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价值有发展前途的纺织工业原料
罗布麻在山东沿海大量生长
本报济南5日电
山东利津、广饶、沾化等沿海地区的荒碱地带上，最近发现生长着大量的罗布麻（俗名野麻、茶棵子）。
这是一种相当有价值并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工业原料。
据9月02日在省农业厅的一个座谈会上的估计，在利津县的荒地中，长着稠密的罗布麻达一万五千亩。
广饶、无棣、沾化等县，罗布麻生长较稠密的有四万亩左右，出麻率一般在17％以上，另外，密度较稀的还有约百万亩以上。
罗布麻的优点是：
品质好、拉力强、耐旱、耐碱，又不占耕地面积，产量也很高；
同时用途十分广，经过加工可织出细致结实的各种绒和布，也可供渔业织网、织绳等用。
过去这种麻多被砍掉作烧柴；
今后，将被作为工业原料加以利用，并可给当地农民增加很大收入。

争取封冻前完成施工计划
沈阳基本建设单位采取多种紧急措施
据新华社沈阳5日电
沈阳全市六个主要基本建设单位决定在11月中旬封冻以前完成今年基本建设计划。
沈阳今年全年有一百二十四万平方公尺基本建设的工程量；
目前有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厂房、仓库、宿舍等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因为今年大部分工程开工较晚，到8月底为止，全年的施工任务已经完成58％，其余的工程量要在最后两个半月的施工季节内完成。
各基本建设单位为了保证好、快、多、省、安全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
对于目前最急需的砖、瓦、小五金、水暖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正在通过增加生产、寻找货源等办法加以解决。
目前各基本建设单位还根据工程进展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组织了一次普遍的质量检查，并且采取了改进措施。

全面推进整风运动
民建和工商联、农工民主党、台盟即将开会部署
新华社5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2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联席会议，已决定9月09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联席会议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在全国工商界中如何开展一个以反右派斗争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全面整风运动，为工商界今后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
据新华社5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今天举行了第3次会议。
一致决定在9月13日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工作的报告；
二、讨论各地组织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和工作经验；
三、学习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的文件，统一思想认识。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也决定在9月14日召开关于在各地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工作会议。

叙报显著刊载苏联照会
新华社大马士革5日电
这里的所有各报今天在第1版以横贯全页的大标题刊登了苏联就中东局势致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照会的消息。
“光明报”、“旗帜报”和“今天报”除了刊载苏联的照会外，还刊登了9月04日北京“人民日报”的社论摘要，它们的标题是：
“中国人强有力地警告美国。”
“立即制止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侵略，它将遭到英国和法国在埃及所遭到的同样的命运。”

兰州炼油厂油缶施工中采用了苏联先进经验——油缶卷装法。
图为卷筒缶体正在缶底上竖起。
　超凡　摄

广西僮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
新华社南宁5日电
广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昨天下午在广西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宣布成立。
大会并通过由韦国清（僮）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任仁（汉）、金宝生（瑶）、秦振武（侗）、杨文贵（苗）等四十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广西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负责草拟各种条例，并继续深入开展有关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准备在明年春季正式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总政治部指示在连队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组织士兵进行辩论
新华社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昨天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在连队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指示说，进行这一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广大士兵和连队干部进一步弄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使他们在当前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和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能够站稳立场，提高觉悟，并且使他们了解农业合作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巩固工农联盟这几项根本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指示中对于教育的中心题目规定为五项：
第1，合作社优越性问题；
第2，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
第3，工农关系问题；
第4，遵守纪律和改善服役态度问题；
第5，官兵关系问题。
指示中提到，进行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组织群众辩论。
在辩论之前，由部队首长作启发报告，发动士兵提问题，提意见，有次序地有准备地发起辩论。
辩论中，用讲道理摆事实和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说明问题。
在辩论中，充分发挥群众的自由思想，使士兵畅所欲言。
对于错误意见进行批判时，必须坚持说理，采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和进行说服。
在辩论后，要进行总结，达到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目的。

扭转工程进度缓慢局面
太原工程局超额完成08月份计划
新华社太原5日电
原来工程进度缓慢的华北太原工程局所属各个施工单位最近全面超额完成了8月份国家总投资计划。
华北太原工程局担负着太原地区十几个大型工厂的厂房建设和安装任务。
但是，这个工程局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和职工没有充分理解工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忽视了各个工种间的配合和衔接。
结果，尽管局部工程完成了工作量，但是全局在四、五、六三个月中一直没有完成计划，大部工程的进度要推迟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才能完成。
08月中旬，这个工程局批评了某些单位的本位思想，同时，全局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工段、小组，检查国家重点工程和国家急需移交工程项目进度缓慢的原因，重新排列了工程进度。
在人力、物力供应和施工组织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进，因此全局在8月下半月不仅补足了上半月没有完成的任务，而且全面超额完成了全月计划。
现在，华北太原工程局正在利用当前施工的黄金季节加紧施工，保证完成今年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

美国居心何在？
尽管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尽管在联合国面前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急待讨论和解决，但是在美国操纵之下的联合国却撇开这些问题，要在9月10日召开联大特别会议来再度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美国这种蛮横无理、企图进一步干涉匈牙利内政和破坏联合国正常活动的罪恶勾当，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主权国人民和一切正义人士的极端愤慨。
去年10月，匈牙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发动了反革命叛乱，曾使匈牙利人民遭受严重的灾害。
但是他们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各国兄弟般的援助下，已迅速医治好了创伤。
目前工业生产已恢复到10月事件前的水平，农业已在新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发展。
社会秩序已完全恢复正常，人民政权日益巩固。
匈牙利人民正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满怀信心和警惕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这些生动的事实充分证明：
除了反革命以外，匈牙利的全体人民是坚决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衷心支持和拥护党和政府的。
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竟不顾这些铁的事实，容许再次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
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又增添了耻辱的一页。
假使联合国真是关心人类命运和伸张人类正义的话，那么它应该迫不及待地讨论为全世界亿万人民所关心的裁军问题、禁止原子武器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塞浦路斯问题、阿曼问题，以及美国对中东的侵略威胁问题。
但是，正由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无理阻挠，使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使全世界人民仍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美国企图在本届联大再度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是非法的，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的。
这也是对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莫大的侮辱。
由美国一手制造的所谓调查匈牙利问题的五国特别委员会，写成了一个长达十五万字的报告，已经加以公布，并要联大就这个报告进行讨论。
这个报告集撒谎和诬蔑的大成，它是对事实的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个报告的制作过程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伪造这个报告的委员会，八个月来既没有在匈牙利国土上呆过一秒钟，又没有和真正的匈牙利人民接触过一次，只是向匈牙利叛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进行了所谓调查。
这个报告实际上只是美国同他们串通一气写成的一个可耻的“杰作”。
美国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报告并要联合国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呢？
它的居心何在呢？
首先，美国并不甘心于过去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失败，企图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来再次干涉匈牙利内政，以图挽救它在去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中失去的赌注。
其次，美国想利用报告的颠倒黑白，再一次歪曲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性质，掩盖它在制造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煽动舆论，以达到它污蔑匈牙利和污蔑苏联，再一次挑起反共反苏浪潮的目的。
此外，美国还想利用讨论匈牙利问题作为烟幕，以便继续阻挠和破坏裁军谈判，并放手向中东国家首先是向叙利亚进行侵略。
美国在讨论所谓匈牙利问题上的阴谋诡计，是如此阴险毒辣，值得一切和平人民的严重警惕！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对联合国的严正抗议和正义要求，把“匈牙利问题”从联大议程上撤去，并停止召开所谓特别会议。
因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有碍于国际局势的趋向缓和，有碍于东西方关系的正常发展，并且对世界和平事业极端有害。
中国人民永远和匈牙利人民在一起，为维护彼此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而斗争。
中国人民十分满意过去十个月来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各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已获得的成就。
中国人民坚决相信，遭受过10月反革命叛乱灾难并取得严重经验教训的匈牙利人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他们离开自己已经选择的正确的道路。
在匈牙利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劳动人民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企图再次复辟的妄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美帝国主义和一切西方国家利用联合国的讲坛，进行百般的叫嚣，但这只会更加暴露美国干涉匈牙利内政、进行反共反苏和反和平的凶恶面目。
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在前进，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苏联政府提出照会
谴责美英法准备侵略叙利亚
再次建议共同声明不在中东使用武力
新华社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政府3日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再次建议它们同苏联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使用武力来解决中近东地区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放弃干涉这一地区的内政。
照会认为，这是为缓和中近东局势所应该采取的第1个步骤。
还在今年04月19日，苏联政府在给美、英、法政府的照会中就曾经提出了这一建议。
可是，这三国政府6月11日复照苏联政府，拒绝这一建议。
它们企图证明，目前中近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国家干涉这一地区国家的内政，而是由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经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转交给美、英、法三国大使的苏联政府9月03日的照会，重申了苏联政府在中近东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
照会再次认为，这三个西方国家在中近东地区执行的实力地位政策，是这一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
苏联政府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指出，美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宪章中已经规定了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不诉诸武力的原则，因此没有必要再就谴责在中近东地区使用武力的问题通过专门的宣言，这一说法并不足以成为拒绝苏联建议的借口。
照会说：
“大家知道，联合国宪章的存在并没有阻止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一起武装进攻埃及，也没有阻止了美国政府由于约旦事件而拿它的第6舰队举行军事示威，从而公然进行武力威胁。”
照会说，美、英、法三国在中近东所奉行的拼凑军事集团和干涉这个地区国家的内政的政策，大大地加剧了中近东的局势，并且不断制造威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新的冲突策源地。
如不久前被揭露的由美国官员所组织的在叙利亚的反政府阴谋就证明了这一点。
照会再一次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这种政策（包括美国政府在照会中所表明的它打算在今后把这个地区的国家拉入各种军事集团的企图）可能引起的危险后果。
苏联政府在给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英国政府对关于放弃在中近东使用武力的建议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它又没有提出任何使中近东局势正常化的具体建议，现在它在这次的阿曼和也门事件中却又使用武力。
现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又加紧对叙利亚的神经战，并且准备对叙利亚共和国采取新的联合行动。
照会说，苏联政府对中近东局势的紧张情况感到忧虑，认为造成这种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是英、美、法三国在这个地区所执行的实力地位政策以及它们所建立的侵略性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活动。
它决不能同意英国政府的所谓巴格达条约是防御性的说法。
因为，事实上，这个条约的缔约国所执行的政策对中近东的和平事业包藏着危险的后果。
苏联政府在给法国政府的照会中也指出，中近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是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所执行的实力地位政策。
照会说，不应该用缄默来规避最近报纸报道的关于建立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法国—以色列联盟的计划。
苏联政府认为，缔结这种具有军事性质的联盟，就是鼓励以色列统治集团中最仇视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分子，这不能不导致中近东地区的局势更趋恶化。
苏联政府在给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中都再次建议，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使中近东地区的局势普遍好转，四大国所应采取的第1个步骤就是发表声明，谴责使用武力解决中近东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放弃干涉这个地区国家的内政。

近万名建设大军迎接施工高潮
大冶钢厂明年扩建完工
本报武汉5日电
冶金工业部最近限令大冶钢厂扩建工程必须在1958年全部竣工。
现在，参加大冶钢厂扩建工程的职工们，正积极迎接紧张的施工高潮，保证按期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
大冶钢厂扩建工程自1954年06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建筑安装工作量的50％以上。
二十一项正式扩建项目中，已有七项完成或投入了生产。
扩建后的大冶钢厂，是我国南部一个设备完整的优质钢厂。
投入生产后，将使我国优质钢的产量增加三分之一，可以显著地改变目前我国冶金工业落后于机器制造工业的局面。
08月下旬，大冶钢厂和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大冶分公司在中共黄石市委的帮助下，具体研究了如何保证在1958年全部完成扩建工程的有关事项。
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大冶分公司并已初步制定了计划。
扩建工程的关键工程——小型轧钢厂厂房的建筑工程将提前在今年09月开工，初轧厂的厂房将提前在今年完成柱基和设备基础的混凝土浇灌工序。
现在，近万名施工队伍，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迎接空前紧张的施工高潮。
四工地的职工已开展了劳动竞赛，全工地有十四个班组和十个民工队签订了同工种竞赛协议书和“三好”（劳动好、纪律好、互助好）协议书；
三十多个职能人员也都签订了保证条件。

鞍山建设部门
动员职工超额完成今年任务
新华社鞍山5日电
9、10月份是鞍山地区大好的施工季节，这里的建设者们正争取超额完成今年的施工任务。
今年上半年，鞍山冶金建筑总公司（下称鞍建）施工计划完成得不够好，7、8月份开始好转；
但是前八个月完成的工程量累积起来，只占全年的64％。
最近国家又追加了一些建设投资，因此施工任务显得更加繁重。
针对以上的情况，各有关建设、施工、设计部门，最近都分别向职工进行了争取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的思想动员，克服了一度存在的松劲情绪，并且解决了配合协作中的一些问题。
鞍建的经理、处长等领导干部，都率领工程管理人员分赴各重点工地，就地解决施工中碰到的困难。
他们对于目前劳动力和钢材、脚手杆不足的问题，进行了内部平衡，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负责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人员，最近也分别进行了质量、安全大检查，根据发现的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

领导干部要深入工地加强现场管理
内蒙古党委确定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
新华社呼和浩特5日电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4日召开会议检查了当前自治区基本建设情况，并且确定了保证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的措施。
今年内蒙古地区基本建设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繁重：
结构复杂的工程项目增加了；
我国新的钢铁工业基地开始在包头动工兴建，围绕着它的各种附属企业和市政建设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
包兰、包（头）白（云鄂博）和包头环城铁路线，正在大力进行施工；
在大兴安岭林区，将新建两个木材采伐基地，修建新的运输木材的铁路和公路线；
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不仅要新建和扩建毛织厂、甘草厂等工业企业，还要建筑规模很大的内蒙古大学、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中蒙医研究所等科学研究机构。
由于工程任务下达较晚和基本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在今年年初普遍存在着“今年基本建设任务小、力量大、吃不饱”等松劲情绪，放松了对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的领导，因而延迟了开工日期，使得大部分工程项目在7月以后才开始动工。
据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区行统计：
全区一百五十七个重点建设单位，到7月底只完成年计划31.1％。
包头和呼和浩特二市，预计到8月底也只能完成年计划50％左右。
根据以上的情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认为，今年自治区基本建设能否完成，关系到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和第2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同时也将直接影响自治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施工进度，争取按期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任务。
内蒙古党委要求各基本建设主管部门对全部工程项目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排队，摸清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
对今年必须完工的工程项目，要抓紧施工，保证在结冻前完成。
在施工中必须将重点工程同一般工程穿插进行。
同时，要求大力推行先进的施工方法，根据需要和可能采用双班制、星期轮休制等办法，以加速工程进度。
对今年肯定完不成的工程，应作妥善安排，作到有计划地跨年度施工。
内蒙古党委指出，各地普遍进入紧张施工阶段以后，目前加快工程进度的重要问题，是作好现场的施工组织工作。
因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工地，以加强现场的管理工作；
甲方负责人也要亲临现场协作配合，及时解决现场中临时发生的问题。
内蒙古党委指出，只有避免了工程事故，施工工作才能够迅速前进。
因此，必须在紧张施工过程中，预先防止可能出现的忽视质量和忽视安全等不良倾向。
会上还就劳动力和某些器材不足的问题作了专门研究。
会议认为根据目前自治区的人力和物力，只要各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互通有无，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

不许挑拨僮汉两族的团结
广西各族人民代表痛斥黄绍竑黄现璠
据新华社南宁5日电
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大汉族主义论调和僮族右派分子黄现璠的地方民族主义言行，在4日闭幕的广西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受到了各族人民代表的痛斥。
黄绍竑没有参加这一次会议，但是他一直反对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他一贯认为“广西没有少数民族”，不承认僮族的存在。
在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酝酿过程中，他自称是“代表”汉族说话，张口要考虑汉族的政治权利，闭嘴说要照顾汉族的优越感。
当全省各族人民都同意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时候，他最后还要坚持在自治区的名称上加一个“省”字，来照顾汉族的“民族感情”。
他主张不宣传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用资产阶级的投票方式来测验汉族对成立自治区的意见。
否则，他认为汉族群众会起来游行示威、请愿反对政府。
容县、桂林地区的汉族代表在会上驳斥了黄绍竑的谰言。
代表们指出，黄绍竑所代表的“汉族群众”，只能是已经死亡的官僚地主阶级，而不是劳动的汉族人民。
与会的代表们指出，根据历史记载，僮族在广西先于汉族。
他们世代生存在同一地区，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艺术，民族特征显著。
为什么黄绍竑不愿看清这些事实呢？
原来他认为：
“你们这样做（指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李宗仁、白崇禧是否同意？”
这就是他的真心实话。
僮族代表农康等人警告黄绍竑：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家作主的是各族人民，而不是蒋介石和李、白集团统治下的中华民国。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僮族右派分子黄现璠，曾多次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在桂西农村视察时散播了很多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来挑拨僮、汉民族间的团结。
黄现璠在大新、田阳、田东等县昧着良心对当地僮族群众说：
“全国都解放了，只有僮族还未解放。
六百万僮族的生命，掌握在几个汉族干部手里。”
他还歪曲历史事实，说少数民族落后是汉族所造成的。
他在田阳等县煽动僮族学生说：
“你们念书不仅是要提高文化，还要为了政治翻身。”
在宣传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期间，他在僮族群众中大肆煽动说：
“他们（指汉族）不和我们合，我们就自己干。”
在另一些场合，黄现璠竟明目张胆歪曲共产党的机关民族化政策，说“自治区建成后，就不要汉族干部”。
并挑拨是非，打击少数民族老干部和共产党员干部。
黄现璠除了疯狂破坏僮汉族的团结合作外，在视察中还恶意攻击了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张声震、覃辉等十多名僮族代表驳斥黄现璠说：
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55％以上，全州的一百六十九个正副县（市）长中，民族干部占一百四十五人。
广西省省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州长都是僮族。
不知道黄现璠所说的“政治翻身”指的是什么？
另一位僮族代表梁焕文指出：
解放后僮族人民在汉族帮助下，桂西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1956年，全州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倍。
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超过30％。
由于僮文的创造和推广，僮族文化落后的旧面貌已经开始改观。
黄现璠所指的“民族解放”不知是何居心？
很多代表指出，黄现璠身为广西师范学院的历史教授，却把历史上统治少数民族的汉族统治阶级和汉族群众混为一谈，故意把阶级压迫说成是民族压迫，究竟要达到个什么目的？
经过各族代表十六天来的揭露、批判和论战，黄现璠最后承认他的话都是谎言，是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言行；
其目的在于在少数民族中骗取威信，以求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现在，黄现璠对他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表示痛悔，并愿意向各族人民低头认罪。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反右派斗争获胜
反动集团崩溃庞熏琴认罪
本报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反右派斗争正继续深入，庞熏琴反共小集团已经土崩瓦解。
揭露的大量材料说明，庞熏琴自去年11月即拉拢党内右派分子刘守强、何燕明及民盟盟员右派分子郑可、祝大年、柴扉等进行阴谋反共活动。
在今年整风期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疯狂的向党进攻，企图把党员正副院长及党、团、人事等负责干部“扫地出门”，在学院内造成小“匈牙利事件”。
早在1949年庞熏琴即和美术界反党头目江丰勾搭起来，江丰蓄意把他提拔到工艺美术的领导岗位上。
他们的关系正如庞熏琴交代中所说：
“在我这方面，我要取得这个学校（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实际领导权，我利用了他，他支持了我；
在他那方面，他要成为全国的美术界的领导者，他利用我，我拥护他。”
当庞的那篇反党的毒草“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发表之后，傅雷马上写信向庞赞扬说：
“好，朋友，好得很……从报上的文章看，其他没有写出的事还有一大堆，可以写成一部书……你我活到如今又几曾看到全国各地揭出这么多不合理的事呢？……我看见暴露的愈多，愈高兴、愈安慰”。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的农工民主党员右派分子宋之英在看到庞的那篇毒草后，也写信给庞“致贺”。
庞熏琴反党活动的目标是要夺取全国工艺美术的领导权。
积极帮着庞熏琴开展这项工作的就是小集团的“军师”、党内右派分子何燕明。
何燕明原是在南京搞云锦研究工作的。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四个人，彼此称兄道弟，何燕明就是他们的头目。
何调来北京后，即为庞熏琴所重用。
何燕明以党员身份亲自指挥着南京那些人的“斗争”，在频繁的书信中指示他们“一定要坚持由文化部领导”，并指示他们“斗争”的“策略”。
整风开始以后，何燕明认为“不能不说这时机、气候于事业的斗争增添了不少便利”，鼓励他们放手点火。
庞熏琴还亲自写信向各地点火。
庞熏琴的反共活动，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后，在全院同志摆事实、讲道理揭发了大量铁证如山的材料之后，已无法狡赖，终于不得不低头伏罪，承认已犯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并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
但反共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郑可和祝大年，态度还不老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群众极为愤怒，并决心和他们斗争到底。

