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代大会09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3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2届执行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2日到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决定中国妇女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09日在北京举行。
预定会期为十一天。
会议详细讨论了有关妇代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2届执行委员会准备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讨论的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以及修改章程的报告。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妇代大会的组织机构及大会的日程等问题。

天津工商界开整风动员大会
据新华社天津3日电
天津市工商界的整风运动已经正式开始。
今天，民建天津市委会和天津市工商联联合举行动员大会。
到会的有全市工商界骨干分子二千多人。
会上，民建天津市委会和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光英作了报告。
目前，全市已有六个区的工商界骨干分子，开始了先以反对右派斗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他们正在对右派分子刘邦周、王履和、尚玉山、荣子正等十三人进行说理斗争。
在今天的会议以后，全市各区工商界领导骨干都将普遍开展这一运动。

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贯彻群众路线
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工会积极分子大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1956年底已有二千二百多万人，而工会积极分子就有三百多万人，几乎每六个职工当中就有一名积极分子。
事情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支队伍的庞大，而且还在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每时每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般的联系。
工会积极分子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人。
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生产岗位上的任务之后，利用自己的一部分休息时间毫无报酬地为群众服务。
他们不为名利、不辞辛苦、日日夜夜、任劳任怨地执行他们光荣的社会义务。
他们对于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学习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他们自己在这些方面又是群众的模范、表率。
许多工会积极分子，是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是学习模范，是团结互助、勤俭持家的模范。
正是因为这样，工会积极分子得到了群众的热诚爱戴，称他们是“雪里送炭”和“雨中送伞”的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
工会组织依靠着这些有觉悟的同群众密切联系的积极分子，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积极分子广泛地经常地联系着群众，才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使工会真正能够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把群众与党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们相信：
只要善于运用这支力量，总结起这方面已有的经验，工会就能够在今后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全国工人群众也正在陆续进入整风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工人群众将向各企业的领导者提出批评建议，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同时也将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展开讨论和辩论，纠正错误的意见，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意见，以便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因此，摆在全国工会组织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发挥充分的积极的作用，通过小组会、座谈会、大字报、辩论会等种种形式，帮助工人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帮助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顿，帮助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
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矛盾，而对于工会工作者特别重要的，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
正确处理好了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其他许多矛盾也可以迎刃而解。
而解决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贯彻执行党所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
这就需要工会组织更好地联系群众，深入了解和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根据毛主席所指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这个矛盾，通过解决这个矛盾又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文件中曾经指出：
“当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底残余依然存在时，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与社会主义新芽之间的矛盾，是无可避免的。……为了有效地进行职工会工作，只是正确了解职工会的任务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职工会机构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智，善于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用特别的办法去接近群众，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这些群众提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
为了密切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系，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就是加强群众监督，克服官僚主义；
一方面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
这两方面，都需要工会组织善于运用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的细致的群众工作。
工会组织应该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经常地认真地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企业行政领导也应该诚恳地欢迎这方面的群众批评和意见。
但是，工会组织的责任决不能只满足于“揭露”和“批评”。
这只是问题的提出。
要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领导来克服官僚主义。
五三厂工会组织在解决加班加点问题的时候，开始只是批评指责，但并未解决问题，一直到第4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依靠了群众自己的力量，改进了工作，改进了领导，才基本上消除了经常加班加点的现象。
这就说明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
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正当要求，“以最小的磨擦”改进领导，克服官僚主义，而且还可以借此提高群众，加强团结。
加强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工会组织在解决领导与群众矛盾当中另一个方面的工作。
因为群众不了解全面情况，或者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发生企业内部矛盾的一个原因。
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也须要充分走群众路线。
自上而下的系统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对少数积极分子的教育方式。
对群众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启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
这就是以群众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教育群众自己。
并且，要发动群众参加各种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让群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受到锻炼。
目前在厂矿企业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应该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以不断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
这样，将使职工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大发挥，劳动纪律大大加强，某些群众的不合理的要求也将会自觉地放弃，促使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得到缓和与解决。
以上两方面都足以说明，只有当工会组织充分走了群众路线，它才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不少工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弱点，需要加以克服的。
贯彻群众路线，需要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需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积极分子的经验。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在基层各个方面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
这些经验从各方面的积极分子身上体现出来。
积极分子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骨干力量。
领导者依靠他们把自己同群众结合起来，通过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
每当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骨干作用，群众的热情将不能持久，群众运动将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
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充分认识到积极分子的重要性。
正确使用积极分子，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对于加强基层工作，对于在基层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积极分子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广大工会积极分子已经组织在工会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必须加强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闭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同那些没有出席会议的千千万万的工会积极分子们一起，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去努力工作。
我们预祝他们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光荣，戒骄戒躁，永远和群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

帮助职工不断提高阶级觉悟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闭幕，赖若愚作总结发言
新华社3日讯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今天闭幕。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今天的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他说，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工会积极分子的作用，也反映了工会的组织作用。
会上交流了许多工会基层工作和积极分子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目前我国已经有三百四十八万工会积极分子，通过他们，使工会与职工群众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随时能够了解到群众的情绪和要求。
因此，今后应该很好地继续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减少他们工作的流动性，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提高水平。
赖若愚说，从这次会上交流的许多经验来看，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工会同群众的关系，而它的效果却是集中表现在生产上。
工会的工作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密切与职工的联系，使他们在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
所以，工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生产来进行。
同时，工会也必须时刻关心职工的生活，保护职工的利益。
这方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只照顾群众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另一种是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出发来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
工会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职工的整体利益，同时在不妨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努力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
工会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不仅要适当满足职工的合理要求，同时也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
工会在对待群众的不正确的要求时，应该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
在执行群众正确要求时，也应该贯彻勤俭的方针，并且尽可能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正确地处理职工的生活福利问题，也是提高群众觉悟的过程。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更好地联系群众，并且增强企业内部的团结。
赖若愚就工会如何正确地对待同企业行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强调指出，首先应该弄清楚，在社会主义企业内，工会同企业行政的一致是基本的，差别不是基本的。
因为工会和企业行政都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双方的奋斗目标也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所谓差别，有些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有些是属于工作方法上的。
属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一致；
属于工作方法上的不一致，即工会和行政从不同的方面来完成共同的任务，这是需要的。
所以不能把企业行政同工会之间的差别和一致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来看待。
而且任何关系的好坏，责任都是属于双方面的。
就工会方面来说，应该努力使关系搞得更和谐，主动地多考虑企业行政的意见，分清是非，使双方的意见达到一致。
工会组织的群众监督，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和支持企业行政，使企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能够揭发出来，及时加以纠正。
这种监督和过去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监督是有本质区别的。
赖若愚还谈到了工会在解决企业内部矛盾中的调节作用问题。
他说，工会在这方面是有着它的特殊作用的。
企业内部的矛盾主要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企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是群众觉悟不高。
工会对企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固然不能迁就，对群众的不合理的要求也必须进行说服教育。
工会不论对企业行政或职工群众的正确要求和意见，都应该予以支持和帮助。
如果双方在思想认识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工会就应当很好地组织讨论，分清是非，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取得一致。
赖若愚说，应该相信，由于社会主义企业内职工和行政是根本一致，凡是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只要经过反复认真讨论，最后总会一致起来。
赖若愚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企业中整风和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等问题。
这次会议是在8月21日开幕的。
会议期间，除了在大会上介绍了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工作经验以外，还按专业举行了座谈会，广泛交流了工会积极分子的工作经验。
代表们并且听取了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刘实关于职工代表大会中的工会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也到会作了报告。
大会今天还举行了发奖仪式。
到会的一千多个工会积极分子代表分别得到了奖品和奖状。

民革、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和致公党
将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3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2日举行第15次会议（扩大）。
会议决定在9月12日召开全党整风运动工作会议，以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政策方针，交流全党反右派斗争的初步经验，动员全党深入和广泛地开展反右派斗争。
会上，民革主席李济深就召开全党整风运动工作会议问题作了说明。
中央整风办公室副主任陈此生报告了近两月来全党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陈此生说，民革各地组织一般自6月下旬起先后开始进行党内的反右派斗争。
到8月31日为止，根据已收到的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全党各地组织已揭露的右派分子有四百三十九人，这个统计表明，民革党内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是严重的。
估计运动在深入和发展中还会揭发出更多的右派分子。
陈此生说，在两个多月的斗争中，各地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了不少的好的体会与做法：
一、在反右派斗争的每一环节上，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即可以加强战斗力量，加速胜利。
二、结合省或市人民代表大会揭露批判右派，组成从我们党内到社会各界的广大坚强的反右派战线，有利于鼓舞士气，克敌致果。
三、灵活运用战术，多数地方组织已由大会揭发批判的方式，进而采用大会与小会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多数事例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陈此生最后说，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和深入，我们必须紧紧跟上形势的发展，使斗争更广泛更深入的展开到每一基层组织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梅龚彬、李世璋、陈劭先、朱学范、朱蕴山等人。
最后，会议就人民日报8月29日社论：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联系民革组织的实际情况，交换了意见。
据新华社3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中央最近分别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会议，都决定召开各党派在全国各级组织中进行整风的工作会议。
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整风工作会议决定在9月10日举行，九三学社的整风工作会议决定在9月12日举行。
这些民主党派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任务，交流斗争经验，以便在各级组织中更深入、全面地开展这一斗争，保证各级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
在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还通过了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杨东蒪作的关于整顿民进北京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工作的报告。
杨东蒪指出，为了扭转民进北京市委反右派斗争不积极现象，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已经在8月30日决定撤销雷洁琼的北京市委整风领导小组召集人职务，改由民进中央整风办公室副主任冯宾符担任。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行政会议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于9月02日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决议：
为了在致公党内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把整风运动发展到基层去，决定于9月11日在北京召开第6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整风工作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各级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的代表。

立即制止美国侵略叙利亚的阴谋
中东的局势正日趋紧张，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已经箭在弦上。
美国在不久以前颠覆叙利亚的阴谋遭受失败以后，不但没有死心，而且积极策划企图推翻叙利亚现政府的侵略活动。
美国国务院的阴谋专家汉德逊最近中东之行，便是具体部署这一阴谋计划的。
汉德逊在土耳其曾同土耳其、伊拉克、约旦的政府当局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又去黎巴嫩策划。
据叙利亚报纸报道，汉德逊在黎巴嫩期间，曾经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对叙利亚的活动。
接着，汉德逊又回到土耳其，同土耳其政府作进一步的密商。
同时，美国正以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海军演习为借口，向中东增派大批军舰，加强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力量。
据美联社报道，杜勒斯将在本星期“研究”美国对叙利亚应该采取什么“新行动”。
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对叙利亚的新的侵略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华盛顿一声令下，就将立即动手。
从汉德逊活动的情形和各种迹象看来，美国首先是向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约旦施加压力，要它们在叙利亚边境进行武装挑衅，作为军事干涉叙利亚的借口。
如果伊拉克、约旦对于这一行动有顾虑，美国将指使土耳其发起武装挑衅。
而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将像约旦事件发生时那样，在东地中海炫耀武力，给予干涉叙利亚的国家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并且在必要时可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登陆，对叙利亚实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策划颠覆恐怖活动，暗杀叙利亚陆军和政府的首脑人员，在叙利亚国内制造混乱，以便配合外部侵略，推翻现在的叙利亚政府。
美国为什么处心积虑地并且不择手段地要推翻叙利亚现政府呢？
原因很简单。
叙利亚和埃及一起，坚持独立和反殖民主义的政策，成为美国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重大障碍。
为了能顺利地推行这一侵略计划，美国非排除这个障碍不可。
美国在约旦制造政变以后，就立即策划侵略叙利亚的活动，如果在叙利亚的阴谋得逞，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埃及，以实现它奴役中东各国人民的野心。
这说明美国为什么是中东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国这个侵略叙利亚的阴谋，严重地危害了中东的和平和安全。
在叙利亚揭露美国的颠覆阴谋以后，美国官方对叙利亚坚持民族独立的行动极为愤怒，同时却表示这是叙利亚的内政问题，美国不能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加以干涉。
现在事实证明，美国官方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用来掩护它积极准备侵略叙利亚的烟幕。
由于苏联给予叙利亚以无私的经济援助，美国对叙利亚实行经济压力已经失去效力。
叙利亚人民的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也使美国的政治压力和颠覆活动难以成功。
因此“图穷而匕首见”，它准备采取军事干涉的手段。
美国阴谋专家汉德逊在中东的活动以及他所策划的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个侵略政策的具体实施。
但是，无论美国怎样阴险地利用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来干涉叙利亚，美国绝对逃脱不了煽起中东紧张局势、破坏中东和平的责任。
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于保障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听任美国在中东进行武装侵略，煽起战火，不仅中东的和平将遭到破坏，而且世界和平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美国在这个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决不会仅仅限于这个地区，而必然有扩大的危险。
因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有责任立即起来制止美国发动武装干涉叙利亚的侵略阴谋，维护中东和世界的和平。
必须及时警告美国：
如果它胆敢发动对叙利亚的侵略，它就一定要像英、法侵略埃及那样遭到严厉的惩罚。
正如叙利亚国防部长阿泽姆在最近所指出的，叙利亚通过它的坚持独立的政策，在为和平服务。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这一边，并且将全力支持叙利亚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在和平力量同战争势力的力量对比已经起了重大变化的今天，美帝国主义伸向叙利亚的魔爪，一定会被正义的巨掌所折断。

立志锻炼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五万大学毕业生投入建设熔炉
很大一部分人到边疆地区和基层单位工作
据新华社3日讯
全国各地五万五千多名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已开始陆续地走向工作岗位。
这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士，在学校里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并且做了政治审查结论，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服从国家分配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厂矿去，到农村去”，成了绝大多数毕业生的第一志愿。
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驳斥了右派分子关于毕业生分配工作要“开放自由市场”的谬论，他们说：
我们不愿做商品，而要无条件地把知识贡献给人民。
北京石油学院有的毕业生给院长写信，表示坚决要“到克拉玛依、柴达木等地去，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工人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武汉市三千五百多名高等学校毕业生用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不满意统一分配的谰言。
已经公布分配名单的一批毕业生，全部都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
华中师范学院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政治思想鉴定，本来有一些不愿服从统一分配的应届毕业生，思想觉悟提高了，都服从了国家统一分配。
武汉水利学院水利土壤改良系十二名毕业生集体写信给高等教育部部长，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班的全体共青团员写信给学校党政领导，都表示决心服从社会建设的利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今年国家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更有效地培养和锻炼青年这两方面出发，把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分配到边疆地区和基层单位去工作。
毕业生们都兴高采烈地整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有八十多名马列主义研究班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学校里去担任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一千二百名毕业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分配到新疆、青海、甘肃、云南、贵州等地区去工作。
他们在向母校师生告别时说：
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在那里安家立业，干一辈子。
北京铁道学院的毕业生将全部分配到各地的铁路管理局或工程局所属的基层单位，担任工程队的工长、车站的值班员、主任司磅员和旅客车长等工作。
广州市各高等学校毕业生中也有很多被分配到基层单位、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去工作。
中山医学院毕业生、共青团员林飞鹏、周炳淇等非常愉快地接受分配，去到雷州半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工作。
毕业生叶冠柏是一个华侨学生，这次分配到海南岛工作，他非常高兴。
沈阳师范学院有二十名毕业生根据志愿，已被批准去青海、甘肃、陕西等地支援文教建设事业。
西北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在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说“当中学教师没出息”的挑拨性言论以后，在这次分配中已有二十五人自愿担任中学教师的工作。
今年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有许多改进。
整个分配过程中都细致地考虑了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在学生们填写分配志愿书以前，各校都公布了分配方案，使学生们对国家的需要心中有数。
在分配方案公布前后，各校都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因此在分配后绝大多数学生都表示满意。
武汉水利学院、华中工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中南财经学院等院校，在分配工作过程中，不仅在校内广泛征求意见，而且写信向全国各地有关用人单位征求意见，了解这些单位对毕业生的具体要求，同时介绍毕业生所学专业情况，力求做到学用一致。
有的学校还邀请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的负责人到学校来，向毕业生介绍有关建设事业发展情况和对专业人材的要求。
成都、雅安各高等学校今年分别成立了全校和系的分配委员会，吸收教授、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人员参加，广泛征求教师、学生的意见。

英代办文郁生到京
新华社3日讯
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文郁生先生在今天下午到达北京。
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到车站迎接。
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

现正进行严格的科学鉴定
长江大桥质量如何？
现正进行严格的科学鉴定
新华社武汉3日电
武汉长江大桥的科学鉴定工作今天正式开始。
全部鉴定工作预计需要一周的时间。
对新建桥梁进行正规的科学鉴定，这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还是第1次。
作这种鉴定的目的，是要证明桥的设计效果是否与理论上的假设相符合，并且为大桥交付国家验收进行准备。
通过鉴定，还将为今后的桥梁设计提供理论根据。
武汉长江大桥今天的鉴定，是采用“双机重联”的载重列车（即每一列车由两个机车牵引）和多种科学仪器来进行的。
很多科学仪器如电阻应变仪、机械式应变仪、万能计算仪等，事先被安置在桥的各个部位上，然后让鉴定列车并排在桥上开行，这样，桥的各部位的受力情况就在仪器上表示出来。
据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负责人谈，大桥的鉴定工作，将分静载试验和动载试验两种方式来进行。
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将全部作静载试验，以后将进行动载试验。
动载试验将包括高速行车和紧急刹车等项目。
此外，鉴定人员还将对钢梁杆件的质量进行科学检查。
当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人们就可以对大桥的质量作出全面的结论。
参加这次鉴定工作的包括有铁道部桥梁鉴定队、铁道科学研究院、唐山铁道学院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专家、教授及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是应大桥工程局的邀请前来参加这项工作的。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
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会上揭露：
在大鸣大放期间，艾青不但勾结“文汇报”的记者、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告诉他们所谓“文艺界的两个底”，诬蔑党批评丁、陈和江丰是“党内宗派主义”，挑动“文汇报”向党进攻；
而且，长期以来奔走在丁、陈、江丰、吴祖光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之间，散布反党言论，并为他们传播消息。
艾青到处为丁玲“喊冤”，替丁玲“诉苦”。
丁玲常常通过艾青，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对策。
整风运动开始时，丁玲对艾青说：
“我先沉默，不发言，叫他们（指党）摸不到我的底。”
并说：
“艾青呵，你发言时可以告诉他们，怕，不敢提意见，怕报复。”
并说她自己就这样说。
丁玲还把党要审查江丰的消息告诉艾青，嘱咐艾青去转告江丰：
“现在不能乱说”。
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嘱咐行事。
丁玲和陈企霞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有时不直接来往，曾由艾青通风报信，传递消息。
艾青也十分同情陈企霞，为陈企霞受党的批评抱不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党“老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谩骂党的领导。
艾青和江丰更是亲如手足。
江丰受到党的批评后，艾青到处说，这是党“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丰”。
今年05月，江丰煽动了一批画家，抬着他们的油画到文化部去示威。
示威的头一天，江丰集团的一部分人聚会密谋此事，这个聚会就是在艾青家里进行的。
艾青和吴祖光在一起是“无话不说”的。
在吴祖光面前，他诬蔑党内阴森恐怖，说“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没有温暖”，并说：
“你不是党员还好点”，“党是无情的，专整人。”
他向吴祖光表示：
后悔入党，入了党不自由。
还说：
“入党有啥好处，入了党还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
他甚至不顾党纪，把许多党的秘密泄露给吴祖光，连吴祖光都说：
“如果我把艾青对我说过的话报告给组织，艾青准会被开除党籍。”
艾青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也散布“党内做人难”，“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谬言论。
会上指出：
艾青的反党思想的根，是扎在他那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艾青入党十多年来，一直把个人摆在党的上面。
他常常说，他入党前已经是一位“名作家”“大诗人”了。
因此，他认为自己是“有资本”的，他的入党是给党带来了“荣誉”，他可以向党讨价还价，以特殊党员自居。
党给他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不满足，说他“在文艺界是受排挤的”，“在党内吃不开，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他和丁玲唱一个调调，认为他写了诗，出了集子，他就一切都不怕。
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党也不能碰他。
他曾对吴祖光说：
“我犯了错误，党也不能怎样我，我在国际上有地位，党也得考虑影响。”
党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迁就他，他就对党心怀不满，诬蔑党打击他，说他是“生活在逆境中”。
艾青在道德品质方面，也是极端恶劣的。
他一贯玩弄女性、道德败坏。
党一再严厉地批评他，教育他，他不但不感谢党对他的挽救，反而对党不满。
会上指出，艾青近年来的创作越来越缺少革命和生活的气息；
他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写过一些好诗，但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没有得到改造，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了。
他只有革面洗心，痛改前非，才能在政治上和创作上有前途。

