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
祝贺建设长江大桥的全体职工
新华社15日讯
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写信给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全体职工，表示深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并向帮助建设大桥的苏联专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贺信说，我国职工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把这座规模巨大、技术复杂的长江大桥建立起来，充分体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具有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
贺信希望职工们戒骄戒躁，总结和学习这次建桥的各项经验，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来迎接新的建设任务。
贺信说，长江大桥凝结着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生动地表明了苏联对我国真诚无私的帮助。
苏联的先进经验和苏联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永远是我国工人阶级学习的榜样。
我们要不断地为巩固和发展中苏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而努力。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14日向共青团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委员会并长江大桥工程局全体职工发出贺信说：
热烈祝贺你们实现了我国人民修建长江大桥的多年宿愿，完成了把长江天堑变成通途的伟大任务。
热烈祝贺你们用极短的时间完成我国史无前例的复杂工程的事实，粉碎了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各种谬论。
热烈祝贺你们成功地学习了苏联专家建桥的先进经验，并且用更饱满的热情和更高的信心，向自己面前的新的任务——在黄河、长江修建更多的大桥作更英勇的进军。

滕代远设宴招待中外来宾
据新华社武汉15日电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市副市长王克文，今天晚上在武汉中苏友好宫联合举行宴会，招待前来参加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的中外来宾。
在宴会上，滕代远等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
苏联运输建设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举杯高呼伟大的、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今天应邀参加宴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湖北省各界代表等。

火车飞驰过长江
千年理想成现实万众欢腾庆通车
新华社武汉15日电
新建武汉长江大桥已宣告正式交付使用。
约五万人15日欢聚两岸桥头隆重举行了大桥落成通车典礼。
今天，整个武汉市披上了节日盛装。
被数不清的红旗装饰起来的长江大桥，显得格外美丽壮观。
武汉市民以极大的热情来庆祝这座他们期待了几十年的大桥的落成通车。
许多人天不见亮就起来作饭，全家扶老携幼前往参加典礼。
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一带的江岸高大堤防上，以及有关的铁路、公路、联络线路上，到处是欢腾的人群。
典礼从上午十时起在长江大桥上举行，主持人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
当扩音器里宣告典礼就要开始的时候，在长约两公里的典礼区内，立即响起春雷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典礼开始前，一千多人参加的桥头音乐会上，演出了歌颂长江大桥的节目，同时有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桥的上空两次飞过，散发了大批庆祝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标语。
典礼宣告开始了。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首先致词。
他热烈祝贺长江大桥的建成，说这座大桥的建成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无限威力的一个标志，是中苏友谊伟大的又一标志。
他的讲话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打断。
接着，武汉长江大桥验收接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泰讲话，他报告了长江大桥的验收过程和结果，指出这一工程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表现了高度的创造性。
我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也先后在典礼上讲话。
在典礼上讲话的，还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市副市长王克文，以及帮助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和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
讲话完毕，铁路桥开始由李富春剪彩通车。
这时候，北京开往凭祥的直达快车在人们的夹道欢呼中驶过长江。
一刻钟以后，专为参加典礼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外来宾准备的另一列车，在前一列快车过去以后跟着驶过江水汹涌的“天堑”。
在列车通过大桥的时候，车内车外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淹没了机车的轰鸣和长江洪涛的呼号。
接着，公路桥通车开始了。
一支由三百四十多辆汽车组成的庞大的汽车队伍，在六辆国产解放牌汽车的带领下，徐徐地分三行并排通过宽阔的公路桥面。
在公路桥两侧的人行道上，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挥舞花束和头巾，向车上的中外来宾致意；
在公路桥面上，人们撒上了一层彩色纸屑；
在长江大桥的上空，升起了各色气球。
这时，全桥宣布开放。
欢腾的人群立即从蛇山上、从武昌桥头潮水般地涌上桥头，朝着汉阳流去。
下午一时，典礼宣告结束。
今天参加典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副主任廖承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伟、柴树藩，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星，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监察部副部长潘震亚，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志杰等，以及各地来宾。
参加典礼的还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外宾。
（附图片）
上图：
长江大桥全景
从北京开往凭祥的列车，在万人欢呼声中第1次驰过长江大桥
本报记者　刘长忠　吕相友摄（无线电传真）
汽车队伍浩浩荡荡通过长江大桥公路桥面新华社记者　郝纯一摄（无线电传真）

积极解决裁军问题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已开始讨论裁军问题。
这个问题被列为委员会的头号议程，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裁军是全世界人民当前最关心的问题，而最近科学技术方面的新发展，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已经绕地球转了一百多周，它的运行完全符合于事先的计算。
苏联的这一划时代的创造，标志着人类征服宇宙的开端。
这说明，当人类把它的智慧和技术用来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时候，它能够创造出多大的奇迹。
这同时也表明，如果军备竞赛继续下去，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可以给世界带来多么严重的危险。
科学以它的权威肯定了，世界各国只能够走和平共处的道路。
当前国际上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各国，首先是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各大国之间，立即就裁军问题，首先是停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
苏联已在政治委员会上又一次发出了全面裁军的呼吁，并且为了促成停止军备竞赛，建议首先就裁军的初步措施达成协议，包括立即停止核试验两三年，缔结一项为期五年的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协议，苏美英法四国减少它们驻在德国和其他外国的军队，商定取消国外军事基地的办法，不在外国领土上驻扎原子部队和贮存原子武器，建立相当的监督。
苏联的建议集中在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上，而且提出了最起码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只要西方国家同意这些初步措施，裁军问题就能迈出重要的第1步，就能够大大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减轻新战争的威胁和核试验的危险，从而初步满足全世界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苏联积极谋求裁军协议，如赫鲁晓夫同志最近又一次强调指出的，绝不是出于软弱和害怕帝国主义。
在苏联宣布顺利地完成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首脑曾经竭力散布怀疑的气氛，想冲淡这一事件的意义。
但是，接着苏联又成功地射出了第1颗人造卫星。
这无可争辩地确证了苏联在投射技术方面的巨大能力甚至已超出了洲际的范畴。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里唯一接近于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但是它无论是在人造卫星或是洲际导弹方面，即使按照他们官方所宣传的计划，要能成功地发射也得再过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
苏联在最新的军事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肯定的领先地位足以说明，苏联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不是出于软弱，倒是出于一种有把握的优势。
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真诚和人道性质，从这里也得到了证实。
实际上，一贯进行军事恫吓的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推行原子讹诈政策，借口是防止“苏联侵略的威胁”；
它们发动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硬说西方国家的“安全”要求保有军事上的优势。
现在形势的发展戳穿了这种戈培尔式的谎言。
战后，美国曾经保持了几年的原子弹垄断。
但是在氢弹出现时，美国的垄断权就丧失了。
接着，苏联在远程喷气推进飞机、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等最新科学技术方面，接二连三地遥遥领先。
这种发展不但使得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之基石的所谓“威慑论”归于破产，而且说明它们想要再取得某种垄断优势的希望也是很渺茫了。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发射地球卫星的成功在西方国家统治集团中引起了那样明显的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当然，对帝国主义集团的良知，不能够存有任何幻想。
他们靠军备竞赛发财，醉心于掠夺和奴役别的国家，因此它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同意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对苏联的领先地位表现惊慌之余，帝国主义者正在竭力制造一阵新的扩军歇斯底里，并为他们继续军备竞赛加添新的辩辞。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美国代表洛奇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英国保守党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证据。
迫于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情绪，他们不得不更多地谈论裁军，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鼓吹西方国家的所谓“实力地位”政策，并力图把裁军谈判保持在它的纠缠不清的老路上。
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在伦敦裁军谈判中提出的所谓“联合建议”，并且企图动员联合国的道义力量来支持他们阻挠裁军的立场。
这个“联合建议”的
“核心”——用杜勒斯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开放天空”计划。
这种计划只能帮助搜集军事情报和增加相互猜疑，对于裁军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在火箭武器日益发展的时候，这种计划之不切实际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联合建议”却规避了这样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销毁已有的原子武器的问题，撤退在外国的驻军和消除国外军事基地问题，无条件停止核试验问题。
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保留使用、继续发展和制造原子武器的权利。
它们根本拒绝谈判国外驻军和基地的问题，在最简单易行的停止核试验问题上，它们也不愿承担较长期的义务。
拒绝在切实可行的方面开步走，而坚持在目前状况下只能引起纠纷的“空中视察”办法，就是西方国家不想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证明。
为了便于继续阻挠协议，它们还拒绝扩大裁军小组委员会，改变由这个小组委员会关起门来谈判的办法。
而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上的缺乏平衡和充分代表性，以及它的秘密谈判方法，已经证明只有利于帝国主义势力阻挠裁军协议。
裁军，特别是消除核威胁，是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面前的最重要任务。
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如印度和日本，也就消除核威胁问题提出了建议。
大会的责任在于，对苏联的积极谋求协议和西方国家的多方阻挠裁军这两种相反的立场，作出正义的裁判，促进裁军问题的解决。
这也是全世界公正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联代表团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15日讯
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到中国各地参观后，在今天从沈阳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将继续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
14日，代表团人员曾在长春、鞍山、沈阳等地参观访问。
在参观第1汽车制造厂时，阿里斯托夫向欢迎苏联贵宾们的数千名汽车工人说，我们看到中国在短短的八年中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从内心感到高兴。
陪同贵宾前来参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也在这个欢迎会上讲了话。
阿里斯托夫团长和汽车厂厂长饶斌还在会上互相赠送了礼品。
这个由苏联帮助建成的汽车厂，开工生产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周年。
当厂长饶斌引导贵宾参观各车间时，男女工人们都聚拢来热烈鼓掌欢迎，并且争着和贵宾们握手。

表彰苏联专家对长江大桥的创造性贡献
国务院授予西林同志感谢状
铁道部授予格列佐夫等九同志感谢状
新华社武汉15日电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的当天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分别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铁道部，授予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苏联专家组组长康·谢·西林和专家阿·波·格列佐夫等十人以“感谢状”。
授予“感谢状”的仪式由滕代远主持。
滕代远说：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苏联专家组组长康·谢·西林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且具体地指导大家共同实现了崭新的桥梁工程技术，使武汉长江大桥质量良好地提前建成。
我国政府为了对康·谢·西林专家表示感谢，特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名义授予“感谢状”。
阿·波·格列佐夫同志，维·依·卡尔宾斯基同志，恩·莫·戈洛托夫同志，阿·得·普罗赫洛夫同志，尼·依·波良克夫同志，尼·尼·吉洪诺夫同志，比·保·塔玛洛夫同志，吉·格·柯斯金同志，米·谢·鲁登科同志等九位专家，在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中对钢梁拼装、机具制造、施工管理、培养干部等方面，各有特出的贡献，决定由铁道部分别授予“感谢状”。
接着，李富春代表周总理把“感谢状”授给西林，滕代远代表铁道部把“感谢状”授给格列佐夫等九位专家；
其中波良克夫、吉洪诺夫和柯斯金已回苏联，由西林代行接受。
西林在会上代表专家们讲话，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工作所作的评价。
他说，这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表现。
出席这次仪式的，还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中共湖北省委第1书记王任重，中共武汉市委第1书记宋侃夫，武汉市副市长王克文，以及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总工程师和中共党委书记等人。
应邀来参加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的、以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为首的代表团全体团员，也参加了仪式。
（附图片）
苏联专家工作组组长西林

长江大桥纪录影片将在全国各地上映
本报讯
武汉长江大桥的纪录影片将在全国各地上映。
这部影片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摄影师们早在10月11日就到达了武汉。
他们要把长江大桥——这座名闻世界的大桥拍成五彩新闻纪录片、黑白纪录片和宽银幕影片，全面地介绍大桥工程建设、使用价值、艺术建筑和通车盛况，让全国人民和武汉人民一样幸福地看到万里长江第一桥。

一面大鸣大争　一面抓紧生产
湖南农村整风生产两不误
新华社长沙电
湖南省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农村大鸣大放中，注意紧密结合生产，做到了整风、生产两不误。
现在，全省五万多个农业社正一面展开鸣放和争辩，一面抓紧积肥铲草，趁雨后突击抢耕冬种。
今年，湖南农村秋冬生产动手早、质量好。
据农业部门统计，到10月初，已有一千三百多万亩土地完成了播种工作，并且改变了播种粗放的习惯。
全省自8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乡、社干部都是白天参加生产，晚上领导群众开会鸣放。
因此，各地在整个运动期间始终没有影响生产。
原来因旱情严重估计只能完成八百万亩双季晚稻，经农民积极抗旱抢种，结果完成了一千零五十八万亩。
邵阳专区许多地方在秋冬生产中出勤人数比春耕时期还多，并热烈地开展了劳动竞赛。
常德专区每天有二百四十六万人出勤，他们超额16％完成秋播任务后，又趁雨后抢耕冬种，每天出动四十万人和八万头耕牛，在半月内就翻耕了二百多万亩板田。
根据各地经验证明，只有在搞好鸣放的同时认真抓紧当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鸣放，收到运动的实际效果。

先当农民再当干部
分配到西南师院的三十八名大学毕业生到了农业社
本报讯
今年暑假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的三十八名高等学校毕业生，于最近分别到北碚金钢、双碑、永远等农业合作社参加为时半年的体力劳动。
大家对这次能真正到农村中去接近农民，和他们共同劳动感到非常兴奋。
张秀华激动地说：
“党把我们放到劳动中去锻炼，将把我们锻炼成为更有用的人，我自己甘愿作个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向农民学习。”

北京市一级工会
百余干部去作农业工人
本报讯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市产业工会第1批到基层直接参加生产的干部一百一十七人，已经在14日愉快地走上劳动岗位，他们全部被分配到北京公私合营北郊畜牧场去做农业工人。
14日上午，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市产业工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举行了大会，热烈欢送这一批带头从机关走向生产岗位的伙伴们。
会上，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鲁恒、祖田工都讲了话。
他们指出：
调一批干部参加劳动，这对改进机关工作，锻炼干部以及转移社会风气都有很大意义。
并勉励大家要有决心克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放下架子做一个普通的农业工人，要和当地的领导、工人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劳动，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新型的劳动知识分子。
下放干部的代表潘党生、陶建南、霜梅、郝余，也相继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要努力从劳动生产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关怀，决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当一个可耻的逃兵。
这批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百一十七名干部中党、团员占二分之一以上。
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是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干部和解放后从工矿企业提拔的工人干部。

团甘肃省委领导干部下乡当农民
据甘肃日报消息　近日来，共青团甘肃省委机关、团报、团校的干部，纷纷要求组织批准自己，第1批到基层去参加体力劳动。
团省委常委会根据团中央决定精神，结合所属单位干部情况，在9月26日研究了具体执行的意见。
会上大家就当前全省县以上机关、厂矿、学校团的干部情况作了分析。
针对这些情况，团省委初步决定在七年以内分期分批组织县以上机关团的干部到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锻炼一、二年，取得农民、工人资格，再做团的干部。
10月08日，团省委常委会第2次开会，研究批准了团省委秘书长徐行，组织部副部长桑兴祥、青农部副部长李群、甘肃青年报副总编戈治达等二十个同志的要求，第1批下去参加劳动锻炼。
这些同志将组成四个组分赴华池（老区）、定西（干旱区）、安西（风沙区）、武都（山区）等县的几个农业社劳动。
被批准了的同志用大字报向党提出保证：
到农村去，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10月10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霍维德，常委王秉祥、李培福、李正廷及秘书长万良才同志接见了他们。
霍维德同志恳切地告诉他们说：
这一次下乡人数虽然少，但是给全省的知识青年参加体力劳动树立了榜样。
农村是丰富的知识宝库，你们要好好学习。
省委常委们也指出，这一行动是伟大的移风易俗的行动；
这个锻炼是光荣的，锻炼的过程也就是改造和提高自己的过程，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决心，直到取得胜利。
对下去参加劳动锻炼的同志，团省委常委会向他们提出了具体要求：
积极劳动，锻炼自己，争取在一年至二年内取得农民资格；
一般应做到相当于中等劳力所得的劳动日。
在下放半年之内，不担任乡、社任何领导工作。
经常地和当地团委取得联系，特别是和团省委联系，主动地汇报自己的劳动、学习、工作、思想情况。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管理科科长牛玉明（左）被批准去参加体力劳动，他非常高兴。
这是他在临走前详细地向接替工作的蔡东勇（右）交代工作。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干部陈继同（右）和姚莲芳（中）是结婚未满一年的新夫妇，他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
图为出发前陈继同和他爱人以及特地从乡下赶来送行的岳母一起愉快整理行装的情景。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部队官兵写信教育家属分清是非
许多乡干部致函各地驻军领导机关大加赞扬
新华社14日讯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领导机关收到许多乡干部的来信，反映部队官兵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期间，纷纷写信教育家属，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的乡干部的来信上写道，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前后，许多军人家属都接到了子弟从部队寄来的信，有的接连收到三、四封。
军人家属们都十分重视他们的子弟的意见。
许多乡干部的来信，赞扬部队官兵用亲眼看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生动而实际地向家庭说明各项政策的正确。
有些士兵还拿新、旧社会作对比，拿父母兄弟过去受的苦跟今天的情况作对比，讲明农业合作化是农民共同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
部队官兵寄到家乡的书信中，都表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很高，立场很坚定，而且提出的意见很有说服力，从而帮助家里人分清了是非，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如某部战士黄世贤的父亲就在黄世贤来信的教育下扭转了一时想退社的思想。
上等兵徐仁林的朋友朱金虎也回信告诉徐仁林，他要在斗争中站稳立场，争取当积极分子。
中士班长王文崎的哥哥写信向他保证：
“我们一定多卖余粮给国家，打击右派分子！”
新华社平壤14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十分关怀家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纷纷写信教育亲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许多战士对记者说，他们在信中就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希望亲人在大辩论中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炮手王清在家信中写道：
“解放前，咱家六口人给地主干牛马活，自己没有颗粒的收获，终年靠糠、麸、野菜生活，妈妈常饿得昏厥。
苦难的日子永远不能忘记。
解放以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全家不愁吃穿。
有些地主、富农污蔑社会主义不好，你们就用这些事实剥开他们的鬼脸吧！”
战士王禄在家信中说，前年家乡闹灾荒，不是因为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把丰收地区的粮食运来，才使我村没有一个挨饿和逃荒的吗？
如果在解放前，不知要有多少人流浪到外地呢？
那些污蔑统购统销政策的人，实际是不要社会主义。
上等兵何良福在写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希望他的父亲不仅自己要积极参加辩论，还要帮助社员擦亮眼睛，向资本主义思想作坚决斗争。

