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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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干部、战士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的错误认识中，有一少部分（约10％左右）是反映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如有些人不满意合作化，认为入社不自由，吃了亏，想要退社单干；
不满意统购统销，主张扩大自由市场，搞自由买卖等等。
这些人要求的不是消灭私有制度，消灭剥削，走共同富裕的路，而是留恋私有制度，走个人发财的路。
对这种思想倾向，我们要引导大家，通过辩论，深刻地进行批判。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富裕中农是动摇的。
目前我国的富裕中农绝大部分已经参加了合作社，其中多数经过教育是愿意同贫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被社会主义高潮卷进来的，缺乏充分的自觉。
因此，他们对集体的生产感到“很不自由”，说收益分配“吃了亏”，感到入高级社后不能个人发家致富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想走回头路。
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说合作社的坏话，鼓动社员甚至带头闹退社。
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必须坚决地向它作斗争；
否则，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和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上述那些错误言论，就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在部队中的反映。
因此，必须严肃地进行批判。
这样，才可能帮助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分清大是大非，改变错误立场，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来。

批判这种思想，对大多数同志也有普遍的深刻的教育意义。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出身于农民，他们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小私有者的思想，很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使他们和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这就会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各种错误思想都要批判，何必要强调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呢？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他们不很了解，这是一个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提高部队觉悟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批判它，十分必要。
也有些人认为，提到原则上、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会“影响以后的鸣放、辩论”，“弄得干部、战士情绪不高”，因而不敢批判这种思想。
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
领导上的责任是帮助干部、战士提高觉悟，帮助他们过关，如果迁就落后，不把大是大非问题辩得明明白白，不把立场问题分得清清楚楚，怎能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和过好社会主义的关呢？
事实上，严肃地、正确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帮助干部、战士弄清大是大非，放下思想包袱，情绪不但不会消沉，反而会心神愉快。

怎样来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
根据一些部队的经验，在辩论中，要帮助大家弄通三个问题：（一）富裕中农在入社前，为什么收入较多，生活较好？
让干部、战士了解，富裕中农是依靠自己劳动生活，但一般对别人进行少量的剥削，如雇短工、放小量的高利贷、作投机生意等。
一些富裕中农所以比一般农民富裕，是和这种剥削行为分不开的，而剥削是不应当的，不光彩的。
（二）有些富裕中农入社后收入为什么减少了？
一些富裕中农入社后收入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了剥削收入。
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统购统销又使他们不能作投机生意，他们必须和贫农一样自食其力，因而在收入上比入社前有程度不同的下降。
要使干部、战士认清，这种下降并不是“吃了亏”，而是正常的、合理的。
并不是合作化不好，相反，正表现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三）富裕中农不参加合作社，有没有前途？
富裕中农入社后，收入暂时不能增加很多，有时甚至还会比入社前减少一些，这是暂时现象。
随着合作化的巩固和他们的积极劳动，收入会不断增多，生活会越过越好。
如果不走这条路，退社单干，是没有前途的。
遇到天灾人祸，就会贫困破产。
只有参加合作社，走大家共同富裕的路，才有光明前途。
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在辩论这些问题中，使干部、战士明确：靠劳动，不靠剥削，走共同富裕，不走个人发财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根本区别，是我们革命军人必须具有的立场。
经验证明，把上述问题辩论清楚，绝大部分有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同志，都能够改变错误观点，放弃错误立场，解决了思想问题。

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是要团结的。
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虽然要批判，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因此在辩论中，首先就要注意具体分析，不要轻率地把一切错误的认识、看法，都说成是资本主义思想。
还必须注意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说服。
要防止把富裕中农当作剥削阶级的错误看法，防止在批判中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过火斗争的错误作法。
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抱右的或“左”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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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11月6日命令公布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条例全文如下：

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957年1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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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疗养院先后发表的公报，萨波托斯基总统从11月4日患心脏血管栓塞症以来，最初经过良好，但是昨晚病情突然恶化，经医生采取各种急救措施以后，曾暂时获得改善，今晨三时又发生严重的血液循环衰竭，无法挽救，到上午五时逝世。

萨波托斯基享年七十三岁，早年参加革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他的毕生的活动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新华社布拉格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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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3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获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安托宁·萨波托斯基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在13日晚间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面请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布希尼亚克转达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总统的沉痛悼念。

今晚，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吊唁的，还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在大使馆的大厅中央，悬挂着萨波托斯基总统的遗像。
遗像前，摆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献的花圈。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萨波托斯基总统遗像前致哀。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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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哀悼安托宁·萨波托斯基总统逝世。
电文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优秀的儿子。
他把他的一生完全献给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是重大的损失。

我们深信，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一生的光荣事迹将永远鼓舞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团结一致，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11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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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负责人接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谈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他指出，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更加清楚了。
农业发展快，工业的发展就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快。
相反，农业发展慢，工业的发展就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慢。
如1952年和1955年农业丰收，1953年和1956年的国民经济就发展得比较快，如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下同）分别增长了30.2％和28.2％；
1954年和1956年的农业歉收，1955年和1957年的国民经济就发展得比较慢，如工业总产值分别只增长5.6％和4％左右（计划，实际会超过）。
原因在于我国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约有80％左右依靠农业，而我国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还占50％左右。
我国供应国内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也有80％左右是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
我国出口贸易所需要的物资，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占75％左右。
我国铁路、公路、水路的运输量的增减，也受到农业丰歉的影响。
而这一切，都大大地影响着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
我国财政收入，由于1952年丰收，1953年比1952年就增长了24％，由于1954年歉收，1955年比1954年就只增长了3.7％；
1955年丰收，1956年就比1955年增长了15.8％，1956年歉收，1957年就只比1956年计划增长1.9％。
可见，我国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为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迫切要发展农业

负责人说，我国人口众多，并且增加很快；
人民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生活水平仍然不高；
这都迫切要求农业的发展。
我国的人口以每年增加一千三百万计算，加上全国每人每年的粮食和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2％，就需要大约一百三十亿斤粮食和六十万担棉花。
可见，如果农业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不但不能提高，而且还有降低的危险。

农业发展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负责人说，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而且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
农业的发展，不仅不影响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且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我国目前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改革还没有进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需要重工业品的数量也很大。
比如市场供应的重工业品中，供应农村的比重，生铁占12％以上，煤占50％以上，煤油占80％以上，木材占30％左右，化学肥料和农药，几乎全部供应农村，此外还有大量的农业、水利等机械。
实际上，许多重工业品都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
随着我国农业技术改革的逐步展开，农村对于重工业品的需要将是越来越多。
据估计，仅化学肥料一项，如果要初步满足农业的需要，至少要有三千多万吨。
而我国目前能够供应农村的化学肥料仅为一百六十多万吨。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的这种庞大的需要，正是为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非常广阔的道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像我国这样广大的国内市场。

发展我国农业的艰巨性

负责人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说明发展我国农业的艰巨性。
他说，五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领导下，全国农村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
国家对于农林、水利事业的拨款共有七十五亿多元，增加的贷款将近二十九亿元；
国家供应了农村六百几十万吨的化学肥料和大量的农具、水利机械和一部分拖拉机。
五年内，我国扩大了耕地面积约七千万亩，播种面积二亿八千多万亩，灌溉面积有二亿三千多万亩。
此外，农民自己用于生产的投资约有一百多亿元。
广大农民还积极进行了精耕细作，推广良种和防治病虫害等等。
经过这样大的努力，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计算，五年内全国农副业总产量增长了26％左右，其中粮食增长了23％，即七百多亿斤，棉花增长了15％，即三百九十万担。
应该说，我国农业生产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同人民生活的需要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比起来，农业还是显得落后了一步。