今昔之间
石一迢
不久以前，不少的右派分子都大叫“今不如昔”。
不论谈到什么，他们都要发一通“今不如昔”的感慨。
在他们的“感慨”中，仿佛时间虽在前进，中国却在倒退，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似乎反而不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
中国的现状，如果真是这样，右派分子因而“感慨”一下，这也未尝不可。
问题是：
中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前迈进，而右派分子却硬说是“今不如昔”。
究竟是不是“今不如昔”，这只要将“今”和“昔”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
比如：
解放前，地主垄断了土地，农民呻吟在苛重的租税下；
现在，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逐渐开始了富裕的生活，这是今不如昔呢？
还是昔不如今呢？
比如：
从中国建设钢铁工业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停滞在几十万吨的年产量上；
解放后短短几年的工夫，钢的产量提高到四百多万吨的年产量上，这是今不如昔呢？
还是昔不如今呢？
比如：
解放前，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园门前，帝国主义者竟敢悬挂“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污辱；
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正的做了中国的主人，这是今不如昔呢？
还是昔不如今呢？
类似这样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证明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
可是，右派分子有他们独特的逻辑，一口咬定就是“今不如昔”。
看来，他们似乎并不是瞎说一顿，他们的感慨，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君不见，龙云过去是“云南王”，独霸一方，为所欲为，现在，既不能“独霸”，又不能胡为；
在这一点上说来，确实是有点“今不如昔”了。
君不见，黄绍竑过去在广西、浙江，随意草菅人命，屠杀革命者，开人头大会；
现在，除过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以外，也无处施展旧日的威风，在这一点上说来，也同样是有点“今不如昔”了。
君不见，罗翼群当年衣锦还乡时何等威风，用手杖一划，上千亩地就算是他的了，现在，当他回乡去搜集农民生活苦的材料的时候，却被农民包围起来，向他进行说理斗争，驳得他狼狈而逃，这也的确是“今不如昔”了。
等而下之，类似这样“今不如昔”的人，当然还会有不少。
这些人过去的幸福，完全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血和泪、痛苦和死亡的基础上，人民早已领教够了。
现在，过去那种极少数人享福、大多数人受苦的社会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人民的世纪了。
历史的逻辑是这样：
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正是人民群众的“昔不如今”。
人民群众的“昔不如今”是大大的好事，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也不是坏事，也是大大的好事。
这里就明摆着一个立场问题，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将今比昔。
如果你站在反动的落后的阶级（包括地主、买办、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他们生活的各色人等）的立场来看，就叫做“今不如昔”；
如果你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那就是“昔不如今”。
“今”乎“昔”乎，此中奥妙，又如斯乎！

彻底击溃右派　深刻教育群众
上海全民性大辩论大获全胜
开得有声有色有理有力的上海二届二次人代会昨天闭幕
新华社上海3日电
新华社记者穆青评述上海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情况说：
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激烈论战了十七天之后，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已经在今天闭幕。
经过这次空前未有的全民性的大辩论，上海右派阵线已经崩溃，群众斗志昂扬，热烈欢呼反右派斗争中又一次的重大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有理有力，从头到尾贯彻了说理斗争的精神。
参加会议的近千名代表和列席人员，人人都携带大批材料，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仅在大会上发言的或书面发言的有六百余人。
全市七百万人民也密切注视着这场大辩论的进展，每天都有许多信件和揭露材料送到大会会场；
会内会外相互配合，形成了反击右派的浩大声势。
大会允许右派分子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拿出证据，甚至允许他们请人为自己辩护。
十几天来，代表们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由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到每一个具体事实的细节，都经过反复的对质和辩论，直到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
这样使真理越辩越明，真正作到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右派分子沈志远、陈仁炳、孙大雨、王造时、陆诒、张孟闻、夏高阳、许杰等，这些几个月前“风云一时”的所谓“首脑”、“军师”、“理论家”……，都在这种反复申辩、反复批驳下，被驳得语无伦次、丑态百出，最后不得不低头认输，向人民请罪。
作为上海反共反社会主义主力的章罗联盟上海小集团，现在已经彻底分化瓦解，阴谋已完全暴露。
少数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如彭文应之流，仍然采取极端无耻的狡赖手段，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顽抗，已为全市人民所唾弃。
这场大辩论的生动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全市人民，使他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认清了大是大非，上了社会主义最深刻的一课。
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代表，随着斗争的深入，日益认识到反右派斗争对于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意义，认识到反对右派分子不能有温情主义，不能对他们讲“忠恕之道”。
一个医学界代表起初怕伤害了右派分子的“羽毛”，但经过十几天的辩论之后，他恍然大悟地说：
“右派分子是狼，一定要狠狠地打！”
会场上可以看到许多原来不大发言的人，后来都争先恐后起来和右派分子辩论。
有些知识分子代表听到工农代表充满了革命感情的发言，感动得为之流泪。
在中午和晚上休会的时间内，很多代表都自动留在会场，三三两两地研究右派分子的材料，积极地准备参加斗争。
七十多岁的代表徐森玉患有风湿症，行动不便，听了彭文应的无耻狡辩后也忍不住了，他满腔愤怒地上台驳斥彭文应说：
“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我不能沉默！”
在大鸣大放的风浪中一度迷失方向的人，也觉悟过来，自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痛心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言行，感谢共产党把他们从危险的边缘挽救过来。
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知识分子代表，都把这场斗争看作对自己的最严重的考验。
有的代表说：
“土地改革我不是地主，三反我没有贪污，五反我不是资本家，唯有这次运动对我的震动最大。”
有些代表认为由于自己存在着个人主义、名利观点，容易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生共鸣，站不稳立场，分不清是非。
因此，他们深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体会到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方向。
他们表示要很好地改造自己，立志作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方法，在彻底击溃右派、深刻教育人民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事实证明，在我们的国家里，觉悟了的人民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通过这次群众性的大辩论，使真理为群众所掌握，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
上海过去长期是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重要据点，又是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影响较深，因此上海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繁重而复杂的。
这次上海市人代会的大辩论，树立了一个生动的榜样，使全市反右派斗争深入和提高了一步。
在大会的推动下，现在从各系统、各阶层到各个基层都开展了说理斗争。
在上海，现在形成了一个全民大辩论的高潮。

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有政治阴谋
费孝通等要为章罗联盟提供向党进攻的“弹药”
据新华社3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8月30日和31日举行的座谈会上，揭露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阴谋，是章罗联盟整个政治阴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会议揭发，费孝通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中，早已道出资产阶级右派叫嚣“恢复”旧社会学的真实意图。
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给“社会学”规定了任务。
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总题目应当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总题目下面，还规定了许多分题目，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 “知识分子问题”、“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等。
费孝通说，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由过去学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来担任，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完全排除在外。
右派分子企图纠集资产阶级 “社会学者”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用意，从吴景超发表在“政协会刊”今年02月号上的一篇题为“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的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在这篇文章里，吴景超建议“在民主党派里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大事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吴景超的这个建议，和后来章伯钧提出的所谓“政治设计院”有密切关系，是一脉相通的。
他们“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一些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组织起来，作为他们的“调查研究”的队伍，以便利用这个力量，假“调查研究”之名，到处搜集所谓“矛盾”和制造矛盾。
在这两天会上，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吴文藻、潘光旦、赵文璧、袁方等继续作了一些“交代”。
他们在交代中，竭力避开实质问题，并且恶毒地利用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来掩饰他们的罪恶活动，企图以此混乱视听。
人们指出这些右派分子的“交代”是不老实的，并给予有力的驳斥。

效忠丁陈集团　鼓励右派进攻　宣扬托派理论
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仍在继续深入进行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
会上，进一步揭露出丁、陈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党言行；
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的反党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
会上揭露：
李又然和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关系是历史悠久的。
早在1942年，他们在延安就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
1950年，李又然从东北来到北京。
1951年，丁玲就把他安插到她所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作教员。
李又然逢人便为丁玲吹嘘，丁玲和陈企霞也在他们主编的“文艺报”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只写了几篇杂感的李又然吹捧。
1954年，陈企霞因抗拒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错误的检查，受了党的处分后，李又然百般安慰和支持陈企霞，并一唱一和污蔑这次检查。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李又然公开表示同情胡风分子。
肃反运动中，党审查了他的历史。
他对党的审查采取了抗拒态度，而且坚决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党让他对结论提出意见，他不提，却对别人造谣说：
党拖延不给他做结论。
1956年作家协会召开肃反总结大会前，李又然曾和陈企霞密谋在会上如何向党进攻。
李又然不但配合陈企霞攻击肃反运动，并且鼓动别人翻案。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的一股反共浪潮，给了他们很大鼓舞。
李又然说：
“时机到了。”
又说：
“丁玲的眼睛都充满了快乐。”
于是他们就疯狂地向党反扑。
李又然更到处奔走为丁、陈翻案。
李又然对陈企霞说：
“我要杀人！”
陈企霞说：
“我真想放火！”
李又然说：
“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的心头之恨！
’的情绪。”
他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叫嚣着：
“我仇恨！
我仇恨！”
又说：
“我很后悔参加革命、入党。”
大鸣大放期间，李又然拉拢“诗刊”的右派分子唐祈、吕剑为丁、陈翻案。
吕剑是个叛徒，解放后被清洗出党了。
李又然企图把这个叛徒重新拉进党内，鼓动吕剑翻案：
“你的党籍问题，可以重新提出来。”
李又然对唐祈说：
“你要在党外保卫党，整风时，你要讲话，群众讲话有力量。”
并说：
“对他们（指党）不要容情！
这是一次考验，要大胆讲，不要有顾虑。”
唐祈、吕剑果然在整风的各种会议上，向党猛烈攻击，诬蔑肃反运动，并到处叫嚣：
“作家协会的盖子未揭开（指丁、陈问题）。”
他们并勾结“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梅朵、姚芳藻企图公开丁、陈问题，借此攻击党的领导。
他们和李又然经常交换向党进攻的情况，互相祝贺“胜利”，李又然并向别人夸奖唐祈是“站在党的门口保卫党的哨兵”。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又然再三叮嘱唐祈和吕剑：
“要镇定！
反右派斗争就会过去的，不会有什么的。”
李又然所以如此仇恨党，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
他早在1928至1932年，曾到过法国，在法国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不久就自动脱党了。
据他自己说，当时，他对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非常失望，完全同情托洛茨基，认为托洛茨基有“大功劳”，是“大天才”，但在苏联却受“排斥”和“打击”。
李又然说：
“我从欧洲回来，带回对托派的同情，带回对共产党的失望。”
并说：
“回国以后，如果参加政党，我就加入列宁主义左翼（即指托派组织）。”
1932年，李又然回到上海，经一托派分子介绍，认识了重要托派分子王独清，从此和托派分子过从甚密，他从托派分子那里借阅托派的书籍，并向别人推荐传阅。
当时，他完全附和托派破坏中国革命的宣传，向人传播：
“中国只有全部工业化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放弃世界革命”等谬论。
1941年，李又然到延安后，经丁玲、江丰介绍，重新参加了共产党。
但是，他的极端反动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
他经常散布反党言论，对党进行诬蔑。
1942年，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和她自己写的“三八节有感”，对党、对革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李又然对此大加赞美。
在斗争王实味的时候，李又然对王表示同情，不但去“慰问”王实味，并公然为王开脱说：
“我们是了解王实味的，王实味是能相信的，王实味的发言我是感动的。”
李又然还动员他的反党好朋友萧军为王实味辩护。
就在这个时候，李又然也大写反党文章，恶毒地攻击党。
在他的“鞭尸”一文中，他诬蔑延安的革命干部说：
“马列主义只是一套新衣服，……新制服，——新形式。
我们心里仍旧是旧的、旧习气、旧内容。……许多人以此得到学位、享受、权利”。
并说，这是“新形式旧内容，这是刽子手，血污的刀插进在革命的刀鞘里。”
会上揭露的大量事实说明，李又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已经腐烂透顶了，从他身上已经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共产党员气味。
他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拢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在一起“言不及义”。
他对人的吹捧、恭维，到了使人肉麻的程度，你要是画家，他就说你画得好；
你要是作家，他就说你写得好；
你要是青年，他就说你有前途；
你要是老年人，他就奉承你有修养，……总之，你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应有尽有，百货俱全。
他为了吹嘘自己，甚至无耻地编造一套自己的历史，招摇撞骗。
他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却无中生有地对叛徒吕剑说：
“我住过国民党的反省院，受过考验，有些人在反省院里写自首书，这没有什么，是可以体谅的，不过我没有写过。”
他的编造既照顾了对方，又吹嘘了自己。
他满脑子的名位思想，甚至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
他甘愿充当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不以此为耻，反而经常对人说：
“我是一个小人物，大事件（指丁、陈问题）落在我头上，我就变成大人物了。”
他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教员，让他讲法国文学的课，他却拒绝不讲。
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
最近一年来，他一课也不上，却每月领取高额薪金。
但他还不满足，还向党争级别、争待遇。

民建会必须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孙起孟
0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为题的社论，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组织面貌以及今后的方针任务，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
这篇社论，对于各民主党派说来，应当看作一种帮助自己进行改造，使自己能够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因素的思想武器和指导力量。
今后的事实会证明：
这篇社论，将在各民主党派前进的道路上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角度看来，社论向各民主党派提出的进行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是同它的情况完全相符的。
对于这一点，民建会的同志们具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这是因为民建会在去年的二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常会扩大会议上，就曾经同右派分子章乃器在资产阶级两面性、阶级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
这个会议是以一致通过批判章乃器的反动立场的决议为结局的，这是批判右派的一次很大的胜利，但是从会议前后的情况看来，章乃器在工商界中的确并不孤立。
他自诩为“资产阶级的他心通”，这句话是又不对又对。
又不对，是因为他同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一面是不通的，又对，是因为很多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立场这一面是同他息息相通的，至于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则同他本来是一丘之貉。
工商界中这种政治立场没有得到必要的改造的情况，从党整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暴露得更为明显。
大量的事实证明：
由于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而且在组织路线上，的确存在着想搞两个民建会的问题：
一个是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建会，一个是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建会。
搞右派民建会的，在全国有章乃器挂帅，几乎各地都有他的虾兵蟹将。
篡改民建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只是右派分子整个反动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的阴谋，当然远不止此。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
说明民建会确有必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确有必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这个自我改造工作大体上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组织方面。
政治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对所属组织和成员的政治立场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都能够逐步地、认真地克服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
组织方面，就是要对所属组织进行必要的整顿，改变领导机构中任何足以障碍实现政治改造的组织情况，健全会的组织基础，使组织面貌不仅同政治改造的要求相适应，而且能够保证坚决贯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
上述的改造，是必须实现、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决不能设想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发动群众，就会实现。
各民主党派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把全体成员动员起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任何集团和个人，只有投身在斗争中才能够改造自己；
离开斗争，是很难得到什么改造的。
因此，我们要是完全同意以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作为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话，就必须以最大的积极性来参加、支持、推动以至领导正在进行中的整风工作。
社论指出：
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
这一点，我们在参加民建会、工商联的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中有着亲切的体会。
只有把反右派斗争搞得深、搞得透，才能够使成员和组织在一般整风中深刻地而不是浮泛地辨明根本是非，改造政治立场。
当对于右派分子的揭露越彻底、批判越深入的时候，我们不是感到自己同时也在接受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吗？
从形式上看，是在对着一个个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实质上是通过这个向群众进行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因此，决不能认为开展整风就意味着反右派斗争的结束或者反右派斗争可以草草收兵。
一般整风要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进行，而批判右派的工作，也要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始终贯彻。
孤立和分化右派分子，显然不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阶段中所能完全作到的，需要在进行一般整风的时候继续孤立和分化他们。
一般整风越加开展和深入，也即愈来愈多的人批判和改造了资本主义立场，愈来愈多的人向左转化；
在这样情况下，右派分子就会陷于越来越加孤立的困境。
摧毁右派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对右派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批判右派在整个整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而且看到一般整风对于孤立、分化右派的重大意义。
社论提到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的问题，这一点值得我们多多自省。
所谓坚定的立场，应当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即坚定的左派立场。
以右派的立场来领导整风固然是个骗局，以中间的立场来领导整风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中间立场的主要表现是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
搞得差不多了吧？
慎防斗争过火啊！
等等。
偏差和错误应不应当注意和防止？
完全应当，但不是为了缓和反右派斗争而是为了加强反右派斗争，是为了对右派分子斗得越准，斗得越狠。
有右倾情绪的人提出的问题是很相似的，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大不相同。
他们所希望的是运动适可而止，斗争尽快结束。
显然这种情绪和想法只会有利于右派而不利于反右派。
所以说，温情主义是右派的防空洞，右倾情绪是右派的代理人。
这一些，同整风领导必须具有的坚定立场是毫无相似之处的。
根据民建会、工商联反右派斗争的现状看来，应当注意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因此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防止和克服的偏差，倒不是什么斗争过火等“左”倾问题，而是相当普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的问题。
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在京领导人员，已自前日起举行集会，学习和讨论这篇社论以及8月27日人民日报上所载的李维汉同志的谈话。
再过几天，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就要开始举行。
两会的领导集团都将从上述的社论和谈话中取得教益，改进工作，把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更好地开展和深入下去，并且从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

