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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随同毛泽东主席参加这三次拜会的有中国代表团团员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新华社莫斯科4日电

拜会时苏联方面在座的有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

随同前往拜会的有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韩振纪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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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电 毛泽东主席和他率领的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中国代表团，2日从北京乘喷气客机到达莫斯科。

到机场上欢迎的有苏联党、政府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负责人：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柯西金。

先期到达莫斯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也到机场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苏联各部部长们、将军们、元帅们和各国驻苏联外交使节，以及我驻苏使馆全体官员、留学生代表百余人，莫斯科各界代表五百多人。

毛泽东主席由伏罗希洛夫主席陪同检阅了仪仗队以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讲话全文如下：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
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先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都邀请我再一次访问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最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
对于所有这些友好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和战争的矛头指向阿拉伯民族，指向独立的叙利亚。
这种侵略企图有导向世界战争的危险。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对侵略者的严正警告。
全世界人民都应当警觉起来，为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
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同志们，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光荣归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光荣归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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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光是卫星上的实验设备就有五百零八点三公斤重，这并不包含最后一级火箭本身结构的重量，所以如果发射火箭是一个三级火箭，它的起飞重量一定接近卫星所带实验设备重量的两千倍，即一千吨；
而一级火箭的推力可能是一千五百吨。
照这样估计，如果把这个三级火箭改装，把五百多公斤重的实验设备换成第四级的火箭，在第四级火箭里带上约二十公斤重的测视设备，这样就成为一个四级火箭，就可以把第四级火箭连测视设备一齐送到月球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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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夜，政协礼堂所有的大厅灯火辉煌，总政治部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联欢晚会开始了。
甘泗淇副主任微笑着欢迎苏联朋友走进会议大厅。
在热烈的掌声中，报幕的人热情地向到会的全体同志敬祝中苏两国伟大的人民及其军队之间的友谊万岁！

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由苏联妇女数十人组成的业余合唱队表演。
在总参军乐团管弦乐队的伴奏之下，她们那么挚情、热烈的歌唱了“祖国进行曲”和“莫斯科——北京”等歌曲，还独唱了乌克兰民歌等。
总政歌舞团等演出了精采的歌舞、京剧之后，人们涌向大厅两侧。
在那里，丰富多采的各种游艺等待着大家。
夜深了，一簇簇的中苏两国同志还侃侃而谈，友谊的话说不完也道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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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日讯 今晚，国防部直属机关的军官同在北京的苏联朋友共同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主席台正中挂着列宁同志的画像，像下用鲜花堆成“40”的字样。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叶剑英元帅、黄克诚大将、粟裕大将、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肖劲光海军大将、王树声大将、肖华上将、刘亚楼空军上将、洪学智上将、肖克上将等和苏联友人。

大会在苏中两国国歌声中开幕，苏联代表讲话之后，叶剑英元帅致词。
他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苏联军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开始，就是以苏联红军为榜样。
我军同苏军一样，有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坚强的政治工作，苏联军队在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表现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行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学习的模范，中苏两国军队并肩保卫着远东和世界和平，维护我们两国的安全。

叶剑英元帅说，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指示，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技术上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加快了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的进步是不会这样快的。
当我们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衷心地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真诚无私的援助。

叶剑英元帅说，我军全体官兵，必须继续坚持向苏联军队学习，继续加强和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的友谊。
有了这种钢铁般的团结和亲密友谊，我们就不怕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社会主义胜利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叶元帅致词之后，二十余名苏联少先队员向大会致了颂词。

会后，总政歌舞团演出了苏联歌舞和俄罗斯古典歌曲。
京剧院四团演出了京剧。

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热烈友谊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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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矗立在锦州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在辽沈战役九周年纪念日——11月2日举行揭幕典礼。
参加典礼的有国防部代表邓华上将、内务部代表部长助理李芳远、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铮、沈阳部队代表杜平中将、辽宁省副省长张雪轩和东北三省及锦州市各界代表五千多人。
应邀参加典礼的还有志愿军、广州部队的代表和在辽沈战役中光荣牺牲的爆破英雄梁士英烈士的母亲和朱瑞将军的夫人。

纪念塔高十四公尺，塔顶上站着一个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战士铜像。
塔的正面有朱德副主席题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十二个金字，塔的两个侧面是锦州攻坚战和辽西追击战的两幅石刻浮雕。

辽沈战役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闻名中外的大战役。
纪念塔背面的纪念碑文中写道：“辽沈战役是解放东北的最后一战，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这次战役开始于1948年9月12日，共历时五十二天，对被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地区的敌军展开了全面进攻，共歼灭蒋军精锐四十七万多人。

邓华上将和张雪轩副省长为纪念塔揭幕后，各界代表敬献花圈并讲了话。
礼成后，全体代表绕塔一周，敬致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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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讯

公报说：

根据国际地球物理年大气高层科学研究及宇宙空间物理过程和生活条件研究计划，11月3日苏联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

苏联制造的第二颗人造卫星构成运载火箭的最后一级，它内部有装科学仪器的容器。

第二颗人造卫星上载有：研究太阳在短波紫外线和X射线光谱段的辐射的仪器；
研究宇宙线的仪器；
研究温度和压力的仪器；
装有试验动物（狗）、空气调节装置、食物储备和研究在宇宙空间条件下的生命活动的各种仪器的密闭容器；
用来向地球发送科学测量材料的测量仪器；
频率分别为四○·○○二和二○·○○五兆赫（波长分别约为七·五和十五公尺）的两台无线电发报机和必要的电源设备。

上述仪器、试验动物和电源设备的总重量为五○八·三公斤。

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发射了带有各种科学仪器和试验动物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他们正在以发射卫星来扩大着对宇宙空间和大气高层的研究。
宇宙中发生的尚未了解的自然现象过程现在将比较容易为人类所理解了。

制造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各科学研究所、设计机构、试验者和工厂的人们用卫星的发射来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据新华社4日讯

第二个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周所需时间为一零三点七分钟，比第一个卫星开始时的运行周期多七分半钟。

尽管科学仪器和测量仪器的重量增加到半吨以上，第二个卫星在进入轨道时仍然获得了很高的速度，这样就能增加它的存在时间。
由于初速度的增加，第二个卫星沿着更高的轨道运行，离地面的最远距离约为一千七百公里，也就是说，比第一个卫星的轨道高八百公里。

地上的无线电遥测仪器正在接收和记录卫星上所进行的科学观测的资料。

根据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计划，在第二个人造卫星上特别要研究由于星际飞行而产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医学生物学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卫星的特制的密闭容器内装了一个生物——埃斯基摩犬。
通过特别的仪器就可以把这只狗的基本生理机能的资料记录下来。
遥测资料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飞行初期狗很安静，它的整个情况也是良好的。
对于狗的生理状态正在继续观察中。
地上的科学站也正在记录研究宇宙线和太阳在短波、紫外线和X射线光谱段辐射的仪器的资料。
科学观测的资料正在积累和研究中。

卫星的无线电站工作正常，参加观测的所有无线电技术设备和无线电爱好者都能收到这个无线电站的二十兆赫和四十兆赫频率的信号。

到11月4日晨莫斯科时间六点正为止，第二个卫星绕地球整整转了十三圈。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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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让位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
人类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苏联第一次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社会制度。
苏维埃政权，是有史以来最进步最民主的政权。
苏联的全体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国内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成为公有制，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
苏联在国内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和睦友爱的大家庭，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本着国际主义和平等互助的精神，建立了兄弟般的亲密团结，并且坚持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已经在苏联充分表现出来，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发展中又继续得到了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在十月革命的烈火中，苏联人民在赤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
这支军队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武装工人农民和彻底瓦解旧军队的革命方法建立起来的。
建立这支军队，是保卫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所绝对必需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经说过：“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社会阶级，若不完全瓦解旧军队，若不经历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也曾经历过这样最痛苦的时期），若不逐渐在艰苦国内战争中，创造出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那它始终也不能达到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历史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伟大十月革命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
苏联人民，正是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适时地创建了这样一支新型的军队，即工农红军，才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胜利地走过了四十年光荣的道路。
英勇的强大的苏联军队，战胜了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又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法西斯侵略军，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并且把人类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来。
苏联军队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坚强的支柱，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忠实朋友。

苏联军队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和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是劳动人民的军队，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军队。
它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有着根本的区别。
列宁曾经生动地引述过一个老太婆的话：“旧军队的兵士是保护地主资本家的，革命兵士却保护穷人。”
“现在用不着害怕带枪的人了。”
列宁认为这是对红军高贵的奖誉。
苏联军队之所以强有力正是由于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了这样亲密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军队不再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是人民保卫革命成果的有力武器。
人民也就成为革命军队力量的源泉。
苏联各族人民在严重的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都以忘我的劳动，以巨大的生产成就，以最新的科学技术，热烈支援自己的军队。
因而苏联军队，就得以在战争中战胜一切敌人，不断地加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武装。

苏联共产党对苏军的坚强领导，是苏军获得巨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为苏军制定了建军原则和各项根本制度，巩固了军队内部的坚强团结，和各族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苏军。
苏军中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全体军人，胜利执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苏军在党的教导下，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奋斗不懈，并且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获得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爱好和平人民的衷心爱戴。

苏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军事领域内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苏军在粉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的丰功伟绩中，取得了现代战争的丰富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军事技术科学上，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更显示了苏军技术科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这就大大增强了苏军威力，使它成为保卫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

十月革命诞生的苏维埃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榜样，十月革命诞生的苏联军队也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榜样。
向苏联学习，向苏联军队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以来坚定不移的方针。
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创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的时候，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和运用了苏联红军的许多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号召我们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号召，在全军掀起了向苏军学习的热潮，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今后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
我们也应当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学习。
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学习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学习方法，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应该用我们学习的成绩，来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十月革命的光辉，鼓舞着全世界人民满怀信心地向未来迈进。
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人民、苏联军队一样，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
我们的共同事业，人类的正义事业，必将获得胜利。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军队永远地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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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4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秘书长钱俊瑞4日致电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和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祝贺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第二颗人造卫星成功的发射，给我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兴奋和喜悦，更加激发了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诗人臧克家在今天写的一首赞歌里传达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

“……起飞的时间选择得多么好，

十月革命的佳节就要来到，

你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传遍全宇宙，

在天空里俯看着欢腾的人潮……”
4日十八点六分（北京时间），第二颗人造卫星飞过世界高城拉萨。
拉萨地球物理观象台和西藏气象处的人员，从仪器里看到了它。
今天，北京、南京、上海、沈阳、重庆等地都收到了第二颗人造卫星发出的无线电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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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4日讯 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起了一片欢呼声。

波兰中央广播电台3日把这个喜讯作为临时增加节目向全波兰广播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地都在谈论着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消息。
科学界的反应特别热烈。

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3日发行了号外。
号外的通栏标题是“社会主义科学的新的巨大胜利”。
这个喜讯不久就成为全国人民充满喜悦的谈话主题。

匈牙利布达佩斯广播电台3日多次广播了这个好消息。
它在全国居民中掀起了谈论苏联科学光辉成就的热潮。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晚报“消息报”3日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塔斯社的公报。
晚报出版后，立刻被争购一空。
人们到处谈论这个好消息。

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好消息。
他们认为，苏联的这一辉煌胜利，对世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最卓越的贡献，是苏联科学家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最出色的献礼。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社论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热烈地祝贺苏联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怀着战斗友谊的心情热烈地祝贺苏联军队在战胜外国侵略者、捍卫祖国安全的斗争中的光辉功勋。
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军队从它的前身工农赤卫队起，就以卓越的战功证明自己是无愧于十月革命成果的忠实捍卫者这一光荣称号的。
与此同时，苏联军队还在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树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军队的楷模。
因此，我们纪念十月革命的实际行动之一，就是更加努力、更加认真地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以加速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而胜利地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应该肯定，我军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以苏联军队为学习榜样的。
全国解放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更及时地强调提出一定要把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
几年来，由于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所以在训练和建设中少走了许多弯路，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尤其是经过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把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和我军的优良传统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现在，我军已由低级阶段开始跨上一个新的高级的阶段。
而我军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这个大转变，与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分不开的，与伟大苏联的无私援助也是分不开的。

我们之所以要一再强调向苏联军队学习这个方针，是因为苏联军队和我军同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工农劳动人民的军队，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其总的奋斗目标也是相同的。
苏联军队建设的许多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是既适合于苏联军队本身，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同时，还因为苏联军队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其现代化作战的经验也是极其丰富的。

由于苏联共产党的关怀和教育，苏联军队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是处于很高的水平的。
这表现在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且保持着严明的自觉的组织纪律性。
我军所一贯实行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制度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原则，在一开始也是根据苏军经验学习得来的。
苏联共产党在战后仍不遗余力地为改善苏联陆海军中的政治工作而斗争。
最近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的决议，对于加强党在苏军中的领导和监督作用，维护列宁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党的原则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学习苏军政治和思想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外，还应该着重学习他们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训练和建设军队的先进经验。
大家知道，未来战争不论是作战样式还是战斗方法，都会大大不同于以往的战争。
苏联军队为了履行祖国所给予的神圣任务，已经按照军事科学所提示的正确方向对自己实行了根本的改进。
这就是说，他们不仅以战斗性能更优越的最新武器（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原子武器、热核子武器以及远射程火箭等）装备了自己，而且也正在按照未来战争的新条件进行着军队的建设与训练。
他们的战斗威力已经远远超过伟大卫国战争末期的水平。
我们要使自己在未来战争中完全立于必胜之地，就必须认真地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作战的经验，把苏联军队的这些光辉成就也当做是自己的一份宝贵财产。

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经验最重要的手段，仍然是坚决执行现行的条令、教令和教范。
因为现行的条令、教令和教范，既是苏联军队先进经验的结晶，也贯串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经验。
它们是我们进行战斗训练和组织军队生活的基本依据。
目前有些人抓住现行教材中某些与我军不相适应的地方加以扩大，并且提出不以现行条令、教令为基本的教材，这是不妥当的。
还有些人把军队应有的形式和按规章制度办事都看成是形式主义，而主张一概取消或者加以削弱，这也是错误的。
现行条令中某些地方与我军现有情况不完全适应，这只能说我们的条件有些不同或者条件尚未具备，而决不能笼统地说条令就是教条。

