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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个伟大的革命宣言，给全军带来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广大官兵欢欣鼓舞地表示：一定为实现这两个宣言而努力奋斗。

22、23日两天，当刊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和平宣言”的报纸来到时，陆、海、空军各部队、机关、学校、医院的官兵都争先阅读，奔走相告，人们聚集在喇叭筒前听广播，许多部队纷纷召开座谈会。
第一个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福州部队领导机关就通知所属部队组织官兵认真学习。
“解放前线”报出版专刊二万多份，全文刊登了公报和宣言，发给各部队。
海军工程部的张瑞泉写了一首题为“宣言和卫星”的诗，表达了官兵们的这种激动的心情。
诗里写道：

红色的土地上飞起了红色的星，

它发出了震撼宇宙的声音：

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主义必胜！

莫斯科发出了宣言，

全世界都在倾听，

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

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

两个宣言，

两颗卫星，

卫星绕着地球飞旋，

宣言鼓舞着亿万人的心。

沈阳驻军某领导机关冯金少校说：“这两个宣言深刻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生命力，特别是表明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指出了各国劳动者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这两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我一定要很好学习这两个文献，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以便更好地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某部大尉颜克述说：“看了宣言，我更加认清了社会主义各国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我们必须提高国际主义思想，时刻注意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某航空学校赵人杰中尉等四个同志在座谈中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和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规律，坚决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认真参加整风运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公安军某部二连即将服役期满的上等兵汪启昌坚决表示：“我们的力量比帝国主义力量强大，和平才有保障。
因此，我一定要在服役期间，学好军事本领。
即使将来复员回家，我也要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
北京部队军需部王志明、胡田家、张述仁三个同志写文章说，我们完全拥护这两个伟大的宣言。
我们将把这两个宣言读它十遍、几十遍，我们要把它的每句话、每个字都牢牢地记在心间。
为了实现这两个伟大的纲领，我们坚决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听党的话，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建设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警卫首都的某部三支队模范工作者开了座谈会。
士兵陈绍富陈诉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强盗杀死、全家东离西散的惨状后说：“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才是千百万人的愿望。”
他表示一定要担负起保卫和平的神圣职责。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认识到，和平只能争取，不能向侵略者乞求，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加紧军事训练。
北京部队某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战斗英雄王有根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是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团结的标志，有了它和平更有依靠，革命方向更加明确。
千万人们将满怀信心地奔向共产主义。

济南驻军许多机关干部一次再次地阅读这两个宣言。
有的连队组织士兵阅读。
官兵们读了宣言以后，感到对目前国际局势、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社会主义革命形式等问题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驻广州空军部队正在机场担任战备值班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说，宣言表达了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愿，表现了社会主义各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这是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一次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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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5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间接见了苏联各界代表团团长安德烈耶夫，团员切烈德尼钦科、沃尔科娃、科热夫尼柯夫、安德烈耶娃、乌玛罗夫、布尔金娜、科兹洛夫斯基、穆拉德里、诺夫哥罗德斯基、基斯连科，代表团随行人员卡尔曼诺夫和叶罗费耶夫。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余心清、戈宝权、曹孟君。

接见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也在座。

毛泽东主席和安德烈耶夫团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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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个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改造思想为目标的鸣放整改的高潮，正在各总部、军种、兵种的领导机关迅速展开。
在几万张大字报和几千个座谈会上，群众尖锐地诚恳地批评和揭发了领导和工作中的缺点，并且积极地提出了各种建议。
广大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集体智慧所形成新的高潮，为彻底实现整改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各个领导机关多数是在11月上旬和中旬转入整改阶段的。
现在，空军、海军、训练总监部、总后勤部等单位，正在掀起新的鸣放高潮。
在各机关的办公楼里，走廊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
一到休息时间，大字报前就挤满了人。
到处都在谈论鸣放，许多领导干部自己带头写大字报、参加鸣放。

鸣放中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在海军领导机关各部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九张大字报、七百零八次座谈会上，提出三万五千七百一十七条意见。
据已研究的三万零八百条意见统计，错误的只有五百六十三条，绝大多数都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其中属于领导作风、条令制度、业务工作、建军规划等各方面的意见达80—90％，属于生活福利的只约占10％。

许多批评都是善意的，同时又是尖锐的。
在一张题为“首长踢皮球，下级更为难”的大字报里，指名批评了一位负责同志在工作中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
还有一张四人写的大字报：“部长们下连队检查工作”，指名批评说：柳秘书长下部队一个多月，住在团部搞文艺创作；
邓部长下部队时把带去的干部分配下去，自己抽空回了家；
白部长下部队住在招待所楼上不下去；
马部长坐着汽车到处转，叫别人记录了材料最后替他汇报。

许多大字报和意见揭发了一些部门的机构臃肿和浪费现象。
装甲兵司令部的同志认为司令部可以精简人员四分之一，某处现有二十多人，实际上十二人就可以。
某部六个翻译同志，对领导上盲目制订预算的铺张浪费作风严格地提出批评，他们写了一首快板说：“新建军事科学院，文体预算九万元，六千元钱买台球，这种事儿真新鲜。
人家九千办学校，咱们九万买着玩。
挥金如土太方便，忘了建军要勤俭！”
（按：这一预算在上级审查时未被批准。）另有一张大字报揭发，××厂尚未生产，已经派去军代表七十人，二十个月未工作，今后两年多还没有工作可做，仅他们所花费的薪金就将达二十六万元。

在批评揭发的同时，广大干部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总后勤部生产部器材处处长纪文起的大字报提出一项节约棉花的建议：用原白布剪裁下来的碎布弹制成“再生棉”，可以同新棉掺和用作棉絮。
如果这样做，每年就可节约二千五百至三千担棉花。
另外，据计算生产部可以减少三个处、十二个科，缩减人员24.6％。
生产部所属各工厂，原来要求1958年增加机器两千多台，现在根据整改精神重新研究，可以减少五百五十七台，节省开支六十万元。

许多机关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大字报上掀起了要求下放锻炼的热潮。
一张由三个同志署名的大字报上说：“知识青年在机关很少接触士兵、接触实际，受不到很好的锻炼，成了温室里的花草。”
许多干部写大字报要求到连队去，到农村去。
有一个同志写道：“我决心成为一名切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如果问我愿到哪里去，那就是农村、工厂、矿山、岛屿、海防、边防，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另一个同志写道：“我请求到农村去，脱胎换骨，锻炼成一个真正有用的人。”
总后勤部财务部的军官和职员，已有86％以上报名要求下乡上山，到农业劳动生产战线上去锻炼。
营管部有一百五十八人在大字报上写了要求下放的请求书。

许多单位的同志对动员随队军官家属还乡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表示积极响应号召。
有的单位正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辩论。

目前，在鸣放高潮已经告一段落的一些单位，正在整理意见，准备进一步对有关本部工作的重大问题，以及干部下放、家属还乡、勤俭建军等问题进行专题鸣放和辩论；
鸣放尚未达到高潮的单位，将继续发动大鸣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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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5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21日在国务院直属机关及国务院各办公室的干部大会上，作了第二次整风动员报告，号召继续深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
习仲勋在报告中谈到了如何利用鸣放所造成的形势进一步推动当前国家机关整风运动的一些重要问题。

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改造自己的任务。

习仲勋说，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之中。
每个人在这场大革命中如何办？
大家是否深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多数人决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定了的，但如何走？
有几种走法，这个问题不一定每个人都已经解决了。
就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心一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负责的。
国家要求将每个人改造得很好，要求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工作踏踏实实的，懂得工人、农民的生活和感情，不仅有书本知识，还有劳动生产斗争的经验，有真才实学，有真本事，能经得起风险的。
将来国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人来建设，每个人也要按照这个标准来改造自己。
目前，在干部中，改造好了的不少；
但改造了一些，还有些“小缺口”的人也不少，对“小缺口”不能忽视，“小缺口”也能变成“大缺口”，有些一、二十年的老干部犯错误就是因为有“小缺口”；
也还有些人是还没有改造的。

习仲勋强调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每个人都应该考虑如何锻炼，如何改造，如何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多掌握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去掉资本主义思想。
要懂得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他说，整风运动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则是长期的斗争，特别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更是长期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一个改造自己的任务，因此要认真地对待整风。
我们要抓住现在这个革命高潮，集中力量来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一次系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全民整风是革命的跃进，每个革命者都要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有人怀疑为什么要下放那么多干部去劳动锻炼，是不是搞得太凶了，太紧张了呢？
是不是冒进了呢？
习仲勋说，革命就是跃进，没有几个革命跃进，社会主义是建设不成的。
我看今年的全民整风运动就是一个革命跃进，即将到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又是一个革命跃进。
我们需要这种革命的跃进，反对那种主观主义的冒进。
目前这种措施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革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将来的发展等方面出发的，因此每一个革命者都一定要支持，并且积极参加这个运动。

整改高潮已经到来，谁要阻挡也阻挡不住。

习仲勋接着谈到目前中央国家机关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
他说，从整个中央国家机关的情况来看，整改阶段的鸣放高潮已经到来了。
各机关目前共出了22万多张大字报，提出了38万多条意见。
这种情况说明整改形势已经造成，鸣放已经不成问题了，谁要阻挡也阻挡不住。
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现在若还不说，那就要怪自己落后了。
当然，也有个别单位还有限制鸣放的现象，搞什么约法三章：不准人家讲肃反问题，不准讲发展党的问题，不准讲干部的私人生活问题。
据调查，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正是在这几个问题上有“辫子”怕群众抓住“辫子”，才想出这条妙计。
私人生活不要去干涉，一般的也可以不讲，但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就一定要讲。
像上述限制鸣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人家的嘴上贴了封条，就是压制民主，同中央的方针是不符合的，应该给予严格的批评。
也有的一开始就要求大字报在专题的范围以内鸣放，这也不好，应该让大家有什么放什么。

