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本报在今年07月0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曾经说：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
为什么说他们是反动派呢？
什么是反动？
反动和革命是矛盾斗争的两种倾向，反动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动。
历史是向前运动的。
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地打破旧制度，创建和发展新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
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顽固地维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
所以，划分革命和反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标准。
在封建主义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反对封建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曾经是进步的阶级。
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时期，维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成了反动的阶级。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需要摆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制度，这是客观历史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因此它是最革命的阶级。
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地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竭力阻挡历史前进，因此是最反动的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
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或者同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
它害怕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农大众，没有彻底反对革命敌人的勇气，这是它的妥协性的一面。
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
现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
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
在今天，工人、贫苦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派的主力；
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弄不清呢？
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是因为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标准来划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和反动派。
他们忘记了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性质不同了。
在民主革命期间，资本主义还有一部分积极的作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还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或者保持中立。
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的现在，资本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它已经不能再帮助生产力发展，反而要阻碍生产力发展，要使社会倒退。
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分子，就不但不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势必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了。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
在那时，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内。
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因此他们能够加入这个统一战线。
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是有矛盾的，各有不同的阶级要求。
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这种矛盾一般地还不至于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还可以获得调节。
但是，在当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于民主革命就是不坚决的，甚至是不赞成的。
他们所宣传的改良主义道路和“第3条道路”的反动幻想，就表示了他们对于民主革命的抵抗。
他们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已经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自然更不能避免新的政治上的分化。
在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但是在他们中间还只是少数。
另一部分人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现在的右派，也只占少数。
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坚决的立场，他们是中间派。
但是这种中间状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是不能持久的。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每一个人所必须考虑的只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和新民主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还是可以存在的）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每一个人所必须考虑的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问题。
在前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勉强还能在形式上同国民党的反动路线、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并立，保持一个“中间道路”的假象。
在现在，这种“中间道路”就连名称也不能成立了。
或者是坚持资本主义，这就要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或者是坚持社会主义，这就要拥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粉碎一切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
当前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地摆着。
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没有折衷的余地。
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接受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
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在他们和广大人民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中国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且已经庄严地记载在我们的宪法之中。
谁要是反对这个立场，谁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谁就是甘愿做一个抵抗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
这难道不是清楚而又清楚吗？
或许有人会说：
资产阶级右派至少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呀，把他们看做反动派，不是跟国民党没有区别了吗？
我们说：
如果资产阶级右派上台，如果他们的政治阴谋能够实现，那最后的结果就不会同国民党当政有什么根本区别。
而且在实际上，他们如果一定要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就非依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可。
因此，要他们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等等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道路上，不仅现在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就是过去也没有。
有的只是两条道路：
一条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好像是在中间，而实际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的改装。
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事实：
那些醉心资产阶级民主的人物，那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那所谓“第3条道路”的号召，首先受到了谁的支持呢？
正是美帝国主义。
难道美帝国主义真希望中国得到自由和独立吗？
当美帝国主义认为单靠蒋介石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看中了这些人。
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是很明显的：
要反共，就势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不会有别的出路。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案，不但早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里从理论上驳倒，而且也为全部中国革命的过程从实际上推翻。
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这样写道：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所以，企图现在在中国恢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要毁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且是要断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把中国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反共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不等于反人民。
你们为什么要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呢？”
有的右派分子这样说。
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可以服用的什么药丸。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联合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果。
它要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者，并且杜绝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也只能由共产党领导，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也都反对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
反共必然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必先反共。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
“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我的动机是爱国的。”
有的右派分子又这样说。
爱国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今天，爱国就是爱我们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分不开的。
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将使中国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
难道这还是“爱国”吗？
“他们不过是对党的某些政策和国家的某些制度提出一些批评罢了，也许批评得过火一些，但是给戴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冤屈。”
这又是一种看法，右派分子也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辩解。
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呢？
当然可以批评。
共产党需要而且欢迎群众对它提出批评，帮助它改进工作。
凡是善意的批评，即使言词有些过火，或者批评错了，都是用得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条原则的。
但是右派分子是根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根本背叛人民的事业，那么，即使他们的某些话在形式上也好像很堂皇，很客气，也不应该为了摆出“雅量”而认敌为友。
右派分子中有各色各样的人。
有的是赤膊上阵硬打硬冲的，这种人的面目容易认清；
有的是富于政治经验的老奸巨滑，暗中活动而不露声色，甚至还能装出一副老实可怜相的，这种人就比较能迷惑人。
一般地说，右派分子都知道，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危险的，是于自己不利的，所以他们的办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来展开进攻。
这就是说，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原则上”拥护，实质上反对，表面上赞成，暗地里捣乱。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内容的。
如果说，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就是“党天下”，那就是不要党的组织领导；
党不应该拿出成品来，要成立“政治设计院”，那就是不要党的政治领导；
不要进行思想改造，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就是教条主义，那就是不要党的思想领导；
要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说党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那就是要党放弃对各个部门的领导权；
叫嚷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其他等等都搞糟了，那就是党根本不应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
试问，把这一切具体内容都否定之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除了一个空名以外还剩下什么呢！
所有这些都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带根本原则性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于人民事业是拥护还是背叛的问题。
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是有区别的，是看得出来的。
人们应该学会区别尖锐的但是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那怕是隐晦的批评，才不致上当。
还有人认为，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美蒋并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似乎不好说他们是反动派。
其实，反动并不一定要同美蒋有组织上的联系，不同美蒋联系，仍然可以一样搞反动活动。
破坏农业合作社、向农民倒算甚至组织暴乱的地主，难道因为同美蒋没有直接联系，就不是反动派了吗？
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蒋有组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了。
最后，或许有人问：
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们坚持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为了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认识到没有别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认罪投降，改过自新。

伏克曼诺维奇在京观看歌舞京剧和游览
新华社14日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的随行人员，今晚出席了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歌舞京剧晚会。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陪同观看表演的，有陈云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人。
今天下午，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等由薄一波副总理陪同游览了西郊的颐和园。
贵宾们在昆明湖上泛舟，又登上佛香阁眺望了园内景色。
在返回市区以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等又游览了故宫和天坛。

保政府代表团名单
新华社14日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名单
团长：
安东·于哥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团员：
格奥尔基·特莱科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书记；
吉米特尔·加涅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鲍里斯·塔斯科夫——贸易部长、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卡洛·卢卡诺夫——外交部长、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安东·涅加尔科夫——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
顾问：
艾米尔·拉兹洛戈夫——贸易部副部长；
鲍里斯·科斯托夫——部长会议负责工作人员；
瓦西尔·巴耶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
康士坦丁·格利郭洛夫——外交部科长，代表团秘书；
迪米特尔·格勒布切夫——部长会议局长。

布尔加宁主席写信给曼德列斯总理
呼吁土耳其不要参加干涉叙利亚
一旦在中近东挑起战争土耳其只能自食参加侵略的恶果
新华社14日讯据塔斯社13日报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给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的一封信中说，苏联政府极为友好地呼吁土耳其政府不要参加武装干涉叙利亚这样一件有危险后果的事情，应当协助制止中近东事件朝着不愉快的方向发展、制止这个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这封信是苏联驻土耳其大使在9月11日交给土耳其总理的。
布尔加宁在信中写道，苏联没有而且不想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得到什么特别的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只不过在致力于维护和加强中近东地区的和平，在政治上希望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能够按照本民族的利益独立自主地发展。
布尔加宁强调指出，美国正在策划的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指望土耳其去担任某种角色。
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这点，但是有迹象表明，土耳其的领导人，显然有迎合这种计划的倾向。
我们不隐瞒，我们对于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边境结集以及美国把武器运送到土耳其以便实现对叙利亚进攻的消息感到异常不安。
布尔加宁说，苏联注意到中近东地区离苏联很近，考虑到自己国家安全的利益，自然不能对事件的发展置若罔闻，因为事件的发展可能导致这个地区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因为破坏和平的危险很可能超出这个地区的范围。
布尔加宁表示相信，如果土耳其按照那些根本不关心维护中近东和平、而只想靠剥削这一地区财富来谋取暴利的外国集团的意志行事，它就可能给自己招来巨大的不幸。
一旦爆发反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一旦在中近东挑起了战争，毫无疑问，土耳其只能自食参加这种侵略的恶果，而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就必然会破产。
布尔加宁说：
“还不能不考虑到土耳其将要参加的可能发生的这种冲突的地理条件。”
军事行动只要在一个地区开始了，就随时有可能变为广泛的冲突。
这样就很难再把它限制在一个地区范围内了。
布尔加宁写道：
“总理先生，请您相信，没有人会真正地相信现在流行的那种别有用心的说法：
好像叙利亚可能威胁中近东这个和那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认为，就是散布这类说法的人自己恐怕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
布尔加宁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土耳其政府保证，苏联只是真诚而热情地希望同土耳其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
布尔加宁写道：
“我们希望，上面所谈的看法，土耳其政府能极重视地加以研究，我们也准备研究土耳其政府对有关保持中近东和平与安全这个任务的一切问题的看法。
目前，这个任务对维护普遍持久和平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

带来季米特洛夫的祖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到京
周总理和首都各界人民到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14日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在今天到达北京时说：
“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没有任何距离的，是任何帝国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敌人所不能削弱或摧毁的。”
以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今天下午二时半乘喷气式专机抵达北京，他们是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贵宾们乘坐的专机在晴朗的天空中慢慢着陆时，从伫立在无数面彩旗下的欢迎群众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欢呼声和鼓掌声。
以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后，热情的北京市少年先锋队员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于哥夫在机场的讲话中说：
“密切的兄弟般的友谊将我们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
这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因为它建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一目的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以及国际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
他说：
在“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人民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和全面的合作，短期内在本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对此从心底感到高兴。”
于哥夫还说：
“我们在中国的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保中两国友谊和合作，将有助于以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同盟者——伟大苏联为首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更加坚强的团结，并将有助于加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合作。”
在于哥夫讲话前，周恩来总理致词对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祖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坚强的一员。
勤劳勇敢和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人民对保加利亚人民所获得的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中保两国人民一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
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获得了日益全面的发展，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还说：
“我们深信，这次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到我国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最后，贵宾们由周总理陪同绕机场一周，和欢迎群众见面。
许多盛装的各族女青年，不断从群众队伍中跑出来，热情地把鲜花献给贵宾们。
今天到机场欢迎贵宾们的，还有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将军们，以及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今天也陪同贵宾们来北京。
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以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13日从莫斯科乘“图—一○四式”飞机前往北京。
到机场欢送的有别利亚耶夫和柯西金等。
代表团是12日到达莫斯科的。
（附图片）

我国家领导人接见保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14日讯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在今天下午接见了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志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曾涌泉和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
（附图片）
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接见了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前排自左至右：
彭真、卢卡诺夫、邓小平、加涅夫、刘少奇、于哥夫、朱德、特莱科夫、周恩来、塔斯科夫、董必武、涅加尔科夫、李先念新华社记者邹健东、吕厚民摄

蒙古农牧业考察团到京
据新华社14日讯蒙古人民共和国农牧业考察团图德布·阿油尔在那和乌里巨二人，于9月13日抵北京。
他们是蒙古科学和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员。

“阿拉木图——兰州”影片开始在我国境内拍摄
据新华社莫斯科14日电由莫斯科的和上海的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组成的中苏电影外景拍摄队，已经在13日离开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境内，开始了大型彩色影片“阿拉木图—兰州”的摄制工作。
这支电影队是由苏联功勋艺术家施奈德罗夫率领的。
他曾经在三十二年前摄制了苏联的第1部关于中国的影片。

勾结大小鬼怪妄图使旧大公报借尸还魂
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无耻反党
据新华社14日讯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揭露出了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的奸险无耻的反党活动。
右派分子赵恩源、朱启平、肖离、顾国权等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也已宣告彻底破产。
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共大公报党组几次召开扩大会议，对袁毓明展开斗争。
据揭露，袁毓明虽然参加革命十九年，入党十七年，可是，他一贯保存着富农家庭带给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后，袁毓明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日益滋长，总是斤斤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
1954年袁到大公报工作，这种思想更加暴露，他对于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漠不关心，却哭哭啼啼地要求提高级别，经常故意贬低别的党员领导同志的威信，借以抬高自己，想把大公报变为袁毓明的“独立王国”。
他的这些严重错误，曾经受到报社党组织和上级的严肃批评；
可是，袁毓明却阳奉阴违，怀恨在心。
大公报开始整风以前，他忧心忡忡，害怕群众给他提意见而动摇了他的总编辑“宝座”，为此，不惜在报社内部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诬蔑和破坏党的整风运动，说：
“整风是伤筋骨的事”，又说1942年整风，至今还有许多人“抬不起头来”。
当大公报的全体工作人员积极起来帮助党整风，袁毓明的无耻破坏阴谋没有得逞时，袁毓明就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企图把群众提意见的锋芒转移到社内别的党员领导同志身上。
他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大字报上加油加火，写道：
“这样来揭露党内的黑暗，好得很。”
同时，他又找一些人（有些是右派分子）密室谈心，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
例如袁毓明在和右派分子朱启平密谈时，先提出要订一个“君子协定”，并叮嘱“对任何人都不要讲。”
在这次密谈中，朱启平向袁毓明谈到了他的反动办报纲领的主要内容。
朱启平的反动办报纲领主张把大公报办成一张驾凌于共产党和政府之上的“民间报纸”，以“报道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任务。
对于这个反动办报纲领，袁毓明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袁毓明装成一副可怜相，向朱启平诉苦，诬蔑党内有宗派，他如何受气挨整，并作出结论：
大公报的毛病根子是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才产生出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此向右派分子哀告求援。
由于袁毓明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替右派分子制造了大量向党进攻的炮弹，所以5月底6月初大公报社内突然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逆流，一些大字报、壁报纷纷攻击党内“宗派主义”，极力把党内生活渲染得“黑幕重重”。
赵恩源、朱启平、肖离、顾国权等右派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妄想推翻大公报的党组，复辟旧大公报。
有些人还张贴大字报，公开请徐盈、彭子冈等党内右派分子回来，共谋大业。
朱启平在写给彭子冈的信中，曾得意忘形地说：
“不久我们就可以会师了”。
袁毓明之所以在整风期间暴露了他的反党丑恶面目，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他认为党在大公报站不住脚了，大公报右派分子就要得势了，于是袁毓明就选择了“纳吉”的道路，树起了白旗，与右派一起勾搭向党进攻。
当他自认为已经组成反党小集团，自己的地位已可确保之后，就开始向他提过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06月01日中午，这位整风领导小组长竟偷偷摸摸地，改换笔迹贴出了一张匿名招贴，对给他提过意见的党团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辱骂一位女同志是“母夜叉”。
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袁毓明深恐自己的密谋暴露，就竭力庇护右派分子，以便阻挠这一斗争。
在右派分子赵恩源已在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一两次交代之后，袁毓明还去安慰他。
他以党组书记和整风领导小组长身分的口吻对赵恩源说：
“我们是顾全大体的，是保护你的”。
他还把整风领导小组对某些问题和对某些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分析意见全盘告诉了赵恩源。
袁毓明还一再打击民盟支部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主张让赵恩源参加民盟支部整风领导小组。
他说：
“不要弄得太僵。”
袁毓明这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党阴谋，曾经使大公报的党组织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另据揭露的材料证实：
右派分子复辟旧大公报的阴谋活动是十分猖獗的。
他们都嚷叫着“不破不立”的恶毒口号，把那个反动透顶的、
做国民党反动思想刽子手的旧大公报加以美化；
鼓吹它的反动的“显赫社会地位”和殖民地的可耻的“国际地位”，甚至把它说成是“超然的”民间报纸；
把反动大公报的某些编采技巧加以神化，并丑化和否定今天的大公报，企图搞垮今天的大公报，实现他们的复辟阴谋。
身为大公报副总编辑的赵恩源，过去曾在旧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凭他的剪刀和红笔，不知葬送了多少进步的稿件，贩卖了多少反动的文章。
整风期间，他利用民盟大公报支部主任委员的身分，召开座谈会，极力想把大公报的党组抹黑，搞臭。
曾经长期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大力吹嘘“马歇尔计划”的朱启平，提出了反动的办报纲领。
肖离和他的妻子肖凤说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方针是错误的。
他们并且在报社内外积极进行串连活动，和右派分子彭子冈等人密谋恢复旧大公报。
顾国权是一个赤裸裸的复辟者，他狂妄地叫嚣：
要“大公报翻身”，要“当真正的主人翁”，要在知识分子中“收复失地”。
现在，这伙阴谋让旧大公报“借尸还魂”的右派分子已经溃败。
大公报全体工作人员斗志高昂，正乘胜追击中。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好社会主义大关
民盟、致公党、台盟召开整风工作会议
新华社14日讯中国民主同盟为动员全体盟员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的全国整风工作会议，1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二十四个省、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一人。
会议由主席沈钧儒主持。
副主席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报告。
她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民盟整风工作，主要的是反右派斗争的工作。
史良说，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严重任务，就是要对我们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集体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
就盟组织和盟员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她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的事实证明，过去一年中，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利用了民盟的名义和他们在盟内盟外的地位，进行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使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右倾，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一个时期内，民盟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要不是领导党及时地敲起警钟，不是全国人民发动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民盟的危机将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史良说，民盟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团体。
她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的两面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盟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新的政治分野。
她说，从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对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民盟来说，是一个彻底改造的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民盟要彻底改造它的政治立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民盟要过社会主义关。
同样，盟员也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
史良说，要实现这一严重的政治任务，就要坚决地深入地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把斗争深入到基层里去，要坚决彻底打垮右派，团结中间，争取多数，加强领导，改进工作。
史良最后着重指出，为了使民盟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整风，取得全胜，只有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不至在斗争中迷失方向。
新华社13日讯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第2次会议（扩大）——整风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地方组织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等共三十六人。
致公党主席兼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组长陈其尤在开幕词中指出，致公党内开展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近三个月，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这次会议是要使大家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统一认识，交流经验，使致公党内的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全面地开展起来。
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黄鼎臣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把反右派的斗争深入下去”的报告。
黄鼎臣在分析了致公党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之后，列举事实严厉地批判了致公党内存在着的浓厚的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例如说致公党内没有或很少右派分子，或者说致公党的整风应以反对“三害”为主、不应当以反右派为主等谬论，并特别提出后一种说法对反右派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黄鼎臣说：
“目前致公党内不仅对于右派分子的揭露还很不够，甚至在成员和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员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右倾观点、温情主义，甚至漠不关心、置身度外的错误思想和行动。
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致公党当前的任务不相容的。
黄鼎臣接着提出了关于如何把反右派斗争深入下去的七点建议。
会议将继续举行。
新华社14日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整风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台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旅大等地台盟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
会议由台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李纯青主持。
李纯青在会上说明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求，他指出，为了在台盟组织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明确整风的政策方针，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会上，大家热烈发言，对各地方组织如何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进行了讨论。
会议将继续进行。