剥开所谓各种“专家”的皮来看
陈梦家原来是个反共专家
本报讯
最近，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继续批判右派分子陈梦家的反动言论。
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首先反对党的领导，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并捏造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大部分是党员，“不是大家选举的”，他不承认。
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党员只占约三分之一，而且经过长期商榷研究后，才确定下来，由国务院任命的。
他在谈到党群关系时居心叵测地说：
“有人说拆墙应该留线，我觉得线也不必留”。
右派分子陈梦家，极端反对作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
他不但一贯拒绝学习，而且诋毁有关学习的一切制度和措施，把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布置、行政命令的办法和教条主义的内容”。
陈梦家还说：
党对老金石学家不如对三个月考古训练班毕业的人那么重视。
企图制造金石学家对党的不满情绪。
陈梦家向来是以各种“专家”自居的，其实他不过是拾人牙慧攘为己有招摇撞骗的走坊郎中而已。
他自己吹嘘为“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精神”的七十万字的书——“殷虚卜辞综述”，整章整节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来的。
他大量的抄袭了郭沫若、唐兰、胡厚宣、于省吾、张政烺、管燮初等人和已故学者丁山等人的著述，甚至别人尚未发表的创见。
陈梦家的反动言行是有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的，远在二十五年前他就是“新月派”的一个反动的所谓“诗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悄悄地跑到美国，和一些文化流氓鬼混在一起，靠着替外国人鉴定已盗卖出国的祖国珍贵文物，换取来一些照片和拓本，这就是他自称“铜器专家”的“资本”。
他仗着美国人的势力，欺压和歧视在美国博物馆工作的中国人，表现了一副十足的洋奴相。
回国后，他又在清华大学借着购买教材标本的机会，肆无忌惮地贪污人民财产。

山西人民代表驳斥谬论
王文光向人民请罪
据新华社太原5日电
在山西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王文光继续进行了说理斗争。
右派分子王文光是民盟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罗联盟设在太原的据点。
据揭露，他早在1949年就跟随罗隆基，向民盟中的左派进行斗争。
大鸣大放期间，他宣传民盟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不受共产党的领导。
他还为反革命分子喊冤，要为反革命分子“平反”。
王文光经常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打击盟内以邓初民为首的左派，诽谤盟内的共产党员，组成自己的反共势力。
鸣放以后，他的这支队伍四处响应他对共产党的进攻，成为山西省向共产党进攻的一支最大的右派势力。
在王文光领导下的全省三十三个民盟支部中，就有二十三个支部有右派分子。
王文光在四个高等学校亲自安插了“四大金刚”；
长治、安邑、平遥、临汾、汾阳、祁县等地的民盟支部主任委员都是王文光的“专员”。
他还在幕后策划阴谋组织“同人报”、“同人出版社”，企图搞垮山西日报、“火花”杂志社等罪行。
会上，许多知识界的代表对王文光的“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气节被打垮了”，“知识分子应为知识而奋斗”，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应该 “三顾茅庐”等等谬论进行了批判。
代表们指出，王文光这几年来一直是以这些谬论拉拢知识分子参加他的组织进行阴谋活动的。
邹光代表用自己的经历反驳说：
我在旧社会里连一个小学教员都当不上。
生活没有着落，解放以后，我当了人民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又荣任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这难道说党是把我的气节打垮了吗？
代表们说，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旧中国受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正是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才树立了为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气节。
王文光在代表们的追击下，不得不表示向人民请罪。

必须从斗争中争取新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梅龚彬
当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伟大斗争，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实质上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斗争。
解放八年以来，各民主党派成员虽然经历了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但在认识上对两条道路问题，一般还没有达到最后的解决，因此，如何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确为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
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就各民主党派现状看，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这说明各民主党派要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
我们民革的情况，基本相同，但由于历史根源的影响，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斗争的艰巨性。
民革成员，主要是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属于反动统治集团里的人物，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后，才投向人民。
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能够认真改造自己，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形成民革党内人数不多的左派。
另一部分人虽然参加到民革来，却不愿接受甚至抗拒改造，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多数是过去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又擅长旧政客的两面派作风，惯会兴风作浪，这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
又有一部分人人数较多，他们参加民革后，其中小部分人，经过逐步改造、实践，立场有所转变，从而接近左派；
另有大多数人，表面上愿意接受改造，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并不认真努力，三心二意，这些人是民革党内的中间分子，他们在旧社会并非当权人物，但情绪上颇为留恋过去，因而易受右派分子利用，成为他们兴风作浪的政治资本。
这就是民革党内政治分野的大概。
从这中间我们不难看出，在民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条道路斗争，不是偶然的。
解放八年以来，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右派辄挟其对中间分子的影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接受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上面，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要把民革从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拉向后退。
幸赖党的坚强领导，每当右派大肆叫嚣之际，总是指引、鼓励民革中央依靠左派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予右派以坚决反击。
这样，才使民革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执行，基本未受到曲解与破坏，民革和党之间的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也保持正常。
由于当时斗争只限于局部问题上的争论对右派未能作全面、系统深刻的批判，因而亦未能予右派以决定性的打击，最后解决民革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以彻底改变民革党内政治分野和组织面貌，正因于此，在这次从右派猖狂进攻到反右斗争的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民革问题的严重，便充分暴露出来了。
从现有的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疯狂活动，有言论，有组织而且是从各个方面配合进行的。
随处点火，散播反动言论，大肆攻击诋毁党的领导，尤其集矢于肃反问题和外交关系方面，他们扮着“青天”为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要求“平反”，公然说“苏联不如美国好”。
竟为国家、人民的敌人说话。
运用“政客、流氓”手法从中央到地方到地方组织建立垂直指挥，全面张开的秘密集团网，例如陈铭枢集团。
又组织从民革党内到学生群众中去实际策动搞“大民主”的秘密联盟，例如黄绍竑、谭惕吾、林希翎联盟，此外，各地大小右派反动集团还很多。
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纵横配合，来向党进攻。
窃据领导，把持组织，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种严重情况，省、市、县以至基层均有发现，例如山东省民革领导机构，天津市民革的人民银行支部，北京市民十五支部不是斗争中陷于瘫痪，便是濒于解体。
上述情况是与民革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说明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民革确是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两个多月来的民革反右派斗争，虽然已经从中央，省市级组织和一部分基层组织中间，揭露出右派分子四百三十九人，但斗争开展还不普遍，北京较开展，其他省市一般落后于北京，有的落后很远；
斗争一般还停留在省、市级以上，普遍到基层组织的很少。
其次是开展得不平衡，如机关学校的基层组织动起来了，其他方面的基层组织未动；
这个基层开始了，那个基层还未开步。
再次有些地方组织虽已开始反右派斗争，但进行得不透不深，群众未发动，中间分子未争取，威势不壮，停滞不前。
又次有些地方组织领导机构不健全，斗争意志不坚决，甚至庇护右派分子，因而领导软弱无力，影响斗争开展。
从这几个较为关键性的问题，已足够说明我们在下一步需要作严重的努力。
为推动斗争全面开展，我认为今后第1、民革组织必须在斗争每一环节上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下，和机关、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结成坚强的反右派战线。
各方面密切配合，扩大斗争威势，予右派分子以决定性打击。
第2、在加强斗争中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使成员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提高战斗意志。
第3、抓紧领导，把斗争贯彻到基层组织，并普及于一切基层组织中，真正做到“哪里有右派，就斗争到哪里”。
第4、各级组织在斗争开展过程中，必须积极争取中间分子，投入斗争，壮大作战力量。
第5、及时整顿组织，总结经验，以提高战斗力量。
通过上述努力，就可以使民革反右派斗争普遍到一切基层，争取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
从而进一步开展一般整风运动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改变组织政治面貌，使民革从这次斗争中获得新生，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打垮梦想分封天下的右派联盟
广西人代会十六天大辩论驳倒胡明树林焕平万仲文
新华社南宁5日电
在广西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人民代表们打垮了一个梦想在广西省“分封天下”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多角联盟。
这个多角联盟的部分头目已开始向人民交械投降。
这个多角联盟的统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广西省副主任委员胡明树，主将是民盟成员林焕平、民革成员李文钊和万仲文。
他们各成集团又互有联系，每个集团都有一班先锋军师，网罗了省内文教界、新闻界和出版界所有的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的右派分子。
在连续十六天的揭露和大论战中，这些右派分子承认了他们“分封天下”的草图，是在今年05月中共广西省委宣传会议上疯狂地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设计出来的。
按照他们的计划，胡明树被推举为广西省文联主席（原为副主席），林焕平自荐为省文化局局长、文联副主席和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原为中文系主任），李文钊被分配为文化局副局长和文联副主席。
据万仲文交代，右派分子在局部夺取文艺界的领导后，进而图谋全盘，连还没有成立的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也作过安排。
整风一开始，林焕平便认为“共产党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搞不下去了，不得不求助于民主党派的支持”。
于是，他们密谋趁着中共广西省委宣传会议上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共产党大举进攻。
在宣传会议上，胡明树、林焕平等恶毒地提出“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的反动口号，向共产党挑战骂战。
右派分子骂中共广西省委只能领导农业生产，没有能力领导文教战线。
并由胡明树统率大部兵马，杀气腾腾地斥责中共广西省委前任第1书记陈漫远在宣传会议上的开幕词 “只讲成绩，不谈缺点，”污蔑中共广西省委掩盖内部矛盾，阻挠大鸣大放，并企图强迫陈漫远重新致词，表明态度。
向广西日报和文化局进攻的林焕平和李文钊，扬言要揭开这两个压制文艺界鸣放的“大盖子”。
万仲文趁着这个乌烟瘴气的机会，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同化”共产党，提出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
万仲文还为广西省民革领导人草拟了一份所谓“新的民主的人事制度”，企图带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来通过，目的是逐步瓦解人民政权，最后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揭露和论战，这些右派分子承认他们的活动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并且互相有密切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偶然的和自发的。
林焕平就说他谋取文化局局长这一职务，只是因为看中文化局有辆漂亮的小吉普车。
代表们以确凿的事实驳倒了他的谎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有政治野心。
万仲文在会上口口声声说他是受了“中间路线”残余思想的影响，痛骂自己不该为别人所利用。
代表们翻开了他三十年来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问他在解放前长期投靠汉奸汪精卫，多次给李宗仁、白崇禧献策反共是否也是“中间路线”思想？
又问他想当高教局局长是否是被别人利用了？
万仲文被驳得脸上时红时白，哑口无言。
胡明树企图把他的反共思想根源，完全说成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有错误的理解。
代表们指出，胡明树把这个方针看成是共产党“力弱可欺”或者是“自动把天下分了一些出来”，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错误的理解，而是他的阶级本性。
胡明树最后不得不低头向人民认罪。

潘大逵右派集团土崩瓦解
这个章罗联盟在四川的据点一度烧起反共大火经过广大群众揭发批判绝大部分成员低头认罪
据新华社成都5日电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在四川省的“据点”潘大逵右派集团现在已经全线崩溃。
最近十多天来，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和民盟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的整风座谈会上，经过代表们、盟员们和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判，这个右派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表示低头认罪。
潘大逵右派集团是这一次四川各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这个右派集团的首脑是民盟中央委员、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张志和；
鲜英是他们驻北京的代表；
集团核心骨干分子是民盟四川省委员会副秘书长赵一明、民盟省委兼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和重庆的李康、舒军；
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有韩文畦、刘堃南、罗忠信、曾庶凡、张雪岩、胡克林、冯克熙。
这个集团在民盟和机关内部的小集团分子有张声明、杨善辅、杨达纲、阳俊明、蒋文钦。
这个集团在基层的代理人有罗西玲、杨志农、刘石夷、张默生、邢世同、黄大成、张泽厚、张永言等。
据揭露，在章罗联盟的直接布置下，潘大逵等向广大盟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煽动工作。
潘大逵、赵一明、张松涛等曾约集各市县盟的右派分子张默生、刘石夷、罗西玲等个别密谈，暗中传达了章罗关于形势的估计和鸣放的目的、要求。
潘大逵、赵一明等曾说：
“共产党还是怕罢工罢课，出了事不敢用军队镇压。
秀才还是可以造反的，知识分子闹起来，共产党就可以让步。”
“将来民主党派地位要变，可以提出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人选。”
潘大逵还指示这些右派分子回去要“放”“两院制”、“政治设计院”、“平反”、“党天下”、“以党代政”、“学校党委制”等等，并且大肆煽动说：
“这一下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经过一系列思想鼓动和组织部署后，潘大逵集团的骨干分子就下到基层点起了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火。
这场 “火”从成都、重庆烧起，一直烧到雅安、南充、内江、自贡、泸州、宜宾、绵阳、遂宁、西昌等市、县；
这场“火”烧到了高等学校、政府机关、中学、小学、文艺机构等部门以及社会知识分子中间。
在潘大逵、赵一明等策动下，四川农学院右派分子、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杨志农等制造了所谓“迁院问题”，煽动农学院的学生闹事，监视共产党员副院长，扣押并审讯中共雅安地委的工作干部，打了前去了解情况的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和雅安市人民法院院长；
同时还喊出了“反对最高机关——国务院”的反动口号，聚众包围雅安车站，企图闹到成都去。
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潘大逵集团进行组织活动的方式方法有公开的一套，也有秘密的一套。
公开的是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非法活动。
例如，利用民盟的各种会议，传达章罗联盟的私货；
利用工作上的各种接触，贯彻他们的反动主张；
利用干部的升迁调动，争取一些人，排挤一些人。
秘密的则是通过私下的接触，进行串联组织活动。
他们经常利用访友、喝茶、饯行、看戏、游山等日常生活上的接触谈“私房话”。
例如，在成都有所谓“文殊院茶会”、“武侯祠郊游”、“乌衣巷会议”；
在重庆有所谓“南泉密谈”、“西郊公园会商”等等。
他们甚至还搞起固定的“茶会”、“聚餐会”、“转转会”等，作为拉拢人、联络人的组织形式。
他们还采取了一些“以文会友”的形式，例如谈教学，谈文艺，看字画，做旧诗等来联络一些气味相投的知识分子。
他们利用这些活动，在其中传播反共思想，交换反共情报，筹划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他们对发展盟组织的要求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这些阴谋活动经过群众的揭露后，这个右派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迫低头认罪，有些人还在继续交代。
至此，章罗联盟的这个“据点”——潘大逵右派集团便告土崩瓦解，全线崩溃。

陕西人代会揭开韩兆鹗的底
他是章罗联盟的骁将反共的老手
据新华社西安5日电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骁将韩兆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正在举行的陕西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被代表们用确凿的事实进一步揭露出来。
韩兆鹗是陕西省副省长、民主同盟陕西省委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备委员会负责人。
代表们揭露，韩兆鹗1941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一直和章伯钧厮混在一起，章在香港搞“三分天下”、“军事委员会”等反动活动时，韩就积极参加献策。
全国解放后韩和章、罗关系更为密切。
今年06月章罗联盟开始败露，韩还公然提出要在北京搞一个为章伯钧御用的“检查组”，企图为章伯钧开脱罪责。
由此可见韩兆鹗对他的“吾的主”（韩常在人面前这样称章伯钧）效忠到什么程度。
韩兆鹗为了忠实地执行了章伯钧恶性“大发展”的方针，竟公然提出要“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
还说发展组织要“不怕思想落后，不怕历史不清”。
据调查，仅卫生界十四个单位所发展的九十七个农工民主党的成员中，属于反动党团、政治历史不清、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亲属被判刑、管押因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等，就占成员总数的76％。
当章罗联盟已被揭露，一些农工民主党的成员问他该怎么办时，韩说：
“成立了（指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好办事，好活动”，“章伯钧就是垮了，咱也要在陕西搞个独立王国！”
现在，韩兆鹗在人民代表们的责问下，承认他大肆招兵买马的目的是想为章伯钧、罗隆基和他本人扩充势力，作为政治资本。
据人民代表们揭露，韩兆鹗还利用副省长和民盟省委主任委员的身份，在大鸣大放中借“巡视”工作的名义，先后赶到？
厔、郿县、扶风、岐山等地煽风点火，还派他的亲信到汉中去点火。
韩兆鹗在？
厔全县的乡长、中共乡支部书记会议上大肆煽动地说：
“对大鸣大放不要有顾虑，不要怕，特别不要怕老干部，你们看西安城隍庙的石狮子虽老，但没一点用场。”
他在西北农学院对民盟支部负责人煽动说：
“不要怕，尽管鸣放，我给你拍腔子（支持）；
你给学校盟员拍腔子。”
在韩兆鹗的煽动下，西北农学院、郿县中学、郿县林校等大、中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果然疯狂地向共产党进攻。
代表们还揭露了韩兆鹗利用副省长职位一贯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据不完全统计，韩兆鹗在这几年当中，以他私人名义就给三十多个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和反革命分子介绍了工作。
人民代表们还举出许多确凿可靠的材料，剥开了韩兆鹗这个“进步人士”的外衣。
1936年韩做伪长安县长时，当地农民王子信曾组织农民参加驻在附近的红军，这时韩兆鹗不但下令打散这批新组成的青年红军，还把王子信抛入监狱。
韩兆鹗还会同伪咸阳、鄠县县长一起审讯中共地下党员张祜、吴四女。
韩兆鹗为了取得“罪证”，曾指示别人捏造罪状，把他们关入监狱。

什么画
一株花的遭遇
沈同衡
对不起，本园园地有限……
你真美，我给你介绍到邻园去……
这家伙来路不明，恐怕……
请问贵姓大名，有请帖没有？……
防止毒草，请勿擅入
妖花哪里走？
吃我一刀！
（1957年第10期（5月号）漫画杂志）

