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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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鸣大放中，群众对各方面的工作，提了很多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
所提的意见和批评，有很多是正确的、合理的。
许多单位从开始就重视了根据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国防部颁布的新的纪律条令，就是根据整风精神对我军条令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目前，总部各机关正在着手检查和研究改进有关全军的条令、制度、编制、训练、政治工作、干部工作等等问题。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对于边整边改，也开始引起了重视，有的部队已经作出了一些成绩。
只是因为在整风过程中，右派分子对党掀起了疯狂的进攻，所以整风不得不由批判“三个主义”转到反右派斗争。
大鸣大放中提出来的许多意见和批评，没有来得及进行检查和研究，改进的也还不多；
有的单位，把一些不应该改的问题也改了；
所改进的又多偏重在当时提得最突出的干部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
这一方面，如有确实不合理的地方，加以适当改进当然是必要的，没有着手改进的单位还可以研究改进。
但是我们整风要解决的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而且这类问题，如果不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也决不会解决得好。
根据全军的情况来看，今后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着重地来改进呢？
我们认为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要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
从整风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在某些单位、某些同志中间是比较严重的。
其主要表现是：高高在上，不明下情；
办事拖拉，解决问题迟缓；
表面完成任务，不问实际效果；
不作调查研究，凭主观想像发指示，订计划，作报告；
照例工作，缺乏创造性；
有计划无检查，有检查无改进；
工作头大尾小，缺乏贯彻精神；
要求不严格，教育不耐心，处理问题简单化，这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上的缺点和错误，不仅是某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存在，而且一般的干部也同样存在。
因此，各个单位和每个干部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检查，抓住重点，先将最突出的问题加以解决。
只有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有了进步，才会使工作有真正的改进和提高。
当然，领导干部要首先作出榜样来，以自己工作作风的改变来推动和影响全体干部。

第二，整顿关系。
我们军队各方面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团结的，但是在整风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比如，在机关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关系），一般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驻少数民族地区部队的民族关系，志愿军与朝鲜党政军民的关系等等，都有一些问题需要求得改善。
因此，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些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应当看作是整风的一个重大任务，而整顿各方面的关系中，又特别应该整顿和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对这个问题，总政治部已有过专门的指示，各部队应当按照这个指示贯彻执行。
此外，我们还提出两点意见供参考：一，领导干部要深入到下层和连队去具体了解各种关系中所存在问题的实际情况，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并且发动群众来研究解决的办法，以达到既解决问题，又教育群众的目的。
二，要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不能够一团和气，大家有意见也不提，要把事实摆出来，把道理说清楚，经过群众性的讨论和研究分清是非，这样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得好，同时又团结了同志。
在对军外的关系上，我们更应当本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去处理，以加强军民和军政之间的团结。

第三，整顿纪律。
目前部队的纪律有些松弛。
如有的干部不服从调动，留恋大城市生活，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有一个干部，组织上调他到某地去工作，嫌生活苦不愿去，提出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作为理由。
服从命令是革命军人的天职，我们的干部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恶劣的态度来对待上级的命令呢？
如果我们在平时养成这种坏习惯，到了战时怎么办？
有的干部长期无故不作工作，在招待所、疗养院一住就是几年，照例拿薪水、升级，这种现象是我们革命队伍所能容忍的吗？
还有些严重的失职和严重的违法乱纪的事件也没有及时追究和处理。
部队中，有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不尊重上级。
对待上级的指示和命令，不坚决执行，甚至抗拒。
部队的军容风纪也是时好时差，整顿一下，好一些，过后又松下来。
这种纪律松弛的现象，如果不进行教育，不严格地整顿，就势必削弱我军的战斗力，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在部队中，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思想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要求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不愿意过严格的军事生活，不愿意受到纪律的约束，有的甚至发展到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步。
因此，在整顿纪律时，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严格执行纪律条令的各项规定。
对于严重违犯纪律的分子，必须给以应得的惩戒。
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教育不够、管理不严，这是造成部队纪律松弛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同志害怕群众提意见，就不敢大胆管理，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处分的不批评处分。
他们没有很好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认真地执行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这种放松管理教育的现象，也必须坚决地纠正。

边整边改，是当前部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实事求是，不能拖拉，也不可草率。
我们建议各级领导和各级干部要抓紧这个工作，逐步地做出成绩来。

作者：孙石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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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探讨单兵和小分队对抗演习的方法应不应当提倡，训练总监部在8月20日到28日，召集了北京、南京等八个部队的代表，专门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

在大会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战术队列作业应该是单兵和班战术训练的基本方法。
但在战术队列作业的基础上，是否可以采用对抗演习的方法，意见还有分歧。
沈阳部队等单位的意见认为，除勤务课目和班攻防分段演习时，可以采用对抗的方法外，单兵和班攻防综合演习不能采用对抗的方法。
因为单兵战术训练的目的与分队战术训练的目的不同，它主要是训练战术的基本动作，没有分队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用综合战术队列作业的方法完全可以达到单兵训练的目的，效果可能比对抗演习还好。
班的综合战术演习采用对抗的方法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在冲击发起前，双方各组织自己的战斗，在情况诱导上不能形成对抗。
在冲击发起后，双方又不能互相诱导战术动作。
除冲击阶段的对而不抗外，整个纵深战斗都是单方演习，这就不如采用单方演习在每个阶段都可以显示情况诱导动作为好。
他们还指出了对抗演习的方法本身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在干部军事素养不高（特别是副排长一级）情况下，掌握复杂的对抗方法有困难；
连干代替排去教练一个班不合适；
对抗演习的方法不能体现敌人的战术特点；
双方兵力对比（一比一）不合战术原则；
以及对抗中仍不能完全克服形式主义等。