正确的对待和学习苏联军队经验的态度与方法应当是：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虚心认真，刻苦用功。
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既是军事科学领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就要求人们必须以科学的、老实的、谦逊的态度去对待它，一切思想懒汉与它无缘；
也要求人们必须以分析、批判的方法去掌握它，即使是对于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也须如此；
还要求人们必须在实践中去创造性地运用它。
如果有人不以坚强的意志下苦功夫去学习，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分析、批判的方法去学习，不以创造性的精神密切结合实际去学习，那末他们就很难把苏军的先进经验学到手，当然也就很难像苏联军队那样攀上军事科学技术的高峰。
我们相信，全军同志只要继续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永远不骄傲自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分析、批判的方法去学习，就一定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使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具有更高的水平。

中、苏两国军队都是社会主义军人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我们两国军队的伟大友谊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鲜红的热血凝结在一起。
我们两国军队亲密团结就会使好战的侵略集团不敢轻举妄动。
让我们两国军队继续携手并肩，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为保卫人类光辉的未来而英勇奋斗！

作者：苏军炮兵上将/苏联英雄尼·赫列勃尼科夫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11月7日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再过三个月，也就是1958年2月23日，苏联军队的诞生也满四十周年了。

1917年11月开始了人类的新时代。
从那时起，无比仇视社会主义革命的帝国主义立即开始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继而无数次地进犯我神圣国土，但终究尝够了铁拳，惨败而归。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十四个国家的干涉军和俄国内部的白卫军联合挑起战争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并被赶了出去。
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也不止一次地企图摸进我边防前哨，结果是毫无所获。
苏联军队英勇地捍卫了祖国的神圣边境。

具有最新式装备的敌人，突然背信弃义地挑起了战火，侵入了苏联。
在1941——45年抗击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和苏联武装力量经受了严重的考验。
苏联人民和苏联军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光荣地承受了考验，消灭了凶恶的敌人，并迫使他们全部无条件投降。

苏联武装力量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把许多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完成了她的光荣任务，赢得了被解放人民的热爱与尊敬。

苏联的炮兵，也和我国武装力量的其他兵种一样，在取得保卫祖国的胜利中有着很大的贡献。
炮兵是苏军的主要火力突击力量，它能在战场上给步兵和坦克顺利地开辟通路，它是苏军防御敌人坦克和飞机的坚固而可靠的屏障。
斯大林同志称苏联炮兵为“战争之神”。

苏联炮兵和苏联军队同是在1918年2月国内战争的火焰中诞生的。
以弗·伊·列宁为首的共产党对建立我们的新型军队，我们的炮兵，对造就无限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的炮兵干部给予最大的关怀。

苏联炮兵继承了俄国炮兵的光荣传统和战斗经验，而俄国炮兵即使在过去也是享有盛名的。
俄罗斯炮兵军官和士兵的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在战场上运用炮兵和进行准确的射击。
在俄国炮兵史上有姆·依·罗蒙诺索夫等著名的俄国学者和克·波·鲍罗丁等出色的炮兵指挥官。

但是炮兵发展的新阶段，最昌盛的阶段，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开始的。
在国内战争开始的几次战役中，炮兵就由于其高度的作战艺术和勇敢而获得普遍的赞誉。
在布琼尼骑兵集团军的光荣远征中，在夏伯阳师、布留赫尔师、萧尔斯师所进行的战斗和战役中，在察里津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中，炮兵都保障了苏军的胜利。
炮兵在克里米亚、皮列可普要塞消灭弗兰格尔军队，夺取尤苏阵地和土耳其壁垒中也屡立战功。
它在斯巴斯克、沃洛恰耶夫卡、沃罗涅日、卡霍夫卡、哈尔科夫和海参崴消灭敌人直到国内战争取得全胜。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苏联的武装力量就有了一切可能获得巨大的发展。
苏联军事科学正确地解决了各兵种的相适应的发展和它们在战场上的协同问题。
炮兵，作为一个能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兵种来说，它的作用是大而显著的。
苏联炮兵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下，以最先进的科学为基础，在短期内发展起来的，并达到了无比的强大。

在卫国战争之前，苏联炮兵就是第一流的炮兵了。
战争初期苏联军队遭受暂时的失利，不得不暂行后退，尽管如此，苏联炮兵还是胜利地同敌人的坦克、航空兵进行了斗争，并用它的火力消耗敌人的生动力量。

在1941年秋莫斯科近郊的交战中，炮兵消灭了一千五百辆德国坦克。
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的交战中，消灭了敌人的一千四百五十辆坦克，二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四千挺机枪。
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击落了一千三百三十七架敌机。
在1943年库尔斯克近郊的会战中，在敌人进攻的头三天内，我们就消灭了一千五百三十九辆法西斯的坦克和自行火炮。
苏联的防坦克炮以其超速弹和空心装药破甲弹击碎了法西斯的“虎式”、“豹式”等坦克和自行火炮的钢甲，而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希特勒党徒们寄予巨大期望的。

苏联炮兵的活动规模极其巨大，在交战的主要方向上构成了极大的炮火密度。

1944年苏军的进攻战役达到了极大的规模，而苏联炮兵成功地保障了各个前线对敌人的歼灭性打击，迫使敌人纷纷逃出苏联的国土。

最后，苏军在1945年的柏林会战中给予了敌人最后一次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敌人投降。
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被彻底地摧毁了。
日本帝国主义也同样遭到了这种命运。
1945年秋，在苏军的打击下摧毁了关东军的强固防线，于是日本也被迫投降了。
苏军炮兵在柏林会战和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作战中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苏军炮兵经过什么样的路程才成长壮大起来，并且达到了如此强大而完美的地步？

它是在数量、质量和编制方面同时发展起来的。

炮兵在质量方面的成长，同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提高齐头并进。
在工业进展的基础上，天才的军械生产干部和设计师们成长了起来。
他们在车间，同工人们一起，制造出了最新式的，射程远威力大、射速快和机动性高的火炮。
军械设计师格拉宾、依万诺夫、彼得罗夫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荣获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军火工业的工作者们，胜利地完成了生产各种新型火炮，包括火箭炮的任务。

尤其是在发展火箭炮兵、导向和非导向火箭与导弹方面，贡献更多。

苏联学者在制造弹道火箭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苏联第一个在世界上解决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解决了一系列更重要的科学问题。

与炮兵在质量上发展的同时，在数量上也得到了发展。
在国内战争开始时，苏军只有数百门火炮，1919年有一千七百门火炮，国内战争结束时约有两千门左右火炮，而到了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火炮。
仅在柏林战役中，苏军就有四万一千门火炮和迫击炮参加。
进攻战役中火炮的密度在每公里正面上，已达到两百门以上（火炮和迫击炮）。
苏联火炮制造工业在卫国战争最后三年里，每年制造出十二万门火炮和十万门迫击炮。

目前在导弹、火箭炮兵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未必需要这样大量的线膛炮兵，但是，这些数字却证明了苏联炮兵内在的巨大威力。

为了适应现代战役的要求，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以及根据数量和质量的发展，炮兵在编制方面也有了发展和变更。
为了在决定性方向上迅速集中大量炮兵，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建立了巨大的炮兵兵团和军团，组成了特种炮兵。
为了灵活地指挥和正确地使用炮兵，不仅仅成立了较小的司令部，而且也成立了庞大的司令部，并给予司令部的训练和技术装备以特别的注意。
但是，由于战役的实施有了新的性质，这些组织形式可以而且也应当根据条件和情况加以变更，这是炮兵的未来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同时，培养无限忠诚于人民、祖国和共产党的高度熟练和称职的干部，也是炮兵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苏联炮兵所以为人们所自豪，也因为它配备有精通炮兵技能，受过理论训练并有着丰富战斗经验和无限忠诚于自己祖国的优秀干部。

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中，苏联炮兵军官和士兵博得了能手、英雄主义和忠实的荣誉。
有一千六百多名军官和士兵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有很多军官和士兵和炮兵部队得到了政府的奖赏。

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不去进一步丰富知识和技能。
苏联炮兵军官和士兵需要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丰富专业和政治知识，继续发展炮兵，掌握最新式的现代炮兵技术装备。

团结在苏联共产党周围的苏联炮兵军官和士兵们，正以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的新成就，来迎接伟大祖国的四十周年。
他们正充满着决心并坚强地站在保卫神圣边疆和国家的利益的战斗岗位上。
他们忠实于国际主义义务，忠实于巩固和平的事业。
因此，他们正在顽强努力，继续不断地提高苏联武装部队的威力。

作者：海军中将刘道生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苏军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良的军队，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和先进，不仅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击败十四个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得到证实，而且从最近试验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发射的成功，更得到世界舆论的公认。
就连许多英美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科学的发展，已跃居世界的前位了。
美帝国主义所炫耀的“威慑力量”已经破产了。

毛主席在几年以前，就号召我们要很好地向苏联学习，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以便把我国的军队（包括陆海空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时间像激流一样过去了好几年，今年正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我国人民，正以热烈兴奋的心情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的时候，检查、回忆、总结我们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成就，学习中的经验和缺点，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军种、兵种、部门和每个军官同志很好进行的。
只有总结以往的经验，才能找出今后更好的学习方法来。

海军建设同空军一样，是在苏联帮助下向苏联海军学习建设起来的。
中国人民海军不向苏联学习，向谁学习呢？
海军几年来建设的成就，可以说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根据海军几年来建设的经验，也就是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凡是认真向苏联学习的单位和个人，严格学习和遵守各种教范、条令，特别是技术操作规章等的单位或个人，他的成绩就好，进步就快，事故也少；
凡是骄傲自大、不虚心、不认真、以自己的蛮干来对待科学技术的某些单位和某些人，成绩就小、进步就慢，甚至发生严重的事故。
我们历次的航行和飞行事故的惨痛教训，都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几年来向苏联海军学习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的海上飞机、潜艇和水面舰艇，能在海上飞行、航行和执行某些战斗任务，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来说，我们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进一步认真地学习苏军先进经验。

依据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学了几年之后，更感到自己很空虚。
因为要作为现代的一个海军战士的话，我们各方面的知识还是极端贫乏，特别是没有海上实际的经验。
苏联的军事科学，包括战略、战役、战术以及科学技术、条令、规章教材等，无论哪一门、哪一种课程都有完整、系统的一套，比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科学来说，是有其无比的优越性。
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其特点有三：

（一）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和实践能打成一片，并从实践中来证实理论、提高理论。
苏军每个军官都具有较高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例如原子武器、导弹、火箭、无线电，先有了理论的依据，而后从实践中发明创造出来；
又如许多战术要素的制订，在和平时期都经过严格的、反复的科学试验和鉴定，然后才能经得起实战的考验，经过实战考验之后，又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
这就是说，理论、实践、理论，再到实践，它是互相转换和紧密结合的。

（二）每一门军事科学或技术科学，都能完整地、系统地总结其历史发展和应用的经验，凡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好东西，都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提高和发展。
例如苏沃洛夫的许多军事原理和马卡洛夫关于海军的一些学说，以及俄国科学家一些发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经验，都能系统的加以总结利用，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和发展。
例如苏军1943、1948、1952年所制订的战斗条令，均是依据经验的积累和历史的发展而写成的。

（三）充分地考虑当前的使用价值，又能照顾将来的发展前途，无论是军事学术或科学技术，他们都强调当前的使用价值，同时又不忽视其发展前途。
这样不仅照顾了今天，而且看到了明天，一切从现实出发又照顾了将来发展的远景。
例如我们所学的教材，半年甚至一月就有删改和添补，军事科学技术上有了新的发明，就能及时的充实或修改教学的内容。

根据上述三点，证实苏联不仅有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作指导，而且特别着重于实践，强调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
因此，我们对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就不能有任何怀疑，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运用理论和原则了。
因此在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同时，应该强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学习我国建军历史和战斗经验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与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相结合。

我们若能领会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又学到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知识，在实践中又能灵活正确地运用，那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了。

我们在学习中已发生了一些偏差。
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和学得不深、不透，或者是一知半解，所以产生了些生搬硬套、不完全切合实际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了。
因此，在学习中应该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它不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看成不变的教条，不分时间、地点和具体对象加以死搬硬套。
但是，我们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在某些方面也往往起着指导作用，经验主义的表现是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陈旧保守、不求进步、不虚心、不认真学习新的事物。
看问题的方法是懂得过去不想将来，对新的科学发展漠不关心，固守老一套作风，有时把自己的经验和作风也一成不变地，不分具体时间、地点、对象和情况死板搬用。
这种经验主义如不克服，他同教条主义一样，也有严重的危害。

毛主席又一次地告诫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我们将怀着严肃而愉快的心情，抱定坚毅顽强的意志来从事军事科学的学习，求得在五至十年内，把我们每个军官变成真正的内行，变成红色的军事专家。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本报讯 苏联报纸连日来先后刊载了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而撰写的文章。
苏联真理报于3日刊载了彭德怀元帅为该报撰写的文章，题目是“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向英勇的苏联军队学习”（见本报本期一版）。
2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刘伯承元帅的文章“苏联军队是世界各国人民军队的榜样”（刊于本报288号一版）的摘要。
苏联红星报于1日刊载了贺龙元帅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伟大的友谊和光辉的榜样”。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后方人民和前线作战的军队一样，对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保证以充分物资供应前线需要。
这是莫斯科省集体农庄庄员把他们用私人积蓄所建造的一队坦克转交给苏联军队。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四月，苏军攻入了德寇的最后巢穴——柏林。
法西斯德寇在柏林进行顽固抵抗，苏军和德寇在柏林每一个街区和大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四月三十日十四时二十五分，苏军战士终于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顶。

