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整风认识提高
江苏工商界的负责人进行自我检查
据新华社南京1日电出席民建江苏省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委员扩大会议的一百多人，在同钱孙卿等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之后，先行作初步整风，为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作好准备。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江苏省工商界普遍认为：
资本家交出企业，就没有两面性了。
有不少人，既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又留恋资本主义，既拿定息，又不承认是剥削，既想摘资产阶级帽子，又无决心改造；
既要求加入工会，又看不起工人阶级。
在大鸣大放中，右倾思想普遍抬头，不少人与右派分子共鸣，在反右派斗争中，又表现不同程度的温情主义。
一周来，经过自我检查、个别交谈和小组互助，很多人暴露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服气共产党领导、攻击和排斥公方代表、拒绝改造、鄙视工人阶级等思想和言论。
他们看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工商界整风问题的谈话以后，觉悟到他们的这些言行都是出自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
民建江苏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冷遹，经过初步检查和批判，认为自己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未转变，因此，在大鸣大放中曾有“公私关系不协调，主要是公方强调阶级关系所造成的”等错误言论和想法。
他说：
“只有认真整风，改变资产阶级立场，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过社会主义的关”。
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敬礼在自我批判时说：
“在大鸣大放中，我既不得罪共产党，又不得罪工商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
今天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衡量，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中间态度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立场。”
以往是资本家代理人、拿定息少的人、或者已经脱离企业的人，大多数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急于摘资产阶级帽子，在这次批判中，也开始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常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允溪说：
当常州市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时，我却认为他们的言论虽然出自其阶级本质，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轨道。”
现在他体会到，“不从立场上彻底改造，就会使自己与共产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加大。”
全省工商界的领导人物，通过这次初步整风，认识有所提高，感到不是没有两面性，而是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严重地危害着社会主义事业，如不彻底改造，就会导致工商界走上危险的道路。
这些认识上的改变，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整风运动中畅所欲言
首都职工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
很多单位边整边改，对可能解决的问题开始着手解决
据新华社1日讯首都各国营工矿企业的广大职工在整风运动中，已经对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批评。
全市各国营工矿企业单位的中共组织，在8月下旬先后开始整风以后，这些企业的职工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
他们在生产的空闲时间内，通过写大字报、开座谈会、小组会等多种形式，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在整风开始以后的一周内，除了每天都分别举行近百个座谈会以外，并有近二千名职工贴出了二千二百五十七张大字报，提出了二千五百多条意见和建议。
大字报的内容简单明确，已经成为各厂矿职工群众发表意见的主要形式之一。
现在，每个厂矿的食堂、过道的墙壁上，几乎都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大字报。
在群众大鸣大放中，为了使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各单位的党委负责人反复地作了多次动员报告。
目前，整风开始较早的单位，如石景山钢铁厂、国营北京第1、二棉纺织厂等单位，在充分发动职工群众大鸣大放以后，一般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职工群众中的主要意见已经大体上讲了出来。
这些单位的党组织目前除继续发动群众提意见以外，已经着手研究解决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
各厂矿企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批评，都表示了极其虚心的态度。
很多党员干部，都把有关批评自己的大字报抄了下来，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表示欢迎群众的意见。
北京第1机床厂有些党员干部还个别地找工人征求意见，表示一定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据各厂矿党委的负责人说，职工群众们提出的意见和批评，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有增产节约、生产管理、干部作风、职工生活福利、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工技术文化学习和文娱活动等方面，其中有关改进生产管理和批评干部工作作风的意见最多。
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很多单位都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进行了分类排队，专人研究，负责解决，当前可能解决的已经开始着手解决。
整风运动开始较早的石景山发电厂对群众的意见进行研究以后，已经确定第1批解决十九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指定了专门负责的人员，并且有一部分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各厂矿在大鸣大放中，都作到了生产、整风两不误。
石景山钢铁厂青年高炉的工人，一方面利用生产空隙写大字报、开会提意见，同时也加强了生产和安全的检查工作，不但保证了生产的照常进行，而且在整风开始三天内就增产了九十八吨生铁。
这个厂许多车间和工段都提出：
既要大鸣大放，又要安全生产。

坚决打垮右派，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上海工商界开始整风
新华社31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昨天下午举行常委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市两万多名工商业者中开展整风运动。
会议根据北京市工商界的具体情况，决定分期、分批地进行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
第1批参加整风的是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工商联的全体执行委员，以及民建各区工作委员会和各区工商联的骨干分子，共三千人左右。
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乐松生，在会上报告了北京工商界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本报上海1日电上海市二十万工商业者将从9月份开始分批分期地进行整风。
这是民建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工商联8月30日常委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
领导这个运动的上海市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已在会上成立。
关于整风的工作规划也已确定，现在正在紧张地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
上海工商业者通过两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和联系实际、联系思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多工商业者更加感觉到工商界中大部分人自去年公私合营高潮以来，立场观点以及思想作风还没有跟着经济地位的转变而相应地转变，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劣谁优、何去何从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因而，右派分子的谬论在工商界中找到了广阔的市场。
为此，在工商界中展开一个以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更加迫切需要。
这次上海工商界整风的目的和要求是：
通过这一运动，使工商界人士认识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的最后目的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不彻底打垮右派分子，我国就不能顺利走社会主义道路；
使工商界人士懂得在生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再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是反动的；
使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明确认识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
整风工作规划指出：
这次工商界整风运动必须紧密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帮助。
规划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坚决彻底打垮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
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
三、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
四、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上海工商界的整风运动主要将采取集中学习的形式。
在全面整风中，将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谈话中所提出的七个问题为主要内容，展开大辩论。
通过辩论，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明确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立场，为今后继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打下有利的基础。
上海市工商界的负责人，纷纷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谈话，并将按照谈话中提出的原则来指导上海市工商界的整风。
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说：
李维汉部长的谈话对于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和部署作了明确的指示，并提出七个辩论中心题目，这使我们上海工商界获得很大启发，使我们明确认识了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按照李维汉部长的指示贯彻下去。

城市用粮必须努力减少
在1956—1957粮食年度中，全国市镇销售粮食四百二十多亿斤，保证了一亿左右居民的食粮，保持了粮食价格的稳定，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但是，这一年度较上一年度多销了五十九亿斤粮食，其中有十五亿斤到二十亿斤是不应该多销而多销了的，原因是有的城镇或城镇中一部分居民吃粮的标准过高。
在全国粮食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城市粮食供应偏宽、销售过多的现象必须坚决改变。
城市需要的粮食，数量很大，约占国家征购粮食半数以上。
如果城市供应不合理地增多了，就会影响全国粮食收销计划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被迫地向农民过多地收购粮食，或者不得不被迫地减少出口供应，或者减少国家库存。
上一年度，国家是以减少库存的办法求得粮食局势平稳的。
不管采取以上那种办法，都将影响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因此，所有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严格控制：
一方面要保证合理的需要，一方面也必须堵塞供应中的漏洞，大力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有些人说，城市已经实行了定量供应，去冬今春各地又已经整顿了定量工作；
对于居民口粮供应标准，有的地区压缩了二斤，最少的也压缩了半斤或者十二两，因此城市供应已经再也不能压缩了。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粮食部前些日子调查了六十七个大中城市的粮食供应情况。
在大米主食区，有的市镇的口粮供应水平是二十四斤左右，有的却高达二十七、八斤，个别的还超过二十九斤。
在面粉杂粮主食区，有的市镇的口粮供应水平是二十八斤左右，有的却高达三十斤、三十一斤，个别的竟有超过三十一斤的。
虽然，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和消费习惯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口粮消费水平是可以有合理的差别。
但是，据调查，不少地区和某些城市的部分居民确实有浪费粮食的现象。
以北京市为例。
最近两个月抽查了四百零六个伙食单位，其中就有二百十八个单位不重视节约粮食，伙食管理制度松弛，存在有不缺报缺、缺少报多、虚报冒领、粮食有余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不少。
还有人以为，一部分市民的供应水平虽然可以压缩半斤、一斤甚至二斤，但数量不大。
这种想法也是不正确的。
我国市镇人口多，用粮数量大，每人每月多用或者节约一斤、二斤，全国全年的数量就是十多亿或二十多亿斤。
如果将这样巨大数量的粮食用之于其他方面（农村市场、出口供应和国家库存积累），对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稳定全国粮食局势，都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城市节约用粮不仅有很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自从我们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来，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断地用各种方法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加油添醋地把工农生活上一些历来存在的差别夸大成为天堂和地狱般的悬殊。
一般农民不了解实际情况，也就会信以为真，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发生怀疑。
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不加破除，那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
在这种情形下，城市节约粮食运动的开展，统销数量的适当压缩和部分居民偏高的供应标准的适当降低，将使农民进一步消除误解，与市民亲密团结，共同努力节约粮食。
这样，工农联盟就将更加巩固。
城市历来生活水平较高，消费粮食较多，现在让他们降低粮食消费量，他们不会埋怨党和政府么？
我们认为：
第1，节约用粮并不会降低城市人民生活水平。
实行粮食统销几年来，城市人民并没有什么忍饥挨饿不够吃的。
现在压缩销量，也只是压缩过去浪费了的部分，并不是压缩必不可少的口粮。
这怎么能降低生活水平呢？
第2，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结束了解放以前粮价01日数涨、粮商囤积投机、人民粮食不足的局面，安定了人民的生活。
广大群众根据几年来自己的切身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粮食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人民有利的。
只要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清楚了节约粮食对于建设祖国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城市居民就一定会积极地支持和执行节约粮食的号召。
事实上，只要我们主观努力，就一定能够收到成效。
比如，辽宁省从去年12月份采取积极措施紧缩城市粮食供应以来，到今年06月份，城市粮食总供应量比原来的下降15.5％。
抚顺市组织家庭主妇节约粮食，全市从今年02月到7月，共节约粮食一百八十九万九千多斤。
吉林省四十一个市县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市镇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和压缩不合理消费的结果，已使粮食总销量比原来的下降三千四百六十多吨。
其中二十个市镇查实人口以后，减少了二万七千多人的粮食供应。
其他地区，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他们的普遍经验，是深入到居民中去，与居民共同计算，发动群众想办法节约粮食。
凡是这样做了的，收效都很好。
这些事实说明，市镇方面节约粮食的潜力还很大。
今后应当在保证基本需要的原则下，适当控制城市销量，并且确定居民口粮定量标准不再增加，把供应水平稳定下来。
在供应过宽和标准过高（或只有部分居民标准偏高）的地区，应作适当的压缩。
同时，市镇粮食部门还应当进一步健全定量供应制度，严格掌握供应人数、供应标准和供应水平，自上而下地控制供应计划，加强对集体伙食单位的用粮管理，坚持流动人口凭粮票供应粮食的制度。
对于工商行业用粮，也应当维持在目前的供应水平。
除了在地区间和行业间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外，一般的不应提高指标。
市镇粮食工作部门应该积极地推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来做好粮食统销工作，为国家节省每一粒能够节省的粮食。

捷议会代表团将访华
新华社布拉格1日电据这里昨天宣布，由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的邀请，将在9月底到中国访问。
代表团应邀还将访问蒙古和朝鲜。

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
广东省工商界决定开展整风
本报广州1日电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邓文钊8月31日发表谈话说：
我代表广东省民建、工商联和全省工商业者，对李维汉部长的关于在工商界展开整风运动的谈话表示衷心的拥护。
他说，广东省民建、省工商联于8月中旬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在全省工商界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邓文钊说，李维汉部长对于工商界当前政治、思想状况的分析和对于工商界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是完全符合当前工商界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平平稳稳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
电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
新华社1日讯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孙德胜委员长和范文同总理，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
贺电全文如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1957年08月31日于北京

让小河小道运输畅通使城乡物资广泛交流
民间运输工具要充分利用起来
王首道同志在车船运输合作化及搬运工作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1日讯国务院第6办公室主任王首道8月31日在交通部车船运输合作化及搬运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运输和邮电业的成就及今后建设的基本方针”的讲话。
王首道说：
五年计划规定的运输和邮电业的任务不仅可以完成，而且有许多指标将超额完成。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1957年全国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周转量指标为一千五百亿吨公里；
预计可以完成计划的104％，较1952年实绩增长一点二七倍。
邮电业务的各项指标也将超额完成。
五年来，运输和邮电业的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就。
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共九千多公里，为计划的110％；
新建公路十三万多公里；
新增船舶五百多艘，载重量四十二万多吨；
我国自己设计建设的现代化的湛江海港，已完成第1期工程，并已交付使用。
民用航空方面，增加了一批运输机，并开展了专业航空，空中航线已达到二万多公里。
邮电建设方面，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通讯网已初步形成。
全国所有的县都有了有线或无线电通讯。
邮路通到了广大农村，绝大部分的区和乡都通了电话。
王首道在讲到今后运输和邮电业的建设方针时，除说明国营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民间的兽力车、木帆船的运输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干线干流和支线支流的建设应统筹规划、互相结合外，着重说明了充分利用民间运输工具的问题。
他说：
民间运输工具的运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现有专业木帆船二百九十二万吨，专业兽力车十四万多辆，专业人力车三十多万辆；
农村兽力车约五百万辆，各种人力车约一千多万辆。
这些民间运输工具能深入支流小河，山区小道，密切联系着广大农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例如去年全国仅兽力车运送的短途物资即达二亿九千八百万吨，对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很大。
王首道说：
目前，山区的交通不便已成为发展山区经济的突出困难，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和矿产物资，由于交通不便运不出来。
因此，适当地修整山区的道路和适当地发展一些当地适用的运输工具，已成为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发展山区经济的迫切任务。
其次是逐步改善运力分布不合理状况。
各地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各种运输工具进行统筹安排和必要的调整。
在民间运输工具较多的地区，不要盲目添置；
运力不足或是交通不便的地区，积极改善交通不便的状况，根据需要增加一些运输工具或从运力多余的地区组织部分运输工具向山区和小河、支流发展，以便发展农村副业生产和调节运输上季节性、地区性不平衡的状况，并且要改进民间运输工具的管理，根据运输工具的特点、货源情况、以及干线与支线、长途与短途等不同情况，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运输工作。
王首道最后指出，合理的调整运价和加强对运输合作社的领导，也都是合理和充分利用民间运输工具的重要工作。

进入西藏的第3条公路
新藏公路10月底通车
本报乌鲁木齐1日电贯通祖国西陲的新（新疆）藏（西藏）公路，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已经进入最后一期工程，预计到今年10月底就要通车了。
这是继康藏、青藏公路修通后，进入西藏的第3条公路。
新藏公路北起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叶城，南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噶大克，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
公路从叶城出发，穿过一百多公里的戈壁，沿着哈拉斯塘河进入喀喇昆仑山，翻过五座海拔四、五千公尺的高峰，然后进入阿里地区，循着八百公里的便道，抵达噶大克。
这条公路是1956年03月开始修建的。
由于喀喇昆仑山地形复杂，空气稀薄，气候变化多端，承担筑路任务的工人和战士们，曾经同高山病的威胁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阿里地区僻处边陲，海拔平均四千多公尺，交通很不方便。
当地所需要的物资，大都由新疆和拉萨供应。
但是，新疆到阿里，山路崎岖险峻，只能用骆驼和毛驴驮运，来回一趟，需要四、五个月。
同时，由于冬春两季，大雪封山，每年仅能驮运一次。
新藏公路通车以后，物资供应和旅客往返将较前大为方便。
噶大克著名的羊毛也能运销内地。
（附图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斗争深入
两个右派集团崩溃
本报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开展。
经过一个多月说理斗争，以副导演拾立廷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和以技师孟庆彬为幕后指挥者的右派小集团，已被揭发出来。
另外，还揭发了党员右派分子李元的丑恶面貌。
副导演拾立廷同段中琛等结成反共小集团。
小集团首领拾立廷公开要挟制片厂总编辑辞职下台；
小集团“理论家”段中琛则运用储安平的谬论，把厂内一切缺点都归结为宗派主义。
他们扬言：
“不攻破宗派主义，厂内的整风就不会胜利”；
“一定要干到底，现在是有领导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领导。”
另一右派小集团自命名为“自愿结合小组”，它产生于洗印工作间，以技师孟庆彬为幕后指挥，洗片员田树坛、林有福为“司令官”，材料员张重杰为“军师”。
这一小集团公开提出煽动性的纲领：
一、赶走工作间党员副主任；
二、搞垮核心组（由工作间党政工团代表组成的领导小组）。
他们在进行多次密谋之后，决定拉拢“对领导意见最多的人”和所谓“青年团右派”，组成“自愿结合小组”，排斥党员和团员中的进步分子。
06月04日拂晓，这个小集团骨干公然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出成立宣言，捏造该组已经厂领导“批准”，借以蒙骗群众，扩张成号称六十人的大组，并企图组织“民主党”或“反对党”，与党分庭抗礼。
反党分子李元在该厂整风一开始就滚到右派分子的立场上去。
他说：
“好事干不了，骂街还不行吗？
我非和他们（指领导）干到底不可！”
上述小集团经该厂职工揭发和斗争后，已土崩瓦解，被蒙骗的群众纷纷觉悟，反过来揭发那些骨干分子的反动言行。

党和政府领导水利工作的成绩不容抹煞
河北省人民代表痛斥王葆真
据新华社保定1日电在河北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就河北省党和政府对水利工作的领导是否正确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会上彻底驳斥了王葆真在这方面对党和政府的恶毒攻击。
王葆真是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政协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在今年03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5月间召开的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及在很多地方，借水利问题对河北省的党政领导机关发动了恶毒攻击。
他根本否定河北省几年来水利建设的成绩，说什么“水利经费等于虚掷”， “水灾年复一年的严重”，“尚未放出一线曙光”。
他歪曲河北省治水真象，而后加以攻击，说党和人民政府在水利工作上“计划不善”，“没有切中要害”，“是一些弯弯曲曲的、枝枝节节的没有切实效果的一些治水办法”，并污蔑党和政府“坐看年复一年的严重水患，房倒屋塌数百万人民沐风沦雨，忍冻受饥，时疫流行”。
他为了攻击党政领导机关，竟把1956年不可抗拒的水灾硬说成是人力未尽的结果。
他的荒谬言论，曾在全国和河北省各地广为散布。
他的言论在水利问题上掀起了一股逆流。
同他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分子陈迪庵（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抓住这个问题大肆煽动，大作文章，先攻击省的水利工作是“劳而无功，群众怨声载道，各界人士群起指责”，说河北省治水没有积极措施。
后来又攻击中央制订的海河规划草案是“远不济急，使人民沉没于波涛急流中等待十五年后出深渊而登诸衽席”，并进行恶毒的煽动，在省政协会上串连在他写好的发言稿上签名，想组织一些人向政府大兴问罪之师。
农村的不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王葆真的发言拍手称快，并抓住他的发言作武器反对共产党和政府。
这样就给党政领导水利建设造成了极不利的影响。
在这次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王葆真歪曲河北治水真象，进行了揭发批判。
王葆真在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把河北完整的治水规划加以歪曲割裂，杜撰出河北治水“七说”而后加以攻击。
代表们指出，王葆真身为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应当知道河北省自1952年即由恢复时期的着重修整河道堤防（那时是完全必要的）转向了综合治理，结合国家举办的大、中型根本性工程，广泛地展开了群众性的山区水土保持和平原防涝工程，并且从1954年开始着手编制海河流域的全面治理规划。
更明确地提出贯彻执行防洪、防涝、防旱并重兼顾的方针，采取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蓄泄兼施的方法，全面发动群众，结合国家重点工程，广泛开展群众性小型水利，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逐步改变山区、平原和低洼地区的面貌。
几年内，河北省按照这个方针，在水利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王葆真把去年不可抗拒的天灾硬说成人力未尽，把责任强加到河北省党、政领导头上，很显然这是别有用心的。
在肯定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代表们也检查了河北省水利工作中的缺点，并讨论了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河北省第2个五年水利建设规划草案。
代表们对这一规模宏伟的水利规划感到十分兴奋。
王葆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歪曲事实贬低河北治水措施斥为 “七说”的同时，提出了他的“七项建议”，说他这七项建议曾在1956年10月向河北省人代大会提出，“尚不知是否采纳”。
代表们把他这七项建议和河北省治水措施比较了一下，发现他的所谓“七项建议”除去他过去提出的“沟池制”外，都是河北省早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的东西。
他把他的沟池制用“七项建议”装璜起来，就大肆吹嘘，把自己描画成为一个水利革新者。

