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议会代表团团长宴请我国家领导人
新华社18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团长彼得·斯坦鲍利奇今天中午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
刘少奇委员长出席了午宴。
斯坦鲍利奇在午宴上讲话。
他说：
虽然我们两国相距很远，而且发展条件各不相同，但是这无关重要。
我们来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来到了我们所尊重的所热爱的国家，在这里我们就像在家里一样。
我深信，代表团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我们共同事业和共同目的。
社会主义已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民族当中实践，因此，各社会主义国家间交换经验，就成为重要的事情，今年年初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我们这次访问中国，将加强两国经验的交流。
当然，交流经验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间合作的唯一形式，合作应是多方面的。
我们应该这样合作：
动员起全世界所有进步力量；
并应该使我们的合作有助于全世界人类的进步事业和和平的巩固。
刘少奇委员长在会上讲话说：
为了中南两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利益，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中南两国人民有着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的团结和合作的共同愿望。
我相信通过你们的访问，特别是通过我们之间同志式的交谈，必将加深中南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我们两国的团结和合作。
出席午宴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和委员们，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各界著名人士。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出席了宴会。

在上海深入基层检查整风
毛主席赞扬大字报
本报上海18日电
记者习平报道：
17日下午，毛主席到达上海，晚间，接见了中共黄浦区委第1书记陆文才、中共上海锅炉厂委员会书记刘东海和上海动力技术学校校长仇启琴，检查和了解了基层单位整风和大鸣大放的情况。
今天上午十点钟，毛主席在上海参观了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国营上海第1棉纺织厂。
毛主席在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国棉一厂党委书记夏正言、厂长黄宗林的陪同下，参观了贴满在工厂走道两旁数千张琳琅满目的大字报。
工人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争辩的大字报，毛主席很感兴趣，常常停下来仔细阅读，不时地称赞有些大字报写得好。
有一幅大的漫画，有力地批评了某些错误言论，毛主席停下来看得很仔细。
他说，这张大字报的质量很高。
他还赞许了一群老工人写的一张大字报。
在这张大字报上，老工人们对目前厂内某些人发表出来的言论，表示不能容忍，要求党委立即组织辩论，辨明大是大非。
毛主席还指出一些破损了的大字报，对党委书记夏正言说：
“应该把它们补贴好。”
毛主席的到来，给正在整风和生产两条战线上热情地工作的职工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下了班的工人们热情地簇拥在毛主席的周围，不断地向他欢呼，毛主席也频频挥手向越来越多的工人致意。

我国家领导人同印度副总统共进晚餐
新华社18日讯
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晚同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共进晚餐。
在座的有：
贺龙副总理、陈毅副总理、章汉夫副部长、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
（附图片）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朱德副主席致欢迎词。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到京
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和首都各界群众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主席接见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
新华社18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今天下午四时由广州乘专机到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今日北京丽日当空，机场上悬挂着中、印两国国旗，欢迎群众中彩旗翻卷。
当银色飞机缓缓着陆时，音乐声和群众欢呼声响成一片。
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我国国家领导人都上前合十致意。
接着，满头银发、身穿黑色印度服装的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检阅了列队在机场上欢迎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机场讲话中说：
印度和中国之间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友好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和军事的冲突，这是一个各国间和平共处的范例。”
他说，近几年来，中印两国一度中断的友谊关系得到了恢复，现在正各自建立着自己的强大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要为和平共处、世界和平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努力。”
印度副总统最后说：
“我希望这次访问能对加强中印两国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有所贡献”，他并祝中印友谊，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讲话前，朱德副主席致词，代表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对贵宾的来临表示衷心的欢迎。
他说：
“自从我们两国人民建成了各自的新国家以来，我们都欣欣向荣地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巨大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近年来通过相互访问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受到两国人民的一致欢呼。
这对于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世界和平也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朱德副主席说：
“我们毫不怀疑，副总统阁下这次访问我国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两国领导人讲话后，在印度副总统绕机场一周与欢迎群众见面时，“中印友好万岁”、“亚洲和世界和平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许多盛装的女青年热情地向贵宾献花。
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双手合十向群众答谢，还和群众一起欢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今天随同印度副总统来京的，有印度外交部副秘书梅达先生、副总统私人秘书帕德克先生等。
到机场欢迎贵宾的，还有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副总理贺龙、陈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陪同贵宾由广州到北京。
最后，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和朱德副主席同乘一车去中南海勤政殿。
在北京期间，副总统就住在那里。
据新华社广州18日电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博士今天早上专机离开广州前往北京。
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和他的随行人员三人在访问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以后，今晨一时五十九分经香港乘贵宾列车到达广州。
当列车驶进车站停下时，受到广东省省长陈郁、广州市市长朱光和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等的欢迎。
新华社18日讯
毛泽东主席在今天晚间接见了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他的随行人员。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
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副委员长和章汉夫副部长。
接见的时候，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也在座。
（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接见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描绘大桥雄姿　歌颂英雄气概
武汉筹备庆祝长江大桥通车
据新华社武汉18日电
由铁道部、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同有关各单位联合组成的“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
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有关庆祝长江大桥通车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
从已经安排的庆祝计划和各方面的筹备情况来看，预计在长江大桥通车那天，武汉市将出现万众欢腾的节日景象。
为庆祝长江大桥通车，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已决定组织有一千多名音乐工作者参加的“桥头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将在通车的当天举行。
毛主席所作诗篇“水调歌头”也将在这个会上由男低音独唱。
全市的美术工作者和手工艺人们，正在创作各种庆祝长江大桥通车的艺术品。
大批反映大桥工程雄伟面貌和桥梁建设者英雄气概的国画、油画、木刻、雕塑，将在通车时展出。
武汉市科学技术界、工程建筑界、戏剧界和其他各界的人民，这些天来也怀着兴奋的心情，积极筹备迎接长江大桥通车。

柬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深沙伦到京
新华社18日讯
柬埔寨王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内政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深沙伦在今天下午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等人。

洪水驯服在英雄人民脚下
哈尔滨市军民艰苦搏斗二十四昼夜
挡住了高出市区四公尺的凶猛洪水
据新华社哈尔滨18日电
新华社记者陶肃琦、韩之非报道：
今年松花江上的特大洪水，经过哈尔滨市人民和参加防汛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四昼夜的艰苦搏斗，终于驯服在英雄人民的脚下。
今年松花江上的洪水来势凶猛，最高水位达到一二○·三○公尺，比日伪统治时期1932年哈尔滨大水灾时的最高水位高五十八公分，比1956年百年一遇的最高水位也高二十四公分。
在防汛斗争的日子里，全市动员了价值七百多万元的防汛器材和数以万计的车辆、船只参加防洪；
为了运土需要，还临时敷设了三条铁路专用线。
每天有十几万人到一百二十九公里的长堤上紧张劳动，加高、加宽了堤身，终于把高于市区三公尺到四公尺的松花江洪水阻挡在堤坝之外。
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自入夏以来，就组织了八十八万多人次的义务劳动，普遍加固了全市堤坝。
当特大洪峰在松花江上游形成的时候，全市抽调了八百多个精悍的干部组成了各级防汛指挥部，市内各单位也建立了防汛机构。
一声号召，声势浩大的防汛大军立刻有秩序地进入防汛阵地。
当水情紧急的时候，驻在外地的人民解放军立即前来支援，工厂工人除留一部分人坚持生产以外，也立即开到防洪前线增援。
三十多万防汛大军中的几百个党团支部，发扬了堡垒作用，共青团员杨富等四个祖国优秀的儿女，并且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哈尔滨市民在防汛斗争中对共产党表现了无限的信任和支持。
在水情紧急的时候，市区居民没有一家惊惶失措自动迁移。
防汛期间，全市涌现了一万个防汛模范和百余防汛模范单位。
哈尔滨在洪水威胁期间，不断地得到中央的关怀和各省市、各地人民的支援。
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哈尔滨人民的斗志。

祝印度展览会开幕
北京的秋天，是美丽的季节。
昨天，首都的人民刚刚以盛情厚谊迎接了远道来访的我国贵宾——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今天，我们又在怀着极大的兴趣欢迎印度展览会的开幕。
这次在我国首都举办的印度展览会，是印度在国外举办的最大一次展览会。
展览会所占面积达一万一千平方公尺，展出的产品中包括印度的近代工业品和丰富多采的手工艺品。
这些展览品生动地反映了印度独立以后在发展本国工业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印度人民的劳动智慧以及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
这个展览会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印度，并向印度人民学习他们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中印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只是在近代我们落后了。
但是，在我们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奴役而取得独立以后，我们就有了重新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有利条件。
我们两国人民都渴望和平，渴望幸福，我们都在努力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困难，来建设自己的祖国。
这种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中印两国需要互相合作、并且能够互相合作的坚实基础。
几年来，中印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已有很大发展。
而随着中印两国经济建设的进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将会更加密切，我们之间经济合作的前途将是异常广阔的。
我们相信，这次印度展览会的举行，在促进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方面将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和印度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是万隆精神的积极支持者。
我们一向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各国之间的互相了解，从各个方面来加强国际合作。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
我们认为，各国之间互相举办商品展览会，就是符合万隆精神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
因此，我们热烈祝贺印度展览会成功，祝贺它将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好的事业，带来新的贡献。

科学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追击右派
保卫哲学社会科学的党性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科学院今天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继续批判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的政治阴谋。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为题在会上讲了话。
郭沫若说，反右派斗争使得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特别强烈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直接担负着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更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真正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战斗。
（全文见今天本报第2、三版）
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的有夏康农、侯外庐、齐燕铭和孙定国。
侯外庐和孙定国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右派分子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和在“争鸣”月刊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吴景超发表在“政协会刊”上的“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这几篇重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文章。
他们指出，这些文章的发表，是为了酝酿和宣传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基本思想。
他们还详细分析了光明日报6月09日发表的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来证明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整个部署中所占有的十分重要的地位。
侯外庐和孙定国的发言，着重发挥了郭沫若讲话中的一些重要论点。
夏康农说，费孝通不仅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为这个反动集团的罪恶活动，提供材料，制造论据，并且用他的“阴暗的聪明”，参加这个反动集团拟订计划和策略。
夏康农说，费孝通一面污蔑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政策，抹煞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重大成绩；
一面以所谓“知识分子利益代表者”自居，迎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诬指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两个“盖子”；
煽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费孝通把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恶毒地描绘得像国民党时代一样，笼罩着“茶余酒后，休谈国事”的恐怖气氛；
并且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描写得一塌糊涂，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共产党把文教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概办糟了。
这样，共产党就“理应”下台，让资产阶级右派首先是章罗联盟上台。
他认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才”、“有专长”，建议章罗联盟赶快把知识分子和文教事业抓起来，由民盟来代替共产党领导科学文教事业，然后进一步夺取共产党对国家的其它方面的工作的领导权。
齐燕铭揭露费孝通在专家局工作中坚决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把党在知识分子会议后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巨大改进一笔抹煞，甚至用造谣污蔑的办法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
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费孝通更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出所谓知识分子的“两个顾虑”，即所谓“业务上的顾虑和政治上的顾虑”；
或两个“沉闷”即所谓“学术空气的沉闷”和“政治空气的沉闷”。
据费孝通说，“学术空气沉闷”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改造，“政治空气沉闷”的原因是所谓“没有民主自由”，费孝通以此来煽动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共产党。
费孝通、吴景超和陈振汉今天在会上继续作了一些交代。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各高等学校和中央有关部门、上海、天津等地的科学工作者两百多人。
会议明天将继续进行。

丁聪妄想挂帅独霸画报界
人民画报揭露这个当副总编辑的野心家
据新华社18日讯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民盟盟员）与另一副总编辑胡考，编辑沈百昌、周绍昌等勾结，企图篡夺人民画报，独霸我国画报界的阴谋活动，已在“人民画报”编辑部最近连续举行的批判会上被揭发并受到批判。
据揭发，他们的步骤是：
首先篡夺“人民画报”，然后独霸我国画报界。
如果此计不成，他们就打算出版两种“人民画报”，制造分裂，将现在“人民画报”所有的党员赶出去，另出画报，由丁聪和他的小集团来把持现有的“人民画报”，将它变质，专向资本主义国家销售。
再不行就专门去搞“同人刊物”，和共产党领导的画报唱对台戏。
丁聪参与准备搞的“同人刊物”打算专辟一栏，登载其他画报和杂志不用的退稿，并把编辑部的退稿信件一起发表出来。
还计划向国外发行。
他们计议这个刊物无论在那里出版，都不容许共产党来“干涉内政”。
当他们自以为进攻即将得手之时，丁聪就俨然以中国画报传统的化身自居，积极准备“挂帅登场”，在他的授意下，沈百昌和周绍昌草拟了一个改组“人民画报”编辑部的方案。
在这个方案里，丁聪就成了总编辑，六个编辑中没有一个党员。
揭发的材料还证明：
丁聪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是个进步的民主人士。
1944年，丁聪在昆明美军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工作，常为美军座上客。
他在为战略情报局所作的一幅除五毒的宣传画中，竟恶毒的污蔑正在英勇领导抗日的共产党是一毒，和土匪、汉奸等相提并论。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丁聪、沈百昌、周绍昌等开始承认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在反右派战线上
汪岗提出狂妄主张要多办反党的报纸
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右派分子汪岗，在今年上半年，先后在报社内外，公开地系统地攻击共产党的办报路线。
他狂妄地要求取消省市党委的机关报，主张多办不受一定的机关领导、监督，可以随便批评党委的“群众报”。
这家报纸在汪岗的操纵和影响下，5、6月份以大量的显著的篇幅，用特大字号标题，连续登载了“童尸案”、“她的死”等耸人听闻的色情、谋杀案件的新闻；
还专门开辟了“方方信箱”、“小诸葛服务台”两大栏，经常登载一些“阴阳人”、“失恋的苦闷”、“一个人爱上了两姊妹怎么办”以及讲究吃、喝、闹、玩等低级趣味的东西。
这张报纸还辟了一个“讽刺”专栏，专登丑化共产党员和新社会的杂文、漫画。
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制度
张庆恒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言人
党内右派分子张庆恒（原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国营农场管理处副处长），极力诋毁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制度，并公开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民弄的死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要闹事，闹起事来人人都会参加，天下就要大乱。”
他还说：
实现合作化是挖了他的老根，“今后有钱也不能买地，谁还积极生产哩！”
因而他疯狂地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制度说：
“农村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合作化带来的”。
现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干部正继续深入揭露和驳斥张庆恒的罪恶言行。
攻击党的领导和选举制度
马云风堕落成党的叛徒
北京航空学院揭露了党的叛徒、学生马云风。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就在学校里的马路上、教室里、厕所内写反动标语。
整风开始后，他张贴了“组织手段过时了”和“几条拙见”的大字报，集中攻击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他还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说，“公民选举权不平等”，要“自由竞选”，甚至“坏分子也可以竞选”。
他公开主张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

孝子　华君武

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无情
教育犹疑观望的群众参加斗争
武汉工商界又揪出一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武汉讯
武汉市工商业者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使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一个多月来，又揪出一批新的右派分子。
武汉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前一阶段，有不少工商业者害怕斗争“过火”，认为“区里的小右派分子无什么反头”，“右派分子已经反得差不多了”。
他们对反右派斗争抱犹疑观望的态度，使反右派斗争遇到一些阻力。
武汉市和各区工商联、民建会等组织，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举办了大报告，组织了谈心会和个别交谈，向他们介绍右派分子的罪行，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解释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还请他们帮助进行工作，使很多人提高了觉悟。
江汉区公私合营新中土产纸张商店主任、私方人员胡靖斋，和江汉区工商联常委、右派分子李仁荪在私方人员讲习班一起学习过，掌握了很多李仁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材料。
但是，他开始不肯揭露，觉得同在一个小组学习、生活了四个多月，彼此很熟悉，总有些揭不下脸皮。
经过各方面对他教育和帮助，他认识到别人在辛辛苦苦建设社会主义，而右派分子却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认识到斗争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就是对人民无情。
因此，他们积极揭露了李仁荪在学习时所散布的诬蔑党的政策和赶走公方代表的“经验”等反动言行。
胡靖斋还在休息时间，三次到外区去邀请原来在一个小组学习过的工商业者一起回忆和研究李仁荪的反共言行，邀他们参加斗争会，同时搜集到李仁荪的一些反动文稿。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右派分子李仁荪不得不低头认罪。
武昌区工商界青年江华林，过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可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却沉默起来，原来他认为所以批判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刘广仁，是因为工商联领导之间有矛盾，闹宗派。
区工商联了解他的思想情况以后，就在对证刘广仁罪恶言行的材料时，邀请他同去。
当他发觉大家揭露出的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时，恍然大悟，积极行动起来，到处搜集右派分子的材料，并且串连、发动和他有同样思想问题的人参加斗争。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节节胜利
中间状态群众向左转工程技术人员投入战斗
部分右派分子低头表示要彻底交代重新做人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
在反右派初期，约有60％左右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目前绝大多数已经向左转，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也都积极地参加了说理斗争。
该部自8月30日起，连续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辩论大会，批判生产司四级工程师、右派分子王复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在批判王复先的“共产党不能领导技术”的谬论时，煤矿地质总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竹家激动地说：
旧中国三十三年培养的地质人员不足三百人，而且大部分走头无路，生活无着，逼得有的人转业教书，有的人当银行会计，有的人下井挖煤，而幸运能作地质工作的只不过百人。
旧中国根本没有专门的煤矿地质机构和钻探队伍，地质研究工作更是可怜，那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不过几十人，设备不过是几台显微镜而已。
而解放后怎样呢？
全国现有大专地质系的学生达一万人。
几年来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已有五千人。
在地质技术上，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已经掌握了从普查到精查整套的勘探技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五十一个综合勘探队，每年可以完成一百三十万公尺的钻探量，提出百余件地质报告，获得五十亿吨精煤储量。
他质问王复先：
新旧社会孰优孰劣，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从这些事实中还得不出公正的结论吗？
王逸凡工程师在批判王复先恶毒地挑拨党和技术人员的关系，诬蔑“党不信任技术人员，有职有权只是一种口号”时指出：
自1955年开始，煤炭工业系统建立了各级管理机构的总工程师制和技术责任制，部内各技术部门都有工程师负责处理技术问题，凡研究或决定重大技术问题，一向都是经过技术人员讨论而作出结论的。
以王复先本人来说，1953年由抚顺调到北京煤矿管理总局当选煤科长，以后又提升为四级工程师，他参加过部务会议，有关选煤技术问题，不少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而王复先硬说党不信任技术人员，这岂不是别有用心的鬼话！
在广大群众的声讨下，该部其他单位的右派分子也都纷纷狼狈溃败。
如北京煤矿设计院的右派分子郭中元，公然提出了一整套取消党领导科学技术的组织方案，企图以此来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在全院辩论大会上，蒋洪巽工程师驳斥他说：
解放以前，国内没有一个煤矿设计院，也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矿井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但解放以来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有了九个煤矿设计院。
其中以北京院为例，已经完成了六十对矿井的全套设计，从中小型矿井设计发展到可以设计年产二百四十到四百万吨的大型矿井，目前还正在准备开始水力采煤的设计。
这些成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断送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
又如诬蔑肃反运动的洗（煤）选（煤）设计院右派分子刘斌，北京设计院的诬蔑和攻击积极分子的右派分子吴永安、杨泰生等，都遭到了群众的痛斥，而完全孤立。
现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有不少人已经低下头来，服输认错，并向群众表示愿作彻底交代，重新作人。