栏目：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1942年夏到1943年初，英勇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敌三十三万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卫国战争战局整个扭转。
这是斯大林格勒“红十月”工厂里的激战场面。

作者：马载尧

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伟大开端。
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
它使一切改良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迅速地破灭，使工人阶级的思想革命化。
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

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经过了曲折、困难的路程，与各种错误思想和派别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刚诞生不久的年代里，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不占统治地位。
许多人不承认它，视它为异端邪说，加它以种种罪名。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经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革命大风暴时期的考验以后，在击溃了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派别以后，成长和巩固起来，并且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
（列宁）九十年代以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流派，他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下，贩运资产阶级的货色，从根本上来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企图以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他们主张“阶级合作”，“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毒害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他们力图以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来代替革命的政党，漠视并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他们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提倡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修正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的代办和奴仆。

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法，是打起“反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旗子。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是反对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他们教导工人阶级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完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他从不墨守成规，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
他善于用新的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合于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的新结论，去代替过了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
比如，列宁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单独胜利的结论，以此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发动才能获胜的论断。
显然，如果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难以设想的。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便指导革命的实践，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
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反对的根本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他们企图使马克思主义瘫痪，使群众离开革命，他们不过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掩盖其阶级投降主义而已。

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批评自由”，也是一个极端虚伪的口号。
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思想的自由。
列宁在揭穿“批评自由”这个口号的实质时指出：“‘批评自由’就是社会民主党里让机会主义派享受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自由。”
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已由民族范围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现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也就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
列宁始终一贯地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既反对了公开直接的修正主义流派，如像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法国的米勒兰主义等等，也反对了第二国际对修正主义调和的路线。
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以及后来的孟什维克都在不同程度上贩运了国际修正主义的观点，在俄国进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宣传。
列宁对俄国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的孟什维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03年建立了一个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斯托雷平的反动年代里，修正主义思潮抬头了。
在一部分革命的同路人中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了灰心失望的情绪，他们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面前恐惧动摇，并且适应着资产阶级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实行谴责和批评，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施攻击。
列宁在1908年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又一次揭穿了打着修正主义旗帜的变节分子的面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对于修正主义的胜利，为十月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修正主义溃灭了，修正主义的幽灵还存在着。
近年来，适应着国际反动派反社会主义的要求，修正主义思潮又活跃起来了。
有些人借口照顾“民族特点”和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的根本原则，否认苏联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
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他们企图削弱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作用。
在他们看来，用不着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无产阶级专政，用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认为全世界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
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
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企图“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搞垮和破坏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修正主义的可耻的作用。

正像国际反革命势力妄图利用修正主义思潮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我国的某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把修正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妄想使我国离开十月革命的道路，让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
因此，为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就必须彻底击败修正主义理论。

应当看到，在我国还存在着修正主义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这是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很大，特别是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没有改变，他们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的传播者。
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人和不坚定的分子，他们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观点。
因此，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被打退了，但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当此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保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为争取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作者：马晶

1955年2月，我随舰第一次来旅顺执行临时任务。
第一次来，想到要和苏军老大哥见面，心里是非常兴奋的。
但是不巧，当同志们都在甲板上快活地欣赏这雄伟海港的时候，我却焦急地思考着一个难题：在来的路上已经发生故障的那部雷达，怎样才能把它修好？
按照航行计划，八小时后军舰就要离开这里的。

我赶快跑到甲板上去找助手。
刚踏出水密门，不禁使我吃了一惊：白茫茫的浓雾慢慢地流动着，笼罩了海面。
我更加担心起来，如果不修好雷达，怎么能航行呢？
而航行计划是不能因为天气坏就改变的。
……

“马晶同志，舰长找你！”
更位长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索，很快地意识到舰长找我一定也是为了雷达的事。

舰长室的皮沙发上坐着一位苏军上尉，看来挺和气的。
舰长介绍说：“这是苏军雷达业务长波波可夫同志，是请来专门帮助我们解决雷达问题的。”
这真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

在机器房内，我热情地作着上尉的助手，匆忙把工具零件取出来准备着随时应用。
当我看到上尉做了一个让机器启动的手势时，我便立即启动了马达。
马达吼叫起来了，发出“嗡嗡”的声音，间或夹杂着像大风刮电话线的尖叫声。
这时，上尉开朗的脸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用一个手指指了指我，还讲了一句什么。
我虽听不明白，可是我体味出这是一种批评和责难。
我有些惶惑起来，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雷达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姑娘。
上尉和这位女翻译讲着话，不时地用眼睛看看我，他那严肃的神色并未减退。

过会，翻译对我说：“上尉同志说你是一个不好的老师教出来的不好的徒弟。
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步骤开动机器，这是造成机器出毛病的原因之一。
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批评。”
开始我还不能一下子扭过弯来，这位上尉看着挺和蔼，可是竟这般严厉，第一次在一起工作就这样认真。
然而又一想，这分明是我自己错了，想找窍门，把启动步骤简化了。
再说，我和他素不相识，他这样认真又是为着什么呢？
决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我们人民海军正规起来，强大起来，像苏军一样具备高度技能。
想到这，我感到有点惭愧，庄重地向翻译说：“请你转告上尉同志，我做错了，以后一定按规定办事。
谢谢他的帮助。”
当翻译把我的话说了一通之后，波波可夫同志笑了，大声地说了一句：“欧钦好姥绍”（很好），然后用他那大而有力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现在，上尉用手捏着嘴唇陷入了沉思，我知道他已经在考虑雷达故障了。
一会，他把手轻轻一挥，便开始紧张地工作。
我在一旁仔细地瞧着，我恨自己不是一架摄影机，不能把老大哥的灵活熟练的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

我们不知不觉地紧张工作了三个多小时。
这时，装置在右舷走廊里的喇叭发出了清楚的声音：“开饭！
开饭！”
我悄悄地走出来跑到当值军官那里去问：“上尉同志的饭准备了没有？
在哪开？”
“准备好了，在舰长室。
你去请他吧。”
我飞快地跑回来，让翻译请上尉吃饭。
然而上尉呢，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见，一直还在工作，用两只油污的手，拿着仪表在测量线路。
翻译以为他没有听见，提高嗓子又说了一遍：

“上尉同志，现在开饭了，请吧。”
上尉放下仪表，用棉纱擦擦手，然后回答：“吃饭是耽误不了的，机器修不好可要耽误航行。”
末了并用中国话问了一句：“明白？”
我赶快回答：“明白。”
上尉又重新投入了修理工作。
我呢，虽然肚子咕咕响，也只好紧紧腰带。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心里实在很不安，怎么能让苏军同志饿着肚子替我们工作呀，可是又有什么法子能说服他呢！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上尉上好了最后一颗螺丝钉，用手背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自言自语地说了声“好了。”
这时，翻译带来了一位苏联水兵，他向上尉敬礼后想说什么，但看到上尉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就不吭声了。
不一会，上尉告诉我，雷达已经全部修好，剩下的只是调整了，还需要两小时。
我望了一下船钟，现在是整二点，离舰长规定的五点以前修好还差三个小时。
我多么高兴啊，能提前完成任务了。

水兵送给上尉一张便条。
这是一张小小的好看的道林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异常秀丽的俄文小草字体。
上尉激动地看着便条，他那刚刮过的脸上显得无比兴奋，汗湿了的头发在灯光下亮闪闪的，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也格外精神。

上尉把便条装入上衣口袋里，用发光的眼睛环视了周围的人，思索了一下，便向水兵谈了一句话。
水兵敏捷地敬了礼，离开了。

波波可夫同志又开始了工作，和刚才一样地熟练、沉着，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可是我和翻译都觉察到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件什么好消息。

机器的调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最后，按照上尉的意见，请舰长来检查修复后的雷达。

舰长谢了上尉并留他吃饭，但他谢绝了。
这使舰长很纳闷，便请翻译问他为什么。

上尉笑了笑，用快活的语调说：“我的妈妈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去，顺便到这里来看我。
她有六年没有看到我了。
我呢，也真想看到她。
可我没有到车站去迎接她，现在她已经在家等我了。”
说到这里，上尉又笑了笑，把头一仰又一摆表示要走，用中国话说了一声“再见”。

舰长和我把他送到梯口上，他那高大魁伟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浓雾中了。
但是，这位真挚、亲切的苏军朋友，已经在我脑子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

说起来也真是太凑巧了，当我在一个月以后第二次来旅顺时，又碰上了波波可夫同志。
进行交接的时候，我被分配在他所在的单位，上级指定我带着雷达兵向他学习。

一来之后便开始紧张的军训。
我们的水平低，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几种不同类型的雷达，困难很多。
加上翻译同志的无线电基础差，不能明翻原意，因此，波波可夫同志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波波可夫同志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回国去了，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教给中国的同志。
因此，他把自己的很多休息时间都用来钻研教学问题。
我知道有一次他为了创造一种形象化的教具，竟熬了一个整夜。
由于他这样不断地改进训练方法，认真教授，严格要求，我们的学习效果很快地提高了，我们和他的友谊也越来越深了。

4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和翻译一起应邀到波波可夫家去作客。
一进门就看到他们一家人围着一件东西在商量着什么。
那东西是一个三角架，上面放着一块方木框，好像是画画用的画板一样，只是比较小些。
波波可夫看到我们进来，便立即用一方布把它盖了起来，看样子像是怕我们看见似的。

“那是什么？”
互相问过好后，我便禁不住好奇地发问。

“这是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们知道。”
波波可夫说着便和我们坐下来谈了一阵。
接着，他拿来了一枝毛笔，一瓶墨汁，对我说：“今天约你们来的目的之一，是请你们写四个中国字——和平友谊。”
我毫不推让地把这四个字写了出来。

“不，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要半圆形的美术体。”
波波可夫笑着说。

这下我可抓瞎了，美术字我实在是外行，我看看翻译，他也摇摇头。

上尉似乎看出了内中原委，便把我俩领到三角架旁边，一面掀开盖布，一面说：“我们就要回国了，打算送给你们一件礼物作为纪念。
因为还没完工，所以想事先不让你们看见，可是为了四个字的样子，不得不泄密了。”
我告诉他，改日一定请个会写美术字的同志来替他写。

方框内出现了一方白色的大手帕，四角有四朵鲜艳的红玫瑰，中间有一个飞翔着的白鸽，鸽子的轮廓是黑色的，黑眼睛，红嘴唇。
鸽子的左边是金黄色的俄文字母MNP（和平）组成的半圆，鸽子的右边还空着。
下面有两张对称的绿树叶，其中一张绣着俄文дружва（友谊），另一张叶子里也空着。

我正对着这幅美丽的图案出神，门口出现了小娜佳，她跑上前来指着图案告诉我：“这是奶奶画的，这是妈妈画的，这是爸爸写的，统统是我绣的，不过得奶奶跟妈妈拿着我的手。”
我看看图案，又看看小娜佳的蓝宝石一样的眼睛，我感到这哪里是什么画和礼物，这分明是中苏八亿人民的心愿啊！
我抱着小娜佳的头，热情地亲了一亲。

我们在他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有说有笑，十分亲热，简直像是一家人一样。

饭后，波波可夫同志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黑漆皮面的笔记本，交到我手里：“这是我六年来在工作和训练中，专业研究中积累起来的一些经验，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把它运用起来。”
我感到这些语言的每一个字都扣响了我的心弦。
我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讲，但是我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只是把一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了波波可夫同志，甚至连“谢谢”都忘记说了……。

振峰插图

作者：苏联瓦·阿·文尼科夫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周年的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二十六号铁甲列车上工作，担任铁甲列车长的职务。

一节不平常的红军列车开到了我们这个车站上。

“哎呀，我的爷！
好像到我们这儿来的是中国人？”
几个水兵惊奇地看着从暖房车厢中跳出来的中国红军战士，困惑地说：

“我们要对他们怎么办呢！”
“你看，你看……他们还有长辫子……真是好战士。”
另外一些人大声地笑着，开着玩笑说。

“诺，诺，你们啊！
呶，静一点！”
别斯赫列布诺夫让大声喧哗的人安静下来。
“他们在战斗中想来是要比你强，你这个翘鼻子的家伙。”
他并半开玩笑地命令道：

“去和弟兄们认识一下吧！”
我们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并且友爱地拍拍他们的肩膀。

我注意到水兵们的脸上流露出真正好奇的神情。
有些人看了看他们之后，马上就走到政委面前，毫不害羞地问道：

“我们怎么和他们并肩作战呢？
他们甚至连俄语都说不好！”
“不要紧，库里克同志，”政委索科洛夫回答说。
“你们在战斗中会更好地互相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为了同一的——列宁的事业进行战斗的！”
说到这儿他又高声补充道：

“况且，在作战情况下是不需要多说话的！”
中国战士中，有一个高个子的、身材匀称的人。
他那有点斜视的褐色眼睛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他以平静的声调——我记得是很庄严地向我说话，竭力把俄语说得更准确。

“李昌……红军营营长。”
他说着看着我的眼睛，并且补充说：“布尔什维克！”
我真诚地握着他的温暖的大手，回答说：

“非常高兴，亲爱的李昌同志！
我们都很高兴，能欢迎你和你的同志们作为我们的战友！”
晚上在车站上召开了一个很多人的大会。

在第一中国营里有三门速射火炮，有大量的轻、重机枪和其他武器。
每个中国红军战士都有一枝带着短而扁的刺刀的步枪。
他们衣服的腰上扎着装得满满的机关枪子弹袋。
……

大部分的战士和指挥员都和李昌很相似，都很活跃。
他们全都像是无忧无虑和快乐的小伙子。
虽然他们前线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过的，他们与祖国和家庭没有任何联系，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们感到苦恼。
在他们的心中只有失去家庭的痛苦和对富豪、官吏以及督军的仇恨。
这就是他们每个人和我们并肩作战反对白狗（他们很恰当地这样称呼白卫军）时，从不缺乏勇气的原因。

中国人正像我和政委以后所相信的那样，每一个中国战士都知道，他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作战。
每个中国同志都衷心拥护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按照人数来说，这是一个营，但是在战斗中却顶一个团。
营里的纪律，简直值得羡慕。
指挥员很值得尊敬，战士们对他们很小的命令都能无条件地准确地执行。

