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决心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各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同时又认真地整顿我们的作风，改进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
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民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反右派的斗争在省市以上的机关、各高等学校和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打垮了右派的进攻，驳倒了右派的谬论，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
在省市以下机关、中等和初等教育界、工商界和其他范围内，斗争也正在继续扩大和深入。
同时，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群众中，正在开展着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以空前未有的力量深入全国的人心。
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单位中，由于群众的政治热情的高涨，工作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使许多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能在群众中间获得比较透彻的解决，决不容许草率收兵。
在另一方面，在进行斗争和辩论的同时，还必须坚决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认真地处理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及时地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问题。
凡是反右派斗争已经接近于结束的单位，更应该积极准备及时地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反复地征求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彻底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订出改进工作和改进作风的具体措施，依靠群众的监督加以贯彻执行。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为有系统地整顿我们党的作风，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们的整风运动曾经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不得不转入以反击右派为主的阶段。
在反右派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同时又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以后，右派就无法继续捣乱了。
而且由于广大群众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更加相信我们党，更加靠近我们党，我们就有了更大的把握可以有效地整顿自己的作风，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
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是迅速的，及时地解决了应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更加提高，它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
有许多单位在集中主要力量反击右派的同时，就分出了一定的人力，成立了边整边改办公室，专门研究和处理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已经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解决了一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
例如，国务院第8办公室，最近就曾邀请出席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举行座谈会，向他们报告了处理工商界在大鸣大放期间提出的意见的初步结果。
广东、福建等省的领导机关在认真研究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以后，订出了有关生活待遇等的新规定，消除了干部生活中的某些特殊化的现象。
全国许多厂矿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根据群众的合理的批评建议，在最近时期用大力处理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仅据北京市三十一个工厂截至9月05日的统计，就解决了由十多万条意见合并成的三千多个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把群众提出的意见集中起来，归纳成为几个大问题，成立专题研究小组，分别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
这就为系统的整风作好了准备。
所有这些作法都获得了群众的好评。
群众再一次认识到，我们的党是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们对于整风运动的信心更加提高了。
但是，也有不少单位的领导人由于集中力量于反右派斗争，放松了边整边改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研究处理群众的意见，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以便解决那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他们不了解，即使在集中力量反击右派的时候，也应该分出必要的时间和人力，专门研究和处理群众的意见。
凡是能解决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
凡是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应该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且向群众解释清楚，以免群众发生怀疑和失望。
不这样作，对于改进工作固然不利，对于深入反右派斗争也是不利的。
当然，群众提出的有一些问题，例如有关业务方针、组织机构和行政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不仅问题复杂，而且牵涉面广，需要经过有关机关商量，或者需要经过高级领导机关慎重考虑，作较长时间的研究后，才能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在一些牵动全局的问题上草率从事，轻易作出决定，必然造成新的混乱。
但是，事实上，群众所提出的多数问题，例如有关机关工作、人事工作等方面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本单位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仅在本单位就可以解决，而且很快就可以解决。
因此，借口任何困难，而使工作的改进迟迟不前，软弱无力，都是错误的。
许多单位的改进工作迟迟不前，软弱无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少数同志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危害认识不足，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批评、公开接受群众批评的勇气不足。
有些同志害怕受了群众批评以后，威信降低了，以后难于工作，或者害怕群众中的错误意见会抬起头来，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们会难于分辨。
这些想法显然都是不正确的，而那些已经着手整改的单位所取得的成功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事实决不是如此。
还有极少数同志，错误地用对待右派分子的办法对待群众中的不成熟的批评，把注意的重点放在“批判”群众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而不放在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批评和坚决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这种错误的办法尤其必须迅速地纠正。
群众的不正确的意见是必须通过辩论和教育来纠正的，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同反右派斗争有原则的区别，决不允许混为一谈。
对于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能够代替领导工作的改进。
对于所有单位的领导者说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划出一定的期间（不能很短），集中力量依靠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来狠狠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对于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要同群众站在一起，努力加以揭发和消除。
如果这些缺点错误要由自己本人负责，那就更应该大公无私地以身作则地坚决改正，毫不踌躇。
总之，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反对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但必须狠狠地打击右派，而且必须狠狠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反对右派不能允许温情主义和草率收兵，改进工作也不能允许温情主义和草率收兵。
只有两方面的斗争都进行得坚决彻底，才能达到整风运动的目的，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也才能大大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彻底孤立右派。
只有这样，才能争取运动的全胜。

周总理接见叙利亚两代表团
新华社29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托菲克·雅兹为首的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和以哈利勒·哈立德·阿卜杜勒·努尔为首的叙利亚学生代表团。
接见时，叙利亚学生代表团向周总理赠送了礼品。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秘书长王揖，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启立，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何功楷、新闻司副司长徐晃，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

我国人民团体代表联席会议
决定成立中叙友好协会
新华社29日讯
我国十六个人民团体的代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并一致通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为中叙友好协会会长，杨静仁、张铁生和张杰为副会长。
今天的会议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
会议通过了中叙友好协会的章程，确定协会的宗旨是发展中叙两国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叙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协会的工作主要是，促进中叙两国的文化来往，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叙友好协会会长、副会长、理事会理事的名单如下：
会长：
达浦生。
副会长：
杨静仁、张铁生、张杰。
理事四十人：
丁毅民、于振瀛、丰子恺、王守仁、王荫圃、包尔汉、左哈拉、江明、刘进中、刘麟瑞、严济慈、达浦生、杜波、李恕、尚立斋、吴晓邦、阿不都热合满、胡子昂、胡兰生、胡传揆、范瑾、查阜西、宫达非、马明基、马腾霭、高戈、张杰、张正武、张铁生、温济泽、闵刚侯、程希孟、钟师统、杨静仁、杨朔、杨蕴玉、杨慧琳、董昕、蒋天佐、葛一虹。
发起成立中叙友好协会的各人民团体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
今天下午中叙友好协会召开第1次理事会，决定30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叙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毛主席接见捷南两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29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夜里接见了以费林格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为首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彭真、李雪峰、曾涌泉、刘贯一、余心清、冯基平。
接见时，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布希尼亚克和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29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晚上接见了以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彭真、曾涌泉、伍修权、刘格平、武新宇、余心清。
接见时，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
（附图片）
毛主席接见捷议会代表团和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前排左起第5人是费林格、第7人是斯沃波达、第2人是布希尼亚克
毛主席接见南议会代表团。
前排左起第6人是斯坦鲍利奇、第8人是波波维奇　新华社记者　侯波、邹健东摄

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到京
刘少奇委员长设宴欢迎苏联人民的使者
据新华社29日讯
以阿·鲍·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今天早晨乘专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陪同代表团到京。
今天，北京机场上飘扬着中苏两国国旗。
代表团受到了刘少奇委员长和首都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刘少奇委员长在机场讲话，他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中国人民向贵宾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你们这次访问，带来了苏联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保证。
阿里斯托夫接着讲话。
他说，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共同目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的信念，兄弟般的合作互助的意向，把我们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的友谊和团结是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和世界和平的因素。
他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间的团结的重要性。
他说，苏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相互合作的关系正日益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他希望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种友谊和团结。
早晨八时三十分，代表团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
贵宾们走下飞机后，同在这里迎候他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切握手。
一群女孩子向他们献了鲜花。
机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欢迎的人们高呼：
“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中苏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负责人。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顾悌克夫和在京苏联专家、留学生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29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刘少奇委员长在会上致词欢迎贵宾时说：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苏联坚定不移地奉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
苏联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总是一致的。
苏联对埃及人民和叙利亚人民为维护自己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支援，为缓和美国在中近东制造的紧张局势所作的各种努力，为争取与西方国家在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方面和在整个裁军问题方面达成协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拥护。
最近苏联关于洲际弹道火箭试验成功的声明，再一次显示了苏联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刘少奇热烈祝贺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盛赞苏联四十年来在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他说，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
他说：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这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可靠的保证。
苏联不断地给予我国以巨大的援助，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中苏两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和取得新的进展。
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也表现在议会往来方面。
他说深信通过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必将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
阿里斯托夫团长接着讲话，对主人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重视各国议会代表团的互相访问。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议会之间、两国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传统联系和日益扩大的合作的继续。
阿里斯托夫说：
在我国到处都在亲热地、充满敬意地讲着这样一句话：
苏联人和中国人是永恒的弟兄！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他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周年，祝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阿里斯托夫说：
人民中国在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民中国所奉行的各国人民间和平、友好的政策，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全面支持。
在目前没有六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稍许严重的国际问题。
阿里斯托夫谈到，苏联人民正在筹备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苏联人民在努力实现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并将继续在巩固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和平事业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阿里斯托夫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不断加强和巩固。
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事务上的合作与互助的原则基础上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在逐年地扩大着。
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使这一伟大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他讲完话后，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刘少奇赠送礼品。
在热烈掌声中，他和刘少奇委员长亲切地拥抱和接吻。
尤金大使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乌兰夫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吴玉章和各界著名人士。
（附图片）
刘少奇委员长和阿里斯托夫团长在机场上　本报记者　高粮摄

阿里斯托夫拜会刘少奇
新华社29日讯
以阿里斯托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今天下午拜会了刘少奇委员长。
拜会时在座的，有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和张苏、吴克坚、姬鹏飞。
拜会时，尤金大使也在座。
（附图片）
阿里斯托夫团长拜会刘少奇委员长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上班加紧生产　下班大放大鸣
重庆十万职工积极参加整风
本报重庆29日电
重庆三十个厂矿企业单位的十万多职工，热烈地投入整风运动中。
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所在单位有关干部作风、生产管理、生活福利等各种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各单位分别设立了搜集整理和处理这些意见的专门机构。
在整风中，这些厂矿企业单位的民主生活非常活跃。
重庆钢铁厂八个车间职工发表意见的已达66％以上。
他们在四天内提出的一万八千一百九十条意见立即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大型平炉车间许多干部不分白天黑夜研究职工的意见。
重庆电工器材厂调整了夜班工人作息时间，使全厂90％的工人都有机会参加每周八小时的座谈会，每个车间又在小组座谈会的基础上召开车间座谈大会，效果很好。
到22日全厂70％以上的工人都发了言，提出三千八百七十九条意见，其中很多都是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三大主义的。
厂党委指定三个党委委员去领导处理职工意见的机构。
104工地建筑工人提出的意见，第1批已处理完毕。
当职工意见处理结果公布之后，职工表示热烈欢迎，更加踊跃发言。
各厂矿对整风和生产事先都作了妥善安排。
南桐煤矿的矿和车间的干部分别负责领导整风和生产，并召开区班长，老工人等座谈，细致研究了在整风期间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具体办法。
中国毛纺厂工人们制定了保证整风和生产两不误的公约。
重钢工人们提出“上班加紧生产、下班大放大鸣”的口号。
大型平炉车间在整风期间展开了质量、节约、安全的“三好”竞赛。

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
——记石景山钢铁厂的大字报
本报记者　顾雷
石景山钢铁厂从8月23日开始大鸣大放。
工厂的党组织号召工人用大字报揭发企业各方面的缺点，并且表示了狠狠改正缺点的决心。
工人们回答说：
“整风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定拿出领导阶级的样子来，有什么说什么，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2天，全厂出现了三百七十三张大字报，到了27日，新贴出的大字报突破五百一十张。
许多上夜班的工人，下了班睡不到五个小时，便跳下床来跑回工厂，为的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大字报上。
会写字的人，忙着领笔、墨、纸，不会写字的人赶快找人代笔。
大家努力回忆，要把每一点意见写到纸上，亲手贴出去。
到9月23日，全厂已贴出大字报八千一百一十四张，所有贴大字报的地方已几易新旧了！
大字报震动了每一个人，有的写、有的看、有的议论、有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有的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案、有的互相交换意见……。
工厂里的各种生活，随着大字报的出现，比往日活跃了。
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厂内曾有人这样怀疑：
工人会不会只谈生活福利问题呢？
会不会在批评领导的时候表现得不冷静呢？
现在看来，这些耽心都是多余的。
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用正确的态度使用大字报这一武器。
我阅读过一两千张大字报，也访问过一些被批评的同志。
这些大字报和这些同志的谈话，都说明工人提出的批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情绪是正常的，态度是积极的，是从提高生产的愿望出发的。
根据9月22日的统计，大字报共提出意见七千九百五十二条，其中属于生产的二千六百二十八条、干部作风的一千六百四十三条、文化学习和文化生活的二百二十条、党群工作的四百七十一条、工资奖励的一千零四条、生活福利的九百二十八条、政治问题的一百四十二条、其他九百一十六条。
不难看出，我们的工人主要想的是什么了！
大字报上，很少有挖苦、嘲笑、谩骂或进行人身攻击的词句；
所能看到的，大都是实事求是、开门见山、语意淳朴、充满同志感情的批评或建议。
下面这张质问厂长的大字报，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炼焦车间倒焰炉一—二排，今年06月19日至20日，连续两天因为焦 炭灰分分别为14.2％和14.4％，造成六十八点八七八吨不合格品。
但在炼焦车间要求下，厂长批准了按合格品报产。
请问厂长的决定根据是什么？
无故把不合格品报产，那末厂颁发焦炭质量标准有什么用呢？
我们希望厂长今后也要按制度办事。
　监督站”
当然，也有些大字报的措词比较激烈，但这只能给人以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合乎情理的，看不出有什么恶意。
有一张题为“赠张工长散诗两首”的大字报写道：
“张工长的个性强，领导工人真有方，工人出了事故后，没鼻子没脸数个够；
气得小伙子要炸肺，能忍的老师傅暗流泪，
人活脸，树活皮，请问谁人心愿意？
王彬”
工人们同时提出了不少的建议，许多建议都是可行的、合理的。
这些善意的批评、中肯的建议，坚定地表明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愿望。
这一切，令每一个领导人员感动。
他们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忙着从大字报上抄下对自己的批评，找寻对本部门工作的建议，或用大字报表示对批评者的感谢，或找到批评者当面进行检讨，或拟定改进工作的方案和计划。
全厂形成了群众性的改进工作的热潮。
问题摆开了，有些问题解决了，上上下下都觉得心里头痛快。
运输部副主任褚德义感动地说：
“这回和过去不同了。
过去搞运动，叫群众做的多，领导上只是向下布置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
现在是群众自下而上要求领导改进工作，改变作风，大字报这股子力量是很大的。”
这就是人们对大字报的估价。
实际上大字报对改进生产工作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
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大字报公开揭露生产工作的缺点，确是过去没有过的事。
大字报的威力伸展到每一个角落，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从科室到车间、从计划到定额、从产量到质量、从设备利用到成本工作、从安全到劳动条件、从组织机构到制度，无所不包。
这是生产工作缺点的大暴露，也是一次大扫除。
由于全厂贯彻了边整边改的方针，由于群众的督促，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大部分都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其中有许多是好几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
这是促进各种生产改革、全面提高生产的重大力量，因为每解决一些问题，生产就有新的变化。
例如，第1炼铁炉有的工长不坚持执行一周检查一次料尺的制度，大字报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以后，炉长王才去检查这件事，发现料尺与指示数据相差三百七十公厘，经过校正，第2天就超产生铁四十三吨。
又如，管理机构庞大、臃肿，是石景山钢铁厂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大字报批评的一个中心。
现在已研究出精简机构的方案，要把三十一个科室合并为二十个，把十七个车间和股、队合并为十个，管理人员由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减至八百九十六个，减少一半以上。
实现这个方案，这个厂的管理机构就将是精干的、效率高的了。
企业中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在过去许多运动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致命的打击，这次却被大字报搬倒了！
大字报开始不几天，有二百三十八名干部被点了名。
那些不深入车间、不关心工人思想教育、对工人态度粗暴、不了解工人工作和生活的疾苦、生活特殊、不遵守制度、工作不负责任、作风拖拉等现象，被登在几百张大字报上，受到舆论的责备，其中有许多现象是早已存在的；
由于过去没有这种声势浩大的公开的批评，以致保留了下来。
像这次这样公开批评干部作风的做法是过去没有的。
一开始干部觉得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同时受到几十张大字报批评的同志，心情很沉重。
这时，党组织鼓励他们勇敢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大字报提出批评不久，厂和车间的领导干部建立了每两周十二小时下车间、每两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的制度。
深入车间、深入工人的结果，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
炼铁部主任崔孝庆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亲身感到铁车运转不灵，对工作、对工人健康有很大损害，立即组织力量修好了。
要是在过去，这件事不知要拖多长时间才能处理呢。
凡是受到大字报批评的同志，都找提意见的人开座谈会，当面检讨，表示改正缺点的决心，解释某些误会。
这就是整风，这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
从此，领导人员解决问题及时了解，对下边的情况清楚了，同工人的关系亲密了，而厂内的民主生活也更加活跃了。
工人普遍说领导干部大大变了样子，领导干部则说工人比过去好领导了。
这种气象，是过去见不到的。
工人们一方面在大字报上揭发各种缺点，提出自己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意见。
这样，有少数工人也很自然地暴露出一些不健康的思想。
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不可能引起多数人的同意，会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会发生争论的。
这些天来，工人们在生活福利、工资奖励、劳动保护等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自发地在大字报上展开了。
争论大都是从具体问题上引起的。
例如，全厂有一部分工人住厂里的宿舍，房租非常低，完全不符合“以租养房”的原则，另一部分工人在乡下租农民的房子住，厂里发给房贴，每年一共要支出二十余万元。
有人在大字报上提出住厂内宿舍应按市内房租标准收费，同时取消房贴，这样每年就可以给国家省出五十多万元。
这个建议提出以后，一部分工人表示赞成，理由是国家不应把工人一切生活福利全包下来，这是不符合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精神的，要求领导上马上办这件事。
也有一部分工人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这样做会降低工人生活水平，认为国家应该不断地改善工人生活，而不应当降低。
如果要提高房租或取消房贴，等增加了工资以后再说，否则就是不替工人着想，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法。
而且有人说提建议的人“一定是资本家出身”。
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工人所有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应该由国家全部包下来。
其他如工资、奖励、劳保等问题，也有争论。
这种争论的意义是重大的。
领导上可以通过大字报上暴露出的问题，根据本厂情况，归纳成几个或几十个问题交给工人去辩论。
由于大字报是工人十分喜欢的讲坛，在这上面进行辩论能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就会成为工人辨明是非、进行自我教育的最生动和最有效的一种形式，工人们将会在大辩论中提高阶级觉悟。
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崭新的、极其重要的一页。
这一时期企业里的大字报，就是活生生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从石景山钢铁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大字报在解决各种矛盾时具有极大的威力，这不单是一种形式，而是深刻的走群众路线的实践。
通过群众性的批评，群众性的改进、群众性的辩论和自我教育，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顺利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运动。
现在，石景山钢铁厂已经把大字报抄下来汇编成集，作为永远的纪念，同时发动工人继续贴下去，继续改进各方面的工作，并着手组织大辩论。
厂里的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说：
“大字报如果能经常化，会时刻把企业各种工作放在群众监督之下，免得问题成堆，免得干部脱离群众，免得错误思想发展，还可以保证民主生活永远是活跃的。”