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座谈会揭发大量材料
证明钟惦棐仇恨党的文艺事业
据新华社18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最近继续举行多次座谈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反党分子钟惦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座谈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和材料说明，这个自诩为“权威”的钟惦棐，实际上是冒充内行、假充博学。
许多导演、演员等人的发言都指出：
他的一些文章中除了基本的观点有错误外，甚至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
如钟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大加批评的“纸带录音机可否要改作磁性录音机”也要呈请电影局批准，其实这两者原来就是一个东西。
钟惦棐从前在文化部艺术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对党所分配的工作总是兴趣不大，从来不去很好地完成，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他所办理的公文，非常粗糙，甚至文字不通。
但非常热心自己的写作，追求个人的名利。
他在中宣部时，自称与许多文艺处的领导同志“缺乏共同语言”，反对领导，和同志不来往，“离群索居”，但是和一些“知己”何迟、郭维等右派分子和一些被他欺骗蒙蔽的青年往返亲密，门庭如市，泄露党的机密，谩骂领导。
他以“帮助”青年为名，将一些人控制在他的手下，企图造成自己的势力，例如他“帮助”青年作者张弦发表电影剧本后，凡是杂志编辑部要同张弦谈话，就必须通过钟惦棐，甚至到阻止张弦参加电影剧作讲习会、亲自代张收转稿费。
钟到处搞钱，其手法之恶劣不下于吕班，他写信问张弦可否“送”他一点钱买书，居然受之无愧地接受了一百元。
钟惦棐对“不拘小节的人”的剧本提出过一些意见，竟直接向长影编辑处长写信提出：
“可否给我一点编辑酬劳”；
但是要用“绝对的秘密的方式”。
大会上揭发的材料，证明了钟惦棐顽强地反对党的文艺方针。
他厌恶谈艺术为政治服务，说，“不管什么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感动人的就是好影片。”
他也否认艺术家思想改造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主张艺术家有“更大的自由”，钟惦棐并且十分厌恶、仇恨党对文艺的领导：
他认为“领导艺术的只能是艺术家”。
钟惦棐不仅是在文艺思想上反党、仇恨党的文艺事业，并且对整个党进行恶意的攻击。
最近一次座谈会上的揭露，5月下旬，他向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个记者发表了极其恶毒荒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对北大右派向党进攻颇为称赞，认为是“五四精神的复活”。
他还诬蔑“好干部”和“党性强”就是“喝喝茶、抽抽烟、看看报、唯唯诺诺。
稍有一点独立见解不是扣右倾就是扣左倾。”
在多次座谈会中，许多电影艺术工作者热烈发言驳斥钟惦棐的一些谬论。
老电影工作者罗静予以解放前后的电影事业作了鲜明的对比。
他指出解放以来我国电影放映单位比解放前增加十多倍，观众比解放初期也增加十多倍，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械工业，有力地驳斥了钟惦棐今不如昔的谰言。
刚访问过法国回来的何文今、王家乙在发言中举了法国广大电影工作者遭受到各种困难，受到失业的威胁，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愿意进行的创作等事实来驳斥钟惦棐企图把电影“倒退”回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导演成荫、干学伟，电影学院钟敬之、许之乔等人发言都谈到苏联首先在电影艺术中创造了难忘的工人阶级新英雄的形象，开辟了电影艺术更普及、更深入劳动人民的新纪元，并且列举许多事实说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和苏联大公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驳斥了钟惦棐反对学习苏联的谬论。
在最近一次大会上，钟惦棐作第3次检讨后，主席陈荒煤向大家宣读了钟惦棐对“中国青年”记者发表的反党言论。
指出钟惦棐的检讨仍然没有改变立场。
指出钟惦棐不仅是在文艺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到对党中央领导和重大政策有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责成钟惦棐应该向党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
（1957年09月18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郭沫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曾经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了批判。
接着在首都和全国许多城市的科学界中也展开了批判。
07月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有一百多位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费了五天工夫，集中地批判了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方面的政治阴谋初步被揭发出来了，科学界的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面目在人们面前暴露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科学工作者在各个场合积极参加了这个战斗，表现了保卫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积极性。
这就既保证了科学工作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又大大提高了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
我们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的成就。
但是，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国科学工作者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揭发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各方面的罪恶活动，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
我们认为，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是尚未获得全胜，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是07月间举行的座谈会的继续，是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就在不久以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分别对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作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这两个座谈会，为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作了必要的准备。
章罗联盟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的一个具有严重意义的行动。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一方面，这个纲领是资产阶级右派整个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围绕着这个纲领，资产阶级右派在科学工作，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策划和具体活动。
资产阶级右派对于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件事，作了很高的估价。
他们在06月09日光明日报上，和发表这个纲领的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
这篇“短评”是章罗联盟中的权威人士直接授意写的，足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的意见。
“短评”写道：
章罗联盟提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不仅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向来说，具有新的意义，而且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来说，也有新的意义。
“短评”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右派早已决定，在他们的所谓“协助”共产党整风中，不仅要按照他们的设想“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要经过他们“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意见，由他们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并且告诉我们，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提出，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参与国是”“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道路”。
他们并且说，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以后“在每一时期或每一阶段”，都要抓住有关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心问题，经过“各级组织”，去“调查”和“分析研究”，然后提出“建议”，以进一步“发挥”资产阶级右派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这篇“短评”表明，资产阶级右派自鸣得意，把提出这个纲领看做是实现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法。
他们准备参照这种做法，不仅在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国家工作的其他方面，例如在文教工作方面，政法工作方面，财经工作方面等等，广泛施展类似的手段。
几个月以来各方面揭露出来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事情正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单就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来谈一谈。
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有一章叫做“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右派提出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1，他们提出了应不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说“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起草这个纲领的幕后重要人物费孝通，0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他说，“很多人耽心社会科学没有前途”，一直到他听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社会科学还有前途。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曾经指导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正在指导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教育人民。
并且一直提倡和鼓励社会科学的研究，去年还制订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计划。
为什么现在突然会发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不重视社会科学的问题呢？
为什么居然会发生社会科学有没有前途的问题呢？
原来并不奇怪，因为右派心目中的“社会科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
他们这样提出问题，目的就在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发展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
第2，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写道：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
他们指责说，“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等等。
他们并且积极主张：
“应该恢复的应即采取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当重视起来”。
也是费孝通，04月05日在民盟的机关刊物“争鸣”月刊召集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说：
“要发展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基本的认识问题要澄清一下”，“问题是不少的”，但“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
在这里，右派居然狂妄地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科学”的态度历来是：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一切阶级的学术文化，并且给以科学的评价，抛弃其中错误的反动的糟粕，批判地吸收一切有用的遗产。
资产阶级即使当他们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由于他们的狭隘的剥削阶级利益的限制，他们尚且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到了他们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后，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更只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
第3，他们进一步提出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来指导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的问题。
他们说，我们有“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的“偏向”，并且说，“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
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
事实是这样吗？
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
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资产阶级右派的无耻造谣，除了证明他们别有用心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他们之所以这样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各项工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参与制订国家的重要政策法令制造借口。
他们说，“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不是“毫无缺点的”。
应该鼓励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材料尽量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
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图谋改变我们国家各项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夺取国家整个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各位先生！
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在社会科学方面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大致就是这样。
但是问题决不仅限于此。
问题还在于，他们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纲领，而且早在这个纲领提出以前，他们就已经在各个场合酝酿和宣传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并且进行了许多组织活动，把这个纲领的内容，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等方面，加以进一步的具体化和发挥。
这就使得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更加鲜明，所起的恶劣影响更加严重。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旧社会学的问题，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02月2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
“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
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
右派所以注意“党和非党的关系”，“人和人的政治关系”，就是要煽动党外人士起来反对共产党。
右派所以注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例如采用“两院制”之类。
右派所以注意“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就是为了用民主党派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以至使民主党派成为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工具。
右派所以注意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为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知识分子引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右派之所以要讨论什么“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意思那就更明显了。
他们不是大喊大叫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吗？
他们不是集中火力来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造成口实，好让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出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吗？
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这些积极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右派分子，都十分强调他们的所谓“社会调查”，他们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样一些事实，便知此中消息：
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等等右派首脑人物，不也是利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去“视察”，也就是“调查”，乘机捕风捉影，歪曲真象，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吗？
最近发表的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和李景汉的“北京郊区农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两篇所谓“调查报告”，不全是假借“农村调查”之名，大肆歪曲事实，污蔑农业合作化，极尽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挑拨工农关系之能事吗？
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他们在“社会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的活生生的写照吗？
现在看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所以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其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实现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
是为了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来反对并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是为了到处挑拨和扩大矛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是为了组织和动员反动力量，准备条件，逐步实现资产阶级右派的穷凶极恶的政治阴谋，造成天下大乱，动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迫使共产党“下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什么学术范围以内的问题，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
资产阶级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其目的也是一样。
他们的这个企图，集中地表现在右派分子陈振汉草拟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中。
陈振汉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小。
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国家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
那末怎么办才好呢？
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回答：
这好办得很！
他的办法的第1条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既早已过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凯因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好了。
办法的第2条是：
现在的国家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的重任，那末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喜欢这批“经济学家”的人上台就好了。
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如此这般。
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上就是这样。
根据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实，请问右派先生们：
你们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张，不正是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组成部分及其具体化吗？
不正是资产阶级右派重大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吗？
你们要作出否定的回答，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各位先生！
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保证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的方针以来，我们科学工作者是衷心拥护这一方针的，并且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坚决执行着这一方针的。
当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没有暴露的时候，虽然他们对旧社会学表示留恋，可是我们仍然尽可能适当安排他们的工作，期望他们能够贡献有用的知识和能力，做出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并且在工作中逐步改造自己，但是这些右派分子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
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企图混淆这条界线，颠倒黑白，淆乱视听，这是不能容许的。
在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中间，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
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大多数人都有了进步。
一个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工作者，要彻底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
在这种改造过程中，难免还有旧的思想残余。
重要的是要不断自觉地用新的思想来克服旧的思想。
但是右派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坚持反动的立场和观点，对新社会充满敌意，处处与人民为敌，一有机会，就出来反对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仅仅有一些错误思想的人，和在政治上站在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当然不能混为一谈。
反右派斗争，使得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哲学社会科学是阶级性党性特别强烈的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直接担负着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更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真正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战斗。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社会思想复辟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种性质的斗争，当然不能不是十分尖锐的。
我相信，到会的所有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和批判。
同时，我们希望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能够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开展和深入。
最后，我们希望科学界的右派分子最后不至于完全辜负人民的期待，能够有所悔悟，彻底交代他们的罪行，以取得重新做人的机会。

谎言不能当作批评
易槐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上，右派分子彭文应向党放出一枝恶毒的冷箭，他说，他的罪过只是“过去对成绩谈得太少了，要求给他一个机会在人代会上歌颂一下新中国十五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有一些右派分子，当他们的罪行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往往和彭文应一样佯做退却实则反扑，说什么错误在于只讲缺点没讲成绩。
言外之意无非是：
党只许歌颂不许批评。
右派分子的“批评”是些什么呢？
请看7月07日人民日报上登载的章伯钧的来信。
这个右派头子为了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了说明共产党的“大势已去”，在他召集的六教授会议上说：
“国家计划委员会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可是要求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已贴到李的办公室门口”。
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向章伯钧提出了抗议，揭穿他的谈话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章伯钧才狼狈不堪的写信给人民日报承认这是他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造谣。
罗隆基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刘王立明，在攻击新社会社会秩序的时候，曾经煞有介事地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她说，河北省三河县有个王奎村。
王奎村一个复员军人的父亲，为了抢劫钱财，竟然把分别多年已不认识的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儿子掐死了。
可是，经过调查，三河县是既无其村又无其事。
打开每天的报刊，被揭露的右派分子的类似谎言简直是举不胜举。
这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捏造和撒谎。
这难道能够算是批评？
有人会说，右派分子虽然造了不少谣，可是，有时候他们也多少接触到了党的缺点。
这不错，可是，我们还得看看右派分子究竟是怎样谈到党的缺点的。
有人说右派分子是拿着显微镜来对待党的缺点的。
晴空上刚刚出现一点云霓，他们就要形容成乌云遮天，暴风雨顷刻就要到来。
他们可以把党的缺点夸大到十倍、百倍以至千倍。
个别党员作风上的缺点，可以成为他们否定整个党的根据；
执行政策中的某些缺点，可以成为反对党的政策的根据。
发现某一党员领导干部有点官僚主义，他们就要叫所有的领导者“下台”，赶快“让位于贤”。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呢？
当然不是什么认识上的偏差，而是为了否定、反对、以至打垮党的领导。
真正善意的批评，则是为了使党更巩固更强大，使党的领导更坚强更正确。
二者之间难道有丝毫共同之处吗？

阴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陈达制造了系统的反共谬论
据新华社讯
北京劳动干部学校经过一个多月来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了副校长、“社会学家”、右派分子陈达的有系统的、纲领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陈达对共产党进行了最恶毒地、有系统地污蔑和咒骂。
他说：
“共产党最好不用‘党’这个字。
在我的思想上对‘党’这个名称是有抗拒的……如果不用‘党’这个名称，改用‘盟’，会更好些，盟是志同道合的意思，盟员即是志同道合的成员。
这与共产党员称‘同志’要接近些，与为人民服务和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要接近些。”
群众在大字报上指出，陈达说对“党”这个名称有抗拒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要取消共产党。
群众揭露出下列事实来论证这一点。
陈达说过，“中共领导革命很有办法，而对科学工作，我认为还不能领导”。
他又说：
“有些党员对他领导的工作不懂，却又要他来领导，许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发生的。”
陈达又诬蔑劳动部党的领导和被领导者说：
“部里的领导分层，每层都要党员负责。
这种领导仿佛是下棋的方式。
被领导的人好像是棋子，党员说一下，他们动一下，党员不说，他们也不动。
下棋的错了，别人也跟着错了。
这种领导方式对于工作对于提高干部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
陈达故意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曲解为共产党员自命高人一等的意思。
他把共产党员比拟为帝国主义分子，比拟为“自以为高尚的白种人”，比拟为“自以为奉上帝之命的基督徒”，他诅咒共产党将要和这些人一样“由于自以为特殊而衰败，以至走向末路”。
陈达在毒骂了共产党、否定了党的作用以后，再回过头来嘲笑、污蔑工人阶级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
他说，无产阶级无知识，怎能称先进阶级？
他又破坏党的群众路线说：
“以前在解放区里专门性的问题少，可用三个臭皮匠去顶一个诸葛亮；
现在不同了，我们要请求诸葛亮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诸葛亮是应该越发受到尊重”“今天的臭皮匠三千个也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专门的知识，臭皮匠不成了，必须要诸葛亮才能解决”。
按照右派分子陈达的说法，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臭皮匠，无产阶级又没有知识，那末，只好请陈达那样的由帝国主义教养出来的“诸葛亮”上台了。

京穗线夜航试航成功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中国民用航空局在北京——广州航线上首次夜间飞行试航成功。
担任试航的飞机在17日下午七点二十五分从北京起飞，18日晨五点二十分安全抵达广州。
这架飞机沿途曾经在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地降落，一路天气良好，飞行平稳、舒适。

伏克曼诺维奇到鞍山参观
据新华社鞍山18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今天下午来到鞍山参观。
陪同贵宾们来鞍山参观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辽宁省副省长张雪轩。

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
在长春参观汽车厂和农业社
据新华社长春18日电
以于哥夫主席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今天由吉林省省长栗又文陪同参观了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和九台县饮马河农业生产合作社。

南国民议会代表团
访问京郊高碑店农业社
昨晚出席欢迎会并观看京戏“白蛇传”
据新华社18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贵宾们，今天上午访问北京东郊高碑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到社员们热情的接待。
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今天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
又　讯
以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18日晚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办的欢迎晚会。
贵宾们欣赏了由杜近芳主演的京剧“白蛇传”。
演出结束后，贵宾们由林伯渠、李维汉副委员长等陪同上台和全体演员一一握手，并赠送花篮。