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
勒竹社社员坚决不走回头路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3日电广东省顺德县勒竹农业社社员，在要不要走合作化道路的问题上展开大论战，辩赢一些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的论点以后，被称为“动摇派台柱”的何有、何枝、何镜等六个上中农还不心服，他们又提出了“三包到户”的主张，并且到处宣传“三包到户”有五大好处：
一是出勤自由，早晚听便，小孩也可帮忙干田里的活；
二是家肥归自己支配，爱在那里施就在那里施，又可以随意搞副业；
三是自己安排出勤能紧凑，不浪费工分；
四是增产部分可以全归自己；
五是省掉队长排工的麻烦。
初时，第3分村有三十来户贫农和下中农也被这几个“好处”迷惑，说这样做也未尝不可。
个别干部也认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担子。
当大家追问怎样“三包到户”时，这些上中农户便说出了具体办法：
由各户包工、包产、包成本，土地抽签归户使用；
耕牛轮流使，农具分给各户；
产量订出定额，超额的归自己；
各家门前自晒谷。
这时大家便感到不对头，马上议论纷纷。
贫农郭信问：
“谁先占用耕牛谁就占大便宜，土地翻晒早，赶上农时，一亩地就可增产五十斤。
究竟是你先用好还是我先用好？”
贫农何执也说：
“全社三百多户，只有一百只艇，怎能分？
再说独自干活，减产了谁来照顾？”
接着大家又问：
“土地有远近，有肥瘦，谁能分得均匀？
如果按劳动力分，劳力多的占了便宜，如果按人口分，小孩少的又吃亏。”
这时上中农何有和何枝又反辩说：
“各户领回自己原来的土地不就行了吗！
农具若分不开，就投标，谁出高价就归谁。
以后生产生活好坏，各顾各就是了。”
上中农梁同和冯为根更干脆说：
“你们说这样行不通那样行不通，过去单干不也是自己管自己！”
这么一说，大家可清楚了，贫农们纷纷说：
“不行啊！
这样就是搞单干，走回头路。”
“果若如此，当初何必组织合作社！”
“果若包到户好，当时单干为什么甘蔗和稻谷产量比今日少几成？”
大家还列举了这个主张的许多坏处：
“教咱们相争，头破血流”；
“生产无人领导”；
“富裕户可以专心搞自发”；
“连片的甘蔗地和鱼塘又要拆开了”；
“产量一定会退回单干时的样子”……。
贫农陈礼才说：
“这么一来还不是穷人耕瘦地，瘦地耕穷人。”
经过辩论，全社三百多户，到最后坚持这个主张的人，从倡议人何有等算起，也不过是十四个上中农。
他们的关系，几乎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叔伯。
其余的人，包括上中农，都表示反对。
以后，这少数的上中农又曾经提出由合作社出租土地给社员耕种的主张，然而再没有人附和了，大家都说：
“还不是老花样。”
至此，几户上中农便提出退社。
社员们认为如果他们一定要退就让退，但是大家也要求马上集议想法限制搞“自发”的单干户和那些不积极出勤的社员。

生动、活泼、有力！
记南漳县两个合作社的辩论会
湖北省南漳县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相信群众的多数，放手发动群众展开辩论。
目前许多地方出现了父子、夫妇、亲友、邻居之间的互相帮助的群众性的辩论。
这些辩论是这样的生动、活泼、有力！
家庭辩论
在和平第十社。
小组会上，人们和富裕中农杨俊章辩论好几次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这些论调：
“统购统销是富国穷民；
从农民手里夺去粮食，又来统销剥削农民。”
“有活干，没钱用，合作社是坑人店。”
“现在世道不光明。”
每次，杨俊章参加罢小组辩论会回家，总是这样得意地想：
“哼，不管你们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这一套。”
可是，有一天，杨俊章回到家里，这种得意的心情消失了。
这个不愉快来自自己的家里。
原来他的妻子和儿子参加过几次辩论会之后，明辨了大是大非，母子两人商量了一个和杨俊章辩论的办法——如果说不过他就“揭底”。
辩论开始了。
妻子说：
“你说现在世道不光明，才是有意跟人家‘蛮盘理’（胡闹）。
我来你家的那几年，你晚上不敢睡在家里，白天不敢在地里做活，早的晚的怕拉兵，怕着怕着，在解放前一年仍然将你拉走了，押在乡公所里。
我卖了十二石粮食、一个猪娃将你赎回来，才买来你这条命。
现在，谁个再敢惹你？”
“这话没说的。”
杨俊章点了点头，接着说：
“可是，入社以后，没钱用，捆的紧，吃点油盐就不方便，这不是真的吗？”
“你这是睁开眼睛说瞎话。”
妻子瞪了丈夫一眼，说：
“单说你去年一个人就缝长短七件衣服，尽是细布的，过去那有这回事？
现在家里还放着三十元钱，你还借给人家十元，这怎么说没钱用呢？”
杨俊章伸手搔着后脑勺，不作声，半晌，徐徐地说：
“你们说的再好，我总觉得把粮食统给国家，就不如在家里放着好。”
这时候，坐在母亲旁边的儿子杨建国说话了：
“把粮食统给国家，不如放在家里，你的意思不是还想搞剥削、走一人富万人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吗？”
“谁个想搞剥削？”
杨俊章霍地立起来，粗声说。
儿子倒沉住气，慢慢地柔和地说：
“春上放了一石二斗苞谷给殷清凡、杜兴乐，‘大加三’的利（一斗加三升），黑里来黑里走，你当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囤粮不卖，放高利贷，这就是剥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儿子偷偷地望着父亲，父亲低垂着脑袋。
儿子继续说：
“国家卖粮食，春冬价钱一样，不赚农民的钱，怎么算是剥削农民呢？”
杨俊章默默无言，睁着两只眼睛望屋梁，半晌，嗫嚅地说：
“我老糊涂了。”
第2天，杨俊章把过去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社的错误论调收回去了。
揭穿内幕
苗圃乡第一社第8生产队的小组辩论会开起来了，辩论的对象是吴元真。
吴元真是富裕中农，过去有三十四亩地，三个劳动力，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他“随大流”加入了高级社。
入社以后，他经常发牢骚，说怪话，三个劳动力只让两个参加社里的生产，他自己留在家里经营自留地，有时做些投机生意。
他的这种行为曾经受过社里的批评。
这次大鸣大放当中，他认为“吐苦水”的机会来了，就拉拢了五户中农起来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社。
他首先发表意见说：
“统购统销害死人：
1953年统购把我的小娃子饿死一个，另一个饿的现在不会走路，老婆饿的和我离了婚，儿子（招的女婿）也因为挨饿逼的去当兵，并和我分了家。
在合作社光干活，没钱用，还不如过去一个长工。……”现在大家针对他的这些言论和他辩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统购统销和合作社有十条好处。
但是，吴元真不爱听，脑袋一摆，说：
“我说的几条，任你们千张嘴万张嘴，今年说到明年，我也服不了。”
第1次小组辩论会就这样过去了。
第2次小组辩论会吴元真仍然表示不服，第3次………大家有点焦急了。
吴元真的出嫁了的女儿吴金秀，离了婚的妻子龚德英，以及一些邻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早就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是非。
现在他们听说大家驳不倒吴元真的言论，都自告奋勇地参加生产队的小组会同吴元真辩论。
他们不说别的，首先就吴元真说的“统购统销害死人”这一条把事实弄清楚。
“统购统销是不是害死人？
不能这样说。”
吴金秀轻轻地说：
“儿子是招的女婿，你嫌他不好，把我们赶出门来，怎么能说统购统销逼的分家呢？
他是适龄应征去的，当兵也是青年人应尽的义务，怎么能说因为统购统销挨饿逼跑了呢？”
话音一落，龚德英接着说：
“小娃子是1952年病死的，那时还没有统购统销，那能说统购统销把人饿死？
那个五岁的小娃不会走路，是生下来就残废的，也不是统购统销饿坏的。
你要离婚，是你嫌我不好，怎能安到统购统销上头？”
吴元真脸孔拉得长长的，猛抬头，一个邻居又说话了：
“我和你住隔壁。
你说统购统销不好，还说1953年给你留的粮食不够。
这不是事实。
那时你白天故意煮青菜端到人们面前吃，晚上却偷偷地吃起大米干饭了。”
吴元真？
了？
眼睛，说不出话来。
显然，揭穿他的内幕发生了效力，于是大家继续摆出了一些事实：
“你说合作社光干活，没钱用，不如当长工。
就算一算你的收入账吧：
1952年你种十七亩地，收入三百四十元，除去公粮种子四十五元，全家纯收入二百九十五元。
入社的第1年（1956年），全家纯收入三百六十元。
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六十五元。
合作社是不是对你不好？”
吴元真无法回答，气呼呼地把话转到另一方面来了：
“1953年统购，你们查了我的仓，关了我，脱了我的衣服……”
“这不是事实。”
生产队长王奈生说，“那时因为你抵抗统购统销，转走了粮食，在你家开了一夜动员会，谁关了你？
衣服是你自己脱光耍赖。
你那时还说：
“不相信我，今夜冻死算了！”
至于干部的态度不好，我们检讨。
可是，你不卖粮就对吗？”
吴元真涨红了脸，脑袋垂下来了……
在下一次小组会上，吴元真不和大家辩论了。
他说他接受大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说明：
“我为什么对统购统销和合作社有抵触？
就因为不能请长工不满，不能放高利贷不满，不能囤积粮食、贱买贵卖不满。
这都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今后要坚决回过头来。
和大家一起积极劳动，走社会主义道路。”
本报记者　古维进

通过辩论觉悟提高
长山乡出现大批妇女积极分子
新华社杭州14日电
浙江省萧山县长山乡妇女通过大辩论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这个乡有两千多妇女参加了大鸣大放大争，占全乡成年妇女90％以上。
各农业社的女社员共提出了二百五十多条意见，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
在辩论中，许多妇女都回忆了解放前吃不饱，生了孩子之后就吃杂粮、草子、螺丝甚至吃草根。
前后对比，一致认识到只有粮食统购统销大家才有饭吃，并提出了许多节约粮食的办法。
通过合作化问题的辩论，女社员们也认识到去年战胜台风灾害是合作社的力量，有三十九个妇女揭发了一些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破坏合作社的行为，不少妇女还动员丈夫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经过大辩论后，妇女纷纷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原来退社的惠荣嫂，诉说了自己退社后的苦处，已重新要求入社。
全乡大放大鸣大争后，共出现了近百名妇女积极分子。
全乡七个农业社的女社员，劳动出勤率都在90％以上。
各社和各生产队的女社员，还订出了三爱（爱国、爱社、爱家）二勤（勤俭办社、勤俭治家）公约，准备今后经常检查。
中共长山乡总支部对这次妇女们提出的意见，都作了研究，能解决的尽早解决。
如接受过去对妇女工作缺乏领导的意见，中共乡总支和各社分支都确定专人负责妇女工作，对孕妇注意安排轻工，对产妇社里也根据妇女经济、劳力情况给予一定照顾，各社还正在检查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工作。

金县二十四名干部回到了生产岗位
本报讯
辽宁省金县二十四名区、乡干部，已回到了生产岗位。
韩建成原来是八里乡的团总支书记，现在是丰产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石河乡乡党委宣传委员龙治传，现在在旅大市农业机械厂当钳工。
他们回到了劳动战线上以后，心情愉快，生产积极。
此外，自今年春天以来，全县还下放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二百二十一名，大大地加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力量。

陕西省邮电局裁并机构
一百二十人参加农业劳动
本报讯
陕西省邮电管理局根据紧缩编制减少干部，并把这些干部输送到劳动战线上和基层工作岗位上的原则，最近进行了裁并机构的工作，决定裁并四个科和室，减少干部五百三十六名，占全局人数一半以上。
这些减少的干部将分别输送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和下放到基层工作。
据9月底统计，已有一百二十人回到农业战线上参加劳动，还有二百八十九人担任了投递、线务、话务、营业等实际工作。

青岛国棉二厂抽调干部当工人
增加了生产骨干节省了管理费用
据新华社青岛14日电
国营青岛第2棉纺织厂在6、7月份先后批准八十四名干部到车间参加生产以后，已经收到良好效果。
这个工厂在织布保全方面共有三个平车队，原有四个工长，人多事少；
平车队则因抽走了生产骨干而完不成生产计划。
从6月份将三个有实际经验的工长下放到三个平车队担任队长以后，月月都百分之百地完成生产计划，质量还很好。
去年09月提拔为工长的原第二平车队队长王信元，技术很好，是生产中的骨干，这次回到原队担任原职，使这个平车队由原来月月完不成计划转为连续三个月完成生产计划而受到奖励，成为全厂第一流的平车队。
工人们也反映：
学技术有师傅了。
留下的工长赵永朴（1955年进厂的大学生），工作虽然较前紧张了些，也是很愉快的。
下放的干部中，有五十五名到帘子布车间，保证了这个车间扩建以后所需要的工人。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他们在10月初正式参加了生产。
这个工厂在6、7月份下放的干部占全厂行政管理干部和党群干部总数的13.77％。
他们参加生产以后，不仅增加了生产中的骨干力量，为国家多创造了财富，而且也节省了企业的管理费用。

中国和摩洛哥确定交换商品的项目
新华社14日讯
摩洛哥贸易代表团在9月23日到北京后，同中国有关方面充分地交换了发展双方贸易的意见，并确定了今后一年内双方交换的商品项目。
确定从摩洛哥出口的商品是：
过磷酸肥、磷酸盐、冻羊肉、香料油、棉花、小麦、沙丁鱼罐头、橄榄油等。
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是：
茶叶、棉布、机器设备、丝绸等。
摩洛哥贸易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曾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并访问了上海、杭州等地。
代表团已在14日离开北京回国。
行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曾设宴欢送。

五三工厂转入专题鸣放
运动出现新的高潮
据辽宁日报报道：
五三工厂从9月下旬开始由一般鸣放转入专题鸣放，使大鸣大放又出现了新高潮。
这个厂从9月17日开始发动职工群众大鸣大放以来，到9月24日为止的八天中，一般性问题放的差不多了，鸣放会上有时候就卡住了。
有的人在鸣放会一开始就表示说：
“今天我没有什么提的了，大字报也写了，意见也提了，请别的同志发言吧。”
有的要求领导再给指个方向。
经党委分析研究，认为一般性的问题虽然都鸣放出来了，问题提了很多，但重大问题鸣放的不够多。
鸣放的问题范围也不够广，特别是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党的方针政策和企业根本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鸣放的还不深透。
于是，确定转向专题鸣放，提出了工资奖励政策、干部政策与人员使用、生产管理与劳动保护、劳动竞赛与合理化建议、党群关系、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等七个专题，进一步发动职工群众大鸣大放。
在专题鸣放开始的时候，各个单位都经过研究，先鸣放职工群众最关心的专题，等大家对这个问题鸣放完了，再转入另一个专题上去。
开始专题鸣放后，比一般鸣放时涉及的事情和人更具体了，更实际了，这样，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又出现了。
比如专题鸣放生产管理，涉及到对具体管理人员的意见就多了，有的车间主任或工长就感到沉不住气了；
放到党群关系时，意见集中，也有些党群干部感到受不了。
在职工群众中，因为专题鸣放时直接批评干部的事情更多了，也有顾虑，党组织都及时地进行了个别帮助和专门教育，顾虑解除。
通过上述各种工作，从一般鸣放转入专题鸣放之后，立刻就掀起了新的鸣放高潮，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发言人数即达到90％以上，大字报增加到五千八百七十多张，意见达到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条。
特别是职工群众鸣放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重大问题增多了，过高的要求减少了。
生产管理意见在专题鸣放之前只有八百多条，现在已达到四千多条，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意见，过去只有四十多条，现在已达到五百多条。
许多意见，不仅有批评，有建议，还有积极正确的解决办法。
组织专题鸣放后，职工群众都反映这种办法好，说这样问题集中，目标明确，能引导我们深入发言，也真能解决问题。

企业领导者必须雷厉风行改进工作
本报评论员
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工矿区的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工矿交通企业的整风运动已经逐步展开，大鸣大放已经形成高潮。
凡是认真发动职工群众大鸣大放的地方，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生动活泼的气象。
职工群众提出了成千上万条批评和建议，他们迫切要求改进领导作风，改进工作，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这种高度的积极性，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责任感，雄辩地证明了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领导阶级。
同时从大量的意见中也可看出，我们企业管理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缺点或错误。
企业领导者应当怎样对待群众所提出的意见呢？
一种态度是雷厉风行坚决改进工作。
在这方面北京企业整风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在工矿企业进行整风之前，国家机关和高等学校还在反右派斗争期间，他们就在厂矿企业中集中力量进行了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注意了改进工作，处理了肃反中遗留的问题，取消了某些干部的特殊待遇，组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解决了一些生活福利问题，因而给健康地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们在整风鸣放高潮过后，又及时把运动引向了边整边改的高潮。
各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都根据自己的情况，下定决心，划出一定时间，集中力量解决一切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积极地改进工作。
根据四十个企业的统计，到10月10日止，群众共提出意见八十二万条，已经有六十二万条得到解决，其中包括生产管理、党群工作、人事工作、工资、奖励、劳保、福利以及国家政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向群众公布后一般反映都很好。
石景山钢铁厂在宣布解决第1批问题之后，许多工人贴出大字报表扬，提出了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
大鸣大放，带来了边整边改的高潮，而改进工作，又进一步推动了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这就是最实际的整风。
但是，还有抱另外一种态度的人。
他们拖泥带水，敷衍塞责，不重视边整边改。
安徽省合肥矿山机械厂的领导干部就是这样。
他们在群众大鸣大放过程中没有积极地改进工作，只注意对工人某些错误意见进行反驳，因而增加了职工群众的顾虑，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
他们没有认识到利用整风的形势改进工作是最好的时机，它可以使我们把上千上万的平日不易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又快又好。
每一个厂矿中的情况不同，做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但一般地说，在工人群众鸣放之后，企业领导者应该以雷厉风行的作风，下定决心狠狠地改进工作，一改不行再改，再改不行三改，直到凡是马上可能改、可能解决的问题，都改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有计划地领导群众转入大辩论的阶段。
否则，就收不到整风应有的效果。
在改进工作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的精神，对职工群众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
从整风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来看，当前企业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第1，机构臃肿。
在企业中管理人员占全体职工的比例一般在15％以上，这种臃肿的企业管理机构，不仅会妨害国家的资金积累，而且会妨害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滋长官僚主义。
第2，有些制度不合理。
如徒工、粗工、青工工资偏高，升级太快。
在医疗、房租、水电等制度上也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在整风过程中，必须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加以改变。
最近石景山钢铁厂把干部减少55％，干部同职工总数的比例将由17.4％降到8.58％。
这个方案实现后，以全厂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10％。
这种革命精神是很好的。
但是还有一些企业在改进工作中没有经过认真调查，没有树立起勤俭办企业的观点，迁就了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要求，盲目答复问题，从而在克服浪费中反而造成了新的浪费。
这是值得注意防止的。
在边整边改中也要坚决走群众路线。
对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必须依靠群众去解决；
单靠少数领导干部是根本作不到的。
因此，企业领导者的责任除了自己亲自动手去解决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组织群众力量，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
同时，从这次鸣放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除了有关生产管理、党群工作、人事工作之外，最多的是干部作风问题。
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批评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深入群众、工作疲沓。
因此我们的企业领导干部就应该在改进工作中学会走群众路线。
所谓走群众路线不是一种形式、一种手腕，而是要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对待工人群众采取披肝沥胆谦虚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解决关系到广大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生不一致的意见，这就应该经过群众的辩论，在群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考虑，来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的作法是：
层层动手，分工负责，属于全厂性的问题，由厂级领导负责，属于车间或科室范围内的问题，就由那个单位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属于专业性的问题，发动有关专业职工解决。
并且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吸收提意见的本人和一部分老工人参加。
他们每隔一周左右向职工群众报告一次，报告以前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征求意见，报告以后组织职工进行讨论，再提意见。
采取这种同群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石景山钢铁厂改变了少数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办法后，七天工夫解决的问题比过去二十天解决的问题还多一千个。
目前有少数企业领导干部只注意解决了多少条意见的数量，而不注意问题决定后是否兑现，问题兑现后群众反映如何，甚至有的单位还没有认真研究群众的意见，答复得文不对题。
这些不正确的作法都应改正。
还必须指出，这次企业整风中提出来的问题很多，牵涉的方面很广，所有问题不分大小都应该条条作出交代。
但是也不应该简单了解为“鸣什么、解决什么”，零敲碎打，毫无中心，这样，是不能真正达到整风的目的的。
因此，企业里在解决大量问题的时候，除了把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分别进行解决之外，还应该从大量的问题中找出企业的关键问题来加以系统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好。