攻击党的领导　充当右派急先锋
沈同衡在漫画界煽风点火
本报讯
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漫画界座谈会最近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沈同衡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拆穿了这个自称“1938年就跟着共产党走”的漫画家，原来是个看风使舵、一贯投机的市侩，而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积极在报刊上点火放毒，充当了漫画界煽风点火的急先锋。
右派分子沈同衡原是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的美术编辑，在今年03月，脱离工作岗位成为职业画家。
04月起，他趁着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机，连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施放毒箭。
在4、5两个月内，就在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文汇报、文艺报、北京日报、漫画杂志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漫画。
他在这些文章和漫画中，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等作了一系列的攻击和挑拨。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作了恶意的嘲讽和诬蔑。
攻击党对漫画的领导在报刊上煽风点火
沈同衡在“漫画界的矛盾何在”（刊于“文汇报”）一文内，把各级党委宣传部、政府文化、出版部门一直到人民日报、地方党报一口骂倒。
他声称“报社编辑部同漫画家之间的矛盾，是漫画界几年来的主要矛盾。”
他反对漫画家根据编辑部的各个时期的宣传意图来创作。
他断定报社“对漫画艺术的粗暴态度，是造成近年来漫画不‘漫’的危机之重要原因。”
沈同衡诬蔑党委宣传部对报纸宣传出了偏差时，“往往爱以漫画为例，从漫画开刀。”
“党委宣传部和报社编辑部，很少对漫画创作有什么鼓励和帮助，而批评和训斥却是家常便饭。”
他还诬蔑“文化部对漫画和漫画家，是从来不理不睬的。”
这篇文章的原文和缩本先后又以“为漫画试鸣”、“漫画的危机”为题在 “工人日报”、“大公报”发表。
这些文章在漫画界起了点火的作用。
会上揭发，沈同衡的许多漫画，也是极尽歪曲现实之能事。
如“一株花的遭遇”（刊“漫画”5月号），把新社会描写得使一朵花到处不能容身，最后还是难免一刀两段。
“只认公文不认人”（刊“人民日报”）把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丑化成戴乌纱帽的官僚，把档案柜分成所谓“党团员类”、“积极分子类”、“落后分子类”，诬蔑党的人事工作。
刊在“文艺报”的“一以当百”的漫画，诬蔑所谓“一花独放”是从“识字课本”上学来的“教条”。
会上认为这些漫画，实际都是他趁着大鸣大放期间放出来的毒草。
沈同衡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听笑话记”和“看画评画”都是诬蔑别人是“教条主义者”、“官腔”等等的。
他在“听笑话记”里虚构了几个笑话，其中一个是当县官的要他父亲出题作诗，作了两首，一首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百花齐放”政策的。
“诗曰：
‘据报庭前一树茶，胆敢违限不开花，信牌即仰东风去，火速明朝便发芽！
’”他借老翁之口说：
“衙门气实在太重”。
沈同衡在“讽刺，不能消亡！”
（刊“北京日报”）一文中号召漫画家“不要被吓住”。
他说，“想让我们放下武器，改行？
对不起，我们不！”
他又在“别怕挨打”一文（“文艺报”未发表稿）中诬蔑批评是“像‘假洋鬼子’那样，手执‘哭丧棒’，神气活现地在村子里踱来踱去，巡视着什么似的。”
他煽动地说：
“对于‘哭丧棒’之类的无名棍，却不能一味顺受，全无招架之力。
是非分明，理直气壮，棍子纵粗，何足惧哉！”
为了建立向党进攻的阵地，沈同衡并纠合北京日报编辑、右派分子刘波泳（杨凡）等人，积极准备出版同人刊物“万象”，专登讽刺作品。
沈并扬言：
“别人不敢登的我们登。”
“人家不敢登的，自己有个刊物就方便了。”
满身铜臭　唯利是图
会上揭露，沈同衡是满身铜臭、唯利是图的人。
漫画家蓝建安说：
“沈同衡曾经教给别人一个多拿稿费的办法。
写了文章先在报上发表，拿了稿费，再去印小册子，又可以再拿一次。
沈同衡的文章，同样内容，可以反复写好几篇，有时故意不把问题讲完，以便另写一篇。”
漫画家叶浅予说：
“大家批评沈同衡满身铜臭，我有同感。
沈同衡对于钱，一向是斤斤较量的。”
沈同衡在“大公报”（5月23日）发表的“漫画的危机”，同工人日报、文汇报发表的同文不同题的“为漫画试鸣”、“漫画界的矛盾何在？”
的内容是一样的。
一稿两投、三投在沈同衡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还耍两面派手法
会上还揭露沈同衡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还在耍两面派手法。
他用司徒仑的化名在8月08日出版的“漫画”上发表题为“谈谈漫画家的立场问题”一文。
他在文章中非但丝毫没有检查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反而企图把漫画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成是“要求他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同右派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却就不那么勇猛”的人，说他们只是“几乎跟右派分子的言论如出一辙，气味非常相投”。
他甚至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恶意”，说他们的动机“估计可能是正确的”，他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擦粉，并且把错误的漫画说成是“报刊编辑部出题目出主意叫我们画的”，“这种情况倒是真实的。”
但是，狐狸尾巴终归要露出来的。
他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就说：
“这次我完了”。
自称跟着党二十年原来是老国民党员
会上也揭露了自称“1938年就跟着党走”的沈同衡，在1939年就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转到伪中央军校第6军校当少校课员。
从那时起，沈同衡就看风转舵，在革命高潮时倾向“进步”，在革命低潮时就靠拢国民党。
1946年，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时，沈同衡还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了题为“更上一层楼”的赞扬蒋介石“实施民主”的漫画。
“三反”运动时，在上海曾因擅用职权、假公济私受到行政处分，但沈并未从这里面得到教训，从而切实改造自己，反而时刻妄图翻案。
甚至诬蔑上海的党组织是“宗派”，是“个人打击”。
沈同衡在人民日报没有达到他的个人欲望，就污蔑报社党组织“最大的问题是宗派主义”。
他甚至无耻地说：
“我后悔解放时不该当干部”！
这个漫画界的右派分子，煽风点火、施放毒气的沈同衡，在反击右派的浩大声势下，还在耍弄他的两面派手法，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和漫画界同志，正在乘胜追击中。

站稳阶级立场　积极反击右派
湖北省直机关十二名积极分子受表扬
湖北省直属机关十二名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4日举行的省直属机关共青团员反右派斗争活动分子大会上，受到共青团湖北省委的表扬。
这十二名受表扬的积极分子是谭正隆、罗奎生、杨秀峰、李蕴宽、葛隆文、向何、刘中武、郑承家、巫英俊、罗志立、熊木生和章彧俊。
他们都是优秀的共青团员或团的干部，在帮助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同右派分子勇敢地进行斗争，捍卫着共产党的利益。
湖北省商业学校大鸣大放开始后，右派分子到处张贴反对共产党、反对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同时利用一部分学生认为“商业工作无前途”的落后思想，煽动学生起来罢课，起来闹事。
这个学校的学生、共青团总支委员谭正隆感到这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态度，便针对商业工作的前途问题，积极地向学生们解释，反对无故罢课闹事。
他遭到各种冷言冷语的讽刺和谩骂。
当右派分子操纵学生开秘密会议，讨论通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和进行罢课时，右派分子逼着要他不向组织汇报他们的秘密，并且硬要他赞成他们的纲领。
谭正隆当场反驳说：
“我非要向领导上汇报不可，这是我的责任，是真理为什么见不得人？”
他严正地拒绝了他们的反动纲领。
最后他被赶出了会场，但是他仍然坚决地说：
“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头可断，血可流，社会主义我要守。”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谭正隆又和别的共青团干部一起对学生们做了许多艰苦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和广大团员、青年一起，大胆地揭露了右派分子的罪行。
湖北省地质局技术员、共青团员罗志立在第1次工程师鸣放座谈会上，便觉察到工程师陆寿康（右派分子）的发言不是善意的对共产党提意见。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罗志立就第1个写大字报揭露陆寿康的反共言行。
当时这个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还未很好开展，罗志立立刻受到陆寿康和被陆拉拢的一部分人的围攻，但罗志立没有动摇妥协，在团支部支持下，和右派分子坚持斗争。
在他的带动下，原来一些认识模糊的群众，也积极起来向右派分子反击。
共青团员罗奎生是省城市服务厅的工作人员，1955年在“肃反”时，曾被审查过。
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们多次煽动他向共产党进攻，可是罗奎生始终站稳立场，他说：
“有关部门审查我是有根据的，为了查清我的问题，有关部门严肃地进行了调查、对证。
当查清了我的问题后，我的工作一点没受到影响，有关领导还对我进行了慰问，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罗奎生积极揭露了右派分子拉拢他的各种卑鄙手段。
（新华社）

章伯钧在浙江的爪牙——李士豪
屠正峰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省主委、浙江省林业厅长、右派分子李士豪，近日来，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已经彻底破产了。
右派分子李士豪，是章伯钧在浙江的爪牙。
章伯钧过去说：
“中共可以领导革命，我们农工也可以领导革命。”
李士豪也说：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民主党派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大放大鸣期间，章伯钧在北京提出“政治设计院”，李士豪就在杭州叫嚣：
“要重新考虑民主党派的作用、地位和与党的关系问题。”
章伯钧说国务院拿出的文件都是“成品”，李士豪也说：
“省人委拿出来的文件质量很高，无法讨论”。
章罗联盟提出：
“平反委员会”、“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李士豪马上号召人们起来“告共产党的状”，“诉共产党的苦”。
章伯钧“要办三个刊物”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李士豪随即响应说：
“我们在浙江也要办一个像样的刊物”。
章伯钧在北京计划发展一、二百万党员，李士豪立即在浙江积极实行“遍地开花、各界铺开”的大发展的方针，对劳改犯、反革命分子、背叛共产党的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并用“骗、请、抢、挖、拉”的手段来加速扩充“兵马”。
从去年年底起，李士豪逢人便说：
“章伯老的情绪大有改变”。
李士豪自己也觉得“年老的成员，不再有黄昏的感觉了”，还说：
“伯老有我们这些亲信干部，可以好好地干一场了”。
在党提出整风的方针以后，李士豪就坐着汽车，往来于杭州、金华道上，到处点火，李士豪还发动农工党党员，到医药卫生、文教、工程技术等基层中去点火，并且再三叮咛：
“要谈根本问题”，谈“党群关系”，谈“三反”、“肃反”运动中的问题。
李士豪在林业厅亲自邀请“三反”、“肃反”对象和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座谈会。
从5月20日到6月13日短短的二十五天时间内，李士豪就召开了近三十次这样的座谈会，从各方面来发动他的所谓“群众”来向党进攻。
在日常工作中，李士豪是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
李士豪常对人说：
“党员不能领导业务”，“党组的意见可听可不听。”
李士豪甚至利用职权来篡改党的政策。
去年春天，李士豪利用其他几个副厅长下乡推行绿化工作的机会，一个人单独召开全省国营林场工作会议，不顾林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擅自将浙江几年来根据中央以大力营造用材林为主的林场生产方针，篡改为要开展多种经营，三、五年内达到自给的方针，强制会议贯彻。
一年来，这个错误的方针已经打乱了国家林木生产计划，使浙江国营林场不务正业，苗圃不能为造林服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全省十二个国营林场，有八个林场工人无心培育苗木，却上山去挖竹笋，烧木炭，苗圃里的苗木枯死了就改种西瓜、花生。
有的林场感到和农场的生产方针一样，因此积极要求与附近的农场合并。
李士豪自己常自夸：
“我李士豪一生所作的事，是没有一件不可告人的”。
可是他哪些东西可以告人呢？
这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李士豪从1926年参加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投靠了汪精卫，1931年他又加入第三党，进行政治投机。
抗日战争开始，他又投靠到军统特务头子宣铁吾的门下。
等到抗战胜利，宣铁吾到上海当上海警备司令，李士豪就以治病为名，住进了宣铁吾的警察公寓里，一切费用由宣供给。
1948年农工民主党组织被破坏，一些党员被捕，而唯独李士豪却在宣铁吾的保护下，还得到CC系统的农民银行二亿元巨款大做其生意。
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他还念念不忘宣铁吾，还不时得到宣铁吾从香港汇来的钱和衣物。
李士豪的反动罪行已经“铁案如山”，他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这是什么样的“苦衷”
文汇报驻京记者、右派分子姚芳藻在他所写的恶意地攻击党的“北京书简”里，提出所谓“为什么党员知识分子对党的‘百齐花放、百家争鸣’政策反而不如党外人士积极？”
的问题来后，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右派分子张焕然挺身而出，以所谓“切身体会”大声疾呼：
“党员同志也有苦衷！”
（见5月23日文汇报），与姚芳藻一唱一和。
他写道：
“有这样一种舆论，就是党员讲话要慎重，要注意政治影响，不能乱讲，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这种舆论来自领导同志，也来自四面八方……” “不知来自何处的不成文的无形的规定，于是党员对党外同志只好冷若冰霜”。
披着反教条主义外衣的张焕然，竟然把党内描写得漆黑一团。
安徽日报发表唐象贤的文章，驳斥这种谬论。
文章说，党员真的有“苦衷”吗？
党内真的没有民主吗？
党员真是对人冷若冰霜吗？
且谈“苦衷”一文所举的“事实”吧！
例子之一，是1955年秋季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宣传部秘书于天明同志向文汇报投稿而被“打击”的事。
经宣传部的同志揭发，这是张焕然彻头彻尾的歪曲于天明同志自由主义严重，写稿子常常有夸张的毛病，曾在一次反对不良倾向的党小组会上受到批判。
当时有人怀疑他向文汇报写的稿子内容是否也有问题，但并没有指责他不该向党外报纸投稿，而张焕然竟信口雌黄，歪曲事实，其恶毒可见。
例子之二，是贵池县政校理论教员任春富讲课受到“干涉”的问题。
经过揭发与核对，原来是这样：
今年04月中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省以上机关虽已分级传达，但县里根本还没有传达，报纸上也未公开，也还没有布置学习。
而贵池县政校任春富事先没有请示县委，就擅自召集县直机关五百余人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显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县委予以及时制止是完全必要的。
可是在张焕然看来，这是限制了党员的“言论自由”，是“苦衷”。
张焕然文章中的例子，因为完全都是捏造或捕风捉影，所以经过对证都不攻自破。
而在辨明是非当中，张焕然反党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余。

锻炼
——访五位知识分子人民代表
谢刚　徐鞠如　张习之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七百多位代表正在对右派分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反击战。
十多天战斗，我们看到多数的知识分子代表投身到斗争中，开始掌握到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场斗争中逐步地警觉过来，成长起来了。
战斗空隙中，我们访问了几位代表。
他们是七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徐森玉、华东师大的女教授程俊英、著名的戏剧家俞振飞、徐玉兰、漫画家张乐平，他们虽然各有各的感受，但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一个共同的名词：
立场。
立场，这个平凡而又严肃的词儿，过去经常听到人口头谈起，但，从来没有像最近谈得这样多，这样深刻。
人们越来越觉得：
立场，意味着比生命更为严重的内容。
徐森玉宝刀不老
七十七岁高龄的徐森玉老先生每天扶着拐杖，出现在会场。
他引用“论语”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来表达自己最近的激动心情。
他老了么？
且看在和右派分子面对面的斗争中，他经常拍案而起，愤怒陈词，句句打中右派要害。
谁说此老“宝刀”已老！
韩鸣在造谣，“今天的科学是找几个名牌科学家来骗人。”
徐老就挺身而起，用一个例子，雄辩地驳斥了这个右派分子的污蔑。
徐老说，他早年有个名叫陈次青的同学，在英国学炼钢的，解放前，落魄潦倒，不得不到一家布店担任账房。
解放以后，国家立即重用他，现在是马鞍山钢铁厂的工程师。
难道这不是党真正关怀科学家的证据吗？
徐老是文物专家。
谈到文物，他的感想更多。
有人说，文物工作可以不要党的领导。
徐老说，不行。
他为记者谈起六年前的一段往事：
为了收买流失民间的“二希”帖（晋王羲之兄弟的作品），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和他一道四处寻求。
那段时期，他们接到好几次周总理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关心工作进展的情况，有什么困难等等。
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
谈到这里，徐老说：
一个不了解党重视文物工作的人，是很难想像以一位日理万几的总理，竟然对“二希”帖如此深切关怀。
再谈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情况吧，八年来古物扩大到解放前的几十倍，摆出这些事实，就容易懂得党在这方面做了何等伟大的工作，党能不能领导文物工作的问题，也解决了。
徐老最后说：
“通过反右派斗争，我更信任党了。
虽然我已过古稀之年，但是，我还要继续思想改造。
问题很明白，不改造，就不能站稳立场，就不能明辨是非，也就不能很好地为国家做好一份研究科学的工作。”
俞振飞警语说前车
俞振飞一谈起今春右派分子“发展”他参加组织那股疯劲，好气又好笑。
陈仁炳、夏高阳死缠住他。
一个说民盟好，一个说农工妙。
这个打电话，那个派人来，“敬备菲酌，恭请光临。”
农工的信来了，拆开一看：
“入党申请书”！
陈仁炳则亲口许愿：
“你入盟后，怕开会就可以不开；
不愿学习就不学；
只要你参加了民盟，对戏剧界的作用就更大了。”
一派花言巧语，俞振飞越听越反感。
当时还仅仅觉得，“怎么，这些人还是一派旧政客作风？”
现在，明白了，是右派！
他们到处拉人，无非准备积蓄力量把中国搞成个“匈牙利事件第2”。
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俞振飞最是难忘。
他看到，匈牙利资产阶级复辟仅仅几天功夫，就意味着多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多少左派人士和革命人民的人头落地。
俞振飞说：
“今天我们只要求右派低头认罪，还是给他们的宽大待遇。
如果他们得势，别说共产党员，我们的头也难保。”
他特别体会到反右派斗争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当然”，俞振飞说：
“参加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说来，也就是最好的思想锻炼。
记得三反、五反时，我还在香港，当时我想：
要我这样一个人去斗一个朋友，恐怕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温情主义是知识分子通病，而况年已五十开外，讲究的是“忠恕”之道，随便甚么，点一下就算了，不愿过分，不愿追根。
只有这一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敌我之间的斗争，关系生死，讲不得半点交情。
要不坚定立场，彻底打垮右派，匈牙利事件，就是惨重的前车之鉴。
程俊英一条教训
程俊英教授不是患肝病么！
是的。
她的肝病害了十几年了，那时是抗日战争艰苦的年月，他们两夫妇虽然都在大学任教，但每月收入不到一担米。
贫病交迫，开始得上了肝病。
这场病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多做一点事，就头痛失眠。
但是，奇怪！
在这次华东师大反右派斗争中，她一天到晚开会、讲话，写文章，肝病并没有难倒她。
为甚么？
她说，很简单，就是绝不能让旧日子回来。
程俊英教授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认清右派分子的嘴脸的。
华东师大鸣放初期，她听到许杰等右派分子的谬论，曾经说了一句：
“向党提意见要注意立场和动机。”
话犹未了，立刻受到右派分子围攻，骂她“拍马屁”。
那时，她虽然气愤，但是，却又转念一想：
“算了，不要顶起来，招来系主任许杰的麻烦。”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她才投入了同右派分子的撕破情面的斗争。
人代会上十几天的战斗，她听了工人代表的发言都是那样坚定、勇敢，使她非常感动。
从这里，她体会到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感情和工人阶级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为什么工人就是那样的无保留地参加斗争，而自己在鸣放时就不能立即起来反驳右派谬论，反而“怕得罪人”，这还不是个人主义思想，和立场问题吗？
这十天的战斗，程俊英教授得到了一条宝贵教训，她说她在斗争中找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这就是首先要有和工人同志一样的坚定的立场，勇于捍卫真理的精神。
她并且表示：
今后无论怎样忙，身体多么不好，马列主义不能不学习，实际斗争不能不参加。
知识分子离开了马列主义和实际斗争，有了知识又有什么用？
徐玉兰的懊恼
徐玉兰说：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还在半空中荡，现在，我降落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了。”
徐玉兰坦率地说，从旧社会来的演员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鸣放初期，她也受过右派言论的迷惑。
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她当初就辨别不清，尽管她不同意把党的领导人刻薄地形容成“大和尚”；
可是她又觉得这种人敢于提意见，佩服他们的“勇敢精神”。
那时，越剧界的右派分子也装出为演员鸣不平的姿态，叫嚣“现在的演员是埋没青春”这类话。
徐玉兰没有冷静思考，单纯以为为演员说话总是好的，因此，在思想上起了共鸣。
反右派斗争开始，徐玉兰一度困惑。
她怀疑：
党的鸣放政策难道是出尔反尔吗？
但是，右派罪恶愈揭愈多，徐玉兰的疑团才逐渐消散，尤其是越剧团的右派分子的揭露，真正使她从迷蒙的烟雾中走了出来。
演员的青春是埋没了吗？
自己的青春是不是被埋没了呢？
她开始冷静地考虑了一下：
算一算，越剧院一年要演出多少戏，她还出国演出过，这在旧社会是可能的吗？
徐玉兰开始清醒了。
到底谁埋没了演员的青春？
徐玉兰马上想到筱丹桂之死。
徐玉兰说：
“那时候演员的青春是被流氓掌握着的。
筱丹桂因为流氓张春帆的欺压而被迫自杀。
当时，越剧界的姊妹同情她一律停演，要求处理张春帆，但是，反动政府那里把演员放在眼里，张春帆照样逍遥法外，而且还威胁我们：
你们这种黄毛丫头当心点，你们的头还要不要！
直到解放以后，共产党才为我们报了仇。”
接着她说：
“如果我们还要埋怨，说是共产党把演员的青春埋没了，那才是忘恩负义呢；
我当时竟然糊涂到如此地步，真是懊恼。”
徐玉兰最近想通了。
为什么工人、农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谬论那么敏感，当很多人还是摇摆不定的时候，他们已经举行座谈会，首先反对了。
那是因为他们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而她所以曾经一度动摇过，也正说明她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没有消除干净，她说：
“这次对我的教育真不小。
我懂得不仅只是关心业务，更要关心政治，因为这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没有了社会主义，还谈得到业务吗？”
张乐平难忘的一件事
漫画家张乐平开门见山就谈起了鸣放初期他上过右派分子的当。
那是在市委宣传会议上，沈志远一面叫嚣党管得太多太死了，一面点漫画家的名要把他的话形象化，画一幅漫画，当晚，张乐平就和民盟漫画家张文元合作了一幅“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第2天，和沈志远的发言一起刊在解放日报上。
张乐平的画本来常常受到读者欢迎的，这幅错误的画登出后，读者来信指责了，可就在这时，沈志远表扬他了，民盟也派人来拉他入盟了，现在，张乐平才格外体验到他这幅错误的漫画，究竟被谁欢喜？
为谁痛恨？
由此，张乐平也体会到知识分子彻底转变立场是不简单的。
他说：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沾染了旧社会的污泥，解放前，我不懂得什么是立场，我画“三毛”，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受苦出身，我同情受苦难的孩子的遭遇，我画他们只觉得我心地公平，讲良心。
解放以后，学习也不够，虽也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但是并没有严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
只有这一次，我才体会到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知识分子锻炼立场的一场考验。
（原载新闻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驳“重工业亏本论”
右派分子王恒守无中生有地提出了“重工业亏本论”的谰言。
他到处散布说：
“重工业多搞多亏本，一百五十六项工程少办几个就好了。”
在上海市政协座谈会高教和科技界小组会上，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王惟中列举了很多事实和统计数字，驳斥了“重工业亏本论”：
“在1956年国家预算收入项目中，企业上缴利润有一百五十四亿，占总收入64％。
其中工业部门上缴利润五十五亿，占企业上缴利润的40％。
请问，这是亏本吗？”
上海锅炉厂总工程师李彼得说出了该厂的事实，证实王恒守的看法是荒谬的。
他说：
“上海锅炉厂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拿1956年和1952年比较，生产总值增加到六倍多；
可比产品的成本，降低到49％；
利润则增加了好多倍。
本市的机床厂、柴油机厂等重工业工厂都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的。”
王恒守不敢正面答辩，仍狡辩说：
“关于重工业亏本的问题，是今年在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一个常委会上说的。
那时因为复旦大学科学研究经费第1季度减少为四千五百元。
这怎够呢？
我很焦急。
我想这是国家财政有赤字，是重工业搞多搞亏本的。
我想拿这事实要求卢于道向人民委员会反映。”
但是，王鸣岐教授起来问他：
“你说第1季度经费是四千五百元，事实上，三个月以前，复旦的科学研究经费已达到十六万多元，这不又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诬蔑？”
华东师大老教授薛德焴接着发言说：
“王恒守把工业建设描绘成一塌糊涂，没有成绩。
可是连联合国在今年06月发表的公报，也不得不承认去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第1位的。
王恒守挂着科学家的招牌，随便乱说没有根据的话，目的何在呢？”
王惟中和李彼得进一步分析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和农业就不可能发展，我们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保障。
王恒守的这一套谰言其实完全是为了反对重工业建设，也就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总路线，这就是“重工业亏本论”的本质。