在反右派斗争的风浪里改造自己
上海一些民主人士检查立场和思想
新华社上海1日电上海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认识，先后在上海市人代会会议上对自己的立场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自我检查。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周煦良说：
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必然会迷失方向。
民进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周煦良说，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夸大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甚至把许多马列主义基本真理当作“教条”；
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忽略了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
在国家的人事、教育等制度上也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论。
这个时期中，他和某些右派分子气味相投，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几乎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了。
周煦良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检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以犯这些错误，和平日不严肃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分不开。
他的灵魂深处还保留着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立场问题，一遇到大风浪，他的资产阶级意识便泛滥开来。
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一直强调接受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而不强调在工作岗位上接受共产党员的具体领导。
没有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忠实而正确地进行贯彻的。
周煦良最后说，最近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来检查自己，发现像他这样的旧知识分子，除应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己外，首先必须树立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
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不可分的。
知识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对党的忠诚，必然会迷失方向。
他在反右派斗争以及今后一切工作中，要时刻在这方面检查自己。
农工上海市委副主委申葆文说：
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地自我改造，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申葆文着重检查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他说，作为农工上海市委主持实际工作的一个负责人，他对上海市农工组织被右派分子篡夺了部分领导权，成为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有责任。
由于他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温情主义思想以及优柔寡断的作风，使他在前一时期主持的上海农工反右派斗争软弱无力。
对以章伯钧为首的农工中央右派集团揭发不够，同农工市委中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夏高阳等界限不清，斗争无力；
右派分子连瑞琪、胡淼年等闹大民主来破坏反右派斗争的阴谋虽被识破，但没有及时进行坚决斗争，使全般真相暴露。
申葆文还检讨了他对章伯钧的一些谬论没有同章当面进行斗争的错误。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揭露章伯钧在1955年路过上海时对农村干部表示极大的仇恨，说要“杀一批”。
当新闻记者向他核对材料时，他又犹豫起来，担心这样揭露会把章伯钧搞成和葛佩琦一样的要“杀共产党”。
这说明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没有高度的热爱，对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就不会有刻骨的仇恨。
申葆文说，他现在深深认识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体会到旧知识分子不经过彻底的自我改造，不可能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他表示要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漫画家张乐平说：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
漫画家张乐平检查自己在大鸣大放中和另一位画家张文元根据右派分子沈志远的“共产党管得太多太死”等谬论，合作了一幅题为“辛辛苦苦的当家人”的漫画。
张乐平说，做了帮助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错事，他感到非常痛悔。
尤其是在这幅漫画发表后，有一个小朋友写信来责问他说：
“张乐平叔叔：
我一向喜欢看你的画，但在17日解放日报上你和张文元合作的画，我非常不喜欢，你难道忘记了你自己画的‘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了？
难怪你的新三毛到现在还画不出来”来信短短几句话，却深刻地批判了他的立场和观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大是大非看得很清楚，而自己当时却不辨是非，惭愧得他好几夜没有好睡。
张乐平说，他要接受这次的教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拿起笔杆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民建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盛丕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任委员卢于道等，也在人代会的大会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

庄严的人民讲坛决不许右派猖獗
彭文应反扑未成遭到迎头痛击
在代表们进一步揭发和暴风雨般的质问下彭文应狼狈万状
据新华社上海1日电章罗联盟的大将极其顽固狡猾的右派骨干分子彭文应，昨天下午借检讨交代的机会采取吹、赖、辩、死不认账的手法，在上海市人代会全体会议上向共产党和人民反扑，引起代表们极大的愤怒。
两个多月来，彭文应参加了揭发批判他的罪行的十六次大小会议，在这次的人代会上又和人民代表们进行了六天的激烈辩论，已被驳得理屈词穷，丑态毕露。
而他还是抱着顽抗到底的态度在今天的自称为“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交代”中极尽造谣歪曲颠倒黑白之能事。
彭文应厚着脸皮首先吹嘘自己作民盟地下工作“有功”，解放后竟受到史良等人的无理打击，而他“总是多动脑筋，想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
关于章罗联盟，他是“看了报纸才晓得，而且感到惊异”。
他说，说他的一些反动言行是放火，是恶意中伤，“这就像晴天霹雳”，使他“彷徨失措”。
这时，代表们纷纷递条子，指责他在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瞪着两眼说瞎话。
但彭文应仍然不考虑大家的警告，更猖狂地在会上谩骂已作初步交代并揭发了他的一些罪行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陈仁炳、沈志远。
而对自己疯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轻描淡写的说成是“糊涂天真”、“常常夸大细小”、“不调查事实，只凭主观，轻于说话”……。
他还没有来得及念到发言稿中给自己下的结论：
“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他不满现状，他想到将来，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以增进人民的福利，把社会推向前进”，人民代表们以实在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一百多张抗议、揭露他的条子雪片似地送到了主席台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代表都纷纷起立，要求发言驳斥彭文应，大会主席团接受代表们的要求，制止了彭文应的无赖的“交代”。
列席代表蒋学模原来准备了以“拆穿右派骨干分子彭文应坚决顽抗的狡赖狡辩的无赖手法”为题的发言。
这时他声明，他不准备多说了，彭文应刚才已经现身说法，把自己的无赖手法表露无遗了。
民盟盟员复旦大学讲师刘德中气愤地登上讲台以亲身参加者的身份揭发彭文应在民盟基层干部大会上张牙舞爪地动员盟员“誓师”“向民主进军”。
在提篮桥区盟员大会上，彭文应曾高呼“革命一定要有斗争，斗争一定要流血！”
他要盟员到处去放火。
一时台下的代表纷纷质问彭文应：
究竟向谁斗争？
要谁流血？
彭文应在这暴风雨般的质问下，坐立不是，支吾其词。
他最后还想狡赖。
当场又有一些代表站起来说，他们亲自听到彭文应讲过，有记录可查。
接着，胡子婴又揭露彭文应在救国会时就是个右派。
他曾以救国会的名义向阎锡山捐过一笔钱，结果全部给他贪污了。
胡子婴要他当场答复这是不是事实。
彭文应面色苍白，矢口否认。
胡子婴说，前两天彭文应还为此事向她道歉，现在翻脸不认账，真是无耻之极。
当场代表质问彭文应：
你既没有贪污，为何要道歉？
彭文应无言对答，狼狈已极。
苏步青教授指出，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顽固性和死硬性来看，彭文应在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中居第1位。
彭文应猖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决顽抗的一个缩影。
工人和农民代表也纷纷上台，他们对彭文应的猖狂进攻表示万分愤怒。
要求发言的人非常多，主席不得不宣告延长开会时间。

强迫筱翠花演坏戏“马思远”
张伯驹是文化艺术界的绊脚石
本报讯严重破坏和危害人民艺术事业的右派分子张伯驹，在8月30和31日两天戏曲和艺术界举行的反右派大会上，他的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已被彻底揭穿。
在鸣放期间，张伯驹到处放火。
不仅在戏曲界放了大火，在国画界、书法界也进行了许多活动。
特别是戏曲界这场大火，殃及许多城市——前一个时期各地一度上演坏戏，使剧目混乱的祸根就是张伯驹。
在鸣放期间，仅在京剧一团内，他就开过七次老艺人座谈会，进行放火。
大力攻击文化部的戏改政策，硬说过去禁的一部分戏禁错了。
他利用他把持的“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组织，主张复古，组织演出坏戏。
最恶劣的是：
他强迫筱翠花上演坏戏“马思远”。
当筱翠花以为这是禁戏，并有二十年没有演出了，既无服装，又无人，不肯演时，张伯驹却从中硬拉，说一切由他负责，谎称他已经和文化部门接洽好了；
而对文化部门说，不让筱翠花演“马思远”，筱有情绪，两头扯谎。
张伯驹在国画界也进行放火。
张伯驹积极参与了国画界右派分子徐燕荪、王雪涛等6月间在北京荣宝斋召开的向共产党进攻的座谈会，企图和他的同谋者篡夺党在国画方面的领导权。
他们这些活动曾接受章伯钧、李伯球的指使。
在书法界他也发起组织座谈会放火。
程砚秋等揭发张伯驹在1952年盗用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位艺术家的名义，联名上书中央负责人，假借“发扬国粹”的幌子，对文化部大加攻击，并要胁中央负责人支持他成立京剧、书画等组织。
当时，他的阴谋企图未能实现，就拉拢老艺人组成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用“团结新委员”、“发掘和研究老戏”等名义，积极发展组织，以极卑鄙的欺骗手段，笼络北京戏曲界的老艺人。
在这些组织中，他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国家艺术政策。
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张云川等，都是这些组织的赞助人。
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揭发，在鸣放期间，张伯驹参加过章伯钧在文化俱乐部召集的秘密会议，并去罗隆基家密谈。
张伯驹在大会上被揭露后，态度仍然十分恶劣，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会议还要继续进行。

把农工民主党彻底改造过来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
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自7月初以来，已经从中央开始，逐渐扩大到地方各级组织，揭发、批判了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全党大小右派集团和他们的骨干分子，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暴露于全党、全国人民之前。
从而开始扭转了党的政治方向，使全体党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应该说，这些初步成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
但是，在这两个月来的斗争中，以章、黄、李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他们一直还在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甚至有的还在抵赖顽抗，拒不交代；
同时全国各级地方组织中的反右派斗争，也还没有普遍深入的展开，因此，如何进一步普遍深入地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彻底揭发、批判党内的一切右派分子，把农工民主党彻底地改造过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正如8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
“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我们认为，这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为了关心、爱护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再一次地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从目前全国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看，农工民主党的问题是最为突出、也最为严重的。
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为首的大小右派分子，他们不但在农工民主党内部上下串连，长期把持着中央和大多数地方组织的实权，从而利用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地位，把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按照他们的阴谋拉上了反动的道路；
而且他们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还充当了主帅和大小头目，积极策划、煽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语云：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因此，作为身居虎穴的农工民主党的全体成员来说，就应该更有责任和决心充当捣毁这个虎穴的勇士。
为了完成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任务，使农工民主党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经得起考验，我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进一步坚定立场，加强左派领导核心，团结、教育中间分子，继续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从而彻底粉碎以章、黄、李为首的大小右派分子以及党内的一切右派分子，帮助党内的广大成员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进一步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此使农工民主党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继续不断地实行改造，使本党政治面貌、组织面貌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情况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使本党成为忠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真正的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政党。

步步深入层层挖掘
贵州省反右派斗争在专区级机关展开
本报特约新华社贵阳1日电贵州省各专区和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相继展开。
这些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正被陆续揭露出来。
安顺专区的文教界，从7月份以来连续集会，对安顺师范学校教员、右派分子吴超展开了说理斗争。
他在大鸣大放期间，诬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帽子扣”、“棍子打”；
并说今天共产党是“任人唯愚”。
他公然叫嚣要安顺师范学校共产党员校长下台。
遵义专区机关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已经揭露出若干个险恶的右派小集团。
在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和遵义市支行内揭露出来的以王其海、罗正开为首的七人右派小集团，在大鸣大放期间曾举行秘密会议四次，决定要分头到各处点火，煽动落后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共产党。
反击右派斗争展开后，这七个右派分子的丑恶嘴脸都暴露出来了。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丘廉白，在大鸣大放期间，煽动工商业者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要撤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这个州的工商界已向丘廉白展开说理斗争，揭露和驳斥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附图片）
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树梁，在大鸣大放期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挺身而出，有力地反击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有一次，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准备成立一个凌驾于行政和党之上的非法组织，要胁迫他同意。
靳树梁驳斥说：
“这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行动，我完全不能同意。”
右派分子还鼓动矿山机电系的学生反对毕业设计，靳树梁对于这种违反党的教育方针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并且教育和说服了被右派分子所利用了的学生。
图为靳树梁正在和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学生们谈话，勉励他们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新华社记者铁汉摄

自称“旧法堡垒”阴谋旧法复辟
首都法学界严正批判俞钟骆
新华社1日讯首都法学界从8月13日到30日连续举行了四次座谈会，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学界右派骨干分子俞钟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
俞钟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
他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怀着根深蒂固的旧法观点，一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自称“旧法堡垒”的俞钟骆，在大鸣大放期间，充当了法学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首先从人民法院的职能方面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制度。
他污蔑法院“过去只强调专政，不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反对把惯窃、诈骗、凶杀等严重的刑事罪犯列为专政的对象。
会上发言的人还揭露出大量事实，说明俞钟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贯的。
1951年镇反运动时，他曾说：
“革命与反革命互相屠杀，其性质是一样的”，“镇反人民法庭和国民党的特刑庭一样”。
他污蔑我们镇反、肃反运动是“乱世用重典”，并公然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不溯既往，打击面不要太宽”。
据揭露，俞钟骆还利用其工作职权，不遗余力地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而对于劳动人民却百般进行污辱。
早在1950年，他曾为殴打我国劳动妇女刘改英的一个外国神父开脱罪责；
对中国籍神父乔志亮奸污刘改英的罪行，竟说成“刘改英与有宗教束缚不能结婚的神父相奸，按照反封建的观点，即便乔志亮主动，也谈不上什么错误与犯罪”。
最近他又力图为解放前残杀过革命干部和群众十八人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黄云涛开脱死罪，说不应该判处死刑。
俞钟骆对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国家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特别仇视，诬说公安机关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咒骂检察机关“吃粮不管事”。
他在为起草刑诉法提供资料的工作中硬说“刑诉法中没有公安机关的地位”。
俞钟骆对于国家的审判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攻击我们审判工作“罪与非罪界限不清”，不顾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历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事实，否认执行政策应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来掌握从宽从严的界限。
他把司法干部在执行政策中的个别缺点，夸大为整个指导思想的错误，攻击镇反政策“左右摇摆不定”。
会上指出，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俞钟骆恶意的污蔑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所制定的镇反政策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在审判制度方面，俞钟骆故意不谈“逮捕拘留条例”第11条关于逮捕后应于二十四小时内进行讯问，决定羁押、释放或取保候审的规定，同时，无视实际工作中捕、押的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即使有个别的错捕、错押，也已本“有错必纠”的原则及时予以纠正的事实，而肆意攻击司法工作是“捕押不分”，“有捕必押”，“乱捕乱押”。
俞钟骆故意不提审判机关对于二审案件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就地审判、下去调查或传唤当事人到庭等便利人民的审判制度，而对法院为了避免劳民伤财，对某些不必要传唤当事人的案件不传唤当事人的作法，却笼统地说成是“二审不传唤当事人”。
他并借此攻击和咒骂人民政府。
与会者痛斥了俞钟骆的这种荒谬的恶意的叫嚣。
会议还揭发出俞钟骆对司法改革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他竭力污蔑司法改革是“宗派斗争”，对旧法人员是“一棍子打死”。
他说现在的审判机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污蔑政府在司法改革后“与否定旧法的同时，否定一切法律科学知识”，“对于培养新的法律人才很不重视”。
而他对于人民司法机关一贯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法律科学知识，培养了大批新型法律人才的事实，却绝口不谈。
大家指出，俞钟骆的这种谬论，其实质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旧法统，让旧法人员“上台”。
会上，大家指出：
俞钟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
俞钟骆在解放前，长期住在上海，任旧律师二十多年，在抗日战争后为大汉奸作过辩护。
俞一向自称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他还是上海通用药厂的经理，拥有黄金三百多两，股票近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
解放后，他一贯对共产党不满，甚至连“法院、银行、解放军”之上有“人民”两字，他也表示极为不满。

11957年世界文化名人著作中译本陆续出版
为纪念1957年世界文化名人，我国出版社先后出版他们的一部分著作的中译本。
意大利古典戏剧家卡尔罗·哥尔多尼的著名喜剧“女店主”，我国早在1925年就译成中文出版了。
他还有一些著名喜剧如“一仆二主”、“狡滑的寡妇”、“说谎人”、“扇子”等也已在去年和今年先后译成中文出版。
今年10月，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将出版他后期最成功的戏剧“急性的善心人”。
英国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的代表作“经验之歌”、“天真之歌”、“诗的素描”以及“恶念与善念”等，已经译成中文，定名为“布莱克诗选”，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俄罗斯音乐之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格林卡的著作，已由音乐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格林卡歌曲选”。
该社还将在9月份出版他的歌曲“自卫战士和农民之歌”和论著“论音乐与音乐家”。
此外，中国电影出版社也出版了有关他的电影剧本“格林卡”。
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扬·阿莫斯·考门斯基的教育名著“大教学论”，1939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中译本（译名“大教授学”），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商请译者将原译文酌加修改后重印出版。
该社还将在11月份出版苏联克腊斯诺夫斯基写的“考门斯基的生平和教育思想”一书的中译本。
美国杰出的诗人亨利·瓦兹渥斯·朗费罗的“哈依瓦撒之歌”，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以印第安人的传说为题材的史诗，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各自出版了不同的中译本。
他的另一部描写一对青年夫妇因受殖民主义者的迫害而各奔天涯的不幸故事的长诗“伊凡吉琳”，也已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志彬）

三本反右派文集即将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印了三本帮助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书，是“民主与自由”、“在战斗中成长”、“反右派斗争诗歌、杂文集”，都将在9月内出版。
“民主与自由”一书是针对高等学校学生在争鸣、整风中对待民主与自由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邀请邓初民、冯定、张仲实、杨化南等同志撰写的分析、批判文章汇编的。
“在战斗中成长”，是一本批判大学生和青年助教中的主要右派言论的论文集。
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权、平等、个性一直到肃反、人事制度等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反右派斗争诗歌、杂文集”收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校刊、墙报上出现的较优秀的反右派的诗歌和杂文。
（范梦然）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年出书六千多万册
上海市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几年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飞速的增长和提高。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自1953年创办以来，已出版了新书（包括新一版书）一千六百多种，印了六千二百多万册。
有些书印数达一百万册以上。
解放前，儿童书局二十年内才总共出版了一千多种新书，每种书印数最多的也不满十万册，少的只有几百册。
过去出版的儿童书，绝大部分是只求迎合儿童趣味，不求教育效果。
有的还滥出黄色低级以及荒唐、迷信的书籍。
例如“从盘古氏到蒋总统”一书，给儿童灌输了不少反动思想。
解放后，出版物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显著的提高，许多读物受到读者热烈的喜爱。
像“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王孝和的故事”等书在儿童中起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还有不少书籍在国际上享有荣誉。
“鸡毛信”、“中国古代寓言”等书籍已经在苏联、朝鲜、法国、日本等近十个国家出版。
（据新闻日报消息）

云南少数民族出版事业发展很快
从手抄本到建立民族文学的印刷厂
云南少数民族从前一般都没有印刷技术，民间的书籍多用手抄本，有的则用铁笔刻写在贝叶和竹简上。
抄写工作艰难缓慢，质量低劣。
广大读者都不容易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籍。
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出版事业，几年来各有关部门吸收了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参加翻译和编纂工作。
在昆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傣、景颇、傈僳等民族文字的印刷厂。
自1953年迄今，云南人民出版社已经陆续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阐述党的政策及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书刊共计二十多种十八万一千多册。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历史上第1次出版了本民族的报纸，其中1955年创刊的德宏自治州的“团结报”是以傣、景颇、傈僳、汉四种民族文字发行的。
各地教育部门还大量发放了以少数民族文字编纂的扫盲课本、小学课本等教科书。
目前，已纂编好的景颇文词汇，汉、傣对照词典，汉、景颇文对照词典和几种民族的语法纲要等也即将印发。
（据新华社讯）

