八百多万的南斯拉夫生产了五十亿四千七百万度电，一千七百一十万零一千吨煤，八十八万七千吨钢，二十九万三千六百多吨石油，二千二百四十辆载重汽车，十二万五千四百多架收音机。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根据1921年的调查，全国80％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农业。
十年以后（即1931年），这个数字还在76％以上，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
战争的破坏使本来就落后的南斯拉夫经济又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在战争中，南斯拉夫的50％的工业企业遭到了彻底的或者是严重的破坏。
大批的交通工具被敌人劫走或者破坏了。
20％的居民无家可归，几乎有三十万农民破产了。
为了恢复和发展本国的经济，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南斯拉夫党和政府首先实行了工业国有化的措施，接着又执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重工业特别受到了重视。
例如在1947—1953年间的全部工业投资中，单是动力工业就占35．9％，冶金工业就占25．2％。
大量的工业投资在建设中大部分都得到了良好的结果。
在1946—1955年间，南斯拉夫投入生产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就有二百五十个以上。
过去南斯拉夫不存在的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飞机工业等建立起来了，过去落后的工业部门如电力、黑色冶金和石油工业等大大地发展了。
每年工业增长的速度也很高。
例如在1953—1956年间，每年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将近达到13％。
1956年的工业比1952年增长60％，比战前增长166％，而其中重工业的生产比战前增加了八倍以上。
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全国的产业工人从战前的三十万人增加到1954年的六十八万五千人，农业人口从战前的76％左右降低到60％左右。
在发展农业方面，南斯拉夫具备着相当良好的自然条件。
由于气候温和和土地肥沃，绝大多数的农作物都可以在国内种植。
1955年谷物耕种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3％，这一年全国收获的谷物共有七百二十六万吨。
为了扩大农业技术基础，还在1949年政府就把全国拖拉机的总数增加到1939年的二点一倍
（共有七千二百台拖拉机）。
1956年南斯拉夫的农业机器制造业已经能够生产出一万五千台农业机器和两千台拖拉机，并且准备在两三年内把生产提高两倍。
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据1956年的统计，全国已经约有九百个国营农场，五千五百多个一般性的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八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随着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如果把1939年每一个四口之家的实际工资当作一百，那么1954年就增加到一百五十五。
十二年来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是巨大的，但是据南斯拉夫报刊报道，南斯拉夫在发展经济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和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方面。
此外，工业中手工业和轻工业也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超过正常发展的不平衡。
南斯拉夫的农业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落后的经济部门。
它的生产增加很缓慢，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在1955年丰收的年景，南斯拉夫的农业总产量仅比1939年多2％。
1956年由于歉收，农业产量比1955年下降了12％。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近几年来南斯拉夫的农村中曾经成立了五千多个供销合作社，而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的耕地仅占全国耕地的3％左右。
目前除了国营农场（拥有全国耕地9％）以外，全国78％左右的耕地仍然掌握在个体农民手中。
这样的分散经营给发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带来了困难。
农业部门的生产落后不仅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而且不能够满足居民对粮食的需要。
因此南斯拉夫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
为了改变经济发展中不均衡状态，特别是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状态，近几年来，南斯拉夫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1955年11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曾经在一个经济问题的报告中谈到了改变南斯拉夫工业化计划方针的必要性问题。
从投资上看，在1947—1954年间，南斯拉夫的工业投资占全部国民经济的投资60％以上，而1955年已经减少到49．7％，今年将再减少到38．9％。
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也有改变。
根据不久以前拟定的南斯拉夫1957—1961年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规定，五年中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将增加11％以上，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将增加6％。
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消除经济上的不平衡状态，减少支付平衡表中的赤字，使全部生产的增加同全部的分配更加适应起来。
在这期间，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将受到特别的重视。
非经济方面的拨款也将大为增加。

和平宣言——孩子们的福音编辑同志：
参加庆祝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友好会见后发出的和平宣言，代表了我们的心愿，它是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福音。
和平宣言使我看到了世界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无敌力量，从而更增强了我保卫和平的意志。
孩子们需要在和平的环境里生长。
我们应该告诉每一个少年儿童：
是帝国主义在阴谋发动战争，打算用炮火烧毁我们的家乡、学校、爸爸、妈妈、老师、小朋友……；
应该让孩子们知道，社会主义阵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保卫和平，仇恨罪恶滔天的战争贩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生活和教养在和平和幸福的环境中，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成长壮大。
帝国主义如敢破坏我们的孩子们的幸福，我们就要奋起战斗，直到帝国主义灭亡！
张家口大兴园巷小学赵旺

“图—114”快速喷气客机即将开航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
苏联新制成的“图—114”快速喷气式客机最近就要在国内和国际航线上行驶了。
这种在苏联科学院院士图波列夫领导下设计的飞机是现有的涡轮喷气螺旋桨客机中最快速的一种。
就其载客数目、载重量、发动机马力和不着陆飞行的路程说来，都是举世无匹的。
飞机上装有四部涡轮喷气螺旋桨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比外国同类型发动机的马力差不多要高一倍。
飞机上还装有最新式的空中领航、无线电导航和自动驾驶设备，可在昼夜任何条件下飞行。
它可以在十到十二小时之内不着陆飞完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北京、东京、仰光或华盛顿的路程。
“图—114”式飞机是一种具有箭形机翼和尾翼的张臂式单翼飞机。
它是供洲内和洲际航线上运送乘客、行李和邮包用的。
普通型的“图—114”式飞机内分上、下两层。
上层有三个大客舱和七个房舱。
头舱有四十一个座位。
中舱是餐厅型的，有四十八个座位。
尾舱有五十四个沙发椅。
每个座位前都有单人小桌子，可供看书报、写字、打毛线之用。
每个房舱设有六个座位或三个卧铺。
下层有许多行李舱，能容纳十五到十六吨重的货物。
此外，还有厨房、盥洗室和存放衣物的房间。
普通型的“图—114”式飞机可以载一百七十名乘客，供洲际飞行用的“图—114”式飞机可以载一百二十人，其中全是卧铺席位。
供从莫斯科到第比利斯、斯维德洛夫斯克或里加这样的航线用的则可载二百二十人。
所有机舱都保持着正常气压、温度和湿度。
飞机上还有两部输送食物的电梯和为乘客服务的各种其他设备。
在这样大的飞机上，乘务人员一共有八人：
两位驾驶员、一位领航员、一位随机工程师、一位无线电报务员和三位女服务员。
由于飞行成本的降低，乘这种飞机的费用接近于乘火车旅行的费用。
（附图片）
“图—114”客机有最新式的空中领航和无线电导航设备及自动驾驶设备。
这种飞机上有两个驾驶员、一个领航员、一个工程师和一个无线电报员。
左图：
这是驾驶长阿·雅基莫夫。
右图：
“图—114”客机中部的餐厅型客舱，这里能坐四十八个乘客。
“图—114”喷气客机即将起飞的雄姿　（新华社）

太阳发生氢爆发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讯：
格鲁吉亚的阿巴斯图马尼天文台最近用色球望远镜观测到太阳上发生的一次强烈的氢的爆发（喷射），太阳内部喷出了大量的氢，氢云仅在五、六个小时内，就上升到距太阳表面几十万公里的高空。
目前太阳正处在十一年中活动最强烈的时期。
太阳的表面和“大气中”大量的物质质团在特别猛烈地喷射，太阳的黑点正在逐渐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紫外线辐射，粒子辐射（太阳的带电粒子的喷射）对地球各种现象的影响特别大。
目前，正在对上面发生的现象进行研究。
阿巴斯图马尼天文台是苏联最大的天文台之一。
最近几年这个天文台发现了一个新星和十个小行星，制定了研究星光变化的新的光电方法，用新的光谱方法，确定了几千个恒星的距离，编制了大型的彩色星图，以供研究天河物质在星际空间散布情况之用。

“巴黎统筹委员会”决定
取消对中国单独“禁运”限制
新华社28日讯
巴黎消息：
据接近掌管所谓“禁运”事务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人士透露，委员会最近作出决定，从明年01月01日起，将把对中国和一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限制统一起来，不再另订单独对中国的不同的限额货单。
观察家指出，这个决定将结束“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
“巴黎统筹委员会”包括除了冰岛以外的北大西洋集团十四个国家和日本。
委员会自从今年04月以来曾多次讨论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问题。
英国、法国、西德等大多数国家由于本身的贸易要求都主张把对中国的“禁运”改为同对苏联的“禁运”相等，但是，由于美国的反对，会议在很长时期中未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