习仲勋在谈到国务院秘书厅的鸣放情况时说，在鸣放中大家提了各方面的意见，但是真正要改的大问题涉及得还不多。
这在第一个高潮里可能也就是如此了，因为大问题是比较不容易提的，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入地鸣放。

大字报是很好的武器，揭露问题很快，很尖锐，又深又广。

习仲勋说，在大鸣大放中间，大字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它不仅揭露问题很快、很尖锐，而且揭露得又深又广。
它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把许多人家不知道的问题都揭露出来了。
写大字报用不着跟人商量，至于贴出来以后你看不看，接受不接受，完全在你。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所进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听取人家的意见，不管是否是事实，只要是善意的，那怕是提错了也要听；
善意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意见，听了可以使我们警惕起来，不犯或少犯错误。
通过这样的正常的民主生活，把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改进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后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样的民主生活。

大字报不仅是很好的鸣放形式，而且也是一个主要的鸣放形式。
鸣放高潮是否到来，要看大字报出的多少，问题提的多少。
出大字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任何人出一张大字报都要考虑一下事实本身对不对，贴出来后将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被报复等等。
有人认为出大字报浪费纸张，我们说浪费一些钱学一些本事有什么不好？
大字报内容好，不一定要写得多。
群众反映：“座谈会是当面警告，大字报是当众警告。”
可见大字报是群众很喜爱的一种形式。
我们要相信群众，群众动脑筋，知识就丰富了。
因此，鸣放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只能是鸣放的辅助形式。

习仲勋指出，鸣放有两个段落：第一段是一般鸣放，或者叫集中鸣放，有什么讲什么；
第二段是专题鸣放，或者叫深入鸣放。
鸣放的形式第一段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
第二段座谈会、辩论会可能成为主要形式，在这一段展开深入研究，和有关单位共同协商，要很细致地坐下来考虑问题。
运动深入后，涉及的问题也就更复杂更大了。

大鸣大放接着就要大整大改，鸣放是为了整改，整改一定要跟上鸣放。

鸣放高潮来了以后怎么办？
习仲勋说，问题都摆出来了，矛盾都揭开了，下一步就应该大整大改。
但是目前各机关比较普遍的情况是鸣放高潮已经到来，整改的实际工作跟不上。
领导上应该认识到鸣放是为了整改，整改一定要跟上鸣放，如果衔接不上，运动就不能前进了。

整改为什么跟不上鸣放呢？
第一、缺乏经验。
第二、不善于走群众路线，领导上缺乏整改的劲头和方法。
第三、很多单位是用平时的办法和作风来对待整改，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
因此运动就显得软弱无力。
这次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全民的整风运动，我们绝不能以平时的做法来对待这个运动，绝不能够搞得太斯文了。
我们应该跳出过去的旧圈子，领导思想要走在运动前面，要有领导运动的气魄和战斗的姿态。
工作既要紧张，又要有步法。

整改的方法多种多样，最基本的是既要有思想领导又要有群众运动。

整改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是既要有思想领导又要有群众运动。
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同时还必须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
领导必须和群众相结合，两者偏一不可。
因此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又要有广大群众开动脑筋。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整风运动就成了“昙花一现”，过了就完了。
鸣放高潮的大字报形式是会过去的，但热情积极的革命精神不能消失。
整风不是为了一时的热闹，而是要解决长远的问题。
现在，要求各单位提出完整的整改方案还不可能，我的看法，在鸣放高潮出现后，可先分片进行整改，一竿子搞到底。
先在一个单位里和提意见的人一起来把最直接、大批的（约占90％）问题改了。
这就是说，整改可以采用“先拣芝麻，后抱西瓜”的办法，先易后难。

在分片整改的同时，领导上可组织专门小组研究一些较大问题的方案。
搞方案不要仅仅领导上几个人关着门来搞，还要同提意见的人一块座谈研究，做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整改和群众相结合，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对每张大字报提出来的每个问题，都必须做到件件有交代。
凡是有些能够马上解决的，就马上解决，并且及时作出答复。
有些不能马上解决的，可以先提出方案，交群众讨论；
有些涉及方面很多，需要慎重考虑的，也应该向群众说明理由。
错的意见也有答复，对提意见的人可以受到教育。
有些涉及对个别人的问题，被提意见的人可以登门拜访，表示接受。
总之，办法要多种多样。

习仲勋认为，整改将有以下几个主要步骤：（1）大鸣大放造成鸣放高潮。
时间约两周左右。
（2）集中整改或者叫做一般整改，结合辩论。
大多数问题的整改是不用辩论的，有一部分问题需要提出方案，交群众讨论，所以不是全部问题都辩论。
时间约两周左右。
（3）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结合辩论。
时间约两周左右，或更长一些。
（4）再转入正常的、深入的整改工作，包括大辩论和思想批判，以及处理反右派遗留问题。
如果全部整改阶段是三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一步还有一个半月，整改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做好。
下去的人走了，不下去的人可以安心整改。
在正常整改时，第一步先要大辩论，各人有各人走社会主义的想法，对错误的思想、糊涂观念展开深入的辩论和批判。

整改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紧密地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整改的同时，还不能耽误日常工作，要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日常工作也只有结合整风才能做好。

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是为了“统一安排，全面改造”，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措施。

习仲勋最后着重谈到关于下放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问题。
他说，这次下放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为了“卸包袱”，也不是为了“收摊子”而是为了“统一安排，全面改造”。
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措施，是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有积极目的的。
现在有些单位有推出不管的现象，那是不对的。
不能简单地卸包袱，而是要统一安排全面改造。
留在机关的干部也要改造。
机关的工作和作风也要大大改进。
几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些干部都有份。
但是，如果现在再不下放就不得了，再过十年不知道要变成什么局面，养成一大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怎能搞社会主义。

习仲勋指出，下放干部参加劳动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

（1）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2）建立一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经过锻炼、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

（3）节约大量人力财力，加强劳动战线，加强基层，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全国将有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下乡上山，给农村送去社会主义，送去文化和技术，农村的面貌将会大加改变，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加快。

这是一件大事情，也很复杂，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统一安排。
北京市已经下去了二万多干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办法是好的，应该向他们学习。

将来好的干部可能就是产生在这批下去的干部中。

下放的干部将来的前途如何？
过去光知道当干部好，但不知道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好；
劳动锻炼就是为的解决这个问题，改造好了，前途很光明。
现在很多人有决心下去劳动锻炼，这是一个大进步。
问题是先去后去的事，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都要经过这一课。
下去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几年以后国家需要的干部是愈来愈多的。
将来的干部队伍就是建立在这批经过锻炼和改造，既能联系群众，又懂生产知识的干部基础上。
将来的好干部可能就是产生在这批下去的干部中。

放干部下去锻炼是党和政府肯定的方针，这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可以起移风易俗的作用，所以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早些下决心。
决心是难下的，因为生活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有些人祖先三代都住在城市，没有住过农村，现在要到农村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由不习惯到习惯决不是一回简单的事。

过去知识分子认为脑力劳动高人一等的想法，必须要打垮它。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必须相结合，个人和集体必须相结合。

有些人把下乡生活描写得很美满，这是不实际的。
说得太好了，干部一下去就会失望。
参加农业劳动开始不是好受的，真要脱胎换骨，对身体也是彻底的改造。
说得实事求是，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否则推出去，他们是会跑回来埋怨你的。

下放干部必须和解决体制、紧缩机构、整顿编制等工作相结合；
必须和工作、整风相结合；
必须有统一安排。
年纪太大和有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干部就不要下去，绝不要给农民增麻烦；
技术人员要分别情况，不一定都要下去，可以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业务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或者组织他们在本机关里参加体力劳动。
有的机关把平时爱提意见，爱批评的人下放劳动，这不好。
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喜欢的干部留下不让走，这实际上并不是爱护干部，而是害了干部。
人人都要劳动锻炼，早劳动锻炼就早得到改造，领导上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必须负责到底。

这次下放的干部，一种是精简下来的，其中有些确实不够干部条件，就动员退职，有些够退休条件的就退休，退职以后可以下乡安家落户；
另一种是轮流下放锻炼的。

下放的地区，要多找几个，但是也不宜太分散了，谁愿意去哪里，可以先民主，后分派，有些长期下放的如愿意回家，应该允许。

总之，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是一个新问题，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有很多问题还需要在群众中展开辩论，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就会提出一套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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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拉萨航线自去年10月正式通航以来，已经安全飞行了一周年。

一年来，能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越来越多，飞行技术和飞行组织保证工作的质量都在不断提高。
特别是这条航线上的一些导航点的同志们，他们在四千公尺至五千公尺的高原上辛勤地工作，按时准确地开放导航台，引导飞机正确飞行，对保证飞行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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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之后，各部队、各机关和各院校的整风运动，又在开始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整改的高潮。
在许多单位里，由于领导的决心大，劲头足，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成千上万张大字报贴得琳琅满目，许多能够立即改正的问题马上得到了改正，许多重要的建议受到了领导上的重视和采纳，许多带全军性的重大问题正在进行群众性的研讨和辩论。
这是一个可贵的新气象，我们坚信，通过这种烈火般的群众性的整改，将会烧掉我们领导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烧掉我们思想上的许多肮脏东西。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指示的精神，发动群众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
并且真正做到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
领导这个斗争必须有革命精神，必须有最大的勇气和决心，必须有坚持到底、不改好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始至终地走群众路线。