大字报琳琅满目　领导上认真研究
陕西十余万工人大鸣大放
本报西安29日电
陕西地区已有八十多个厂矿企业的十余万工人，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
走到这些工厂里，都可以看到全厂披红带绿、到处贴满大字报的可喜气氛。
西北国棉三、四、五厂开始鸣放的第3天，就贴出六千多张大字报，提出一万多条意见。
国棉四厂十二个大字报代书处的六十多个代笔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工人们已经给领导上提出了十多万条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办好集体事业和社会主义企业这一中心问题提出来的。
新西北印染厂不少工人贴出大字报，对学徒工人升级太快提出批评。
如该厂工人李忠信是十几年的老保全工人，每月收入工资五、六十元，而他的儿子是进厂才六个多月的工人，每月工资收入就和他父亲一样。
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人员都热忱地欢迎工人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他们每天都抽出时间来认真的阅读大字报，并指定专人把每一张大字报都抄录下来，分类排队，进行处理。
很多单位都成立了由党政负责干部亲自领导的处理问题小组，每天晚上对职工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对能够解决的马上解决，并用大字报答复群众。
如宝鸡车站站长过去工作不深入，最近他接受了群众的批评意见，每天早晨和晚上十二点钟还深入客、货车和装卸车间进行检查。
工人反映，领导不嫌辛苦，我们更应该好好生产和帮助领导改进工作。
新西北印染厂职工提出领导人员晚上都不上班，宿舍离办公室又很远，发生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意见。
该厂领导人员接受群众的意见，建立了厂长、党委书记等主要领导人员晚上轮流值班制度。
很多单位在发动工人鸣放的同时，还对生产进行了安排。
如新泰纺织厂成立了整风和生产两个领导小组，做到了生产和整风两不误。
该厂9月份以来棉布产量、质量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出勤率比过去提高了，事故也减少了。

文物界右派分子的野心全部暴露
郭沫若在文化部座谈会上指出，文物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势不两立
新华社特约稿　文化部最近连续召开座谈会，集中揭露和驳斥文物界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会上揭露的材料说明，农工民主党、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在章伯钧、李伯球等亲自策划之下，在大鸣大放期间组织和串连北京和各地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向文化部和各地文物部门大举进攻。
在北京文物界有农工民主党的叶恭绰、齐念衡等，在浙江有民盟的宋云彬，在洛阳有文管会副主任、民盟郭文轩，在湖南，也有文管会主任、民革陈浴新。
这些右派分子同博物馆内部的右派分子，如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马非百，安徽省博物馆馆长李则刚等相互勾结呼应，到处点火放毒，有的并组织反党小集团，企图篡夺文物事业的领导权。
文物界右派分子否定社会主义文物事业的巨大成就，说文物事业“今不如昔”。
宋云彬、陈浴新等诬蔑共产党“破坏文物”，宋云彬造谣说：
“土地改革时把民间藏书几乎烧光，等于秦始皇焚书”。
右派分子们还说，“共产党是农民意识，反对文化，反对科学”他们公开叫嚣要来“抢救文物”。
右派分子在散布上述反对谬论的同时，就公开或变相地提出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口号。
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要求“调整”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人，由“非党专家”来领导。
北京的张伯驹，提出在文化部之外另组织由所谓“专家领导”的“中央文物检查委员会”，阴谋篡夺党对文物事业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对文物事业的政策，宣扬资本主义的路线。
他们攻击政府禁止文物出口的法令，反对博物馆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方针。
右派分子陈浴新利用担任文管会主任职务的便利，把珍贵文物、书刊盗窃到自己家里。
甘肃省图书馆长、右派分子冯国瑞，利用搞展览名义将名贵敦煌画骗卖，获得巨利，也就是这个冯国瑞在向党进攻时，却口口声声说什么：
“领导上不重视文物保管工作”。
应邀出席座谈会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学术界著名人士和文物工作者们，都列举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
郭沫若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事业。
他指出，文物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发掘、整理、研究文物遗产，从而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坚决反对少数人垄断文物、盗卖文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路线。
翦伯赞驳斥了右派分子宣传文物工作是“纯技术性”、应“与政治隔离”，纯粹是烟幕，是用来掩饰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梁思成、裴文中、吴晗等都根据亲自所见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所谓“共产党轻视文物工作”的谬论。
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在会上讲了话。
王冶秋指出，几年来党对文物事业的领导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不是要“退出”，而是要大大加强；
文物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虽然坚持了，但是很不够；
走群众路线来保护文物的工作，今后也必须大力推广；
在团结专家、技术人员的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上的相互帮助和自我改造。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谈到文教事业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希望文物工作者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文教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国家的巩固和富强，历史文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热烈开展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
辽宁一百多万职工进入鸣放高潮
本报沈阳29日电
工厂企业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辽宁十个工业城市陆续开展，全省一百余万职工大鸣大放的高潮正在迅速形成。
鞍山钢铁公司所属中型厂、第1炼钢厂、第1中板厂、初轧厂等都已相继开始了大鸣大放。
有的厂已贴出了五六百张大字报。
中型厂在鸣放的第1天，群众在大字报上对某些党员工资偏高提出了批评，共产党员石效先等三人在第2天就主动提出要求将工资降低一级，现党委已同意他们的要求，决定从10月份开始执行。
第1炼钢厂的大字报批评了工会劳保委员林士福不关心职工福利，林士福把这些批评都记了下来，并虚心表示要彻底转变作风。
营口市已有三十二个工厂开始鸣放，营口造纸厂已贴出大字报三千张，职工对工厂新修厂房的烟囱质量不好提出批评，并写了顺口溜：
“烟囱打鼓肚，领导心无数，到底谁负责，赶快弄清楚”。
现在工厂领导正在组织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大字报对食堂排队的问题提出批评后，副厂长立即亲自深入食堂研究改进，现情况已有改变。
中共本溪市委在9月20日召开工厂企业立即进入整风动员大会。
本溪第1炼焦厂已有80％炼焦工人发表了意见。
党委书记看到工人在大字报上批评他作风不深入后，他立即重新安排工作，抽出时间到现场去和工人交谈，听取工人的意见。
科室的领导人员也主动下车间抄录大字报上的批评，及时进行研究处理。
阜新新丘矿职工已贴出大字报一千多张，提出意见六千多条，所有坑口、车间都设立了“鸣放园地”。
矿党委委员、矿长、总工程师每天都深入各单位，研究职工提出的批评。
安东市已有十二个工厂企业开始大鸣大放，安东铁路分局职工提出的三千多条意见，已有65％作了处理改进。
锦州市有七个工厂开始鸣放。
旅大、抚顺、辽阳三市也已在试点工厂展开了大鸣大放。
（附图片）
拖拉机厂各车间生产整风两不误，最近他们创造了不少新成绩，作为向国庆节的献礼，这是职工在看生产捷报。
新华社记者　田明摄

福建晋江洋埭乡二百多名知识青年展开辩论
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无前途？
福建晋江洋埭乡二百多名知识青年展开辩论
据新华社福州29日电
中共晋江县洋埭乡党支部领导全乡二百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大鸣大放大辩论。
辩论的问题是：
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没有前途？
党对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是否关怀？
有一小部分知识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较多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名好利的小伙子，在辩论会上发表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前途”、“党支部对他们不培养”、“党对知识青年不敢放手使用”等意见。
很多贫农和下中农成分的知识青年和农民，都以本乡和本人的生动事实和他们说理争论。
高小毕业生林淑卿说：
“前途是靠人去争取的，整天坐在家里不到劳动中锻炼，不把知识贡献给农村生产，前途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1953年我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现在当了副社长，假如我不和土地交朋友，整天闷在家里，那确是没前途。”
社员施胜趣说：
“你们说没有前途，实际上是看不起农业劳动。”
1953年毕业回乡的老上中农成分的李文展声辩说：
“一辈子拿锄头，还有什么前途？”
中农李翠英说：
“现在不安心拿锄头，不老老实实学生产，将来既没有本事当知识分子，也没有资格当农民。”
有的青年发表在农村工作收入少的意见，也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贫农黄朝送说：
“做点事就想赚大钱，这算什么革命？
大家都像你们这样，中国六亿人民的翻身大业靠谁来干？”
这番话说得李文展哑口无言。
党是否关心农村知识青年呢？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也很激烈。
李声明说：
“我们村里的五十八个知识青年，大多安心生产，积极工作，有二十二人参加了共青团，现在有三人当乡政干部，二人当团支部委员，二人当小学教员，十一人当了民校教师，这难道不是党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关心培养的结果吗？
难道是党不信任知识青年吗？”
洋埭乡二百多个知识青年，通过二十多天的大辩论和在老农民的教育帮助下，逐步分清大是大非，主动靠拢党支部，更加安心和积极参加生产和各项农村工作。

经过大辩论起了大变化
安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安徽省各地农业社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形成高潮。
经过大辩论的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粮食情况看农村新面貌
全省夏粮征购，在大辩论以前的三个月内，仅完成了九亿八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67.3％。
08月底，各地开展大辩论后，截至9月09日统计，全省夏粮征购已经完成了十一亿二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77％，不到十天时间就增加了近10％。
芜湖市郊区已经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全省秋粮预交预售，据9月10日的统计，已入库粮食十八亿九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34.44％，比丰收的1955年同期入库粮食增加了一倍多。
瞒产行为在大辩论中受到了揭发和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报实了产量。
阜阳县委召开的区、乡、社三级扩干会议上，有五十九个乡二百八十一个社的干部报出了四百万斤瞒产粮。
枞阳县长安社十七个小队报实了产量，共报出五万多斤瞒产粮，第4大队还报出了午季瞒产三千二百斤。
节约粮食的风气也有了进步。
据繁昌县新民社四个队的调查，原来有25％的户一天吃四顿干饭，浪费了一些粮食；
现在都作了计划，节约用粮，不向政府多要粮食了。
芜湖县荆西社，大辩论以后，大部分群众由原来一天三顿干饭，改为一天吃两干一稀或一干两稀。
先在干部中进行大辩论
各地都是首先在干部中进行大辩论。
阜阳县委是召开区、乡、社七百七十二人参加的三级扩干会议进行辩论的。
根据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辩论的中心内容是：
粮食统购统销到底好不好？
粮食产量比过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国家征购任务是否重？
农民口粮标准是否低了？
等等。
辩论的主要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回忆、算账、对比。
例如：
通过“解放前荒年饿死人，现在受灾有粮吃不发愁”，“解放前糠菜半年粮，现在夏季吃到秋后还有余粮，过年还可以吃好面”等等实例对比，具体地教育了干部，帮助干部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分清了大是大非，鼓舞了搞好粮食工作的信心。
王仁区永昌社的干部在会上受到了教育，保证回去将二万多斤余粮出售给国家。
然后，深入到落后社有重点地开展大辩论。
芜湖专区各县粮食问题的大辩论，都以叫嚣统购统销不好、叫喊口粮标准低等最厉害的落后社为重点。
据统计，全区三百九十二个落后社中有七十九个为粮食大辩论的重点，并派出了三百零二名干部具体加强了领导。
辩论之前先要鸣放
各地在社内开展关于粮食问题大辩论的时候，第1步是在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鸣放。
在鸣放中看出：
贫农和绝大多数的下中农都是拥护粮食统购统销的，他们要求实行“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
舒城县北玉社贫农社员反映说：
“我们口粮够吃，不要提高了，但要定得合理。
不能大人、小孩一样多”。
少数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放出了不少反动谬论，妄图取消统购统销办法。
舒城县城北乡北玉社老上中农解安元，就到处叫喊口粮不够吃，说：
“田埂也上不去了。”
“十成人饿得只剩下两成了。”
并进行煽动说：
“人急讲胡话、牛急压横耙，扣紧必炸，共产党的江山也不稳了。”
寿县水家湖区长岗乡淮新三社的上中农中有90％以上的户叫喊口粮标准低。
由于富裕农民的叫嚷，迷惑了少数有右倾思想的乡、社干部，他们不加分析研究，盲目提出要减少征购任务。
桐城县有一个社主任说：
“不管你讲我资本主义还是本位主义，反正五百二十斤不够吃，最少也得七百斤。”
依靠贫农下中农展开大辩论
鸣放之后，就展开了辩论。
做法是依靠积极分子、贫农和绝大多数下中农，展开摆事实、说道理的大辩论。
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统购统销好不好？
口粮标准低不低？
在“统购统销好不好”的辩论中，由远到近地摆出了大量事实，以理驳倒了富裕中农的叫嚣。
怀远县五岔社有一个贫农说：
“解放前的世界不像个世界，粮价一天涨几回，有一次我到蚌埠卖了二担麦子，卖的价钱回到家一天只值二斗粮食钱了，过没几天，二担粮食的钱只能买二打洋火、一斤洋油了。
解放后要不是统购统销，粮价那能有这样稳当，我看统购统销对那个人都有好处。”
五河县淮河社贫农孙长弓说：
“你们（指反对统购统销的富裕中农）这些没良心的，俺这里年年受灾，要是没有政府调来粮食吃，早就把你们饿死啦！”
寿县淮新社贫农金道登，在辩论会上针对上中农金照启对统购统销不满而放出的谬论，进行反驳说：
“金照启是粮贩子，贩粮食时掺糠兑水都干过，一年要剥削到三、四十担粮食，统购统销堵死了这条剥削路，他当然不满。”
通过辩论，绝大多数的社员 都认为统购统销好。
据阜阳县东清社统计，在参加辩论的一千一百零一名社员中，有一千零五十一人拥护统购统销，占95.5％。
在“口粮标准低不低”的辩论中，通过算细账的办法，具体地说明了标准不低而是年年有了增加，有力地驳斥了富裕中农“口粮不够吃”的叫嚣，也教育了干部和群众。
枞阳县长安社算了三笔账：
第1笔账是解放后口粮年年有了增加。
解放前全社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零六斤口粮。
解放后逐年有了增长，到1956年，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每年平均已达到六百四十斤口粮。
1957年的口粮预计还要增加。
第2笔账是人口和牲畜的增加，扩大了食用量。
说明解放后几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粮食增产很多，但口粮的留用量还不大宽裕的主要原因是：
人、畜增加的速度很快。
长安全社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仅四周岁以下的小孩就增加了一千五百零八人。
第3笔账是农民比工人、干部的口粮吃得多些，不是吃得少些。
算细账结果证明：
全年每个农民比工人平均要多吃三十二斤米，比干部要多吃七十多斤米。
通过辩论，一致认为口粮标准不低，表示说：
“现在比过去吃得多，还说不够吃，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粮食投机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在辩论的同时，还对一些粮食投机分子、对统购统销有破坏行为的分子进行了适当的说理斗争，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肥西县馆驿乡李河农业社对煽动闹口粮、不卖余粮、破坏统购统销的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反革命分子和五个富裕中农，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说理斗争和批判，打击了他们的叫嚣和破坏活动，帮助农民在粮食问题上进一步分清了大是大非。
斗争后该社有一个下中农反映：
“过去受了他们骗，跟在他们后面也瞎叫口粮不够吃，今后要站稳立场，不听他们的鬼话了。”
掀起预交秋粮的热潮
在经过辩论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掀起预交预售秋粮的热潮。
在送粮中，具体安排好劳动力，做到了生产、送粮两不误。
对征购任务分配不当的，根据秋粮（主要是早、中稻）的实收情况作了调整；
对群众一些合理的要求作了正确的处理，普遍宣传和贯彻了“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使粮食的征购工作做得更加合理。