庆祝独立四十五周年和解放十三周年
阿尔巴尼亚举行隆重庆祝大会
据新华社地拉那28日电
地拉那人民27日举行了庆祝大会，庆祝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独立四十五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
出席庆祝大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人霍查、谢胡等，还有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人员、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伊凡诺夫以及各国外交使节。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说，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宣布民族独立，结束了世世代代所受的压迫。
但是，这还不等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真正解放。
只是由于苏联，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的自由和独立才永远地得到了保证。
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烈感激我们全部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劳动党，感激解放我国人民和给予我们兄弟援助的伟大朋友苏联。
列希说，在从解放以来的十三年当中，我们获得了卓越的成就。
我们国家同欧洲、亚洲、非洲的二十个国家有着外交关系。
我们的政府执行着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
尤其是，我们政府希望同邻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扩大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我们党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
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同苏联、同兄弟苏联人民的永恒和牢不可破的友谊是这个政策的基石。
列希说，由于苏联提供给我们的新的巨大援助，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提前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前景。
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清楚，没有同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阿尔巴尼亚就不可能获得自由。
列希随后着重说，阿尔巴尼亚人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以及和平宣言反映了自己的美好的愿望。
在庆祝大会上讲话的还有工人阶级、民主阵线以及全国青年、妇女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代表。
（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的学生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割庄稼
阿尔巴尼亚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我科技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7日电以中南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沈鸿为首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11月26日下午乘飞机到达贝尔格莱德。
代表团是前来参加此间举行的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

日本记者会议发表声明
要求日中两国早日互换记者
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记者会议今天发表声明，表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早日实现日中两国交换新闻记者。
声明说，日本人民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且对日中贸易的发展抱着很大的希望。
最近，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在这个时候，日中两国互换新闻记者对于增进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很大意义。
日本记者会议在声明中表示要向日本有关方面提出要求，促使早日使日中两国能够互换记者。
日本记者会议干事、“共同通信社”记者铃木四郎、“朝日新闻社”记者小原正雄、“国际事情研究会”代表本田良介等今天访问了日本新闻协会事务局长横田实，要求日本新闻协会同他们共同为实现日中两国互换新闻记者而努力。
由日本各大报研究中国问题的记者组成的“中国问题记者会”代表、“读卖新闻”社记者桥口武道和“北海道新闻”社记者小林直一今天也访问了日本新闻协会，要求协会为解决日中两国互换记者问题而努力。
日本记者会议还将在12月02日召开干事会会议，进一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且准备号召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团体展开促进日中两国互换记者的运动。

河内市人民议会选举揭晓
据新华社河内27日电
河内市人民议会选举委员会今天发表的公报指出，在24日举行的第1届市人民议会选举情况良好。
公报说，这次选举的成功是河内人民的巨大胜利。
它将进一步鼓舞首都人民的政治和建设热情，并且使南越人民更加向往北方。
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今天宣布，河内97．5％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
在全市三十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三位选民中有三十万零九千九百七十位选民投了票。
另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海防市有97％的选民参加了海防市人民议会选举。
海防市行政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当选为市人民议会代表。

苏联设计多种人造卫星
利用来空间定位和进行测量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波别多诺斯采夫教授在“空军通讯”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目前人造卫星的各种设计方案。
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谈到一种空间定位卫星的方案时指出，定位卫星是一种装有专门仪器的卫星，这种仪器能保证卫星与地球或太阳相对的位置稳定不变。
在定位卫星上，可以靠不断被阳光照射的温差电偶发出的电流进行蓄电池组的补充充电。
这种卫星的另一个方案是顺着空间方向固定的自转轴安一个空铝管，铝管的两端是偶极天线，而在铝管的内部装设各种仪器：
丙种射线计数器、记录引起极光的宇宙射线和粒子的仪器。
卫星外壳的一个小窗是用专门精制的玻璃制成的，它只让太阳光线和紫外线通过，另一个小窗是用铍制成的，它只让太阳的X射线通过。
计数器所收集的资料自动地或按照地球上的指挥讯号，用无线电发给地面的台站。
专家们认为，这种卫星可以在三百公里的高空存在十二天左右，环绕地球约旋转二百圈。
波别多诺斯采夫教授还指出另一些不装仪器的最简单的“标石”式或“灯塔”式地球卫星可以在三百公里高空绕地球转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他说，这种卫星的表面能够反射阳光或地面装置发出的雷达脉冲。
“标石”式和“灯塔”式卫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测量方面。
如在高空测定地球大气层的密度，研究地球引力的常数，用实验验证广义相对论等。

阿尔巴尼亚十三年来获巨大成就
阿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答本报记者问
本报地拉那28日电
11月29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在节日的前夕，本报记者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果·努什同志，果·努什同志和记者的问答如下：
问：
解放十三年以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
十三年来我国人民在劳动党英明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苏联的慷慨援助下，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政权建立以前，从经济和文化观点来说，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旧有的生产关系被推翻了，首先是消灭了外国特权，实行了像土改、工业国有化等的重要改革。
两年计划（1949至1950）和第1个五年计划（1951至1955）的胜利完成，使阿尔巴尼亚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农业国，出现了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工业。
十三年中，国家工业化的投资是巨大的，仅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就达到了八十三亿五千万里克，建立起几十个联合企业和工厂，这些工厂都是用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运来的最现代化的机器装备起来的。
由于胜利地完成了引导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2次和第3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任务，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38年增加了十四倍左右，平均为每个人生产了一万四千里克。
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47％，1957年消费品的生产比1938年增加了十四点三倍，棉织品增加了五十二点六倍强。
解放前从来没有制糖业，而现在糖的产量已可以满足人民的全部需要。
党和政府特别关心矿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发展。
1957年煤的生产比1938年增多了六十三点八倍，铝二十二点八倍，原油三点四倍。
按人口平均计算，从1955年起，煤、铝、铜和原油的生产就超过了希腊和意大利。
问：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农业和畜牧业，特别是在合作化方面获得了哪些成就？
党和政府在提高农业生产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
十三年中，在发展农业上进行了十分可观的投资，仅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就投资了二十七亿五千万里克。
以前我国农民是用原始木犁来耕种的，而到今年年底拖拉机将从1938年的三十台增加到一千九百台以上（以十五马力计算），并且已有二千台左右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和打谷机等。
由于执行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3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在最近两年中，农业合作化达到了高潮，到今年10月底，农业合作社拥有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6．3％，加上国营部门的土地，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9％。
农业生产和耕地面积也在提高和扩大，以1957年和1938年相比，农业总生产增长了84％，其中粮食增长96％，而耕地面积共增长了78％，其中粮食增长50％，棉花75．4％。
虽然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三分之一的畜牧业遭受了损失，由于党和人民政权采取了有效措施，在发展畜牧业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
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怎样关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
答：
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物质和文化水平，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国民日用品的供应正在日益改善。
以1957年和1950年相比，人民从社会主义商业部门获得的食糖增加了64％，食油129％，豆类和大米93％，鱼肉73％，棉织品109％，鞋类193％。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今年11月初已全部取消配给制度。
国民收入是人民物质水平改善的重要指标，从1950年到1955年，就增长将近70％，而1960年又将比1955年增长53％。
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20％，农民的收入增加30％，到1960年他们的收入将相对地增加30％和38％。
为了给劳动人民创造更好的条件，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在城市和生产中心建筑了四十五万多平方公尺的住宅，在农村中建筑了一万七千所新住宅，而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除农民自己建筑的以外，将在城市和生产中心建筑六十三万平方公尺的住宅。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已经消灭了四十岁以下的文盲。
1938年仅有六百五十四所中、小学校，有五万八千名学生，而在1956—1957学年中，已有二千六百二十四所小、中、大学校，有二十九万三千名学生。
在阿尔巴尼亚已实行了免费教育和小学七年制学校的义务教育，在中、大学校中，国家并设置了助学金，今年在地拉那成立了拥有六个系的国立大学。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我国也获得显著的进步，成立了歌舞木偶等剧院和歌舞团杂剧场等。
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和阅览室的数字也有了可观的增长。
政府一贯关怀着人民的保健工作，解放以前，全国50％的人患过疟疾，有些地区曾到达90％，而今天已基本消灭了疟疾。
1938年只有八个医疗机构，八百二十张病床，而1957年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医疗机构，六千九百六十六张病床。
问：
你们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是什么？
答：
在胜利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正进行1956至1960年的第2个五年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
首先在全部动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内在潜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矿业。
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首先改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根据这个计划，到1960年工农业总生产将达到1955年的169％，其中工业生产为192％，农业生产为150％。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将要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的127％。
由于我国人民热情的劳动和苏联的帮助，创造了提前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的条件。
在精通技术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从今年起开始制订1961至1967年远景计划预计，将大大发展矿工业。
我国的农业将进一步机械化，将要干涸所有的沼地和进一步发展水果作物。
同时，还要相应地发展运输等经济部门，阿尔巴尼亚将要成为一个出超的国家。

世界工联发表声明
要求联大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比诺在联大政委会仍坚持殖民主义立场
据新华社布拉格28日电
世界工会联合会27日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了致第12届联合国大会的声明。
声明说，全世界各国人民指出，法国政府直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态度驱散了这些希望。
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军事行动增加了人类的牺牲和痛苦。
世界舆论愤慨地谴责这种态度。
要求根据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合理愿望，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日益获得广泛的支持。
不久以前，摩洛哥和突尼斯两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进行斡旋。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表很重视这个有助于恢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和平的倡议。
现在，只有法国政府坚持拒绝用谈判的方法公平、合理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在这种种情况下，第12届联合国大会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辩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法国人民，以及对世界和平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声明接着说，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和各个工会响应世界工联第4次代表大会的呼吁，展开了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运动。
世界工联坚决地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够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独立的合理愿望。
据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27日开始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
法国外交部长比诺第1个发言。
他绝口不谈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残酷镇压，却一味吹嘘法国政府准备推行的所谓改革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根本法”。
比诺提出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三点计划——停火、选举、谈判，但是拒绝给予阿尔及利亚以独立，而独立正是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权利。
比诺硬说，如果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阿尔及利亚就会分裂成“两个国家”。
比诺还对埃及和叙利亚进行诬蔑，硬说它们妨碍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要对阿尔及利亚局势负责。
埃及和叙利亚的代表反驳了比诺的指责。
埃及代表卢特菲说，比诺对埃及的指责是蓄意编造的谣言和谎话，其目的在于掩饰法国不肯给予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应有的权力。