农业社需要有文化的农民
云南七万知识青年下乡生产
本报讯云南省昆明、大理、玉溪、曲靖、蒙自、昭通等地的农业社，最近充实了七万多知识青年。
青年们纷纷表示，在农业劳动中，立志要作个新中国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云南省对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工作，是从去年12月开始进行的。
各地党委、政府、共青团、学校及农业社，十分重视这项工作。
他们除对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有关劳动光荣的教育外，还对学生家长作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
在一般学生及家长中，基本上扭转了“轻视体力劳动”，“希望政府包下来分配工作”的思想。
最近，家在农村的六万多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已纷纷自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各地的农业社及家长们热烈地欢迎了他们。
城市里的一万多名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也表示自愿到农业社落户，立志作个有文化的农民。
昆明市今年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约有六千多人，其中除了一部分学生在家自学或自找职业和被安置在城市服务性行业工作以外，有一千二百多人自愿去郊区农业社落户和去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参加垦荒。
昆明市第1批赴郊区农业社落户的知识青年，已愉快地走上生产岗位。
各地农业社对这些知识青年照顾得无微不至。
官渡、西山、盘龙、海口、安宁等区的农业社特地为下乡参加生产的知识青年开了欢迎会。
盘龙社用小船把下乡落户的青年从城市接到农村去，农业社还在他们各自居住的房间里，把床铺、桌凳都摆得整整齐齐，连点灯用的火柴都放在枕头边。
昆阳县城关镇的三个农业社，联合召开了一千多人的欢迎会，欢迎全镇二十五名初中毕业生和一百三十名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有的社还敲锣打鼓拉着马车欢迎回乡参加生产的毕业生。
有的社根据学生们的具体情况，妥善地安置了工作，有的担任会计、记分员，有的担任业余文化教员。
共青团组织也帮助他们熟悉生产情况。
回乡生产的学生无不感到温暖，表示要努力锻炼自己，要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

刻苦锻炼虚心学习
黑龙江很多参加生产的学生已经成为生产能手
据新华社讯据黑龙江省教育厅不完全统计：
从建国到现在全省已有五十三万多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其中80％参加了农业生产。
全省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也已有一万六千多人参加了农业生产。
这些毕业生在几年来的劳动生产中，刻苦锻炼，虚心学习，现在很多人都成了出色的生产能手，受到广大群众爱戴，有的还被选为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等职务。
四年前高小毕业的学生董杰，现在是宾县居仁乡西安社的社主任，开始他对农业生产没有认识，想离开农村，后来在党团组织教育下，认识到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就不顾家庭阻挠和外人嘲笑，坚决参加生产。
由于他在生产上和扫盲工作上一贯积极肯干，受到群众表扬。
还有许多人把他们过去学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产上。
依兰县高中毕业生王天敏，现在是共青集体农庄的技术员，去年春天农庄刚在地形复杂的草原上建立时，他利用了在三角、几何学方面的知识创造了“测绘仪”，因此解决了荒原垦荒土地丈量和土地规划的困难。
萝北县高小毕业生田新华，还利用物理学原理创造了“新华低速六型风力发动机”，它不用牲畜可以带动三盘石磨，解决了畜力不足的困难。
这些创造，都受到群众普遍重视。

勾结右派集团，妄图篡夺党对文教界的领导权
冯亦代的阴谋被揭穿
据新华社31日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冯亦代的反共阴谋活动在24、28和31日分别举行的出版界座谈会上被进一步揭露，他的各种反共谬论也在会上得到充分批判。
冯亦代是民盟北京市支部的副秘书长和外文出版社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他除了在外文出版社进行过一系列企图篡夺外文出版社的领导的阴谋活动以外，还曾串通章罗联盟的主将费孝通和陶大镛，并且同吴祖光右派集团相勾结，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处放火，企图篡夺共产党对整个文教界的领导。
冯亦代在整风开始后曾公开污蔑过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一方监督”。
他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曾提出要建立文艺工作委员会，并公然要求由他来主持这个委员会，要在京剧、曲艺和评剧三界中恶性发展盟员，在文联、剧协、舞蹈学校、中央乐团、电影局和艺术局等单位建立直属小组和支部，还打算把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和电影学院的盟组织都划归文艺工作委员会领导，以便他把持整个文艺界，左右文艺界的动向。
冯亦代在5月31日利用民盟北京市支部的名义召开电影界座谈会进行放火时，事先曾和电影界右派分子区永祥等拟定名单，被邀到会的大部分是“三反”、“肃反”对象和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
冯在座谈会上几乎与所有到会者握手寒喧，并进行煽动。
被邀参加人员都用汽车接送，并以高级糖果招待。
这次会议曾提出要为右派分子钟惦棐敲起“电影的锣鼓”向共产党进攻的错误做翻案文章，整个座谈会充满了火药气味。
冯亦代不但一向和吴祖光及其右派集团的主要成员互相吹捧，还和吴祖光密谋搞一个文艺性的所谓“同人刊物”，专登“人民文学”的退稿和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妄图同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唱对台戏”，要“让毒草放出来与鲜花和平共处”。
他还曾主张作协要成立外国文学委员会，也由他来把持，这个委员会要干预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要无选择无条件地大量出版英美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以代替苏联和外国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
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的发言，对右派分子歪曲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向共产党进攻的反动言行专门作了批驳。
他说，要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
否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失去了政治基础。
吴晗说，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不但拒绝思想改造，他们还纠合社会上的一批渣滓，企图搞垮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这还有甚么“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可言！
吴晗最后指出，所有民盟的成员必须积极参加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民主党派的工作重新得到健康发展。
外文出版社社长吴文焘和副社长李千峰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冯亦代所以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思想和历史根源。
他们说，冯亦代解放前在大学里读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商业如何发财致富的商科，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后来，他为了个人向上爬，飞黄腾达，曾先后参加两个反动的帮会，不惜和特务分子结拜兄弟，并且忠心耿耿地为孔祥熙的亲信、臭名远扬的特务分子凌宪扬服务，把凌认作“知己”和“恩人”。
解放后，冯亦代夹着极端个人主义的尾巴进入新社会，一向以两面派的手法对待共产党。
在三次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多人，他们还对冯亦代在出版工作、国际书刊发行工作、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等方面的反共言行作了揭露和批判。

哈尔滨百余苏联友人积极参加防汛斗争
新华社哈尔滨1日电今天有一百一十多个苏联友人参加了哈尔滨的防汛斗争。
他们是：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苏联商务代办处哈尔滨分处、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局哈尔滨分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哈尔滨帮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
在这一支充满友谊的防汛队伍中，有些人是去年参加哈尔滨防汛的老战士，他们一到堤坝上马上扛土、装土和运土。
专家们一面挖土，一面用中国话喊一二三，很快就完成分给他们的任务。
接着他们又主动地把他们的工地向前伸展。

建设新农村是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
辽宁、江苏大批学生走向新生活——参加生产
本报讯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已有十三万五千六百多名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
其中有高中毕业生一千八百五十七人，初中毕业生三万三千多人。
由于今年对中小学毕业生的思想教育比较深入，特别是毕业生们经受了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因而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在没有考取学校的毕业生中，家在农村的，大都已经回家生产；
家在城市的，也有四千多人参加了农业生产。
很多在城市工作的干部都积极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加农业生产。
辽宁省副省长黄达、庄河县副县长张洪权、阜新海州露天矿总工程师曲东昌等同志，都鼓励自己的子女下乡生产。
新金县县长李玉功为便于今年暑假在初中和小学毕业的两个孩子参加农业生产，特别把全家搬到乡下。
在他的影响下，目前全县已有七十六名家在城镇的毕业生下乡生产。
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受到了农业社的热烈欢迎。
农业社一般都先分配一些轻便的活给他们干，在劳动中，老社员耐心地教给他们有关农业生产的技术。
有的农业社则成立业余技术学习班，由老农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同志给他们讲课、帮助他们和其他青年农民学习技术。
学生们参加农业生产后，一般都能勤勤恳恳地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给什么活就干什么活。
参加抚顺市兴光农业社的五十四名中小学毕业生干得猛，干得好，老社员管他们叫“小老虎”。
副省长黄达的女儿黄建行，参加农业生产以后一直是忘我地劳动。
学生们经过一个阶段的劳动，更加热爱农业生产了，很多人表示愿意长期为祖国的农业建设事业服务。
沈阳市前进社初中毕业生载启训，最近已经从市内把母亲接到农村安家立业。
凌源县河南乡裕发农业社高中毕业生周正心，沈阳县大淑堡乡小淑堡农业社刘淑华、邓玉珍等七名初中毕业生都订了自己努力的远景规划，立志要做祖国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本报讯江苏省各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积极安排未考取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走向生活，其中绝大部分投入农业生产，走上国家号召的最光荣的岗位。
今年学校招生发榜之前，江苏省各地成立了中、小学毕业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党政负责同志都对应届毕业生做了多次演讲和报告。
各级党委并对安排毕业生工作作了调查、试点和全面的安排规划。
高等、中等学校发榜后，各级党政领导除组织教师、学生家长和农业社干部，对他们进行安慰和鼓励外，并根据国家需要和他们的志愿，妥善安排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生产劳动和自修活动。
江苏省今年的未被录取或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都已安排投入了农业生产。
淮阴县家在农村的五千多名中、小学毕业生未录取的，即全部编入农业社的生产队，直接参加田间劳动。
南通县没有考取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七千二百人，已有六千九百九十人安置到生产岗位上去。
很多城市和集镇上的毕业生也都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农业生产。
南京市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已有二百四十五人，还有成千的毕业生报名申请参加农业生产。
常州、苏州、镇江、徐州、无锡、泰州、清江等市，家住城市的毕业生已经参加农业生产和正在申请参加农业生产的有一千多人。
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得到各方面的热烈支持和关怀。
南京市组织了一万五千人的大会欢送毕业生下乡，省、市负责同志都到会讲了话，祝贺他们走上新的建设岗位。
很多毕业生家长为孩子准备了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具，有的亲自送自己的孩子下乡种田。
江阴县澄江镇和昆山县玉山镇对下乡毕业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城里搭起彩牌坊，群众敲锣打鼓欢送毕业生到农业社去。
很多农业社也对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了欢迎，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各方面都作了妥善的安置，并在生产队内，委派熟练的农民给他们以技术指导。
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都很高，上海县初中毕业生凌永欣已为农业社做了二百多个工分，晚上还积极参加算账抄写工作。
如皋县斗争乡十五个毕业生在一天以内，就积绿肥一千二百零一斤。
南京市参加幸福农业社的二十四位毕业生，在开始一周内，每天都能做五个工分以上。
他们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上和农民打成一片，很多毕业生主动帮助农民推磨、挑水、割猪草。
各地对那些年龄小、缺乏劳动就业条件的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也作了适当的安排。
无锡市正筹办民办初中一所、补习班九所，并举办青年自学文化广播学校，计划组织初中毕业生一千八百人到二千人自学。
徐州市拟筹办初中补习班五十四班，吸收二千五百个高小毕业生参加学习。
（姚干、穆嘉琨）

张奚若宴请风见章等
新华社1日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宴请了日本社会党顾问、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和日本参议院议员安部君子。
出席宴会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乔冠华等。

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日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法国访华经济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在参议员、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罗谢罗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另有团员二人将在9月04日来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和各进出口专业公司的负责人。

洪峰推迟到达哈尔滨
防汛工作决不放松，第2期加固堤坝工程今天开始
据新华社哈尔滨1日电哈尔滨市防汛总指挥、市长吕其恩，今天在全市紧急防汛会议上全面分析了哈尔滨市防洪斗争的形势。
吕其恩说，今天下午六时，哈尔滨市江面水位降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九公尺，比昨天的最高水位一百二十点零三公尺下降了四公分。
水势突然下降，是由于大洪峰来临前上流个别地区发生了溃堤现象而暂时回落。
估计第二松花江和嫩江两股洪峰汇合而成的特大洪水，将推迟到达哈尔滨。
吕其恩号召全体防汛人员要利用这段时间加高堤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中共哈尔滨市委和防汛指挥部在今天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从明天起，开始第2期加固堤坝工程。

“离婚冤案”的真象
——揭穿张友松右派集团的一个大阴谋
新华社记者袁木
在那些黑云翻滚，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山东师范学院的右派反共小集团。
这个集团的组织者是披着专业翻译家外衣的张友松，他在这个集团中自任“主帅”，坐镇在北京的“大本营”。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李金声、戴天庆和庄维石分担“军师”、“秘书”和“窝主”的任务，在山东师范学院积极进行反党活动。
他们订下“执法如山”的纪律，有计划地向共产党发起无比疯狂的进攻。
这个右派集团在进行反党阴谋活动时，曾经制造出一个所谓离婚 “冤案”，宣称要为集团的主要成员戴天庆在离婚事件上申冤，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借口。
他们首先让戴天庆向全国各地发出公开的“控诉书”，然后由“主帅”在幕后策划，继续发出八种宣传品和许多封公开信，一时把这件所谓冤案几乎在济南市和北京等地闹得满城风雨。
他们抱着“申冤雪仇”的狂热， “唱起战歌”，“敲起战鼓”，立志要在几个月内“直捣黄龙”，粉碎“三害的巢窝”，把共产党攻垮。
这件所谓“冤案”的真象究竟怎样呢？
山东师范学院两位了解内幕的工作人员，最近从济南赶来北京，在首都出版界揭露和批判张友松反党言行的座谈会上，以具体确凿的事实，揭穿了这批丧心病狂的阴谋家所演出的一幕活生生的丑剧。
原来，一向喜新厌旧的戴天庆，早在1948年时，就冒重婚之罪，瞒着已和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前妻吕英庭，与他现在的妻子张光文结婚。
在1955年06月和1956年05月，戴又捏造出他现在的妻子挥霍浪费，虐待婆母，以及曾和他吵架而打碎学校技研室的玻璃，撕碎他的技学讲稿等理由，两次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和张光文离婚的诉讼。
法院在接到戴天庆的讼词后，立即向当事人双方以及几乎所有多少了解一些戴的家庭情况的周围群众，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证明在1955年04月戴天庆的母亲到济南和戴等同住之前，其家庭经济曾由张光文掌握。
张光文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很好，不用戴天庆操心，不仅周围群众对张光文交口称赞，戴本人也很满意。
在戴母到济南的半个月后，戴家的经济即交戴母管理，每月只给张光文一元零花钱，张为了给正在断奶的孩子买些吃食，只好向她自己的父亲要些钱来贴补。
一次，张向别人借了五块钱给孩子看病，剩下的一元多钱也被戴天庆要去酗酒。
至于张与戴吵架而打碎玻璃和撕碎讲稿一事，戴曾提出该校语文系的刘存义为他作证，但这件事据戴提出是发生在1955年，而刘却在1956年才到山东师范学院工作。
法院向刘直接调查，刘本人也说不能作证。
在戴家的婆媳关系上，调查证明确有不和睦的现象，发生过口角，张与戴母双方都有不是，而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戴母对戴的离弃前妻不满，迁怒于张光文。
根据法院的调查，张光文对戴母没有在精神上或肉体上进行迫害或虐待的行为，因此这一条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以上情况，法院从维系戴的家庭和保障后一代的幸福出发，曾在1955年09月出面调解，经双方协议，由张光文回烟台娘家暂住，以缓和夫妻感情不和与婆媳不睦，戴本人撤回了离婚诉讼。
戴天庆在1956年当张光文回到济南后于同年05月再度提出离婚时，法院很快就开庭审理，认为根据过去的调查，不宜轻率宣判，决定继续调查和调处，后因原告戴天庆去华东师范学院进修，诉讼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戴到上海期间，经过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工会和家属委员会等多方面的帮助和调解，张光文与戴母的关系有很大好转，双方感情逐渐融洽，而戴本人由上海刚回到济南时，也对别人说“家庭和睦”，他和张光文的感情“胜于新婚”。
但过了不久，戴天庆喜新厌旧的老病复犯，今年01月重新向法院提出离婚，还补充捏造了一条理由，说是张光文在回到烟台娘家的期间，曾和她的一个亲戚发生过通奸关系。
根据戴提出的新理由，法院又两次派人去烟台，先后调查十四整天，总共访问过二十多人，他们都证明张光文作风正派，戴对她的污蔑纯系捏造。
而戴为了取得“罪证”，却曾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把张关在屋内，用皮带抽打，逼她给所谓奸夫写信承任奸情。
法院在结束调查后，决定在今年05月05日再次正式开庭审理，而戴天庆却避不出庭，在他接到法院传票的第2天（5月03日），即匆匆跑到北京，由小集团的“窝主”庄维石介绍，参见“主帅”张友松，进行了密谋，从此，他们乃一手制造一个所谓“冤案”，乘着党开始整风，吹起向党进攻的号角。
那时，这个右派集团一方面利用上述离婚案件，在大批散发的宣传品和复写信中，无中生有地公开叫嚣“这里有一个暗无天日的冤案，含冤的无辜者几乎断送了生命”，辱骂所谓“昏庸的官僚主义者丧尽了理智，盲从的群众支持着荒谬的法庭”，污蔑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是“三害的化身”，使尽一切恶毒字眼诅咒党员和靠拢党的正直群众是“魔鬼”、“坏蛋”、“一窝蛆”、“恶势力”，公然叫嚣他们和共产党的战斗已到了“淮海战役阶段”，“敌人的队伍（指党员和靠拢党的群众）必然会有鸟兽散的一天！”
与此同时，又由小集团的“军师”李金声等在济南市政协会议和山东师范学院的各种座谈会上，到处放火，攻击人事制度、肃反运动以及学校党委制等等，公开要求“教授治校”，从另一个方面向共产党冲击。
坐镇北京的“主帅”张友松，过去一向自称贫病交加，这次不但把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给他的一千五百元稿费拿出来作为“战费”，并曾抛开一切工作，把“申冤报仇”向党的进攻作为“专业”，有时一天只睡四小时，但是病却没有了，反而“毫无倦意”，“斗志越来越旺”。
从5月初到他们阴谋败露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每天有密信往还。
在小集团接到“主帅”的指令时，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密谋进攻的策略和步骤。
在他们痴人做梦般地认为“战局顺利”时，张友松几次要去济南“督战”，“收拾残局”。
从上面概述的事实中，不但看不出任何“冤枉”或“迫害”，能够看到的只是法院在执行政策上的严谨慎重，实事求是，以及法院和山东师范学院有关方面对戴的家庭幸福的关怀。
同时另一方面也暴露张友松右派集团如何穷极无聊，处心积虑地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造谣生事，来向党进攻。
而当他们心劳日拙、理屈计穷的时候，张友松就给张光文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张友松鼓励张光文“在这场战斗中成为光荣的‘起义英雄’”，把栽诬的罪状承认下来，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向党进攻，这样他们就“不咎既往”，“原谅你的一切”，“甚至天庆还可能和你恢复和好的夫妻关系”，只有这样“才是生路”，否则就是“自走绝路”，真是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
不久前这个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已被戳穿，集团的骨干李金声在交代中承认了他们是利用离婚“冤案”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
与此同时，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1日也在山东师范学院举行了公审，将戴提出的离婚诉讼予以驳回。
法院的判决受到所有几百名旁听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当这件“冤案”的真象在最近举行的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被揭穿时，右派分子穷极无聊和无缝不钻的恶毒手法，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斥责。
而那位曾经威风一时的“主帅”张友松，那天却蜷伏在会场的一角，满脸灰白，一语未发。