发展我国农业的客观条件

负责人分析了发展我国农业的许多客观条件。
他说，全国现有的耕地面积是十六亿八千多万亩，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二点六亩；
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也只有三亩多，数量是很少的。
我国每亩地的产量，以1955年和1956年平均计算，粮食不过一百九十多斤，棉花不过三十多斤，这样的数量比美国、日本等国都低。
有许多地区的单位产量比较高，特别是水稻的单位产量，许多合作社平均达到一千斤以上。
但是由于我国年年有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全国平均的单位产量就显得比较低；
即使单位产量较高的地区，也很不稳定，时高时低。
以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合计，全国受灾面积约有七亿七千万亩，平均每年受灾一亿九千万亩，其中最严重的是1956年，受灾面积达到二亿四千万亩。
四年合计因灾损失的粮食约为七百五十亿斤，这个数目比五年粮食实际增长的产量还多；
因灾损失的棉花将近七百九十万担，也大大超过了五年棉花实际增长的产量。
我国的耕地面积少，产量低，自然灾害严重，是农业生产的不利条件。
正是这些原因，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我国就需要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农业。
当然，上述情况也说明我国农业有极巨大的潜在力量，只要改善水利，防治水旱灾害，增加灌溉面积，增施肥料，以及推广有效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单位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
同时，我国可垦荒地虽然比较少，而且大多处在边远地区，开垦不易，但是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每年全国开垦一千几百万亩的荒地，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缺乏信心，也是毫无根据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使农业发展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

从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关系说明这一方针的必要

负责人还从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上，说明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的必要性。
他说这种平衡关系，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国家建设之间的平衡，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之间的平衡。
近年来，由于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情况都比较紧张。
但是这两种物资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从生产资料说，生产比较稳定，增长速度比较快，它的消费比较容易控制，只要适当安排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某些物资的紧张情况就可以缓和。
1957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某些生产资料不足，还可以采取进口的办法来克服一时的困难。
而生活资料的情况却相反，一方面是生产不稳定，增长速度慢；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加和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大，消费量增长快，并且不容易控制。
同时，生活资料不足，也不可能大量进口。
这种情况也使得我们要更加注意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有利条件

这位负责人在谈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以后，接着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的提出，不但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在目前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也有着更多的有利条件。
他着重指出，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工业水平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业方面已有更多的可能支援农业。
比如化学工业，我国目前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成套的设备，化学肥料的产量1957年将达到七十万吨左右，比1952年增长260％左右。
估计到1962年化学肥料的产量可能达到五百万吨到七百万吨，比1957年增长七倍到十倍。
这对农业是极大的支援。
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我国的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工业也将比较快的发展起来。
这也将逐渐减轻农业的负担，能促进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的发展。
我国的机械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能大量供应适合于我国情况的水利机械和各种农业机械，以及更多的农村运输工具。
燃料工业和交通部门也将对农业有更多的支援。
在农业方面，由于合作化的基本完成，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道路。
今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将要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
国家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对农业的投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部积累也将进一步增加。
这样，农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就将更加雄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农林水利基本建设限额以上的项目有一百个左右，这些建设将进一步对农业发挥作用。
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党政部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全国各地近年来出现亩产千斤粮、百斤皮棉已经不是个别的事例。
这些经验的进一步推广，对发展农业有很大的作用。
在全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更加提高，农村中已开始出现新的生产高潮。
因此，负责人说，在今后十多年内，争取达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

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应注意的问题

负责人谈到了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他说，决不能认为，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忽视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忽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就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他又说，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重工业在发展中应该适当调整内部关系。
同农业、轻工业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应当发展得快一些，其中化学工业必须有更大的发展，除化学肥料工业外还要注意为合成纤维工业建立基础。
目前供应较紧的并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群众生活所需要的冶金、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也都应当有较快的发展。
机械工业，应该在生产上统筹安排，中央所属的机械工业要和地方所属的机械工业结合，努力增产农业所需要的坚固、轻便和适用的各种农业、水利和运输等机械，增产小型的农村用的发电设备。
轻工业应该积极发展，规模的大小要和原料的情况相平衡。
纺织工业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合成纤维和人造纤维方面；
还应该尽量注意利用毛、麻、丝及其他纤维资源。

如何发展我国农业

负责人说，在农业方面，应该为争取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而努力。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应该注意以提高单位产量为主，开荒为辅。
为了达到更高的单位产量，除了大力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主要是注意增加肥料和兴修水利。
我们应该努力发展化学肥料，但是由于我国化学工业基础薄弱，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化学肥料的增产还不可能很多，因此，必须充分注意利用自然肥料。
对于农田水利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兴修大型水利工程。
为了发展农业，还应该尽可能地增加农业必需的机械和动力设备，并且注意因地制宜地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应该分别情况，注意保护稳产区和高产区，整治易灾区和低产区，开发山区。
我国的河北、山东、河南和苏北、皖北地区是人口稠密的经济作物区，但是因为常受淮河和海河流域的洪水和内涝灾害，产量很不稳定。
对于这些地区，必须继续根治淮河，开始根治海河，特别是注意治涝工作。
我国的山区应该迅速规划和大力开发，国家要积极扶助，要实行多种经营，要有计划地植树造林，努力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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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
他从1953年起，继哥特瓦尔德同志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
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萨波托斯基同志的逝世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个沉重的损失。

萨波托斯基同志于1884年12月出生在克拉德诺矿区附近的扎科兰雷村。
他的父亲是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捷克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
萨波托斯基同志早年当石匠。
十六岁时他参加了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他很快成为青年工人组织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1907年他被调到克拉德诺担任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和职工会的书记。
1912年当选为克拉德诺市议会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奥匈军队服役，战后他回到祖国。
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领袖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
萨波托斯基同志和斯米拉尔同志在一起，组织并领导了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当时新成立的共产国际领导下，坚持了反对右派叛卖活动的斗争。
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四、六、七次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党左派是1921年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基础。

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举行了有名的12月大罢工。
由于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罢工遭受了失败。
萨波托斯基同志被捕入狱。
1921年5月，工人阶级的灯塔——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了。
萨波托斯基同志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共同写信给党的成立大会，建议大会彻底接受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纲领作为党的指导原则。
他并且从这个时候起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1922年被释出狱后，萨波托斯基同志被选为共产党的总书记。
1925年他首次被选为国会议员，因而得以参加公开斗争。
1929年到1939年，他担任红色职工会的总书记。
在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他领导了许多次大罢工，其中特别著名的是1932年他与哥特瓦尔德同志一同领导的莫斯特矿工大罢工。

1939年，在英法政府的直接参加下，通过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被出卖给希特勒了。
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同志当时被迫出国。
萨波托斯基同志担负起哥特瓦尔德同志一部分领导任务，并且转入地下，组织人民进行斗争。
纳粹逮捕了他，把他在集中营囚禁六年，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解放后的日子里，萨波托斯基同志积极参加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设。
1945年6月，他当选为“革命工会运动”的主席。
工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1948年2月事件期间，当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根据美英帝国主义的指示，策划政变时，萨波托斯基同志积极参加了粉碎反革命阴谋的斗争。
在2月事变以后新成立的以哥特瓦尔德同志为首的政府中，他出任副总理。
1948年6月，他担任总理。
1953年3月，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后，他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

萨波托斯基同志不但是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同时也是出色的作家。
他写过大量的杂文、政论和几部以捷克工人运动历史为主题的长篇小说。

（新华社）

作者：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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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162部队党委决定把没有在连队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干部，下放到连队去锻炼。

部队政治部和干部部遵照党委决定发出指示，要求从11月初到明年3月底，把团以上机关中1949年及1949年以后入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没有在连队工作过的军官（准尉在内），分两期带职到连队实习工作，每期两个半月（编者按：实习时间适当延长些更好）。
为了得到切实的锻炼和考验，决定把下连的军官分配到海防第一线，或是任务比较艰巨的连队中去，并给予一定的工作职务（见习正副连长、指导员、排长、文化教员等）。
指示中规定，每个军官在实习期满回机关之前，应由连队党支部作出书面的实习鉴定，作为领导考核干部的材料。
对在实习期间工作和学习成绩优良的同志，应按纪律条令规定给予适当奖励，或由连队提出奖励意见带回机关审批。

指示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做好对实习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在实习过程中，谦虚谨慎，老老实实地放下干部架子，当小学生，向连队官兵学习，并注意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加强和连队军官的团结。
在下连前，组织他们学习有关连队工作的文件。
同时，各级领导还要向营、连军官和士兵说明机关干部下连实习的目的和意义，要热情地欢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耐心帮助他们，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乐锋）