陕西司法机关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李本固等原形毕露狼狈不堪
新华社西安14日电陕西省司法机关在最近两个多月中，先后揭露出一批反对共产党领导司法工作和恶毒地攻击国家法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省司法厅律师公证科科员、民革成员李本固，诬蔑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面宽刑重”，人民法院“拿人命开玩笑”；
诬蔑司法部门的人事工作是“不问才不才，先问党不党”，叫嚣着要司法部门的共产党员下台；
并且公然主张恢复旧司法系统管理人事的制度，向旧法人员招魂。
司法厅的另外两个右派分子王伯约（共产党员）、杨绍简（民革成员）也极力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他们诬蔑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和过问，是“造成案件错判的原因之一”，是“干涉”法院工作。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第1处副处长、右派分子杨玉珊（共产党员），诬蔑党的领导使检察机关不能发挥威力，并且以检察机关“只服从法律”为名，企图取消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
西安市第2法律顾问处副主任、右派分子马海瀛，诬蔑人民检察院对于一些案件的起诉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他诬蔑检察院是“拿着镢头埋人”。
省高级法院人民接待室主任、右派分子王黎昌恶毒地说，党中央可以领导司法工作，而地方党委不能领导同一级的法院工作，企图以此来取消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据揭发，这些右派分子大多数是解放前的旧司法人员。
例如，李本固在解放前就曾经历任日伪吉林省高等检察厅书记官、吉林监狱教诲师、依兰县典狱长和伪国民党西安地方法院代理推事等；
解放后在司法改革和肃反运动中受到严格批判，因而对共产党心怀不满。
杨绍简解放前曾任伪河南陈县军法处承审员、伪陕西高等法院书记官；
解放后曾包庇过逃亡地主和封建把头，对司法改革也心怀不满。
这些右派分子在陕西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揭露和据理驳斥下，已经原形毕露、理屈词穷。
例如，省司法厅的工作人员在驳斥李本固诬蔑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谰言时指出，人民法院办案的原则是派人调查，集体研究，非常慎重，即使发生错误也是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
大家当场质问李本固散播这些谰言有何根据，李本固这时举不出事实，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他自己是捏造，是恶意中伤。
目前，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

首都法学界连续举行座谈会批判法学界败类
粉碎吴传颐张映南攻击立法工作的谬论
据新华社14日讯今天，参加首都法学界座谈会的法学界人士斗志高昂，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向人民民主法制特别是向人民立法工作进攻的反动言行。
这两个右派分子在大家所揭发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法制局副局长吴大羽首先驳斥了右派分子吴传颐污蔑我们“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谰言。
吴大羽说，吴传颐所说的“无法可依”是不符事实的。
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即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
几年来，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
并且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
这些法规，刊载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中的有五百六十件，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的有五百五十件，此外，中央各部、会和前大行政区公布的还有近三千件法规。
吴大羽说，吴传颐曾任前法制委员会委员，现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并且曾经直接参加法规汇编的编辑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在宪法公布前后所发布的许多重要法律、单行条例、规章、决定、指示等，他是知道的。
他现在还要以法制工作者的身份来叫嚣“无法可依”，显然看出他只是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才看做法，而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法，不看做法。
吴大羽说，吴传颐又说我们是“有法难依”，把人民法制污蔑成是“乱七八糟”、“矛盾百出”，把我们的国家诬蔑成到处都是“违法乱纪”的世界。
这些都是吴传颐抓住一些个别例子进行歪曲、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
例如：
他举出西安市在去年中央公布戏剧免征文化娱乐税的规定以后，仍继续征收文化娱乐税的“事实”，来攻击地方政府违法。
这个“事实”经向税务总局查对，证明是吴传颐捏造的。
吴大羽说，吴传颐还污蔑人民政府“对司法改革今天作结论还早”，说司法改革“是否合乎马列主义还值得怀疑”。
吴传颐还公开煽动旧法人员抵抗改造，要他们不要摘掉旧法人员的帽子。
问题很清楚，那就是他坚决要做旧法统的“孝子贤孙”，企图“反攻倒算”，为司法改革“翻案”，让旧法人员“上台”，从而篡夺党的领导，使旧法复辟。
吴大羽说，吴传颐污蔑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他说我国“法制不健全”，而“民主是要法制保护的”，“目前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初期总是有些欠缺”。
共产党是“一级吃一级”“奴性的服从”，这正反映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
吴大羽还揭发了吴传颐的反动历史。
他说吴传颐是特务头子陈立夫“唯生论”的信徒和宣传者”。
吴传颐在会上作了检查。
他承认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共产党和人民放出了三支毒箭。
第1支毒箭是射向人民法制；
第2支毒箭是射向司法改革；
第3支毒箭是射向社会主义民主。
他说，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罪恶的活动，是他认为“气候适宜的时候到了，想起来改变现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副主任易家驹揭露和批判了伪立法委员、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工作的张映南的反动言行（张映南的反动言行见9月13日本报二版）。
易家驹说，张映南的“新旧法并重”的主张是企图在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学的理论基础上插一把刀子，为旧法统和旧法学的复辟打开一个缺口。
易家驹最后说，党和国家坚持政法工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张映南却企图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法统复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和张映南的根本分歧，我们要坚决同张映南斗争到底，保卫社会主义法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何世琨在发言中指出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并重”、“在法律上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政府不重视法律科学”等谬论是别有用心的，其实质就是要反动的旧法复辟，要资产阶级起来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说，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主要是在立法工作方面向共产党进攻。
我们和他们进行斗争，实质上是立法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他又说，上海的右派分子杨兆龙5月0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
是一篇有理论、有纲领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立法路线的宣言。
紧接着上海、北京两地法学界右派分子起而响应，用各种方法污蔑我们的立法工作。
徐平接着分析了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说明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
他说，我们法学界人士应通过这场斗争得到生动的教育。
张映南在大家的批判下，承认自己是有言论和行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开了三十九次会议。
从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有二百多人在会上用有力的事实，与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等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这次会前的三次座谈会上，首都法学界人士还批判了右派分子杨鹏和卢蔚乾的反动言行。
杨鹏是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解放前做过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人。
他和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关系很密切，他参加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介绍的。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污蔑党员、团员和老干部只懂得阶级斗争，没有法律知识，还不如旧社会的审判人员。
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卢蔚乾是恶霸地主出身。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他就是反共能手。
1949年解放前夕，他任伪经济部首席顾问。
蒋阎匪帮在重庆解放前组织“行动内阁”时，卢蔚乾参加了伪经济部的战时体制会议，策划进行游击战争等罪恶勾当。
解放后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在大鸣大放时，他恶毒地向人民法制进攻，说法制工作落后的原因是法制机关为“三害”所支配。
他又说，刑法所以迟迟不能订出，就是因为“没有学过刑法的党员在做刑法起草的领导工作”。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他选择了新生之路
——姚鸿震低头认罪的经过
本报记者李根蒂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右派分子一定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走社会主义之路，才是唯一的生路。
水产部九级工程师、右派分子姚鸿震经过了多次的思想斗争，转向到人民方面来的过程，具体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姚鸿震是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大学毕业就来到水产部门工作。
几年来他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对党对新社会处处表示不满。
鸣放初期，他前后放出十二支毒箭向党进攻。
他同意葛佩琦的观点，认为“没有共产党领导，谁也不会卖国”；
他说：
“无知不能领导有知”。
另外，还有不少荒谬的言论。
反右派斗争开始，有人贴出批判姚鸿震的大字报，但人们多不了解他的情况，很少有反映。
另外，在他发言中巧妙地谈了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蒙蔽了一部分人，人们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是不够有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意的狂想：
“瞧，想把我列入右派，大家不会支持”，他还主动贴了一张挑战的大字报，要求开大会辩论。
毒草终于是会被识别出来的，在大家深入学习讨论过程中，姚的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了。
第1次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十四个发言者从各方面同他说理。
针对他“无知不能领导有知”的谬论，驳得他无言以对。
大家问什么叫知识？
知识是那里来的。
共产党和工农干部是否真是无知？
知识分子离开党的领导究竟对人民能发挥多大作用？
大家问姚鸿震究竟有多少知识，就算有些片面的书本知识，这些知识还不是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总结？……
姚鸿震在切实有力的说理斗争中被驳得理屈词穷。
特别是他认为一个“无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反驳他时说得头头是道，击中他的病根，他内心暗暗地服输了。
可是，由于阶级本性使他不肯坦白认罪，吞吞吐吐，欲讲又收。
同时他也怕越讲越丑恶，罪上加罪。
第1回合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还未获全胜。
休战的三、四天内，姚鸿震精神恍惚，他被各种思想纠缠着。
他想藏在心中慢慢改正，又一想，不行，不交代恐怕过不了关。
突然，报上登出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
他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出路吗？
他又想，不能，被开除的话，我就回到家乡养鱼，……怎么想也不对，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
机关领导干部关怀地找他谈心，指明前途，要他交代，低头认罪，并向他交代党的政策，欢迎他从新作人，改邪归正。
姚鸿震听着这些诚恳、善意的劝告，他又坚定了交代清楚改造自己的信心。
他想，机关很多负责干部，挟着铺盖到办公室睡觉，黑不当黑，明不当明，他们还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把每一个可以救活的肮脏人拉出泥坑？
而我到底为着什么牢牢抱住错误思想，尽往死胡同钻呢？
这样在小组会和个别谈话中，他初步交代了他的许多错误思想：
如他曾梦想要筹集资金兴办资本主义企业，他想升官发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感到惋惜，他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认为美国两党制好，以为可以促进政党竞赛，他希望扩大民主党派的力量，他不承认中央说的党的政策原则一贯正确……。
群众会上，要姚鸿震作进一步交代时，姚鸿震又犹豫了，他只交代了干巴巴的几条，不作深入的挖掘。
群众当然不会满意他这种交代，大家又是一顿严厉的批判。
并提出交代的具体线索，给他机会，让他再加考虑。
以后一段时间，大家对他的错误思想一直没有放松斗争。
当他略微有些进步，就给他一定的鼓励，同时也给以必要的批判。
这样，又批判、又鼓励；
又有进、又有退，坚持不懈地和他斗争。
在负责同志和他谈话过程中，发现他爱面子，怕把自己搞得更臭，因而不敢彻底交代，他以为自己可以暗中加以改正。
根据他这种思想，又给他指出，这样想法只不过是表明自己仍然要爱自己丑恶的资产阶级的“面子”，不肯和丑恶的东西分手，这是绝路；
敢于在人民面前大胆彻底的暴露，表明自己确实有决心与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接受群众的监督，立志改正，这才是维护自己真正的面子。
也是决定自己是否最后站到人民立场上来的试金石。
姚鸿震这一时期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一时兴奋，好像跳进了光明的境界；
一时间又退缩，为旧思想所纠缠。
最后他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决心与自己的旧思想绝交。
在第11次群众会上，他像大梦初醒的人一样，吐出了自己一切的丑恶思想，并且表示从新做人，要老老实实回到人民的怀抱里。
大家又给他介绍了有关的理论文件和学习材料，帮助他提高思想，他表示要在大家帮助下更进一步彻底把自己的丑恶思想批判干净。
当他听说记者找他时，他怔了一下：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诉妈妈呢？
报上一登，她该多么难过”。
接着又说“算了吧，妈妈看到的，是儿子丑陋的过去；
可是她会为儿子的新生而高兴！”

彭子冈的右派道路
新华社记者宗子度
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
一个人成为右派分子，绝不像某些右派分子自我辩解的那样，说由于“偶然不慎，失足落水”，而是各有不同的或长或短的发展道路的。
“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怎样走上她的右派道路，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据最近几天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和一些熟悉彭子冈的人所揭露和提供的材料：
早在二十多年前，彭子冈带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憧憬走出北平中国大学的校门，通过她的一位中学时期进步教员的关系，到上海“妇女生活”担任助编，开始接触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洗礼，并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彭子冈在汉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尽管当时彭子冈对共产党还谈不上什么深刻的认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入党是为了“向往抗日胜利和民主生活”，彭子冈总算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但是，彭子冈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往正确的道路上走，她表面上和口头上追求进步，实际上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去。
她一直不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顽固地保存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实质。
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彭子冈都在旧“大公报”作记者。
她是打着进步记者的旗号进入旧大公报的。
人民日报杨刚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揭露说，彭子冈在旧大公报作记者，完全是为了她自己的名誉在工作。
她从不关心进步的局势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
彭子冈在旧大公报是很得势的，她打出自己的旗帜，压倒别人，打击和排斥另一个进步的女记者，想在当时重庆的新闻阵地上唯我独尊。
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旧大公报，给了彭子冈以名誉、地位和优厚的物质生活，给了她“昂然出入于名公巨卿之门”的“无冕之王”的方便，给了她喊几声进步而不必担心会被国民党抓起来的“自由”，最后，还送给彭子冈的丈夫徐盈巨额的股票。
彭子冈就把旧大公报当成了“再生父母”。
不久以前，她还经常鼓吹旧大公报的“光荣传统”，把旧大公报的老板描绘成“放手信赖记者”、“善于培养人材”和“开拓自由天地”的贤人，吹嘘旧大公报记者的“独立思考”，炫耀她自己在旧大公报写了许多“进步的新闻”。
新闻工作座谈会从彭子冈十三年来在旧大公报上所写的消息、通讯和特写中，剥开了这位“进步记者”的画皮，证明她只不过是形式上进步、骨子里反党、被反动统治者用来装璜门面的一个新闻工具而已。
一条黑线贯穿着彭子冈的“慧眼”和“神笔”。
她不但不惜歪曲人民领袖毛主席和进步文化人的形象，而且竟然歌颂蒋介石、司徒雷登、胡适之流。
1946年春天，蒋介石到北京部署内战，彭子冈把蒋介石叫做“青天”，说北方的老百姓因为蒋介石的到来而“舒了一口气”。
彭子冈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用飞机载运洋狗因而臭名昭著的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写成是一位慈祥的“孤儿保姆”，把反动头子陈立夫描写得大有丰采……却说八路军的女战士是狼狈不堪，粗粗蠢蠢。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彭子冈的“神笔”之下，著名的国际间谍川岛芳子竟变成了一个妩媚的、天真烂漫的姑娘，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在川岛芳子被捕入狱已经两年之时，彭子冈还说在她心理的天秤上，还决定不下川岛芳子是间谍是战犯或竟是一个佻黠慧达的女性的法码。
新闻工作座谈会还分析和批判了彭子冈所谓揭露国民党黑暗生活的好文章，指出其中大多数也不过是以上层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受苦受难的穷人施舍一些不关痛痒的怜悯而已。
当彭子冈在这样工作和思想的时候，党组织曾多次帮助她，指出时局形势发展的主流，组织她学习马列主义。
可是，彭子冈把学习马列主义称做“不入脑子”。
她长时期不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去联系，却热衷于出入“党国要人”之门。
由于彭子冈坚持资产阶级立场，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以致全国解放后，大家都在欢天喜地，而这位共产党员却愁眉苦脸。
在她自己所写的思想检查中曾这样说：
“忽然天光大亮，一时不知如何才好？
旧的一套消逝了，再也不能单枪匹马逞能了。”
在这个大转变的关头，彭子冈不是急起直追，赶上时代的脚步，而是再一次向右转，对新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
她诋毁新社会扼杀了她的“敏感”和“独立思考”，整天地嚷：
“这太限制我自由了！”
彭子冈继续抗拒思想改造，几次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她都没有参加，对于日常的政治生活表现非常冷淡。
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她可以打瞌睡，一不如意，竟会不等讨论会结束就径自离去。
彭子冈不愿过党的组织生活，只想当个挂名的共产党员。
她甚至把党和独立思考对立起来，说党妨碍了她的独立思考，把党当成包袱。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中央决定改组天津的“大公报”为“进步日报”，叫彭子冈去“进步日报”参加党组。
可是，彭子冈不愿丢掉她在北京的“自由生活”（当时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还没有建立党组织）和家庭的享乐，她断然拒绝去天津，更不惜丢掉党的组织关系。
后来党要调她到“新观察”杂志，她也不去。
彭子冈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她不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她要自由寻找职业。
她在“旅行家”杂志社内打击排斥共产党员，两年多的时间，编辑部的党员就被她调出了三分之二。
新增加的一位副主编，她说是党派来监视她的。
新闻工作座谈会批判彭子冈的右派言行时，广大的新闻工作者都反映说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思想教育。
人们指出，社会上的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历次政治运动，说是伤害了知识分子，有的还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走到社会主义社会。
从彭子冈发展的右派道路，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多么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扑不灭的火焰
方成作