共产党员林体强
战胜右派分子阻挠　坚持科学研究工作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农具系助理研究员、共产党员林体强，冲破了该所农具系主任右派分子蒋耀等人的重重阻碍，进一步研究改进了水稻插秧机，这架插秧机构造较原来的简单，经水田试验，性能也较好。
林体强的这项研究工作是在同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右派分子周拾禄和农具系主任蒋耀的斗争中进行的。
林体强在1956年就设计成功了一架插秧机，当时被这两个右派分子所窃取，说是他们设计的。
林体强并不同他们计较，仍然埋头于这架插秧机进一步改进的研究工作，这两个右派分子又加以百般阻挠。
但在党的支持下，林体强坚持研究工作，终于试制成功了这架性能更为良好的水稻插秧机。
（附图片）
这是改进后的梳齿式水稻插秧机正在进行试验。
左边的是林体强，他正在装秧。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友谊的果实
新华社记者　赵春烈
在大连市郊沙岗村旁有个小小的果园。
今年夏天，这个果园已经初次开花结果。
农民们请来摄影师，把挂满了桃子的果园拍下照片，寄给曾经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部队；
并把摘下的第1批鲜桃，送给了苏联驻大连总领事馆。
这个果园不是一个普通的果园，它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两年前的春天，当苏军将要离开旅大时，旅大农民和苏军为了纪念相处十年的友谊，在这里一起种下了桃树苗，并命名这个果园为“中苏友谊果园”。
旅大农民在把“中苏友谊果园”结满果实的照片寄给苏军的时候，还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今天这里人民的幸福生活，感谢他们往日的帮助。
苏联驻大连总领事紧紧地握着送桃人的手说：
中苏人民的友谊已经牢固地生长在两国人民的心里。
在过去的十年岁月中，苏军和旅大农民建立起的友谊，真是比海还深。
在苏军离开旅大两年后的今天，不管你走到那个村庄，只要一提起苏军，人们总是怀着思念的心情，向你谈述起往日的友谊事迹。
在旅大刚解放不久，有一天，老农民于平顺家里来了两个苏军战士——谢尔盖和依洛莱。
他们亲切地对于平顺说：
“爸爸，你歇一歇，让我们帮你干吧。”
还没等这个老农民答言，两个人就脱下靴袜，跳进猪圈去铲粪，垫圈。
从那天起，这两个苏军战士一有空，就来帮助于平顺送粪、耕地、播种，什么活都干。
于平顺因为有他俩帮助，粪上得又好又多，地耕得又深又松，使苞米长得棵粗穗大，到秋天每亩地多收了五斗粮食。
苏军不仅帮助农民劳动，在物质上也给了农民们很多帮助。
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从海陆封锁了旅大，农民耕畜不足，苏军就派出战马帮助农民耕地。
农民缺少种子、肥料，苏军又运来千百吨的优良种子和肥田粉。
逢到天旱时，苏军就用汽车拉水给农民浇地；
有了虫灾时，苏军又用飞机撒药粉帮助消灭虫灾。
就是在苏军这样帮助下，旅大农民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粮食产量两三年内就增加了将近一倍。
苏军还帮助旅大一些村庄安上了电灯，修建起俱乐部，经常带着电影机到农村去给农民放映电影。
农民有了病，不管白天黑夜，苏军医生总是赶来医治。
在日本统治下度过了四十年奴役生活的旅大农民，深深地热爱着苏军。
农民王志治在半道上看到苏军的水车坏了，就抢着用自己的水车把水送到苏军军营里。
王金凤和她的婆婆到河边洗衣服，每次遇到苏军战士也在那里洗衣服，她们总是把衣服夺过来帮助他们洗。
红星第1农业社社员们听说苏军战士爱吃洋姜，就想法弄来洋姜根培植。
像这样的友谊事迹，过去在旅大农村里到处都可以看到。
每当严寒的风雪冬季，都有很多农民在山坡上帮助苏军扫除道上的积雪；
在暑热的夏天，他们又帮助苏军修复雨水冲毁的道路。
中苏人民的友谊深深刻印在旅大人们的心里。
苏军和旅大农民的友谊事迹，已经被写成文章，拍成照片，日益广泛地流传着。

学习苏联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庆祝伟大的10月革命四十周年
千家驹
1956年春，中苏友好协会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组织访苏代表团到苏联去作友好访问。
我们在苏联的日子虽然不到两个月，但是苏联人民为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所表现的那种忘我劳动的精神，苏联人民所过的愉快幸福和高度文化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我国人民无比深厚的兄弟友谊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关怀，留给我们以永远不会磨灭的深刻印象。
如果有人问：
在你们的参观访问中，什么是使你最受感动并且最有教育意义的呢？
我想首先就是苏联人民对于劳动的社会主义态度和他们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不论在工厂、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或者学校、商店、建筑工地里，他们都是又愉快又紧张地劳动着。
自然这是由于他们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的成果被保证用来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和满足人民最大限度的物质与文化的生活，因而他们都不把劳动当成负担而视为人民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部分。
苏联人民热爱自己的劳动，每一个公民都把劳动看作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爱惜每一分钟的劳动时间，把浪费时间视为对社会财富的浪费。
他们以自己的双手来建筑人世间最美丽的乐园。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谈一谈。
近几年来苏联的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
苏联的谷物播种面积在最近三年内
（1954—1956年）增加了二千二百万公顷。
1956年谷物总收获量（入仓收获量）比1955年大约增加了20％，大大地超过了苏联历史上任何一年的入仓收获量。
苏联农业方面这种辉煌的成就是和苏联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垦荒分不开的。
最近三年内，苏联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地区的谷物总收获量增加了一点四倍，尤以哈萨克共和国的谷物总收获量增加得最快。
1956年哈萨克交给了国家十亿普特谷物，差不多等于过去最高交售量的十倍。
我在去年访问苏联时曾经参观了哈萨克江布尔区的一个名叫阿克先根尔斯克国营谷物农场。
这一农场离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约二百公里，在一年半以前这是一个荒无人烟，蔓草遍野的草原地带，既没有道路，也没有一幢建筑物。
1954年苏联共产党发出了垦荒的号召，哈萨克共和国政府决定在这里垦荒，创设国营谷物农场。
1955年01月间派了七个党员为核心小组的垦荒先锋队，当时根本没有道路，又值严冬季节，他们七个人是乘雪橇来的。
后来又从全国各地踊来了大批的志愿垦荒者，他们都是响应苏联党的号召自动地来参加垦荒运动的。
据说当时最主要的困难是如何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在这从来无人居住的草原地带定居下来。
物质条件的困难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既没有住房，时常有暴风雪，气候酷冷，连燃料也须从二百公里以外运来。
但是这些志愿垦荒者是不会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
同时党给他们以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支援，政府给他们送来了二十二辆车箱，他们就以三辆车厢作为食堂和零售店，其余的作为宿舍和办公室。
他们就地取材，经之营之，利用了遍地皆是的芦苇和以煤渣筑起房子来。
附近的湖泊周围长着稠密的芦丛，把芦草收割加以压榨，然后用铁丝把它穿缝起来即成为绝好的建筑材料，这种芦苇还可以用作羊棚牛棚，冬暖夏凉，结实耐用。
经过了他们一年多的艰苦经营，当我们去参观时，这个一年半以前还是饥饿的草原地带已经成为一个快乐的青春的新村了。
一年多来，他们建筑了适用、经济而又舒适的住宅，有食堂、商店、俱乐部和小学校。
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决不缺乏，无线电、报纸、杂志可以把一切新闻传送到这里，看到了这么一个青春饱满，朝气勃勃的新村，谁也不会想到在一年半以前这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草原地带的吧！
农场的场长和党委同志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招待我们在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并且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农场创办的经过。
他们说仅在1955年一年之内，农场便上缴了国家二十五万普特的粮食（每普特合三十二点七六市斤），农场拥有可耕地二万四千公顷，牧场二万公顷。
他们养了三万二千只羊，七百八十头牛。
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苏共党的大力支援和党员同志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农场的开辟是不能想像的。
他们说，你们今天来的道路是不好的（其实也不比我们的某些公路差），但是要知道这儿在一年半以前是根本没有道路的，今天已经可以通车了，请你们再过一年来看看我们吧，那时候农场的面貌会有更大的不同了。
看到了他们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那种不向任何困难低头，艰苦奋斗，战胜一切的豪迈气概，真不愧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战士！
同时苏联党和政府对于垦荒的大力支援，也令我们深深感动，这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
他们为了配合垦荒计划，各方面都动员起来了，画家要为垦荒运动画招贴画，诗人要替垦荒运动起草标语口号，演员剧团要到垦荒地区去演出，最新式的农业机械和汽车要优惠地供应垦荒区的需要，总之，政府运用一切条件来保证垦荒计划的完成。
这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证明吗。
后来我看到赫鲁晓夫报告说哈萨克共和国粮食产量已占到全苏联各共和国产量的第2位（第1位是俄罗斯共和国，第2位原为乌克兰，现已被哈萨克共和国取而代之），这说明垦荒运动者在哈萨克披荆斩棘、辛勤努力的成果已取得卓越的成就，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已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此一例，即可证明人世间的乐园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光荣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我们今天看到了苏联人民所过的富裕的幸福的生活，决不要忘记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我们建设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苏联，就必须学习苏联人民这种对待劳动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态度，就要学习他们这种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最后，让我们欢呼：
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伟大的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干群关系改善了
石景山钢铁厂热修助理主任李德禄，过去作风生硬主观，整风运动开始，工人贴了很多张大字报批评他。
他一一作了检讨，并在十天之内解决了群众提出的十六个问题，工作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好评。
工人贴出了“我们的热修主任变了样”的大字报来表扬他。
（附图片）
李德禄（右三）听取了老工人张振兴（右一）等提出的意见后，立即访问了工人们，表示马上改进。
李德禄（左一）每天在现场检查工作和解决问题，这是他和工人们一起商量维护炼焦炉炉体的办法。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捷国民议会代表团离重庆到西安
据新华社重庆15日电
由兹德尼克·费林格主席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由阿道夫·斯沃波达市长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西安。
贵宾们在14日分别参观了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受到这三所高等院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日本铁路工会访华团回国
新华社广州15日电
日本国营铁路工会访华代表团由泉又藏先生率领，今天早晨离开广州回国。
代表团是14日上午从杭州来到广州的，当天在这里参观了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里的商品，还游览了广州的名胜。

群众发动起来，机构合理简化，工作效率提高
沈阳许多工厂发生深刻变化
本报讯
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沈阳的工厂企业中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不少工厂积极以革命精神简化企业管理机构，大批管理干部主动要求回到生产岗位参加体力劳动。
最早提出简化管理机构的沈阳螺钉厂，今年的任务量与1955年差不多，但管理人员却比1955年增加了42％，因而机构臃肿、效率很低、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
有些原来一个人可干的两个人干，有些人一天只干两小时的活。
一项比较简易的新产品，也必须提前七十天提出计划。
新方案是以原有机构为基础，把企业各种活动进行分类排列，又考虑了工作性质和工作量而制订的。
特别注意把性质相近、联系比较密切的事项划归一个科室管理，以避免重复互相掣肘的缺点，过去一个事项被几个科分散管理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根据新方案，这个厂将由十九个科室减少至九个科室，八个车间减至七个车间。
管理人员由五百零三人减缩至二百四十三人，由过去的占职工总数23％降到11％。
这个方案已于10月06日宣布，经过几天的讨论，职工一致赞同这项改革，许多技术人员和职员纷纷填写申请书，要求把自己调到生产第1线去。
沈阳矿山机器厂在大鸣大放中，就简化企业管理机构问题发动职工进行了专题鸣放。
在鸣放中，不少职工建议人事科、劳动工资科、教育科合并为一科，因为这三个科的工作本是不可分割的，过去因三头分管经常发生扯皮现象，合并为一个科不仅便于工作，而且人员亦可由四十一人减至十八人。
职工也建议将性质相近的工艺科、锻冶科、工具科合并为施工科，卫生科和福利科亦可合并。
领导考虑了群众的建议后，决定将二十一个科室合并为十三个科室，十一个车间合并为六个车间，管理干部由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减少到六百四十五人。
职工在讨论这个方案中还提出不少补充意见，如建议撤销庞大的基建科，只留下一个修缮队。
有的提出厂长办公室也可撤销，留下一二个秘书和调查研究人员也就行了，现在工厂领导上正在进一步研究大家提出来的意见，预计这个方案到11月中旬即可全部实行。
沈阳电厂机械厂已将二十个科室减缩为十个科室，已下放科长车间主任二十一人，其中有九个人直接参加了生产。
皇姑屯机车客车修理工厂亦已提出简化方案，将十八个科室减少到十四个科室，十个车间减为三个联合车间。
苏家屯砂轮厂、沈阳第2机械厂等厂也都提出了简化企业管理机构的方案。

芬兰友好访华团回国
新华社14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9月中旬来中国访问的芬兰友好访华团，在参观访问了北京、广州、杭州、上海、武汉、沈阳、鞍山、长春之后，已经先后离北京回国。

领导干部端正整风态度
职工鸣放情绪转趋高涨
据新华社合肥15日电
合肥矿山机器厂领导干部端正对整风的态度，加强整改工作，使职工群众大鸣大放的情绪由消沉转为高涨。
现在，全厂职工贴出的大字报已经由原来的二百四十二张增加到二千二百七十六张，职工们基本上都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心里话说出来。
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原来对企业整风存有许多顾虑和不正确的认识。
他们怕职工鸣放把工厂搞乱、怕影响生产和怕“惹火烧身”，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地发动职工鸣放。
他们还错误地认为整风就是单纯地反右派，而对职工们提出的一些生产管理和干部作风的意见，则认为都是小问题，没有及时地进行处理和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大鸣大放的情绪非常消沉。
他们看到领导方面没有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诚意，都不敢大胆提意见。
在开始大鸣大放的二十多天中，全厂一千七百多名职工仅贴出了二百四十二张大字报；
四百二十多个行政和技术人员只贴了二十二张大字报。
许多职工对整风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大鸣大放不感兴趣。
中共安徽省委工业交通部发现上述情况以后，帮助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缺点进行了分析和检查，批判了领导干部对整风的不正确的认识，对职工已经提出的意见，组织力量及时地进行了处理，仅五天的时间即解决了一百九十三个问题，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拟定了具体解决的方案。
由于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和加强了边整边改工作，大大鼓舞了群众大鸣大放的情绪。
职工们普遍地反映说：
“这下真解决问题了，领导作风也在转变了。
过去不发言的人，现在也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
仅最近五天的统计，职工就贴出了大字报七百多张，内容广泛生动。