国务院关于改进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接受学校师生前往
参观、实习、进修等工作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工作的指示
（一）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师生，前往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进修和参加科学技术合作工作与必要的科学技术会议，是提高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校师生实地研究国家各项建设工作，密切联系工农群众生活的一个有效办法。
近几年来，国家各业务部门、各厂矿、工地、设计部门、科学研究机关等单位，在这一方面，曾给各校师生不少的便利和支持，使参观、实习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参观、实习等工作中规定一些必要的保密制度，是完全应当的。
但是，由于过去保密范围有些规定不够明确，有些规定过宽，许多单位对于前往参观、实习、进修等人员，审查手续过于繁琐，以致一部分需要前往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可以批准的而没有被批准，或者时间拖得过久；
有些被批准的人员，在参观、实习、进修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联系实际的机会和影响了他们工作学习的积极性。
为了改进这种状况，现作如下指示：
一、凡是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师生，除了反革命分子、被管制分子和因为有反革命嫌疑正在审查中的人员和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以外，在确实有需要的情况下，一般都应当按照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和所教学的课程，允许他们到一定的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去参观、实习和进修。
当他们在进行参观、实习和进修的时候，接受单位应当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而不应当看做是一种额外的负担。
对于学校师生在进修、实习期间所必需的劳动工具、试料、劳动保护品、宿舍等项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条件，应当积极协助解决；
在遇到厂矿培养技工和学生实习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统筹安排，适当地照顾学生的实习要求。
另一方面，前往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应当尊重接受单位的业务指导，遵守接受单位的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不得妨碍接受单位的生产和日常工作。
二、为了明确保密范围和改变过去某些保密范围过宽的状况，便利学校师生前往参观、实习和进修的工作，中央各业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把所属厂矿、工地、设计部门、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划清保密范围和机密等级。
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所有厂矿、工地、设计部门、科学研究机关，可分为三类。
第1类是为数很少的特殊机密单位，这一类单位，一般不接受派人前往参观、实习和进修。
第2类是若干重要单位，前往这一类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由派出单位在派出前负责进行政治审查。
第3类是普通单位，前往这一类单位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凡合格者，不再进行政治审查。
具体分类名单，由中央各业务部门根据本指示精神迅速核定下达所属单位，通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并且报国务院备案。
三、为了简化审查手续，所有前往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派出单位都不必把他们的人事档案材料寄往接受单位。
接受单位对他们一般不进行政治审查，但必要时可进行抽查。
关于是项审查工作应当由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或者地方有关业务部门督促所属派出单位对派往参观、实习、进修的人员负责进行，并且对这些人员加强关于保守国家机密的教育。
如果在参观、实习、进修期间发生失密、破坏等事故，派出单位应当进行检查；
接受单位可以向派出单位提出意见，并且可以通知派出单位的领导机关，给予处理。
在派遣手续和派遣人数方面，今后除了学生仍旧按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或者地方各业务部门的原规定办理以外，其他人员一律由派出单位向接受单位直接接洽介绍，不再经过他们的领导部门审查批准。
高等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应当督促所属学校和基层单位就近同有关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建立经常的联系，并且提倡它们之间订立科学技术联系合同或者生产实习合同。
四、中央和地方有关业务部门以及厂矿、工地、设计部门举行专门的科学技术会议的时候，应当主动地邀请有关科学技术人员和学校教师参加；
各科学研究机关和学校在举行讨论有关科学和教学问题会议的时候，也应当邀请有关厂矿、工地、设计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及时交流先进生产经验和科学研究情报。
五、科学研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工作需要，前往有关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进行参观、调查和考察的时候，可以参照上列各项规定办理。
（二）
为了作好资料保管工作，同时也为了改进给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工作，要求中央各业务部门除了按照国务院（56）国秘习字二八四号通知的精神，划分保密范围、积极改进资料工作以外，还应当积极地进行下列几项工作：
一、中央各业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起一套资料管理制度。
鉴于这个工作十分复杂，而且经验不足，中央各部门应当指定一个副部长或者部长助理负责指导这个工作。
在确定资料机密等级的时候，应当经过缜密考虑，不应当把不是“绝密”的资料列入“绝密”范围。
事实上，真正应当列入“绝密”等级的资料，在全部资料中，只占极少数，而且有些资料，只在一定时期内，应当列入“绝密”等级，过了一定的时期，就不再是“绝密”甚至不再是“秘密”了。
因此，各业务部门和所属单位，对于机密资料应当实行一年或者几年检查一次的制度，以便及时改变一部分资料的机密级别。
二、中央各业务部门，应当迅速加强现有的资料室。
没有设资料室的，应当根据需要成立资料室或者指定专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
目前应当迅速着手清理几年积累起来的资料，并且进行各类资料的编目工作。
将其中可供科学研究和教学参考用的资料目录，随时印发各有关单位查考。
同时着手制定简便可行的资料借阅的办法，以便利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按照一定手续前往借阅。
这个办法应当力求既能保守国家机密，又能保证资料的充分利用。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应当立即会同有关单位，考虑如何建立供科学研究用的技术资料和经济资料的供应中心的问题，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审核批准。
三、为了更广泛地为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校师生供应必要的资料起见，中央各部门可以定期出版有关的年鉴或者资料汇编等，但要限于需要量较多的，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并且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防止出版泛滥的现象。
四、中央和地方有关业务部门和厂矿、工地、设计部门、研究机关，应当按照国务院（56）国秘习字二八四号通知和本指示的精神，改进对前往参观、实习、进修和参加科学技术合作的学校师生的资料供应的工作。
对于前往进行生产实习和参加科学技术合作的人员，原则上应当允许他们以接受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在他们进行实习或者参与科学技术合作工作所必需的范围内，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手续可以查阅和摘录有关资料。
同时，各派出单位应当对派出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切实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应当将历年已经由各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索取来的资料，切实加以整理和利用，各校之间也应当做好资料交流工作，以尽可能避免重复索取，减轻有关单位的负担。
五、鉴于今后在国内设计的工程项目日益增多，科学研究工作逐渐开展，国家建设委员会应当组织资料的交流工作，并且尽速定出可行的制度和办法。
（三）
国家各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应当经常向有关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注意：
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的时候，既要杜绝麻痹大意，泄漏国家机密的现象，又要克服某些保密范围过宽，影响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现象。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9月17日

妇女们的光荣职责
勤俭持家的重要内容
用共产主义精神处理婚姻家庭关系
据新华社18日讯
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许多母亲们今天在会上强调说，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子女和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当前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之一，是每个母亲和未来的母亲应尽的光荣责任，也是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
代表们指出，在社会大变革中，如何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婚姻、家庭及子女教育问题，是社会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在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对社会、国家发生影响。
我们国家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中，婚姻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自主婚姻，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幸福家庭大量出现。
这种在夫妻、父母、子女、婆媳之间建立起的互敬互助和睦相处的新关系，正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
但是，曹孟君说，旧制度、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在解放后短短几年中完全清除，在婚姻家庭关系上也还残存着一些缺点。
比如有些青年还不能正确地处理恋爱婚姻问题，有些青年人还不懂得勤俭持家，不认识搞好家庭关系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因此，妇联应该继续和有关单位密切合作，把以共产主义道德对待婚姻家庭的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婚姻关系方面，应当继续提倡建立男女平等，互敬互爱，提倡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劳动的巩固持久的爱情，反对爱慕虚荣、好逸恶劳等资产阶级的婚姻观点。
应指导青年正确地处理婚姻、工作、学习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倡适当晚一些结婚。
在还存在封建婚姻习俗的地区，要继续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和早婚。
在家庭关系方面，要继续提倡建立互爱互助，共同劳动，尊老爱幼，尊婆爱媳的社会主义家庭，并且提倡父母以身作则，培养子女勤俭朴素、诚实勇敢的品德。
最后，曹孟君还提出，妇联在必要时，还要针对青年人在恋爱、婚姻和处理家庭关系等问题上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全国妇联第2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康英谈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问题。
她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和人的关系是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标准的。
她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说今天这个社会是“六亲不认”的谬论。
康英说，今天人和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当前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个部分。
康英还说，搞好家庭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妇女在搞好家庭关系上又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呢？
她认为，妇女和公婆、父母、丈夫、叔伯、妯娌、子侄相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家庭和睦。
她特别谈到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相互耐心帮助，建立更多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和睦家庭。
团中央学校和少先队工作部部长陈琏在发言中特别指出，母亲是少年儿童最初的教师，也是最亲密、最有权威的教师。
陈琏希望广大妇女，特别是母亲们都能把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作为贯彻实施“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一项重要内容。
她说，保卫少年儿童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加强对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每一个做母亲的严重的斗争任务。
陈琏还对娇惯孩子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她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我们可不能像暖房里的花朵那样来培育，要使他们不脱离整个社会生活，要适当地让他们经受些风雨，特别要大大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劳动教育。
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都要以身作则地去引导少年儿童热爱劳动，养成体力劳动的习惯，这要和自己的思想改造相结合，和勤俭持家相结合。
在这几天的讨论中，还有很多代表谈到了教育子女的问题，她们认为，“言教不如身教”，勤俭持家贯彻执行的好坏，对子女的成长有着决定的意义。
山西省大同市铁路职工家属窦少卿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为作好勤俭持家是培养孩子们勤俭朴素作风的一个有效方法。
武汉市“五好”家庭妇女李春培，平常注意教育子女养成劳动的习惯。
她的四个上学的孩子，品行都是五分或甲等，其中两个是“三好”学生。
孩子们在家里都适当分工做一些家务劳动。
在今天的会上，右派分子刘王立明、浦熙修作了一些交代。
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有十二位代表，另有三十四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

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发表声明
决心加强中日经济文化关系
新华社18日讯以片山哲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亲善使节团昨天下午到达北京时，在机场发表声明。
全文如下：
“我们日本社会党的国民使节团在今天这个秋日晴朗的日子来到首都北京，将我们将要遍访社会主义国家的足迹首先印在贵国，并且受到各位的欢迎，实在不胜感激。
我们这次来到贵国是为了从各方面了解贵国将人类幸福和国家繁荣事业求之于世界的和平和友好中而稳步地获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苦心和经验，以便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从我们的国家情况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估计前途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将以不屈的意志和不渝的忠诚，为贯通这条道路而向前挺进。
在这国庆节前夕，我们预祝贵国的伟大成长。”

有什么说什么　摆事实讲道理
上海整风运动广泛深入开展
本报上海18日电
上海市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了。
据统计，近千个机关、工厂、企业、学校，最近已经贴出了上百万张大字报，举行了无数次大型或小型的座谈会。
这是继上海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以后，又一次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
这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较前一时期发展得更广更深。
现在已经有五百六十四个单位全面展开了鸣放，有近十五万职工和工作人员热烈投入这一运动。
第1批进行整风的三十二家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运动开展得特别迅速；
仅上海船厂、国棉一厂等八个厂就已提出了五万八千多条意见，这些意见一般都提得很具体，反映了职工对整风运动的坦率和热情。
不久，全市一万七千多个工厂也将普遍地分批分期地进行整风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郊区农村方面，中共上海市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即将在四十万农民中逐步展开的整风运动作了部署。
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上海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风运动，也将在全市一万三千多成员中普遍进行。
以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为中心的上海市二十万工商业者的整风，正在积极酝酿；
参加市级整风的六千余工商界骨干已经向整风领导机构报到，他们将集中在市工商界政治学校进行整风。
高等学校现在已经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又一次大鸣大放，许多在校外生产实习归来的同学和本学期的新生也都投入了鸣放的洪流。
有二十四个文教单位也在过去鸣放的基础上再度鸣放，要求放得深放得透。
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自由思想，是这次整风运动的显著特点。
人们有着各种机会，通过各式各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原来肃静的办公大楼，现在下班后还可以看到人们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有些已退休的工人，或出差在外埠的职工，近来也都赶回原单位，讲出自己的心里话。
而大字报，这一表达意见最迅速、方便的形式，更成为人们所喜爱的工具。
不论是机关、工厂还是学校，到处都张贴了数以千百计的大字报。
仅仅第一商业局系统，就贴出了三万多张。
走廊、墙壁、饭堂楼梯口，到处张贴的琳琅满目。
有的工厂还特地搭起高大的芦席棚，让大家在这里张贴大字报。
这些五颜六色，署名或不署名的大字报，揭发了单位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事实，有些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有的还就某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字报的形式更是丰富多采，有的写上快板诗，有的画了漫画，有的夹叙夹议、有评有述，有的就是一篇又尖锐又辛辣的小品文。
此外，还有诗词歌赋、对联、辞典、相声、顺口溜、章回小说，各种形式应有尽有。
随着大鸣大放展开了大争大辩。
大字报和辩论会，笔战和舌战，热烈地交织成一片。
辩论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心平气和地进行的。
开展辩论比较早的单位，某些论点已经在群众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上海邮局职工对解放前生活待遇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待遇好的问题展开辩论时，双方分成两个组，分头访问老工人，到图书馆查阅解放前的物价指数，多方收集资料。
他们除了举行小组辩论以外，还先后举行了两次大辩论会。
争辩结果，原来坚持解放前待遇好的人，在事实面前放弃了自己的见解。
各单位的领导人一面鼓励群众开展辩论，一面继续诚恳地接受批评。
许多机关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现在经常主动找非党干部谈心或利用公余休假日到他们家里去谈家常，普遍受到欢迎。
各单位在整风运动中设立的改进工作小组，目前仍在积极工作，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着手解决。
例如上海市税务局，职工们提出的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现在80％以上已经得到解决。

池田正之辅到京时发表谈话
努力克服困难发展中日贸易
新华社18日讯
日本访华通商使节团团长池田正之辅昨天到达北京时，在机场上发表了谈话。
池田正之辅说，使节团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为了同中国有关方面谈判签订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问题。
他说，第3次日中贸易协定经过延长一年以后，已经在今年05月03日满期了。
这种情形对于日中两国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决不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要尽量克服两国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彼此在善意和加深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最后表示希望能够早日签定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

海贝尔格夫妇到京
新华社18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挪威作家协会主席海贝尔格及其夫人在16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罗建筑师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18日讯
应中国建筑学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罗马尼亚建筑师代表团，在团长马可威·彭彼里乌率领下今天到达北京。

丰收
红安花生
湖北省老苏区红安县四万七千多亩花生丰收，预计每亩平均产量可达六百二十五斤，其中有一万四千亩花生达到亩产八百至一千斤的高额丰产纪录。
去年这个县的花生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三十四斤，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两倍，今年将要超过全国花生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的两倍半。
08月下旬，全国芝麻、花生参观团到达这里，他们认为全国各地的花生都出现过高额丰产纪录，但像红安县这样大面积的高额丰产是少有的。
参观团非常重视这个县的花生栽培经验，将要在全国推广。
中宁枸杞
甘肃省中宁县盛产的枸杞是我国中药材中一种名贵的药材，长期销售于国内外。
中宁县种植枸杞相传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政府用低价收购和加重捐税，压榨农民的结果，大量枸杞被砍伐，到1949年全县只剩下二千八百余亩枸杞田。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经营枸杞的农民给了很大帮助，解决了肥料的困难，供应杀虫粉，提高了收购价格，到目前为止，全县培植枸杞面积已达七千八百余亩，平均每亩产量由解放时的二十四点九九斤提高到一百六十一斤。
　（新华社）
著名的山东莱阳梨，第1批十四万五千多斤正陆续运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
莱阳县今年可产梨四百四十九万余斤，较好的社较去年能增产10％左右，一般的也可增产4％—5％。
今年梨的质量也提高了，预计一等梨可占50％左右，较去年增加10％。
（吴成殿、孙钦）
河南烤烟
河南省著名烤烟产区许昌专区等地的烤烟，今年虽然曾经遭受水灾，但是仍比去年略有增产。
烟叶的颜色金黄，油质很浓，干净无虫眼，质量为数年来最好的一年。
现在已经进入大量上市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已经收购八百二十二万斤，平均每天收购四十万斤。
省收购部门要求，到年底收购到总产量的80％。
　（新华社）
海宁络麻
全国著名的络麻产区——浙江省海宁县，今年所种的十六万亩络麻又获得了丰收。
据该县农业部门估计，今年络麻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可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
海宁县种植络麻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这里的络麻素以秆长、皮厚、产量高和质量好而闻名全国，是麻纺织厂的主要原料供应地之一。
目前，这个县的麻农，在收剥络麻的同时，正在做着精洗络麻的准备工作，以便精洗络麻卖给国家。
　（田明德）
（附图片）
莱阳梨