经过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的锻炼，广大群众在政治上和右派划清了界限，认清了大是大非，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
在这个基础上转入整改阶段，不但使群众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使整改很快地形成高潮；
而且他们对待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也比较正确和全面了。
我们对待群众这种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必须十分珍惜；
对他们在大字报上和座谈会上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都要认真地研究，务必做到“条条有着落，件件有交代”，凡是本单位能够立即改正的，就要及时地坚决地改正。
这样做了，群众就会看到他们的意见发生了效力，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更高；
反之，如果我们把整改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只是忙于收集这个或那个意见，能改的也不动手去改，客观上就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我们工作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无法改正。
所以，在整改阶段，各级领导都必须重视这个“改”字。
整风成绩的大小，首先要看改得彻底不彻底，改得正确不正确，如果群众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领导上只是笼笼统统地表示一下态度，而不认真地去研究这些意见，并且按照合理的意见去改进自己的工作，那就可以说，整风还没有整好。
可惜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少的。
这次整改中我们应当坚决改变，并且通过群众性的监督来改变这种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群众提出意见有千千万万，从党的政策，建军的方针、原则，到领导作风，工作问题和生活福利等等方面，可说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那末，领导干部应当怎样来对待这千千万万条意见呢？
我们关心和重视每条意见是应该的，而且能够改的就要及时地改，但是领导上也一定要心中有数，不能够事无大小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就事论事地去改。
这种改法，很可能造成更大的被动，对工作的改进不会有真正的好处。
因此，抓紧重大问题来进行整改，就成为各级领导在整改中应当很好掌握的问题。
重大问题的整改抓紧了，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就会使我们的军队建设面目为之一新，就会使我军战斗力大大增强，使广大官兵的社会主义觉悟大为提高。
因此，究竟哪些是我们要抓紧整改的问题？
这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军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我军战斗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贯彻勤俭建军的方针，是否有利于干部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觉悟的提高。
如果对上述要求是有利的，我们就要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
如果与这种要求相违背，那我们就坚决地不改。
这一点是丝毫不能含糊的。
因为有些问题，从局部和表面来看，是应当改、可以改的；
但是就全局和实质来看，改了反而对工作和干部思想不利，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和被动，这种问题就决不能改。

究竟哪些问题才算重大问题？
各单位当然有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不能够强求一律。
每个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应当把群众提出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摸底排队，并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提出几个整改的重点，然后有意识地诱导群众对这几个重点问题进行大鸣大放，大争大辩。
这样把重大问题解决透了，其他比较次要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样做，对干部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教育，使他们更多地关心全局的和集体的利益，不致于在一大堆细小的问题和个人问题上打圈子。

虽然各单位有其不同的情况，但是就整风以来所暴露的材料来看，有几个共同的问题，是全军各部队、各机关和各院校在整改中都应当求得解决的。
这里除了坚决批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以外，目前主要应抓紧下面四个问题：

第一，精简机构，干部下放。
目前各级机关（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出了学校门就走进机关门，既未经过严重的战争考验和艰苦生活的锻炼，也没有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
精简机构、干部下放不但是我军现代化建设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许多干部共同的要求。
干部下放应当放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的口号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生产中去”。
许多单位提出这个号召以后，干部纷纷报名要求下放。
如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和财务部有90％以上的干部要求下放，其中有很多人要求转业到农业战线上去进行生产劳动。
现在，干部下放在有些单位开始形成高潮，我们还应当推动其他单位迅速把这个高潮掀起来。

第二，动员家属返乡生产。
日益增多的家属来到部队，她们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从乡村来到城市，这种情况不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不相适应，而且有碍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战斗准备；
就干部与家属本身来说，对于双方的工作、学习和进步也不利。
同时对子女教育，医疗，住房，消费品供应等等问题都无法妥善地解决。
如果不通过这次整改，动员广大军官及其家属来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想，它会给我们国家和军队带来如何不利的影响！
自从彭德怀元帅在石家庄、张家口等地驻军的干部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动员以后，这一号召获得了广大军官及家属的拥护和响应，有的单位已有80—90％的家属报名还乡或已经还乡。
现在全军都开始在这样作，并且决心在春节前后把这个问题作出显著成绩来。

第三，贯彻勤俭建军的方针。
我们要通过这次整改，改变一些不适合于勤俭建军方针的制度和措施，向一切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
使得我们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真正用到国防建设迫切需要的方面去。
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领导上料想不到的事就会被揭发出来，群众许多创造性的合理化建议也就会迅速提出来。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一位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提出把裁军衣剩下的碎布重新弹成再生棉，每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约二千五百担到三千担棉花。
而这些碎布过去都是送到造纸厂去造纸了。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领导上应当十分重视这些建议，并且力求在实际工作中去改进。
在整改中干部提出的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决不能因为迁就某些群众的不合理的要求而使这个方针有所动摇。

第四，批判个人主义思想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目前，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一种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目无组织纪律，不服从调动，不愿到边疆地区和农村去工作。
有的干部长期住疗养院和招待所，革命意志消沉，不愿做工作。
有的贪图享受，严重的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
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倾向。
反右派斗争的经验表明，不少人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往往是和他们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不开的。
如果对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进行坚决的批判，势必会削弱我军的战斗力，腐蚀我们的干部。
因此，彻底地批判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应该成为我们整改的一个重大任务。

整风的最终目的，是改进领导，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以利于我军现代化建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抓紧全军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狠狠地进行整改。
而这个任务是否完成得好，首先要看我们各级领导的决心是否大，是否敢于“引火烧身”，是否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是否对我们工作作风和思想方面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毫不容情的态度。
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们应当坚决地依靠群众，把广大群众紧急动员起来，投入到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

栏目：社论

连队的社会主义教育，目前绝大多数单位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大辩论；
有些连队，对农村两条道路问题的辩论，已快要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搞得好，我们就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战线上，打一个大胜仗。
搞得不好，也很可能“功败垂成”。

如何争取全胜，如何搞深搞透，这是当前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上一期本报二版报道了某战防炮营草率从事的做法。
像这样的事例，虽然不是十分普遍的，但却很值得我们注意。
各级领导上一定要从这个事例中吸取教训。
要下定决心，把这个教育搞深搞透。
千万不要图省事、赶进度，结果煮成一锅夹生饭。
到头来，还要回炉补课，反而事倍功半。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固然需要有决心，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正确的做法，要能始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呢？

首先，就是要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一支非常有力的武器。
很多部队，都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也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有的单位把一切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生活的意见，都笼统地说成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富裕中农思想，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
又例如：有的单位不是根据每个人在鸣放和辩论中间的具体表现，不是具体分析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实质，而只是单纯地依靠调查成分（重视成分是对的）来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倾向。
这些做法，显然都是和阶级分析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它必然会妨碍社会主义教育的深入发展。
这种做法的主要毛病是缺乏具体分析。
从许多单位鸣放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言行来看：根本上反对合作化、统购统销，以及故意挑拨工农关系的人是极少数的；
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也是少数；
站在农民局部利益的立场看问题的人，和对农村工作、农村干部的缺点、错误有意见的人（他们并不反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比较多。
对于这样四种不同类型的人，显然绝对不能用一个帽子去扣。
哪些是大是大非问题，哪些是富裕中农思想，哪些是个人主义，哪些是看法上的偏差，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对待。
不仅前两类人和后两类人不能混为一谈，就是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也有原则上的区别。
因为前者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
后者是富裕中农思想的反映，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如果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起来，那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为了预先防止和及时纠正这种偏差，我们建议各级领导上，在鸣放阶段过去以后，应当及时地把总政治部9月19日的指示，向所有党员和广大官兵深入进行教育。

第二，要重点深入。
连队在鸣放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很多。
许多单位进行辩论的题目，也差不多包括了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和工农生活等有关的全部问题。
把群众提出的比较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广泛加以讨论，当然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不分主次，逐条讨论，或者在讨论中就事论事，抓不住本质问题，不能通过具体问题的辩论去解决广大官兵的立场、观点问题，那就会大大削弱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
有的单位在辩论合作化问题的时候，只讨论“增产了没有？”
而不讨论增产（或减产）的原因是否由于合作社的优越性造成的。
有的单位光讨论“粮食够不够吃？”
而对叫喊“不够吃”的思想根源没有加以挖掘。
还有的单位只讨论“工农生活差别大不大？”
而没有辩论“差别是否合理？”
“是否厚工薄农？”
等等的问题。
这些单位即使对他们已经辩论的问题，都完全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也绝不能真正解决士兵中存在的立场、观点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在组织连队辩论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有意识地引导群众，对一些主要问题和本质问题，深入展开辩论。
对于辩论中遇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难点（如工农生活的差别是否合理等）一定要集中力量加以突破。
对于前述四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批判，也必须分别对待，抓住有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问题。
目前，特别要注意深入批判富裕中农思想。
对于那些具有严重的、系统的富裕中农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经过辩论以后，还坚持错误，则应进一步进行严肃的批判。
一定要把他们的错误思想言论，驳倒驳服。
但是，在进行这种批判的时候，一定要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不要把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论，或比较轻微的富裕中农思想当作严重的富裕中农思想去进行批判。
批判的做法，也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的应当对错误论点进行严正的、彻底的批判，而对于抱有错误论点的人，则应坚持和风细雨的方针，要完全采取说理，而绝对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更不应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的方式。
某些单位，没有重点对象，也不要硬去寻找或制造重点进行批判。