人民的桥人民的心
本报记者　曹葆铭
今天的长江，今天的武汉，完全沉浸在欢腾中。
老远老远，就望见一顺溜的两排红旗，沿着桥边从长江北岸插到了南岸。
江上的许多船舶也扯起了各色的彩旗，迎风飞扬。
一大早，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沿着栽有许多绿树、红花的大道往桥上涌，一直涌到龟山、蛇山和长江大桥的公路桥面上。
这里面有工人、农民，有干部、学生，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和临时赶来的外地人民，有的还扶老携幼全家赶来这里。
原来，市里预计参加长江大桥通车的人数是两万，后来又增加到四万、五万。
今天实际又增加了多少人呢？
在这只见万头钻动的人海里，谁能数得清！
婴儿的名字
今天，市内各条街道也悬旗结彩，密密地扯满了庆祝长江大桥通车的横幅标语。
许多商店的橱窗，都用各色商品布置成长江大桥的模型。
许多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还以长江大桥来命名他们的新产品，有“大桥牌”的雨衣和衬衫，有“大桥牌”的糖果和糕饼，有“大桥牌”的酱油和香烟。
还有许多人家以大桥给新生的婴儿命名。
光是在龟山脚下的一个派出所里，两年来就登记了这样名字的婴儿两百来个。
其中取名“建桥”的二十五人，“汉桥”十五人。
武汉市有多少个派出所，该有多少个以大桥命名的婴儿啊！
人民热爱长江大桥的故事是说不完的。
在工程正式开工不久，我就听说有个名叫李昌的七十六岁的老人写信给滕代远部长“控告”武汉大桥工程局：
“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长江大桥劳动呢？
我的儿子们能很好的供养我的生活，我参加工作不要报酬，我仅仅想成为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的参加者，那怕是让我在大桥工地打扫厕所也行。”
侨居新加坡三十年的许培新回国参观大桥后，马上给大桥工程局寄来六千元港币，并且说：
“几十年来，梦想不到的事，现在业已成为现实。
这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意。”
内蒙古桃力民小学的少年先锋队员们，从老远寄来一幅锦旗，上面绣着光彩夺目的长江大桥模型和“庆祝武汉长江大桥竣工”的红字。
在为长江桥头铺路、植树中，武汉市有五万干部踊跃参加了义务劳动，其中有市长，有将军，每一个人都想用自己的劳动，在长江大桥建设事业中表达一点心意。
欢腾的日子
在今天长江大桥通车的日子里，就更热闹了。
武汉市的乐队、合唱团，在桥头举行音乐会，演奏了歌颂长江大桥的歌曲。
女歌唱家王昆、郑兴丽从北京赶来参加了这个盛会，不能赶来的梅兰芳、常香玉、侯宝林、袁雪芬、严凤英、红线女，都将自己精彩的节目录音寄来。
本市的名演员陈伯华、高百岁和许多剧团，都在为长江大桥通车作专门演出。
九点三刻，李富春副总理来到了挂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横幅的铁路桥头。
铁道部长滕代远和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手挽着手，被摄进了镜头。
当典礼在鞭炮声中开始时，一架飞机飞过来了，撒下了传单，一束束气球也升上天空，拖着“庆祝长江大桥提前胜利建成”和“中苏友谊万岁”的长幅标语。
十一点三刻，一列由北京开出的特别快车开来了。
当李富春副总理剪开横在铁路桥面的红彩后，这一列前面挂着毛主席像的火车，便在欢呼声中驶过了长江大桥，直奔向祖国的南方，奔向邻近越南的广西凭祥。
一千多位中外来宾上彩车了。
这里面有革命老人何香凝，她是由廖承志同志陪伴来的。
她昨天坐着小车参观了大桥，今天早晨写出了一首诗。
1913年曾在武汉首次测量过长江大桥的吴鹏、陈长镃，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了这个盛会。
吴鹏讲：
他测过桥址后，就参加了川汉铁路修建工作，两个工程在旧社会都没有成功。
但在解放后，他参加了成渝铁路的建设，修成了四川的第1条铁路。
现在，他七十二岁了，又赶上了长江大桥落成通车。
当李富春副总理将横在公路桥面的彩绸剪开后，由几百辆汽车组成的车群，以解放牌汽车和北京牌公共汽车为前导，驶过用五色草植成“和平万岁”与和平鸽图案的武昌桥头，驶向汉阳。
沿途的穿戴鲜艳的妇女和儿童们都摇着花束，向车群欢呼。
一千多只和平鸽也展翅飞翔在大桥上空。
这是人民的桥，是和平的桥。
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苏联派来的二十八位专家，始终同我国工人一起，日夜坚持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
他们试验，他们研究，他们终于创造出了世界最新的建桥技术，创造出了两年零一个月建成长江大桥的奇迹。
铁道部党组对这座桥的鉴定是：
“优异的成就，卓越的创造。”
智利诗人聂鲁达也为长江大桥写了首短诗：
“这座桥不仅有用而且美好，不仅巨大而且精巧。
像中国的刺绣：
那样的透明，那样的明朗。
今天的工作，带来了明天的幸福和愉快。”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热爱长江大桥！
“看不见，摸摸也行”
当满载棉花、芝麻的载重汽车驶过桥后，几万人就涌上了桥。
几天前，我就听说在汉阳桥头附近居住的八十三岁的朱治兄老大爷，从大桥开工以来，就每天坐在门口看，大桥的钻探、修桥墩、架钢梁和铺路面等全部建设过程，他都看到了。
他这次又约上他的老朋友们，要在今天从桥上走到武昌去玩一天，然后再从桥上回来。
这件事被建桥街的谭瞎子知道了，他也要去，而且很坚决：
“我看不见，摸一下桥也行。”
他们只好同意说：
“好好好，你看不见，我们讲给你听。”
我很想在桥上找寻这群老人，但在这从桥上一直延长汉口中山大道的人群中怎么找得见呢？
在桥上欢舞的龙灯、狮子灯和采船，使我想起每年元宵公演的“天下第一桥”京戏，它歌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桥——洛阳桥，描述了人们在桥上的欢乐，但要同今天的盛况比起来，它就黯然失色了。

何香凝老人咏大桥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在参加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的当天，写了一首诗，歌颂这座伟大的桥梁。
诗的全文如下：
大桥今日落成中，感谢工人建国功；
更谢苏联同协力，民间从此乐无穷。

我国桥梁史上新的一页
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讲话同志们、朋友们：
武汉长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了。
这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光辉胜利，也是修建大桥的全体职工同志们的卓越成果。
我谨代表铁道部和全国铁路职工向你们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在长江上修建大桥，是我国人民长远以来的愿望，但只有在解放以后，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才使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
1950年我们就开始了测量钻探工作，并且三次邀请桥梁专家开会讨论，终于在1953年05月完成了初步设计。
1954年05月到1955年01月，又反复进行了地质勘探工作，确定了以管柱钻孔法修建基础的方案，并进行了半年的试验工作，完成了技术设计。
这个方案，在1955年07月，经我国政府批准以后，1955年09月大桥正桥工程正式开工。
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大桥在今年09月25日全部建成。
我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殷切期望终于实现了。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了起来，将武汉三镇联成了一体。
通过大桥，使我国南北地区的铁路网和公路网联成为一个整体，建立了我国南北地区可靠的和经常的联系。
这对便利我国南北地区的物资交流，发展武汉市的经济和文化，都有重大意义，并对我国正在建设的华中钢铁基地，提供了运输上的可靠保证。
同时，大桥通车以后，对改善我们的铁路运输工作，缩短旅客旅行时间，和货物的运送时间，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有这样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因此，在大桥修建过程中，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特别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党、政、军和社会团体，给予了及时的领导和帮助，各兄弟部门和兄弟企业，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
这就给武汉长江大桥顺利建成，提供了重要保证。
我谨代表铁道部，向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军领导部门和社会团体，各中央部门和兄弟企业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苏联政府派来的专家们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不仅帮助了我们修建大桥和进行试验工作，而且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使我们在完成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同时，成长起来了一支新型的建桥队伍。
我谨代表铁道部向苏联专家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向参加今天大会的苏联政府运输建设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及以他为首的代表团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并通过你们，向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和苏联铁路员工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兄弟般的敬意！
在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我国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桥的全体职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很多老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员在设计、施工、技术研究、技术领导和培养技术干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很多年青工程师在向苏联专家和老工程师学习方面，有了很大收获，提高了技术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
大桥的工人队伍，几年来增加了一倍以上，他们的技术也不断有所提高。
在施工过程中很多工班变成了先进的工班，很多工人变成了先进生产者。
他们在钢围囹的制造和拼装方面，在管柱的制造和下沉方面，在钢梁的拼铆和焊接方面，在各种巨型的机械制造和使用方面，以及在其他各种工序方面，改善了施工组织，改进了操作方法，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工率。
这对加速大桥的进度，提高大桥工程的质量，和节约大桥的修建费用，起着极为重要作用。
我谨代表铁道部向参加大桥设计和施工的工程师们，向大桥的全体职工同志们，向大桥的先进工班和先进生产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我国桥梁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我国桥梁工程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希望建桥职工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修建新桥任务而努力。

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的里程碑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同志们、朋友们：
全国人民瞩目的武汉长江大桥，经过全体筑桥职工的努力，现在已经提前一年多的时间全部建设完成，并且在今天正式通车了。
我们热烈庆贺大桥的建成。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但是只是在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个愿望才变成了现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铁道部门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准备工作，到现在全国解放还只经过八年的时间，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巍然地横跨在长江之上，使天堑变成了通途。
这座大桥的建成，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无限威力的一个标志。
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规模宏大，技术复杂，是近代科学技术在大桥建设上的创举。
这座大桥的建设，除了需要铁道部门的职工不畏艰难完成设计和施工的任务以外，还需要工业部门、地质部门、水利部门、气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材料、设备、地质气象和水文资料、技术力量等方面的配合和支援。
因此，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力量和经验，我们今后就一定能够更快、更好、更省地建设起更多的铁路和公路的桥梁。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
在大桥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苏联专家提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筑桥方法，不仅保证了大桥的质量，缩短了施工的期限，而且节省了投资，保障了职工的安全。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又一个标志。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重大的意义，今后南北物资的交流将更加畅通，华中工业基地的建设将更易于得到各地的支援，同时人民来往大江南北也将更加方便。
我现在代表国务院，向积极参加大桥建设的全体职工同志们致热烈的祝贺。
感谢你们克服了一切困难提前把大桥建设起来；
向积极支援大桥建设的各地方、各部门的全体职工同志们致热烈的祝贺，感谢你们对大桥的建设给了多方面的帮助。
我还代表国务院向热烈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并且有卓越贡献的全体苏联专家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向参加今天典礼的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及代表团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兄弟般的敬意。

最后一根钢梁（套色木刻）武石

桥和汉阳
本报记者　张碨
汉阳是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六十年前，这里修建起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以后，更成了我国最早的工业基地之一。
但是，当我们在解放初期到这座名城游览的时候，却很失望。
这里最大的街道——西大街是狭窄不平的青石路，两人伸开手臂就可以拦断交通。
全区到处都是破旧低矮的黑瓦房和茅棚。
这里除了三家工厂以外，家家点的都是青油灯和煤油灯，多数居民都是吃湖塘积水。
著名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这时也只剩下一片废墟。
这是长江、汉水限制了汉阳的发展。
多少年来，汉阳人民都迫切希望修建大桥。
1953年以前，人民政府曾经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建设汉阳，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国棉一厂、枕木防腐厂和中南制材厂等工业企业。
但是，长江和汉水的箝制，使这些工厂的原料、成品都必须用木船转载，增高了成本。
同汉口、武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汉阳人民，也还必须时常冒坐小划子过江的风险。
1954年和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的组成部分——汉水铁路桥和汉水公路桥先后建成了。
从此，铁路伸进了枕木防腐厂，每根枕木的加工成本由2.69元降低到1.49元。
马路直通汉口。
在原来的乱坟岗盖起了一千多栋楼房。
十七里长的自来水管遍布市区。
普遍设置的电灯和公用电话，使汉阳人民的耳目灵光了。
栖贤寺前面的臭水塘和破旧的琴台建成了汉阳公园和文化宫。
汉阳的面貌彻底的改变了！
1955年年底，当满载粮食、建筑器材的卡车和大型公共汽车，首次由汉口经过公路桥驶到汉阳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汉阳人民都拥集在桥头欢呼，还打腰鼓，扭秧歌，庆祝祖国建设事业的重大胜利和自己多年理想的实现。
一位吴老太太这天也把压在箱底多年的合心的衣裙翻出来穿上，走上桥头观光。
晚上，她又亲自送她孙女儿到汉口的学校去开除夕晚会。
她还对孙女说：
“你父亲是坐划子去汉口，遇上风浪翻船死的。
共产党领导人民修了桥，现在可好了！”
有的人还坐上汉阳和汉口之间的公共汽车，往返几趟都不下车。
现在，武汉长江大桥已经落成通车了。
这将进一步使汉阳成为我国南北交通要道。
汉阳的工业也将更加繁荣起来。

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喜事
苏联运输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请允许我向几千位建桥工作者，向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劳动者，向全中国的人民致贺，祝贺你们的光辉胜利——长江铁路、公路两用大桥的建成。
我们同你们一起高兴地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一大喜事。
从远古以来，你们伟大的祖国，一直为这万里的长江从东到西割成两半。
因无桥梁，铁路被这一支河流所割断，人和货物渡江曾需耗费很大的物力和很长的时间。
今天，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长江大桥终于按原定的工期提前建成并通车了。
在这里，在世界建桥实践中首先实现了最新的筑墩方法，这一方法不但使工期缩短，而且还避免了下沉深度较大的压气沉箱工程中必然遇到的那种极端困难的劳动条件。
在江面宽阔水深流急的扬子江上修建一座桥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技术课题。
但是，天才的中国桥梁建设者却顺利地克服了一切困难，以现代最高超的技术水平建起了壮丽的建筑物。
我们感觉到高兴的是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桥梁专家对解决这一课题为你们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长江大桥胜利建成，这是表明天才的中国人民解放后如何解决旧中国无能为力的那些问题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我们知道在这一座雄壮的大桥建成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修建了数千公里的铁路和许多现代化的机械制造厂，许多发电站和炼钢的企业。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忘我的劳动，在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几年内，中国已经建立了前所未闻的汽车工业，制造出了复杂的机床和机器，精密仪器和喷气式飞机。
这一些仅仅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在自己的厂里生产的产品中的几种重要产品。
中国人民在城乡里之所以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迅速地发展自己经济和文化，这都是由于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苏联的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劳动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人类一起，怀着极大的喜悦来庆祝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成就。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请允许我再一次向你们致贺，并且预祝你们在你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万岁！
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管柱钻孔法前途无限
本报特约记者　徐迟
正在庆祝落成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是一座雄伟的、美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物。
从外形上看是这样的：
大桥是不可言喻的美丽的桥。
从质量上说，它是头等的优良的桥。
从技术上说，它是世界先进技术的桥。
每一个在武昌桥头堡旁边散步的人，如今都可以看到，在相当于从前的黄鹤楼的位置上，矗立着一座“长江大桥落成纪念碑”。
这是一座高达十一点五五公尺的碑。
大理石的碑座是八角形的。
圆形的碑身象征着作为大桥基础的大型管柱。
碑顶箱形，象征着一件神乎其技的社会主义技术的机具——震动打桩机。
如今通过大桥的人，再看不见那些个大型管柱了。
它们都在深水之下，岩盘之上。
它们插入岩盘，在岩盘上扎下根，每二十来根、三十来根管柱上面，顶着一座桥墩。
在长江大桥上，创始了这个桥梁建筑的新技术。
在长江大桥上，第1次胜利地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尚无先例的新的基础结构——大 型管柱基础，创造了新的施工方法——管柱钻孔法。
如今，当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走在大桥顶上时，他们是名副其实地走在世界桥梁工程技术的顶上。
在这个新事物诞生之前，技术界曾有人怀疑过，反对过。
当时发生了先进对落后的尖锐斗争。
而现在，经过严格的技术鉴定，证明了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在大桥上采用是最为合理的，是意义重大的，是一个伟大的革新。
现在，更不止这一座大桥采用了这个新的方法。
宜宾附近的岷江大桥，在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后，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地完成了它的基础工程。
现在，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承担了分布于七省的十二座桥梁的修建工程。
其中，凡属大型的桥梁都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
长江大桥的建设家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些个技术：
用震动打桩机使管柱下沉，用大型钻探机挖开岩盘，然后进行水下混凝土浇灌……。
而管柱钻孔法自身也向前发展了。
在长江大桥的桥墩下面，用的是直径一点五五公尺的大型管柱。
但是，工程局早在去年就试验了更大的，直径达三公尺的管柱，后来又试验了直径五公尺的管柱。
现在，在漳河大桥的工地上，正在用三点六公尺的直径的大型管柱施工。
两条管柱，就能顶住一座复线桥墩。
而那威武的震动打桩机，也从最初阿波—1型的十七吨威力发展到阿波—3型的四十四吨威力，再发展到阿波—4型的九十七吨威力。
这些在长江大桥上都使用了。
现在，由于直径三至五公尺的管柱出现了，相应的出现了阿波—5和阿波—6型的威力更大的震动打桩机。
别的其他的机具，在这里就不说了吧。
管柱钻孔法是前途无限的。
它不仅可以用于建桥，还可以用来建筑工厂厂房的基础。
它可以容易地、迅疾地按照需要，下沉管柱，浇灌成为结实的厂房基础。
它无须挖坑、支撑、回填。
管柱钻孔法还可以用来建设煤矿竖井，无论它有多末深。
它可以大大缩短竖井的建设时间，降低造价。
管柱钻孔法又可以用于建筑负载重荷的基础工程，例如大高炉的基础工程。
至于在深水之下，它的优越性当然更是明显。
它解决了气压沉箱所不能解决的深水施工困难。
这不仅在长江大桥上已经证明，并且在武汉大桥工程局承包的某一深水水泵的水下工程中，也证明了。
管柱钻孔法还可以用来建设水力枢纽。
虽然迄今还没有一座水力枢纽采用它，可是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了一个由中苏工程师共同设计的采用这方法建筑拦河大坝的围堰的设计示意图。
它可以确保围堰工程的建成，不怕那河流的施工流量有多大。
管柱钻孔法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中苏科学家已经谈到，在海港工程上，也可以采用它。
一门崭新的技术科学已经诞生了。
长江大桥是它的摇篮。
它已经在苏联推行。
它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和许多工程技术科学研究机构的一个研究项目。
在庆祝长江大桥落成通车的时候，也让我们欢呼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的诞生和它的无可限量的发展。
自不待言，它是中苏两国科学家的共同创造。
这是国际技术合作的光辉的创造的范例。
自不待言，这为中央指示的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带来了莫大的现实的鼓舞作用。
看啊，红旗插满了的长江大桥，即将剪彩通车了。
远远传来了从远方开来的纵贯南北的火车的车轮声、汽笛声。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欢呼吧，欢呼吧，欢呼吧！

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选出世界工联领导机构
新华社来比锡15日电
世界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10月14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世界工联书记葛拉西代表执委会提出的关于修改世界工联章程的建议。
接着大会改选了世界工联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
大会选出了维多里奥（意大利）弗拉商（法国）格里辛（苏联）刘长胜（中国）丹吉（印度）等四十三名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二十四名候补委员，同时选出了七十五名理事会理事和七十四名候补理事。
另外，大会一致决议：
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继续由荷兰、匈牙利和苏联三国工会指派的人员组成。
晚间，新的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分别举行了第1次会议。
第4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在10月15日举行。
新华社来比锡15日电
新选出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10月14日晚上分别举行了第1次会议，选出了世界工联主席、副主席（十二人）、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当选的主席是维多里奥，总书记是路易·赛扬。
副主席是瓦恩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刘长胜（中国）、弗拉商（法国）、布兰德森（荷兰）、丹吉（印度）、约诺（印度尼西亚）、托列达诺（墨西哥）、索文斯基（波兰）、希克（苏丹）、苏普卡（捷克斯洛伐克）、格里辛（苏联）、帕斯托里奥（乌拉圭）。
以上十四人组成世界工联执行局。
当选的书记处书记是马纯古（中国）、培尼亚（古巴）、布拉（法国）、苏吉里（印度尼西亚）、卡萨台（意大利）、葛拉西（意大利）、特奥多雷斯库（女）（罗马尼亚）、别列金（苏联）。

人造卫星运行十个昼夜
环绕地球一百四十五周
据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讯：
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已经围绕地球运行了十昼夜。
从开始进入轨道到14日十八点为止，人造卫星已环绕地球转了一百四十五周，行程超过六百三十万公里。
对光学和无线电观测结果的研究表明，卫星和运载火箭之间的距离在继续加大：
14日晨运载火箭跑在卫星前距卫星六分多钟路程的地方，亦即领先了三千公里，到15日晚，运载火箭将跑在卫星前距卫星约十分钟路程的地方。
就经度来说，运载火箭将比卫星偏东二·五度。