作者：何钟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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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736部队一支队和2723部队一支队最近先后举行了长距离的紧急转场演习，成绩很大，有力地锻炼了部队的战役机动能力，提高了全体官兵的战备观念。
这是空军训练方法上一个重要的创造和改革。

这两个支队在演习中执行命令都很坚决，表现了动作迅速果敢和良好的战斗作风。
2736部队一支队陈创政委那天正在大教室给军官们作关于整顿纪律的报告，突然接到了紧急转场命令。
支队首长立即停止日常工作，在平日周密的战斗准备基础上，迅速果断地下达了当天转场的决心，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作好了一切准备。
当机场上空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全支队立即腾空起飞，按照预计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新的基地。
2723部队一支队在接到命令后，也较迅速地作好了准备，安全地完成了长距离的紧急转场任务。

他们在转移到新的基地之后，立即接受了战斗任务。
当晚熟悉了各种情况，作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就组织了对于从不同方向来袭的多批“敌机”进行拦截攻击的演习。
在机场上还进行了防原子、防化学的演习。
2723部队一支队还进行了夜间对“敌机”的拦截攻击演习。

参加演习的全体官兵斗志高昂。
2736部队一支队二分队长吴广纯生病刚好，领导上让他留下来休息，可是他坚决要求参加。
最后经医生检查，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
这两个支队的机务人员在演习中，为了使飞机随时都处于良好状态，有些同志一直工作到下半夜，只睡了两个小时。

演习结束后，刘亚楼司令员和吴法宪政委都分别在演习讲评会上讲了话。
刘司令员在讲话中指出，这种演习是锻炼空军部队随时进行战役机动，使训练和战备结合的良好的训练方法。

坚决地改 大胆地改 彻底地改

本报讯 北京、广州、昆明、沈阳等部队，在整风中继续加强整顿纪律的工作。

京津卫戍区不满足整纪中已经取得的成绩，最近又要求部队把当前军容风纪中表现较差的礼节整顿好。
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也指示整纪劲头不大的单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广州部队有的首长，布置了整纪工作以后，马上率领参谋和助理员下部队，进行检查。
2963部队党委会曾连续两天，召开了有四百名军官、五十位士兵代表参加的大会，揭发和批判了目前部队中存在的违法乱纪的现象。
云南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对有严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的人员，在大会上进行了指名批评。
沈阳2527部队，根据纪律条令第四条对每个军人的要求，逐个进行了自我检查。
0141部队已将违法乱纪、损坏武器的情况制成图表、漫画展览。

为了巩固整纪成绩，不少单位加强了检查工作，并恢复了各种制度。
0956部队决定恢复卫兵队；
逐步将干部留营值班制度转为干部全部留营制度；
恢复班务会和排务会制度。
5034部队各团的值班员，都能昼夜检查卫兵值勤的情况，驻地哨兵对进出营房的人员，也能严格进行监督。
2739部队和四十三速成中学，还建立了营内纠察队。
1380部队还建立了“执行条令亭”，检查过往军人的军容风纪。

本报讯 训练总监部整风运动已转入整改阶段。
11月9日部党委发出关于转入整改阶段的工作指示，10日肖克部长召集干部进行动员。
在部党委的指示和肖克部长的动员中，都着重指出，除对机关本身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整改以外，主要应根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三中全会精神，在训练业务、领导作风、学术思想和各种制度、条令、计划等方面进行鸣放和整改。

部党委要求在鸣放整改期间，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每个同志都应积极大胆地提供意见。
要求领导干部要积极带头，不要站在一边。

作者：彭世权木一
栏目：在部队报刊上

南京部队许世友司令员、唐亮政委和政治部鲍先志主任等，最近亲往政治师范学校、文化师范学校和第六军医学校观看了大字报。
这三个学校自转入整风第三阶段以来，已经贴出四千九百多张大字报，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学校训练工作、政治工作、物资保证工作等，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

首长们冒着蒙蒙细雨，仔细地、逐一地观看贴满校园的大字报。
他们一面看，一面与学校负责干部交谈学校鸣放情况和大字报上所提的问题，并指示要继续深入地发动群众鸣放，把大字报搞得更好，范围要更广泛，内容要更丰富。
首长们还指出，各级领导要亲自看大字报，还要组织群众看；
干部要一面看，一面研究问题，迅速改进工作。
（彭世权）

志愿军干部部转入着重整改的第一周，食堂里就贴满了大字报。
10月24日下午，志愿军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梁必业副政委等首先一同前往观看。

首长们一走进军官食堂，就被琳琅满目的大字报吸引住了。
第一张是一个干部要求明确文件阅读范围的大字报，王政委说应当把这个意见带回去研究。
第二张是关于干部部本身的问题，杨司令员告诉干部部的两位处长好好研究。
下面一张是批评有线广播的一首快板诗，首长们也要政治部的同志记下来，负责解决。
当看到一张大字报批评志愿军北京办事处管理人员太多的时候，杨司令员和王政委不约而同地说：“这个意见很重要，是要好好整顿一下。”
首长们对几张大字报上所提出的属于全军编制、制度等重大问题特别感到兴趣。
他们就坐在食堂里热烈地漫谈起来，从处长下部队要不要带警卫员，北京办事处究竟可以减少些什么人，谈到整个部队的家属工作问题。
临走时，杨司令员还特别嘱咐干部部的支部书记说：一定要好好研究大家的意见，有些问题，还要发动大家讨论如何解决。

首长走后，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更加多起来了。
（木一）

栏目：在部队报刊上评论

本报今天发表了空军两个支队举行紧急转场演习的消息。
这种学习，正如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所说的，是锻炼部队能够随时进行战役机动，使训练和战备相结合的很好的训练方法。
在空军部队里推行这种方法，对于进一步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定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航空兵部队是机动性最大的一个兵种。
在现代战争中，要求航空兵部队能够迅速安全地转移到新的基地，并在各种条件不同的作战地区打击敌人。
要学会这种本领，就必须在平时训练中加强实际锻炼，从紧急转场演习中取得经验，及时发现和纠正各项工作中的缺点，改进训练及其他各项工作。

进行这种训练将促使部队作好经常性的战斗准备。
2736部队一支队在这次演习中所以能够迅速下达决心并作好一切准备，是和他们平时周密而充分的战斗准备分不开的。
这个支队平时就作了转移到全国各主要机场的转场方案，充分准备了各种资料。
党委和领导干部对每个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思想状况都摸了底，认真地进行了飞机维护工作，使飞机经常处于良好状态，在政治工作上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如果没有上述的工作基础，要想迅速地顺利地完成这次紧急转场演习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的所有航空兵部队，都应该经常地作好这种准备，能够随时进行战役机动，执行战斗任务。

现在空军领导机关正在认真总结这两次演习的经验，并且准备将这种训练方法，推广到所有具备了一定条件的部队。
我们希望空军其他部队也能够作出很好的成绩来。

栏目：在部队报刊上

在我们内部对当前运动的估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是“不管你鸣放多少，改正多少条，尽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同志想抓关键问题来改进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视了目前充分地揭露我们内部各种矛盾的必要性，也忽视了及时地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的意义。
只有让各个方面的人们把不同意见都讲出来，大家推心置腹，畅抒己见，而后经过集中概括，才能掌握问题的关键；
也只有及时地、连续地将那些可以立即解决的具体问题加以解决，才能接触到那些重大的关键问题本身，并随着边放边改而不断地鼓舞着群众前进。
第二种是“今天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即是整顿领导作风”，意思是不需要着重去揭发领导作风的错误与缺点了。
解决具体问题与整顿作风确实有联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只是就事论事地改进工作，必须考虑产生各方面具体问题的错误与缺点的原因，从我们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方面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加以进一步的揭发与批判，寻求切合实际情况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以巩固这次整风的成效，才有可能从根本问题方面来求得改进。
事实证明：哪个单位的领导勇于向领导作风的缺点烧火，哪个单位的面目即开始改变，运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
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一面及时地解决具体问题，还要一面分析与综合来自广大群众的各种鸣放材料，分析我们内部的矛盾，以便引导群众从根本问题方面来整顿我们的作风，改进工作。