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
罗烽早在延安时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诽谤革命
会上，还揭露了罗烽、白朗和丁玲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
丁玲和罗烽、白朗经常在一起，交换情况，谋划如何向党进攻。
罗烽以支部书记的身份，以协助作家协会党组处理丁、陈问题为名，有计划地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委骗取到有关丁、陈问题的情况后，马上由白朗给丁玲通风报信，丁玲便根据情况，向党发出一连串的进攻。
1955年，党曾批评了罗烽等人的反党言行，当时他们虽然口头上承认了一部分错误，但对党却怀恨在心。
整风期间，罗烽、白朗趁右派进攻的时机，和丁、陈配合，向党攻击。
罗烽的反党行为，并不是偶然的，也有他的历史渊源。
1941年，罗烽到延安后，他诽谤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界比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还坏，他说：
“延安的文艺界挤和压的作风比之大后方并不逊色，但不同的是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背地里却造谣中伤，不但党与党外如是，党内亦莫不是这样。”
1942年，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后，罗烽写了一篇“还是杂文的时代”，经丁玲的手也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诬蔑延安是“可怕的黑暗”和存在着“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
他号召作家用杂文的短剑，向处在困难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和人民进行攻击。
他称赞丁玲发表的“野百合花”等文，他说：
“‘文艺’（指‘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者丁玲同志曾企图使它（指杂文）复活过。”
并说他还“嫌它太弱了一些”，就是说“野百合花”之类还不够份量，他希望“‘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的“短剑”。
会议到8月31日为止，已举行了二十三次。
第19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
华君武、草明、李季、徐迟、公木、毛星、韦君宜（七人联合发言）、戈扬（和胡考联合发言）、沙鸥、秦兆阳、田间（和康濯、邢野联合发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贾克、厂民、杨朔、萧三等四十八人。
萧三在他的发言中对自己在和丁玲的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会上，大家对李又然、罗烽、艾青等的检讨缺乏起码的诚意，表示极为不满。
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共产党是民间艺术的拯救者
郎绍安
最近召开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各种不同专长的手工艺艺人在北京欢聚一堂，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并对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朱德副主席还亲自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宝贵的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到会讲了话。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
我非常感动。
试问：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召开这样团结的大会吗？
能享受这样的荣誉吗？
大会在进行小组讨论的时候，驳斥了右派分子说什么“几年来工艺美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但毫无成绩，而且搞坏了”的一些谬论，揭露了他们在艺人中进行放火的阴险诡计。
在我看到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以后，非常气愤，不禁想起了自己在旧社会的一些悲惨的生活境遇。
解放前，人们的生活是得不到保障的，稍有一些作为的老实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流离失所。
艺人在过去是被看不起的。
人们常以“驴进了磨房，人进了作坊”的话来形容我们民间艺人（过去称我们是耍手艺的）的遭遇和社会地位。
回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的时期，只许人吃混合面，没有白面。
我连捏面人的手艺也不得不放下，去拉洋车，或白天卖炸包子，晚上卖萝卜、卖柿子，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这样，本钱慢慢地花光了，捏面人的手也渐渐不听使唤了。
现在想起来真叫人心酸。
国民党时期，我辗转颠波于南北各地，异乡城镇，仗着自己的手艺勉强糊口。
但常常连住店和坐车的钱都没有。
在沈阳，人们都知道有个哑吧捏面人的，其实这人并不哑，而是连病带急说不出话来的，人们说的那个哑吧就是指的我。
想起过去所受过的苦那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解放后，真是拨开了乌云见了太阳，首先是艺术界的领导人到我家来了解情况，接着就鼓励我参加工作，并通过我向其他的艺人进行动员。
在党这几年的培养和教育下，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年青力强的时候了，干什么劲头也大了。
1956年我到伦敦进行捏面人的表演受到国外人士的好评。
又随着中国代表团到过许多国家的城市，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我曾到过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这些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是共产党使我的艺术得到了新的生命！
想想在旧社会一个为人所卑视的民间艺人能受到这样的重视么？
这难道是过去所能有的事吗？
过去，只能做像胖娃娃、单个古装人的一些粗活，要是捏成套的活反而不好卖。
而现在也可以捏成套的东西，有什么本领也可以施展得开了。
过去，我们艺人们天天在流浪、饥饿、疾病中挣扎度日，现在呢，有病政府给瞧，有困难政府给补助；
我家里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正在学校学习，我现在过的生活才真正是人常说的那安居乐业的日子！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怎能不感激得流泪呢？
三岁的小孩都能认得出好坏来，何况我这个年近五十的人呢？
所以我要说：
共产党是我的恩人！
是我们民间艺人的恩人！
是我国真正的民间艺术的拯救者！
解放后不仅恢复了许多名贵产品的生产，而且增加了如：
竹刻、镶嵌、挂屏等一百多种新产品。
从1950到1956年手工艺产品出口额达三亿三千多万元，用这些钱可换回近一百万吨钢轨，可以铺两条从满洲里到广州和一条由广州到上海的铁路。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获得的，也是不容右派分子抹煞的！
我除虚心勤恳的工作并多带徒弟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代，使我国艺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外，更希望全国的老艺人们共同努力，使民间工艺美术开放出更光辉更灿烂的花朵，来回击那些无耻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
绝不允许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的车轮拉向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使我们再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
谁若是胆敢说社会主义一个“不”字，我就认为他们是我的势不两立的死敌，并且必须向他们斗争到底！

张拓要作反共的“英豪”
新疆有色公司职工对他开展说理斗争
本报讯
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会计、右派分子张拓，在工作中一贯挑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辱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当乌鲁木齐在“鸣”、“放”期间，他公开要求成立“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张“要有我们的人参加”。
说右派分子的发言“道出了我心里的话”。
反击右派开始以后，他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党委设好的圈套”。
他对报纸反击葛佩琦、储安平的谬论鸣不平，说这是“王婆骂街。”
据揭露，张拓在济南铁路管理局系统中工作时，曾因违法乱纪，几经教育不改被开除。
在肃反运动中，又因有色公司审查过他的历史而怀恨在心。
因此，一直对党采取仇视态度。
他仇恨党的情绪，肃反时在他自己交出来的日记中全部暴露了出来。
例如，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宣告成立，全国人民万分欢欣的时候，这个右派分子就同广大群众所想的全然不同。
他在这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哭，我向谁哭，谁会同情我们的眼泪，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在社会上求生，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把我们的绳锁切断，永远作自由幸福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
“咬紧牙关挨此时，有此机会方能骄，欲探深山必戏虎，改朝换代称英豪”。
（1951年02月03日）
“汽车队的老段结婚，因为他非党非团，所以参加了，不光参加了，而是最热闹的一个。”
（1951年11月，未注明日期）
“时代呀！
转吧！
使这些受苦的小资产阶级也有一天扬眉吐气的时候。”
（ 1953年12月02日）
“几年来的证明，使我改变了原有的视力，什么进步呀！
积极呀！
只是吃饭的凭证。”
（1954年05月21日）
“低级庸俗的人儿，怎能了解长鹏的雄志。……英雄何地用武，鼓起胸志，忍耐心头之气，学昔人卧薪尝胆，苦其心志，到时候，让这些无量小人，死于非地。”
（1954年12月31日）
有色公司职工看到这个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抱着如此深厚的仇恨，都极为愤慨，正积极对他展开说理斗争。
（沈石）

河南反右派斗争进入新高潮
经过激烈争辩　右派分化溃败
本报讯
正在步步深入的河南省反右派斗争已经进入第2个高潮，省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对主要右派集团的揭发和对右派分子的分化孤立以及右派分子的开始低头认罪，都初步体现了这一阶段运动的巨大战果。
在8月23日至28日的分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据实说理反复追击围攻了张仲鲁、王毅斋、刘积学、郭仲隗、罗绳武、苏金伞、许凌青、李葆和、禹品三、王晏卿等右派分子，并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终于打垮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气焰，拆穿了他们的阴谋；
同时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强了自己的队伍。
事实证明，在群众性的大辩论中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都无法掩盖他们的罪恶言行，有的开始溃败，交出手中武器，负隅顽抗者也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章罗联盟在河南的大将老牌右派分子张仲鲁初步交代了受张云川、王一帆的指使，在河南秘密筹划农工民主党大发展以扩充反共势力的活动。
他说他在北京参加民盟中央业务工作会议期间，张、王分别和他商谈，叫他作省农工党的负责人。
张、王鼓励他说：
农工党虽是小党派，但很有发展前途。
将来政协改成上议院，国家就成了两院制，能参加全国领导。
指示他发展农工党的方针是不发展靠近党的人，要发展对党不满的分子。
张仲鲁还说自己接受张、王的指示后，就想到章伯钧是农工党负责人，又是交通部部长，自己能搞个农工党头儿将便于与章联系，对自己岗位工作和其他方面都大大有利。
此外张仲鲁还承认了他对黄绍竑攻击司法工作、章伯钧倡议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说的“党天下”都有共鸣，承认了他否定肃反成绩、不满统购统销政策、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为幌子阴谋反党的错误。
右派分子的另一首脑王毅斋由抵赖耍花招的态度开始承认他和章罗联盟有共同目的共同行动的反动罪恶。
他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叫喊有职无权就是想独揽大权。
他说，他对反革命分子没有仇恨心理，说他在这些人中间可以取得温暖；
还承认他对新社会是外面热里面冷的两面派，在鸣放中对党恶毒攻击是反党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有意捏造歪曲事实。
顽固的右派分子刘积学在代表们举出确凿的证据后，承认他和王毅斋、李静之、郭仲隗等是右派集团、王是集团的首领。
今年张云川来河南首先到他家去，然后到王毅斋家里商讨发展组织事。
披着进步教育家外衣的罗绳武在会上始终不承认自己和张仲鲁、王毅斋等的联盟，对于自己反动罪行也是百般狡赖。
可是代表们将这类右派分子的丑相揭露得体无完肤。
大家认为他当郑州师专校长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进行政治野心家的活动，章罗联盟的猛将张云川到郑州来和他进行过密谈，他和张仲鲁、王毅斋来往甚密，在鸣放中集会磋商反党活动，并在校内搜罗了肃反重点叛党分子和对党严重不满分子组成八教师小集团，企图推翻党对学校的领导，要把党员领导干部赶走，操纵学生罢课请愿等事实已经昭然若揭。
但是他还在企图掩盖，说他思想上不是反共而是帮助党整风。
拒不交代罪行的郭仲隗也遭到了代表们的愤怒斥责。
会上，代表们还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
如信阳、安阳、洛阳专区代表和刘积学讲理时，农民陈永兴用自己给地主当了七年雇工所受剥削的事实，驳倒了刘积学的贫沾富光的胡说，把刘积学质问得理屈辞穷哑口无言。
（张健虹）

甘肃省非党高级知识分子
在斗争中出现大批积极分子
甘肃省非党高级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
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玉门油矿、铁道部第1工程局等七个单位中，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有一百八十名左右。
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刘有成，当大鸣大放中校内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辱骂党员领导干部，并煽动学生去北京请愿时，他立刻贴出大字报反对人身攻击和谩骂，并劝阻有些学生的无理行动。
当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提出“教授治校”时，他从各方面驳斥了这个别有用心的论调，坚决主张党委制。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被选为校内的反右派斗争委员会副主席。
在几次大会上他揭露了兰州大学副校长、右派分子陈时伟和陈的妻子、右派分子、化学系主任左宗？
的许多反共言行，以及这两个右派分子拉拢他失败后对他进行的种种诬蔑、打击。
兰州医学院组织与胚胎教研组副教授张爱诚，在大鸣大放中对学校中共组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了些公正的意见，立即遭到了校内右派分子的反对，他们出大字报诽谤、辱骂他，说他“可耻”，“包庇”党委。
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他对右派分子的言行看得更加清楚，坚决站稳立场。
当他对右派分子展开斗争的时候，还接到一封匿名信，煽动他对党怀疑和不满。
张爱诚立即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中共组织，并表明自己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的决心。
铁道部第1工程局主任工程师佟德功，过去只钻研业务，不大关心政治，这次大鸣大放中，局里的副总工程师、右派分子张瓒放出的许多毒箭，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后来当大家揭露出张瓒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时，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在政治上的麻痹和对张瓒看法的错误，积极地参加斗争，把他知道的张瓒的右派言行揭露了出来。
这些非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积极分子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
（新华社）

章罗联盟的军师——黄药眠
本报记者　孙祖年
黄药眠为什么能获得军师的称号呢？
就是他在章、罗联盟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充分卖力，为章罗所赏识，被提拔为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得力的理论宣传家。
一百零一条意见
去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李维汉同志作一个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
民盟对这个发言共讨论了三次。
第1、三次会议是黄药眠主持的，第2次会议是吴景超主持的。
一、三次会议上，黄药眠作了开会词和总结，第2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
从三次会议的情况来看，黄药眠是起了主导作用的。
在会议进行中，右派分子张云川等人发表了很多反动言论。
罗隆基、黄药眠曾一再鼓励他。
会后，他们整理出来一百零一条意见。
这些“意见”中有：
在互相监督的原则下，各民主党派应该纠正以往对共产党阿谀奉迎、报喜不报忧的作风。
现在民盟有一套逻辑，就是谁的政治地位高，他们就认为党方看重谁，就是谁有行情，而且立刻就成为他们拉拢团结的对象，于是就该摆在领导地位。
“意见”中还恶意地挑拨道：
现在还有一种风气：
就是如果共产党说一句谁不好，那就成了落水狗，群起而攻之。
这是非常庸俗的原则。
民主党派中有些自命进步的人，就不准人家提意见，谁如果提意见，不是说你反对共产党，就是说你分庭抗礼，帽子一大堆。
从这些意见来看，这次会议显然是在右派分子操纵下，一次向党向民盟左派进攻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黄药眠的反党“天才”为章伯钧、罗隆基所赏识。
因此，章伯钧用地位收买了黄药眠。
黄药眠也就成为后来决定民盟向右转的主角之一。
民盟向右转中的角色
今年04月份民盟召集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
中心议题是讨论确定民盟今后中心工作。
这次会议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右派分子占了优势，左派的正确意见被压下去了。
黄药眠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是右派分子中的极右派。
开始的总报告和会议总结，都是黄药眠做的。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讨论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由章、罗亲自指挥，号召“大鸣大放”。
第2阶段是讨论四个中心问题。
黄药眠是第1组讨论“民盟今后到底作什么”的召集人。
领导小组在讨论黄药眠拟定的草案时，对“民盟今后作什么”有很多意见。
有人主张盟监督共产党，有人说支持大鸣大放，胡愈之等极少数人主张以文教、思想改造为主。
黄药眠坚持应以“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
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
他野心勃勃地强调说，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当党提出政治民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方面。
这样长期共存就要落空。
当时胡愈之不同意这种见解，发生了争论，章伯钧见势不妙，只好出来调解。
他说现在进行监督还有困难，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90％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不监督。
这时黄药眠表示：
章副主席这样说法，我才心服。
在章伯钧这种两面手法的花招下，把左派的意见压下去了。
从此，把民盟引导到向右转的危险道路上去。
而黄药眠进一步获得章、罗器重。
会后章伯钧亲赴黄药眠家里拜访，提出要他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
并说，“做民盟的工作大有前途，民盟部长的地位，相当于省府的副部长”。
黄欣然接受，因而黄药眠一下子就爬上了章罗联盟军师这把交椅。
参谋团中的参谋长
黄药眠自从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以后，积极地向章罗联盟献策。
在章罗5月13日召集的民盟文教、宣传、学习委员会部分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黄药眠提出了向党进攻的计谋。
他要求动员全盟力量向党进攻。
他说，盟中央可抓几个主要问题来进行工作，可选规划、学制等进行座谈，我们也可派人到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收集对党不满的材料，同时还要在北京各高等学校摸摸情况。
科学规划要依靠专家，先找盟内专家提意见，并邀请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的盟内代表座谈两次。
第2个意见，建议搞个争鸣月刊社，批评不用民盟名义，用争鸣社的民间身份出现，这样的批评会自由些。
第3个意见，主张民盟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作为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参谋团，由黄担任参谋长。
他说，这个委员会是为章罗联盟设计向党进攻的蓝图，还可以为章伯钧准备发言材料和意见，这样章伯钧就不会乱说话。
黄药眠向党进攻的三个策略，章罗极为欣赏。
后来在章罗联盟操纵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决定有计划地从各个方面向党展开猖狂进攻，并立即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监督争鸣”四个工作组。
章、罗并任命黄药眠为“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的负责人。
后来，黄药眠在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方面，成为章罗联盟最有力的能手。
民主办校幕后人
当右派分子陶大镛企图夺取师大党的领导的“民主办校”纲领拟定出来后，黄药眠以“党委负责制”工作组负责人的名义，召集了北大的储圣麟，人大的吴景超、侯大乾，农大的陆近仁，师大的陶大镛，进一步讨论高等学校体制问题，会上黄作了总结。
为了实现“民主办校”纲领，6月05日在师大中文系教职员座谈会上，黄药眠亲自向党开炮，企图先在师大打开缺口。
在会上他用歪曲事实的手法，对党的领导，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污蔑。
他说做中文系主任是有职无权，拿他当玩具耍。
他并认为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他还说，你们不要死记列宁的个别词句，像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办法，它也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
但我们学校里神秘气十足，什么都保密。
又不是炮台、仓库，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呢？
教书先生靠知识吃饭，而不是看级别。
但我们学校里的评级都是用政治力量来提高学术地位，这是用作官的办法来办学校。
学校应以学术为基础。
现在有些人为了当助教、讲师，像蚯蚓一样地拼命往党里钻，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而整个师大党又掌握在娃娃们手里，他们是一无所知的白痴，不仅袒护落后，党内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
党在腐化了，像资本主义一样从内部产生致命的矛盾。
总之，黄药眠的结论是：
党是不能领导国家和高等学校的，应由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领导。
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说，国家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
接着6月06日他出席章伯钧秘密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又在“民主办校”纲领的基础上，6月10日黄药眠亲自起草，代表章罗联盟完成了“我们对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了，但黄药眠在这个建议草案中，还露骨地提出了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还死心踏地的为章罗联盟效劳。
甚至当“民主办校”的阴谋在报纸上揭发后，陶大镛找到黄药眠哭着要求他保镖。
黄说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负责，不要你负责。
在一次民盟的会议上，黄药眠说陶大镛是他派到师大去的。
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北京师范大学广大师生，揭穿了右派分子黄药眠是披着学者外衣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客后，黄药眠装出一副哭丧着的脸，向大家表白自己是一个忠诚勤恳、奉公守法的学者，不承认他是向党进攻的政客，说他的工作从来就是教书第1，写文章第2，民盟工作第3。
说他是传授知识的学者，从来不搞政治。
这些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右派分子黄药眠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渊源的。
黄药眠参加过党，大革命时被捕，出狱后去延安，党要考查他，他非常仇恨，扬长而去。
这次和章罗联盟合谋向党进攻，就是多年来对党仇恨的进一步发展。
黄药眠是师大中文系的主任，学校很信任他，很尊重他的职权，但他几年来总闹辞职，对系的工作很少过问，一面却到处喊有职无权。
近两年来，黄药眠用在教学上的时间愈来愈少，上课迟到是常事，有时连讲授提纲也拿错了。
原来他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用在与章、罗勾结，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上去了。
天津师范学院右派分子潘世雄今年来京开教学会议时，黄药眠向他收集知识分子牢骚，并作了指示。
师大沈藻翔到山西去进行函授辅导时，黄要他在山西搜集文教界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材料。
黄药眠还坐汽车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拜访教授收集材料。
右派分子陶大镛曾问他为章、罗的事为什么这样卖力，黄药眠毫不隐蔽地说，为了吃民盟的政治饭嘛。
黄药眠还有一套巧妙的办法，他教诲陶大镛，要在“外面多活动”，培养对“政治气候”的敏感性；
为了取得“学术名声”，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一定时间要观察“政治气候”，写写官样的文章。
同时，为了被人批评时能“立于不败之地”，要熟读马列主义书籍。
黄药眠的这套“秘诀”，和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证明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