他曾为保卫苏维埃而战
——访参加苏联国内战争的中国老人李贵廷
一天黄昏，记者访问了参加苏联国内战争的中国老人李贵廷同志。
他住在基辅日梁斯卡雅大街一所半新房屋的二层楼上。
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精神仍然很健旺。
李贵廷是辽宁省辽阳县人，1916年二十一岁时就被俄国资本家招募来俄国作苦工，他和几千名华工被赶到白俄罗斯的卡林科维奇（在明斯克东南）地方森林中去砍伐树木。
1917年秋天，李贵廷和一批华工因为合同期满，准备回国，当火车到莫斯科的时候，爆发了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火车一到莫斯科，一批带枪的工人士兵就来告诉我们说，莫斯科以东是敌人，火车不能再走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布尔什维克闹革命。
当我在卡林科维奇森林中砍木头时，曾经认识一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人米哈伊尔，他曾经组织中国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过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革命的道理。
当我看到莫斯科带枪的工人队伍中有两个中国人时，就问：
“中国人也可以革命吗？”
我这一问，把大家都问笑了，他们说：
“闹革命是为了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怎么不可以呢！”
于是，我加入了红军，和我一道参加的还有一大批中国人。”
李贵廷参加红军后，为了纪念那个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改名为米哈伊尔。
他被编入国际团，团里有中国人、波兰人、捷克人。
团长是匈牙利人科夫罗夫。
国际团很快就调往乌克兰，和有名的绍尔斯将军的游击队合编成为乌克兰第1师。
从此，李贵廷就跟着部队先后在乌克兰南北和第聂伯河两岸同德国干涉者、邓尼金白匪军、彼得留拉匪徒、无政府主义者黑帮战斗了两年多。
李贵廷谈到当时他看着自己的中国同乡和战友在自己的脚边死去的时候，情绪很激动地说：
1919年是战争最残酷的一年。
那年04月在基辅近郊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我担任机枪射手，守在一个制高点上，地主富农向我们疯狂地冲锋，我的弹药手牺牲了，很快，子弹也打光了，我们立刻挥舞着马刀跳出战壕向敌人冲去，敌人终于被我们打退了。
他指着脸上斑斑的伤痕对我说，这就是1919年年底在又一次同白匪军的激烈战斗中受伤的。
李贵廷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忘不掉忍饥受冻、为之流血斗争的地方，我和它发生了很深厚的感情，因此，我决定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李贵廷作过火车司机助手，曾经荣获一枚劳动勋章，现在正在度过他幸福的晚年生活。
李贵廷很关心祖国的近况，他希望祖国人民奋勇劳动，把祖国建设得像苏联一样的美好。
新华社记者　李克

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　谢洛夫作

回忆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娃访问记
本报记者　戴枫
莫斯科的郊区景色优美，凉爽的空气中充满了寂静。
一棵棵白桦树挺立在接连不断的苍松翠柏之间，阵阵微风吹得树叶簌簌作响。
汽车在笔直平坦的公路上走了一个半小时后，拐了个陡弯，把我们带进一片葱郁的森林中，在一排矮木栅前停了下来。
从密密层层的老松树的缝隙间，我们看见了一幢淡青色的单层木屋。
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组织者之一，全俄工农苏维埃第1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克拉甫奇雅·季莫菲耶娃·斯维尔德洛娃就在这里欢度她的晚年。
在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前夕，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陪着我们来到这里访问。
这时，斯维尔德洛娃正坐在绿草如茵的小花园的木凳上休息，见了我们，就健步地迎来，紧握我们的双手，让我们到客厅里坐。
克拉甫奇雅·季莫菲耶娃·斯维尔德洛娃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
1904年加入共产党。
她是1905年第1次俄国革命和1917年伟大10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1905年由乌拉尔地区党组织推选为出席全俄第4次党代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她第1次会见了列宁。
在艰难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她不止一次地被逮捕，被流放。
10月革命胜利后，她一直在党中央书记处任职。
今年她已经八十一岁了，头发雪白，视力有些衰退，但精神还很好。
斯维尔德洛娃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撩了撩披肩的一角，慢慢地同我们谈了起来。
她说：
“在10月革命胜利四十年的时候，还是先让我们谈谈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吧！
你们早就知道，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等同志一起组织并领导了10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第1次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革命胜利。
列宁称斯维尔德洛夫为天才的革命组织者。
他说过：
‘斯维尔德洛夫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的象征。
’”
“……10月革命胜利后，斯维尔德洛夫被选为第1任全俄工农苏维埃主席。
革命胜利了，但国内战争继续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劳动人民生活贫苦。
在这个时期，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一样，为了前线胜利，为了恢复后方经济，每天从清早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有时甚至更晚些。
他们除了亲自领导和处理党的工作和外交、军事问题之外，还亲自管理财政。
成千上百的卢布开支全由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字后才能支出。
工作是繁重的，但斯维尔德洛夫从来也没有把当天应该解决的问题和批示的文件拖延到第2天。
斯维尔德洛夫没有私人秘书，工作日的每一分钟都要精打细算。
深夜处理完了当天工作以后，就拿出小本子来，记下明天的工作计划：
下工厂，做报告，接见群众等等。”
“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每天总要亲自接见来自各地的十多个群众”。
斯维尔德洛娃摘下黑边眼镜，深深地望了我们一眼，接着说：
“他同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晤谈时，总是先细心地倾听，然后概要地说明自己的意见。
谈话双方融洽得像兄弟一样。”
1918年，党中央和全俄工农苏维埃由彼得堡（列宁格勒）迁移到莫斯科。
斯维尔德洛夫夫妇在来到莫斯科的路上，随身没有一件被褥，没有一只箱子。
斯维尔德洛夫唯一的财产是穿在身上的一套西服和一件旧大衣，一套替换的衬衣。
这件旧大衣还是1909年一个军人送给斯维尔德洛夫的。
斯维尔德洛夫一直爱惜地穿到了1920年。
这件旧大衣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又转送给了工农苏维埃委员米特洛富诺夫。
谈到斯维尔德洛夫的大衣，坐在旁边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打断了母亲的话，插口说：
“革命胜利后，我的父亲就没有增添过新衣服。
他一生没有第二付眼镜。
现在各地博物馆经常接到大批群众来信，要求展出斯维尔德洛夫的遗物，可是，我们实在找不出来……。”
1918年冬天来了，严寒刺骨。
在莫斯科发动了向资产阶级搜查存余的冬衣。
一天，克里姆林宫警卫长官马林可夫把一部分查出来准备运给前线红军战士的棉衣送到克里姆林宫，请斯维尔德洛夫检查。
好心的马林可夫见到斯维尔德洛夫穿的大衣破烂了，抵不住寒风，于是便对斯维尔德洛夫说：
“给您留下一件吧！”
斯维尔德洛夫顿时脸色变得十分严厉。
他说：
“我们从资本家那里没收来的棉衣，不是为了我。”
斯维尔德洛夫严正地拒绝了。
“雅科夫是最严正的人。”
斯维尔德洛娃一面请我们吃点心，一面继续回忆着说：
“他从不允许任何人浪费公家的财产。
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严厉批评过布哈林、加米涅夫等假公济私、讲究穿着的行为。”
斯维尔德洛夫初到莫斯科的时候，因为没有随身被褥用品，只能住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民族”旅馆。
列宁也住在那里。
他们上下班都是步行。
在斯维尔德洛夫的办公室里和宿舍里经常召集苏维埃部长们、将军们和党政负责人开会。
斯维尔德洛夫没有用公家一个卢布买过茶杯，因此，开会时，参加会议的人们只能用一个破茶杯轮流喝水。
于是大家开玩笑说：
斯维尔德洛夫是苏维埃的穷总统。
当时，斯维尔德洛夫的每月工资跟工人的工资一样，全部工资只够吃饭的费用。
他每天在干部公共食堂吃饭，有时面包不够，他跟大家一起挨饿。
克里姆林宫干部食堂管理员伏娜佐采娃非常关心斯维尔德洛夫的健康，偶尔给他家里送去一些食品，都受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批评和制止。
有一次，斯维尔德洛夫到食堂吃饭，要了菜汤和黑面包。
这时，他的女儿微拉来到食堂找爸爸，她一见父亲在吃饭，就吵着也要吃。
伏娜佐采娃随手就给微拉端来了一碗汤。
斯维尔德洛夫阻止她说：
“微拉是没有权利在干部食堂吃饭的，懂吗？”
随后就向伏娜佐采娃多要了一把匙子，父女俩人分吃一碗菜汤。
年轻的小微拉不懂事，竟一个人吃了大半。
这样斯维尔德洛夫只好又饿了一顿，愉快地领着微拉走出了食堂。
“10月革命胜利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这是艰苦的伟大斗争的历程。”
斯维尔德洛娃继续回忆着：
“革命胜利初期，我们的任务更为繁重，为了不让年轻的苏维埃为饥寒的魔鬼所扼杀，我们就得勤俭刻苦，省吃俭用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
当时，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等领导同志都是一样孜孜不倦地工作，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了就该享福了。
我们相信，只有先艰苦一些建成了社会主义，将来才能幸福无穷。
虽然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困难，多少紧急的关头，斯维尔德洛夫与其他领导同志一样，从没有陷入过悲观失望。
在同甘共苦之中，同志之间的热爱和真诚友谊更加增进了。”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区粮食发生困难的时期，远离莫斯科的同志们一直深深地关切着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从前线回来的，从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南部地区回到莫斯科的同志们，总会随身带来一两个罐头、一些食品、面粉、肉类和水果。
有一次还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经过千山万水带给斯维尔德洛夫一只大熊腿。
老布尔什维克班日斯金从土拉带来了苹果。
所有这些礼品送到斯维尔德洛夫家里的时候，都按照一个老规矩办：
先把各种礼品放到桌上清点数目，然后，根据克里姆林宫里有病的和健康不好的同志的数目，一堆堆分配好。
于是第2天，斯维尔德洛夫早早起床，把分配好的食品捧在手里，在自己上班之前亲自给同志们送去。”
斯维尔德洛娃稍停了一下，背向后靠了靠又说：
“现在一回忆起雅科夫，我就更亲切地记起他经常说的话：
勤俭节约是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国家一天天更强大繁荣，人民生活幸福愉快。”
当我们站起来告别时，已是夕阳西下。
斯维尔德洛娃一定要把我们送出大门口。
分别的时候，她紧握住我们的手说：
“现在你们中国人民所处的时期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初期相仿。
你们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正像我们取得了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样。”

开罗人民喜爱中国杂技
埃及作家协会招待我国艺术家
新华社开罗15日电
中国杂技艺术团已经结束在开罗进行的为时十天的访问演出。
13日晚，杂技团向开罗观众作了最后一次表演。
从10月16日开始，杂技艺术团将在亚历山大港表演，随后将访问埃及南部和苏伊士运河区。
中国艺术家的卓越的演技受到开罗市民热烈的赞扬。
自从上星期五以来，这个杂技团无论在白天和晚上的演出都是满座。
当杂技团在开罗最大的剧院之一、拥有一千四百个座位的尼罗河剧院演出时，剧院内还临时增加了座位。
许多人好几次看了杂技团的表演，有一个人接连看了十次。
13日晚的临别演出的票子很快就卖光了，许多人因为没买到票而十分失望。
在临别的演出结束后，埃及国家指导部文艺处副处长在剧院内向中国杂技演员祝贺他们的成功。
在过去一星期中，许多埃及老人和青年到后台去要求杂技演员签名，或者向他们献花和赠送礼物。
14日晚间，埃及作家协会曾举行茶会招待中国杂技艺术团。
许多埃及名作家出席了茶会。

攻入冬宫　列伊涅尔作

结束对四个兄弟国家的友好访问
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离蒙返国
新华社乌兰巴托15日电
由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今天下午坐专机离开乌兰巴托。
代表团至此结束了对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四个兄弟国家的友好访问。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泽登巴尔、达姆巴、苏伦扎布、曾德、达姆丁、阿维尔齐德、扎格瓦尔拉和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以及各国外交使节都到机场欢送贵宾。
于哥夫致告别词说，他们将带着满怀的喜悦回去。
他们将把在蒙古访问期间所看到的蒙古人民的勤劳和美好的生活转达给保加利亚人民。
他向蒙古的党、政府和人民表示谢意。
新华社乌兰巴托14日电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今天下午在乌兰巴托签订了1958—1960年的换货协定。
根据协定，蒙古将供给保加利亚驼毛、马鬃和其他畜产品；
保加利亚将供给蒙古烟草、干果和日用品等。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出席了签字仪式。
在协定上签字的是蒙古商业部长德勒格尔扎布、保加利亚贸易部长塔斯科夫。

给10月革命节的新献礼
古比雪夫水电站全部发电
本报莫斯科15日电
苏联人民又给10月革命四十周年一份新的献礼。
当人造地球卫星在天空运行大约一百五十圈的时候，14日下午八时四十分，古比雪夫水电站第20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发电机投入了生产，这时，水电站的发电力达到二百一十万瓩，它成为已经建成的水电站中最大的一个。

苏联人造卫星星光灿烂
美国威慑政策宣告完蛋
“斯通周刊”劝华盛顿放识相些
据新华社15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斯通周刊”10月14日发表一篇文章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一事使华盛顿的威慑政策被粉碎了，使“冷战”政策破产了。
斯通说：
“美国战后政策的基石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威慑手段已经完蛋；
在苏联周围建立的基地圈都容易遭到中程导弹的攻击；
从空军方面来说，战略空军司令部连同它的所有吹牛的报人们和面目狰狞的将军们现在是处在马车时代。
这些巨大的比音速慢的轰炸机不仅就新式导弹防御来说是太慢了一些，而且对于超音速喷气轰炸机来说也太慢了。”
斯通认为，美国的所谓“实力地位”已经化为乌有，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
斯通还指出，除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的胜利以外，“要严重得多的是我们坚持不愿意进行谈判”，这会使美国处于“理屈词穷的境地”。
他说，“不愿意会见朱可夫的做法不仅是一个社交上的失礼。
现在普遍存在这种印象，认为我们不愿意设法谋求一个摆脱人类面临困境的方法，这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产生的，即：
这里的军事官僚机构害怕的莫过于局势的任何缓和。”
他说，由于美国不愿取得裁军协议，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裁军建议包括在简直难以想像的复杂的包裹里”，即使苏联接受它，五角大楼也有办法加以阻挠。
斯通在故意对苏联的和平诚意散布怀疑以后说，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投入较前更大的军备竞赛中去”，他指出，从这一切“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治领导是可悲地渺小”。

迎接伟大节日　响应党的号召
苏联人民热情澎湃开展竞赛
哈萨克在苏维埃制度下飞跃发展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4日讯：
在苏联每一个角落，人们都无比热情地欢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庆祝10月革命节的口号。
莫斯科“镰刀与锤子”工厂的工人们用具体的行动来回答了党的号召。
该厂的炼钢工人苏鲍京和他的生产队在10月份的十二天里就超计划炼了二十八吨半钢。
14日“真理报”写道，用开展竞赛来光荣地迎接全民节日的倡议者之一——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全体职工们，最近工作进行的特别好。
该厂在10月全苏竞赛中一直保持着优胜地位。
乌克兰为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开展的竞赛一天比一天高涨。
例如，哈尔科夫拖拉机装配厂的全体职工今年年初以来已经超计划生产了四千一百万卢布的产品。
该厂在迎接节日的生产期间还准备制造三种新型的拖拉机。
新华社莫斯科15日电
10月革命后，哈萨克共和国已经摆脱了过去工农业非常落后的状况，变成了苏联的第2大谷仓，它的工业总产量已经增加到革命前1913年的三十六倍。
去年哈萨克收获了十四亿普特（每普特合三十二点七六市斤）以上的谷物，达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1960年的水平。
它向国家交售的谷物达到十亿普特以上，超过国家计划原来的定额四亿二百万普特。
这个数字比整个共和国在1954年以前的十一年中所交售的谷物总数还要多。
1953年，哈萨克在国家所掌握的全部谷物中的比重只占7.4％，而去年就上升到28.5％，仅次于俄罗斯联邦。
哈萨克农业的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年来的大规模垦荒，从1954年到现在，哈萨克开垦了两千多万公顷的生荒地和熟荒地，这相当于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谷物播种面积的总和。
1913年，哈萨克的播种总面积只有四百二十万公顷，而去年就增加到两千七百八十万公顷；
其中谷物有二千二百五十万公顷，在苏联占第2位。
哈萨克的畜牧业也迅速发展了。
从1934年到1954年，牛的头数增加了两倍，绵羊和山羊增加了八倍，猪和马增加了三点五倍。
从1953年到1956年，哈萨克农民交售给国家的羊毛从一万四千吨增加到四万三千九百吨，肉类从一十五万二千吨增加到三十万零六千吨，牛奶从二十七万一千吨增加到七十二万二千吨。
10月革命前，哈萨克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只有一些加工农产品的半手工的企业。
现在，哈萨克已经建成了约三千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它生产的钢比土耳其多二分之一，煤多四倍，而人口却只有土耳其的三分之一。
哈萨克的卡拉干达煤区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区，在那里，约有65％的煤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机械化的，有许多煤矿已经全部机械化了。
这个煤区的一个工作队今年07月份用每台“顿巴斯”采煤联合机开采了三万零五百二十四吨煤，创造了月产量的最高世界纪录。
哈萨克有非常丰富的矿藏，它的铜、铅、银、铬、镍等的储藏量都占苏联第1位，煤、石油和锰占第2位。
现在已经勘探出的铁矿产地约有七百个，其中库斯坦奈州已经探明的铁矿储量就超过了一百亿吨，超过了法国和瑞典铁矿储量的总和。
哈萨克正在建设强大的冶金工业基地。
在卡拉干达正在建设一个年产生铁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冶金工厂，在库斯坦奈州正在建设一个每年选两千万吨铁矿砂的选矿联合工厂，在乌巴干煤区准备建设十一个每年各产三百万到五百万吨的露天煤矿。
哈萨克在沙俄时代是一个文化特别落后的地区，居民有98％是文盲，连一个高等学校和剧院也没有。
现在，哈萨克完全没有文盲了，中小学约有九千所，高等学校约有三十所。
1956年在哈萨克科学院系统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就有一千零六十人。
1925年哈萨克建立了第1个国立剧院，现在已经有数以十计的大小剧院了。
在每一个居民点都建立了俱乐部，在每一个村庄都可以看到影电。