著名苏联钢琴家李赫特尔
昨在京举行首次演出
据新华社1日讯著名的苏联钢琴家、苏联人民演员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尔今晚在北京举行了钢琴独奏会。
当独奏会结束以后，一千多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祝贺李赫特尔访华首次演出获得成功。
李赫特尔是1954年全苏音乐比赛会一等奖获得者。
去年，他参加了“布拉格之春”和在其他城市演出以后，人们曾经把他同匈牙利钢琴大师李斯特相提并论。
他在苏联影片“格林卡”中，还曾经扮演过李斯特这个角色。
李赫特尔对演奏舒伯特的作品有独到之处。
他今晚演奏的舒伯特作品是“音乐瞬间C大调”。
他还演奏了莫扎特的“A小调奏鸣曲”（第8号），舒曼的“托卡塔曲”（作品第7号），以及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
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李赫特尔还演奏了李斯特的“鬼火”。
李赫特尔9月02日将在北京举行第2次钢琴独奏会。
（附图片）
本报记者王志渊、曹桂江摄

钱俊瑞欢宴苏联芭蕾舞团
据新华社上海1日电文化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31日晚上在上海举行欢迎宴会，为来我国作访问演出的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院芭蕾舞团洗尘。
钱俊瑞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
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苏联芭蕾舞，在我国享有极高的荣誉。
我们要学习你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学习你们优良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作风。
舞蹈团的团长利加乔夫和副团长泽利马诺夫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感谢主人的盛情招待和给予舞蹈团的支持。

黎巴嫩电影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1日讯黎巴嫩电影代表团今天到达北京。
至此，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十六个国家中，有十四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来到了。
黎巴嫩电影代表团共两人，其中有黎巴嫩影片“向何处去”的导演乔治·纳赛尔。

东鳞西爪
西汉铁路勘测完毕
西安到汉口间的铁路线最近已经完成航测的地面勘测工作。
这条铁路线要穿过险峻的秦岭，经过陕西的商县、商南，河南的淅川，湖北的襄樊等县市到达汉口，全程八百多公里。
它和计划兴建的鄂赣铁路是将来连接我国西北和东南地区铁路的最近干线。
兴建这条铁路还对减轻陇海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附近的资源都有着重要意义。
（新华社）
提炼羊毛脂
利用洗羊毛的水提炼羊毛脂在青海西宁绒毛加工厂试制成功以后，今年扩大了生产，全年将产十三吨羊毛脂。
羊毛脂是医药工业所需要的一种重要调和剂，也是生产高级化妆品的贵重原料；
过去我国使用的羊毛脂都从外国进口，价格很高。
利用过去作为废液流入下水道的洗毛水提炼羊毛脂，可以在各地洗毛厂或绒毛加工厂中普遍推行；
现在天津、兰州等地的洗毛厂已派人到这个厂学习经验，北京、重庆等地的有关部门也向这个厂索取了这方面的资料。
（新华社）

兰新路上的两个车站
玉门东站
列车穿过古长城起点——嘉峪关，再行驶二十五公里就到了玉门东站了。
“玉门东站”这个名词，是去年“七一”前夕，铁路工人把兰新路的钢轨铺到这里以后它才诞生的。
以前这里的情况，正像作家杨朔在“石油城”一文所描写的“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可以掉下羊只来”。
的确，仅在十个月以前，经常在这里出没的也只是成群结队的黄羊。
但现在，这里竟成为兰新铁路上的重要大站。
两条铁路线像巨大的输血管在此分头并进伸向远方——一条是通往玉门油矿的专用线；
一条就是通往祖国富饶的新疆的兰新铁路干线。
现在，这里已是拥有一万三千多人的繁荣重镇。
车站北侧，是铁路厂库建筑区，大型的机车库、车辆修理厂房、机务段等，正在紧张建筑。
车站南侧，东南方向是铁路新村建筑区，新盖起的职工浴池、食堂、医院、学校、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家属住宅区，都是永久性建筑。
仅铁路区已盖好的楼房、平房和临时房屋已有三万三千多平方公尺，还有大批房屋在继续施工。
在车站的西南方向是市政建筑区，临时房屋已修好近两万平方公尺。
百货、贸易、食品等公司都在这里设有门市部、邮电局、车辆修理、钟表合作社、理发、摄影部等都云集在这里。
晚上十点多钟以后，百货公司、各商店里经常挤满购买呢绒百货的人群。
夜间，电灯、汽灯、戈壁滩上万家灯火，戈壁滩变得年青美丽了！
在设计图上，玉门东站东西长不过六华里，南北宽仅一华里多点，但今天，它大大超过了设计师们所规定的范围。
大型的吊车日夜装吊着支援新疆农业建设的由沈阳机器厂和北京农业机械制造厂运来的谷物精选机、收割机，装吊着从其他各地运来的支援克拉玛依矿井工程以及建筑柴达木的机械、器材、钢管、井架等。
各种货物堆积得方圆竟达十多公里。
石油列车也在这里编组，然后再运往祖国各地。
玉门东站自去年11月份开始货物运输以来，到今年03月底共运出和运入货物共一百八十多万吨；
今年02月间开办客运到目前载运旅客二十多万人。
·路平·
打柴沟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打柴沟，是兰新路上一个小站。
三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滩，只居住着三、五户农牧民，1954年第一根钢轨铺到这里后，面貌就日新月异地变化了。
现在，在火车站南边，已矗立起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厂房，这是机务段的检修机车库，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山谷。
今年铁路的货运量比刚通车时提高十几倍，由玉门来的石油列车，昼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近海地区支援西北的粮食、建筑器材、百货等，也经过这里，改用两台机车牵引翻越乌鞘岭，最后进入河西走廊。
随着兰新路向西延伸，打柴沟已成为后方的运输基地，这里的职工和家属人数已经由过去几百人增加到近四千人。
原来长满野草蔓藤的空旷野地，今天出现一片淡红色和青灰色相间的崭新宿舍和办公房。
它汇集成几个完整的铁路新村。
在这些房屋的上空，纵横交错满布着输电线、电话线、广播线。
一座工人俱乐部，即将开始使用，它是这里职工和家属文化娱乐活动的总枢纽。
里边设有电影院兼剧场、图书馆、游艺厅、展览室和播音室等等。
全部活动场所同时开放可容纳六百余人。
在职工医疗卫生方面，过去一些重病患者需要送兰州治疗，现在不必了，新盖的疗养病房已开始接纳重病人。
（摘自甘肃日报）

化工部采取积极措施
帮助基层克服施工障碍
本报讯化学工业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力争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
化学工业部今年上半年基本建设进度比较迟缓，到6月底止，才完成年度计划的29.3％。
在下半年6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占全年计划70％左右的工作量，任务相当艰巨。
根据上述情况，化学工业部最近对所属单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有关单位努力设法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任务。
指示要求，各基本建设单位负责人应亲自动手根据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精神对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重新进行一次适当的调整和平衡，甲乙双方应该更好地协作，各有关部门要尽最大的努力作好各项材料供应工作。
在这以前，化学工业部曾派出以司、局长为首的工作组，分别到兰州、太原、石家庄、吉林等重点建设地区，协助所属各基本建设单位检查工作，解决问题。
到兰州去的工作组就通过召集甲乙双方领导人员碰头协商，解决了拖延很久的甲乙双方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且使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进入8月份以来，化工部又在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分区召开了一系列的基本建设会议，会后又在北京进行了总平衡。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过去有些地区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有材料但是规格不符合需要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十座大桥陆续修建
建设长江大桥的健儿大显身手
据新华社武汉31日电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数以千计的桥梁建设者，随着这个桥梁工程的即将完工，正在陆续奔赴祖国许多大小江河，担任新的桥梁建设任务。
记者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获悉：
到目前为止，这个在三年多时间内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大型桥梁建筑企业，已经承担和正在接受的桥梁工程，除武汉长江大桥系统的各桥外，还有十多座。
这些工程中包括有：
郑州黄河大桥，潼关黄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和嘉陵江公路桥；
京汉铁路复线上的漳河、安阳河、槐河、滹沱河等桥；
以及宜宾岷江大桥和衡阳湘江大桥等。
工程局还准备接受金沙江、赣江和松花江上的几座新建桥和改建桥工程。
从武汉长江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水铁路桥开始建设以来的约三年半的时间内，这个大桥工程局已发展成拥有八千多职工和一套完整的建桥设备的桥梁建筑基地；
它不仅能承担各类桥梁施工任务，还能独立进行各类桥梁的设计。

合格产品被当成了废品
我们厂最近把一批合格产品当废品处理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三、四季度，正当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我们厂克服困难，完成了上海国营新沪钢厂的订购任务——轧铁辊二百六十六根。
但是，到交货的时候，新沪厂因为自己技术设计上的错误，需要另一种规格的产品，便借口质量不合格，拒绝收货。
后经上海钢铁公司中心试验室检验，证明质量符合要求，但是新沪厂仍不改变态度，反而通知我厂要注消合同。
经过多次交涉，最后经上海市铸锻工业公司核准，我们厂里把这批合格产品当废品处理了，使国家损失四万多元。
我们不同意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作法。
上海公私合营六利制钢厂工会委员会

沈阳机电工业多方挖掘潜力
大部工厂减产变增产
本报讯本报记者金雨困报道：
沈阳市机械工厂和电机工厂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七个多月来，生产情况已经起了很多变化。
由于积极挖掘原材料的潜力，年初原材料供应不足的严重情况已经过去，大部分工厂不仅能够顺利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能在下半年增加生产。
各个工厂的技术水平也有了提高。
节约钢铁八千多吨
沈阳市机电工业系统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在原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许多工厂都把挖掘原材料潜力作为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国营机电工厂和地方国营工厂在七个月中，共节约钢铁八千五百多吨，这些钢铁可以用来制造八尺车床三千四百多台。
国营机电工厂在五个月当中，通过改进设计和改进工艺就节约了价值一百八十四万元的金属材料。
沈阳第1机床厂在1A62等三种机床上修改了一百一十种零件，每台节约金属二百零六公斤。
沈阳电缆厂木工车间改进木盘形状和采用套裁等办法，上半年节约了将近四万元的木材，占上半年木材总用量的30％。
通过这一系列节约措施，原材料供应紧张的局面基本上已经缓和下来，原材料不足已不是这些工厂当前生产中的主要矛盾了。
大部工厂可以增产
随着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的缓和，大部分机电工厂都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由年初因原材料不足而减产的局面一变而为增产。
目前，不少工厂都制定了或者正在制订增产计划。
沈阳水泵厂决定增产九百零五台水泵，占全年任务15％。
沈阳扇风机厂计划增产五百九十二台扇风机。
三个机床厂都将增产，仅沈阳第3机床厂就要增产机床五百台。
许多工厂从6月份开始就把增产任务列入了生产计划。
随着生产任务的增加，沈阳机电工业生产中将形成一个新的高潮。
试制新产品改造老产品
沈阳机电工业系统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特别注意进行了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改造工作。
十二个机械工厂今年计划试制九十四种新产品，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三十四种，大部分工厂超额完成了试制任务。
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工厂已经逐步达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水平。
沈阳空气压缩机厂已经设计完成并投入试制六百四十马力的高压空气压缩机，又改造了一百九十马力的空气压缩机，改造过的机器，不仅每台能节约六百公斤钢铁，而且每分钟排气量由十九立方公尺提高到二十一立方公尺，产品性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沈阳矿山机器厂的十种老产品已经改造了五种，其中煤气发生炉改造后提高了性能，并使每台成本降低一万四千元。
承揽杂活弥补不足
有些生产任务不足的工厂，在勤俭办企业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到外面承揽各种杂活来增加生产。
沈阳第3机床厂是削减任务最多的一个厂，抽调一批人去学习以后，任务仍感不足。
他们便组织人员到外面承揽了一百零四万元的任务，约占全年生产总值的10％，再加上增产任务，现在已经能基本上满足人员和设备能力的需要。
沈阳矿山机器厂今年大型产品的任务增加，大型设备能力感到严重不足，但是小型设备的能力大为过剩。
为了克服这一设备不平衡的现象，他们从外厂招揽了十五万工时的杂活，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小型设备任务不足的问题。
沈阳市机电工厂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在目前生产情况较好的情况下，部分工厂放松了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有的没有将增产节约运动和整风运动进行妥善的安排。
因此，如何把增产节约的锣鼓打得更响一些，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海盐区临时局长会议提出
抓紧秋晒争取超产
本报讯今年原盐的年产量预计可能达到七百五十六万五千多吨，比国家计划多五十六万五千多吨，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生产水平。
这是食品工业部盐务总局最近召开的海盐区临时局长会议上提出来的。
今年上半年，辽宁、河北等海盐区获得大丰收，占全国产量40％的辽宁、汉沽、塘大等三个盐场都已经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但是其他海盐区由于多雨，没有完成生产计划。
因此，要争取完成年产七百五十六万五千多吨盐的任务，各盐场职工还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盐的丰收或歉收，和气象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气象科学研究部门预测，下半年雨量可能减少，特别是淮河以南各海盐地区，连晴少雨的机会可能增多；
山东、淮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杭州湾和闽粤沿海地区，8、9月份将会少雨。
在正常的情况下，淮河以北各盐区，9、10月份正是秋产时期；
广东、福建、浙江等几个盐区和江苏部分盐场，下半年也进入旺产时期，如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一把劲，上述增产数字是可以达到的。
增产五十六万五千多吨盐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今年上半年的基本建设、技术措施将陆续投入生产，部分民营盐场也将在下半年恢复生产。
今年各地盐业职工的生产情绪始终是饱满的。
通过这次整风学习和社会主义教育，职工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将进一步提高，将会发挥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此，出席海盐区临时局长会议的各地同志，对争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海盐生产计划，都有信心。

煤海春秋
——大同煤矿的过去和现在
“今日大同矿，好比在天堂；
电灯明又亮，机械到处忙；
产煤几千吨，不费大力量；
建设新中国，好煤运四方。”
这是解放后大同煤矿矿工们自编的一首歌谣，它是今日矿井的一幅逼真写照。
这个以蕴藏量闻名于世界的煤海，曾有一个灾难重重的过去。
远在明、清两朝，统治者就曾把大批犯人流放到这里，强迫采煤。
国民党、日本统治时期，更是不择手段地掠夺，矿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那时的矿工，每日要工作12—15小时，用脊背背煤，四肢爬行在阴暗积水的煤洞里。
仅1939年一个矿井发水就淹死工人五十多个，至于顶板下塌，砸死工人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在日本统治的八年中，就有一万多矿工死亡。
工人说当时“吃的是阳间饭，作的是阴间活。”
解放后，职工们在党的领导下，已把全部旧有的六座矿井改建成为现代化的新型矿井。
采煤机械化程度高达90％以上，井下保证有新鲜空气，四季温暖如春，有各种安全保护设备。
煤产量比抗日战争以前最高年产量提高十倍以上。
由于煤藏的丰富，不久将在这里建设新矿井，使产量再比现在增加二、三倍。
（附图片）
过去工人是这样把煤炭采出来的。
大同矿务局供给（新华社稿）
这里早在1953年就用康拜因采煤了。
工人背煤已成为历史上的记载。
新华社记者周树铭摄
就在旧日断垣残壁的废墟上，建设了今日的新矿井。
新华社记者周树铭摄
解放时的大同煤矿，是一片断垣残壁。
大同矿务局供给（新华社稿）

谁家的胶鞋好？
不久以前，重庆市第2工业局和有关部门，抽查了几个胶鞋厂的入库产品，发现重庆中南、利华两个胶鞋厂的长统布面胶鞋的质量等级和外观，都没有天津双钱牌、上海回力牌、沈阳进步牌的好。
双钱牌、进步牌和回力牌的鞋帮都很清洁，针码也达到了要求，很少有跳针跳线的地方，线路整齐均匀；
大底汽泡和沿条不齐的缺点也很少。
重庆中南、利华两个厂的产品，据百货公司售货人员反映：
式样土里土气的，沿条和布的配色不调和，还疙疙疤疤的；
鞋舌头短而小，结好带子还能看见脚背。
产品等级品率外观疵点比较表厂名和品名合格品 一等二等三等等外品中南长统布面胶鞋 ——3.33％30％66.67％利华长统布面胶鞋 —— 13.33％ 30％56.67％双钱长统布面胶鞋 15％ 40％40％5％进步长统布面胶鞋 20％45％20％15％回力长统布面胶鞋 50％25％20％ 5％
注：
中南、利华的胶鞋是最近的产品，双钱、进步和回力都是去年年底的产品。
·孙光·