志愿军等单位认为，目前对抗方法仍应继续研究试验，不能马上肯定作为部队的正常训练方法。
因为对抗方法中的一些优点，如发扬军事民主、进行评比和在复杂条件下进行训练等，单方演习也是可以做到的。
而对抗演习中的一些缺陷，却是很难彻底解决。
像投弹、射击、在堑壕内的战斗动作等不可能做到逼真，亟易发生事故，不能在演习中研究敌人特点，花费的时间也要比单方演习多，不合乎多练的要求。
他们还认为过去战术训练质量不高的基本原因不是训练方法问题，而是训练指导思想、训练内容和干部水平问题，把单方演习改成对抗演习并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南京部队等单位主张，在良好的战术队列作业的基础上，单兵和班都可以采用对抗演习的方法。
在他们实践中证明，对抗方法比单方训练的好处多：从提高训练质量来说，效果比单方好（接近实战，能增强敌情观念，发挥群众智慧，引起作业兴趣等），可以节省器材、场地、情况显示人员，能更好地提高教练员的训练能力。
对抗的方法是较复杂些，特别在刚开始的时候，但并非班、排、连长不能掌握，只要事先营、连长计划好课目配当，确定双方演练的问题，给班、排长做好示教，是可以搞好对抗演习的。
关于对抗不能研究敌人特点问题，他们认为单兵和小分队的战术动作，我们和敌人差别不大，另一方面，单方演习用个别情况显示员或几个靶子、草人来显示敌人，又能显示敌人多少特点呢？
他们认为，双方开始演习就形成对抗，双方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着战胜对方而实施的。
对抗不能演习所有的问题，这和单方演习一样，只能演习一些重要问题，因为一些基本动作已在战术队列作业中学过了。
有些对抗双方不能表现的训练问题，还可用补充情况的方法来诱导双方演练。
他们还认为目前对抗方法中存在的缺点是发展中的缺点，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既不能把以往战术训练中的缺点都归咎于单方训练，也不能以现在的对抗方法尚不完整来否定对抗的训练方法。

训练总监部李达副部长在会上也做了发言。
他认为南京部队今年提出了对抗训练方法的问题是好的，这样大家就有文章可做。
这个问题联系到学术思想和战术思想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这次会议不能做结论。
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让大家继续研究，然后，再进一步考虑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方法进行训练。

在大会讨论以前，到会代表都参观了北京部队组织的小分队单方演习，和南京部队组织的单兵和小分队的对抗演习。

作者：刘林一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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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武汉部队政治部最近揭露了右派分子、少校政治理论教员胡士兵的反党言行。

歪曲马列主义 向党施放毒箭

早在1956年春天，胡士兵在武汉部队直属队讲政治经济学第七章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时候，他就别有用心地“联系实际”，污蔑干部雇请保姆照顾小孩，是“干部剥削保姆的剩余价值”。

今年1月，胡士兵写了一篇“对‘当官’和‘赶行市’有感”的文章（寄八一杂志，未用），尽情丑化我军干部。
他用所谓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竞争的法则，把部队干部描写成都是唯利是图、“赶行市”的商人，把我军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歪曲成是纯为争权夺位、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竞争者的关系。
他硬说：“这种‘赶行市’的事情在我们军官当中很为流行，并且把它作为一份宝贵遗产保存下来了。”
在文章的最后，他恶毒地提出，“希望有些领导同志的眼睛要睁一睁，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大官大衔而高高在上……，在你们的座位旁边，已早有竞争者的‘行市’，而你们仍然是平安无事，并不感觉到吵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处点火 为右派张目

整风开始以后，这个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他反对整风要“和风细雨”，积极要求开大会，说“开小会不过瘾”；
他向部长施压力，说“部处长知道领导的事情多，要带头‘放’，这是‘立场’问题”。
在宣传部的鸣放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在提意见时，情绪有些激动。
这时，胡士兵就火上加油地大声说：“我为你们尉官呼吁！
建议领导上对宣传部尉官的级别加以考虑，是否普遍提一下，我支持。”
这次座谈会开了五天，大家都表示：意见都提出来了。
胡士兵却别有用心地煽动说：“领导上不要麻痹，群众顾虑很大”，又说：“由主任、部长主持会议，对整风有影响，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这个右派分子还为章伯钧、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的“以党代政”、“党天下”等谬论作辩护。
他说：“从党的领导角度，从党的性质来说，我们可以承认是‘党天下’。
旧中国是国民党的天下，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有史以来党政是很难分的，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都是这样，国民党这样，美国这样，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阴险毒辣 破坏反右派斗争

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还公开或暗地里有计划地破坏反右派斗争。
他说，对一些右派言论的批驳是“犯了主观主义”，并表示“对今后的整风能否搞好，发生了怀疑，失去了信心”。
在另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两个运动（指整风和反右派）同时并进，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可能出偏差。”
并且恐吓宣传部的干部说：“我们宣传部要划清界限，不要把人民内部问题弄成外部问题。”
在听了陈再道同志的反右派斗争动员报告后，他还写了一篇“也谈反右派斗争”的稿子（未及发出），恶毒地污蔑反右派斗争是“整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又出现了有些领导者打‘闷棍’的现象”。
他说：“打着反右派的旗帜，对于敢放敢鸣的同志给予有意的压力。”
他在文章中明目张胆地说：“只有官僚主义失去了立足之地，才能更好地参加反右派斗争。”
原来他在阴谋篡夺领导

斗争中还揭发出，在整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右派分子就积极鼓励和支持原宣传部少校助理员左涛提出的所谓“整风不要‘以政代党’的建议”。
这个建议竟说行政首长如主任、部长主持本单位的整风是“名不正、言不顺”，是所谓“以政代党”，要求另外选举一些人来领导基层单位的整风，选举一些人到整风领导机构去“协助党整风”。
它的实质，是妄想篡夺领导。
胡士兵竭力支持这个建议。
但是当宣传部全体同志对这一荒谬言论展开深刻的批判以后，他却使用两面派手法，在会上说“这是百分之百的右派言论”，而在背后却替左涛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左涛找“理论”根据进行诡辩。
当他们理屈词穷以后，他还要左涛像“毛主席当年反对王明路线那样耐心等待群众的觉悟”，劝左涛暂时把意见收回去。
当左涛开始认识错误，在会上作了初步检讨以后，胡士兵却又盗用左涛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表面上是请求解答问题，实质上是企图为右派分子寻求解脱（这封信因左涛反对，未发）。

人们要问，胡士兵为什么反对所谓“以政代党”呢？
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原来他企图篡夺宣传部的整风领导，要行政首长“下台”，让他这个自称为“住过马列学院，有理论水平”的“理论教员”“上台”，以便更有利于他向党进攻！

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宣传部全体同志识破了他的阴谋诡计，对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尽管他假装糊涂、百般抵赖，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犯下了反党罪行。
目前，胡士兵对他的反党言行仍然未作彻底交代，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一个腐朽透顶的灵魂

胡士兵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入伍后一直没有放弃原有的反动立场，并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长期不向组织交代。
他虽然参军十余年，但在战争年代，一直在后方休养和工作，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
他的私生活也十分腐朽。
（刘林、一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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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后勤部军需部在28日发出通知说，今年冬季，居住在亚热区的军官、军士和兵一律发给栽绒帽。

去年冬季，住在亚热区的大部分官兵是戴大沿帽和船形帽，他们普遍地反映不能御寒。
为此，总后勤部军需部修改了1957年被装标准。

作者：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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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162部队领导机关在大力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注意吸取群众正确的意见，积极改进工作。