为治疗血吸虫病寻求更多的方法
科学家们集会讨论临床和药物研究工作
本报讯
08月26日至30日，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和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临床、药物两组在杭州举行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中央卫生部，以及来自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湖北、湖南、云南和上海等十多个省市的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从事血吸虫病临床和药物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和列席人员，共一百多人。
会议检查和总结了今年上半年血吸虫病临床和药物研究工作的成果，讨论了今年下半年临床和药物研究工作的重点以及如何全面地完成今年研究计划的问题，对1958年至1962年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五年规划也进行了初步讨论，并结合当前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确定了1958年临床和药物两组的研究计划大纲。
这次会议中，共收到有关研究血吸虫病临床和药物方面的论文一百六十多篇。
在会上，科学家们广泛地交流了各地在临床治疗和药物实验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并着重地讨论了适宜于广大农村的生产和经济条件，容易为初级医生掌握的简便易行的锑剂短程疗法和锑剂口服疗法。
除继续肯定锑剂03日疗法的疗效和它的安全，适宜于农村推广外；
并证明锑剂07日疗法，虽然反应较大，但在临床和药物的试验方面，治疗效果都高于03日疗法，决定选择地区重点试行。
会议认为锑剂口服疗法简便易行，也有一定的疗效，可以继续进行比较研究。
会上还根据各方面的论文报告，要求各地继续研究改变锑剂剂型、减轻锑剂的毒性，在临床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
同时还要求对治疗晚期病人的中药如腹水草和半边莲等也应继续进行研究，以便在治疗上收到更大的效果。

伊朗北部发生猛烈地震
我红十字会汇款救济灾民
新华社5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今天宣布，为了帮助伊朗北部遭受地震灾害的人民，中国红十字会除了打电报给伊朗红狮和太阳会进行慰问外，还在7月23日汇去了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合二千一百七十六英镑），请他们代购救济物资发放给需要救济的人们。
伊朗红狮和太阳会先后两次打电报感谢中国红十字会的慰问和“珍贵的捐助”。
前已报道，伊朗这次地震估计是在7月01日晚间在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发生的，是近几年世界上发生的最猛烈的地震。
据伊朗官方7月08日宣布，共死亡两千人，伤五千人，无家可归的有六万人，财产损失估计达五千六百万美元。

保卫江中一工厂
新华社哈尔滨5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若刚报道：
位于松花江中一长方形小岛上的哈尔滨船舶修造厂，目前正处在洪水包围之中。
江中水面已高出工厂平地几公尺。
人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保卫这座江中工厂而斗争。
这座工厂的西面，有哈尔滨通往满洲里的铁路路基为自然堤坝；
其余三面由堤坎环绕着。
为了挡住今年的特大洪水，在过去一周的防汛战斗中，全部堤坝已普遍加高一公尺。
虽然洪水天天上涨，但总是水涨堤高。
在险要的堤坎外部，已经铺上原来造船用的铁板，以防风浪。
这里没有足够的黄土和碎石，大部江堤都是用江中泥沙修筑的。
因此，堤内时有渗水之处。
08月底的几天中，堤坝曾连续发生脱坡现象，但是都被及时抢救过来了。
有一处坝身曾经裂为两半，人们忘我地进行了抢救。
前来支援的黑龙江航运管理局的二百多名职工，到了换班时刻仍不肯下去。
他们从下午三时一直干到半夜。
挖泥船也开足马力，每小时从江底挖出几十立方公尺的泥土，保证了抢险用土的供应。
经过抢险，这裂开地方的坝身的宽度已经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哈尔滨船舶修造厂除了制造拖轮和驳船外，每年从12月到翌年03月是繁忙的修船期。
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嫩江中航行的许多船只，都要到这里来检修。

周总理接见锡兰青年代表团
新华社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锡兰参议院副议长皮亚塞纳·膝纳昆为首的锡兰青年代表团。
代表团是在参加了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刘西元、吴学谦、章文晋等人。
接见时，锡兰驻华大使威·阿·佩雷拉也在座。

周总理接见风见章和安部君子
新华社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日中午接见了日本社会党顾问、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日本参议员安部君子，并共进午餐。
出席作陪的有张奚若、李德全、廖承志、乔冠华等。

哈尔滨水位继续上涨
防汛人员和险情进行英勇斗争
新华社哈尔滨5日电
六级大风卷着特大的洪峰正猛烈袭击哈尔滨大堤。
今天下午七时，江面水位已上涨到一二○·二八公尺，比昨天上涨了八公分。
今天下午一时起，郊区农田大堤先后发生了堤身塌陷等三处严重险情，市防汛指挥部立即命令四条满载泥土的机动抢险船开往抢救，并派出解放军和工人数千人前往支援。
中共哈尔滨市委第1书记任仲夷、书记林肖硖、防汛指挥部总指挥、市长吕其恩等都冒着风浪乘船前往检查和指导抢救，终于使这些险情得以挽救。
市区大堤由于高水位洪水的压力，发生了二十多处浸水和脱坡现象，但经抢险人员及时处理，都没有形成大险，各处堤坝仍然安全无事。
今天防汛的十七万军民以高度警惕性注视着洪峰和风险的到来。
他们经十多天的艰苦劳动，市区险要的堤坝都高出当前水位二公尺左右，许多堤坝前沿的防浪设施也加强了。
经过挑选的抢险队员，都住在堤坝旁的帐篷里，准备随时出动抢险。

在紧张防汛斗争中坚持生产
哈尔滨各工厂8月份生产任务完成得好
新华社哈尔滨5日电
哈尔滨各工厂职工在紧张的防汛斗争中，8月份的生产任务仍然完成得很好。
已为洪水包围的哈尔滨水泥厂，全厂职工在全力保卫工厂的同时，坚持了生产，8月份超计划多生产了一百零二吨水泥。
紧靠江边的哈尔滨毛织厂，每天有八百名职工参加防汛斗争。
一些不能上堤的老弱职工留下来坚持生产，也保证了8月份生产任务的完成。
各工厂职工想出各种办法做到防汛、生产两不误。
哈尔滨轴承厂职工在出发防汛之前，都主动坚持生产，下午去修堤的职工清晨就到车间干活，很多人都超额一倍完成半天的生产计划。
08月份这个厂增产轴承一万五千多套。
哈尔滨电线厂职工，由于展开了同工种竞赛，普遍突破定额10％。
工人武敬然和孙玉英加强配合后，提高了机器效率，每班多产橡皮线九百公尺。

太平洋台风对我大陆无影响
本报讯
05日晚八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消息：
太平洋上的台风今天下午二时中心位于冲绳岛东北方约二百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台风中心最大风力有十二级。
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八海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中心在二十四小时内将逐渐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
明天下午二时中心可以到达北纬三十三度东经一百二十八度附近，后天可进入日本海。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东海东北部及黄海东南部的海面有八—十二级大风，东海西北部及黄海西北部的海面有六—八级大风。
目前估计台风对我国大陆没有影响。
内蒙古东部和中部受低气压影响，明天中午到下午有六—七级西北风，渤海海峡有六级左右偏北风。
明天早晨，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高原地区最低气温在摄氏三—六度之间，风小天晴的高原地区有霜冻。

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勉励应届大学毕业生过好三关
怎样锻炼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勉励应届大学毕业生过好“三关”
本报昆明4日电
09月03日，中共中央委员、云南省委第1书记谢富治向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四校的一千多名应届毕业生作了“在实践中为锻炼成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努力”的报告。
他号召全体毕业生要过好“三关”。
他说：
第1要过社会主义关。
现在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
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历次运动，但多数人并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同程度的对资本主义有所留恋。
这一场以反右派为中心的全民性的大辩论，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大辩论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得到锻炼与考验。
同学们都经历了这次大风暴的锻炼和考验，等于上了一堂极重要的大课，它是又生动又活泼又实际。
同学们经过大风暴考验到底怎样了呢？
是过了关又没有过关，或者没完全过关。
大风暴考验的结果，一部分同学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他们从始至终是坚定的；
一部分同学开始动摇，到反右派斗争中才慢慢坚定起来；
少数右派分子还暂时没有过关。
右派分子也有几种，少数是坚决仇恨社会主义不打算改变；
一般右派分子表示要改变但还没完全改变；
第3种是表示愿意改变并且也积极在改变。
总之，我省绝大多数的教师、学生是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经得起考验的，能够或正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多数过了关。
所谓还没有过关，就是说还要经过时间和实践来证明，有的人过得要长，可能要十年八年，极少数人也许一辈子过不去，他自己也不愿过；
有的虽这次过去，但在适当的土壤气候下就要翻案，又要拉回来从新过关。
要过好这一关，不仅要积极参加斗争，还必须在今后的实践中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就赞成拥护，并为它努力奋斗；
凡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就应反对、斗争。
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了毛主席的六条标准，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二、要随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警惕那些资产阶级骗人的好听的名词口号，如资产阶级的绝对自由、民主等等。
三、任何时候必须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决定了的，只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共产党的领导，别的阶级和政党是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只要是赞成社会主义，任何时候就不能动摇这一条。
一个人只要老实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党走，那么即使在一个时期内政治上弱一点，也不致犯大的错误。
这次鸣放中，很多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特别是很多年青的知识分子，听到上面还有一个领导就很不舒服，因此他们也糊里糊涂地反对领导。
总之，拥护党的领导，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学习，就可以逐步顺利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第2点是要和工农及一切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分水岭之一，就是看你是否轻视工农、轻视劳动。
不是口头上讲我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要看行动，看是否能和工农，和一切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与他们共事。
为了自己的改造和为了获取知识，都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同时只有同工农打成一片，他们才欢迎你们。
不仅要和他们打成一片，而且要向他们学习，拜他们为老师。
只有这样，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毛病才能逐渐改变，才能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不容易过而且又必须过的关。
第3，要过艰苦锻炼的关。
这不仅是一些知识青年需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锻炼成长，而且我国在建设初期，也要提倡勤俭建国，这是因为我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遗产很薄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要用长期艰苦奋斗的工作和劳动来改变我们的落后。
今天我们的很多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是愿意走艰苦奋斗的道路的，他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也有一些青年认为社会主义的建成不需要艰苦奋斗，只想要啥有啥。
就以分配工作来说，讲条件、讲待遇、讲地位也大有人在。
为了达到个人要求，有人主张分配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办法是自由市场。
他们挑工作还有理论根据，他们说这是“青年人的理想和先进思想”。
青年人应该有理想，任何人都应该有理想，因为有个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
目前，青年最大的理想应该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除了这个理想难道还有别的比这更大的理想吗？
当然，不能以这个大理想来代替一切个人的小理想，但是小的理想应服从这个大理想，否则就不是理想而是个人主义。
这个大理想不是想得来的，都须经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从一些细小的工作艰苦斗争才能实现的。
总之，有些人只看到个人没看到国家，只看到局部没看到全面，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会锻炼好的，怕艰苦锻炼的人是不会有大志的。
只要你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锻炼自己，这些关是能过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途，包括愿意改悔的右派分子在内。
（敬启明　刘德元）

朱副主席等接见各地民委负责人
新华社5日讯
朱德副主席和李济深、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副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各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代表和吉林省各民族参观团。

漫步劳动人民文化宫
中秋晚会
在中秋节前夕，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将举行一次“故事、朗诵会”。
请金受申先生向大家讲有关中秋节的各种传说和神话，还请广播剧团的演员朗诵民间故事。
假如你不喜欢听那些古老的传说，而愿意对月亮作一番科学的考察的话，那么你可以来听听科学报告：
“飞向月宫”，还可以用望远镜观测月球，看看月亮里到底有没有嫦娥仙子和玉兔。
在中秋节前夕和中秋节的晚上，文化宫里还演出裘盛戎主演的“姚期”、张君秋主演的“望江亭”等京剧，还有音乐欣赏会、舞会、电影、球赛等活动。
茶点部还准备了许多月饼、水果、酒菜，接待职工及家属来这里欢度佳节。
（令）
丰富多彩的游园会
从入夏以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许多次游园晚会。
由于对象不同，游园会有各种名称，如：
夏季乘凉晚会、工会积极分子游园联欢晚会、暑期教工游园晚会……等。
今夏文化宫共举办了十四次这样的晚会，参加的职工在二十三万人以上。
这些晚会都深受职工的欢迎。
像夏季乘凉晚会，每次票提前两天就售完了，不少人只好打听下次的售票时间。
晚会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年青的小伙子们可以来跳舞、看打球、看电影等；
老工人可以喝着茶，听评书、大鼓和琴书，看象棋比赛；
家属们则多爱看皮影戏、变戏法、或者听相声。
只要你买了一张票，就可以参加自己所喜爱的各种活动。
本月12日，文化宫还要举办一次职工游园晚会。
（令）
业余无线电小组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职工业余无线电小组非常活跃，目前组员们正在积极安装五灯收音机。
他们将以即将装好的具有高度灵敏性的六部装璜精致的收音机，来迎接小组成立的一周年。
这个小组的二十四名成员，都是来自工厂、企业职工中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
他们热爱科学，坚持学习，一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在辅导员、某厂工程师陈勇存的热心指导下，每个组员都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北京日报排字工人徐炳泉，起初对无线电的科学原理不够了解，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独立安装合乎一般质量标准的五灯收音机了。
这些热爱科学的人们，正在酝酿下一阶段小组的活动计划，他们将深入研究无线电科学中的专门问题，准备把远距离操纵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
（魏中时）
活跃的业余艺术团
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是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领导下的一个职工业余艺术活动组织。
艺术团成立四年了，现在拥有九个队、一个组，六百多名团员。
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一个职工业余艺术团体。
艺术团在鼓舞职工的劳动热情，活跃职工的文化生活和带动职工开展业余文艺活动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今年5、6月间，艺术团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为各厂矿、企业职工做了三十二场慰问演出，招待观众达七万四千多人。
在北京市工会积极分子活动周中，艺术团举办了两次游园晚会，先后演出了五场京剧、评剧、歌舞、曲艺等，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得好评。
现在艺术团各队（组）正在为迎接国庆节和第4季度的演出任务努力排练新节目。
这批戏曲节目，包括京剧“赠绨袍”、“五人义” “岳母刺字”，评剧“棒打薄情郎”以及曲艺、歌舞、音乐等节目，10月下旬可以公开表演。
（方）
棋艺室里的战斗
近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艺活动日益活跃。
为了吸引更多的棋艺爱好者，文化宫扩大了棋艺室，并在棋艺室前面搭了一个大席篷，可供数百人观摩棋赛。
每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的下午，棋艺室里都有精采的象棋表演赛与擂台赛，以及象棋讲座等。
这些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对“过五关斩六将”象棋擂台赛最感兴趣。
前来打擂的人非常踊跃，每次观战的人都有数百人。
曾荣获1956年北京市春节象棋赛冠军、八大城市青年学生象棋赛亚军刘文喆前几天也来打擂，这位青年棋手，机智勇猛，杀法厉害，一连破了四关，他如能战胜擂主徐家亮，即可得奖。
因为棋逢对手，展开了一场激战：
刘文喆先走，采用当头炮炮巡河走车过河的杀法由对方左翼杀入，徐家亮先以屏风马守住中卒，然后直挺三路卒子。
刘文喆贪吃徐家亮的七路马，竟中了“弃马陷车”的圈套，为徐家亮挫败。
观众齐声叫好，掌声四起。
1957年度北京市职工象棋赛已于8月11日在文化宫正式开始。
参加比赛的职工共二百五十二人。
目前比赛已进入第3轮分组循环赛。
1957年北京市象棋冠军赛自8月18日开始了初赛。
参加比赛的共有七十六人。
经过三个星期的大战，目前已进入第2轮复赛。
09月08日起，北京的象棋名手们，将在文化宫棋艺室进行复赛与决赛。
（铁敬林、田耕）（附图片）
业余无线电小组组员徐炳泉（左）向辅导员陈勇存（右）询问关于线路问题。
艺术团舞蹈队员们在演出“鄂尔多斯舞”。
（魏中时摄）
棋艺室里的象棋比赛。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需的
北京航空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　孙发祥
听了康生同志、陆定一同志的报告，我们完全赞成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等各方面关于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措施。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是推进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是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步骤。
这一英明的措施，对于经历了一场大风浪的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说来将是一场“及时雨”。
由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这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知识分子较之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显得更加广泛和深刻，这场斗争考验了每个人，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这场斗争之前，很多人对于阶级斗争的规律了解的很肤浅，不清楚在经济战线上阶级斗争胜利之后，阶级斗争还会在政治、思想领域里尖锐地反映出来，虽然知道这方面会有斗争，但认为是长期的、局部的，一般的不会闹成大是非。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去研究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不能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
一旦大是大非摆在面前就有些出乎意外、张口结舌、动摇不定，甚至怀疑反右派斗争是一场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
认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进展，这要算是一条经验教训。
在这场斗争之前，不少人自以为许多“关”都过来了，自己的立场该没什么问题了，别人也同样过来了，大概也都没什么问题了。
其实不然，当右派分子放出暗箭攻击党，阴谋夺取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要搞什么“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民主力量形成后党委退出学校”、“教学、行政、政治三权分立”、“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叫嚣时，竟觉察不到这是一个关系到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斗争，甚至在“党天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是宗派主义的根源”等等反动言论出现后仍然无动于衷，还在其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更甚的是，在人民日报两次论述立场问题之后，有人还不以为然，他们在平常的小是小非上看来倒还明白，遇到大是大非却糊涂起来。
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
这个弱点正好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这要算是另一条经验教训。
在这场斗争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不少人还没有真正了解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得怎样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在学习态度、学习效果上存在着问题和缺点。
右派分子趁机抡起 “反教条主义”的棍子，企图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打翻，让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复辟。
他们要人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人们“独立思考”。
一些人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 “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上了右派的圈套，被右派牵着鼻子走。
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不能改造自己，更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更谈不上作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要算是又一条经验教训。
在这场斗争之前，不少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们对于联系实际、结合工农还很不习惯，对于自己那个小天地倒很感兴趣，有人有一本书主义，有人有一篇论文主义，有人则一心埋头干那种“一鸣惊人”的工作。
右派分子也利用了人们的这个弱点，他们装着“关心”“保护”知识分子的样子，喊什么“一间房、两本书”、“一盒烟、两杯茶”，叫什么“先专后红”，抱怨共产党“不了解知识分子的规律”，阴谋把知识分子拉向他们那边去。
现在看来是很清楚了，他们那里是保护知识分子，分明是要毒害知识分子，明明现在知识分子的规律是要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服务，把自己改造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右派却硬让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脱离工农，陷入自私自利的泥坑中为资产阶级所利用。
环境、条件变了，规律也跟着变了，右派要知识分子去作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去与他们一同殉葬的手段该是多么恶毒啊！
这也算是一条经验教训。
像这样的经验教训，还可以总结出一些来。
广大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所得到的一个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俗话说“不破不立”就是这个意思。
要作到这一点，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了。
可以肯定的说，知识分子绝对地需要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一课。
这一课将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将自己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前进道路上的新的推动力。