李昌那时候差不多是四十岁，虽然他看起来要年轻得多。
他面颊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但是这并不使他显得老。
他是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很喜欢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曾在莫斯科的红场上看到过列宁，并且听过列宁演讲。
他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天才和英明有很高、很热烈的评价。

他是一个身材结实的人，有着锐敏的眼睛，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而机灵。
为了这点和他的其他品质，营里的战士们非常尊敬李昌，并且准备跟他去赴汤蹈火。

他的俄文说得还可以，当他用我们的话进行谈话时，总好像有些害羞似地微笑着。

团参谋长后来说过：“李昌——这是人类的精华！
……但是太谦虚了。”
他又强调指出：“同志，要知道谦虚是会使人变得美丽的。”
在一个晚上，喝完一杯茶后，李昌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我的父亲，”他说：“是一个贫苦的农民。
在他的结实的肩头压着六个孩子的重担。
老母亲为邻近剥削人非常凶的富农作雇工。
父亲有一辆大车和唯一的一条消瘦得可怕的胚牛。
他就用这车把我们全部少得可怜的收成运到市场上去，想换些钱来买小米或是面粉。
父亲经常想得出声地念着：能够让自己家里一天吃上两顿饭就好了。

“一个阴天，我们那里来了个督军张作相的县知事。
为了我父亲无力偿还税款和其他债务，他们从我们的院子里拉走了牛和大车，也带走了我家所有的家当，还践踏了我们的庄稼。
给我父亲什么也没留下，所留下的只有替不共戴天的仇人张作相干活的一条路。

“当我满十五岁的时候，我被交给了这个督军去当兵，在那儿挨饿、受苦、被人欺侮，一直到1918年。”
“像我这样的人，”李昌对我们说，“备受压迫，并且从小就在北满干军队，是多得无可计数的。
他们也非常想过美好、幸福的生活。”
吸完一小袋烟，他继续说：

“我们从找人参的老人那儿知道，在俄国，工人阶级和贫雇农赶走了沙皇、地主和总督，宣布了自由，并且保障穷人的和平生活。
那时我们就想投奔你们这一方，并且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并没有计划……但是偶然的时机很快地帮了我们的忙。”
他微笑地说，“这是1918年7月的事，那时我们奉命开到黑龙江边境的大森林区去。

“到了黑龙江边，没有出路，我们便拟定了逃跑的计划。”
李昌同志用果断的口气说。
“在深夜时分，当我们的军官正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不动声息地捆绑了他们，搭上渔船，即刻就向左岸出发。
但是还没有开到江心，满洲方面的边防兵就向我们开火。
俄国的边防兵也认真地动作起来，他们以为中国部队想登陆。”
讲到这里时，李昌同志很快乐地看了看周围的人，接着说：

“就在这个晚上我们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原来投奔左岸来的一百二十人中，只有现在我们营里的一百一十一个人到达苏联国土，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人。”
李昌同志在沉思中看了看自己杯中的浓茶，按了一下打火机，客气地请我们抽烟，问我们是否听疲倦了，接着就说：

“是的……我们的九个老乡没有看到自由的俄罗斯土地。
登上陆地的有七个人受了伤，子弹也没有饶过我。”
他让我们注意他脸上的伤疤，又聚精会神地说：“可是我们带来了两挺重机关枪和一个连的装备，这是我们走的时候夺来的。

“俄国弟兄热烈地欢迎我们。
当他们弄清我们的真正来意时，就把那时在远东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
对我们，特别是对受伤的同志给以同志式的照顾和关怀。”
在结束时，这位营长说：

“我们宣誓要忠实于列宁的旗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工人、赤卫军战士和黑龙江上游的鼓动员们给我们讲了这方面的许多道理。
我们宣誓要打垮白党哥萨克以及所有那些敢于侵犯我们俄国兄弟的和平劳动的人！”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车厢中走来走去，以后就谁也不看。
我记得他说：

“因为我们在俄国十月革命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光芒和幸福，所以，我们的朋友！”
李昌转向我们所坐的那张桌子兴奋地说：“我们将在你们的土地上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斗争，直到完全胜利！”
李昌讲的这一席话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李昌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
他对于自己人民的美好未来的信念完全彻底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打听到这一英雄营的消息，他们正在夏伯阳师内同夏伯阳的战士们一道作战。
在一次同乌拉尔的白党哥萨克的激烈战斗之后，他们奉命到后方整编，路上被高尔察克的匪军包围了。
虽然经过了几次残酷的搏斗，这个营还是保持了它的战斗旗帜，而且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终于冲到了乌发同我们的驻军会师。
在去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路上他们还是一边行军，一边同袭击他们的邓尼金匪军作战。

当我们的水兵们知道了中国营的战斗情况之后，就开始赞叹和惊奇。
不久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了难解难分的友谊！

有一次在对白军的大规模战斗中，我在铁甲列车上校正火力。
我在观察中国营和水兵团的行动时看到了，中国同志在勇敢方面并不弱于水兵们，他们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真正的勇敢精神、战术上的机智和坚忍的精神。
他们让斯库洛的白卫骑兵大分队的一部分逼近了自己，然后再用机关枪和步枪狠狠地瞄准射击，白军骑兵就支持不住而停了下来，这时我们的铁甲列车就对白军开了炮。
在骑兵的队伍里发生了混乱，扔下了被击毙的和受伤的人，胆战心惊地狼狈溃逃。

这时我们看到了，由通向阿波斯托洛沃的村路的两边，在中国营的右边，埋伏在玉米地里的一个白军步兵团正在急忙地向中国营的后方迂回。

我心里焦急地想着：“不晓得李昌及时发觉了没有？”
但是李昌及时发觉了，他立刻很快地重新部署自己的营。

“好样的，真是有种的！”
政委索科洛夫用望远镜看着说。

在白军由玉米地出来之前，李昌就把自己营的部分兵力冲向白军步兵团的中央，把敌军步兵割成两半之后，他就开始包围他们，用刺刀和机关枪给他们以巨大的杀伤，李昌左翼的水兵也连忙去帮助他们。

在灰尘飞扬的道路上，我们看不清向何方，向哪个方位开炮。
中国营的白刃冲锋和在这次战斗中的突然出现，使白军大为惊慌失措，白军士兵就连忙把武器扔在地上投降。

这天傍晚，137步兵师开来援助我们。
而到1919年11月7日的早晨，我们的军队攻下了阿波斯托洛沃城，作为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献礼。
在这些决定性的战斗中，作为指挥员兼政治委员的李昌同志也受了重伤，而被送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流动医院去。

有一次我去看李昌和其他的同志。
李昌同志看见我之后就笑了，并伸出了瘦瘦的手。

“看到了吗……我们是怎样打督军的？”
他镇静而谦虚地问我，一直握着我的手。

“是的，看见了，李昌同志！
……感谢你，亲爱的朋友。”
我握着他的温暖的手回答说。
那次我和他作了很长久的谈话……

此后，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李昌。
前线上的传闻说中国独立营在察里津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又听说它参加了解放罗斯托夫城的战斗，勋章获得者、谦虚的和出色的李昌在这些残酷的战斗中英雄地牺牲了……

那些烈火般的时代已过去好多年了。
我们现在正处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政权的四十周年的日子里。
我们的工人阶级和贫农、我们老一代人，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国际红军部队的积极支援和参加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鲜血和青春。
现在，在我的面前浮现出我所敬爱的和亲近的中国红军的形象。

而英勇的李昌同志还是好像活着一样，我要重复我最后一次和李昌见面时所谈的话：

——感谢你李昌同志的光荣的战友们，也感谢你，我的朋友，为了我们捍卫我的祖国的共同斗争……

——那个时候一定会来的，那时我们的英勇的战士，我们的伟大人民将会帮助你们争得自由和幸福！
而我国各民族和你们的友谊将是永恒的！
……

这个时候已经来了，李昌同志！

（李琳、李季平译）

作者：林伯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节日快要到来了。
现在，不但是苏联人民，而且我们中国人民和各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个节日。
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群众性的热潮，这种庆祝热潮的本身也就说明十月革命这个节日，不仅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节日，而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伟大节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
1917年的11月7日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十月革命以前，人类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次的革命，但是其结果只是剥削阶级的改朝换代，而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依然存在，劳动人民并没有获得解放。
只有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才彻底地推翻了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了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政权。
从此以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被打开了缺口；
从此以后，世界被分裂为二，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面积上，开始飘扬起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红旗。
然而，十月革命的功劳还不仅限于此，十月革命还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自己的经验，武装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全世界，因而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
因此，从十月革命的一天起，人民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帝国主义已经是日薄西山，日益临近自己的末日了。

十月革命到今天整整四十年，而四十年在社会历史上，只是一个不长的时期。
但是，尽管时间是这样的短，尽管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制度，要经过许多的探索与试验和不可避免的曲折，社会主义制度却已经显示了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我们知道，苏联建国之初也是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底子不很丰富。
而在四十年中，帝国主义者还迫使苏联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和四年多的卫国战争。
但是，无论是经济困难，无论是残酷的战争，都不能摧折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相反地，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却以资本主义无法想像的速度把自己的祖国建成为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
苏联工业的总产量已经达到十月革命前的三十三倍；
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苏联工业产量的比重已由1917年的2％到3％增加到现在的20％左右。
苏联的农业亦是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大规模的农业。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更向苏联人民提出鼓舞人心的任务，要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至于在科学文化的发展方面，苏联更是赶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现在，苏联每年培养出来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将近美国的三倍。
苏联近来建立了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
很明显的：苏联的科学已在世界上领先了，也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十月革命以后，有相当长的时期苏联是孤军奋斗地建设着社会主义。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欧洲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亚洲有我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都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依靠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无不获得巨大的成就，国家的面貌在迅速改变，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改善。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它们的领土约占全世界的26％，人口约占全世界的35％，工业产量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土上连成一片，互相支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阵营。

而且，我们还看到，作为帝国主义生命线的殖民体系正在瓦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口有十五亿左右，现在已有十二亿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在蓬勃地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十月革命以来四十年的历史已经确定不移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在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必将获得胜利。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但是唯有在十月革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之后，革命的局面方才改观，而最终取得今天的胜利与成就。
今年，在我国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动猖狂的进攻，他们叫嚣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放弃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在对外政策上一边倒。
所有这些，一句话，就是要中国人民离开十月革命的道路。
资产阶级右派的阴谋在全国人民声讨之下已经遭到可耻的破产。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以前的过渡时期中，这种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决不会停止和消灭。
我们应当提高警惕，随时捍卫社会主义，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过去八年中，由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并有苏联的慷慨援助，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超额完成。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底子太弱，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还须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必须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要学习苏联人民那种艰苦奋斗、服从国家建设利益的精神，学习苏联人民那种不屈不挠、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
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学习苏联建设的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种团结不仅是我们国家建设胜利的保障，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繁荣发展、世界和平得以维持的保障。
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
自然，帝国主义者对这一点是并不喜欢的，他们更加疯狂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阴谋破坏，并且坚持其已破产的“实力政策”积极地准备战争。
最近美帝国主义正唆使土耳其向中东的爱好和平的民族独立国家叙利亚进行武装进攻，而造成了中东的极其紧张的局势。
但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由于叙利亚人民坚决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由于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同时更由于强大的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援，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叙利亚必定会战胜帝国主义的阴谋的。

为了加强国际的团结，我国人民必须要坚决反对和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某些时代以及现在某些国家有着进步意义，但是它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只有反动的一面。
在今天我国情况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表现，要求把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际总利益之上，其结果是损害了国际主义的团结，从而也损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前进，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高举着社会主义的大旗，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走向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新华社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日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10月底举行了全体会议。

全会讨论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全会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今天（2日）发表。

全会撤除了朱可夫同志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的决议

苏联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它是胜任自己的任务的，并且光荣地无负于苏联人民的爱戴和信任。

在战后年代里，由于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关怀，在我国国民经济普遍高涨，重工业、科学和技术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苏联的武装力量在它的发展中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
它装备着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战斗技术设备和武装，其中包括原子武器、热核武器和火箭技术设备。
军队的政治和道德状况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陆海军中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无限忠诚于自己的人民、苏维埃祖国和共产党。

复杂的国际环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军备扩张、保卫我们祖国的利益，都要求指挥员、政治机构和党组织今后仍然不断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准备，加强部队中的军纪，用忠于祖国和共产党的精神教育部队，关心军人的精神和物质要求的满足。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进一步改善在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对解决这些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项工作的使命是：加强我们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把全体军人团结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以无限忠于苏维埃祖国的精神、以苏联各民族友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军人。
然而，在党的政治工作的实践中还有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时表现出对党和政治工作简直估计不足。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党和人民面前提出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国防达到现代化军事技术和科学的水平，保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在解决这一任务方面，除一长制的指挥官外，陆海军中的军事委员会、政治机构和党组织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都应当坚决地、一贯地贯彻共产党的政策。

我们陆海军的威力的主要泉源在于：它们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导者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共产党。

永远应当记住列宁的这一指示：“军事机关的政策，像所有其他机关和机构的政策一样，应当在党通过它的中央委员会所颁发的总的指示的准确基础上并在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下实行。”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指出，近来，前国防部长朱可夫同志破坏了列宁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党的原则，他所执行的路线是收缩党组织、政治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党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

中央全会查明，在朱可夫同志的亲自参加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个人的崇拜。
在一些阿谀奉承的人的逢迎下，在演讲和报告中，在文章、影片和小册子中，开始颂扬他，过分地夸大他个人和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
这样，为了讨好朱可夫同志，战争的真实历史被歪曲，事实的真象被曲解，苏联人民的巨大努力、我国全体武装部队的英雄主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的作用、前线和陆海军指挥员的军事艺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鼓舞作用，被贬低了。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朱可夫同志的功绩，授予他苏联元帅的称号，四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奖赏给他许多勋章。
他在政治上也得到很大的信任：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他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随后又成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
但是朱可夫同志由于党性不够，不正确地理解党和政府对他的功绩的高度评价，丧失了列宁所教导我们的党员的谦虚，妄自以为他是我国人民和我国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的唯一的英雄，粗暴地破坏了列宁关于领导武装部队的党的原则。