集中力量改进工作
首都高等学校整风进入新阶段
据新华社28日讯
首都高等学校的整风运动的重点已进入改进工作阶段。
现在各校正在把教师和学生在大鸣大放中所提出的正确的和善意的批评重新加以整理，认真地逐条处理逐条公布，并且在处理时发动群众讨论。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已把群众所提出的三百多条意见，包括已经解决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全部印发给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各校师生在大鸣大放中，对学校领导干部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中，有一些问题在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已经作了处理，如有些干部多领补助费、工资级别评高了以及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等。
而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有些问题，也有一些作了处理。
如有些学校的专业招收的学生人数和国家计划需要不相适应的，在新学年开学时，都已帮助这些学生转了学。
中医医学院缺乏师资和教学房屋的问题，也已由国务院解决。
但教师和学生所提的意见中，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前一时期反右派斗争的任务迫不及待，因而没有来得及处理。
各校已决定从9月下旬开始集中主要力量来整顿领导作风改进各方面的工作，并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刘介梅口述　洁民、聂彬记
我心里很难过。
这半个月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也瘦了。
在黄冈县三级扩干会上，我横着心，恶言毒语的攻击党，攻击合作化，攻击统购统销。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黑良心的话！
我是个什么人？
生活在最底层
我的家在黄冈县上巴河乡。
解放前，三代人打长工，三代人讨米。
祖父和母亲在讨米中饿病死了，叔父打长工死在外乡，两个不满十岁的妹子被迫送给别人当童养媳。
我讨米十二年，打长工十年半，也受尽了苦楚，受尽了欺辱，流尽了辛酸的眼泪。
我的这只左手被地主狗腿子拖拉断了，现在成了残疾；
我的一只腿被地主的狗子咬伤了，现在还有疤子。
讨米越讨越难。
1930年大年三十，下三尺深大雪，有钱人家都在放爆竹过年，我一家五口人提着空空的讨米篮子，挟着一床破被絮，流浪到一个破庙里，娘儿父子抱着一床破被絮哭，饿了三天，过了大年初三又出去讨米。
全家人讨米分散了。
祖父饿死在异乡。
讨米到1943年，人托人，保托保，弄到了地主高弼生的一点佃田种。
全家人拼死拼活种一年田，倒负了一石谷的高利贷。
高弼生认为我家穷的没有资格种他的田，当年就夺佃“打摊账”。
在旧社会里，我生活在最底层呵！
在民主革命时期
　1949年解放了。
07月间，区委书记韩大刚一到上巴河乡就访我的贫，问我的苦，叫我出去搞工作。
韩书记看到我家里生活困难，给了我家里六十斤米，叫他爱人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别的同志又给买了一双套鞋、一把雨伞。
乡里酝酿反霸，几千人选举我当代表。
我想，我这个讨米摸不到门的人，一下这样受人看得起了，这不是翻身是什么！
？
我一股劲的日里夜里，以苦引苦，发动群众，斗争恶霸。
1950年04月，我由乡农会主席提拔为工作组长。
11月参加共产党。
12月结了婚。
搞减租反霸，搞土地改革，我每次都评上了模范，我一字不识，日记本子奖了一大堆。
我心里想呀，这回翻身翻够了：
政治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荣誉；
土地改革把我的大“坑”填满了，五大财产都拣好的分给我。
这时我的心迷到土改时分的全套的家具、农具、犍牛、六亩三分上等田和新娶的老婆上去了。
思想开了岔
土地改革以后，我的思想就开了岔。
心里老想着自己分进的几亩好田，好农具。
想到再过几年自己也能过塆里曹其斋过的那日子，心里就发痒。
曹其斋那排场，二十多亩好田，十多间瓦屋，请一个长工一个月工，百多元钱放账，再加上发脚力做布生意。
土改时差点没有划成富农，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土改结束得早的地方，党号召大力发展生产，我听着心里就高兴。
1952年03月间，我在第3批点枫桥乡帮助土改，有一天，我爱人跑七十多里路来看我，她说：
“塆子里的男人，土改后，都在屋里，日子过得乐和的很，就只有你还在外面熬夜；
你只要答应回家，我下蛮力干，还怕过得没有那家好。”
我们盘算来，盘算去，还是种田有味。
自己有六亩三分好田，再开三亩多荒地，我伯父刘吉甫有个榨坊，和他合伙，一个月也可以赚三十多元钱。
一年上头，吃不完，用不完。
要发家还是回去种田。
像曹其斋那样！
那时候，搞土改是个光荣事，我嘱咐她：
先莫和别人说，说出来就成了“退坡思想”。
思想问题，不说别人也看得出来。
往日在本乡土改就像办喜事一样。
枫桥乡分配果实，我乐不起来。
心里想：
开会，熬夜，还不是帮别人忙了一场。
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当上模范了。
滋长资本主义思想以后
曹其斋！
我老想着曹其斋。
1953年又丰收了。
我回家去，看见父的屋里一大囤子谷。
就好像又看见了曹其斋。
我看着这谷囤子，对父说：
“你看曹其斋那生活，我们不要几年就会赶上他。”
这时，我已经有了个小计划：
五石谷，再加我当干部一年二百来元的工资，放债。
这一年实行了统购统销。
扩干会上讨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我听不进去；
讨论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性，我就想到父屋里的五石谷；
别人揭发资本主义的丑，我想：
人家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大家怎样讨论的，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心里想：
说得再好些，也是要我卖谷。
这五石谷，我要靠它发家的啊！
果然，讨论了两天以后，就要报余粮。
这时，我本来想不报，可是别人都知道我是个党员，不报点不好，就硬起头皮报了一石五斗，瞒下了三石五。
心里想，这三石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统去。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乡里展开了。
我更加不放心屋里的五石谷。
没有等搞完统购统销就借了部脚踏车，往家里赶。
到了屋里，坐也不坐，就往父房里钻。
一看，谷囤子没有了。
我发财的计划打乱了！
我车转身来，朝我父吼，我跳出跳进的骂。
我气得饭也不想吃。
到自己房里把衣柜的门打得山响。
这时，发现柜子角里有两石谷。
我一喜，谷子还没有卖完？
我爱人说：
“刘明海去年生活困难，在我手里借了四元四角钱，作成一石谷（当时的谷价是五元六角），今年连本带利还来的两石。”
柜子里还有两匹布，也是人家借去一匹，还来的两匹。
刘明海过去和我们一样，也给人家打了一辈子长工，土改后才翻身。
后来，死了个强劳动力，日子又困难了。
我当时只想发财，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
心里想，都是土改翻的身，一样分田地，好像河里的船一样，扯起篷来一起开头，有上了前的，有落了后的，落了后的怪谁。
1954年上半年，我塆里组织合作社。
刘明焱来动员我入社。
我在外面工作，还不晓得合作社是么样回事？
我家里请人做活，一年收二十五石谷，除了吃喝开消、人工肥料，还要多五、六石谷，这就是我发家的本钱呵！
入了社有么事，不做就没有收入。
所以我想都不想，就答应他，说：
“我不入社。”
当时，我还有个想法：
粮食统购再严格些，我还是可以有粮食放债。
我爱人的两石谷子就没有购去。
刘炎生（中农）在1954年也还有二十多石谷子放债。
入了社，请人、放债、囤粮的事都搞不成了。
所以我坚决不入社。
可是等我下半年从堤上防汛回来，家里报名入社了。
我气得很：
连父都跟我不一条心！
这一年，我父在社里没有劳动几多，我爱人根本没有劳动。
往年，不劳动就请工做，现在不劳动就没有收入了。
这样一算账，果然少了二十多元的收入。
我就认定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
其实我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是因为它拦住了我的路。
1956年，转了高级社。
我发牢骚，说：
“算了，只当是没有实行土改的，只当是土改中没有分田分地的。”
我一直想顺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往上爬。
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拦住了我的路。
我和党不一条心了。
党挽救了我
在这次扩大干部会上，党和同志们真正地挽救了我。
大家帮助我回忆对比今天和过去的生活，帮助我分析认识了错误思想。
这次展览会上，把我家过去和现在用的东西摆在一处：
一边是解放前的，一边是解放后的。
再一看特别显眼。
这真是忘了本。
这时，三台河乡有二十多个社主任在这里参观。
他们一面看，一面说，刘介梅呢？
叫刘介梅来讲讲他是么样忘了本的。
我听见这话，吓得连忙钻出去，躲着不敢出来，想着自己对不起党，就大哭了一场。
这天晚上，等电灯熄了，人都睡静了，我点起一支蜡烛，走进展览馆来。
我要把它当一面镜子，仔细照一照我的思想。
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
最先看见了那件穿了几代人的棉袄。
我一直到了十二岁才轮着穿这件袄子。
现在不要说穿它，闻到那阵气味都作呕。
下面是一条夹裤，那一年冷得过不得，父在屋里病着，妈领我在三福塆南头一个姓罗的屋里讨来给父穿。
后来，这条裤子补了五、六层，原来的颜色早就看不清了。
看到这里我打了一阵冷噤。
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我一个劲的往下看，看到现在的衣服，忍不住又把它们取下来放在那些烂衣服一起。
刘介梅呀，刘介梅！
你今天穿的、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带来的。
可是，你攻击了党，攻击了社会主义。
你想自己发财，不顾别人死活。
我躺在展览会的桌子上。
可是，睡不着，脑子里只打转，眼泪只往外流。
听到展览馆的钟打了三下，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以后，我每天都到展览会来。
桌子上，参观的人写的意见一天比一天多。
有的人责备我忘了本，有的人骂我，说我的资本主义思想真是可耻。
这些意见写得好。
一天，我又到展览馆去。
一个志愿军的军官，看了展览以后，找到我，握紧我的手说：
“同志，我看了这两种生活的对比，我的枪杆会握得更紧。”
我受了极大的感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暗地里下了决心，赶上去，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的战士。
这一次党挽救了我，同志们都帮助我，报纸上又把我的思想登出来，请大家讨论，我一定不会忘记党的大恩。
我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不当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我还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立功。
（原载湖北日报本报有删节）

广东廉江县石角乡
万余农民参观实物展览
本报讯
广东省廉江县石角乡在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中，利用该乡真实而生动的材料，画成各种图画，在8月中旬，举办了一个“社会主义优越性展览会”。
不到十天时间，就有一万多农民去参观。
毗邻的广西省亦有两个乡的农民来参观。
展览会内容很丰富。
有该乡解放前后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对比，有乡里的生产规划的图表，还有现在台湾农民受美蒋残酷剥削下的非人生活的情况介绍。
图片说明了该乡合作化后，全乡每亩田平均产量已由二百五十一斤增到三百十四斤，全乡二千一百零六户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只有少数人过去靠剥削为生和靠迷信职业等不正当收入的人收入比不上从前。
农民参观了展览会后，觉悟大大提高。
许多贫苦农民说：
现在有办法驳倒资本主义思想了。

看！
刘介梅的过去和现在
在湖北黄冈县的文化馆里，最近举办了一个震动人心的展览会。
这个会用生活实物今昔对比的办法，展出了该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刘介梅（共产党员）家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详情见本报9月17日五版）
这些无言的实物，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农民家庭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回忆！
这个会教育了深受资本主义思想毒害曾经迷路忘本的刘介梅本人，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这个会上展出的刘介梅家几代用的实物图片，刊于9月22日湖北日报，本报选刊了以下几幅。
这是现在的刘介梅。
解放后，刘介梅分到了雕花大木床，又买了新蚊帐、新被子。
这是刘介梅过去睡的木床，床上挂的蚊帐曾用过八十年。
这是解放前刘介梅的形象。
这是刘介梅过去当长工时穿的衣服。
刘介梅解放前讨饭时用的碗和瓢。
解放后，刘介梅家里一共添置了九十多件新衣服。
这是刘介梅的大孩子过去穿的棉袄和现在穿的新棉袄。
刘介梅在展览会上带着沉痛的心情，向群众讲述他过去的经历。
贾惠摄（湖北日报社稿）

让实物来参加大辩论
本报评论员
湖北黄冈县举办的刘介梅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用一个家庭几代的实物，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新旧两个社会中国农民生活的缩影。
它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也雄辩地说明了新社会的幸福。
一些原来对农村工作和农民生活坚持错误见解的人，在事实面前无话可说了。
一些原来思想认识模糊的人，也在事实面前辨明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觉悟，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
“农民生活苦”，“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等等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谰言，在事实面前也都不攻自破了。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为什么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
因为很多人不光是熟悉刘介梅的今天，而且也同样经历过刘介梅曾经经历过的时代。
所以，这些展览品，很容易勾起他们的回忆对比，引起那些迷路忘本的人内心的自我谴责，使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清醒过来。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过去的经历不同，或者过去还太年轻，不十分了解在过去的年代大多数农民群众究竟是在怎样的苦难中生活的；
这样的展览会也可以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应该怎样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主要的方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展览会，正是最生动最具体地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
展览会可以说是辩论会的重要的一部分。
不会说话的实物，事实上是在作着最有力的发言。
再加上解说员的解释，特别是像刘介梅这样已经从歧路上回转的人的现身说法，展览会就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目前，像刘介梅这种翻身忘本、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只有很少数；
可是，这种思想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在一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当中有，在一部分职工当中也有。
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尖锐、复杂和深刻的斗争。
资本主义思想在利用一些人的不同的弱点侵蚀着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丧失革命朝气，甚至对抗党的政策。
应当相信，这些走入歧途的人，正像刘介梅一样，是能够心回意转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用正确的方法耐心地教育他们。
大鸣大放大辩论就是这样的方法，展览会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的方法。
各地城镇和农村，都可以采用黄冈县的做法，在展开大辩论的同时，就地取材，举办实物展览会。
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点也不需要浮夸和粉饰。
最朴素最平常的事实都可以为我们作历史的见证人，有力地证明：
必须坚决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别的路都走不得，回头路也走不得。

遵义县文化馆
举办农民生活变化展览会
本报讯
贵州省遵义县文化馆最近举办了一个农民生活变化展览会。
展出的实物，有水库群农业社贫农社员周绍清在旧社会穿了三十七年的烂棉衣，有一件穿过十四年带大了三个儿子的破烂小棉衣，还有秧被……。
另一方面，也展出了反映贫农社员李树清解放以来生活改善的各种实物。
人们在展览会上，清楚地看到新社会的美好和旧社会的悲惨。
目前，全县二百多个农村俱乐部也正在积极准备运用实物展览、幻灯、山歌、黑板报等宣传形式，配合全县农村社会主义宣传运动的开展。

雄辩的证人让事实说话
究竟哪个社会好？
本报讯
青海省乐都县高店乡为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举办了一个实物展览会。
展品有合作化后农民新添置的太平洋床单、缎被子、花毯、黑二毛皮大衣、呢子制服、府绸汗衫、皮鞋、胶靴、长城牌热水瓶等二百多件；
还有飞鸽牌、永久牌的新自行车四十辆；
与此对照展出的有解放前农民睡觉用的烂毡片、穿的破褐褂、破老羊皮袄、麻袋片及吃饭用的沙罐、木碗等百十来件。
另外还有一些被老鼠、虫吃坏的白面、小麦等等，这是小土地出租者巨生发积存下的几千斤余粮中浪费的一部分。
展览开始后，到高店农业社参观的人很多。
展览会对社员们教育很大。
余秉真、余秉玉说：
从前谈社员生活提高了，但总是体会不深，看了展览，确实感到农民是大大的翻身了。
社员王春凯激动地说：
过去咱们贫穷农民谁见过缎被子，今天却盖上了。
妇女白玉梅、王春爱、达秀珍、冯友义、赵梅、许靖国等都说今天生活比旧社会好百倍、千倍；
一提起旧社会的痛苦，他们都泣不成声。
这个展览会，还使社员们受到一次具体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
社员袁中奎说：
旧社会咱们一斗麦子才换一尺毛蓝布，现在一斗能换四尺多。
从前能穿个毛蓝布就算顶好的了，今天农产品值了钱，咱们才穿上哔叽的、斜纹的、华达呢的新衣服，盖上大花被子、铺上太平洋的床单子。
社员们对小土地出租者巨生发有余粮不卖给国家，以致造成浪费损失的行为很气愤。
不少社员对他的这种行为展开了说理斗争。
这个展览会提高了许多农民的政治觉悟。
社员余金选过去一贯劳动不好，看了展览后表示干起活来特别卖力气。
二队社员周文杰看了展览后自动报名要卖出三百五十七斤余粮。

高阳县东赵堡全乡通过展览会
让青年了解旧社会的苦难
据新华社保定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汪德鉴报道：
河北省高阳县东赵堡乡举办的“新旧社会生活对比实物展览会”，使乡里青年受到很大教育，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东赵堡乡的二百九十八名青年，大部分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对今天的幸福生活体验不深。
于是乡里党总支和团委会决定举办一次“新旧社会生活对比实物展览会”，对青年们进行教育。
展览会设在两个屋子里，展出了东赵堡乡1939年遭受水灾后人们吃过的高粱帽（壳）拌榆皮面蒸的窝窝头、麦苗饼子、玉米棒制成的菜团子和谷糠饼等三十四种代食品，穿用过的粗布破棉衣、破棉被等；
同时展出了1954年以来虽然连续三年受灾人们仍吃的大米、白面、玉米、马铃薯，新买的收音机、雨鞋、手电筒和新衣、新被等。
另外，还张贴了一些根据调查和老年人们回忆叙述的事实而绘制成的连环画和统计图表。
从两幅图表上可以看到：
全乡六百多户人家，1939年水灾后，很短期间就饿死了一百三十三人，有二百六十三户出外逃荒求乞，有七十三户抛妻子、卖儿女。
而近三年虽然连年遭灾，灾情超过了1939年，可是由于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从其他省、市调来了二百多万斤粮食，家家户户不愁吃；
全乡不但没有一户出外逃荒，而且因为政府的救济和贷款扶持，搞起了副业生产；
三年中，全乡还新买了六十四部收音机、二百一十五个手电筒、三百五十个热水瓶、八百二十五双雨鞋，家家户户都添置了新衣服、新被褥。
这次展览会在青年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青年赵大船在看到图画里画的他父亲1939年受灾后出外讨饭饿死在破庙里的情形时，当场泣不成声，许多青年也跟着哭起来。
青年们在参观后检讨了自己只为个人打算，不顾国家利益的错误思想。

一批外国妇女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9日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邀请前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缅甸、锡兰、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突尼斯、巴基斯坦八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和以个人身份应邀的外宾共六十多人中，已经有五十四人到达北京。
28日和29日到达的有：
以都埃漆夫人为首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以德拉尼亚加拉夫人为首的锡兰妇女代表团，以爱赫桑·阿卜德夫人为首的埃及妇女代表团，以阿米纳·希达雅特夫人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以渡边道子先生为首的日本社会党妇女部访华代表团，以莎菲亚·祖伊顿夫人为首的突尼斯妇女代表团，以哈比布·易卜拉欣·拉欣姆图拉夫人为首的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
其中埃及是首次派遣妇女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
已经到达北京的还有英国尼娜·斯庇勒夫人，玛丽·蒙尼卡·韦特利小姐，法国蓓尔热·玛丽·克莱尔夫人。
以普希帕·梅达夫人为首的印度妇女代表团已经到达广州。
参加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波兰代表斯坦尼斯瓦娃·扎瓦德茨卡和爱娃·歇尔布格·扎雷比娜二人也应邀留京参加国庆观礼。

中英游泳运动员举行表演赛
戚烈云再次破一百公尺蛙泳世界纪录标准
本报讯
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格兰游泳队，昨天下午在北京体育馆同中国青年游泳队举行了一场表演赛。
英国运动员在十项比赛中共获得了七项第1名，中国青年队获得三项第1名。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观看了这场表演赛，赛后，并接见了英国队的全体人员。
正在我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的人员在彭真副委员长陪同下观看了这场表演赛。
男子一百公尺自由泳和二百公尺蛙泳比赛是很引人注目的项目。
中国队林锦珠和戚烈云分别获得了第1。
林锦珠的成绩是五十七秒三，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五十七秒八的全国最高纪录，戚烈云的成绩是二分四十一秒八。
英国队的奥运会仰泳冠军格林汉姆和奥运会一百公尺仰泳第3名爱德华兹分别以一分十二秒九和一分十四秒二成绩取得女子一百公尺仰泳的第1、二名。
男子八百公尺自由泳接力赛是比赛中最精彩的一个项目。
中国队由林立、穆瑞龙、李喜庆和林锦珠出场；
英国队由利格比、博耶斯、赫德和赛蒙兹出场。
游完第1个二百公尺，林立比英国队利格比慢了四公尺。
穆瑞龙在第2个二百公尺中又被博耶斯拉下了八公尺。
李喜庆第3个下水后奋力直追，在游完二百公尺时反超过赫德二公尺。
最后一百公尺，林锦珠一路领先，到达到终点时，赛蒙兹落后了约二公尺。
中国队的成绩是九分三秒九，打破了九分五秒一的全国最高纪录。
英国队的成绩是九分六秒七。
其他六个项目，女子二百公尺蛙泳和蝶泳一百公尺自由泳，男子二百公尺蛙泳和一百公尺仰泳分别由英国队获得第1名。
女子四百公尺混合式接力，英国队也取得了第1名。
又讯
英格兰游泳队同我中国青年游泳队在27日晚曾举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那次比赛有十二个项目英国队获得九个第1，中国队获得三个第1。
中国青年游泳队戚烈云在一百公尺蛙泳比赛中取得了一分十二秒六的成绩，这是他第2次打破了一分十三秒的一百公尺蛙泳世界纪录标准。

