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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政府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完全一致。
谴责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政策，支持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支持叙利亚和中近东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支持匈牙利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神圣斗争，坚决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钢铁般的团结。

据新华社11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于哥夫主席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上签字的，是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和保加利亚贸易部部长塔斯科夫。

两国总理和部长签字后，他们长时间地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参加签字仪式的双方还互相敬酒致贺。

新华社11日讯

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东·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在1957年9月至10月间在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北京、长春、旅顺、大连、沈阳、上海、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参观了一些主要的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文化科学机关和历史古迹。
中国人民到处对于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表给予了热情的接待，这种热情的接待明显地表现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团结一致。

在访问期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直接地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
中国劳动人民改变自己的祖国的面貌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信和中国人民保卫自己革命果实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在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曾涌泉，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周竹安。

保加利亚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部长会议主席安东·于哥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格奥尔基·特莱科夫，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吉米特尔·加涅夫，贸易部长鲍里斯·塔斯科夫，外交部长卡洛·卢卡诺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安东·涅加尔科夫。

会谈是在真诚和完全谅解的空气中进行的。
双方讨论了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合作和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各方面的问题。

在会谈中，双方对所讨论的问题具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两国政府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阻止近年来国际形势进一步走向和缓的趋势所发动的对埃及的军事侵略和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冒险失败以后，重新出现了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可能。
为了实现这种可能，就需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侵略阴谋的斗争中共同努力，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还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并且违反人民的意志继续推行“冷战”政策，威胁世界和平。

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问题就是裁军问题。
世界上亿万人民坚决要求的裁军问题的解决，将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在各国间建立互信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就裁军的一部分问题，首先是就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达成协议，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双方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在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就各国和平共处的宣言、在国际监督下停止试验核武器、各国承担不使用原子武器的义务和局部裁军等问题所提出的建议。
双方谴责西方国家在裁军谈判中一再拒绝接受苏联的合理建议，并且利用谈判掩盖军备竞赛的立场。

对欧洲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巨大危险，就是西德加紧重整军备，并且把它的领土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原子战争的主要军事基地。
这不仅威胁着欧洲各国人民和西德本国居民的安全，而且也是恢复德国人民统一的一个主要障碍。
双方认为，德国问题，即把德国统一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问题，首先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双方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采用唯一可能的办法，即促使现存的两个德国相互了解和接近的办法来实现德国人民统一他们的祖国的合法愿望。

两国政府十分关切地注意到，由于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阿拉伯各国内政的干涉，中近东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美帝国主义在约旦制造了反人民的政变，最近又对叙利亚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的挑衅，妄图用内部颠复和外来的武装干涉的办法推翻叙利亚的民族独立政府。
这些行动再一次证明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殖民主义实质，美国正力图通过“艾森豪威尔主义”把殖民主义奴役的枷锁重新加在中近东各国人民的身上。
双方坚决谴责美国这种对中近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孕育着严重危险的侵略政策，并且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侵略和中近东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两国政府再次确认，两国对外政策是基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
双方将本着这个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为在所有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和相互了解，为发展所有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而继续努力。

两国政府认为，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取消现有的一切军事集团，并且用集体安全和集体和平的体系来代替这些军事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同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和平政策。
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同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睦邻关系，以利于巩固巴尔干地区的和平。
两国政府完全同意和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召开巴尔干国家最高级会议和签订一项保证巴尔干地区和平和繁荣进步的共同协定的倡议。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所执行的和平政策，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各项决议，为发展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努力，大大有利于巩固亚非地区的和平。

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转移世界舆论对它的侵略活动的指责，最近挟持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并且通过了旨在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可耻的决议。
这不仅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联合国本身的威信。
双方声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的企图干涉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两国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神圣斗争。

双方支持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合理愿望，并且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按照和平、民主的原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

两国政府极为满意地注意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所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和兄弟般的合作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之上的，并且服从于一个最高的利益，就是争取持久和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目前帝国主义势力正在继续进行反对和平、反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和挑衅的活动。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是粉碎帝国主义集团侵略阴谋的最重要的条件。
两国政府将坚决地继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钢铁般的团结。

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和兄弟合作的问题。
双方满意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在顺利地发展着。
这种交流是符合于两国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利益的。
为了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并且使这种合作建立在有计划的基础上，两国政府签订了1958年到1960年期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协定。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东·于哥夫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员到保加利亚进行友好访问。
这项邀请已经被满意地接受。

双方深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中国的访问和两国政领导人之间所举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是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0月11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安东·于哥夫（签字）

周恩来总理和于哥夫主席签字后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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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日讯 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今天打电报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斯彼哈尔斯基上将，祝贺10月12日的波兰人民军建军节。
电文如下：

欣逢波兰人民军日，谨以我个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波兰人民军全体将军、军官和士兵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和军队对波兰人民和军队怀着真诚的友谊，并认为我们之间友谊的发展将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祝波兰人民军在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中获得新的成绩，胜利地保卫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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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957年全国田径运动会10日闭幕。
中国人民解放军田径代表队以二百二十分的优良成绩获得男子组团体总分第一。

解放军代表队在甲、乙组四十六个比赛项目中，获得了十二个冠军，十个亚军。
李孟林、万吕柏、白良武、李前德四人分别突破了男子铁饼、一万公尺、三千公尺障碍、三级跳远等项目的全国纪录。
李前德三级跳远的成绩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标准。

解放军队的成员都是从部队群众性体育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选手，有军官也有士兵，成员中34％是功臣模范。
打破万公尺全国纪录的万吕柏曾经立过一次大功和两次小功。
打破男子铁饼全国纪录的李孟林，是一个贫农家庭的子弟，十五岁就参加了部队，过去因为战斗中机警勇敢，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立过三等功。
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在参军之后才开始从事正规的体育锻炼的。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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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报二版刊登了9475部队六连一排的两场辩论的报道。
这个排的做法很好，他们不是忙着先向士兵进行正面的解释教育，而是就一定的问题，让士兵把自己不同的看法充分地讲出来，然后展开辩论。
结果真理越辩越明，许多认识错误的人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只要领导得好，就可以大大提高士兵的社会主义觉悟。

但是也还有些单位，不是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先对士兵进行正面的教育，还有的单位先让士兵诉苦，再来辩论。
这样做的结果是，暴露问题少，辩论一边倒，教育深入不下去。

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时，必须首先让士兵畅所欲言，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
只有彻底地暴露思想，把各种糊涂观点和错误认识都摆出来，矛盾才会突出，分歧才会明显，也才能够辩论得起来。
暴露得越彻底，辩论就会越激烈，教育也就越深刻；
相反地，没有思想矛盾，没有反面意见，辩论就会一边倒，表面上看起来“一致”，实际上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不熟不透，形成“夹生饭”。

有些同志认为，在教育前先进行正面教育，可以给士兵一些“思想武器”，免得“搞乱”，“谬论占了上风”，“解决不了问题”，弄得“不可收拾”。
这正是一种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思想。
实际上，把群众的思想问题都摆出来，经过群众的争辩，分清正确和错误，并不会乱；
而把问题掩盖起来，不彻底解决，到一定时候反而会乱起来。
同时，要相信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少数人虽然对党的政策和在个人问题上有一些意见，甚至错误的认识，只要我们很好地去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分子，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是能够把问题解决的，那里会“不可收拾”呢？
而先进行正面教育再进行辩论的做法，实质上是要以领导上的讲解代替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是难于把群众的思想问题解决得好的。
当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不要讲正面道理。
正面道理是应当充分讲解的，不过一般的可在辩论后加深教育时再进行。

也有些同志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搞一段诉苦，可以首先“端正立场”，而“立场端正了，思想问题就好解决了”。
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要知道，社会主义立场是具体的，只有把士兵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模糊的、错误的思想认识解决了，立场才能端正，而诉苦是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的的。
正如有的士兵在诉苦以后说：“既然咱们都是穷哥儿们出身，为什么军官的待遇还比我们高呢？”
可见，只靠控诉旧社会的苦难，是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立场问题的。
回忆对比作为辩论中一个方法是可以的，而不宜作为一个步骤集中进行。

要把思想暴露得好，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消除他们“怕乱”“怕问题解决不了”等顾虑。
相信通过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够解决思想问题。
同时，也要在士兵中深入地不断地进行动员，解除他们“怕抓右派”、“怕当典型”、“怕记在鉴定上”等顾虑。
要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了解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敌我矛盾，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后者是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辨明是非，提高认识，号召他们大胆地说出内心话，分清是非，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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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1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0日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0月7日应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赖斯顿的要求，接见了他并且和他谈了话。

苏联一直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不是因为我们软弱。
新世界大战的结局，社会主义将继续存在，而资本主义却不能保存。

赖斯顿首先请赫鲁晓夫谈谈他对和平共处问题、特别是对自由交换主张和情报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说，我们一直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为和平而奋斗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基础。
因为我们国家里没有那种醉心于掠夺别国土地和奴役他国人民以及热中于从军备竞赛中获利的阶级。
因为我们需要和平的环境来顺利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以便为苏维埃社会的所有成员创造丰裕的物质资料。

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也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帝国主义者，而是因为在具有像热核弹这类杀人武器及其发送设备如洲际弹道火箭的情况下，新战争就将意味着千千万万人的死亡和世世代代劳动所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的毁灭。
我们认为，再没有比人更宝贵的东西了，因此，我们不遗余力地努力使人类免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我们同你们住在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上的地方足够所有的人住，但是，由于现代化超速飞机的出现，洲际火箭的发展和其他科学技术成就，这个星球上的距离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大为缩短。
因此，我们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明智，学会像好邻居似的一起生活。

当然，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现在有、将来也会有矛盾，这些矛盾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有意识地尽全力来防止新战争，他们就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采取和平竞赛的形式，首先是进行经济竞赛，也就是在和平生产、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竞赛。