干部部门在最近的部队整编中，调配干部更加重视贯彻群众路线，尽可能地事先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对于选调学员入学问题，也作了专门研究，坚持选调学员的条件，克服了保守思想。
干部部门对长期住招待所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对没有授衔的干部，都着手安排处理。

为了加强训练中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已专门组织力量，深入部队检查指导；
并且召开了炮兵政治工作会议，向全部队一百八十多名指导员和团政治处主任介绍了四个单位的典型经验，着重研究了炮兵训练中如何进行政治工作的问题。
后勤部门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政府的联系，有事便主动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商量，如最近对某岛部队需用柴草的不同价格作了统一合理的调整。
后勤部门还派干部深入部队，召开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战士座谈会，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生活习惯，征求他们对改善伙食的意见；
驻前沿岛屿、高山上的部队营具不够用，经调查了解后，已给予补发和修补；
机关的房舍整理和营具调整已开始进行；
卫生所、招待所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也都有了改进。
后勤部门还根据整风工作两不误的原则，重新拟定了后勤专业军官和特业技术军官的训练方法。

9162部队还研究了军官家属工作、执行制度规定等方面的问题，从各方面改进作风，改进工作。
（乐锋）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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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在整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大批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成员。
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地位，并且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
他们在全国、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方面、一个单位中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当然，这班人并不常常正式地公开地宣布反对社会主义。
在我们的国家中，不论任何人，只要公开暴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就要完全陷于孤立和破产。
所以这班右派分子宁愿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口里讲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一笔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对各项社会主义的制度，反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要共产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不许共产党向政府提出方针、政策、计划的建议，向人民“发号施令”。
他们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使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夺取领导权。
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颂扬、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情绪，向共产党进攻。
他们梦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天下大乱，以便出来收拾残局，取而代之，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历史车轮，使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狼子野心，现在是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班右派骨干分子采取了团结资产阶级右派，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排斥、打击左派的组织路线。
他们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打击、排斥左派，竭力夺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实权，并且确有许多组织已经被他们完全掌握或者部分地掌握了实权。
他们又打起反对关门主义的幌子，破坏各民主党派行之多年的发展和巩固相结合的组织方针，而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大肆“招兵买马”，企图造成所谓“强大的群众基础”。
他们特别重视的“群众基础”，就是各种各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心怀不满的分子，判过刑、受过管制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所谓“党所好者恶之，党所恶者好之”。
他们在猖狂进攻中实行所谓“火线入党”，大肆搜罗这些不满分子和坏分子。
他们也吸收中间分子入党，但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便于迎合、煽动和支持中间分子的落后的一面，把他们拉向后转。
右派的组织路线是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
现在，这条反动的组织路线也正在逐步揭露出来，为许多人所知道了。

当然，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活动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同的。
但是，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整体而不是就局部说来，右派路线曾经占了上风。
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
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情况，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批判右派的斗争中，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考验，就必须在人民群众前面证明它们经得起这个考验。

这种严重情况决不是偶然发生的。
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不能不集中地反映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和政治分野。
由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但是，这必然是一场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毕竟是同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愿望根本相反的，这就不可能不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抵触，并且必然有一部分人要进行坚决的反抗。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在工商界，在知识界，在民主党派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已在进行；
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这种斗争没有展开和深入，没有突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以后，我国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
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由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独占。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只有附着在社会主义经济上，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出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不然，作绝望的挣扎，阴谋资本主义复辟，这当然是死路一条。
除此以外，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于是，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了死活的斗争。
正是这个深刻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变化，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新的政治分野，引起了左、中、右三种势力的重新改组。
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派。
这个左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分子发展过来的，有一些是从中间分子转化过来的。
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变成了中间分子，个别的变成了右派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人仍是中间派。
他们一方面是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经过几年来的教育和学习，他们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长途上已经开动了一步，还可能继续接受改造，向前进步，而且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接近左派。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和旧世界总有许多念念不忘；
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胜利和为工农服务，总有许多不心服；
对于新世界总有许多格格不入。
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和右派相通的。
不少人常常把右派分子引为“知己者”和代言人。
在右派举行猖狂进攻的期间，更有许多人受了煽惑和蒙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和支持右派。
由于占多数地位的中间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右派的影响和利用，这就使得许多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受到了右派的深刻影响，发生了很大的混乱。
资产阶级右派是一小部分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分子。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伟大历史跃进，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丧失了存在的条件和积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是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反动派，他们同人民具有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
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中间路线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就是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当时倡导和支持过中间路线的人，不都是今天的右派分子，有些人已经改变了立场，而右派分子却至今还坚持这个立场。
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曾经阴谋反对和阻止人民的胜利，使革命战争“适可而止”，企图混水摸鱼，搞“三分天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五大运动，都继续表示不满和抵抗。
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统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前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
有些人则是右派分子新拉进来的反动分子。
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这两个关就没有过来，或者是用两面手法混了过来，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就现出了本相。
也有一些人过了这两关，并且本来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而终于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了，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右派发动猖狂进攻，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出现上述的严重情况，都非事出偶然，都具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
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死心踏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现在看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死心踏地，而是三心两意。
资产阶级右派则决心起来同工人阶级、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进行一场较量，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道路。
在许多民主党派中，右派在同工人阶级进行较量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多数人的三心两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盟者。
现在这一场较量，胜负已见分晓，这个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党中的多数人已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向左转了。
这场较量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经过较量，右派失败了，多数人就会获得教训，觉悟就会有所提高，因而有可能转向死心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在右派方面，在人民方面，都是大题，只能大作，不能小作，更不能不作。
并且右派已经作了，人民怎能不作？

任何政党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
各民主党派要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这里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就是说有一个大矛盾。
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
尽管右派分子反对说本质的改造，反对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本质的改造是何等迫切需要。

什么是改造的标准？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两条。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各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标准。
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按这六条标准，去向他们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和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
而不应当去代表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和要求，就是说不应当代表他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而只应当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
为此，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个人对集体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目前，首先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彻底粉碎右派集团，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帮助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同右派划清界限，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这是各民主党派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
各民主党派要完成上述的历史任务和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使自己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并且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事实证明，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就必然要迷失方向，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失去人民的信任和长期存在的可能。
只有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走，孤立、分化右派，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各民主党派唯一正确的路线和唯一的出路，才有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