（摘自“工学”报社论）

作者：于丁一
栏目：在部队报刊上

几年来，我军在建设训练场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保障了各军种、兵种训练的顺利实施，而且占用耕地的面积也较小。
据现有材料统计，占用耕地面积仅占训练场地总面积的3.4％，这说明了各部队大都是按照规定，选择沙石、河滩、荒地等非耕地作为训练场地的。

但是，在这方面也有些单位做得不够好的，如有的单位不经政府、群众同意，擅自在演习地区打木桩划范围，禁止农民送粪。
某部三连从1955年起就占用了三十多亩耕地，早已不用也不归还，任其荒芜。
某团1955年演习时，损坏了三十多亩庄稼，直到今年上半年还未赔偿。
这种现象必须纠正。

目前在占用耕地方面，有些单位仍然存在着浪费现象。
石家庄、沈阳两地区部队先后归还群众两万一千多亩耕地的事实，可以说明许多单位占用耕地的面积还是能够减小的。
为了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粮食产量，我们建议今后在训练场地的使用方面，应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多想办法，克服困难。
原则上驻在人烟稠密、土地肥沃地区的部队，应确定基本上不购置训练场地。

驻军较多地区的部队，应尽量合用训练场地，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演习场。
单个到班、排的战术演习，可以分散利用驻地附近的空闲土地。
连、营战术演习可利用农作物收割空间，或者有计划地选择适中地区设置野营演习场。
基本射击场除在土地条件允许下可以购买外，最好尽量缩小面积，并以租用办法解决。
凡已购置和长年租用的训练场地，如果是可耕地，在不妨碍训练的原则下，应主动和当地农业社联系，允许群众播种。
可以缩小或暂时不用的训练场地，应交归农业社耕种。
不管长年租用或短期使用，都必须事先和政府、农业社负责干部协商后再使用，一切先用后议的作法都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支队今年6月间，本着整风精神，决定普遍在军官和家属中进行动员，号召军官家属回乡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9月中旬彭部长在石家庄驻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公布以后，我们又重新作了研究，继续深入地进行动员。
截至10月上旬，离队返乡生产的军官家属已占随队家属总数的60％，另外还有三十余名家属已经报名回乡，不久就要离开部队。

我们在动员军官家属返乡生产的工作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必须把动员家属返乡生产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做。
要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与不厌其烦的毅力去对待这一工作。
领导者能否如此做，关键在于能否认清家属随军的利害关系，克服右倾情绪。
我们6月份在党委会上讨论家属问题时，就尖锐地提出了：我们是迁就贪图安逸享乐的思想，还是照顾国家和军队的利益。
并分工由党委书记亲自掌握，每个委员坚决支持，反复进行动员。
开始我们就批判了不坚持党的原则，片面强调解决所谓实际问题的思想，和认为动员家属回乡生产会脱离群众的右倾思想，并提出“走者表扬，不走就等待觉悟，不批评，必须是男女双方都通了再走”的指导思想。
6月份动员之后，一方面走了一批（二十九人），领导上表扬了她们；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对立的言论和情绪。
我们结合整风学习，有力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倾向。
9月中旬，彭部长讲话公布后，我们又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动员的重点是军官，并发动军官和家属进行辩论。
经过较充分的酝酿，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动员成熟了，在春节前基本上可以全部安置完毕。

二、军官家属返乡生产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具体工作，必须使军官和家属都真正从思想上认清利害，提高觉悟，才能达到使家属愉快返乡生产的目的。
动员的中心应当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利益为前提，并紧紧结合军官家属本身的进步、前途，具体生动地说明利害关系。
为此，就要认真地摸底，细致地分析研究，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深刻有力的说服动员。
根据我们几个月的摸索，觉得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思想：第一，怕夫妇一起生活时间少。
这种思想往往不正面摊开，从侧面或迂回暴露出来。
解决这种思想必须强调首先服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反对贪图安逸享乐的个人主义思想，多从正面鼓励进步。
第二，怕艰苦怕劳动。
虽然多数军官家属随军时间不长，但他们脱离了劳动过着较优裕的生活，因而滋长了安逸享乐、鄙弃农业劳动的思想。
为此，应强调劳动光荣，指出农业合作化后，妇女都有了劳动的机会，强调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思想作风。
第三，怕家庭关系搞不好（婆媳不和、妯娌不好相处等）。
对有这种思想的人，必须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使她们尊敬老人，兄弟姐妹间互敬互爱，批判脱离群众的特殊思想。
第四，怕困难。
她们提出种种困难，如家中没有房子怎么办，有了病怎么治疗，不会生产怎么办等等问题。
这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勉励她们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另外，某些具体实际问题，应适当地帮助她们解决。
第五，要求找工作。
这些家属多是原来有工作，复员或婚后退职的知识分子，对她们应说明国家精简非生产机构的精神，耐心动员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成为有文化的农民。

另外，还有极个别的人坚决不愿返乡，对这种人除积极教育以外，可以先动员其他先进的走，再反复动员她们。
但决不能歧视打击。

三、用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
我们在动员中先后宣传了一些典型事例。
如榴炮三连副连长卜官太，于今春就动员自己新婚的爱人返乡生产，他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获得了显著成绩，两次出席了支队的积极分子会议，并荣立三等功；
准尉文化教员王引群家中只有一个老义母，他决心叫爱人返乡生产，卖了自行车和手表，盖起了家中的房子，于6月就叫爱人回乡生产；
准尉保密员蒋甫初，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爱人带着一个孩子随军，开支很紧，爱人回乡后，老娘看孩子，爱人参加生产，增加了收入，节省了开支，母亲也有人照管，一举三得。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家属返乡生产的好处。
与此相反，榴炮一连政指终日沉醉于私生活，放弃工作，受到警告处分。
不少军官结婚后，经济开支月月紧，有的借债拖空。
由于住在农村，占用民房，加上军官家属与农民生活距离较大，又不劳动，造成群众的不满。
全支队有十九名家属是驻地的姑娘，原来勤劳俭朴，婚后变成了坐吃等穿的闲人，影响更坏。
用这许多生动的事实反复教育军官和家属，使他们认清利害，提高觉悟。

四、经过反复动员之后，一般的打通了思想，领导上就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因孩子多、交通不方便或家庭关系不好，需要军官送回者，可在不影响工作的原则下允许军官送回。
真正经济困难者，经支委会讨论上报批准，给予适当补助。
个人暂时经济困难，可准许提前发薪。
家属接近临产期或有病者，可以在产后或病好后再走。
家中确实无房无人者，根据本人意见，如果愿意返乡，由政治机关写公函交涉临时给租房子，等明年自己盖房。
如本人愿意就地参加生产，由政治机关向当地党委、政府联系。
如愿回娘家，可协助办理迁居手续。
结婚后女方从未到过婆家，可准军官送回安置。

（0222部队四支队赵文彬整理）

作者：韩犁刘景涛

5091部队于10月14日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关于两条道路问题的辩论已于11月6日基本结束。

党委很重视这次教育，10月8日召开党委会作了讨论，认为这次教育就是过社会主义关，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强调要加强领导，掌握步步搞透的原则。

准备工作必须充分

普遍展开以前，有的干部认为有了试点经验，干部经过集训，不要作多少准备工作，就可以全面展开。
个别干部对全面展开前的摸底排队工作有抵触思想，认为要大鸣大放，问题会暴露出来，摸底不摸底关系不大。
党委批评了这种有害思想，强调要作好准备工作，准备不好，就不能开始，规定在10月14日以前用一周时间作好摸底排队工作，准备好动员材料，订出具体计划，全面推广试点经验。
在部队党委具体指示下，5659支队召开党委扩大会，专门布置了摸底排队工作。
根据士兵家庭成分、平时表现、家庭来信、家属来访等方面情况，逐个摸底排队；
还召集同一地区、互相了解的士兵开座谈会，收集反映，了解到更多问题。
5145部队向全体干部介绍了试点中的经验教训；
有的支队组织干部学习了有关文件和兄弟部队的经验。
各分队以排为单位编成小组，人员都固定起来，便于鸣放和辩论。
准备工作期间，部队首长带领工作组分头到各支队作了检查。