北大西洋集团决定
如期举行“最高级”会议
据新华社28日讯
巴黎消息：
北大西洋集团常任代表理事会今天在这里开会，决定这个集团的“最高级”会议将按原定计划，于12月16日在巴黎召开。

如此“互相依赖”本报记者潘非
新调调
“互相依赖”这个口号，目前在伦敦已经成为最时髦的东西。
麦克米伦在华盛顿会谈中提出这个口号；
艾森豪威尔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
当会谈结束时，他们在联合声明中写道：
“自由世界各国是相互依赖的；
只有建立真诚的合伙关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在许多方面分担任务，那样才会有安全和进步。
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已经一致商定今后我们两国将根据这一原则办事。”
自从华盛顿会谈以后，英国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个口号。
麦克米伦不止一次地谈到“互相依赖”的必要性。
究竟什么是“互相依赖”？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美英在核子武器、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和生产上进行“合作”；
并以美英两国为基础，把这种“合作”扩大到其他国家中去。
二、在“互相依赖”的口号下，要求西欧国家重新调整它们同美英的关系。
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企图依据这样一个“新”的原则，来重新调配西方阵营的力量，安排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它们各自所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这个充满矛盾和倾轧的西方世界中，要想实行即使是某种程度上的真正的合作，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当麦克米伦在华盛顿提出“互相依赖”这个口号时，英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回马枪和杀手锏
华盛顿会谈是英国主动提出来的。
当时，苏联制造洲际导弹与放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与此同时，在美国干涉叙利亚人民的阴谋中，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个主义对英国来说，就是要排挤不列颠在中东的势力）宣告了破产。
而英国则已从苏伊士战争所遭受的打击中缓过气来，恢复了经济，收缩了阵脚，缓和了联邦国家同英国的紧张关系等等。
于是，一个美妙的幻想伴随着麦克米伦从伦敦飞到了华盛顿；
百慕大会谈时英国向美国低声下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它可能大大抬高自己的地位，来迫使美国在若干问题上让步。
换句话说，苏伊士战争后在美国的步步进逼下不得不作了许多退却的英国，现在想突然转过身来，给山姆大叔一个“回马枪”。
可是，英国的估计并不现实。
因为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这是英国的胜利。
当麦克米伦到达华盛顿以后，艾森豪威尔又邀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巴克参加会谈。
这等于告诉麦克米伦：
美国并不把英国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只不过把它看作是美国领导下的北大西洋军事集团中的一个成员。
当麦克米伦回到伦敦，得意扬扬地装作英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2号头目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又故意取消了对英国的访问，对尾巴翘得很高的英国，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这样，麦克米伦的“回马枪”，遭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杀手锏”的还击。
它们的共同目的
这些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来分析“互相依赖”这个口号。
作为华盛顿会谈的具体结果，是美英以及整个北大西洋集团在发展核子武器、火箭和导弹问题上进行“合作”。
不能认为，美英两国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的目的和意图。
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候，在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时候，它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
第1，不论是美国，或者是英国，它们都希望在“互相依赖”的口号下，加速和扩大核子军备竞赛，挽救已经破了产的“威慑政策”。
这个政策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同样也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核心。
它们都竭力阻挠国际局势的缓和，因为这种趋势的出现和加强，意味着大垄断集团利润的下降，并促使中立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第2，它们都希望在扩大核子军备竞赛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得以推迟。
大家知道，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开始急剧下降。
美国力图阻止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而英国也同样地害怕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因为这势必使同美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英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
第3，它们希望在“互相依赖”的口号下找到某种“合作”的形式，来巩固资本主义世界中美英在核子武器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力图防止更多的“原子国家”出现。
它们还企图借此控制其它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为它们的战争计划服务，同时又把扩充军备的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北大西洋组织中的其它伙伴身上。
第4，它们企图在“互相依赖”的口号下，为北大西洋组织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基础，使这个正在解体中的军事集团稳定下来，并把它变为发射火箭、导弹和进行核子战争的基地。
想当年，北大西洋集团是在这样一种“理论”下建立起来的：
苏联将向西欧发动“进攻”，西欧国家必需在美国的支援下“组织起来”实行“集体自卫”；
在这一被臆造出来的战争中，西欧国家的军队将作第1线的“抵抗”，然后是具有绝对的“原子优势”的美国，用它巨大的“威慑力量”给假想中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在这个军事集团成立以后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
苏联忠诚不渝地实行它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的思想深入人心，而美国的“原子优势”也被粉碎了。
因而这一旧的“理论”过时了，需要由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
美英之间的分歧
但是，当一牵涉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标榜着要率先进行“真正合作”和实行“互相依赖”的美英之间，便出现了分歧。
英国忍痛承认美国在核子军备上的霸主地位，但希望自己能稳坐第2把交椅，同美国共同实行垄断核武器的研究和生产。
华盛顿会谈对此似乎作出了决定，在原则上宣布了美英在研究和发展核子武器方面的合作。
问题是，这种“合作”是没有基础的。
且看：
英国有氢弹，美国也有；
英国正在着手研究火箭，但在洲际导弹的研究上还没有开始，而美国至少比英国先走了一步。
美国有什么必要把英国的地位抬高一些？
相反地，美国恰恰打算利用这种“合作”的形式取得一些现成的好处，而又在“分工”的借口下限制英国在研究和制造核武器方面的进展。
传说美国某些军方人士建议英国只作氢弹的研究，而由美国等进行生产，然后供应英国一定数量的核子武器。
为此，麦克米伦授权两国专家小组中的英国代表，坚持英国必须进行氢弹和导弹的生产，无论美国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在“互相依赖”的口号下，英国希望加强它同西欧国家的联系，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但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的。
美国正在策划把西德用核武器装备起来，把它变为在美国控制下的核子战略基地，以贬低英国的地位。
在突尼斯武器供应事件中，问题显得更清楚了：
美国和英国都竭力想排挤法国在北非的势力，但就美国的策略来说，它还有一种利用英国和它共谋的关系，来离间英法关系的作用。
当然，英国是不会不采取对策的。
当法国大发雷霆之际，麦克米伦匆忙飞往巴黎，举行英法会谈，企图弥补两国之间的裂痕，并在北大西洋集团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
在核子武器问题上，不但美国和英国之间充满着矛盾。
在有核子武器的美英两国（特别是美国）同没有核子武器的其它国家之间，同样也充满着矛盾。
12月份的北大西洋集团首脑会议上，美英将兜售它的“互相依赖”的具体计划。
根据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的谈话，根据美国代表在北大西洋组织议会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其他方面的报道，美国的想法大体是：
一，在英国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建立中距离的火箭基地；
二，在西欧建立起在美国控制下的核子武器（包括火箭弹头）的储存；
三，扩大现有的“盟国”人员处理原子弹及原子火箭的训练；
四，对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防御任务”重作分配，确定主次，以美国为中心；
五，科学人材与情报的“共同使用”，美国则准备把麦克马洪法作某种程度的修改；
六，使用核子武器的最后决定权，操于美国之手。
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员国对美国计划的反应是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计划并未体现“互相依赖”的精神，而是要西欧国家进一步屈服于美国。
对自己的“大国地位”特别敏感的法国，不满意美英在华盛顿会谈中预作安排，把它们制定的计划强加给北大西洋集团国家。
法国更不甘心被剥夺制造核子武器的权“利”。
憧憬着称霸西欧的西德，也并不乐于充当美国核子武器基地的角色。
而西欧国家面临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
它们将被要求放弃多少国家主权？
将在军费开支上多拨多少款项？
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挑起的一场核子战争中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由此可见，“互相依赖”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团结的开始；
而恰恰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的开始。
（附图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紧张局势苏联　叶菲莫夫

抗议美国迫使濑长市长去职
那霸市四万群众集会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东京讯：
据日本广播电台报道，冲绳岛那霸市26日由社会大众党和人民党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军当局非法强使那霸市长濑长龟次郎去职的行动。
有四万市民参加了这次大会。
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强使濑长龟次郎市长去职的做法，认为这是美军当局对地方自治的严重干涉和反民主行为。