群众发动起来　右派陷于孤立
浙江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
本报杭州2日电
浙江省级机关有一万一千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战斗队伍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现在有五十一个单位对机关内部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这些单位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骨干力量已经形成，右派分子日益陷于孤立，斗争正在逐步深入地发展。
进展较快的新闻、出版单位和省林业厅、商业厅、手工业管理局、省保险公司等，右派分子在事实和真理面前理屈词穷，开始低头认罪。
机关工作人员在同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坚持了说理的方法。
他们向右派分子摆事实、讲道理，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而且也教育了自己。
如省林业厅右派分子李士豪、范尧蜂说“林业工作一团糟”、“共产党不重视林业”，该厅老工程师吴锦荣就拿解放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林业工作的巨大成绩。
许多单位还把右派分子的言论归纳成为几个根本问题，组成专门小组进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加以驳斥。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来看，机关右派分子当中，民主党派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同党内右派分子互相勾结，里应外合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如省保险公司副经理、民革支部主任委员叶蕙石，积极执行民革省委右派集团招兵买马的方针，不仅在该公司内积极扩展组织，提出两年计划半年完成，而且策划在全省保险公司系统内发展组织，建立据点。
整风开始时，以叶蕙石为首的民革支部大肆活动，叶对民革成员说：
不要提生活小节问题，要提大问题。
民革支部还私自召开座谈会，搜集材料，煽动群众，向党猖狂进攻。
当吴惟平的七条反动纲领公布后，叶即在群众中大肆宣扬，并且布置民革成员学习。
在机关右派分子中，也有一些变节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腐化堕落而发展到政治上蜕化变质的。
如省计委党员科长黄小萍，就由于长期以来闹地位、闹待遇，对党不满，发展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证明，机关中不少右派分子长期以来阻挠着党的指示、决议的贯彻执行。
如省商业厅右派分子王法武、叶树滋，今年03月在生猪调拨问题上，横蛮地拒绝执行省委决定，并且捏造材料对省委进行恶毒攻击。
在新闻、文艺战线上，也由于右派分子的阻挡，使党的方针、政策常常不能很好的贯彻。

“论智与愚”
南京新华日报8月31日发表了题为“论智与愚”的社论。
社论说：
有一些右派分子叫嚣什么“愚者退位”，“智者就任” （也有的地方是提“贤者”）；
“愚者滚蛋”，“智者上台”。
他们把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共产党员，统统加以丑化，骂为“愚者”，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而把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统统加以美化，封为“智者”，要使他们登台挂帅。
这些右派分子显然想用这智愚二字，作为反共的弹药和凶器。
社论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因为一个人的智愚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问题，也就是人们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
革命是智，反动是愚，这是问题的根本。
但凡一个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完全一致，因而能够认清客观真理，维护历史前进的利益，这才是智者；
反之，但凡一个人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利令智昏地歪曲客观真理，阻挠社会的进步，那就是愚人。
以此言论，人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员，工农干部非但不愚，而且是大智。
因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曾经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战，现在还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战，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他们才是真正智慧的人。
反之，右派骨干如高觉敷之流，过去曾经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帮蒋介石研究什么“士气，为何不振”的士兵心理，现在又干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想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那就尽管他的知识很多，也不能改变他根本上的反动和愚蠢。
社论中写道：
难道一个人可以离开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地位，来空谈他们本身的什么智愚吗？
右派分子正是这样来空谈智愚、妄图煽起反共的火焰，这是根本荒谬无理的。
社论说：
对于一部分右派分子吹嘘他们具有科学知识这件事本身，也要作具体分析。
知识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
一类是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
历史证明，进步的社会科学，总是属于进步阶级的，反动的阶级不可能具有真正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
就是自然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进步的世界观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有严重影响的，所以也总是进步的阶级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
由此可见，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才是掌握科学的聪明人，而倒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促进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
工农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才是大智大慧的英雄。
当然，我们承认，有些右派分子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却是很糊涂的。
比如有一些右派分子，满脑袋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说什么“马列主义不如佛学”，宣传什么“密宗”的 “灵魂不灭”，叫嚣什么“是你错的辩证法”等，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最愚蠢的人。
至于他们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那也是有一定范围的。
他们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一种科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分支，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万能博士”。
今天科学对于宇宙各方面的研究，广阔如海，根本不值得拿自己的一点点科学知识就来傲视一切。
这样做，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事。
更何况这些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他们是并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的。
社论又说，大家还应当知道，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而并不是学者专家闭门纯粹思考的结果。
所以，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干部，即右派所说的“土包子”，并不缺乏知识，反之，他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倒是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当然，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缺少某些必要的专业知识，但是这并不是“钻也钻不进去”，而是可以学会的。
社论说，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文化的问题，并不如右派故意讲的那样神秘。
右派分子有意抹杀工农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潜力（如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革命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等等），把他们自己描写为“天生的”聪明，把工农干部描写为“劣等人种”，“钻也钻不进去”，这简直是在贩卖“人种优劣”的法西斯主义的论调。
很显然，在这里，右派分子还有意回避知识的来源问题。
绝口不谈科学产生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而把他们一点书本知识扩大起来，目空一切，敌视工农劳动人民，根本否定直接的实践经验的意义，否定实际知识的价值，这只能是他们反动立场的表露。
人们不难懂得，如果没有历史上千千万万农民的种植耕作，能有什么农业科学呢？
像周拾禄那样研究水稻的人，研究的对象难道不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劳作经验吗？
离开了农民的种植，周拾禄从什么地方可以加工、整理、提升出水稻科学来呢？
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拿着自己的一点知识，就来与人民对立，忘记了知识的源泉正是在人民当中，这就未免是既反动而又愚蠢。
我们还希望知识界的许多朋友们，也能由此吸取教训，纠正那种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同工农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之才。
社论最后说，总之，智乎？
愚乎？
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右派谓之“愚”，正是人民谓之“智”，人民谓之“愚”，正是右派谓之“智”，右派分子妄图利用抽象的智愚概念，指智为愚，指愚为智，煽起反共情绪，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大家都可以看出：
一些右派分子正是利用这一个“智”字，拍另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马屁，想叫他们出来反共；
同时，这些右派分子又利用这一个“愚”字，丑化共产党员、工农干部，要赶走他们，以达到否定整个共产党领导的目的。
这就是他们叫嚣什么“愚者滚蛋”、“智者上台”的阴谋。
这种阴谋是必须彻底揭穿的。

今天东北有大风
太平洋出现台风
新华社3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3日下午七时发布大风消息：
受内蒙古中部移来的低气压影响，4日上午起，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东部，黑龙江省、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自西向东先后有五——七级西南风。
04日夜间起，由西向东逐渐转为五、六级的西北风。
未来四十八小时内，黑龙江省北部将有大雨，黑龙江省南部，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大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和东部，将有中雨。
此外，太平洋上有台风出现。
今天下午两点钟，台风中心位置在北纬二八·二度东经一三四·七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在十二级以上，距中心七百公里以内的海面上，有六级以上的大风。
目前台风正以每小时四——六浬的速度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黄海东南部，东海东部，有六——九级的偏北风。
台湾海峡有六、七级的东北风。

体育活动在景颇村
本报记者　铁民
云南潞西县弄丙寨，海拔二千多公尺，是弄丙山头上的一个景颇族聚居的寨子。
当你沿着山路爬到山头时，首先看见的，不是荫蔽在茂林修竹中的景颇族居民的茅屋，而是一个宽阔的、平坦的体育场。
这里就是弄丙乡景颇族小学的体育场。
提起这座体育场来，就会令人回想到这个小学的创业维艰。
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逼得景颇族兄弟们对汉族产生了仇恨和不信任。
解放后，当1952年民族工作队上弄丙山去为他们办学校时，这些兄弟们还是百般疑虑：
汉人真是来帮助我们的吗？
经过很多工作，他们明白了，共产党的确是真心来帮助他们的。
学校终于办成了，可是没有学生。
教师挨门挨户去动员，到别的景颇寨子去动员，最后还好，找到了一百多个孩子。
由于过去的贫困生活，孩子们的身体不够好，需要锻炼。
1953年山官（即一寨之主）同意拿出一块土地，老师领着孩子们，用他们的双手把山坡削平了，开辟了这个体育场。
体育场落成的那天，寨子里的青年妇女都跑来看，他们怀着不理解的心情互相问：
这究竟是搞什么呀！
活动开始了。
什么篮球啊，排球啊，单双杠啊，等等，这些在解放前看都没有看见的东西，乍一看见，真是新奇有趣，孩子们都抢着玩，就连寨子里的青年们也把阿细舞、象脚鼓舞放到一边，赶着来玩球了。
体育活动就这样在这个僻静的山村开始了。
每到傍晚，体育场上总有几十个男女孩子玩球。
几年来的练习，他们已不是乱抢，也能玩得像个样子了。
孩子们对排球、羽毛球不大爱玩，觉得不过瘾，他们最爱玩篮球。
广播体操也在这里展开了。
每天早晨，在晨晞中，体育场上站满了孩子，由老师领着作操。
女孩子的红色统裙（一种用羊毛织的裙子）和男孩子的白色头巾，真是相映成趣。
学校每年举行两次运动会，最使孩子们感到兴趣，每次几乎全校学生都参加了比赛。
篮球、赛跑和拔河是孩子们最喜欢参加的项目。
平日特别喜欢运动的孩子们，多希望在会上一显身手啊！
去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派了几十个孩子到潞西县遮放去参加遮放区学生运动会。
在那里，他们同傣、汉等族的小朋友们较量了一番。
果然是锻炼有素，除去拔河一项之外，所有的比赛项目的冠军，都被这些景颇族孩子们夺来了。
谁能想到，在弄丙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体育活动真的开花结果了呢。

保护名胜古迹
宋代华古塔、元代真如寺已先后修复
近几年来，上海一些重要文物古迹如宋代建筑龙华古塔、元代的真如寺、太平天国烈士墓、文庙大成殿以及钱业会馆等，都先后修复。
今年以来，保护文物古迹工作更有进展。
元代的真如寺（当地人称大庙，它的前身是万寿寺，南宋嘉定年间改名真如寺，元延祐七年迁移现址，距今已有六百三十七年历史），1951年曾加修葺，近因寺顶漏水，殿后墙壁有倾斜现象，所以最近又抢修了一次。
老城隍庙后的“豫园”，去年09月开始修葺，现在有些已经修好；
有些正在粉饰髹漆；
还有些刚刚完成了经专家研究确定的修理设计图样，即将动工。
其中环龙桥堍香雪堂故址上的“玉玲珑”石，二十年来一直残留在废墟旁，今年5、6月间由市文化局委托花木公司在此种了许多花木，把这块明代的名石保护下来。
今年，宗教局和佛教协会也修理了几处有名古刹。
三国孙权时代创立的静安寺（寺内保存着宋代石刻、明代铜钟等文物），已修葺一新。
慈云禅院内的古老沉香阁（供奉着明代雕刻沉香观音），也已经过修葺，恢复旧观。
龙华古寺的弥勒殿、天王殿、钟鼓楼都在坍塌情况下加以彻底修理。
其中天王殿内的四大金刚还重塑了两个。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墓，自从由徐氏族人交给国家保护后，文化局即请设计师制订图样，年内就要开工修缮。
国子监、孔庙都穿上新装
白云观正在重修
北京的许多古建筑物正在进行修缮和重新油漆彩画。
失修几十年的国子监、孔庙和法海寺都已穿上新装。
法海寺在修缮之后已经开放。
白云观在今年02月开工重修。
白云观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是全国最大、最有名的古建筑之一。
这次对部分房屋进行大翻修，并恢复原来的油漆彩画。
这个月，智化寺的大字殿、藏殿、万佛楼等处也将动工修缮。
此外，接受历史上常有古建筑物被雷击毁的教训，政府有关部门已在全市著名的大部分古建筑物安装了避雷设备。
杭州整修一批西湖名胜古迹
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最近开始整修一批西湖名胜古迹。
这次整修工程较大的有断桥畔的牌亭和房屋，这两处因年久失修，已呈倾斜，去年台风后曾临时加固一下，这次牌亭将翻修，房屋也将拆除重建。
湖滨仁和路口的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四壁大理石倒塌甚多，正在重新整理。
葛岭的抱朴庐和养心庐，也要翻修。
还有岳庙内的启忠祠、北高峰半山的小亭以及苏堤新建茅亭等处也将陆续开工修理。
此外，苏堤——夕照山沿湖还将绿化。
绿化工程面积约有十五亩左右，还准备建筑两条弹石园路，并将在临湖建造一座三孔拱形竹桥，横跨净慈港，接通夕照山风景区。
（附图片）
左图：
形势险要的泰山风景——直达南天门的十八盘。
现在坡度已适当放大，便于人们攀登。
下图：
素以“五岳之首”著称的东岳泰山，解放后经过重新整修，各种建筑面目一新。
这是经过大翻修后的碧霞祠。
新华社记者
孙　静摄

北京干部子弟小学全部改为普通小学
新华社3日讯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决定从这一学期起把全市七所干部子弟小学改为市立的普通小学。
这七所小学，有六所在这学期起只收走读生，不收住宿生。
新收的小学生都是经过公开招生录取的，这些学校的经费从今年开学起也按一般市立小学标准发给，不足部分由学校向学生增收学杂费来解决。
这七所干部子弟小学有的是解放后新建的，有的是从延安等老解放区迁移来的，在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包干制的情况下，这些小学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
近几年来，干部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工作岗位也固定下来，所以从1955年起，这些干部子弟小学就开始向普通小学过渡，每一年都招收了一些走读的市民子女。
这七所小学中，现在只有育英小学仍保留寄宿制。
因为这个学校专收革命烈士遗孤，社会上一般孤儿、父母双方在边疆或在国外工作和父母双方长期休养等无人照管的儿童。

友好往来
副总理斯多夫上将率领
民主德国军事代表团启程来华
新华社柏林3日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多夫上将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柏林前往中国访问。
代表团是应中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邀请进行这次访问的。
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到机场给代表团送行。
澳大利亚建筑业工会代表团去鞍山
据新华社2日讯
以汉柯克为首的澳大利亚建筑业工会代表团一行四人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北京前往鞍山；
陪同前往的是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张进。
丹麦著名作家到京
新华社3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丹麦著名作家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夫人约翰娜·安德生·尼克索，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匈牙利得布勒森民间舞蹈团来我国访问演出
新华社2日讯
匈牙利得布勒森民间舞蹈团一行三十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舞蹈团由团长马罗皮·久洛率领。
他们是执行1957年中匈文化合作协定计划的规定，来中国访问演出的。
舞蹈团其他两人将在日内到北京。

在特大洪峰猛袭下
哈尔滨堤坝屹立无恙
新华社哈尔滨3日电
第二松花江和嫩江两股洪峰已经在松花江汇合，开始猛袭哈尔滨。
目前哈尔滨市正遭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洪水的严重威胁。
今天下午五时，哈尔滨市江面水位已上升到一二○·一五公尺，超过去年最高洪水位九公分。
水势仍在继续上涨中。
虽然这样，全市堤坝都屹立无恙。
全市一百二十九公里的市区和郊区大堤，经一百三十万人次的加固加高，堤身一般都加高到一二一·七○公尺，比目前水位高出一公尺半左右。
在险要的大堤边缘都用装上土的草袋和麻袋垒成像堡垒似的堤墙，总共用去一百七十六万只草袋和五十一万只麻袋。
现在所有的险要堤坝前沿都布设了长达二十公里的防浪木排。
防汛人员利用新建的三条三点五公里长的市区运土铁路，不断地把泥土直接运上了堤坝边。
沿江各地段停放了满载防汛器材的机动抢险船，准备及时出动抢险。
今天，全市险要堤坝上渗水、脱坡等现象比过去略有增加，但都被抢险队员及时抢救出险。
通往中苏边境满洲里的铁路线在昨晚被洪水冲坏，现在正在抢修中。
国际列车和客货车都事先接到通知，未发生任何事故。

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梅县足球队多
今年以来，广东梅县足球运动有了空前的发展。
现在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便已组织了二百一十二队足球队，共有队员三千多人。
至此，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中，除水白等三个乡之外，都已先后组织了足球队，仅城西乡一个乡便有二十三个队。
农业社足球队的队员，除青年农民之外，还有年纪较大的社主任、生产队长、会计等参加。
这些足球队，一般都能勤学苦练。
有的队还经常与附近的中学、农业社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交流经验。
该县今年04月开始到10月结束的以大乡为单位的足球锦标赛，农业社的二百一十二队足球队全部参加了。
武汉建立水上运动站
在武汉珞珈山麓，景色绮丽的东湖湖滨，武汉水上运动员今年开始有了自己的技术顾问处——武汉水上运动站。
这里，为水上运动员准备了种类繁多的舟艇，让他们的活动充实、活跃。
水上运动站的活动计划中，对于这个城市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游泳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他们修建了两个天然游泳场，一个在东湖风景区，一个在珞珈山麓。
全部面积达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平方公尺，水的卫生条件经过化验，完全适合于游泳。
天然游泳场开放以来，已有二十多万人次，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刻。
这个水上运动站的建立，意味着武汉地区的群众性的水上活动将广泛展开，运动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
福州举行人民体育联欢周
福州市在8月17日至2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人民体育运动联欢周，并配合进行了各种体育活动的宣传。
在一周中，举行了多种多样的竞赛和表演，有横渡闽江、军事野营、鲜花接力跑、无线电舰船模型和手旗表演等各种民族体育和军事体育的项目。
参加这次竞赛活动的运动员有二万八千多人。
（附图片）
在上海黄浦江中，年青的运动员们正在驾驶着“三角帆”乘风破浪前进。
王朝桢（上海劳动报稿）

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日
沈阳、旅大等地举行祭扫仪式
据新华社沈阳3日电
今天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各界代表先后祭扫了苏军烈士墓和苏军阵亡烈士纪念碑，纪念“九三”抗日胜利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十二周年。
在苏军烈士墓前举行了祭扫仪式。
沈阳市副市长张力克在祭扫仪式上讲了话。
又讯
今天上午，旅大市党和政府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五百多人在市内斯大林广场上的苏军烈士塔前敬献花圈，纪念十二年前为解放东北、击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苏军烈士。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现代美术家作品在京展出
本报讯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主办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现代美术家作品展览”（油画和水彩画）于昨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神武门楼上正式展出。
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件展品中包括着六十四位画家的作品，是代表了罗马尼亚当前国内所有不同画派，各个画家们不同风格和个性的精选作品。
其中有描绘解放前农民自发地起来反抗地主压迫而进行大暴动的“1907年农民起义”草图，有工人大暴动的“1933年的格里维查”等历史性主题的油画；
也有表现今天罗马尼亚繁荣富强的“走向矿井”“庄员在集体农庄中分粮食”“祖国的水产”等作品；
此外还有以诗一般的情调来表现壮丽山河的风景画。
观众一致赞扬作品在艺术上的构思和多种多样的体裁、风格。
参加展出仪式的有文化部部长助理吴仲超，首都美术界人士，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各国驻华使馆人员。
展览会将于本月30日结束。
（苗波）