坚决大胆彻底地鸣放

鸣放开始，部队党委要支队政委、主任亲自作动员报告。
在动员中除了说明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意义和目的以外，要求大家倒出糊涂思想，提高认识，反对找些空道理，伪作自己的认识，造成假象。
各分队都开了两、三次座谈会，对个别顾虑大的同志作了个别动员。
鸣放开始，士兵的情绪相当高涨，有的发言达两个多小时。
军士教导营的士兵争着发言，休息时，严占朋对小组长说：“让我讲吧，意见都憋到嗓子眼来了。”
开始鸣放，领导上原来打算以两条道路的问题为主。
10月17日，接到沈阳炮政转来总政的指示，要大鸣大放，所有问题一齐放。
党委立即把这一指示传达到各支队、分队。
实际证明，这种作法是对的。
5659支队领导上原来想以鸣放第一单元的问题为主，但是行不通，士兵们鸣放起来以后，根本没有什么范围，有什么意见一齐往外倒，官兵关系、服役问题都谈出来了。

士兵鸣放的劲头比较大，有些干部沉不住气了。
个别干部怕反面意见多了，将来辩不起来，不好收场，不好管理。
党委领导认为，要消除一切障碍，放彻底。
部队的副政委轮流到各支队给干部讲了四条：（1）大辩论是全国性的，农民群众都能搞好，我们还怕军队搞不好吗？
（2）有党委、支部的核心领导，可以辩得起来；
（3）有了试点经验；
（4）有广大积极分子、骨干分子。
经过这一解释，干部打消了怕乱的顾虑，没有发生压制鸣放的现象，鸣放继续走向高潮。

根据领导上指示坚决放的精神，各单位检查到有的士兵还有顾虑，鸣放不彻底。
例如5643支队六连根据摸底情况进行检查，尚有20％的人没有完全放出来。
为此，各支队、分队又继续作了动员工作，通过黑板报、广播、点名讲评等方式，鼓励大家大胆鸣放。

大鸣大放热烈开展起来，党委又临时决定，把原来鸣放时间增加一至三天。
这样各单位真正作到消除顾虑，畅所欲言。
据检查鸣放情况，5659支队参加鸣放的达到100％，5642支队鸣放出二千八百多条意见。
党委认为鸣放可告一段落。
各支队于10月22日前后结束鸣放。

逐个问题辩深辩透

鸣放结束，有的干部急于转入辩论，以便压倒反面意见。
坚持正面意见的同志，也急于出来驳斥反面意见。
党委认为辩论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关键，要拿出一定时间作好准备，不能仓促应战。
必须作好问题排队，训练好骨干，再作一次辩论动员。
规定用一天半时间做好这些工作。
各支队、分队把问题排好队以后，公布了出去，士兵们都争着看，把问题记下来，进行思考，准备辩论。
同时，领导上根据摸底和鸣放中的表现，选择了辩论骨干，并作短时间的训练，让他们先走一步，把自己鸣放出的问题辩论一下，锻炼辩论能力；
并把分队、小组辩论的重点问题告诉他们，作好准备。

各分队于10月24日前后转入大辩论。
辩论开始，党委检查了5643支队的辩论情况，听了支队的汇报，发现有急躁压服现象。
支队修理所有个士兵叫曾兆友，坚持说他们村由单干一下子进到高级社是冒进了，辩来辩去不认错，小组长汇报给指导员，指导员脑子一热，发动群众批评了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
这一整不但没有整好，第二天他就借口有病不参加辩论了。
三连二组有个战士叫刘树福，坚持说合作化冒进了，快下班的时候，小组长叫他认错，不认错就不散会，不散会就不能吃饭。
当天晚上，支队召开了连长、指导员会议，指出这是一种偏向，影响辩论，影响深透。
会上同时研究了克服办法。
辩论中还发现有问题过关而思想没有过关的现象。
例如5643支队四连二组辩论合作化问题，有的士兵说：“我的问题也认识到了。”
有的说：“就算我投降吧。”
怎么认识的？
为什么投降？
说不清楚。
5641支队指挥连有的士兵不经过争论，就收回自己的意见，说：“辩论到最后，说合作化不自由的也得说自由，不如开始就承认自由，还节省时间。”
各分队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又作了动员，说明要弄通道理，解决思想问题，才算真进步；
表面收回意见，心里还是想不通，这是假进步。
以后继续辩论，就深刻多了。

辩论中有的单位在时间上打圈子，怕别的单位辩完了，自己辩不完，有草率收兵的现象。
部队党委研究后，又决定延长两天时间。

党委的原则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辩，辩透一个再辩下一个。
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才算透。

0949部队炮兵在野营期间，认真操作加紧练习。

本报讯 总政治部出版的八一杂志最近以“公平不公平”为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
讨论围绕着八一杂志一一六期发表的未署名的某“少校政委”来信“公平不公平”一文进行。
至10月下旬出版的一二五期止，已陆续发表了二十五篇文章。

“公平不公平”的来信首先提出了谁解放谁的问题。
“少校政委”认为，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农民取得的，但胜利以后，“农民的功绩一步一步地被忽视”。
其次，“少校政委”提出工农生活差别问题。
他说，现在，工人生活已经大有提高，而农民还很苦。
农民所以苦，是因为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统购统销有问题。
他说，根据江苏省的情况，是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给消费者，农民收益寥寥，都被中间过程给赚去了。
同时，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差价也不合理。
因此，应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关于统购统销问题，他说，主要是统的太死，不公平。
在统购方面是粮价太低，有购无销；
在统销方面是城市和农村供应不一样。
“少校政委”最后说，进城以后，农民被忘了。

在以后陆续刊登的二十五篇文章中，大多数是驳斥“少校政委”的论点的。

农民生活究竟怎样？

农民生活是不是很苦？
是不是没有提高？
驳斥“少校政委”的文章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律吕同志引证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说：“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136％。
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也随着增长了。
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两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
“经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20％到30％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
有60％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
有10％到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
李述经同志则列举了“少校政委”的家乡——山东省的例子说明，农民生活还在不断地提高中。
据山东省对一万多户的调查统计，1956年比1955年，增加收入的占69.9％；
不增不减的占10.5％；
减少收入的占19.9％，其中多数是原来的富裕农民和缺乏劳动力的农户。
至于和解放以前比，更是天壤之别。

许多文章都叙述了作者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解放前，糠菜半年粮是普遍现象，现在连灾区都有粮食吃；
解放前，穿的是“披一块，掉一块”、“补丁上面加补丁”，现在穿的是大红大绿、青是青、蓝是蓝，整整齐齐；
解放前住的是破茅屋，现在改成了新瓦房……。
由此可见，解放以来特别是合作化以来，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少数农民生活上还有困难，那要逐步改善。
笼统喊农民生活苦，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那么，农民生活是不是与工人相差很大呢？
曲光同志提供了一份对比性的调查材料；
贵阳市郊的朝阳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的总收入是五十一万四千余元，除去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农业税、公积金等项十二万二千余元，社员实际收入是三十九万余元，按全社人员三千四百余名分配，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一百一十五元二角九分，每月九元六角。
贵州军区建筑工程队的建筑工人共一百六十九人（包括技工和普通工），连同家属在内共四百六十五人，每月共支出工资七千二百三十余元，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为十五元五角六分。
以十五元五角六分与九元六角相比，工人比市郊农民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
如果与一般乡村农民比，大约高出二分之一。