正义事业一定胜利本报评论员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于11月26日结束了关于西伊里安问题的辩论。
会议通过了锡兰等十八个亚非国家和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所提出的联合提案，要求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就西伊里安问题重新举行谈判。
这个提案还需要提交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讨论，但是就政治委员会的辩论结果来说，印度尼西亚已经取得一次重要胜利。
联合国关于西伊里安的辩论，实质上是一场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的不可分割的领土。
因此，印度尼西亚要求收复西伊里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多年以来，荷兰竟违背它所签订的圆桌协定，违背它所宣布的把印度尼西亚的“全部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诺言，一直霸占着西伊里安，继续在那里实行殖民统治，并威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全。
因此，正如印度尼西亚驻联合国代表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说，西伊里安问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问题”。
这一点，从政治委员会的辩论和投票情况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都是支持印度尼西亚的，而只有西方殖民国家及其追随者，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等，才不顾一切事实替荷兰殖民者进行狡辩，并投票反对锡兰等十九国的联合提案。
但是，荷兰殖民者及其支持者的立场和它们所提出的种种“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荷兰殖民者想用种族观点来证明它似乎有权霸占西伊里安。
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谁都知道，西伊里安的居民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他们就同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并在语言、文化和习俗上有着密切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正同加纳驻联合国代表阿克霍斯特所指出的：
“西伊里安同荷兰有什么种族联系？”
荷兰殖民者硬把西伊里安问题同所谓“自决权”问题扯在一起，想要分裂印度尼西亚，并把它对西伊里安的占领合法化。
但这种诡计也被揭穿了。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代表指出，西伊里安同印度尼西亚是一体的，根本谈不到什么“自决权”问题。
而且，西伊里安居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英勇斗争，早就说明了他们要求回到祖国怀抱的强烈愿望。
因此，在政治委员会的辩论中，荷兰殖民者及其支持者已经遭到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次辩论中所采取的手法。
它对锡兰等十九国提案投了弃权票。
在这以前，11月1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宣称，美国对西伊里安问题是采取“中立的态度”。
他认为，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双方谁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理由”。
但是，这种“中立”不过是一触即破的伪装而已。
西伊里安问题的是非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分明，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中立”可言。
而且，在荷兰已经霸占着西伊里安的情况下，杜勒斯却认为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要求是没有“理由”的，这不是公开支持荷兰殖民者，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美国报刊早就透露了美国对西伊里安的野心和美国的真正立场。
不久以前“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发表的一篇题为“让我们支持荷兰人”的社论，就是一例。
由于荷兰霸占西伊里安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主权，由于荷兰和美国正在利用西伊里安这个基地来威胁印度尼西亚以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联合国完全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使这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全国展开如火如荼的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爱国主义运动，它有力地表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祖国统一和维护独立自由的最大决心。
中国人民是完全同情印度尼西亚人民的。
我们将继续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一起，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
我们相信，印度尼西亚的一切爱国力量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老挝爱国党宣布公开活动
新华社河内28日电
万象消息：
据“新老挝报”报道，老挝爱国党在11月18日经前老挝王国政府内务部批准宣布公开进行活动。
老挝爱国党的前身老挝爱国战线于1956年01月06日在寮国战斗部队集结的桑怒省成立。
由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根据1956年12月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达成的协议和两位亲王在今年11月0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规定，在有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参加的老挝联合政府成立后，老挝爱国战线将成为一个政党，它同在老挝依法建立的其他政党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并负有同等的义务。
据“新老挝报”报道，以彭·苏发那冯为首的老挝联合党和老挝拥护和平中立政策委员会对老挝爱国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
巴黎讯：
巴黎“解放报”27日在以“不顾美国的禁止，老挝两兄弟相抱了”为题的评论中说，老挝的统一顺利地消除了印度支那的战争后患之一。
这是杜勒斯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中立主义有了进展。
评论谴责美国外交政策不守信义。
评论说，事实证明，只要是不顾美国的禁令，认真看待对方的谈判建议，就可以实际解决问题。

苏联科学成就震惊华盛顿
许多美国参议员感到沮丧和不安
新华社28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军备小组委员会27日在秘密会议上听取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关于苏联科学技术和导弹方面的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内容没有公布，参议员们在听完报告后对记者说，他们感到“悲哀”、“不安”。
参议员薛明顿把艾伦·杜勒斯所报告的情况称之为“悲哀而惊人的消息”。
参议员布里奇斯说，委员会听到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情报”。
参议员约翰逊说，“了解到苏联在某些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后，人们是不会得到什么安慰的”。
参议员弗兰德斯也说，他“有些感到不安”。
布里奇斯还说，将来委员会如果把这种情报公开的话，美国官员们势将“大吃一惊而不再有任何自满情绪”。
参议员约翰逊25日曾经说过：
在外空和导弹方面“美国已经危险地落在苏联后面了。”
他说：
“我国为俄国在军事和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所苦恼。
我们一向认为，在科学武器和技术与科学的领域内，我们是远远地走在俄国的前头的。
但是由于苏联第1号和第2号人造卫星的发射，不用说我们的优势，甚至连平等地位都成了问题。”
航空科学家杜利特尔26日在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在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方面，苏联“肯定走在美国前面”。
这个将军说，他认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俄国进步的速度”超过美国的速度。
并且在其中的某些方面，“俄国已经赶过了美国”。
他预言，“如果俄国继续它目前的进步速度，它将在科学技术的一切方面超过我们。”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25日也承认：
“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增长速度，我们在技术方面占优势的程度正在不断下降”。

英法会谈没谈出什么结果
公报含糊不清　分歧依然存在
据新华社27日讯
巴黎消息：
英法两国政府首脑会谈已经在26日午后结束。
疲倦而苍白的麦克米伦走出法国总理府，向围拢来的记者表示，会谈没有达成协议，虽然获得了“很大进展”。
他还说：
“今后当然还会有很多问题。”
随后，他同毫无表情的盖伊阿冷淡地分手。
当天下午，麦克米伦就匆匆赶回伦敦去了。
会谈结束后不久发表的联合公报虽然一再强调“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是它也表明英法在会谈后分歧依然存在。
这尤其是表现在引起法国震怒的美英以武器供应突尼斯的问题上。
观察家认为，在这方面，双方的态度“都没有改变”。
公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说，双方决定作一些安排，来避免再发生类似最近曾经发生的困难。
但是，当记者追问英国发言人，这是否表示英国已经答应不再运武器给突尼斯时，这个发言人回答说：
“不。”
公报还说，英法今后还要就运送武器问题进行协商。
在谈到为12月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政府首脑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时，公报表明，英国竭力想平息法国由于美英企图使它们的盟国处于从属地位而引起的愤慨。
在这方面，公报也只是泛泛地谈到要根据“平等精神”对“互相依赖的原则”和北大西洋集团的“团结”下一个“更精确的定义”，谈到要“尽力发展”这个集团中的“协商制度”，而没有什么具体协议。

人造卫星与科学技术北京航空学院科学研究部主任王俊奎
苏联根据国际地球物理年大气层科学研究以及宇宙空间物理过程和生活条件研究计划，在11月03日成功地发射了第2颗人造地球卫星。
这颗卫星的发射是苏联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继续，也是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成就的进一步发展。
毫无疑问，这也是苏联各门科学技术高度成就的结晶。
人造地球卫星的设计、制造和发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是近代多种重要科学技术成就的总和。
它必须在物理、化学、数学、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器动力学、火箭发动机、自动控制、燃料、材料、工艺、天文、气象等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
以发送人造地球卫星腾空的火箭的结构来说，火箭的发动机需要能耐高温到三千度以上的轻金属、稀有金属的合金或塑性材料做壳体。
由于火箭飞行速度很高，大气层中空气的阻力将使火箭飞行的一部分动能变成热能，火箭外壳同样也需要耐高温的材料制成。
这些材料的获得粗略地说是金属物理、冶金、化工等科学高度研究成就的结果，并不是过去已经解决了的，更不是各国科学家在目前都能办得到的。
即便是有了这些材料，甚至有了发动机和自动控制系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如火箭的外壳需要设计得又轻又坚又强，还要适宜于高速飞行阻力最小的形状，又如火箭在大气层中高速飞行时，它所受的空气压力也是很大的。
如果外壳发生皱损，也会导致自身的破裂，或者使自动控制系统发生损坏或失灵，并且也会破坏空气动力学所提出的阻力最小的要求。
这是设计工程师在最新力学成就的基础上才变为现实的。
如果太重显然不好，不够强不够坚也不行。
再如壳体的振动问题，在设计时没有很好地解决，就有可能由于振动使外壳破裂，或者损坏了壳内的自动控制器地平仪、垂直仪等；
还有外壳纵长振动也会让自动控制系统和操纵系统无法控制，使火箭整体离开飞行方案中所规定的飞行路线。
第1颗人造卫星的火箭的长度约有四十到五十米，第2颗人造卫星的火箭长度会更大。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果整体的纵轴离开航线一个小角，那么差之毫厘，就要谬之千里。
制造一个很大的火箭，还有许多工程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如发动机的设计、制造或安装等做得不够好，而使发动机的尾部喷管的中轴线不能和火箭的纵轴密合，或喷气的压力中心线不在火箭的纵轴上，都会使火箭的操纵系统失灵，使火箭这个整体不能按照规定的方案前进。
设计自动控制系统的工程师还需要和设计操纵系统的工程师很好地合作。
如当火箭整体受了外界的扰动离开了规定路线的时候，自动控制系统得到信号以后，就开始动作，最后使操纵系统得到校正，把火箭整体拉回到规定的路线。
但是自动控制系统的灵敏度不管怎样好，总是要一定时间才能使操纵系统动作。
况且燃气舵在起飞后，由于发动机喷出的火焰使它的面积烧得逐渐变小，同时在校正火箭纵长转动的时候，它本身又要发生和速度有关的惯性力距，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使校正工作变得很复杂。
如果火箭整体向左发生一个倾角，它必然要由控制系统和操纵系统自动地向右校正。
如果校正得不够，火箭整体就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航线上。
如果校正过多，火箭整体就要从一边偏转到另一边。
这样校正的结果势必使火箭整体沿着波形的道路前进，这当然不好。
由这些情况来看，不仅火箭材料和各种重要部件需要各门科学的最新成就才能够解决，即便有了这些，对于人造卫星和火箭整体的设计、制造、装配和发射，还需要高度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成功。
因此苏联第1颗和第2颗人造地球卫星能够成功地发射出去，不但是科学技术高度成就的结晶，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分工合作的集体创造。
美国的军官和政客们为了达到他们卑鄙龌龊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不过是把一块铁抛到空中而已”，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恬不知耻。
人造地球卫星是以前一切飞行器的进一步发展，包括飞机、火箭和导弹。
它的前途就是作为宇宙航行最新工具的飞船，世界上所有飞行器的航空科学工作者，日日夜夜都在追求着能够设计出有效载荷最大，结构最轻、最坚、最强，飞的最远、最快的东西来。
但这需要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于高空情况的了解。
如高空磁场，宇宙线的性质，大气的成分、压力、温度、湿度，气流的方向和陨石尘的状况，以及人体失重后的血液循环、血压变化、呼吸器官和消化系统的工作情形等，都是在高空飞行器设计中所不可缺少的知识。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航空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又跃进了一大步。
有了携带很多仪器的人造卫星，就可以丰富我们关于高空的知识，提高我们航空科学的理论，为宇宙飞行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没有人造卫星，这些知识的获得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通过人造地球卫星获得了关于天空中所必需知道的资料以后，科学家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人造卫星设计得更大，使它飞行得更高、更快。
它不仅能够携带无线电发报机，以及其他的仪器和试验动物，而且将来在离地球遥远的地方，能够建立起空中科学实验站和加油站，把人和物资运输到所需要的地方，借以揭开宇宙间的一切秘密。
因此，发射第2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也是人类跨入星际飞行道路上的一个实际步骤。
凡是热爱世界和平、追求人类幸福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苏联这一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
苏联两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人类的活动将不再是仅仅限于地球范围内，而是正在进入宇宙高空。
苏联第3颗人造卫星就有可能发射到月球上去！
人类这个名称，将由地球动物的含义变成宇宙动物的含义了。
世界历史之外还将有宇宙历史，我们要和其他星球上的“人类”交朋友，我们把米丘林的苹果运到火星上去；
把那里的“苹果”运到地球上来。
“牛郎会织女”、“嫦娥奔月”这些人间美丽的理想故事也将变成现实。
人类生活的远景将美妙无穷。
让我们为苏联科学技术开的这朵又红又大的花而欢呼吧！