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江苏新华日报9月09日发表题为“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谈该省民主党派力争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
内容摘要如下：
江苏省一级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经过过去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全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完全证明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实质上是返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
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左派以及社会上的广大进步分子，所坚持要走到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两者是根本对立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政治方向的反动性，一是组织路线的反动性。
在政治方向上，他们篡改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妄图使民主党派成为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诬蔑、丑化和攻击各级共产党组织，妄想取而代之。
在组织路线上，各民主党派的右派骨干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首要一着，就是控制和篡夺各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权。
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公开破坏“巩固和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肆无忌惮的搞恶性“大发展”。
他们借“互相监督”之名，行“恶意攻击”之实。
他们到处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这样也是外行，那样也是外行，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外行，总之，哪里有党组织有党员干部，就是哪里的右派分子眼中钉。
他们的这种反动行为，如任其发展，最终一定要断送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的基础。
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搞到今天，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思想上弄不大通。
这是由于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的原故；
就各民主党派的现状来看，也就是就它的总的阶级基础来看，就它的主要的政治倾向来看，就它的历史根源的影响来看，就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体系来看，各民主党派的确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因此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必须正视现实，必须急起直追，进行根本改造，进行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又有些人认为，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内部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被搞臭了，感到自己参加民主党派很不光采，或者感到增加了不少麻烦，懊悔当初不应该参加民主党派，甚至要退出民主党派；
这种看法和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对的，也是对当前的斗争有害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搞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不是觉悟了的日益向左转的中间分子，更不是坚定地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左派。
凡是民主党派中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成员，在这样的时刻，决不应该退却，决不应该明哲保身，决不应该怕麻烦；
而应该为了伟大祖国的未来，为了民主党派的未来，当仁不让，奋身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
在这样的伟大斗争中，把民主党派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彻底地从政治上组织上来改造民主党派，使它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同时锻炼自己，改造和提高自己。
这是香得很的好事情。
为自己的组织去痈除患，就是为社会主义立功。
这是很光采的。
现在各民主党派正处在进行根本改造的重大历史时期，就应该一本初衷，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湖南文艺界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提高
文苑百花更加盛放
据新华社长沙电新华社记者刘海金报道：
湖南省和长沙市文艺工作者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大大提高，文苑百花更加盛放。
各国营剧团过去是这个省民盟右派参谋部“文艺沙龙”的进攻重点，现在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省话剧团右派分子、导演熊炳勋等过去曾扬言说，剧团离开了他们便无法演出，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在没有右派分子参加的情况下，话剧团不仅演出了，而且比过去演得多、演得好、成本低。
近来上演的话剧“在那一边”，就深受观众欢迎。
目前省话剧团演出收入已经比去年全年还多出近一倍。
省歌剧团过去几年成就较小，今年上级决定改为花鼓戏剧团，目的是要把深受群众欢迎、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地方歌剧——湖南花鼓戏加以提高。
但是这一决定曾受到歌剧团内外右派分子的百般阻挠。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群众眼睛擦亮了，坚决要把花鼓戏剧团办好。
他们在武汉、无锡、上海等地上演的花鼓戏，深受观众欢迎，在上海被誉为“洞庭湖边的一支花朵”。
省民间歌舞剧团过去几年只有一两个晚会的节目，目前已有四、五个晚会的节目了。
省文联在揭露了以文联主任魏猛克为首的右派分子后，也在前进。
被右派分子攻击为“不繁荣”的美术事业，8月份举行了一个空前未有的、丰富多采的全省美术展览会，参加这次展览的作者近万人。
在二十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达十多万人。
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过去在“文艺沙龙”军师陈浴新把持期间，湖南省有一百多万册图书没有清理，而陈浴新反过来以此向党进攻。
现在，图书工作人员反击右派分子以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争取在明年底把这些图书全部清理好。

锄草杂谈
“望远镜”与“显微镜”
右派分子王造时说：
我们要一手拿望远镜来观看工作成绩，一手拿显微镜来检查工作中的缺点。
妙哉，“君子”之论也。
夫望远镜者，用以望“远”而补目力不足之工具也。
八年来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重大成绩，超越了过去整个世纪，这些成绩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仅以上海而论，昔日冒险家的乐园，今已变成劳动人民的城市。
市政建设日新月异，成绩近在咫尺，七百万市民人人得见。
而右派分子独要用望远镜去观察，结果就只能看见一片太空，什么成绩都不存在了。
至于显微镜，其作用在于把微小的、局部的事物扩而大之。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本来是局部的，与成绩比较起来是微小的和次要的，但一旦放在显微镜下，就变成庞然大物，于是右派就大喊“漆黑一片”、“暗无天日”了。
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抹煞我们的成绩和夸大缺点的。
·企真·
谈“奴隶主”与“奴隶”
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光荣的称号：
“人民的勤务员”。
在这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区别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但是无论职位的高低，都同样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在权利和义务上是一律平等的。
但是右派分子恶毒地谩骂和污蔑党员领导干部像“奴隶主”，一般干部像“奴隶”，想挑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反对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以至反对整个党的领导。
“奴隶主”与“奴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与今天革命队伍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毫无相同之处。
右派分子别梦想从这个问题上来“点火”吧！
在人民的革命队伍里，是永远没有“奴隶主”与“奴隶”的。
·郑乐毅·
两面派只有一面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就是反动的了。
右派分子当然不会看不到这种形势。
于是就使出两面派的手段来了。
两面派虽然两面，其实只有一面，明的一面是为了掩护暗的一面，一虚一实，决不是二一添作五，一半拥护共产党，一半反对共产党的。
两面派的可恨也就在这里，他们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现了明的虚的一面，而暗的实的一面却掩藏得非常巧妙。
因此，有一些好心肠的老实人，就容易为他们所愚弄，认为他们只不过对某一项社会主义制度、某一项社会主义政策、某一个共产党组织有意见，并没有要打倒共产党，而且即使提出意见，也没有忘记说要贯彻党的方针，执行党的路线呀。
正因为如此，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就不能不是一个艰难的思想斗争，需要冷静分析，一层一层揭破，不能急躁从事，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
必须坚持不懈，直至最后打得右派分子无处藏身，原形毕露。
老实人全都觉悟，不受右派分子愚弄，才是胜利，才可结束。
·言义·
（选自地方报纸）

驳张映南“新旧法应该并重”的谬论
李琪
张映南在这次大鸣大放期间，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向党和人民射了许多毒箭，妄图使旧法复辟，使旧法学复辟，并阴谋篡夺政法工作的领导权。
“新旧法应该并重”，就是他射出的一枝毒箭，同时也是他向党和人民进攻的一个反动的总纲领和总口号。
“新旧法应该并重”是什么意思呢？
张映南解释道：
“只有新的不够，还必须有旧的”；
新旧应该“融合来用”。
他认为“旧法也有真理的一面”，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能一棍子打死”。
新旧法律是不是可以“并重”呢？
凡是稍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会说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一定的法律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超阶级的法律是不存在的。
国民党的法律是保护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镇压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
而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两者不仅根本不同，而且正相反对，怎么能够“并重”呢？
怎么能够“融合来用”呢？
大家知道，国民党有一个“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专门用来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
我们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专门用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
试问张映南：
这两个法律怎样“并重”法？
怎样“融合来用”？
是不是既镇压反革命分子，又杀害共产党人呢？
天下还有这样的国家和政权吗？
大家知道，国民党有个土地法（张映南曾在大学里教过这个土地法），它是保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
我们有个“土地改革法”，它的第1条就规定：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试问张映南：
这两组法律又怎样“并重”呢？
又怎样“融合来用”呢？
究竟是保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呢，还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呢？
事情非常明显，或者是把旧法废除，或者是让旧法复辟，二者必居其一。
所谓新旧法律并重，所谓新旧法律“融合来用”，根本是骗人的鬼话，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张映南大喊大叫要新旧法律并重，无非是想给旧法找复辟的道路，要在中国复辟旧法，从而把中国再拖回到黑暗反动的时代。
张映南说，“旧法也有真理的一面”。
这是胡说。
所谓旧法，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我们称它为伪法。
中国人民从不认为国民党的伪法中还有真理，而认为它“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方面的真理也是有阶级性的。
剥削阶级认为是好的、善的，被剥削阶级则认为是坏的、恶的；
反之亦然。
因之，对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决不是什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是要完全废除，一棍子打死，这难道还不很清楚吗？
张映南在解放后的八年的今天，认为国民党的伪六法全书还有“真理的一面”，还在为旧法辩护，这只能说明他还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罢了。
关于旧法是不是还有“真理的一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张映南所举出的具体事实来加以分析。
张映南攻击我们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制度，认为它不是“良好的制度”，而要我们采取国民党反动派的由“中央政治会议”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认为那是“良好的制度”，认为那是“真理的一面”。
大家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一个机构。
由“中央政治会议”这样一个机构行使国家立法权，正是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在血腥统治的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最露骨的表现。
可是张映南却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制度”，是“真理的一面”，是“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分开”的好办法。
而我们宪法上规定的立法体制，反而不是“良好的制度”，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大家看看，张映南崇拜旧法、鄙视新法到了什么程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了什么程度。
不仅如此，张映南还认为我们现行的检察制度、监察制度以及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都不是“良好的制度”，而要我们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便于官官相卫的“行政诉愿”和“行政诉讼”制度。
他说：
“行政诉讼和诉愿，原本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很好的制度。”
他并认为：
“我们如建立起这种制度……就可以为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做到确切实在的保证。”
（见“关于行政法上的行政监督问题”一文，载民盟中央机关刊物“争鸣”第4期，1957年02月）够了，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张映南所说什么“良好的制度”，什么“真理的一面”，原来就是他从国民党罪恶的黑暗的深渊里捞出来的这些腐朽透顶的东西，原来就是他要使这些早被人民唾弃的反动的旧的法律制度复活！
其次，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应该并重”的第2点，就是要复辟旧法学。
他认为“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马列主义只能做个指针。”
单靠马列主义不够，试问还要靠什么呢？
是不是要靠资本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
是不是要靠庞德主义或者凯尔生主义？
从“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这句话里，也透露了张映南对“百家争鸣”的了解，他是把马列主义看作百家中的一家的，他认为除马列主义外还有九十九家。
马列主义既然只占1％的地盘，无怪乎他要喊“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了。
张映南不懂得“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争鸣，而争鸣的结果马列主义必定要战胜非马列主义。
法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和自然科学不同。
自然科学因为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因之“马列主义只能做个指针”，只是为自然科学家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供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一般的也是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则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而马列主义就是阶级斗争的科学，是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与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相对立。
法学是社会科学一部分，今天除了马列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法学以外，一切资产阶级的法学（包括张映南的资产阶级行政法学在内），都是反动的，骗人的，都是毒草，而不是香花，都是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为它“招魂”、要它在中国复活。
百家争鸣，决不是再恢复资产阶级法学，使资产阶级法学与马列主义法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如张映南所想的那样，甚至让它取马列主义法学而代之，以改变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而是为了更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法学，更好更快地发展马列主义法学，从而肃清资产阶级法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
而张映南却说：
“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甚至说，“只有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反动的。
必须指出，一切旧法学者和旧法人员不彻底丢掉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法学包袱，不把资产阶级法学思想“一棍子打死”，要企图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那是永远也学不好、改不好的，永远也不会适应人民的需要的。
张映南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已经八年了，到现在还满脑子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硬要以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而另一些旧法学者、旧法人员，由于几年来有了较高的觉悟，认真地改造自己，使自己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法律观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人民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解放后八年来旧法学家、旧法人员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
我希望一切愿意改造自己真心为人民做些事的旧法学家和旧法人员，应该从这里取得教训。
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应该并重”的第3点，就是要使旧法人员重新上台。
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卑鄙目的，他把解放后的法律界说成是黑漆一团，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他说：
“党把法律看得太简单”。
说：
“由于几年来政府不重视，法学已成为薄弱的一环”。
又说：
“现在法学界量少质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懂得法的人很少。”
他认为政法部门领导干部不懂法律，是“外行”，不能领导业务，因之，他提出“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不懂政法业务的某些高级党员干部，应另作安置，不应放在业务岗位上妨碍其他熟悉业务的党外干部行使职权”。
他提出要“把过去退休的、转业的、闲置的旧法人员，凡有用处的，加以适当安排，使用起来”，“不能一律以旧法观点拒之”。
这不是叫共产党下台是什么？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和共产党争夺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是什么？
我们肯定地说，右派分子这种阴谋野心，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让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旧法人员重新上台，把政法刀把子拿到他们手中，使中国再回到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老路上去，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张映南所倡导的“新旧法并重论”实际上就是要以反动的法律代替革命的法律，以资产阶级的法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法学，以旧法人员代替共产党人。
这是一枝恶毒的箭，一个大阴谋，我们必须彻底地予以揭露和粉碎。

中外妇女代表的会见
新华社13日讯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妇女代表，今晚在北京饭店热情地会见了中国妇女代表。
她们中间的女工、农妇、作家、政法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分别畅谈了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在女工会见的地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代表同中国六个女工热情会见。
德国妇女代表黑塞是一个人造丝工厂的检查工人，今晚，她向中国女工介绍了她们工厂的工会领导工人讨论生产计划和进行劳动保险工作的经验。
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朝鲜妇女代表团的来宾们，热情地会见了中国的几位女农业劳动模范。
苏联“农妇”杂志编辑列昂节娃同申纪兰作了详细的交谈。
列昂节娃希望申纪兰努力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学习掌握各种机器。
申纪兰很同意她的意见。
保加利亚代表团代表保加罗娃和北京郊区红星集体农庄的副主席赵淑贞在结束交谈时，互相留下了通信地址，约定今后经常通信交流工作经验。
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司法部部长苏列曼诺娃、蒙古最高法院委员多尔戈苏荣会见了中国的六个女政法工作者。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文秀说，上海目前的刑事案件比1950年减少82％，学习苏联法律工作的先进经验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司长王汝琪过去曾经访问过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并且和苏列曼诺娃见过面，今天她们很高兴地见了面，她并且托苏列曼诺娃向她的苏联朋友问好。
波兰女作家扎雷比娜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方令孺、作家草明欢谈时，详细了解了中国作家的情况。
扎雷比娜对草明从中学时代就走上创作道路的经历很感兴趣。
她告诉草明说，你写的小说“火车头”正在被译成波文。
扎雷比娜把她的近作“约安娜旅行记”和“软弱的人”两书及古华沙的画册等礼物分别赠送给她的新朋友。
罗马尼亚和蒙古的妇女代表同我国的少数民族妇女亲切交谈。
蒙古的代表达什吉德和我国蒙古族代表雪英玛、藏族代表王莫交谈了妇女工作经验和家庭生活，他还介绍她自己虽然是已经做祖母了，但她还爱骑最烈性的马，在草原上驰骋。
罗马尼亚的埃伦娜最后还用中国话和大家一起唱着“东方红”的歌曲。
会见在十点多钟结束，各国来宾都给中国妇女赠送了礼物。