说到交换主张和情报的问题，那末进行这种交换正是应当达到这样的目的，应当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和友谊，而不应当借此在他们之间散播不信任和敌视的有毒的种子。
交换主张和情报应当促进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不应当破坏共处。

赖斯顿问赫鲁晓夫，您是否认为如果发生新战争，被消灭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将胜利？

赫鲁晓夫说：我们说，新世界大战的结局只会使资本主义崩溃，这完全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遭到损失。
然而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将继续存在，而资本主义却不能保持。
因为，尽管损失巨大，人类不仅会仍然存在，并且将继续发展。
只有帝国主义者会发动战争。
战争一旦爆发，人民就要一次地、永远地结束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说，有人会认为，既然战争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末共产党人是希望战争的。
可是，只有我们的敌人才会把事情说成这样。
我们反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和将来都不用这种恐怖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的出发点是，并不需要用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深信，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胜利将属于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正如过去封建主义让位给资本主义一样。

如果各国能就裁军问题取得协议，那末完全可以使星际交通方面的最新工具为和平目的服务。

赖斯顿问赫鲁晓夫是否认为完全有可能对星际交通方面的最新工具建立监督，使它们只用于和平目的？

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能够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而主要是我们两国取得协议，如果我们怀抱加强和平的崇高愿望，那么完全可以保证这样一种情况：使这些工具只为和平目的服务。
他说，他在上面不一一列举它们，是因为这已为大家所知道，这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
科学将会作出新的、更加重要的发现，包括毁灭性的武器在内。
目前正在发生某种转变。
军事专家估计，飞机，不论是轰炸机或歼击机，正处在它们的晚年。
由于速度和高度的关系，轰炸机可以被现代火箭所击中。
而歼击机有较大的速度，以致用歼击机来攻击歼击机是困难的，而用来攻击轰炸机也不够有效。
此外，要知道这些飞机上还有人，我们当然不愿牺牲人。

我想，如果我对你说我们现在拥有各种必要的火箭：远程火箭、中程火箭和近程火箭，这不是什么泄露军事机密。
自然，这不是最高的成就，因为技术是不会停滞的，但是这些武器完全可以保障我们的国防。

我希望你能正确了解我的话。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为了要吓唬任何人，或是对舆论施加政治压力。
这一切东西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美国没有洲际弹道火箭，不然他们也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出人造卫星的。
我们所以能发射人造卫星，是因为我们有携带人造卫星的工具，也就是弹道火箭。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不应当自欺欺人。
我们愿意在现在就在整个裁军问题上达成明智的协定，大大裁减武装部队，甚至根本不要军队而只留民警来保护诚实人免遭偷窃和欺骗，因为遗憾的是：小偷和骗子现在还有。

赫鲁晓夫在谈到美苏两国达成协议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仍然愿意立刻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缔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协定。
但是美国不这样做。
美国提出一系列苏联显然不能接受的条件。
这是强者对弱者的条件，它们有点像最后通牒，但是要知道我们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应当寻找一种对双方都没有政治损失的协定。
美国总统在不久前说过，美国不能放弃核武器试验。
这表明了连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想达成协议，很显然，他认为核武器的试验将为美国带来某种优势。
不过要知道我们也在试验。
试验也为我们带来一定的优势。
但是，要知道，这是毁灭性的武器，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无限地增加它们。

赖斯顿问，为什么卫星的发射是秘密的？
我觉得似乎有过要求事先宣布发射卫星的协定。
因为那样世界科学家就可以准备好观察卫星的器具。

赫鲁晓夫说，没有这样的协定。
如果我们事先宣布发射卫星的日期，又会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胡说，想以此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进行精神战，或者说我们简直是自吹自擂。
因此我们决定，不吹嘘、不声张地放出卫星，而当卫星已经绕地球旋转时再宣布。

我们深信马列主义必然胜利。
不用四十年苏联按平均人口计算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就会远远超过美国。

赖斯顿问赫鲁晓夫说，您认为四十年后的苏联和整个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赫鲁晓夫说，当然，要想预见历史的全部曲折道路是困难的，但是关于一般的发展总路线，根据我们两国发展速度的差别来看，如果美国仍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末在和平的环境下苏联经过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会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方面远远地超过美国。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将会比现在高出不知多少倍，将会具有一切条件生产丰裕的各种各样产品，劳动日将会缩短到最小限度，因为科学和技术将得到巨大发展。

至于谈到这段时间世界上将会发生的变化，则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如果人民能够制止侵略势力，如果世界能够避免热核战争的危险，那末人类就会在一切发展方面沿着进步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世界将朝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理论著作中清楚说明了的方向发生变化。
我们共产党人深信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必然胜利。
我想，对于人类大多数来讲，这个学说的伟大生命力目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在回答关于波兰局势的问题时，赫鲁晓夫说，波兰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波兰政府同某些企图改变波兰人民建立的制度的人的斗争，是巩固国家民主基础的斗争。
这个斗争得到波兰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支持。
那些反对这个斗争的人实际上就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不代表波兰人民的利益。
波兰政府和波兰统一工人党有充分的沉着勇敢的精神和才能来对付这种局势，并且在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就。
我们完全同情正在进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波兰人民和波兰统一工人党。
我们相信波兰劳动人民决不会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让给任何人。

西德实行希特勒政策，但是历史不会重演。
如果阿登纳有什么企图，只要稍化点气力就可以制止住他，甚至不许他跨出自己的国境。

赫鲁晓夫接着抨击阿登纳在西德奉行希特勒式的政策。
他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阿登纳不可能像希特勒那样肆无忌惮了。
因为三分之一的德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西德人民也没有忘记历史上血的教训。
而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已变成另一个样子了。
全人类有三分之一现在正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虽然西德的情况使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认为历史不会重演的。
希特勒曾经吹嘘他一直要打到乌拉尔。
而现在，如果阿登纳有什么企图的话，那末，只要稍为化点气力就可以制止住他，甚至不许他跨出自己的国境。
我们希望共同努力来制止西德这种趋势的发展。
但是，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国主义势力却纵容西德这种倾向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
这使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如果侵略势力胆敢发动新的冒险，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他们。
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德国人民本身的进步力量，都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
我们不怀疑，美国人民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也是不感兴趣的。

在谈到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赫鲁晓夫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社会主义的兄弟团结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一切问题上始终是像兄弟般地彼此互相帮助，并且始终愿意彼此互相帮助。
当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从匈牙利劳动人民手中夺取一切社会主义成果时，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答应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去协助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粉碎反革命活动和保卫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免遭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侵犯。

赫鲁晓夫说，自从1955年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之后，紧张的国际局势有了明显的缓和趋势。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在各国人民中已深入人心。
各国政府，首先是苏联和美国的政府应当竭力促进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不要让局势的发展倒退向糟糕的“冷战”时期。

至于谈到苏联，我国已一步步地朝这个方向走去，致力于加强各国人民对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和集体安全的信心。
而西方国家却集中力量来破坏“日内瓦精神”，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日内瓦会议以后，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是否有成就，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西方国家的立场，特别是美英法三国的立场。
要知道最近两年来人类不止一次地面临着世界大战的威胁，正是由这些国家一手造成的。

新的战争危险是美英法一手造成的。
如果土耳其对叙利亚采取冒险行动，就会拖入难以脱身的战争深渊。

赫鲁晓夫说，我们没有权利不说，近来世界上又出现了新战争的危险。
我们指的是对独立国家叙利亚共和国的挑衅和威胁、讹诈和恫吓的做法。
不久前汉德逊到过中近东地区，还访问了土耳其。
他的使命是组织阿拉伯国家进犯叙利亚。
而目前这个勾当破产了，汉德逊和他的上司明白了阿拉伯国家人民拒绝同叙利亚作战，于是帝国主义者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土耳其身上，想让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侵略。
土耳其政府已经把军队调到叙利亚边境并且还在继续集结军队。
美国统治集团努力唆使土耳其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要求土耳其去对付美国所不喜欢的叙利亚政府，要求在叙利亚建立这样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应成为对美国唯命是从的工具，应执行美国帝国主义奴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使阿拉伯国家受美国人的约束。
关于杜勒斯给了汉德逊哪些指示和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报刊上已经透露了许多消息。
要知道，绝对秘密是没有的，秘密只能保守一定的时候，而后就会为越来越多的更广泛人士所知道。

赫鲁晓夫说，至于杜勒斯和汉德逊的行动所能引起的后果，我可以说，发动战争是容易的，但是战争的收场就比较困难了。
如果土耳其对叙利亚开始采取军事行动，那末这就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也包括对土耳其本身。
星星之火可以蔓延成燎原的战火。
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个事件不致爆发成战争。
显然，我们不能被动，因为中东直接邻近苏联，而土耳其是我们的邻邦，它与我国的交界线很长。
我们要警告土耳其，别采取鲁莽的冒险行动，因为冒险行动会把土耳其拖入使它难以脱险的战争深渊中去。
我们认为，大国庄严宣布在中近东不使用武力，就能大大促进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
我们反对那种对和平事业毫无益处的扩充军备的竞赛。

苏联除了希望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从殖民附属中解放出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而美国却在扮演国际宪兵角色，反对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

赫鲁晓夫接着谈到了裁军问题。
他说，苏联政府认为必须立刻就解决裁军问题达成协议。
苏联为了力求解决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主动，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广泛的全面的建议。
如果我们两国之间和各大国之间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将会使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感到十分满意，并且为广泛的国际合作、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共处开辟道路。

赫鲁晓夫再次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确在唆使土耳其去反对叙利亚。
土耳其正在准备对叙利亚进行战争，这是事实。
美国的某些领导人物正在把土耳其推上这条危险的道路。
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意思。
须知，美国远离这个地区，而我们却是邻居。
如果大炮在那里开始轰击，那末要停止就困难了。
事情可能会从自动枪和大炮而进到使用火箭，这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赫鲁晓夫告诉赖斯顿说，请您记下我的话，并转告你们人民。
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战争。
我们相信，我们同你们虽然政治观点分歧，但是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是能够取得一致的。