因此，朱可夫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
他成了在政治上站不稳的人，无论在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方面以及在国防部的领导方面都倾向于冒险主义。

由于上述原因，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销朱可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给予朱可夫同志其他工作。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相信，党组织在执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时候，今后仍将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力量而努力。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全体一致通过，出席中央全会的军人以及党和苏维埃负责工作人员全体拥护。）

为了帮助我们探寻地下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创造条件，苏联把他们在最近几年才使用的航空磁测仪器给了我们，还派了专家来教导我们使用。
这种仪器可以自动记录金属矿床，对于寻找金属矿有很大的作用。
苏联还给了我们用来寻找石油构造的高灵敏度航空磁测仪，利用这个仪器，我们发现了一个可能有油的地形——地球的大断裂。
这个发现已经为其他物理探矿所证明。
在测井方面，苏联给了我们一种自动电测井站，这种仪器可以探石油又可以探煤。
个别情况电测不能解决时，就要用放射性测井法。

冶金工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发展的中心。
苏联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许多他们的最新产品和最新技术成就。
目前在苏联的几个工厂中刚刚采用了在转炉上使用氧气炼钢法来代替平炉炼钢。
用这种方法炼钢可以不使用平炉而使用投资少、炼钢快的转炉，而钢的质量却可以赶上平炉钢。
今年6月我们已经派了一个小组到苏联去学习，我们准备在将来石景山钢铁厂扩建时采用。
冶炼喷气式飞机用的高级耐热钢和高级耐热合金钢，被称为是目前世界上的“尖端技术”。
这种技术苏联已经传授给我们，并且我们已经炼出了这种钢。
现在苏联正在帮助我们在冶金工业中利用同位素。

在机械制造方面，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汽车大梁，需要使用三千五百吨的曲轴冲压机。
这样大的冲压机苏联过去还没有制造过。
为了帮助我们，苏联第一次为我们生产了这种产品，现在已经运到。
吉斯一五七型的载重汽车，苏联才在试制，就已经把图纸给了我们。

在铁道选线方面，苏联给了我们最新的航空选线的各种最新仪器，并教会我们使用。
在营业线上，苏联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有记数电码的自动闭塞装置。
有了这个东西，司机在机车里面就可以了解前面是安全还是危险。
在铁路通讯方面，长途使用微波无线电接力，可以使几十个人同时讲话。
最新型号的这种设备，苏联还没有大规模生产，但是资料已经送给我们，传授这种技术的最好的专家也派来了。

熟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工程师们告诉记者，上述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想像的。
例如英国曾多次努力想获得美国的原子秘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
这和苏联对我国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成为鲜明的对比。

据新华社讯 苏联发射第二颗更大的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兴趣。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苏联科学技术巨大进步的又一个令人信服的明证。

“纽约时报”用大字标题说：“苏联发射了一颗带狗的新卫星；
这个重达半吨的圆球正在九百英里的高空运行。
美国被击败了。”
纽约“每日镜报”发表社论说：事实证明，“苏联的科学不仅比西方世界所认识到的要进步得多，而且它的把理论变为实际成就的能力也已经证明出乎我们估计之外。”
法新社驻美记者报道说：“这是第二次说明俄国人在人造卫星方面领先了。”
这家通讯社说，华盛顿人士重新认识到，在军事技术方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一次重复苏联第三级火箭在一个确定的轨道上的发射这样准确的行动，证明了苏联在远射程弹道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证明美国比苏联落后了。

美国科学家对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卫星的消息表现了广泛的惊奇和赞佩。
许多科学家纷纷揣测，苏联能够把这样重的物体送到这样高的高空，一定是制成了能量非常大的新的合成燃料。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有三位美国科学家11月3日说，他们认为苏联下一次能够作出飞到月球上去的计划。
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史密森氏天体物理天文台助理台长约翰·赖讷哈特说，他“坚信”，苏联人“能够在几天之后到达月球”。
和这同时，美国政界人士对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表现了普遍的焦虑不安。
白宫和国务院对苏联发射第二颗卫星的消息拒绝发表意见，并且散布“早已预料到的”论调。
但是，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说他们（苏联人）在火箭科学方面取得了地位。
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苏联科学院院士布拉冈拉沃士4日说，乘坐第二个人造卫星第一个在宇宙间遨游的活动物——爱斯基摩犬，曾经多次在很高的高空旅行过。
他说，从卫星上的无线电遥测系统可以不断地收到有关这个活动物在宇宙航行中的状况——呼吸、心脏活动等等的情况报道。

下面的材料是分别从三十年前苏联的历史记录以及最近几年访问过苏联的同志所写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年代，也无论是在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今天，苏联人民都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俭勤建国的精神，三十年有如一日。

三十年前——历史的记载

精简节约

苏联从1926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资金不足。
当时苏联得不到任何国家的经济援助，只有依靠自己的内部积累。
为了厉行节约、积累资金，1926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精简节约的特别决议。
根据这个决议，党和国家机关进行了精简机构的巨大工作。
1928年，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编制缩减了三分之一，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缩减了36％，交通人民委员部缩减了40％以上。
仅只七个中央一级的机关就缩减了三千三百人。
因而大大节省了行政开支。
在1926—1927年度，苏联行政管理费是四万六千四百万卢布；
到1929—1930年度，虽然生产规模已经扩大，行政费却减少为三万八千万卢布。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支出增至国家总支出的84.3％，而行政费则降至5％。

省吃省穿

在苏联建设初期，农民们虽然踊跃地把余粮卖给国家，但是粮食仍然不足。
于是苏联从1929年夏天开始，实行了定量配售制度：每天每个工人配售面包八百克（合一斤九两多），职员六百克（合一斤三两多），一般市民四百克（合十二两多）。
除了粮食以外，其他主要副食品如砂糖、茶、植物油、肉类和某些日用品如肥皂、布匹等，也都实行了定量供应制度。
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苏联人民处处节衣缩食、利用废物；
那时，买新胶鞋要用旧鞋底去换，到医院复诊的病人也要带着上次看病的药瓶取药。
这样厉行节约的结果，就使国家建设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1926—1927年度，苏联工业的投资只有十亿卢布，三年后就增加到五十亿卢布；
用这笔钱建筑了第聂伯水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等许多名震世界的工程和企业。

英勇的劳动

1929年，开始了乌拉尔煤铁基地的建设。
施工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当挖掘基穴时，涌出了地下水，工人们奋不顾身地用下半截身子浸在冰水中继续挖掘。
入冬以后，土地冻了，掘土机失去了作用。
但是工程并没有停下来。
青年们把工地当作战场，他们拿起铁锄来对付坚硬的冻土。
建筑工人在零下五十度的气候中工作，为了不让水泥冻结，他们用火盆来烤。
苏联人民就是用这样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了西伯利亚的严寒，建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煤铁基地。

三十年后——访客的见证

勤俭办企业

“在苏联许多钢铁厂内，安装着很多最新的炼钢、轧钢设备，同时又保留了许多老旧设备。
例如，带动轧钢机运转的蒸气机，很多人都认为太老旧了，应当废弃；
但在苏联几个钢铁厂内，却能看到这样的蒸气机在很好地使用着。
有的钢铁厂由于厂房设备不断增加，已摆得很挤，运输很紧张。
但他们还在设法增加厂房和设备，扩大产量和品种。
因为利用原有厂房设备和干部潜力，既节省投资和人力，建设得又快，对国家最有利。”
（中国冶金考察团团员许言）

高度的工作效率

“莫斯科市人口比北京多，工作任务也比我们繁重，但是莫斯科市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却比北京的少。
他们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以和我们经常接触的外事处人员来说，处长亲自打电话和各方面联系，给我们安排参观的日程。
连处长在内一共只有三个人，就把接待工作做得很周到。
莫斯科市的企业管理机构也是很精干的，如我们参观的第六洗衣厂，全厂有职工四百二十人，其中管理人员二十一人，只占全厂职工的5％。”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访问莫斯科市代表团团员贾星五）

注意经济实用

“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共有四万多个房间。
一个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每天换一个房间也要住一百二十多年才住得完。
但是这样巨大的建筑物中，却只有一个可容一千五百人的礼堂。
有人好奇地问：‘为什么不修一个可容全校人员的大礼堂呢？
’导游员回答说：‘全校共有二万二千多人，很少在一起集会，如果修那样大的礼堂，使用率就很低，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中苏友协访苏代表团团员李林）

“我曾到过几个休养所，也看过一些疗养院。
一般设备都比较简朴，并不怎么讲究；
但是却很普遍，因此每年每个工人、职员都能得到休养的机会。
记得1952年夏，我到过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休养所，它的房子全是俄罗斯式木制的，室内陈设也很简单，但休养员，同样可以休养得很好。”
（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佟明耀）

朴素的生活作风

“在莫斯科，我们和市长、副市长以及其他负责同志接触时，看见他们出入常常不坐汽车，而坐公共汽车、地下电车或者步行。
苏联的汽车产量很高，难道负责同志还会没有汽车坐吗？
他们对我们说：走走路对身体好。
这虽也可能是一点理由，但主要的，还是充分表现出苏联人民生活简朴和高度节约的精神，哪怕是一滴汽油也节省下来加速祖国的建设。”
（中苏友协赴苏参加五一观礼团团员严正）

据新华社河内4日电 据万象电台广播：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亲王和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在2日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扩大本届王国政府的办法成立有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并且同意以富马亲王在今年8月9日所提出的本届王国政府的执政纲领作为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据新华社讯 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引起了西欧科学界人士和报纸极大的兴趣。
科学家对苏联科学和技术的新成就表示赞扬。

英国“每日快报”说，苏联的成就是“奇妙的”。
它说，这证明苏联科学家在征服空间方面走在西方的前面要比人们认为的远得多。

英国星际交通协会副主席肯尼思·加特兰德说，苏联的成就在技术上“大大地使美国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它非常可能使美国在火箭的工程发展方面落后整整十年。”
法国“星期晚报”发表了雅盖·贝雅耳的文章。
作者说，第二颗卫星证明，苏联在技术方面大大超越了美国：据科学家估计，在卫星方面超过两年，在火箭方面超过五年，在天文学方面超过十年。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报纸及科学家，也都赞扬苏联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并推测苏联已经解决了到宇宙旅行问题的90％。

苏联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工厂，在1930年艰难技术条件下开工时的情形。

今日的高尔基汽车厂小汽车装配车间。
===== 总政召开会议-研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谭主任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
必须通过大辩论改造知识分子思想；

本报讯 从10月17日至10月24日，总政治部召集通信学院、测绘学院等五个院校的汇报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和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同时讨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有关问题。

会议是在总政治部谭政主任的主持下进行的。
谭主任十分关切地听取了各院校的汇报，并且随时对汇报人提出的问题作指示。
总政治部宣传部在会前调查了十一个单位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为会议作了准备。

各单位汇报的情况说明，部队里广大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但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目前仍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思想问题。
这些思想问题大致是：一、怀疑党是否能领导科学技术；
二、忽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三、弄不清技术和政治的关系，有忽视政治的倾向；
四、弄不清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
五、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学术研究作为个人成名成家的“敲门砖”。
另外，还有看不起工农和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

会议认为，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就是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目的。
进行这个教育的方法是“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
必须通过这个辩论来弄清是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立场。
目前，有若干单位仍采用“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他们正忙于备课，忙于准备大报告和组织文件学习，而不准备采用大辩论的办法。
会议批判了这种倾向。

会议认为，每年抽出一定时间，组织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和到部队实习，使他们受到实际的锻炼，这也是教育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
目前在辩论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生活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移到农业合作社去进行，和农民同吃同住，半天劳动，半天辩论，还可以参加农村的辩论。

谭主任在会上着重指出，院校的领导同志要亲自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特别是对教员的思想工作。
他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经验。
各单位要注意总结和学习这一方面的经验。
又说：领导同志要亲自对各类思想问题去作细致的摸底排队，要摸清和摸准各类思想的深度和宽度。
他还要求能讲课的领导同志要亲自讲课。
这样既能增强教学效果，又能使自己的领导深入到教学中去。

本报讯 全军多数部队在11月初先后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

各部队在全面展开教育以前，都作了比较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
福州部队已经集训了五千多名教育领导骨干，铁道兵部队六个单位派出三十七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学习大辩论经验，另有七个单位组织十个工作组到战士家乡调查了解农村情况。
各单位在全面展开教育前都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并且深入部队进行了摸底排队工作。

各部队在全面展开教育以后，开始注意了加强全面指导工作。
9062部队最近把所属各支队以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统一组织起来，吸收部分营教导员参加，组成了全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检查网，他们争取在每一个连队都派有一名干部帮助工作，这样可以大大加强连队教育的领导力量。

从已经展开教育的单位来看，连队干部中还有一些同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
既不敢放手让群众鸣放，又不敢放手组织群众辩论，个别单位还想用自上而下的灌输教育的办法代替群众性的辩论。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干部动员教育不够，以致少数干部对采取辩论的教育方法还存有疑虑；
一是有些干部缺乏具体领导经验，他们反映：鸣放容易辩论难。
各部队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且采取继续训练干部、加强组织检查等办法来防止和纠正偏向。

作者：李洪臣

4510支队集训社会主义教育骨干时，不少人提出了不满意社干部的意见。
有的说：“社干部能力不强，自私自利不执行统购统销政策，还要打人。”
有的说：“有些社干部工作不深入，很主观，定产过高，有的社干部还有贪污行为。”
警卫排排长说：“社干部偷东西的现象也很严重。”
五连一位排长也说：“我看到的听到的大多数社干部不好。”
这些意见在小组会上提出以后，经过热烈的争论弄清了真相，原来事实并不像说的那样。