云贵高原十六万各族人民的喜讯
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式成立
本报昆明14日电云南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又一重大成就，迪庆藏族自治州于昨日正式成立。
自治州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出松谋活佛（藏族）为州长，吉福、王本登、王学槊、赵保鹤（以上均藏族）、余阿登（傈僳族）、王加瑞
（纳西族）、温学仁（汉族）为副州长，特姆（女）、王浩活佛（以上藏族）、督噶活佛（纳西族）、戛达活佛（藏族）、张高林（汉族）、杨国昌（回族）、康之林（傈僳族）、阿迪子冷（怒族）等二十五人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杨炎厚（藏族）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定中甸为自治州首府。
当日下午，各族人民四千余人又举行了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庆祝大会。
会上，张冲副省长颁发了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印信，自治州州长、副州长、委员庄严宣誓就职。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代表朋斯克讲话，勉励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自治州、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而努力奋斗。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渴望已久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建立，是州内十六万多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今后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而奋斗。
迪庆藏族自治州介绍
迪庆藏族自治州包括中甸、维西、德钦三个县（自治州的首府在中甸县），面积约三万六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大部地区拔海均在三千公尺以上。
这里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苗、回、汉等民族共十六万三千零四十一人，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55.12％。
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贵高原最高的一角。
气候和康藏高原相似。
在物产方面，盛产鹿茸、麝香、虫草、贝母、茯苓、皮毛、酥油等著名的土特产品。
还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是全国最大的森林区之一。
矿产蕴藏也很丰富，出产金、银、钢、铁、水银、石棉、水烟、硫磺等。
畜牧业特别发达，约占总收入的50％，各处皆有大群的牛羊，还产有大量的犏牛。
全州土地肥沃，草原辽阔。
七年多来，迪庆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
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疏通关系，调解民族纠纷的结果，社会秩序日益安定。
政府在迪庆地区发放了各种无偿生产补助，救济、慰问款一百一十九万余元，粮食三十余万斤，农业贷款七十七万多元，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许多困难。
1953年维西县一、二、三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去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维西县四、五两区和中甸金江区也在今年05月以前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这些地区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由解放前的一亩地收三斗粮食增加到一担左右。
在藏族主要聚居的德钦和中甸大部分地区，也进行了一些次要改革，乌拉制度早已取消，并废除了一部分封建特权剥削，粮食较解放前增产20％至30％，牲畜增加25％。
由于丽中公路通车，物资交流扩大，工农业产品差价正在逐年缩小。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解放前全区只有中学一所，小学十八所，现有中学二所，小学一百九十一所。
政府除派遣了医疗队到各地巡回治疗外，又在各县设立了三个卫生院，先后医治了二十余万人。
通过以上工作，培养了当地各民族干部一千零八十二人。
与此同时，党认真执行了长期团结、教育、改造民族上层和保护宗教的政策。
目前已有一百一十六个各民族公众领袖人物在各级政权、协商机关担任职务。

从韩国屏案件谈起
郑白
最高人民法院宣判“韩国屏反革命案件”的报道中（见昨日本报），提到了自称为“今包公”的右派分子黄绍竑。
因为，今年03月间，黄绍竑在庄严的政协会议的讲坛上，就把“韩国屏反革命案件”作为他向人民司法机关进攻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黄绍竑故意撇开韩国屏的反革命罪行，一字不谈，却将龙关县对韩的正确判决做了恶意的污蔑。
并认为，如果不是河北省人民法院改判，韩国屏就会“冤沉海底”。
可是这个案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彻底检查，重新审理后，现在决定，撤销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维持龙关县人民法院的原判。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龙关县人民法院原来处理的正确，根本不是什么“冤沉海底”。
如果不是这样，韩国屏这个既有历史罪行，又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倒反而会成为“漏网之鱼”。
现在，这个反革命案件是铁案如山，黄绍竑要替反革命分子翻案，是翻不了的，是枉费心机的。
这仅仅是右派分子黄绍竑向人民司法机关进攻中所制造的许多所谓“生动”的“例子”之一。
当然，由于右派分子仇视人民，热心地为反革命分子及一切坏分子帮忙的，也不仅是黄绍竑一人。
除过黄绍竑外，还有如过去曾经报道过的谭惕吾对王裕丰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罗隆基对陈堃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韩兆鹗对陕西鄠县的反革命暴乱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例子”如此之多，就不能不使人想想，究竟是什么魔力支持着这些右派分子这样做呢？
拿黄绍竑来说，这个右派分子自己原来就是双手沾满了腥血的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一看到反革命分子遭受人民的惩罚，就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就要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为他们“伸冤”，以便拢络他们作为反共的资本。
不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右派分子想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的企图，终归都要破产的，韩国屏的案件，即是明显的事例之一。

北京高等学校新学年开始
人民大学、师范大学安排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
本报讯北京市高等学校新学年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在14日举行了新学年开学典礼。
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在会上首先讲话，他着重谈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指出了教学这门课程的几个阶段，是听报告、学文件然后展开大辩论，最后再作思想总结。
同时结合这门课程还将改进各专业课的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吴玉章校长在雷动的掌声中也讲了话。
吴玉章校长不久前才从医院回来。
他祝贺新同学们开始大学生活，勉励同学们在新学年有新的成就。
他说，经过三十多年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代表真理的。
右派分子的进攻悲惨地失败了。
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全国人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勉励大家，一定要在斗争中受到锻炼，认真改造思想，好好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
北京师范大学在14日上午举行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陈垣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
这一新学年是在反右派斗争获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开始的。
高等学校今后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使广大师生员工提高认识，改造思想。
何锡麟副校长就新学年的方针任务作了报告。
他说，新学年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中心任务，校内共青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任务担负起来。
学生的各年级和教职员的四门政治课改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
这门课程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也将在本月中旬、下旬陆续开学。

十三岁少年打死一只大狗熊
据新华社福州14日电福建建阳县桂林乡十三岁的少先队员龚文辉，不久前一枪打死了一只两百多斤重的大狗熊。
07月初的一天，龚文辉一人提着篮子上山采杨梅。
走了四、五里深密的林荫路，忽然看见前面树林里有一只像小牛大的野兽，仰着头，在吃杨梅。
他定眼一看，原来是只大狗熊。
他立即跑回家找人，但是他父亲和邻居都下田生产去了，乡里没有闲人。
他便拿了他父亲的猎枪，推弹上膛，扭身就往林子里跑。
当他跑到距离狗熊只有二十来步的一个地方时，就躲到一株老松树背后，对准狗熊的腹部“砰”的一枪。
狗熊的肚子中弹后，鲜血淋漓，四处乱扑，吼声如雷，终于扑倒在地上不动了。

台风将在厦门地区登陆
新华社14日讯今天下午七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如下：
太平洋上的台风已经进入南海东北部。
今天下午二时，台风中心位置在台湾恒春西南方约一百五十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二十一点六度东经一百一十九点五度的地方。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为每秒五十公尺，相当于十二级以上。
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八—十浬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15日中午前后，台风中心将在厦门到汕头之间的地区登陆。
登陆以后，台风强度将很快减弱，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厦门到汕头沿岸的陆地上将有十—十二级的大风，福州到厦门之间沿岸陆地上将有八—十级的大风，汕头到珠江口的沿岸和南海中部海面将有六—八级的大风，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并将有暴雨。

妇幼卫生工作发展情况
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在妇代会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章蕴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
我现在谈谈全国妇幼卫生工作的发展情况。
建国以来，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及群众团体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全国各级妇联的协助，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别有用心的造谣和诬蔑说卫生工作做得不好，妇幼卫生工作成绩不大，借以向党进行恶毒的进攻。
现在我就妇幼卫生工作的一些情况，向诸位代表作简要的报告。
大家都晓得，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几年，根本就不重视妇幼卫生工作。
全国仅有九十余所助产学校，但质量很差，共训练助产士13，900余名；
没有妇幼卫生行政组织，工作无人领导，因而广大的妇女和婴儿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并遭受着严重的死亡和疾病的威胁。
解放以后，妇幼卫生工作列为人民保健事业的一项主要的内容，并明确以开展新法接生为主，展开对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的斗争。
到1956年底全国共训练接生员和改造旧产婆已达57万8千余名。
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从而大大减少了产妇产褥热和婴儿破伤风的发病率。
解放前每年产妇死亡率为15‰左右，婴儿死亡率为200‰左右；
1956年婴儿死亡率为77.3‰，较解放前下降122.7‰。
产妇死亡率更有显著的降低。
据北京市的统计，婴儿死亡率1949年为117.6‰，1956年降低为35.1‰；
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1949年为7.2‰，1956年降低到0.17‰。
1956年北京市没有一个产妇死于产褥热的。
自从实行新法接生之后，大中城市的新生儿破伤风已基本上消灭，在农村新生儿破伤风也基本上得到控制。
目前大城市新法接生已达95％以上，农村平均为40％。
事实说明，婴儿死亡率是逐年下降，妇幼卫生水平是在逐年提高。
随着工业建设的进展，在厂矿女职工和家属中开展了妇幼保健工作。
尤其纺织工厂，女工人数最多，必须有妇幼保健措施来提高生产质量，现在很多车间已改进作业环境和安全设施；
都建立了女工卫生室和月经卡片登记制度；
卫生室有专人负责。
由于女工们的月经能正确掌握，可以及早发现孕妇、妇科病，并及时进行孕期观察和早期治疗疾病。
有较大工厂还专为孕妇开辟食堂和休息室。
为了防止女工流产，除了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并在某种工作环节上减少孕妇的负荷量。
目前全国大、中型工厂，已能保证女工采用新法接生，住院分娩数也逐渐增加，如上海、青岛纺织系统均自设产院，许多比较偏僻的工矿地区，在家属区组织家属委员会，训练接生员解决家属的接生问题。
在过去旧社会女工结了婚，就不受工厂欢迎，怀孕后就有被开除的可能，怀孕期间和产后根本谈不上照顾；
现在女工在月经期内也已开始得到适当照顾；
对怀孕的女工按时进行孕期检查，孕期满七个月，经医师证明，可以有工间休息，并可调换轻工作。
产期有产假56天，上班后可以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或哺乳室，每天规定有哺乳时间，不扣工资。
由于女工的健康和职工家属卫生条件有所改进，对工业生产直接或间接的起了保证作用。
农业合作化为推动妇幼保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社内有接生员、保健员和保育员的训练和组织，专为社员服务。
对妇女行经和孕期有适当照顾，如经期不下水，孕期调换轻工作，乳母调近地工作等。
为进一步提高新法接生质量与提高农民生产出勤率，河北、陕西、浙江、上海等地还设有农村产院，使女农民能住院分娩。
农村接生员分布很广，她们不分昼夜，不怕风雨寒暑，奔驰在农村各个角落，专为产妇和新生儿服务，几年来也涌现了不少模范人物。
例如山西万荣县南赵村张秋娥，她自己创造了一套训练、提高、组织和教育接生员的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树立旗帜，创造典型，扭转了过去人们轻视接生工作的错误看法。
在少数民族地区，几年来妇幼卫生工作也有很大的开展。
这些地区在解放前的特点是性病多，卫生知识缺乏，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逐年下降。
解放以后，首先结合了驱梅工作开展了妇幼卫生，大力训练民族接生员；
固定接生地点；
牧民在孕期，把帐篷搬到妇幼保健站附近居住，等待临产；
又提倡孕妇不走“敖特尔”（即不游牧），以减少流产的发生。
同时还进行了新法育儿的试点工作，如帮助他们做小衣服，加副食，帐篷内保温等办法，有效地降低了婴儿腹泻和肺炎的发生，现在准备推广。
过去，多年来流传着“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的悲惨景象已根本消除了。
很显然，由于驱梅工作及妇幼卫生工作的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生育率逐渐提高，人口也显著上升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活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减少了人民的发病和死亡，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
我国工农业生产已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人民生活获得初步改善。
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还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如果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势必影响母子健康，影响父母的工作、学习以及对子女的教养。
因此，适当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是适合我国当前情况和广大人民要求的。
1956年周总理在“八大”曾讲到：
“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节育的需要，1956年决定在各医疗保健部门设立避孕门诊，向群众进行避孕技术指导和宣传避孕知识；
并加强医药公司的避孕用具和药品的供应工作；
中华医学会成立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以加强节育技术指导和研究工作，并注意交流各地经验。
由于几年来大力开展了新法育儿的科学知识宣传工作，加强了对危害婴儿健康最大的疾病，特别如麻疹、腹泻、感冒、肺炎、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的预防。
卡介苗注射数逐年在增加，大城市中如北京已有半数儿童能得到卡介苗预防注射。
据几年来统计，麻疹、猩红热的死亡率逐年下降。
托儿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但解放了妇女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使新生一代得到合理的教养。
解放以来，我国托儿事业有了很快发展，解放前全国仅有托儿所126所，1956年底全国城市有各种托儿机构26，700余处，收托儿童125万余名，比1949年增加260倍。
农忙托儿所已达634，640个，受托儿童6，106，272人，对保障农村妇女劳动和儿童安全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托儿所都普遍建立合理的生活日程和保健制度。
妇幼保健院（包括产院）在解放前只有81个，床位只有1736张；
儿童医院只有3个，床位只有173张。
而在1956年儿童医院已有12个，床位增加到1644张。
又如接生站在解放前根本没有这种设施，1956年全国已经有了接生站79500个。
儿科医师和儿童护士、保育员现正在不断地积极培养中。
到1956年为止，已培养、训练、教育了妇产科医生3769人，儿科医师3769人，助产士34000多人，妇幼保健员44000多人，接生员578000多人，保育员356000多人。
为了提高儿科保健的科学性，现已筹设儿童保健研究所。
从以上数字说明，解放几年来的妇幼卫生工作，无论在机构的建立上，无论在人员的培养上都比解放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
在这里我还把我们妇女在卫生战线上的情况报告一下：
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有189万人，其中妇女卫生干部有85万多人，占总人数的45％，其中高级的占1.39％，中级占15.82％，初级占82.3％，中医占0.07％。
还有目前在高级医学院校的学生数为46，128名，其中女生即占40％以上，工农子弟占25％，这足可以看出来我们妇女干部是一支多么强大的队伍！
这一支队伍是在日以继夜的坚持着工作岗位，直接配合与完成着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同志们，我们不否认在工作的开展中有缺点，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
妇幼卫生工作获得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决不容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们工作成绩的污蔑和抹杀。

沈阳队胜地拉那队
本报讯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排球队昨晚在北京体育馆内，对沈阳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比赛结果，沈阳队以三比零胜。
邓小平、贺龙副总理，彭真市长观看了这场比赛。
贺龙副总理、彭真市长在比赛完毕后接见了双方队员和地拉那足球队队员。
比赛前，北京青年排球队和煤矿体育协会队还举行了一场表演比赛，北京青年队以二比一胜。
（国安）

皋兰山下的西北民族学院
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
党和政府为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兰州皋兰山下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西北民族学院。
目前在该院学习的，有维吾尔、藏、回等十六个民族的二千二百多名学生。
这是西北民族学院主要建筑的外景。
（刘奇摄）

突尼斯代表团回国
据新华社14日讯突尼斯文化代表团一行八人在今日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在8月中旬到我国访问的。

舞蹈家吴晓邦的表演
本报讯昨天晚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联合邀请舞蹈家吴晓邦和他所领导的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举行表演会。
表演会上一共演出了吴晓邦自1932年以来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思凡”、“饥火”、“游击队员”等八个节目。
这些作品在北京还是初次演出，受到首都文艺界的欢迎和称许。
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在去年12月成立，它的前身就是抗战前的晓邦舞蹈艺术研究所。