谈到苏联同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赫鲁晓夫说，苏联没有一兵一卒在叙利亚，那里只有一个经济代表团和一批技术专家。
我们不隐瞒，我们卖了一些武器给叙利亚以作自卫之用。
他对赖斯顿说，难道您不知道美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给许多国家提供武器吗？
我们同情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我们准备在这方面帮助他们。
我们除了希望各国人民从殖民附属中解放出来之外，并不追求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知道，用刺刀来灌输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思想是不能用机关枪发射出去的。

赫鲁晓夫说，现在殖民主义制度正在瓦解。
美国的统治集团企图阻止这个进程，他们在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反对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各国人民。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亲自出马打仗，因为这种做法是过于露骨的干涉。
因此美国想利用其他国家。
于是便捏造出“共产主义威胁”来掩饰这些可耻的勾当。
然而，难道纳赛尔是共产党人吗？
当然不是。
不过我们支持纳赛尔。
这就是共处、尊重民族主权和互不干涉事务。

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考虑参加谈判各方的利益进行和平谈判。

至于解决中近东问题的途径，我们不久以前已经就这个问题写信给美、英、法三国了。
我们曾建议缔结一项大家都不售卖武器给这一地区各国的协定。
但是，西方国家拒绝了这一建议。
我们希望同各国和平共处，只要彼此有达成协议的愿望，我们随时愿意举行任何会谈。
如果对方暂时还不愿意达成协议，那就要忍耐和等待。

赖斯顿问，鉴于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最近的谈判屡屡失败，现在是否有什么新的方面是人们觉得美苏两国有希望谈判成功的？

赫鲁晓夫说，现在每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已清楚，在我们现代，武力是解决不了国际问题的；
要解决国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考虑参加谈判各方的利益的和平谈判。

如果各国，首先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和苏联能本着合作和互相谅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解决那些使局势复杂化并妨碍建立很深信任的重大国际问题，那末，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赫鲁晓夫说，我们曾不只一次地听到和读到美国国家领导人呼吁保证和平的演说。
但是，在美国也时常可以听到某些官方人士的演说同和平事业的精神绝不相容。
这种事例是太多了。
我们苏联人不明白，美国政府的官方路线到底何在，究竟是第一类演说代表官方的路线呢还是第二类演说。
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领导人的话同情况的实际发展如此不符。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面高喊和平，一面却拒绝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反而还决定用这种武器进行战争；
为什么包围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网在不断地扩大，并且为什么美国武装部队有相当大一部分驻扎在外国领土上，为什么提出那样危害和平的计划和主义。

苏联渴望改善苏美关系，要使两国谈判有结果，必须承认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
只要美国有诚意就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达成协议。

我们渴望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渴望全面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接触，我们尤其希望两国之间即将开始的关于发展接触的谈判将成为建设性的谈判。
至于苏联方面，我们将竭尽全力使这次谈判为在我们两国在一切方面进一步更广泛地合作铺平道路。

赖斯顿问，苏联方面将派谁同美国谈判相互接触问题。
您谈到过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您这是否指某种具体的纲领或在类似日内瓦会议或苏美最高级会议的新会议之前进行技术性讨论？

赫鲁晓夫说，我们认为，谈判可以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但暂时谈判将限于范围不大的问题之内。
关于由谁来进行谈判，尚无决定，但最后，得视美国代表的官阶而定。
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其它问题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只要谈判结果使人们能够安全地入睡。
为了做到这点，只需要一桩事情，就是承认历史的事实，即承认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承认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承认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
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暂时不能达成协议，就必须忍耐，逐渐地求得解决。
我们以为，只要美国有诚意，就没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达成协议的。
在和平竞赛的基础上过日子，不要战争，这就是和平共处的基础。
如果你们承认这点，并将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以此为根据，而不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某种力量能够消灭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一切争执的问题都容易达成协议。

赖斯顿表示感谢赫鲁晓夫的这次谈话。
===== 六连一排的两场辩论-合作化是不是冒进了；
入社后自由不自由；

栏目：开展大辩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讯 9475部队六连一排在摆问题时，共有十四人对农业合作化提出意见，归纳起来是四个问题：①合作化冒进了；
②入社后不自由；
③下面干部搞糟了；
④合作化后减产，农民生活没有提高。
经过研究，领导上决定把干部问题合到统购统销问题中一块解决，第四个问题只是个别人反映，暂不专门进行辩论，主要是对第一、二个问题展开辩论。

先让反面意见充分摆出来

首先辩论“合作化是不是冒进了？”
（以后根据士兵的意见，改为“合作化是不是发展快了？”）先让大家把有关问题摆出来。
一开始，接连七人摆出了事实，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两个：一个认为人民觉悟没有跟上来；
一个认为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按三步走，时间太短。
如下士副班长杨其良（四川）首先发言，他说：“干部办社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搞起来也是个形式。”
东北士兵张民海说：“农民思想没有通，社员讲怪话，生产情绪不高，老头意见最多。”
江苏士兵王邦义、叶林根都说：“我们村原来互助组就没有办好，1956年减产了，三百多户有三户退了社。”
四川士兵冉绪信、张定臣说：“我们地区1952年搞互助组，1953年散了伙，1955年一下就搞成高级社，大多数不愿入，有退社的，合作化就是冒进了。”
问题摆到这里，领导上就宣布自由发言，互相辩论。
这时正面意见开始露头，首先发言的是四川士兵王永政，他说：“我们那里没有冒进，社搞得很好，副业发展也好，全区没有一个社垮台的。
过去很多人没有粮吃，现在有了余粮，贫农生活达到了中农生活水平。
我家过年从来没有杀过猪，去年家里来信说，全家五口人杀了一口一百五十斤的猪过年。
村里过去没有念书的，现在有七、八个，我高兴极了。
合作化真有优越性，根本没有冒进。”
江苏士兵吴旭光说：“我们地区没有冒进，办社经过大伙讨论研究，又经上级派人检查过。”
从互不交锋到互相交锋

这些意见都很好，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他们不管别人讲的什么，只是按自己原来准备好的一套发言，各讲各地区的情况，互不相关，讲完就算完成任务。
这样就不能形成辩论，不能说服错误的意见。
领导上及时提出大家要注意听别人的发言，针对别人的意见，提出自己相同或者不同的意见。
这样启发后，辩论就引了出来。

第一个直接提出反驳意见的是中士班长王世林（东北），他说：“我不同意有人说冒进了。
李兴奎说他们家乡社没办好是因为有坏分子挑拨破坏，把社搞坏了，这怎么能说是冒进呢？
叶林根说全村三百户只有三户退社，说明绝大多数都是自愿入社的，少数人退社，不能说是冒进。”
接着他以亲身所见的事实说明合作化搞好了。
他说：“我们村在搞互助组时，看到别村有社，社里的庄稼与互助组、单干的一比就知道，社里能抗旱，收入增加，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
大家都要求建社，上级硬不批准。
毛主席报告后，社都搞起来了。
没有一个退社的。
过去贫雇农不够吃，现在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吃大米，过去布票用不了，现在不够用，合作化道路就是好，群众积极自愿，根本不冒进。”
接着班长夏维臣说：“退社的有多少，什么原因，要弄清，不一定是因为冒进。
比如我们村二百多户，有一户姓杨的要求退社，他是对统购统销有意见。
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我们村也有，那是群众的要求，过去干部把群众办社的积极性压得久了，毛主席报告突破了这一关，发展快一些是必然的。
事实上我们办的社都巩固了，办好了。”
这时候第一个发表“冒进”意见的杨其良发言反驳，他说：“说农民要求搞是对，但光有要求，没有经验也是办不好社的。
比如义务兵要求当班排长，没有能力没有经验你能让他当吗？”
再深入一层

辩论到这里，领导上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根据杨其良的发言，提出经验不够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没有办社经验，让大家辩论。
这时二排因为辩论不起来，就和一排合到一块来辩论。
王世林首先发言，他说：“我不同意杨其良的意见，我们党很早就领导农民搞互助合作，几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又积极要求，为什么不能办呢？”
夏维臣说：“我们的社都办好了，说明我们是有经验的。
你这个村没有经验，别的村有经验可以学习。”
这时又有四川士兵蒋和发表示不同意，起来说：“我认为没有经验也可以使社办坏，山东某地种‘窝瓜’减产，就是因为没有经验造成的。
陈独秀也是没有经验把革命搞坏了。
退社与没有经验有密切关系。”
士兵房福成抢先反驳，他说：“经验是摸出来的，中国革命就是经过曲折道路摸索成功的，历史上也没有这个经验。”
夏维臣说：“中国自己没有经验，还有苏联的经验呢。
陈独秀犯错误并不是因为没有经验，他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破坏了革命。”
姜照茂说：“不能说没有经验就不能工作，大家都不办社，再等二年又能等出个啥来？”
接着有五个同志发言，以事实说明我国是有充分办社经验的。
比如班长陈得诚说：“我国合作化运动很早就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试点，取得了丰富经验。
如营口县1952年在望马台试办了一个社，搞得很好，大家去参观，学了不少经验，哪能非得本地经验不可呢？”
四川士兵王家才说：“除了有试点社，很早就有国营农场作示范。”
孟宪维说：“东北1948年就有试点农庄做旗帜。”
这时，这个问题已基本弄清了，领导上作了简短小结。
第一天辩论的良好效果，引起了士兵们对辩论会的兴趣，给下一步辩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回合开始过于性急走了弯路