各民主党派都已经决定并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组织中进行批判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整风运动。
而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是各民主党派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
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揭露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从而开始扭转了政治方向，并使许多成员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值得欢迎的现象。
但是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多数基层组织还未展开斗争。
因此，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去。
为了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胜，为了从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基层组织的政治面貌，这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深入批判右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
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这种根本错误的立场，是批判右派的斗争的重大障碍，必须立即切实扭转过来。
在划分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时候，必须准确掌握是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标准，防止错划和错斗。
在斗争中要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并允许右派分子进行辩驳。
真理愈辩就愈明，愈是辩论得彻底，就愈能教育、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右派。

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们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人民政府，随后又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
在我国的条件下，我们相信民主党派的多数人会愿意完成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会愿意继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各民主党派也将因此逐步改造成为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而获得人民的信任，因而实现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原载8月29日人民日报）

本报讯 8月12日，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贯彻整风、工作两不误，改进训练工作”的指示。

指示中首先分析了部队的训练情况，认为今年上半年各个科目的训练成绩和去年同期比较，战术训练稍好，射击、体育训练有提高，队列训练进步不大，指挥员——司令部训练则赶不上去年。
训练中的缺点还很多，要完成今年的训练计划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指示指出，目前部队训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训练的领导力量是因为整风、反右派斗争而削弱了，对训练的领导放松了；
自从提出反教条主义以后，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思想比较混乱，有些同志有否定一切的倾向；
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也有某些放松。

为了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切实改进训练工作，指示中要求各部队严格按照原计划进行训练，努力争取圆满实现今年的训练计划，不能因整风、反右派斗争而降低训练要求，或随意削减课目。
由于帮助人民劳动而耽误了的一些课目，应本着克服困难的精神，尽量争取赶上。
个别课目确实无法按原计划完成，也必须经过领导机关批准。
指示中强调训练和整风要很好结合，既不要关起门来整风，也不要只顾训练而放松整风。
领导干部应有明确分工，使训练和整风都有专人负责。
司、政、干、后各机关，都要有专人协助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来照顾部队训练。

指示中说，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是肯定要反的，但在反的过程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究竟应该怎样反法，反哪些，还需要很好地研究，不能看得过于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牵涉到全国性和整个军队建设的问题。
不要盲目叫喊，不要以反教条主义的帽子否定一切。
所有计划、指示、条令、教令，没有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得任意改变。

指示最后要求加强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把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引导到训练上来。
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支部应该很好总结经验，认真地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使部队再次出现像去年那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革命竞赛运动。
训练中必须严格要求，不能因为部分官兵有怕苦、怕累、怕热的情绪就马虎迁就，这是片面的群众观点。
还必须加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教育，严格地维护正规的生活秩序。

本报讯 据生产战线报报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运输部队，八年来完成了三亿七千五百多万车公里和十一亿二千五百多万吨公里的运输任务，生产总值可买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一辆。

运输部队贯彻执行了“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1956年该部以三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预计到今年年底，总产值可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0.8％，上缴利润为计划的259.8％。

运输部队的驾驶员、保修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的英雄事迹。
例如在载运八一钢铁厂的机器时，还没有巨型载重车，战士们改装了车辆，经过六盘山、乌鞘岭，行驶一个月，终于把机器由西安安全运到厂地，保证了钢铁厂的如期安装。
在修建哈密红星渠时，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气候中，从天山脚下把石头拉到工地，保证了水渠建筑的顺利完成。

1956年5月，运输部队开展了“安全、节约、十万公里无大修”运动，先后有一千三百三十二名驾驶员签名参加这一运动。
到1956年底，有二百八十七人车达到了十万公里无大修；
到今年第一季度止，有三百二十一人车达到了十万公里无事故。
现在，陈汉忠、石士林、苏长福、郑学博、张炳辰、徐殿喜、任光华等七人已达到三十万公里无大修；
李大斌、苏长福、潘禄兴、刘坤、杨仲英、尹文杰、谢建中、吴克俊、杨看中、郭生海等十人已达到三十万公里无事故。

1952年以来，该部队以近半数的车辆，参加了自治区的运输任务，大大促进了全区工、农、牧产品的交流，供应了市场物资的需要，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帮助了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本报讯 在奔驰于青藏公路的汽车运输部队中，出现了三个百万公里安全连，最近，这些连队受到了兰州部队首长的通令嘉奖。

汽车101支队四连，在冰雪封冻、风沙弥漫的环境中，九个月内安全行驶一百零七万公里，汽车出勤率经常保持在95％左右。
该连九班安全行驶二十万公里，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
全连所有的车都获得了“万里安全车”称号，共给国家节省修理费八万七千多元。
该支队九连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全行驶一百三十七万公里，95.6％的车获得了“万里安全车”称号。
该连有一台车已安全行驶十万公里，有六台车安全行驶四万到六万公里。

汽车176支队九连，十五个月中安全行驶一百四十九万公里，曾四次荣膺“红旗连”称号。
全连平均每台车行驶五万四千八百零六公里，多数车还没有进行中修，共节省修理费用十四万多元。

另外，汽车135支队二连，今年上半年内已安全行驶三十八万公里。
全连99.9％的车技术状态良好，出勤率在98％以上。
该连三班行驶六万多公里，只折断两块钢板，节省材料费九千二百多元。

兰州部队已把这四个连队的经验在所属汽车部队推广。

作者：邵一海

耿连波（党员）是二十七速成中学的助理员，现在9162部队政治部宣传处帮助工作。
他出身地主家庭，早在整风以前，就利用某些人有名利、地位观念的弱点，挑拨他们与党对立。
他造谣说：由于干部部门“犹豫动摇”，“心灵深处有宗派主义”，所以知识分子干部不能得到提拔。
速中明明有些德、才好的教员晋升了中尉，他却造谣说速中教员清一色是少尉，太不合理。
他对速中教员何馥荪说：“9162部队的宗派主义严重，其实知识分子哪里比工农差，再怎么也比工农能力强。
我看犯错误的就是工农多！”
并说：“现在的薪金制不合理，我们革命多年，还养不起家。”
他知道夜校教员都未调整军衔，故意无中生有地对夜校教员吴志鹏说：“速中都调整了，你们调整了没有？”
引起夜校教员思想上的波动。