有一部分同志反映的问题是过去的情况，早已经纠正改进了，这自然不能算作问题。
比如团直协理员说：“我反映的就是去年的情况。
今年我内兄来队时说，我们那里（河北黄骅县）工作非常好，社干部都亲自和群众一起劳动，群众很满意，社也非常巩固。”
另外还有几位同志也说他们说的是以前回家时的情况，现在已不是那样了。

有的同志是偏听偏信，道听途说，对反映的问题片面夸大。
副指导员纪子玉说：“咱们提的多是缺点的一面，好的方面，就没有提到。
我提的社干部自私自利的问题，既没调查又没具体事实，只听过母亲来队时讲了一下。
其实她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正确。”
协理员谢清玉说：“我们提意见有些是缺点增加，优点抹杀，个别代表全面。”
一营小组也有这种情况，如副连长蔡树河说社干部偷群众的鸡吃，经追问结果，他说他没看见过，而是听赵士臣副连长说的，赵副连长又是在学校中听一位学员反映的，这位学员又听谁说的呢，还不知道。
这种情况说明有些同志的意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些同志提出不满意见是由于实行四大制度后，取消了对军官家庭的优待，地方执行时有的又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有的家属对社干部不满，影响了军人对社干部的看法。
指挥连指导员姜殿英说：“我们连一位同志常说社干部不好（他家在吉林市郊姚屯社），最近屯里派人来我们驻地参加修建，由姚屯社刘主任带队前来。
在工地上，每天社员都下工回家了，刘主任还留在工地，一人收拾工具，走在最后，表现非常好。
请看这样的社干部能说是不好吗？”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合作化还只两年，由于工作没有经验，在某些工作或个别社干部中存在缺点的情况是有的。
但必须认识，这是在工作前进中的缺点，并且这些缺点正在纠正，有的已经纠正。
我们绝不能因某些工作或个别人有缺点，就说社干部不好。
我们要爱护和帮助社干部，才是革命军人应持的态度。

本报讯 南京部队首长唐亮上将在不久以前先后两次到连队了解大辩论开展情况。

10月24日唐亮上将到了0200部队三支队三连。
他对士兵们在辩论中的发言很感兴趣。
他对部队首长说：“要号召干部、特别是机关干部参加士兵的辩论会。
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在辩论中受到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干部多了解连队的情况和问题，有利于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加强连队建设。”
唐亮上将在辩论会休息时间还参观了三连的伙房，他亲切地嘱咐炊事人员要搞好卫生工作。

在此以前，唐亮上将还到过0970部队警卫连。
整个下午，他自始至终地倾听着士兵们在大辩论中的发言。

又讯 兰州部队政治部在最近召开的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确定了各部队政治部主任必须亲自参加指导一个连队的社会主义辩论，取得经验，指导其他部队，纠正一般化的领导作风。
现在，各个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已确定自己亲自指导的连队。

在这以前，兰州部队政治部主任王庆生同志在9月中旬，即到0031部队三支队工兵连亲自指导该连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个连队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摸底排队，抓住合作化中的根本问题，发动群众辩深辩透，通过普遍算账、回忆对比，提高官兵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批判富裕中农思想，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
这个连队是兰州部队试点单位中搞得比较深透的一个。

作者：陈大金

本报讯 北京部队各单位最近一个时期已先后抽调了一千三百八十四名干部，分组分头到各部队驻地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大辩论和进行调查访问。
下乡干部一般用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大力支援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外，并在辩论中吸取经验，为部队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带回丰富生动的材料。

一部分下乡较早的干部，已由农村回来，大家普遍感到这种作法效果很好。
首先是支援了农村的大辩论，例如0975部队一个到桑园乡的工作组，给农村党员上了八次课，在村内出了七次黑板报。
有的组参加了群众大会、社务会、队务会、民兵会、青年会、妇女会等。
大辩论时，协助地方干部掌握会场，启发诱导群众展开辩论。
除参加辩论外，还帮助群众进行了秋收、秋耕和秋收分配工作，群众反映很好。
地方党组织还给许多同志作了鉴定。
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和参加辩论，许多同志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下乡干部收集到了许多说明合作化的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好处的具体生动的材料、农民生活提高的实例，以及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等。
这些材料将使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更实际、更有说服力。
（陈大金）

作者：张哲明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所属部队集训的一千二百多名营、连、排三级干部，最近都满怀信心地回到连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批干部集训了半个月至二十天。
集训的方式是实行大鸣大放，组织大小辩论会，然后总结这次集训中的收获，介绍连队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经验，并且组织了参观工厂、农业社等活动。

集训中，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不间断的动员，使绝大部分受训干部端正了学习态度，消除了顾虑，做到畅所欲言。
某团受训干部在鸣放中贴出了一百零七张大字报。
各单位经过三至五天的大鸣大放后，分别转入小组和大组辩论。
通过五至十天的大争大辩，受训干部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大是大非问题，批判了集训中所暴露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错误思想言论，并且使不少干部学会了如何走群众路线，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张哲明）

作者：林

9021部队有一个政治指导员，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集训中，听了为什么要进行连队大辩论的动员以后，他说：“这回把我的脑筋敲醒啦，过去错误地认为：辩论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和军队关系不大。
现在认识到，辩论的问题虽是农村的，但它和我们军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这位指导员认识到过去的想法不对，说明他的思想提高了。
但是他原有的那种想法，在我们连队干部中还不是个别的。
有了这个“军队例外”的论点，当然不会去积极领导大辩论了。

“军队例外论”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部队近几年在开展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时，少数干部思想中，往往总有一些“军队例外论”出现。
“三反”开始是这样，“肃反”开始是这样，这次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现在在连队大辩论开始的时候，它又冒了出来。

这种“例外论”的不断出现，原因是什么呢？
这种论点只抓住军队可以“例外”的一面，比如说军队比较纯洁（这是对的）等等，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军队有不例外的一面。
他们在认识上是犯了两点错误：

第一是不懂得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为了从思想战线上解决这两条道路问题。
不看到这一点，脑子里没阶级分析的观念，就会迷失斗争方向。

第二是不懂得军队不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军队的成员不能离开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部队。
有人说，战士都是从农村选拔来的好青年，这固然是事实，但营房是不能把军队和社会完全隔绝的，况且这些好青年的出身是来自各个阶层，他们带来了本阶级的立场和感情，并且接受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影响。
即使是军官，他们也由于各人的思想觉悟不同而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丢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不能正确对待部队思想问题的。

此外，这种“军队例外论”又往往是官僚主义的产物，因为它既不了解部队官兵的情况，也不真正了解社会情况，脱离了群众斗争的实际。

克服这种错误观点的方法是，既要认清阶级斗争的形势，又要采取阶级分析方法对本单位情况作认真的分析。
使我们的连队干部真正懂得进行大辩论的意义和必要性，连队社会主义教育才能做出很好的效果来。

作者：范丕忠

在由鸣放转入大辩论前，一定要充分作好辩论的准备工作。
我们认为主要应作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项，是摸底排队工作。
主要是摸好三个“底”：一、是排好各类分子的“底”，即划分出积极、中间、落后三种人。
这项工作由党支部委员会帮助小组长作好，以明确在教育中依靠谁，团结和争取谁。
我们经过摸底排队，积极分子占20％，中间分子占67％，落后分子占13％。
这使领导上心中有数，便于进行工作。
二、是摸清全体人员的成分和政治历史情况的“底”。
成分对于人们的政治思想有很重大的作用，一部分觉悟不高的人尤其如此。
鸣放的情况表明，大部分同志在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等问题上的言论和态度，一般的是受着自己家庭亲友的影响。
因此了解家庭成分是必要的。
同时，政治历史情况也不能忽视。
自然，不须要在群众中公开划分阶级，主要由小组长和骨干分子根据平时了解的情况，参照军人登记表来作。
三、是摸问题的“底”。
即将鸣放出来的材料加以综合分析，归纳到几个基本问题上，然后再初步拟定辩论的题目，并大体排好辩论进程，以便明确辩论什么和怎样进行辩论。

第二项，是准备辩论的材料。
除了一般地组织群众对鸣放的问题准备辩论发言以外，尤应组织骨干分子分工收集材料，准备对某些主要错误言论作重点反驳。
同时注意发现和培养能够现身说法的典型，运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摆出事实，和错误论点争辩。

第三项，是培养骨干，组成大辩论的基本队伍。
对骨干分子要反复说明教育的意义，交代任务和方针，嘱咐他们在辩论中应注意的事项等。
最好是组织骨干首先进行辩论，弄通思想。

以上工作，有些在鸣放以前就可以进行，有些要在鸣放以后进一步准备。
总之，在辩论前，要把准备工作充分作好。
===== 怎样认识工农生活的差别；
-三十四速中理训队学员展开辩论

本报讯 三十四速成中学理训队的学员，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把工农生活的差别问题作为重点，展开了辩论。
辩论以前，大家肯定了解放后工农生活都比过去有了提高，但究竟工农生活有没有差别，差别多大，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差别合理不合理，有了差别会不会影响工农联盟，……对于这些问题看法上有很大分歧。

工农生活差别大不大？

工农生活有差别，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论。
但差别有多大呢？
有人说，不是一般的差别，而是相差很大。
理由是：工农收入相差太大。
工人一个月平均收入七十元，相当于农民平均一年的收入；
其次，认为某些物资供应不平等，如油、肉、布、糖等分配量城市比乡村多。
有人说：“农民养猪吃不上肉，种麦吃不上面粉、种花生吃不上油。
太不公平。”
辩论中大部分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要了解工农生活的差别，不仅要看他们收入的数目，还要从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城乡物价的差别等各方面全面地考察。
有些同志根据报刊发表的材料，指出：“现在每个工人全年的平均收入是六百一十元，养活一家人；
每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七十元左右，一户以四口人计算，就有三百元左右。
从工农的基本收入上看，大约是二点一比一；
但如果从实际生活水平看，相差就没有这么多了。
农民一般柴、菜不用花钱，也不要房租。
生活消费按四口人计算，每年有二百元就可以解决伙食问题，每人做一套衣服，共约三十元，剩下的作零用开支，日子就过得不错了。
再看看工人的生活，首先要除去城市一些消费性开支，如房租、水电、交通费等；
其次，要除去城乡物价的差额。
根据统计，除去上述两项以后，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大约高于农民半倍左右，这就不能说悬殊。”
有的同志补充说：“一般讲，工人比农民收入多些，但也要承认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收入差不多，有的甚至比工人还高。
如根据对陕西省经济作物区农民的调查，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一百二十五元，高的每人收入一百七十二点三元。
像这样的农民，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工人的平均收入。
全国的经济作物区占全部可耕地十分之一，可见类似这样的农民不是很少数。”
张德祥说：“也有一些工人生活比不上农民的。
像我的妹夫就是。
他在铁路机务段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养四口人，生活很紧，有时顾了吃，顾不了穿。”
关于某些物资城、乡供应有差别的问题，大部分同志承认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它。
王一民说：“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的生活水平，是历史上长期发展的结果。
革命的胜利把城乡的剥削关系改变了，但是，生活水平上的差别还不能马上完全消除，只能逐渐缩小差别。”
有些同志指出：“事实上，对于城、乡某些物资供应的差别，政府不断进行调整。
如棉布的供应从今年9月起，城市供应量已有降低。
粮食供应也作了调整，现在城市也和农村一样要吃些杂粮。
目前，在某些物资的供应上，城乡之间虽然还有些差别，但这些差别是很难避免的，还是合理的。”
经过辩论，大家的意见逐渐接近。
认识到工农生活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
有的同志检讨说：“过去对工农生活实际情况知道得不多，只看到一点表面现象，就盲目地跟着别人替农民叫苦，经过研究材料，才知道自己的看法片面了，夸大了。”
是党对农民不关心吗？

有的同志认为：“工农生活的差别历史上就存在，这不能否认；
但是，今天仍然差别这样大，主要是党对工人关心太过分，对农民不关心。”
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党对工人和农民是同样关心的。
党积极地领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党的各项政策体现了农民的最高利益。
杨俊峰和刘芳安同志说：“党领导农民进行土改，打倒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接着又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使农民最终摆脱一切剥削，这就是党对农民最大的关心。
解放以来党和国家拿出大量资金，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消除灾害，发展生产；
又领导农民扫盲、提高文化，开展文娱生活，普及卫生事业。
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党和政府又适当提高某些农产品价格。
应该办的和能办的事党都办了，怎么能说对农民不关心呢？”
有的同志说：“党是革命的党，不是慈善家，它最根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和剥削，发展生产。
如果党不关心农民，最近几年各地出现的千斤社、千斤县哪里来？
中国经济这么落后，如果不把一点积累用于生产建设，都给农村盖了俱乐部，我们就没有社会主义！”
贫农出身的符国洪还用自己家庭生活解放前后的变化，证明党对农民的关心。
他说：“解放前，我家吃地瓜稀饭，现在吃上地瓜干饭；
解放前一家九口共一条棉被，冬天只得钻稻草堆取暖，现在六口人有五条棉被；
解放前连短裤也买不起，干活用麻布或蓑衣裹身，现在每年过年全家都添一套新衣服。
如果没有党对农民的关心，能有今天吗？”
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党对工人和农民都是一视同仁的。
过去叫喊党“厚工薄农”，是自己的认识不对头。
学员刘景林这样分析自己：“以前总认为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所以党把工人阶级抬得高高的，各方面给工人以特殊照顾。
现在明白过来了，这完全是自己的农民意识作怪。”
工农生活有一定的差别合理不合理？