第二天辩论第二个大问题“入社后自由不自由？”
（以后改为方便不方便）仍以排为单位。

问题一提出来，接连八人发言，六人认为入社后不自由。
如马治华说：“单干时早去点晚去点，多干点少干点都行，合作化要集体去集体回，不自由。
社员喂猪社里不管，烧柴也由社里统一分配，不顶单干顺畅。”
张定臣说：“入社后请不到假，自己种点烟没有地，想干点别的也没有时间，农民想吃点啥也不如单干方便。
陈家村（驻地）社员种不少苹果，但是社里不让吃，吃一个罚五角钱，种苞米也不让吃青苞米，能搞副业的如编个筐啥的也不准，玩也要在一起，别扭。”
夏维臣说：“社员也没有个休息时间，请假还磨不开，过年才放三天假，单干时春节玩一个来月。
社里下雨还开会。
吃杂粮也不方便，如社员过节想做豆包、粽子啥的，没有杂粮也没有时间。”
杨其良说：“社里老头妇女都下地，小孩没有人管；
刚结婚的媳妇想走走娘家，社里还冷言冷语的，真不自由。”
意见摆出来以后，领导上归纳成两个问题：（1）社员要不要有劳动纪律；
（2）个人生产、生活小计划和社里生产、生活大计划，谁服从谁？
在这里走了一个弯路，过早地把反面意见提高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上去了。
结果连发表反面意见的同志在内，都只是谈些空洞道理，说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对反面意见中的具体问题一点也未联系，发言也不热烈了。
这时，马上决定暂时转入小会，班座谈如何辩论。
士兵们提出意见说是题目太大太原则，不好发言，最好一个个具体问题来辩论。
复会时，领导上接受了这个意见，启发大家针对以上具体问题发表个人意见，不同意的可以反复辩驳，辩透为止。
这一下话匣子又打开了。

及时纠正缺点辩论顺利展开

第一个发表正面意见的是四川士兵王若迂，他说：“杨其良说新媳妇回娘家不方便，要看具体情况，没有特殊事就不应准假。”
张定臣认为王若迂的发言没有理，马上举手要求反驳，他说：“新媳妇回娘家是合理的，不给假就是不自由。
部队工作这样忙还有回家的呢。
社员个人编筐搞副业不合理吗？
我们部队是保卫祖国的，现在还喂猪呢。”
杨其良趁势补充说：“入社就把人家手艺丢了不对，应当照顾社员，不能拿个人利益的帽子来顶。”
这时候正反面意见是针锋相对，势均力敌。
领导上有意识地让骨干分子班长苗治顺发言，这个发言很出色，他对反面意见逐点进行了说理反驳。
他说：“我不同意以上说入社后不自由的意见。
第一，农民在社里应当有个劳动纪律，干活一起去一起回。
第二，新媳妇回娘家要看情况，单干农民在农忙时也不随便出去。
有人说部队训练忙也有回家的，我们知道，回家的都是有重要事经领导批准的，不是随便就回去了。
第三，社员种菜都有自己的菜园子，你爱种啥就种啥，当然你不能随便种到大田地去。
第四，社里的苹果、苞米都是大伙的，如果没有个纪律，大家随便吃，那就会乱套，秋收分不到怎办。
当然社里到时候统一分一些给社员是必要的。
第五，吃杂粮问题，开始办社对这点照顾不够，现在社里已有专门地种杂粮。
但是要考虑到多种杂粮影响主粮产量，社里也不能种很多品种的杂粮。”
这个发言使正面意见更加有理有据了，接连就是五个人同意这个发言。
孟宪维同志说：“在旧社会贫雇农给地主富农干活，哪有什么自由？
少干一点也不行！
哪有什么放假，随便种啥吃啥？
贫雇农现在是最自由了。
现在只是富农和一些中农、小贩和想搞投机买卖的人感到不自由，不能给他们这个自由。
妇女有小孩，过去是绑在身上干活，现在放在家里有人管，自己参加劳动得工分，哪个自由？”
这时候反面意见已站不住脚，开始回头。
只有张定臣还坚持说，社里对社员个人副业照顾不够。
接连几个同志回答了他的问题，说明合作社有很多副业，个人的副业也不是绝对禁止。
如果在农忙时大田都搁荒了，你还要搞个人副业当然不行。
原来反对以“个人利益”作帽子顶的杨其良也说：“陈家村在天旱时，社里白天浇大田，晚上浇私人园子，有的白天黑夜忙于浇大田，自己的菜园子都旱死了，这样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对的。
说这也是不自由，是自己思想觉悟不高，把个人利益放在前面。”
至此，反面意见已完全放弃原来的论点。
辩论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会后以班为单位，座谈了个人感想，大家一致感到收获很大，教育深刻，自己心里话全讲了，驳倒了也舒服。
发表反面意见最多的杨其良同志说：“我首先提出合作化冒进了，辩论后自己的看法大变了。
我那个意见只是凭印象，听家里来信一反映，自己思想就不安定，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我说五个社有四个是形式，其实五个社现在都巩固了，全国80％的社增产，哪里冒进呢？
我很多意见都是过去的，老皇历搬不得！
这次把我的思想澄清了，再听人说冒进，我保证不相信了。
自己认识落后了，今后要好好学习。”
现在合作化问题的辩论还没有最后结束，将要结合统购统销问题继续辩论，还要听一些报告，参观合作社等，以求深入一步解决问题。

作者：周军

排长送饭来了

擦炮 周军 摄影

作者：陈剑平

本报讯 0975部队独立三分队在最近一次野营训练中，经过了一段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输送。
这段铁路输送路程虽然只用了一昼夜的时间，但由于事先有了周密的组织计划，拟制了战术想定，使铁路输送在一定的战术背景下实施，输送过程中的一切动作都按战时的要求执行，因此，使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出发前，对部队进行了乘车教育，建立了装卸车小组（如推炮组、汽车组、固定组、搭跳板组、检查组、物资装卸组等），组织大家讨论，主要动作（如推炮动作）还预先进行了练习。

上下车时间都在夜间。
上车时还下着雨，站台很窄小，调转车辆不便，但全分队从进入站台起，到火炮、车辆装载固定完毕，人员全部上车就绪止，只用了二小时二十分；
下车（各种装备物资全部卸下火车）只用了一小时四十分。
在火车运行过程中，还指定了值班火炮，组织了对空观察、警戒。
沿途用饭、饮水计划，夜间的指挥和通信等，也都按战时的严格要求执行。

他们认为，铁路输送是结合实际进行训练的好机会，准备在下次输送过程中，进一步演习一些战术动作，以锻炼军官和士兵在战时进行铁路输送的能力。
（陈剑平）

本报讯 广州部队体育训练在第一训练期获得总评“良好”的成绩，与去年同期总评“不及格”来比，有了明显的进步。

各级首长亲自领导体育训练，并和官兵一起进行练习，是体育训练获得良好成绩的重要原因。
0965部队刘副部队长和同志们一起练习举重和器械操，0239部队罗部队长不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还亲自给部队做示范动作，以自己的良好成绩带动下级。
0159部队在军官体育集训中，参谋长亲任集训队长，要求严格，达不到良好成绩的军官不准回去。
通过各级集训和轮训，提高了军官和军士的体育技能和训练能力。
据统计，目前分队军官和军士有80％能作示范。

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对辅助和提高体育训练起了很大作用。
0146部队二支队不仅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而且还规定团每月、连每周组织一次小型单项体育比赛；
同时该部军政首长还经常带头参加体育活动和比赛，对部队情绪鼓舞很大。
因此该部体育训练成绩优异，有不少分队达到了“优秀”水平。

（广州部队军训处体育科）

作者：王学增

0079部队三支队于9月21日举行了全体后勤初级专业人员综合性技术大会演。
参加会演的有炊事员、卫生员、驭手、义务修鞋工等八个专业，共三百余人。

会演开始，首先进行了理论测验，然后进行了技术表演。
驭手们表演了战时从弹药所领取弹药的动作，他们个个都使出了平时学到的全部本领，装车和封车十分迅速，一般都能在十八分钟内装好一辆车，最快的只用了十五分钟。
然后，又熟练地通过战时经常遇到的艰险道路和桥梁，把弹药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炊事员们表演了无烟灶的战地烧饭方法，灶膛里虽然烧着熊熊大火，但站在十公尺以外的人连一点烟也看不到。
掌工和装蹄员们表演了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装蹄和削蹄的技术。
给养员、汽车驾驶员等专业人员也都各显了身手。

晚上，天色漆黑，演习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继续着。
炊事员使用了巧妙的办法，烧起饭来不露一丝火光。
他们还表演了通过敌人火力封锁地带，向阵地送饭的动作。
卫生员们表演了夜间抢救伤员的技术，他们沿着狭窄的田埂和水沟寻找伤员，有一个伤员的骨头折断了，但没有夹板，他们就机智地利用战士的步枪当夹板，把折断的骨头固定起来，然后把伤员送到救护所。
驭手们又把这些伤员从救护所运送到后方。
此外，驭手们还表演了行军途中排除马车事故的熟练技术。

在这次会演中，涌现出许多优秀单位和个人。
七个单位得到了奖旗，七十二个同志得到奖品。
卫生员陆一新同志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

辰生插图

作者：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

问：“撤销职务”的惩戒应如何执行？

答：“撤销职务”就是撤销受此种惩戒者的现任职务，并降任较其原任职务低一级的职务。
如对营长撤销职务，可降任为副营长或连长。

因受“撤销职务”的惩戒而被降低职务时，不应视为受到两种惩戒。
因受“撤销职务”的惩戒被降低职务，和因工作需要而降低职务不能混同。

问：司务长有无奖惩权？
最高编制军衔为准尉级的首长，其奖惩权限如何？

答：司务长目前尚无部属，因此没有奖惩权限。

最高编制军衔为准尉级的首长，只对所属兵有口头嘉奖和警告的奖惩权限。

问：在全军还没有统一的具体的奖励标准时，应按照什么确定给予何种奖励？

答：目前正在准备制定全军统一的具体的奖励标准。
在此标准未公布时，只按照纪律条令有关奖励的原则、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等），结合具体情况确定给予适合其功绩的奖励。

问：全军是否需要有统一的具体的惩戒标准？

答：不需要。
由于每个人所担负的任务、犯错误的时间、地点和其他具体情况等等均不相同，因此同样的错误所受的惩戒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宜制定全军统一的具体的惩戒标准。
当需要对违犯纪律者实施惩戒的时候，则按照纪律条令中有关惩戒的原则、规定（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等）执行。