整风运动开始后，耿连波向党进攻更加疯狂。
6月初，部队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耿连波被选为代表。
他以收集群众意见为名，大肆挑拨活动。
他积极鼓动法院书记余世华向领导上提意见，并先后四次鼓动检察院朱春玉提意见，朱说没有意见，他就故意威胁说：“你不放，就不要在背后乱谈！”
座谈会前，他对二十七速中的代表金德成说：“你们得好好组织火力，准备好弹药好开炮，别等到时候放冷枪冷炮。”
会议进行中间，他听说部队首长要来参加会议，就当晚赶到速中代表的住所去对金德成说：“明天将军到会，应该让发言生动的人发言。”
他们两人一起研究了发言内容，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恶毒地描写为：“一手拿大帽子，一手提大棍子。”
速中另一代表戴思奇准备就教学编班问题提些意见，耿连波说“你提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干吗”，要他提“原则性”的意见。
在座谈会上，凡是攻击党、对党不满的言论，他都拍手称赞。
有些人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他就在小本子上写着“冷枪、冷炮”等字样，在周围群众中传阅。
当会议接近尾声，群众的偏激情绪有些缓和的时候，他就鼓动夜校教员陈融生继续向党进攻，对陈说：“就看你啦！”
陈发表了一些激烈言论后，他立即加以称赞。
他自己也在座谈会上向党射出了一连串的毒箭，污蔑党把知识分子看作“危险人物”，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大刀阔斧的砍”，“宁肯错砍一千，不能错留一个”；
说“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殊待遇：每次运动都是挨整重点”。
他公开对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表示同情，替他们喊冤、抱不平；
并恶毒地说党对知识分子的培养使用可以概括成三句话：“处理是多么慷慨，评级是多么吝啬，使用是多么犹豫”。
现在耿连波的反动原形已经暴露。
一些曾经被他利用的人已经觉悟，开始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积极地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与他展开说理斗争。

本报讯 武汉部队政治部最近召开了政治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战斗训练中的政治工作问题。

会议经过报告和讨论以后，在总结时指出，今年下半年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要发动群众大力学好战术，巩固提高技术；
广泛深入地宣传并在一切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
严格部队纪律，坚决贯彻条令。
总结中特别强调发动群众努力学好战术，巩固提高技术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是下半年训练的中心环节。
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意味着部队训练质量的全面提高。
为此，首先要求干部、战士对下半年的训练要有正确的认识，发扬高度的积极性，把智力、体力全部运用到训练中去。
总结中还指出，学习战术的同时决不能忽略继续提高技术，必须把学得的技术运用于战术训练中去，并在战术训练中继续巩固提高。
最后，总结中指出，下半年的课目对于干部来说，主要是要求学好战术指挥问题，对于战士来说，主要是要求做到战术与技术动作的结合问题。
如果干部在合练中指挥不好，战士技术操作不合要求，那就是没有完成训练任务。
对于技术来说，巩固提高的基本办法，是常练不懈。
技术和战术必须紧密结合，在训练中应同时照顾，全面学习，以求得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共同提高；
而政治工作在这方面应给以有力的保证。

作者：杨振江祁德保肖杰

0160部队的士兵们近来更加热爱部队了。
他们以我军三十年来的斗争历史为荣，不少士兵能滔滔不绝地讲我军三十年的斗争史迹。
班长王修美给家里写信，从南昌起义写到目前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最后还写道：这些事情，只有人民军队才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做梦也办不到。
这些1955年入伍的士兵，原先已准备了衣服、鞋袜，等待复员，现在，他们自动检查了消极思想，提出了“在部队一天就要抓紧时间提高保卫祖国的本领”的行动口号。
有许多同志申请延长服役期限。
很多同志克服了轻视驭手班和炊事班工作的观点，认识到在革命部队干任何工作都是光荣的。

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近来也更加密切了。
每到晚上，常有三五成群的士兵围着军官听故事、谈家常。
在假日里，许多连队军官留队与士兵一起生活。
有的军官还把爱人带来，为士兵缝缝洗洗。
士兵们进一步认识到：今天的胜利和军官们过去离乡背井、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分不开的。
他们也处处关心军官。
有的士兵晚上站哨回来，看见军官没有放蚊帐、盖被子，就给他们放下蚊帐，盖好被子。
连队的水壶也经常有士兵自动去灌水。
士兵们批判了过去与军官比待遇的思想。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卫祖国来的，不是为挣钱来的。”
“军官是职业。
军官们要靠薪金赡养家庭，维持生活，我们仅仅是尽三年义务，不应该与军官比。
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军官们过去的生活好多了。”
现在大家都感到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不大，后悔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工作和学习。
所以，最近部队在炎热的天气里进行演习，中午得不到休息，甚至吃不上饭，但是大家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
士兵们说：“老同志过去天大的困难都克服了，我们这些小困难还不能克服吗？”
上面这一片融洽的、生气勃勃的景象，是在这个部队进行了一个月的革命传统教育以后更加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个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呢？

他们是根据我军三十年来的发展简史和部队现实情况，分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系统地介绍我军各时期英勇斗争故事，使部队了解各个时期的斗争特点。

红军时期：主要介绍建立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包括粉碎敌人围攻及长征中一些著名的战斗和过雪山、草地的艰苦生活。

抗日时期：由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团以上干部报告自己的斗争事迹，着重介绍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介绍反扫荡、反封锁的情况，介绍陕北南泥湾进行大生产的情况，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介绍本部队经历的一些战斗，同时介绍了辽沈、淮海、平津张等战役。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些著名战役，也作了介绍。

其次，介绍本单位光荣历史，介绍本单位建立以来的战斗、战绩、荣誉单位和英雄人物。
一支队在进行这种教育时，还采取“老首长回连队”的方式介绍连队的光荣历史，如副支队长姜玉明同志，原是“攻开原先锋”五连的连长，他回连报告了开原攻坚战斗和该连的斗争历史以及英雄模范人物事迹。

除此以外，还介绍了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为士兵树立榜样。

本部队干部大部分都当了报告员，没有担任报告员的干部，也在讨论会上与课外活动中零星地介绍了一些斗争故事。

为了配合这一步教育，部队、支队都举办了光荣传统展览会。
展览会陈列了各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油画、战绩统计以及各分队的奖旗与胜利纪念品等。
展览会由分队干部亲自担任解说员，有的则专门训练了解说员。
另外，还放映了“上甘岭”等影片，出了黑板报和大字报。

第二步：提高认识。
目的是要把大家从第一步教育中接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认识人民军队的本质，认识为谁服兵役，怎样服兵役，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
这一步着重讲清两方面道理：一方面，我军能够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原因是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是由于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由于我军成员有远大的理想，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讲清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树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服从命令听指挥等观念。

这一步教育的作法是先由领导作报告，然后进行座谈、讨论，讨论时以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为线索，着重讨论如何学习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第三步：用在第一第二步教育中获得的思想武器，来解决部队当前存在的思想问题。
如计较物质待遇、怕苦畏难、个人前途以及官兵关系上存在的问题。
做法也是采取有领导有中心有目的地开座谈会，启发士兵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要提的意见提出来。
然后由领导上根据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和已掌握的情况综合成几个问题，交给士兵讨论。
讨论时提倡对事不对人，提倡以理服人，通过自由争辩达到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目的。