这个比例算不算很悬殊？
笃希同志指出，从货币看来，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似乎差别很大，但是从实际生活情况来看，并不相差多少。
以湖南攸县大兴社社员李裕芳的生活为例，他全家六口人，1955年全年的生活支出共三百零二元，除了穿和用还是过的贫农生活外，其他方面都比较富裕。
可是，如果把他所消费的东西折合成城市的价格的话，首先，有些在农村不要花钱的东西，在城市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按六口之家的需要，房租水电，在北京一年最少支出七十二元，而在上海一年最少支出一百二十元；
蔬菜，在北京每人每天以五分钱计算，全家一年就要一百零八元，在上海每人每天以三分五计算，全家一年也要七十五元；
煤球，在北京一年起码要支出四十三元，上海则要一百零二元。
其次，有些东西在农村比较便宜，城市则比较贵：大米，李裕芳家全年食用二千三百斤，每斤七分六，合价一百七十五元，在上海每斤一角二，合二百七十六元，北京每斤一角四分八，合三百四十元；
地瓜，全年食用八百斤，每斤一分三，合价十元，在上海、北京每斤四分，合三十二元；
猪肉，全年食用四十斤，每斤四角六，合十八元，北京每斤七角七，上海每斤七角八，合价都在三十元以上。
笃希同志算了一笔细账，结果，按照李裕芳在农村一年花费三百零二元的生活水平，在北京要七百二十八元，在上海则要七百四十三元。

言木同志进一步说明：第一，工农间的生活目前虽然还有些差别，但这个差别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着的；
第二，这个差别不能说是悬殊，虽然从货币上来比，两者相差一倍多，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差不到一倍的，因为农民自给性的消费约占其全部消费额的60％，而工人的消费则几乎全部是商品性的消费，因而就要多花许多钱；
第三，这种差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以来，总的趋势是逐渐缩小的，拿职工和农民的消费额相比，1936年是二点一二比一，1952年是二点零九七比一，1955年是二点零八六比一，1956年是二点二一七比一，这里，比起抗战前来，总的趋势是在缩小的，1956年所以又大了些，是因为工人平均提高了工资13％左右，而农业却在1956年遇到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灾情，没有达到预期产量的缘故。

农产品价格是否太低了？

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否合理？
署名“庸”的一篇文章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首先是根据商品价值来确定的，它不仅保证了农民的净收入足以维持其必要的生活水平，而且保证了合作社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就拿江苏省为例，在省商业厅里，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都有各种各样的核算表。
比如棉花的收购价格，在核算中就包括了生产成本（肥料、种子）、农业税、合作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必需劳动日的报酬（每个劳动日以一元九角计算）等。
除了根据商品价值以外，国家还考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需要，历史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稳定。
所以说，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它保证了农产品的增产和市场需要，同时也保证了农民收入的逐步增加。

更重要的事实是：解放以来，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逐步提高的。
还是拿“少校政委”所说的江苏省来看，全省今年提高了十四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生猪、蚕茧、茶叶、油菜子、苎麻等），而销售价格有的则没有提高，或者提高的幅度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说，1955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比1950年提高了10％左右，而工业品的价格则基本上没有变化。
仅以1955年一年计算，农民即因此增加二十亿元的收入。
这能说是“农民收益寥寥”吗？

说到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庸同志继续分析道：这种剪刀差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但是，它的性质已经不是旧社会那种城市剥削农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资金积累。
并且，解放以后，我们国家正在采用稳定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来逐步缩小这种剪刀差。
如果与1950年相比，1955年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已经缩小了17.25％。
根据江苏省的资料，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如果以1950年为一百，则1956年工业品价格为一百零二，农产品价格为一百一十六，也就是说，差额缩小了14％。

能不能像“少校政委”所要求的，再大大地提高农产品价格，一下子消灭这个剪刀差呢？
显然是不能的。
如果这样做，一方面，由于农民购买力大大提高，消费品的供应赶不上，就会造成市场紧张，物价上涨，农民反而得不到好处；
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不得不减少重工业投资，以致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农民生活的真正的提高，绝不是一下子消灭剪刀差可以做到的。

统购统销统糟了吗？

毛英同志首先驳斥了所谓“有购无销”和“统的太死”的问题。
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是不断增加的，而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却在减少，供应农民的粮食却在增加。
1954年，国家向农民征购粮食九百三十二亿斤，供应农民粮食三百六十七亿斤；
1955年征购八百七十六亿斤，供应三百八十九亿斤；
1956年征购七百五十七亿斤，供应四百三十二亿斤。
可见，事实并不是有购无销或者统得太死，而是有购有销。

那么，统购粮食的价格是否太低了呢？
庸同志举了无锡稻谷的例子：1956年每百斤收购价格八元五角九分，加上加工费三角，成本共八元八角九分；
每百斤稻谷出米七十三斤，每斤售价一角三分四厘，共九元七角八分，另副产品（碎米、皮糠、大糠）售二角九分，合起来售价是十元零七分；
收购价与售价相抵，差一元四角八分。
看起来，好像是大了些，但在这一元四角八分中，包括4％（四角）的流通税和7.8％（七角八分）的流通费（运输费、保管费、商品损耗费、包装费等十四项开支）。
所以说，粮食的购销是没有赚钱的，只要不赔钱就是万幸了。
如果要提高粮食收购价的话，就必须跟着提高粮食销售价。
这样做，只会增加人民负担，也并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

至于城乡供应数量不一样的问题，黄乃宇同志反驳说，工人的劳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是非常紧张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规格又要求得那样严格，供应数量少了是会影响他们所担负的繁重任务的。
农民虽然也很辛苦，但总不是一年到头都那样紧张、要求那样严格。
同时，农民粮食少一点，还可以找一些菜蔬杂粮来补充，油少一点也还可以在自己的副业中种些花生、菜子等东西来补贴；
而工人在城市里却是办不到的。
所以，在供应上有些差别也是合理的，绝不是什么“不公平”。

党是否不关心农民？

“少校政委”认为党把农民忘了，这根本不是事实。
毛英同志说，党和国家一天也不曾忽视过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工农联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以上，离开了同农民的联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
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在税收政策、粮食政策、物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我们都注意了继续加强这种联系。”
就拿今年的例子说吧，从1月3日起，人民日报发表了“抓紧农田基本建设”的社论，接着就号召全国各地“订好今年的农业计划”，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如何多方面支持农民开展大生产，如何力争今年的农业大丰收，如何加紧兴修农田水利，如何注意饲养和使用小牲畜等一连串的社论。
与此同时许多中央首长深入到农村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月份，召开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2月28日，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
……9月份，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三个指示。
最近，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农业问题，重新修正了农业发展纲要。
……这些事实，“少校政委”难道都不知道吗？

律吕同志进一步从经济利益上列举数字说明了党对农民的关心。
1956年全国农业税收入为二十九亿多元，而有关农业方面的支出就达二十二亿多元。
根据1957年的预算，国家关于农林建设的支出（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林业支出等）达二十亿多元；
农业贷款将达三十九亿元。

玉田同志还列举灾区的情况说明了党对农民的关心。
他说，今年江苏省淮阴专区遭受了几十年未有的灾害。
但是，在政府规划的生产自救和救济补助下，保证了每人一天有一斤粮食吃。
在这个期间，政府从东北、四川等地运来大批粮食，这些粮连运费加成本达四角八分一斤，但政府还是按一角左右的价钱卖给农民。
去年冬天碰上大雪，专区又发动全体干部和党团员到各家查灾。
他们背着粮、扛着柴、带着救济款访问灾户，给灾户解决困难。
当时灾区人民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人说包公好，包公放粮不放草；
共产党千里遥遥，运粮又送草。”
这就是对“少校政委”很好的回答！

此外，关于“谁解放谁”的问题，崔俊洲同志的文章专门阐述了这个论点。
他说，诚然，没有农民阶级这一主力军的参加，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
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
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并且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因此，对于工人和农民对革命的贡献不能机械地比较，更不能笼统地提出什么“谁解放谁”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当然也是工农联盟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还要依靠工农联盟。
把工人和农民对立起来，进行不正确的评比，无疑是会损害工农的团结的。

至于农民的阶级特性的弱点，如落后保守、自私狭隘、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由于农民的落后的经济形式所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决不是什么故意把农民说得不像样。
这里只是说明，由于农民的这些缺陷，没有工人阶级领导，是不可能自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崔俊洲同志说，“少校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表露了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怀疑。
这是非常错误的。