北京郊区农民大鸣大放
污蔑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谬论受到群众批驳
乡和社的工作在群众的帮助下逐步改进
新华社18日讯
北京市郊区八十多万农民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现在，郊区的农业社已经普遍召开会议，发动群众大鸣大放。
在进行较早的八个试点乡里，经过十七天大鸣大放后，群众正在展开大辩论。
北京市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8月中旬首先在八个试点乡开始的。
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有90％左右的农户都有人参加会议，70％的人发表了意见。
他们就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干部作风、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意见。
仅据东冉村、赵辛店等五个乡的统计，各阶层群众共提出一万一千六百多条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批评和正确的建议。
这些意见受到乡、社干部的欢迎，他们已经着手改进工作。
在已经开始辩论的八个乡中，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问题上。
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坚决维护走合作化的道路。
他们说，刚入社时，入社股金交不上，生活困难，在信用社贷了款；
入社两三年后，股金交齐了，贷款还清了，按劳取酬，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还有人说，入社后吃穿不愁了，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念书识字的人也多了；
入社是第2次翻身，再不挨饿受穷了。
但是，也有少数上中农特别是过去经常雇工或搞商业投机的人，认为“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粮食不应当限量，应该随便吃、随便买”。
中苏友好农业社上中农社员苏德生经常辱骂干部和政府，认为“入社是进了螺蛳大院”（意思是走上了死路）。
在辩论会上，许多农民道破了他的真实目的。
贫农王宝山说：
“单干时，你种了四十二亩地，有骡子、大车，经常雇工；
入社以后，你一直不好好在社里干活，老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你才认为入社是进了螺蛳大院。”
西红门乡曙光农业社社员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有些人散布的“农业社坑国害民”的荒谬说法。
社员杨淑珍说：
“过去我们乡里的积水排不出去，村西黄土坑是十年九不收的洼地。
只有合作化以后才挖了大水渠，不光解决了排水问题，还开垦了一百多亩稻田，这能说坑国害民吗？”
在批驳污蔑统购统销政策的言论中，许多农民用事实说明粮食统购统销后稳定了粮价，保证了农民的口粮。
马池乡贫农丁梁氏说：
“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治投机倒把的人；
有了统购统销，谁想囤积倒把都不成了”。
经过辩论，许多人觉得“头脑清醒、心明眼亮了”。
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北京市郊区的乡、社领导干部对农民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分析研究。
有的乡、社已经初步改进了工作。
丰收农社社员提出应当向社员公布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账目，社务管理委员会已经决定整顿账目，召开大队代表会议，详细公布。
星火农业社社员提出仓库混乱，找东西困难，影响生产。
这个社立刻组织十几个人清理仓库，把库里存放的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
中苏友好农业社的电磨不能满足社员碾粮的需要，现在社里决定从大车队抽出三十八头驴给社员推磨，并且把电磨改成“三班制”，提高使用效率。
六里屯乡有些农民提出，供销社和粮食供应站的营业时间恰好是农民的生产时间，农民休息它们也休息，买东西不方便；
经过乡里同有关部门研究以后，现在它们已经调整了营业时间。
许多乡、社干部在这次运动当中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并且表示要认真改进作风。
各乡、社初步改进工作后，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他们认为，意见没有白提，真解决问题。
目前，北京市郊区农民白天正在进行紧张的秋收工作，晚上休息时间继续开会鸣放和辩论，做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两不误。

单干户从哪儿来的“优越性”？
本报评论员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有优越性”目前仍然是农村大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题目。
已经入社的人，有一小部分仍然是动摇的。
他们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随大流”涌入了合作社，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认清和坚决相信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没有入社的人，本来就不承认合作制度有优越性。
他们在农村已经只不过是零零落落的极少数了。
可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仍在极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宣扬着他们制造出来的所谓“单干的优越性”。
确实有一些单干农民近一两年的日子过得似乎“挺不错”，比起一部分社员来，粮也多，钱也多，“自由”也多。
他们甚至故意在社员面前夸耀自己的“好生活”，挑拨社员和合作社的关系。
这样，思想仍然有些动摇的一部分社员，心里就更不安稳了。
这一部分单干农民的“优越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许多地方，经过大辩论，已经揭露出来了这个“谜”的“谜底”。
一部分单干农民的日子过得比一些社员好，原因之一是：
大部分单干农民本来就是富裕中农，底子比较厚，土地比较肥；
一些新办起来的合作社，在生产投资和社员生活费用等方面，一时还没有赶上富裕中农的水平。
这是事实，应当承认。
可是，事实也证明了：
一个合作社，办了五年左右，就可以赶上以至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而且以后还会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好，农副业生产可以全面大发展，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社员的收入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有保证、精神文化生活的愉快，不是任何单干农民所能比得上的。
又一个原因是“有些单干农民不再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了，不再储备和投入更多的生产资金了，他们尽可能把钱和粮食多用在‘改善生活’上边，甚至把牲口卖了把钱花掉。”
这样，一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好。
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党的政策有疑虑和抵触的情绪，一方面是想用这办法引诱社员退社，是用的“破釜沉舟”之计。
很明显，这办法是不能持久的。
许多农业社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社员们为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宁愿节衣缩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就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那一部分单干农民表现出来的是败家没落气象，合作社表现出来的却是兴家立业气象。
一小部分合作社，由于干部缺乏经验或者作风不好，工作上出了一些毛病，没有把生产和分配工作做好，以至使较多的社员的收入比不上一部分单干农民，或者使社员感到家庭副业和日常生活上受到过多的限制，这些也是事实。
但是，有些合作社内部不团结，社员情绪动荡，生产或分配没有搞好，却正是社内外反对合作社的人（包括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内）兴风作浪的结果。
社干部工作上的缺点并不是合作制度的缺点，是可以改正的。
比较起来，以上谈到的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从许多地方揭露出来的一些单干农民的情况看来，“单干优越”的来历，不外乎欺骗和剥削。
许多单干农民的土地上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比合作社的高，他们的口粮和钱却比社员的多，这是为什么？
一因他们瞒地、瞒产少交了公粮、少卖了余粮；
二因他们年年拖欠公粮、统购粮；
三因他们违法进行粮食投机和别的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四因他们向别的单干农民高价出租牲口、向贫困农民放高利贷；
五因他们不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把粮田棉田改种药材、荸荠等等；
六因他们不遵守国家法律，逃避义务工，不修水利却坐享其成；……。
粮多，钱多，原来是从这些邪门歪道里面得来的；
“自由”，原来是用别人的痛苦和国家的损失换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根本的原因，还是单干农民本身有毛病。
一般地说，农民都有两重性。
这一部分农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富裕中农），作为劳动者的一面比别的农民要小一些，作为私有者的一面比别的农民要大一些。
这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同时，同他们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他们还把不参加开会、不受思想教育也当作单干的一大“自由”、一大“优越性”呢！
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他们自己也是不利的。
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爬上去，大多数人会跌下来。
这样做既然对国家不利，国家不能富强起来，对他们就也会有所不利。
这样做，生产不能大大发展，他们的“有钱、有粮”和“自由”也就都很有限。
这样做下去，他们这些人一定要落在时代后面；
大多数人都光荣地愉快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着，他们这少数人终于会发现自己是多么近视，在大白天做“黄金梦”是多么可笑。
当然，他们毕竟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积极的一面。
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他们是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定要看清，在一些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待单干农民方面也有一些缺点：
对于单干农民放弃或者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经济上的领导，不是粗暴、歧视，就是放任自流。
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些地方对单干农民采取了“压”的办法。
从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苏宝应县委的文章里就可以了解，这种办法只能使这些单干农民更远地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使有的人伤了感情，在懂得了合作制度的好处以后仍然不肯入社。
有一些地方，对单干农民采取了“纵”的态度。
一切工作，只抓合作社。
单干农民既然成了极少数，对于完成各项经济工作的任务似乎是“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了。
单干农民不交公粮，不卖余粮，不出工修堤修路，不按国家计划种植，甚至荒废土地去做投机生产，都没人管。
既然留下了许多空子，单干农民自然就要去钻。
开什么会都不找单干农民，不用社会主义的光芒去照射单干农民，却又总是一提起他们来就简单地说他们“顽固、落后”，大有“拒之于千里之外”之势，单干农民自然就难进步。
江苏宝应县召开单干农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说明，对单干农民，既不可“压”，也不可“纵”。
耐心地热心地启发他们，向他们讲清道理、摆明事实，让他们“大放大鸣”，自由争辩，他们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
一次会开得好，不但统购统销问题解决了，而且有88％以上的单干农民表示愿意入社。
这当然不光是这一次会的效果，是同办社工作和别的工作的成绩分不开的。
但是，也决不可忽视这样一次会的作用。
有些地方采取了让社员和单干农民在一起开辩论会的方式，解决“究竟是合作制度优越还是单干优越”的问题。
只要坚持说理，不要开成“斗争会”，那也是可以的。
至于少数单干农民的违法活动，当然应该依法处理。
在各项经济工作上，都要使单干农民没有空子可钻。
不过，也要注意对合作社和单干农民同样对待，不加歧视。
在同样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单干农民同合作社比赛。
只有这样，才能使单干农民真正心服。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合作社一定能够比得赢！

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的收获
中共江苏省宝应县委员会
江苏省宝应县现有个体农民一千二百三十八户，占总农户的0.7％。
合作化以后，放松了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的地区除了征粮的会之外，没有找他们开过别的会。
有些基层干部和农业合作社对于个体农民不是从团结出发，教育、争取他们入社，而是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在生产上对他们作了不应有的限制，在政治上歧视他们。
由于这些缺点，再加上许多个体农民有资本主义思想，因而在个体农民同基层干部、农业社、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应有的隔阂，不少个体农民，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富裕中农公粮不肯交，余粮不肯卖，甚至同农业社“摆阵势”，企图拉拢一些思想不坚定的社员出社。
有些个体农民故意把猪肉、白米饭捧出来吃给社员看。
泾河区张桥、左堡等乡的社外富裕中农把麦糊饼带到田散给社员吃，并且讽刺地说：
“你们今年可曾尝到过麦糊饼啊？
我们已经吃过好几顿啦！”
有些社员受到了个体农民的引诱和迷惑，也认为“入社不自由”，“不如单干好”。
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中共宝应县委曾经在7月27日召开了一次个体农民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个体农民二百七十四人。
到会的个体农民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
有的不登底，怕“被处理”；
有的是在下面受过干部的气，这回要上来讲理、出口气；
有的在村里已经长时期没开过会，这回抱着“听听道理”的想法来了；
有的估计这次开会，无非是谈入社问题的。
对于入社问题，他们也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有的认为单干时间不会长了，打算秋后入社；
有的要看大势，抱着“人家怎样梳头，我就怎样打扮”的观望态度；
有的想再等几年，社办好了再入社；
也有的人坚决不想入社。
经过教育，大多数人思想通了。
在粮食问题上，经过教育，积极拥护国家的粮食政策、报足产量、照缴公粮和照卖余粮的占代表的92.3％，还在豫犹的占4.1％，思想不通的占3.6％。
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表示坚决入社的占88.4％，犹豫的占2.6％，思想不通的占9％。
思想不通的大都是富裕中农和受过干部的气的农民。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首先统一了会议的领导骨干（县乡工作人员和社干部）的思想，明确指出个体农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热心对待单干农民，并用百说不厌的精神去教育他们。
在这次会议上，自始至终执行了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教育上中农的阶级路线，在团结多数的基础上批判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和言论，这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
会议进程共分三步。
一　进行阶级教育启发群众谈心
会议开始，首先由县委负责同志作了动员报告，说明办合作社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目的。
向大家检讨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对个体农民团结教育不够。
要求个体农民同广大社员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听过报告之后，在讨论中，不少人打破顾虑，说出了内心话。
根据代表们的反映，他们没有入社的原因，除少数人是坚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外，一般的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望入社不得入。
在合作化高潮中，有些贫农要求入社，干部却认为他们的“土地丑、农具差、劳力不行”，不让他们进社。
有的人老婆嘴不好，好骂人，群众不肯要他们入社。
泾河区张桥乡的徐庄、邵兴庄等村有九十户在合作化高潮中，集中了种子，准备办社，一直等到下秧的时节，干部还不肯帮助他们建社，动员他们把种子分掉了。
又一种人是等等再入社。
等甚么？
无劳力的等儿子长大，有债的等还清债，军属等儿子回来，有的等社里生产搞好，老年人等赚个“棺材本”，少数受过干部打击的人等干部换掉。
再一种人是怕入社以后劳动比不过人，收入减少，怕跟干部合不来，怕吃亏，怕受讽刺，怕不自由，等等。
这时，骨干分子同许多代表个别谈心，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然后再由积极分子去影响、教育中间分子。
在这一阶段，思想搞通的有一百九十五人，占71％，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
思想没通的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受干部打过、骂过的，心怀不满、怨气很大。
他们说：
“单干像小媳妇一样受欺凌”，救济、贷款没有份，猪糠、油证领不到，正像俗话所说的：
“锅不热，饼不靠”。
另有少数人是瞒报田亩，少报产量，不肯交公粮卖余粮，认为单干自由，“官不睬民不扰”。
这两种人都说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二　摆出思想问题大家热烈辩论
针对最后这两种人的思想问题，领导方面又作了补充报告，耐心地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对待干部的政策，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当作家务事处理，分清敌我界限，不要上敌人的当，要他们以主人翁的身分，帮助干部做好工作，加强团结，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
接着在小组里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辩论。
1、新旧对比，谁好谁坏？
大家回忆亲身经历的事情，一致公认新社会不仅是好，而且好得多。
旧社会里苛捐杂税多，地主逼租狠，高利贷滚利凶，再加上反动派的敲诈勒索，物价波动，这些像一块接着一块的石头，把农民压得一点气都透不过来。
共产党领导农民往光明幸福的路上走，农民有了困难就贷款、救济，不断地从各方面帮助农民生产，再说不好的话，除非没有良心。
金沟区林成银说：
“1938年的洪水，冲走了我家五口人，一根筷子都不存；
去年发了大水，靠了政府的帮助，还收了九十担麦子。……两下一比，一天一地。”
过去不相信共产党的鲁光奎的老婆，在发言中也赞美现在的社会是太平世界，睡觉也稳当。
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驳倒了少数人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没有多大好处的说法。
有人承认话说错了，还说：
嘴上虽然那样说，心里还是拥护共产党的。
2、合作社到底好不好？
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列举了合作社生产上的某些缺点，如麦子没打干净，秧栽得迟了，长得不如个体农民的好，农具没人管，耕牛瘦等等，但是，谈到产量，他们却说他们的产量没有合作社的高。
这是想为少交公粮、少卖余粮找理由，并不是真心承认合作社好。
等到把合作社在战胜自然灾害、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各种土地入社后增产的事实摆出来以后，他们才服输。
望直区张楼乡贫农沈廷官说：
“单干不用说没力量抵抗自然灾害，就连我家三口人种六亩四分田都忙不过来，生产上耕牛、农具俱无，求哥哥，拜姐姐，操心劳碌，生产难搞。
这次回去就入社”。
3、粮食统购统销究竟好不好？
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是没有人否认的。
但是有人说：
“就是口粮少了，四百六十斤不够吃。”
经过回忆、对比，大家的意见一致了。
夏集区刘迈元说：
“过去贫农哪个吃到四百六十斤啊？
种地主田，租一交，只落一身泥灰，每年秋后逃荒要饭，我长到十四岁没穿过裤子。
现在穿吃不愁，再说生活不好的话，真是忘本！”
4、干部有缺点，应该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采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到会的人对少数基层干部的坏作风极为不满，因此，开始讨论时有些“顶牛”，但最后还是取得了正确的认识。
有的说基层干部都是贫农、中农的子弟，泥腿子出身，多数是想做好工作的，主要是工作方法不好，少数人有些自私自利的缺点，这些是可以改正的，不能一个说嘴歪，个个都喊歪嘴。
有的事也不能都怪干部错。
吕良区王良山说：
“自己思想不通，不要乱怪人，比如干部搞统购统销，我们要私买私卖，这就是我们的错处。”
山阳区戴士凤说：
“凭良心话，现在干部脾气改得多了，社长卞丹元去年对我们总是呼吆喝之，现在对我们又关心又和气。
春天我家的几亩麦子长得不好，我准备耕耖，社长好心劝阻，我听了他的话，每亩终于收了一百三十斤。”
又说：
“只要有共产党教育，干部都会变好的。”
有些人接着说：
“不能只要干部变，我们也要变。”
最后，许多人一致的意见是：
“我们和干部吵嘴是家务问题，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吵过就算了事，我们保证入社！”
会上发言很踊跃。
经过讨论，人们分清了大是大非。
泾河区到会一百四十五人，有90％的人表示决心在秋后入社。
虽然有少数人对入社问题暂时还想不通，但他们也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势是肯定的了。
三　组织大会发言互相提出保证
在大部分人思想通了的基础上，组织了大会发言。
同时有六个乡社干部在大会上做了检讨。
如割单干户的麦子的表示要赔偿，打骂过人的向大家道歉，应当供应的东西（糠、油等）以后照供应，应当救济的户救济，保证对个体农民和社员一视同仁。
到会代表心情愉快，大多数人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泾河区何家宝在大会上保证，除了动员全家入社外，还要动员周围的个体农民入社。
吕良乡烈属沈张氏在大会上说，她的大儿子为革命光荣牺牲，她家和共产党有血肉关系，不该不入社。
这次回去，除自己入社外，还要动员别人入社。
这次会也教育了到会的干部：
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
要耐心地倾听正面和反面的意见，然后分清是非，对合理的意见诚恳接受，能够兑现的立即着手办理；
对错误的意见，要在多数人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否则得不到多数人的赞同。
批判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
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克服少数同志的急躁情绪，有很大帮助。

我国北部湾的秋季鱼汛到来了，北海市的渔业生产合作社修船整网，准备出海。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河南农民预先交售秋粮
据新华社讯
河南省不少地区的农民在一部分秋季作物收割完毕后，提前预交预售秋粮。
今年粮食丰收的信阳专区，自秋季作物登场到目前为止，农民已预交公粮和预售余粮三千五百万斤。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预交预售秋粮七千多万斤。

解放军大量养猪种菜
言北京南京等地部队节约大批粮食
本报讯
解放军各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影响训练和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下，大力开展了养猪、种菜等生产活动，预计今年可生产蔬菜两亿斤，猪肉一千万斤。
根据南京、广州、沈阳、北京部队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共养猪六万余口，生产蔬菜一千七百余万斤。
驻广州部队还养牛、羊和家禽近两万只，养鱼三十五万九千余条。
许多单位还根据驻地情况，种植了向日葵和各种果树。
现有不少单位已做到了蔬菜大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
肉类也达到了自给3％至8％，个别单位达到了全部自给。
这样不仅减少了市场对部队的供应，而且大大改善了部队的生活。
驻在边防、海岛的部队，由于副食品运输困难，都提出争取肉类、蔬菜生产自给。
海军驻岛屿部队，在生产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种植了粮食、蔬菜、地瓜、果树，还饲养了许多猪、羊、鱼和家禽。
舟山地区多数岛屿缺乏水源，驻岛部队在雨季就多种叶菜，旱季则多种根茎菜，以适应干旱季节。
解放军官兵们的生产情绪很高，他们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抓紧早操、晚饭后的空隙时间下地生产。
军官家属，也积极参加了生产活动。
新华社讯
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区部队已经节约了大量的粮食。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部队，在最近一个时期中，节约粮食一百六十三万多斤。
部队各级领导十分重视粮食节约，有的单位开办了“节约粮食展览会”，对广大官兵进行了宣传。
某部队在官兵中进行了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米支援灾区人民的教育，号召大家跟灾区人民同甘共苦。
某部运粮时，大车驾驶手将洒在地上的粮食一粒粒地拣起来。
有的单位在面案周围装上布兜，案板和发面缸之间搭上木板，淘米池内装上细纱罗底，防止米面撒失漏掉。
南京地区部队今年已节约粮食三百九十九万多斤。
这个地区驻军的许多单位在节约粮食方面，做到了申请领粮数字准确，认真保管，计口下粮，人人爱惜。
有些单位的炊事人员做到“四光”——米面袋子倒光，厨房地上扫光，锅碗瓢盆刷光，淘米筐子清光；
就餐时全体人员做到“三净”——碗净、桌净、地上净；
不掉一粒米，不撒半点饭。
驻在海岛的某部队，为了防止仓库的粮食受潮和虫蛀鼠咬，采用垫高通风、吃陈储新、专人看管等办法，保护粮食不受损失。
武汉地区部队在最近也节约粮食一百四十九万斤。
广州部队在今年第2季度，将广大官兵在供给标准以内节余下来的六十六万斤粮食上缴国家。