问：对纪律条令第八条中的“无论是否已受惩戒必须按照军事刑法办理”，应如何理解？

答：对“无论是否已受惩戒必须按照军事刑法办理”，应这样理解：军人违犯纪律，如已构成刑事犯罪，不应按照纪律条令给予惩戒，必须按照军事刑法办理；
如已按照纪律条令给予了惩戒，仍应按照军事刑法办理。
原按纪律条令所给予的惩戒无效。

问：对学校中的学员如何实施奖惩？

答：对学校中学员的奖惩，应根据其实际军衔、级别和来校前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何级职务，就按何级职务实施奖惩。
如某学员的实际军衔是大尉，级别是正营级，来校前担任的职务是参谋，一般则按营长实施奖惩。

问：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各级首长，如其编制军衔尚未确定时，对于部属的奖惩权限应如何执行？

答：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各级首长，如其编制军衔尚未确定时，对于部属的奖惩权限，可由上级首长和上级党委员会根据纪律条令第七十条的原则、精神和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问：奖惩登记表和单位奖励登记表是否有统一的尺寸？
表中的“审查人”是指谁？

答：对军官的奖惩登记表的尺寸，最好是与干部履历表的大小相一致，这样便于归档保管。
对军士、兵的奖惩登记表应与军人登记表的大小相一致。
单位奖励登记表可与军官的奖惩登记表一样。

表中的“审查人”是指实施奖惩首长的上级首长。
审查人只有在检查部属所实施的奖惩是否正确时，才在上面签署。
这并不是说，首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实施的奖惩，必须经上级首长批准。

问：首长对上尉连长和少尉连长的奖惩权限是否一样？

答：首长对实际军衔是上尉的连长和实际军衔是少尉的连长的奖惩权限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军衔虽然不同，但所任职务是相同的，条令中所规定的奖惩权限和受奖惩都是以职务为准的。

注：以前解答中所说的“实际军衔”和“现定军衔”，两者是一样的，都是指目前所授予的军衔。

作者：毛英

0930部队这次整顿纪律，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经验。

统一认识，做出榜样

统一干部认识，是整顿好部队纪律的一个重要问题。
部分营连干部，自民主检查以后，对部队放松了管理教育，怕“管严了以后挨整”。
有的干部对纪律松弛看不下去，但又不知怎样办好。
整纪中，该部各单位都找出了一两个纪律较好的连队，作了介绍，使干部们认识到，只要干部有较强的群众观念，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处处以身作则，加上坚持严格的管理教育，士兵们是可以自觉地服从领导和遵守纪律的。
如某团四连有十六个人家中遭灾，干部们立即设法进行了救济，士兵们都很满意。
加上该连干部平时事事带头，模范作用很好，因此，全连士兵都能尊重领导，愉快地执行上级命令。
再如某团五连，在士兵有病时，干部能利用施工空隙，带糖果等物前往探问。
夜间预习时蚊虫很多，干部们就用芦席给士兵作了许多扇子。
这些行动深得士兵的赞许，也成为士兵尊重领导自觉遵守纪律的一种力量。
这许多事例，对统一干部对整顿纪律的思想认识，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统一认识中，该部还组织干部学习了有关整顿纪律的许多文件。
为了提高分队指挥员和班长的管教能力，有的单位还上了关于管教方法的课。
因此，在整顿纪律中，各级干部的模范作用都较好。
不论是站队、上课、点名、看电影，只要有集体活动，干部们都能到场维护纪律，给士兵作出榜样。
这就消除了过去官兵间的某些隔阂，改变了某些人认为整顿纪律一向是“整下不整上”的看法。
事实证明，一切制度、规定和条令，凡是军官能切实做到的，士兵们也能很好遵守。

开展辩论，明确是非

在统一了干部的认识后，各单位又开了许多内容不同和形式不同的辩论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违反纪律的错误言行和思想，展开了说理和批判。
各个部队辩论的内容十分丰富，题目有大有小，但都是根据部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或某一事件提出来的。
如“我们连的纪律为什么差了？”
“××反抗排长为什么不对？”
等。

在群众性争辩中，由于是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对错误和缺点的揭露是具体的，批判是有力的。
不但对当事人教育深刻，对全体官兵的教育作用也很大。
如有一个战士，在操场上不服从班长，经领导谈话，他承认了错误，以后又把这件事交各班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不服从管教是不对的。
事实证明，辩论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互相教育和划清是非界限的好方法。

通过辩论，官兵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了。
目前，在部队中违纪现象只要一露头，群众就能起来制止。
经过辩论，领导干部也体会到发动群众、提高觉悟，是增强部队纪律性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群众性的辩论，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方法。
整纪中，许多领导干部还给部队讲解了我军的本质、遵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和许多生动范例。
此外，个别单位对屡教不改的人，也给予了应得的处分。
这对于加强部队的纪律性，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健全制度，严格要求

在整顿纪律中，该部还恢复和健全了许多必要的制度，严格了正常的队列生活和组织生活。
整纪前，该部有些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有的甚至完全废弃了，因此部队的纪律松弛，事故也不断发生。
制度健全与恢复后，领导上还强调了要按级负责，层层执行，作到始终如一。
该部领导上体会到，许多制度和规定明令公布和重申之后，就要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一旦发现故意违反的，就应严肃处理，不应迁就姑息。
例如该部健全了请假、销假制度和检查、擦拭武器的制度后，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自行外出和逾假不归的现象，损坏武器的事故也大大减少了。
外出人员也大都作到纪律良好、军容严整。
目前，该部到处呈现出团结、正规的新气象。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我国的农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但还不能充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更快些？

答案是肯定的。
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应该和可能更快些。
我们首先应该争取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也就是说，使多数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

毛主席说过：“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20％到30％。
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
（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

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也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标志。

根据各个地区的典型调查，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大约比初建的合作社高20％至30％左右。
全国的合作社如果都能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我国的农田单位产量和农业总产量就将提高约20％至30％，或者更多一些。
实现这个要求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现在已经加入合作社的富裕中农，有一部分还没有最后承认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放弃退社的打算。
那些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就更加要用各种方法，散布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
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富裕中农还有一些不信服社会主义。
只有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超过他们，他们才能最后放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心悦诚服地站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能不能在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呢？
如果把该作的事情都作了，肯定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从各个地区办社的经验看来，凡是办得好的合作社，有两、三年的时间，就能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而在超过这个水平以后，还能保持原有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
其他的合作社再有五年，当然也应该办到了。
许多地区，例如河北邯郸专区，已经有20％的合作社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有人或许会说，邯郸专区所属各县多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素有基础，生产发展当然快些，但在晚解放区就作不到。
这种看法不对。
甘肃张掖专区是晚解放区，在合作化后第一年，农业增产28％以上，全区合作社也赶上了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有人或许还会说，张掖专区是出名富庶的“河西走廊”，生产发展自然快；
在贫瘠地区就不行了。
这种看法还是不对。
广东连平县既是晚解放区，又是贫瘠山区，在合作化后第一年——1956年，生产获得迅速发展，60％以上的社员赶上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估计今年可有90％的社员赶上中农的生活水平。
这样看来，不管是老解放区或者晚解放区，不管比较富庶的地区或者比较贫瘠的地区，只要工作作好了，在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都是可能的。

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按人口平均，比农业社要多要好。
这是他们强过初建的合作社的地方，也是他们敢于同农业社比赛的本钱。
河北隆尧县灯塔农业社和本村三户富裕中农作过比较：富裕中农每人占有耕地三点四六亩（质量也好），每头耕畜负担耕地十七点三亩，每亩耕地施细肥九十斤；
农业社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二亩多（许多耕地质量也差），每头耕畜负担耕地二十六点七亩，每亩施细肥五十斤。
可是，比赛结果，合作社在两年以内超过了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这是为什么呢？
灯塔农业社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四点八亩，那三户富裕中农每个劳动力负担八点六亩，几乎相差一倍。
合作社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充足这个条件的作用，发展基本建设，统一使用土地，合理利用水利，实行多种经营，很快地创造了富裕中农想像不到的“奇迹”。
“合作社人多势众力量大”，富裕中农最后不得不这样承认了。

从上面的情况看来，为了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农业社必须充分地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克服各种缺点和不利条件。
在这里，适当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发展农业基本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水利建设、肥料工业、农业机械工业以及其他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给予更多的注意。
但是国家的投资只能放在那些带关键性的地方，决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农业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合作社本身的积累和本身的人力。
适当地增加公共积累，不仅是合作社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集体所有制的物质基础。

在合作社内增加公共积累、进行基本建设的先决条件，是恰当地解决消费同积累、个人同集体的矛盾，克服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偏向。
在合作社建立初期，为了稳定社员的情绪，实行“少扣多分”的分配办法，较多地照顾社员改善生活的要求，这是正确的。
现在多数社员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提出增加公共积累、发展基本建设的要求了。
应该向广大社员说明白：合作社的多数成员是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家底”很薄，所以一时不容易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把“家底”尽快地建设起来，而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分配掉了。
今年积累一分，用来发展生产，明年可能收获两分或者三分。
如果现在还不注意积累，不要说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有些合作社现有的生产水平也不容易保持。
去年秋后，河北肥乡县西南庄社把绝大部分粮款分给社员；
社员盖了九十多间新房，买了二十多辆自行车，当时都很高兴。
可是，社里没有资金了，最后只好卖了两条骡子，勉强维持生产。
照这样子干下去，生产水平哪能提高呢？
和这种情形相反，武安县荣胜社打通了部分社员“只顾享受，不顾生产”的糊涂思想，准备在今年秋后把公积金由2.2％提高到8％，用来建筑一座小型扬水站和一座颗粒肥料厂。
有了充足的水和肥料，从明年起，这个社的生产水平就能大大跃进一步。
在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合作社适当地多积累一些，对生产有莫大的帮助；
社员适当地少分配一些，对生活不会发生严重的影响。
应该教育全体社员从大处着眼，积极支持这种作法。
至于许多社员把生产的结果浪费在吃喝、婚丧、迷信、赌博等等方面，而不用来积累和储蓄，这种恶劣现象尤其必须用大力说服和纠正。