鱼水之间
本报记者于药夫
在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期间，记者访问了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厂长童苏群同志，谈到厂长同工会之间的一些问题。
他开头就说：
“我们深刻感觉到：
行政与工会的关系，就像鱼同水的关系。
工会所做的任何一件工作，都是对行政的支持。
要想办好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
支持工会就是支持自己，要想单靠行政命令办好企业，是不可能的。”
从“画人人头”谈起
童苏群说：
我们对工会的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
刚解放那几年，有些同志不重视群众工作，说工会“只会画人人头（指黑板报），搞批评”。
这些糊涂观念，被工会大量的实际活动逐步打破了。
1951年，我们着手编制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各车间都不重视，拖了一个多月还交不出来，厂长十分焦急。
这时，工会分析了各车间的情况，发现各科室和各车间干部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不善于同群众商量，只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填表格；
同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看不起工人出身的干部。
工会抓住这个特点，派人帮助工人出身的制材车间主任先搞出了一个计划，在宣传廊上公布出来，号召大家竞赛；
又利用口头广播，天天大叫“某某车间的计划订出来了，某某车间为什么还没有呢？”
这些鼓动工作把大家都推动了起来，纷纷走出办公室，找有经验的老工人商量。
前后只用了七天工夫，各车间都把初步计划订好了。
行政干部非常满意，都说：
“编计划，编计划，编了一两个月编不出来。
工会一叫，才七天就出来了。”
1956年，炼钢车间推行加氧炼钢法，氧气消耗量突然增加，各车间天天向总工程师要求多供应氧气。
到外地去买吧，一时来不及。
怎么办呢？
总工程师熊清生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大家想办法。
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谁也拿不出办法来。
这时，工会便召集各车间有经验的风焊工来开生产会议，大家一讨论，找到了七条办法。
第2天一上班，老工人们就领导着大家执行。
结果，新炼钢法顺利地推行了，各车间缺氧的问题都解决了。
总工程师高兴地说：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
童苏群说，工会就是这样运用群众工作的方法，打通群众的思想，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行政的意图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
工会和行政的工作相辅相成，谁也不能代替谁。
那能说工会“只会画人人头，搞批评”呢？
童苏群说，行政方面也应该支持工会，给工会发动群众创造条件。
例如，在发动竞赛的时候，行政上要提出指标，交代关键，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在竞赛过程中，行政又要及时提供总结评比的资料，作出竞赛总结。
这样做，就可以使工会免除许多重复劳动，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动群众实现竞赛条件上去。
现在这种做法在我们厂里已经成了习惯，谁也不感到竞赛是“额外负担”。
杨科长不再躲到丈母家去了
童苏群说：
我们厂有些行政干部还曾有过“加强了群众监督，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的错觉。
这种错觉也被工会所做的许多工作纠正过来了。
1956年，工厂新建了一千户职工宿舍。
其中有二百多户非常潮湿，墙壁都发了霉，群众意见很多，纷纷要求铺地板。
一没有钱，二没有料，房产管理科的杨科长愁得要躲到丈母家去住。
这时，工会进行了详细调查，弄清楚了特别潮湿的只有二百多间；
又了解到行政上还有修下水道的八万多元钱没有动用；
本厂有一批废木料，可以够铺这一部分房子的地板。
于是，工会就提出了一个方案：
发起义务劳动修下水道，省出钱来修地板。
行政和党委都赞成这个方案。
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这个提案被大家讨论通过了。
会后第2天，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都亲自下手去修理下水道。
全体职工闻风而至，大家一齐动手，不到十天，便把下水道修好了，房子潮湿的问题也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童苏群说，类似这样的问题还解决了许多，像货车车间调动工人、修改全厂奖励制度、工人住宅区的开水站和澡塘收费以及扩大托儿所等等，都解决得很好。
他说，我们从处理这些问题中体会到：
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八小时生产和工作之外，还有学习、娱乐、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行政领导干部一般的比较偏重于考虑如何组织生产，完成国家计划；
对于改善劳动条件，改善职工日常生活往往容易放松。
即使考虑了，也着重集体的大的问题，而不大注意群众中个别的小的要求。
实行群众监督制度，就可以及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把漏洞堵住，防止官僚主义滋长。
而这种监督，正要靠工会来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
过去有些人把行政上全面关心职工生活理解为“行政出钱，工会出面”“行政捧工会的场”。
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从水利建设的成就看社会主义的优越——
先流正章中西洪崖
八年来的水利建设，对我们伟大的未来而言，仅仅是个开端。
然而在这个短短的八年中所获得的成就，却已赛过了历史上的几千年。
然而，一些右派分子却喊叫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治水带来了灾害”等等。
水利建设者，特别是从事水利建设多年的工人、农民，对这样的诬蔑是不能答应的。
淮河、黄河、长江、海河、辽河流域以及广大农村的身受治水好处的人民群众，也是不能答应的。
在历史的陈迹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我们祖先在几千年水旱斗争中曾经为我们留下来许多宝贵的水利工程和宝贵的治水经验。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多古老的水利工程备遭破坏，灌溉、航运等工程也逐渐失效，有的还被官僚地主霸占，造成水利纠纷。
即以都江堰而言，这样一个规划合理、设计科学、效益显著、闻名中外的古老工程，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管理不善，渠道淤塞而效益大减：
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三百万亩缩小到一百九十万亩，而且大部为地主豪绅把持，盘剥用水农民，还有十余万亩田经常遭受水灾，把本来完整的渠系，弄得支离破碎。
1949年，刚一解放，人民政府就拨出三百万斤大米为经费，全面地整修了都江堰渠道，在蒲阳、走马两大干渠上兴修了两座新式水闸，新开了官渠堰、三合堰等三个灌区，扩建了通济堰，使灌溉面积扩大五百六十万亩，使成都平原仍保有“天府之国”之誉。
历史上沟通南北交通的大运河，由于通航设备残破，堤防损缺，洪水年河水往往溢堤成灾，国民党反动派只修了刘老涧、淮阴等船闸，利用它来收船费。
当运河回到人民手里以后，我们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不但修复了这些已经残破不堪的船闸，还新建了淮安、仙女庙、邵伯等船闸。
还使二千公里长的运河，有一半以上里程恢复通航。
人民政府并大力整修两岸损害严重的堤防，保证运河的山东和苏北里下河地段，在汛期不成灾。
说到解放后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那就更大得多了。
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以巨额投资，对淮河、海河、辽河以及长江、黄河进行了治理。
而且在解决河流的洪水问题上，采用了带有根本性的治理方法。
为着使自己永远摆脱水灾，几万到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以忘我劳动精神战斗在千里淮河工地上。
几十万工人、学生也都自愿来到偏僻的乡村、山谷里，从事艰苦的水利建设工作。
许多城市工厂，也都为及时供应水利建设器材而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这一切难道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人民民主制度是水利建设力量的泉源吗？
不堪回首话往昔
在旧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年代，也曾修建过一些工程。
如明清两代为把江南征集的粮食运往北京，供皇室享受，曾把淮河的洪泽湖大堤特地用块石增高培厚，以抬高航道水位。
明代曾治理过黄河，目的是为了保护皇族在淮黄之间的凤阳皇陵和运河的运粮航道。
清代曾在永定河北岸筑上石堤，而在南岸却只修了土堤，因为北岸保护的是帝王的京城，南岸住的是老百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但河流的治理未得到反动政府的重视，就是许多热心于黄河治理的水利专家主动提出的不少治理方案，也都被置之不理。
“导淮委员会”的大员们却借了“导淮”名义大发水利公债，敲诈了二千多万银元。
他们请来了美国专家，但只在运河上修了五座没起作用反而把水归入农田的“归海坝”，每当开坝放水时，就使苏北里下河以东十余县的农田变成海底。
除此以外，国民党也曾在几段淮堤上加过一点新土，但就连这一点也是导淮大员和工头们的发财时机，听听当时的民工们的控诉吧：
“导淮大员把人伤，区长盖大楼，乡长砌瓦房，‘小伕子’饿断肠！”
确实是这样，国民党在水利上真是坏事做尽。
1938年，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国民党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让混浊的黄水泛滥淮河流域豫皖苏三省，淹地八千一百万亩，死亡人口九十八万，使淮河流域从此变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重灾区。
中国水利史上从来没有的事
解放后八年来，在淮河上建成了白沙、板桥、石漫滩、薄山、南湾、佛子岭、梅山等七座大水库，还有今年汛期中已能拦洪的响洪甸、磨子潭水库正在施工。
永定河上建成了官厅水库，辽河支流浑河上的大伙房水库今年也开始拦洪，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已开始施工。
这十二座已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库共能拦蓄一千多亿公方的洪水。
这些水库都是蓄纳洪水的一个有控制的人工湖。
水库，在旧中国的水利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拿官厅水库来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还有日本帝国，都一直空谈修建官厅水库，可是直到解放，连修坝址的岩芯都还没有取出来。
然而人民政府只用两年的时间，就把能蓄水二十二亿七千万公方的官厅水库建成了。
八年来还在淮河、长江、汉水以及海河上，兴建了三河闸、涧河集分水闸、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和节制闸以及杜家台分洪闸，独流减河进洪闸等十一座大型水闸，六十五座中型水闸。
这些水闸都是为控制平原湖区蓄水、分洪以及排水而兴建的。
荆江分洪在长江发生洪水的时候，可以分泄六十亿公方的洪水进分洪区，确保荆江大堤和堤外八百万亩农田三百万人民的安全。
汉江下游杜家台分洪区可把汉江洪水分泄二十二亿公方入分洪区，保证十五县以上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安全，改变“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局面。
在旧中国建造这样新式的水闸，也是没有的。
至今我们还记得起国民党建三河活动坝的故事。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建三河活动坝为名，向美国借债，招兵买马，成立了庞大机构，大吹大擂在三河口建活动坝，可是好几年中只打了几根桩，这是何等荒唐的大骗局啊！
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长达六百七十多公尺，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河闸，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建成了。
它不但在淮河汛期可以每秒分泄七千八百秒公方的水入长江，而且在汛后可以拦淮水于洪泽湖，以便苏北灌溉总渠通过渠首高良涧进水闸，引水灌溉二千多万亩农田。
为了使江淮河汉驯服
我们还着力于河道和堤防的整理工程。
八年来，全国已完成土方八十五亿公方、石方一亿多公方、混凝土二百五十五万公方。
如果把这些土石方、混凝土方按一立方的体积连接起来，差不多等于地球赤道的二百一十六倍长。
八年来淮河培修堤防总长已达三千公里，整理河道与开挖沟洫二百九十八条，总长六千三百公里，同时还修一百六十座涵洞和水闸以及一些水库和十多处的湖泊洼地工程，这就可以防御淮河的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根本改变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和“五年小灾，十年大灾，百年特灾”的命运。
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几乎每两年就要发生一次大水灾。
自1946年解放时起，我们就在黄河下游整修了黄、沁河两岸一千八百二十二公里的大堤，把四千八百多道不巩固的草埽，改为石埽。
共做土方一万五千余万方，使黄河防御超过有水文纪录以来1931年那样大的洪水，同时还在东平湖、北金堤建立了滞洪工程、花园口淤灌及打渔张引黄灌溉济卫等灌溉、航运工程。
由于这些工程的作用，黄河在这十年间没有发生一次水灾。
在长江流域，自1951年起除兴建三处、蓄水共达一百三十多亿公方的蓄洪分洪工程外，并全面地整修堤防和护岸等土方工程，几年来共建成涵闸九百五十多座，这样就使长江的一些重要堤段都提高到1954年以上的洪水位的高度，一般堤段都已超过1931年的洪水位。
在海河水系，在解放后除做了官厅水库和唐山附近的徒河水库蓄洪工程以外，并大力地进行河道堵口复堤、永定新泛区整理、金钟河疏浚、潮白河河道整理工程。
为了减轻大清河、子牙河洪水汇合后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还新开了一条四十公里长的独流减河，南运河四女寺减河的扩大等工程。
海河其它河流堤防也都大部用三合土、砖、石加以巩固，使抗洪能力大大提高。
东北地区的各河堤防也都分别进行了岁修工程。
国民党政府在河道和堤防的整理上做了些什么呢？
国民党曾经在废黄河开挖过一条极狭窄的，每秒只能通过五十公方水的河道，然而这条对排泄淮河洪水不大的河道，很快就被泥沙淤塞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修什么工程，就连兴修水利必须的水文、地形等有用的治水资料都未留下，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八年来，国家组织了庞大的查勘、测量队伍，平面查勘了一万零二百平方公里，沿线查勘了一万公里，地形测量五十六万公里，水准测量十九万公里，三角测量五十七万点，建立水文测站六千六百四十处。
这些成绩都是无数勘测队员用心血换来的。
洪水考验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洪水是无情的，它严酷地考验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从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的两千多年间，中国就发生了较大的洪水一千零三十一次。
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不但到处堤防决口，就连武汉市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浸在水里四个月之久，农田被淹了一亿二千一百五十万亩。
解放后的1954年长江所发生的洪水，比1931年大得多，武汉关水位就超过1931年水位一公尺多，但由于荆江分洪工程四次开闸分洪，和党政军民组成的三十万防汛大军的奋勇坚守，全线长江和沿岸各大城市都安全无事。
在1931年的淮河洪水期间，惊涛骇浪闯入蚌埠，冲垮津浦铁路，直泻苏北，突破运河堤防，横扫里下河地区，使七亿一千五百四十万亩农田沉入水底，一千八百四十二万人受灾。
1954年淮河洪水也比1931年大得多，可是淮河干堤全线都没有决口，蚌埠市、津浦路平安如常。
1917年和1939年永定河、大清河的洪水，都曾浸入天津市，京津铁路交通断绝。
1953年永定河又发生了比这更大的洪水，由于兴建中的官厅水库拦蓄了洪水，因此保障了天津市、京津铁路和永定河下游的安全。
1956年整个海河水系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但由于独流减河工程分泄了大清河、子牙河流向天津一半以上的洪水，四女寺减河也同时发挥作用，因而也未发生大水灾。
松花江、牡丹江在解放后曾多次发生比解放前历年都大的洪水，但也都平安度过。
1956年哈尔滨市松花江水位，就比历史上最高水位高出近一公尺，但安然无恙；
可是1932年水还没有这样大，哈尔滨市已成泽国。
几千年间灌溉面积有了三亿亩
八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两亿亩
我国干旱的灾难，并不亚于洪水灾害。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八年中，黄河流域发生旱灾二百零一次。
1876年到1879年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旱灾，死亡人口就达一千三百多万。
1920年，上述四省连同陕西部分地区，共有三百一十七县发生大旱，灾民二千万人，其中死亡的有五十万人。
1929年黄河流域又有大旱，灾民达三千四百万人。
即是在雨量充沛的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也免不了闹旱灾。
到解放时为止，我国原有的灌溉面积，几千年积累计仅有三亿亩。
绝大多数的土地，还只能是靠天吃饭。
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和江河治理一样，也获得了巨大发展。
除整顿和恢复了旧有的灌溉工程，使其充分发挥灌溉效益外；
还兴修了不少大型灌溉工程。
八年来，由国家投资兴办的大型灌溉工程三百余处。
其中如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我国在黄河下游引用黄河水兴利的第1个工程，目前灌溉面积已达九十四万亩。
在淮河流域，兴建了苏北灌溉总渠，全部渠系网建成，灌溉面积可以达到二千多万亩。
我国第1个引用大型水库蓄水灌溉的白沙灌溉渠，已经能够灌溉二十三万亩农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八一”胜利渠、青海省的北川渠、东原渠、陕西省的洛惠渠等，都是解放后新修的大型灌溉工程。
八年来共兴修万亩以上灌区一千多处，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二亿亩，兴建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约一百四十处，塘、坝、小型水库一千多万处，打井七百五十万眼，安装水车约一百八十万部，增加抽水机四十三万匹马力。
由于国家投资的大型灌溉工程和其它不同形式的农田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八年间总计发展的灌溉面积已达两亿多亩。
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说来奇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乎就没有兴修像样的水利工程，但是却从国外招来了不少的所谓“水利专家”，知名的有美国的费礼门、德国的恩格斯和方修斯等。
这些人与其说是来帮助治水的，毋宁说是来推销美国洋松、洋灰和闸门的商贩，甚至于是到处偷摄地形和军事要地地图的间谍。
德国专家恩格斯，只是乘着飞机在黄河上空转了一转，摄了一些图片，回去就写了一个所谓“治黄规划”。
“美国水利专家”费礼门，德国专家方修斯都争先恐后地帮助国民党制订过“导淮计划”，并吹嘘着要建“三河活动坝”（即现在的三河闸），如果按照他们的经验，这座坝至少要打一万根桩，而且木料一定要用美国的洋松，闸门也要用美国货。
人民的水利建设开始以后，政府请来了苏联专家。
他们和中国的水利工作者一起爬山涉水，辛勤工作。
苏联专家不仅协助我们进行设计，而且在施工时也把所有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
例如在修建三河闸时打破中国的常规，建闸时不打基桩而采用土壤荷重法，这样不但为我国节省了16％的建闸经费，而且只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这座大闸。
苏联专家在协助我们进行黄河规划的时候，亲身从黄河刘家峡到海口踏勘了黄河三千多公里，每遇高山深水，他们都不畏艰险地去探询。
苏联专家还深入到三门峡工地，帮助解决许多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
*
从大量事实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新旧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世界：
旧中国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和死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给人民带来的则是建设、生活稳定和幸福。
谁如果硬要否定我国的建设成就，硬要使已为人民唾弃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谁就一定要被历史车轮轧个粉碎！

平乐地区平稳渡过春夏荒广大农民踊跃缴纳公粮交售余粮
去年因灾饿死人的地方，今年怎么样？
平乐地区平稳渡过春夏荒
广大农民踊跃缴纳公粮交售余粮
本报讯广西平乐专区去年遭受了数十年未有的大旱灾，曾发生严重的因灾饿死人的事件。
党和人民政府接受这次事件的沉痛教训，全力领导灾民生产自救，在今年入春以来，连续普查灾民吃粮情况，逐户作了安排，保证了二十万零八千五百多缺粮农户八十七万二千多人的粮食供应，平稳地渡过春夏荒。
为了保证及时供应，平乐专区全部汽车和二万三千吨民船运力全力投入运粮；
另外还从其他地区调拨汽车、民船，接运从江西、湖南、云南调入的大米。
运粮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从今年1至7月，仅从云南、江西、湖南等四省和省内三个专区运进的大米有六千七百一十一万余斤，小杂粮、面粉三百一十七万余斤，保证了灾区的需要，而且调剂了市场副食品用粮，活跃了市场。
粮食是从遥遥千里运来的，经过了多次中转环节，车船、搬运费很大，但国家还是按照当地牌价把粮食卖给灾民。
例如从湖南调入的五百万斤粮食，单运费一项就多开支八万余元。
1至6月由云南、江西等地运入的粮食，每担运输成本高达五元二角五分，可是国家售出的粮价仍然不变。
全区运进的六千多万斤粮食，国家补贴差价、车船费、搬运费共为一百零六万余元。
按当地中等稻谷价每百斤六元计算，等于一千七百六十六万斤粮食。
平乐专区的人民，在历史上曾多次受灾害的浩劫。
过去，只要一遭灾荒，逃荒、求乞、饿死人的现象到处皆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广西去年因灾饿死人的事件恶意攻击党，说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请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事实吧！
回忆过去的苦，才能想到今天的福。
这里的农民说：
如果没有粮食统购统销，国家就不能掌握粮食，接济我们灾区农民就会是空话。
夏季收获以后，平乐专区的广大农民，踊跃交公粮，卖余粮，到8月19日止，全区已入库粮食有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其中有些区乡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蓝忠、邓瑞贤）

国营查哈阳、红星农场
违反国家粮食政策私售余粮
本报讯最近黑龙江省监察厅对查哈阳、红星农场执行粮食政策和粮食保管、加工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发现这两个农场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情况相当严重。
如红星农场未经上级和粮食部门同意，私自出售给职工家属、农民和当地豆腐房粮食二十五万余斤；
查哈阳农场仅三分场一队和四分场一队以低价卖给职工家属糙米和碎大米达一万三千余斤。
有的家属将买到的粮食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有的串亲戚还用大米送礼。
这两个农场在执行粮食供应制度上也很松懈，如查哈阳农场在1956年，让没有粮食供应关系的临时工吃掉粮食八十九万余斤，今年也有三百名长期临时工没有粮食供应关系，照常吃粮。
此外，查哈阳农场现有一千四百多吨余粮应该卖给国家，而未交售。
检查中还发现查哈阳农场有浪费粮食的情况。
仅加工厂和四分场由于保管不善就有二十多万斤粮食和四万九千多斤饲料发霉变质。
目前加工厂储存的成品粮大部分温度过高（有些已达到摄氏45度），危险性很大。
在加工方面由于管理混乱和设备陈旧，出米率低。
今年1至6月，加工原粮一千八百余吨，照国家规定出米率应为75％，而实际出米率只有66.5％，少出粮食一百五十余吨。
该场职工食堂常用大量的剩饭喂猪，桌上地下撒饭很多，如此浪费粮食，每月尚有结余，如总场平均每月有五百到七百人吃饭，今年1至5月，就结余粮食一万余斤。
黑龙江省监察厅在检查后已建议省人民委员会责成这两个农场，把应卖给国家而未卖的余粮立即卖给国家，并切实改进粮食保管、加工工作，制止违反粮食政策和浪费损失粮食的现象。
（坚言）（附图片）
下图：
江西省南昌市郊区青云谱乡和城南乡的农民学习了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积极地向国家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
这是往三家店粮管处第一库送粮的队伍。
万朗庭摄（江西日报社稿）

增产增购以丰补歉
四川今年可征购粮食一百亿斤
本报特约新华社成都电新华社记者就四川省今年粮食统购任务有所增加的问题访问了四川省人民委员会负责人。
负责人说：
今年四川省确定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一百亿斤，比上年增加四亿斤。
这个增购数字只占今年全省粮食计划增产部分的16％。
今年小春作物虽然增产不多，但全省一千一百万亩早稻收成很好，平均产量四百五十斤左右；
一亿二千多万亩秋粮作物生长良好，如无意外灾害，可望全面丰收。
估计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能比去年增产7％，即三十亿斤左右。
本着“增产增购”、“以丰补歉”的原则，本省适当多购一些粮食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
负责人在具体计算了全省今年粮食增产指数和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以及人口增殖所需粮食以后，指出今年即使征购任务略有增加，农民留粮水平一般仍可比去年略有提高，至少也可保持去年的水平。
负责人说：
四川粮食连年丰收，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大部分地区都有余粮。
几年来，四川每年都有成百万吨粮食外调，供应范围达全国的二十一个省、市。
今年我国部分地区又遭受灾害，四川省稍为增购一些粮食，是全省农民光荣的政治任务，是应当完成的。
当然，今年完成统购任务也还有困难。
负责人说：
这主要是思想问题。
目前四川农村中相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广大农民说明全国粮食的情况，重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意义，许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回忆、算账、对比和辩论等方法，对乡、社干部和农民进行“两条道路”、“爱国爱社”的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批判从事粮食黑市活动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危害性；
与此同时，各地分别召开了专区的县长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扫清了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
这样，使统购工作得以迅速进展。
（附图片）
上图：
大批的四川大米运到今年遭受水灾的河南省。
仅7月份一个月就有八百七十二万斤。
图为四川大米已运到河南郑州。
谢延华摄（新华社稿）