首都四十个国营厂矿边整边改
掀起规模巨大的改进工作的高潮
工人们称赞这次整风“开花短，结果快”
新华社14日讯首都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正在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改进工作的高潮。
这个高潮是紧接在各厂矿企业的党委会向本厂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作了报告以后出现的。
到13日为止，全市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的党委会都已经就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如何改进工作的问题作了报告。
他们从职工提出的几十万条意见中，整理、归纳出了一万五千多个问题，列为第1批要解决的问题，决定在最近时期内予以解决。
其他问题将随后分批处理。
各厂矿企业的党委会在做报告的时候，都把列为第1批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负责人等逐项在职工中公布。
有些厂矿企业还把它打印成册，发给职工代表，有些单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这些小册子和大字报刚一分发或张贴，就立即吸引住广大职工莫不以先睹为快。
他们称赞这次整风“开花短，结果快”。
看到自己提的意见被列入“第1批”的工人，更是兴奋万分，他们逢人便说：
我提的意见被列入“第1批”了！
最近几天，各厂矿企业中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在解决。
国营北京第1棉纺织厂清花车间长期用人工清除地弄花，每次清除时都是尘土飞扬，妨害工人的健康，过去工人提了很多意见没有解决。
这次，党委会在报告中接受了工人们的意见，很快就设法用一些机器的部件装配成一部清除地弄花的机器，厂长亲自领导工人安装和试验机器。
全厂职工把这件事当成喜讯传开了。
厂内很多黑板报报道了这件事，清花车间的黑板报上用红粉笔写着非常醒目的大字标题：
“我们的大喜事”。
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客车车间电镀室，两年多来，因人手不够，有些镀件都拿到外边去做，做的不合乎质量标准，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最近厂里领导方面根据职工意见，从本厂别的部门调来了电镀工人，问题就解决了。
老工人王及凤兴奋地说：
“瞧着吧，今后我们每个镀件的质量都一定要使它很好。”
现在各厂矿企业的党委除了组织力量分组解决第1批问题以外，有些厂矿的党委并同时委派专人，开始着手整理和研究第2批问题的解决方案。
许多厂矿企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都贯彻执行了勤俭办企业的方针。
北京市市内电话第2分局中继线太少，通话质量低，用户很有意见。
在这次解决问题中，局的领导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研究，利用仓库废料增装了四十对中继线，等于分局全部中继线的15％，这样没花多少钱就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首都这四十个国营厂矿企业的职工提出的意见已经有五十多万条。
怎样迅速有效地处理这些意见，就成为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实践中，有些厂矿企业已经创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
北京第1机床厂热处理车间，以前由于缺乏工具，工人只戴着手套从炉里往外抓工作物，一不小心就会把手烧坏。
厂里领导干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方法，一开始就找车间主任、老师傅和一些工人共同讨论研究，提出了找废料自己动手打火钩子的办法。
09月12日，车间工人在车间主任和老师傅的带领下，一起动手，用废弃的钢筋作出了十五把火钩子，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厂从这件事中得到启示，他们在提出第1批要解决的问题以后，就立即召开老工人座谈会，征求意见；
各车间各部门也邀请各方面的有关人员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厂里还准备在公布第2批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前，普遍向提意见的人征求一次意见。
随着第1批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厂矿企业内部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北京第1机床厂机修车间工人王永年过去对车间主任、共产党员赵振义有意见，老想离开这个车间。
整风中他看到赵振义虚心接受大家意见，心里非常感动。
最近他向车间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说，从这次整风中看出，老赵还是个好同志，我是石头脑瓜子、死心眼，同老赵的关系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今后我再不想离开车间了。
最近他和赵振义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研究生产上的问题。
车间里过去有些对党比较疏远的人，现在也亲近起来了，他们说：
现在从心眼里感到党好。
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也较前更加高涨。
很多厂矿企业都掀起了提前超额完成9月份生产计划迎接国庆节的生产高潮。
各厂矿企业的职工现在除了希望厂矿党委继续接受正确的意见以外，很多人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进行辩论。
石景山钢铁厂的有些职工根据厂里具体情况，已经提出了工厂机构如何进一步适合社会主义企业的要求、学徒工学习年限是否应当延长、病假期间按前三个月的平均工资领薪是否合理、住房和用水用电应不应该按照国家标准收费等问题，要求工厂党委在适当时机有领导地组织辩论。

首都机关、学校、企业、部队
二万多人到郊区参加秋收
新华社14日讯首都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队有二万多人报名帮助郊区农民秋收。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决定派出五百多名干部、分别到京西矿区和丰台区劳动几天。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也派出了一千多人往丰台区帮助秋收。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将组织两百人下乡进行为期一周的义务劳动。
还有不少机关、部队、学校、企业抽调了一批人员利用假日参加义务劳动。
北京市郊区大秋作物已经成熟，各农业社一般都感到劳动力不足。
为了帮助农民做好秋收工作，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义务劳动办公室在9月07日召开了首都各机关、学校、部队、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组织力量用义务劳动办法帮助农民秋收。
会后各单位都进行了动员。

香港英国当局第4次清拆竹园联合乡
据新华社香港13日电香港英国当局今天第4次清拆九龙启德机场以北的竹园联合乡。
竹园乡大元区有多家石屋、木屋今天被拆毁，一间棉花工厂和一家酱油工厂也被拆去一部分，十户农民大约有三万平方英尺菜地被没收，部分菜地已被铲平。
今天被拆毁的房屋和以前被拆的一样，都没有得到补偿。
香港英国当局今天曾经出动一大批武装警察前往督拆，新闻记者在警方宣布的现场控制区以外拍摄新闻照片以及采访消息，曾经两次被英国警察干涉。

一架电风扇
刘元盛
今年上海的天气特别热，从7 月开始，温度就一直上升。
在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公司电工门市部里，营业员们挥着汗整天紧张地工作着，接待着来自本市和外埠的采购员。
纱漆包线小组的柜台前，人挤得特别多，他们每天要接待一百五十多个顾客。
气候闷热，加上纱漆包线小组因繁重劳动所带来的混身汗热，同志都希望能添置一架台风扇。
这个小组里没有共产党员，这个情况被别的业务小组的共产党员知道了，就立即反映给了党支部。
但是今年上海市场上电风扇缺货，公司里电风扇也不够使用，行政上一时不能解决这个困难。
党支部办公室的同志们就商量，有人提出从管理部门的办公室里抽调一架台风扇出来，给纱漆包线小组用。
可是管理部门的办公室，房子低，房子里又是存放自行车轮胎的仓库，橡胶气味很重，天气一热，空气更不好，怎么能把电风扇抽出来呢？
党支部书记说：
“管理部门的风扇不能动，还是抽咱们办公室的吧，咱们热一点、闷一点没有多大关系”。
党支部、工会、人事保卫部门是在一个房间里集体办公的，党支部书记的想法还得和房间里的全体党员和工作人员商量。
支部书记把自己的意见一说出口，同志们完全支持。
不一会，工会主席就把房里的电风扇亲自送到了纱漆包线小组。
营业员们看到了一只风扇，个个都高兴异常，说：
“这只风扇拿来后，工作起来就凉快了。”
过了几天，纱漆包线小组的一个同志有事到工会办公室里来联系工作。
他一进门，发觉办公室里比自己那里还要热，汗流个不停，他想开个电风扇来凉快一下，朝周围一看，没有电风扇。
他问了别的同志，才知道了事情的底细。
他急忙回到了小组，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小组长和全组同志听到这件事，都十分激动，觉得自己这里虽热，但比起党支部办公室来，还比较好一些。
党支部的办公室没有窗，我们这里有窗户，还有一架吊扇，而且绕线工作很快就要改为电动，劳动条件可以大大改善。
有的同志就建议把这架台风扇仍旧送回到党支部的办公室去。
这个意见一提出，小组的同志都说这个意见很对，就郑重地派了一个同志把它送回到党支部的办公室。
电风扇送回到了党支部的办公室，激动了屋子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也深深地感染了纱漆包线小组的同志们。
一个党员含意深长地说：
“只要你处处为群众，群众也会处处替你着想。”
（附图片）

从煤炭工业的发展看党的领导
煤炭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总工程师王逸凡
我从事煤炭工业已三十年，从新旧社会的经历对比中，深深体会到党领导煤炭工业的巨大作用。
右派分子硬说“党不能领导工业技术部门。”
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谬论。
首先从煤炭工业的建设成绩上看。
新中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矿井和露天矿四百三十三处，年生产总能力为一亿一千七百三十六万吨。
而旧中国从1878年开始到1942年的六十四年内，全国煤矿最高年产量才六千一百八十七万吨。
再从煤矿建井技术上看。
解放前，我国较大的煤矿几乎全部掌握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家手中。
举凡勘探、设计、施工，甚至机械安装，都是外国人一手包办。
现在我们自己已能设计大、中型矿井、露天矿和年洗一百五十万吨的洗煤厂；
学会了冻结、沉井等特殊凿井方法。
在采煤方法上，旧中国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残柱落垛等陈旧方法。
不但生产效率低，资源回收少，而且一直停留在手镐采煤和拉筐运搬的水平上。
安全情况也很坏。
解放后对原有矿井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革，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均有显著的提高，大大超过历史上1942年的最高生产技术水平。
在开滦及萍乡矿已开始用水力采煤；
淮南矿试行着金属掩护支架等新的采煤方法。
原来自然通风的矿井，绝大部分已改为机械通风。
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革，矿井的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在技术水平上，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割煤机、联合采煤机、绞车及风机等大型机械设备；
并且能熟练地掌握操作技术。
现在每月每台联合采煤机的生产能力达到二万二千吨，已接近国际操作水平。
特别是厚煤层的水砂充填技术、排放瓦斯的经验，都已向国外传播与交流。
这都是煤炭技术上的突出成就。
同时，由于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资本家赚钱，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促进了生产的高涨。
在新社会里，生产设备是统一调配而不是各不相干；
工作人员是互相协助而不是互相排挤；
生产技术是互相交流而不是各守门户。
一句话，新旧社会生产制度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党所以能够领导煤矿技术工作的主要原因。
两个月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我们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深深体会到技术人员必须继续改造思想，站稳立场，才能明辨大是大非，不致在斗争的风暴中迷失方向。
解放后，技术人员经过几次大的运动与学习，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一般的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
有的经过学习与锻炼，已经逐步建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积极投入了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但是有些人员认为这场斗争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同情右派分子某些言论。
或者是口是心非，躲躲闪闪，对运动采取旁观的态度。
这些情况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已经有所扭转。
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终归暴露了一部分技术人员，特别是有些高级技术人员的思想是糊涂的。
为什么这些技术人员会产生糊涂思想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人员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和平过渡的情况下参加了新社会的建设工作。
这一场天翻地复的变化，对于这些技术人员的冲击很小。
他们思想上虽然有些进步，但是对于新社会的美好远景认识不够，内心仍然或多或少地留恋过去已经习惯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党和政府对于工程技术人员一向是尊重爱护无微不至的。
而有些人竟妄自尊大，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甚至于觉得已经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了。
这就严重地阻碍了自己思想的进步和提高。
为了今后更好地为煤矿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下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抛弃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站稳立场，辨明是非，顺利地通过社会主义大关。

克拉玛依札记
本报记者沈石
水
访问克拉玛依不止一次了，每次到了这全国瞩目的油田，矿务局的招待员原松和总是热情地在那帐篷或者地窝子里，给我找个睡觉的地方。
今年07月，我又来到这里，老原在招待所给我安排好住处后，引我到洗脸室。
我拧开水管的龙头，一股清凉的水不断向外流。
我呆望得出神。
我的心情，又兴奋，又激动。
可爱的水啊！
你终于由玛纳斯河边经过四十二公里的无缝钢管流到成吉斯汗山脚下了。
去年这个时候，人们的床下，每天不是放着一盆水吗？
早上洗脸，用这盆水；
从工地回来，擦擦满脸的泥尘，用这盆水；
晚上洗好脚，还要拿这盆水洗一洗弄脏的袜子。
水，多么可贵啊！
人们珍惜它，因为它是从远处用汽车装运来的。
在那完全依靠汽车运水的日子里，水供应不上的时候，钻井工人为它发愁，炊事员为它着急，汽车司机为它日夜奔忙，在矿务局和党委会的会议上，有多少次将它列入紧急的议程里。
当决定铺设水管的时候，苏联专家苏德力领着水文测量队员，到那没有人烟的地方寻找水源，选择水管经过的线路。
水引到了油田，天暖冰消，矿务局局长秦峰、总工程师史久光、李光澂多次来往玛纳斯河边，反复研究要怎样防范山洪冲毁河岸上的抽水泵房。
枯水期快来的时候，他们又在想办法保证水的照常供应。
克拉玛依的职工有的从江南来，在他们的故乡，每个村庄，绿水环绕，到了这里，他们才体会到水来得多么不容易。
油
总地质师张恺告诉我：
1954年，苏联专家乌瓦洛夫同志在克拉玛依、乌尔禾一带从事地质普查，那成吉斯汗山下的露头油苗和乌尔禾绵延三十公里的沥青脉，引起他很大的兴趣。
他分析地质资料时，曾满怀信心地向同队的人说：
“这地下一定有油。”
他建议从克拉玛依到玛纳斯河边开钻一排探井。
他快离开我国的时候，对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的同志们说：
“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克拉玛依第一口探井开钻，也不能看到出油。”
回到苏联，他写信给张恺说：
“如果第一口探井没有出油，不要灰心，继续钻探下去，总会有油的。”
乌瓦洛夫专家离开我国后一年，他在克拉玛依亲自定好井位的第一口探井就喷出了原油。
到今天，克拉玛依已经完钻的探井，有三十口喷出原油。
正在钻进的探井，有十五口取出了含油的岩心或有油气显示。
从克拉玛依到玛纳斯河开钻的探井，有的已经喷油。
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长达九十公里的线上，隔不多远，便竖起一座井架。
新修的公路像蛛网一样把主要的探井连接起来。
我计算一下时间，从第一口探井开钻到三十口探井喷油，只不过两年，如果乌瓦洛夫专家有机会重游克拉玛依，那他一定马上发现当年他撑过帐篷的戈壁，猎过黄羊的荒原，面貌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城
去年春天，秦峰同志初来时，他的办公室是一间木板房。
这样的木板房，还是用拖拉机从独山子油矿拖来的。
钻井处总工程师王炳诚、工程师吴华梁和机械师陈家巽住的那间地窝子，摆上三张床，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地窝子的周围撑满了帐篷。
邮局、银行、贸易公司，都设在帐篷里。
短短几个月内，成吉斯汗山下出现了一座帐篷和地窝子组成的城。
医务所的病房也是帐篷，只有手术室和药剂室是木板房。
09月26日晚上，运输站一位住院的病人，病情突然恶化了。
经过透视和诊断，他患的可能是胃或胆囊穿孔。
医生王景昶穿好消过毒的衣服，正准备给病人动手术，突然狂风大作，电线吹断了，手术室的玻璃窗粉碎了，消过毒的器械弄脏了。
病人的呼吸和脉搏微弱，病情更形恶化，如果拖延下去，就有生命的危险。
有人建议送往独山子医院，王景昶说：
“风大，路又不好，病人可能死在途中！”
他坚持就地动手术。
可是房内一片漆黑，怎能开刀呢？
只好立即请电站的工人在房内安装电瓶和电灯；
十多位医生和护士忙着用木板钉好窗户，将手术室重新消毒；
运输站的司机给病人输血，等到开刀，天已亮了。
今年，成吉斯汗山下出现了一排排粉红色的或深黄色的房屋，那是住宅、食堂、办公室和俱乐部。
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陈列着新运来的图书。
从贸易公司可以买到喜爱的日用品。
繁忙的邮局每天收发三千多封信。
设备完善的医院，有九十多张病床，医生和护士增添到六十余名。
王景昶医生也不用在木板房内给病人动手术了。
王炳诚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很雅致，原来他的妻子钟珊也由独山子矿务局调到克拉玛依来了。
那朝西的窗台上，摆着两个花盆，钟珊从湖南宁乡捎回的凤仙花和延秋菊种子，在盆内已经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在乌尔禾，从前只是蒙古族牧民冬季居住的地方，新落成的住宅和低矮的土房，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计算一下时间，克拉玛依从第一栋房屋奠定好地基到蔚然成为一座城，也不过一年。
人
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在戈壁上，挖沟机挖好的深沟，从玛纳斯河边一直延伸到克拉玛依，用沥青涂过的水管像巨蟒一样躺在沟里。
维吾尔族工人色比布拉开着推土机在填平深沟。
一位年老的工人嘴里含着马合烟卷，站在推土机旁边不停地指挥着。
他的左肩上挂着一个口袋。
我走近他身旁，问道：
“你是王士元同志吗？”
“是！
你有事找我吗？”
他说话的时候，我发觉他的门齿已经脱落了。
他打开口袋，原来尽是些螺丝、铆钉、焊条、钢块……。
这些都是他早上出工后在路上拾来的。
他拿出一根焊条，慢吞吞地说：
“一公斤焊条，买起来要花多少钱，你算一算。”
当天晚上，我到了他的宿舍，发现他的床下有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满了他拾来的“废料”。
从1955年以来，这位老工人有意识地和这些废料打着交道，就在这一年，他拾了四大箱，共合二百多公斤。
我跟他告别的时候，想到那麻布口袋里的器材，想到他在工地上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深受感动。
一个螺丝，一个铆钉，一根焊条，不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吗？
当器材供应不上的时候，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在想尽办法来节省器材。
钻井技师林玉祥领导的钻井队，在钻进玛纳斯河边一口探井时，少下两层套管，就节省了无缝钢管三千六百公尺。
泥浆化验室的化验员章贻俊、李淑廉和杨立人，在调配钻井用的泥浆时，提出用黄土代替重晶石，一斤重晶石值两斤面粉，重晶石比面粉还昂贵哩！
告别克拉玛依又有一个多月了，每当我想起那方兴未艾的油田建设，想到那些风尘仆仆不辞劳倦的人，在离别的日子里，我是怎样的念念难忘呵！
·苗地插画·
（附图片）