教育中，他们同时抓紧了对干部的教育，要求干部边教边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与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给士兵做出榜样。

在这个教育中，他们真正做到了党委与支部领导、首长亲自动手。
在教育前，党委认真讨论了教育内容和步骤。
在教育中，党委书记和委员亲自担任教员，并发动广大干部当报告员，还帮助报告员写报告提纲。
一支队支队长刘盛云、政委张东辰、参谋长后传鉴、副支队长姜玉明各担任一个分队的教育。
许多领导干部连续作了几次报告，部队长张本科也向官兵报告了红四方面军坚持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生活，起了动员与示范作用。
另外，他们也注意了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教育积极性，使上面的指导与下面的创造精神相结合。
教育中很多方法，都是下面提出来的。

这个教育的方法、步骤是符合士兵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的。
在第一步教育中，首先做到生动活泼，真实感人，以故事和人物的形象启发与感染士兵；
紧接着就把这种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使士兵懂得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人民军队的本质等等，再进一步引导士兵联系实际解决思想问题。

作者：李福昌

甘肃省成县兵役局上尉科长张有信同志认真维护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深入动员群众把余粮卖给国家。

成阮乡有些农民叫喊没吃的，要求政府卖给粮食；
余粮户怕卖余粮，也跟着喊；
部分乡干部心里没有底，有的也随着他们一起叫缺粮。
张有信同志发现这种情况后，就深入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对粮食情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其中很多农户不仅不缺粮，而且有不少余粮。
于是，他就向群众反复说明了事实真象，并根据政府指示，宣传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和卖余粮给国家的好处。
不多几天，全乡农民自愿卖粮五万六千多斤。
为了提高农民觉悟，扭转邻乡喊缺粮的歪风，他组织农民赶了九辆大车，一百八十多头牲口，插上红旗，送粮进城，由儿童组成的秧歌队欢送。
沿途群众和城里居民都争着看成阮乡卖余粮，影响很大。

张有信同志每次下乡工作，都和农民一起生产，一起生活。
春天种洋芋的时候，他发现种子坏了，恐怕影响收成，就访问老农，证实了坏种子是会影响收成的，便向群众讲道理，并帮助群众解决补种的种子问题。
群众高高兴兴地进行了补种，纷纷表示感激说：“如果不是张科长，秋收非受影响不可。”
由于张有信同志事事为群众打算，对国家负责，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每当县里开会布置工作时，乡干部总是纷纷要求县领导：“请张科长到我们乡里去。”
日子多了不见他，群众就到处打听：“老张同志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张有信同志在过去的十二年中，工作一贯积极，曾因战勤工作立过一等功，当选过二等工作模范。

作者：朱培

周铁山是训练处的数学教员，少尉，1954年混入共青团。
入伍后一贯不接受教育改造，对党不满。
大鸣大放期间，他恣意向党攻击，时而辱骂，时而拍桌子，表现十分蛮横，并且不准别人反驳。

5月后半月，学校开始整风，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件时，周铁山就点起一把火，对他一向最不满意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的攻击。
他说“党不整风，就一定会闹出匈牙利事件来”，“人民对党不满极了”，并说我国没有一点民主、自由，不如美国，也不如国民党。
他用心险恶地说“三害的根源也在无产阶级专政”。

鸣放开始以后，周铁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恶毒地放了一把大火。
他煽动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和他一同来闹。
他散布了不少“教员的级别普遍的低”，“学校对知识分子是扣、压、整”等谬论。

在这过程中，他曾亲自到处搜集对领导的意见，专门找少尉教员谈级别问题，煽动张贞敏、傅壬癸等（都是少尉）动员一二十个人，由他执笔联合写信给军委告状，要求“增加一个豆”。
他借李兆林想考大学没有批准的事，叫李“提意见”。
在第二次“征求”王家骧对领导的意见时，王说没有，他竟怒目而视说：为什么没有？
这是什么思想！

5月28日，黄克诚副部长来校作报告，谈到了工农生活问题。
会后，周铁山大作文章，说“领导根本不讲实际情况”，“农民饿着肚子生产的粮食，都一袋袋运到外国去了”。
他对农村工作进行了一连串的污蔑，要别人相信他两次休假回家的“调查”，说“农民生活太苦了”，“连要饭都没处要，还不如国民党时期”；
合作化运动是“变相强迫入社”；
统购统销“人为地”造成“粮荒”、“猪肉荒”；
党照顾工人太多太好，对农民是“剥削”。

6月初，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最猖狂的时候，周铁山越发得意忘形。
他对一切反动文章均赞不绝口，大称“解渴”，到处宣传。

五十八文化补习学校斗争周铁山的大会从8月9日开始，到21日止，参加会议的教职员以铁的事实和道理将周铁山完全驳倒。
周铁山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狂妄、反动的右派分子。

本报讯 某公安学校政教系的同志举行了十天集会，批判右派分子李权兴的反动思想言论。
这个右派分子百般诋毁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说我们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他要以“巨大的力量”改变这“罪恶的社会”。

政治教员李权兴有极端严重的反动思想，一直发展到对新社会深恶痛绝。
他在一篇诗里扬言要“把这世界的罪恶面貌，彻底改变”。

他看不起领导干部，瞧不起工农兵。
他在日记中说：“从理论上来说，工农兵是好的，应该为他们服务；
但遇到具体人，就觉得他们很空虚，没有什么东西，他们缺点很多，他们知道的很少。”
李权兴一贯抗拒思想改造。
他认为“思想方法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思想改造不需要经常的批评，而靠自己的磨练”。
因此，他在参加团的组织生活中，非常讨厌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在整风小组会上十分狂妄地说：“马列主义的条条，我大体上都学了一遍，现在应该多学一些唯心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一些合理的东西。”
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有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应该研究这种合理的内核。
他到处宣传这种荒谬论点，说是自己研究理论的新发现。
别人与他辩论，他就加以仇视和诬蔑。

波匈事件发生后，李权兴就更加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怀疑和动摇，他在小组会上说：“我觉得社会主义体制有问题！”
在鸣放期间，李权兴公开提出：“三个主义”的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李权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会议上遭到群众的有力驳斥。

作者：袁家骅
栏目：守岛战士

是谁？
这么早，在望什么？
他们是祖国的哨兵，时刻在守卫祖国的海岸。

砍柴归来。

为了修筑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战士们在和顽石搏斗。
袁家骅 摄

作者：朱悦鹏

8月，我访问了新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军事工程学院。

到今年9月1日，这个学院才仅仅四周岁。
然而，不论是谁——右派分子例外，只要到学院里来亲自看一看，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她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她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奇迹。
不，也是中国历史上建设高等学府的创举。
1956年，国际闻名的我国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来院参观以后也曾说，在几年之内建设这样一座规模巨大的科学技术学院，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可以说，是个奇迹。