宜兴“香粳稻”丰收在望
被誉为“一亩稻香飘十里，一家煮饭十家香”的江苏宜兴县香粳稻，现在正在扬花吐穗，生长良好，丰收在望。
宜兴县今年香粳稻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两倍多。
目前，香粳稻正在与同伴争艳夺美，周围的中、晚粳稻还在圆秆拔节的时候，它已经扬花吐穗，飘撒着芬香的花粉。
为了鼓励种植香粳稻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部门特以高出一般粳稻20％的收购价格，准备收购即将出产的名稻。
香粳稻在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后，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
宜兴县人委农业科先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三十多封。
为了满足各地的要求，该县已分别寄赠了一些稻种。
今年香粳稻已经在四川、河南、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广东、广西等地繁殖生长。
（许子明）

宣化葡萄上市
全国有名的宣化葡萄与宣化镇的消费者见面了，仅在上市当天下午，全宣化镇就售出了八百多斤。
今年宣化镇的各个农业社，因为改进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今年葡萄的收成很好，估计全镇可产一百万斤。
目前，农业社的社员们正在忙着收摘葡萄，蔬菜公司副食品站的职工们正在忙着收购，包装，发运各大城市。
不久，著名全国的“白葡萄”、“马奶子”、“老虎眼”、“玫瑰香”等宣化葡萄就可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大量上市。
（李惠春，志明）

荒年之后空前丰收
山烈英
广西平乐县茶林乡，这个去年曾经发生过逃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地方，今年到底变的怎样了？
这不仅是去年曾来这个乡采访过的我想急于了解，也是一些关心农民生活的人所希望知道的。
现在，茶林乡四个农业社的所有的晒谷坪上，都铺满了金黄色颗颗饱满放着清香的谷粒。
全乡今年早稻的总产量达到了去年早稻的一倍多（去年早稻是三十二万斤，今年是七十五万斤）。
四个社的劳动日值都达到了五角钱。
这，和去年的一角八分钱相比，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在这里，每当早餐或晚餐，许多社员家里都可以闻到香喷喷的新米饭。
人们的口粮比去年增加了，80％的社员除了能够得到吃到晚稻收割的口粮之外，还能分到现金，四个社的留粮量都比去年增加了。
而且全乡不久就可以把今年上半年应交的公粮和打算卖给国家的七万斤余粮送给国家。
丰收，它给茶林乡的农业社带来的不仅仅是上万箩金黄的稻谷，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影响——人们对农业社，对党和政府有了新的认识，不满情绪开始消除；
退社，单干，很少有人提了。
“有一天我去赶闹子，金山乡的一个熟人拦住我说，‘退社书’，你不买一本？”
茶林乡马安山社社员陈家才对我说，“我告诉那个人，农业社越干门路越多，还讲什么退社！
出把力，把社搞好才对！”
是的，陈家才再也不像去年那么对社离心离德了。
他一家三个劳动力，今年早造他们干了两百多个劳动日，在夏收预分中分得了足够的口粮，还有五十多元现金。
他兴奋地告诉我：
“今年夏收不知要比去年好几倍，下半年的生产万不能放松，捞个全年丰收多好。”
在茶林社社员李冬英家里，一天晚饭后，有好几个女社员和她们的生产队长议论着如何用新稻草盖牛栏，这当儿，我走了进来。
关于李冬英的故事，我早就听乡干部讲过。
去年，在严重的春荒中，她死去了一个儿子，另一个正在读书的儿子也因生活困难而辍学。
早已死去丈夫、素以勤劳闻名的李冬英这时对农业社凉了半截。
但事情并没有像她所想的那么糟，政府从今年春季一直到夏收，给她全家发放了救济粮，社里还帮她买了十几只鸡来养；
社里的生产不但没有停顿，而且越搞越热火。
李冬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她又恢复了从前那种起早贪黑下力劳动的劲头。
到这次预分，她全家三口，每人都得到了口粮，儿子也可以复学了。
去年曾经逃往外地的马鞍山社社员宅玉美，这次常常笑呵呵地和同他开玩笑的人们说：
“社搞起来了，还逃什么荒！”
今年他一家的生活并不次于李冬英。
为了抢插晚稻，社员们几乎全部出工，不管天气怎么热，他们也坚持着烧石灰，准备更多的肥料。
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使我深为激动，特别是当我回忆起去年此时我在这里采访时所遇到的不景气的气氛时，我就更加为这个乡庆贺了。
荒年之后有空前丰收的年成，国家的扶助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数字虽然不易逗人爱读，我还是列举几个。
去年春季茶林乡发生了逃荒和死人的事情以后，国家采取了许多办法扶助这个乡发展生产。
全乡四百一十七户社员中，几乎每户都得到了政府的生活贷款、救济款或救济粮。
因灾逃荒或受灾死人的家庭的生活都很快的得到了安置。
仅今年上半年，全乡就有二百二十四户得到了共四千三百多元的生活贷款，二百六十一户得到了共约一千元的救济款（其中也有兼得贷款的），全乡总共得到了六万一千六百斤救济粮。
能够丰收，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县、区党委和乡的党支部改变领导作风克服主观主义是要讲到的。
比如，在早稻生产中，干部们克服了主观主义，听取群众意见，因地制宜采用种植技术，像去年那样干部拿尺子下田量规格、硬性规定单株密植和旱地育秧的现象已经没有了。
（原载广西日报）

连生两个蛋都是蛋中蛋
——一个鸡蛋十两八钱重
江苏省灌云县树云乡裕丰农业社社员王景和家的一只母鸡，在7月02日生了一个大鸡蛋。
这个蛋长四寸五分，腰围九寸七分，重十两八钱。
这个蛋里面还有一个蛋，和一般鸡蛋一样大（重二两二钱）。
这只鸡在生了这个大蛋后的第3天，又生了一个大蛋，重五两九钱，里面也有一个蛋，重二两一钱。
这两个大蛋内外都是硬壳子，外蛋壳粉红色，比一般鸡蛋壳厚一倍，内蛋壳色较淡。
内外蛋都有蛋白和蛋黄，在蛋打开前，摇晃内有动荡声音。
王景和家共饲养了六只母鸡，这些鸡是用当地土种公鸡与“澳洲黑”母鸡交配生的蛋，去年春一窝孵出的，其中最大的一只重六斤多。
连生两个大蛋的这只母鸡体重四斤十五两，羽毛酱色。
它在生这两个大蛋以前有半个月没有生蛋。
在生了第2个大蛋的第2天以后，每天还照常生一个像平时生的一般大的蛋，连生五个没有间断。
现在王景和家将这只母鸡特地加工饲养，看看它还能不能再生大蛋。
（曹恒恺、周良弼）

伏克曼诺维奇
到达河内进行访问
据新华社河内1日电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在柬埔寨进行了为时四天的访问之后，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邀请，在今天偕同随行人员从金边乘飞机到达河内。
范文同总理，潘继遂、武元甲副总理，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副委员长孙光阀，越南劳动党书记长征等前往机场欢迎。

“08月革命”的胜利开辟国家繁荣前途
越南北方经济建设欣欣向荣
——越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本报记者谈话——
本报河内1日专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阮文珍，在国庆前夕接见本报记者，介绍越南恢复建设情况。
他说：
“伟大的‘08月革命’所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为越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道路。”
阮文珍说：
在和平恢复后的三年时间里，越南北方经济已经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有些经济部门并且超过了战前水平。
新工业规模前所未有
手工业超过战前水平
阮文珍首先提到工业说：
战后第2年——1956年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工农业总产值21％，预计1957年计划完成后，可以上升到26％。
现代工业产量虽然还没有赶上战前1939年最高水平，但是由于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工矿企业，工业的基础要比那时扩大一倍左右。
特别重要的是，越南北方的工业已经从过去为帝国主义榨取的目的服务，根本转变成为发展本国经济、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服务。
一些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新工业建立起来了，例如不久就要开工的河内机器厂，将要制造出越南有史以来的第1批机器。
一些新建的轻工业，已经开始向市场供应若干日用品、向农村供应农具和肥料等。
而手工业由于得到国营工业的支持和扶助，和平后也获得空前发展，不论是生产单位、就业人数、产品品种和产量都大大地超过了战前水平，成为现代工业重要的助手。
变缺粮为有余粮出口
农村逐步走向合作化
接着谈到农业，他说：
和平以来，北方农业的发展最为突出，1956年北方的谷物产量已经达到四百一十三万吨，超过战前1939年谷物产量46％，因此出现了一个奇迹：
越南北方历来都要靠南方输入粮食，可是现在不仅可以自足，而且还有余粮出口。
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再加上农民得到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大力支援（例如发放贷款、兴修水利、供应农具和化学肥料等），因此虽然在重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下，农业生产仍然得到发展，并且连获四次丰收。
现在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三百零三公斤谷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春荒现象已经基本上消灭了。
农村的购买力普遍地提高，为工业提供了一个异常广阔的市场。
北方农村正逐步向合作化的道路前进，农业生产还将要不断地提高。
新办学校如雨后春笋
学生人数为战前三倍
随后谈到文教事业，阮文珍说：
三年来，这方面发展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仅以教育来说，恢复和新办的学校共五千多座，学生达到九十五万人，为战前学生数的三倍。
更重要的是，一支为恢复建设、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新的技术力量正在逐渐成长。
这是过去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因为殖民者的目的是使越南永远落后、永远处在它的控制和压榨之下。
这个时代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阮文珍说：
越南由于受封建主义上千年的束缚以及帝国主义八十多年的残酷压榨，经济原来就十分落后，再加上十五年连续不断的战争的摧残，条件极其困难。
但是由于劳动党的英明领导，由于发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真诚无私的合作与援助，终于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
自然也由于缺乏经验而犯了一些错误、缺点，遇到了一些困难，但那只是前进中的缺点和困难。
越南人民满怀着信心，将要在1957年完成恢复工作，从1958年开始进入新的建设阶段。

印度的宝室
在印度北部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有一个称为“虎堡”的城堡，里面曾经储藏无数奇珍瑰宝。
据获悉，这个神秘的“宝室”将要对公众开放。
这个堡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
它建立在很高的岩石上边，从那里可以俯瞰斋浦尔市。
据传说，莫卧儿王朝时代第1任斋浦尔大君曼辛格，在远征阿格罕和旁遮普时掳回大量金银财宝，这些财宝就藏在这个秘密的城堡中。
按照传统，斋浦尔在位的大君在一生中只能走进这个堡一次。
他走进去的时候要把眼睛蒙住，当他被领进这个“宝室”以后，他可以在里面摸一样宝物出来。
现在的大君在1944年曾经进去过一次。
据说这次大君摸出一只宝石做成的鸟，这只宝鸟有钻石做的眼睛和红玉做的羽毛。
这只宝鸟现在还保存在斋浦尔宫中。
据说，这个“宝室”现在已经空空如也，几百年来藏宝已经取尽。

叙利亚前驻美国大使揭露
汉德逊在中东策动反叙活动
埃报说阿拉伯国家将抵抗对叙干涉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1日讯：
叙利亚前驻美大使宰尼丁8月31日指责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在中东活动的目的在于挑拨叙利亚的邻国反对叙利亚。
宰尼丁揭露美国所谓汉德逊中东之行的使命是调查事实的说法。
他说：
假如汉德逊的真正使命是调查事实，他就会到叙利亚来。
他可以来叙利亚亲自看看这个国家的情况，他不来叙利亚说明他的使命不是调查事实，而是设法“使邻国政府反对叙利亚”。
据合众社华盛顿消息：
权威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鉴于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正在研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军事准备情况。
据安卡拉消息：
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在8月31日接见了逃亡在土耳其的前叙利亚外交部长利安，并同他会谈了二十分钟。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还有两位前叙利亚总理目前也逃亡在土耳其。
阿拉伯报纸曾经指出，在美国策划的颠复叙利亚政府的阴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搜罗叙利亚的反动政客，伺机把他们扶植上台，建立亲西方的政府。
开罗“人民报”8月31日警告美国说，“阿拉伯国家将采取一致的立场对付任何干涉叙利亚的国家”。
这家报纸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叙利亚遭到任何军事攻击，埃及就将封闭苏伊士运河。

古巴人民憎恨美国鹰犬
反独裁斗争热火朝天
据新华社1日讯据塔斯社纽约8月31日讯：
来自哈瓦那的消息表明，在古巴，反对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如火如荼的斗争仍在继续着。
古巴陆军司令部8月30日宣布，在这个岛东部的山区同起义者打了两次遭遇战。
陆军参谋部的战报说，六名起义者被击毙，若干名负伤。
08月份仅仅在哈瓦那一地警察就逮捕了约五十名所谓“阴谋分子”。
报纸在评论中说：
那里“人人都憎恨巴蒂斯塔。”
“纽约邮报”对哈瓦那的情况做了这样描述：
“总统府的屋顶上堆着沙袋，并竖起了帐篷，警卫队昼夜不停地警戒着。
海军军械库周围设置了障碍物，以防止起义者夺取武器。”
从“纽约邮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只是由于美国支持，独裁者巴蒂斯塔才得以在国内政治危机尖锐的局面下保持住政权。
美国之所以支持巴蒂斯塔政权，是因为美国需要它来保护美国工商界人士在这个岛上的利益。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材料，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在1956年底达到了七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在拉丁美洲，仅次于它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投资。
不久前，“纽约时报”谈到美国在古巴的利益时指出，“由于在古巴的大量投资、食糖出口和古巴的战略意义，美国在那里下了很大的赌注……”。
因而美国同古巴签订了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巴蒂斯塔得到用来镇压起义者的坦克和大炮。
（附图片）
游击队领导人菲德利亚·卡斯特罗

在兄弟之邦
波兰人民储蓄风气盛行
储蓄的风尚在波兰一天天盛行。
今年01月到7月存入国家储蓄处的款项为十七亿三千五百万兹罗提。
这个数字等于波兰1954—1956年三年间存款数的总和。
据统计，到今年07月31日为止，在国家储蓄处的存款总数将近四十七亿兹罗提。
存款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今年上半年新设的储蓄户约四十四万二千。
到今年07月底的统计，波兰一共有五百五十万人参加储蓄。
匈牙利新闻出版事业恢复元气
10月事件后一、两个月，全国只有党报和工会报。
近几个月来，新闻队伍经过了整顿，各报刊编辑部也进行了改组，现在的新闻出版事业又逐渐恢复到过去的规模。
如“晚报”、“州报”、“匈牙利报”、“小战友报”、月刊“社会观察”、周刊“匈牙利青年”、“妇女”、“牧鹅少年”、“人民体育”等都已相继复刊。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自去年11月04日复刊以来发行份数在逐月增加，复刊时每天发行三万份，2月份增加到二十五万份，现在每天发行五十七万三千份。
自由工会联合会机关报“人民意志报”现在每天发行二十一万份。
罗马尼亚广设业余人民大学
罗马尼亚工会中央理事会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将在1957—1958学年联合举办四十八所业余人民大学。
其中有三十七所是为工人举办的工厂业余大学，有八所是为干部举办的机关业余大学。
业余大学每周将上课两小时。
学习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核学和天文学等。
学习期限从今年10月起到明年06月止。
这些学校多数设在工业中心。
教室和学习用具由工厂、机关等负责解决。
（附图片）
匈牙利制造的柴油火车

巴亭广场漫步
本报记者展潮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巴亭广场。
这个可以同时容纳十二万人的、环形的大广场，背倚着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府，周围萦绕着四季常青的树木和草坛，几条辐射的林荫大道使它和河内市区其他部分联结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十二年前，1945年09月02日，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宣读那篇著名的“独立宣言”的。
“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郑重的向全世界宣布：
越南具有享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越南全体人民决心动员一切精神和物质力量，并且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来保卫它的独立和自由。”
这个充满着民族自豪精神的、坚定不移的声音，越过了巴亭广场，越过了首都河内，越过了越南国境，传遍了全世界。
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二年了。
而经受过“08月革命”洗礼的那一代人还依然保存着最珍贵的记忆。
和我们一起漫步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学习杂志”总编辑陈光辉同志，突然在巴亭广场正中停了下来。
他以手势比划着说，当时这里临时架设着一个四公尺见方的主席台，胡志明主席和临时政府的部长们站在台上，同欣喜若狂、拥塞在广场和林荫大道上的五十多万首都以及从各省赶来的群众见面。
这位曾经是总起义时期印度支那共产党河内市委书记兼临时市政府主席、不满三十七岁的壮年人记忆犹新地说，胡主席刚开始宣读“独立宣言”，便亲切地问道：
“同胞们！
听清楚吗？”
在殖民主义者蹂躏下屈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越南人民，猛然听到了这样一句无限温暖的话，许多人都感动得流泪了。
陈光辉同志说：
“那种情景，使人终生难忘！”
在以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又曾经好多次地在巴亭广场上漫步，或者通过广场到附近的地方去，访问当年“08月革命”的参加者们。
我非常庆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见到了那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人物。
在他们里面，有当时新潮会议推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副主席、历史学家陈辉燎；
有六十七岁的革命老人、河内祖国战线主席尹计善；
有越南人民武装和战区（革命根据地）创立者之一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
有曾经带领游击队攻克敌人县政府、扩大中央战区的、越南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何桂；
有当时越南中部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府农林办公厅主任陈有翼；
有过去南部人民委员会委员、越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杨白梅；
有参加首都总起义的、著名的工人冲锋队和青年冲锋队领导人陈决、何明遵，女教员阮氏耀红和青年诗人阮廷诗；
还有越南人民军里最早的一位女战士杜氏鸾，十二年前举行独立典礼的时候，正是她和另外一位女游击队员，把第一面金星红旗升在巴亭广场的上空。
当人们回想起自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那段岁月，总不免微微有点激动、兴奋；
那些从热情的口里讲出来的真实的故事，是多么朴素而动听，它们互相交织成一幅图画，使“08月革命”那段历史时期整个都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08月革命”以前是越南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法国殖民者八十年残酷的压榨已经使越南陷于极端穷困的境地；
1940年又增加一个日本法西斯，它们贪得无餍地掠夺，更把越南推向绝路。
当时在越南劳动党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人民纷纷起来进行自卫。
在这一年年底，在北部、中部和南部接连爆发了有名的“北山起义”、“都良起义”和“南圻起义”，起义的火焰虽然在殖民者疯狂的摧残下不久就熄灭了，但是“北山起义”的英雄们却高举起了第一面金星红旗。
1941年07月在越北丛山密林里的一座叫武郎山的山头上，宣誓成立一支人民武装——“越南救国军”，他们当时总共只有一排人，但是很快就发展了好几倍。
1944年12月22日，另外一支人民武装——“越南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在高平一座高山上宣告成立，当天夜里就连续消灭了敌人的两个据点，从一个中队发展成一个大队。
1945年04月09日，这两支武装在太原省会师了，统一编成“越南解放军”。
这时，解放区不断扩大，包括越北高平、北？
、谅山、太原等七省，成为全国革命的根据地。
1945年05月09日，法国殖民者经过一夜微弱的抵抗后投降了日本法西斯。
在这前后，日本法西斯为了巩固“东亚共荣圈”，为了积蓄战略物资以长期顽抗，就在越南一面大量搜括大米，一面强迫农民铲除秧苗，种植黄麻，结果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大饥荒。
在那令人不忍回顾的日子里，被称为“谷仓”的红河三角洲太平、南定、兴安等省，人们成批成批地饿死；
没有死的拖着干枯的躯体走向城市，结果走一路倒一路；
那些侥幸的挨到城市里的人，也因为没有米吃而枯萎掉，甚至有些人还没有咽气就被抛到垃圾车上，成堆成堆地运到郊外去埋葬。
在那时连续三、四个月的灾荒里，越南自广治省以北的地区饿死了二百多万人！
除了少数像陈重金之流没有人性的越奸外，所有的越南人都被激怒起来了。
人们迫切地要求早日结束侵略者的统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正在此时，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
印度支那共产党所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在全国各地迅速地发展着，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成了“越盟”或者是它的拥护者。
在农村里，风起云涌的人们拿起锄头和扁担，劈开了敌人的谷仓；
在城市里，到处都有工人冲锋队和青年冲锋队的活动，他们甚至就在大街通衢上处决罪大恶极的越奸，把那面象征独立自由的金星红旗，插在河内还剑湖中的龟塔上……。
那种浩浩荡荡的革命气势，洋溢全国。
最令人难忘的是1945年的8月了。
0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在苏联红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下，宣布无条件投降。
08月16日，越南解放军接受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第1号进军令，向北部平原挺进。
同时，在宣光省新潮地方举行的国民大会迅速作出全国总起义的决定，代表们便星夜启程。
当时形势急转直下，不能有任何迟疑。
当新潮会议的许多代表还未赶到时，各地党委就已根据党中央3月的决议开始了行动。
08月19日，河内首先举行起义，激动的人群挥舞着红旗，潮水似地向前拥去，占领了“北部府”，收缴了“保安兵”的武器。
当工人冲锋队和青年冲锋队进驻“保安兵”的兵营时，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一个军官把铁甲车开来了，可是在愤怒的群众的威迫之下，它又无可奈何地退走了。
河内就这样一枪不响地回到人民手里。
紧接着，8月23日，中部举行起义，8月25日，南部举行起义；
08月29日，傀儡皇帝保大退位。
09月02日这一天，全国各地都集会庆祝独立，在河内巴亭广场上，胡志明主席宣读了“独立宣言”以后，临时政府副主席陈辉燎把保大退位时交出的金印和宝剑呈献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全场欢呼不绝。
从此，一个旧的制度——腐朽的封建、殖民主义制度被推翻了。
一个新的制度——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由“08月革命”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诞生了。
今天，我们又来到巴亭广场。
巴亭（即三亭）原是清化省的一个地名。
在那里，曾经爆发了最初的抗法运动。
为了纪念近一个世纪以来越南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在“08月革命”胜利之后，人们便把这个广场改称为“巴亭”广场。
在过去的十二年间，这个广场曾经记载着越南人民争取“08月革命”胜利以及为保卫胜利果实而英勇斗争的全部进程。
1954年10月10日，经过八、九年长期抗战之后，英雄的越南人民军又重新开进首都河内；
当1955年01月01日举行还都典礼时，越南人民敬爱的胡志明主席、越南劳动党和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又在巴亭广场的主席台上出现，那面不知流尽多少烈士鲜血才保卫住的金星红旗，又在广场的上空升起来了。
人们都被这种情景深深地感动着。
现在又临近国庆的前夕了。
越南人民将要带着三年恢复建设的成绩、迈着雄壮的脚步通过广场。
人们沿着“08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走向和平统一和繁荣幸福的坚决意志，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附图片）
1945年09月02日胡志明主席在巴亭广场宣布独立宣言