为商业服务的艺术
据美国“工人日报”消息，不久以前四百位美国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和文化界其他方面的代表共同签名，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重视人民的艺术事业。
过去美国国会也曾通过一些法案，成立艺术顾问委员会，但这些法案仅仅是纸上谈兵。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人民的艺术事业根本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工人日报”指出：
美国自命财富世界第1，而在支持艺术事业方面却落后在世界各国的第40位。
美国国会不采取最起码的措施来促进人民的艺术事业，但政府却通过免税的措施为商业艺术耗费数十亿美元。
据最近的统计，去年美国几家大公司仅仅为商业电视花了二亿美元。
另几个大企业组织建造专供资本家享乐的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也用了八亿美元。

从印度展览会谈中印贸易
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　陈翰笙
印度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对促进中印贸易和中印友好将有重大贡献。
过去，1952年春在孟买和1955年冬在新德里，我国曾参加了那里的商品展览。
现在我们祝贺印度展览会第1次在中国开幕。
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者创立了大西洋至印度洋的航线。
英轮船公司开始在印度内地建设一个周密的铁道网。
同时印度的农作物在英国的重税下逐渐商品化而供应英国所需要的工业原料。
从此现代式商业就在印度出现了。
印度现代工业的基础是纺织业，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阻隔的状况下独自发展起来的。
加尔各答和孟买已是两个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区。
前者有百余家制麻和麻织品工厂。
后者的轻工业更为发达，仅棉织工厂就有二百以上。
此外还有十余个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工业。
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和人民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作了很大的努力。
经过第1个五年计划，印度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都提高了。
现在，印度正在开始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2个五年计划。
可是，这次展览会并非要表示印度现代工业发展的全部。
例如制酸工业是一种基本工业，这种出品就未曾陈列。
两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规模，只能从图片、表格、统计、模型去推知。
价格特别昂贵、专为推销美国的一些印度丝织品，也没有摆放出来。
展览会代表团团长皮·开·潘尼克说，这次展览会主要是陈列印度能输出的各种商品。
其它象征的东西，如图片、统计之类只是表示这种输出贸易大有发展前途。
潘尼克团长也是印度中央工商部展览事务的主任。
十年前印度恢复独立，即在该部建立有关工商展览事务的专门机构。
在那里工作的达一百五十余人。
第2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多提倡展览会以促进国际贸易，印度政府也采用了这个办法。
其目的是要维持和推广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
近几年来印度工商部已组织了在八十余个国家里举办的商品展览会。
在苏联、美国、埃及、巴西、英国、泰国、日本、芬兰、意大利、马来亚、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曾有印度商品展览会。
在东非和西非几个国家也曾举办过。
去年原有一个在北京举办印度文化和手工业展览会的计划。
这个计划今年05月被扩大而改为目前的工商展览会。
潘尼克团长说，“这种工商展览会在苏联完全是由政府组织的，在英美完全是由私人企业组织的，但在印度必须兼容并蓄。”
印度工商部向国营企业和私家公司，在自愿参加的条件下，征集了展览会陈列品。
今年06月起，筹备时期几达两个月。
这次在北京西郊的展览将以三周为期，所占面积有一万一千平方公尺。
展览会分四大部门。
楼下是手工业、纺织工业、重工业和大型工业三部门。
楼上是轻工业出品。
手工业出品的陈列包括珐琅器、漆器、铜器、银器、牙雕、角雕、刺绣、编织等，代表了印度全国手工业品种十分之七以上。
纺织工业品的陈列又分棉、毛、丝、尼龙四组。
每组都有手织和机织两种出品。
印度约有六百家纺织公司，其中四十余家参加了这次展览会。
第3部门是重工业和大型工业。
这里陈列着可以输出的各种机件，同时也表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梗概。
我们可以看到水电站、火车头、自动电话站等模型，和汽车、内燃机、各种电气器械和各种机件。
纺织业以外的轻工业构成第4部门。
这里所陈列的品种更多了。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肥料、农耕机、自行车、科学仪器、各种家具、各种地毯、医院设备、外科用具，以及各种化学和药学出品。
这一部门所陈列的出品仅代表可以输出的十分之二三。
印度对外贸易正在逐年扩大。
但输出额不及进口额增加得那样多，故去年进口总值超过输出总值二十余亿卢比（每个卢比约合我人民币半元）。
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也正在发展。
和中、苏两国早就订有协定。
最近又和捷、罗、匈、波、南等国达成贸易协议。
输出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印度货品大多为矿砂、呢绒、棉布、皮鞋，以及麻制品。
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大多为钢材、机器和水泥。
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贸易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范畴，和平友好的良好基础。
在经济上这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彼此都有利益。
何况印度从第1个到第2个五年计划已有这些明显的倾向：
国营企业的计划增强，分散的重工业受到重视，手工业和公用事业正在逐渐扩充。
印度与社会主义各国可以订立长期贸易协定，有助于稳定国内经济局势。
早在中古时代中印两国就有海上贸易。
唐代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居留广州的很多。
宋明两代中国商家侨居印度西南海岸的也不下数十人。
十五世纪初年，郑和的船只曾数次停泊在那里。
现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我国江南式的屋脊、鱼网和运输稻柴的船。
但永乐以后中国停止海上贸易，而十七世纪西欧商人到了印度更阻碍了中印间关系的发展。
最近几年来，中印间直接贸易不仅已经恢复，且正在逐渐扩增。
我们可以从印度输入云母、烟草、麻绳、电扇、毛织品和各种化学工业及药学工业的出品。
他们可以从我国输入苛性钠、印报纸和粮食等等。
印度将提高农业生产，但仍要进口大米和小麦作为储粮。
我们在展览会看到各部门的陈列品，对印度的资源丰富、文化多彩、技术精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尤其使人高兴的是，这样一个展览会必将促进中印两国间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照片是本报记者　吕相友　纳一摄）
（附图片）
印度展览会会场外景
展览会中展出纺织品种类繁多，色泽鲜艳。

农业中大吃小
据美国“工人周报”报道，最近一位众议员在亚拉巴马州的一次农业集会上说：
“现在农业的趋向是小农场逐渐减少而大农场逐渐增大，因小农场经受不了农业技术的改革和农业市场上的竞争”。
亚拉巴马州的农民净利从1951年的三亿美元到1955年下降到二亿六千万美元。
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小农场减少了三万五千个。
1954年的小农场的数目比1930年下降了31％。

几年来采取了进一步大发展的方针
苏联农业成就辉煌
总产量较帝俄时代增加一点七倍
本报莫斯科18日电
苏联农业在集体化以来，尤其是从1953年采取进一步大发展方针的最近几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全苏播种面积去年为一亿九千四百七十万公顷，比1913年增加七千六百五十万公顷，农业总产量增加一点七倍，这主要是由于集体化和机械化。
如同1953年相比，则播种面积增加三千七百五十万公顷，小麦总产量增加63％，这主要由于开荒。
革命前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现在城市人口占多数，但现在耕地面积和收获量反而大大增加了。
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除了自用以外，去年交给国家三十三亿普特商品谷物。
同年苏联城市人口约一亿二千万。
以此平均，每个城市居民可得到四百五十公斤谷物。
苏联现在谷物播种面积和小麦产量都占世界第1位。
去年苏联谷物播种面积达一亿二千八百三十万公顷，比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六国播种面积的总和还多。
过去三年，苏联小麦产量飞跃增长，而这六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小麦产量却降低了12％到15％。
苏联在棉花、亚麻和甜菜的产量上都占世界第1位。
去年苏联每公顷平均收原棉二千一百六十公斤，而资本主义国家才收七百五十公斤，其中美国收一千三百五十公斤。
苏联饲畜业在战时损失巨大，但去年畜产品仍比革命前增加约一倍。
去年有牛七千零四十万头，比1916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头；
有猪五千六百五十万头，比1916年增加三千三百五十万头；
有羊一亿四千五百七十万头，比1916年增加四千九百四十万头。
集体农庄去年产一千七百五十万吨牛乳，比1953年增产八百三十万吨；
去年供应肉类加工厂约九百万头猪。
随着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集体农庄和庄员的经济情况不断改善。
全苏集体农庄在才完成集体化后的1932年现金收入为四十六亿卢布，公积金为四十七亿卢布，去年现金收入为九百四十五亿卢布，公积金为九百八十九亿卢布。
平均每个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由1932年的二万二千卢布增加到去年的一百十四万三千卢布。
集体所有制，特别是最近几年农业增产和国家对于农产品采购和征购的价格的提高，使集体农民生活蒸蒸日上。
去年有67％集体农庄采取了按月按季预付劳动日报酬的办法。
每个有劳动力的庄员的现金和实物收入在去年比1950年增加68％，比1913年增加三点四倍。
革命前，劳动农民所交的捐税约占他们的农业收入的20％，现在集体农民所付的税额不及他们的农业收入的4％。
国家用在每个有劳动力的集体农民身上的文化、卫生、抚恤等等费用，去年为1913年的三十八倍。
最足以说明集体农民生活的，是他们衣食住和文化水平的上升。
据苏联中央统计局调查，去年农户购买的工业品，按人口平均计算，布匹为1940年的二点一倍。
集体农庄庄员家庭中吃的副食，按人口平均计算，肉和脂肪为1940年的163％，鱼和鱼制品为244％，牛乳和乳制品为148％，鸡蛋为210％，糖为四点四倍。
在1950年到1955年在集体农庄盖了二百三十万栋住房，在1956年到1960年将建四百万栋。
革命前，九岁以上的文盲占76％，在农民中文盲的比例更大。
现在不但城市居民而且乡村的居民都普遍受到了七年制义务教育，许多农庄有自己的俱乐部。

09月10日到14日在雅加达举行了印度尼西亚全国协商会议。
图为开幕式上的苏加诺总统（左），总理朱安达（中），前副总统哈达（右），后排为三军参谋长，内阁阁员等。
　赵庆福摄（新华社稿）

土耳其陈兵叙利亚边境
叙总理表示准备应变
新华社1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17日说，叙利亚政府、人民和军队团结无间，而且已经有应付任何事变的准备。
阿萨利是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向新闻记者说这番话的。
这次会议由库阿特利总统主持，并且有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兹里将军参加。
会议听取了外交部长比塔尔关于局势最近发展的报告。
阿萨利指出，内阁会议从各方面研究了目前的形势，以免被帝国主义者弄得措手不及。
同一天，外交部长比塔尔访问了埃及大使馆，同埃及外交代表就当前局势作了商谈。
新华社18日讯
塔斯社贝鲁特18日讯：
据“电讯报”报道，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了大批军队。
据大马士革消息，土耳其军队有九个师已开到叙利亚边境地区。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7日电“胜利报”今天以“中国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为题，继续发表社论，欢迎陈志方大使在9月15日代表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发表的表示中国支持叙利亚人民斗争的谈话。
“胜利报”指出：
“这种有力的支持加强了叙利亚必胜的信心，并且帮助叙利亚坚持它的自由事业”。

日共中央发表声明
反对美国试验核武器
新华社18日讯
据“赤旗报”今天报道，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任干部会17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预定明年04月在太平洋进行核爆炸试验，同时指责日本政府在禁止核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欺骗性行动。
声明指出，美国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正要开幕的时候发表它要继续进行核爆炸试验的计划，这是为了在事先向联合国大会表明它对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否定态度。
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是向全世界和平力量要求无条件立即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挑衅。
声明指责岸信介政府对美国进行核爆炸试验只作出“形式上抗议”的姿态，而没有站在日本人民的立场上真正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核武器，并且始终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含糊”的态度。

泰国处于军事委员会统治下
乃沙立表示继续同马尼拉集团合作
据新华社18日讯
曼谷消息：
泰国陆军发言人、代理陆军副参谋长苏拉吉·查鲁斯伦尼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泰国宪法已经暂时停止发生效力。
泰国已经处于一个军事委员会的统治下。
陆军发言人还宣布，原订19日在曼谷举行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军事顾问会议将如期举行。
发动政变的陆军总司令乃沙立今天也对记者说，他要继续同马尼拉条约组织合作，并且希望这个组织的总部继续设在曼谷。
曼谷今天的情况继续保持平静。
泰国陆军电台广播说，局势是在陆军的控制之下。
乃沙立17日在发动政变以后曾经通过电台广播，号召各省省长同他合作。
他警告这些省长说，如果不合作，就要给他们严厉处分。
关于泰国总理銮披汶的下落仍然传说不一。
陆军发言人说，銮披汶已经在17日下午在柬埔寨边境的湄公河上乘坐汽艇到外国去。
被解除警察总监职务并且被命令离开泰国的乃炮已经在17日坐飞机到达卡拉奇。
他在卡拉奇机场对记者说，他将到瑞士去居住。

美国的三部曲　张世祥

美机飞近埃及领空盘旋
埃及当局发出严重警告
新华社开罗18日电
“金字塔报”17日报道，埃及当局已经发出警告：
任何外国飞机没有得到埃及准许不得飞近埃及海岸和飞越埃及的领土，否则埃及将对后果不负责任。
这个警告是在最近发生的一次事件以后发出的。
这次事件是，美国第6舰队的一些飞机在埃及领海附近飞近亚历山大港，并且在那里盘旋了一会才飞走。

联大第12届会议开幕
一致通过接纳马来亚加入联合国
新华社18日讯
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第12届会议9月17日在上届大会主席泰国的旺·威泰耶康主持下开幕。
在旺·威泰耶康发表演说以后，会议选举了十二届大会的主席。
由于候选人黎巴嫩的马利克宣布退出竞选，另一个候选人新西兰的莱斯利·孟罗以七十七票的多数当选。
孟罗随即发表了就职演说。
他说，他预料各国代表团将一致同意优先讨论裁军问题，他认为应当努力来解决这个僵持已久的问题。
大会接着一致投票赞成接纳新近独立的马来亚为联合国的第82个成员国。
昨天会议还选出了大会各委员会的主席人选。
政治委员会主席是伊朗的贾拉尔·阿卜杜；
特别政治委员会主席是危地马拉的埃米略·阿雷纳累斯·卡塔兰；
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伊里诺西克；
社会委员会主席是挪威的阿赛·利昂内斯夫人；
托管委员会主席是泰国的塔纳特·科曼。

英国在中东玩火不肯住手
继续轰击也门准备再攻阿曼
新华社18日讯
塔斯社伦敦17日讯：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驻伦敦公使馆在9月16日发表的声明中说，英国军队继续对也门进行侵略，英国军队在上星期用大炮和机关枪轰击了萨弗马、沙拉弗、沙拉巴和纳提亚等居民点。
英国空军经常轰炸舒克尔地区。
最近几天有两架飞机在舒克尔投掷了三十枚炸弹。
据新华社开罗18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办事处17日发表声明说，英国军队正在准备向阿曼发动新的进攻。
这项声明说，大批英国军队已经从塞浦路斯开到巴林集结，准备在下月天气凉爽的时候向阿曼发动进攻，以摧毁据守山区的民族主义者的堡垒。

蒙捷两国发表联合公报
谴责西方干涉中东
新华社布拉格17日电
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代表团在16日发表的有关会谈结果的联合公报中表示，它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9月03日向美、英、法三国再次提出的关于中近东问题的建议。
两国政府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继续粗暴干涉中近东某些国家内政的政策。
联合公报指出，两国政府坚决谴责美国和它的仆从国家在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问题上所采取的歧视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深信，蒙古人民共和国绝对有权利在联合国中占有它应得的席位。
双方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将会大大加强这个国际组织的威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至今尚不能参加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工作，这一情况是粗暴地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

西德大选揭晓
阿登纳党弄到二百七十个议席
社会民主党多得一百五十万票
据新华社波恩17日电
西德联邦选举事务总部发表了9月15日西德大选的结果。
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是三千一百一十万人，占选民总数三千五百五十万人的88.24％。
基督教民主联盟所获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0.18％，在联邦议院中获得二百七十个议席，比上届增加二十七席。
社会民主党得票31.75％，获得一百六十九个议席，比上届增加十八席。
自由民主党得票7.71％，获得四十一个议席，比上届减少七席。
难民党（全德集团）得票4.59％，不到总票数的5％，不能在新的联邦议院中得到席位。
德意志党得票3.36％，虽然不到5％，但是它的候选人在三个以上的选区的直接选举中当选，所以得到十七个席位，比上届增加两席。
西德政府还宣布由于在选区当选的议员人数超过预定数字，西德第3届联邦议院的议员人数将从无定的四百九十四名增加到四百九十七名。
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大声喝采的阿登纳党的“竞选胜利”，对于曾经目睹竞选实况的人们说来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阿登纳和他的党徒们在竞选中拥有各大康采恩、卡特尔所提供的数以亿计的马克作竞选资金，并且乱用政府经费进行收买和宣传，煽动复仇主义和原子战争歇斯底里，甚至雇用打手捣毁社会民主党宣传车辆。
在大选前夕和投票的当天，基督教民主联盟还发动天主教的僧侣们盗用伤病残废者的名义拼凑选票和驱使作礼拜的教徒们到投票站去。
阿登纳党比1953年多得的二百五十万张选票就是用这种方法得来的。
尽管阿登纳使用了种种办法，西德选民中仍然有四百万以上的人拒绝投票。
在西德第3届联邦议院里，基督教民主联盟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
但加上同它联盟的德意志党的十七席，也还不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张，其中有六十多万张是在以前支持德国共产党的选票，其余的来自刚满二十一岁的青年选民。
它在联邦议院中的席位，从一百五十一席增加到了一百六十九席，刚好超过三分之一，使它有了反对进一步修改宪法的否决权。