风光秀丽的立陶宛
立陶宛是波罗的海沿岸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这是个风光秀丽、气候温和的国家。
它在伟大的10月革命以后，也同俄国一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但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却赶去镇压，帮助立陶宛的资产阶级恢复了统治。
凶恶的反动派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一直统治了立陶宛二十年。
那时，立陶宛的银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电气工业为比利时人掌管，火柴厂则是瑞典火柴大王的财产。
帝国主义者尽力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有时一公斤粮食换不到两盒火柴。
劳动人民过着苦难的凄凉岁月。
到1940年人民才推翻了反动统治，重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加入了苏联大家庭。
从此，新生活的光芒照耀在立陶宛的土地上。
在寂静的涅曼河畔，立陶宛的勇敢的年青一代生长起来了。
他们同其他共和国的兄弟们齐步前进。
新的红色的烟囱一个跟着一个地伸向蔚蓝色的天空。
在从前听不到马达声音的地方，现在汽笛声每早唤醒人们。
立陶宛已经建起了几百个工厂，工业总产量已增加为1940年的五倍。
食品工业在工业总产量中占40％。
它的电力生产到1960年将达十亿度以上，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它的电力生产居欧洲末位。
此外，带有立陶宛牌号的车床和发动机，不仅在苏联城市可以看到，而且还输出到波兰、罗马尼亚和遥远的印度。
捕鱼曳网船、轮船、汽轮机、柴油发动机、各种农业机器、泥炭挖掘联合机等等，立陶宛现在都能生产了。
在立陶宛那丘陵起伏的广阔的草原上，牧场很多，饲料作物也占耕地的很大面积。
因此，立陶宛的畜牧业非常发达，特别是养猪业和牛奶业。
牛奶产量按人口计算早已超过了美国。
按幅员、人口和人口密度来说，立陶宛超过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波罗的海沿岸这三个共和国中占第1位，人口有二百七十万。
它的首都维尔纽斯是一个古老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
伟大的列宁曾在1895年到过这里。
著名的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就是在维尔纽斯开始革命活动的。
维尔纽斯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然而这并不是说立陶宛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教育事业就很发达。
过去它也是个文盲极多的国家，读书是有钱人的特权。
现在，小学校的数目是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三十五倍，中等学校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六倍，大学生有二万四千人。
人们过着有文化的幸福的生活。
（君）（附图片）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列宁广场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的原因
本报评论员
美国嗾使土耳其继续把军队集结于叙利亚边境，并不断进行挑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叙利亚的安全和中东地区的和平。
赫鲁晓夫10月07日对“纽约时报”记者发表谈话，警告美国和土耳其不要在中东地区玩火之后，虽然美国国务院赶忙声明美国没有强迫土耳其或其他任何国家同叙利亚进行战争，土耳其政府也否认有任何进攻叙利亚的意图；
但是，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美国和土耳其当局这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不过是企图掩饰它们准备战争的活动罢了。
继美国陆战队在土耳其沿海举行演习以后，由美国将军指挥的土耳其的装甲部队和数万步兵，已加紧在土耳其—叙利亚的边境上结集。
土耳其的空军不断侵犯叙利亚的领空，它的地面部队也继续对叙利亚国境进行挑衅。
据各方面透露，美国军事和外交高级官员最近曾连续同土耳其当局举行了三次秘密会议，具体研究了增加“美援”以支持土耳其进行侵略活动的问题。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美国加紧策动土耳其侵略叙利亚的活动。
这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再努力之后，中东局势仍然十分紧张的真实原因。
美国侵略者的这些阴谋活动，已经引起了中东阿拉伯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决心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中东阿拉伯国家早已表示，一旦发生对叙利亚的侵略战争，它们将坚决地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为维护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高利益而一起斗争。
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埃及部队10月13日已经开抵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以加强叙利亚抵抗侵略的军事力量，这充分表现了阿拉伯国家人民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决心。
埃及武装部队这一及时的高尚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叙利亚人民当前维护独立的正义斗争，大大地鼓舞了阿拉伯其它国家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信心；
并且是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国家的一个严肃的警告。
它意味着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所玩弄的分化和各个击破被压迫国家的阴谋已经行不通了。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中东和平的行动中，是越来越团结一致了。
阿拉伯人民的团结，这是美国侵略者十分害怕和深恶痛绝的。
因此，在埃叙两国宣布埃及部队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登陆的消息后，美国方面就继续竭力教唆土耳其，说什么“土耳其很难对此置之不理”；
同时公开鼓励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认为“土耳其陆军能够长驱直入叙利亚”，“埃及和叙利亚的全部部队的总和都不会敌得过土耳其的以美国现代化武器得到足够的装备和训练的五十万人的陆军”。
美国力图挑起土耳其对叙利亚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侵略战争的急迫心情，是十分明显的，也是极端阴险的。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土耳其当局如果不能清醒地估计整个中东局势和世界局势，竟然听从美国侵略者的教唆，在中东挑起战火，结果只能是为美国火中取栗，给土耳其人民带来无穷的灾祸。
今天整个中东局势和世界局势都清楚地说明，一旦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侵略战争，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战争只会局限于一个地区。
阿拉伯各国人民在战争中将会更加团结起来，坚决进行抵抗；
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将坚决站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一边，支持它们的正义斗争。

中年人找不到职业
最近美国报纸刊登的事实揭露了美国企业主如何残忍地对待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些人成千上万地被企业和机关解雇，毫无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他们被解雇只是由于年龄不合企业主的要求。
“美国周刊”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这类文章。
它描写了美国一个女职员玛迪琳的命运。
数年来她一直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去年这个企业关门了，于是她就流落在街头。
她只有三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候。
可是，半年来她踏穿了召聘人的机关和办事处的门槛，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有时人们直率地对她说，你要作工作太“老”了。
“美国周刊”强调指出，玛迪琳的命运并不是例外，因为年龄关系而失业的男人和妇女，年年都有两三百万。
这家杂志说，各企业、机关有一半以上空额位置完全没有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和四十岁以上的妇女的份。
在商业界，男子三十五岁算是最高的年龄了。

从“纽约时报”看资产阶级报纸的实质
张振亚
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办“同人”报，是右派分子在新闻事业方面向党进攻的纲领。
这种主张，有其历史的渊源。
早在1896年，“纽约时报”的前发行人奥克斯就高唱他的报纸的方针是“公正地发布新闻，不害怕和偏袒任何人，对任何政党、派系和有关方面都无所忌惮。”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所编造的一个弥天大谎。
这家依靠摩根财团的资助发展起来的报纸，实际上一直彻头彻尾地为美国大资产阶级服务。
正像许多资产阶级的大报一样，“纽约时报”在外表上是装得好像很民主、很客观。
从这家报纸的报道中，你可以看到美国人民对政府赋税政策的抗议、政府和国会内各派之间的倾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软弱无能、种族歧视、经济的动荡不安……。
为了标榜它的“客观”，“纽约时报”还特地在它的报头旁边印上“一切适于发表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适于”二字上。
既然有“适合”或“不适合”，也就有一个选择的标准。
对于“纽约时报”说来，这个标准就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利益。
只要细心翻读每天的“纽约时报”，你就会发现在伪装客观的外衣下面，处处包藏着毒素和欺骗。
它们不仅字里行间到处在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辩护和歌颂，而且也千方百计地在模糊美国人民对各种苦恼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认识。
在所谓“客观”报道一切事件的烟幕下，它的几十个版除过刊登大量广告以外实际上填满了各种繁琐、无聊、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的新闻。
国会会议新闻每年要占去“纽约时报”大量篇幅，但是从这些报道中，你除了看到一些议员就各项议案中一些无关宏旨的琐细事项进行无休止、有时甚至是可笑的争论和讨价还价以外，根本不了解这些斗争的实质和它们的欺骗性，更不要说去洞悉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了。
不论这家报纸装得如何客观，在一旦触及大企业的实际利益时，这家报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总不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这里只举“纽约时报”最近以来就美国物价上涨问题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为例。
从这里读者不难了解，奥克斯所吹嘘的“不害怕和偏袒任何人”的办报方针究竟包含怎样的内容。
美国物价的上涨是引起各界不安的一个主要问题。
联邦政府的庞大预算因此曾遭到各方的抨击。
舆论还要求政府直接出面制止垄断资本任意抬高物价。
但是“纽约时报”非但不支持这些要求，反而千方百计掩饰物价上涨的程度，为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辩护。
06月07日“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它的记者阿瑟·克罗克的一篇评论，题为“美国工会发言人对待通货膨胀的‘驼鸟’姿态”，把通货膨胀归咎于工人阶级。
他耸人听闻地警告说，倘若工会在工资问题上不改变态度，美国就会陷入甚至比英、法还要险恶的通货膨胀的灾难中去。
这位记者就用这种方法把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责任从大企业和政府的肩上一古脑儿推到了劳工的身上。
“纽约时报”为大企业开脱责任、顽固地反对劳工的立场，在7月初美国大垄断资本继续抬高物价遭到舆论的指摘以后，就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这次争论是在7月初参议院反托辣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主席克弗维尔指摘美国大企业用“支配价格”（即垄断价格——作者注）垄断市场，以致造成一种使政府的紧缩银根政策无法奏效的“新的通货膨胀”以后引起的。
当时克弗维尔曾说：
目前美国物价的所以上涨“只是由于某些集中的工业，甚至在需求下降时期仍然有力量抬高物价，并且它们在运用这种力量时毫不踌躇。”
克弗维尔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美国物价有重大影响的美国钢铁公司和大石油企业在6月初市场需求萎缩声中还抬高了一次价格。
克弗维尔的揭发引起了“纽约时报”的很大不满。
07月09日“纽约时报”以带有括弧的“支配价格”这四个字作标题，质问克弗维尔是否在讲公平话；
并强辞夺理地争辩说，如果硬说资方有“支配价格”那么劳方也有“支配工资”，劳工方面也要对物价上涨负责。
不仅如此，在该报7月17日的一篇题为“参议院在研究物价”的社论中还有意歪曲耶鲁大学经济教授理查兹·罗格尔斯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上的发言；
硬说罗格尔斯也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由于工资的上涨。
结果使这个教授不得不在7月20日写信给“纽约时报”，要求更正这种歪曲，并郑重指出，“把工资上涨作为（导致通货膨胀的）罪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自称是一切事件的客观记录者、是一个可以发挥各种意见的自由讲坛的“纽约时报”，其真实面目就是这样。
而这还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例子。
右派分子要我们报纸走的就是“纽约时报”这种方向，其意图如何，不是很明白的吗？

印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四项决议
要求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第2个五年计划的困难；
批评印度财政部长对中苏两国的诽谤；
主张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解决粮食危机；
建议用地方语言作为教育语言和各邦正式语言，最后使印地文成为国语。
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
这里印度共产党总部今天上午发表了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四项决议的全文。
党中央委员会在星期日结束了为期一星期的会议。
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决议要求召开各党派会议来讨论第2个五年计划面临的困难。
决议说，印度共产党“坚信目前的外汇困难能够用扩大国内来源和改组我国对外贸易来克服。”
决议批评了印度政府奉行的政策，并且认为目前计划遭到的危机主要是这些政策造成的。
决议要求立即改变这些政策，主张把银行收归国有，立即实行基本的土地改革，一切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
决议认为有某些利益集团不但不接受这些基本措施，反而在设法利用目前的困难，“对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作出让步和邀请他们进来以破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这里蕴藏着危害国家、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危险。”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另外一项决议中对印度财政部长克里希纳马查里最近的一些谈话表示严重的不安。
决议说，克里希纳马查里在启程前往美国的前夕“竟诽谤印度的两个最友好的国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印度跟这两个国家是签订了历史性的潘查希拉宣言的”。
决议说，财政部长的这些意见和活动引起了对我国独立和民主发展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
关于粮食情况的决议指出了比哈尔邦、北方邦东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贾斯坦邦广阔的地区普遍发生饥荒和接近饥荒的情况。
在批评政府的粮食政策的失败的同时，决议还提出了若干应付当前局势的建议。
建议采取的一些紧急措施是：
规定粮食的最低价格；
向富农和地主征购；
把大商人和面粉厂主的存粮充公和严格控制银行垫款以及把农民从地主和放债人的剥削下解放出来。
决议号召“全国一致努力”并且开展全国范围的运动以解决粮食危机。
关于正式语言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说，印度共产党同意印地文最后成为印度的正式语言，但是不能牺牲地方语言来实行。
决议建议采用地方语言作为教育工具和各邦的正式语言，以此作为第1步，至于什么时候只有印地文是印度联邦的正式语言的问题应当在以后决定。
总书记高士今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上述决议。
他说，印度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明年0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阿姆利则举行非常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组织上的改变。

叙报揭露美国利用土耳其侵叙阴谋
要美国总统放下屠刀
新华社15日讯
据塔斯社大马士革14日讯：
“群众报”编辑卡丹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公开信中说，美国策动的进攻叙利亚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
他说，我代表阿拉伯的一切爱国者控诉反对叙利亚人民的罪恶阴谋的主要唆使者和组织者——美国政府。
刊载在“群众报”上的这封公开信，追述了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活动。
信中说，汉德逊同土耳其、伊拉克和约旦的代表们商谈了由土耳其军参谋部会同美国军事专家制定进攻叙利亚的计划。
制定的计划规定土耳其军队占领阿勒颇和拉塔基亚，美国第6舰队开入拉塔基亚港并登陆占领霍姆斯和大马士革。
此外，还获悉从伊兹密尔、马尼萨、布尔萨、巴利开息尔、安卡拉、埃尔佐和其他城市调动土耳其步兵部队和装甲坦克部队向叙利亚边境集结。
例如，已经获悉，土耳其第6师炮兵团从巴利开息尔进行调动，第57师炮兵团从马尼萨进行调动。
信中又说：
“美国的军官和将军正在视察位于叙利亚北部边境的土耳其军队，并且指示它们如何进攻叙利亚。”
汉德逊还曾经答应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只要土耳其进攻叙利亚，美国就立即提供经济援助。
信中指出，美国“否认”赫鲁晓夫所说的美国参预策划对叙利亚的侵略，这是一种狡辩。
卡丹最后写道：
“总统先生，我向您讲述了这一切事实，希望唤醒您的良心，我相信，您会公开告诉全世界，您的填补阿拉伯东方‘真空’的计划的目的是要制止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我们热烈地呼吁您放弃这一引起阿拉伯人民对美国愤慨的灾难政策。”

埃军援叙证明两国合作无间
库阿特利和纳赛尔相互致电强调团结
黎巴嫩总理欢迎埃及军队到达叙利亚
新华社大马士革15日电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14日打电报给埃及总统纳赛尔说，埃及军队抵达叙利亚，进一步证明了叙埃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力合作。
库阿特利还说，我希望“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和自由生活的目标将会实现。”
纳赛尔总统在当天晚上给库阿特利总统的复电中说，在叙利亚争取自由和主权的斗争中，“埃及将始终和叙利亚站在一起”。
他还说：
“叙埃两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有效措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团结的具体表现。”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在同一天也打电报给纳赛尔总统说，叙埃两国军队的统一表明“叙埃联盟的第1个迹象已经出现在地面上”。
代理国防部长阿泽姆说，叙利亚和埃及的团结在埃及派军队到叙利亚这件事情上“得到了特别有力的表现”。
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参谋长比兹里将军13日也打电报给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将军，感谢埃及派遣军队援助叙利亚。
开罗报纸14日都发表社论拥护埃及派军队援助叙利亚的行动。
认为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新的胜利”。
“消息报”说：
“这次行动应该使西方懂得：
想在阿拉伯人民中间挑拨离间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新华社15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5日讯：
此间公布了黎巴嫩总理索勒哈为埃及军队到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而发表的声明。
索勒哈说，“我对阿拉伯国家为加强它们的防卫力量来反对一切可能的侵略而表现的任何主动性，都只能表示欢迎。”
他还说，一旦叙利亚受到攻击，黎巴嫩同一切阿拉伯国家一样，将根据阿拉伯国家集体安全公约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

日本妓院老板送孽钱执政党议员受贿犯案
据新华社15日讯
东京消息：
东京警察当局今天透露了一件妓院老板向执政的自由民主党议员大量行贿以阻止国会通过禁止卖淫的法律的案件。
据说这个案件牵涉到自由民主党里的二十名政客。
东京地方检察厅今天已经逮捕了由一万六千名妓院老板组成的“全国花柳病防止协会”的两个职员。
警察说，这个妓院老板的组织在1955年国会讨论“卖春防止法”的时候，曾经向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行贿达十万美元。
警察说，自由民主党的议员真锅仪十将被传讯。
这个议员当选的选区中有好几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妓院区。
禁止卖淫的法律——“卖春防止法”曾经五次被提交日本国会审议，都没有获得通过。
去年05月，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国会才通过了这项法律。
这项法律已经在今年04月生效，但是法律中的惩罚条款却要到明年04月才能生效。
目前，已经有不少妓院老板集体加入了自由民主党，企图进行活动来修改这项法律。

英国报刊的形形色色
流言蜚语出奇制胜
用大量篇幅刊登有关显要人物、交际名媛的流言蜚语，是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
09月初，英国职工大会第89届年会开幕，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杂谈作家便大显身手。
“每日简报”对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主席威廉逊夫妇下榻的旅馆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并说，威廉逊主持大会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在为孙女织羊毛背心。
“每日邮报”对出席大会的一位著名的人物的服装、风度作了一番吹捧，对他用袜子充当烟袋的事大加渲染。
“新闻纪事报”的杂谈作家约翰·伦敦更集中地报道了代表夫人们的私事，达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
牛鬼蛇神荼毒青年
英国报摊上有不少肮脏、下流、毒害少年儿童的色情报刊、侦探故事、连环图画。
其中也有从美国来的。
以“善于了解青年心理”著称的“镜报—画报”集团于今年06月创办了一个名叫“恣情行乐”的少年画报。
创刊号出版时，“镜报—画报”集团大吹大擂，到处刊登广告：
“订一份‘恣情行乐’吧！
如果你是一个书呆子、谨小慎微、毫无生趣的人，你就不订这份画报！”
“恣情行乐”里的色情、犯罪、牛鬼蛇神的描写过于露骨，激起一些人的愤慨。
08月底该刊终于停刊。
在终刊号上，这个画报还用了三页的篇幅刊登了一个杜撰的情杀案照片故事，悬赏一百英镑，征求读者到森林里去寻找被杀害的少女的尸体。
在编者注里说明了到森林去的路径与寻找尸体的线索，又指出所谓尸体是塑胶制的一个绿色小盒子，里面装的是一个照像机。
推广销路不择手段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为了推广销路，不惜采用一切拙劣可笑的手段。
“每日简报”今年09月用活人当奖品的办法，曾经轰动一时。
工党的“每日先驱报”最近也企图以海滨别墅或乡村商店作为推销的奖品。
“每日先驱报”的广告说：
“优胜者可以得到价值六千五百英镑设备齐全、附设花园的海滨别墅—估计出租别墅每年可以收入五百英镑。”
控制市场浪费纸张
英国资产阶级的报业大王不但控制了白报纸市场，也控制了报纸的广告。
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所欲为、任意扩充篇幅、提高发行数字、搜括巨大利润。
1956年，“每日快报”所属的比维尔勃鲁克集团的广告收入高达九百五十万英镑，而销售的收入只有九百万英镑；
“镜报”集团广告收入一千万英镑，而销售收入仅五百五十万英镑。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任意增加篇幅的竞争也是很剧烈的。
在这个竞争里，“每日快报”一马当先。
今年04月一个月，“每日快报”比售价相近的“每日先驱报”多出了九十页的新闻、广告及特写，比“新闻纪事报”多出七十二页。
在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也有别出心裁、出奇制胜的。
例如“每日邮报”就标榜自己的“工作忙碌者的日报”，号召读者注意报纸的“简洁性、紧凑性”，不要贪便宜。
　（乐山）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胡拉尼当选叙议长
据新华社15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袖阿克拉姆·胡拉尼在14日以六十三票对五十七票胜过人民党人、前议长库德西，继任有一百四十二个席位的叙利亚议会的议长。