何香凝欢宴侨胞和港澳同胞
据新华社29日讯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今天中午举行欢迎宴会，招待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观光的侨胞以及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观光的港澳同胞。
宴会开始时，何香凝致欢迎词。
她代表华侨事务委员会欢迎侨胞、港澳同胞回来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各地观光。
她说，七八年来，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祖国的建设事业已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
这些都是可以告慰各位侨胞的。
她又说，海外侨胞是热爱祖国的，祖国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十年八年以后，祖国的建设事业将会比现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她希望各位侨胞和港澳同胞，共同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了宴会，并讲了话。
参加宴会的共九百多人。

全印教育协会联合会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29日讯
全印教育协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在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希尔拉卡尔夫人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抵北京。
这个代表团是应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来访问的。

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中东友谊
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29日讯
第1次来中国访问的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即柬埔寨王宫舞蹈团）今天早晨坐专车到达北京。
以十四岁的拍花·黛维公主和十二岁的夏卡朋王子为首并由团长、柬埔寨教育副国务秘书方秉祯率领的代表团全体人员七十二人，在六百多人的夹道欢迎和热烈掌声中走出车站。
今天来欢迎代表团的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夏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教育部副部长林砺儒，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主席吴晓邦和北京文艺界人士。
中国驻金边经济代表团副团长曹桂生陪代表团同来。
柬埔寨驻北京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到丰台迎接代表团并随车同来，杨安的夫人以及经济代表团的人员也来欢迎代表团。
专车在乐队高奏乐曲声中进站，欢迎的人群高举起一束束鲜花，掌声和欢笑声响起来。
拍花·黛维公主、夏卡朋王子以及方秉祯团长等先后被介绍同欢迎者见面，并接受了中国舞蹈学校的少年男女学员们的献花，他们向献花的少年儿童和欢迎的人们亲切合十，并且互相握手、拥抱。
当客人们沿着挤得密密层层的欢迎人群走出车站时，他们的头上、身上已经被撒满了鲜艳五彩的纸屑。
这个艺术代表团是应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邀请来中国作一个月的访问演出的，在北京的首次演出将在10月03日举行。

匈、印度尼西亚、缅、柬四国贵宾
昨晚观看我国古典戏剧
新华社29日讯
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柬埔寨四国贵宾，今晚欢聚在北京政协礼堂欣赏了我国的古典戏剧——昆剧和京剧。
他们是：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哈达博士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以吴敏登为首的缅甸友好代表团，以及柬埔寨拍花·黛维公主、夏卡朋王子和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方秉祯。
晚上八时，当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贺龙、陈毅副总理，董必武院长，政协副主席包尔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陪同步入会场的时候，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
这个晚会是文化部为欢迎贵宾们而举行的。
在晚会上，中国著名的昆剧演员和京剧演员分别表演了“昭君出塞”、“打渔杀家”和“霸王别姬”。
演出结束以后，四个国家的贵宾分别向演员们赠送了花篮。
贵宾们并登台同演员们会见。
（附图片）
上图：
在昨晚文化部举行的古典戏剧晚会上四国贵宾们同演员合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北京天文馆昨日开幕
陈毅、陆定一等六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据新华社29日讯
我国第1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今天正式开幕。
北京六百多个著名人士今天在这个馆作了一次有趣的“宇宙旅行”。
人们在馆内的主要建筑天象厅里，看到一架复杂精巧的天象仪。
它把各种天文现象放映到穹形的屋顶银幕上，构成一幅逼真的“人造星空”。
这架天象仪上的每个电动机都能前进或是倒退。
因此，它能“预算”千百年后的天象，也能重演过去的天象。
天文馆除了天象厅外，还有展览厅、讲演厅、小天文台和小气象台，这些地方陈列着很少见到的天文陨石、天文仪器、气象仪器的实物和模型。
北京天文馆在1955年秋天动工兴建，它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帮助下建成的。
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告诉记者，这座天文馆能和世界上二十座天文馆中最好的并驾齐驱。
它的任务是：
帮助培养天文学干部，出版通俗的天文学图书和刊物，收藏天文学史料和陨石，试制小天象仪供应全国各地等等。
参加今天开幕典礼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著名天文学家程茂兰和科学家高士其等六百多人。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学会主席梁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商务专员阿克曼等都在会上致了祝词。

南议会代表团返京
新华社29日讯
以斯坦鲍利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返回北京。
代表团曾先后访问了沈阳、鞍山、旅大、杭州、上海等地。

卡达尔参观北京电子管厂
据新华社29日讯
卡达尔总理和他率领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今天下午由第2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和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等陪同，参观了北京电子管厂。
贵宾们在这个近代化的工厂里参观了各个生产车间。
卡达尔总理对每一道生产工序的产品都看得很仔细；
马罗山部长在参观的过程中同许多男女技术工人进行了交谈，关怀地问到了他们的生产、学习和生活情况。
卡达尔总理参观后还为全厂工人题了词，他在题词中说：
“我们对你们光辉的完成生产计划表示祝贺，祝你们工作好，身体健康！”

各族参观团到京
据新华社29日讯
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西藏参观团、青海省各民族参观团、畬族参观团、满族参观团、云南省各民族参观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参观团、四川省各民族参观团、西藏干部参观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参观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参观团、云南省少数民族基督教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和贵州省各民族青年参观团，共七百余人，已于29日前分别到达北京。
各团到京时，受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有关单位的欢迎。
参观团团员包括蒙、回、藏、维吾尔、苗、彝、满、傣、哈尼、柯尔克孜、土、傈僳、俄罗斯、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锡伯、怒、畬等二十多个民族成份。

周总理接见柬埔寨贵宾
新华社29日讯周恩来总理在今天晚间接见了柬埔寨拍花·黛维公主、夏卡朋王子和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方秉祯。
在座的，有贺龙、陈毅副总理，董必武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以及沈雁冰部长和张闻天副部长等。
（附图片）
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人员在我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陪同下步出车站。
左前第2人是拍花·黛维公主，第4人是夏卡朋王子，第1人是团长方秉祯。
　本报记者　袁毅平　王志渊摄

哈达博士在京参观游览
据新华社29日讯
哈达博士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今天游览了八达岭和明十三陵，访问了林丰农业生产合作社。
陪同贵宾们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和夫人，及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
上午十一点钟，贵宾们来到了八达岭的山角下，沿着长城的马道登上了最高点，在拔海一千多公尺的敌楼上欣赏了这个蜿蜒雄伟的中国古代建筑——长城。
接着，客人们到十三陵进过午餐后，又游览了明朝“成祖文皇帝墓”。
哈达博士和他的随行人员还访问了十三陵附近的林丰农业生产合作社。
今天，哈达博士的随行人员、印度尼西亚农业部秘书长古农·伊斯康达，商业部办公厅主任特科·苏莫迪维利约教授和雅加达州州长穆罕默德·穆克明由我国农业部部长助理魏震五陪同，参观了北京郊区的田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埃及电影代表团
在京和观众见面
据新华社29日讯
以耶雅·哈基为首的埃及电影代表团全体人员，今天在北京受到了两千多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他们今天下午到大华电影院和交道口电影院同北京观众见面的时候，都被要求签名的观众包围了起来。
代表团全体人员今天都向观众讲了话。
当埃及著名女演员法登·哈玛玛用她刚学会的中国话讲：
“埃及、中国友好万岁”的时候，观众们曾经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代表团全体人员今天还在交道口电影院同北京观众一起，观看了已经由中国译制成华语对白的埃及影片“我们美好的日子”。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香港说
我们要和平共处互相学习
新华社香港29日电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在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问以后，在28日上午到达香港。
他在到达的时候对记者说，他访问了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蒙古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人们都热切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实现世界和平。
他在香港印度侨民28日下午举行的招待会上重申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不仅要在和平中共处，而且必须互相学习和合作。
他又说，为了建立和平的体面的世界，我们必须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
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和他的随行人员定于今天离开这里。

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载誉回京
10月02日起为北京观众演出精彩节目
新华社29日讯
受到上海、杭州人民热烈赞赏的苏联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已经结束了在这两个城市的访问，一行一百七十一人至今天下午为止全部来到北京。
他们将从10月02日起为北京观众演出。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李沾吾，以及北京文艺界人士和中国的歌舞演员们共三百多人到车站欢迎苏联朋友，并且向团长、苏联新西伯利亚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利加乔夫和副团长、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院长泽利马诺夫以及全体团员献花致敬。
这个芭蕾舞团是8月下旬来到北京的，随后他们访问了上海和杭州。
一个月来，芭蕾舞团在上海演出了十九场舞剧，两场交响乐，有二十五万中国观众欣赏了他们优美的表演。
苏联艺术家们在杭州表演了一场，并且游览了西湖。
苏联艺术家们在上海、杭州还同中国文艺界人士进行了接触，相互学习歌舞节目，苏联艺术家们并向上海文艺工作者作了十多次专题报告。
苏联新西伯利亚国立歌舞剧院是苏联第一流的歌剧芭蕾舞剧院之一。
他们预定在中国演出的剧目有大型舞剧“天鹅湖”、“幸福之岸”、“唐·吉呵德”、“吉赛尔”、“神灯”和舞剧“鲁丝兰与柳德米拉”、“睡美人”中的片断等。

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刘少奇在机场的讲话亲爱的阿里斯托夫同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全体同志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前夕，我们来欢迎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使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感到十分兴奋和愉快。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们这次来中国访问，正是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
10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劳动人民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亚洲和非洲许多被压迫民族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
中国人民正是接受了10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漫长的艰苦斗争，终于最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现在正以忘我的劳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
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建设的成就是同苏联的巨大援助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苏联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亲爱的阿里斯托夫同志和代表团全体同志们，你们这次访问，带来了苏联人民的深厚友情。
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保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阿里斯托夫的讲话亲爱的刘少奇委员长同志：
亲爱的彭真同志，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代表团的全体团员，对你们给我们的殷勤、友谊的欢迎和对苏联所表示的热烈的言词深为感动。
来到你们伟大祖国的古都——北京，使我们胸怀中充满了诚挚的和极大喜悦的心情。
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亲切地邀请我们到中国来作友好访问。
我们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全苏联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北京市民和全中国人民，致以最衷心的热烈的兄弟的敬礼和最好的愿望。
使得我们感到特别愉快和欢欣的，是我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即将欢庆他们伟大的节日——中国人民革命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纪念的前夜。
莫斯科和北京虽然相隔数千公里，但它们也像苏中两国人民的心那样接近。
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目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的信念，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的共同意愿，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苏联人民对英勇的、勤劳的、有天才的中国人民从来都抱着诚挚的、兄弟般友谊的感情和深刻的敬爱。
苏联人民满意地，愉快地注视着中国人民在把中国变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的斗争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使得苏联人民的内心充满着为自己的伟大兄弟和忠实朋友的骄傲。
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目的并肩奋斗的过程中巩固和锻炼出来的。
我们的友谊和团结是继续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
苏联人民很重视并且全心全意地赞成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段名言：
“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
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之间的友谊，也如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谊一样，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关心、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强大团结的增长，使得帝国主义者心惊胆战。
他们企望能看到我们软弱无力和相互分离的情景。
但谁也不能作到这一点。
我们各国的人民是永久团结在一起的，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必定要遭到破产。
苏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相互合作的关系，正日益不断地发展和巩固。
代表团的互相往来，已成了我们两国友谊关系中的传统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去年，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曾访问过苏联。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希望这次我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直接联系的发展，将会促使我们两国兄弟般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促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发展。
亲爱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让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增长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沈雁冰欢宴柬埔寨文艺代表团
据新华社29日讯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今天晚上在北京欢宴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
沈雁冰在宴会上致欢迎词，他对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子女、拍花公主和夏卡朋王子的来临表示敬意，并感谢文化艺术代表团带来了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柬埔寨教育副国务秘书方秉祯接着讲了话。
他说，柬中两国在很多世纪以前就存在着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正继续发展。
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是在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周恩来总理相互访问以后，使两国关系更加亲密的因素。
柬埔寨王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名单
团长：
阿·鲍·阿里斯托夫　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苏共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俄罗斯族。
团员：
伊·维·阿巴希泽　作家，格鲁吉亚作家协会第1书记，格鲁吉亚族。
布·法·阿马诺娃　女，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市党委第1书记，乌兹别克族。
卡·阿塔耶夫　土库曼共和国马里州党委第1书记，土库曼族。
菲·尤·克·阿赫麦多娃　女，阿塞拜疆国家歌舞剧院演员，阿塞拜疆族。
依·依·别列日科夫　列宁格勒市机械工厂金属结构装配员，俄罗斯族。
薇·林·博扬诺娃　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布利亚特族。
约·约·布拉瓦斯　立陶宛农业学院院长，立陶宛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立陶宛族。
亚·彼·沃尔科夫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族。
朱·依斯勘达罗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法案委员会委员，塔吉克共和国工会理事会主席，乌兹别克族。
法·卡里布让诺夫　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哈萨克族。
伊·弗·克利莫夫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白俄罗斯族。
普·斯·柯兹拉努克　里沃夫市作家、乌克兰族。
瓦·伊·科诺托普　苏共莫斯科州党委第2书记，乌克兰族。
安·叶·科钦扬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预算委员会委员，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亚美尼亚族。
伊·科·列别杰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1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族。
阿·格·马克里季娜　女，海参崴市滨海边疆区卫生处主任医师，俄罗斯族。
阿·伊·马尔采夫　依凡诺夫斯基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族。
拉·麦杰特别科夫　吉尔吉斯共和国奥希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吉尔吉斯族。
安·谢·莫连金　苏共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党委第1书记，俄罗斯族。
马·瓦·巴尼契娃　女，阿尔泰边疆区波斯佩利哈区马莽托夫谷物国营农场选种农艺师，俄罗斯族。
朱·尼·莎比托娃　女，哈萨克共和国卡拉干达州巴尔喀什工厂工艺一级检查员，哈萨克族。
叶·彼·西利娜　女，拉脱维亚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副局长，拉脱维亚族。
鲍·扎·塔纳谢夫斯基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基什纽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摩尔达维亚族。
约·冈·埃赫费利德　爱沙尼亚共和国科学院院长，爱沙尼亚族。

费林格等访问北京大学
据新华社29日讯
北京大学师生今天上午热情隆重地接待了前来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使者。
九点四十分，当以费林格主席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以斯沃波达市长为首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到达时，马寅初校长和一千多师生在校门口和临湖轩前面夹道欢迎。
费林格主席在欢迎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巩固同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社会主义阵营有强大的政治和道义力量，也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我们的力量永远比帝国主义强大。
可是我们不要战争，而且相信可以从人类字典中把“战争”一词完全删掉。
费林格还谈到了捷解放后教育事业的迅速进展。
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热爱人民，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成为真正的爱国者。
知识分子一定要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同全国人民团结一道，合力奔向社会主义，从而每个人都可以为参加了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而感到自慰。
斯沃波达市长在会上代表布拉格人民和大学生向北京大学师生问候和祝贺。
代表团团员、查理士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莫伊米尔·伏契克也在会上讲话。
代表团团员克伦霍娃—贝塞罗娃代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把为奖励杰出的教育工作者而颁发的荣誉伏契克奖章送给马寅初校长。
会上，马寅初校长也把北京大学学报和纪念章分送给贵宾们。
代表团在会后还参观了留学生宿舍和生物系。
下午，两个代表团的贵宾们游览了体育馆和天坛。
全国妇联下午举行茶会欢迎两代表团中的妇女代表。

东鳞西爪
畜牧区建毛纺厂
西北最大的毛纺织厂——兰州毛纺织厂28日开工兴建。
这座毛纺织厂建成以后，每年生产的呢料，可供七十万人各做一件呢衣。
此外，还能生产十八万条毛毯。
西北是我国畜牧业的中心之一，这个工厂的原料是有保证的。
草原上修水电站
内蒙古自治区正在兴建五座小型水电站。
这些水电站修建在昭乌达盟的敖尔盖、三区草原和呼伦贝尔盟那吉屯、哲里木盟库伦、平地泉行政区毕克齐等农村里。
预计今年底可以全部完工。
（据新华社讯）
太行山上有了电站
太行山上的山村——山西省左权县拐儿村，建起了水力发电站。
　拐儿村1956年合作化以后，跟路家庄联合兴建水力发电站。
到今年09月电站全部竣工，并开始送电。
现在，两个村的农业社除利用电力灌溉和磨面外，还安装了电灯五百多盏。
　（陈厚裕、王艾仁）