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根据多用力、少花钱的原则，首先举办关键性的建设项目。
许多已经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合作社，几乎都是由于集中力量解决了障碍生产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水利问题。
在我国，水多患涝，水少苦旱，这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敌人。
只要把旱地改成水田，把涝灾彻底消灭，一下可以提高产量百分之几十到几倍。
云南玉溪专区农民1957年的收入估计可比1952年增加108％，全部达到中农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水利，使二百零二万亩耕地中的一百一十八万亩变成了水地。
合作社水利建设应以小型为主。
它的效果大，收益快，用工多，花钱少，完全符合多数农业合作社劳力多、资金少的实际状况。
农业增产是各种条件的综合效果。
除了水利建设以外，别的基本建设项目，像整理土地、植树造林、养猪积肥、添买耕畜等等，也要在能力许可的范围以内，加紧进行，越多越好。

为了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还要特别加强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
合作社是大规模群众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只要经营管理得好，把社员群众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把全社公有的生产资料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用多久就能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如果经营管理不善，就可能发生无人负责、纪律松弛和浪费人力、资金的现象。
许多被富裕中农讥笑过的“穷棒子社”，在几年以内变成了比他们还要富裕的社，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他们真正作到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罢了。
许多富裕中农为了发家致富，总是起早睡晚，把一切劳力都用在生产上，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节省下来。
合作社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勤劳俭朴的精神，健全自己的经营管理工作。
中共中央今年9月14日发布了“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几年来办社的经验，全面地规定了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方针政策；
把这个指示的精神真正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多数合作社一定能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大任务。
我们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把这方面的情况作一次认真的检查，看看哪些农业社已经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它们是怎样超过的？
有什么经验可以推广？
还有哪些农业社没有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应该怎样才能赶上？
这些要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帮助它们分期分批地达到这个目的。

作者：晴木

右派从许多方面向我们进行攻击，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基本制度——民主集中制，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方面之一。
他们要求“绝对的民主”，要求削弱甚至取消集中。
他们说我们的集中“大大超过了民主”，说我们“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他们的这些论调，在一部分并非右派分子但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人们中间找到了市场。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正像任何时候不可以没有民主一样，任何时候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没有集中，就不能把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去为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例如，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如果没有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这部分军队与那部分军队，这个部门与那个部门，都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那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又如，目前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统一的计划，各搞各的，势必造成混乱，使建设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这种统一集中，不仅一个大的集体需要，一个小的集体也需要。
几个人共同去执行一项任务，就必须有一个指挥，就必须按照统一的计划去行动。
几个人在一起生活，就必须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准则，否则，你要这样，他要那样，无法协调。
这种统一集中，不仅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还是要按照计划来进行的，还是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组织和指挥的，大家的行动还是要遵守一定的规范的（当然，这时候大家对于遵守纪律已成了自觉的习惯了）。

集中，也和民主一样，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
关键在于它为什么人利用，用来为什么目的服务。
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它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而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政权是代表少数剥削者的意志和利益的，它们采用集中手段，是为了维护少数剥削者的利益。
在我们这里，高级领导机关通常是集中了更广大的（全体的）群众的意见，代表更多的（全体的）群众的利益。
它不仅要对某一个局部、对某一部分群众负责，而且要对整体、对全国人民负责。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道理。
这种服从，并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局部服从整体（整体利益中间也包括局部的利益）。
右派分子故意不提我们这种集中的实质，而在我们决定问题的某些形式上进行挑剔和污蔑，其用心不外是为了欺骗一些幼稚的、认识模糊的人。

我们的集中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我们国家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它们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的代表。
我们党提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把群众的意志、要求、智慧、经验集中起来，再通过党的决议或国家的政策、法令贯彻到群众中去。
只要情况许可，我们党总是尽量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都有被采纳的可能。
我们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包括国家的宪法和军队的条令），也常常由领导机关拟出草案，或者在一定范围里征求群众意见，或者交给全体群众讨论，然后进行修改补充，再公布施行。
这就是说，这些政策、法令，就是广大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
右派分子硬要说我们民主太少，无非是想争取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主。

我们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有没有缺点呢？
缺点当然是有的。
就某些具体的单位来说，由于那里的领导同志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或认识上的问题，集中过多、民主不足或者不适当地强调民主、忽视集中的现象都曾发生过，而且今后也还可能发生。
但是这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正确的，任何时候都必需的，这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能正确地运用它。
我们党曾经不断地纠正由于没有把民主和集中正确地结合而发生的偏向。
必须肯定，就全党来说，我们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正确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这种正确性的最好的说明。

有人说：“你们不是也说要扩大民主吗？”
是的，我们是要在党内外扩大民主生活，以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的扩大民主，并不是要取消集中。
我们的民主永远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或者说是有领导的民主。
扩大民主生活，可以进一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积极性的发扬，只会有利于更高度的集中统一，也就是思想行动的真正的统一。

也有人说：“有了集中，民主和自由就受了限制，我们要求的是绝对的民主和自由！”
可惜，这种民主自由，世界上是没有的。
右派分子们清楚地知道，要是自己一旦取得了政权，也是不能让别人有什么绝对民主、自由的。
在大鸣大放期间，在某些单位里，右派分子所掀起的反党反领导的浪潮，一度占了上风。
右派分子就在这些单位里妄图实行他们的“专政”。
他们只许自己说话，不许别人说话；
只许说和他们相同的话，不许说和他们相反的话。
那时候，多少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受到右派分子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啊！

事情正是这样。
民主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在人民内部，既要有民主，也要有集中；
既要有自由，也要有纪律。
而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就有各个不同的阶级享受的民主自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没有劳动人民摆脱剥削的民主自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劳动人民从事劳动并按照劳动领取报酬的民主自由，而没有剥削阶级从事剥削的“民主自由”。
在旧中国，人们要争取民主自由，必须冒生命危险。
那时国民党特务公开对要求民主自由的人们说：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
而在新中国，只有人民的民主自由，没有反动派镇压人民的“民主自由”。

在民主和集中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明：右派分子和我们是站在两个互相敌对的立场上，所以，在政治上没有共同的语言。
他们所欢迎、所要求的东西，正是我们应当抛弃的东西；
他们所仇视、所排斥的东西，正是我们应当坚持的东西。

作者：克·叶·伏罗希洛夫

1906年春天，我带着代表当选证书从鲁干斯克来到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勒），参加党代表大会。
这是我第一次首都之行。

我从火车站直接到秘密接头的地点去（这里原来是中央委员碰头的地点）；
因为要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有关大会的必要指示和通知。
在接头地点接待大会代表们的是中央委员查果尔斯基（克洛赫马里）——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
查果尔斯基知道我是来自鲁干斯克以后，做出了一副不满的脸相，看着他的记事本，结结巴巴地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准……准是布……布……布尔什维克。”
我回答说：“对。”
……查果尔斯基就冷冷地叫我去找“自己人”。

我倒不需要他这种“建议”。
我自己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人，可是我想打听一下（这是一种外省人的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否在彼得堡，是否他凑巧就在这儿，在这个接头的地点。
我就问查果尔斯基：列宁同志在不在这里？
这位外表端庄的律师型绅士竟气得蓬乱着头发，瞪着眼睛向我冲来，想对我冒几句粗言恶语，或者是骂我几句，但当时却憋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来。
我虽然不是胆小如鼠之辈，但见到这位如此凶暴的“中央委员”为了我的“过失”竟急得骂不出口来，倒也使我畏缩起来，觉得还是走为上策。

我走到街上，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想：显然是我们的列宁，正像我们乌克兰人俗语所说的“往他们皮上浇了油”。
我怀着抑郁的心情，沿着涅瓦大街走去。
我是寻找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出版社——“前进”出版社，我可以到那里，我有暗号和朋友的私人信件。

我到彼得堡还是第一次哩。
华丽的商店和街道，城市的嘈杂声，以及那成千上万的艳服盛装、满面红光在街上闲游的人群，使人头晕目眩。
我煞费周折才找到了“前进”出版社，见到了我所要找的人，知道还有很多代表没有到。
他们还告诉我，应当到工艺学院去见一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
邦契·布鲁也维奇告诉我说：列宁同志今天不到“前进”出版社来了。

我是一个十足的外省人，一向住在顿巴斯，除了工厂、矿井和监狱，什么也没有看见过。
如今到了大城市里，特别是在中央委员克洛赫马里的“正式”接见以后，我感觉到有些不得劲。
可是，到了“前进”出版社的自己人堆里，我好像苏醒了过来，后来去工艺学院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好转了。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和颜悦色地详细打听了地方组织和工作人员的情况以及工人的情绪等等，她全都记在一个很小的记事本里。
我忍不住问她：我能不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看到列宁同志？
她微笑着说：你将不只一次看到他和听到他讲话。

从这时起，我已经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叮嘱我行动要谨慎，她说，彼得堡密探之多真是不可胜数，而我们要在彼得堡住多久还不知道。

从工艺学院走出来，我便去找我熟识的德·伊·列申科，中央委员会曾派他到过鲁干斯克。
我到他家里。
我对他说，我希望早一点见到列宁同志。

第二天。
一清早，我又到“前进”出版社去了。
我下了决心，为了不错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到来，需要的话，等上一整天。
没过多久，我从当时主持这个出版社的邦契·布鲁也维奇那里打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会来，因为要同一些已经来到的大会代表“开一个会”。

我耐住性子等待着，过了一会，有一位代表，看样子是个西伯利亚人，叫我跟他走，我什么话也没有问就跟着这位同志走了。
我们到了一处小住宅，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坐着大约有十个人到十二个人。
我们挤到里面，为了不搅乱秩序，好歹找了个位子坐下了。