1952年秋末，一批对于办科学技术学院完全是外行的干部，在陈赓将军的领导下，开始筹办军事工程学院。
任务非常紧迫，可是眼前几乎一无所有。
学院需要数十万平方米的房子，上级在某城市的郊区暂时只拨给四万平方米；
上百个专业教授会除了寥寥无几的军事、政治教员外，技术方面的教师一个也没有；
教学仪器，数百个专修室实验室以及实习工厂所需的器材，也是一无所有。
然而，更大的困难，还是缺乏领导高等技术学校的经验。

为了争取时间，迅速培养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军事工程技术人员，筹办学院的全体同志发挥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他们不分昼夜，到处奔忙，请教师，调学员，购置器材，筹划建筑教室、办公室……。
当各种筹备工作，正在匆忙进行之际，第一批学员，已经集中到学院学习语文、数、理、化等预科课程了。
没有房子，教员、学员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住，领导机关挤在一起办公，把能让出来的房子尽先供给学习用。
一切为了争取时间，一切为了争取早日开学。

学院政治部主任张衍大校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在那些日子里，简直比打仗还紧张，还累。
可是，打仗战前心中还有个底；
筹办学院，这可就没底了，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总怕力量用不到地方。
然而，共产党人有一条好办法：走群众路线。
当时学院党委决定建院的方针是“边学、边教、边建”。
我们不能等待。
不能学好了再建。
我们决心团结专家、教授、讲师、工程师，团结全体人员，虚心向内行学习，在摸索中取得经验。
张衍大校笑着说，当初我们领导学员学习的确是外行。
比如，我们曾经像领导连队一样，给他们规定了整齐划一的自修时间表，规定他们几点几分自修数学，几点几分自修化学……，可是事实证明这样行不通。
类似这种情况不少。
一旦领导订的计划碰了钉子，效果不好，或者教授、学员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我们就虚心接受，改正缺点，吸取教训。
“虚心使人进步”。
几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由点到面，学习着领导科学技术的教学工作。

筹办学院的速度是惊人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各个教学组织机构、教师、教学器材、房舍都已基本齐备，预科学习的学生也完成了规定的课程。
1953年9月1日，学院正式开课了。
四年后的今天，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很快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

学校办得好坏，学员的学习成绩是主要标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到几个系，对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员的学习成绩，做了一次了解。
我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学习成绩很好。

我在空军工程系看了一批学员的课程设计。
系教务科的同志，把我领进一间屋子，从柜子里拿出四年级学员设计的各种新式飞机，什么前线歼击机，拦截歼击机，护航歼击机，……几乎战斗中所需要的各种飞机，应有尽有。
这些飞机都是他们根据现代化战争的要求，根据世界最新科学技术资料设计出来的。
我仔细看了学员裘东里同志设计的拦截歼击机。
他的设计和答辩全是五分。
他设计的这种飞机的速度几乎超过音速的一倍，飞机上携带着最新式的火箭和空对空导弹。
我看得出神了。
我很想找裘东里谈谈，教员把他找来了。
他给我介绍了他的设计以后，又把我领到他们的毕业设计室里。
在那间敞朗的屋子里，摆了三十多个画图的架子，每个架子上蒙了一层雪白的布。
裘东里说，同学们都暂时放下毕业设计，参加反右派斗争去了。
他打开了他的设计架上的布，简略地介绍他的第二个设计。
这次他设计的是特种歼击机，飞机的速度达到音速的二点七倍。
他说，一旦侵略者对我们发动战争，他设计的这种飞机就可以用最高的速度去回敬敌人。
我简直想不到四年前的一个见习营房管理员，今天已学会设计飞机了。
而他，裘东里，参军前也不过是相当高中的程度。
他们的设计不是空想，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
我衷心预祝未来的飞机设计师们的成功。

说来真巧，我参观炮兵工程系的时候，碰到了原来在一个部队工作的陈洗同志。
他是1949年北平解放后参军的。
以后随军南下到了广西，在部队一直做文化教育工作。
1953年他也被调到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了。
系的同志说，他是一个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
当他在一个工厂实习的时候，碰到了厂里很难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
他回校后，利用课余时间，做了多次研究，结果从理论上解决了厂里提出的问题。
教授们对他这一科学研究的评价很高，说他的研究有分析，有综合，根据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假设，然后用实验加以证明。
这说明他已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了。

无论我参观哪个系的时候，接待我的同志都异口同声说，他们的学员经过实习证明学习成绩都比较好，然而学院的右派分子硬说学习成绩不好，企图以此证明共产党办不了学院，好叫他们来个“民主办院”“教授治校”。

事实是铁的见证人。
坦克工程系教务科的同志把今年4月学员实习总结拿给我看，并且请来四位带领学员实习的教员给我介绍实习的情况。
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提一桩事就够了：他们的一百零九名学员，在二十八天的实习中，就提出了二百三十条合理化建议。
这些建议经所在单位研究，差不多都可以采用。
学员张秉仁在某工厂实习时担任生产科副科长，他为了解决厂里几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深入各部门、各车间，广泛征求了各类人员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还到处去找参考书。
最后，他总结了大家的意见，根据理论原则，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工厂的负责人十分敬佩他和那群实习的学生。

让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更多的奇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彻底驳倒右派分子的谬论。

海军工程系的学员正在船模实验室做舰船阻力试验 许民摄

作者：张明磊苑玉明崔林

在逆流中坚决斗争

共青团员李景财，是某军械学校六期八连的学员。
6月间，右派分子苏天训盗用八连的名义，写大字报谩骂领导，煽动六期学员转学请愿。
李景财随即写了一张大字报，揭露苏天训一贯不积极学习、专门捣乱的事实，严正驳斥右派分子盗用全连名义的作法，是“既破坏集中，又破坏民主，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

这样，李景财就成了右派分子的眼中钉。
苏天训曾和一伙人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对付他。
苏天训派人威胁李景财说：“你想逆流而上，必然会受到打击。”
李景财不受他们的威胁，右派分子又以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
在李景财的周围，总有几个受苏天训指使的人监视他，对他冷讽热嘲。
李景财一和干部接近，立刻就有人来追问，什么“特务”“走狗”“不是人”等等恶毒的咒骂，都随之而来。
李景财有时气极流泪，但并没有一点动摇。