“乌金”的故乡
顾页　高峰
人们都知道山西是我国的“煤铁之乡”。
但地下究竟有多少煤，长久以来却一直是个谜。
解放以前，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过认真的钻探勘察。
解放以后，煤炭工业部在山西成立了华北煤田地质勘探局，七千多的钻探人员踏遍纵横交错的山野，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已经提出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山西境内煤的蕴藏总量约在四千亿吨左右。
这个数字，比1937年举行的国际地质会议对全中国煤炭总藏量的估计数还多五百亿吨；
占目前全国煤炭已知储量的三分之二；
按目前山西煤矿的生产水平，可供我们开采几万年。
在山西全省的一百个县市中，就有八十八个县市的地下有煤。
这些煤一般都是大面积均衡生成的，离土地表面较近，煤层平缓稳定，断层又少，十分便利开采。
山西的煤种也很齐全，有丰富的炼焦用煤，有一般工业动力用的煤，还有炼油和化学工业需要的煤，以及大量的民用煤等十余种。
山西的确是祖国名不虚传的“乌金”的故乡。
人们忆起从前矿区的情景，内心便充满恐怖和仇恨。
解放前流传着一句话：
“走头无路才下窑”。
就是矿工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时，剥削者每天用大棒和枪杆强逼着矿工们到那毫无安全保障的矿井里去。
工人们在潮湿、阴暗和窒息的井巷中，以筐排水，积水排不完，便在水中泡着干活，并且每天要在弥漫煤粉和石渣的地方裸着身子，用手工刨煤达十几个小时。
他们吃黑豆，喝凉水。
穿的只是一身破襟襟，或者用一块水泥纸袋遮遮身体，下井穿它，睡觉还用它当被子。
危险的矿井常常冒水塌顶，还有各种有害气体的爆炸，不知断送了多少工人的生命。
因此，只要在别处稍有办法维持最贫困的生活的人，便不肯到矿区来。
解放后，矿工们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吃人的剥削者，成了矿山的主人。
他们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许多矿里相继废除了落后的采煤方法，改善了劳动条件。
现在，较大的矿区都有截煤机、电钻、电绞车、无极绳车、皮带运输机、煤溜子、自动翻矿车、抽风机、水泵，以及联合采煤机，最近又出现了新型联合掘进机。
有了通风机械，井巷里一年四季都有适宜的温度。
洒水设备治服了飞扬的煤粉。
工人们在确有安全保障的环境里操纵各种机械采煤，穿梭般的煤车把煤炭从井下运到地面。
1952年山西省只有17.9％的煤是用机械采出来的，1956年机械采煤的比重就达到98.30％。
矿工们的生活也已大变了。
八年来，国家投资给矿工们建筑的住宅有七十八万三千多平方公尺，还修建了医院、澡塘、学校、托儿所、疗养院、休养所、文化宫……。
工资普遍提高，谁都有几身衣服，添了新被，许多人买了自行车，有的还买了收音机和手表。
富饶的矿山，一天天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到她的怀抱里。
解放初期，全省煤矿职工约一万二千多人，现在已增至六万一千多人。
煤炭采出率由解放前的30％左右提高到目前的80％—95％。
1949年国营煤矿的职工平均每人每天只能生产三百八十九公斤煤炭，1957年每人每天能生产一千零二十九公斤，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半以上。
现在，全省有二十多座国营煤矿和一千多座中小型煤矿，每昼夜有约近六万吨原煤从地下开采出来。
1949年国营煤矿年产煤炭一百零三万四千吨，1957年预计年产原煤达一千三百三十七万吨，增加了十二倍。
山西省从1898年开始有现代煤矿，当时是由山西省商务局同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公司订立合同在阳泉开办的，到1948年的这五十年间，全省机器开采煤矿的最高年产量仅仅达到四百五十四万九千吨。
1957年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将近二倍。
八年来生产水平的增长，在旧中国要九十七年才能达到。
山西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的规模宏伟，速度惊人。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国营煤矿原计划要新建矿井即达十六对，恢复三对，改建十对，共增加生产能力一千六百六十三万吨。
实际执行结果已超过计划，五年内开工新建矿井二十对，恢复六对，改建十对，增加生产能力二千二百万吨。
其中五年内完工投入生产的新井四对，恢复矿井五对，改建矿井一对，共增加生产能力四百九十万吨；
大部分将在今后两三年内完工投入生产。
我们在解放八年来煤矿基本建设的成绩，旧中国要二百三十一年才能达到。
但是，更大规模的建设还在后头呢，煤矿建设工人们正准备迎接一个煤矿建设的新高潮。

塘沽新港（木刻）　汪刃锋作

天津轻重工业比重发生重大变化
工业生产水平平均每年增长27％
新华社天津28日电
天津市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的结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起重大变化。
解放前重工业只占13％，现在轻重工业比重约各占一半。
天津工业生产水平解放后平均每年增长27.19％，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预计将达到解放前1948年的八倍左右。
全市现在的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已相当于解放前八十二年中积累起来的六倍到七倍。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为全国提供了纯碱、烧碱、“六六六”农药、自行车、交流牌花布等许多全国第一流的产品。
现在天津市工业产品，据有关方面估计，至少有两万种。
全国许多重点工厂和重点建设工程，都有天津支援的机械设备或重要的机械配件。
天津市旧的工业结构，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彻底的改造。
五年来，全市共以少量投资改建和扩建了几百个工厂，发挥了原有工厂的生产潜力；
在充分运用原有设备的前提下，使工业用固定资产不断得到更新。
现在，全市工业产值中使用现代机器生产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76.93％提高到今年度的90％以上。
改建扩建的结果，使许多新的工业产品在天津出现，其中有玻璃纸、塑料、手表、一六○五农药等。
特别是机械工业，由于改建扩建，现在已由修配性的工业发展成为机器制造工业。
这个工业部门生产的机械设备，已由1952年的五十四种，增加到目前的八百多种。
天津市原有分散、落后的二百二十四户电器工厂，只能生产一些小型的电器配件或低级产品，经过1956年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改组，调整了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后，目前已能生产可以检查五公尺厚的金属或非金属内部有没有砂眼、裂痕等毛病的超声波探伤器、精密的脉冲检查器、电子示波器等二百多种电器仪表，成为全国重要的仪表工业部门。

我国第2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湘江大桥架设完工
新华社衡阳28日电
我国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建设的第2座铁路和公路两用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在27日上午架好最后一孔钢梁，按原计划提前十八天完成任务。
衡阳湘江大桥有七孔，全长四百二十六公尺，在桥面公路上可以并驶几部汽车。
这座大桥建成以后，将变成沟通我国中南地区粤汉、湘桂两大干线的枢纽。

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迅速
许多高级和特殊钢种已能生产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钢材自给程度今年可望由1953年的61％提高到88％。
这是中国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的结果。
今年，除少数的钢板、马口铁、钢管、大型型钢和合金钢板、车轮还要进口以外，中国国民经济需要的普通钢材和许多高级合金钢材，基本上都可以由国内供应。
解放以前几乎完全从国外进口的优质钢材，今年国内已经能够供应需要量将近90％。
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消费的钢材，最近几年来每年都在增加。
今年全国消费的钢材预计比1953年增长了一点一倍。
解放以前，中国钢材自给率是很低的。
据旧资料记载，1936年以前，国内需要的钢材95％是从国外进口的，这是因为旧中国钢铁工业极端落后的缘故。
今年，中国钢铁工业平均每两个月生产的钢材就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还多。
旧中国钢材产量最高的一年——1943年只生产了六十八万吨。
今年中国钢材计划产量为四百四十七万多吨，钢四百九十八万多吨，生铁五百五十五万多吨。
新的钢铁品种不断增加，是中国钢铁工业技术水平飞速提高的重要标志。
到今年年底，中国能够冶炼的钢种将从1952年的一百八十多种增加到三百七十多种，钢材的品种规格将从1952年的四百多种增加到三千多种。
钢种方面，像航空工业用的高耐热合金钢、高级合金结构钢，电机工业用的特殊物理性能钢、各种不锈钢，以及其他许多解放以前不能冶炼的钢种，现在都可以生产了。
钢材方面，已经能够生产多种大型钢材、合金无缝钢管、造船钢板、汽车钢板、不锈钢板、矽钢片等技术复杂的产品；
解放以前根本不能制造的生产飞机用的耐热钢板、钢丝绳等产品，现在也能够生产了。
为了继续提高钢材自给率，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有关方面已经采取措施来解决目前还要进口的某些钢管和钢板的生产问题。
预计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钢材自给率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瞻前顾后十五年
——湖北鄂城杜山乡十户农民生活变化的调查报告
王瑞生、欧保华、朱楚芹　调查
新华社记者　曲一凡　整理
（续昨）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
毛主席提出在五年左右巩固农业合作社。
巩固工作需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使合作社不断地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继续提高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
另方面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广泛深入地向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
今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曾向全省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一个在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的努力目标，即要求全省80％—90％的农业社在三年内（1956—1958年）做到：
合作社的总收入比1955年（即合作化前一年）增加50％以上，社内积累有足够的生产费用，社员的纯收入增加到30％以上，大部分贫农的生活上升到中农或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争取在七年内（1956—1962年）做到：
合作社的总收入比1955年增加一倍以上，社内农具、耕牛、饲料、种籽准备充足，而且存余一年的生产费用，大部分社员做到有吃、有穿、有用还有余。
旭光一社根据省委的指示和本社的具体情况，已经初步制订出一个远景规划，现将其中关于社和社员的收入以及社员生活变化情况，列表如下：
项目1955年1956年1957年1958年与1955年比较增长百分比1962年与1955年比较增长百分比全社各年总收入12.8万元20.3万元32.3万元38.8万元203％46.3万元261.7％每户社员平均纯收
入352元496元798元966元174.4％1122　元218.7社员生活变化困难户53户16户6户00一般户164户69户31户20户0富裕户58户190户238户255户275户说明这个社现有275户社员，这里所指的困难户、一般户和富裕户，是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计算的：
困难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40—60元之间；
一般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70—90元之间；
富裕户，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100元以上。
这个社的远景规划，各项指标都大大地超过了省委所提出的要求。
管理委员会曾把这个初步规划交给全体社员讨论，更加提高了社员们办好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
被调查的十户农民，在合作社的远景规划的指导下，也初步订出各自的家庭经济生活规划。
各户的规划都是从这样三个方面考虑：
即每年的纯收入增加多少，每年计划做多少个工作日，每年劳动工分的分值增加多少。
据十户农民自己说：
他们的家庭规划为了更牢靠一些，各项指标订的一般比合作社的低些，普遍表示有信心实现这个美好的远景规划。
三户贫农的规划：
这三户贫农，1956年纯收入比1955年增加44.6％。
省委所提争取三年内使社员纯收入增加30％以上的要求，这三户贫农——该社绝大多数贫农也是这样——在第1年里就实现了。
这三户贫农计划，在今明两年内的纯收入，争取在1956年基础上再增加40％—50％，到1958年平均每户纯收入达到六百六十元以上，比1955年（每户平均收入三百一十四元）增加一点一倍以上，就是说提前四年达到了省委的七年规划要求。
从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当中，这三户贫农纯收入争取在1958年基础上再增加50％左右，到1962年平均每户收入为九百九十元，比1955年增加二点一倍以上。
这三户贫农，今后特殊开支将逐年减少，正常的生活消费将逐年提高，他们计划到1958年的生活水平比1955年（每人每年平均六十元）提高30％，每人每年生活费用近八十元，即赶上了富裕中农的现有水平。
到1962年，生活水平比1955年提高60％以上，每人每年生活费达一百元。
他们觉得大口小口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一百元，就“左算右算，没话说了”。
实现了这个规划，不仅生活水平将逐年提高，而且年年有存余。
有两户贫农今年把债还清，到1958年平均每户可存余百元以上，而后每户每年可存余一百五十元左右，到1962年每户可积蓄六百元。
每户有这样多的储蓄，倘若来个荒年就满可以度得过去了。
三户一般中农的规划：
他们今后每年收入的增长幅度和生活水平上升速度以及储蓄计划，都高于现有贫农10％以上。
他们劳动力强，亏空小，上升步子比贫农迈的更大些。
四户富裕中农的规划：
富裕中农1956年的纯收入比1955年只增加8％，他们计划到1958年，纯收入比1955年增长30％以上，每户平均收入达到一千三百五十元以上，到1962年收入比1955年增长25％—30％，每户平均收入达到一千六百元以上。
他们算了个账，今后将每人每年的生活水平由原来八十元提高到一百二十元左右，每年每户还可存余一百五十——二百五十元，到1962年每户可储蓄一千二百元上下。
最后，我们还向这十户农民和这里的乡、社干部了解了农村基本建设和文化福利事业的远景规划。
他们谈起来更是津津有味，眉飞色舞。
现在，国家在杜山乡已经设立了一座拖拉机站和一座抽水机站；
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要求，将逐步进行适当的扩建工作。
在文化福利方面，目前也设立了诊所和接生站；
社里有俱乐部、业余剧团，还有一个篮球队。
今年秋季丰收以后，他们计划再成立一个排球队，设一所托儿所，并准备买一部幻灯机。
在1962年以前，社里还计划增设一所幼儿院，自办一所完全小学，并成立歌舞团、民间乐队和图书室等。
另外，在长港河滨空地上开辟一所“绿化公园”，从现在起每年增植树木。
这十户农民也都各有打算。
如富裕中农肖仕进，现在已存款一百六十元，计划到1962年逐年增加存款共达一千六百元；
到那时候，动用这笔存款，除利用原有房屋材料、再添买一些建筑材料，自建一栋二层的小楼房。
其他几户中、贫农，也都打算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勤俭治家，逐年增加家庭积蓄，将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或者将小屋改成大屋或楼房，或将小窗（这里农民住屋的窗户一般很小，室内光线暗淡）改为大窗，或将茅屋改为瓦屋。
从这里可以看出，合作化以后，农民“兴家立业”的打算也已起了变化：
往年，一般农民的“百年大计”是“先买田、后置屋”。
现在，土地入了社，统一经营了；
他们把兴家之计转移到逐步改善居住条件。
总之，农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新农村的美好远景寄予极大的希望和充沛的信心。
当然，目前的生产水平还是很低的；
还必须注意勤俭办社、勤俭持家，首先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发展生产上。
这样，生活的改善就有了更牢靠的基础。
（完）

第1个五年计划的新成就
机器设备自给程度显著提高
第2个五年计划需要的设备绝大部分可由国内供应
据新华社29日讯
中国机器设备自给程度不断提高，预计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都可以由国内供应。
据国家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材料，中国今年需要的机器设备由国内供应的比重，已经由1952年的5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像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所需要的设备，今年国内也可以供应一半左右；
而在第1个五年计划初期建设的重点工程，如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第1汽车制造厂等，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是苏联供应的。
现在，中国需要的机器设备除部分大型精密的以外，国内都可以制造。
有部分机器设备还可以出口。
中国机器设备自给程度是在国内机器设备需要量，特别是大型精密设备需要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提高的。
1957年，预计全国消费的机器设备总值，比1952年增加了两倍以上，比解放以前生产水平最高的1936年增加了几十倍。
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其中大型精密设备需要量增加得更多。
因此上述自给程度的百分数还不能充分反映机器设备自给程度真正的提高。
炼钢设备能造90％大部分钻机都可自给
解放以前，中国机器、冶金、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等重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或者全部要靠进口解决。
现在，中国已能生产二百多种解放以前不能生产的新式机床，全国各部门需要的机床，有80％左右已经可以由国内供应。
冶金工业设备方面，目前除轧钢设备还要大量进口以外，炼铁设备自给程度已达到77％，炼钢设备自给程度已达到90％左右。
煤炭工业方面，年产九十万吨的矿井设备，除个别设备外，国内都可以制造。
解放以前大量进口的矿井卷扬机，现在自给程度已达到88％。
电力设备方面，除大型火力发电设备外，水力发电设备、电动机、变压器和开关控制设备，绝大部分国内都能供应。
石油、化学等工业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国内供应的比重最近几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国内急需的氮肥设备，目前还没有解决。
中国地质勘探需要的地质钻机，今年国内已能满足需要量74％。
目前，钻进深度一千公尺以内的钻机，国内都可以生产。
解放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生产过一台钻机。
纺织机器已可供应国外载重卡车不再需要进口
轻工业方面，纺织机器，早在几年前就可以由国内全部满足需要，而且还出口了一部分。
造纸工业设备，国内今年能够满足需要量60％以上，日产五十吨的造纸机，现在已经试制成功。
解放前大量进口的缝纫机、自行车、制酒和制糖设备，现在已由国内全部供应。
中国自制的蒸汽机车、货车、客车，已经基本上满足铁路运输的需要。
解放以前，中国铁路运输需要的这些设备都要靠从外国进口。
水上运输方面，除远洋船舶外，内河船舶已经能够自给。
公路运输方面，今年已经停止载重卡车的进口，而开始大量使用国产解放牌汽车。
农业方面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除拖拉机以外，其他机器如联合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拖拉犁、抽水机等，都可以制造。
机器设备自给程度不断提高，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在技术装备方面已经摆脱了解放以前那种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的状态，而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解放以前，中国不但一般的机器设备要大量进口，甚至像钉书器、螺钉、洋钉这样一些极简单的金属制品，有相当一部分也要靠国外供应。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36年，全国需要的机器设备80％左右是从国外进口的。
总产量增长三倍多新产品制成三千种
机器制造工业的飞跃发展，是中国机器设备自给程度不断提高的主要条件。
1957年，中国机器制造工业总产量预计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以上。
从1953年到1957年，机器工业试制成功的新品种共达三千种左右。
有关方面认为，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像生产拖拉机、大型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重型机床、精密仪表、炼油化工设备、远洋船舶等这样重要产品的工厂的建成或投入生产，随着原有机器制造企业充分发挥潜力，以及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争取全国需要的机器设备绝大部分由国内供应，是有充分可能的。

钦州“坭兴”
郭伟祺
因受抗日战争的破坏停顿生产十多年的钦州“坭兴”，又恢复生产了。
“坭兴”是广东省钦州出产的一种闻名中外、品质精良的陶器。
它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并且在1919年和1929年曾先后获得国际工艺产品赛会、工艺品博览会的金牌奖章和优胜奖。
“坭兴”产品有花瓶、茶壶、茶杯、咖啡壶等六十多种。
它的独特的优点是：
折桃李花枝，插在花瓶内能开花结果；
用“坭兴”茶壶盛茶很久也不变味，而且经过一个时期后，不用茶叶也可以从壶内泡出茶味。
（南方日报社稿）

乃沙立独揽泰国军权
受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据新华社28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电台9月27日晚广播，泰国国王已经任命乃沙立元帅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泰国电台还广播国王的一项公告说，乃沙立已经辞去了曼谷军事总督的职务。
目前曼谷仍在戒严中，但是局面平静。

保障寮国部队公民权法律草案
老挝双方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河内29日电
据万象电台今天广播：
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双方政治代表团9月25日发表公报说，谈判双方已经就关于保障寮国战斗部队的公民权的法律草案达成了协议。
公报说，双方同意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国民议会审查通过，使它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
双方并且同意由王国政府政治代表团团长尽速把这项草案呈交王国政府公布。
公报说，双方同意将按如下次序进行关于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讨论：
一、关于吸收寮国战斗部队干部参加王国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工作以及关于老挝爱国阵线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问题；
二、关于成立联合政府和把寮国战斗部队政权以及军队并入王国的问题；
三、关于举行有寮国战斗部队参加的补充选举的问题。
公报说，会谈是在亲密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双方表示希望其他问题将会获得适当的解决。

再向南极大陆中心挺进
苏联第3批科学工作者启程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南极考察队的“鄂毕号”柴油电动船27日离开加里宁格勒港，开始了第3次南极航行。
在这艘考察轮船上载有四千多吨供苏联在南极的考察基地——“和平”观测站、“东方”站和“苏维埃”站使用的装备。
“鄂毕号”把六架飞机、十五台拖拉机、十台牵引机和五辆新式的大马力运输机械运给南极陆地考察队，供他们从地面深入南极内陆之用。
这只船和“合作号”内燃机船将把第3批去南极工作的人送往南极。
目前正在南极四个苏联科学站上工作的一百八十九位工作人员（包括美国气象学家卡特拉特在内），准备在1958年初乘“合作号”离开南极。
这批新来大陆的人将由叶·托尔斯季科夫领导，他在1954—1955年曾经领导过“北极—四号”浮冰科学站的工作。
新考察队将扩大苏联极地工作者于1956年在大陆开始进行的科学工作。
科学家们将继续向大陆中心的高原地带前进。
现在准备把离印度洋海岸六百三十五公里的“东方一号”站迁往南磁极，在南极内陆，将建立一个新的站——“苏维埃”站。
在货卸下以后，“鄂毕号”将继续进行它在1956年开始的南半球高纬度海洋考察工作。
海洋考察队的参加者将到南极作四万五千浬的远洋航行，对南极洲附近的海洋进行综合考察。