政治和学术的矛盾必须解决
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在学术上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还有所留恋，这是一个矛盾。
长期保存这种矛盾是不可能的。
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
解决这个矛盾有两条路线。
一条路线是资产阶级右派所指出的路线，那就是坚持学术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为它争取领导地位，以至一直走到政治上的反动立场。
如果拒绝走这条危险的路线，那就必须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进自己，继续扩大在自己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领域，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观。
（摘自1957年学习半月刊第22期胡绳“争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胜利”）

论我国的选举制度李由义 （一）
我国选举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反映着我国的现实生活和阶级关系，它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一致的。
我国的选举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在本质上完全对立，——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只能是以保护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为基础，它保证一小撮资本家的统治地位，而不允许人民群众有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国的选举制度则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去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在我国的选举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够充分代表人民意志和具有高度民主性质的权力机关。
它最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事业，最便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而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它又有最高的威信、最大的号召力量和组织力量，能够实现人民的统一，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险阻，开辟我国人民永远幸福的前途。
我国人民是热烈拥护这种选举制度的。
在1953——1954年的全国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5．88％，在1956年的全国基层选举中，据五万一千八百八十七个基层选举单位统计，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6．4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人民群众对于选举的这种热烈情绪，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人民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赞扬备至，而认为我国的选举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
因此，他们在反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时候，对于我国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代替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搞垮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个企图已经被粉碎了，他们在选举制度方面的胡说八道也已经破产了。
因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完全是假民主的骗局，我国的选举制度才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
（二）
我们的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
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年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同时规定：
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选举制度方面的具体表现。
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是什么“完全的”或“纯粹的”民主，它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结合。
只有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内部的民主。
我们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选举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我们相反，它保护少数剥削者的选举权利，而用各种办法来限制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
例如美国就有五十多种对于选举资格的限制。
由于种种限制，美国在1948年大选中有二千万合格的选民被无理地剥夺了选举权利，而在1952年大选中，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占达到选举年龄的人数的四分之一。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也和美国差不多。
至于旧中国所玩弄的选举骗局，那更是臭气熏天，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并不一定都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利。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说过：
“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早在10月革命以前很久就已提出这种专政的口号，可是他们没有预先说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
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没有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就是列宁这段话的一个显著例证（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触犯了刑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例外）。
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选举权呢？
这是因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血腥内战，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完全敌对的地位。
所以人民在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能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
诚如列宁所说：
“这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指出：
“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共同纲领也曾规定：
“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指示办的。
这里，需要指出：
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也不是不变的办法，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种办法将会逐渐改变。
前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规定：
地主阶级分子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的，经法定手续改变其地主成份后，就可以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这一规定，在1956年全国基层选举中，已有许多过去的地主阶级分子改变了成分，取得了选举权利。
如在1953—1954年全国选举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占进行选举地区人口总数的1．52％（精神病患者未计在内）。
在1956年全国基层选举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已比以前减少。
根据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仅占进行选举地区人口总数的0．62％（精神病患者未计在内）。
应当引为教训的倒是：
在1956年选举中，某些地区对于少数还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过宽地给了他们以选举权。
从他们在这次农村大辩论中的表现来看，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予这些人以严厉制裁，重新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完全必要的。
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民主”，叫嚣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太多”，其实质就是为地主、反革命分子喊冤叫苦，要我们给地主、反革命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就是我们在选举制度上和右派分子根本分歧的所在。
（三）
我国人民的选举权利是平等的。
选举法规定：
各民族选民、男女选民、军队和华侨的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每个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选举法还规定：
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的产生，都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
有些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攻击我们的选举法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是“不平等”（例如在1953—1954年选举中省每八十万人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人，而工业城市则每十万人就可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人）。
我们必须彻底驳斥这种挑拨性的谰言。
应当指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
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工人阶级所在，是工业所在，只有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人口比例，才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作用和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大家知道，苏联在1936年以前，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也是按照不同的人口比例选举代表的。
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曾大喊大叫，说布尔什维克破坏“劳动民主”内部的平等原则，说苏俄的宪法“不公平”。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1次代表大会上彻底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
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那里来的。
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
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
他指出：
“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利益”，“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
以后，集体农庄制度胜利了，农民阶级性质变化了，苏联城乡间选举权的这种差别也就随之取消。
我国的未来也将是如此。
我国选举法对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作了必要的照顾。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
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为一百五十人，并规定除了这个固定的数目外，少数民族选民还可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所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实际上有少数民族代表一百七十七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强。
这个名额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我国有好几十个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很广，只有作这样的照顾，才能使国内各少数民族有适当数量的代表能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选举法对妇女的代表名额虽未作特别规定，但从过去的选举情形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也都注意选出适当数目的妇女代表。
例如在第1届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7．31％；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千二百二十六名代表中，有妇女代表一百四十七名。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标榜选举的平等性，但正如列宁在上述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和现代的平等是谎言，是欺骗，因为在那里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
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
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至今，世界上还有三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无理地被剥夺了选举权。
美国妇女到1920年才取得选举权，英国妇女到1928年才取得选举权，法国虽然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就宣布：
“人类生而自由，在权利上生而平等”，可是法国宪法到1946年才规定妇女有选举权。
在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劳动人民连一个投票权都没有，然而有产者却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票权。
例如英国，一个公民如果在另一选区拥有地产或者企业，他在那个选区就可以投“补充票”。
1931年，伦敦享有这种“补充投票权”的选民就有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一人。
这对那些赞扬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如何平等的人说来，难道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吗？！
（四）
在选举方法上，我国选举法规定，只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直接的选举，而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的选举。
同时，只在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而在基层政权单位，则一般地采用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
这就是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
这是和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的选举经验和文化水平等客观条件相适应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地在县以上实行直接的选举和在基层政权单位采用无记名的投票方法。
事实上，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农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1956年的全国基层选举中，已有许多乡、镇根据广大选民的要求和实际具备的条件，采用了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法。
湖北省嘉鱼县绿化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关于选举方法，还需特别指出一点：
我们代表候选人的提出是真正民主的，选民对于代表的选择是真正自由的。
选举法规定：
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都可以按选举区域或者选举单位联合或者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
过去的选举事实证明，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联合的候选人名单是适当的。
因为采取这样一种提名方式，可以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广泛的人民代表性，——既能首先照顾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能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代表。
人民群众称赞这种提名方式“既全面，又民主”。
因此，它应该作为提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主要方式。
但同时，选民或代表还有单独提出候选人的权利。
这使选举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挑选自己认为满意的合适的人。
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有益无害的。
可是有些右派分子却认为这样的选举制度“不民主”。
他们特别抓住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个题目大做文章，认为这样“对代表候选人就无所选择，也无从选择”，从而攻击我们的选举是“形式主义”，是“变相的任命”，甚至说“群众在选举中都是盲从”。
可是，右派分子的这些话是骗不了人民群众的。
因为大家知道：
过去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这是各方面协商的结果，并不是共产党单独决定的。
而且从过去的选举经验看，候选人数和当选名额相等，并不妨碍选民对于代表选择的自由。
因为我们的选举要经过这样一些细致的程序：
在联合提名以前，首先通过当地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合作社的成员，在选民中广泛酝酿，把意见集中起来；
再由选举委员会邀请这些方面的代表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交选民讨论，并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加以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最后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以前公布代表候选人的正式名单。
由于在选举前经过这样充分的酝酿和讨论，选民意见已经大体趋于一致，所以代表候选人名单上的人也正是选民所同意的人，这正是我们的选举方法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方法高明得不可比拟的地方。
怎么能把这样的选举说成是“形式主义”和“变相的任命”呢？
同时，我们的选举法还规定：
对于公布的代表候选人正式名单仍有不同意见的选民，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另选自己愿意选的其他任何选民。
如果不是存心诬蔑人民群众的话，怎么能说“群众在选举中都是盲从”呢？
当然，即使在选举前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在联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候选人数也还可以多于当选名额，以便选民在投票时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已经提出候选人数应当多于当选名额的具体建议。
可是有些代表却不同意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许多党外人士落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现行选举制度“不民主”的右派分子。
右派先生们，你们既要反对现行选举方法，但又不允许改变现行选举方法，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呢？！
这里顺便说一说，有一些人虽然并不直接反对我们的选举方法，但却看不清楚资本主义国家“竞选”的骗局，他们希望我们也能采用那种“民主的”选举方法。
对这些人，我劝他们读一读美国优秀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所写的“竞选州长”那篇小说。
在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里，马克·吐温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亲身的遭遇。
——由于竞选纽约州长，马克·吐温受尽了反对党的攻击。
资本家们通过卖淫式的新闻，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来诬蔑马克·吐温。
最后，在竞选大会上，反对党竟唆使九个肤色不同、衣衫褴褛的小孩爬到演讲台上，抱着马克·吐温的腿，叫他“爸爸”。
马克·吐温写道：
“我忍受不住了，我放下旗子，认输了。
我没有力量作纽约州长职位的候选人。
写完了放弃自己候选人资格的声明，我激怒地签下：
从前是个正派人，而今却成了丑恶的伪证犯、蒙太拿的小偷、坟墓的亵渎者、酒疯子、肮脏的骗子手——马克·吐温敬启”。
这就是美国“竞选”的千万幅骇人听闻的景象当中的一幅。
而从马克·吐温逝世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竞选”的丑闻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资产阶级竞选的自由，而没有劳动人民竞选的自由。
因为资产阶级控制着宣传机构和集会场所，劳动人民很难进行竞选活动。
而资产阶级的竞选，只不过是利用自己控制的各种物质条件，利用各种宣传机构，运用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来欺骗、引诱、威胁和迫害劳动人民，把自己的代言人安置到议会席上为非作恶罢了。
（五）
以上事实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它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
但是如上所述，这种选举制度是适合于我国目前的情况的，是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表现自己的意志和参与国家的管理的，是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
如果我们不顾目前的条件，勉强规定一些形式上好像很完备而实际上行不通的选举方法，其结果除增加选举的困难和在实际上限制许多公民的选举权利外，没有任何的好处。
民主的形式必须和实际情况相适应，否则民主就不可能是真正的。
大家知道，苏联在1936年以前，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曾采用不完全普遍的、不完全平等的、多级的、公开的选举制度，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国内阶级结构的变化，才规定了完全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度。
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国内民主生活的扩大，苏联今天所实行的完全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这种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也必然要在我国实现。