要求联合国促使缔结禁止核试验协定
日本三十多个城市学生集会游行
号召定11月01日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统一行动日
新华社18日讯
东京消息：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17日在东京、大阪、京都、广岛、福冈、扎幌等三十多个城市中同时发动了共有七万学生参加的集会和游行，要求联合国促使美、英、苏三国立即无条件缔结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在东京，一千多名学生冒雨参加了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17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促使美、英、苏三国立即无条件缔结禁止核武器试验协定；
要求日本政府尊重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并且立即向联合国提出缔结无条件禁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提案。
大会同时抗议英国最近在澳大利亚进行核武器试验，并且要求美国停止预定在明年04月在太平洋上举行的核武器试验。
大会还通过一项宣言，呼吁日本人民同全世界人民把11月01日定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统一行动日”，以便在这一天展开广泛而有力的运动。
大会在结束后，派代表到美国和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大会决议，并且在市内举行了示威游行。
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预定在17日晚间举行有二千人参加的大会，要求联合国促使美、英、苏三国立即无条件地缔结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协定。

赫鲁晓夫接见比万夫妇
据新华社18日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17日接见了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英国议会议员比万和他的夫人、英国议会议员珍尼·李。

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尼·赫鲁晓夫
编者按：
苏共中央第1书记尼·赫鲁晓夫同志曾先后在苏共中央今年05月13日举行的作家会议和5月19日的作家、艺术家、雕刻家、作曲家招待会以及7月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谈到文学艺术问题。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以“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题，发表了赫鲁晓夫同志这几次讲话的摘要，苏联“真理报”在8月28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本报现译载于下：
共产党遵循着列宁关于文学艺术是争取共产主义的全民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一指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作家、美术家、雕刻家、作曲家和全体苏联文化工作者的活动具有头等的意义，认为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具有头等的意义。
苏联文学艺术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同人民的生活联系着，同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联系着。
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共产党在实现建设新社会的伟大任务、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忠实助手。
在研究文学艺术发展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当前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方面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
一
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工业、农业、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提出了一些重大的任务。
代表大会闭幕虽然不久，但是在这段时期内在实现代表大会确定的方针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确是巨大的。
我国工业正在顺利地执行第6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坦白地说，苏联工业增长的速度使他们恐惧，苏联的榜样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使他们惊惶。
我和你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榜样是怎样令人信服地影响着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
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改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问题。
会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我国工业品的产量提高了二十九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生产增加了一百七十九倍，电力生产几乎提高了九十九倍。
这些材料雄辩地证明，我国由于沿着列宁指出的道路前进，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正在实行的改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措施，对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的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
把管理工业的重心转移到地方上，就可能更具体、更有效地领导经济，进一步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机关的作用和责任感。
今天，企业和建筑工地的工作问题已经不在各部和总管理局来解决，而直接在经济地区就地解决。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
一部分人公开地谈到这一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缄默不言。
这是他们的事情。
应当记得，当共产党和我们政府决定开荒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
在改组工业管理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
有人反对这件事情。
这是守旧的表现。
旧的很方便，人们已经习惯了，然而过时的、旧的东西应当加以粉碎。
我们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生活，我们必需前进。
如果说，苏联人民在开垦荒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么，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改善我国工业工作的措施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实行的经济管理的改组，将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福利，它还将引起文化的新的繁荣，因为文化力量将更平均地加以分配，经济地区的中心也将更快地成长为文化中心。
关于改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报告提纲发表以后，某些作家表现得不理解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新的过程，没有充分的准备来正确地估价在迫切需要改进工业管理形式的现阶段中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在这方面这些作家还表现出脱离生活。
但是，我相信，生活很快就会告诉这些同志，他们错了。
最近几年，党十分注意发展我们的农业。
你们知道，几年以前我们农业是处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中。
你们大概记得，当1953年中央委员会09月全会公开而且直率地谈到领导农业方面的缺点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我们的敌人发出了怎样的叫嚣和喧嚷。
敌人高喊，这是集体农庄的崩溃，是我们全部事业的崩溃。
这几年来，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在发展农业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现在，每一个苏联人都尝到了这个工作的果实。
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在长时期内严重地落后呢？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央没有谁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实情况。
大家知道，斯大林哪里也不去，既没有征求过农业工作者的意见，也没有倾听过地方工作者的呼声，而受斯大林委托来监督农业的中央的人们却向斯大林隐瞒了巨大的缺点，他们只是敷衍蒙混。
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农业工作者在提高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战争结束不久，我回我的家乡看望我的叔伯姐妹。
她有个园子。
我对她说：
“你有几棵很好的苹果树。”
她回答说：
“秋天我要把它们都砍掉。”
我问：
“为什么？”
她说：
“税额太高，种园子划不来。”
我把这次谈话向斯大林讲了，告诉他，集体农庄庄员砍园子。
而他后来对我说，我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有民粹主义的观点，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嗅觉。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从城市里派了成千上万的人到集体农庄去收获马铃薯，而集体农庄庄员自己却不动手收获。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呢？
是的，有过的。
为什么集体农庄庄员不愿意收获马铃薯呢？
因为在采购马铃薯的时候我们付的价钱非常低。
集体农庄向采购站运送马铃薯的费用比他们卖马铃薯所得的代价还高。
我们不得不改变这种状况，定出一个恰当的价格标准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关心农产品的生产。
在这件事情上不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那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展。
当谈到像粮食、肉类、油类和马铃薯这样一些人民切身需要的产品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一点。
但是，遗憾得很，我们这里有时候还遇到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道理。
脱离生活和对人民利益漠不关心的人不能理解：
墨守成规会把事情搞坏，会给人民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思想战线的工作人员中间也有这种人。
他们是陈腐的观念的俘虏，是书本上的公式、教条和定理的俘虏。
应当承认，书本上的烦琐哲学的观念是相当顽强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常常感到有这些东西。
抱有这些观点的人害怕一切新鲜事物，他们大声叫喊和喧嚷，他们惊惶失措，失去了冷静分析情况的能力，没有能力理解必须实现社会发展过程所要求采取的措施。
当中央建议在农业方面实行新的计划制度的时候，保守的人就出来反对这种措施。
他们企图吓唬中央，扬言说，假如我们不从中央拟定播种农作物的计划，那末集体农民就会停止播种小麦，而我们就无从得到粮食了。
这些保守的人受到了实际生活的嘲笑。
千千万万的集体农民热烈地支持新的计划制度，积极地投入这项工作，结果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表明，现在我们的国家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10月革命前夕就认为解决这项任务是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项任务解决之后，就能够更加增强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的工人和农民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跟着列宁在1917年10月进行了推翻地主资本家制度的斗争，就是为了要获得自由和建设新的美好的生活。
这种美好的生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它表现在：
人们成了自由的公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自己工作，他们有足够的必要条件来过有文化的富裕的生活。
共产党把经常关怀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
在最近几年内使全国拥有丰裕的粮食、肉类、油类、牛奶这类生活必需品以及其他消费品。
你们知道，党目前正在作多么大的努力来尽量扩大城市和乡村的住宅建筑，以便保证我国的劳动人民有设备完善的住宅。
由于最近几年所实行的一些措施，我们的农业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
它在最近几年内就能顺利地解决在肉类、乳类和油类生产方面按人口计算赶上美国的任务。
目前我国和美国的肉类、油类和乳类的生产情况怎样呢？
1956年按人口计算苏联每人得到32.3公斤肉，美国是102.3公斤；
我们每人得到奶油2.8公斤，美国是3.8公斤；
我们每人得到牛奶245公斤，美国是343公斤。
由此可见，我们在油类、奶类、特别是肉类按人口计算方面目前还大大落后于美国。
我列举的数字表明，我们面临着多么艰巨的任务。
我们能不能解决这项任务呢？
怀疑主义者吓唬我们说，我们好像扛着一付力不胜任的担子。
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潜力，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懂得我们人民的心灵，不相信我们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如果我们害怕在争取提高人民福利的斗争中产生的困难，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员，就不成其为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了。
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坚定的信心的基础是：
我们准确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农业拥有的实在的潜力，考虑到先进集体农庄的经验。
党提出的任务获得了全体人民的赞同和拥护。
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在全国蓬勃地发展着。
集体农庄庄员保证要把肉类、油类和奶类的产量提高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些——这是他们给缺乏信心的人和怀疑主义者的回答。
现在，集体农庄的畜牧业正在大发展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从1958年起取消集体农民个人经济中农产品的义务交售问题。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这样做。
实现这个措施对于千百万劳动人民是具有重大的切身利益的。
我还想谈谈党为了进一步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条件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为了使生产机械化而对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广泛采用，这一切使我们有可能在最近改为七小时工作日，而在采煤采矿工业的地下工作部分改为六小时工作日。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结果是：
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工人阶级中大批失业。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生产技术越完善，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提高得越快，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得越快。
在实行七小时工作日之后，我们还要过渡到六小时工作日，这一前景已经为时不远了。
这样一来，就有更有利的条件来全面发展精神文化，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个性。
物质文化的发展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
物质文化水平低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就不能繁荣。
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苏联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个平等的兄弟加盟共和国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这个国家。
从前受压迫的民族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之后，就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短短的时期内就有了飞跃的进展。
应该坦率地说，我们的确还没有鲜明地反映出我们各共和国人民的生活中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发生的那些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欠了人民很大一笔债。
我建议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进一步集中精力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生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那时候他们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生动事例，看到人们的命运起了多大的变化，看到我国人民在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四十周年获得了何等出色的成就。
最近几年，我到过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好几次，我也到过吉尔吉斯，到过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也到过格鲁吉亚，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熟练的干部成长起来了。
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是多么繁荣灿烂啊！
在苏维埃社会里，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进程中，涌现出了多么出色的人材啊！
当你碰到这些人，同他们一交谈，你就会有这样一种难过和惋惜的感觉：
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实在是很少成功地、无愧地体现出这些人的形象，很少揭示出这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产生和教育出来的新人。
这些新人是争取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的战士，他们体现了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
加强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的联系，加强同人民的劳动活动的联系，有助于作家和艺术家改变对我国人民的旧的看法，有助于他们了解人民的心灵，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和音乐中创造出我们现代人的真实而又光辉的形象。
第20次党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为了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高涨和繁荣，必须尽力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提高它们的作用，彻底实现列宁的民族政策。
代表大会之后，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已经对各共和国的生活起了良好的影响。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扩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权力而实行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
俄罗斯联邦有资格受到苏联各兄弟民族的应有尊重。
苏联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族人民同俄罗斯人一起怀着热爱在说：
俄罗斯母亲。
大家知道，早在革命以前的时期，俄罗斯民主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人物就同俄国各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密切的联系，积极地起来反对民族压迫，对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起了有益的影响。
英勇的俄罗斯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引导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反对势不两立的沙皇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我国伟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俄罗斯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来帮助国内从前受压迫的民族克服长久以来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把它们提高到同自己一样的水平。
无论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或是在战争考验时期，俄罗斯人民做出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使他们受到我国其他各族人民的热烈的感激和尊敬。
这丝毫没有缩小各族人民在苏联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中的杰出作用。
我们苏联各族人民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都有他们的伟大贡献。
苏维埃制度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同志们，应该承认，直到不久以前，俄罗斯联邦还没有获得适应它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应有的充分权力。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被纠正了。
成立了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
苏共中央的这一执行机关处理俄罗斯联邦的一切事务，代表苏共中央领导俄罗斯联邦的党务、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工作。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已具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来领导工业、农业和文化建设。
不久以前实行了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工作，在俄罗斯联邦按经济行政区建立了七十个国民经济委员会，这就可以更具体地领导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扩大各加盟共和国权力的措施，具有很大的意义，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可能性。
同志们！
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在于苏联各族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在于他们团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
只要我们队伍有这种坚如磐石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世界反动势力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是不足惧的。
二
有些信奉“纯理论”的人企图把我们党的活动，把我们党所采取的措施说成是什么狭隘的实践主义。
在作家中间也有些人拥护这种观点。
对于这种错误不能置之不理。
让我们分析一下，应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理解理论同实践的联系。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贬低革命理论的意义的想法。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表现，是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表现。
它不是教条，而是实际革命运动的指南。
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新阶段上，实际生活都要提出从社会要求而来的任务。
创造性地对待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这就在于：
在科学地总结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地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了的新任务，指出具体实现这些任务的途径。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典范。
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我们党的政治方针，表现了苏联人民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现阶段上的根本利益。
人民的这种根本利益就是：
要保证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首先是重工业，迅速提高农业，并在这一基础上尽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
共产党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建设方面以及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证明，我们党的全部活动是以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结合为基础的。
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遭到了破坏。
这是脱离生活的人所不理解的，这些人自命为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阐述者，而实际上同列宁主义断绝了关系，走上了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道路，反对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央06月全会揭露了并且在思想上粉碎了反对第20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
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都一致拥护苏共中央06月全会的这项决议，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我知道有一些人以理论家的面貌出现，而实质上他们的全部理论“智慧”不外是动不动就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的词句。
这种可怜的学者自封为理论家，却不懂得这样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人们在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活动之前，首先要吃饭，要喝水，要住房子，要穿衣服。
这些书呆子和学究们忘记了，人民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扩大社会财富，提高自己的福利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假如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能够复活的话，他们一定要嘲笑那些咬文嚼字和引经据典的书呆子，因为这些人不去研究现代社会生活，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只想在经典著作家的著作中寻找如何对待某个地区机器拖拉机站的词句。
例如，想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能告诉我们如何处理集体农民交售自己的农产品的问题的词句，这是可笑的。
应该承认，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中间有一些人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实践。
甚至可以遇到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谈到现代条件下的工资的时候，竟利用大约一百年前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中举过的一些例子。
当然，这种人并不多，但遗憾的是，有时候仍然可以遇到。
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可能从生活中举出具体的例子，因为他们的确不了解生活。
这些人不是理论家，而是学舌的鹦鹉，只会老是死记某些词句，不断加以重复。
这种“理论”著作是分文不值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积极的革命活动家，我们认为改造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己的任务。
我们的理论的力量就在于：
它密切联系生活，综合千百万人的创造经验，保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
它是根本革命的，它决不容忍停滞不前、墨守成规和毫无生气，它照耀着通向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引导各族人民前进，帮助他们克服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新生活的创造者，是具有伟大革命思想的人，是敢于想像、充满鼓舞人心的理想的人。
同时，他们又是两脚稳稳地站在现实土壤上的人世间的人，他们是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一切现实的条件和可能，不怕困难，不隐瞒矛盾，敢于坦白而且忠诚地把全部真相告诉自己的人民，尽管这种真相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
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共产党员，承担着为人民谋求福利的大无畏的任务，他们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些任务。
同志们，我们回想一下，列宁是如何重视我们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实际活动的。
他说过，如果我们能够生产十万台拖拉机，那么农民就会说他们赞成公社，也就是赞成共产主义。
在俄国电气化计划制定以后，列宁把这个计划称为我们党的第2个纲领。
第20次代表大会制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是我们在国家发展现阶段中行动的战斗纲领。
这些计划规定，生产力将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求大大增产消费品，向共产主义迈进新的一大步。
实现第20次党代表大会制定的计划，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它将是给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家的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些人广泛利用关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按人口计算的商品产量材料这样一个暂时的过渡的因素，来对社会主义实行恶毒的攻击。
一切正直而没有偏见的人都看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的差额在一年比一年剧烈地缩减着。
现在我国的工业产值已达到世界第2位。
甚至我们的死敌也无法否认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它的经济发展的迅速。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惊惶失措。
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的吸引力之所以越来越大，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成就，而社会主义的敌人却硬说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于具有超自然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往往把在我们的足迹从来没有到过的那些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责任也推到我们身上。
我们的思想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理解、领会和正确阐明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谈到思想工作者的任务，就不能回避关于个人崇拜和消除它的后果的问题。
我们对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谴责，引起了国内和国外的广泛的反应。
苏联人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我们的外国朋友都热烈赞同和一致支持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苏共中央关于消除个人崇拜后果的著名决定。
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利用对个人崇拜的批评来达到他们肮脏的目的，发动恶毒的诬蔑宣传来攻击我国，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他们力图搅乱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战士的队伍，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动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在人民面前诬蔑和诽谤共产党。
现在大家都看到，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这种卑鄙打算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计谋，给了那些策动和组织思想破坏活动的人以及一切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在尖锐的思想斗争中，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证明自己是政治上成熟的、坚定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他们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表现出团结一致。
但是应该承认，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开始站不稳立场，在估计同克服个人崇拜后果有关的一些复杂思想问题上表现了某种动摇。
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代表人物产生这种动摇的原因何在呢？
照我看来，这是因为某些同志片面地和不正确地理解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的实质。
他们企图把这个批评说成是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笼统的否定，他们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怀着成见，只寻找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史上的阴暗面和错误，而忽略了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我在同美国“纽约时报”的编辑谈话中，在回答他提出的“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怎样的地位？”
这一问题的时候说过，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将占应有的地位。
斯大林有重大的缺点，但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忠诚和坚定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他活动的后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给他应有的评价。
为了正确地理解党对个人崇拜的批评的实质，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斯大林同志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两个方面：
一个是肯定的方面，我们支持这一方面，并且给予它崇高的评价；
另一个是否定的方面，我们批评、谴责和驳斥这一方面。
斯大林长期以来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占有领导地位。
他的全部活动同我们国家的伟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密切联系着。
在这些年代中，由于实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我们国家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都记得在伟大的10月革命胜利以前俄国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落后的国家，被沙皇制度弄得来降落到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我们再看一看苏维埃国家的今天是什么样子！
苏联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它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深深的尊重。
我们国家发展中的伟大成就，是在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起过领导的作用。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同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尖锐斗争的环境下实现的。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党揭露了他们这些列宁主义的敌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这是作得很正确的。
在政治上，他们受到谴责，受到公正的谴责。
在这次斗争中，斯大林进行了有益的工作。
这是不能从我国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史上，从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抹掉的。
因为如此，我们是重视和尊敬斯大林的。
我们曾经站在斯大林的灵柩旁边痛哭过，那时候我们对斯大林的敬意是真诚的。
我们现在对他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上的肯定作用的估价也是真诚的。
我们每个人都信任过斯大林，这种信任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基础的，即是，我们同斯大林一起进行的事业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我们党和我们大家坚决谴责斯大林的一些粗暴的错误和歪风，这些错误和歪风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我们失去了许多正直和忠诚的人、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受到诽谤，并且无辜地遭受灾难。