第三，要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毛主席曾经反复指示我们，思想问题只能以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要说服，就要摆事实，讲道理。
目前多数部队在辩论中间，已经注意运用大量事实和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对方。
但在摆事实和说道理的过程中间，有的单位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的根本否认农村工作和农村干部的缺点，有的否认工农生活的差别，还有的在调查情况的时候，总是片面地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材料（例如：专找劳动力强收入多的农民和收入少负担重的工人生活做对比），而不是实事求是的了解情况和运用材料。
这样，当然就不可能使对方口服心服。
还有些单位，在进行辩论和批判当中，常常轻易地给对方扣大帽子，企图简单化的用“这是两条道路斗争”、“是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等等的词句去给对方施加压力。
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本报讯 0932部队指示所属部队，要用整风精神作好当前以战术合练为中心的全面训练工作，同时指出当前整改工作，不能脱离部队训练任务，必须在训练实践中狠狠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0932部队在11月中旬进入了战术合练，该部领导在发出的指示中要求部队以大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克服训练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训练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方式简单的现象，提高战术合练质量；
大力整顿部队纪律，进一步改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军民关系。
指示中指出，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战术和技术之间，专业战术和合同战术之间的脱节现象，步兵和其他兵种协同动作不好，各兵种、各科目训练发展不平衡，是进行训练两年多来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该部当前训练工作的整改重点。
因此，要使这次战术合练，在情况的构成上，克服草率、公式化、脱离敌我装备实际和战术特点的作法；
要改变下发文字想定，事前写好口述战斗命令、协同动作指示拿到现地去念的做法，一切应该从实战情况出发；
要坚决采取野营训练的方法，在演习中要保障各特种兵有时间进行准确的射击操作，避免只求形式上的迅速；
要在这次合练中广泛开展军事民主，使班长到各级军官，都学会在训练中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指示指出，整改不能只是在办公室里检查研究，提方案，训练工作的全部过程中，必须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否则，训练质量不能提高，整改也失掉了实际的内容。
指出连以上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以大兴大革的革命精神，改正领导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尽可能多抽干部，到部队、到现场去帮助工作，和部队同吃同住同操作，从准备工作到演习实施，就地检查，就地帮助。
有问题就地解决，有经验就地总结交流。
在训练过程中，开展评教评学，发扬军事民主，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每次演习结束后，留出一定时间组织步兵和各加强分队由下而上地，对演习的组织和实施方面提出批评建议，各级首长应该深入班排亲自听取意见。

本报讯 军事工程学院刘副院长等十位同志带头自动取消了多子女补助。

在鸣放中，学院财务处十八位同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认为军官享受多子女补助不合理，建议取消军官多子女补助，对生活上确实有困难的同志可以适当进行救济。

大字报贴出后，学院刘副院长、四系副主任、保卫部长、组织部代理部长和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财经教授会副主任、干部部谢宗信科长及保卫部乔兴立同志、宣传部王林献同志等都自动写信要求财务部取消他们的多子女补助。
财务部根据总后勤部财务部答复的精神，同意他们的要求，已经在11月份停止发给他们多子女补助金。

作者：海人

本报讯 为了使教员们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改造思想，第一政治学校最近已派出一批教员前往广州部队所属各部队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临行前，部队首长和教员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强调了知识分子下部队对思想改造的实际意义，鼓励大家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好好改造自己，虚心向士兵学习。
下部队的同志兴奋地表示：决不辜负党的希望，坚决完成任务，到部队后一定同士兵共同生活，和士兵打成一片。

这一批下部队的同志，在广州部队领导机关集中后，现在已愉快地到达部队，开始了工作和学习。
（海人）

本报讯 昆明部队各级领导机关贯彻边整边改精神，及时深入基层指导社会主义教育。
教育全面铺开前后，昆明部队领导机关就迅速派出干部在部队中“扎根”，直接掌握教育情况。
一经发现问题或取得经验，便立即研究，同时派干部赶赴部队传播。
该部队政治部不久以前派出的工作组，用快速巡回方法分赴各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并就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各部队有些负责干部已经亲自出马，具体指导教育的进行。
某部崔建功少将、某师张化民副师长和有些团长、参谋长等军事干部，也分工担负起对教育的领导。
他们一般都亲自动员、亲自研究问题或不断深入基层。
0923部队政治部主任才从连队检查教育情况回来，晚上听取了上级工作组的意见，第二天就派干部分头传达并且亲自赶到一个部队进行领导。
某部政委何云峰大校了解到试点连队士兵鸣放了官兵关系问题后，连队干部思想不通，立即亲自到连队召开支委扩大会，领导干部讨论如何对待士兵意见，帮助他们端正态度。
另外，许多部队注意加强了对基层单位经常的直接领导。
某部为了集中使用领导力量，已抽调营教导员和机关干部等加强团的指导组。
某部二支队除领导干部外，抽调了十九个干部组成办公室分头领导官兵和家属的社会主义教育。
据统计，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展开后，大部分部队以及边防分区部队都先后受到上级派来干部的直接领导。

本报讯 总后勤部政治部一位负责动员家属还乡工作的同志对记者说，第二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的二百八十多户随军家属中，现在已经有二百零四户愉快地回到了农村，三十二户无家可归的家属也到农业社安家落户，劳动就业，剩下的家属将先后还乡生产。

这个学校刚动员随军家属还乡生产的时候，少数干部曾经有顾虑。
该校党委第一副书记王广文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就分别找干部谈话并访问家属，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消除他们的顾虑。

该校在动员家属返乡工作中，对一些确实有困难的，尽量给予适当的照顾。
如缺路费的准许预支薪金，特殊困难的给予救济；
需要干部伴送的，给干部一定的假期；
有病要治疗的，经门诊部检查给予治疗后再回乡；
家属怀孕的等产后再走。
全校有三十二户无家可归和有特殊困难的家属，领导上帮助她们选择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让她们到那里去安家落户，参加生产劳动。

第二车管学校党委特别重视解决具体问题。
由于学校驻地距街道机关较远，办理户口转移等手续不方便，领导上与公安机关和粮食部门取得联系，让家属在学校办理这些手续。
家属走后留下的用具，由废品收购合作社来驻地收购。
家属剩下的粮食、煤，养的猪、鸡、鸭，种的青菜等等，都由学校照市价收买下来。
家属走的时候，领导干部亲自欢送，并鼓励家属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政府法令，搞好家庭团结，克服困难，争取当劳动模范。

亲自送家属还乡的军官和职工，现在已经陆续回校。
他们对这次家属还乡感到很满意。
三营十连中尉副连长说：“这次送爱人回乡，农业社照顾得很好，今年还按标准留粮，小孩分给一百二十斤，大人分给三百多斤。”
助教孔凡文同志兴奋地说：这次送家属还乡可以说有四大满意：①自己满意——家属回乡了，没有家务事，可以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②爱人回乡参加劳动，可以增加收入，使生活过得美好，她也满意；
③父母常有病，孩子又多，爱人回去能主持家务，照料周到，父母满意；
④我爱人是个好劳动力，回乡参加农业社生产，乡亲们满意。
上尉连长石俊海同志家里房子坏了，这次他的爱人刚回到村里，合作社的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帮助修整房子，很快就把家布置好了。
孙国华中尉的家住在城里，这次他送爱人回去以后，听说朝阳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家属都回乡生产了，心里就考虑：爱人从部队返乡，结果还是在城里落户，应该到农村参加生产。
他有个哥哥在灯塔农业社当主任，于是他就把爱人动员到乡里去了。
现在他爱人在合作社里工作得很好，还鼓励孙国华同志好好在部队工作。

作者：总参军械部严义宗

编辑同志：

我在检查工作中屡次发现炮兵分队不爱护炮尾检查座的现象，有的炮尾检查座生了锈，也有的炮手随便把工具、零件往上放，这样便使它经常因撞击、磨损而变得不规则了。

炮尾检查座是准备校正火炮用的。
炮尾检查座和炮身轴线是在火炮出厂的时候经过严格的科学鉴定而绝对平行的。
如果炮尾检查座受到了撞伤，即使有极微小的凸起和凹陷，那么，将水准仪放在上面，虽然气泡居中，但炮身轴线却不是真正处于水平位置。
再经过零位、零线检查，就会使水平的瞄准线和不水平的炮身轴线构成一个误差角，而这个误差角就是表尺射角和炮身实际射角的误差，这样怎能保证火炮准确地瞄准目标呢？
我建议炮兵分队指挥员注意教育炮手爱护炮尾检查座，使它经常保持良好状态。

（总参军械部 严义宗）

本报讯 据“人民前线”报消息：南京市内卫团五连在鸣放以后，贯彻了能改就改的精神。

过去，五连的排长是单独睡在一个房间里的。
鸣放中，士兵们建议：排长最好和士兵住在一起，这样更加可以和同志们打成一片，更加可以具体深入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腾出一些房子。
军官们讨论后，觉得士兵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二排长和三排长就立即搬到班里和战士一起睡。
当士兵们听说排长要搬到班里来睡时，个个热烈欢迎，争着给排长抬床铺，抱行李，搬东西。