地拉那集会庆祝我国国庆
索非亚庆祝中保文化协定签订五周年
据新华社地拉那29日电
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8日在地拉那举行庆祝会，庆祝人民中国建国八周年。
出席庆祝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马米、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米特罗约尔吉和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等。
据新华社莫斯科29日电
中国留苏联学生一千余人，28日晚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举行晚会，庆祝中国国庆八周年。
应邀出席晚会的有莫斯科市各学校的教员、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的留苏学生。
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2书记巴甫洛夫在会上讲了话。
阿拉伯国家的学生代表和叙利亚的学生也向中国学生致词祝贺节日。
据新华社索非亚29日电
28日晚上，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在索非亚市“保加利亚”音乐大厅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庆祝中保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
出席大会的有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托多罗娃、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巴切夫等。
正在保加利亚访问的以郑振铎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
郑振铎指出：
五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保两国的文化联系范围越来越广泛了，内容越来越丰富了。
这种联系对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作出了良好的贡献。

我杂技团到达开罗
据新华社29日讯
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团长张铁生率领下在28日和29日分两批从大马士革乘飞机到达开罗。
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叙利亚将近01月的演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

沙特阿拉伯发表公报说
沙叙会谈是阿拉伯民族的胜利
埃及重申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9日讯：
吉达消息：
沙特阿拉伯官方9月28日发表公报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对于他最近在大马士革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会晤的成就感到满意。
公报还说，沙特国王最近到大马士革去，是为了追求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目标。
沙特国王最近的大马士革之行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成功和胜利。
开罗消息：
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苏莱曼28日晚间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时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会谈是成功的，这次会谈击败了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的阴谋。
苏莱曼说，沙特的声明是他对叙利亚的感情和支持的真实表现。
这就是它以个人声明而不以联合公报形式发表的原因。
他还说，在沙特同库阿特利会谈期间，伊拉克首相也来到大马士革，这完全是巧合，伊拉克首相并没有参加沙特阿拉伯同叙利亚的会谈。
同一天，埃及官方人士说，在沙特阿拉伯国王同叙利亚总统会谈以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气氛已经变得明朗了。
新华社29日讯
伦敦消息：
埃及情报局局长哈特姆上校9月27日说：
埃及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为这意味着对埃及内政的干涉。
他在伦敦的电视广播中说：
“我们将从一切方面来保卫我们的独立，维护积极中立主义的政策”。
他说：
埃及将接受任何方面的援助，“如果不附带条件的话”。
哈特姆说：
埃及经济情况已大为好转，“现在不缺乏任何基本的东西”。

法共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杜克洛指斥“根本法”是殖民主义遮羞布
据新华社巴黎28日电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27日晚间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法共对议会正在讨论的阿尔及利亚“根本法”草案的态度，并且再一次叙述了共产党对整个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的立场。
杜克洛指出，“根本法”草案只不过是力图使殖民主义制度在阿尔及利亚保存下去的遮羞布而已。
他说，草案使阿尔及利亚问题得不到解决，草案对帝国主义者有利。
草案想造成一种似乎法阿关系有所改变的印象，而事实上在草案第1行里就强调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杜克洛接着说，共产党坚决谴责这个法案，要求给阿尔及利亚人民以民族独立，这是摆脱僵局的唯一出路。
他强调指出，只有在举行停战谈判和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互利的友好关系。
杜克洛宣布：
法国共产党正在组织“全国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日”。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巴黎报纸报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正在加紧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军当局逮捕了五十二名在法军中服务的阿尔及利亚籍军官，因为他们给法国总统写信谴责法国在进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采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
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劳工总会”的几位领导人已在26日被逮捕。
法国当局还在耶兹达伊尔和崩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
据报刊指出，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工会积极分子中间进行搜捕的新浪潮和另一些镇压手段，都证明莫里斯·布歇—莫努里政府力图扑灭阿尔及利亚的自由独立运动，那怕是暂时也是好的，这样可以为法国在联合国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前提供较有利的条件。
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部队最近也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部队不断发生猛烈战斗。
据新华社巴黎28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关于所谓阿尔及利亚“根本法”草案的一般性辩论已经告一段落。
内阁总理布歇—莫努里27日下午要求国民议会就整个法案举行信任投票。
在过去几天的辩论过程中，这个法案中凡是可以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得到些许权利的那些条款都受到右翼集团的猛烈反对，特别是关于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联邦行政机构”和实行不分种族的“单一选民登记制度”等规定更是受到他们的攻击。
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则反对删去这些最低限度的装饰“民主”的条款。

美国兵又在日本撞死人
日本警察要求交出凶犯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兵温斯顿9月28日晚上在九州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板付公路上，驾车撞死撞伤了四个日本人。
当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山田医院院长山田和他的妻子乘着一辆机器脚踏车在公路上行驶，这个美国兵驾驶的汽车以全速追上去把他们撞倒，造成重伤，这个美国兵企图驾车逃走，在慌慌张张地跑了半英里之后又连续撞死了两个日本女人，然后才把他的汽车丢在一辆电车的前面逃走了。
温斯顿逃回美军板付基地以后已经被美军宪兵逮捕，现在日本警察和美军宪兵正在进行联合调查。
在调查中，温斯顿矢口抵赖他所犯的罪行。
日本警察已经要求美方把温斯顿交给日本。

美政府放任种族主义分子横行
迫害黑人事件层出不穷
马尼拉市长也在洛杉矶受辱
据新华社29日讯
美国政府对小石城事件所采取的纵容态度鼓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分子，这一点从9月27日这一天美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可以得到确凿的说明。
据报道，奥尔巴尼城（佐治亚州）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放火烧毁了接纳黑人学生的州立学院的两所房屋。
威尔峙城（西弗吉尼亚州）有四百来个中学生在种族主义分子的煽动下拒绝同八个黑人儿童一起上课，并且在该城的一条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
参加游行的人扛着横幅标语，上面写道：
“我们支持小石城”。
著名黑人律师格雷27日在蒙哥马利城（亚拉巴马州）被捕，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法庭上为白人黑人合校辩护。
格雷的全部“罪名”是他在市营航空站的“白人”候机室等飞机。
最典型的事件是在洛杉矶的航空站上发生的。
菲律宾的马尼拉市市长阿塞尼奥·拉克森携带家眷从墨西哥旅行回来的时候在这个航站上受到种族歧视的侮辱。
拉克森对记者说，航空站的美国公共卫生机关的代表不许他们去见移民问题的官吏，说“美国公民应当先去”。
拉克森说，这个代表甚至不理睬我们的外交护照，先叫十来个美国人去见这个官吏，然后轮到菲律宾人。
“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安慰”拉克森说，“类似事件在美国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这些事实雄辩地驳倒了美国宣传机关所谓美国的种族仇视只是南方几个州的“极端分子”煽动起来的说法。
这些事实明显地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遍及全国，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官方政策。

苏加诺在望加锡群众大会上说
收复西伊里安取决于印度尼西亚
哈迪表示不同意把西伊里安问题提交国际法庭
据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目前正在苏拉威西视察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9月28日下午在望加锡主持了印度尼西亚第4届全国运动大会的开幕式。
苏加诺总统在27日到达望加锡以后，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苏加诺在会上讲话说，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不是取决于纽约，而是取决于印度尼西亚。
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兼任代理外交部长的第1副总理哈迪今天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收回自己的领土西伊里安，这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愿望。
政府并且将会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国家的原则，给予西伊里安地区以广泛的自治。
哈迪批评了荷兰外交大臣伦斯25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
他指出，印度尼西亚不能同意荷兰的关于把西伊里安问题提到国际法庭上去的建议，他认为西伊里安问题也牵涉到东南亚安全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是属于联合国权限之内的问题。
伦斯在25日的谈话中说，联合国对西伊里安问题的辩论，是不会达成什么解决的。
他把印度尼西亚收回西伊里安的要求说成是“一个国家提出的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要求”，并且认为联合国不可以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他甚至反过来诬蔑印度尼西亚说，如果西伊里安并入印度尼西亚版图，它是处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下。
他表示荷兰只愿意同印度尼西亚谈判西伊里安主权问题以外的问题。

苏联技术比美国高明
英报评美国导弹试验再次失败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8日讯：
“英格兰人报”评论美国放射“阿特拉斯”式弹道导弹的第2次试验失败说，目前，苏联在技术方面肯定的比美国领先。
这家报纸说：
“这个星期对美国的威望是不吉利的。
紧跟着由于小石城事件而在道义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技术上的失败——即‘阿特拉斯’式导弹第2次试验失败”。
报纸说，“当苏联在上月声明已经试验成功了能达到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导弹时，美国惊惶失措。
尽管官方声明说美国在这个重要部门同苏联并驾齐驱，但是国会却表现了明显的不安迹象……”。
报纸接着说：
“苏联显明的优势再一次表明了这两个国家的技术力量的对比”。

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反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基什·卡罗伊
除苏联共产党而外，匈牙利共产党人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最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与加强。
六亿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不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及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形成及和平力量的增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深切地注意着中国右派分子危险的活动，以及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揭露右派分子有害的反党活动的坚决而有效的斗争而高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裴多菲俱乐部在10、11月反革命事件的思想准备中以及事件的爆发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裴多菲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实际作用，只有当我们观察了当时那种匈牙利和国际环境以后才能理解，在那种环境中这个俱乐部是那些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以“党的反对派”自称、而实际上是敌对分子所组成的。
众所周知，我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06月决议分析并揭发了过去领导在1949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并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
党的领导的多数愿意迅速而彻底地改正错误。
遗憾的是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斯同志之间日益尖锐的个人和权位斗争使得错误的改正受到极大的阻碍，乃至后来几乎完全成为不可能。
纳吉·伊姆雷为了实现其修正主义的目的，早想把政权集中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拉科西同志则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已无能彻底改正错误。
1955年初，中央委员会撤除了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二伙伴的职务，后来被开除党籍。
如果这是完全为了坚决执行6月决议，并在必要的思想斗争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这将对党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拉科西同志却是在1953年06月决议的无声的修正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派系的优胜的精神上来执行的。
因此——虽然有些初步的改进——错误不可能有彻底的改正，而且这方面的拖延使形势更趋恶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卡达尔同志在1957年06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恰当地指出：
“由于拖延错误的改正所带来的损失比以前所犯错误的损失还大”。
1956年02月底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布。
众所周知，这些决议是具有伟大意义和国际影响的。
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些决议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党内没有像在匈牙利在劳动人民党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
这一点从上面叙述的情况中已经容易理解。
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06月决议的许多方面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似，因此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日益坚决地要求党的领导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工作，真正坚决地贯彻中央委员会1953年06月决议。
但是宗派主义的保守分子起着决定影响的过去党的领导表现无能实现这一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坚决要求摆脱过去领导的政治上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方法的党内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种子日益加强。
然而我们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上来改正错误，而避免陷入当时还不是以叛变而是以右倾机会主义闻名的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境地。
然而遗憾的是，旧的领导的指挥者在那时还阻碍着大部分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根据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坚决改正错误来实现早该到来的转变。
这样就为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和罗松兹·格查周围的修正主义集团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自此以后，这些人利用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而把自己标榜成要为彻底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的战士。
这一伪装使他们取得民心，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1953年06月，特别是1955年03月以后，以纳吉—罗松兹为首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大学师生拼凑起来的集团逐步形成。
这一集团粗暴地夸大了错误，并从反对党的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出发来批评错误，躲藏在社会主义口号的后面为资产阶级复辟而活动。
这一集团那时已成为有组织的派别，并在各种公开有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作家协会、记者协会、文学报等）后面阴谋策划，已不仅反对党的领导，而日益猖狂地向党和人民政权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自始至终反对人民民主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而起，他们在以前无法找到合法的方式，现在欣然应承党的反对派奉送他们的合法的可能性，并使之为自己服务。
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派别分子于1956年04月组成的，旨在为自己黑暗的目的创造新的更重要的公开讨论方式。
纳吉分子当时的目的就是以“党的反对派”来推翻整个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到党和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当如此夺得政权而后，逐步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取消人民政权，建立某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制度。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来夸大错误，阻碍错误的改正，造成思想混乱，总之，利用一切方法破坏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威信。
他们不仅以诬蔑、密语宣传等方式来攻击党和人民国家，而且以“民族共产主义”的伪装公开进攻。
例如他们密谈党和国家的机密，日益无耻地公开在咖啡馆里谈论，把机密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到大街上去，动员非党群众反对党的领导。
他们以这种态度为还有相当数量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创造了机会来参与这种“批评”，借以攻击党和政府，进行反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煽动，在纳吉分子反对派的阴影下积极组织活动，准备渴望已久的“大好良机”。
纳吉分子的意图暂时也同样适合西方帝国主义的口味。
他们很了解人民群众是不能以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或法西斯口号来诱惑的。
一个纳吉之类的、过渡性的、以“民族共产主义”伪装的所谓民主政府形式正中他们的心意，这个政府短期内可以由纳吉之类的伪共产主义者为首，因为他们估计，更如他们意的霍尔蒂旧制度的代表能较容易而迅速地从这些人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进程及其决议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更正确地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反映得最为迅速而强烈。
他们倒的确想通过公开、真诚的讨论来揭发他们在政治、业务活动中体会到的错误和缺点，并寻求改正的方法。
因此他们在几个月内就有差不多一千人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
其中最多的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
无疑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有为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带着加强团、党以及人民民主制度的愿望而参加的。
唐础斯·卡卜尔之类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却完全相反，他们接受了纳吉—罗松兹派别分子的委托成立这个俱乐部，并组织敌对性的讨论以便在那里宣传纳吉的反党纲领，并在他的名字周围树立新的个人崇拜。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表面上只是举办科学性的讨论。
但实际上没有一次讨论是按照他们口头上宣布的方式进行，每一个题目都只有利于立即转入对党对人民政权和经济、文化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诬蔑。
纳吉分子的信徒到处招兵买马，第1次讨论会——青年经济学者1956年04月讨论会——上还只有五至六百人参加，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已经有八至九百人参加。
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开始是在象征着1945—48年党内生活的热烈情绪中进行的。
因为以“共产党人”伪装自己的修正主义者特别巧妙地利用了过去领导的一切错误并在开始时摆着好像改正错误是他们的唯一目标的样子。
因此愈来愈多的人感到兴趣，在以青年知识分子和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会晤为目的的一次讨论会上已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哲学者讨论会上有一千六百—一千七百人，新闻讨论会上有六千人参加。
这一飞速的发展当然不单说明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异常的政治积极性，而且与宗派的保守的，党的领导的无能和党内批评继续受到压制的情况密切相关。
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不但成为不合乎党的原则的活动，而且在日益增长的速度中完全违反党的原则，甚至敌对的活动敞开了方便之门。
他们在那里诬蔑、谩骂政府和党的领导者。
在这种情况下，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中不但是修正主义者，而且反动分子也感到如鱼得水，欣喜若狂。
严重的错误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及时认识到裴多菲俱乐部所组织的讨论的危害性，没有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把讨论纳入合乎党的原则的范围内或引导入党的组织内进行。
相反，本该党的领导起来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上领导大家实现政治上的转变的时候，党本身却被迫退入防御地位。
试图揭露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的反党性质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06月30日决议为时已晚而不起作用。
由于事先缺乏反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由于对宗派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和解，党员群众没有执行这一决议。
因此党的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不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而是裂痕越来越深。
由于过去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只想使用行政手段来反对裴多菲俱乐部，甚至拉科西·马加斯要利用不幸的波兹南事件作为借口来压制一切批评——包括健康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批评在内。
因此过去的领导不能以此决议来削弱，反而加强了裴多菲俱乐部，并从而增加了纳吉—罗松兹集团的政治影响。
如果以正确的政策，基于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思想斗争及撤换某些领导者的方法，当时还能较容易地争取正直的共产党员力量认识纳吉分子的修正主义和反党活动，使他们团结在新组成的党的领导周围。
错过了这一可能性的利用乃是过去宗派的、保守的领导的一个错误乃至罪恶，它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纳吉分子的策略相当巧妙，他们知道他们的听众的大多数是人民政权的坚定信徒，因此他们适当地掩盖了他们的真正目的和意图。
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讨论会上，修正主义者开始只展开了他们的诽谤。
当然，某些发言人借口批评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早在那里反对经济的国家集中领导和国家计划，要求“完全分散”。
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则有人同意把整个解放后的历史和党史的著作简单地称之谓“历史的伪造”。
由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观点的代表者那时还执迷于旧的错误，因此没有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陷入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下。
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和裴多菲俱乐部青年知识分子的会晤已经变成了敌对分子有害的煽惑的现场。
这一场面的出现，也是由于过去领导没有像1953年06月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迅速而彻底地来弥补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损失。
就这样，在后来的哲学和新闻讨论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纳吉之类新制的修正主义“民族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得到实际的公认，并以“真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
纳吉——罗松兹集团的代表者在这些讨论会上已经以真正的胜利者自居，他们口头上所宣传的“民主”似有更大的荣誉，他们简单地大声吆喝共产党人，不准不同意他们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开口。
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鲁卡奇·吉尔捷却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祖自居，殊不知他在哲学、政治中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几十年来举世皆知。
鲁卡奇把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称之谓道地的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应该抛弃，在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热烈掌声中他作了如下的“客观的”声明：
“几十年来在主要方面我们一直是在那种有助于促进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理论路线上活动的，而同志们基本上在主要方面却代表了一种宗派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鲁卡奇在裴多菲俱乐部竟如此夸大事实，他说：
“我敢说，今天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情况比霍尔蒂时代还要坏”。
裴多菲俱乐部的修正主义者在新闻讨论会上露出了他们真正的马脚，他们在那里已经露骨地表明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新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颠复人民政权。
他们要代之以一个想像中的“完全民主”，事实是丝毫也无法改变的，在一个没有议会民主传统的匈牙利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后，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只能是法西斯专政，血腥的白色恐怖（10、11月反革命期间及历史上均证明了这一点）。
道尔多斯·蒂波尔在新闻讨论会上已经在煽动说，要学习1848年03月青年的榜样，就需要而可能通过强力的道路实现新闻自由！
公开地打起纳吉集团的旗帜宣称：
“党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
当梅奈伊·蒂波尔要求为每一个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时候，显然他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了。
德利·蒂波尔认为我国“近十年来错上加错”，他说：
“我们要来鉴别一下，在我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错误吗。”
据他看来，如错误不能得到根除，只能达到“以小坏换大坏”，或“以跛驴代跛马来拉国车。”
因此按他的看法“任务应该是：
二者皆废”。
他也确实向听众发出了号召：
“青年们，匈牙利青年们，我要求你们别忘记前辈，3月的青年。
我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1848年的青年。
同志们，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拯救民族于未来的1956年的青年”。
纳吉的信徒们“共产党员”作家和记者就是如此煽动裴多菲俱乐部的青年起来进行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一部分受到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如此阴险狡诈手法欺骗的青年在10月23日真的拿起武器来反对人民政权，值得我们奇怪吗？
纳吉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和作家协会等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反党的同伴们不是本着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不是为了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是完全为了别的目的，为了黑暗的反革命目的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不仅为10、11月间他们变成叛徒这一事实所证明，而且另一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当党中央委员会以1956年07月决议（拉科西撤职）已经为改正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实现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创造了条件，那时纳吉分子并未表示丝毫愿意靠近或帮助党的迹象。
07月决议后，修正主义集团的活动也的确停止过几个星期。
但是，纳吉坚决要求继续进行敌对活动。
07月后，纳吉集团的成员看到没有他们也能改正错误的情景大吃一惊，他们深怕失掉掩盖他们敌对斗争的最好的借口，因此他们顿时向党和政府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集团在10月23日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爆发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给予暴乱的爆发以可能性的学生游行就是他们组织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裴多菲俱乐部的“英雄”们所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终于在纳吉—罗松兹集团内找到了他们并不是偶然的。
他们和纳吉分子始终紧密地在同一个斜坡上前进，从修正主义直到叛变。
在这一方面我只想举几个例子。
一个名叫山道尔·约瑟夫的作家，他与裴多菲俱乐部的关系很密切，11月他在“中央工人委员会”（反革命的一个中心）会议上说：
“宁愿要二十次法西斯主义亦不愿意要一次布尔什维克主义！”
格麦斯·米克罗斯（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个记者头目）在作家协会说：
“在国家领导中应该实现多数原则，如果匈牙利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法西斯主义，那么就应该来搞个法西斯主义。”
又如裴多菲俱乐部的书记唐础斯·卡卜尔，不但在10月23日到11月04日之间不愿意承认我们这里发生的是反革命，就是在很久以后他还想把这个反革命说成是：
“民族民主革命”，关于这一点法国“世界报”已于11月10日就这样写过：
“当黄昏的阴暗伴随着战斗的烟火降临布达佩斯时，人民民主之不复存在乃尽人皆知”。
中国同志们知道，匈牙利这个“民族共产主义”曾倒向何处，叛徒纳吉分子昙花一现的荣耀曾如何结局，同时亦一定会从报上看到那些裴多菲俱乐部的头目们，流亡西方的历史学者纳吉·巴拉兹，哲学者梅沙拉斯·伊斯特万，作家阿采尔·托马什，梅奈伊·蒂波尔，巴洛兹—霍瓦特·吉尔捷和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知名的许多其他悲惨的好汉们是如何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
这些人不但出卖了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们的祖国，而且现在还在为了讨好于供给他们面包的美国主子，提供虚假的材料，为一切旨在破坏我们祖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如最近联合国五国委员会污蔑性的报告而服务。
虽然晚了一些，但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终于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反对右倾和“左”倾偏向的尖锐斗争中重新建立了我们的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巩固了匈牙利人民政权。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而巨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及苏共、中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支持起着莫大的帮助作用。
10、11月反革命不仅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而且对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次极其有益的教训。
它使我们认清：
党的团结的破坏，对党内敌对派别活动的容忍会蕴藏着如何致命的危险。
同时也可看到：
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之间存在着如何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们应该认识到：
只有列宁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只有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新型的修正主义及其他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只有在公开的思想斗争中战胜这些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像保卫我们的眼珠一样来保卫我们党的团结，才能顺利地加强党，赢得并保持人民政权，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