合作化的优越性是辩不倒的
天津第1工具农械手工业社社员经过两条道路大辩论，认清大是大非。
曾经一度迷失方向的四十多名社员当场提出要坚决维护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原来提出退社的社员也自动撤销了要求。
新华社讯
记者赵玉昕报道：
天津市第1工具农械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近一个多月来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辩明了大是大非。
部分迷失方向的社员已经抛弃资本主义道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拥有五百零七名社员、能同时制造一百多种产品的大型手工业合作社，从1956年初建社到现在，生产发展很快，去年曾制造了十一万台单管压缩喷雾器。
今年正当准备扩建厂房，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时候，第5车间的二十二名社员于6月06日突然宣告停工，要求预发6月份的超额奖金。
当合作社的负责干部拒绝了这种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更进一步提出要分掉合作社的机器和积累的基金，解散大社，自由组成若干个小型合作社。
第4车间的部分社员也以同样的口号参加停工，声言一定要闹散这个合作社。
一些小业主出身的社员，公然叫嚷“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硬说合作社“剥削”了他们，有的提出全家退社，还要拉走车床，分掉基金。
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些社员要闹散合作社呢？
原来，这个合作社有九户自负盈亏的供销户，他们都是由合作社照顾他们的要求或经营特点而准许独立经营的。
其中有些人在独立经营以后，就借着合作社的招牌，暗地里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牟取暴利。
供销户李炳臣经常从合作社以低价买进原料，拿到市场出售，一举手之间便获利几百元。
他并从合作社拉出四、五名社员在夜间为他干活。
今年05月，供销户李炳臣、吴庆云等更加嚣张，经常向社员们炫耀他们“晃晃膀子也赚个三二百块”的投机生涯，企图引诱更多的人退社。
这些违法供销户的暴发现象，使许多小业主出身的社员眼红了。
这个合作社的中共支部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些现象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具体反映，必须采取大辩论的方法，使社员认清大是大非，自己选择所要走的道路。
在7月30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大家对于合作化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热烈地展开了辩论。
有七、八个社员列举这个合作社自建社以来的成就说：
目前这个合作社共有各种机器近两百台，80％的操作实行了机械化。
建社一年半中，财产总值已由五万一千元增加到六十一万元，产品已运销到十三个省和四个城市。
社员的平均工资已达六十三元，比建社时提高了90％，今年上半年内有三十六个社员新买了自行车，二十六个社员买了手表，有60％以上的社员在银行存了款，有90％的社员参加了业余学校学习。
这些具体事实，使许多人认清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但是，社员董廷权、张国权等人却认为，合作化对于有机器、有劳动力和年青力壮的社员来说，就不如出去单干挣得多。
这种说法当即受到许多人的批判。
老师傅王凤山指着青年社员张国权说：
“三、四年前你给小业主干活的时候，穿的裤子露着屁股，可是现在你每到星期六就带着手表、穿着毛料制服去参加舞会。
让大家评评：
合作社和资本家那一个对你好？”
张国权被问得哑口无言。
社员常善章批判董廷权时说：
“你在三、四年前没有入社时，也不过是一个有一盘捣子和一些简单工具的小业主，当时的收入还不够维持全家生活。
参加了初级合作社才添置了车床，参加高级社才买起了自行车。
现在你全家七口人都入了社，每月收入四百多元。
合作社哪里亏待你啦？”
社员王秀华指出，不是所有退社单干的小业主都能够发财的，今年春天退社的郭云光就是有机器、有技术的小业主，可是他退社几十天后老婆死了，家里无人照顾，无人帮助，自己要生产，要出去买原料，还要做饭看孩子，经营情况很不好，最近他又要求入社。
在事实面前，许多盲目跟着闹事的社员开始醒悟了。
第4、第5车间的四十多名社员当场提出要坚决维护合作社的集体利益，不再上资本主义的当。
接着，提出退社的翟振山、郭惠伦、周文英、秦学甫和董廷权等人，也自动撤销了退社的要求。
一贯违法经营的供销户李炳臣已经受到法律制裁。
从大辩论开始后，社员们迟到、旷工、打架、骂街的现象减少了，要求退社的没有了。
已经半年没有完成过生产计划的合作社，8月份超额全面地完成了生产计划。
社主任舒占元向记者说：
“合作化是辩不倒的，这场辩论失掉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邪气和经营管理上的缺点。”

滇池湖畔正在兴建一座昆明市最大的自动化火力发电厂。
这座发电厂的装备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它的发电量是二万四千瓩。
预计今年年底有一万二千瓩的发电设备可投入生产。
新华社记者王炜凌摄

建筑材料工业将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本报讯建筑材料工业部第1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预计可以全部超额完成。
五年计划规定的产值水平已在去年10月提前达到，预计今年将超过25％。
主要产品水泥的产量已在去年11月提前达到了五年计划水平，预计今年将超过15％；
平板玻璃产量已在今年07月提前达到了五年计划水平，预计到年底将超过11％。
五年累计的成本降低率计划为22.6％，预计将降低29％。
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预计也可以超过五年计划指标27％。
建筑材料工业在这五年中发展是很快。
跟1952年比较，1957年水泥产量增长了一点三倍，平板玻璃产量增长了一点一倍多。
在五年计划期间，推广苏联、兄弟国家和我国的新技术、先进生产经验，对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苏联水泥专家米哈依留达同志介绍的苏联制造多品种多标号水泥的经验，在我国水泥工业推广后，只增加少数设备，每年就多产水泥一百多万吨，水泥的质量也有提高。
根据民主德国专家西林同志的建议，改进了立波尔式回转窑后，发挥了设备的生产能力。
牡丹江水泥厂工人干部王喜良同志改进立波尔式回转窑的下料口，每年就多生产水泥七百多吨。
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年累计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预计将超额完成8％以上。
五年计划中的建设工程，已有五个按期竣工并投入生产，其余的项目正在积极进行，预计可以超额完成二个项目。
（陆士奇）

来信照登
你报8月18日第5版所登我的来信“为什么近路不走走远路”其中二处请更正：
①第2栏第3行“……每吨公里的”的前面加一“水运”二字。
即水运每吨公里的运价……”
②第3栏第6行“将损失两亿一千万吨。……”的吨后面加“公里”二字
谭朝模

武汉重型机床厂即将部分投入生产
最后一座大厂房动工兴建年内安装设备五千台
本报武汉12日电本报通讯员肖定、万群报道：
09月09日，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三大主体厂房中最后一个大厂房——第2机械加工厂正式开工了。
至此，这座万能的重型机床制造厂的所有厂房工程已全部开工。
它的土建和安装工程已全面交叉进行，重型工作母机的试制工作也已开始。
现在，人们走进重型机床厂工地，就可以看见一座灰白色的大门楼，这就是工厂的大门。
走进门，就看见红色的高大的第1机械加工厂厂房耸立在面前。
这座厂房的三大车间的土建安装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
横跨厂房的桥式吊车不断地起升着机件设备。
少数工人们还在进行细小的设备和门窗的安装等收尾工作。
这座厂房预计在本月下旬就部分投入生产。
在第一加工厂的后面，是重型机床厂的最大厂房——铸造厂。
这个厂地上，土红色的钢柱和灰白色的混凝土的柱子像树林一样竖立起来了。
几十公尺高的吊杆正在吊装屋架。
有的屋面板已经安装。
在林立的柱子中央，高耸起来的四座高大漆黑的化铁冲天炉显得特别雄伟。
在第2机械加工厂的对面，就是刚开工建设的第2机械加工厂。
这厂房将在明年第1季度全部建成。
在第2机械加工厂工地后面，巨大的动力设施——煤气站、空气压缩机站和锅炉房已基本上建成了，厂房和烟囱连成一片红色厂区。
这里的煤气炉、空气压缩机和四台锅炉有的开始安装，有的已全部竣工了。
它的辅助修理设施——工具、修理、木工等六个车间已经投入生产。
在工地上，人们除了听到吊车和汽车的轰隆声外，还听到乒乒乓乓的清脆的机器安装声。
今年预计要安装的五千台标准和非标准设备，现在已经安装了三千台左右。
预计明年01月份，将有三台工作母机制成出厂。

节省纱布
翻补绒衣
绒衣一般是领口、袖口、下摆先破；
绒裤是裤裆先破。
这些地方破了以后，很多人都不穿它了。
现在，北京市第一绒衣背心生产合作社，特别抽出一部分人员和设备，给顾客修补或翻改绒衣、绒裤、棉毛衫、棉毛裤。
他们可以给破旧的绒衣、绒裤换上新的领口、袖口、下摆和裤裆。
要是绒衣绒裤破得实在不能再修补了，他们就把它改成小孩的绒衣绒裤，或者用来做小孩鞋子、手套等等。
（李秀英）
怎样补袜子？
袜子究是外面先破还是里面先破，许多人是不清楚的。
譬如有些人买了一双新袜子还没穿，就从外面补上几块布，以为这样袜子就不至于坏得那么快了。
其实，袜子经常受脚底磨擦，最先坏的并不是外面而是里面。
所以，买来袜子，在没穿以前还是先从里面补上再穿好。
有人先从里面补，补了三次，外面还像新的一样。
补袜子最好用破袜装，或旧棉线衣。
这两种材料都是有松紧的，补在袜子上既结实又舒服。
（子细）

一场“两院制民主”的表演
施旅
日历已经撕到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国第85届国会的前半期会议已经内定要在这个星期闭会。
议员先生们都在积极清理行装，准备离开华盛顿，回到各人的家乡去“猎取选票”以迎接明年的国会选举了。
但是，对诺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马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和雷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这四位先生说来，他们还要在闭会之前，就一项公民权利法案作成一笔交易。
说起来，这是“老老年”的问题了。
打从187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一切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公民，不论他们以前是不是奴隶，都应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以后，美国人民特别是黑种人民就一直要求制定切实办法来保证执行这条法律。
为了表现“体察民情”，美国历任总统都要把一项公民权利法案提给国会。
在国会里，众议院把它踢给参议院，参议院又把它踢进字纸篓里，等下任总统从字纸篓里拣出再交到国会来。
这种“民主”的连台戏，于今已演了八十有二年了。
但是，如今这场戏有一点难以再玩下去了。
一来，国内人民的压力越来越大（譬如今年05月17日这一天，一下子就有三万多黑人代表涌到华盛顿来要求民权）；
二来，美国政府纵容种族歧视的事情，在国外实在是已经太臭了。
因此，有必要在国会里通过一套可以美其名为“公民权利法案”的东西，对内敷衍美国人民，对外蒙蔽世界舆论。
着眼于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和1960年的大选，两党的国会领袖都竭力想在这个影响甚广的问题上大捞一把政治资本。
共和党经过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项法案，其内容规定联邦政府可以强制各州执行保护民权的法律，联邦法官可以不经过陪审团而对侵犯了黑人公民权利的人判以徒刑或罚款，这个公民权利不但包括黑人的投票权，也包括一般民权如黑人进入任何公立学校读书的权利等。
这项法案的内容不过是黑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但是，共和党的头子们却把它作为“最高纲领”提出，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共和党并不真正想看到这项法案成为法律。
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个冠冕堂皇的法案来笼络人心，同时使它的对手民主党为难而已。
然而，民主党的国会领袖们也是玩弄政治的高手。
他们早就看穿共和党的政治把戏，所以一方面宣布民主党今年将不采取拖延战术来阻挠这个法案的通过，以争取人心；
一方面摩拳擦掌，聚集力量，准备把主动权从共和党手中夺取过来，为日后的讨价还价创造有利条件。
当这项共和党的法案从众议院被踢到参议院以后，南方民主党议员纠集了一部分北方民主党议员，甚至还拉了十八名共和党议员在一起，凑成多数，对共和党的原案作了“修正”。
修正的结果，联邦的强制执行权只限于黑人投票权问题上，原法案关于保护黑人一般民权的规定被废弃了。
修正后的法案还重新规定联邦法官在对侵犯黑人投票权的人判罪时必须通过陪审团。
在美国南方各州，陪审团总是由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因此这项规定等于让猫去保护耗子。
用这样一种“修正”的办法，民主党打消了共和党的“最高纲领”，把这法案拿到了自己的手中。
值得玩味的是，那十八名共和党议员怎么会被拉去同南方民主党人并肩投票的呢？
说来也很简单，南方民主党人只是稍稍威胁一下说：
要末同我们合作，要末我们就在国会提出反对由私人电业资本兴建某些水利工程。
对那些为电业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共和党议员说来，这种威胁当然是马上见效的。
民主党在第1回合里占了上风。
但是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也懂得，民主党的“修正”不过是一种政治手腕，交易远没有结束。
现在轮到诺兰、约翰逊、马丁和雷朋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了。
讨价还价是在联邦法官在对侵犯黑人投票权的人判罪时是不是必须通过陪审团这一问题上展开的。
在共和党这一方面，他们只要求在名义上能维持联邦法官不通过陪审团判罪的权力，以便他们可以借此宣传黑人的投票权已有保障，并吹嘘共和党的“功劳”；
至于黑人的权利是否真正得到保障，那本来就不是值得他们去伤脑筋的事。
因此，共和党开出了价钱：
如果民主党不坚持要通过陪审团，共和党是可以同意把联邦法官在处理侵犯黑人投票权案件时判罪权力限于判处不重的拘禁和罚款。
在民主党这一方面，他们也只要求联邦的干涉不至于真正妨碍种族主义分子去侵犯黑人的权利，并且能保证种族主义分子在蹂躏黑人之后不会受到严办，这样，既不伤种族主义分子的皮毛，民主党又可以不背上阻挠公民权利法案的恶名，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妥协的呢！
就是这样，美国第85届国会前半期会议上最大的一宗交易成交了。
最后阶段的讨价还价的过程，除去某些繁文缛节，就是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和民主党领袖约翰逊之间，以下述十分直捷了当的方式进行的：
诺兰：
我们建议联邦法官可以宣判拘禁九十天，罚款三百元。
约翰逊：
我们只同意三十天和二百元。
诺兰：
我们可以让步到六十天和三百元。
约翰逊：
我们可以提高到四十五天和三百元。
双方协议：
一言为定，四十五天和三百元。
宣传得很多的“公民权利法案”总算成立了。
美国“时代”周刊幽默地称之为“一个妥协的妥协的妥协”。
一场“两院制民主”的表演至此结束。
共和、民主两党皆大欢喜，国会议员们纷纷回家休假去；
可是，多少年来受尽屈辱的美国黑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实惠，那就是天晓得了。

以色列甘做侵略走卒
苏联“真理报”评论员著文谴责
据新华社讯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评论员13日写道，以色列统治集团对邻国的挑衅行动引起广大国际公众的注意。
评论员问道，为什么以色列会在近东执行狂妄、冒险的侵略政策，并且自甘充当追求殖民主义目的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工具呢？
他指出，首要的原因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政策从建国以来就是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的反动派指导的。
这些人同美、英、法、西德的帝国主义大垄断资本很早就有联系。
评论员指出，以色列统治集团的政策对于以色列本国的生存包藏着危险后果，因为这种政策指靠的是受历史谴责的殖民主义势力，并且是对东方人民，对和平和各国安全的保卫者的挑衅。
以色列政府的这种政策粗暴地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以色列统治集团应当对以色列目前冒险政策的后果负严重的责任。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集团也应当对这种情况负责，因为他们唆使以色列极端分子对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挑衅。

印度喀拉拉邦当局关怀人民疾苦
把政府土地分给无地和贫苦农民
印共要求政府进行土改克服粮食危机
据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印度共产党所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已经颁布命令，把政府的土地给农村中无地的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户耕种。
政府所有的土地估计约七十万英亩，每户可以分得一英亩好地和三英亩旱地。
喀拉拉邦土地非常缺乏，耕地面积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只有○点三英亩。
喀拉拉邦政府在今年04月就职以后不久就颁布了一项禁止收回佃户土地的法令，使佃户们在土地改革实施以前不致受到干扰。
据报道，喀拉拉邦政府已经起草了一项全面的土地改革法案，准备在下次邦议会会议上提出。
这项法案规定赋予耕种者以土地所有权，确定合理的地租，并且规定私有土地数量不得超过十五英亩。
据新华社新德里14日电印度共产党在一项给政府的谷物调查委员会的备忘录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以克服现在面临的粮食危机，这种危机妨碍第2个计划的完成。
印度共产党的建议包括废除地主制度、分配可耕荒地给农业劳动者和贫农，而由国家帮助他们进行开垦，以及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委员会的积极合作下完成土地改革。
备忘录还建议政府帮助贫农和中农，在农业方面投资，提供更便宜和更良好的灌溉设备。
备忘录说，印度十四个邦中今天有八个邦缺粮，粮价高涨。
造成这种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统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农业危机”，和没有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改组农业经济。