要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一）
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正因为我们既没有受过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又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所以分辨是非的能力很差。
当我院院长、右派分子钱端升以关心我们的面貌出现，许多同学中了他的毒箭。
当钱端升的反党罪行被揭发后，这些被迷惑的学生大部分，纷纷觉悟，检查了过去的错误，立即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战斗；
也有少数人还迟迟不动。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同学自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们就立即投入了反对右派的战斗。
为什么同是学生竟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别呢？
这主要是：
一些人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问题；
而另一些人则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出发，所以犯了错误。
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常不懈地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参加实际生活锻炼。
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这门课，就是针对我们青年学生的病症开的一个药方，我坚决拥护这一课的开设。
北京政法学院王英容（二）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尤其是理论知识更是懂得极少，因此在运动一开始，自己就表现了彷徨，甚至有时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以致失去了斗志。
现在要普遍在高等学校增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要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教育新中国的青年一代。
我保证在今后的学习中努力钻研，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有教养、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学生。
北京大学学生韦清豪

农民们，尽快卖新棉给国家！
各地供销合作社收购工作开始
新华社4日讯
全国各产棉区，除陕西省外，已经开始采摘新棉，各地供销社也已开始收购。
河北省邯郸、石家庄两个产棉区从9月01日以来已收购了新棉二十多万斤。
河南省到8月底已收购新摘的籽棉五十多万斤。
四川开始收购的二十个县近几天共收购皮棉三千担。
湖北省的枣阳、汉川等县从8月中旬起新棉就陆续上市，汉川县每天上市量达五万斤。
已经收购的棉花，品质一般比去年较好。
河南省收购的棉花一般为五级，山东省多为四、五级，而去年则为五、六级。
各地供销社收购新棉的准备工作早在8月份以前就做好了。
为了作到快收多购，便利群众售棉，各地大都调整了采购站。
去年撤销采购站过多的地区，今年又适当地增加。
河南省设立的棉花采购站比去年收购旺季时增加了24％，山东省聊城、济宁、泰安等五个专区建立的采购站比去年增加36％以上。
各省还训练了大批采购人员。
棉花包装布和运输工具，多数省市已经备足。
今年的棉花验收仪器增加了很多，并且早已运到产棉区。
各地动力轧花厂的机器检修工作也已经结束，可以按时开工轧花。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人认为，今年棉花采购准备工作虽然已经做好，但是要完成棉花采购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各地采购部门必须教育采购人员，防止产生盲目乐观情绪，要切实做到快收多购，并且要向农民宣传多卖棉花支援国家建设的道理，为了保证棉花等级标准，验收人员在验收工作中要多研究多试验，防止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要实事求是，贯彻优等优价的政策，做到农民、国家都不吃亏。
新华社济南4日电
山东省棉花产区部分地区新棉开始登市。
今年各地供销社提前做好了各项购棉的准备工作，现在正积极进行收购。
临清县于8月25日已收进籽棉二万余斤；
高唐、东阿等县收进新棉近二千斤。
滨县、齐东、商河等县新棉也正陆续上市。
今年上市的新花，水份少、质量高、品级好，大都在四级和五级。
衣分率在三十七斤至三十八斤，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二、三斤。
广大棉农对今年新棉初期的售价感到满意，现正将收获的头喷花晒干拣净出售给国家。
新华社南京4日电
江苏省新棉上市。
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棉农，正在根据棉花成熟情况快拾快晒快拣，尽快地把新棉卖给国家。
省内各地供销社作好了收购的准备工作，并且训练了一千七百多名棉花检验人员，以便正确贯彻“优级优价”的政策来收购棉花。
（附图片）
山东省主要产棉区夏津县很多农业社，在“随收随卖”的口号下，纷纷把摘下的新棉卖给国家。
从南屯收购站的收购情况来看，目前虽是早棉登场时节，该站从8月27日开秤以来，每日就可收购新棉万斤左右。
但去年同期每日收购量只有几百斤。
图为建国农业社的社员，正用大车把前一天收摘的棉花送到国家收购站去。
　新华社记者　孙　静摄

决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屈服！
福建陕西农民奋力抗旱保秋
本报讯
福建省农民积极投入抗旱保秋运动，力争秋田增产。
08月中旬以来，全省普遍缺雨，溪河水位不断下降，旱情猛烈发展。
据有关部门8月26日统计，全省受旱面积已达三百十九万一千多亩。
其中尤以晋江专区旱情为最严重，全区受旱面积达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多亩。
在受旱严重地区，土地龟裂，作物生长不良。
为了战胜干旱，福建省抗旱防旱指挥部（省委书记、副省长魏金水领导）已于日前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旱情发展。
现在，每天约有数百万人投入抗旱保秋斗争。
受旱严重的南安县，每天出动二十七万多人，使用着一万多架水车，七十多部抽水机，和三万五千多件戽水工具，同干旱作斗争。
现在，已有二十五万多亩受旱作物受到一次到六次的灌溉，占受旱总面积的96.4％。
该县水利条件较差的焦塘乡，组织了一支六百多人的挑水队，连日到二里路外挑水，灌溉受旱的一百五十亩晚稻。
他们提出了“抗到溪干无泉水，还要想法找水灌溉保丰收”的口号。
晋江莲塘等乡每夜点着汽灯抗旱保苗。
据晋江、南平两专区初步统计，已有六十六万八千多亩旱田得到灌溉。
本报讯
陕西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积极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旱保秋运动。
陕西大部地区很久没有落雨，秋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干旱现象。
在关中平原地区，秋田普遍受到旱灾的威胁。
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对当前的干旱现象采取了紧急措施，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推动抗旱保秋运动。
各县都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和农民一起，千方百计，寻找水源，利用水渠、水车和担水等，浇灌秋田。
据统计，渠道已浇秋田几百万亩，灌溉地区的玉米，水稻已浇一遍到两遍。
三原县全县展开抗旱运动，泾惠、清惠渠灌区的十一万七千九百多亩棉花，和五万八千多亩玉米，全部浇过一遍，有一部分已浇二遍。
各地都积极挖掘一切可行的办法，有的利用洪水灌溉，有的添置水车、辘轳，有的担水点浇，“能浇一分是一分，能灌一亩是一亩”，全力抗旱保秋。

勤俭建国从勤俭持家做起
朝阳县财贸部门许多职工家属回乡生产
本报讯
辽宁省朝阳县县城财经贸易部门，最近动员了一批能够回农村的职工家属回乡参加生产。
朝阳县城财贸部门共十九个单位的一千二百九十二名职工当中，带家属的有八百六十七户，其中由农村迁入的占五百三十二户。
这些家属绝大部分是农村的劳动力，进城后脱离生产，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同时，由于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家属进城之后，职工的经济负担加重，有的人工作情绪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进城家属不断增加，几年来修建不少宿舍，仍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国家增加了财政开支。
至于职工因为生活困难，时常要求公家补助，也使国家增加了一笔负担。
城市人口增多，在物资供应，特别是副食品供应方面，更给有关部门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朝阳县城财贸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动员职工家属回乡参加生产。
现已确定回农村的有一百零九户，一部分已经回去。
他们在动员工作当中，首先作好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例如这些家属有无劳动能力，农村是否有家、家庭关系是否正常（如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等），都事先弄清情况，然后分别进行说服动员。
对于回去需要单独立户，小孩无人照顾、不能参加农业生产，或是家乡距离很远，职工回家探亲不便，或男女的一方有病需要就近照顾和家属在城市有临时工作的，除自愿回去以外，一般暂不动员。
其次，针对职工和家属所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进行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这方面，有这样几个主要经验：
一、家属一般都根据丈夫的态度行事，因此关键在于打通职工的思想。
二、领导干部和党、团员以身作则。
如煤建公司副经理张国栋在动员工作开始以后，先把自己爱人动员回去，对其他职工有很好的影响。
三、必须提高家属的思想认识，说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加强思想工作的同时，有一些具体问题也需要加以解决。
如：
家属回去以后，应利用假期让职工能回家团聚。
家属回农村，如有缺乏路费等经济上的困难，工会和行政也应帮助解决。

工农情深似海
——记孝感县五四农业社工农联盟问题的讨论
“工农情深似海，谁也离不了谁”，这是湖北省孝感县五四农业社社员最近讨论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以后，普遍反映的一句话。
前些时，五四农业社有些干部和社员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工农关系上提出不少错误意见，还有不少社员不承认工业支援农业，说“这几年我们合作社粮食、棉花增产了，卖给国家很多，就没看见机器下田庄”。
“没有工业，田地还是收粮食”。
还有些社员说共产党办事“厚此薄彼，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苦”。
不安心农业生产而想进城当工人的人，因此一天天多起来。
这个社的中共支部为了使社员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于是领导社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在辩论会上，社员们充分地说道理，算细账，辨明是非。
会上，很多人以具体事实驳斥了“工业没有支援农业”的错误思想。
他们指出，今年06月间，当早稻正灌浆，中稻在扬花吐穗，一季晚粳正在发蔸的时候，一连二十八天不下雨，北畈四百五十多亩无塘水灌溉的稻田，全部干旱了，车河水需要几十乘水车，时间赶不上，眼看着要减产，社员们焦急万分。
就在这个火口上政府贷款四千元，买回一部二十五匹马力的抽水机，日夜抽水，一位工人随着抽水机工作了三天三晚，把受旱稻田全部灌满了水，算算账，仅这一项全社可多收入十二万多斤谷子，除了归还政府贷款以外，还有剩余。
还有社员从国家供应农药和农械方面说明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今年全社用了各种农药一千多斤，大小农械二十五部，化学肥料八千多斤，这些对水稻千斤丰产和棉花、黄豆和花生的全面丰收起了保证作用。
社里春季小麦收成好，每亩平均产三百零九斤，也是多亏国家供应十行条播机和双铧犁才得到的。
把大账一算，社员齐声叫好，罗宏国说：
“水有源来树有根，发展工业是福音，农业离开了工业化，大量增产不可能。”
原来认为工业对农业没有什么支援的社员，听了这些事实，也都无言可答。
接着，讨论的焦点集中到农民的生活同工人比较到底苦不苦，共产党对待工人和农民是不是厚此薄彼的问题。
第5队一个社员首先说：
“不信我们换个班，叫那些工人来种田，尝尝农民生活苦不苦！”
另外有些社员也说食盐、布匹等工业品的价钱太贵，粮食反而跌了价。
这些错误的论调立刻遭到绝大多数社员的反驳。
社员张国山说：
“我过去给地主当几十年长工，解放后土改翻了身，又加入了合作社，有吃有穿，在银行里还存款三百多元，这样的生活还要叫苦吗？”
党支部也帮助大家算了一笔生活对比账：
社里的农户解放前有60％吃了上顿愁下顿，有20％年年要缺三、五个月的口粮，可是自从办了合作社，就一年比一年强，到现在大多数户都变成了余粮户，去年全社每人光口粮平均就分到五百八十六斤，农民几千年来缺粮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前后一对比，大家都感到生活提高了。
社员罗家榨说，不仅生活过得好，文化也翻了身，解放以前全湾三百零一人，只有十三人识字，现在识字的有一百八十七人了。
还有社员指出，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贵贱差别大，不符合事实。
煤油、食盐等都比过去便宜，现在农产品如猪肉、油料等价格都比过去高；
至于绸缎、呢绒和高级纸烟、酒等商品的价格提高点，对农民关系不大。
大家明确了农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情况后，又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生活有所提高也是应该的。
社员罗信轩、罗用谟说：
工人01月能赚百来八十元的人是少数，就是多拿点也合理，因为工人创造的价值大。
再说，工人不比农民，住在城市生活水平高，没田没地，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掏钱买。
经过这样讨论，原来有错误论调的社员都悄然无声，有些社员自觉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认识。
上中农罗仪信说：
“入社时说，只要奔得有饭吃，不愁穿，叫我怎样就怎样。
现在吃穿都不愁了，社里的事有一点做得不如意，就说没有优越性，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
原来叫嚷要到城里去当工人的社员，也都放弃了打算，表示安心农业生产。
现在社员们的心情比过去更加愉快，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象更给社员们增添了欢乐。
他们纷纷表示：
必须搞好生产，增加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
最近，社里计划再增产十四万斤粮食，为了实现这个增产计划，社员们已经在七百一十二亩一季晚粳稻田里施了第3次追肥，每天有90％的社员参加生产。
此外，社员们还决定把今年收获的二十八万斤早稻，除留足种籽、饲料和社员的口粮以外，卖给国家二十万斤，并要节约粮食，再卖二万斤小麦给国家。
（新华社）

扭转这股逆流
农村人口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去住着“当家属”，这应当说是一股逆流——它违背了发展生产力的原则，不但直接减少了生产力，而且要多消耗许多生产力。
要多盖许多宿舍，多供应许多商品，多耗费许多运输力，等等。
要职工家属回农村去，这不又成了“无情的天河”吗？
本来，“无情的天河”的比喻就是不妥的。
事实上，劳动人民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
虽然正处在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代，并且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但是，对于城市职工回家探亲，在乡村的家属到城市探望亲人，各部门却是力求予以照顾的。
（有些单位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缺点，那当然应该纠正。）
最重要的还是劳动生产。
我们是人，不能逍遥终日不事生产而又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人们幻想出来的神仙，牛郎织女也要从事耕织，也还有天河相隔之类“不自由”的事情，何况我们的现实生活，岂能只图终日相聚而不事生产？
让一部分可能回农村的家属回乡参加生产，既有利于工业，更有利于农业，这样才有可能使全体人民都生活得更好。
逆流扭转了，它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澎湃的主流的一部分。
朝阳县县城财贸部门职工家属纷纷回家参加生产的事实说明：
减少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城市人口是可以做到的——关键在于解决职工及其家属的思想问题。
同时，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对职工及其家属的一些具体问题必须切实解决。
在这几方面都做得很坚决，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得很好。

抗灾保秋仍是当务之急
目前，自然灾害对于农业丰收的威胁尚未解除。
东北地区的水情正处在紧急状态；
华北地区虽获喜雨，但河南和山西、陕西的部分地区秋旱仍很严重；
还有一部分地区发生了虫害。
抗灾保秋仍是当务之急。
大家都知道，在现有的条件下，农业生产能不能丰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有无自然灾害、灾害发生的大小和我们对灾害的斗争是否取得胜利。
今年上半年，全国基本上风调雨顺，大部分地区夏季作物获得了丰收，秋季也只是局部地区遭受了水灾。
如果我们战胜了当前的洪水、干旱和虫害，全年丰收就大有希望。
因此，紧急动员起来抗灾保秋，就成为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关键。
现在，遭受自然灾害严重威胁地区的党政负责人员，多已率领大批干部下去领导群众抗灾，广大群众也正在积极地对水、旱、虫害进行斗争。
但是，仍有一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自然灾害的威胁认识不足，他们盲目地认为丰收已成定局，大可以收兵了。
因此，有的放松了对洪水的戒备，有的抗旱、捕虫行动迟缓。
其实，我国各主要河流的汛期要延续到9、10月份，稍一疏忽，仍有可能酿成巨灾；
许多大秋和晚秋作物，正在灌浆育实或者是种下不久，需要大量水分才能籽大粒满、生长正常；
虫害不及早捕灭，也会使丰收的庄稼变成歉收。
不可心存侥幸，而应该提高警惕，充分准备，保卫住即将到手的丰收。
凡是汛期尚未过去的地区，都需要抓紧整顿防汛队伍、检查并整修堤防、充实防汛器材，准备战胜任何可能到来的洪峰。
当前水情紧急的地区，更需要在防汛抢险的同时作好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准备。
黑龙江省要求在险要堤段组织两套人马，一套负责防汛抢险，一套负责转移安置，这是很必要的。
这样可以避免万一河堤出险，手忙脚乱，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要教育农业社社员爱护公有财物。
有些常受水灾的农业社，应该制订抢救公有财物的办法。
受旱严重地区要大力抗旱。
有水利设备的地区，要根据农作物生长情况和需水缓急，有计划地日夜轮浇；
没有水利设备的地区，要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积极寻找水源，提前修建对当前抗旱能起作用的小型水利工程，抢救受旱严重的禾苗；
一切地区都要抓紧时间锄地保墒，减少水分蒸发。
特别是解除了旱象的地区，更应该积极发动群众抢种。
如果抢种粮食作物季节已晚，就要抢种蔓青、萝卜等蔬菜。
种菜对帮助灾民度荒能起很大作用。
1949年苏北灾区种菜三百万亩，收菜七十亿斤，1956年河南灾区收获秋菜八十多亿斤，使许多灾民赖以度过了灾荒。
群众把菜称为“度荒之宝”，各地不可轻视；
只要不影响种麦，就应该多种。
发生虫害的地区要发动群众捕打，结合药物防治，迅速扑灭。
要使群众了解：
在合作化以前，我们能够战胜多次自然灾害，今天就更有条件战胜目前的灾害。
以旱灾为例：
广东省茂名县前途社1956年建社之初，就碰到了严重的干旱。
春天需要插秧的时候，山塘、水库都干涸了，他们就在离田五里路远，翻越五个山岭，把油柑湖的水引到田里来插秧；
夏天抽穗扬花的禾苗受旱枯萎，他们车干了油柑湖的湖水，又架桥开渠，把离田十里路远的鉴江水引到田里来。
由于农业社有强大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旱灾；
在六十多年没有见过的干旱下面，该社全年粮食增产了18％。
因抗灾工作做得好而增产的农业社，全国各地还有很多。
充分运用农业社组织起来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灾害，争取丰收。

政府免费为农民治蝗
全国今年出动飞机四千七百多架次
除虫面积六百多万亩大大超过年度计划
新华社天津5日电
设在天津的中国民用航空局专业航空队2日作了今年最后一次农业飞行。
至此，今年农业飞机飞行了四千七百四十四架次，除虫面积达六百十一万多亩，相当年度计划规定的灭虫面积指标的281％。
在河北、河南、山东、青海等省的二十八个地方，飞机今年扑灭了夏蝗和秋蝗五百零七万多亩，杀虫效率一般都在95％到100％，而平均每亩地飞行费用仅一角。
飞机灭蝗的全部费用（包括药粉）都由政府支出。
在著名的小麦和棉花产区的河南新乡、山东夏津和甘肃吴忠、金积等地，飞机还帮助农民消灭棉虫和小麦吸浆虫。
山东夏津去年曾由政府出钱进行了飞机消灭棉虫的飞行，由于杀虫效率高、棉田普遍丰收和飞行成本低，今年夏津县几十个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就自己出钱要飞机给他们消灭了棉虫约二十万亩。