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根”究竟在那里？
刘正武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少校政委”向往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少校政委”所说的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种捏造充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他所以攻击统购统销政策，以及他所设计的“价格政策”，实质上是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让少数富农发财，让多数农民重新受剥削。
黄乃宇同志还指出：“少校政委”不仅仅是攻击了党的农村政策，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复辟；
而且在明目张胆地离间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
因此，“少校政委”的“公平不公平”一文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

在已发表的二十五篇文章中，也有少数文章是对“少校政委”的意见完全支持或部分同意的，不过没有更多的新的论点。
为了彻底驳倒“少校政委”及其支持者，八一杂志一二五期发表了编辑部的讨论情况简述，指出这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思想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首先应该坚决同“少校政委”等展开农村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辨明大是大非。

目前，这一讨论还在继续深入中。

作者：王基宁

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以来，0145部队一支队八连官兵都能打破顾虑，大胆鸣放，积极辩论。
有些同志把自己的意见和认识写在墙报上。
这是该连同志们在看墙报。

该连的官兵们，在辩论中访问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这是社员张和生（贫农）在他特地为该连官兵举办的“家庭展览会”上，介绍他一家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情况。

王基宁摄

作者：吕兴臣

还是在当战士的时候，听指导员上课，一提到集体农庄，我就觉得自己的家乡靠山傍海，穷乡僻壤，怎“集”得成农庄呢？！

到后来，轮到我给战士们上课了，关于集体农庄，道理虽讲得清，可就是没亲眼见过，因而还是说得不生动。
那回，我探望了一次离别十年的故乡，却亲眼看到了自己的“集体农庄”。

陌生的家乡

一下汽车，要不是车站上写着“山东省海阳县留格庄……”的字样，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已站在生长我的土地上，一片料想不到的农村景象，使我惊楞在丁字街头。
回头北望，照像馆、邮局、银行……，大字招牌挂得正正齐齐。
再看街西、街东日用品合作社、理发馆、大众饭店、鞋厂、缝纫厂一应俱全。
全新的红瓦房连成一片。
我看家心切一时顾不得详细参观，只是提着东西走着、想着。
……

半分菜园

从前，我们庄里有菜园的人家占不到四分之一。
有的连起锅葱花都没有。
这次，我在家的十天中，所去的每一家，都有大葱、白菜、菠菜等。
我有点奇怪，晚上就问祖母。
她告诉我说：“自从成立高级社以后，全庄不论男女老少每人都分半分菜园，吃什么就种什么，卖也行。”
我听了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更让我高兴的是，以往，大米对于穷人是多么的稀罕，但这回我一回家，祖母便用香喷喷的大米饭招待我，她还高兴地告诉我，她一个人分了四十多斤大米。

我的五奶奶

点灯以后，想去看看本家的五奶奶，但不知她住在哪儿。
解放前，她是全庄最穷的人家之一，三九隆冬，大雪堵住门子，还得拉着三个孩子出村要饭。
我叫弟弟把我领去。
在一处两间草房里面，见到了我的五奶奶，一时我倒认不出她来，她真不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穿上了新衣，那样子倒比我离家的那一年更年轻些。
我五爷爷一见到我便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问道：“外面也有社吗？”
“有啊！
全国都一样。”
我贴着他的耳朵大声说。
“真好，毛主席真好。”
他在自语着。
我也接着说：“以后还要好哩！”
临走时，五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孙啊，不到北屋看看啦？”
“北屋？！”
我奇怪的问。
“啊，你两个叔叔和婶子住在那边。”
接着，她又拖着音调说：“我也抱上孙女啦！”
说完了，她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那北屋是四间房，一个大院。
哦，原来这正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
过去这儿是地主的闲房，现在却被收拾的格外干净。
到屋里一看，有座钟、挂镜；
桌子上还摆满了瓷器。
二叔正在逗着孩子玩呢。
那晚，我和他们整整谈到半夜。

两瓶配尼西林

没回家以前，我就打算好了，孩子多病，乡村医药条件差，就预先买了两瓶配尼西林。
到家第四天，果不出所料，大孩子上吐下泻，带的药没人注射又用不上，真把我急坏了。
站在旁边的祖母对我说：“去请先生吧。”
“有吗？”
我问。
“有呢，在东庙上。”
我随即拔腿就跑。
到了那里一看，可真不简单，中、西医都有。
随我来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董医生，他给孩子打了针、服了药，我问他，中医怎也会打针？
他很自然地说：“经验交流嘛，都得懂啊。”
当时，我要把两瓶配尼西林送给他，说什么他也不收，并说，社里啥药都有就是链霉素也不缺，中药就更全了。
第三天，孩子的病全好了。

只差五十华里

我回来并没多久，可是家乡又有了新的变化。
前天，家中来信，又告诉了我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大街上装了四个大喇叭，晚上可以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现在这种广播喇叭几乎村村都有了。
电话也已四通八达。
尤其叫人高兴的是电灯，夏村已经装上了，再有五十华里，电线就可以拉到我的家了。

家乡，在我心里，不再是那个充满地主富农的粮行、钱铺和贫农的破瓢烂碗的家乡，而是一个欢乐的、兴盛的，并有无限美好远景的家乡。

“外面也有社吗？”
“有啊！
全国都一样。”
远明插图

栏目：科学小品

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列宁格勒造船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正忙于为一艘崭新的巨轮作最后的装配和修整。
深广的船坞上，矗立着长一百三十四公尺、宽二十七点六公尺的高大船体，这就是全世界的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列宁号”。

“列宁号”排水量一万六千吨，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破冰船；
它的发动机具有四万四千匹马力，这相当于美国最新的破冰船“冰河号”的两倍。

强大的破冰船，是北极航行和开发北极不可缺少的工具。
因为在北极中央地区的海面上，复盖着大片坚厚的“冰原”，它自古以来阻挡人们进入北极，也封锁着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最捷近的航路。

早在十九世纪，俄罗斯优秀航海家、海军上将马卡洛夫，就曾幻想乘破冰船通过冰原，到达北极中央。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除了飞机和飞艇以外，还没有任何一艘破冰船能实现马卡洛夫的理想。

破冰船是按下列方式工作的：强大的发动机使船体加速冲击浮冰，使倾斜的船首（参看附图）搁上冰层，并利用船只本身的重量压碎浮冰，然后，船体降落水中，再加速前进，再向浮冰冲击……。
显然，破冰船前进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因而它的航速一般每小时只有二至六公里。
但是，破冰船上强大的发动机所消耗的燃料却是数量惊人的。
例如在一万吨的破冰船上，燃料的储备达三千吨左右，但一昼夜的消耗就会超过一百吨。
因此，目前用煤的破冰船只能离港航行二十天，用柴油的也只能航行四十天。

有限的航速和航期，使目前一般的破冰船不可能远离港口航行，也不可能通过北极冰原到达北极中央。
马卡洛夫的理想，只有在苏联的“列宁号”破冰船建成以后才能成为光辉的现实。

原子破冰船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它可以长期远航而不需港口的补给。
像“列宁号”这样的巨轮，它一昼夜所消耗的原子燃料——铀只是以克计算的，因而它只要带不多的原子燃料（例如几公斤或几十公斤），就可以航行四百天之久。
存贮燃料节省下来的吨位，还可以存贮大量的食物和各种物资，或者加强动力装置和船体的坚固性。
这样的破冰船，可以用来大规模研究和开发北极，也可以用来打通北极航路；
它可以长期在北极冰中航行，而绝没有因燃料断绝而被冻结在中途的危险。

为了进行长期的北极航行，“列宁号”将为船员们的劳动和文化休息，创造一切条件。
在舒适的船舱里，有调节空气的装置和照明设备，有使用方便的家具。
在船上还有俱乐部、展览室、图书室、电影放映设备和现代化的医务室等等。
为了在漫长的北极夜或下雪、下雾等恶劣气象条件下开辟航路，船上将装备最新式的航海仪器和自动化的操纵设备。
船上还装有两架直升飞机，以便到冰上进行侦察。