简讯
苏联专家帮助缅甸建农业
仰光消息：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上缅甸的苏联农业专家们在计划灌溉工程、农业机械和土壤的分类方面取得了成就。
苏联专家已经向缅甸政府提出了两个灌溉计划，这两个计划实现后将能以很经济的费用灌溉四万五千英亩土地。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还开办了土壤分类学训练班和一个实验室。
一些干燥地区和掸邦的土壤地图正在绘制中。
埃及计划建立汽车工业
开罗消息：
埃及正在准备建立汽车工业。
计划是修建三个工厂，分别制造汽车引擎、卧车和车身。
计划的目标是目前年产三千辆汽车，二十年以后达到年产两万辆。
以色列扩大军火生产
耶路撒冷以色列区消息：
以色列官方8月31日宣布，以色列去年以来大大扩大了军火生产。
声明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军火生产比前年增加了一倍半。
在去年年底它侵略埃及战争期间，军火生产增加了两倍。

美国在记者问题上尴尬依然
美英法报纸抨击国务院拒绝同中国实行互惠
新华社31日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派遣记者问题上拒绝同中国实行互惠原则的态度，表示反对和谴责。
“纽约时报”27日以“让我们这里不要有帷幕”为题发表社论说，“我们认为国务卿迟迟不让我们自己的记者进入共产党中国，后来又只同意我们自己的记者进入共产党中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他拒绝以‘互惠签证’给予持有中国共产党政权发给的护照的中国人仍然是错误的。”
这家报纸主张应该让美国记者前来中国了解所谓“真实情况”，以便同共产主义进行“思想战”。
“纽约先驱论坛报”8月27日发表社论说，“在这个总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已经有一年了……美国的威望并没有提高。”
国务院最后还是不得不“答应二十四名记者去访问中国大陆”。
这家报纸为国务院目前的尴尬处境惋惜，认为这应当完全归咎于“国务院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愚笨”。
这家报纸说：
“如果国务院依照宪法所承认的传统的办法，让记者自己去采访新闻，那末即使互惠的问题竟然会被提出来，我国也会具有一个有利得多的根据。”
它说，对于“让红色中国记者入境的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已经说应该这样做了——这种压力可能引起的任何困难，国务院只能怪它自己”。
英国“泰晤士报”在28日的一篇评论里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道理的”。
这家报纸说，“他（杜勒斯）的禁止办法使他陷于困境，他后来部分撤回他的主张使他看来成了可笑的人物。”
“曼彻斯特卫报”说，“麻烦的根源是杜勒斯想要告诉报界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不能去。”
这家报纸说，如果由于杜勒斯的态度“中国人撤回了他们的邀请，以致美国报界抱怨得比以前更凶的话，那只能怪国务院自己。
如果国务院首先就安静些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
杜勒斯先生是自找麻烦”。
巴黎“世界报”29日就这个问题发表评论，认为用“荒谬”这个字眼来形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并不过分的。”

美方武装特务越境行凶
朝中方面提出严重抗议
新华社平壤1日电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开城讯，在8月31日举行的军事停战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朝中方面秘书长就美方武装特务违反停战协定进入朝中方面地区进行敌对行为一事向美方提出严重的抗议。
朝中方面秘书长在会上指出下列事实：
08月22日美方武装人员二名非法越过军事分界线，潜伏在平康以南朝中方面非军事区内的上墨谷附近，到23日一时前后开枪袭击正在进行巡逻的朝中方面民政警察，打死朝中方面民政警察一人。
在朝中方面民政警察为了自卫而进行反击时，美方武装人员有一名负伤被捕，另一名逃回美方地区。
据负伤被捕的美方武装特务王振江供认，他是台湾蒋介石军队中的少尉。
今年03月09日乘美军飞机到冲绳岛，在美国特务机关受训。
06月10日又乘美军运输机到永登浦，继续受特务训练。
08月22日，王振江同他的同伴马元生由美军特务机关安得逊少校带领，乘汽车由永登浦出发，经汉城到达非军事区南线。
王振江等在美军少校安得逊的指示下，越过军事分界线来刺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情报，结果进行了上述的敌对行为。
经调查，王振江随身携带的物品都不是朝中方面制造的。
他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民政警察服装也是伪造的。
朝中方面秘书长在会上指出，停战以来经朝中方面正式提出的美方在非军事区内对朝中方面进行的敌对性行为就有三十七次，这次事件决不是偶然的。
朝中方面秘书长指出，这次事件是美方又一次严重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
他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惩有关人员。
但美方在会上却否认事实，逃避严重违反停战协定的责任。
朝中方面秘书长对美方的态度给予严正的驳斥。
并且指出，联合观察小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记录和特别报告以及有关的人证物证都清楚地说明了这次事件的真相。
美方任何的欺骗和捏造都不能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美方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也不能逃避对此应负的责任。

马来亚申请加入联合国
据新华社1日讯纽约消息：
马来亚总理拉赫曼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请他将马来亚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提交下次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中国人民大学理夫林岐瑞
在党的这次整风运动中，资产阶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动联盟，对党发动了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他们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就是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
他们要通过这个“理论”，使人民的天下成为右派分子的天下，使社会主义的天下成为资本主义的天下。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主要内容，是把党污蔑成为“排斥异己分子”的宗派，把党对国家的领导说成是“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的“根据”之一，就是歪曲事实，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
很明显，储安平的这种说法，是集中地从组织方面向党的领导发动进攻，企图要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以便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谁都知道，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
而党的领导作用，首先表现在领导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为全国人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道路。
如果没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党能不能领导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呢？
当然不能。
其次，为了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党还必须组织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而奋斗。
如果没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党能不能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国家的方针政策呢？
当然也不能。
所以，挑选党员担任领导干部，是党的组织领导的中心内容。
这也就是说，全国各部门的领导骨干，必须由党员来担任，而不能由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特别是不能由右派分子来担任。
否则，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无法坚持，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
储安平反对党员“做头儿”，企图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么！
事实上，根据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早已利用他们的领导职位，进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储安平本人也利用了总编辑的职位，在一定时期内把光明日报引向了资产阶级的方向。
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警惕么？！
为了达到要党员领导干部下台，和要右派分子上台的目的，储安平首先给党员干部抹黑脸，说什么“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
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然后就把这种“责任”推到党的身上，说什么“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在各种岗位上”“很多”“很不称职”的党员当然要下台，而由“很多”“很称职”的右派分子上台了。
不仅如此，“包庇纵容”这“很多”“很不称职”的党员的党又该当何罪？
这样的党还能让它领导？
还能让它存在？
好一副阴险恶毒的嘴脸！
好一个包藏祸心的右派！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没有很多党员在各种岗位上的具体领导，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
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这些成就当然不是一小撮右派分子所能抹煞的。
试问，党的领导的这些成绩，是不是很多党员在各种岗位上的具体领导的成绩？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党的领导，是不是具体地表现在热烈地拥护在各种岗位上进行具体领导的党员？
那么，究竟是“很多”党员“没有做好工作”，还是把工作做好了呢？
究竟是“很多”党员“很不称职”，还是称职呢？
党把这些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究竟是做错了，还是做对了呢？
与从组织上向党进攻相配合，储安平对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说，在国家大政上，党独断独行，拒绝采纳党外人士“自己的见解”，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没有使党外人士“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家有所贡献”，要求党今后应该“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更宽容”，“更以德治人”。
事实如何呢？
谁都知道，党在领导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过程中，首先和主要地依靠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采纳了党外人士的有益的见解，而在党领导实行国家大政的过程中，又首先和主要地依靠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也吸收了党外人士参加，发挥了党外人士的积极作用。
建国以来，如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大纲、镇压反革命条例、过渡时期总路线、第1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等国家大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制定和执行的。
所以，党领导制定和实行国家大政方针，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
试问，这与独断独行有什么相同之点？
难道这不是尊重党外人士的“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使党外人士“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家有所贡献”么？
难道这不是党在政治措施上“宽容”，“以德治人”，而是在政治措施上“独裁”，“以力服人”么？
当然，在国家大政上，在党和党外人士共同协商、共同讨论和共同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不采纳党外人士“自己的见解”的现象。
但是，这和党独断独行并不相干。
因为国家大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集中表现，党在国家大政上是否采纳党外人士的见解，是以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的。
换句话说，是以这些见解是否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为标准的，特别是以其中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为标准的。
有些党外人士的见解虽然出于善意，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党就不能或不完全能加以采纳，而是加以适当的解释。
否则，就会是非不分，影响国家大政的正确制定和正确执行。
特别是少数右派分子“自己的见解”，尽管披着“心心愿愿跟着党走”、“对国家的责任感”等等外衣，目的却在于挑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以破坏这些标准，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党对这种见解当然不但不能加以采纳，而且要坚决地加以驳斥。
否则，党不是放弃了领导制定和执行国家大政方针的责任，而把它交给了少数右派分子？
为了“击中要害”，储安平特别举了党外人士“搬椅子”的“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以“证明”“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根源于党中央，和党中央的领导“有关系”。
并且以“拥护”毛主席曾倡议过的联合政府的姿态出现，以掩盖他猖狂地向党进攻的实质。
解放以前，毛主席倡议的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府，它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
解放以后，民主革命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我国的政府已经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1953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广泛地深入地展开。
党根据这种形势，在1953年秋季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在1954年召开了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因此，经过了党与党外人士的协商，并经过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决定，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的职务才作了适当的变动。
试问，这样做与“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有什么相干？
储安平提出联合政府的问题，难道不是故意歪曲我国政府的性质，模糊我国政府的任务，企图把我国的历史拉向倒退么？
储安平散布“党天下”的种种谬论，显然是把党形容成为“谋一己私利”的宗派，说党领导的国家不是“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
党“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
是“共产党专政”，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其实，这种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反动言论，并不是储安平的独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和内部，这种反动言论早已成为陈词滥调。
当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刚刚诞生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者就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过这样的谩骂，说这样的政权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集体的独裁者”，俄国人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国内的反革命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则在“拥护”苏维埃的幌子下，大肆反对共产党，说它“强制人民的意志”，把一切“都搞糟了”，因而提出“不要共产党参加的苏维埃”，以达到推翻苏维埃的目的。
国内外的这两种反革命力量，为了“铲除”“共产党专政”，还联合起来发动过武装进攻。
但是，刚刚获得解放的苏联人民清楚地知道，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
因此，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的武装进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也有过把共产党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的说法。
例如，以劳芬别尔格、沃里夫赫木等为代表的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谈道：
“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
共产党呢，还是无产阶级呢？
在原则上应努力实现共产党专政呢，还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呢？”
他们回答说：
要实现“群众专政”。
这是他们在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发表的言论。
列宁当时对这些荒诞言论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说：
“单从提出……这一问题的事实来看，就可知道人们思想糊涂到了极端不可思议，无可救药的地步。
这些人枉费心机，异想天开，结果却弄巧反拙。
谁也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只有把一般极大多数并不区分其在生产中之社会地位的人民与在生产中占有特殊社会地位的类别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
谁也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是在现代文明国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这都是简明的事实。
为什么偏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
偏要这样标新立异呢？”
（以上引文均见“列宁文选”第2卷）
从上看来，储安平反对我们的党的滥调，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所不同的，是他在“拥护”党的领导、“帮助”党整风等美名下来反对党，其手法比前者更加阴险、更加恶毒罢了。
同苏联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我们的党也是为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政党。
除了整个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私利。
什么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旧中国，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新中国，这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劳动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领导我国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当然是。
我国劳动人民之所以热烈地拥护党，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简简单单的道理，是连三尺之童都知道的，而储安平却要故意歪曲，说党是什么谋一己私利的宗派集团，企图挑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党的关系，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仅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我国劳动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有利的。
因此，他们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曾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实行了赎买政策，把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调节起来。
这样，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也表示拥护党的领导，愿意跟着党走。
难道这不也是证明我们的党大公无私和具有宏伟的气魄么？
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没有阶级统治的政权，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
我们国家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工人阶级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只有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实现的。
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但不排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参加国家政权；
相反的，这正是他们当家作主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
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决定了在我们的国家除去工农联盟之外，还存在有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
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联盟，在共产党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成为参加国家政权的成员之一。
与这种广泛的阶级联盟相适应，共产党还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且宣布与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试问，这一切事实，难道是“党天下”的思想所能作到的吗？
储安平之所以这样仇视共产党，对党的领袖和党员干部大肆诬蔑，企图让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不是明明白白地说：
“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么？
试问，谁是“才智之士”？
当然是指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大知识分子”之流；
谁是“孑孓小民”？
当然是指劳动人民和“大和尚”、“小和尚”的共产党员。
话虽无耻和恶毒之极，但也确是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才智之士”的原形毕露。
在这些“才智之士”看来，那些在旧社会被统治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都是毫无知识的“孑孓小民”，是天生的“治于人”的材料；
只有他们才是“才智之士”，有天下的“大知识”，是天生的“治人”的材料。
现在，这些共产党员却居然从“孑孓小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工人和农民也居然从“孑孓小民”一跃而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他们这种“才智之士”却被告诉曰：
要“被领导”，要“为工农服务”。
这还了得？！
这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
这还不伤“自尊心”？！
于是，“对国家（？）
的责任感（？）
”不禁油然而生，处心积虑千方百计，请“孑孓小民”下台，让“才智之士”上台，好“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
正告右派分子储安平之流，你们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这种梦幻尽管十分“美妙”，但是人民的铁拳已经把它打得粉碎！
今日的天下已定，它必须是属于人民的，必须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都证明，有天下的“大知识”的是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而不是你们这些右派分子！
你们只有睁开眼睛，认清形势，真正学点“知识”，憣然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在今后诚心诚意地跟着党走，老老实实地为工农服务，才有你们的出路。
否则，你们就是自绝于人民！

电视显微镜
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明一种电视显微镜；
在电视屏上可以看到放大两万倍的活的球菌。
到目前为止，只有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活的球菌。
在这种显微镜里，影像的清晰度和图形对照都可以放大。
这种显微镜能同时供许多人观察，而其他显微镜只能供一人观察。
这种显微镜的操作也很简单。
影像从光显微镜的接目镜反映到电视传送暗箱里，暗箱里将影像放大，再通过电线传送到一个或几个收像机里去。
利用电缆，影像从暗箱到收像机则可以传送六百公尺。
这种显微镜很轻便，可以携带。
（许子森）