麦克米伦复电岸信介拒绝停止核试验
据新华社15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拒绝了日本首相岸信介关于先停止核试验再继续谈判裁军的其他问题的要求。
麦克米伦的电报坚持中止核试验必须同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的裂变物质和在国际监督下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等极为复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斥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
贺致平
资产阶级右派的一群社会学者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立场、观点的反动性在口头似乎承认了，但对旧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大吹大擂。
他们首先诬蔑马列主义者，说“过去有一些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教条主义地搬用公式，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吴景超更狂妄地诬蔑国家统计局只会学习苏联的报表制度，没有采用适合我国情况的各种方法，责备国家统计局对统计调查工作在计划和准备时期很少找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专家”请教。
同时，却用社会学的全部宣传本领吹嘘他们是很会做社会调查的，他们是农村调查的“专家”，甚至说“现在我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进行调查了”，“我们已经都成为唯物主义者”了。
请看，作一个唯物主义者，竟是这样容易，只要口头宣布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他们既有旧社会学的调查研究经验，又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被他们骂作“教条主义者”的人们自然应该下台，让右派社会学先生们来调查研究，参予国家决策，解决我国各项政策问题了。
于是费孝通拍着胸膛出来为我们保举人材。
他说：
“有没有会搞社会调查的人呢？
我认为是有的。
如果要搞这些工作，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
在这些“社会学者”们自我陶醉的吹牛声中，马列主义者们好像竟然不存在了，现在是该由这群自命为调查专家的右派分子们来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醒右派社会学先生们，请你们冷静一些，你们不是很会调查研究吗？
为什么你们在做这些自我吹嘘的广告之前连起码的调查也不做呢？
如果你们稍许作一些调查，你们将会知道共产党人和党外的许多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研究工作比你们那些可怜的货色要高明得多。
我们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一向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社会情况的榜样。
他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给我们树立了农村调查的光辉范例。
我们党的中央在1942年专门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重视过调查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执行各项政策时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相当的调查研究的。
“土地改革法”，“劳动法”，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婚姻法”等，都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和重点实验的基础上制订的。
仅就农村调查一项，我们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论从质量和数量方面说决非任何资产阶级社会学所可比拟的。
右派认为空白的婚姻问题早在1952年就进行过调查，我们的调查从都市到乡村，普遍到穷乡僻壤，对一切现存的婚姻形态都有调查。
在这个调查基础上制定的婚姻法，解决了历史上存在的封建婚姻制度，保障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
试问，右派先生们，你们曾进行过这样大规模的调查吗？
你们的调查解决了什么问题？
陈达说：
“农村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也需要来摸摸底，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好像在这以前，农村工作从来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好像世界简直是为右派先生们而存在的，你们宣布没有的东西就不会存在。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马列主义者在农村工作中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调查研究工作。
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党从中央到县区，各级党的组织都有自己的典型试验的乡村，都有调查研究，材料是浩如烟海。
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选一百七十六篇材料，还仅仅是1955年调查材料中很小的一部分。
请问右派“社会学”先生们，这些是不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调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拿出相当的东西来比较一下，即使十年的时间内所做的也好。
假若你们拿不出相当的货色，那么，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只有你们社会学者是重视调查研究的？
有什么根据说搞调查工作要由费孝通来保举一批人，而对成千上万的实际从事各项调查工作的人员一字不提？
右派先生们应该知道，这些从事实际调查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学者的头衔，但却比旧社会学者们具有更加优良的训练和技术。
他们做调查工作不是为了写书卖钱，也不是为了把材料出卖给帝国主义换什么“博士”的头衔，而是为了解决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迫切有关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是对他们的劳作的最好的报酬。
请问，右派社会学者们有什么根据说马列主义者只会教条主义地搬运公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历史的事实证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
右派先生们，你们对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儿童问题，福利问题等很有兴趣，在解放前就已进行过至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但你们除了写书卖钱，为资产阶级帮凶，向帝国主义献媚，以解决自己的名利问题外，你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你们为工人、农民、妇女、儿童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放后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些问题经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工厂企业的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已获得了基本解决，或者准备了解决的条件。
而右派社会学的“学者”们面对这些事实不但不感到惭愧，反而厚起脸皮站在一旁指手划脚，吹毛求疵，想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敲敲竹杠。
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抱怨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遗产或者“合理部分”来丰富马列主义。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早已说过：
“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可能不同意这个论断。
但你们能够拿出什么事实来推翻这个论断呢？
费孝通提出以前在大学里教过和学过社会学的人，“他们过去搞过这套调查工作，立场、观点、方法固然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造的。
他们原来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
并且说这些东西就像语言一样是没有阶级性，是应该接受而马列主义者还没有接受的。
这些所谓社会调查的方法，真的没有阶级性的吗？
当然不是。
我们认为：
方法和立场观点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没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也不会有正确的方法。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的这些方法是从欧美资产阶级那里抄来的，其中真正可以说是科学方法的，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包括在唯物辩证法里去了。
至于你们的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我们认为这是一套地主资产阶级的调查方法，费孝通所说的访问、观察、记录等方法，就有很大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在解放前作调查是通过当时的警察机关和乡保长之类，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地主歪曲事实的谎话。
他们在向农民进行调查访问时穿着西服革履，住在地主的家里把农民找来问话，而农民则把他们当作官府的老爷。
熟悉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农民的心目中老爷和强盗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农民对这些老爷们除了恭维地主恩德之外还敢说什么真话呢？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就是很好的例证。
首先，费孝通的调查材料，就是住在乡长周宝山的家里并在他的帮助下搜集的。
他在这本书的第11章“土地制度”中，把地主、佃户和雇工说成是权利义务和报酬是完全平等的三种人。
地主有田底的所有权，佃租是他应得的报酬，负有赋税的义务；
佃农有田面使用权，他的报酬是收获产品，负有缴租的义务。
不仅如此，地主还有着“怀着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人道主义的原则”。
这些绅士在“拜访”农民时“他们有时很不愿意对于佃户加以勒索”。
于是，“有时使这些绅士带回去的只是道义上的满足”。
还有，高利贷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农民需要用钱时就会取借无门。
所以，费孝通认为把地主高利贷者叫作坏人是不对的。
至于为保障地主剥削残酷压榨农民的催租局在费孝通的笔下也是很温和的，“如果，佃户不肯交纳田租，局差有权把他逮捕起来，送到县政府坐监狱去。
不过，如果佃户实在无法缴租，到了年底便把他释放”。
请看，在费孝通的没有阶级性的分析和观察之下，收租是地主应得的报酬，缴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农村中只是和谐的一体，那里有什么阶级和剥削存在。
这是十足的地主老爷的胡说，本来不值一驳。
但费孝通向我们宣布这是他的社会调查，没有阶级性的分析和观察方法研究的结果。
对这种骗局我们有必要加以揭露。
恰好我手头有一本“江苏省农村调查”，其中就有苏南二十三个县（包括开弦弓村所在的吴江县在内）的土地制度的调查。
我们把这两种调查拿来作个对比，就可以明白社会调查本身是具有多么强的阶级性了。
“总之，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沆瀣一气’，残害农民。
有些地主为了欺骗农民达到迅速收租起见，曾规定‘限前有让，限后加罚’。
如嘉定地主规定‘07月七折’，‘08月八折’，‘09月九折’。
正如‘租核’所载：
‘……田禾至10月方登场，而租限已自09月中始，及其脱粟而粜，则租限早满，无毫发让矣’！
实际非但‘无毫发让’，反而只有加罚。
青浦太仓等县规定‘三限’：
‘头限’十天至半月，过期按原租额加一成（亦有加十斤的）；
‘二限’七天至十天，过期按原租额再加一成（或加十斤）；
‘三限’五天至七天，过期再加一成（或再加十斤共三十斤）。
吴县光福区地主汪秋生曾用“三比”酷刑对付欠租农民，‘三比’是三天一‘小比’，五天一“大比”，七天一‘血比’。
‘比’的方法是把欠租的农民，按置在一种特制木架上，掀翻屁股，用鞭子猛打，一直到见血，才叫‘血比’。
句容县桥头镇地主华锦之的牢房里，五年中关过四百多个农民，有些则被杀死在牢里。
溧水板桥乡地主正明德并且造了堡垒来监禁农民。
无锡梅村区地主薛念恩堂逼租时用‘滚笆斗’，‘吃毛竹筷’，‘坐冷方砖’等残酷刑具，对付欠租农民。
昆山、常熟两县地主对欠租农民采用游街，锁庭柱，裁田，站笼，人质，戴枷，滚笆斗，拷打，开差船，放水灯等二十四种逼租方法。
不少地主备有手铐、脚镣、铁锤、棍棒等凶器，动辄扣押吊打农民，逼得无数的农民家破人亡，逼死了无数的善良农民。”
同样的农村，我们的调查与费孝通的所谓调查竟然如此不同。
请问费孝通社会调查的方法真的没有阶级性吗？
至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调查是通过党的组织和群众密切联系，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而调查又完全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自然得到农民的信任，因而农民敢于讲真话，材料的真实性是值得信赖的。
因此，共产党的调查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调查相比有更大的科学性、准确性。
以上我们所讲的还是解放以前的例子。
解放以后据说他们已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了”。
现在我们就拿右派先生们在今年这个不平常的春天所作的调查来看看。
右派社会学先生们到处吹嘘李景汉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产的今昔”。
陈达说“李景汉教授在这次调查中所用的，正是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
李景汉的这个调查如果说他多少反映了解放前后农民生活的一些变化，那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旧名声太不好了，想做一点骗取人民的信任的事情，所以他多少反映了一点农村变化的实际情况。
但如果作为农村的社会调查还差得很远。
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来，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具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社会事物的内部联系，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以便克服困难改进工作。
简单说来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而李景汉的报告只不过反映了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生活情况今昔不同的对比，罗列了许多现象，连苍蝇蚊子也没有漏掉，但却全然没有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
这五口之家当作孤立的现象被考察着，我们全然看不出它的富裕生活的内在的必然性在哪里。
文中也提到农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却不知道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自然也谈不到从这篇文章中找寻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
仅仅起了照像机的作用。
并且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没有改变，最后还长出一根毒刺，说“人们都知道昔日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日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一用”。
一句话否定了全篇的情况，使人感到生活改善变得毫无意义。
难道这样的农村调查可以说是科学地反映了农村的情况吗？
至于费孝通的“重访江村”，是不能算得上什么调查研究的作品的。
因周叔莲等同志已对他的这篇所谓调查作了揭露和批判，这里就不再作详细的分析了。
根据上述情况，资产阶级右派热中于社会调查，决不是在搞什么科学研究，而是别有用心，想借调查之名搜集国家机密和社会情况，作为向党和政府进攻的资料，并向帝国主义国家供给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报的阴谋活动。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保卫马列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新发现的一批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
据苏联“历史问题”1957年第3期报道，在苏联新西伯利亚省国家档案库里，发现了一批有关中苏关系的文件。
这是1921年09月苏俄新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和我国新疆当局关于共同协力消灭白匪的谈判协定及其他一些文件。
1920年，白匪高尔察克的将军巴克奇纠合鄂伦堡哥萨克军团残部组成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在受到苏俄红军的追击后，逃入蒙古西部，又联合白匪开果洛多夫和卡桑采支的队伍进行骚扰活动。
蒙古人民革命军在红军的协助下给白匪以沉重打击。
巴克奇遂窜入新疆塔城、承化一带，继续危害中苏两国人民。
为了彻底消灭这一共同的敌人，1921年08月我国新疆当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在塔城举行了谈判，两国代表并签订了协定。
协定规定了双方配合行动的办法，由于中苏两国军队根据协定配合作战，终于很快歼灭了窜入新疆的全部白匪。
军事行动结束后，苏维埃政府又和新疆当局进行了关于商务协定、关于建立友好关系和在塔城设置苏俄领事馆等谈判。
毫无疑问，这些文件的发现，对研究中苏关系，特别是我国新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

汉字必须改革
李烛尘
我从认汉字和使用汉字到现在，多说有七十年，少说也有六十年。
几十年来，我深深感到汉字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必须是拼音化。
汉字必须改革
我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可是文盲却占人口的70％以上。
自然旧社会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我认为这也是原因之一。
汉字字数多，结构又多数是繁杂的，记和写都很困难。
回想一下我们在儿童时期认字和写字的情形，再看看今天的儿童学习汉字的那种艰难情况，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同情吗？
记两千常用字，对儿童和文盲都是颇为艰巨的任务。
一句话，汉字的最大缺点是难认、难记、难写，影响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说，为广大的儿童和劳动人民着想，汉字必须改革。
汉字虽然有上面这样严重的缺点，但是一提到汉字改革，总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
如有人说，“汉字并不难”。
我看这样的人和“好了疮巴忘了痛”的人一样，忘记了当年初学“三字经”“千字文”时的痛苦了。
我想这些人如果能回想一下当年自己学习汉字的痛苦，再设身处地为上两部分人的利益想想，也许不至于不同意或坚决反对。
看来讨论文字改革，也同样要先解决立场问题。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对一切事都要求做得迅速准确，并尽可能使其机械化程度提高。
可是汉字在印刷、电报和打字等方面，带来的是什么？
是费工、费时、效率低。
为什么？
不也还是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的关系吗？
我曾经这样想：
如果有人在印刷、电报、打字这几方面把每年浪费的时间和人力算一笔账出来，那一定是相当惊人的。
这一笔账，一定会更加促使我们认识文字改革的严重意义。
在我们国家空前的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的情况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弟兄除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外，为了同汉族交往，也还需要尽可能地学习汉族的语言和文字。
如果汉字仍是原封不动，少数民族的弟兄们学习起来困难是很多的。
此外，汉字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科学技术交流中，也起了某些阻碍的作用。
例如：
国际上通用的一些科学名词，许多国家是照原音译成本国文字，而我们必须单搞一套。
同样，如果把我们研究的成果翻译成外文，困难照样出现。
这一点，乍看来，好像问题不大。
可是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人们已感到很伤脑筋了。
由此我想到，今后对一些外来语的吸收，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或尽可能地按原音翻译。
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
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不仅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是文字改革问题是一个影响整个民族文化生活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问题。
因此，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不能操之过急，两步并做一步走，也不能迟疑保守，踌躇不前。
我认为，现在“一方面整理和简化汉字，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的方针，充分地体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汉字的演变，从笔画的多少来看，基本上是由繁到简的。
没有整理和简化汉字以前，群众就创造了大量的简化字，广泛地应用着。
这说明人们都觉得汉字难认、难记、难写，因此要把它改得容易认、容易记、容易写些。
这一点也说明了简化汉字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是妥当的。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有人对它不怎么感兴趣，说什么“快变成文盲了”。
我看这种感叹和顾虑是多余的。
简化汉字因为是“约定俗成”，所以有很多字，如“办”“边”“会”“丰”“时”“党”等是人们早就熟悉的。
这怎么会“变成文盲”？
当然，有些字如“买”“尘”“币”“杂”等，因为有的是草书楷化，有的是古字新用，有的只在某个行业中通用，有的是在某个地区通用，认起来是有些困难。
但只要稍微动动脑筋，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至于“变成文盲”。
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知识分子应该动动脑筋。
我喜欢“墾”“犠”“醫”“竈”“繩”等字简化成“垦”“牺”“医”“灶”“绳”。
我想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更加喜欢。
道理很明显，这些字看了不叫人眼花缭乱，写起来比过去简单。
汉字不论怎样简化，终究不及拼音文字。
可是由于咱们的方言分歧，想在较短的几年内推行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事。
但只要大力地推广普通话，条件就能逐渐具备。
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人能说普通话了，那时用拼音文字一拼，表情达意该是多么亲切，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好处该是多么巨大！
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的宣传与推广工作做得是差了些。
听说在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师中就有很多人还没学普通话。
在机关里和公共场所中我也常听到很多人操着方言土语。
在谈到说普通话时，常有人说：
“来北京的人要说北京话，必须下火车时就改，那时改不成，以后就别打算再改了。”
言外之意是怕改得南腔北调，惹人家笑话。
像这类的顾虑和保守思想，对推广普通话是不利的，必须打破。
当然，没说北京话的，也不全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有人是说惯了方言，乍说北京话还不习惯。
对这些人，我们希望他们“习惯”。
为了将来采用拼音文字，大力宣传与推广普通话是当务之急。
至于“拟定和推行拼音字母，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了。
打击右派对文字改革的恶毒进攻
几年来，政府在文字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还清楚的记得：
在1952年前政务院的时候，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就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1954年12月国务院又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
这两个委员会几年来在文字改革方面所做的工作，成绩是不小的。
这是应该肯定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两会工作中的最大的优点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上做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比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关于这一点查看“人民日报”6月30日曹伯韩先生所写“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一文就可以一目了然。
我不想再重复。
那么，右派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之流，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歪曲事实呢？
我看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他们是右派。
对于攻击文字改革的一切右派分子，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揭露，有力的驳斥。
只有打退了右派分子对文字改革的恶毒进攻，文字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当然，文字改革的具体问题还很多，对于这些问题，还必须继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参加研究和讨论的人越多，文字改革的成绩越好，这是必然的。
我相信文字改革会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
我相信文字改革会一步步地取得最后的胜利。

苏德历史家委员会将召开科学讨论会
苏联和民主德国历史家委员会最近发出联合通告，宣布将于本年11月下半月内在莱比锡召开科学讨论会。
根据今年02月0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成立苏德历史家委员会议定书的规定，委员会每年分别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举行两次科学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有两个中心题目：
一、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的影响；
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的基本倾向。
第1个题目是为纪念10月革命四十周年，第2个题目是针对某一专题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史学著作。
为了进行细致深入的讨论，除全体大会外，每一大题目又分为三个小组。
第1个题目将分成：
（1）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发动的影响；
（2）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战斗政党形成过程的影响；
（3）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德国的对外政策。
第2个题目将分成：
（1）第2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国际关系以及资产阶级史学对它的解释；
（2）资产阶级史学论第2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3）资产阶级史学论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
联合通告已拟定将在大会和小组上宣读的报告题目和报告人（约五十余人），其中有举世知名的历史家，也有年青的历史家。
苏德历史家委员会已向各国历史家和历史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出请柬，希望这次会议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除了企图阐明对苏德两国的历史科学有共同意义的重大问题之外，还希望通过会外接触促进各国历史家之间的意见交换，并进一步加强历史领域中的有益的国际合作。
（芝）