过去，五连士兵到营部去看病，要跑十里路左右，这样不仅浪费时间，来回坐公共汽车要花一角八分钱，全连每月就得报销几十元。
五连离团部近，不到三里路，如果到团部去就诊，既省车钱又省时间。
可是，因为“隶属关系”和“手续问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长期存在着。
这次鸣放中，士兵们提出了意见，连里马上请示上级，团领导上就决定五连今后直接到团部看病。

此外，士兵们对有些干部的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缺点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干部们也正在改进中。
如士兵提出军官家属留队没有什么好处，连长王玉献同志立即表示一有机会就把爱人送回家乡，使战士们很受感动。

领导上积极整改的行动，激发了士兵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大家说：领导上改，我们也得改。
炊事班副班长叶大顺过去私自留发，这次自动把头发剃了。
四排同志还写稿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好地遵守纪律，积极工作，圆满完成警卫任务。

本报讯 许多院校在普遍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辩论领导上提出的整改方案。

高级工程兵学校在群众鸣放的同时，由各部门及时归纳了群众的意见，制订出整改方案（草案），在全校公布，让群众讨论；
又从方案中提出几个主要问题，组织一部分人进行专题鸣放。
训练部、器材处等已就干部和教员的培养提高问题、科学研究问题、排课问题和学校如何为部队服务等问题，召开了四次专题鸣放座谈会。

第二军医大学党委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系和附属医院的党委委员、学员党支部书记、机关科以上干部、教授、讲师（包括一部分非党员）等参加，对党委初步提出的整改方案进行鸣放。
党委提出要在全校掀起一个出主意想办法改进工作的高潮。

总高级步兵学校已经分别研究了编制与队列生活、训练与行政管理等各个专题的整改方案，交给群众进行讨论和争辩。

军事学院在掀起普遍鸣放的热潮以后，党委第一书记钟期光同志于11月15日作报告，要求大家在鸣放具体问题的同时，从大处着眼，抓住重要问题进行鸣放。
他提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改进训练工作和勤俭办校等方面的初步意见。
全院根据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

作者：汪/侯/宫

本报讯 反革命分子李钟尧经2913部队军事法院审理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已于本月20日执行死刑。

反革命分子李钟尧是一个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有着刻骨仇恨的地主阶级分子。
在波匈事件发生后和右派分子向我党猖狂进攻时，他阴谋组织地主、富农及其他对人民政权不满的分子，颠复人民政权。
并将他的妻子和母亲骗到部队来，企图利用她们充当联络人。
当他的阴谋被组织发觉后，他怀疑母亲和妻子暴露了他，在7月3日晚上将母亲和妻子杀死（妻子经急救脱险，已成残废），当晚潜逃，第二天就被逮捕归案。

行刑前，举行了有官兵五千人参加的宣判大会。
李犯的罪证实物在宣判会上进行了展览。
参加宣判会的官兵对反革命分子的恶毒阴谋和凶残的手段表示了无限的愤慨，一致拥护法院的判决。
在宣判会上，张秀川将军讲了话，他号召大家从李钟尧反革命案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性，坚决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汪、侯、宫）

作者：基宁

本报讯 广州部队从11月5日到18日，举行了1957年度战斗训练检阅大会。
参加这次检阅的是所属各部队选派的建制分队。
这次检阅是对今年部队战斗训练质量的一次较全面的考核。

从检阅中看到，部队训练成绩基本上是巩固的，训练质量有所提高。
在体育方面，各单位的器械体操全部获得了优良成绩；
在战术方面，多数受检阅的分队获得了良好成绩，没有不及格的；
在射击检阅中，不少射手获得总评优秀的成绩。
大会结束时，33.3％的分队获得集体奖；
22％的同志获得了个人奖。

但是，在这次检阅中也看出，有些分队的训练成绩还不够巩固，发展不够平衡。
如在射击检阅中，不少分队的成绩比原来的成绩下降了；
在战术检阅中，有些班、排指挥员指挥动作不够熟练，组织战斗的时间过长，有些士兵敌情观念不强，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
在队列和体育方面，有些指挥员还不熟悉队列条令和体育教令，平时养成和体力锻炼不够，队列动作都较差，耐力不强。

在大会闭幕式上，詹才芳中将作了总结报告。
他着重要求部队在今后训练中，注意巩固射击成绩，提高战术训练的质量。
（基宁）

作者：魏文

本报讯 沈阳部队已开始全面组织部队年终校阅。
领率机关组成的三个校阅组，由程世才中将等率领，已分别去部队校阅。
未接受上级校阅的兵团，都将自行组织对所属部队的校阅。

这次校阅的主要内容是考核各级指挥员、司令部组织指挥战斗的能力；
考核各兵种合练的效果。
由于校阅是在各兵团、部队进行战术合练的同时进行，这样不但能节约时间，而且对部队当前的合练也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魏文）

作者：曾觉先

本报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运输处的驾驶员苏长福、杨仲英、尹文杰、潘禄兴和刘坤同志，现在已经安全行车三十五万公里。
另有石士林、郑学博、韩光、周坤和田贵川等同志，已安全行车和延长大修时间三十万公里。
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的已有二百六十三人。

这些驾驶员差不多都有十年以上的驾驶经验。
八年以来，他们经常往来在天山南北，跑遍了新疆的每一个角落。
石士林和韩光从玉门接运火车运来的物资到南北疆，来往必须经过低于海面二百多公尺的土鲁番盆地；
郑学博是从霍尔果斯运苏联进口的农具和建筑材料，往返经过拔海二千多公尺的新二台高地；
周坤担负城市建设运输的任务，车子经常行驶在低洼不平的公路上；
其他同志在几年来的繁重运输任务中，有的经常往来在严寒的雪山上，有的行驶在泥泞的公路上。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放松对车辆的检查和保养工作，因而保持了车辆各部机件的完好无损。
（曾觉先）

作者：傅继泽

为了贯彻执行萧劲光司令员提出的“以海洋为家，加强出海训练，到海洋波浪中锻炼作战本领”的指示，我们在9月间曾经组织了一些舰艇，进行了十昼夜的出海训练。
白天在训练区进行训练，夜里在无防御设备的港湾锚地进行抛锚。
实践证明，长期出海训练是全面提高训练质量的一种最好的方法。
这首先表现在训练时间利用率显著提高。
在这次出海训练中，过去需要一个半月共出海十二天半才能完成的五、七号鱼雷攻击科目，现在连考试在内总共才用了五天半的时间，而且比过去攻击操演的次数还多。
长期出海训练还能节省技术器材，进一步贯彻勤俭练兵的方针。
仅仅以四艘潜水艇缩短往返航渡的里程来计算，就节省了燃油十二吨、电力约两个全周期。
如果按用五天半时间完成过去十二天半的训练科目来说，节约的价值就更多了。

长期出海训练的优点，更重要的是使部队的战斗意志得到了磨炼。
当前舰艇成员中有不少舰员、艇员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没有受过艰苦斗争的锻炼，不习惯海上生活，有的人甚至不愿意离开码头基地。
经过这次出海训练，大家都得到了锻炼。
训练期间，思想集中，精力集中，训练效果提高较快。
过去几年来没有解决的晕船问题，这次也基本上解决了。
由于长期在海上训练，每个舰（艇）员就必须适应海上生活的特点。
如潜艇成员就要习惯舱室内与艇壳外温度悬殊较大、饮食生活条件限制较大的情况。
只有经过长期海上生活的磨练，才能把舰（艇）员锻炼成为顽强不屈的战士。

我们在海上进行的各兵种间合练和对抗性的演习，对于各兵种间互相了解对方战斗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很有好处。
通过合练可以进一步发现训练中所存在的问题，改变不切实际的战术思想和方法。
例如潜艇与驱潜舰对抗演习中，攻击者要求不错过战机发现对方；
被攻击者则尽量设法不被对方发现，或是在被发现后进行规避和攻击。
经过这种演习就能够把过去学的战术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长期出海训练不仅较快地提高了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而且也加强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
军官更多地熟悉了海区、地理、气象、水文。
晚上锚地停泊时，各级军官要考虑舰艇的防御措施。
参加值更的军官必须实际地处理各种情况，保证锚泊安全。
在长期出海中，官兵之间的感情也更加亲密了。
有些军官每天检查舱室，晚上查铺，问寒问暖。
机械发生了故障，军官领导士兵一起修理，谁也不再等回基地修理了。
这样，工作中的缺点也能及时纠正，在官兵之间出现了一种严肃、活泼、团结、紧张的新气象。

从上述各点来看，在海军训练中加强海上训练，根据海区情况及训练进度进行不同海区转移训练的方法，在当前情况下，是提高时间利用率和全面提高训练质量的好方法，应该大大提倡。

（此文摘自傅继泽同志在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作者：华俊

乘此回乡劳动

加多国家生产

减少家庭开支

除夕或假期又能相见 华俊作

作者：李克明

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的界限能不能划得清呢？
当然是能够的。
因为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来源于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善意批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恶意功击是敌我矛盾的反映。
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这一根本的区别，我们就能够看出二者有许多不同。
这里举出几个主要的区别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恶意攻击和善意批评的人们的立场不同，因而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态度也不同。
你不能希望与中国人民处于敌对地位、与中国人民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右派分子会有什么善意批评。
尽管他们用了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披着什么样的外衣，他们进行所谓“批评”的目的无非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使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他们处处要反对毛主席所指示的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我们的同志对党的组织、对领导提出的批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他们是从党的立场出发的，他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妥善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人民内部大大小小的矛盾的解决过程，就是党的领导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发展的过程。
我们同志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领导人员的缺点，视之如同自己的缺点一样，有切肤之痛，去之惟恐不速。
这样的批评必然是善意的，完全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精神的。