有人说：“工农是一对难兄难弟，不应该有什么差别，有差别就不合理！”
有人还说：“不合理的东西必须马上改过来，慢慢改就是改良主义！”
绝大部分同志认为，工农生活在现阶段有一定的差别是合理的。
他们指出：“工人和农民所处的生产条件不同。
工人掌握现代化机器，劳动生产率高，创造的价值大，劳动报酬比农民高一些，是合理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很高，人的意识还有旧的残余，只有实行按劳付酬，才能更好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
不同质量和数量的工作就要有不同的报酬，不能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是拖社会主义的腿，是要不得的。”
很多同志还分析什么叫合理不合理。
指出：“合理不合理必须从具体条件出发，凡是根据可能和必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就是合理的。
工人今天的报酬比农民多些，因为他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比农民高，创造的财富比农民多，同时这样做能更好的鼓舞生产积极性，因此是合理的。
合理不合理是相对的，将来生产高度发展了，工农生活的差别就会消失。
工农生活差别既然有历史的原因和生产条件的不同，就不能采取马上拉平的办法，而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消灭。”
符国洪等同志说：“工人生活水平在解放前就有差别，我们现在只能逐步缩小差别的距离，还没有条件来彻底改变它。
这叫做按照历史规律来办事，绝不是改良主义！”
辩论中有人提出：“工人劳动条件好，在屋里干活，不像农民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受苦受累。”
曾经在旧社会当过五年纺织工人的王子进同志介绍了他的亲身体验，他说：“我操纵三台电力织布机，每台相隔十五公尺左右，工作时必须来回走动，前后左右都要看，工作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
稍一不注意，机器出了故障，把线头夹断一大堆，这时一边要急忙接线头，一边还得照看其他两台机器，真累的眼花耳聋，腰酸背痛。
机器坏了要修理，一不小心，机器会把手咬掉，眼睛会被线梭子穿瞎。
解放后工人劳动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劳累还是和过去一样的。”
工农生活有一定的差别是合理的，大家基本上认识一致了。
但有人总觉得城市的文化生活太多太好，主张把一些文化宫、电影院搬到农村中去。
辩论中大家批判了这种平均主义思想。
杨俊峰同志说：“我们现在是城市领导乡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农村逐渐赶上城市的水平。
主张把城市的文化机关拆掉搬到农村去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倒退的想法。”
工农生活有差别会不会影响工农联盟？

关于工农生活差别和工农联盟的关系问题。
大家认为，我国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巩固的。
这个巩固的基础是工农共同的社会主义利益，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至于工农生活有些差别是不是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大家认为：合理的差别不会有影响，不合理的差别如得不到克服，发展下去就会有影响。
有的同志指出一些自己认为不合理的现象，如：学徒、粗工、杂工的工资高些，影响了部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
城市的某些建筑太堂皇，一些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搞得太豪华，脱离现实的经济条件；
有些人对过去收购生猪的价格有意见，认为收购价太低了。
但总的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在工农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有的已经作了纠正，不会使矛盾扩大化。
有些同志并且认为，部分农民的平均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对工农联盟也是有影响的，必须经常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

经过一场辩论之后，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那种盲目地为农民叫苦的情绪扭转过来了，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过去给士兵上课，对工农生活差别问题，道理也能讲上几条，但心里不通。
现在口服心服了。”
有的同志以前曾表示：“宁愿到工厂当杂工，不愿到农村当合作社主任。”
现在表示不再那么想了。

（三十四速中政治教育系）

放得透，辩得深，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讯 第二军医大学在农村问题上展开的一场大论战，经过一个月的小组辩论和全校大辩论，已经胜利结束。
这场大辩论是从10月初开始的，首先在各系各级中展开，逐渐形成全校范围的辩论热潮，全校师生员工数千人都卷入了这个大辩论之中，在校刊上和黑板报上发表的论战文章近四百篇。
经过三个星期近百次的小会辩论，10月18日、19日举行了近三千人的全校大辩论。
在这次大会上，正反两面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争论十分激烈。
此后，接连开了四天中小型辩论会，25日再次举行全校大辩论。
经过三天的说理论争，正面意见完全占了压倒优势。
在大量实际材料和充分的道理面前，原来持反面意见的人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纷纷向真理投降；
一些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而夸大农村缺点的人也作了检查，承认自己立场站得不对。
参加辩论的全校师生，普遍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这场大辩论充分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民主精神。
为了彻底驳倒对方，不少同志积极地找材料，读文件，搜集事实，研究论点。
有的同志还写信到家乡去搜集材料。
学校整风办公室曾经派出六个组，到东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浙江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
为了核实材料，有的组曾数次下乡反复查对。

这场大辩论受到上海市委的关怀和重视。
辩论期间，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曾亲自到校听取辩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教育卫生部的负责同志和上海各高等院、校的代表二百余人，都参加了会议。

在农村问题上的这场大辩论，主要围绕着四个问题：一、农业合作化是否“冒进”了？
二、工农生活是否差别悬殊？
三、统购统销是否有偏差？
四、农村干部是否很糟糕？

农业合作化是否“冒进”了

辩论开始，有些人认为合作化“冒进”了，“思想、组织和干部准备都不足，打了无准备的仗”。
他们认为合作化的高潮是“人为”的，干部的“脑子一热”，农民“不愿入社的也得入社”。
由于合作化速度太快，结果带来一系列的缺点，优越性没有显示出来，很多农民要求退社。

朱文华、王泽清等同志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合作化发展速度是快的，但并不“冒进”。
他们用充分的材料说明：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各方面条件成熟的结果，是党一系列艰苦工作的结果。
合作化以前，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干部准备。
说合作化是“打了无准备的仗”是毫无根据的。
朱文华等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入社的情况。
浙江诸暨县璜山乡在1954年时，领导上只组织了三个试点社，农民却自发地组织了十三个社。
后来由于执行了“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把这十三个社解散了；
不少社干部气得流泪，有的农民气得睡了几天，他们质问：“政府号召办合作社，为什么不准我们办？”
山东益都县六区的农民，听了毛主席报告的传达以后，当晚赶到区里要求办社，没有得到批准，就派代表连夜赶几十里路到县里，请求县委批准他们办社。
湖南有个农民叫张良述，为了申请入社，连续写了三十二次报告，他说：“我入社就像久饥求食，久旱求雨。”
事实说明：合作化高潮正是反映了广大农民首先是贫农和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要求。

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是没有显示出来呢？
王泽清、杨树仁都肯定农业合作化已经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
1956年是合作化以后的第一年，广大农村经历了严重的灾害，但是全国粮食却比1955年增产了一百五十四亿斤，约有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浙江诸暨县璜山乡农民总结了合作化的好处有“九好”、“九多”、“八变”、“五少”、“五提高”。
“九好”是指集体比单干好，社员的收入比单干好，新式农具下乡好，二流子、懒汉减少好，修桥铺路交通好，有线广播宣传好，男女老少社员团结好，农村卫生搞得好，学习文化好。
“九多”是指双季稻面积多，毛猪生产多，积极分子多，钢笔、电筒、球鞋多，毛线、卡叽多，兴修水利多，积肥多等等。

至于说有些农民要求退社，大家指出：要求退社的农民是极少数的，据河南安阳地委的典型调查，坚决退社的仅占1％。
农民要求退社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
浙江诸暨县璜山乡要求退社的八十户，经过社会主义辩论以后觉悟有了提高，只有八户退社。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以来，仅山东定陶县就有三千六百二十户要求入社。

大家在发言中也提出：在办社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和缺点，这是由于合作化时间短，办社经验不足而产生的。
这些前进中的缺点将会被逐步克服。
无论如何，绝不能把这些缺点归罪于合作化的速度快了。

工农生活是否差别很大

工农生活是否相差很大的问题，是大辩论中争辩得十分激烈的问题。
有不少人认为：工农生活相差太大，党和国家对工人“偏爱”、“厚工薄农”，不公平，他们举出衣、食、住、行、工资收入和福利事业等各方面的事实，说明工农生活的差别很大，他们主张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以改善农民生活。

经过激烈的争辩，大部分人坚决不同意这种错误的看法。
龚斐然、孙维藩等同志对这种看法作了系统的批驳。
他们认为：解放以后，工农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生活水平较高的一年），职工每年每人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三十元，农民是六十一点二元。
而1956年职工每年每人平均消费额达到一百九十九点八元，农民是八十四点二元。
目前，工农生活之间虽有差别，但并不悬殊。
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工人和农民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大体是二比一。
但是由于城乡生活条件不同，如生活必需品城市比农村贵，城里要付房租、水电费、交通费等等，工农的实际生活水平相差并不大。
根据南京、无锡、丹阳等地调查，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城市比农村要多花一倍的钱，大体也是二比一。
有人提出工人大部分有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穿呢子衣服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除了一部分收入多、负担少的人生活比较富裕，多数工人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的。

在目前，工人和农民生活之间虽有一定的差别，按照“按劳取酬”的原则，这种差别也还是合理的。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创造的价值大。
1956年，全国职工二千四百多万，工业总产值是五百八十六亿元，全国农民五亿多，农业总产值是五百八十三亿元，显然工人创造的价值比农民要大很多倍，因此，报酬稍多一些是应该的，也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
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形式：工人劳动产品全部交给国家，工人的劳动报酬仅占他们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一小部分；
农民虽然自己负担生产费用，但劳动产品的绝大部分都归自己。
如上海国棉一厂工人，去年创造的净产值二千六百三十九万元，工人工资福利费用仅占12％，上缴国家的价值占88％；
上海郊区农民净产值四千万元，农民自己消费占93％，上缴国家的农业税仅占7％。
而且，党和国家在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救灾、贷款、减轻农业税、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等方面，大力支持了农民，照顾了农民，可见，认为党和国家“偏爱”工人、“厚工薄农”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提出要用提高农副业产品收购价格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生活。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国家对农副业产品价格已经作了多次适当的调整，照顾了农民的收入，对某些农副业产品的收购，国家还要赔钱。
如国家在安徽蚌埠的鸡蛋收购价格，1950年是二十四元多一百斤，以后每年都有提高，到1956年的最高收购价格是五十二元，最低价格是三十四元。
上海食品公司经营鸡蛋，由于收购价格逐年提高，销售价格不能一下子提高很多，1955年亏本二十多万，1956年亏本六十万元。
大家指出：改善农民生活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
如果无限制地提高农副业产品价格，结果必然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
如全国农副业产品价格提高10％，国家就要多支出二十亿元，这样，势必影响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也就影响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同时，由于农副业产品价格的大大提高，还会带来市场物资紧张、通货膨胀、工业品成本增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对农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统购统销是否有偏差

在统购统销政策上，有人认为“统得太死”、“有购无销”，甚至说“连农民的口粮也统去了，农民饿肚皮”。
经过激烈的争辩，很多同志拿出大量实际材料来驳斥了这种说法。
徐波同志指出：国家收购的粮食逐年减少，销出的粮食逐年增加，1953年收购七百三十九亿斤，供应农村三百三十五亿斤；
1956年收购七百二十亿斤，供应农村却有五百亿斤，这怎么能说是“有购无销”呢？
问题并不是“有购无销”，相反地却存在着销售得过宽过多的现象。

有人说“农民把口粮都卖光了”、“国家留粮标准太低了”。
大家认为：目前国家规定的农村吃粮标准，是根据粮食产量情况，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用粮习惯制定的，只要省吃俭用，绝不会饿肚子。
目前在农村中喊叫粮食不够吃的，一部分是由于吃粮无计划、有漏洞；
有些人是明明不缺粮，跟着别人喊；
有些人是在搞投机活动，贩卖粮食，还有些人是别有用心，想搞垮合作社，破坏统购统销政策。
徐波同志举了高邮县横泾乡辩论每人每年五百斤稻子够不够吃的例子：地主、富农说：“莫说五百斤，就是一千斤也不够。”
富裕中农说：“一千斤多了，八百斤尽可以了。”
理由是：“早上疙瘩中午饭，晚上弄点面摊摊，再来一碗油炒饭，这样才算吃饱饭。”
贫农却说：“五百斤够吃了，我们过好日子，不能忘了过去吃糠咽菜的生活。”
农村干部作风是否很糟糕

关于农村干部的作风是好是坏，经过争辩，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农村干部是土改、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
有些干部虽有缺点，但这些缺点将在党的教育下得到纠正。
至于作风极端恶劣、违法乱纪的干部，只是极少数。
因此，把农村干部说得“很糟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辩论会上，郁梁、谷传孝等人举了他们家乡的许多“事实”，把农村干部描绘得十分糟糕，说农村干部“贪污腐化”、“打人骂人”、“惨无人道”、“比国民党时代的乡保长还厉害”。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学校派人三次到他们的家乡——江苏沛县敬安镇去实地调查。
在辩论会上，负责调查的同志，针对郁梁、谷传孝所举的十几条事实，逐条进行了反驳。

郁梁、谷传孝说：他们家乡有个姓韩的农民，干部逼他卖余粮三百斤，卖不出就把他推到雪地里挨冻。
据调查材料的刘树梓了解：那个姓韩的是个老富裕中农，估计可卖余粮三千斤，而他只卖五百斤，再三劝说也只肯卖九百斤，其余坚决不卖。
干部根本没有难为他，更没有把他推到雪里挨冻。

郁梁、谷传孝还说：他们家乡的农民对干部很不满，编了一首歌谣：“社长见社长，你说下饭馆，我说来二两；
队长见队长，你说结毛衣，我说扎大氅；
队员见队员，两眼泪涟涟，你说苦来我说难。”
根据刘树梓在当地的调查，这首歌谣上面还有两句：“地主见地主，你苦我也苦；
富农见富农，你穷我也穷。”
显然，这是地主、富农坏分子诬蔑合作化、诬蔑农村干部的谣言。
在刘树梓访问郁梁、谷传孝的家庭时，给他们的妈妈念了上面这首歌谣，他们的妈妈都十分气愤地说：“这是坏分子造的谣，我们绝不会说这种话。”
郁梁和谷传孝还说：统购统销以后，家里生活很苦，分的粮食只够吃十多天，一盒火柴都要几家合用，房子破烂得连自己回家都找不到了。
事实如何呢？
拿郁梁的家里说，1956年他母亲入社以后，每年净收入二百零一元，今年的粮食除了红薯已经分到三百多斤。
最近他哥哥要结婚，家里添置了不少东西，还盖了两间新房子。
郁梁的妈妈对去访问的同志说：“要不是解放，咱们不能翻身；
要不是入高级社，新媳妇无法娶，新房子也无法盖。”
当刘树梓同志用实际调查的材料，驳斥了郁梁、谷传孝对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干部的诬蔑以后，郁、谷两人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所举的“事实”，都是道听途说和片面夸大的。