不要怕“火”
庄农
“这次运动的锋芒非对我不可。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烧化了；
一个是真金不怕火炼。”
这是一个工厂的厂长对整风的看法。
看来这位厂长有怕“火”的情绪。
因为他虽然还有“真金不怕火炼”的希望，但也同时有被“烧化了”的顾虑。
我以为这种“烧化了”的顾虑是一种“杞人忧天”。
“火”是有两种的。
一种“火”是右派分子放的邪恶的“火”。
这把火是对准了我们每个人的。
然而我们并没有被“烧化了”。
这起码已经证明，我们虽非纯金铸造，但我们身上多的还是真金，而且经这么一烧，真金在我们身上的比重就更大了。
被“烧”化了的却是那些含金太少或不含金的人。
另一种“火”是人民群众鸣放的革命的“火”，这是圣洁的“火”。
这火当然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并非对他一个），这却是好事，因为它又证明着我们确是革命者。
我以为，不怕第1种火的人，就更用不着怕第2种“火”；
在第1种“火”里烧不化的人，在第2种“火”里就更烧不化。
难道我们还能相信，曾亲眼看着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历考验，证明了我们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反会用火把我们“烧化”。
有可能被烧化的，还是那种身上含金太少，或根本不含金的人。
这种人脸上虽然贴着金，内里却全是杂质；
虽能躲过第1种“火”，却躲不过第2种火去。
这不又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这位厂长，可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缺点太严重，因此感到有被“烧化了”的可能，但依我看他倒是不会烧化的，因为他究竟还感觉到自己也有“真金”呀。
只要不害怕批评，不拒绝批评，感到缺点严重，反会变成有利于改正缺点的。
其实，我们的人中，含有真金又含有杂质的人居多。
这也并不奇怪。
真金未被提炼以前，总是同杂质结合一起的。
世上没有不经冶炼的真金，也就没有天生成的完美无缺的革命者。
伟大的革命领袖，也是由于自觉的冶炼而成的。
真金只要不同杂质溶成不解之物，就终可以成为真金；
我们只要勇于改正缺点，便终于能成为良好的革命者。
我们应该自信自己身上的真金，这样就用不着怕“火”。
经过第2种火的冶炼，我们会变为金光灼耀的纯金，这有什么不好。
然而这就要有勇气跃进这大熔炉，而且要力求摆脱身上的杂质才行。
怕“火”，本身是一种对金的腐蚀剂。
因怕就会力求避之，有所抗拒，就终于会使金变质。
那就真有被“烧化”的危险了。
天津那个被停职反省的岳书亮同志，就接近了这种危险。
久居北方的人（南方我不知道），都知道过去农村过年时的一种风俗。
河北省叫“燎草”。
在除夕的黄昏，家家门前烧起一堆甘草火来（有些还放上柏树枝），一边便鸣放花炮。
这时所有的人围绕着，把手伸向火。
青年和儿童们还要从火上跳过去。
据说，经这火烤过的人，就能去掉身上的病，没病的人便百病不生。
能跳过去的人就更好。
在陕北的农村，除夕也有这风俗。
不过，大概因为那里是山多地少吧，便不肯把甘草来烧，倒是从山上砍枯枝来烧。
那毕毕剥剥燃着的熊熊火焰，真使人有一种圣洁的感觉。
这时，能跳的人便都来跳。
这叫作“燎百病”。
我曾被拉着跳过一次。
我说我并不相信这能“燎百病”。
但他们说“不管信不信，跳跳对你没坏处”。
于是，我便跳了过去。
我想，可以把整风的“火”，看作那种“燎百病”的火。
大家都来跳一跳。
农民的那种作法，虽然有些迷信的色彩，但那种把火看作圣洁，而勇于跳火去病的精神和意念，还是可以学习的。
当然，跳整风之火，不会像跳那种火那样轻快，甚至会有燎肤之痛，有煎熬之感；
但比起那种火来，在“燎病”上，却是真正顶事的。
可曾见过不经火的冶炼，而能除掉杂质，成为真金的吗？
让我们含笑跳进这火里去吧。
没有跳火的决心，是无法狠狠地改进工作和改正缺点的。

从高黎贡山到河谷平坝新校舍一批批出现
云南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云南省民族教育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几年来，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学校教育，从高耸入云的高黎贡山、白雪皑皑的碧罗雪山，峰峦层叠的哀牢山上到河谷平坝，出现了一幢幢从未见过的新校舍，少数民族的子女们第1次踏进了自己的学校。
目前，云南省已为少数民族儿童设立了小学共六千七百零六所，民族小学生共有三十九万八千九百六十一人，比1952年增加了94.2％。
专设的民族中学及师范学校共九所，民族学生占半数以上的中学和师范学校七所。
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已占16％强；
小学校中民族学生占25％强。
据1956年统计，中等技术学校民族学生已达八百二十一人，比1952年增加205％；
大专学校民族学生已达二百八十二人，比1952年增加286.3％。
在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怒江等四个自治州（区），解放前几乎没有学校，现在这些地区的教育事业正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着，小学生已发展到七万零四百一十四人，德宏自治州的边六县，1949年仅有小学三十六所，学生七百一十九人，民族学生只占0.71％。
现在，这个地区的学校已增加到二百六十七所，学生由1951年的四千零八十人增加到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六人，而且平均每乡已有一所学校。
并创立了从未有过的三所民族中学。
在国境边沿佧佤族聚居的西盟山区和居住在怒江、红河流域的原始丛林中人数最少的怒、侬、独龙、苦聪等民族，解放前没有一所学校和一个学生，现在他们的子女也踏进了校门。
过去红河南岸流传着“蚂蚁不过河，鹧鸪不上树，卜拉不读书”的谚语，如今卜拉族不仅有五百多个儿童入学，还有了六个中学生。
几年来，党和政府还根据各地少数民族的情况拨专款帮助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1952年就拨出七十二万多元，今年拨款又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多。
在一些生活较贫困的民族地区，采取了从兴建校舍直到学生的穿衣吃饭等都全部由政府包下来的办法办学校。
为了适应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几年来有关部门特别注意了民族师资的培养工作。
现在全省已有两所民族师范学校，有十几种民族的六百名学生。
此外，各地还通过开办训练班等方式培养了很多民族师资。

内蒙古科学研究工作广泛开展
五年来培养出三十多名少数民族科学研究人员
据新华社讯
内蒙古自治区五年来先后建立了畜牧兽医、农、林业、布氏杆菌病和中蒙医等五个科学研究机构。
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各族人员有二百多人。
为蒙古、回、满、朝鲜、达呼尔等少数民族培养出三十多名科学研究人员和工人。
目前，这些科学研究机关进行的各项专题研究达一百二十多个，其中有三十多个专题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畜牧兽医上，对流行了一百多年的牛泰氏焦虫病和羊肠毒血症、骆驼锥虫病，已初步研究出治疗的方法。
在林业科学方面，现在已调查出生长在原始森林和大沙漠上的二百多种树种。
并根据内蒙古地区干旱和风沙大的特点，经研究试验培育出适宜生长的油松、云杉、落叶松等树种八十多种。
由于各项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对农牧业生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少数民族出版事业日益繁荣
用十三种民族文字出版书刊，四年来发行图书四千多万册
本报讯
几年来，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发展很快。
解放前，旧中国的历史是民族压迫的历史，各少数民族虽然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由于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制度，使他们的文化长期的处在落后状态。
许多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即使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因为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就更谈不到出版事业了。
就以藏文来说，从七世纪开始，藏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但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为止，还停留在木版印刷阶段，在拉萨还没有铅印的出版物。
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也同样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很少有自己的出版物。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年代里，不仅朝鲜文字被禁止使用，连说自己民族的语言都没有自由。
几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对各民族人民学习文化的热情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蓬勃发展起来。
从解放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用蒙、藏、维、哈、朝、僮、彝、傣仂、傣讷、锡伯、柯尔克孜、景颇、傈僳等十三种民族文字出版的各种图书和报刊。
现在全国有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二十二种，杂志三十三种。
从1952年到1956年，全国共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四千九百八十八种，共发行四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多册。
在同一时期，报纸发行总数为一万一千零八十多万份；
杂志发行总数为一千一百多万份。
目前，全国已建立少数民族语文出版机构十二处。
为了帮助各民族出版事业的发展，1953年01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央民族出版社。
它主要担负着翻译出版国家的政策文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等政治书籍和出版地方上因条件不足而出版有困难的图书等。
几年来，国家拨出大批款子贴补少数民族出版事业。
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价格在我国书刊中是最低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装本）汉文版八十四页，价值两元，民族文字版如藏文版二百二十二页，价值一元一角。
“民族画报”用汉、蒙、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文六种文字出版，每册定价为两角五分，是我国价格最低的一种画报。
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出版事业，几年来各有关部门吸收了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参加翻译和编纂工作。
1956年帮助僮、彝、傈僳和景颇等民族创制出新文字；
并且组织了大批语言学家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工作，为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提出创制新文字方案。
无疑的这将使各民族语文的文化出版事业走向新的繁荣和高潮。
（附图片）
六百多万僮族人民已经有了本民族文字印成的报纸——僮文报。
“僮文报”是周刊，它发行在广西广大的乡村中，现在正在学习僮文的三十五万僮族农民，就可以直接在报纸上得知国家大事了。
左图：
“僮文报”送到桂西师范学校，僮族师生争相阅读。
　新华社记者　何国正、谭志强摄
左上图：
“僮文报”　新华社记者　何国正摄
右上图：
民族出版社的各民族工作人员在一起交谈工作。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广西改进少数民族地区中等教育工作
广西省教育厅本着边整边改精神，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中等学校教育质量。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中等教育，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材一般化，内容过杂，分量过重，不适合教学之用。
为着克服这些缺点，省教育厅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点，适当地修改了本学年年度教学计划，并适当地调整了授课时数。
此外，省教育厅还在桂西僮族自治州直属县、宜山、百色、平乐等专区，设立六个初中预备班，吸收僮、汉族以外的苗、瑶、侗等族小学生学习，保证这些民族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小学生升入初中。
　（据新华社讯）

弱台风将在广东登陆
冷空气侵袭华北等地
本报讯
15日下午七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弱台风警报和大风霜冻预告：
今天下午二时，南海上的弱台风，中心位置在广东台山以南一百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估计为七至九级。
距中心二百五十公里以内的海面上，有六级以上的大风。
目前弱台风中心仍以每小时十至十二浬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估计弱台风中心即将在广东台山和阳江之间的地区登陆。
登陆地点附近有七至八级的大风。
另外，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移来的冷空气将继续向东南移动，15日后半夜起，渤海和黄海海面的偏北风将逐渐加强到六、七级，16日早晨和17日早晨东北全区、河北内陆和山东内陆，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到五度或五度以下。
风停天晴后，大部地区并将有霜冻出现。

归（套色木刻）陈衡

短歌颂苏联
——纪念10月革命四十周年
臧克家
一
不要嫌我的短歌短，
我的短歌是喷泉；
我们的情谊实在太深长，
一口气呀唱不完。
二
　我的脚并没有踏进过苏联的国土，
它对我却是故乡似的相亲，
南来的风吹来无数好消息，
每个消息都打动我的心。
当我夜晚合上了眼睛，
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钟塔上的红星，
每当纪念的佳节来临，
我听到了红场上那震动世界的声音。
三
抬起头来仰望莫斯科，
向着莫斯科侧起耳朵，
和平堡垒吸引着和平的人民，
像大海吸引着千万条江河。
四
洲际导弹
放出了第1个喜讯；
人造卫星
把欢乐带到了海角天涯，
胜利和胜利接力赛跑，
四十年的革命开出了朵朵红花。
五
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时候，
他和斯大林走出克里姆林宫，肩并着肩，
这动人的形象出现在画面，
它的生命呀，千年万年。
伏罗希洛夫来中国作客，
他和毛主席肩并着肩，在北京饭店的厅堂，
明晃晃灯光把这情景印在我心上，
像清水池塘印上了那个大太阳。
六
工厂的烟囱到处耸立——
一座座纪念碑纪念着我们的友谊
长江大桥上火车？
？
地响，
这是伟大友谊的歌唱。
七
我们每次为自己的成功欢呼，
这呼声里就含着感激；
我们每次为你们的胜利歌唱，
歌声里充满着骄傲和力量。
八
太阳升到地平线上，
即使看不到他，
你也会感到他的热和光。
苏联呀，人类新的太阳，
在你的照耀下，四十年的时间，
已经有十二个国家得到了解放。
你的威力把一重重铁幕穿透，
全世界上的人心呀，
都被你的万丈光芒照亮。

空气中的“居民”
高士其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于空气是什么，并不了解，有的人认为：
充满在空气里是一种微妙的气体叫做燃素，它是某种物质经过燃烧而放出来的，没有它，就不会发生燃烧的作用。
这种说法，在十八世纪中，就为俄国伟大的学者罗莫诺索夫的实验所推翻。
后来，法国大化学家拉瓦锡发现了氧和氮这两种气体，空气的真相才开始被暴露。
到今天，科学家们已经能把空气的内容完全分析出来了。
原来空气是各种物质的大混合，其中有气体，也含有固体微粒。
在气体的海洋中，氮约占五分之四；
氧约占五分之一；
氩约占百分之一；
二氧化碳约占万分之一，还有氦、氖、氪、氙等，这些稀有气体，只占空气中的极少量。
水蒸气也是一种气体吧！
它的分布很不平均，当它遇冷的时候，会凝结成云雾、雨点、霜露、雪花和冰雹。
以上所讲这些气体，都是无色、无臭、无味的东西，为空气中所固有，它们都是空气中的普通“居民”，对于人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贡献。
氧是呼吸和燃烧的支持者，动植物的生命都离不开它。
它也是氧化的工程师，有许多工业部门都需要它；
在钢铁厂里，它直接参加了炼铁和炼钢的工作。
人们要提取大量的氧，先得把空气变成液体，然后把氧和其他气体一一分离出来，这需要庞大而复杂的装置，要用很大的压力和消耗很大的能量。
目前，我国已能自制大型和中小型的制氧机了。
最近，苏联科学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辉煌的成就，新而又新的机器不断地在发明，不但能够大量地分离空气中的各种成分，而且能够提取得非常纯净。
氮是食物和肥料的组织者和制造家，动植物的蛋白质都是氮的化合物。
人们不但能利用腐败的蛋白质来制造肥料，而且能用电力把空气中的氮变成氨和硝酸。
在制造炸药的工厂里，也非常需要氮，氮和氧一样，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氧化碳是植物所需要的养分，它和水在一起，经过叶绿素的光合作用，能制造淀粉。
它还是灭火的能手，人们用它来扑灭火焰。
它又会制造干冰，供给人们冷气和冷藏之用。
氦是气球和飞艇的技术员，人们把它装在气球和飞艇里面，它们就能上升到高空中去。
利用氦，人们还可以得到世界上最低的温度。
氩、氖、氪、氙是电灯和霓虹灯的主人，它们住在灯泡和灯管里面，通过电流就会放出各种各色美丽而明亮的光辉。
除了上面所讲过的气体以外，空气里还含有几种更稀少更不常见的气体，这就是放射性气体，这就是镭射气（又叫做氡）和轻金属脱变而放射出来的气体。
它们的寿命都很短；
有的只有几天；
有的只有几秒钟；
有的不到百万分之一秒。
全世界原子核分裂后所产生的放射性气体，也在空气里游行。
此外，还有一些气体，是从地面和地球内部投奔到空气中来的；
有的从火山、温泉和矿井发出；
有的在工厂和住宅产生，这些外来分子，有的是有毒有害的，例如一氧化碳、硫化氢之类的化学毒气，它们的存在是瞒不过化学家的。
它们都是细胞和血球的破坏者，给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以莫大的威胁。
飘浮在空气的海洋里面，还有无数固体微粒，这就是所谓灰尘之类的东西，它们都是空气中的流浪者，随着大风而远颺，科学家在离海面二万公尺的高空，还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这些灰尘，有的是无生命的；
如煤烟、石粉、沙土、炭灰、羽毛、皮屑、棉絮、柳丝等等；
有的是有生命的；
如种子、花粉以及各种微生物，其中大多数是无害的，仅有极少数是反动的，这些包括白喉、猩红热、百日咳、麻疹、肺炎、流行性感冒、伤风、肺结核、肺鼠疫之类的病毒和病菌，它们潜伏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或混杂在人群拥挤的场所，当天气骤然变冷和抵抗力减弱的时候，它们就乘机起事，向人体呼吸道猖狂进攻，到处点火，造成传染病的灾祸。
化学毒气和病毒病菌之类的东西，就是空气中的“右派分子”，它们混在空气的“居民”里边，非肉眼所能觉察，如果不及早揭发，严密地加以防范，彻底地干净地把它们清除出去，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郑凤荣跳过1.74公尺
比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只差二公分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苏联男子田径队今天冒着微雨在上海和中国田径运动员举行一场表演赛。
刚在南京全国田径运动会上创造女子跳高一公尺七十三公分全国新成绩的郑凤荣，在比赛中又跳过了一公尺七十四公分。
当她跳过这个新的高度时，在旁边的苏联男子跳高运动员斯特金和中国女子跳高运动健将傅雪雁都跑来和她握手，祝贺她又向世界纪录迈进了一步。
郑凤荣这个新成绩只比世界纪录低两公分。
世界上能够跳过这个高度的女运动员只有四名，她们是：
世界纪录（一公尺七十六公分）保持者美国黑人麦克丹尼尔，苏联的陈契克和罗马尼亚巴拉斯（成绩都是一公尺七十五公分），英国的霍普金斯（一公尺七十四公分）。
男子跳远运动员高树贵和男子三级跳远运动员李荣国，在比赛中不仅打破了1956年的全国纪录，而且还超过了1957年这两项的全国最新成绩。
高树贵的成绩是七公尺三十九公分，达到了运动健将七公尺三十公分的标准；
李荣国的成绩是十五公尺三十五公分，比田兆钟今年07月间创造的新成绩远了十七公分。
今天共进行了男女二十三个项目的表演赛。
苏联七名运动员参加了八项比赛，获得了八项第1名。
苏联田径队是12日到上海的，他们将在17日去北京，准备19日同中国田径运动员再作友谊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