其中有许多人，我们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党谴责了在个人崇拜时期所形成的不正确的领导方法，坚持不渝地为恢复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为全力扩大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而努力。
斯大林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的斗争中，立场是正确的，然而犯了这些粗暴和严重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
同志们，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是斯大林的悲剧，这个悲剧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点所造成的，列宁在1922年12月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曾经指出过这些缺点。
斯大林的这些缺点在他的晚年特别发展起来了，他严重地破坏了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忽视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独断独行地决定党和国家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他同干部和劳动群众的联系削弱了。
斯大林的这些个人的缺点被党和人民的死敌、煽动者贝利亚利用来危害我们的事业以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马林科夫同志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过失，他完全受了贝利亚的影响，成了他的影子，成了贝利亚手中的工具。
在党内和国家里身居高位的马林科夫同志，不仅没有制止斯大林，反而很圆滑地利用了斯大林晚年的弱点和习惯。
在许多场合下，他促使斯大林采取了应受严厉谴责的行动。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党为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所进行的工作，具有多么巨大的积极意义。
批评个人崇拜和消除它在思想工作方面的影响，引起了创作工作者、首先是作家们的深刻的感受和严重的思考，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这方面感受最大和最尖锐的是谁呢？
同志们，我认为感受最大的是作家、美术家、雕刻家、作曲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
在作家中间感受特别深的是那些最接近党、接近中央委员会、因而也是接近斯大林的同志。
这是对人民的接近，对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所作的一切事情的接近。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诚恳地描述了党和人民的斗争和胜利。
在这些作品中，也常常看到斯大林同志的形象。
这些作品的作者做了好事，他们希望我们党好，他们同全体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斗争。
当然，在一些场合下，在个人崇拜时期总的情势的影响下，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对斯大林个人的不客观的片面的描绘，过份夸大了他的功绩，而党的作用和人民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在党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展开了批评的时候，某些作家认为，仿佛他们过去的全部创作活动都是不正确的。
某些作家甚至产生了是否要修改他们的一切著作的情绪。
应当承认，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前并没有积极参加为我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现在却开始诬蔑和责难那些歌颂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的文学艺术工作者。
他们想出了“粉饰太平的人”这类骂人的字眼并且加以广泛的使用，他们把这个标签贴在每个真实地描写了我们的现实、描写了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及其伟大胜利的人的身上，贴在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创造了正面的苏维埃人的形象的人的身上。
有些同志问道，如何对待我们的人所获得的斯大林奖金。
我认为，应当以尊重的感情对待奖金，骄傲地佩戴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荣誉奖章。
假如我获得过斯大林奖金，我就会带着这个荣誉奖章。
在授予斯大林奖金这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错误，在一些场合下奖金被不够格的人得去了。
但这只是个别的现象。
除了少数的例外，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斯大林奖金都是理应获得的。
必须十分直率和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那些忠心耿耿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同人民一道为祖国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获得的成就而高兴、用鲜明的色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这些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
三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就极重大的思想工作问题同文学艺术工作者举行同志式的会晤和座谈是十分有益的，并且应当得到一切的支持。
最近时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举行的会晤和座谈中，作家和艺术工作者坦率地、毫不拘束地谈了一切使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很喜欢这样。
他们是在友谊的气氛中谈话的，他们的谈话得到正确的理解。
这种交往形式对于同志式的交换意见是极端必要的，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可以取得互相的谅解和一致的看法。
党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学艺术问题呢？
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在我们党的思想工作中，在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家、美术家、雕刻家、作曲家、电影和戏剧艺术工作者、我们的全体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创作积极参加苏维埃社会的建设活动，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认为文学艺术工作者是自己的忠实朋友，是思想斗争中的助手和可靠支柱。
党关怀文学艺术的繁荣、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
我国人民需要反映劳动热情的、为人民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绘画和音乐。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为创作这样的作品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党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反对敌意地攻击社会主义文化。
现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在于，我们不仅要保护文学艺术不受外来的攻击，而且要防止个别创作工作者想把文学艺术推上不正确的道路，使它们脱离主要的发展路线。
主要的发展路线就是：
要使文学艺术永远同人民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真实地反映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现实，鲜明而且确凿地揭示苏联人民的伟大的改造活动、他们的高尚的意愿和目标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
文学艺术的最崇高的社会使命，就是鼓舞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奋斗。
同志们，必须承认，在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中间，还有个别的人有时候丧失立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
这些人错误地和歪曲地对待文学艺术的任务。
他们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
仿佛文学艺术的使命只是寻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则闭口不谈。
不过要知道，正是生活中这种正面的、新的和进步的事物是蓬勃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的主要东西。
抱有这种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和情绪的人，反对那些在作品中真实和鲜明地描绘了苏维埃社会蒸蒸日上的发展和我们同时代人的正面形象的作家和美术家。
被吹毛求疵者轻蔑地按上“粉饰太平的人”绰号的人们中间，有格里巴切夫同志这样的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人。
我们支持那些在文学中采取正确立场、描写生活中正面事物的作家。
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没有任何缺点，都不能受到批评。
在这些同志的创作工作中可能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偏好，但是这不给予任何人以理由和权利来责骂他们，否定他们所作的有益事情。
大概有人企图把这样评价文学生活中的事实和现象说成是号召大家片面地反映生活，隐讳我们现实中的缺点和困难。
但是，我们事先就坚决地消灭这一类恶劣的企图。
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共产党人害怕批评，极力粉饰和掩盖工作中的缺点。
历史经验证明：
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没落阶级及其政党的本性。
共产党，作为最先进阶级的政治领导者，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的领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实质上最具有革命性和批判精神的理论的旗帜下进行着伟大的改造活动。
它对于在走向伟大目标的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过去不曾害怕过，现在也决不害怕，它永远勇敢地、坦率地面向着真理。
它为人民利益服务，公开而不留情面地揭露和批评缺点和错误，并且和群众一道，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规定消除缺点和纠正错误的途径。
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整个活动中作出了应该如何揭发和消除缺点的榜样。
例如，大家还记得党的一些决议：
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关于改组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决议，关于给予地方机关更大的权力和发挥它们在工作中的主动性的决议，关于精简国家机关、党的机关和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决议。
批判个人崇拜，为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难道不是我们党的高度的列宁主义原则性、果断和决心的证明吗？
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各次中央全会的决议都充满了布尔什维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充满了对缺点和错误的不调和的精神。
伟大的列宁教导我们，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党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所担任的工作具有高度责任心，并且党也要严惩一切在实际工作中脱离党的政治路线以及忘记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人。
无论工作人员担任什么职务以及他过去有什么功绩，都没有而且也不能使他避免批评，使他卸去对党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整个问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和抱着什么目的来进行批评。
我们揭露和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消除我们道路上的这些障碍，为了更加巩固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的阵地，保证新的胜利和更迅速的前进。
而某些文学家是怎样来批评缺点的呢？
他们不懂得生活，没有具备必要的政治经验，不善于看到生活中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一面，他们抓住某些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不加分析和思考把一切混为一谈，吓唬自己也企图吓唬别人。
例如，作家杜金采夫就陷入这种不体面的处境。
他在那本目前国外反动势力力图利用来反对我们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作品中满怀偏见地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并且从对我们不怀好意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
杜金采夫的书中也有一些地方是正确的，写的有力量，但是这本书的总方向根本是不正确的。
读者感到，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消除他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现的缺点并不关心，他在故意渲染缺点，对于缺点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用这样的态度来描写现实，不外是企图歪曲现实和颠倒黑白。
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文学艺术杂志和出版局竟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健康的有害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对这种倾向给予正确评价和反击。
“新世界”杂志编辑部竟腾出篇幅来刊登像杜金采夫这本书一样的作品。
一些文学艺术杂志的编辑部和某些出版局的领导人没有很好掌握工作，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原则性立场。
这些同志开始忘记，报刊是我们主要的思想武器。
报刊的使命是打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军队没有武器，不能作战；
党缺少像报刊这样尖锐的战斗武器，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思想工作。
我们不能把报刊交给不可靠的人，它应该由最忠诚、最可靠、政治上坚定和忠于我们事业的工作人员来掌握。
由于忘记了这一点，作家协会的某些机关刊物不但没有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学中的原则性路线，反而受到了某些立场不正确的人的严重影响，实质上也就成了不健康的情绪和倾向的传播者。
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莫斯科文学”丛刊上。
这个丛刊中刊登过一些思想方面有缺点的作品和文章，曾经引起我国公众、首先是作家们的尖锐指责。
在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有许多文学家很公正地讲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个丛刊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尊重这种对他们的错误的批评，不尊重他们写作上的同志——作家们的意见，同时避免对他们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坦率和诚实的态度。
特别应该提一提阿利格尔同志，她直到现在还抱着这样的看法：
仿佛“莫斯科文学”丛刊的路线是正确的，她并且为这个丛刊中刊登过的偷运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思想的作品作辩护。
文学家和艺术家常常谈到党性和人民性，谈到创作自由和党的领导。
这些问题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这些问题之值得一谈，特别是因为关于这些问题曾经说过和写过许多迷惑人的谬论，而这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妨碍正确理解党在文学艺术问题方面的政策以及党领导这个最重要的思想工作领域的列宁主义原则。
下面是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些意见。
首先不能对立地理解党性和人民性。
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在于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致。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政策构成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最重要基础。
因此，如果认为在我们苏联的条件下不积极参加实现共产党的政策也可以为人民服务，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接受党的观点和党的政治路线，就休想同人民一道并肩前进。
谁要同人民在一起，谁就要永远同党在一起。
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艺术创作中的党性并不在于艺术家形式上有没有党籍，而要看艺术家的信念和他的思想立场如何。
我们有不少优秀的作家，他们并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的作品就其思想内容和政治方向来讲都具有深刻的党性，并且有权利被人民认为是表达他们利益的作品。
如果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目的是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本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如果他极端关心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思想和愿望，那么他不管选取何种题材，不管反映何种生活现象，他的作品都会符合人民、党和国家的利益。
这样的艺术家就是自由地、毫不勉强地、按照自己的信念和使命、按照内心的吩咐选择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人民是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的主人和新生活的创造者，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就没有创作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艺术家说来，对待现实现象的态度问题是明确的，他不需要迁就，不需要勉强自己，从共产主义的党性立场来真实地描述生活是艺术家内心的要求，他坚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在自己的创作中保护和捍卫这种立场。
文学艺术作品在真实地描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时候，既要展示社会主义现实的积极的、光辉的和鲜明的方面——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也要反映对缺点的批评以及对妨碍我们一往直前的消极现象的揭发和谴责。
在生活中，在现实中，除了积极的东西以外总还有消极的东西，杂草往往同鲜花生长在一起。
对现实的反映完全取决于作者。
如果他站在党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真诚地愿意帮助人民建设新社会，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那么，这样的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就可以在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在个别人的生活中，在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全体人员的生活中，找到十分优秀的范例，并且能够反击消极的东西，支持积极的东西，用鲜明的色彩把这种积极的东西真实地表现出来。
如果作者不喜欢本国人民的成就，他就只会去搜寻恶劣的消极的东西，去挖掘垃圾坑，并且把这些东西冒充生活中具有特征的东西。
我们过去和将来都坚决地和不可调和地反对文学艺术对我们的现实作片面的、不公正的和不真实的描述。
我们也反对有人只搜寻生活中的反面事实，对它们表示幸灾乐祸的态度，企图诋毁和诬蔑我们的苏维埃制度。
我们也反对那些描绘一些甜蜜的图景来污辱我国人民的感情的人，因为我国人民是决不会接受也不会容忍任何虚伪的。
苏联人反对像杜金采夫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这样实质上是诬蔑性的作品，同时也反对像“难忘的1919年”或“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些粉饰的谄媚的影片。
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中间，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些“创作自由”的卫士，他们希望我们对那些歪曲苏维埃社会生活的作品不要过问，不要发表意见，不要提出原则性的估价，也不要进行批评。
原来这些人是厌恶党和国家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的。
他们有时候是公开地反对这种领导，而更经常的是发表关于监护过多、创造性受到束缚等论调来掩盖自己的这种情绪和愿望。
我们坦率地说，这种观点是同党和国家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态度的列宁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大家知道，列宁考虑到文学艺术的全部特征，不止一次地指出，党不能放弃对社会精神生活的这个重要部分的领导，他作为党的领袖和苏联政府的首脑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这个原则。
列宁指出，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他还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文学将同工人阶级保持公开的联系，它将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思想所鼓舞。
列宁对那些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放弃原则路线而且对思想错误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是不调和的。
苏维埃社会的全部发展史最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和国家的领导，它们对艺术创作的注意以及对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的关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杰出的成就，保证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在党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中，已经确定了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重要任务和党的基本政策原则，这些原则至今是仍然有效的。
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苏联文学艺术同作为苏维埃制度最重要基础的共产党的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艺术家和作曲家在不久前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些决议的巨大的积极的意义。
当然，不能否认，在斯大林的晚年，在个人崇拜的情况下，曾经发生过一些错误。
举这样一个例子。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使得马克西姆·雷利斯基这样一个很有功绩的作家没有因为他那本充满深刻的爱国的感情的诗集“母亲”而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种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雷利斯基的主要原因，是他那本歌颂苏维埃乌克兰的诗集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于是一味谄媚和尽力鼓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卡冈诺维奇同志就把马克西姆·雷利斯基说成是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卡冈诺维奇同志利用了斯大林的弱点，他不去考虑对可敬的乌克兰爱国作家雷利斯基进行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会给乌克兰文学，而且不仅仅是给乌克兰文学，带来怎么样严重的后果。
应当指出，这样做将不仅仅给文学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用说，我们反对以这样的态度来评价文学作品。
党坚决地谴责了并且正在彻底纠正个人崇拜时期在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在思想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但是，党同时也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利用过去的这些缺点来反对党和国家领导文学艺术的人。
只有不同意党在这方面的政策的人，才会以这样的立场来反对对文学艺术的领导。
使我们痛心的是，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也有个别的党员作家。
其中某些同志不愿意按照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纪律的要求来行动，他们对党的纪律和党员的义务持有主观主义的解释，他们空谈什么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党的领导，来掩饰自己的非党行为。
这些离开了集体的、不协同行动的孤立者的这种谬误的立场，在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在莫斯科作家会议上，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一切作家组织中，受到了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的公正谴责。
我十分满意地支持在这里发言的非党作家索波列夫同志，因为他在同不健康的情绪和倾向的斗争中采取坚定的、原则性的、不调和的立场。
我不想隐瞒，对于我这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非党作家索波列夫同志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立场要比党员作家阿利格尔同志的立场接近得多，因为阿利格尔同志立场错误，并且不正确地对待对她的错误的批评。
某些抱有自由主义情绪的人可能会责备我，说我在号召斗争。
是的，我们从来都不隐瞒，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号召进行原则性的思想斗争。
在现代世界上，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而且在这种斗争中，中间立场是不可能有的。
文学艺术是在为确立我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跟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文化影响、跟过时的概念和观点进行斗争的条件下发展的。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对那些想把同苏联人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观点偷运到我们文学艺术中来的企图采取消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我们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
必须清醒地观察事物，清楚地认识到敌人是存在的，敌人企图利用思想战线来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武器应该准备得很好，随时加以运用。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反革命为了自己的卑劣目的利用了某些作家，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在目前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条件下，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在我们谈话的进程中，关于同思想错误和不健康情绪进行斗争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
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想像有其他的提法。
不搞彻底或不谈清楚，会给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我们希望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让步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团结文学艺术的一切力量。
为了这种巩固，现在正展开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种批评可以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更坚定地站稳立场，提高创作积极性。
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必须仔细分析某人的错误是偶然性的还是反映了他一系列的观点和他的行为的一定路线，必须考虑到这个人对待批评的态度。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应当不仅看到一个人昨天做了什么，而且也应当看到他明天能做什么，这是主要的，我们应当帮助这种人认识缺点，尽快消灭缺点和改正错误。
例如，大家知道，社会舆论对我们的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同志的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也提出了批评，他是被公认为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同特瓦尔多夫斯基同志的友好谈话使人有理由希望这位语言艺术家一定会作出必要的结论，用自己的新的优秀作品使读者欢喜。
社会舆论也曾经严厉批评了像潘菲洛夫同志这样大作家的缺点。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潘菲洛夫同志本人现在承认，批评对于他是有好处的。
原则性批评的目的是要在创造劳动上帮助文学艺术工作者，使他们能更加卓著成效地为我国人民谋取福利，使他们积极参加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并以自己的作品来丰富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
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不止一次地挽救了那些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希望的人，使他们积极地参加工作。
在文学艺术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创作家经过批评之后创造出了艺术巨著。
如果谈到杜金采夫同志，我认为，在我们的帮助和他主观努力之下他是能够站到正确道路上来的，并且将和全体作家一起为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而进行富有成果的劳动。
各种创作协会应当在文学艺术的发展方面，在每个作家的思想教育和创作生活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协会应当真正成为在原则性的基础上紧密团结、积极战斗的集体。
必须使创作协会里有真正的友谊，使每个作家、美术家、雕刻家、电影工作者、音乐工作者或戏剧工作者经常能在那里得到对他的创作发展的同志式的关怀。
集体应当及时支持任何好的作品，支持在创作工作中的有益的倡议的出现。
及时指出个别创作工作者的缺点和错误，防止他们有脱离原则性立场的可能性，给予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人以帮助和支持，这也是很重要的。
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积极战士。
他们的优秀作品教育着千百万人。
这就使我们的创作协会及其党组织有责任进行经常的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和对共产党政策的正确理解来武装我们的创作工作者。
应当使我们的所有创作工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争取共产主义的全民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我们的创作组织正在为实现第20次党代表大会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所提出的任务而进行巨大的工作。
不久前举行的各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艺术家的代表大会和作曲家的代表大会，使得创作力量的积极性有了提高，增进了他们的团结。
很值得高兴的是，在我们乌克兰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在中亚细亚、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作家协会的活动积极起来了。
但是，在许多创作组织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
应该指出，最近在拥有一支巨大文学家队伍的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工作中发现了缺点。
在莫斯科的作家会议上有人发表过违反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的错误言论。
遗憾的是，这些言论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击，莫斯科作家的党组织的工作也往往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大家知道，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作家协会很注意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情况，对发表在“莫斯科文学”丛刊中的许多思想上不健康的文学作品和文章提出了正确的批评。
不能容忍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工作中的这样重大的缺点，因为它是应该为其他城市的创作协会作出榜样来的。
我们希望，作家们在党组织的帮助之下自己分析这些缺点的原因，并且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情况。
这里提出了关于组织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支持这个建议，成立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
其他的加盟共和国都有作家协会，而俄罗斯联邦的作家却没有自己的协会，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当然，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不能够代表俄罗斯联邦的所有作家。
同时，应该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自愿联盟。
参加联邦的除了各边疆区和州以外，尚有十四个自治共和国、七个自治州和十个民族专区。
成立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将是党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发挥俄罗斯联邦的作用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
除了应当作为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注意中心的创作思想问题以外，还要对于有助于发展地方写作力量的措施作慎重的考虑。
应该关心的是，为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作家的经常性创作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必须调整地方出版社的稿费和分配出版文学作品的纸张。
我们的会晤和座谈是有成果的。
在这几次会晤中，我们就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地实现着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所制定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
今年，我们要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我国人民将以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所取得的卓绝的胜利来迎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在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多么的巨大啊！
第20次党代表大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得到了我国人民热烈的拥护，它掀起了最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劳动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的空前高潮，并且为进一步发扬人民的才能创造了条件。
在宏伟的创造性建设工作中，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在提高，苏联人——新时代的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的卓越的品质和优良的性格与精神面貌愈加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波澜壮阔的10月革命巨浪不可阻挡地在向前翻滚，它冲扫着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阻力。
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并不是沿着一条已经开辟好的平坦的道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
向那些在共产主义建设者先进行列中挺进的人提出的要求是：
善于清晰地看到伟大的目标和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远景，深刻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要不怕困难和不遗余力地铺平道路，引导千百万新社会建设者前进。
我国四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证明，苏联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共产党周围，以百战百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一定能够光荣地完成摆在自己面前的各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毫无疑问，苏联的作家、诗人、美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今后仍将不愧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儿子，他们将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才能来歌颂我国伟大的人民——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英雄功绩。
（原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7年第12期〔8月出版〕。
辛化文译、曹葆华校）