学术与政治
林聿时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敌我问题。
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主张必须分清敌我，因为它是属于人民外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学术，归根结蒂是为政治服务的。
“为学术而学术”、超政治的学术，是不存在的。
学术上的争论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阶级斗争。
但它毕竟属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在人民内部，思想问题我们主张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
有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
我们之所以主张在人民内部一定要有学术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是繁荣文学艺术、发展科学、发展真理所必需的。
我们又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因为它是保障祖国的独立富强，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所必需的。
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界线。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竭力混淆这一条界线，以便利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当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政策解释为政治口号。
他们把各色各样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都叫做“鸣”，都叫做“放”，并且在天气“寒”“暖”问题上大做文章。
更加恶毒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许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疯狂的攻击，说这就是“放”；
不许党和人民对他们进行反批评，把反批评叫做“收”，好把党和人民的口封住。
右派分子吴景超3月间在“争鸣”月刊召开的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就公然提出“百家争鸣最好能与互相监督的任务联系起来”，并且说，争鸣必须“针对着目前的国家大事而发”。
这是有意混淆政治与学术界限的典型例子。
但是当反革命的政治阴谋被揭穿，资产阶级复辟的希望已成泡影的时候，这些右派先生们又极力把政治问题说成是学术思想问题了。
顺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同一个吴景超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交代说：
“去年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我对百家争鸣体会得不对，认为社会学也是一家，也应拿出来争鸣一下。”
你看，他“恢复社会学”原来是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这怎能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右派呢？
事实是怎样呢？
吴景超不但是罗隆基智囊团的核心人物（罗的主要反党言论都是和他商量过的），是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献策者，是六六阴谋会议参加者，而且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策划者。
年初在新建设杂志发出“恢复”社会学信号弹——“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的就是他。
在六九会议上，极力主张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搞四个社会学系，并且力争在人民大学首先设系的也是他。
难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经号召过谁去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活动吗？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牵扯到“百家争鸣”上来？
右派分子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居心是很毒辣的。
他们认为这样做，既便于混淆视听，争取社会同情，又可以对“百家争鸣”政策放出一枝毒箭：
“要嘛，你就坚持‘百家争鸣’政策，把我的反动活动当作学术问题处理；
要嘛，你就宣布学术思想上没有自由，‘百家争鸣’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我们正告右派分子：
你们这些阴谋诡计是白费心思的。
政治上的右派是一回事，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又是一回事。
共产党在学术文化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过去是这方针，现在是这方针，将来还是这方针。
即以资产阶级社会学为例，共产党一向认为它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反动学说，是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
但是为着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那些过去学社会学的人，虽然明知他们学术思想上仍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没有发现他们有反革命活动之前，我们不仅给他们以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且还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争鸣，实行自我改造。
许多报纸刊物都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许多单位还邀请过他们座谈。
甚至于还积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希望他们能够进行一些对于社会有益的研究。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另有企图。
原来他们企图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企图利用学术研究的幌子，在幌子后面贩运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私货。
今天，他们政治阴谋被揭露了，这些政治野心家成了斗争的对象。
这能怪谁呢？
难道是“百家争鸣”方针的罪过？
也许有人会问：
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改变了对待社会学的态度了呢？
是不是就不再容许研究社会学了呢？
不是的。
作为学术问题，我们对社会学还是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
即使有人在现在或者将来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辩护，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也还是允许他有争辩的自由。
因为那是属于学术思想范围内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的事情。

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
（1957年09月16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
郭沫若
中国很早就有重视古文物的风气，研究古文物也有长远的历史；
大致从汉朝起，人们就对出土的文物引起重视，有时封建皇帝获得一件古铜器，就改一次年号。
在封建统治的时代，人们重视古文物，都把它当宝物，私藏垄断起来，作为古董供个人欣赏，成为一种古董趣味。
这是一种坏风气。
但也有好的一方面发展，那就是有人注意了对古文物的整理、研究。
如许慎说文解字序：
“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古代大文字学家许慎很能利用古器物上的铭文作文字变迁的研究。
西晋时在汲县魏襄王的墓里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即遭散失，但古代的学者们从剩余的竹简中，整理出来好几种战国典籍，其中就有著名的“竹书纪年”。
到了北宋时代，研究金石器物，已成为系统的学问，有一段光辉的成就，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把古青铜器仔细地绘图、测量、考释铭文，有时联系到历史、地理。
北宋以后，这门学问没有得到发展。
直到清代，研究金石之学复盛，并有新的成就，如吴大澄、孙诒让、王国维，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旧社会里，这种研究，总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随着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我国的文物也遭到他们蛮横的抢劫。
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抢走了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
一方面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动手来盗取，例如敦煌的壁画，有的已被他们剥走；
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处的许多佛像，遭到断头折臂的破坏、盗运；
西安著名的石刻唐代昭陵六骏，被美帝偷运去二匹，还有四匹也已被打破成几段，准备偷运，被当地人民拦住，未及运走。
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把大批文物卖给外国。
如殷周青铜器，善本古书等等，其中有不少都卖给美国。
美国的文化特务竟恬不知耻地说：
“以后要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恐怕非到美国来不可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分子和民族败类的内外夹攻之下，祖国地上地下的珍贵文物，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卖到外国的古文物，不可计量，真是空前未有的浩劫。
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也曾严重地破坏文物，封建统治者有时把出土的古物，视为不祥之物，大加毁损；
如北周时曾将大批铜像器物毁废；
有的王朝也因为排斥佛教的关系，破坏了许多寺院和佛像、碑幢。
现在各地常有大批残破不全的佛像出土，就是证明。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人民从长期被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人民把国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是一种比原子能还强大的力量。
解放几年来，国家各种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例如长江大桥，原定1958年才能完工，今年就可通车了，并且还节约了经费三百万元。
党在各方面的建设成绩，摆在我们面前，大家有目共见。
文物事业在党的领导下，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首先，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法令，防止了珍贵文物人为的流失和破坏；
其次，随着国家基本建设的发展，地下丰富的博物馆、文物仓库陆续被打开，出土文物，为数惊人。
今年06月我去锡兰，往返都在昆明停留了一短时期，我在云南博物馆里，看到了大量的铜器，还有金器，有数千件之多，真是惊人。
这些古物是晋宁石寨山滇王遗址中发掘出来的。
有二个印章，一个是金质、蛇纽，印文是“滇王之印”，另一个是铜印，印文是“胜西印”，按文字形式看，是汉朝时候的遗物。
还有铜鼓形状的铜器，在盖上焊铸有立体人物，表现出生动的生活情景，如战争、狩猎、祭祀等等，很像奴隶社会的风尚。
从这些人物的形像、衣冠装束，以及器物的纹饰，还有兵器上的兽形等等，应该属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
在我国各地如长沙、西安、洛阳等等都有大量文物出土。
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整理、研究的工作跟不上去，人手太少，这是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但是党和政府是十分重视这件工作的，几年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次训练班，大力培养考古工作人员。
考古工作较之过去，已经焕然一新。
就拿出版刊物来说，就有“考古学报”“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等几种。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地上地下文物之富，为世界各国所少见。
现在应该赶快培植新生力量，扩大研究文物的队伍。
老一辈的专家们，要加重负担培养人材，来应付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对于古文物我们不是为重视而重视，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要坚持使古文物研究事业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我们的方针，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成品，使之彻底科学化。
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利用，来发扬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要使人民明白：
这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花了无数体力和脑力劳动，他们把毕生精力贯注在这上面，才创造出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
我们要教育人民从中去具体体会劳动创造社会，劳动创造文化的伟大意义，从而更加激发人民热爱劳动的美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至于那些单纯赏玩文物的古董趣味，垄断文物的恶劣作风，我们要坚决反对，彻底肃清。
在文物事业上，目前也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且这是势不两立、极为尖锐激烈的斗争，我们要坚持前者而反对后者。
解放以来古文物已归公有，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已完全属于人民。
既不容许个人垄断，也不容许个人把古文物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更不容许帝国主义偷窃盗运。
当然走这样一条道路，会为少数靠贩卖古文物来换取黄金、美钞的奸商、民族败类等所不满。
章乃器就是典型，他高喊用文物来换取外汇，实际上无非在给自己求发财的路子。
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抱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他们反对中央对文物的科学发掘与合理调拨（如湖南陈裕新）；
也有一些不了解党的文物政策的金石家、古董商，他们都对党不满，在党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章罗联盟有见于此，认为有机可乘，章伯钧就找到叶恭绰出来在文化界放火。
一时许多右派分子都曾借文物工作为题，大肆向党进攻。
他们硬说：
“土改中，共产党像秦始皇一样焚烧古书”“共产党对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等等。
其实，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
难道就没有看到在革命运动中烈士们所流的鲜血吗？
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那能没有一点损失！
但何尝只有破坏没有保护呢？
解放八年来，中央和地方都作了许多保护文物的工作。
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
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
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
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
凡是古物一律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
应该看到还有些文物是难以永久保存的。
除了人为的破坏以外，大自然也会逐渐地或突然地破坏它。
必须承认，解放以来个别破坏文物的事件是有的，除了革命的破坏以外，还有一种是无知的破坏，都不能归罪于人民，更不能归罪于党。
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夸大起来，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
龙泉拆塔毁坏文物是一件可惜的，不幸的事。
但对这件事我们应当憎恨谁呢？
首先，我们应当憎恨旧时代的统治者，他们的愚民政策，使人民没有知识；
其次，我们应当憎恨自己，没有作好爱护文物的宣传工作，很多人民还不知道去保护它们。
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
企图把文物事业还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
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
我们必须同他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斗争中，我们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容许有丝毫的含糊和温情。
我们有全国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少数野心分子，只不过像“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当然，右派分子在文物界兴风作浪，仅是一个小的方面。
他们四处点火的总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企图夺取国家的整个政权。
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我们大家应该积极投入这场斗争，站稳立场，接受锻炼，争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大关。

苏联新创刊两种历史杂志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年新创办了两种历史杂志，创刊号都已经出版。
“苏联历史”
“苏联历史”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由м·п·基姆主编，每年出版六期。
编辑部在创刊词中说明这个刊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高苏联史学家们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同时给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以有力的打击。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编辑部号召史学家们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同时必须克服教条主义。
“苏联历史”将经常提出本国历史上的各种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登载各个时期的重要史料，评论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苏联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报道苏联历史的研究情况。
第1期发表了七篇论文，三篇是研究苏维埃时期的历史，四篇是研究革命前俄国的历史。
除论文外，报告、书评、国外对苏联史的研究、科学活动等栏在创刊号中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
国外对苏联史的研究一栏，包括对外国出版的有关苏联史著作的评论和介绍，以及国外对苏联出版的历史著作的评论。
“近代和现代史”
“近代和现代史”也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总编辑是东方史专家А·А·古柏尔，每年出版六期。
创刊号以“为了创造性的研究近代和现代史”为题发表社论，说明了这个刊物的宗旨。
社论指出，近年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企图利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机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大举进攻；
在意识形态方面歪曲历史，企图以修正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由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用死板的公式，历史学家必须加强布尔什维克党性，通过科学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社论回顾过去四十年来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后，接着列举近代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缺陷。
特别指出，要具体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性，必须充分了解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全部著作。
因此，“近代和现代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科学地批判国外近代和现代史的著作，同时区别和利用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科学作出的新的有价值的贡献。
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应加强情报和目录学工作。
杂志将特别注意国内外书刊的系统评介，和重要档案材料的刊印。
此外，应和外国进步史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作有计划的联系。
创刊号首次刊印了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在1871—1872年间的来往信札十封，这部分材料是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所供给，没有刊入法国出版的“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通讯集”第1卷中。
这部分材料对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末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有重大意义。
除社论和初次刊印的资料外，杂志内容分四栏：
论文、报告、书评和目录、科学活动。
创刊号刊载六篇论文、一篇报告、五篇书评和十四篇新书介绍。
此外，还有索引两种：
“1956年出版的苏联历史家关于近代现代史的著作索引”和“1956年苏联刊物上发表的关于近代现代史的资料和论文索引”。
最后刊载一篇编辑部为悼念潘克拉托娃院士所写的短文。
　（涵、芝）