“列宁号”原子破冰船的建成，不仅将为苏联北极探险和北极航行事业揭开新的一页，而且是从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建成以来，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又一巨大成就。

作者：刘钦贤

信封上印着一幅海战的图景，

在我面前呈现出波涛万顷的黑海海洋，

海面上闪出一队雄伟的红色舰艇。

水兵们把脚下的甲板当作祖国的土地，

海风扯起白云掠过他们的头顶，

为了迎接大西洋那边来的风暴，

他们常用海水洗亮自己的眼睛。

清晨，他们站在朝阳初升的紫雾里，

俄罗斯战歌响彻海空；

黄昏，

他们乘着快艇，

和成群的海鸥一道巡行；

夜来了，

耳边不时传来海风的狂啸，

一支胜利的进行曲在演奏给辛苦的水兵。

呵！
我们的兄弟——

英勇的水兵！

你们像一群勇猛的海燕，

你们像暴风雨中的雄鹰，

就在你们那展开的翅翼下，

海面上风平浪静，

海水里包蕴着一个神圣的字眼

——和平。

据新华社13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全国棉产工作会议获悉：今年全国的棉花总产量突破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创造了我国棉花生产的最高年产量纪录。

据这个会议的初步统计，今年全国棉花总产量约达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左右，超额十万担左右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今年产棉三千二百七十万担的指标，比去年增产三百九十万担左右，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55年增产二百四十多万担。
根据调查估算，全国平均每亩棉花产皮棉三十八斤，比五年计划指标高三斤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因此，虽然今年国家调整了粮棉播种计划，全国棉花播种面积比1956年少了七百多万亩，比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少了八百多万亩，但是全国的棉花总产量还是突破了五年计划指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到今年为止，全国棉花年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两倍半以上，比解放前棉花产量最高的1936年增长了将近一倍。

由于棉花产量增长迅速，我国当前按人口平均的棉布消费水平已经比解放前增长一倍左右，我国的纺织工业才摆脱解放前那种依赖进口棉维持生产的惨况，并且有可能在短短的八年期间获得了相当于旧中国纺织工业几十年的发展，使棉纱和棉布的产量分别提高了一倍半以上和三倍半以上。
另外，棉花的质量几年来也显著提高，现在全国棉花良种面积已占棉田90％以上。

广东计划十年内亩产量提高70％

据新华社广州13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近日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一个十年粮食增产计划，要求到1967年，全省平均每亩地年产粮食由现在的五百斤提高到八百五十斤，总产量从现在的二百四十五亿斤提高到四百亿斤。
广东省委负责人说：拟订这个巨大计划的根据，是从今后十年生产条件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条件相比较中找到的。

负责人说，首先，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日趋巩固。
现在合作社经过两年的考验，大部分社的生产关系日益完善，特别是通过这次大鸣大放大争，合作社将大大巩固起来。
其次，水利设施有了基础，生产已较稳定。
第三，今后将更多地积肥。
今后养猪事业要大力发展，要求到1962年全省平均每户养猪两头，共养一千五百万头。
这就可以解决三千万亩田的肥料问题。
另外，化学肥料的供应量今后将会逐渐增加。
今后技术改革仍将大力进行。
这位负责人说：如果能够使现在每亩粮食产量在八百斤以上的提高到一千到一千一百斤，五百到八百斤的提高到八百到一千斤，五百斤以下的争取80％以上提高到八百斤，这样，全省耕地每亩平均年产量要在1967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增产指标，就肯定可以实现了。

湖南计划十年内粮食产量增加一倍

据新华社讯 中共湖南省委从10月28日到11月6日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这个草案中提出，明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亿斤；
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三百五十九亿斤，每亩平均产粮七百零五斤；
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四百五十四亿斤，每亩平均产粮八百九十斤。
即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加一倍。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如能努力搞好兴修水利和积肥这两大农业增产措施，这个规划是可以完成的。
会议在讨论如何完满地实现这个规划的问题时，大家指出要在短短的十年内把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提高到八百九十斤，主要决定在今后五年的工作，其中尤其要搞好明年的生产。
大家要求会议闭幕后就立即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冬季生产高潮。

据新华社莫斯科13日电 苏联生理科学副博士伊萨科夫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苏联一些科学家可能将在月亮上举行庆祝会，像今年一些苏联科学家在第六大洲（南极）上庆祝四十周年一样。
人造卫星的发射，特别是带有动物的第二个卫星的发射，标志着科学史上、人类征服宇宙空间史上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他相信在最近五年到十年，人就可以进入宇宙空间，而在太阳系其他行星上着陆也可能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天津13日电 天津市将有五万名干部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参加劳动，这个数字占全市干部总数的将近一半；
第一批到农村去的一万人将在月内出发。
这是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在12日举行的“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广播动员大会”上宣布的。

现在全市干部已掀起参加农业生产的热潮。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市人民委员会、市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以及一些企业部门已经有80％到100％的干部报名，不少干部连续写了五六次决心书。

据新华社13日讯 安曼消息：由于约旦各地人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约旦当局断绝了国内东西两地区之间的交通，并且紧急调动贝都印族的武装部队来镇压游行示威的人民。
由于害怕人民的愤怒，约旦王室的大多数成员都离开了约旦，国王侯赛因深居宫中，外交大臣里法伊外出时要乘装甲车，其余的大臣们不敢跨出自己家门一步。

按：这次约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由于约旦统治者阴谋把巴勒斯坦难民迁移到南部的大沙漠所引起的。
而这个阴谋据传是由约旦国王侯赛因同以色列和最近访问约旦的美国农业部长共同商定的。

据新华社13日讯 纽约消息：美国前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将军11月晚承认，苏联的喷气飞机和导弹比美国好。
他在纽约新闻界晚宴上说，美国的海外基地“都在共产党的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射程以内，俄国人一吹起号笛就会使这些基地立即失去作用”。
他说，美国在导弹和火箭方面“落后好几年”，“必须急起直追”。

华盛顿“明星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赞扬苏联新式的图—114式飞机。
报纸写道，当苏联的第二颗卫星仍在震惊着全世界的时候，苏联准备在宇宙飞行方面向美国提出挑战。
苏联新式飞机可以利用一千二百公尺长的起飞道，而美国的大型喷气式飞机需要三千甚至三千多公尺长的起飞道。

这家报纸称赞图—114式飞机的优点。
它指出图—114式飞机能够在欧、亚、非三洲现有的机场上着陆，这给俄国人提供了巨大的优越性，因为美国喷气式飞机要着陆，在许多城市都不得不建造新的飞机场。

这家报纸对美国在喷气交通飞行方面的落后表示遗憾。
它写道，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高速旅客运输机，而俄国人却有。

栏目：资料

地中海东岸的约旦河以西地区，叫作巴勒斯坦，它的中心是耶路撒冷。

很早以前，巴勒斯坦的居民是犹太人。
自公元七十年罗马帝国侵入以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去，流落世界各地，千余年来一直没有国家。
第二次大战前几年，由于希特勒在欧洲排斥犹太人，犹太人才大批地迁回巴勒斯坦。
在犹太人离开的时期内，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的以色列国成立。
1948年5月在帝国主义挑拨下，阿拉伯联盟七国，与以色列发生了战争。
在战争期间，以色列由于得到了帝国主义支持，占领了大片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因此大批阿拉伯人被迫逃出自己的家乡，流亡到阿拉伯各国。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形成。

据1954年估计，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总数约近一百万人，其中逃亡约旦的难民最多，约有四十七万四千人。
这些难民由于损失了自己的财产，没有职业，找不到房屋，到处流浪，生活非常困苦。

对于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联合国早经作出决议：要他们重返家园并取得以色列的赔偿。
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蓄意利用这个问题，来破坏中近东和平，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个决议始终未能实现。

苏联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得苏军拥有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下面前三张图片是重型火箭炮的巨型火箭弹被安置在发射装置上，正由汽车和链轨输送机载着，驶过红场接受检阅。
最后一张是新式重型坦克。

塔斯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