西安已成为新兴高等教育事业中心
两万四千多名大学生学习着一百多个专业课程
据新华社西安3日电
文化古城西安现在已成为新兴高等教育事业中心。
走出西安城外新市区，在南郊著名的唐代大雁塔上极目眺望，只见东西两翼的浓绿丛中，展开一列一列新的建筑群，断续绵延达六公里长。
西安地区的十六所高等学校主要就荟萃于此。
国家在这里正培养着两万四千多名大学生，他们学习着一百多个专业课程，其中有电子计算机、各种精密机器的设计和制造，石油勘察，煤炭地质、桥梁、铁路、医药、教育、文学和艺术等等。
解放前，西安的文教事业极端雕零，仅有三所高等学校，校舍设备简陋不堪，教师少得可怜，全部学生只有二千多名。
解放后，八年来，随着西安地区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新建的高等学校的数量也飞速地增加了，新建和扩建的房屋面积共达六千多万平方公尺，占地四百二十公顷。
各校现有的图书已超过一百多万册，期刊杂志数千种，教学实验设备普遍地增加了一二十倍。
解放前只有六十一张病床的西安医学院，目前共设有一千一百七十四张病床；
这个医学院如今在南郊外新建的校舍里，病理解剖教研组的几个学生实习室中，已经有许多新式的手术和研究设备。
西北大学地质系过去连“偏光显微镜”也没有，师生们经常要跑到离西安二十五公里的西北工学院去借用，现在这种显微镜已经有四十一架了。
解放前十一年间，西安市高等学校毕业生总共不过二千多人。
解放八年来，西安高等学校就为国家培养了近一万名的建设人才。
培养出的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好。
如西安师范学院1953年度刚成立时，优等成绩的学生才占全校学生的0.11％，到1956年度优等成绩的学生就增加到14.08％。
这个学校解放后历届毕业生中，有二十三人因为教学成绩出色，当选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今年学生，已能从事技术标准很高的大型变压器厂和高压开关厂等设计。
西安医学院现在的每个高年级学生都能熟练地作阑尾炎切除手术，这在解放前是主治医师才胜任的工作。
创造性运用电针疗法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朱龙玉，就是这个学校解放后的毕业生。
1952年教学改革以来，西安各高等学校教师普遍认真学习了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他们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到各处调查考察，收集资料丰富了教材内容，开设了许多新专业和新课程，这和解放前课程残缺不全，有些教师多年也不修改讲义的情况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同教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最近也已在各校蓬勃展开。
目前，西北大学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占70％。
去年，他们共完成了一百三十多个科学研究题目。
许多著名教授如研究生理学的侯宗濂，研究物理学的岳劼恒等，都已恢复了解放前长期中断的研究工作。

高等学校积极安排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教学将密切结合当前阶级斗争
据新华社3日讯
各地高等学校正在积极准备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迎接新学年。
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哈尔滨等地各高等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都很重视这项工作。
北京大学、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四川大学等校党委会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来统一布置、检查总结各政治教研室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校长、副校长等还领导组成讲师团，准备自己给教师、员工讲授这门功课。
许多学校都成立了专门小组来搜集整理本省本市和全国报刊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材料，作为讲课时参考。
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方案已经初步拟好，共分为十二个专题，还准备在开学以前把学习资料编印出来，尽可能发给学生人手一份。
各地还注意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和加强辅导力量等工作。
北京、四川等地许多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从8月中旬就开始学习各种有关的材料和基本文件，对这一课程的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检查、批判了过去在政治理论教课中结合实际不够等缺点，认识到今后教学必须密切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党的政策和教育对象来进行。
上海某些学校还准备抽调各系原来做学生思想工作的党、团书记，来加强政治课的辅导工作。
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将与以往不同。
许多学校都决定采取先由教师作系统讲课，接着进行大辩论的方式。
各地高等学校都准备在下学期增加这一课程的讲授时数。
中国人民大学是每周学习一天，共学一年。
上海各高等学校除增加这门课程的学习时数外，还准备在必要时组织教职员和学生到农村、工厂去参观访问，请人作专题报告。

单干富裕户发财的秘密
据新华社杭州电 “十八户单干富裕农民真比农业社强吗？”
浙江省镇海县汉塘乡鹭林村的农民，最近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
鹭林村去年办社时，以贫苦农民为核心组成了鹭林、和丰两个社。
当时，有些农民认为农业社不如单干，不仅不入社，而且要同农业社较量高低。
在他们的影响下，全村共有九十九户农民坚持单干。
两个社成立后，去年平均每人口粮分到五百斤以上，每个劳动日的报酬是一元二角到一元四角，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今年，这两个社生产又发展了，社员收入又增加了。
但是村里十八户单干富裕农民，却硬说农业社不如单干好。
通过辩论，才揭开这十八户的底细。
第1是靠剥削雇工。
这十八户富裕农民普遍雇了长工和短工。
张阿宝家有十九亩田，雇长工一个，短工三十多工，去年一年农业收入是一千三百三十六元，而雇工的工资支出只有一百五十三元，剥削达四五百元。
第2是经营商业。
余善祥把家里田交雇工种，自己经商，去年就赚了四百八十多元。
第3是违反国家粮食政策，拖欠粮食征购任务进行投机活动。
周阿冲去年拖欠一千三百斤公粮，而他在家里却做了三百多斤的年糕。
胡梅王去年尾欠公粮五百斤，今年却在黑市高价卖掉粮食四百多斤。
第4是不遵守国家的种植要求。
常洪畈说：
“我的生产方针是国家号召的不种，卖不到高价的不种，合作社种的不种；
而合作社不种的偏要种。”
接着，这两个农业社又同全村的九十九户单干农民作了对比，据调查统计，这九十九户中，只有二十多户和社员生活相等；
五十多户不如社员生活好。
所谓真正比社员好的只有那走资本主义道路非法牟利的十八户。
辩论会快结束时，许多社员纷纷上台表示：
坚决不走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的资本主义道路，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和丰农业社第3生产小队原来要退社的十二户社员，当场撤销了退社要求。
社外的一些单干农民，也纷纷到社里接头，要求秋后入社。

响应国家号召“快摘快轧快售”
湖北农民踊跃卖新棉
山东、江西领导部门指示对棉农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新华社武汉3日电
湖北省的七百多个棉花收购点，绝大部分已经开秤收购新棉。
产棉区农业社社员正响应国家“快摘、快轧、快售”的号召，踊跃地将新棉卖给国家。
收购站的工作人员们也提出要做到“快收、快运”。
在棉花成熟较早的枣阳、汉川、黄梅等县，从8月中旬起，新棉就陆续上市。
这两天，汉川县每天上市量达五万多斤，国家在这里收购的二十八万多斤新棉，正向武汉市启运。
全省收购新棉的准备工作早在今年上半年就作了统一安排。
全省调整了收购网的设置，训练了检验人员，并且根据“快收、快运”的要求，尽量把新棉由产区直接运到销地。
在收购方式上，今年各地将普遍采用划片定点、约时凭证的办法，避免棉农因售棉而耽误生产。
本报讯
山东和江西省级领导部门最近发出了关于1957年度棉花统购工作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棉农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证棉花统购任务的完成。
今年山东、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棉花生长良好，部分地区新棉已开始采摘。
关于棉农自用棉花，两省指示都要求各地坚持国家规定的留量标准。
由于今年国家棉花种植面积缩小，因此山东省决定将一般棉农原来留自用棉三斤（皮棉）减为二斤半，并鼓励农民把自用棉尽多卖给国家。
江西省规定凡各产棉社留下自用棉花，一律由农业社根据社员实际需要情况调剂分配，并尽可能把质量好的棉花卖给国家。
为坚决贯彻国家统购棉花的政策，两省决定切实关闭棉花自由市场，凡是棉农出售自留棉花，必须卖给供销社或国家委托收购的部门。
关于收购方法、正确掌握收购价格等问题，也作了具体指示。

山村见闻
王敏　田从豁
我们是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医生。
今年05月到7月，我们临床和基础研究的人员组成农村工作组到山西长治专区的潞安、高平、壶关、屯留、平顺等五个县的农村中作调查研究和巡回医疗工作。
大家都知道，这些县在解放前是非常贫瘠的山区。
在平顺县川底村我们给接生员韩台满诊病的时候，她很感慨地说：
“从前害了病是拿命顶；
现在是大小病都要把医生请。”
在几个县的山村中，不断见到货郎担上放着自来水笔。
我们问一个售货人：
“要这东西的人多不多？”
他说：
“咱们县乡乡有民校，再加上政府大力扫除文盲，这东西销路最快。”
我们不禁“哦”了一声。
四、五年不到农村了，变化真不小！
在农村的山道上，处处都看到了集体劳动的生产大军。
十户八户聚居的小村中，都有新建的房屋。
高平县的米山乡西南庄还开辟了篮球场。
我们不断被这些偏僻的山村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鼓舞着。
我们针灸研究所的农村工作组所到的几个县是自然条件特别差的山区，其中包括，石多地少，号称“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平顺县。
我们不是作农村一般情况调查的，在门诊与出诊为群众诊病的过程中和群众谈谈说说，对山区农民生活的面貌，有了一些了解。
粮食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最先去的是高平县米山乡的保健站。
头天下午到达，第2天上午有一个西南庄的老乡（小名叫和尚）跑的喘吁吁的来请医生，保健站长即刻派人出诊。
然而，老乡带着焦急、恳求的声音解释，希望请北京来的医生去看看。
我们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为了争取时间，老乡说可以坐在自行车的货架上把医生带去。
说着，就推过来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病人的家里。
治病以后，老乡端上了葱花油饼和炒鸡蛋。
我们很奇怪：
食油是定量分配的，烙油饼、炒鸡蛋都要用很多油呀！
我们说：
“你这样招待我们恐怕你们全家吃油都要困难了！”
他说：
“我们的油不需要国家供给，是用胡麻子榨出来的。”
接着谈到粮食。
他说：
“每年每人平均有小米、玉茭、麦子共三百八十斤，孩子大人匀起来是足够吃的。”
我们说：
“老乡，你的生活不错呀！”
说着，指了指他的自行车。
他笑了，说：
“合作化嘛！
要是从前，请医生牵个毛驴，咱们也没有，还得央求有驴的人家！”
回来以后，和米山乡支部书记赵庭彦一块吃饭，随便谈起了农民的情况。
他了解的比较全面。
据他说，米山乡是1955年秋进入了合作化的高潮；
因为没有经验，1956年农业社情况比较紊乱。
全乡共有二十二个自然村，十三个合作社，二千三百九十九户。
1956年共有缺粮户七百到八百户。
今年由于农业增产，副业发展，情况大有好转。
今年全乡只有二十到三十个缺粮户，占总户数的1％左右；
已经准备了充足的粮食供应他们。
他接着说：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粮食；
小学毕业考不上中学是目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干部和教员正在校内外进行安排和说服教育工作。”
在平顺、屯留两县，和农民谈到粮食问题，一般反映：
留的粮食是足够吃的，不过没有多余的就是了。
在这两个县中，我们对五个农业合作社的单位面积（每亩）产量及粮食分配，作了一些了解，可用下表来说明：
单位面积产量每人每年平均所分粮食1955年1956年1956年平顺“金星”社366斤400斤7两390斤屯留“同心”社199斤8两265斤410斤屯留“先锋”社196斤227斤5两380斤屯留“常村”社210斤192斤380斤屯留“火星”社206斤8两171斤6两380斤
以上五个社都是在自然条件特别差的山村。
办的较好的金星社、同心社是年年增产，较差的常村社和火星社过去几年也在增产，1956年减产的原因是受了水灾。
先锋社在受灾的情况下，尚较单干时增产。
金星社在受了严重雹灾后，每亩还比1955年增产了三十四斤七两。
对于粮食分配方面，不论灾情轻重，产量多少，都要平均每口人有三百八十斤的口粮，特别丰产社还可以多留。
同心社反映，1956年他们每人分粮食四百一十斤，但一般的农业社，因为按人口计粮，孩子多，壮年劳力少的不缺粮，只有个别劳力强的光身汉觉得粮食有些紧，但是他们手头的零用钱较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由于有副业收入，农民零花钱可以随时支出，不必等麦收、秋收。
在我们访问的山村中，副业是多种多样的。
有：
粉坊、纸场、油坊、养蚕、养蜂、喂猪、养羊、果树、造林、采煤、运输、砖瓦窑等。
我们在接触到的农业社中，没有发现兼营贩运的。
大多数的农民已经认识到搞投机贩运是不光彩的。
山村里的文化生活
我们在壶关医院诊完了病，到外面散步，走过县立中学的门前时，看到那石砌的壮观的新型校舍和广阔的运动场。
在球场上，男女健儿活跃非常。
这现象出现在荒僻的小县，我们不禁脱口而出：
“难得！
难得！”
这话激起了站在旁边同看打球的一位老乡的反驳：
“同志，刚到这里吧？
过去来过吗？
这个中学是大前年设立的，现在有六七百个学生，我的大孙子还在这里念书哩！
东半县还有一个和这所差不多大的中学呢！”
我们问：
“解放前这里有中学吗？”
他说：
“别提中学，就是小学，全县才只有三、四个高小。
现在呢，乡乡镇镇全有高小了！”
在卫生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潞安县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百户人家的山村，有五户是“五保”户，他们的子女照样有上中学的，学龄儿童，绝大部分都能入学。
在我们到过的五个县，乡乡都有保健站，每人每年只缴纳二角、三角的保健费，就可以全年不花任何诊费，请医生到家看病。
较大的村庄还有驻社的医生。
壶关县五龙头村的一位秦老大爷告诉我们：
“过去家里有病人，要到十五里地以外去请医生，因为这里山高路险，要给医生牵着牲口，还要交很贵的脉礼，人家还不愿意来。
现在的医生是一请就到，不请也到；
有了急病，无论刮风下雨或是深更半夜，也是随请随到。”
我们到过的五龙头村，过去有75％的人家生病没钱看，只好硬抗着；
抗不过，只有白白死去；
20％的人家是重病时借钱找医生，在年终卖地还债；
只有5％的地主富农，能够随病随医。
现在是全体农民享受这种权利了。
这地区，很多农业社以养羊为副业，将羊赶到山坡上让他们去吃草。
我们在傍晚常常可以听到牧羊人的轻松愉快的歌声。
满怀信心面向未来
诊病之余，我们常常抽暇到老乡家里坐坐，扯扯现在，也谈谈未来。
在平顺刘家地，我们到过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业社第6生产大队队长张买楼的家里。
屋内点着煤油灯，他们孩子老婆坐在炕上正吃合子饭（小米粥里加些面条）。
张买楼热情地把我们让到炕上来。
我们说：
“平顺县的条件太差了，若不是群众觉悟程度高，劳动组织的好，这地方怎能达到每亩产粮四百斤的水平！”
老张听了我们赞扬的话并不高兴。
他手托着饭碗，一字一板地说：
“你们还不了解我们的生产规划吧？
觉得这穷山沟，除了石头就是山，开不了渠，用不上拖拉机，四百斤的产量也就到头了吧？
同志，我们是农林牧共同发展的合作社。
在造林上，荒山播种一千二百亩，荒山苗圃三百四十亩，平地苗圃四十五亩。
以上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完成。
果木树在三年内要种五百到六百株，有苹果树、杏树，此外还有花椒树。
计划修河滩地一千亩，已经完成了三百亩，有一百亩种上了小麦。
为了不使洪水把麦田冲垮，计划先由小沟垒堰，逐渐向下，再在大沟中垒，把洪水截在沟中，作到每个山沟的洪水不能外流，洪水也就发不了威风了。”
他说到高兴的地方，随口唱出了一句秧歌：
“深山沟里闸谷坊，河滩变成米粮川！”
他老婆喜悦而风趣地打断了他：
“你发疯了？！
”
我们为他的清晰的记忆和坚定的信心惊得目瞪口呆。
他记得这么多数字，就说明他是多么热爱这数字中包含着的美满的生活。
他笑嘻嘻地接着说：
十年后，我们不仅吃合子饭，还要烙油饼、摊鸡蛋，到那时，河滩变成了麦子地，山坡上都长满了苹果树，加上南山的松林，我们每年每户光林业果树收入，就可以分到一千五百元。
修成了公路，大汽车鸣鸣直叫，它们是来拉苹果的呀！
大夫同志，十年后来吃咱们金星社的国光苹果吧！”
我们也对他所描述的远景心向神往了，冲口而出：
“一定！
一定！
如上级不派我们来，我们在假期中自费也一定要来一趟！”
牧羊人的山歌又响在我们的耳畔：
“老山秃岭变了样，
石头穿上绿衣裳。”
“有粮吃，有钱花，
幸福的生活合作化。”

“牛尾巴灶”
又能做饭，又能造肥料
于明
为了解决缺肥问题，安徽省农民想了许多办法。
其中有一个办法值得向全国介绍，就是用“牛尾巴灶”熏烟造肥。
“牛尾巴灶”，就是经过改建的普通农家的锅灶。
改建的办法是把原来直竖通向屋顶外的烟囱去掉，把锅灶靠墙壁的一边打一个洞，让烟囱从墙洞通出。
在墙壁外的短短一截烟囱，好像一个牛尾巴。
肥东县星光农业合作社丁主任，带我去看一个“牛尾巴灶”和它熏成的一堆土肥。
这堆土肥熏得乌黑，和一般拆下的灶土、炕土一样。
这个灶就是由原来农家锅灶改造的。
灶上有两口锅，一口锅近墙，一口锅离墙稍远。
灶的另一面是两个火门，火门口的上部，各有一个短短的烟囱，这两个烟囱在离灶面一尺多高的地方衔接起来，到靠墙的地方就连成一个烟囱，从墙洞通到墙外。
墙外牛尾巴烟囱的下面是一个土台子，在台子上垒了大堆的蓬松的土块，把牛尾巴烟囱包围起来。
农民在屋内由火门把燃料放进灶里燃烧，烟回到火门口，便被火门口上部的烟囱抽到墙外，通向牛尾巴烟囱周围的土块。
一天煮三顿饭，这堆土就能熏三次。
六、七天，这堆土就被熏成肥料了。
这种造肥的办法，好处很多：
一、简单易行。
丁主任和我到一个生产队，他在队里一个干部的家里，和泥瓦匠共同改造一个烟囱，只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二、这种肥料可以大量制造。
用牛尾巴灶熏土，六、七天换一次土，一次就能熏一千斤土肥。
星光农业社，根据已改造的牛尾巴灶熏土造肥的成效算了一笔账：
全社只要有70％社员家里的锅灶改成牛尾巴灶，就有三千多个灶在造肥；
一个灶01月熏四次，每次一千斤，全社就能在01月内得到一千三百多万斤土肥。
三、可以增加社员的收入。
据去年六安县联盟农业社的试验，每亩地施熏肥五千斤和每亩施五十五斤饼肥的效用一样，所收玉米产量都是二百六十斤。
一亩地买五十五斤饼肥施用，合三元八角多。
如果用买肥料的钱收购社员熏的土肥，一个每月能熏四千斤土肥的农家就可以得到三元二角钱的收入， （以八分钱一百斤算）。
（附图片）