会议已经开始，我们来晚了。
一位代表在发言。
他谈的是选举第一届国家杜马时工人群众的情绪。
发言人一直在用眼睛盯着一位同志，这人和别一位同志并排坐着，仿佛有些特殊：他间或眯一下眼睛看看发言人，有时又看一下坐在房间里的某一个人。

我想：这就是他，这就是列宁。
当时我竟觉得已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他，认识他。
我开始细看他的面孔、体形和举动。
我想尽可能迅速而认真地把有关这位我想得那么多而又那么想看到的人的一切都印在我的记忆里。
同时我也想到，我回去之后，将如何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兄弟们描述我们的列宁。
我知道人们会要求我把“一切”都讲出来，而且要讲得“详细”，还免不了要在大会上和工厂的午休时间讲很多次。

发言人结束了自己的话。
接着另一个人发言。
我猜到这是简短汇报地方情况，因而开始着慌起来。
再过两个就轮到我发言了。
我需要在列宁本人面前汇报工作。
马上觉得有些害怕，甚至觉得脸上有些发热。
但他却安安静静地听着。
有时笑一下，迅速地往一张小纸条上记着。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目光向我投来。
他问了我的名字和我所代表的组织。
我还记得他对我温和地一笑，并说了句鼓励我的话。
我受到了鼓舞，心情安静下来，很简短地报告了我们地区的组织情况、工人情绪和国家杜马选举等问题。

汇报结束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扼要地分析了总的情况，马上就同代表们漫谈起来。

这次会议具有非正式的预备会的性质；
列宁需要开这样一次会来确定方针和达到其他“列宁式”的战术和战略上的目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话当中说了很多玩笑话，但在笑谈中间他却不时对这个或那个同志提出一堆又一堆各种各样的常常是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真可以说对一切都感到兴趣。
他怀着同样的兴趣听取了选举国家杜马的经过、孟什维克的阴谋、立宪民主党人、我们的战斗队和它的训练与装备、鲁干斯克附近的各哥萨克村镇和从地主手里夺得了土地的农民们等等情况。

现在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兴奋地支持着这些或那些符合他的想法和证实他的估计的汇报，我也很荣幸地听到伊里奇对我提了两次带有鼓励性的意见，这使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我在自己的眼里觉得自己成长起来了，觉得自己更加重要和有信心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走之前，谈到了代表大会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前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相信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所负的统一的使命，因而用心计算我们的力量。
代表们还在陆续到来，我们估计自己会成为多数。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设想孟派（孟什维克）可能在代表大会上拥有多数，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同他们进行严正的战斗。

我们大家听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的话，便感觉到他的巨人一样的强大力量，感觉到任凭孟什维克会有什么样的“多数”和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与会者已经谈了一些他们的阴谋诡计，而且谈得并不算少——对我们说来都不可怕。
如今，我们已经亲眼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真正缔造者和它的不屈不挠的捍卫者和领袖了。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列宁确切地知道维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应走的道路和使用的手段，这社会民主主义负有领导伟大的俄罗斯解放运动的使命。
我们全都相信，革命的浪潮今后还要升涨到第九级的。
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几乎遍及各地的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运动，正证实着我们的想法。

这次小会的参加者们怀着振奋的心情各自散去。

我觉得自己精神饱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他的一切都不平凡，他那谈话的风度，他的质朴，而最主要的是他那双炯炯发光能洞察人心的眼睛！

我的心情很好，很高兴。
我竟一时忘记了密探和其他宵小，慢步徘徊在当时还不是我们所有的圣彼得堡的大街上。

（柳森译自“回忆列宁”第一卷）

辰生插图

作者：叶大训

这种病是由滤过性病毒引起的。
病毒种类很多，患过某种病毒引起的流感以后，在一定时间内（一至四年）对该种病毒有免疫力，但遇到另一种病毒，仍然能发病。
流感病毒对任何年龄、任何体质的人都有很强的传染性。
即使是体格最好的人，如不严密防范，也会受到传染。

流感病毒存在于病人的上呼吸道（包括鼻、咽、口腔等部分）。
它的主要传播方法是在病人咳嗽、喷嚏、大声说话时，将带有病毒的唾液、鼻涕喷到空气中，周围的人呼吸了这种污染的空气就会被传染。
此外，病人口、鼻、咽部的分泌物污染了食具和其他日用物品而传染给健康人，也能引起发病。

流感能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流感本身病程虽然较短，如很好地护理治疗，往往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即可痊愈。
但流感病毒在人的呼吸道的粘膜上繁殖，能引起上呼吸道的上皮细胞的坏死，并产生毒素，进入身体，引起全身的中毒症状，因而能大大降低上呼吸道和全身的抵抗力。
这时，原来寄生在上呼吸道，在人体健康良好时不能引起疾病的一些细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便发挥致病作用，引起各种严重的并发疾病，其中最主要的是肺炎。

怎样防治流感？

1.必须进行严密的隔离和消毒措施。
任何流感病人，不论轻重，都须施行隔离，防止继续传播。
病人的房舍和使用过的东西应进行彻底消毒。

2.在流感流行期间，尽可能减少健康人与病人的接触机会。
如减少群众性的集会，减少或停止集体娱乐活动，减少可以减少的外出勤务，限制出入公共场所，因工作必须外出时要戴口罩，对出勤归来的人应由医务人员进行观察，学校和托儿所可停止放假外出。
为了减少病人来看病时互相传染，今春流感流行时，有的单位暂时停止团集中门诊，而由团、营军医到连队进行巡诊；
有的机关学校的门诊部，指派医生到一定的地区、宿舍、班级进行巡诊，这些办法都是很好的。

3.做好清洁卫生工作。
如住室有良好通风，就可以防止病毒在室内空气中聚集。
特别是在天冷时，人们往往集聚室内，如果空气不洁更容易互相传播，因此必须开小窗或定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地面要进行湿扫，防止尘埃飞扬，带起病毒。
食具每次用后要进行消毒。
在流感流行时，可用0.25％的漂白粉进行住室的消毒，或用乳酸进行空气消毒。

4.在流感流行时可适当使用个人的药物预防。
如用2％阿的平（加入一至二滴薄荷）由鼻腔喷入，每日一至二次，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

此外，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很多人认为“流感是小病，死不了人”，“流感没啥了不得，不管它，几天就好了”，因而有病不去就诊，不愿隔离，对各种限制集体活动的措施感到麻烦，不愿执行。
因此，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使群众能了解流感对集体、对工作、对个人的危害，了解各项防疫措施的意义，自觉地执行和遵守各项规定。

作者：吴大鹤

雨中射击

身下的稀泥多么滑腻，

雨珠顺着枪管往下滴，

地再泞，雨再急，

我也要每发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靶子，快显现吧

是靶子出来迟了，还是我太急？

我已经瞄准好了，屏住了气息，

靶子，你快显现吧！

你该知道初上靶场的人的心意！

靶子倒下了

一排枪响了，

一排靶子倒下了，

一排人迎上前去，

一队射手喜悦地回来了。

请看这张表

你看吧，这张表——

上面尽是“优秀”和“良好”，

这是无数次的据枪、卧倒的符号，

也就是战士们的汗水和辛劳。

红星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

“家家万贯财产，户户收入千元”
据新华社讯 山西省平顺县羊井底乡红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最近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全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林牧副业总产值已经提前超额20％完成。
这个社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是：“家家万贯财产，户户收入千元”。
按计划，1962年，全社的财产总值将达到二百七十六万元，平均每户一万三千元，每户的年收入将由现在的四百八十元提高到一千元。

红星社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继续全面地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和副业生产。
在未来的五年内，全社将以二万五千个劳动日兴修农田水利，并且大力发掘肥源，翻整梯田和推广培育高产作物，通过这些措施，把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由今年的四百四十斤提高到六百斤，到1962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一百万斤以上。
发展林业的计划是，松柏林木扩大三千亩以上，果园扩大一千多亩，到那时，全社的苹果、梨、葡萄、核桃、桃、李、杏等水果的产量将大大增加。
畜牧业的计划是，到1962年，猪的饲养量可以比今年增加三倍以上，平均每户养猪四口半，羊将增加近四百只。

第二个五年计划美好远景鼓舞了社员们的生产热情。
社员们提出“五年计划抓头年，头年生产抓三季”的口号，决定今年秋收后立即展开一个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的运动。

老根据地红安县社社增产样样丰收

新华社武汉11日电 革命老根据地湖北省红安县的七百三十二个农业社，今年社社增产，样样丰收。

这个曾经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屠杀和摧残的老根据地，在1956年实现合作化后，农民们在过去几年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修建了水库，新开了塘堰，建设了一个抽水站，使70％以上的水田不受干旱威胁，收获得到保证；
农业社发挥统一管理、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克服了劳动力缺乏的困难，并推广双季稻和一季晚粳，水稻每亩产量由原来的三百多斤提高到八百斤；
另外还开垦了荒地，改良了土壤，改造了落后田，加以国家贷款扶助和县、区领导干部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粮食、花生、棉花都比1956年大丰收年获得更大的丰收。
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预计每亩平均产粮八百二十斤，比1956年增加19.9％；
花生比1956年增产36.9％，预计每亩平均产量六百二十五斤，超过了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1962年的规划指标；
棉花在这个丘陵山地预计每亩平均可产皮棉五十斤，比1956年增加56.3％。
农民的平均纯收入预计达到六十点七二元，比1956年增加35％以上，每人平均留原粮（包括增产粮）六百四十斤。
农民形容今年的丰收景象是：“稻谷似黄金，棉花如白雪，花生满畈青，生猪一片黑。”
张掖专区农业生产已赶上富裕中农生产水平