评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
李凡夫
人性问题，从古到今，是常常争论的问题。
远的不谈，十五、六年前，延安有一个王实味，曾经提倡过一种反动的人性论。
王实味的人性论就是把人性抽象化，把人性曲解为超时间空间的绝对概念。
在王实味看来，每个人有两种互不联系的本质：
一种是当作人的人性，另一种是当作政治上的人。
当时他在墙报上曾经写过，他的骨头分为两种：
一种是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种是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
王实味把人抽象地了解为脱离社会、脱离历史的怪物。
王实味的谬论，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发明，而是根据托洛茨基的见解。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而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解放与发扬。
托洛茨基诬蔑农民为“反动的力量”，说这是农民自私自利的不良人性的表现。
托洛茨基认为艺术也是超阶级的人性的表现，所以他否认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抹煞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
王实味就是拿着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宣传他们自己的人性如何优良，共产党的人性如何“腐化”等等。
这些反党反人民的谬论，在十五年前的一场斗争中早已被粉碎了。
所有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同志，都是记忆犹新的。
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又重复王实味的滥调，诬蔑共产党只知有党性，不知有人性。
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右派分子为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什么反动的武器都可以用上，包括反动的人性论在内。
但是，也曾经参加过整风的徐懋庸，却在右派猖狂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重要关头，重新唱起了共同人性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徐懋庸在6月7、8两日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过了时的纪念——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性”的一段，他一方面不否认人有阶级性；
另方面，他却主张人有共同的一般人性。
他说：
“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
只是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带有阶级性’”。
他这种理论与上面说的人有两种骨头的主张是一致的。
当然今天的徐懋庸与王实味是不同的，但是，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比王实味的人性论更有所发展了。
第1，徐懋庸引了许多马克思的词句以及哲学术语，企图证明，人类确有一般的共同人性，他企图套用一般与具体的哲学范畴，来说明一般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并且把人性与“生产一般”或“共同生物性”相类比。
这样乱套和乱比，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如果在同一阶级内，用一般与具体来说明阶级性与个性的关系，还是可以的；
如果认为不同的阶级也有共同的一般的人性，那就是完全错误了。
我们知道，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东西，是某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费尔巴哈也曾经把人的本质看作脱离历史的抽象的东西，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智、意志和爱情。
马克思在揭露了费尔巴哈的这种错误之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了解：
“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
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切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费尔巴哈论纲”）。
马克思的话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么？
为什么这些话不引，却引了一些与此毫不相干的话呢？
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他赞成有一般的抽象的人性呢？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组成的。
阶级地位不同，人性也不同。
因此，除了具体的阶级的人性之外，不可能再有什么一般的共同的人性。
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不可能有共同的人性。
剥削阶级的人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剥削被剥削者，而且要剥削得愈多愈好，而被剥削阶级的人性，则与之相反，他们反对剥削，要求改造社会制度。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与人性是一致的，不能分割开来，而党性则是阶级性集中的表现。
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最前进的最革命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性，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党性最坚强的人，其人性必然也是最优美的人；
反之，如果党性很差的人，不可能有优美的人性。
这是一般常识问题，任何舞文弄墨的哲理，都是推翻不了这种常识的。
徐懋庸说：
“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为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理；
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
我们说，如果无产阶级性真正极强的人们，其人性必然也是最优美的人们，他们能够体会党的政策，很好的联系群众，懂得群众的心理，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矫情？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创作上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合理呢？
难道那些大谈一般共同人性而党性或无产阶级性很差的人，倒能够做得更合情合理么？
当然，党性无论怎样强的人，也是会有人不满意的、反对的；
那就是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阶级立场不同或相反的人。
第2，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上，徐懋庸有了新的见解。
徐懋庸说：
“倘若没有某些共同的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者”。
这种理论，显然更是十分错误的。
谁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有可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由于他们有“共同人性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就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且剥削的愈多愈好，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有些人还很不死心，政府十分优待他们，给他们七年定息，但他们有些人还嫌不够，要拿二十年定息，而且要一次拿清，还要除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是多么好的打算！
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性也是他们的人性的表现。
中国工人阶级则不会有这样的人性。
那么，“共同人性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从剥削关系来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又由于资产阶级愿意接受这种政策，于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经过改造以后，资本主义所有制被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代替。
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上层建筑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有被改造的根据。
在这样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如果资产阶级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将来把定息取消了，剥削尾巴割掉了，并且经过长期实践的锻炼，经过“脱胎换骨”，是可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的。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
但是徐懋庸却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的基础，所以他们能改造为社会主义者。
依照徐懋庸的理论，任何人，连诺兰、杜勒斯之流也与我们有“共同人性的基础”，也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了。
这岂不是十分荒谬么？
徐懋庸的这种理论，不但根本不合实际，而且对当前的实践，是非常有害的。
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家”章乃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目前正处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中”。
徐懋庸的共同人性论，正与章乃器的谬论不谋而合。
可以想见，徐懋庸的理论，一定为章乃器等人所欢迎；
但是对于当前的实践是有害的。
这种理论，不但对无产阶级没有好处，即使对资产阶级中要求进步的人也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把资产阶级美化，并不能帮助资产阶级进步，只有使资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两面性，在自愿基础上，认真努力学习，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徐懋庸发出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决不是偶然的或个别的错误。
他在“真理归于谁家”（文艺月报05月号）一文中，就认为真理归于无产阶级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说：
“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了……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渐渐地带些无产阶级气了”，“被评为无产阶级者，未必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态度；
而被评为资产阶级者，也未必一点没有无产阶级实事求是的态度”。
因此他认为“人人可能发现真理，人人也可能弄出错误”。
在徐懋庸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必划清他们之间的界限了。
没有阶级界限，背弃或丧失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是徐懋庸犯错误的病根所在。
由于这种病根，在大放大鸣中，徐懋庸发表了许多杂文，如“武器、刑具和道具”（长江文艺05月号），“苦闷”（同上刊06月号），“‘蝉噪居’漫笔”（人民文学07月号）等等，这些杂文可以说都是与右派相呼应的对人民有害的毒草。
多年来，徐懋庸不顾党的一再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还是屡犯错误，屡教不改。
现在到了彻底回头的时候了。

试验移植内脏器官
莫斯科谢琴诺夫第1医学院外科手术教研组器官移植实验室，在季米和夫的领导下，最近进行了有趣的移植内脏器官的试验。
他们是拿狗来作这一试验的。
试验证明，移植到狗身上的第2颗补充心脏能够负担起一部分维持血液循环的责任。
这就大大地减轻了动物原有的心脏活动。
换上新的心脏和肺部的狗，对周围的事物都有正常的反应，可以照常饮水、吃东西。
这虽然是一件很繁重的手术，但是受试验的动物都能很好地忍受住。
目前它们的生命持久性还不超过六昼夜。
带着两颗心脏的狗可以活十二到十八天或更多一些，其中有一只狗活了三十二天。
实验室在两只狗身上进行了用不同类型血液的交差血液循环的试验。
血液循环是用两个动物的股动脉缝接法来进行的。
这样，血液成分的差别会渐渐消失。
第1批用交差血液循环的试验动物活了十天。
用内胸动脉直接和冠状动脉接合来改进冠状血管硬化的外科治疗法，也在狗和人的尸体内进行了试验。
试验证明，这种手术是可靠的，大有研究的必要。
因为这可以使在动脉硬化时恢复血液循环。
内脏器官移植研究工作，在外科实验发展上将起重大作用，并将为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提供极有价值的条件。
（许子森）

“士为知己者死”
唐弢
封建社会早已结束了，然而也还有人留恋着那时候的生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祖宗，孔老夫子一生栖栖皇皇，坐着大车到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主子，好推行自己的主张。
风尘仆仆，辛苦自然是辛苦的，也许就因为是孔老夫子的缘故吧，在寻觅“知己”之际，毕竟还能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
到了末流，士——所谓知识分子也者，终于沦为食客，逐臭寻膻，朝秦暮楚，其目的只在于啖饭，谈不到什么远大的理想了。
这时候，“有乳便是娘”的哲学便抬起头来，但也还有一个比较文雅的名词，叫做：
“士为知己者用”。
于此野心家也就有了回旋翱翔的地盘。
今天的右派集团是很懂得这套哲学的。
乌鸦徐仲年说：
“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正是待善价而沽的意思。
丁陈集团里的陈企霞还要进一步，改“士为知己者用”为“士为知己者死”，从他自己的角度说，是我为人死；
从他所召号的对象说，是人为我死。
死什么呢？
曰：
死“知己”；
所“知”者何？
我看顶多像历史上蔡邕哭董卓一样，只为董卓对他有过一点小恩小惠而已。
这是十足的封建社会的关系，不料竟成了共产党员陈企霞所奉行的经典！
作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不应该怕死，然而却只能为阶级的真理而死。
李大钊、方志敏、黄继光、董存瑞都是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
陈企霞有什么理由要为丁玲去死？
丁陈反党集团又有什么权利来要求别人为他们而死？
在永无餍足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蠢动下，通过一点假仁假义的“抚慰”，就要换取别人的生命，这不叫做“知己”，而是资产阶级一本万利的“生意经”。
有人还在高叫什么“士可杀而不可辱”，据我看来，单就这一点而论，也已经被“辱”得很够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毛病，所谓“秋毫”，实际上只是他个人的“秋毫”，即使是衣服上的一个折缝，一着了肉，也会觉得如芒刺在背，从心底里感到不舒服。
因此对于许多个人问题，终是撒不开，忘不掉，洒不脱。
丁玲就是最善于从这种地方来笼络人心的。
你觉得行政工作太多，没有时间写作，心里正有点烦厌吗？
她就说：
“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
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你觉得很久写不出东西，有无限苦闷，心里正在着慌吗？
她就来提倡“一本书主义”，说：
“只要你写出一本书，谁也打不倒你。”
逢人之恶，阿人所好，这就是丁陈集团的“本领”。
而且也的确有些人，忘记了党对他们的培养，从这里产生“知己”之感，引丁玲、陈企霞为同调，堕入彀中，成为这个集团的“死党”。
由于今天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经得到保障，这些人虽然不至于真的去当丁陈门下的食客，但在精神领域内，却的确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杯羹，舒舒服服地咽下肚去了。
这就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实质。
果真有这样的“死党”吗？
在无产阶级思想光辉照耀下，集体主义的精神是一定要胜利的，知识分子的毛必须依附在无产阶级的身上，党，才是每一个人的真正的知己。
08月26日夜。

祝福蒙古人民
——看蒙古彩色记录片“现代蒙古”
江之水
蒙古彩色记录片“现代蒙古，”以光彩富丽的初升太阳和在田野里采集植物的孩子们作开头，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联系和富有含义的构思。
太阳象征人类的生命，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影片创作者就是以这种歌颂生活，歌颂青春的激情，为我们记录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无限美好的生活。
从影片开头的最初时刻起，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始终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看完了这张影片的。
影片向我们介绍了蒙古远古年代的古城遗迹，庄严肃穆的庙宇，以及在那辽阔的平原上的许多巨大的古代动物化石。
假如那些化石能够说话，它一定会告诉我们许多迷人的关于远古时代蒙古的传说。
但，引起我们更大兴趣的，还是影片叙述到1921年革命年代和现代的生活。
从绘画和雕塑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蒙古人民优秀的儿子——苏赫巴托尔和列宁的会见，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景，也就从那个时候起，蒙古才由一个落后的国家，走向解放的道路。
影片展现的蒙古人民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
影片创作者为我们摄制了许多色彩优美、富有诗意的画面，我们看到牛群遮盖了整个草原，羊群布满了山坡，蒙古牲畜的多，在世界上是占第1位的。
蒙古人民也多从事畜牧业，他们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畜牧经验，如今都用来为新蒙古的建设而服务了。
蒙古人民和马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剽悍的驯马者征服了疯狂的野马，我们也看到几个“红领巾”在上学校去的路上，不是走路或乘车，而是骑着几匹矫健骏俏的马。
除了发达的畜牧业，蒙古的土地上也生长着各种农作物，耕作是用机器进行的，多年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现在都定居在理想的地方。
蒙古的土地上还有着各种奇禽异兽，猎户们用驯服了的雄鹫捕捉小野兽，或者自己用无比的机警和智谋捕捉野兽。
我们看到蒙古盛产的皮毛，就是由这些辛苦的猎人们获取而来的。
影片用十分生动的画面向我们介绍了朴实的蒙古人民，我们看到了农民们在劳动了一天之后，端着新鲜的马奶，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
我们看到了在拥挤的百货商店里，一位母亲正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挑选一件合适的皮大衣；
我们也看到了夜晚在马戏场里欣赏杂技表演的欢乐的人群。
选举的日子到了，年轻的妈妈抱着儿子微笑地把选票投入票箱；
泽登巴尔同志和年老的牧民在一起投了票，而他们所选入政府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影片用十分简洁的手法向我们介绍了那些被选的公民。
他（她）们是皮鞋厂的女裁缝、牧场的挤奶女工、司机出身的船长、农场的庄员和著名的剧作家。
在蒙古人民庆祝自己国庆的日子里，影片介绍了举行“那达慕”大会的情形。
富有民族色彩的摔跤比赛开始了，参加比赛者个个都高大雄壮，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战，得胜者都按照传统仪式张舞着两臂欢跃地跳向评判员。
最有意思的是只有六七岁的孩子们也来到这里比赛，可是不管他们失败或得胜了，每人都意外地得了奖品，于是他们也学着父辈们的样子张舞着双臂，欢乐地跳跃着……。
在带有原始风味的尖昂的歌唱声中射箭活动开始了，射手们穿着民族服装，眯缝着眼睛小心地拉满了弓弦。
在这里，摄影师为我们留下许多幅色彩沉厚的画面，导演也为我们穿插了不少轻松有趣的镜头。
我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到蒙古大自然的美好，土地的富饶，蒙古人民骄傲地称自己的土地为黄金的摇篮是不假的。
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蒙古的人民。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在医科大学进修的中年男子，他在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曾获得过英雄称号，如今却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
他的过去握枪的双手现在正为一个病人作着复杂的手术，这是一个生动的耐人寻味的事实，蒙古人民的生活道路就像这位外科医生所走过来的一样，他们热爱自己祖国，在过去的年代曾为她贡献过一切，为了保卫她不惜拿起枪来对准敌人的胸膛。
如今和平建设的年代，他们的双手却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温暖，蒙古人民就是如此真诚、勇敢、勤劳，我们祝福蒙古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道路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诗传单
他要……
管桦
他以疯狂的热情，
百倍的仇恨，
要恢复失去了的“天堂”
他要鞭笞着工人们，
日夜为他做工。
他要农民弯着腰，
不停地为他耕作。
他要每一个角落里，
都有惊恐和不安；
他要自由地剥削，榨取……
发放高利贷，印子钱；
他要坐在黄金的堡垒里，
周围是娼妓、荡妇，野汉，
和在热气腾腾的桌子上，
摆满人民血汗制成的大餐。
为此，他还要“杀死共产党”！
为什么？
晓昆
为什么你只看见：
他头上的几根白发，
他掉下的几滴眼泪。
为什么你看不见：
他脑袋里想的是共产党人头落地！
他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社会主义的凶光！

谈“三毛学生意”的演出
凤子
看过“三毛学生意”的人都说：
“演的滑稽，真好笑”。
演的滑稽，这个“演”字就说明了为什么笑。
两个黄包车工友抢生意，为了竞争，车价从八千块减到五百块，这还不算，一个不要钱，一个倒贴坐客，工友们打起来了，乘客给吓跑了。
这事件，是违反正常的生活规律的，所以好笑，然而观众笑的不止是事件本身，吸引观众笑的，是演员真实而又夸大的动作。
筱翔飞和王一飞将挣扎在上海滩上黄包车工友的形象演活了，当两人吵到最后拍着肚子喊叫起来了时，这一动作的处理、漫画化地深刻暴露了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惨痛生活。
第2场老大家和第3场告地状，我们看到为了生活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旧社会中的渣滓扒手这一“行业”的真面目。
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乡下孩子三毛，天真纯洁的童心，眼看要掉到泥坑里了。
土头土脑、笨手笨脚的乡下孩子要学成一个眼快、手快、腿快的扒手，当然要笑话百出。
文彬彬演的三毛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发展，三毛这个人物和他当时的处境充满了矛盾，而从剧本、导演到演员并不是为了笑而制造笑，却是非常严肃地掌握了人物最基本的一面。
善良而又纯洁的三毛被包围在堕落为人类渣滓的扒手的圈子里，怎么办？
结论是不能同流合污。
尽管这两场戏招来不断的笑声；
笑的同时观众却深深的感动了。
三毛不愿学扒手去害人，不愿告地状去骗人，将别人抢来塞到自己手里的一包钞票退给人，三毛用行动反对诱引自己堕落的恶势力。
二、三两场是三毛学生意的起点，整个六场戏都贯串着这一根线，都是通过三毛的正义行动来揭露反动统治下阶级社会的矛盾。
仅仅掌握人物的善良、天真和纯洁，恐怕还不能完成三毛这个角色的创造。
比如小英，不也是善良、天真和纯洁的么？
作为三毛这个角色的核心，主要的还有反抗的一面。
三毛不是逆来顺受的，他在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成长。
例如过房阿姊同扒手阿大说妥了收留他，扒手阿大挺胸叉腰打量他一番、他也照样挺胸叉腰回敬对方。
他是孩子，孩子有摹仿的本能，动作本身就好笑，加上孩子的稚气也是可笑的。
更可笑的是，这么个孩子来这样一个动作，这时候这个动作说明了这个孩子是不甘心受人摆布的。
因此观众这时的笑有同情，更多的是鼓励和赞美。
文彬彬非常准确的掌握了三毛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又非常准确的运用形体动作表现了三毛的形象。
可以说非常完美的创造了这个人物。
动作的准确是这个戏最大的特点，突出的表现在第4场，在剃头店那一场里。
文彬彬的艺术在这里达到了高峰，同时也看出一个演员的艺术修养离不开技术锻炼。
这里也必须提到饰理发店老板的刘侠声，他们两人配合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那样的完美！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是那样有机的联系起来，一举手、一抬足、翻个斤斗、滚到椅上……当然这些动作是非常夸大的，但并未夸大到脱离人物、脱离戏，而是更准确地完成了角色在那一场戏里的任务。
一个是在认真的学，一个是在认真的教。
师父脾气不好，三毛又手脚不灵，因而笑料层出不已。
就在大笑声中，也接受了剧本所要揭示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看到了惨痛的学徒生活，看到了挣扎在饥饿边沿上劳动人民的生活。
因此，对理发师和他的老婆虐待学徒，愤恨时也不禁同情他们。
使我受到感动的还有第6场，三毛和小英的一场戏；
小英饿了，三毛给她东西吃，小英嫌少，三毛举手上留下的一半说：
“这是明天的粮食”。
小英明白了三毛为了照顾她宁可自己挨饿。
从小被卖给人家做丫头，受尽了虐待的孩子小英，真正得到了像手足一样的温暖。
她感动得哭，她哭着说“再也不离开你”。
这种纯洁的感情，谁能不深深为之感动呢？
三毛这个人物通过这一场也就更其完美。
在剧本创作方面，这一场戏对人物刻划有独到的地方。
小英为了要报答三毛，实际上是要满足那可怜的幻想，她想像自己会挣多少多少钱，这些钱一定要给三毛。
一个要给，一个不受，明明是幻想呵！
两人都那么认真的推让起来。
演小英的嫩娘，恰如其分地演出了小姑娘天真烂漫的形象。
只是这一小段戏，虽然演员在台上掉眼泪，可是却还不够感动人，角色如果真正为这一场戏所感动，即使没有眼泪，角色的感情会更好地传达给观众的。
会有更多的观众为小英掉泪的。
除了文彬彬等几位同志外，夏静的老板娘，范哈哈的吴瞎子，俞祥明的扒手老大，陈坚的行人，邢哈哈的卖豆腐花的等都有独到的地方。
有的戏不多却很好的完成了角色的任务，不过，个别同志似乎过于着重于表演形象。
舞台装置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这个要求在这个戏里完成的很好。
第3场当中一个大当字，第4场右侧山墙上写的一个大米字，画龙点晴地表现了剧本所要表现的历史时代。
整个设计简单又和谐。
“三毛学生意”的艺术成就，不是我这篇短文所能概括的，这里只谈谈个人的观感，当然是很不成熟，也很不全面的。

遥寄越南
张昆
华中越边境夜深夜，
繁星在蓝天眨眼，
红河两岸的灯光辉映在江心。
那边，挺秀的椰子树下的小屋里，
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声……
桥头，越南哨兵向中国招招手，
来，听听这动人的和平乐曲！
中国哨兵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暖流，
微笑久久地在嘴角和眉稍凝留……
而在飒飒絮语的凤凰树下，
有两颗年青人的心跳的更急促……
呵，原来是一个小伙子，
正向一个姑娘把火热的爱倾诉……
啊，多么恬静，多么和平幸福，
中国——越南的边境的月夜呵……
在村边在村边的那棵菩提树上，
吊着一支有枪眼的法国钢盔。
当黎明轻轻地从湖面走来，
互助组长就把钢盔用力敲响。
于是，农民们纷纷套牛扛锄，
像当年的游击队员握刀持枪，
命令那要过殖民者狗命的土地，
奉献给战斗的主人以谷粒珍珠。
老妈妈还剑湖①边草绿花香，
还剑湖的水波荡漾着柔情。
从西贡回来的老妈妈，
用湖水把泪痕斑斑的脸洗净。
啊，龟塔②顶上招展的红旗，
像胡主席那慈祥的手，
理顺了老妈妈的银发，
叩醒了老妈妈的自由的心。
①还剑湖在河内市中心。
②龟塔在还剑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