中央首长看大字报
前几天，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厂里来看我们的大字报，这件事马上便传开了。
中央首长们那么忙，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工作，还抽出时间到工厂里来，听听工人的意见，真叫我们感动。
他们看大字报看得那么仔细，简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有的还掏出小本子记下来。
看到中央首长那么重视工厂的整风，大家对改进工作、加紧生产就更有信心、更有劲头了。
有一位同志说：
我看见中央首长在我贴的那张大字报前面看了好久，我提的那个建议，暂时也许不能解决，但是中央首长知道了，我心里也就痛快了。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孙徐）

到农村去
（这是前天晚上在末班的二路电车上听到的一段对话）
甲：
这么晚回去，开反右派大会？
乙：
不是，开欢送会。
欢送一批同志到农村去。
甲：
你们机关去多少？
乙：
今年去五十个人，明年还有第2批。
甲：
去那么多，工作不受影响？
乙：
大家紧一紧，没问题。……领导上批准了我明年下去。
甲：
是么？
那可好。
孩子咋办？
乙：
能带就带下去，让他从小就学会劳动，长大了，我看一定比我们这一代强。
你下了？
上哪儿去？
甲：
到火车站去，也是送科里同志到农村去！
（北京东四南大街居民萧敏）

在一个农村辩论会上
阎铨文
明亮的汽灯挂在戏台的台柱上，在台的下边，坐满了男男女女的人们，十数个人一组在激动地辩论着。
我走了过去，找个凳头坐下来。
“她说社会主义不好，这完全是胡说，完全是胡说，就拿我来说吧！
单干时我家每人每年才能吃二百多斤粮食，入了高级社每年吃四百二十多斤，还分了七十多元的余粮款。
社会主义为啥不好？
说这话的就是没有良心，想走资本哩！”
这是一个大概有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他十分激动地讲着，白色的胡子在颤动。
“我要问问她，她在街上说：
‘合作化好是好，就是粮食吃不饱，老头饿得不劳动，青年饿得到处跑。
’这不是反对统购统销是啥？
这是造谣！
叫她说，哪一个青年跑了？
叫她说！”
“我说这个人最没有良心了，解放前她家过的是啥生活？
解放了，分了地，分了牲口，生活好了，可忘本了。
真没良心！”
又是一个老大爷激动的声音。
群众辩论的热潮在继续上涨，个个人发出了坚定的声音，这声音冲上天空，冲破了天上一时的游云；
这声音冲进个个农民的耳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这声音冲进农村右派分子的耳中，使他们发抖。
在人群的中央站起来一个中年妇女，头上顶一条雪白的毛巾，开口说：
“我说，这是我的错误，我说的话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我忘了从前生活的痛苦，忘了本，说出的话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
今天我检讨，检讨我的错误，检讨自己想走资本主义，我以后再不说这样的话了，要坚决走社会主义。
请大家对我提意见吧！”
发言的这个女人，是本村的一个新中农，在入社前她家有地，有牲口，生活过得很好，想买地，想发展资本主义。
后来在合作化的高潮中随着潮流卷了进来，可是自己总想着退社，买地、发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时间已经很晚了。
一个人宣布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还要生产哩！
等到明天夜里我们再继续进行辩论。
她在今天才初步认识到错误了，明日还得好好地再认识。”
散会了。
我随着人们走出会场。
在门口一位老大娘边走边说：
“现在的粮食不够吃？
真是胡说，从前我们吃的是啥？
要不是入了高级社，我这老婆婆现在还不知是啥样呢。
我家在旧社会……”我没有听完她的话，就被挤到街的中央。
　——于温县西招贤村

小二姐上楼梯
我家六口人，解放前种了地主十二亩田，年年闹饥荒，丰收年的粮食也吃不到过年。
野菜、树叶是家常饭。
解放以来，生活步步上升，一天比一天好。
可是有些人是“好了疮疤忘了痛”。
我父亲就是这样。
他现在天天吃干饭，连稀粥也不愿意吃了。
可是他也说现在的粮食少了，还有一些人也是这样随嘴瞎说。
这不是忘本了吗？
有人说，现在的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是地主富农分子的胡说。
我说，现在是小二姐上楼梯，步步登高。
（安徽肥东县安乐社社员张开发）

想起了泰绮思的故事
唐弢
说起来已经是很熟悉的故事了，然而偏有人没有从这里接受教训，老是重演着前人已经讲过的情节。
亚诺托尔·法朗士写过一本小说，述说一个正在修行的僧人，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觉得这是一个蛊惑青年、贻害世道的尤物，为了积些功德，也为了挽救泰绮思和被她蛊惑的青年，决计去感化她。
他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泰绮思说服，这个妓女毁掉在俗时的衣饰，出家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
僧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修行时，却再也安定不下来，闭上眼睛，立刻看到妖怪，看到裸体女人，白天黑夜一直神魂颠倒，他急遁，远行，都没有效。
许多人又总是向他礼拜、祈祷，称颂他的道行，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最后还是跑到泰绮思那里去，摊开双臂，叫道：
“我的好人儿，我爱你。”
不料泰绮思却自说已经看到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我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因此并不同意法朗士小说主题所暗示的结论。
我只想借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反党分子陈涌堕落的经过。
当1955年批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文艺思想时，陈涌曾经以“勇士”的姿态，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鞭挞。
曾几何时，胡风的阴魂却附在陈涌的身上，这位“勇士”竟把他所批判的敌对的观点全盘接收过来，装入自己的脑袋里：
胡风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主张取消作家协会，陈涌也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反对作协对创作的领导。
胡风反对思想改造，强调创作实践，陈涌也反对作家参加政治活动，认为通过艺术实践可以改造思想。
胡风主张到处有生活，作家不必到工农兵中去，陈涌也反对描写工农兵，认为题材没有什么差别，深入生活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
胡风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一笔抹煞，陈涌也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把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一一加以枪毙。
总之，今天的陈涌，已经成为当时被批判的胡风，很难从他们中间看出什么区别来。
这就使我想起了法朗士笔下的故事。
当然，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泰绮思并不一定就是坏人，胡风并没有像泰绮思一样“出家”，出胡风自己的反革命的家，更不会看到“天国”，社会主义的天国。
不过陈涌的着魔倒是实在的，当他朝着胡风大叫“我爱你”时，这回却是胡风摊开双臂，说道：
“来？！
”
他们就在反党的基础上双双拥抱，一齐堕落了。
这就是全部事实的真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法朗士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这种现象，那是错误的。
撇开泰绮思不谈，以眼前的事实而论，“僧人”陈涌和“妓女”胡风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陈涌的“道行”是虚假的，伪善的，他的主要毛病是“六根未净”，思想深处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文艺观点。
就像1955年冯雪峰批判胡风，只好“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终于一个字都没有写成一样，陈涌虽然纵马上阵，却不过虚掩几枪，在胡风的“五把刀子”里照见了自己的灵魂，投降了。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指出：
陈涌之所以与冯雪峰嗅味相投，引为“知己”，最后参加他的反党活动，除了别的原因外，其中之一就是因为雪峰的思想和胡风是互相纠结着的。
用雪峰自己的话来说，“不知道究竟是我影响了胡风，还是胡风影响了我。”
他们所散发的腥臭是一致的，陈涌就是在这点——也即反党的基础上和他们一拍即合。
物以类聚，信夫信夫。
知识分子中间“六根未净”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我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批判别人，我是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严肃细致地来对待批判工作，把批判别人同时看作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而不是使自己去适应敌对阶级的思想。
否则，泰绮思还没有看见“天国”，我们自己倒先去扣地狱之门了。
陈涌就是我们一个反面的“教员”。
09月15夜

猴（雕塑）　捷克斯洛伐克　夫·文·文格勒尔

电车上三十三年
金受申
1924年12月18日，大概这天是星期四，这天天气很好，虽然快冬至了，却一点不冷，也没有风。
我因为要找同学去研究“墨经”，就挟了一部“墨子间诂”，走出了家门。
及至走到了大街上，却使我大吃一惊，今天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瞧什么的？
原来，我一时是被蒙住了，实在，前几天的报纸上就登过：
今天北京电车开始行车，怎么会忘了呢！
我也站在马路边上，看起电车来：
远远的一簇像闪电似的亮光一闪，跟着传来噹？
？
？
？
噹？
？
？
的有节奏的铃声，像小房子一样的一辆电车，在马路中心飞奔过去了，大家齐声喊了声：
“瞧电车呀！”
这一天，北京真像有了什么大事，从早到晚，马路旁边，始终不断瞧电车的人。
我从北新桥上了电车，哦，原来电车还分头二等呢！
车的少半部（全车三分之一）是头等，头等是藤编软席，多半部是二等硬席，我坐的是二等。
车往南走，二等车正靠近驾驶台，我清楚地看见这个司机的年轻小伙子，精神抖擞地开着电车，向前飞跑，一站一站过去了，我在车里听见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一个说：
“这一号司机不软哪！”
“可不是，年轻力壮嘛！”
从这，我知道他是一号司机，到站下车后，我还多瞧他两眼呢。
那天，我买的是五枚小铜元的车票，下车后，顺手把车票夹在“墨子间诂”里了（那时候不收票。
这张票见附图），一放就是三十三年，现在拿出来再看，就不禁感慨系之了。
那天，坐电车的人特别多，大概都是和我一样的心理：
想试试新，坐一段新电车玩玩。
从此，我就成了北京电车的长期乘客。
从第1天就坐电车的乘客，一坐三十多年，是有些感想的：
最初电车虽少，行驶尚还是平稳的；
没到十年，就颠簸起来了。
后来，到了抗战时期，车次一天比一天少了。
少到1943年春天，有一天，天正下着蒙蒙的小雨，全北京市所有各条路线上，只有一辆电车行驶；
少到胜利的时候，北京电车能够行驶的，只有十辆了。
车也破旧不堪，走起来，叮叮当当地乱响，东颠西摆地乱摇，有人说：
“北京电车怎么这么破呀？”
那位司机员苦笑了一下说：
“这我们就不用踩脚铃了！”
解放了，电车越来越多，走得越来越稳，时间又准，我每天上下班都乘电车，有轨电车增加到八路，平常每路都是准五分钟开出一趟，简直不要等车，并且又有了无轨电车。
真是说不完的方便。
我也始终记忆着三十三年前第1次乘电车的情景和那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号司机”。
今年夏天，在偶然一个场合里，听到人说，当初那个年轻小伙子——一号司机，名字叫钱兴宽，他现在还开电车，他是一级司机员；
并且说，在北京电车通车前，在天津学习开车的一批六十名司机员（解放前称司机生），现在还开车的，只有钱兴宽一个人了，其余的五十九人，都调职或转业了。
这些话，勾起我许多感触和回忆，如果我能见到那个“一号司机”，我要好好向他祝贺一番。
中秋节后的一个早晨，我从崇文门到天桥去，坐的是七路电车，五二七号八轮车，我仍旧坐在离驾驶台最近的地方，习惯地看着司机员开车。
看那虽然有了五十岁的老司机员，仍然挺着身杆、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我心里一动：
这莫不就是钱兴宽！
车走起来了，猛然听到唰的一声关闸声音，我听了那个声音的率劲儿，不由地站了起来，探头一看，这个二目有神、长长的面庞的司机员，真像那三十三年前见过的那位一号司机。
车到一站了，我问了一句：
“同志，您姓钱吗？”
他点了点头：
“我姓钱。”
没错了，准是钱兴宽，我高兴极了。
车又到了一站，我又问：
“钱兴宽同志，您什么时候有功夫，咱们可以谈谈吗？”
他听我叫出他的名字来，惊讶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可以。
车开到天桥，我就下班了，可以谈谈。”
他豪爽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坐下，谈起来当年的事，他也很兴奋。
他笑着说：
“那年我才十九岁呀，怎不年轻力壮！
今年我五十二岁了！”
我说：
“您虽然五十多岁，还和当年一样的精神。”
他很感慨地说：
“好容易盼到了今天，能多给人民开几年电车，就是很幸福的了。”
我请他谈谈北京电车的变化，他说：
“您刚才坐这趟车，稳不稳呢？”
“平稳得很，再不‘摇煤球’了。”
他说：
“这不是我的技术好，这是解放后修的路基不同了，轨道也用焊接了，怎能不平稳！”
是的，我听说过，最初修电车轨道时，铁轨下面只铺了一层八十公厘碎石，碎石下面只有一层二百公厘块石，接轨部分，也不用电焊，走几年车以后，还不高矮不平吗！
我又问他：
“现在，比从前车多了吗？
车好了吗？”
他笑了，说：
“这很简单，就是没有眼睛的人，也感觉得出来！
您不是说北京有过这么一天，全市只出一辆车吗？
这是真事，但那是过去的真事了。
现在，平日每天行驶的电车，就有二百一十多辆，节日、假日更要增多到二百三、四十辆，工厂、机关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几条路线，增加班车，这从前能和现在比吗？”
我说：
“我瞧电车比从前漂亮了。”
他急忙地说：
“哪能光说漂亮？
首先是电车都是自己制造的，其次是电车的质量也提高了，您没看我开的那辆八轮车吗；
您没看那八轮车上电缸上铸着‘52式电缸·北京电车公司修造厂制’吗？
提起八轮车来，编号都是五○一号编起的，五○一到五○六号，是从日本买来的进口货，开起来还有时候跳闸呢；
现在，咱们自己做的电缸，多好使呀！”
说着，他用手一比，仿佛他又坐在驾驶台上，抚摸着那可爱的电缸了。
我们又谈了些行车班次的事，像环行路，绕北京市内一个圈儿，走三十个站，准准是七十五分钟；
现在，各路班车，都是准点行车，谈到这些事，钱兴宽同志很气愤地说：
“过去，电车哪里走过正点？
谁愿意坐电车？
环行路试行了三次都没成功，解放后试一次就通行了，这便利了多少乘客！
竟会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了，瞎子也不信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