湖南祁东县妇女模范李玉英
积极推动农业社节约粮食
新华社长沙2日电 七年中四次被评为工作模范的湖南省祁东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共产党员李玉英，最近又推动三官农业合作社社员节约用粮，作出新的成绩。
三官社节约用粮的经验，不仅由中共祁东县委通知各乡注意学习，在8月31日闭幕的湖南省专、县妇女干部会上也作了介绍。
李玉英已在昨天动身去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08月中旬，李玉英到步云桥乡三官社了解节约用粮情况，这时新粮收割不久，部分干部认为群众不蒸酒、熬糖，没有浪费现象。
但是她在调查中却发现农民在秋收后普遍有多吃一点的思想，有三十几户社员每人每天吃粮达到两斤左右，这样下去全年留粮只够吃八、九个月。
全社还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大量用主粮喂猪，喂鸡鸭。
李玉英根据她了解的情况，首先向三官社的干部进行教育，扭转了他们的麻痹思想。
在社干部会上，大家都表示要带头节约，并教育社员克服浪费现象。
接着，李玉英又召开一次妇女干部会讨论如何节约用粮，大家提出的办法是：
有计划地用杂粮搭配主粮食用；
掺冷饭提高出饭率；
用杂粮、甜菜、南瓜、苋菜、苜蓿等喂猪；
不熬糖、煮酒等等。
经过李玉英和社干部共同努力，现在全社已有50％的农户订出了今后一年的用粮计划，有的户现在仍在制定中。
（附图片）

提高粮价对谁有利？
粮价到底低不低？
提高粮价对谁有利？
福建省安溪县美山乡火星农业社在粮食问题大辩论中，就粮价低不低问题展开辩论，批判了少数富裕农民叫喊粮食不值钱的谬论。
什么人叫粮价低？
火星社是个余粮社，从1955年秋后实现合作化以来，连年粮食增产。
但有个别人却说粮价太低，有些富裕农民公开叫喊现在粮食不值钱，农民干到死都不会富裕，不如搞副业生产合算，他们主张提高粮价和自由买卖粮食。
但是社内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反对这个论调，在辩论会上纷纷起来反驳。
曾经替地主当过五年长工的贫农社员苏贮指着发谬论的人说：
别说那没有良心话，请问过去粮价忽高忽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
贫农蔡维生说：
就说粮价吧，过去奸商投机倒把，五谷登场就杀价，青黄不接就抬价，例如实行统购统销前一年，一担谷子卖出四元八角，买入时涨到九元七角，相差一倍多。
结果是农民吃亏，奸商得利。
他还举出该社新路角落二十五户中，有十九户贫农和下中农，在1952年卖出粮食二万八千二百斤，被奸商压价剥削了一千三百八十一元，到青黄不接再向私商买入一万一千四百斤，就被抬高粮价剥削了五百五十八元。
贫农陈论激动得下泪说：
解放前米价01日千变，奸商把粮食囤积起来，地主、富农乘机放高利贷。
贫苦农民没有钱买那样的贵米，上顿接不着下顿，被迫卖掉亲生儿子还填不饱肚子。
像我这样卖子度荒的人，仅美榜村就有七十多户，这还不是粮食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奸商手里的缘故？
由贫农上升为新中农的社员黄沙四说：
过去全美榜村能够囤积粮食只有五十三户，占不上10％。
90％以上的农民受到剥削，现在有了统购统销政策，保护粮价物价长期稳定，还嫌粮食不值钱？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粮价合不合理？
辩论会上有的人说，粮价稳定好是好，就是价格较低。
贫农占清泉说：
现在的粮价对勤劳农民来说，是比过去高；
对那些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来说，是比过去低的。
他以自己亲身经历事实说，1952年统购统销前一年，他家收成二十四担谷子，因还债、买肥田粉和修补农具，共计卖了十一担谷，每担只卖四元八角，春尾缺粮再买粮时，每担涨到九元七角。
现在稻谷每担七元二角，对我来说是增加二元四角；
对富农和富裕中农及投机粮商来说，是少卖了二元五角。
这就可以看出什么人才叫粮价低了？
富裕中农社员占方碧辩解说：
粮价低不低要拿它和工业品来对比，这样比粮食却就不值钱了。
他又说，以前买一套斜文布的衣服（十二尺布），只需三十八斤稻谷，现在却……。
他的话音未落，贫农社员许两站起来说：
当时乌斜文每尺三角一分钱，现在一尺三角二分钱。
你的稻谷囤至春尾，每百斤卖九元七角，可买三十一尺。
我们穷苦农民，没法囤积春头，每百斤只卖四元八角，还换不上十六尺布。
现在一年四季谷价每百斤七元二角，可换回同样乌斜文布二十二尺半。
这一下把占方碧驳得无话可说了。
贫农社员吴气说：
过去我一条短裤破了补，补了破，先后缝补共一斤六两重。
现在一家七口，不但有粗穿的。
而且每人都有一套作客衣服，要说粮食换布不合算，这些新衣服从那里来的？
提高粮价对谁有利？
辩论在进行中，有个从贫农上升为新上中农社员许分说：
咱农民都参加合作社，口粮不愁了，去年一年余粮就卖四十五万多斤。
如果粮价提高一些，大家不是增加收入更多吗？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立即又展开了辩论。
大家都以几年来的亲身感受，集中批判了这种光想赚钱的资本主义思想。
社员们在辩论中说，农民只有生产一项粮食，其他都是伸手靠别人供应，农民种植粮食提高价格，工业品同样也要提高，这还了得吗？
贫农许婆说：
1952年粮食未统购统销，每百斤肥田粉二十七元，现在十八元七角，全社去年购买肥田粉六万斤，就比1952年便宜了四千九百八十元。
这就是粮食支援工业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增加生产，否则别想增收粮食，丰衣足食。
第11生产队社员为全社算笔账说，1955年秋后，国家帮助我们修建大型白濑水圳，保证了千亩农田免受干旱威胁，使很多旱地变水田。
全社早稻面积从1955年的一千四百亩增加至一千七百五十亩。
每亩平均产量由二百九十一斤提高到三百三十六斤，这才是农民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
越辩越明
火星社经过组织一千零四十人的粮食价格大辩论，对粮价低不低问题愈辩愈明。
很多人提高了认识，自动批判了糊涂思想，放弃了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打算。
新下中农李枝说：
前些日子，我也随声附和喊叫粮价低，不合算，现在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才认识只顾一时，就会误一世。
目前全社除按早季统购任务二十五万斤完成外，又卖了二万一千多斤余粮，比去年早季多卖了九万一千多斤粮食。

进门养猪　出门作田
贵州湖南大部妇女参加生产
据新华社贵阳5日电
在贵州省农村中，各族妇女有90％以上参加农业生产。
目前，她们正在和男社员们一起，做好后期的田间管理工作，争取农业大丰收。
据去年对二十九个县三十五个农业社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五户的调查，共有劳动力三万三千零五十六个，其中女劳动力占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人，而每个女劳动力平均每年做一百五十一个劳动日，劳动报酬占总数40.6％。
几年来，贵州省农村中已经建立了十七所幼儿园，六百九十六个托儿所和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三个托儿组，共收托小孩十万零九千三百三十二个，解决了九万一千五百二十四个母亲参加生产的困难。
据新华社长沙5日电
湖南省目前有50％—60％的农村女劳动力常年参加农业和副业生产。
在农忙季节，参加生产的女劳动力已达到90％以上。
据湖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统计，全省妇女所作的劳动工分，平均达到农业和副业总工分的15％—20％，最高的达到30％—40％。
据十八个县的统计，今年从春耕到现在有九十九万多妇女出工。
她们在劳动生产中起着显著作用。
山区和丘陵区劳动习惯较好的妇女，在合作化以后劳动积极性更高涨。
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妇女，在今年前七个月中就造林七万亩、修防火线六千六百多里，还开垦小米地二万八千多亩。
养猪副业是湖南农业的巨大收入。
全省第2季度存栏猪八百多万头，其中80％以上是妇女饲养的。

以色列破坏停战协定
约旦要求安理会讨论
新华社5日讯
纽约消息：
约旦驻联合国代表4日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研究以色列破坏以—约停战协定的问题。
约旦代表赫卡尔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指责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保安部队的保护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南部的无人区，从而破坏了停战协定。
有消息说，安全理事会可能在6日举行会议，讨论约旦对以色列的控诉。

佐林再斥西方阻挠停止核试验
苏联继续争取消除原子战争威胁
据新华社5日讯
伦敦消息：
苏联代表佐林在9月04日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西方国家代表提出的问题时指出，美英法继续阻挠立即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佐林说，美国代表史塔生提出苏联是否接受停止试验两年的建议、苏联对在苏美英领土上和太平洋地区建立监督（包括监督站）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之类的问题，只能使人认为是想歪曲苏联的立场，从而逃避现在千百万人就西方国家对立即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所采取的立场提出的问题。
佐林说，在小组委员会工作刚一开始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就提出了完全停止核试验的建议，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了西方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为了便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建议暂时停止核试验两三年，苏联政府支持在苏美英三国领土上和太平洋地区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监督站，并建议把停止试验问题同总的裁军问题分开来，立即加以单独解决。
佐林指出，小组委员会未能达成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根本反对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在自己的“工作文件”里明确地声明，他们拒绝寻求单独解决核试验问题，“工作文件”中的条款是不可分割的。
他们这种立场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并且以种种条件和保留阻碍这些问题的解决。
这样就为通过立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的决议造成了人为的障碍。
佐林指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综合文件行事，那么每个问题的解决都要有种种条件和保留。
佐林问道，难道这不是要掩饰无限期地拖延解决简单而刻不容缓的停止核试验的问题吗？
甚至在西方的文件里提到的可能暂时停止试验一年的主张，也附带了种种破坏了这项建议的实际意义的条件。
佐林最后说，苏联将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争取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作为停止原子军备扩张和消除原子战争威胁的第1步。

保蒙两国政府会谈联合声明
双方将进一步发展全面合作
据新华社索非亚5日电
保加利亚报纸8月04日刊载了保加利亚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在蒙古政府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期间，保蒙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真诚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会谈表明，两国政府对所讨论的问题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
会谈期间，双方讨论了有关进一步发展保蒙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问题。
双方满意地指出，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两国的兄弟友谊和紧密合作将日益加强和发展。
保蒙两国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且在和平建设方面，彼此给予必要的帮助。
为了这个目的，双方决定在最近的将来缔结关于1958—1960年期间保蒙两国的换货协定。
会谈结果，两国政府代表团还签订了关于保蒙两国的文化合作协定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保加利亚其他领导人一道访问蒙古。
于哥夫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

叙利亚人民怒斥美国侵略阴谋
要求清除帝国主义代理人加强军民团结
新华社大马士革5日电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阿拉克拉德区居民在9月04日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通过写给议会、内阁和陆军司令部的信，表示对美国最近的阴谋极为愤恨，要求清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且向击破美国阴谋的陆军致敬。
参加这个大会的大约有七百人。
叙利亚工会领袖易卜拉欣·巴克里、著名作家马瓦希卜·卡雅利和著名诗人穆罕默德·哈里里都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了过去十二年中帝国主义对叙利亚进行的阴谋活动，并且特别谴责了美国最近在叙利亚策划的阴谋。
他们指出，阿拉伯民族将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下，击破一切帝国主义阴谋、侵略计划、军事条约以及“艾森豪威尔主义”。
他们还驳斥了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说法，并且对最近的叙苏经济会谈表示欢迎。
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且高呼爱国口号，欢呼阿拉伯国家同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友谊。
在大会上讲话的人还号召军民团结，保持警惕，并且击退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最近的中东之行中所策划的任何新阴谋。
大会结束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
据报道，在今后几天中，大马士革的其它各个区也将举行群众大会。

叙埃经济联盟协定是政治联盟的序曲
叙总理说两国将确立完全联盟
新华社5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9月04日说，叙利亚和埃及签订的经济联盟协定是“两国政治联盟的序曲”。
他说，叙利亚不久就要和埃及举行会谈以确立两国的完全联盟。
埃及财政部长凯舒尼同一天在离开大马士革前往希腊以前说，叙利亚和埃及在9月03日签订的经济协定“不仅为我们两国，并且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紧密团结铺平了道路”。
他说，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指示，谈判很快就胜利完成了。
他说，叙埃两国的兄弟关系将由于这个协定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美方企图抵赖派遣武装特务越界潜入朝鲜北部刺探军情并谋害我方民警的罪行。
但是这是抵赖不了的。
我方军事人员当着美方观察小组的面审问美方武装特务王振江（图中躺着的）。
该特务的口供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美方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

埃外长谴责外国军事联盟
埃及决继续坚守中立
据新华社开罗4日电
埃及外交部长法齐昨天晚上在向国民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强烈谴责“外国条约”和西方国家的“中东真空”的论调。
法齐在演说中重申埃及要继续执行它的积极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外国集团。
他说：
埃及决心要保卫它的独立。
法齐指出：
埃及的政策面临着两个主要的障碍，那就是外国的条约特别是巴格达条约和填补力量真空的政策以及从这种政策中产生的一切问题。
他说：
“军事联盟和外国条约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威胁”，如果要恢复和保持和平，这些条约必须取消。
法齐说：
西方国家指责埃及企图建立埃及帝国，而它们自己却在镇压阿尔及利亚、阿曼和其他地方的自由。
他认为埃及在英法和以色列对它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通过了严重的考验，并且指出在对埃及的侵略失败后，贪婪分子仍然在煽动叛乱和企图用恫吓的办法一个个地诱陷阿拉伯国家。
这位外交部长说：
对于由于侵略而遭到的破坏，埃及应该获得赔偿，埃及将坚持充分的赔偿。
法齐谴责西方对埃及的经济战。
他说：
埃及决不会对以经济外衣掩饰起来的外国控制屈服。

日共就第4次日中贸易谈判发表声明
指责岸信介内阁一再敌视中国
社会党决定了对日中贸易协定谈判的基本方针
新华社5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常任干部会4日就举行第4次日中贸易谈判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
声明首先指责了岸信介内阁最近一再发表和采取的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
声明指出，这些言行将使实现日本国民的扩大日中贸易的希望一事发生困难。
声明接着就日本方面在谈判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提出了下列两项主张：
（一）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必须实现如下几点：
完全实现第3次日中贸易协定的内容；
互设目前还没有设置的民间商务代表机构；
保证给予商务代表机构工作人员以同公务人员一样的待遇；
政府对实现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提供保证。
（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协会、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三个团体的贸易代表团的任务是：
按照日本国民的要求统一意志，签订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
声明要求日本政府、自由民主党和贸易代表团对上述两项主张表明它们的意见。
据新华社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在今天举行的“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社会党对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谈判的基本方针。
这个基本方针规定，在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里应该解决在第3次日中贸易协定中达成协议的各项悬而未决问题；
并且要使这次协定的内容比上次协定前进一步，成为能够更加发展两国贸易的协定。
会议还决定，由自由民主党、社会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协会、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三个团体组成的日本贸易代表团在没有就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谈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应该延期启程前往中国。

日本社会党决心打倒岸内阁
争取通过大选建立社会党政权
新华社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的十四位领导干部今天举行会议，决定社会党对岸信介内阁的基本态度是：
打倒岸信介内阁。
共同社说，“社会党的这一决定比它以往提出的同岸信介内阁
‘对抗’的暧昧的方针前进了一步。
这个决定表明社会党决心根据绝对不同岸信介内阁妥协的方针采取行动”。
在有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和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社会党还决定，为了同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团结一致，进行打倒岸信介内阁的斗争，要展开大规模的国民运动，通过大选，争取建立社会党政权。
会议决定采取的具体活动是：
在国会内外展开保卫生活、权利与民主的斗争，展开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斗争，以便促使岸信介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同时，要从9月中旬起在全国九个地区分别举行打倒岸信介内阁的国民大会。

果阿人民党号召爱国者解放葡萄牙侵占的领土
新华社讯
塔斯社德里4日讯：
果阿人民党在孟买举行为时三天的地区代表会议已闭幕。
会议号召果阿一切爱国者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解放被它侵占的印度领土。
会议参加者通过决议，呼吁一切国内的和国际的组织促使葡萄牙政府释放被囚禁的果阿印度人。

民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多夫上将
09月04日率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来到我国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上将，出身于工人阶级。
1914年07月09日生于柏林。
小学毕业后学习泥瓦工的手艺，当过泥瓦工长和建筑技术员。
1928年，斯多夫同志参加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在德国法西斯野蛮统治时期，斯多夫同志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地下工作，积极地争取把德国人民从希特勒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1945年光荣的苏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后，在恢复被法西斯战争破坏了的德国东部的经济时期，他担任了负责工作。
后来被任命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指导部（即后来的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部长。
1950年，斯多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
1952年，他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从1953年起，他被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54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
1956年01月，由于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而有必要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来保卫第1个德意志工农国家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时候，斯多夫同志被任命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
从这时候起，斯多夫同志就为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进行了重大的工作。
斯多夫上将曾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金质祖国功勋勋章，并曾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多次奖励。
（附图片）

美国黑幕
芝加哥是种族歧视的堡垒
不久前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位在北部的美国第2大城芝加哥已经成了“世界上种族隔离最突出的地方”。
这家杂志说，据估计每月约有二千名黑人迁来芝加哥，芝加哥的种族主义分子煽动一般白人居民不许黑人移入 “白人地区”，“结果他们都在贫民窟中栖身”。
这家杂志还说：
“不论他的能力如何，一个新来的黑人要想得到他所想要的工作是很难的。
芝加哥树立了排斥黑人的壁垒。
除了服务性的行业以外很少看见他们从事其他工作。
他们能找到的工作是旅馆的女佣、出租汽车的司机、脚夫和清道夫。
黑种妇女很少能够被雇用为售货员或女侍。
大多数旅馆都用白人侍者。
“犹太人工作问题研究局最近的调查发现芝加哥征求职员的机构有98％都声明不要黑人，有20％不要犹太和天主教徒。”
这家杂志描写这个城市种族歧视的情景说，“一群一群的（白人）青年人向坐着黑人的汽车扔石头。
有的黑人在钓鱼的时候或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白人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顿。
行凶连环画
这种连环画是专门教育孩子残酷，暴虐，犯罪的毒物。
通本尽是介绍匪徒的偷盗法，杀人法，以及一些伤风败俗的丑事，还经常给孩子们介绍打破保险柜的最新工具。
这种连环画像魔鬼一样的缠着了美国儿童，它的行销量每年高达十亿多份。
最近美国新闻周刊登载的一个十四岁名叫安德烈的男孩读了大批的这类连环画后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

致各国东方学者和蒙古问题专家
科学界的朋友和同行们：
远东被压迫人民中最先完成人民革命、从殖民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下获得解放的蒙古人民，今年庆祝了自己国家独立的三十六周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爱好自由的蒙古人民为建立和巩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不断发展而斗争的历史，是为了争取和平、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而斗争的历史。
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日子里，蒙古人民非常同情为争取和平与自由、争取人类的文化和幸福以及反对希特勒主义而斗争的人民。
在战争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为了战胜纳粹主义都尽力提供了物质支援。
战后，蒙古人民热烈地拥护建立联合国组织。
这个组织的崇高目的博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各阶层居民的衷心赞同。
蒙古每一个爱国人士都认为：
我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与和平事业的贡献使爱好和平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蒙古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贯奉行着符合联合国宣布的最高原则的和平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的政策。
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援助，使蒙古人民在战后年代，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更加巨大的新成就。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盲已经扫除了，同时也培养了自己本民族的专家和干部。
我国人民为我们的巨大努力所获得的宝贵成就而自豪，为今天已成为全民财富的古老文化的传统而自豪。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整个时期内，我国人民总是极其重视科学的，并且确信科学应当为人类、进步、幸福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服务。
现在，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我国人民的儿子，向所有尊重和珍视对人类文化的宝库有所贡献的东方各国的东方学者和蒙古问题专家们呼吁，我热烈地要求你们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支持蒙古人民实现自己的正当愿望，使这个独立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语言学博士
亚洲团结委员会
联合国接收蒙古人民共和国促进委员会委员
利　钦1957年08月于北京