全国足球甲级联赛
天津队北京队踢成平手
本报讯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第二循环北京竞赛区，11月28日举行了一场比赛。
天津队以一比一踢平北京队。
开球后北京队先行进攻，刚四分钟他们就获得发角球机会，左翼王陆将球高吊门前，却被天津队张水浩凌空击出。
不到一分钟他们又卷土重来，右锋陈家亮带球直达底线，突然转身高吊，球正好落在大门右前方约十二公尺处，王陆赶上猛踢，可是由于慌张没有踢准，球只向前滚了约两公尺远就停下了，最后还是被对方后卫踢到中场。
强敌当前，天津队也不示弱，他们同样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前锋孙元云、金昌吉、张水浩等都曾迫到对方禁区进行劲射，但是由于射门脚头欠准和对方防守严密，球不是被挡回就是越出界外。
一来一往的激战，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双方都不能踢进一球。
上半场最后只有二分钟时，天津队左翼孙元云发界外球，他将球掷给已跑到左路的右翼刘荫培，刘荫培不待球落地就高吊球门区，中锋金昌吉眼明脚快跳起用头将球顶入网内。
上半场以一比○结束。
下半场北京队为了挽回败局，他们改变了上半场的打法，把侧翼打门改为中路打门，并且以善于远射的孙福成替下王陆，以增强他们的进攻威力。
果然局势渐有改变，北京队左翼丛者余在靠近中场的左边，向对方门前高吊一球，孙福成赶至，把球踢飞网底。
北京队扳回一球，比分形成一比一后，情势顿时紧张起来，双方跑动更为积极，抢球更为剧烈，谁都想再攻入一球，以获最后的胜利。
可是一比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终场。
天津队在第一循环中积分最多，九场战斗七胜一败一和。
在第二循环中，他们一直没败过，如果12月01日他们能够战胜“八一”队的话，将有获得冠军的希望。
　（施毓忠）

八万人看了俄罗斯名画
新华社27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十八—二十世纪俄罗斯绘画展览会”在26日闭幕。
在为时三周的展出期间，有美术家、美术工作者和爱好美术的各界人士八万三千多人参观了展览会。
其中有不少人来自东北、内蒙古和西安、济南等地。
很多参观者在意见簿上热烈赞颂展出的俄罗斯名画。
美术家吴作人说：
通过原作，使我们了解到了油画的色调参差，笔踪来去等造型艺术的独特精神面貌，这绝非一帧复制品所能替代的。
展览会在展出期间接到了大批来信，要求延长展览时间和出版画册。
这个展览会即将到上海展出。

刘天华逝世25周年祭李元庆
昨天，首都音乐界纪念了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
刘天华先生在1895年生在一个主张新学的知识分子家庭中。
由于家境贫寒，十六岁时，便不得不离开中学校，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活。
他一方面当教员，一方面求教于民间艺人，刻苦钻研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边学边用，勤勤恳恳地过了二十年清贫的音乐教员生活。
1932年因为得传染病，只三十七岁便死去了。
他的作品集在死后依靠八个学校和团体的捐助，才得刊行于世。
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的刘天华，立志要在“民穷财尽”的情形下兴建起“那唤醒一个民族灵魂的音乐”〔注一〕来。
他反对“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注二〕，主张“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三〕中去。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选定了在当时被那些清高的音乐家们鄙视的二胡，作为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主要工具——虽然他最初是学习西洋乐器的，并且直到逝世前也没有停止过小提琴的进修。
他以二胡为中心，展开了演奏、创作、教学，研究各方面的活动。
他首先向艺人虚心求教，透彻地掌握了传统的二胡演奏技法，总结了他们的经验，然后参考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和教学法，创立了一个新的二胡学派，培养了一批学生。
可以说，目前各音乐院校所有的二胡教师，都是这个学派的继承者。
经过他的努力，使二胡无论在演技、制造、记谱法、教学法上都向前跨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他为二胡创作了十首优秀的独奏曲，用音乐的形象描绘了“五四”到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那些既不满意当权者的统治、又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他的二胡曲“病中吟”（又名“安适？”）
、“悲歌”（又名“处世难”）、“苦闷之歌”（又名“苦中乐”）“独弦操”（又名“忧心曲”）出色地、细致地、典型地刻划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而另一些作品如“光明行”、“空山鸟语”、“月夜”，又表达了对于美好的生活的憧憬。
这十首二胡曲以及另外三首琵琶曲、一首合奏曲，是同时期音乐创作中最珍贵的收获。
他又是我国最早采用较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民族音乐的人。
他编写的二胡及琵琶教材，他所写的“梅兰芳歌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和他的创作一样，为我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优良传统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刘天华的艺术观和教育思想基本上并没有超越过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但是由于受到五四运动和第1次国内革命的思想影响，其中包含了不少积极的、进步的因素。
在刘天华等人组织的“国乐改进社”的“缘起”中，他们说：
“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只是贵族式的，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
当然，在他们心目中的“民众”，其实只是以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听众，和我们所说的群众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但和当时那些主张全盘西化，高唱音乐是“上界的语言”的音乐家们相比较，就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民主的爱国的音乐家了。
他是国乐家，但反对那些主张复古、排斥西洋音乐文化的国粹派的主张。
他认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
他主张在提倡民族音乐的同时，也要介绍西洋音乐，学习别人的长处。
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民族音乐的革新家，在发展民族器乐上作出光辉的贡献。
刘天华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五年了。
在这二十五年中，中国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历史性的变化。
刘天华等音乐先辈们认为“万分渺远”的事，都一一实现了，并且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想像。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不仅把音乐先辈的理想和人民的音乐生活结合起来了，并且完成了一件音乐史上未曾有过的大事——把音乐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交还给创造了祖国音乐文化的全体劳动人民。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起繁荣的民族音乐文化来。
〔注一〕见1928年“音乐杂志”发刊词。
〔注二〕“见音乐杂志”第2期“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注三〕见1927年“国乐改进社成立刊”的“缘起”。
（附图片）
刘天华先生遗像