叙陆军情报处长说
美国武器吓不倒叙利亚
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持叙利亚对付侵略
据新华社开罗14日电埃及“消息报”13日刊载叙利亚陆军情报处处长萨拉杰的谈话说，“不超过四百万人口的叙利亚人民能够起来对抗拥有原子弹和氢弹以及导弹的美国，这是叙利亚人民的极大光荣。
美国的武器是吓不住我们的。”
萨拉杰对“消息报”记者说，帝国主义分子在运输军火给叙利亚的邻国时，忘记了这些国家“是同我们一样的阿拉伯国家”。
约旦士兵决不会杀害叙利亚兄弟，伊拉克士兵也决不会同以色列士兵一起反对叙利亚。
他又说：
“美国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美国部分，另一个是非美国部分。
要么你就站在美国这一边，把你们国家的政策和利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利益联在一起，否则，你就不是站在美国这一边，而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你们变成了共产党人。”
新华社14日讯开罗消息：
据开罗电台13日广播，沙特阿拉伯交通大臣佐尔坦亲王在开罗说，如果叙利亚受到攻击，沙特阿拉伯“决不袖手旁观”。
这位大臣说，如果有人攻击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将毫不犹豫地做它对叙利亚应做的工作，正如去年10月在对埃及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佐尔坦是在9月12日从西德的巴登到达开罗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正在那里治病。
据巴格达消息，沙特阿拉伯驻伊拉克大使易卜拉欣·赫勒苏韦勒9月12日也作了同样的表示。
这位大使说：
万一发动任何侵略的话，“我们将根据阿拉伯联盟集体安全条约以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所缔结的双边联盟来采取措施。”

名不虚传的大丑角
阿拉伯报纸最近给了杜勒斯一个并不光荣的头衔：
“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丑角”。
看来杜勒斯真是名不虚传。
请看他在9月10日记者招待会上扮演的角儿。
有人问杜勒斯对于苏联报纸谴责美国干涉叙利亚的阴谋有什么意见。
杜勒斯回答说：
“呃，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就是把自己所习以为常的手法说成是别人采取的。”
杜勒斯把自己装扮成是一位俨然的正人君子，似乎苏联报纸谴责美国干涉叙利亚是以“小人”之心而度杜勒斯之流的“君子”之腹。
他这样就把美国颠复叙利亚的罪行赖得个一干二净。
可是，人们对于马戏团里的丑角所扮演的绅士是十分熟悉的。
这个绅士把裤子当作上衣，戴上一顶纸糊的大礼帽。
当他出场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虽然哄堂大笑，而这位绅士却仍然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气。
但是当他最后偶一不慎，露出马脚，把裤子从上身解下来，纸糊的大礼帽戳穿了窟窿的时候，观众们就更加大笑不止，而这位绅士就窘态百出了。
杜勒斯的表演也就是这样。
在他装作是正人君子之后，有人要求他对于苏联提出的由大国保证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和平建议发表意见。
他回答说：
“美国对于同苏联达成这种不干涉的安排是怀疑的。
这些安排可能意味着的情况就是：
我们把手拿开，他们却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
杜勒斯出洋相了！
他不是说美国从来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吗？
而“我们把手拿开”，这是什么意思？
既曰：
“拿开”，当然首先就承认了美国的手早就摆在那里，在干涉中东国家的内政了。
这岂非不打自招，露出了杜勒斯这个“绅士”的马脚了吗？
至于说“他们却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这当然是指苏联。
但是，杜勒斯在这里倒是又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东国家的内政，苏联的手并未“伸到桌子底下去”。
杜勒斯的台词确乎是矛盾百出，而引人发笑的。
美国自己干涉了中东国家的内政，反而污蔑苏联要进行干涉。
用杜勒斯的话来说，这岂不是“把自己所习以为常的手法说成是别人采取的”；
岂不是以杜勒斯之心而度苏联之腹吗？
在人们的大笑声中，杜勒斯这个道貌岸然的大丑角的洋相已经出尽了。
同马戏团里的丑角不同之处是，杜勒斯毫无窘态。
这是因为，出洋相已经成为杜勒斯的家常便饭，有何发窘之必要！
（丹）

如此“自由世界”
无钱莫打预防针
美国许多药房里堆积了大量的预防婴儿麻痹症的疫苗。
但是8月17日这一天，美国密执安州却发生了四十七个婴儿麻痹症的病例。
美国“工人日报”说，这四十七个病例大部分都是在失业者的家庭里发生的，因为他们付不起打预防针的费用（每针美金五元）。
师资荒校舍荒
巴黎“人道报”最近报道，由于经费缺乏，法国中小学面临着严重的师资荒和校舍荒。
据估计，为了满足初等学校的最迫切需要，1957年法国共需要一万四千名受过必需的职业教育的教师，可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只有五千五百人。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只有征求中学毕业生应职，如果不足，就必须征求中学毕业考试初试及格者、或者甚至征求只念了三年中学的人应职。
“人道报”说，许多地方学校校舍很旧很少能符合最起码的卫生标准。
小学情况如此，中学情况更为糟糕。
国民教育部新闻周报也承认，有些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设在修道院内、兵营中、私人住宅中，甚至设在马厩中或医院里。
这些建筑一般都是1914年以前兴建的。
军国主义的教学法
西德萨尔布鲁根城有一个名叫库墨尔的小学教师。
他制订了一套毒打小学生的多样化的体罚制度。
根据这个制度，七岁到十岁的小学生们随时随地有挨打的可能。
污损笔记本、日记本要挨左右耳光各一记，不留心听讲要挨拳打足踢。
对摇晃椅子的处罚是将椅子套在脖子上站着听课，如果支持不住还要挨耳光……
奇怪的是：
这种虐待儿童的体罚办法，非但没有受到西德当局的制止，反而认为这是培养军事后备力量的一种杰出教学法。

法国政府粉饰在阿殖民政策
批准所谓阿尔及利亚根本法
据新华社巴黎13日电法国政府全体部长会议今天晚间批准了关于阿尔及利亚行政和政治改组原则的“根本法”的草案。
这个法案规定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统治下的一个“联邦”，规定在阿尔及利亚设立六个有“自治权”的区，每个区设立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然后由地方议会来委任组成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联邦执行机构将成为六个区域地方议会的统筹机构，而不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中央执行机构。
根据这个法案，阿尔及利亚的地方机构只有处理某一些内政问题的极有限的权力，而重要的外交、司法、国防和财政权仍然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节代表总揽。
据报道，法国统治集团在这项“根本法”方案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某些社会党人攻击这项方案不可能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另方面，右翼集团反对“根本法”关于设立联邦执行机构的条款。
据报道，法国内阁17日把这个草案提交国民议会审议以前将再次开会讨论。
有消息说，由于在“根本法”内容上的分歧，反对设立联邦机构的国防部长摩里斯有可能提出辞职，这样就会连带引起其他一些激进社会党部长的辞职，造成政府危机。
巴黎政治观察家认为，政府所以想通过“根本法”，其目的绝不是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只是挂起一种“民主”招牌来掩饰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所执行的政策。
法国政府在联合国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前夕特别需要这样做。

泰内长乃炮辞职
据新华社13日讯曼谷消息：
泰国总理銮披汶9月12日宣布，乃炮·是耶暖将军已经辞去了内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将继续担任警察总监的职务。
銮披汶说，他将兼任国防部长和合作事务部长的职务，三个副部长的职位将空着。

粪耙与抗议文学
最近几年以来，色情文学像洪水猛兽一般袭击着美国的报摊、侵占着美国报摊的地盘。
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三个大城市的出版公司平均每月共出版两种新型的黄色下流刊物。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54年到现在，美国新出了七十五种肮脏的、淫秽的杂志。
美国“民族”周刊最近对这些不堪入目的出版物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暴露出美国文化堕落的情况。
这些利用报摊为主要推销手段的猥亵出版物，有的是不定期出版的，有的专门用出“创刊号”的方式来撞骗，出了一两期就改头换面另选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名称出版，有的也拥有大量的固定的读者。
它们的销售量之大为任何其他种类报刊所望尘莫及。
它们在报摊上的售价分为两种，一种每份美金五角，一种每份美金二角五分。
摊贩的利润是10％。
这样大的佣金也是任何其他种类报刊所无法提供的。
“民族”周刊把这些伤风败俗的出版物分成三类。
第1类以大战以后一马当先、获利最丰的“浪子”为祖宗。
“浪子”的销数为九十万份，1956年总利润美金三百五十万元。
这一类是所谓“城市男人的消遣品”，售价每份美金五角，最流行的有“酒店”、“胡闹”、“花花公子”、“魔鬼”等等。
这些刊物的名称就已经使你能够想像其内容。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裸体女人的照片为号召，配合着从二、三十年以前的旧杂志上抄袭剽窃的色情故事。
第2类以战后另一个风行全国的下流刊物“秘闻”为首。
其中有“被禁止发布的新闻”、“幕后”、“内幕新闻”等等。
此类刊物以报道电影明星私生活为特色。
但是，除了“秘闻”千方百计，不惜一切手段“采访”、“编写”耸人听闻的秽史以外，绝大多数其他刊物都从几十年以前的旧报纸上，选取情杀、罪案等类题材编写故事。
第3类是以惊险故事为主、色情为副的刊物。
售价较贱，销售量也不及前两类。
著名的有“崎岖”、“决斗”、“男人的故事”等等。
它们所报道的当然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给读者以刺激。
其名目有“五号街的野营”、“洪都拉斯的杀人巨兽”之类。
美国报摊上色情文学充斥的情况，虽然已经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但是美国当局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色情文学的狂潮。
有意思的是，出版下流刊物的商人还为出版色情文学作品找到了一个理论根据。
有一个商人宣称：
“我们是当代的粪耙。
人们已经对杂志、报纸、电视的虚伪感到厌倦了。
他们希望看见知名人士当众出丑。
当然，我很明白，我们并不像昔日的粪耙那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不过，我们这一代很繁荣。
我们的这种文学就是繁荣时期里的一种抗议文学。”
（乐山）

美日给“安全条约”抹脂擦粉
美联社指出这是迷惑日本公众的骗局
据新华社14日讯东京消息：
美国同日本今天在东京交换了照会，说明日美安全条约和联合国宪章之间的关系。
美国在照会中向日本保证，日美安全条约“充分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日美双方并且达成三点“共同的谅解”：
美日双方认为安全条约不影响两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下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
同时，两国政府要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可能被牵涉在内的任何国际争端，而不使用武力或者采取任何违背联合国宗旨的方式；
根据安全条约所可能采取的措施，应该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受武力攻击的国家有行使单独或者集体自卫的权利的规定，并且报告安全理事会。
美日安全条约是美国同日本在1951年签订的。
这一不平等条约一直受到日本人民的广泛攻击，他们早就提出废除这一条约的要求。
美国和日本政府这次为了缓和日本人民的这种强烈情绪而交换的照会，根本没有改变这个条约的军事的和侵略的性质。
美联社说，这次交换照会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姿态，目的在于让日本公众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签订的安全条约看作是“平等的”。

美机侵入埃及被强迫降落
据新华社14日讯塔斯社开罗讯：
“金字塔报”报道，美国飞机在9月12日侵入埃及领空进行侦察，被埃及空军强迫降落。
“金字塔报”说，9月12日在开罗附近的军事禁区上空发现了美国的一架四引擎飞机。
埃及方面从陆上发无线电信号通知这架飞机它已经闯入禁区。
但是，驾驶员对这个信号竟置之不理，飞机继续在不很高的上空盘旋，显然是在进行侦察。
当埃及空军强迫这架飞机降落时，它才在开罗飞机场着陆。
飞机上乘着一批美国军官，其中有两名中校，一名少校，两名上尉和七名非军职人员。
从飞机上搜出照像机和胶片。
埃及当局没收了照像机和胶片，在进行调查之后，允许美国飞机于次日离开埃及。
（附图片）

美记者报道访问阿尔及利亚观感
阿民族解放阵线深得人心
新华社14日讯巴尔的摩消息：
“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麦卡德耳最近在访问阿尔及利亚归来后发表文章说，他深信：
“指导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是一个有力量的团体；
它的组织良好，并且受到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普遍拥护。”
他还说，“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遭受着法国士兵的非人的恐怖对待。”
麦卡德耳曾经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后方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观察了他们的作战，同他们一起行路，并且还访问了他们的难民营和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提出了问题。
麦卡德耳说，“我看见阿尔及利亚军队如何作战，并且看到他们如何在没有任何法国帮助之下努力处理阿尔及利亚难民问题；
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我认为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是一个组织得相当好的团体，并且享有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普遍拥护。
“民族解放军是不可轻视的。
据非官方估计，它一共有十六万至二十万人。
在我看到它的时候，这支军队是没有大炮、高射炮或摩托运输工具的。
但是这是一支一天一夜可以行军十八小时的军队。
这是一支可以坚持四天不吃东西的军队。
它不需要过多的运输工具。
这是一支可以依靠本国而生存的军队。
就我所知，当地人民是完全支持它的。”
麦卡德耳写道：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同美洲极南部一些地方的被剥夺公民权的黑人相似。
虽然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至少超过欧洲人九倍，并且人口增加速度要快得多，但是他们并不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和选举权……许多混血的阿尔及利亚人由于受到法国政权的种族歧视而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慨。”

英雄的人民，坚决的斗争
尽管美国侵略者对叙利亚进行了百般的威胁和恫吓，施展了多方面的阴谋手段，但是叙利亚仍然英勇不屈地坚持着民族独立的立场，同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先生在12日宣布，英雄的叙利亚人民已经准备好应付一切事变。
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比兹里将军同一天在开罗也说，叙利亚人民决心要保卫他们的自由；
准备应付任何局势，履行他们的义务和取得胜利。
叙利亚人民这种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斗争到底的英勇气概，使一切支持叙利亚的正义事业的人们感到无限的钦佩。
曾经同帝国主义者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完全能够体会叙利亚人民现在的感情。
我们中国人民决心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直企图孤立叙利亚。
可是，事实同它所希望的完全相反。
面对着美国的侵略，叙利亚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团结。
而蓄意侵略叙利亚的美国和它的一小撮同谋者，却在世界面前愈来愈暴露出它们的丑恶面目。
它们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因而愈来愈陷于孤立的境地。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把羊皮披在狼身上，施放一阵烟幕，来遮掩他在本月07日就叙利亚局势发表的声明中露骨地宣布侵略叙利亚的凶恶意图。
他在本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还没有断定叙利亚问题是否属于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范围。
美国的宣传机器紧接着就散布空气，似乎美国对叙利亚已经改而采取了所谓“温和”的态度。
但是，美国的这种烟幕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事实证明，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并没有改变。
叙利亚武装部队副参谋长尼福里揭露，土耳其的两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已经根据美国的命令集结在叙、土边境。
国籍不明的飞机不断在靠近叙、土边境的叙利亚北部拉塔基亚地区飞行。
以色列也按照美国的指示，不断在叙、以边境蠢动，制造挑衅事件。
同时，一个由叙利亚的叛国分子组成的所谓“叙利亚流亡政府”，正在土耳其组织之中。
从这些明显的事实可以看出，美国丝毫没有放松用军事干涉配合颠复活动来消灭叙利亚的准备步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向美国提出严正的警告以后，美国国务院在12日发表了一个极端蛮横放肆的声明。
这个声明把美国侵略中东的政策和目标说成是整个所谓“自由世界”的，并且公然宣称苏联的正义谴责“将不能制止”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
美国国务院还把苏联这个维护中东和世界和平的行动，诬蔑为故意“破坏那些仍然维持着我们对和平的希望的谅解的桥梁”。
这显然是企图预先把破坏和平、在中东点燃战火的责任推到苏联头上。
美国国务院这个用心叵测的声明，充分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叙利亚的决心。
叙利亚人民和中东的广大人民早就看穿了美国这只野心狼。
埃及“共和国报”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切都没有变；
“但是谁都不怕杜勒斯的威胁，谁都不会被他的温和的口吻所愚弄”。
叙利亚阿萨利总理和比兹里将军代表叙利亚人民所表达的准备应付一切事变的决心，证明叙利亚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有着高度的警惕。
由于美国决不会停止对中东的侵略，因此，叙利亚人民和中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独立的斗争，将是长期、复杂而且艰苦的。
但是，胜利必定属于叙利亚人民和中东人民。
中国人民充分理解和平不可分割的这一真理。
今天叙利亚人民的斗争，是全世界保卫和平的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人民把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衷心祝贺叙利亚人民在粉碎美国的颠复活动、揭露美国的侵略阴谋方面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且相信他们反对美国侵略、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神圣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彻底胜利。

西德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
要求同民主德国谈判
据新华社14日讯据西德德意志新闻社报道，“德国人1954年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和这个俱乐部的主席卡罗尔·威斯特伐伦伯爵和西德的九百四十八名其他著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一项宣言，要求西德政府同民主德国政府举行谈判，并且和波兰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宣言还要求改变西德外交政策中的一面倒，要求德国保守中立，以及和苏联举行积极的政治谈判。
在宣言上签名的有：
路德维希·贝格斯特拉斯教授、弗雷斯尼厄斯神父、弗朗茨·劳豪教授、革但斯克参议院前议长劳什宁和报业专家哈格曼教授。
“德国人1954年俱乐部”是1955年02月在科隆成立的。
这个俱乐部的宗旨是讨论国际和德国的政治问题。