（本报综合稿）

作者：王泽山赵德恭

深入诱导启发鸣放

0141部队一支队六连在初步动员以后，战士们一般愿意摆出自己的实际思想，我们进一步采取深入诱导的办法，使大家真正作到了畅所欲言。
当时战士的思想情况是：离开家乡已一、两年，对农村、家庭情况了解得不够系统、具体；
归纳、分析能力较差；
而且暴露思想的顾虑又未完全解除。
因此，发动他们就农业合作化等方面提问题、提意见，一般都须经过由远而近、由浅而深、由分散到集中、由事实到观点的过程。
也就是要经过摆事实，谈看法，再集中地明确自己的观点等三步。
但这三步又不是截然分开的。

领导上必须适合这一思想规律，启发士兵大胆暴露思想。
否则，单凭领导上的主观愿望，要求过高，操之过急，会使士兵摸不清领导意图，增加顾虑，阻碍士兵充分暴露思想。

六连的具体作法是：首先，提出“有啥说啥”，知道多少谈多少，从事实出发，提问题，提意见，并注意鼓励战士把话说完，动员其他战士要注意听、仔细想，防止有些同志急于批判，阻碍思想暴露。
接着，在士兵摆事实的基础上，启发他们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和事实的看法，谈出自己的观点。
在士兵将所见所闻的事实大体摆出，将自己的看法也逐渐明朗地谈出来以后，再进一步动员，让士兵怎么想就怎么讲，把一切东西彻底地倒出来，并且号召大家找原因，找问题的根子，使每个人的思想问题都能够彻底暴露出来。
（0951部队政治部）

干部战士一起鸣放

浙江军区内卫部队某部二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采取了干部（没有经过集训的）和战士在一起鸣放的办法。

营领导上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以后，有的同志提出：“干部和士兵一起鸣放，会不会影响威信？”
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干部和士兵一起鸣放有三个好处：一、干部带头暴露思想，能够帮助士兵解除顾虑，说心里话；
二、干部参加鸣放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加强领导；
三、干部和士兵一起鸣放，可以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消除隔阂。
至于“会不会影响干部威信”的问题，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思想革命，干部应该带头过社会主义关，这样才有真正的威信，如果自己的思想问题不暴露，不解决，那才会影响威信。
讨论后，很多同志表示愿意在学习中站在群众之中，不站到群众之外，放下架子和士兵一同学习。
（浙江军区试点工作组）

首先解除干部的顾虑

5036部队指挥连在开始辩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时候，各组都出现“推磨”式的发言。
许多人不愿暴露真实思想。
有的组常常呆一、二十分钟没人发言，只好由班长点名指定发言。
经过分析研究，发现了以下三个原因：（一）指导员在动员时没注意强调说明这次学习是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反而说：“我们连有没有右派，谁也不能打保条。”
（编者按：根据总政规定，在连队战士中不划右派分子。）（二）干部事先没有经过训练，怕士兵辩论起来没法收场。
（三）干部由于存在顾虑，在参加各组讨论时就不敢大胆诱导士兵提出问题，甚至怕反面意见占上风，产生了“堵嘴”的现象。

这说明要想大家辩论起来，必须解决两头怕的问题：干部怕收不了场，战士怕挨“整”。
而首先要解决的是干部的“怕”，怕收不了场实质上是不相信群众。
该连士兵中没有地富出身的，贫农和新中农占53％，解放前有四十九名士兵的家庭要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二十六名士兵的家中有人讨过饭，三个士兵的家庭卖过儿女，七个士兵的家庭被地主和国民党政府逼死过人命，对这样的战士能不信任吗？

在帮助干部明确认识了连队士兵的根本情况之后，又给干部再次交代了党的政策，消除一些模糊认识，同时上级又派人到连上具体帮助，消除了干部的顾虑，这样，鸣放和辩论就热烈展开了。
（王泽山）

动员再动员

0970部队直属警卫连社会主义教育正式开始了，指导员郭树训作了动员报告后，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为了找右派，而是为了提高觉悟。

但是怎样提高觉悟呢？
当时连里战士对辩论各有各的看法。

根据这一情况，连的领导上再次进行动员，着重说明，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暴露思想是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谈自己的看法，不是消极暴露思想等待“挨整”。
大家鸣放出来的意见中会有对有错，正确的办得到的领导上一定接受，分歧的意见就通过辩论来分清是非，提高认识。

经过这次再动员，战士们心里话已纷纷“露头”。
战士孙发忠在第一次动员以后，还打算“别人说啥我说啥”，现在却说有很多意见要鸣放了。

看来，动员基本上成熟了，但是能不能鸣放得彻底？
党的支部委员会开会研究以后，决定再深入了解一下情况。
当天晚上，干部和骨干分头找人交谈，这才进一步了解全连基本上已解除顾虑，可以开始鸣放了。

全连进入鸣放后，大家发言果然很热烈。
一向很少在会上发言的列兵李长贵也说话了。
上等兵王世田一天发言五次。
（赵德恭）
===== 为什么“口中含糖不知甜”；
-0218部独立四分队一连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辩论

作者：王绍勤

辩论的开始

一连的大辩论是从“入社后自由不自由”这一问题开始的。
下士田有亮打头一炮，他说了合作化以后农民是很自由的道理，但接着就有四个同志发言反驳他。

这功夫，田有亮举手要求再次发言。
他说：“前边几个同志说合作化不自由，曾举出使牲口不方便作例子。
好，咱就说使牲口吧。
土改以前，俺们村仅有七个牲口，还都是地主的。
咱穷人家推碾拉磨还不都是人顶牲口自己来；
这还不算，地主家要是用碾用磨还得先让给人家；
农忙时就更别说啦，甭说借，就是雇牲口，也还得等人家种完了出高价才能雇得来。
你们说一说，这叫什么自由？
土改后，穷人虽然有了牲口，但并不是家家都有。
有牲口的，自然觉着自由方便些，没牲口的或只有一条腿两条腿的户（这样的户很多）仍然很不方便。
合作化以后这问题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家都不为没有牲口使或牲口不够使而发愁了。
夏金忠说他家使牲口社里不让使，我想这定是社里有要紧的事，牲口没空，决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至于李耀敏说，他家在入社前，大骡子车一赶，到天边也没有人管，大伙可以想一想，村里有多少这样的户，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过去我祖父长年给人家当长工，挨骂受气，难道这叫自由吗？
我伯父被地主打死，父亲被地主贩卖给日本人，抓到日本受罪。
解放后如果不组织起来，说不定又会有多少人去出卖劳力给人家做工，不知道又会出现多少户地主富农。
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这叫什么自由呢？
说合作化不自由不方便的同志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田有亮说完之后，中士高福章接过来说：“从我们村的情况我体会到，如果不组织起来，便会出现‘一快、一遭殃’。
跑城市作买卖，赚得钱来买房又置地，这叫做发展个人利益真快；
少数人这一快，多数人可就要遭殃了。
……”
拿出具体事实来分析

田有亮和高福章的意见，提醒了一些同志，但也激起了一部分同志的不满。
他们嚷嚷起来：“咱们是在讨论入社后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根本牵涉不到剥削压迫问题。”
夏金忠说：“我家入社前有吃的有花的，单干痛快。
我听到父亲说入社了，曾经想劝他退出社，还是自己单干好……。”
于是，田有亮、高福章、徐俊岭三人建议要夏金忠把家庭情况具体地摆一摆，大家分析分析，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合作化本身有问题。
这个建议大家一致同意。
夏金忠可慌了，连话都不知从哪儿说好，在一个钟头内，他把家庭情况说成了四样，真是前碴不接后碴，嗑嗑叭叭，越说矛盾越多。
这时，辩论暂停，宣布休息。
这功夫，大伙抓紧时间对夏金忠进行动员，说服他讲出实情，真正过社会主义关。
经大家解释动员，夏金忠最后说了实话：原来他家十口人，有十八亩好地，房十多间，整劳动力三个，母牛一头，车一辆。
每年收六七千斤粮食，编鸡笼能挣七八十元，父亲给人家修盖房子每年四五个月，能挣二三百块钱。
解放后收入照常，还买了六亩地。
父亲作生意，生活很富裕。
入高级社后，没有这一年三四百元的副业收入了。
别的同志接着问夏金忠：“你家入社后收入少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夏金忠终于说出了他父亲为了多挣钱，偷偷地打发他哥哥到天津作工去了。
于是大家说：少一个人参加农业生产，你家的农业收入当然要减少，这能怪合作化不好吗？
辩论到这里，问题已经明确了：是合作化限制了夏金忠的家庭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合作化以后不自由。
夏金忠初步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他说：“都怪我思想不好，……我以后再好好挖挖思想根……。”
找到问题的实质

关于入社后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于是主持会的排长提出“富裕中农入社后收入暂时减少些是不是算吃亏”这个问题，叫大家再辩论辩论。
这一下可投合了谢平国的心愿，他第一个发言说：“富裕中农入社就是吃亏了，……”高福章提醒他说：“富裕中农一般都多少有点剥削，如雇短工。
入社后实行按劳取酬，他们自然觉着‘吃亏’了。”
谢平国忙加解释说：“谁家雇短工？
我说一个例子给你们看看。
我大爷家六口人二十四亩地，其中水田九亩；
他家软劳力一个，牛、车各一。
入社前真是要啥有啥，入社后要啥没啥，很明显是吃亏了。”
别人问他你说的这事真实吗？
谢平国说：“谁还扩大事实！”
他的同乡阴乱收和曹振卿问他：“九亩水田每年需要两个强劳动力才能忙得过来；
那十五亩旱田也还得一个强劳动力。
除此以外，铡草喂牛、推碾子、耕耕耪耪……，难道你大爷一个软劳动力就能干得过来吗？”
这一问可把谢平国问住了。
三分钟过去了，谢平国还一言未发，跟夏金忠一样，他最后说了实话：“我大爷家在表面上虽然没雇人，可是农忙时净叫别人帮工（实际上是短工），叫亲戚朋友帮助，我家帮助他最多，他什么也不给我们。
我说入社不自由是我有向上爬的思想。”
夏金忠和谢平国两人的问题一解决，辩论会的空气马上转变了，大家的情绪由紧张变为轻松愉快，心情豁然开朗。
这时同志们要求随便谈谈心，主持会议的同志允许后，便三三两两毫无拘束地谈论开了。
曹振卿说：“我家是富裕中农，我说入社股多，贫苦户不给富裕户钱，这是站在自发的资本主义立场上看问题，想在入社前捞一把。”
谢平国满脸笑容地说：“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辩论我心眼里可豁亮多了。
因为受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合作化的优越性我看也看不见。
使牲口这事，一百回当中一次没马上让使，我就说使牲口不方便；
支钱二十次都支给了，一次没马上支给就说合作化不自由。”
经过这一番辩论，问题的实质已经逐渐明确了起来，大家一致认识到，原来叫喊合作化不自由不方便，主要是有两个东西在作怪，一个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个是农民的自由散漫习惯。

认清社会主义是最好的道路

为了把问题引深一步，主持会议的排长又向大家提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的自由和方便。
于是许多同志展开了对往事的回忆。
在场的十七个人中，家被日本、国民党、地主杀死的有十二条人命，被打残废和精神失常的三人，逃荒的二户，被迫当长工的八人，因交纳不起税款被打被关的二人……。
回忆之后，大家一致表示再不要这种少数人自由的社会了，此时群情激愤，高喊：“我们坚决不要这种私有制的社会了！”
“不要私有制社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我们走什么道路好呢？”
排长问。

“走社会主义道路！”
接着，大家就很自然地谈起了合作化带来的好处。

徐俊岭说：“我村没组织起来前，只几头牲口，转高级社后骡马十六头，驴牛十多头，过去大车六辆，现在二十多辆，过去没学校，现村里成立了小学，家家有电筒，穿的真整齐，青年人每人一身海昌蓝，每人一支钢笔……这样幸福生活仅仅是开始哩！”
阴乱收说：“经过这次辩论，我才深深体会到我们青年人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处了解得太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嘴中含糖不知甜’。”
大家还仔细算了算，全排人有82％的家庭生活比以前都提高了，其他有的是入社后与入社前相同或因劳力少而暂时收入减少了些。

辩论的最后，排长提出怎样看待农业社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这个问题让大家再谈谈。
由于主要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怎么大争论就解决了。
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不是合作化这个制度不好，主要是因为没有经验而产生的；
其次，绝大多数乡、社干部都是好的，有少数作风上和思想上有缺点的，经过这次农村大辩论和整顿合作社，他们也是会有改进的。

栏目：社会主义教育述评

在连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有些连排干部还不敢放手地发动群众进行鸣放和辩论。
有些干部在鸣放开始的时候，认为战士中“没有多少问题”。
但是鸣放起来，看到反面意见多了，就沉不住气，怕“放乱”、“收不了场”。
他们急于对错误的言论进行反驳，想把问题堵回去，或者想草草结束鸣放，转入辩论。

有些干部在开始辩论时，以为“辩不起来”。
但是当展开思想交锋，反面意见一度占了上风的时候，又急躁起来，想简单从事，扣几个帽子把反面意见压下去。

这种情况告诉我们，要搞好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单单训练一下少数教员还不够，还必须统一全体连队干部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领导这一教育的本事。
不然的话，连队社会主义教育还很难顺利开展。

希望各部队抓紧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展开以前的一段时间，用试点单位和先进单位活生生的事实，反复教育干部。
使他们懂得：鸣放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一关，放不好就辩不好，只有放得透，才能辩得深。
要针对干部思想上的顾虑，加以解释，动员他们下定决心，大胆放手，发动群众。
同时，还要教给他们一些发动群众和指导鸣放、辩论的方法。
一定要教育干部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这一工作做得好不好，对连队社会主义教育的效果将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