走火和放火
范文澜
我们都读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第8个题目是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一般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感到兴趣。
因为既然有了知识，总想把这些知识有所表现。
对学术界说来，百家争鸣的园地，确实是十分宽广。
它仅仅有六条标准作界线，最重要的还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有些议论偶然越出了界线，提醒一下，跑回来就是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好比人住在房屋里，可以吸烟、点灯、做饭、生炉子，有种种用火的自由。
偶然不小心，火星飞进字纸篓，烧坏了一些东西，这叫做走火。
走了火，赶快救熄就成。
也有太不小心，火烧起来成了灾，这叫做失火。
失火固然闯祸不小，但事出无心，如果情节还不算严重，给四邻恳切地道个歉也就差不多。
学术界争鸣，有时越鸣越远，鸣出了界线，等于走火、失火。
经验可以教人变得小心些，但决没有因此永远不用火的道理，四邻也决不会禁止他再用火。
放火，情形就完全不同。
放火是有罪的，放火的人叫做放火犯，因为他们利用人有用火的自由，有意想把房屋整个烧掉。
右派分子利用百家争鸣的方针，披一些学术的外衣，戴一副学者的面具，使用两面手法，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地向党猖狂进攻，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恢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是恢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他们抱着烧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是国家的放火犯。
他们的罪恶必须彻底追究，不把他们的罪恶全部扫除，决不能松手。
　放火犯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这一伙子，人证物证，一概俱全。
这里只举一些他们写的文字为例。
先看看费孝通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么？”
陈振汉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等文字，再和反映了章罗联盟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的、曾昭抡等人所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6月09日发表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以及7月0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等文字对照一下，他们放大火的野心和计划，已经足够明白，何况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证物证。
他们想躲闪是躲闪不了的，现在只看他们能不能懂得回头是岸这一条道理了。
学术界百家争鸣，与右派分子假借学术名义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完全是两回事。
偶然走火失火，与右派分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意放火，又完全是两回事。
放火必须严厉禁止，争鸣必须继续提倡，这都是确定不移的方针，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反右派斗争会不会影响百家争鸣的开展呢？
照常理说是不会的，但是，也可能引起一些误会，需要加以解释。
第1种，右派分子装出一副哭丧脸对人们诉苦说，你看，共产党不是提倡百家争鸣，言者无罪么？
我响应号召，真的鸣了，不料鸣出罪过来，你看冤不冤！
听信的人没有想一想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当然言者无罪，右派分子那种飞鸮之鸣，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咎由自取，和言者无罪没有什么丝毫的关系。
如果误信了右派分子的胡说，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顾虑。
第2种，有些人抱着学术至上，与政治绝缘的幻想，以为右派分子讲的也是一种学术，不应该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就是百家争鸣缺少保障。
他们没有想到任何学术，归根都是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服务的。
但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究竟各有范围。
右派分子既然用他们的所谓学术作为政治进攻的工具，早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学术工作者怎么可以不揭穿他们的真面目来予以反击？
如果分不清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的范围，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误解。
第3种，有些人思想上本来有点毛病，在鸣放期间，不自觉地与右派分子共鸣了一番。
后来发觉自己走了火或失了火，感到心境沉重，关起门来学南容的三复白圭，不愿再说话。
但是走火失火，与放火大不相同。
而且思想上有毛病，正应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借以治疗这些毛病，也应该继续参加百家争鸣，借以不断地增进思想的健康。
如果不想从改正错误中求得进步，人们就会对百家争鸣有些消极。
顾虑是可以打消的，误解是可以改正的，消极是可以化为积极的，如此等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各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后的景象。
学术界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无论在社会科学方面，都自由地展开了争论。
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争论更显得活跃。
就历史学来说，许多史学工作者自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自由地提出对不同意见的批评，也自由地对不同意见提出反批评，一翻史学刊物，这种情形是很显著的。
史学界争鸣不只限于笔鸣，而且还提倡舌鸣。
例如北京大学特设史学讲座，邀请国内史学工作者，也邀请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工作者登坛讲学。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一定还会有些大学继之而起。
有谁能说鸣还不够自由呢？
有谁能说争的自由受到阻碍呢？
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右派分子，假借名义，实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不是学术界中的一家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野心家，他们当然不得享受百家争鸣的自由，理应得到的只能是人民的迎头痛击。
大半年来的事情，历历如在眼前，百家争鸣的园地十分宽广，这不是千真万确的证明么？
今后，只要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目的，假借百家争鸣来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学术界在这个园地里，仍然有鸢飞鱼跃的充分自由。
能不能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加以批评呢？
当然可以。
如果看到有某些缺点错误，认真地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和建议，不只是可以，而且还要受到欢迎。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呢？
当然可以。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
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有来将对阵，帮助自己得到锻炼发展扩大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是值得欢迎的好事情。
百家争鸣，当然要有辩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怕人们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也应该不怕人们的反批评。
我们应该只服从客观的真理。
王守仁和王艮虽然是唯心论者，但是他们的论战的精神，我看很可以学习。
王艮第1天见王守仁，进行剧烈的辩论，结果是从上坐改侧坐，又从侧坐改下拜称弟子。
回去一想，觉得自己道理还蛮多，第2天见王守仁，声明取消弟子名义，再据上坐展开辩论，结果还是失败，重新下拜，终于成为王门大弟子。
百家采取这样的态度来争鸣，就是严肃认真的争鸣，就会对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国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各个方面都蓬勃地在发展，学术界也并不例外，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气象是活泼兴旺的。
学术界败类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等右派分子，曾经以政治阴谋活动玷污了百家争鸣的园地，我们学术界同仁必须无情地和那些败类作斗争，务必取得全胜的战果，让我们的园地变得更加洁净、更加美丽。

下乡初唱
侯甸
一出校门就闻到生活的芳香，
我们像离窠的雏鹰振翼高翔。
在初秋的晴空里，
处处回荡着和谐的合唱——
“谁愿做温室里的花朵？
谁怕风吹日晒，雨雪冰霜？
我们要把贫瘠变膏腴，
用劳动去报答我们的党。
“新的生活海阔天空，
风暴正好锻炼我们的翅膀，
为什么挑选最艰辛的道路？
因为我们是祖国新生的力量！”
再见！
繁荣的都市，缤纷的校园，
轮船载我们来到鱼米之乡，
沿途向农村分派入伍的战士，
列车吐着轻烟把我们送上边疆。
最棒的也最聪明的小伙子，
健步如飞，背着行囊，
目的地是蕴藏富饶的山区，
第一程先翻过那耸入云霄的山梁。
我们落脚到这里，
如同回到自己的家乡，
风土人情一点也不陌生，
笑语迎人的稻麦消去了我们最后一丝惆怅。

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刻
介绍埃及影片“生与死”
马少波
“生与死”影片的第1个镜头，出现了一座大时钟，滴打滴打不停地行进着。
影片第1句话，这样说：
“我们的生命就像这座钟一样。
一个时刻不算什么，但有时候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
接着影片上又出现了美丽平静的尼罗河。
一种极亲切的声音继续告诉我们说：
“为生命而进行的斗争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生命，永远像这条不朽的河一样长流不断！”
影片一开始的这种富有诗意的比喻，把主题思想暗示给我们。
巧妙的在于这种暗示，它不让你一眼望穿，你必须看完它的全部内容，细细地寻味，才会懂得为什么生命像尼罗河一样长流不断的深意。
看来好像是一个极平凡的故事。
一个叫作阿赫迈德·易卜拉欣的小职员，因为患了重病，在新年前被资本家解雇了，并且拒绝发给他解雇金。
易卜拉欣回家以后，主张卖家具筹点款过年，妻子却主张全家到她的娘家去过年，于是小家庭中发生了一场争执。
妻子负气带了女儿回娘家去，但是中途又让女儿回来陪爸爸，她独自回到了娘家。
妻子走后，易卜拉欣的旧病复发，八岁的女儿萨米拉拿着仅有的二十五个披亚斯特（埃币名）上街买药，可是附近的药房已经关门了，萨米拉只得到很远的一家日夜不息的药房去买。
药剂师因为最近死了独生子，精神十分恍惚，在他配药的时候，出了差错。
这种配错了的药只要病人一沾唇就会立刻死亡的。
剧情的冲突，就从这里深入地展开了。
萨米拉走后，药剂师发现了错误。
庄严的责任感鞭策着他，他若癫若狂地按着药方上病人的名字到处寻找病人的住址，但是找不到，最后，他只得跑到警察厅去求救。
警察厅终于答应他通知所有警察在全市的电车上、汽车上、街道上去寻找一个八岁的、手中拿着一瓶药的小女孩。
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内，几乎把全市在电车上、街道上八岁左右的女孩都捉来了，但偏偏都不是。
因为行人不知道为什么捉女孩子，个个惊讶，一个好心的男孩子便带了萨米拉从小巷逃掉了。
面临着一个善良的人的死亡，就在这一个决定的时刻，药剂师急得像热锅蚂蚁。
最后，警察厅通过电台播送了紧急通知。
全市正在这时候服药的所有病人纷纷惊慌地扔掉了自己的药瓶。
易卜拉欣的妻子在娘家无意中听到广播，也不顾一切地往自己的家里奔跑。
这时萨米拉为了挽救爸爸的生命，也是急急忙忙赶回家去。
女儿先到了家，她急忙倒开水服侍爸爸吃药。
就在这一发千钧的一刹那，易卜拉欣正端起杯子要吞服毒药的时候，被妻子破门而入一手打掉了。
当然故事不只是这样简单，其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具体情节，我所以要说说梗概，只是为了说明看来好像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但这里面却包含着多么庄严的主题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人们对待艺术，不仅要求作品提出社会所关切的那些紧要的问题，而且要求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表现出人的精神面貌中的新品质，并且以这种优美的思想品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生与死”所揭示给我们的正是这样。
它描写夫妻之间、父女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孩子和孩子之间、人民和人民之间休戚相关的感情联系是如此的深切动人；
它十分集中地刻划出埃及人民爱生活的善良性格和高尚的精神面貌，新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是深深地对作者的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和导演、演员的表现才能表示敬佩的。
整个影片充满着生活气息，写人，写生活，真实生动，细腻入微。
情节紧凑集中、具体、活泼，不仅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人民的崇高品质和克服困难的激情，同时还有描写日常生活细节的那种质朴的真实。
在艺术表现上，大胆地使用了夸张和对比的手法，大大增强了剧情紧张、惊险、深刻的深度。
举例说吧，易卜拉欣的妻子和女儿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各自抱着同一个拯救自己亲人的善良动机分头往家跑的时刻，人们是这样地耽心着，谁先跑到家，对于生命可以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
生存或死亡。
作者和导演在这种情节上集中地夸张渲染，效果是很好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作为一个喜剧来讲，它是具有独特风格的。
这里围绕着中心矛盾穿插了很多生活细节，几乎每个细节都充满着幽默。
一般的说，幽默是人人所喜欢的，也是艺术家自己所喜欢的；
但是在艺术处理上，使人发笑是容易作到的，使人毫不勉强的由衷的笑却是极困难的。
“生与死”处理细节的幽默，真是谐趣横生。
那怕是极巧合的情节，也使人信服，使人感到真正是生活，是艺术的享受。
这就是因为它处理的细腻自然，处处合乎生活的拍子，严格地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夸张的原故。
影片几乎每个演员的戏都不多，但是每个演员的戏都重要，它不为了主角而去枝枝蔓蔓地生硬地加戏。
这里有一个统一的形象中心，是“为生命而斗争”。
尽管阿赫迈德·易卜拉欣是戏的主人公，是生命的代表，是悬念的对象；
但是演员绝对服从剧情的需要，把戏作到恰如其分就够了，这是极难得的。
因此，戏的冲突得以紧张的展开，剧情得到充分的发展，使我们不只从主人公身上，也从另外许多角色的身上看出他们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特别是天真可爱的萨米拉这个小角色，在整个戏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这位小演员演得很出色，请允许我为她祝福，为埃及人民电影事业的未来祝福！
“生与死”影片是一部精美的艺术品，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画面，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对话，都是经过匠心设计精雕细刻的，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举例说明，观众们只要看看影片的收尾的那个镜头，一个很平常的生活的镜头，请看它是怎样处理画面，怎样处理人物的感情和相互关系的，就可以概括一般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那座不停的大时钟和美丽的长流不息的尼罗河来了。
时间从来没有停歇过，也永远不会休止。
尼罗河虽然有时候温和宁静，有时候奔腾叫啸，但是谁也不会忘记，过去、现在、将来，她一直是不朽、不停、不断、不息的。
生命，永远生动活泼地前进着，一个时刻接一个时刻，一个浪头跟一个浪头。
当高尚善良的人民精神掌握住决定性的时刻的时候，生命就会越过重重浪头，得到更好的发展。

暑假纪事
何为
今年暑假对初中毕业生丁海华来说，要算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暑假了。
摆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
或者是考取了高中继续过学生生活；
或者响应庄严的号召“到农村去做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如果他走的是后一条道路，那么，这个暑假将是他入学以来的最后一个暑假了。
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以后，在等待发榜的紧张的日子里，有几天正是今夏天气最热的时候，丁海华往往天蒙蒙亮就挟了一本书出去了。
有时去找同学聊天，更多的时候，到附近公园里的池畔碎石径上独自漫步；
或是藏在林木深处的角落里沉思默想，借以消磨时间。
碰到有一对情侣并肩坐在深绿色的长椅上悄声私语，他摇摇头就走开去了。
忧愁如同潮水涨满了心房。
一大堆严肃的人生题目在十六岁的少年心底翻腾：
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待劳动和爱情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像这样直到晚上很迟很迟才拖着一身疲倦溜回家来，倒下就睡了。
住在隔壁厢房里的老祖母听见了总是嘀咕：
这一夏天，老二海华放了暑假就是考学校忙，老大淑华在大学里干脆忙得连放暑假都忘掉了！
一天下午，十一号里的邻居孟老师把报上的消息告诉老太太说，有一帮右派分子到处放火，妄想爬到人民头上，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年代里去。
“不，办不到！”
孟老师蓦地在桌子上拍了一掌。
“绝对办不到！”
重重的又拍了一掌，震得桌上的茶壶杯子直跳。
可不是，连一向心平气和的孟老师也冒起火来了。
接着他摊开报纸念起新闻来：
“你听这一段：
‘共青团员丁淑华在大风浪里站稳了立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和右派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孟老师把老光眼镜朝鼻梁上一托，不由赞叹的说：
“几个大学生，对着右派分子三千多张大字报，二百多块黑板报，来他一场短兵相接，说理大战，你们家的姑娘可真勇敢哪！”
“是真的么？
报上登着淑华的事情么？
怪不得这孩子一个多月不回家了！”
老太太虽然没有完全听懂报上的话，却又像一下子明白了不少事理。
不久，好像连这条弄堂里也发生了变化。
有一晚，丁海华破例在家没有出去，他搬了一条小竹凳，随手带了蒲扇到弄口去纳凉。
在那块狭长的空地上，出现了几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他想起晚餐桌上祖母说过，最近他们的弄堂里有好几家人家都从远道来了客人：
有的是休假回来小住数天的，有的是来接家眷到外乡去准备在那里落户的，有的是出外去参加建设数年不归，特地返家省亲的。
听，他们有声有色的在讲些什么呀！
于是他开始注意：
原来九号里那个高个儿是刚从新疆来的地质勘探队员，非常熟悉克拉玛依石油城诞生的故事。
他念念不忘横渡大戈壁滩的冒险经历，说到惊险处，仿佛带来了半戈壁沙漠，飞砂走石，听得孩子们都目瞪口呆。
十二号里那个土木工程学生刚从长江大桥实习回来，几个老头子听说大桥像长虹般横贯在南方和北方之间，桥身架在滔滔长江的上空，桥顶比上海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还高，个个咋舌不止。
七号里有一个亲戚在铁路上当列车员，几年来天南地北在许多新筑成的铁路线上旅行，每次他回家来只要随便说些沿途见闻或是举几条铁路的名字，说明它们的起点和终点，就会使得左邻右居听得入迷。
啊！
在星光灿烂的仲夏夜，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把扇纳凉，听来自四面八方的远道来客讲述自己新鲜的生活经历：
是现实中的童话，像梦幻一般的奇迹，到处是使人惊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闻，代替了往昔的年代里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大大丰富了夏夜纳凉时聊天的生活，难道还有比这些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么？
初中毕业生丁海华眼睛亮了起来：
那些从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来的人们，为他揭开了生活中最迷人的一页。
首先他没有想到，这条上海习见的小小弄堂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原来还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
随后他觉得，生活的天地是这样广阔，而他却为了所谓个人的出路问题躲在公园的角落里左思右想，不由暗暗脸红了。
“真傻，真傻呀！”
他对自己说。
容易脸红是丁海华的一个习惯。
当他认识了二号里从东北一个国营农场回来的女拖拉机手罗耘的时候，他越是想克服这种红脸的习惯，却越是不容易克服。
这个“北方姑娘”——人们都这样亲热地称呼她——是国营农场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是当地有名的生产能手。
看起来也不过比丁海华大三、四岁，可是他对丁海华却是一点也不客气。
有一次老祖母担心小孙子考不上高中不要急病了，女拖拉机手听见了大笑起来：
“嗨，丁海华抵得上一头小牛呢，老奶奶！”
丁海华脸上有些发热。
说真的，他有些怕她。
而这个有些野性的“北方姑娘”偏偏看见他脸红就越是揶揄他。
譬如她听说丁海华对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内心斗争很厉害，于是就拿话一句一句顶他，一点不饶人。
那一回丁海华真要生气了。
可是罗耘一下子又紧紧握着丁海华的手，给他讲农场里的故事。
丁海华不能不在心里承认，他实在喜欢这个驰骋在田野里的姑娘。
那天晚上他们在弄口乘凉，照例又坐在一起。
路灯照着半扇铁门。
铁门斑驳的投影好像在地上镶着一列花边。
罗耘凝视着剪影似的花边，第1次向丁海华谈起自己的事情；
三年前，她从学校里出来，组织上考虑到她的特点分配她去国营农场受训练，当一名拖拉机手，希望她能够成为农场里的一面旗帜。
说实话，她心里的确闹了几天别扭，好容易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
（“罗耘也会流泪！”
丁海华快意地想。）
但是在参加农业劳动生产中，当她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度过了第1个年头，第2年春天看见在那亘古以来就是不毛之地的荒土上，一望无际长满了麦穗——那麦穗是她亲手播种下去的种籽长出来的呀，那肥沃的黑土是她开过拖拉机翻犁过的呀！
她一个合扑张臂抱住了土地！
欢乐的泪水淌在处女地上。
当一个人微小的贡献有了收获，亲眼看见一大车一大车黄金般的粮食装进国家的仓库里去的时候，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
这不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吗？
“你，你也是初中毕业生？”
丁海华想了半天，忍不住问道。
“我拿了初中毕业文凭到农村去，嗨，不顶事，什么都还得从头学起！
人家说，生活就是学校呀！”
罗耘突然喷出一阵大笑。
丁海华觉得自己的脸有些热辣辣的发烫。
幸亏罗耘正在仰起头远瞩满天星斗。
在闪闪烁烁的夏夜星空之下，罗耘乌黑明亮的眼珠仿佛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罗耘还是仰着头说：
“你难道还下不了决心吗？
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劳动知识分子，在田野上生根、开花、结果——赶明儿再娶个漂亮的媳妇，多美呀！”
这回，丁海华在黑暗中，一张脸，直红到脖子根。
罗耘顽皮地大笑着：
“我知道，你准是又脸红了。
对吗，小弟弟？”
丁海华没有作声。
夜里他做了许多梦……
第2天是高中升学考试发榜的日子。
晚上，谁也没有想到，海华的姊姊淑华从师范大学回家来了。
这几天早晚微有寒意。
然而那一夜大家还是照常聚集在狭长的空地上闲聊。
孟老师在弄堂口一把拉住淑华说：
“大学生，快来给我们大家讲讲反右派斗争！”
人们听淑华说右派分子如何猖狂地向党进攻，如何恶毒地诬蔑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弄堂里男女老少以及来自各地的客人们愤激起来了。
真的，这些日子以来，他们每夜津津乐道的讲着“故事”“童话”“奇迹”无一不是今天伟大祖国的现实，并且都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在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眼里所有这些只是一团漆黑，这难道是能够容忍的吗？
（丁海华摇摇头，从心底憎恨这帮右派分子。）
“海华，你考取了高中是么？”
淑华忽然想起来问道。
这句话提醒了老祖母。
她猛然想起下午学校里有一封通知书放在厨房的柜子里，正要跌跌跣跣去取信，海华站起来轻轻阻止了她，胸有成竹地说：
“不用了，奶奶。
我决定报名到农业社去了。”
大家都好像为此吃了一惊。
只有罗耘在一边吃吃地笑着。
笑得这样顽皮！
奇怪的是这一次丁海华不但一点也没有脸红，反而出其不意地对着“北方姑娘”回戈一击：
做了一个鬼脸。
暑假快过去时，这条里弄里的客人们一个一个陆续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了。
新的生活又将开始了。
一个辉朗的早晨，丁海华在锣鼓和鞭炮的欢送声中走出家庭的窄门时，老祖母依依不舍的倚着门框只说了一句：
“你这孩子今天真变成大人了！”

月下　（套色木刻）　赵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