绿肥田——小型的“化肥厂”
一亩绿肥所含的氮素相当于硫酸铵十至十六斤
赵起
南方地区冬种绿肥的播种季节很快就要到来了。
南方许多省为了充分利用这项重要的肥源增产稻谷和棉花，都准备扩大今年的播种面积。
从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福建、广西、广东十个省的安排看，今年冬播绿肥的总面积可能超过五千万亩，高于今年十二个省春翻绿肥的总面积。
我国农民利用绿肥有悠久的历史。
根据一些古农书的记载，三千年前我国农民就会利用野生绿肥；
开始栽培绿肥也有一千多年了。
农民经过长期实践，深刻认识到它对农业生产的好处。
江苏、浙江一带流传的农谚：
“猪粪、红花草，农家两个宝”，“一年红花草，三年好地脚”，就是他们使用绿肥的经验总结。
绿肥的肥效究竟有多大呢？
据科学研究部门分析，只以它含的氮素说，每千斤鲜草就有三斤半到五斤半。
按这个标准计算，一亩产鲜草三千斤的绿肥所含的氮素，就等于十斤半到十六斤半硫酸铵。
如果今年南方冬播的绿肥都能亩产鲜草三千斤，那么，它就可以为我们生产的氮肥就等于一百二十五万吨到二百万吨“硫酸铵”。
这个数字超过现在国家每年供应化肥的总数。
从这一点讲，几千万亩绿肥田，真像我们分散在农村的许多小型的化学肥料制造厂。
有些绿肥作物不但能肥田，并且是很好的饲料。
四川的农民就有这样的作法：
一亩产三千斤左右的绿肥，除了肥两亩小春田以外，还可以用它喂一只猪。
南方绿肥的种植面积在逐渐扩大着，今年春翻绿肥田的面积比1952年增加了40％。
绿肥的种植面积是不是还要扩大呢？
是要扩大的。
根据南方各省的初步安排，在第2个五年计划当中，绿肥的总面积将扩大到一亿亩以上。
这几年来，绿肥的单位产量也在不断提高，1956年绿肥平均产量比1952年提高了30％。
绿肥也和其他作物一样，单位产量高低悬殊。
1956年绿肥平均每亩产鲜草一千三百多斤，产量低的地区只有几百斤，可是产量高的一般都超过万斤。
这个情况说明，增产绿肥的潜力是很大的。
目前南方冬播的绿肥作物虽然还是过去推广的几种——紫云英（红花草）、苕子、金花菜和肥田萝卜等，但种植范围和种植技术却有不少改变。
过去只有江苏、浙江等地有种植紫云英的习惯，现在江西、湖南也积极推广了，广东、福建也在不断扩大试种地区。
在播种一些豆科绿肥的时候接种根瘤菌和多用磷、钾肥料培育绿肥田，都是近几年才推广的。
（附图片）
紫云英
苕子

西安、太原、郑州、重庆
最近时期粮食销量下降
据新华社讯 西安、重庆、郑州粮食销量最近有了下降。
西安市7月份销售总量，比第2季度的平均月销量下降三百六十五万斤，8月上半月的月销量也稳定在7月份的基础上。
重庆市有十一万多户居民和一千多个集体伙食单位订出了节约粮食的计划，每月节约粮食四十九万多斤。
郑州市在1956—1957粮食年度的下半年，共节约了粮食三百八十一万九千多斤。
上述各地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一般居民初步树立了节约粮食的风气。
像重庆市的许多居民在精打细算地确定了节约用粮以后，纷纷自动报请粮食部门减少供应数量；
郑州各机关、厂矿、学校和市民，从9月01日起取消了补助粮，并适当地增吃粗粮和副食品以节约主粮。
坚持用饭的登记制度、先交粮票后搭伙、奖励节约粮食的模范人物和集体伙食单位，以及通过展览、座谈等方式进行教育，对节约粮食起了很大的作用。
本报讯
太原市今年01月至6月，全市机关、团体、厂矿、企业职工和绝大部分居民响应了市人民委员会本着“节约够吃”的原则，每人每月在原定供应量内节约粮食半斤至一斤的号召，为国家节约了二百七十万斤粮食，另外，各集体伙食单位和市民又交回多余的粮食及粮票三百三十七万斤；
全市用加工后的副产品如麦麸、豆饼等代替牲畜饲料，也为国家节约粮食五百四十万斤；
在降低仓储、运输损耗、提高粮食加工产品率方面也为国家节约了一百二十六万斤粮食。
以上各项共为国家节约了粮食一千二百七十三万斤。
太原市粮食节约工作，虽然取得不小的成绩。
但供应中仍有漏洞，如户口管理不严，报生不报死，报来不报走的现象还相当多。
在一些单位和居民中，还有用粮食换食油，换鸡蛋，养鸡喂猪的现象。
粮食保管不好，如生虫、鼠吃、霉烂变质，运输损耗，粮食加工等方面也还存在问题。
（常国英）

认清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山西三万多个体农户加入农业社
新华社太原2日电
山西省在过去八个月里，有三万五千六百多户个体农民陆续加入农业社。
这是农业社逐渐发挥优越性和对个体农户长期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
山西省从去年实现合作化到现在，全省两万多个农业社不仅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方面显示了许多优越性，在组织上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这表现在建立和健全社内民主管理制度——精简领导机构，实行社队分权和分级管理方法，对一千多个大型社和联村社实行分社和组织调整，有一万六千八百多个社实行了“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办法和超产奖励制度。
80％以上的社还整顿了财务管理，基本上清结了账目。
经过这一系列整顿，据一万零二百个社统计，执行政策端正、干部和社员关系密切、经营管理好的第1类社，由整顿前的28.2％增加到51.3％；
生产管理和领导条件都不好的第3类社，则由19.3％减到6.6％。
在这个时期，山西省农村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很多地方的农民受到教育，最近许多农村又进行了合作化优越性的辩论，并且开始纠正放松对个体农户的领导的偏向，使原来自恃人强马壮，打算单干到底的单干农民，也受到实际教育，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要求入社。
例如河津县僧楼乡入社的农民普遍增产增加收入，今年夏季分配后，社员每人平均二百三十多斤小麦，而个体农民每人只一百三十到一百九十斤。
最近这个乡辩论合作化优越性时作了对比，全乡三十八户单干农民都要求入社。

谎言抹煞不了事实
右派分子说：
现在农民的生活还是和解放前一样贫困。
记者最近访问了山西省太谷县的新联农业社。
这个社的农民和千千万万村庄的农民一样，在解放前过着穷困的生活。
1948年，每人每年平均只能得到一百多斤粮食，其余用糠菜来填补，逢到青黄不接粮价大涨时，就常常饿肚子。
穿衣更不必说了，一件棉袄要穿上十年。
解放后，特别是1952年建立合作社后，这里大大变了样：
粮食产量比解放前增长很多，去年全社一万二千四百多亩地，平均亩产三百六十一斤，除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外，每人（大小人口）平均留粮四百四十一斤，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
解放前，村里很少看到的自行车、暖水瓶和胶鞋等等用品，现在一点也不希罕了。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周树铭摄（附图片）
左图：
过去无家无业，四处流浪的胡赞良，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房子，结了婚。
现在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
左上角的破房，就是他解放前的住所。
上图：
这是社员张拴保的两个女儿。
姐姐正在给妹妹穿新买的胶鞋。

过去常年吃甘薯喝粥汤，现在每人分粮672斤
连平县90％农民达到中农生活水平
本报广州2日电
广东省连平县90％的农民达到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
连平地处山区。
解放前，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常年吃甘薯，喝粥汤，难得一饱。
解放几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逐步改变了山区的贫困面貌；
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迅速增长，农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
1956年春耕前，连平县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3.7％，合作化的第1年——1956年，粮食总产量就比1955年增产15.7％。
农民口粮每人平均达到六百七十二斤，比1955年增加九十五斤，比1953年增加了二百二十二斤，97％的社都增了产，92.95％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并有61.1％的社达到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
1956年的增产增收，证明了合作化比单干优越无比，今年入社农户增加到占总农户的98％以上。
今年上半年农、副业又获得空前增产。
早稻比去年同期增产8.56％，农民口粮平均每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二十八斤。
特别是副业生产，由于加强了领导，有很大发展，上半年平均每户副业收入五十一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倍。
由于农副业生产发展，全县一百五十六个社、三万五千一百二十九户社员中，上半年农副业获得增产的有一百五十四个社，占总社数的98.7％，社员增加收入的三万二千五百零五户，占总户数92.5％，其中有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一户社员已经达到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占社员总户数的90％。
（吴尔祥）

一下警钟
法西斯的鼻祖墨索里尼活着的时候，曾对他的党徒训示：
“假使我向前，你们跟我；
假使我退却，你们杀我；
假使我阵亡，大家来为我报仇”。
二十多年前，墨索里尼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发动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紧紧地跟随着他。
几年之后，他的侵略事业失败了，这个“黑衫怪杰”想偷越国境逃跑，他的党徒并没有杀死他，是意大利的爱国者把他吊死在米兰的树上。
他的肮脏的尸体停放在米兰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里，受尽人民的唾弃。
但是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和墨索里尼一起死去。
这些年来，在意大利统治集团的纵容和培育下，法西斯细菌在这个国家中得到了繁衍。
新的和旧的法西斯分子最近猖獗到可惊的程度。
08月31日，他们居然给墨索里尼的尸体举行迁葬，并且借机会发动了一次法西斯示威。
他们在普累达庇阿市停放墨索里尼棺木的礼拜堂挂起了前法西斯党旗，穿上黑衫党的制服来守灵，甚至在墨索里尼的灵前公开宣誓，要继续遵循“元首”的遗训。
这些法西斯分子显然是被意大利国内外反动集团的政策冲昏了头脑，以为卷土重来的时机已经迫近了。
他们忘记了在意大利还有着千百万进步的人民。
有着曾经处死墨索里尼的爱国者和他们的后继人。
不管怎么样，法西斯党徒们的示威倒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无异向意大利人敲了一下警钟，告诉他们：
“人们，你们要警惕！”
（瑞）

一封空洞的回信
麦克米伦函复布尔加宁对许多问题都自相矛盾
据新华社3日讯
伦敦消息：
英国政府9月02日发表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极其空洞，它是答复布尔加宁7月20日的来信的。
麦克米伦在首先谈到裁军问题时，特地用西方国家最近提出的所谓“一揽子”裁军建议来搪塞布尔加宁对英国裁军态度的指责。
关于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麦克米伦重申了英国、美国、法国和西德等四国7月29日在柏林签署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联合宣言的主张。
这个宣言不过重弹了西方的所谓通过“自由选举”由西德来并吞东德的老调。
关于中东问题，麦克米伦对苏联的确保中东的持久和平的方针表示欢迎。
但是，他又污蔑苏联政府最近的行动“有点不是那么一回事”。
麦克米伦表示赞成扩大英苏贸易，但是拒绝放宽贸易限制。
关于文化交流问题，麦克米伦说英国政府“没有加以任何阻碍”，但是，他又以所谓“匈牙利事件”为借口，拒绝执行去年两国讨论过的开展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计划。

叙外长谈汉德逊的侵略活动
斥西方企图分裂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报纸揭露美国干涉叙利亚阴谋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3日讯：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9月02日晚在评论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中东的所谓调查事实的任务时说：
“只有在叙利亚境内才能了解叙利亚的情况。”
如果汉德逊真正希望了解叙利亚的政策，那么，他把时间花费在黎巴嫩和其他国家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国家采取了亲西方的、反对叙利亚的政策。
在评论黎巴嫩总理索勒哈最近发表的内阁声明中所说黎巴嫩将同所谓自由世界站在一起的话时，比塔尔指出：
“自由世界”的目的在于分裂阿拉伯世界和利用这一个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国家，为的是使阿拉伯国家软弱无力和受它们的控制。
贝鲁特消息：
黎巴嫩“日报”在谈到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访问安卡拉和贝鲁特的目的时说，当帝国主义者对叙利亚的反动势力所抱的希望落空时，他们就打算用三个办法来解决“叙利亚危机”：
美国第6舰队直接进行干涉；
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采取军事行动；
扩大巴格达条约组织吸收约旦和黎巴嫩参加，以便对叙利亚进行政治和经济封锁及包围。
开罗消息：
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9月02日说，美国企图孤立叙利亚的阴谋失败了，因为叙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它的阿拉伯邻国要在经济上依靠它。

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纯属鬼话
美国社会贫富悬殊阶级矛盾激化
苏联报刊揭穿美国的谎言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苏联报刊最近陆续发表了许多材料，揭露美国所谓生活富裕以及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真相。
“苏维埃俄罗斯报”8月28日登载的一篇关于“人民资本主义”的神话和现实的文章，用许多确切的统计材料说明美国的社会是一个贫富悬殊、矛盾百出的社会。
文章指出，美国的资本主义卫士们叫嚷在美国有所谓“普遍繁荣”，而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根据官方材料，资本家垄断集团1949年获得了纯利二百六十二亿美元，1955年是四百二十七亿美元，1956年是四百三十四亿美元。
这些利润都滚进了资本家的口袋里。
仅仅美国福特公司每天就获利一百二十万美元。
黄金像雨一样滋润着大资本家们。
至于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不但没有变成什么资本家，而是日益无产阶级化了。
据美国一位学者统计，有98％的工人并没有甚么股票。
美国雇佣劳动的数目每年都在增加。
去年美国曾经公布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一美元，但是实际上现在有两千万工人和职员每小时工资不到一美元。
许多美国人不得不靠借债生活。
今年年初美国居民购买物品欠债总额已经达到一千六百二十亿美元。
文章接着说，美国资本家们追求利润的结果，使得工人们劳动条件非常恶劣。
美国工业中发生的工伤事故不断上升。
据美国一家工会杂志的材料，美国生产中平均每隔十六秒钟就发生一次不幸事故，每四分钟就有一个工人死亡。
美国每年有约二百万工人成为残废或受重伤。
美国企业规定凡是超过四十五岁的工人就被解雇。
美国的罢工浪潮不断增涨的事实更粉碎了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谎言。
美国在战前五年（1936—1940）平均每年发生罢工二千九百六十一次；
战后1946—1950年平均每年四千一百零九次；
1951—1955年平均每年发生罢工四千五百四十六次。
今年上半年美国已经发生罢工二千零七十五次。
在美国，由于有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罢工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但是罢工的情况仍然频频发生，这就足以揭穿美国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熄灭的谎言。

柏林万余人集会
庆祝“和平节”
新华社柏林3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民主德国各大城市都在9月01日举行群众集会，庆祝“和平节”。
参加集会的还有苏联、英国、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来宾。
柏林市和平战士委员会主席哈佛曼在柏林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着重指出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
他号召柏林市民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斗争。
在“和平节”的前夕，民主德国的居民在沿奥得—尼斯河德波和平疆界以及东西德交界线的一些地方还举行了示威和火炬游行，表示了他们维护和平的决心。

民主德国发出警告
西德在美国支持下扩充海军
构成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经常威胁
新华社柏林3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2日消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就西德军国主义势力在波罗的海的再起的危险趋向提出了警告。
声明指出：
西德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军舰将在9月间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的海军将领同时还要在基尔举行会谈。
声明强调指出：
西德军国主义海军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地位构成了对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对瑞典和挪威——经常的威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认为：
波罗的海国家有必要宣布愿意进行谈判、并且缔结关于发展互相合作的双边或多边协定。
声明指出：
西德重建海军的目的在于建立北大西洋集团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
这种活动是在美国的充分支持下进行的。
声明说：
西德政府已经拨出将近二十亿马克用于建立海军，其中三亿六千万马克将用于扩建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尔、法林斯堡和埃肯弗德的海军基地。
在拥有火箭等现代化武器的西德二十一个海军分舰队里，将有十三个分舰队驻扎在波罗的海。

突尼斯抗议法军越境
摩洛哥增援边境防备法军挑衅
据新华社3日讯
突尼斯消息：
突尼斯政府在9月02日发表公报，指责阿尔及利亚境内法军9月01日越境冲入突尼斯，打死了七名突尼斯边防军。
同一天，代行总统职务的国务部长伯伊·拉德哈姆还就这件事向法国外交代表提出了正式抗议。
自从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兰上周根据国防部长莫里斯的授权下令法军“在必要情况下”得以越过边境继续追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部队之后，法军就沿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边境地区集结了强大兵力。
阿尔及利亚法军当局在9月01日发布的战报中也承认法军曾经越境进入突尼斯。
另外据来自拉巴特的消息说，摩洛哥政府正在抽调步兵和警察部队增强毗邻阿尔及利亚的边境防务，以对付法国可能的挑衅行动。
摩洛哥在野党“独立民主党”机关报“舆论报”9月01日报道，法军在上星期曾经借口追击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由阿尔及利亚冲入摩洛哥境内沿国境的许多村庄，滥施搜索。
（附图片）
一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从山区出击

给顿巴斯矿区开辟丰沛的水源
苏联又兴建一条运河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哈尔科夫讯：
目前苏联正在著名的工业中心之一顿巴斯建设一条长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
这条运河的兴建对开发矿藏丰富、但是缺乏水源的顿巴斯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条运河将从哈尔科夫州的北顿涅茨河一直通到顿巴斯。
它和莫斯科运河一样长，而比1952年07月开始通航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长二十四公里。
这条运河竣工以后，总长度在二百公里以上的水渠将从运河通向各工业区，以便充分保证这里的各个城市和工人区的工业和居民用水。
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的拦水坝建筑在北顿涅茨河上的拉伊戈罗村附近。
这个拦水坝的流水量每秒钟为二十五立方公尺。
为了使运河的水流终年不断，正在北顿涅茨河的支流奥斯科尔河上的红色奥斯科尔村附近建筑一个大水库。
在这里建筑的堤坝将使河水加深十二公尺，并且积蓄五亿五千万立方公尺的水。
而奥斯科尔河也将有一百一十二公里的一段河道可以通航。
这里还在建筑一个水电站，它的发电能力为三千一百四十瓩。
这条运河不是全部都在地面上的。
在有着铁道、山谷和矿区的地方，它就通过地底下的钢管和混凝土管流过去。
这条运河的建设者们决定在10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开始放水。

美国该收敛目空一切的态度
“真理报”驳斥杜勒斯对记者问题谈话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日讯：
“真理报”9月02日就杜勒斯关于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问题的谈话发表评论。
评论说，杜勒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允许了一批由国务院挑选的记者访问中国，但是他又宣布了侮辱人民中国的决定，强调不允许中国记者访问美国。
国务院这个做法已经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舆论的正义驳斥。
国务院一方面允许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同时又保留监督和指导他们活动的权利。
由此可见，美国企图利用记者作为进行破坏活动和煽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仇恨的工具。
“真理报”说，现在该是某些美国人士收敛他们目空一切的态度的时候了，这些人应当知道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依杜勒斯先生的意志而存在和发展，他们应当懂得如何同主权国家说话。
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政府坚决不愿意执行互惠原则和国务院发言人谈话的骄傲语调只能引起世界民主舆论的正义愤怒。
新华社新德里3日电“印度时报”今天发表了来自华盛顿的一篇美国记者詹姆斯·马劳所写的批评杜勒斯破坏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文章。
马劳写道，杜勒斯和他的国务院在接连不断地拒绝了一年之久以后取消了对美国记者访华的禁令，但是所使用的词句是“中国人不会不感到受侮辱的”。
马劳说，当杜勒斯前些时候提出以释放中国监狱内的全部美国人为条件的时候，那完全是“把美国的新闻媒介当作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作者谴责了国务院要美国记者专门搜集中国建设中的困难和对中国国内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的猖狂进攻特别感到兴趣的建议。
作者最后批评杜勒斯不该禁止美国和中国记者互惠的来往。