据新华社讯 甘肃省张掖专区全区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今年预计这里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可以达到三百零八斤。
解放以前，这里富裕中农每亩地的产量约三百斤。
张掖县今年的粮食平均单位产量是四百斤以上，已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了。
中共张掖地委会根据上述情况估计，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农业生产完全可以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张掖专区解放初期的生产水平是不高的。
1950年粮食平均每亩产一百五十七斤，和现在的产量相差近半。
张掖专区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大力兴修水利，扩大了灌溉面积。
专区各县八年来兴修了主要河系的基干渠道工程五处、支干渠道九百一十九公里、小型水库六十三座、中型水库五座，打井五万八千多眼，八年来扩大灌溉面积近二百八十万亩。

植树造林、改进农业技术对提高农田单位产量也有很大的作用。
全专区八年来造林二百三十万亩，压沙丘二千八百亩，营造防风墙二千八百多里。

在改进农业技术方面，除了采用优良品种、改撒播为条播以外，还合理增施了肥料。
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粮食的单位产量提高很多。
以小麦为例，今年就有几个乡和社达到八百斤的亩产量。

作者：波兰人民军访华代表团团员上校布洛尼斯瓦夫·彼德纳斯

10月12日是波兰军队的建军节。
在1943年的这一天，波兰爱国者在苏联国土上组成的以波兰民族英雄科什秋斯科为名的波兰第一师，在苏联军队的协助下，在苏联列宁诺附近向希特勒侵略军发起的进攻中，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这个胜利对波兰人民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解放的斗争，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开辟了波兰兵士回祖国的道路，并且形成了波苏两国的战斗的兄弟友谊。
这种友谊一直是波兰军队力量的重要源泉。

在苏联所组织的波兰第一军经历了光荣的战斗道路。
它曾经配合苏联军队向布格河与维斯杜拉河的敌军进攻。
在渡过布格河后，1944年7月21日波兰第一军的队伍进入了自己祖国的领土，它受到祖国人民热烈的欢迎。
此后，第一军继续奋勇前进，一直走向波兰的心脏——华沙，并在1945年1月17日，和苏联军队一起解放了华沙。
之后，第一军向波兰西北部前进。
它在1月底突破希特勒坚固的波莫因堡垒的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光荣。

当第一军正在胜利地解放祖国领土的时候，波兰又组成了第二军。
1945年4月和5月，第一军和第二军与苏军一起，参加了横渡奥得河和攻克柏林的战役。
在斗争中，波兰士兵表现了英勇果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

组成波兰人民军的还有在波兰国内成长起来的统一的人民军。
它是在1944年12月31日，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近卫军和其他民主党派组织的游击队联合组成的。
波兰国内的人民军，也和在国外组成的第一军一样，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有着光辉的业迹。
仅在1944年人民军就和法西斯军队进行了九百零四次大小战斗，击毙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名希特勒匪军，炸毁三百二十三列列车，破坏七十九座铁路或公路的桥梁。

波兰人民军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是具有优良战斗传统的。
它是波兰人民政权和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它为波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现在正在坚定地保卫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

近几年来，波兰人民以最新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使他们成为一支能进行现代化战斗的军队。
人民政权和党都很重视士兵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成为热爱祖国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士兵。

波兰人民军的每个成员都了解，今天保证波兰的安全的，不但由于波兰自己有着现代化的军队，而且由于波兰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伟大的人民中国之间有着坚固的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
波兰的安全，奠基于波兰军队、苏联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军队在思想上和战斗上的兄弟友谊；
奠基于对波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华沙条约。

波兰人民军的士兵们在庆祝自己的节日里，特别怀念他们的同盟者和朋友。
对波兰人民士兵说来，可宝贵的同盟者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虽然波中两国相隔数千公里，但是忠诚的友谊，把我们两国联结在一起了。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时候，波兰军队的士兵也感到莫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觉得自己身上增加了战斗的力量和对明天的胜利的信心。

由波兰国防部长马·斯彼哈尔斯基上将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应彭德怀元帅的邀请，正在中国访问。
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成就。
看到了中国兵士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看到了他们奋不顾身地学习和工作。
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波兰战斗兄弟对于他们的尊重和热爱。

我们十分高兴能在你们中间庆祝我们的建军节。

波兰直升飞机表演

作者：唐平铸
栏目：访苏杂记

克里姆林宫里的列宁办公室

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政府办公大楼里，有几间房子，是1918年到1922年期间列宁的办公室和宿舍。
我们非常幸运，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3月31日），苏联同志就领我们去参观了。

列宁的办公室不算宽敞，在办公桌上放着当时列宁用的信封、纸张和文具，台灯旁边还有一支点过了的蜡烛（因当时莫斯科经常停电）。
据解说的同志讲，这里原来摆设得很华丽，列宁看了，把管理人员叫来说：“沙皇是来休息的，我是来工作的。”
他马上要人把那些华丽的摆设搬走，只留下了几张沙发。
因为列宁经常要接待来访的人，他把沙发留给客人坐，自己坐的则是一张普通的椅子。

列宁担负着繁重的国家领导工作，他在这里总是每天工作到深夜。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国家”、“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伟大著作，也都是在这个期间写成的。
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家电气化的计划。
他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公式。
在俄国当时那种经过战争严重破坏的条件下，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这个电气化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梦想。
英国经济学者威尔斯就曾经讽刺列宁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
可是，苏联人民终于实现了列宁电气化计划，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英明和远见。

有很多工人和农民到这里来访问过列宁，列宁每天都抽出许多时间来接见他们，和他们交谈。
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如台尔曼、季米特洛夫等都来这里看过列宁。
季米特洛夫送给列宁的一本保德字典也陈列在这里。
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马克思的画像，这是彼得堡（即列宁格勒）的一个工人画家送给列宁的。
那个工人访问列宁时，在办公室的门外，遇见了斯维尔德洛夫，他问见了列宁应该讲些什么？
列宁在里面听到了，马上走出来说，你从彼得堡来，就讲讲那里工人们的情况吧；
那些客套话不用讲了。

列宁的卧室也非常朴素。
室内的陈设只是他在国外时用过的木箱和皮箱，两支手杖。
床铺和寝具都非常简单，卧室隔壁是厨房，灶是烧木柴的。
在国内战争时期粮食特别困难，列宁有时也挨饿。
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和其他代表一样，晚饭吃的都是一小份麦粥和用红萝卜煮的汤。
有些工人和农民送粮食给列宁，他从来不吃，总是转送给医院和托儿所。
有一次，他对高尔基说：“他们把我简直当贵族看待，我为什么要比他们吃得好些呢！”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们伟大的列宁，就是这样一个纯朴的人啊！

列宁斯大林墓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苏联同志领我们去参谒列宁和斯大林墓。
这时候，红场上已经排满了前来参谒的人。
人们默默地向前移动着，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们在陵墓的门前献了一个花圈，由一位苏军军官领着我们插在行列中间走进了陵墓。

伟大的列宁，已经在我眼前了。
他好像安静地睡在那儿，连呼吸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似的。
看着看着我出了神了，一个苏军士兵轻轻地说了句什么，我才清醒过来，跟上了前面的人。

在列宁身边，是他的伟大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
我怀着肃穆而虔敬的心情从这两位伟人身边走过。
一直走上台阶还不忍离去。

高尔克村——列宁逝世的地方

4月4日，我们访问了莫斯科近郊的高尔克村。
列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

这里，原来是沙皇一个将军的别墅。
革命以后，归人民所有了。
因为这里环境很安静，又有电灯和通市内的电话，当时人民委员会就拨给列宁作休养所。
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反革命分子刺伤了。
伤势很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着他，但是他到高尔克村休养不到两个星期，就又回莫斯科工作去了。
在10月至11月间，他就写了一本近百页的书：“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1921年12月，列宁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医生要他至少休息十天。
他又从莫斯科来到高尔克村，打算休息十天。
临走以前，他给当时的党中央书记一个条子说：我现在要走了，我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请你转告给各委员。
可是十天以后，他的病并未好转，医生要他延长休息时间，他就又打电话给党中央延假。
伟大的列宁就是这样跟普通党员一样地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

1922年的春天，列宁在莫斯科一个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
5月间他又来到高尔克村。
在这个期间，他还是不倦地工作。
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写的文章、信件和由他起草下达的指示等共达二百多件。

列宁身体不好，工作又繁忙，但是他总是时刻关心着农民的生活。
在高尔克村时，当地的农民找他谈问题，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有时他还到农民家去访问，向农民作报告。
各地工人农民给他的来信，他都迅速地答复。
1922年1月间，列宁还写信给“贫农报”编辑部，问他们收到了多少农民来信？
在这些信中有些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东西？
情绪怎样？
有什么迫切问题？
有一次，他在与一个农民谈话时，知道这个农民失去了一付眼镜，当时很难买到。
他就立即写条子给卫生人民委员，让他帮助办理这件事，还要他及时来电话，告诉他是不是办到了。

列宁在病的时候，总不愿向别人讲自己有病，也不去麻烦别人。
他不能走动，就自己坐在一种用手摇转的车子上，自己转着走。
在通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的楼梯上，我看到楼梯扶手的两边另外用木头做了两道扶手，我很奇怪地问解说员这是干什么用的，她告诉我说：列宁病的时候，行动不方便，但是他不愿让人扶上扶下，他就请木匠另外做了两道扶手，这样便可以自己扶着上下。
列宁是多么能够克制自己啊！

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个旧的日历，上面是1924年1月21日。
解说员说，这是列宁生活的最后的一天。
往常，列宁每天都是自己撕下当天的一页，但是到21日那一天，他的病突然严重起来。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六时五十分，我们伟大的列宁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了。
解说员讲到这里，声音都发哽了。
我们也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离开时，苏联同志送给我们两张灌了列宁演讲的录音片。
有一张是1919年3月29日列宁的“告红军书”。
在留声机上，我们听到了伟大列宁的声音，他说：

“红军同志们！
你们要坚强不屈，紧密团结！
奋勇前进，打击敌人！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在俄国已经破产，在全世界也将遭到失败！”
（待续）

列宁与农民代表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