由于立场不同，由于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态度不同，进行恶意攻击的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搜寻党的工作或领导同志的缺点、错误，然后加以夸大、渲染，甚至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编造谣言。
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诬蔑、攻击，从而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同志所提出的善意批评和这完全相反，他们对待党的工作或领导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
他们肯定党的工作中的成绩；
而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是既不夸大，又不掩饰。
他们的批评是为了帮助党来消除缺点，纠正错误，而不是把党的缺点和错误作为攻击党的“资本”。

由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态度不同，怀有恶意的分子经常对领导骨干进行人身攻击。
而进行善意的批评的同志就不是这样。
我们的同志对任何部门的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都是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
他们在进行批评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帮助领导同志改进作风，而不是为了反对领导。

从上面这几点就可以看出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的立场不同、动机不同、方法也不同，所以是不难区别的。

但是，有的同志还有这样的顾虑：“我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可是提出的意见，可能有不对头的地方。
这样会不会被人误认是恶意攻击呢？”
应该承认这种情况是有的。
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批评的动机是为了帮助领导改进作风，但是观察问题的方法却是片面的，因而他提出的批评也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
我们认为，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同志，应当认识到：光有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要使这种良好的愿望变为良好的行动，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克服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但是，这样的同志决不会故意歪曲事实，决不会在别人指出自己的片面性后，还坚持错误。
所以，别人也就不会把他的批评看作是恶意的攻击。

一个同志若是由于自己思想上或者认识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就顾虑重重，不敢大胆鸣放，不敢大胆争辩，这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
我们所说的善意批评，主要是指一个人进行批评的立场和基本态度是正确的，而不是说他提出的意见必须百分之百的正确。
而鉴别一个批评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是否合乎事实，最好的办法是放出来，让群众去研究讨论，让群众来作鉴定。
如果把意见藏在自己的脑子里不拿出来，那么意见中错误的部分不能得到纠正，正确的部分也不能为党和上级所采纳，这样，对党、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目前正在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的大好机会，也是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大好机会。

对于领导同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大辩论。
领导同志应当相信群众，对群众的建议应当抱虚怀若谷的态度。
整风运动以来的事实证明，广大群众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少数是错误的。
有的批评虽然不完全符合事实，或者不完全正确，但是批评者的立场是正确的，动机是好的，领导上就应当注意倾听。
对于任何一条意见中的正确的成分，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也要给以肯定。
对于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批评，可以让群众在辩论中来弄清事实、弄清是非。
这样才不会阻塞言路，挫折大家鸣放和辩论的积极性。

作者：魏艾民

“今胜于昔”
在农村问题的辩论中，有人为农民生活叫苦。
如果说，这是指我国生产水平还低，我国农民生活和苏联比还差得远，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如果像某些人说的“农民生活没有提高”，那当然是错误的。

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人们记忆犹新。
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农民一年收入的70％左右要交给地主，自己终年辛苦却不得一饱。
吃糠咽菜、衣不遮体、逃荒要饭已经司空见惯。

解放后，五亿农民的生活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由于土改的胜利，过去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的六百亿斤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超经济的剥削，已完全废除。
国家从各方面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从1950年到1956年国家用于水利和提高农业技术方面的投资，以及发放救济和救灾的经费共达五十六亿六千万元，相当于国家七年来征收农业税的三分之一。
七年来国家发放了八千多亿元的低息贷款，只1956年就有三十三亿之多，比全年农民交的农业税还多三亿多元。
由于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农业生产总产值在逐年增加：1949年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达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提高了79％。
正由于生产的发展，农民的吃穿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请看解放前后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消费的几种主要消费品的比较：

粮食 植物油 猪肉和肉制品

1949年 330斤 1.7斤 6.9斤

1956年 488斤 3.8斤 7.7斤

盐 糖和糖果 棉布和布制品

1949年 8斤 0.3斤 6.9尺

1956年 11斤 1.7斤 20尺

这些数字已经足以证明，农民在解放以后，生活是有了很大提高的。

哪些人的生活没有提高

解放后的农村是否有人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呢？
有的，但这是少数。
首先，过去的地主、富农生活降低了。
其次，在一般农民中也有生活没有提高甚至降低的，原因很复杂。
目前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天，我国每年都有数千万的受灾人口，这些地方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都是不足为奇的。
组成高级合作社后生产资料已没有报酬，这样，占有较多较好生产资料的上中农，也可能暂时不能增加收入，但他们只占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随着合作社的巩固和生产的发展，这一部分人是可以增加收入的。
也有个别的贫农和下中农因为生疮害病添丁死人，增加了他们生活上的暂时困难。
至于因劳动情绪不高、经常缺勤而收入减少的人，则是完全合理的。
此外，军官家属生活情况也应进行具体分析，如在军官实行薪金制之前，家庭享受代耕，军官实行薪金制以后取消了代耕，这样就自然会减少收入，但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军官应该用自己的薪金养家。

既然生活没有提高的是少数，而且有许多客观原因，我们对来自农村的叫苦就应该有分析地对待，不能盲目替农民叫苦，甚至因而怀疑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埋怨政府、怀疑党的政策。

工农生活并非悬殊过大

有的同志也承认农民生活有提高，但却认为与工人相比悬殊过大。

说工农生活悬殊过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比较工农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从不同的劳动条件、劳动成果、劳动所得、生活条件等作全面的考察，才可能接近于实际。
只抓住工农生活中的某一点来比较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应该承认目前工农生活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解放后才有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农民每人平均消费额为八十四点二元，职工每人平均消费额为一百九十九点八元，从货币上看是相差一倍多。
但是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相差一倍，因为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是不同的。
我国的农村还有相当的自然经济的性质，商品性消费在农民的全部消费中占的比例较小。
农产品在乡村和城市还有差价。
以最主要的消费品粮食来说，城市居民是必须负担一部分运输费用和保管费用的。
其次如蔬菜、肉类和其他农副业产品乡村亦较城市便宜。
如1957年春节，山东莒南县三义口镇猪肉每斤四角，而同时间，青岛猪肉每斤七角二分。
而且食品的消费在工人和农民的全部消费中都占最大比例（工人占55％，农民占58％），这样城乡农产品的这一差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和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接近。
同样多的农产品在城市比在农村会表现为更多的货币，例如根据湖南攸县大兴农业社李裕芳的生活调查，1955年全家六口人的实物消费，以当地价格计共三百零一元，而同量的实物以北京价格计为七百二十八点八六元，即相差一倍之多。
当然这一差价的幅度在全国各地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城乡间农副业产品的差价却是无可争辩的存在着。

由于城市和农村生活条件的不同，工人的某些开支是农民所没有的。
在乡村吃水不用花钱，住房每年也只用极少的维护费，由住地到工作地点也不需要交通费用；
而城市工人水电费、房租费和交通费用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通过上边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的货币收入虽比农民多一倍，但其实际生活水平还是相差不多的。
至于有人说工人中不少人有手表、呢子衣服，应该对这种现象作具体分析。
在这些人中包括一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另一些是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工人，他们就显得很富裕，但是他们不能代表一般的工人生活水平。
个别收入多的，不但在工人中，在农民中也是有的，我们不应由个别事例作出一般结论。
至于一些粗工和勤杂工，他们并没有什么技术，过去工资是定高了一点，最近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已经对这个缺点作了纠正。

目前的差别是合理的

在当前的条件下工农生活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是应该的。
社会主义是按劳取酬的，个人的消费应受到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多少的限制。
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条件是不同的，他们在单位时间内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也不等，根据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56年工业中每一生产人员创造的新价值是三千零二十五元，而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
上交国家是二千四百一十五元；
每一农民创造的新价值是八十二点五元，而通过各种途径交给国家的是七点二元。
由此可见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多的多，他们的个人所得在他们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中所占的比例又比农民少的多，这样工人的实际报酬略高于农民也是合理的。

有人认为：“工人之所以创造那么多的价值，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而机器是国家的投资，所以工人创造的价值虽多，但不能归功于他们。”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它却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我们知道机器是死的，机器能否发挥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大小是决定于操纵机器的人的劳动技能。
没有人的劳动，机器是既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使用价值，而且在自然力的破坏下，如果没有人保管，连它本身的价值也不能长久地保持。
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必须被活的劳动捉住，并从死梦中被唤醒，从只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发生作用的使用价值。”
可见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应归于人。
而不是归于机器。

怎样提高农民的生活

要求尽快地提高农民生活，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国家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满足这一要求。
但是有些人要求过急，提出了一些行不通的办法。

有人认为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了，应该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生活。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对农产品的价格作合理的提高对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国家在适当的时候也作了调整。
1955年国家提高了某些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增加收入二十亿元，去年和今年对农产品的价格又作了个别的调整，这是有利于农民生活改善的。
但是这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如果没有生产的发展，国家拿不出更多的消费品来供应农民，单去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结果会适得其反。
我们每年从农村收购的粮食约五百亿斤，如果每斤提价三分，国家就要多支出货币十五亿元，如农民将这笔钱用来买穿的，就需增加布的供应五千万匹，合棉花五百万担。
而增加这么多棉花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家没有足够的原料，拿不出工业品，农民的需要还是满足不了。
那时为了保持商品的供应和人民购买力的平衡，只有提高工业品的价格，这样来一个“双涨”，一入一出，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会有所提高，只能给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有人主张用降低工人生活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生活，这更是行不通的。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知道工农生活相差并不很大，降低工人的生活不但不合理，而且不能给农民以多大好处。
全国职工只有二千四百万人，而农民有五亿多，退一步说，即使工人工资减少一点分到每个农民手里也是寥寥无几，195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是一百三十六亿元，即使减少10％，每个农民也只得二元多，无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但却为职工的生活增加了不少困难。