美国颠覆叙利亚的阴谋是怎样破产的
重如
08月12日深夜，大马士革广播电台突然播送了一条消息：
叙利亚政府破获了美帝国主义所策划的颠覆阴谋案。
这个消息使叙利亚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再一次感到了不可抑止的愤怒。
迄今为止，虽然阴谋案的详细始末尚未全部公布，但根据8月12日叙利亚政府所发表的公报和8月15日叙利亚陆军上尉阿提亚在电台广播中所揭发的材料，可以知道这个美国阴谋破产的经过。
原来美国在无数次反叙利亚的阴谋失败以后，在大约三个月以前，把美国颠覆活动“专家”霍华德·斯通调到了大马士革。
斯通曾经在伊朗和危地马拉的颠覆案中显露过头角。
同时美国也指令叙利亚的叛徒施舍克里潜入大马士革。
美国还勾结了叙利亚驻罗马的武官侯赛尼上校，让他也秘密潜入大马士革。
当他们在大马士革集中以后，美国大使馆便为他们准备了各种条件，立即开始在军队中进行阴谋活动。
07月27日，叙利亚陆军上尉阿卜杜拉·阿提亚的家里来了他的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含含糊糊地表示，希望上尉能参加一个与美国有关的秘密活动组织。
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并没作更多的深谈，而只是让上尉作进一步的考虑。
第2天，客人又来了，立刻又谈到了昨天的事情。
上尉的口气似乎有些“松动”，最后同意可以同美国方面作进一步的联系。
他的朋友和美国大使馆联系以后，确定了约会的时间。
但时间临时更改，最后他们在8月04日晚上十一点钟到达拉乌德街的美国大使馆某女职员家中，在这一家的地下室里遇见了美国阴谋“专家”斯通。
经过一段简短的一般性谈话以后，他们逐渐转入了正题。
“为了‘解放阿拉伯国家’，我们必须把叙利亚现政府搞掉。
你所能控制的有多少力量？”
斯通对这一点表示很关心。
“目前我只控制了一个营。”
“你相信能控制住它吗？”
“能够。”
上尉口气很坚决。
斯通点头称好，接着又问：
“关于这一活动你打算怎样进行？”
“是我一个人执行这个任务呢，还是也有其他的人？”
上尉问道。
“不，大马士革和其他地区都要进行活动的。”
斯通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觉流露出了洋洋得意的神情。
“那么你们应该让我认识其他参加这一活动的人，以便共同计划，共同工作。”
斯通对这一要求显得有些犹豫，上尉表示很不愉快。
“你们军队中的情况怎么样？”
斯通想用这个问题来把上尉刚才提出的要求滑过去。
“如果你和我谈话的目的只是想了解我们的军事秘密，那没有多大意思。”
上尉很生气，站起来就想走。
斯通马上跑过去把上尉拉住，用好言安慰他。
最后，斯通决定介绍上尉不久和另一个阴谋分子相见。
08月05日晚十一时，阿提亚又和斯通会见。
这次谈到了钱的问题。
斯通一口答应他第2天上午九时去法尔都斯街的某一辆小汽车中取款。
又约定8日上午在莫哈吉林街某咖啡馆中相见。
斯通还告诉他，如果他那天不能去，就顺延日期。
08日那天上尉去了，没有碰见斯通。
第2天又去了，等了很久，斯通夫人才来。
她约定与上尉在11日下午四时再见，以便领他去见早先谈到过的那个阴谋头子。
到了11日约定的时间，斯通夫人把阿塔亚和他的朋友带到对面街旁停着的一辆汽车那里。
斯通已经坐在车上等候。
关上车门，斯通带他们先在街上逛了半小时左右，一直到后面没有其他车辆追随时，汽车才在阿布罗马尼街的一座房屋前停下来。
斯通让上尉的朋友留在车内，却拿走了开车的钥匙。
斯通带上尉走入地下室左边那间房里，便出去了。
约一分钟以后，门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头戴草帽，留着长胡须的人。
要不是上尉眼光好，他简直认不出这人就是叙利亚驻罗马的武官侯赛尼上校。
侯赛尼热烈地拥抱了上尉以后说：
“有人把许多名字告诉我，但我只选中了你。”
“你是怎样回来的？”
上尉觉得很出乎意外。
“我是拿沙特阿拉伯的护照化装进来的。”
“有人发现你没有？”
“一切不必害怕，事情都有准备。”
屋子里什么人也没有，但武官的声音仍然压得很低：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廉价的，我们将拿到三亿到四亿美元。”
在上尉表示愿意接受他的一切命令以后，侯赛尼先在古兰经面前宣誓，然后又让上尉宣誓。
宣誓完毕，一个美国人进来告诉侯赛尼说，飞机在等他。
侯赛尼点点头，美国人又出去了。
侯赛尼继续了解上尉营中的情况，最后又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需要有三个步兵旅和一个反坦克旅。
现在除加塔那一地外，其它各地都可保证活动成功。
我们将顺利地占领乡村和城市。……”
约好了暴动的时间和暗号，侯赛尼向上尉告别，匆匆出去。
这时，美国大使馆副领事杰顿进来，他请上尉等候一会再走。
大约有一个小时之久，杰顿进来告诉上尉：
侯赛尼已经坐飞机去罗马。
然后他才把上尉送走。
在同一天，另一个叙利亚军官也被领到一所美国大使馆职员的住宅内。
这位军官进入这所住宅以后，惊奇地发现1954年被赶走的施舍克里正和三个美国女人在一起说笑。
看见军官进去，三个女人退走了。
“我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回来的，不在叙利亚搞出一个名堂来，决不回去。”
施舍克里开门见山地向军官说，“我们这次活动的特点就是迅速。
你和我们合作，今后前途是很美好的，你应该更多的去联络一些军官，我们将供给你大批金钱。
如果你和军官们谈妥，只要告诉我们，就可以动手。……”
谈完话以后，施舍克里就走了，临行前他还要求军官把活动情况经常和美国人联系。
军官被关在屋里约有一个半小时，然后一个美国女人进来放他出去。
据说侯赛尼武官已于当天乘美国军用飞机抵达罗马，施舍克里也由美国人用使馆汽车偷送到了贝鲁特。……
但是，金钱收买不了正直军官的良心。
和斯通、侯赛尼、施舍克里联系的阿提亚等几个军官，从事情发生的第1天便把情况向有关当局告发了，他们是在叙利亚有关当局指示下和这一批丧尽天良的阴谋分子去周旋的。
事情发生后，叙利亚政府立即采取了加强治安的措施，逮捕了一些与阴谋案有关的军官。
叙利亚政府在8月13日把美国阴谋专家斯通、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和副领事在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
美国还想抵赖这次罪行，但是铁证如山，抵赖也是徒然的。
叙利亚各地纷纷举行了群众大会，强烈地抗议美国的阴谋活动。
独立的代价是高贵的！
叙利亚人民经过数百年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才换来了今日的独立和自由。
军队就是直接保卫他们祖国安全的力量。
通过这次阴谋案的揭露，叙利亚人民更加坚决地拥护叙利亚政府所执行的积极中立政策，更加热爱自己的军队。
他们一致要求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维护叙利亚的神圣的独立。
（附图片）
叙利亚的现代化武装部队

苏舰队将在北部海上演习
新华社3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
苏联国防部宣布：
按照战斗训练计划，苏联北方舰队将于今年9、10月间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进行有军舰和空军参加的演习，演习时将实际使用各种现代武器。
因此宣布下列地区在今年09月10日到10月15日期间为苏联和外国船只航行及飞机飞行的危险地区：
西界为东经四十二度零分，北界为北纬七十七度三十分，南界为北纬七十度三十分，东界为连结下列诸点之线：
北纬七十度三十分，东经五十七度三十分，北纬七十二度二十分，东经六十五度零分，北纬七十七度三十分，东经七十四度零分。
苏联国防部警告所有苏联和外国船只、军舰和飞机的所有者，如果船只、军舰和飞机进入上述危险地区因而遭到任何物质损失，苏联国防部将不负责任。

英国职工大会年会开幕
右翼已在若干主要问题上遭到失败
据新华社布莱克浦2日电
英国职工大会年会今天早晨在这里正式开幕。
职工大会主席威廉逊在致词中谈到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今年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超过1926年以来的任何年代。
但是他接着就要求英国工人“在工业中保持和平”，他强调工会会员同雇主都必须“采用协商和谈判的方式”。
同时，他又反对工人自发地保卫自己的利益的行动，指责他们自发地举行的罢工是“不负责任”。
尽管右翼领导还在竭力呼吁工人同企业主“保持和平”，但是，在大会正式开幕前，对年会上的主要政策决定所作的幕后斗争中，右翼的意见已经在若干主要问题上遭到失败。
各工会之间的秘密会议和非正式的会谈彻夜进行，一直继续到今日清晨。
例如在重要的工资问题上，运输与不熟练工人工会总书记弗兰克·卡曾斯将提出一项提案，谴责保守党的经济政策，拒绝限制工资，肯定工人以产业为单位采取行动的权利，以保证工资能跟上上涨的物价。
这项动议将得到全国矿工联盟总书记、共产党人阿瑟·霍尔纳的附议。
会员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的另外几个大工会，包括机器工人、电气工人、铁路工人、锅炉制造工人、造船工人和市政工人等工会，都将支持这项动议。
在秘密会议期间，右翼操纵的市政工人工会起初企图用“参照变化中的经济条件”来“重新估计”工资问题的办法以缓和提案的语气。
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
预料这项提案将在星期四的大会上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
关于房租法案，据悉锅炉工人工会在动议中提出的举行二十四小时的象征性抗议罢工的建议遭到了最高委员会的反对。
但是烟草工人工会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大会请工党执政后废除房租法案，这项修正案得到广泛的支持。
假如这个修正案能够通过，也是对人民反对法案的斗争的一种支持。
在核武器问题上，六个中型工会同意提出联合提案，要求英国政府向别国政府建议立即无条件停止试验，作为禁止所有核武器的第1步。
右翼企图删去“无条件”的字样，但是这种企图被击败了。
在欧洲安全、裁军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上，据悉最高委员会不反对这些动议，准备把这些问题交给大会决定。
参加职工大会的有一千名左右的代表，他们代表一百八十四个工会的八百三十万会员。

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两条道路
于光远
在如何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上，右派分子与我们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这个根本的分歧就是聂荣臻同志在7月17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现在我想专从自然科学方面发表一些个人意见。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是科学事业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
为此，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与此相反，就是否认科学事业必须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从个人成就、个人兴趣出发来进行研究工作。
科学总是为一定的社会生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
这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但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必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利益，就是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同样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服务，为掌握那个社会的生产的统治阶级服务。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科学家看不到这一点的。
他们把进行研究本身说成就是他们工作的目的。
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受任何“功利”的影响。
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研究机构和研究基金组织，他们总是根据能否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利润的考虑，根据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支持或反对这一项或那一项研究工作，从而在实际上影响着、指挥着整个科学界的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是为全体劳动人民造福的，在这里，科学家像工人、农民一样，通过研究工作这种劳动来履行他对国家、对人民应负的责任。
他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人民。
与资本主义的科学事业不同，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公开强调它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目的性，强调科学家应该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几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科学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并用这个原则来教育科学家。
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已经懂得这个原则，通过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实践，他们认识到这个原则的正确。
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相反，他们既然仇视社会主义，当然反对科学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力图引诱我国科学家离开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
被郭沫若院长斥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民盟中央的文件，露骨地表明了右派分子如何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这个文件中不但对科学工作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字不提，而且还要求那些已经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走上新的重要的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不去克服工作条件方面的暂时困难，回到“原来的研究环境”。
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把“研究工作去‘就人’”作为组织我国科学工作的主要原则，更是用来反对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对现有科学力量加以调整的。
对现有科学力量进行适当调整的必要，主要有下面几方面的理由。
首先，旧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基础薄弱，而且已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的分布也是不合理的。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力量，充分利用研究工作的设备，必须使研究机构尽可能接近研究对象。
其次，目前我国正在迅速建立国家所急需的，空白的或薄弱的一些学科。
这些学科一般需要复杂巨大的实验设备，它的研究工作的实验部分（甚至某些理论部分）不是少数科学家单独所能进行的，要求科学家集体紧密配合地进行工作。
为此，必须集中一批科学家，甚至要求一些科学家在接近原来专长的范围内“改行”，转来从事国家所急需的研究工作。
同时，为了支援新建的工业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高等学校和新的科学研究机构，需要一些科学家“离开原来的研究环境”，到这些地方去工作。
在初到新的研究环境时，研究工作暂时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好处是更大的。
右派分子反对对现有科学力量的必要的调整就是想拉我们科学家的后腿，想打乱党和国家对科学力量的布署，使我国科学工作无法去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右派还极力去宣扬资产阶级“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观点。
说什么“强调服务于国家需要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一定会妨碍科学的发展”，故意把服从国家需要和科学发展本身的利益对立起来，阻止科学家们去为劳动人民立功，为社会主义国家谋利。
所谓“强调服务于生产需要，就会妨碍科学发展”的论调与科学发展的事实也是完全不符的。
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发展的事实我们姑且不说，就拿近代科学与十七八世纪的科学作一个比较，近代科学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际的联系，比之十七八世纪要密切得多，要“功利主义”得多。
但是，近代科学的发展，比十七八世纪不知快多少。
要有计划、要有组织
科学事业要能有成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计划，要有组织。
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科学比较落后的国家，要想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更非如此不可。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切合国家需要，使最急需的学科，得到优先的发展。
才能根据科学发展的全面情况和趋势，根据各门学科的内在联系，使各门学科得到均衡的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科学力量。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却竭力宣传说，美国没有全面的计划，也没有系统的组织，科学水平却很高。
我国科学要想达到美国的水平，应该走美国的道路。
他们故意在人们面前不提这样的事实：
美国近代科学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由于他们没有计划，缺乏组织，在人力上、物力上形成严重的浪费。
尽管美国科学有它强大的工业基础的支持，有着长期安定的环境，并且吸收了大批外国科学家，它的发展仍然是缓慢的。
反过来看看苏联的情形，苏联在革命前是一个科学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由于充分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了他们的科学事业，从而尽管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还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在许多科学部门，特别是在原子能、航空等方面赶上和超过了美国。
历史的事实，不是很明显的证明了我国现在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的正确么？
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道路走去，就将使我国科学永远不能摆脱落后的状态，就要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目前我国科学界中，有这样一种反对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论调，说科学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的“未知”，把“未知”加以计划，岂不成了“算命先生”了吗？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其实是极其错误的。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这话不错。
但是科学事业的发展，甚至科学成果的获得，并不是完全不能预期的。
任何一位有水平的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他个人而言都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
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研究如生产一样，因为受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限制，为各资本家集团的竞争所分割，整个国家的科学工作不可能有计划地进行罢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国家建设对科学的需要通过经济计划的制订大部分都能提得出来。
各门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经过科学家集体进行认真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把握得住。
这些就是制订科学工作计划的根据。
制订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是可能的，所谓“算命先生”的说法，只是一种恶意的污蔑。
当然，我们也强调科学工作的计划有它的特点，不能要求它像生产计划一样，对工作的结果和完成的期限，事先作出硬性的规定。
而且对有些科学部门的发展可能事先估计不足，所以在计划之外应该允许一部分科学家进行他们认为值得进行的研究工作，以补计划的不足。
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计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就现在已经制订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今年的年度计划来说，虽然它还要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加以修订和补充，但它所规定的基本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它为我国科学家指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鼓舞了我国科学家的创造热情。
事实证明，它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已经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今后还会显示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我国现有的科学体制，是我国科学事业能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的保证。
右派因此也就肆意攻击我国现行的科学工作体制。
民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特别反对科学院作为全国统一的学术领导的“中心”，反对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加强科学院，使它成为提高全国科学水平的“火车头”，并把这种看法污蔑为“主观地先行规定”。
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各门学科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十分密切。
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往往要由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
统一的学术领导，是科学发展所必要的。
中国科学院在科学的许多重要的方面进行着研究工作。
科学院的学部包括了全国各研究系统中最优秀的科学家。
这样的科学院如果不能作为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不能作为提高全国科学水平的“火车头”，那么谁又能作为这种“中心”，这种“火车头”呢？
曾昭抡、钱伟长等右派分子反对科学院作为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还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希望把科学研究工作完全分散到各高等学校，便利于他们夺取科学事业的领导权。
他们的这个企图现在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要有党的领导
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科学事业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保证。
因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他们说什么党对科学是“外行”，“外行”如何能领导“内行”呢？
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内行”，说什么他们最懂得“大知识分子”，科学工作应该由他们来领导。
这种言论的荒谬现在已经得到许多人有力的驳斥。
我们现在办的是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居然是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内行，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全国科学家对于他们这种内行，已经从民盟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领教过了。
对于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右派完全是十足的外行。
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呢？
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党领导科学工作，既不是由党直接去进行科学研究，也不是像科学家安排他的助手的工作那样进行具体的领导，这些工作的确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
党对科学的领导主要是：
第1，提出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拟定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计划以及各种有关科学工作的制度；
第2，做好团结、组织、教育、改造科学家的工作，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批判各种错误的学术思想，帮助科学家了解国家的需要，加强和人民的联系；
第3，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援科学事业，保证科学家以顺利工作的条件，推动各方面充分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普及科学知识。
要解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的问题，就一定要有党的领导。
因为只有党能够深切了解国家建设的现状和任务，了解国家建设对科学目前的和长远的、各个方面的需要，能够深切了解整个科学和各门科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了解科学发展给建设事业开辟的前景，能够懂得怎样的科学工作制度才有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要做好团结、组织、教育和改造科学家的工作，和对学术的思想领导工作，就必须有党的领导。
因为只有党能够深切了解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了解他们政治态度和思想觉悟的状况，因为只有党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正确处理作为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
要能做好对科学工作的支援和科学工作的协调、科学成果的推广等工作，也一定要有党的领导。
因为只有党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援科学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总之，只有共产党这样一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才能担当得起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领导责任。
当然，党对科学工作进行领导的时候是和科学家密切合作的。
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贯的工作作风。
党与科学家保持经常的接触，同他们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正确的建议。
正因为这样，党就能够集中广大科学家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党所以能够领导科学工作的条件之一。
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团体等组织中的党员干部来实现的。
这些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很多人不是科学家，他们能不能担当起这种领导工作呢？
要做好科学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针、政策、计划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当然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事实上，担任这方面工作的党员干部，大体上也是具备这样的文化水平的。
但是，像做好其它的领导工作一样，要求于党的领导干部的，首先是他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善于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组织工作能力。
只要具有上述条件，在担任科学领导工作时，又能虚心学习业务知识和科学知识，努力掌握科学工作的特点，经过一定的时间的经验积累，他们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
我们希望将来在科学工作方面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本人就是科学家，但这在目前还做不到，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说只有科学家才能领导科学工作，其错误是明显的。
近代科学有各门各类，范围极广。
如果说只有科学家才能领导科学工作，那末实际上就不可能有对整个科学工作的领导，甚至不可能有对一个科学部门，一个研究机构的领导。
因为即使在一个科学部门，一个研究机构当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要找一个能够精通许多门类的科学家是非常困难的。
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捍卫发展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科学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获得很大的成绩。
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我国科学事业更得到飞速的发展。
在这种迅速发展的形势前面，我国现有有限的科学力量更加显得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
党、政府和担负领导工作的科学家的领导经验，领导科学工作的组织形式、规章、制度也还有不完全适应工作的发展的地方。
这些都是科学事业迅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采取了各种形式，邀请科学家对科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希望和科学家一起，共同揭露我国科学工作发展中的矛盾，找出解决矛盾，改进工作的办法。
许多科学家，也正是在党的这个号召下，本着改进工作的精神，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和建议。
有些批评采取了很尖锐的形式，但对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
党和政府会在工作中予以采纳的。
当然，有些科学家在所提的意见中，也有不正确的部分。
但是，只要他们是从善意出发，党和政府都将以耐心解释和说服的方法对待，并且等待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改正自己的观点。
右派分子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场，他们借着整风的机会向党所领导的科学事业展开猖狂进攻的政治目的，是妄图篡改我国科学工作的方向，夺取对于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他们采取的除了前面所说的外，还竭力抹杀在科学工作中进行各项改革的必要，竭力抹杀解放以来科学工作的成绩，宣传什么八年来科学工作“停顿”了，毫无成就可言，一团糟，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等等。
他们还反对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科学和苏联发展科学事业的先进经验，竭力贬低和抹杀苏联科学的成就，同时却大事宣扬那些不合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工作的经验。
他们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捏造什么科学家遭到了“浩劫”，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俨然以科学家的“保护者”自居。
他们到处宣扬科学家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学习马列主义。
他们反对党在科学家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便他们散布和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他们挑拨党和青年科学工作人员的关系，煽动他们反对党，起来闹事。
他们反对在培养青年干部时，讲究政治条件，竭力在青年中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企图根本改变我国年青一代科学工作人员成为他们培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后备军。
他们挑拨在各系统中工作的科学家的关系，特别是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并捏造什么党和政府厚此薄彼，破坏科学家和党同政府之间的团结。
他们排挤和打击科学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和靠拢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我国科学事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
科学界中的右派分子篡改我国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道路，篡夺科学事业的领导权是蓄谋已久。
这次是他们阴谋的总暴露。
现在右派分子向科学事业的进攻已经遭到整个科学界强有力的反击。
他们在科学界已经孤立起来了。
这时，一部分坚持错误的右派分子又一反前一时期向党向人民举行进攻时穷凶极恶的面貌，把自己假装成只是因为对科学工作提了“意见”而遭到不应有的惩罚的可怜人，背地里还说什么对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批判是小题大作。
他们这样做是企图博得缺乏政治经验的人的同情，并由此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说你们容纳不了意见，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
他们的用心是恶毒的。
右派先生们真是因为对科学工作提了意见就受到科学界和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声讨么？
你们并不是对科学工作提什么意见，而是借着整风的机会到处兴风作浪，到处点火，行他们篡改发展科学事业的道路，篡夺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之实。
至于善意的意见，请你们不必耽心，我们是会看得出来，加以研究和采纳的。
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进行批判真是小题大作么？
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许多有关言论，涉及到的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按照右派分子所设计的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就将使我国科学事业永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的状况，更谈不上十二年内赶上世界水平，就将使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所展开的、激烈的、尖锐的科学竞赛中无法作出贡献，就将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由于缺乏近代科学技术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面对着这样的大是大非，我国科学界难道不该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的批判么？
难道我们不应该起来坚决捍卫关系国家命运的、发展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么？
目前我国科学家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正在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这场斗争不但粉碎了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且通过这一场斗争，使我们科学家更加认识到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的必要，更加坚定了自己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更加明确了发展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国科学家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