保加利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和经验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托多罗夫
在保加利亚人民政权建立以前，农业的特点就是经营分散、耕作粗糙和农具简陋。
和欧洲各经济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它是非常落后的。
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面临的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小私有制的农业经济，使它成为收获量高的、能满足我国食品和原料需要并保证提高劳动农民生活水平的农业经济。
由于保加利亚农村中的特殊的土地关系，条件不允许实行土地国有化。
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早在战前就已通过农村消费合作社而获得了一些基础和农民的信任。
还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前，在三十多个农村中，最进步的农民在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影响下，就组织了农业劳动合作社。
正是在这些农民自己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成立的劳动合作社中，党找到了在保加利亚的条件下使农民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合适的特殊形式。
农业劳动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也有若干本质上的区别，主要是土地仍是社员们的私有财产。
虽然这种私有财产是有限的，但社员们在分配收入时仍能因此而得到土地分红。
土地私人占有制的存在，无疑地不利于农民向社会主义的农业形式过渡，但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具体的条件下，这一过渡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而且将通过相当特殊的形式来实现。
而这决不意味着否定苏联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走过的道路，因为过渡时期的一般规律对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是适用的。
苏联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过去曾是而且将来也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我国农民向社会主义形式过渡中的特点在于：
土地国有化问题在实际中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
乔治·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曾经指出：
“随着贫农和中农逐渐地被吸收到劳动合作社来，随着机器和拖拉机站的发展，通过禁止土地出租、限制并进而禁止土地买卖的方法，通过减低地租并进而取消地租的方法，在条件许可的时候，根据合作社农民自己的决定，将全部土地永久地交给劳动合作社使用，这在实际上将解决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党对待富农阶级采取的政策是排挤和消灭的政策。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坚定不移地实行了这一政策：
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占有面积限制在二十公顷以内，只是在一个典型的谷物产区中许可占有三十公顷土地；
没收了大型农具；
没收了农村中属于富农的各种商店和生产作坊；
实行了国家征购制、税收制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
在我国实行了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后，富农的经济势力大大地削弱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并在继续下降。
农业劳动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不准吸收富农参加劳动合作社。
在劳动合作社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党的这种政策是唯一正确的，并且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劳动合作社已经成为巩固的强大的合作化经济，所以关于吸收富农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劳动合作社可以吸收而且已经吸收了过去的富农入社，但不得让他们担任合作社中的领导工作。
党认为，劳动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集体劳动能够改变以至最后改造相当部分的过去的富农。
当然，一些过去的富农，在加入了劳动合作社以后可能企图妨害合作社的巩固，阻扰各种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
对待这些过去的富农社员将根据国家的法律给予最严厉的制裁。
最近七、八年来，保加利亚农业合作化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目前已有82％的农民联合在农业劳动合作社中。
合作社制度在我国的农村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我国在这方面获得的成绩是由于保加利亚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并且坚定地执行了这一路线。
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党根据保加利亚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
由于党在群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政治工作，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农民中已家喻户晓，得到大多数劳动农民的拥护与支持。
在建立农业劳动合作社的过程中，党严格地遵守了自愿的原则，并且对某些地方负责人在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曲解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这就更加巩固了农民对党和人民政权的信任。
国家以长期贷款形式给予农业劳动合作社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在农村合作社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到1956年年底，除土地外，每个合作社的公共财产平均已达三百万列弗（保币）以上。
没有机器拖拉机站的建立，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和巩固是不可能的。
目前全国有机器拖拉机站二百零八个，其中拖拉机队将近两千个。
按每台十五马力计算，共有拖拉机二万五千多台，康拜因四千多台。
田间工作的70％已经机械化。
苏联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
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机械化为提高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现在农产品总量已超过战前10％。
保证生产必要数量的矿物肥料是提高我国农业产量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为此我们正努力建设新的和扩大现有的化学肥料工厂，以便到1960—1961年我们能够在每公顷土地上施肥二百公斤，而现在只有四十到五十公斤。
目前我国农业的主要问题是需要进行精耕细作。
我国每人平均有耕地零点六公顷，在耕作粗糙的情况下，单位面积的收入是低微的，并且造成农民长期的空闲现象——每年平均工作一百五十天。
我们提出的任务是：
增加农民的劳作期，提高每公顷土地的收入，从而提高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
我们应当急剧增加现有土地的收入，因为我们没有可能来扩大土地面积。
急剧提高现有土地面积的收入是可以达到的，其主要办法就是推广经济作物，扩大葡萄园和果园，推广蔬菜、烟草、香料、油料作物等。
随着葡萄、水果和蔬菜生产的扩大，我国将增加这些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
这样就能为最好地供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商品创造条件，而我们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换回的小麦、棉花、金属、机器等商品的进口也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是根据社会主义国家间专业化和分工的原则确定的。
专业化和分工的目的在于最合理地利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以及人民的经验和传统。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保加利亚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判中，就这个问题已达成相应的协议，本年04月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保加利亚的部长会议上加以具体化而通过了四国协定。
在我国农业中的畜牧业方面，合作社主要是努力改良牲畜品种和提高牲畜产品率。
现在奶牛繁殖很快，合作社的挤奶量已超过战前一倍。
养猪业也在迅速发展，养猪头数超过战前一倍。
养猪业已成为供应居民肉食的主要源泉。
在养羊业方面，我们正努力用本地羊和美利奴细毛羊杂交的方式繁殖细毛绵羊。
为此广泛地采用了人工授精的办法。
由于机械化的发展，对役畜的需求大大减少了，因而采取了加速削减多余的马匹和犍牛的方针。
我们正大力解决饲料问题。
饲草储藏已大有改进，合作社牲畜的饲草已有保证。
为了提高农民从物质利益对发展生产的关怀，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国家停止征购牛奶、干草、马铃薯、葡萄、苹果和李子；
细羊毛的采购价格提高了一倍；
在对合作社有利的比价基础上，允许上缴牛肉和猪肉代替国家征购的玉米和大麦；
大大提高葡萄和水果的采购价格；
降低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某些工业品的价格；
国家完全停止向山区的合作社和个体农民征购粮食，减少半山区和经济作物区的粮食征购额；
等等。
根据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决议，今年01月01日已实行老年社员的养老金制度，这对合作社的发展有着特别有利的影响。
根据这个制度，凡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二十五年、年满五十五岁的妇女和年满六十岁的男子都可享受养老金的待遇。
谈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获得的成绩，我们首先要感谢伟大苏联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
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帮助下，于1944年09月09日获得了自由。
十三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向得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我们从苏联建设集体农庄的丰富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继续学习。
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四十年来的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伟大的成果，是所有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灯塔。
（附图片）
保加利亚多布鲁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养鸡场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斯坦鲍利奇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所率领的南斯拉夫议会代表团，12日从贝尔格莱德启程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斯坦鲍利奇于1912年07月12日诞生在塞尔维亚的伊凡尼茨城附近的布列佐瓦村。
他曾在贝尔格莱德农学院学习。
在学习期间，他积极地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和政治活动。
1933年他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1935年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并被委派在贝尔格莱德青年工人中进行政治工作。
1937年他成为贝尔格莱德大学校的党委委员。
1938年，他又被派往塞尔维亚作党的工作。
1941年04月南斯拉夫遭到纳粹德国的侵略，在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府投降以后，南共派他到斯维托扎立夫和斯麦德立夫区从事党的工作，并作为中央特派员在当地组织民族解放运动。
同年秋季他被选为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
1944年他被任命为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部司令。
在战争结束以后，他被选为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委员会第1书记，以后又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书记。
南斯拉夫全国解放以后，在1945—1948年期间，他曾担任过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财政部长，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农业部长。
1948年被选为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以后又担任过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
自1953年年底起他一直担任着塞尔维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前主席皮雅杰逝世后，斯坦鲍利奇在1957年03月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
斯坦鲍利奇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团委员。
他曾获得民族英雄勋章，民族解放勋章，兄弟团结勋章，为人民服务勋章和勇敢勋章。
（冬柏）
（附图片）

日贸易界要求扩展日中贸易
不满日本政府的谈判方针
据新华社14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贸易界等方面人士，欢迎即将在今天深夜动身的日本访华贸易代表团到中国去谈判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
同时，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谈判方针表示怀疑和不满。
日中贸易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说，为了扩展日中贸易，由双方国家银行缔结支付协定，实现互设通商代表，这是日本产业界和贸易界的基本要求。
铃木对日本政府所规定的通商代表机构的名称和权限表示不满。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即将谈判缔结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究竟以何种方式给予保证，这是目前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新华社13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今天举行了常任理事会会谈。
全体与会者在会上听取了由池田正之辅和胜间田清一所作的日本政府对于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谈判的基本方针的报告之后，承认了这个报告。
池田和胜间田的报告说，日本政府将在互相交换通商代表机构的原则下承认互换代表，但是，名称仍然希望叫做“中国贸易公司事务所”；
对中国通商代表机构给予事实上的“领事馆待遇”，并且对于通商代表给予“准公务人员”的待遇；
日本政府将对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给予保证；
承认中国在日本名古屋和福冈举行商品展览会。
由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输出入协会三个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日本访华贸易代表团将在9月14日启程前往中国。

河内发表印度副总统访越公报
越印主张和平协商国际争端
两国认为必须彻底排除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
新华社河内14日电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府今天下午发表关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访问越南的公报。
公报说，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应邀访问越南期间，曾经拜会了胡志明主席，并且同范文同总理和越南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
一、双方认为，尼赫鲁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已经得到世界许多国家赞成和运用的和平五项原则，应该得到严格的尊重，以作为各国间合作关系的基础。
一切国际争端应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
二、双方同意，应该为要求禁止各种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进行积极的斗争。
世界各强国应该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的目的上来为人类服务。
三、双方满意地看到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强大。
一些亚非国家已经取得了自由。
双方认为，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都给人类带来痛苦，因此，必须彻底加以排除。
双方希望万隆会议的精神能够永远得到发展。
两国的政策是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并为努力实现万隆会议的原则作出贡献。
四、双方认为，联合国必须是各国都能够参加的一个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五、双方认为，果阿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度政府正在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以便把果阿并入印度领土。
越南是一个同一语言、同一种族的国家，必须根据日内瓦协议，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统一起来。
六、双方满意地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良好的发展。
双方同意，为了两国人民利益，应该努力加强现有的友谊关系。
七、对印度共和国政府在尊重印度支那各国主权的原则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活动，对以印度为主席的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在越南停战协定的履行上所作的努力，范文同总理代表越南人民表示谢意。
八、双方认为，两国政府领导人的友谊访问，将加强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关系，并且对东南亚和世界和平的巩固作出贡献。
拉达克里希南在越南国会上说联合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缺点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河内电：
范文同总理13日晚上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越南副总理潘继遂、武元甲，政府各部部长，国会、祖国战线和各党派的负责人以及外交使节、国际委员会主席等都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宾主在讲话中，都表示希望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
14日，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越南国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主张要用现实的、和平、民主、互让的方法来解决当前世界的各种重大问题。
拉达克里希南说：
联合国是为了用和平、互让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国际争端而成立的组织，但是目前联合国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机构。
拉达克里希南说，首先，联合国没有包括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如像中国和越南。
他说，由于中国没有代表参加联合国，所以，像日内瓦会议这样重要的国际性会议，要在联合国以外来举行，这就减低了联合国的威信和价值。
其次，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常常不是根据问题的实质，而是根据冷战的方式去进行。
联合国在解决越南、朝鲜、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等问题的时候，不是根据这些国家人民的观点，而是站在强国的观点上来解决。
他说，联合国组织本来应该是代表国际权利和警卫力量的一个组织，可是它已经变成了这些强国的工具。
他提醒这些强国必须看清楚世界局势正在改变的这一事实。
他说：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有着伟大将来的时代，但是这时代可能因为一些强国的错误打算而遭损害。
不应当为进行战争作心理准备，原子能应该用在和平的目的上。
他说，目前已经出现一些睦邻国家。
他希望越南同印度密切的合作，为人类带来美好前景。
拉达克里希南在越南进行了三天的访问之后，14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万象。

“特别委员会”利用罪犯和美国特务编织谎言
匈代表列举事实痛斥西方造谣
联大特别会议在美国操纵下通过诬蔑苏联的议案
据新华社14日讯纽约消息：
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13、14两日接连举行会议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以六十票对十票和十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所谓“谴责”苏联的决议案。
弃权的十个国家是：
阿富汗、锡兰、埃及、芬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
这个决议表示支持“特别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问题的报告。
匈牙利代表莫德·彼得在13日会议上发言，揭穿“特别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问题报告的真相。
莫德·彼得说，这个报告是根据以前的间谍、被收买的假证人、匈牙利现行叛国犯等提供的材料编成的。
他指出，“特别委员会”还使用了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材料。
莫德说：
在奥地利搜罗的某些“证人”每人被付给二百先令作为“奖金”，在匈牙利政府已经认出的某些“证人”中，有的是正在处刑的前法西斯反犹太罪犯，有的是众所周知的美国特务，还有些是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
莫德说：
匈牙利政府所发表的白皮书已经指出由帝国主义分子所指使和出钱支持的地下组织企图利用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
但是“特别委员会”不想说明真相，它“故意设法把大会引入歧途”。
莫德说，英国、美国和法国驻布达佩斯的官员在反革命暴乱期间曾经同反革命分子保持接触。
他指出，美国在匈牙利投下了好几百万煽动性的小册子，“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在发动反革命暴乱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苏联代表索波列夫指出，任何遁词、任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掩饰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1956年10月—11月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是由外部敌对力量所煽动和策划的反革命叛乱。
苏联代表强调指出，美国国务院所草拟的提案，目的是继续利用联合国来在各国人民之间煽动敌意，粗暴地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公开干涉匈牙利内政。
提案的草拟者除美国以外，首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两个侵略集团的缔约国和其他一些同美国缔结有军事协定的国家。
索波列夫对泰国代表旺·威泰耶康参加对联合国来说是可耻的这种宣传运动和同意被提名为所谓联大匈牙利问题会议特别代表的候选人表示遗憾。
在大会13日的上午会议上，印度代表拉耳发言说，印度代表团认为，要使联合国能够顺利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友好气氛。
他说，五国委员会的活动不会有任何好处。
印度代表反对通过美国的决议草案或任何其他有关“匈牙利问题”的决议。
他强调说，通过这样一些决议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只会使得摆在联合国面前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更难获得解决。

谈判两国边界问题
老挝王国代表团到河内
新华社河内14日电由老挝王国内政部民政司司长通沙瓦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今天从万象乘机到达河内。
他们将同越南政府方面的代表团就确定芒苏和南堪地区的双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芒苏和南堪地区位于越南清化省和老挝川圹省的边界地方，靠近寮国战斗部队集结的桑怒省。
越南和老挝这次举行的谈判是在去年10月双方调查代表团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

越南北方农村欣欣向荣
合作互助运动健步前进
新华社河内14日电在今年05月越南劳动党召开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以后，越南北方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和稳步地开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在今年夏收和秋耕期间发展起来的变工组已经有七万多个，其中包括一万五千个常年变工组。
在临时分界线附近的永灵地区和泰苗自治区，90％的农户都参加了变工组。
少数民族地区变工互助运动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夏稻的增产，而且还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越南农村的变工组绝大部分是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土地改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由于没有充分贯彻自觉自愿的原则，后来大半解体。
目前变工组的数字虽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是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基础比较稳固。
越南政府准备在今年秋收和明年春耕期间再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
目前正在各地开办变工干部训练班，为明年的大发展准备干部。
目前政府在“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下，一面大力发展互助组，另外还设法逐步把季节性的变工组转变为常年变工组；
把已经集中使用土地、共同劳动的变工组转变为生产合作社。

僮族人民生活欣欣向荣
夏收夏种中的夏石农业生产合作社
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夏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5年成立的。
全社共有二百多户，位于桂西山明水秀的半山区。
合作社的农业和副业生产都很发达，去年获得大丰收，95.6％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40％的社员都有余粮卖给国家。
社主任说：
“我们这里的僮族人民过去有80％左右的农户是不够吃的，许多农民常以树叶、草籽、草根糊口，有许多人被迫出外讨饭。
现在不同了，我们成立了合作社，社员们有了吃有了穿，还有余粮卖给国家……。”
他顿了一下又说：
“右派分子说我们农民生活下降了，这真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本报记者吕相友曹桂江摄影
（附图片）
僮族农民插秧忙。
夏收结束，接着就是夏种。
青年队的耕作能手，牵着肥大的耕牛，走向田间。
夏石农业社养猪队六个女饲养员，养了二百多头猪。
这是养猪能手叶臣华正在喂猪。
夏石农业社有一百零四亩鱼塘。
这是社员在鱼塘里捕鱼的情形。
夏石农业社陆续修建了十一个水坝，保证了全社土地的灌溉，为丰收创造了条件。
勤劳的僮族妇女和男子一样，都能参加各种田间劳动。
这是她们正在割稻子。
党和政府为了发展僮族人民的文化，在农村成立了僮文学习班。
这是学习班的青年学员在学习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