北京业余机械学院在发展中虞辟
北京业余机械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工科夜大学。
现在仅有三个办公人员和两间小办公室。
教室分布在三个地方，借用了第2机械工业部所属工业管理学校、干部学校和北京农业机械厂的教室，预计到年底为止，学院仅用了所拨给经费的60％，但是，却负担了超过一倍的教学任务，原来计划学员是一百五十名，现在，包括即将开始的预备班和各班的旁听生在内已达到三百名。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在工厂区自办夜大学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条件下，是完全有可能办好的。
从上学期的学习情况来看，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或良好的占70％以上，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只占11％，最后经补考审查确因出差过多和成绩过差而退班者占全体学员人数5％。
在出勤率方面达到94．9％，在缺勤时数中出差时数又占40％。
在业余学习中，能达到这种出勤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在工厂区联合创办夜大学有其独特的优点。
首先，它能结合工厂的特点和具体情况组织教学。
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工厂，在学员中80％以上的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绝大部分又都是直接做技术工作的。
他们一般感性知识丰富，又有些实际工作锻炼，专业技术有一定基础，因此在教学计划安排上就有可能按照学员特点分班。
其次，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可由工厂中有经验的工程师担任，能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这些教师一般对工厂的生产过程有充分了解，而且对学员水平也有充分了解，因为有些学员就是教师在工厂中所领导的干部。
对于学员那些方面的知识不足，需要补充提高，知道得最清楚，讲课中又能针对生产实践举出实例和提出问题，也最能受到学员的欢迎。
第3，学院设在工厂区，能与工厂领导上取得密切联系，掌握学员学习情况，提高教学效果。
学院对于学习情况不好的学员，即深入他所在的工厂了解情况，有时发现原单位未予照顾而给予学员过多社会工作时，就向工厂提出意见。
对学习成绩不好或出差过多的学员，学院就组织老师补课。
对学习纪律不好的同学，学院就通过工厂团委或人事教育部门进行了解和帮助。
此外，学院还按工厂单位组织学习小组，推选厂代表以加强学员与工厂和学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复习。
在教学工作方面，学院不断征求学员意见进行改进。
学院设在工厂区内，地点适中，大大减少了学员往返时间，减少疲劳，也是学习好的一个有利条件。
独立办好夜大学也有它困难的地方，比较突出的是缺乏教学经验、缺乏基础课（如数理化课程）方面的师资和教学设备等，要解决这些困难，就必须依靠高等学院的帮助和其他学校的密切配合。
清华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对机械学院帮助很大。
如清华大学供给全套的教学计划、教学日历以及教材等，甚至还供应印好的讲义。
其他高等学院支援了高等教学的教师，而且是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夜大学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夜大学更能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专业人才，但是夜大学毕竟不同于正规的高等学校，学员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因此，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长期坚持下来。
实际上，学员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体会到这些问题的，大多数的学员起初是凭着热情考进来的，其中有些碰到困难就停滞不前了。
有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希望能有像清华大学那样的水平，有的把学习认为高于一切，因而和工作对立起来。
也有一些学员，把上夜大学做为临时据点，总觉得夜校不如正规大学好，对待夜校课程采取轻率的态度。
这些都应该纠正。
学员的学习工作负担都很重，每周要花费二十多小时业余时间来上课和复习，因此，也必须要求各工厂领导上给予适当的学习条件，如尽量减少业余活动，尽量减少出差，尽可能地给予较安静的学习环境。
为了进一步办好这所新型夜大学，今后，学院准备继续创办预备班，提高今后的学员入学水平。
学院还准备全面修改教学计划，参考清华大学修改后的教学计划，结合自己的特点订出草案后广泛组织讨论，上课学时数将要适当减少，专业课程适当压缩，并增设选修课程，同时结合工厂需要，增设机器制造、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等专业。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业余机械学院将在各兄弟院校帮助下共同前进。

11月24日，北京地质学院四百多个学生，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北京市海淀区前生农业社开引水沟，帮助农业社把一片旱田改变为水田。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在公共汽车上吴仲衡
在我家的大门外就是公共汽车站，这天虽然是假日，但等车的人并不多。
一会儿，走过来一老一小两个人，老人说：
“我的眼睛花了，不管用，你看着点。”
那位老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岁了，那个小孩也不过十二、三岁。
远远的来了一辆挺漂亮的平头公共汽车。
孩子连忙拉着他爷爷的手，指着说：
“快看，爷爷。
来了，来了。”
老大爷用手遮着阳光朝汽车望着。
汽车停妥以后，那小孩就嚷着：
“不是，爷爷，不是的。”
“不是？
不是咱们就不坐。”
站在老大爷前面的人都上车了。
可是，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后面的人说：
“同志，你们上车吧，我不坐这个。”
上车的人都上完了。
售票员问：
“老大爷，上不上车？”
老大爷摇了摇头。
老大爷对他的孙子说：
“要看仔细，可别错过了。”
又有两辆汽车开走了，他们仍未上车。
我奇怪起来，他们等人？
不像。
等车吗？
更不像。
站了一会儿，老大爷好像有点累了。
我把我坐的凳子搬过去。
对他说：
“老大爷，累了，歇会儿吧！”
“谢谢你，同志。”
他对我点了点头，就坐下了。
“您是等人吗？”
“不是。”
他笑了笑：
“等车。”
又一辆汽车来了，他们仍不上去，我更奇怪起来。
“老大爷，你说等车，干吗不上去？”
孩子说：
“我爷爷他一定要坐……”
“别打岔。
大人说话，你听着。”
老大爷回过头来对我说：
“是这么回事，同志。
我听说，在这条路上有咱们中国自己造的公共汽车。
叫解放牌。”
老大爷满意地说，“我活了快七十年了，坐过各种各样的汽车，大的，小的。
可就是没有坐过咱们中国自己造的汽车。”
前面又来了一辆汽车。
看样子和已经开过去的一样，红黄色的车身，平平的车头。
可是，车还没有停住，孩子就叫了起来：
“爷爷，快看，这就是解放牌。”
“是吗？”
老大爷匆忙地站了起来。
我看过去，可不是，车头上有一块小圆牌，上面有两个金黄色的字：
“解放”。
这一下，我的兴趣也被引起来了。
我说：
“老大爷，我也陪你去坐一回解放牌。”
在汽车上，人虽然不多，但坐位都已经坐满了。
老大爷刚一上车，在靠司机座的位子上就有一个年青的姑娘站了起来，让座给老人。
车开动起来了。
我站在老大爷的身边，他一会儿侧耳听听，一会儿又用手摸摸，后来，他两只眼睛又全神贯注地望着那个司机——这是一个挺年青的小伙子。
看老人的神气，好像他是在检查工作似的。
“怎么样？”
我笑着问他。
“好，好。”
他伸着大拇指赞叹着：
“我一听这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挺好的机器。”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是个内行。
他轻轻地对我说：
“同志，你不知道，年青的时候，我也开过汽车，什么福特、道奇、奥斯汀我全都开过。
整整地开了十多年……”“老大爷，我们到哪儿？”
我一面掏钱买票一面问他。
“到哪儿？”
他想了一想说：
“到底！
到了末站，咱们甭下车了，还坐这辆车回来，你看怎么样？”
解放牌的汽车在平滑的马路上飞驰着。
一种满足的、几乎是带着骄傲的笑容出现在老大爷那布满了皱纹的脸上。

在学校里
千余人参加劳动
南京大学一千五百多位师生员工分别于11月初，到南京陵园区高桥门、梅家廊、广洋等农业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抢收抢种。
他们参加了割稻、打稻、翻土、犁田、拔豆、浇水等各种农业劳动，情绪十分饱满。
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和团委书记带了一千多名学生从南园步行到农业社后，立即热情地投入劳动，帮助农民割稻子、打稻子。
郭校长弯着腰，挥动镰刀带头割稻。
在休息的时候，郭校长还为大家讲了两个战斗故事。
种子讲习班
本学期起，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和浙江农学院合办种子讲习班，由各省选派曾从事种子实际工作的技术干部到这里学习，学习期限暂定半年，课程内容包括种子学、种子检验、遗传选种、良种发育及种子病虫杂草等，学习期间，除讲课外并邀请校外专家举行专题报告，以充实学习内容。