苏联维护中东和平的新努力
本报评论员
苏联再次照会美英法三国，建议由苏美英法四大国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谴责在中东使用武力，保证不干涉这个地区国家的内政。
这是苏联为消除中东紧张局势，维护中东各国和平和独立的新努力。
今年04月间，苏联政府给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里，曾经提出了这个维护中东和平的建议。
苏联政府认为，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苏美英法四大国共同保证在中东放弃使用武力，将是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健康化和正常化的第1步。
但是，美、英、法三国政府竟然不顾全世界和中东人民的和平愿望，拒绝了苏联政府的那次正义呼吁。
三国政府在致苏联的复照中，还为它们的这种无理行动进行了百般辩解，硬说中东的紧张局势不是由西方殖民国家推行侵略政策所引起的，而把中东紧张局势的基本原因归之于阿拉伯—以色列的纠纷。
美英法三国政府的这种谬论，显然是企图掩盖它们在中东的侵略行动，但是这种谬论早就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和世界舆论的抨击。
最近一个时期来中东局势的发展证明，中东局势的紧张和这一地区和平的遭受威胁，完全是西方殖民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侵略行动所引起的。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血腥镇压，英国对阿曼人民的武装进攻和对也门的侵略，使得战火一直在中东燃烧。
美国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结果，更使得中东局势得不到缓和。
美国制造了约旦事件，推翻了约旦纳布西政府之后，又先后策划了企图颠覆埃及和叙利亚政府的阴谋。
美国企图把一些阿拉伯国家拉入巴格达条约侵略集团，并同英法一道支持以色列侵犯阿拉伯的民族利益。
目前，围绕着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活动，中东紧张局势更形加剧。
美国在策划颠覆叙利亚的阴谋败露以后，立即派遣了国务院颠覆阴谋“专家”汉德逊到中东去，部署侵略叙利亚的新阴谋，企图利用阿拉伯人去打阿拉伯人，煽起阿拉伯各国之间的自相残杀，以达到美国在中东进行殖民扩张的目的。
对于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不管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宣传家们如何鼓其如簧之舌，巧为掩饰，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阿拉伯各国人民越来越认清了帝国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不共戴天的共同的敌人。
他们正在努力克服西方殖民国家在他们独立道路上所布置的障碍，加强民族团结，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们共同支持了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叙利亚遭到美国侵略势力严重威胁的今天，他们正发扬着患难与共的精神，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斗争。
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经济联盟协定的签订，表明了阿拉伯民族团结御侮，共同克服困难，发展民族经济的崇高意志。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最近说，“形同巨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将警惕一切阴谋，能够使反对我们的一切阴谋和会议达不到目的。”
这表示了阿拉伯人民不为强暴所屈的精神。
同时，中东阿拉伯人民为保卫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中，有着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这次给予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苏联政府在照会中强烈地谴责了美英法在中东的侵略活动，特别谴责了美国对叙利亚的干涉阴谋。
照会并且警告美英法三国，要把中东国家拉入军事联盟的任何行动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美英法三国政府应该理解苏联这个警告的严重意义。
它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维护中东和平的倡议。
这里特别应该提醒华盛顿的是，美国的“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了，如果美国还胆敢在中东放火，那末，它就决不可能逃避世界和平力量的严厉制裁！

西德蓄意破坏同苏联的谈判
苏外交部副部长揭穿西德中止谈判的诡计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的西德政府代表团团长拉尔8月26日写信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苗诺夫，借口双方对所谓遣返问题有分歧，建议暂时中止两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贸易和领事问题的谈判。
谢苗诺夫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
他在9月03日复信给拉尔说，西德方面关于中止谈判的建议，“事实上是企图为破坏双方关于贸易和领事问题的谈判找寻借口”。
他说：
“这种措施只能被看成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苏联的总的不友好政策的表现。”
拉尔在他的信中谈到建议中止谈判的理由的时候曾经硬说，苏联片面地从谈判日程上取消了所谓遣返问题。
然而，谢苗诺夫回答他说，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已经给予这个问题以足够的时间和注意，而且在拉尔访问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时候以及在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不止一次的秘密会见中也曾经讨论过有关遣返的问题。
他说，在谈判过程中，已经完全证实了苏联政府先前所表示的意见：
从苏联遣返德国公民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就完全是无的放矢。
谢苗诺夫说：
“我们已经指出，我们认为，谈判没有就议程中的一个问题达成协议，这不会成为妨碍其他问题的障碍。”
“苏联方面仍旧愿意继续讨论发展两国的贸易和领事关系的问题，它认为，要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谢苗诺夫指出，拉尔的建议事实上是企图为破坏关于贸易和领事问题的谈判寻找借口，这是同他从前所发表的所谓西德政府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种声明不相符合的。
他说：
“十分清楚，在这件事情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对破坏谈判和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完全负责。”

阿拉伯联盟作出决定
支持阿曼和阿尔及利亚斗争
新华社开罗4日电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今天决定阿拉伯国家将继续支持阿曼教长国的合法斗争，并且指示这些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当阿曼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时候采取步骤以保证获得胜利。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理事会号召各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并且对民族主义者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阿拉伯联盟理事会是在联盟政治事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举行会议的。
理事会批准了政治事务委员会在过去两天内所作出的一切决定。
政治事务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阿卜杜勒—哈勒克·哈苏纳连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五年。
新华社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9月03日说：
“叙利亚将尽一切力量提供各种物质的和其它的援助来帮助也门人和阿曼人制止英国的侵略。”
阿萨利是在接到也门国王和阿曼教长的电报之后对记者这样说的。
也门国王发电报给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表示决心抗击英国新的侵略。
阿曼教长在电报中要求叙利亚给予财政、政治和军事支持。

阿登纳的谈判把戏
席林生
苏联和西德政府的会谈从7月23日开始以来，曾经在7月底和8月中旬两度中断，西德政府二次召回了它的政府代表团团长。
接着到8月23日双方第3次恢复谈判，但是不到四天，西德政府代表团团长致函苏联代表团团长谢苗诺夫，又无理要求暂时中止两国的谈判，使会谈再度停顿下来。
会谈所以这样断断续续，不能顺利进行，完全是由于西德政府坚持要讨论“遣返德国公民”问题而造成的。
所谓遣返苏联境内德国公民的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事实上，西德政府所要求遣返的“德国公民”，都是一些在第2次大战期间因住在德军占领区而被希特勒政权蛮横地宣布为“德国公民”的人以及某些早已定居或出生在苏联的属于德意志血统的苏联人。
这些人是苏联公民而不是什么德国公民。
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遣返德国公民”的问题。
事情既然是这样，那末西德政府在谈判中几次三番在这个杜撰出来的问题上硬做文章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阿登纳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实际上是被迫的。
西德国内要求和苏联举行贸易谈判以改善两国关系的压力越来越大。
大选在即，继续采取过去近二年来的消极态度，会影响阿登纳党的竞选。
不得已而谈判，并不真想成功，于是就得寻找借口以使得谈判有名无实。
他们找到了“遣返德国公民问题”。
在苏联和西德政府开始会谈之前，阿登纳就致函苏联政府要把贸易谈判同“遣返德国人问题”联系起来，并以“遣返问题”作为进行贸易谈判的先决条件。
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也表示：
如不解决“遣返”问题，西德将不和苏联签订贸易条约。
在实际谈判中，西德政府代表团故意把“遣返德国公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并且力图把这个问题作为会谈的中心内容。
虽然谈判本来是为了解决贸易和领事关系的。
西德代表团的这种态度已经两次使苏联和西德的谈判中断，但它依然不肯改变这种无理的态度，并且借口双方在“遣返问题”上的分歧而停止谈判。
阿登纳政府在谈判中的这种做法，说明它和苏联进行谈判是没有诚意的。
它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表面上表示“愿意”和苏联政府谈判，并且采取不正式使谈判破裂的做法，不过是大选前夕的一个把戏，想用以掩盖它阻挠改进东西方关系的事实，同时煽起沙文主义的情绪，有利于阿登纳党在选举中获胜。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
甘惜分
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报纸发动了激烈的争夺战，企图夺取报纸的政治领导权，至少是首先占领几个“滩头阵地”，然后再组织进攻。
右派分子十分清楚：
报纸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武器之一。
但是，右派分子害怕说出这个严酷的真理。
他们千方百计地隐蔽这个真理，而宣传报纸是超阶级、超党派的东西，以达到他们的可耻目的：
既然报纸是超阶级超党派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为什么一定要办社会主义的报纸，而不能办反社会主义的报纸呢？
右派分子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创办所谓“同人报纸”的权利。
在右派分子之中，并不乏所谓“谋士”，他们从理论上来进攻社会主义报纸。
例如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就这样声言：
“我认为消息应像语言一样，广泛地为社会服务”。
这个右派分子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里抓取了片言只字，把可以用阶级观念去解释的报纸新闻和不具阶级性的人们交谈所用的语言相提并论，却自命渊博而毫不知羞！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党内右派分子王中更加摆出一张理论家的面孔，装做寻求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姿态，到处贩卖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偷运来的反动新闻学理论。
在王中的胡言乱语里，核心思想是所谓“社会需要”论。
他认为报纸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报纸是人们自愿出钱买得的“商品”，只有在商品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王中吓唬我们说：
“新闻事业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报纸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
你看，王中在这里装得多么像一个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呀！
他用“规律”来吓倒人们：
你们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吗？
这就是使报纸“决定于办报人”，这就是违反唯物主义，这就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可是我们要问一问：
什么叫“社会”？
右派分子十分高兴在这上面做文章，他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堆抽象的人群，超阶级的真空。
而在我们看来，自从人类产生阶级以来，社会就是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场所。
右派分子把报纸看成和阶级无关，和社会公用事业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汽车一样普遍为社会服务（这里不能不提醒一句：
公用事业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它也不可能普遍为各阶级服务，它属于占有它的阶级）。
而在我们看来，报纸不过是表达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它具有强烈的和鲜明的阶级性。
它不属于这个阶级所有，就属于那个阶级所有；
它不为这个阶级服务，就为那个阶级服务；
它不宣传这个阶级的观点，就宣传那个阶级的观点；
它不是为满足抽象的社会需要而产生，而首先是为了满足阶级的特定需要而产生。
这才是规律哩！
右派先生们，你们为什么畏惧这个规律呢？
当然，一个粗具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报纸的发生和发展需要依赖社会经济、技术、交通和人民文化水平等等条件。
——我们和右派的争论并不在这里。
我们争论的是：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是谁推动报纸的发展呢？
是抽象的社会？
还是一定的阶级力量呢？
答案本来是明白不过的。
“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所刊载的是“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
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
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
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
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
（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第2章）这种报纸是为社会服务吗？
它不过是宣扬宫廷政令、帝王言行，借以有助于王朝统治而已。
这种邸报，自然少不得隐恶扬善。
戈公振也说：
“故邸报之所得而传录者，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
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
可见它并不是什么普遍为社会服务的东西。
十六、十七世纪首先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传播商业新闻的机构，促进了近代报纸的产生，看起来它是和阶级斗争相距很远的。
但是这些消息供应者也并非服务于什么社会需要，而是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有获得各地船舶消息、物价消息和政治事件及战争消息的迫切需要。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所创办的“人民之友”报，不能说它的作用是为“社会”服务的；
它发出了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的战斗号召，它是法国革命的号角，它服务于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报纸也并没有把自己伪装成什么为社会服务的姿态，它一点不隐瞒自己是政治斗争的武器。
例如汤姆士·宾的“常识”就这样写道：
“亚美利加洲底事业是全人类底事业，啊！
你们——谁是爱护人类的，你们——谁是不仅对于专制政体而且对于专制君主敢于反抗的——暴动起来吧！”
（“近代史教程”，新华书店1950年版，四十四页）在这里，不仅公开把报纸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在“爱护人类”的口号下，喊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
中国的近代印刷报纸首先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但是请右派先生们为他们辩护一下吧，说他们办的报纸是应中国的社会需要，而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
有谁能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现代西方反动资产阶级报纸是为社会服务的呢？
西方资产阶级报纸拥有广大的读者，其中多数是劳动人民，但要把这种现象认为是资产阶级报纸服务社会的表现，未免太可笑了。
因为那里的人民只能读到这种资产阶级的东西。
资产阶级报纸虽然尽量扩大读者群，那也不过是一方面为了招徕价格昂贵的广告，另方面是更可以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范围。
归根到底，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我们并不隐讳，我们无产阶级报纸服务的对象空前的广大，我们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的报纸是普遍地为社会服务的。
我们不为敌视人民的阶级服务，而是利用报纸和它们进行斗争。
右派分子说：
报纸的读者各阶级都有，可见它普遍适应“社会需要”。
一万个荒唐！
先生，蒋介石也不得不读中国大陆的报纸哩，你大概会说，“人民日报”也适合蒋介石的“需要”，为蒋介石“服务”吧。
总之，把报纸这一强烈表现阶级意志的工具歪曲成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这只能是有意抹煞报纸的阶级性质，而达到逼迫社会主义报纸给右派让出阵地这一卑鄙的目的。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到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和其他的观念替社会服务”，这丝毫不能为右派分子帮忙；
从斯大林在该书中的整个思想来看，他说的“替社会服务”，正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意思。
现在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是否有了所谓“社会需要”就能够产生报纸呢？
不是的。
报纸的发生和发展除了前面曾经谈到过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之外，还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政治气候和阶级力量的对比。
——这又是右派分子听不进去的。
鸦片战争以后，惨遭外国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者压迫的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报纸来为反帝、反封建服务。
但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他们创办的适应中国人民需要的进步报纸多次遭到镇压，以致不得不到外国去出版，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人民早就需要自己的、彻底站在人民立场发言的报纸了，这种“社会需要”早先并非不存在，但是只有在解放区，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报纸才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又是为什么呢？
反之，“社会”完全不“需要”的报纸，只要握有统治权力的阶级需要，这种报纸就能到处泛滥。
例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之类的报纸就是这样。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难道不证明报纸决定于社会需要、而不决定于阶级需要这一右派言论，是多么荒谬绝伦！
但是右派先生们还会继续戴上假面具，非难我们说：
“你们犯了唯心主义错误了，你们说报纸的发展决定于阶级斗争的发展，你们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原理。”
这个问题未免幼稚。
因为报纸发展的规律绝不是如右派所说的抽象的社会需要，而是报纸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个历史事实。
“阶级论”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自然也决定了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报纸的发展。
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认识这个规律也好，你不认识这个规律也好，这个规律都在起作用。
当然，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认识这个规律。
而这个规律对于任何“办报人”来讲，应该是十分明白的，每个“办报人”都十分明白他在为哪个阶级工作。
谁要扭转这个规律，把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武器变为超阶级的东西，他如果不是有意欺骗世人，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莫不齐心反对共产党党报而热衷于所谓“同人报纸”，据说在党报上没有言论自由，而要办“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报纸”。
可是我们要问右派先生们，这种报纸难道是超阶级的吗？
历史的逻辑必然是：
它摆脱了“党和政府的控制”，却接受资产阶级的控制；
它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转变为资产阶级服务。
殷鉴不远，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例子就是。
从这里也就可以明白右派所说的“报纸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办报人”，是怎样地不通。
这个“人”，当然不是指个人，个人是不能决定报纸的发展及其方向的，储安平一到光明日报就篡改了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而指挥储安平的是资产阶级。
所以这个“人”是指阶级和政党。
在这方面来说，如前所述，右派分子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他们不但犯了事实上的错误，而且犯了理论上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包括了人的活动的，是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的。
右派撇开了人——阶级的活动来谈社会现象，把报纸看成可以离开人——阶级而独立存在的现象，这就是说，右派把报纸这一充满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现象和自然界的现象等同起来，企图把报纸说成是不以阶级意志为转移的超阶级的、近乎自然现象的东西，这在理论上就堕入了庸俗机械论的泥坑。
大家知道，形而上学者和唯心主义者在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要不就把社会说成是人们意志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要不就把社会说成是和生物、生理现象一样的东西，受自然界的规律所支配，这种理论最后也必然归结到唯心主义，因为它不能按照世界的真实面貌来认识世界。
右派在理论上的混乱，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报纸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和右派讨论哲学问题，我只是说：
右派玩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词句，沾污了马克思主义的美丽语言，目的不过是模糊人们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以达到他们篡夺报纸政治领导权、使报纸走上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卑鄙目的。
我们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十分鄙弃右派的胡言乱语，我们不隐讳自己的立场，我们不是为抽象的社会服务，我们不向空洞的“社会需要”献媚，我们只对工农劳动群众和共产党竭尽忠诚，并和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
我们公开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是因为这个立场和人民立场完全一致，为千百万人民拥护，并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们和右派在报纸性质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报纸和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报纸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必将这样结束：
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思想的报纸将日益克服自己的缺点，变得更加丰富多采和生动有力，它加倍为人民所喜爱。
而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新闻思想浪潮将不可实现它们丑恶的幻想，连这种思潮本身也将被社会主义的激流冲刷得干干净净。

杨玉清是怎样“反现状”的？
仁民
右派分子杨玉清在法学界座谈会上大喊：
“文人的笔杆是天然反现状的，不是歌功颂德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自命为“文人”的杨玉清是如何“天然反现状”的吧！
杨玉清在日本留学时，就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先后发表了颂扬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之政治学的考查”、“今后中国政治制度商榷”等反动文章，得到文化特务刘百闵的赏识。
1933年回国后，刘百闵就介绍他作“日本评论”的主编。
他由此勾搭上“改组派”，获得了大汉奸汪精卫的青睐，被安置在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作秘书。
1937年回国后，“改组派”失势，他又投靠“CC”，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文化事业科科长，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文化事业活动，受到陈立夫、张道藩之流的器重，被聘为伪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还曾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处处长。
后来，他又和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挂上了钩，当上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候补干事和宣传处副处长。
他还由于陈布雷的支持，干了好几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社长兼总编辑；
成为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理论战线上的急先锋，并且因而参加了蒋介石策划镇压民主运动的“御前会议”。
论功行赏，这位“文人”也居然捞上了一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蒋介石搞伪“国大”时，他由于康泽等特务头子的支持，“竞选”上了一名伪立法委员。
蒋政权溃败逃亡到广州后，他还官瘾十足地跟着“小朝庭”，作了一任伪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以后又逃往香港。
从杨玉清的“显赫”历史中不难看出：
杨玉清不但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御用“文人”，而且也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反动投机政客。
他是怎样从“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呢？
这里仅就他发表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的几篇文章来看一下。
抗日战争后期，杨玉清在“党的改造与国的复兴”一文中极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辩护，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
他说：
“好像本党（国民党）如能交出政权，抗战就会即刻胜利，中国就会长治久安似的。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想想，是否平情之论！
我觉得本党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本党党员也都是中国人；
与其责备本党，不如责备中国社会，与其责备本党党员，不如责备中国人”。
看，他竟无耻地把反动派一切祸国殃民的责任，都推到中国人民身上，硬要中国人民代蒋介石的罪行负责。
他不但不“反”蒋介石统治下的“现状”，还妄想把这个“现状”维持到万古千秋。
说什么“将来宪政时期，国民党仍居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内战，向美帝国主义投靠卖国。
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蒋反美的怒潮。
杨玉清这时除了在“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文章，来为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辩护以外，还在他自己写的“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和诊断”一文中“歌颂”美国之“功德”，说：
“美国人觉得愈是饥饿，愈是混乱；
所以，他们不惜以美国之有余补他人之不足”。
在这篇文章中，他并且对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苏联横加诋毁，把美帝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硬套在一贯维护和平的苏联的头上，希图以造谣来缓和人民的反美怒潮，煽动反苏、反共的情绪。
对于当时全国青年的反蒋反美运动，他在“青年的灾难”一文中，向青年们劝告说：
“惟有把心安定下来，才能求进步。
周围的环境，固然会自己看不惯；
但有时需要忍耐。
中国一切正在生长，还没有成熟，你们的尺度不能太高。
记着：
安定！
安定！
学校不让你们安定，你们要自己求定，切不可自己于安定中造动乱，造纷扰”。
那时，他怕的是青年们“反现状”，劝说他们安于现状。
如何安于现状呢？
他说：
“惟一足以服人的，是学问，是德行，是技术。
喊口号，贴标语，在今天失掉了作用”。
他妄想以此来麻醉青年，使他们不问政治，回到教室去作书呆子，好让蒋介石放心去卖国打内战。
杨玉清是标榜反对歌功颂德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三民主义半月刊”的总编辑怎样自打嘴巴吧。
杨玉清在他亲笔写的“本党立党五十周年述感”中说：
“本党五十岁了，我们对它不愿做寻常的歌功颂德，我们要祈祷它：
永远的少壮，永远的年青”！
在“论政府改组”一文中，他说：
“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它的主义，它的政纲，它的领导方向，平心论之，都是好的。”
在1942年的“三民主义半月刊”一卷十二期编后记里又说：
“总裁（蒋介石）十余年来，对国人的诏示很多；
本（原文在这里空一格，以示尊敬）总裁的昭示以力行之，可以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大家能以总裁之心为心，虽不中不远矣。”
够了，仅此已完全可以看出杨玉清“歌”美蒋之“德”、诬蔑和攻击中国革命人民和苏联的一副奴才相了。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宽恕了他，给他相当重要的工作和生活照顾。
然而他对人民对党又是怎么样呢？
1950年，他到前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却诬蔑说是进了“疯人院”。
1951年，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当他看到农民斗争地主时，却同情地主，说斗得太过火了，给农民泼冷水。
今年春天，他曾回到武汉去“省亲”；
但据他后来交代，到武汉去是为了设法达到个人野心：
为将来能够当选全国人代大会代表或政协委员“打底子”。
他在那里曾与某些右派分子接触，搜集了向党进攻的一些资料。
回京以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武汉在成长中”的反党文章，曾要求他所反对的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没有采用）。
在这篇文章中，他捏造事实，恶毒诋毁武汉的党、政和人民。
他说：
“武汉人民觉悟不高，武汉党政脱离群众”。
他还恶意歪曲说，武汉“实行中小学二部制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
因此，他叫嚣武汉人民要来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
他用这篇文章射出了向党进攻的第1支毒箭。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认为大举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便更露骨地活动起来。
他到处大肆咆哮，公开叫喊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司法改革，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思想改造。
他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法学界座谈会上，更猖狂的向党中央进攻，说：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
问题在于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他要“折党之角，批党之鳞”。
他在“政法研究”编辑部整风座谈会上也诬蔑说：
“总编辑不称职，总编辑把大家当成奴隶，是‘一将成功万骨枯’”。
他对中国共产党，露出了切齿的仇恨，希图煽动一切右派分子起来反对党，一举打垮党的领导，实现他叫嚣的“谁有条件谁来干”的异想！
这就可以作出结论：
原来杨玉清“天然”要“反”的，就只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
至于反动派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现状”，他不但“天然”不“反”，却还要“歌功颂德”，百般效劳，至今仍梦想着让它复辟，而且千秋万岁，“永远年青”哩！
但事与愿违，杨玉清的“美梦”又破产了！