有人主张以大大放慢工业化的进程，甚至用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来求得农民生活暂时的较快的提高。
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想法，这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
1957年我们计划工业支出是八十一亿多元，全部分给农民，每人也只得十六元，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但是如果照这样做法，社会主义就完了，国防难以巩固，这是违反全国人民（包括农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绝对不行的。
要工业化，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就要暂时苦一点。
我们应算“大账”，而不能只算“小账”，当然“小账”也是要算的，不过应在服从“大账”的前提下算“小帐”。
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很苦的，但他们暂时的苦却换得了重工业，换得了二次大战的胜利，换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要提高农民的生活，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发展生产。
我们是一个穷国，经过革命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像改变生产关系那样，在一两年内起根本变化；
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不等于生产力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
某些人认为，好像合作化后就可以“满院生辉，黄金遍地”，要啥有啥。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今天的生产基础上要求明天的生活这是办不到的。
党和国家是十分关怀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用于农林、水利的基本建设计划投资，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7.6％；
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提高到10％。
同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将是工农业并重，这样农业生产将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比例上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增加了轻工业的投资，这样国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消费品供应农民，农民的生活会逐步的得到改善。

最后，我们应该明白，党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民生活幸福，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关心人民的生活。
党对待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像对待工人一样，是费尽了心机的。
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党已经帮农民挖掉了穷根，栽上了富苗。
但是，我们绝不能想像，这个幼苗会在一夜之间长大、结果，而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培育。
因此，在农民生活问题上，我们同样应该坚决相信党，在党的号召下，勤俭节约、发展生产，用我们大家的劳动来创造更美满更幸福的生活。

作者：鲁鱼

本报讯 志愿军314部队八连、九连两个单位的俱乐部，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密切配合了教育的进行。

鸣放期间，俱乐部集中力量配合动员，帮助大家解除顾虑，大胆说出心里话。
九连俱乐部先后广播了九十三次，墙报组收到了一百二十三篇稿件，这些稿件发表以后，有力地推动了鸣放。

在辩论中，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新颖活泼的形式，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弄清是非。
八连、九连俱乐部张贴了很多标语，号召大家：辩论不怕错，心里不服你就说，认为有理你就辩，决不随便倒一边；
别人讲，注意听，动脑子，想问题；
正确的意见要坚持，错误的认识要修正。
八连十班战士傅国理说：“我本来怕说错了不敢辩论，可是一看到标语上的要求，胆就大了，争的也起劲了。”
在辩论中，由于许多同志对农村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九连俱乐部除了聘请探家战士卢家其介绍农村情况外，还展览了三个战士自愿拿出的家属来信。
五班战士刘庭万看到同乡郑荣有同志的家信以后，说：“过去我不了解家乡情况，现在看到我们那里（四川）每人每年留粮标准是四百三十二斤，够吃了，也放心了。”
在辩论粮食问题和统购统销政策时，八连举办了两次报纸剪贴和图片展览。
有一幅是由四川把粮食运到河南去的图片，河南籍战士李金山看了后反映：“要不是四川给我们家乡运粮，去年灾荒生活就成问题了，还是统购统销好。”
十一班战士郝清太，在辩论会上引用展览的具体材料，有力地反驳了反面意见，他说：“你们说粮食不够吃，我看，不是缺粮，是缺少点社会主义思想。”
八连俱乐部还公布了全国的粮食产量、每人平均数、统购统销数和粮食的用途等具体数字和说明，引导大家从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全体人民的利益看问题。
许多同志反映：要不是实行统购统销和粮食的定量供应，不知有多少人要饿肚子，社会主义也无法建成。

在检查总结时，为了启发大家进行自我批判，八连俱乐部展览了关于两条道路对比的图片资料，并介绍了本连战士李合惠合作化前后的家庭生活变化情况，以及介绍了湖北省刘介梅解放前后家庭生活对比的图片（选自人民日报）。
使大家具体而形象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无比越优性，启发了许多同志检查了自己的忘本思想。

当大家的立场明确了，认识提高了，俱乐部就设法把大家的情绪引导到实际行动中去。
八、九连根据战士的要求，分别出了墙报专刊，登载了四十八份个人的和集体的决心书。
（鲁鱼）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在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
随后，在11月16日至19日，所有在莫斯科参加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又举行了会议。
这两个会议都对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加强各国党之间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个会议分别地一致通过了两项宣言。
这是当前世界政治中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件。

世界各国的争取解放的劳动群众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从这两个会议和它们所通过的宣言中，获得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十二个党，代表着占人类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自己当家作主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人民。
而在一起通过和平宣言的，除了上述十二个党以外，还有来自欧洲的十八个党，来自亚洲的十一个党，来自美洲的十八个党，来自非洲的三个党和来自澳洲的两个党。

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国际团结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拥有近十亿人口；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新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还有七亿多人口；
而在上述两类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外，还有约六亿人属于正在向帝国主义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或者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
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不过四亿多，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充满了矛盾的。
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正在日趋尖锐化。
在帝国主义各国内部，被剥削阶级的广大群众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为反对剥削和反对侵略政策展开愈来愈广泛的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国际团结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而且在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若干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卫星的伟大成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也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惊慌和混乱。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得这样突出，以至美国人现在不得不第一次提出赶上苏联的口号了。

两个会议的宣言都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局势，指出了世界政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详细地分析了“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历史变化和巨大跃进”，从各方面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向上发展和帝国主义的衰退。
宣言指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它们“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掘墓人”。
宣言说：“维护着和平事业的是当代的这些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反帝立场上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的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
国际工人阶级，首先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
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
坚决反抗新战争的策划的，还有欧洲宣布中立各国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
这些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
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决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
和平宣言也写道：“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说，现在战争可以防止，和平可以维护住。
我们是满怀信心地这样说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改变了，力量的对比改变了。”
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根本转折点，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开辟了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这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接着发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大大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现在，世界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不但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而且在若干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确定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通俗的说法，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社会主义的力量强于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前就已经在一系列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了。
这些事实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灭希特勒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主力是苏联而不是美英的联合力量；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胜利的不是美国所大力支持的蒋介石，而是中国的革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以美国武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
在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彻底击败了美国所支持的法国殖民者的武力；
在埃及保卫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中，苏联对于英、法、以色列的警告，加上全世界广大舆论的反对，起了制止侵略的决定作用；
在最近叙利亚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苏联对于美国和土耳其的警告也阻止了它们原定的侵略计划的实现。
此外，帝国主义势力的衰落还突出地表现在英国从印度、缅甸、埃及和其他殖民地的撤退，荷兰从印度尼西亚的撤退，法国从西亚北非的一系列殖民地的撤退；
这种撤退不用说是帝国主义受到了社会主义力量和反对殖民制度的民族主义力量双重打击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反帝国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的优胜，由于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并且由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两次会议所达到的团结一致，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形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峰。
所以说，这是国际局势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有些从表面现象而不从本质观察问题的人，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果真比帝国主义的力量优胜。
他们说，美国的钢铁产量和其他许多产品总量比苏联还是高得多，美国不久也会造出自己的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等等。
他们不了解，力量的对比不能单由钢铁或者其他产品的数量来决定。
根本问题是：正义在哪一方面，人心向着哪一方面，政治力量属于什么性质，制度属于什么性质。
历史经常是弱者战胜强者，手无寸铁的人战胜全付武装的人，因为这些弱者和手无寸铁的人站在正义方面，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那些表面上是强者的全付武装的反动派。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在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就是道，就是正义，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我们方面的若干产品的数量纵然暂时少于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我们是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加上一定的物质力量，这就使我们能够在整个力量对比上占优势。
在我们上面所列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的钢铁产量和其他产量难道不是比苏联高得很多吗？
但是这一点难道改变了那些事件的结局吗？
美国无疑将有它的人造卫星和洲际导弹，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过去已经高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今后也必然继续是这样。
如果苏联当按人口计算的产量还没有赶上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在重大的科学技术领域内超过了美国，那么，在今后，就总的趋势说来，苏联的优势只会愈来愈扩大。
美国会赶上来，但是苏联会跑得更远。
而且还必须估计到，除了苏联以外，其他有近八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迅速地发展着。
赫鲁晓夫同志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演说中说，在十五年以后，苏联将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
可以预期，在同一期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中国可能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将在和平竞赛中把帝国主义阵营更远地抛在后面。

有人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既然在自己的宣言中号召和平，号召和平共处，为什么要大讲其力量对比呢？
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主张和平，但是和平只能争取，不能哀求而得。
帝国主义者对于人民是不讲什么恻隐之心的，他们只承认力量。
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的发生，从来不是反对战争的人民和被侵略者的力量过于强大的结果。
相反，侵略者之所以发动战争，总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至少他们认为是如此。
共产党人是全力反对战争的，这个立场在六十四个党所通过的热情洋溢的和平宣言中有集中的表现。
当共产党人要求“给世界以和平”、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要求举行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以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却公然提出“多一些大炮，少一些牛油”的希特勒口号，加紧战争准备，并且企图利用这种姿态加紧对于参加西方军事集团的一切国家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谁在争取和平，谁在反对和平，不是非常清楚吗？
和平不能向侵略者哀求，不是非常清楚吗？
莫斯科的两个会议的宣言都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人民已经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一致，并且经常保持警惕。
宣言说明了力量对比的变化，正是为了使人民对于和平事业具有充分的信心，为了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群众去迫使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放弃穷凶极恶的战争计划。