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始
大学生怎样成为劳动者？
清华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开始
本报讯
清华大学整风进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阶段。
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向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做报告，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这一辩论中去。
蒋南翔在报告中指出，党和国家在高等学校里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相当科学文化知识，体魄健全的劳动者。
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首先要做一个劳动者。
他分析了劳动者的根本品质，劳动者与经济上的剥削行为不相容，与政治上的特权不相容，与生产上无政府主义不相容，与脱离实际不相容，与脱离集体不相容。
蒋南翔谈到谁对社会贡献大？
是科学家、知识分子对社会贡献大？
还是劳动者贡献大？
他说：
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者的贡献是最大的。
蒋南翔在谈到又红又专的问题时说，红与专的问题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国家需要的是精密的机床，业务上要有专门知识，在政治上只要“粉红色”就行了。
他们认为有了科学就有了一切。
蒋南翔指出，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
青年学生应当关心政治，红就是关心政治。
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因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还有。
我们培养的科学技术干部，是为社会服务的。
生产活动既不能离开社会和阶级，科学研究也不能离开社会和阶级，为生产服务的技术干部也不能脱离政治。
蒋南翔说，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干部，这就是阶级路线的干部政策，不这样做就要犯错误。
如果一个人业务上是五分，政治上是糊涂的，这样的人能不能成为劳动者呢？
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呢？
如果不改造，就成了社会上的消极因素。
他指出，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党和人民是信任的。
信任是集体的。
你信任集体，集体也信任你。
但是，像那些只关心自己，政治上只是“粉红色”的人，是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的。
因此，国家当然要把建设任务交给又红又专的建设者。
蒋南翔的报告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许多同学说，红与专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关心政治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有的学生明确了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知道了劳动者是科学文化的创造者。
有的学生还批判了自己过去认为知识分子比劳动者贡献大的错误思想。
许多学生认为，应该成为集体所需要的人，假若不被集体所需要的话，生活就没有意义。
清华大学广大同学，将开展热烈辩论，掀起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高潮。
（蕙萱）

学校、科学研究单位、业务部门如何密切合作
中共上海市委着手研究解决办法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开始研究并着手解决上海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有关企业、机关相互合作的问题。
在昨天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宣布成立了化学化工、纺织、文学、新闻、经济、法学、机械电机、造船、土木建筑、医学、教育、历史图书资料、药学、外语等十四个协调小组。
参加小组的有学校、科学研究单位、企业部门、党委、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等。
各小组将在最近期间制定出初步的合作方案。
好几位教授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在会议上指出：
我国的社会制度具备着各方面通力合作的条件，但是过去学校和业务部门合作得还不够好，常常是各搞一套，有时候难免造成浪费；
在教学上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也有些困难，这些已成为整风中迫切需要改进的问题。
如上海财经机关有不少有经验的干部，但是上海财经学院师资缺乏，却长期不能解决。
财经机关的干部需要提高，目前有一千七百多人在财经学院上夜校，但是财经学院则由于师资的缺乏，不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希望。
上海高等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中、小学联系得不够，因此许多学校的教学经验，还不能充分运用到师范教学中去。
许多企业部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科学研究机关帮助他们解决。
高等学校的实验设备希望业务部门加以利用，过去也都解决得不够。
这些协调小组成立后，将具体研究各单位存在的困难和协作的办法。
中共上海市委现在已经着手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上海中医学院，师资力量不足，基础课没有人教，整风中学生贴了很多大字报，对校方提出批评。
现在已决定由上海第1、二医学院、解放军第2军医大学共同设法支援中医学院，短期内即可加强中医学院的领导和师资力量。
会议上，市委的负责同志希望各部门克服本位主义，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使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和业务部门密切合作。

徐懋庸贩的什么货色？
卜勇
反党分子徐懋庸以深通“世务”者自居，他既善于花言巧语，又善于指桑骂槐，但他真正的本色，却是善于用假商标偷运“毒品”的大“奸商”。
徐懋庸曾向他的“小伙伴”诉苦，说他的货色卖不出是由于商标太坏：
“我商标坏，货色好。”
于是他便改用五花八门的商标。
然而“货色”是换不掉的，解开包装一看，“奸商”的马脚便仍然露了出来。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见3月30日人民日报八版）是一个例子。
虽然已用“弗先”的假“商标”换去了徐懋庸的“坏商标”，他却仍然觉得这商标也不可靠，于是又大写其货真价实的说明书，说他是“对真理负责”“联系实际，不死玩教条”的人；
深通“世务”者也还考虑到顾客并不全按广告办事，于是又包上了一层真正名牌货的包装纸：
把刘伯承、恩格斯和中国共产党都拉来作幌子。
为了便于大家品评，把他自认为“精彩”的“货色”摆一点在下边：
据他说，“曾听刘伯承同志讲过：
‘理论是钱串绳，经验是钱；
教条主义者有绳不去串钱，经验主义者有钱不用绳串，绳和钱结合起来就好了’。”
于是他举例说：
“恩格斯在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有一个理论观点：
‘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
’过了四十七年，他自己检讨道：
‘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恩格斯感觉到自己那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被机会主义运用的危险，所以说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了。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的那一个论断，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么？”
把徐懋庸的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确些，就是：
资产阶级也把共产主义的看作是解放自己的学说。
这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且中国共产党就是用恩格斯的这个“钱串绳”，“串”了“中国的钱”。
徐懋庸的理论联系实际，原来就是这样的联法。
这就无怪乎高唱“红色资产阶级”论，认为“资产阶级无需再改造”的章乃器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徐懋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绝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还要把恩格斯早已认为用不得了的所谓“钱串绳”，拿来串钱。
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并不难找到的，比如它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
“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当然不对”，“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而且“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均见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里就能谈得到资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者了呢？
“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正是那主张资产阶级再不需要改造的人，那认为资产阶级已经“红”了的人，即章乃器、徐懋庸之流兴师动众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同与异”（见4月10日人民日报八版）又是一例。
徐懋庸在这里换了一个“徐选牲”的假商标，加上几条“极客观的态度和极缜密的思想”、“了不起的聪明”和“很高的比较能力”的说明，包上一张“矛盾论”来作幌子。
这才开始他的毒品的拍卖。
他颇费“苦心”地分析出来了“我国现在”社会现象中的“同异”。
这所谓的同，就是资产阶级同于工人阶级，据说理由是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
而且质问：
“为什么我们先前却看不出来呢”？
这所谓的异就是定息异于剥削：
“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的‘赎买’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
他责备说：
“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
质问、责备了还不算，还要攻击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戴上了可怕的“宗派主义的眼镜”，“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对于异派的来求同，自然更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
而且他暗示说党就要“缩小”成为“小集团的”。
原来徐懋庸要的是“与异派求同”，“与同派求异”。
向资产阶级大慷工人阶级之慨以后，还要骂工人阶级是“假洋鬼子”“宗派小集团”。
这就又无怪乎主张定息不是剥削的章乃器称赞，“中国只有徐懋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被徐懋庸骂作“宗派主义”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
这正是全国人民的看法，也包括与资产阶级“同派”的一些人的看法。
不管徐懋庸怎样恶语咒骂，这异还是要存的，而且坚持他们必须“脱胎换骨”。
徐懋庸不是不愿与我们“同”吗？
那就请“异”起来，毫不足惜。
我们不妨也来个“理论联系实际”，比较一下章乃器和徐懋庸之间的异同吧。
他们的“同”：
是都主张“红色资产阶级”不需再进行改造；
定息不是剥削；
还要改造资产阶级，说定息是剥削的，就是“宗派主义”、“小集团”、“假洋鬼”，必须反对打倒。
所“异”的是，徐懋庸有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而且，为“红色资产阶级”论找到了一个恩格斯的幌子，为定息不是剥削罩上了所谓“哲学”的色彩。
“同”和“异”虽然都有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同”是主要的。
为了也照顾到“异”，且称徐懋庸为章记徐氏分号吧！

葵向吟欧阳予倩
年力显衰迈，予怀正沸扬——
我欲骑骏马，飞步向边疆；
我欲掌耒耜，万里辟农庄。
国有自制机，可以任翱翔。
铁道通广漠，大桥架长江。
处处树成行，村村稻麦香。
旱地通水利，梯田上山岗。
千灾万难国，逐年庆丰穰。
百家辩是非，百卉竞芬芳。
工农互支援，联盟坚似钢。
厂矿如林立，规模何堂皇！
万众同一心，高瞻气势昂，
为党固事基，为国增富强。
世界和平致，人间福德彰。
嗟予前半生，局促走彷徨，
何幸中年后，获见真理光！
人民得领导，共起逐虎狼，
腥膻洗涤净，建设日辉煌。
所贵无私心，公忠具热肠。
共产大家庭，为群“我”可忘。
大敌尚当前，危机伏四方。
勤俭以建国，勤俭整家乡，
蓄力无懈怠，临事免周张。
英明党召示，从以致乐康。
千秋万岁业，辛勤持以常。
我病卧斗室，读报字琳琅，
伟哉两宣言，万丈闪光芒！
胜会莫斯科，团结固金汤。
和平力壮大，人类免杀伤。
造福人胜天，仁义声洋洋。
帝国主义者，衰败徒忧惶。
人民向真理，其势不可当。
展望循大道，美好难衡量。
振臂欲起舞，长歌意更长！
（1957年冬病中作）

黄昏（腐蚀铜版）苏联卡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