科学家要密切联系群众
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　戴松恩
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教育。
以后经过五大政治运动，我认识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批判了崇美思想，划清了敌我界线。
特别在“三反”运动中，我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帮助，初步认识到我的资产阶级业务思想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试验研究工作的安排上是自私的。
从那以后，我更争取靠拢党，加强学习，并随时警惕着克服这些缺点。
三大改造以后，我以为在思想上已通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当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党及时地领导我们进行坚决的反击，我才开始认识到我并没有在思想上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我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还是很不够的。
比如，有人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我虽然没有这样说过，但在思想上同意这种说法。
毛病出在我强调具体业务领导，而忽视了方针路线上的领导。
我忽视了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政治路线，也是科学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党是最为内行的。
1952年我们机关的党组织确定加强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贯彻农业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在开展农村工作中，党指导我们先和农民交上朋友，通过共同劳动和生活，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同农民建立起革命的感情；
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成功地总结他们的先进经验，更好地找出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并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巩固，使农业科学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十分必要的。
我到农村去过好多次，住过农民的家，和农民一同吃过饭，但是我是以检查工作和作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的身份出现的，住的时间不久，和农民接触不多，因此感情基础是薄弱的。
有人认为开展农村工作是好的，但是在农村里住久了会耽误实验室或试验地的精密的研究工作。
我曾同情过这种说法。
主要是我在考虑内外工作应该密切结合时，忽视了农村工作既可积累调查研究资料，了解生产情况，找出问题并解决一些问题，明确研究对象，而更重要的是又可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这种感情的建立，不仅要通过一定时期的农村工作以打下基础，而且还要经常地和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如果在农村中有目的地多停留一个时期，那怕是多少影响些实验室或试验地的工作，从长远看也是合适的。
今天的情况当然不允许我长期在农村中工作，不过我必须随时注意着如何更好地接近农民。
今后我必须有计划地和附近农业社的农民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可以解决的生产技术问题。
经过比较长时期的努力，我相信能够和农民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感情，以改造我的思想，提高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
右派分子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特别是曾昭抡、钱伟长之流的右派野心分子，利用民盟合法组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他们说什么“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并且也提出了“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
这些“建议”是要我们反对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导，要我们拒绝有计划的工作，拒绝党对我们工作的调动，拒绝去边疆工作，要我们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问政治，培养单纯技术观点，好由他们来摆布。
这对农业科学来讲是特别有害的。
农业科学研究必须结合生产，联系农民，特别是农业生产是有区域性的，并且是复杂而带综合性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事业。
如果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会脱离实际。
农业生产既然得不到相应的发展，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化。
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右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参加这一斗争；
同时我也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多接触生产实际，多联系农民群众，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研究哲学史的情况
苏联哲学界近几年来很重视关于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已把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列入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苏联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世界哲学史”的编写工作来进行的。
苏联哲学研究所正集中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史家集体编写四卷本的“世界哲学史”巨著。
该书的前两卷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已经出版。
目前苏联哲学界哲学史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关于马克思列宁阶段的哲学，这也就是该书后两卷的主要内容。
在这部分叙述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哲学史中，不仅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论述了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派及现代资产阶级各种唯心主义哲学。
这部四卷本“世界哲学史”从根本上纠正了过去亚历山大洛夫所著三卷本“西欧哲学史”一书中，不把哲学史当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革命意义、忽视俄国和东方哲学发展史等一些主要缺点。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世界哲学史的巨著。
在编写“世界哲学史”的过程中，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各民族哲学史”。
此外，还准备出版一本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俄国哲学史的发展的专著，以便进一步加深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马克思列宁阶段哲学的研究工作。
苏联对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历来十分重视。
从古代希腊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哲学著作，不论是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大都已有了俄文译本，特别是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不仅全部译出，而且对较著名一些的哲学家及其著作，有了专门的研究并出版了专书。
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也几乎全部有了译本，并有人在进行专门的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
对东方哲学史的研究近来也开始加强。
目前正在整理、翻译东方各国的哲学史资料，同时进行一些理论研究。
东方各国中，除埃及、伊朗、印度以外，他们特别注意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现在正积极整理中国哲学史资料。
在我国哲学家的合作下，他们将在1958年完成中国哲学著作选集（共六卷）的出版，现已将先秦、两汉部分译成了俄文。
（艾南）

一片和平景象
——看柬埔寨彩色纪录片“国王加冕”
谢逢松
柬埔寨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国。
远在纪元前，她就屹立在亚洲的大地上；
十一、十二世纪时，她曾是东南亚最繁荣、最富强的一个国家。
今天，她摆脱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独立了；
她的儿女，正在创建着新的文化、新的生活。
彩色纪录影片“国王加冕”，主要是介绍柬埔寨国王加冕大典的盛况。
这样的隆重大典，有丰富的仪式；
仪式本身，正说明了柬埔寨文化的源远流长。
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通过影片的画面，看到在柬埔寨的国土上，在金边，在湄公河畔，是一片安乐的景象，和平的景象。
湄公河的流水，静静地、无休止地在流着。
船只在来来往往，船夫在急急拨桨，鹭鸶在拍打翅膀……，一切都活动在自由的空气里。
通过俯摄的镜头，我们看见美丽的金边城的全貌。
满城是葱绿苍翠的树木，树海里浮现出金碧辉煌、古色古香的建筑物。
这些神奇的宫苑庙宇，在金阳下闪闪发光。
街道上热闹而且繁华，人们熙来攘往。
皇宫里的建筑和陈设，更是富丽堂皇，五光十色。
从台阶到屋檐，从庭院到内厅，处处都是金镶玉砌、精描巧绘的。
国王和皇后的宝座、卧榻和其他一切用具，更是珍奇。
我们从这里看到柬埔寨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华，是他们灵巧的双手创造了这光辉灿烂的艺术。
影片里还摄有不少的舞蹈场面，记录下了很多悠扬婉转的音乐。
这些富有东方情调和宫廷色彩的舞蹈和音乐，使人看起来、听起来，很亲切，很有趣味。
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和游行队伍，也很动人。
柬埔寨是一个富丽而神奇的国家，在这里也得到反映。
其中有全身穿着西服的游行队伍，也有全身穿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的游行队伍；
受检阅的军队，也是各色各样的。
但是，我们在这些人群中所听到的声音却是一致的，他们似乎都在呼喊：
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和平！
我们应该感谢影片的摄影师，他给我们拍摄了很多十分优美的镜头。
摄影师看得出来是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的，他的画面，不管是远景、中景、近景，或者是特写，都总是那样匀称、完美而富有表现力。
有才华的编辑，把这些镜头作了很好的艺术的组合，使得每一个场面，以至于整部影片，都给人一种完满而丰足的美的感受。

“乱者一呼，天下四应”
曾岛
有右倾思想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总是认识不足，他们认为右派分子没有掌握兵权，只是“秀才造反”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这回罗隆基出来给他们“上课”了。
罗隆基在给浦熙修的信中说：
“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
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
罗隆基这个“乱者”的“一呼”，虽未“天下四应”，“取得帝位”，但也总能使这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的头脑清醒一下了。
罗隆基之所以未当成王莽，主要是他估计错了形势，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权固若金汤，而他却估计成“瓦解之势已成”；
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而他却认为大局已不可收拾。
因此，他要和章伯钧之流出来“收拾残局”；
因此在党整风之际，他就和章伯钧之流的“乱者”到处放火，到处高“呼”。
当这些“乱者”正兴高采烈高“呼”的时候，全国人民真是应声而起了，但这不是他们想像中的“天下四应”，不是拥护他们当王莽，而是对他们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乱者”的声讨。
因为人们对罗隆基这样“无枪无弹”的“秀才”，并不像有右倾思想的人那样小看他；
因为罗隆基当成了“王莽”，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了。

假如她还当记者
洪夫
05月20日大公报刊载了子冈的题为“假如我还当记者”一文。
这篇文章拈出三题“新闻”：
一曰：
菜蔬合作化不去弊，菜蔬公司不解体，不足以平民怨；
二曰：
新物价下，孩子瘦弱无精神；
三曰：
人民银行储蓄所在北京有几百个，是拆社会主义的烂污。
作者以多年来旧行当构成了的“性格”与“本能”，秉其“慧眼”，操其“神笔”，一下子道破了“时弊”。
不仅如此，她还觉得“仅仅是三个题目，自然是言不尽意”，“若有同行们去调查报道，感谢的恐怕大有人在”。
像这样“痛恨时弊”的新闻，出自彭子冈的手笔，并不稀奇。
因为在她的灵魂深处，老早就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事业。
她对新社会的种种现象，曾发了不少“议论”，鸣过很多“不平”。
而且，正当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之际，她行于葛佩琦、王德周之先，步趋章伯钧、罗隆基之后，吹起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号角，妄图煽惑“在职记者”，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一次“短兵相接”。
“假如她还当记者”，事情又该怎么样呢？
大概是，在她的笔锋下，岂止菜蔬合作化非解体不可，什么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啊！
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啊！
什么社会主义工业化啊！
等等，一切社会主义制度，都得通统的非解体不可！
非解体不可！
“假如她还当记者”，她就要“走在街上，坐在电车或汽车里，看来听来些事事物物，街谈巷议”，在没有“技痒难忍”和“言不尽意”的束缚下，把一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好好写在报上，那末，你看，社会多黑暗、多黑暗！
“假如她还当记者”，她和她的相知们，都凭着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创造性”，“天天采访、天天钻问题、天天写；
写出来的东西往观众面前一晾，就好像洗衣人晾在竹竿子上的衣服似的，人一瞅就知道今天这竿子衣服花了多大力气”（注一）。
解放前的“大公报”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何必多此一举，向记者指示什么的。
你瞧！
旧时代的新闻多自由！
俗话说：
“好屁也不香”，是有道理的。
一个人从里到外浸透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气息，任凭他吹得天花乱坠，屁还是屁。
鲁迅先生曾说过：
“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
这时候的文学有二：
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
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 （注二）。
用这番话较量一下这个素来主张“把记者工作列入文学艺术的一个部门”（注三）的彭子冈，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解放八年来的新中国，在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正以飞速的步伐建设人类最美好最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过去梦想不到的改善。
社会主义建设光辉灿烂的成就，真是惊天地而震世间。
这一切历史事实，在子冈的眼睛里化成了泡影。
她千方百计、昼夜苦寻的是“时弊”新闻。
事情是明摆着的。
她是讴歌革命，还是诅咒革命；
她是赞扬社会主义，还是诋毁社会主义；
她是热爱党，还是憎恨党；
她是称颂社会改造，还是希望旧社会复辟。
最好由她自己来回答。
（注一）见子冈：
“他们五十六个”（原载2月22日文汇报）
（注二）见鲁迅：
“革命时代的文学”
（注三）见子冈：
“他们五十六个”

包头，你变了！
刘衡
你这个土天土地土黄颜色的土包头啊，现在你已经变了，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
在你的旧城，新盖了红的、黄的、灰的、绿的好多好多的楼房，像一朵一朵好看的花。
在你的西北，原先是空荡荡的一大片，人们在这里，要看多远，就能看多远。
现在这里建立了新市区，高高低低站着的房子，咕咚咕咚吐烟的烟囱，挡住了人们的眼。
在你的工地，起重机的长手在一上一下地动，电焊的火光在忽闪忽闪地亮。
到处轰隆轰隆，叮叮噹噹。
包头，你一天变个模样！
烟囱、房子一排排站起来，比庄稼还长得快哟！
清早出门，下午就找不见回家的路了！
包头，你变了！
变得黑夜也在发光。
想从前，人们“出了电灯钱，住在黑地里”。
国民党反动派只留下鬼？
眼的路灯十七盏。
人们坐在屋里，开了电灯，还要点油灯（人们戏称为“双灯制”）。
人们一出大门，立刻瞎了眼。
到如今，新的热电站快要盖好，旧的发电厂扩建了又扩建。
包头，在黑夜不再找不见你啦！
成排的电灯给你挂了项炼，镶上花边，你的光射了几十里路，照着走路人眼。
黑家圪巴（注一），你在黑暗里“窝囊”了几十年，你应该改叫“光明村”啦！
因为现在，电光照进你的村子，你的人晚上不点油灯，也能穿针做活。
电光照进你的村子，你不光白天有亮，整个黑夜也不黑。
包头，你变了！
你的蒙族儿女变多了。
过去你的被汉族统治者赶走的蒙古族儿女已经下山归来，过去不是你的蒙古族儿女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投进你的怀抱。
他们在做厂长、经理、车间主任、技术工人……
站在配电盘旁边的姑娘忠群，你的小手一动，全城唰地一亮。
两年功夫，你从一字不识变成高小学生，有谁比你还快？
“不是我学的快，是我的先生教的好。”
“两年啊，我虽然碰到好些困难。
现在想想，其实也很简单。
我小的时候，既然分得清我的小羊。
我长大了，当然记得住我的生字。
“原先我打开书本，一看——呀！
个个都是生面孔。
我就朝它盯一眼，盯一眼，再盯一眼，慢慢，它就变成我的熟人。”
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郝金山，汽车是你的房子，方向盘是你的手。
你的车子开得好平好稳啊！
去时车上放了一碗水，回来车上还有一碗水，你的技术真高！
“哪里！
哪里！
小时候赛马我虽然跑过第1，至于开汽车还得向汉族老大哥学习。
去年我到北京开了先进生产者大会，就下定决心要向艾肇昌看齐。
“我看开车就同骑马一样，要眼明手快心细，要摸清车跟马的脾气，还要勤擦勤洗。
我对它好，它也就对我好。”
背着背包、靠在火车门口的青年萨仁，包头前边就到！
你绷着小脸，左看右看，抓头跌脚，坐立不安，你为什么那样心急？
“火车这样慢，叫我怎不急！”
“我的民族有放羊的，种地的，还没有炼钢工人，我这就去住包钢工业技术学校！”
“我一脱掉军服，恨不得马上开到这第2条战线。
骑在马上砍杀敌人我从不落后，火车早到一分钟，我就可以多攻破一座科学碉堡。”
＊
包头，你就是以前逃荒人常说的“西口”。
那从山西来的农民李六，你把你吃奶的小儿子挑在箩筐里，你把你学会走路了的大女儿牵在手上。
你大肚子的女人走一走，“扑通”坐在地上，哭了一路。
现在，你们全家六口坐在大车上面干什么？
“我们在搬家，到十里路外去种地。”
这回搬家不像以前那样苦、那样累了吧？
“当然啰，这回搬家，不是被饥荒赶跑，是给工业建设让地。
这回搬家，不用自己的腿，有胶皮轱辘走路。”
旧的移民刚走，包头，你又来了大批新的移民。
他们用火车开了来，用汽车装了来，用刚刚通航的飞机飞了来。
他们排着队，大队大队地在你身上走。
他们嘴里唱的不是“走西口”（注二）的悲调，而是咱们祖国第1个五年计划的进行曲。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在你这里冲风踏砂、斩冰破雪，用他们的双手改变了你的颜色，装饰了你的脸。
他们就是我们的建筑大军——我们伟大的地球雕刻家！
（注一）黑家圪巴是包头郊区的一个村名。
（注二）“走西口”是流传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的一个小调。
唱的是因灾荒逼迫的男女离情。

有这样的诗人
白桦
有这样的诗人，
长期脱离火热的斗争，
长期脱离党与人民的监督，
长期闹着罪恶的淫秽的纠纷。
有这样的诗人，
不断出入于人民法庭，
但他不是庄严的原告，
而是站在被告席上听审。
有这样的诗人，
身上背着缓期执行的徒刑，
但他并不想悔改，
而且继续进行反党的行径。
有这样的诗人，
一个留党察看的党员，
他没有向党赎罪，
而是向反党分子更靠近。
有这样的诗人，
因为自己是党员而认为不幸；
羡慕“吴祖光式的自由”，
“自由地”与党抗衡。
有这样的诗人，
对写诗并不热心，
热心奔走于各个反党集团之间，
传递着各式各样的反党言论。
有这样的诗人，
在私寓里欢迎各种反党的来宾，
招待文汇报的记者，
发布窃窃私语的新闻。
有这样的诗人，
反党时非常机智和毒狠，
在众目睽睽的大会上，
他装扮得可怜而又愚蠢。
有这样的诗人，
读者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
因为他只在死胡同里喊叫，
暗地里把毒箭射向党和人民。
有这样的诗人，
离开了党和革命，
也背叛了诗歌，
他就是艾青！
有这种诗人，
但人民可以不要这种诗人！

艾青的“逆境”
金真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他们的自况。
现在是新社会了，可是有些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不仅还死死地记住上面那两句话，而且还把它发展了一步。
他们认为作家，尤其是有国际声望的作家，在读书人中又要高上一等，甚至于高高在党之上。
“作家”丁玲这样看，“诗人”艾青也这样看。
艾青曾对右派分子吴祖光说：
“我犯了错误，党也不能怎样我，我在国际上有地位，党也得考虑影响”。
你看他想得多惬意，把我们党看成了个什么样子！
因为“在国际上有地位”，他就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人，就可以随便犯错误，就可以无法无天！
党和人民当然不是像他那样看问题的。
党正是考虑到他“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影响”，才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一再地批评他，要把他从那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泥坑里拉出来，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人，不在国际上发生坏影响。
可是艾青却把党对他的批评和帮助诬蔑为“党是无情的，专整人”，说他是“生活在逆境”中。
今天的新社会对艾青这样的目空一切的个人主义者来说，的确是个“逆境”，假如他不放下臭架子，痛改前非，彻底进行思想改造，这个“逆境”还会一直“逆”下去，直到他自己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