报刊论文摘要
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照妖镜
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很难分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敌、友、我的问题；
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很难分清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敌、友、我的问题。
但是，竟然有人在我们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候，高唱其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的调子。……尽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可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最近这一次阶级斗争的信号，首先是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那里发射出来的，是他们迫使我们不能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人对事。
阶级斗争既然是客观存在着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在主观上取消阶级分析的方法。
而且我们知道，阶级分析的方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是运用得非常熟练的，无非它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已。
这从章罗联盟的六教授会议、五人起草小组和费孝通的串联活动中的对象等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说得对，政治就是政治，政治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独独不许我们工人阶级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呢？
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放到照妖镜面前，使他们原形毕露，就因为我们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这个武器。
（摘自1957年“哲学研究”第4期孙定国：
“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
统购统销搞糟了吗？
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之后，首先是把粮食商人从城乡交流的环节中排除出去，切断了城乡资产阶级的联系，使得他们没有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兴风作浪；
同时也使得农村中的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没有可能从事粮食投机，有力地堵塞了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事实就是这样的，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城乡资产阶级的阵地是被大大地缩小了。
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右派分子和农村中的一部分富裕中农及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那样不遗余力地攻击统购统销政策。
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粮食问题，应该把它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
既然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焦点，不是什么技术性的问题，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不能含含糊糊，或是跟在右派分子和富裕中农后边随声附合，必须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对于企图否定统购统销的分子给以回击。
（摘自8月27日吉林日报社论：
“在粮食问题上站稳立场”）
开展农村大鸣大放必先提高干部思想
有些干部对开展这样的大辩论还存在一些疑虑，他们说，“在机关可以大放大鸣，在农村大放大鸣就会放乱了。”
还有的同志对这一作法存有抵触情绪，他们希望领导上快给个法子去“治”人，现在听说要辩论，认为这样作不解决问题。
这种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应迅速加以转变，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省范围内顺利开展。
这些同志所以存在这样的错误认识，除对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意义和作法尚缺乏充分的了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估计不足，对农村党的组织有能力来领导这一次政治思想斗争缺乏足够的信任。
他们还习惯采用我打你通或上打下通的办法，还习惯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习惯采用民主辩论、群众教育群众的办法。
所以，开展这一次社会主义的大辩论，既要求提高领导思想认识，同时又要求转变领导作风，开展大辩论的过程，也就是提高思想转变作风的过程。
各级干部在这一场政治思想斗争中，都应当首先使自己受到教育，然后教育群众。
（摘自8月25日大众日报社论：
“大辩论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良好方法”）

书的主人
——三门峡散记之二
雷加
有一天，我同书记同志一起去听传达报告。
汽车在新公路上行驶，向新城走去。
我不能想像没有这条公路之前，这里的居民如何生活的？
更不要说要是没有这条公路，三门峡的工程如何能够开始了。
公路修筑在将来水库的标高之上，它顺着黄土高原的脊背爬行，有连续的陡弯和数不清的危险信号牌。
但是路面十分讲究，这是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的。
如果沿路的小树长大了，水库修成之后，在银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如画的镜头。
现在，汽车牌号又杂又多，甚至吉普车在拉家具，或者用载重汽车拉人；
那时，将是华丽的游览车或是新型的轿子车，在风驰电掣地兜风了。
迎面正好开来了一辆拉人的载重车，上面坐着由工程局到工地去的工作人员。
两个司机照例互相点头，我们和载重车上的人，在并车的时候也互相张望一眼，默默地致意。
载重车刚走过不久，我们的车也陡然停住了。
原来在公路中央，发现了一册书。
这是一册“把一切献给党”。
这本书的主人是谁呢？
不用说是刚才走过那辆载重车上年青人的。
又是哪个年青人呢？
他携带的计算材料过多才失落了它呢？
还是他当时就发现了，因为不能停车，忍着心痛望着它跌在公路上呢？
翻开那本书，除了一张含义不清的小纸条之外，别无发现。
至少这是一个爱书的人，甚至连个名字也不肯写在上面。
书记同志合上了那本书，神色迷惘地说：
“怎么能够找他呢？”
我说：
“也许会找到的！”
这样，我天天在留心找这本书的主人。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我不禁想起了过去的年代。
1945年冬天，当我在东北的一个工厂工作时，那里的工人多半是三十岁以上的老工人。
他们不但使工厂恢复了生产，并在国民党破坏了工厂之后，又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修复起来。
他们的技术是从经验中得来的，缺少的就是文化。
我记得我如何教给他们唱第1支歌子——东方红。
我记得在开展文化学习时，一支铅笔握在老工人的手里，竟比一根拔杆还重。
他们拿起了铅笔，眼睛既沉重又惶惑；
但是当他写出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的时候，又像孩子一般地笑了。
如果叫我在他们身上发现谁的身上吃的苦最多，也许有困难；
然而如果谁有一册什么书，我却能一口就说出来。
可是，现在不那么容易了。
有文化的年青人这样多，而且差不多每个年青人又都读过“把一切献给党”。
我曾经问过几个人：
“你有‘把一切献给党’吗？”
他们回答说：
“我有一本；
但是我寄给我的妹妹了。”
“我也有一本，别人借去了。”
或是，“我的那本，这不是还在枕头底下吗？”
这册书的主人到底是谁，却是茫然没有下落。
叫作“乌拉尔人”的三方电铲投入生产以后，展开了学习热潮。
初中班，高中班及中等专业班都开始招生了。
教育科的一个女同志，在电铲中队门口摆上一条凳子，她的背后一张白纸上写着职工夜校招生几个字，她的面前立刻围拢了一群年青人。
挤在前面的一个说：
“我是头一个吗？”
“不，你们队长早就报名啦！”
这位女同志答。
“那就给我写上吧！”
对话开始了。
问他的年龄，答十九。
问他入哪一班，答高小班。
但是高小他已念过了。
他不愿意再从头学代数，为了温习，就从下册开始吧！
第2个人进初中班，问他有没有书的时候，他有些生气地答：
“我学过的书都随身带着，这还用问吗？”
第3个也是一样，进初中班……我站在他们身后，感到了他们的求知的热切的心，就像他们在三方电铲司机室中，所感到的滚烫的发动机一样。
对话越来越嘈杂了，因为好几个人在争着报名。
虽然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报名的机会；
但是，他们觉得惟独自己的学习愿望，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三方电铲投入生产，已经快两个月了，而开电铲的仍是由兄弟厂矿临时调来的人。
他们感谢这种支援；
但是，他们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合同期满之前学好技术呢？
自己是三级工人，三方电铲司机又需要六级技术，他们大胆地想：
在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可以被时间吓住吗？
为什么不能跳过时间迎头赶上呢？
电铲队的年青统计员，有一天对我说：
他从小失去父母，流浪的生活使他喜爱哲学，也喜爱文学；
但是他说他更爱技术和工作。
那个星期六的午间我遇见了他，我问道：
“你怎么不睡觉呢？”
他揉着自己的眼睛对我说：
“不，明天上午我要考试了！”
第2天的午间，我正在午睡，他走来敲我的门，他小声地说道：
“我考过了，把那本‘人民文学’借给我……”他去了之后，我想像着他一定考得很好，他的心刚刚为数字鼓舞过，现在又为这本厚厚的杂志颤抖着了……
有一次又遇到书记同志，他忽然问我道：
那册书的主人找到了吗？
我怔了一会；
但是我说：
我找到了。
那就是报名职工夜校的那些人。
他们为了自己的技术既比不上苏联司机的水平，又比不上兄弟厂矿的司机水平，看去这似乎是一时不能克服的困难；
但是这些把一切献给党的年青工人，今天在职工夜校报了名，就等于向党宣了誓，明天他们就是三方电铲优秀的司机，向岩石进军的先进工作者了。
我记起了那个年青的统计员，心里想道：
到处都是把一切献给党的人，将来纪录这些英勇的事迹的作者，也会同时出现的。

他嘴里的“宗派主义！”
邹荻帆
他是个杂志的编辑，
无穷的“忿懑”在他心底。
几十次迸出一句话：
“你们有宗派主义！”
这是一篇来稿，
咒骂党领导文艺。
什么“乍暖还寒，
最难将息……”，
什么“昏迷、无知”、“今不如昔”，
他还嫌没有说出“心中事”。
编委们说：
“这是向党攻击。”
他说：
“这是老作家呀，
你们有宗派主义！”
这是一篇来稿，
受了右派的嗾使。
说什么教授治校，
说什么取消学校党委制。
他还加一个头号大标题：
“思想大革命，文化新五四。”
编委们说：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
他说：
“尊重青年作家、新生力量呀，
你们有宗派主义！”
他还大声呼吁着：
“你们是党员负责同志，
为什么不起来揭露党内秘密？
刊物机关化之后，
为什么就不能像机关枪向机关射击？
敲作协的大门呀，
揭党组的盖子！”
在这里他算碰了壁，
“哦，你们有宗派主义！”
于是他四出活动，
找他的老相识。
要办同人刊、鼓吹“大民主”，
要自由自在攻击党，
像乌鸦飞满天，黑字印满纸，
按照资产阶级的意识，
还要国家出版社无条件给与便利，
仿佛让老虎到马路上去散步，
自由自在地寻找粮食。
全体同志都愤怒地指着他的脸：
“野心家，你打什么主意？”
这时他低头喁喁独语：
“你们还像文艺界？
你们是在围剿我，
你们有宗派主义！”

听大钢琴家李赫特尔的演奏
李凌
苏联政府派遣了最出色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尔第1次来我国演出，在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音乐界来说，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
这位在弹奏技巧上“自伊古莫诺夫逝世以后还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拟的”，和在表现深刻上被誉为“李斯特以后最突出的一人”的大艺术家，能够在我国人民中介绍他的卓越的艺术创造，这是很不平常的。
他的到来，如此令人振奋，和受到中国听众的仰慕和尊敬，这也是很自然的。
李赫特尔在第1天的晚会上，表演了莫扎特、舒伯特、舒曼、莫索尔斯基等作曲家的作品。
听过他演奏的人，马上就有这样的印象：
他不是在演奏“乐曲”，而是沉迷在音乐生命的深处；
他忘掉了剧场，甚至忘掉了自身，“把自己全部交给音调去支配”。
我们曾经听过国际上优秀的演奏家介绍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的唱片，而李赫特尔对这首音画的刻划，远远超过他的同辈。
他把这首音画的每幅不同的意境、情调寄以俄罗斯式的最深的解释。
像“侏儒”的形象和心理状态， “古堡”的暗淡、悲怆，“孩子们在就勒里花园”的天真烂漫的嬉戏心情，“牛车”的沉重压抑的心境……等，不仅使听众感受到每幅音画的色彩的变化如此特异，而且使人透过音乐，领会到作曲家对每幅图画所流露的社会态度。
如像“里莫其市场” ，李赫特尔一方面体现了那熙熙攘攘的市场景况，同时也表现了作者讽刺的真意：
那就是“贵族夫人新装的假牙，会比别人找回一条失去的牛更动听得多”。
从乐曲里经常出现的漫步乐节，每段都因图画所带给看画人的不同感染的处理，很显明的可以看出演奏家深刻的想像力。
李赫特尔所表演的舒曼的“托卡塔曲”，特别使人惊叹。
从最初几个强烈的和弦开始，立刻就把人们的心弦紧紧地扣住了。
他很快就把人带进乐曲的主体，充溢着热情，奔流直泻，到达顶点。
一种青春的热力，在每个听众的心里燃烧起来。
曲中快速、火热、清晰而富毅力、均匀而优美的表现，不仅是中国听众第1次聆听到这样卓绝的演出，恐怕国际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从他的演奏所体现出的每个作曲家的性格，是细致而周到的。
像舒伯特的“即兴曲”（bE大调），那种轻快流畅，像泉水一样透明、纯清，以及“即兴曲”（bA大调）的热情、纯朴、层次清楚；
尤其是在表现舒伯特所特有的火热的个性，那种恰如其分的表演，真是含蓄周详。
如果你听了李赫特尔在莫索尔斯基的音画后段“基辅城里的勇士们”那些气势浩荡的颂歌，你会想到他在表演莫扎特时是如何小心地克制自己，尽量使心灵接近这位天真无邪的、细腻柔美的作曲家的深处。
莫扎特的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常常和当代演奏家有着一定的距离，只有广博而深邃的大家能越过一切障碍进入他的内心。
我特别喜爱李赫特尔对“a小调奏鸣曲”第2段（行板如歌、有表情）的描述。
那色调如此明媚、秀丽、柔情，他不像在弹琴，而是在说话；
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说得那样自如、那样由衷。
拍子、句读对他已经没有必要了，他只在细致地、情深地吐露心中的声音，谁都会被他那些清新、芬芳的音调所陶醉。
李赫特尔就是这样卓越，远远越过一切困挠，支配一切达到了艺术创造的高峰。
中国的钢琴艺术异常年青，好些经常表演的青年钢琴演奏者，还是解放以后才培养出来的。
李赫特尔大师的到来，是这些青年的幸福。

旗（外一章）
李耕
当第一面红旗在我故乡的城端飘扬，我开始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从此，红旗亮在我的心底，它像桥、像一双扶携我的手；
它像信鸽，像一双明亮的眼睛。……使我挣脱了苦痛的绊羁，灾难的深渊，奔驰在艰辛而又平坦但却是战斗的征途上。
飘扬着的红旗啊！
常使我想起母亲飘动着的鬓发，使我想起战友一支军号上的飘动着的红缨，使我想起祖国一个个城镇边沿上飘动着的林木，那江河上飘动着的白帆。
于是我，在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将第一面红旗插上祖国高高的山尖，遥远的边地。
红旗，在云端飘；
红旗迎着从友邦飘来的微风。
红旗啊！
你给了我多少英雄气概。
战号
当战号吹响的时候，战马，在昂颈高嘶，刺刀，闪烁着锋利的光芒，一切钢铁的声音，在沉着地等待着向敌人前沿阵地轰鸣。
这时候啊！
我底战友，除了以无比的智勇去战胜敌人，什么也不会想，也没有想。
那怕是慈母的呼唤，爱人的嘱咐，最使人羡恋的杜鹃的歌唱，多情的竹笛的吹奏，都不像战号这样激动过我。
战号，是这些声音的总和，散发着嘹亮的最强音。
如今，虽然我不再听见战号的声音，可是我，耳边却经常回响着战号的召唤。
一次报告，一篇社论，一页文件，一首短诗，都像战号一样在激动着我。
战号啊！
我前进中的生命是少不了你的。

横眉小集
章乃器的“是非”
飘然
章乃器说：
“首先要明辨是非”，“要把明辨是非放在第1位”。
是非是应明辨的。
但章乃器的是非是什么？
他说：
“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定息说成剥削”；
“教条主义者笼统地不加分析，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还有两面性，工商业家是惊心动魄的”；
“我本是个左派，你们硬把我做右派”。
资产阶级的“是”，无产阶级以为“非”；
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以为“非”。
章乃器美化资产阶级，要阻碍资产阶级分子继续改造，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埋伏。
他总以为他是“是”的。
但这是资产阶级的“是”，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
越辨，章乃器的“是”越陷于孤立，连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出来斥责他了。
论曰：
“众人皆非我独‘是’，资产阶级犹有魂；
检讨‘有所提高’，箭头仍是进攻；
吁嗟‘独行其是’兮，谁知我的苦衷”。
个人
黄肃秋
人们如何热爱党啊！
正因为如此，才尊敬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党的文艺工作者。
但是我们试着把冯雪峰的三十年党龄中除掉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时间，除掉他和丁、陈反党集团勾结的时间，除掉他同党闹独立、闹分裂的时间，就只剩下一个阴沉的、骄纵的野心家的冯雪峰自己了。
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中写道：
“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团结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这正可以给冯雪峰作写照。
书不能做靠山
沙蕾
丁玲向人宣传：
“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
她这样说，倒是真实地倾吐了她的“肺腑”的。
她写了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自以为是名人了，打她不倒了，便鬼鬼祟祟地在搞反党集团活动。
她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成功，可能篡夺到文艺界的领导权；
如果失败，反正自己有了“一本书”。
丁玲，你错了！
你能写出一本对人民有益的书自然是好的，可是你的写作动机为什么，是为了怕被“打倒”。
“一本书”哪能作为做一切见不得人的事的护身符啊！
霍华特·法斯特不止写过“一本书”，他的名气也比你大得多，一旦他背叛了党，便给人民“打倒”了！
“一本书”是不能作为不被打倒的靠山的。
假唐·吉呵德
顾延龄
章罗联盟在上海骨干之一孙大雨，在他的丑恶面目被揭露之后，他还恬不知耻，以“思想战线上的唐·吉呵德”为自己掩护。
真唐·吉呵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假唐·吉呵德却是企图蒙蔽过关而已。
可是，人民未必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假唐·吉呵德把诬告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为“反革命”的罪行，说成是对党“赤胆忠诚”，“死抱着‘愚忠’不放”。
意思其实很明白，他极端仇恨我们的革命干部，他指望我们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走上雨花台，于是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被踏到十八层地狱里！
揭开来看，原来他所效忠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共产党，而是“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
直到现在，孙大雨还一面装疯卖傻，一面血口喷人，恶毒的向党进攻。
假唐·吉呵德的这种耍赖丑态，如果你当真只认为他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