两个宣言都号召全世界的人民为和平而实现最广泛的团结。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一切更广泛的团结的核心。
而在莫斯科举行的两个会议，无疑是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的新阶段。

历史发展的迅速经常超过人们的估计。
当1866年第一国际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六十个代表只代表英、法、瑞士和德国的二十五个支部。
第二国际在没有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以前，扩大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队伍，但是只限于欧洲和美国的范围。
第三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总共只有四十三个共产党，有三百一十多万党员。
这一次出席莫斯科会议的却有六十四个党的代表，另外还有一些党因为反动派的阻挠没有能够参加。
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总数，已经增加到三千三百万人以上。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但在苏联一国，而且已经在其他一系列的国家中掌握了政权，领导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已经成为强大的广泛群众性的政治力量。

莫斯科的两个会议不但在团结的规模上超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去任何时期，而且由于总结了近一百年特别是近四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于这种团结的加强作了伟大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着重地讨论了这种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
宣言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阐明了它们的团结互助的立场。
宣言用相当多的篇幅解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而不仅是在哲学教科书中宣传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必要，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历史根源和它是目前条件下的主要危险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两条道路斗争在长时期内的存在，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可能的形式，在争取和平、争取民族独立、争取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的说明，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都有巨大的意义。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没有考虑成立国际性的组织，像过去的三个国际和后来的情报局那样，因为这在目前的条件下没有必要。
但是会议肯定：“在现代条件下，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相互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这次会议采取了协商的方法使各国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达到一致，这对于加强今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也将产生深远的有益的影响。

莫斯科会议指出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中心的作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团结必须有一个中心，必须有一个头。
在帝国主义阵营拒绝和平共处、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用新的战争计划威胁全人类的时候，对于世界和平堡垒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骨干各国共产主义队伍说来，认识这个真理尤其必要。
苏联的这种团结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不是任何人人为地造成的。
苏联是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具有比较最完备、最丰富和受过最严格考验的经验。
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但符合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于全世界和平事业和进步事业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表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伟大的国际团结的两个会议，是在世界政治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伟大的转折的时候举行的，而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又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大大加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力量。
这两个会议的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扩大，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人民的，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怎样阻挠历史的前进，但是历史仍然在前进着，就像地球在转动着一样！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今天晚间举行宴会，招待以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为首的苏联各界参加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代表团。

刘少奇委员长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首都各界人士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宋庆龄会长在宴会上对苏联贵宾即将离开我国表示惜别。

宋庆龄谈到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发表的和平宣言。
她说：“这两个宣言的发表，是有着重大的国际意义的。
因为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崩溃。
这两个宣言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无比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力量。
因此它将大大地鼓舞着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必定胜利的信心。”
宋庆龄最后说，“现在是新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旧世界力量的时代。
而我们的团结和友谊就是我们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让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为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团结和友谊，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早日建成我们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共同奋斗吧！”
安德烈耶夫团长在讲话中，感谢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热情祝贺和给予苏联各界代表团的热忱款待。
安德烈耶夫赞扬中苏友好协会为了向人民群众介绍苏联的生活而进行着巨大的工作，他说，“我们代表团谨以苏中友好协会和苏联各界人民的名义，向中苏友好协会的全体会员、向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和宋庆龄会长表示深刻的谢意。”
在宴会上，宾主门一再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发展和巩固，为中苏两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
宋庆龄在宴会前还代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向苏联各界代表团赠送了礼品。
安德烈耶夫团长向中国人民和中苏友好协会表示感谢。

北京

北京市的工人、农民连日分别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的“和平宣言”。

工人和农民在23日举行的许多座谈会上兴奋地表示：他们读了这两个宣言以后，对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充满了信心。
他们十分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对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分析，他们同时认为这个宣言中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
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
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等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在讨论到和平宣言的时候，职工们对帝国主义蓄意制造战争的罪行，感到十分气愤。
职工们一致表示：一定热烈响应和平宣言的号召，用努力生产，加紧建设自己的祖国，来担负起制止战争的责任。

上海

这两天，上海的工人到处在谈论着这两个文献的深刻的内容。
工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具有历史性的宣言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无比强大，证明了毛主席讲的“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

在郊区农村，深受过战争苦难的红旗农业社社员陈生荣说，在和平生活中我们生活年年提高，我家子孙满堂，孙子已经进了高中，“和平宣言”真是讲出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话。

天津

许多工厂的工人和职员在休息时间争相阅读这两个宣言，并举行座谈。
许多工人决心要用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一实际行动来保证和平宣言的实现。
粗纱工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军人周长贵举起他在朝鲜战争中失掉两个指头的右手说，如果帝国主义不听从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警告，敢于挑起新战争，我一定要拿起枪杆重返前线，制止战争。

鞍山

鞍山钢铁公司各厂矿工地有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在24日对这两个宣言进行了座谈。
著名劳动模范、鞍钢青年工具车间副主任王崇伦说：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以后，我感到社会主义力量是无比的强大。
苏联的人造卫星在天上飞行，就说明了毛主席说的“东风压倒西风”。

这两天来，两个宣言轰动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各个车间和职能科室。
24日，这个厂的职工举行了座谈会。
职工们指出这两个宣言对于进一步加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纷纷表示拥护。
工人们一致表示用实际行动为保卫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广州

宣言在广州市的工人和干部中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他们表示，读了宣言，看到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团结，看到了和平幸福的前景，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增强了。
许多干部说，前几天看到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世界到了十月革命后的第二个大转折点”的谈话后非常高兴，这个谈话现在被这两个宣言证实了。

重庆

重庆沙市纱厂的工人、车间主任、工会主席、劳动模范24日上午集会座谈两个宣言。
他们兴奋地表示：要以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实际行动，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物质力量，保卫世界和平。

另外，在武汉、西安、太原、长春、沈阳、成都、杭州、长沙、合肥、保定等地的工人和农民，也都对这两个宣言进行了座谈和讨论，广大的工人农民，都一致拥护，并表示以实际行动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和平力量，保卫世界和平。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苏联

越南

朝鲜

蒙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日本、芬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报纸都指出两个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
埃及、叙利亚和法国的许多报纸也都就此发表了评论。

（综合新华社消息）

作者：振峰若谷

美国报刊质问政府：“我们为什么落后？
我们为什么裹足不前？”
有的干脆叫喊：艾森豪威尔无能，杜勒斯应当滚蛋。

有一些家伙简直无聊到极点，见了人家的葡萄嘴里光是发酸。
像那位“狗道主义”者、慈悲的恩津格夫人，就曾为小狗莱伊卡喊“冤”。
杰姆斯·毛根想必是一个酗酒的疯汉，他竟说对外层空间拥有所有权。
更有位可敬的科学记者，他大肆叫嚷唾沫四下飞溅：“美国应尽可能击落苏联卫星。”
可是，他竟忘记了美国至今还没有一枚洲际导弹。

美国三军和科学家的确十分为难，因为他们那倒霉的“先锋号”目前还不能正式试验。
大吹特吹的洲际火箭“阿特拉斯”，试验结果还不如普通炮弹飞得远。
艾森豪威尔十分羞惭，杜勒斯慌忙遮掩，他们继续吹嘘、造谣、欺骗，又把原子弹氢弹抬出来搞冷战。
分明是科学技术落后，却硬说少花了钱。

“自由世界”的人心已经无法维系，“美国第一”的神话和“实力政策”一道破产。
为难！
为难！
只有两条路摆在好战者的眼前：要么老老实实地跟社会主义和平共处；
要么继续制造冷战，直到终有一天把他们一个个都送进战犯展览馆！

据新华社莫斯科25日电 按人口平均计算，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的生铁产量，现在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和西德，钢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煤产量已经超过了西德，钢材产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沙糖产量已经等于英国的五点六倍和西德的二点七倍。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乌克兰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了。
目前，它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1913年全年生产的工业产品。
四十年前，英国和法国的工业要比乌克兰发达得多，而现在，英国的生铁产量要比乌克兰少一半，法国少得还要多；
乌克兰的煤产量已经等于法国的二点三倍。

据新华社莫斯科23日电 在最近几年内，苏联将发展成为世界上铁矿开采量最多的国家。

目前，美国铁矿砂的年产量大约为一亿吨。
今年，苏联的铁矿开采量就将增加到约八千四百万吨；
而到1960年，这一生产指标将急剧上升到一亿六千万吨。
到那时，在铁矿开采量方面，苏联就会把美国扔在后面而跃居世界第一位。

根据一个长远计划，苏联在今后十五年中就将把铁矿砂年产量提高为两亿五千万吨到三亿吨，即等于现在美国铁矿砂年产量的三倍以上。
可以预料，在1960年以后，美国铁矿开采量还将越来越远地落在苏联后面。

苏联铁矿储藏量占世界第一位。
苏联现在已经探明的铁矿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40％以上。
这是苏联能够借以很快提高铁矿开采量而为别的国家所没有的雄厚潜力。

随着铁矿开采工业的发展，苏联钢铁工业生产也将以比过去更大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
这样，它就有可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也在这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生产钢铁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