在当时，公开进行说理斗争还有困难，李景财就逐日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记在本子上。
不管白天或黑夜，只要右派分子在进行串连活动，他就密切注意，有时整夜不睡。
由于他掌握了右派分子大量的材料，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他作了有力的揭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明磊）

揭穿“罢课”阴谋

6月初，空军某医院护士学校的右派分子们，曾积极煽动学员罢课。
在他们的鼓动下，三区队六十名学员中，竟有四十多人同意“停课鸣放”的口号。
当时有个姓刘的学生，自称为“学员代表”，去找团支书刘恩庭同志，要刘恩庭同志“停课”。
刘恩庭同志当场就揭穿他的把戏说：“中央指示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停课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
刘恩庭同志还质问他：“你究竟代表的是什么？
如果真正代表学员，为什么不向大家解释？”
驳得这个自封的代表哑口无言，罢课的阴谋也破产了。
（苑玉明）

坚持阵地反击右派

共青团支部书记任毅民同志调到总后第四预校工作不久，整风就开始了。

团内的右派分子管音绰、王崇芳等人，企图把团支部变成反党阵地，利用任毅民同志刚到，了解情况不多，就极力对他诽谤校的领导，想拉他一道进行反党活动。
任毅民尖锐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些行为是极不正派的，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提出来？
……”
在支委扩大会上，团内右派分子对党恶意攻击，任毅民站出来严正地说：像你们那种说法，不利于党和团的团结，团员应该提高政治警惕。
右派分子们污蔑任毅民同志“阻碍鸣放”，任毅民同志一时头顶乌云，受尽咒骂，光荣地孤立。
但他立场坚定，会后积极向那些一时迷失方向的支委和团员进行耐心说服。
终于，随着反右派斗争有利形势的到来，大部分团支部骨干和团员觉醒过来，和他一道投入了斗争。
（崔林）
=====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为什么比资本主义国家快；
-——驳余培岳的荒谬“理论”

作者：张肃平李全民庞俊舒祖武罗中雄孙崇久刘群

右派分子余培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所持的“论点”之一是：苏联四十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道路，那是因为苏联开始发展工业已经是二十世纪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展工业的时代不同，二十世纪科学技术水平高，当然要发展得快一些。
因此，他说这一点并不能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他说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不见得能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余培岳的这种“理论”显然是荒谬的。

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

谁都知道，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现代科学技术必须依赖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可能反过来促进现代工业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

仅仅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还只是为促进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要使这种促进工业生产发展的可能性成为现实，那就要把现代的科学技术用之于现代工业生产。
然而，能不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用来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这并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先进的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可能被充分地利用到生产当中去，促进生产的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较之封建制度要先进些，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比在封建制度下更充分地被利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封建社会要快得多。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毕竟也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利润，利用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越来越多的利润，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就逐渐阻碍科学技术的充分利用、阻碍生产的发展了。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充分地被用来促进生产的发展。
最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
要说原子能的发现和掌握，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比苏联晚，但是，第一个把原子能用之于和平生产事业和人民福利事业的却是苏联。
现在，苏联的国土上早已出现了原子发电站，原子破冰船已经在建造，原子放射同位素也已经开始在医疗中被利用。
而资本主义国家却正在利用原子能制造炸弹和潜艇，利用原子弹进行外交恐吓，制造国际紧张局势。

即使都从二十世纪算起

苏联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十八、十九世纪相比，时代确实不同。
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发展速度快的历史结论。
因为，即使都从二十世纪算起，苏联的生产发展速度仍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快得多。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十分落后。
关于1913年的情景，列宁曾经作这样的描写：“其现代生产工具的设备仅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基础也未保全下来，经过革命前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后三年国内战争，烂摊子更加破烂了。
直到1928年，才恢复到了并且有的开始超过了1913年那个落后的经济水平。
当时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基础，远远地要比苏联接受下来的烂摊子先进得多。

可是，在1929年到1955年这二十六年当中，苏联的国民经济尽管受到战争的破坏，其工业产量却平均每年增长12.3％，1955年工业总产值为1929年工业总产值的二十倍以上。
美国在战争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还发了洋财，但是，在这同样的二十六年当中，其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只增长3.3％，1955年工业总产值只达到1929年的二倍多一点。
原来，苏联的工业水平在欧洲居第四位，在世界上是第五位；
可是，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苏联的工业水平就超过了欧洲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苏联在落后的技术基础上是高速度的发展，而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反而是低速度的发展甚至落到苏联后边去了呢？

余培岳说苏联是在二十世纪当然要发展得快一些，我们要问：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难道不同样也存在于二十世纪吗？
它们为什么不能像苏联那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地发展生产呢？

中国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中国的例子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生产就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9.5％，1956年甚至比1955年增长了31％，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连联合国经济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我国1956年比1955年工业增长的速度在世界上居第一位。

1949年以前是二十世纪的前半期，1949年以后是二十世纪的后半期。
同样都是二十世纪，为什么新中国的生产发展速度如此的快，而旧中国的生产发展速度却如此的慢呢？

我们的结论

从以上的事实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同一个二十世纪，工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有天地之差；
同一个国家，在1949年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工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比1949年以前大大地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
能够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水平高的理由来解释吗？
能够否认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的缘故吗？
显然不能。
结论应该是：决定二十世纪的苏联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发展速度快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新中国比旧中国生产发展速度快的根本原因也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余培岳认为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不见得能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
这就是说，生产发展速度快的赶不上发展慢的。
这是右派数学教员独创的“数学理论”吧！
告诉你，余培岳，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能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水平最高的美国。
这个目标在苏联不久之后即可实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再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也可以实现。

作者：振峰

作者：肖麦萍

右派分子在各方面向我们党进攻的同时，对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也大肆攻击。
他们诬蔑我们党在选拔干部上是“重德轻才”，并狂妄地提出“以才为主”“谁有本事谁来干”等等的谬论，企图否定我们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

我们党挑选干部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德才兼备”的标准。
这是我们党长期坚持贯彻，并经过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标准。
右派分子把我们党的“德才兼备”说成是“重德轻才”，他们的实际企图，无非是要我们党放弃选拔干部的“德”的标准。
他们的主张是荒谬的，他们的用心是阴险的。

我们党在选拔干部中“重德”，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任用和选拔干部时，就不能不首先考查一个干部是否能够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是否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事业。
这是一条绝对不容忽视的政治标准。
我们军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军队里的干部是带兵和掌握武器的军官，因此我们在选拔干部的时候，就更不能不重视干部的政治质量。
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有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有一些人本来领导上是知道他有问题，但是还爱“才”留用，这个事实说明，有些单位中还存在着重才而忽视德的现象。
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引起警惕的一种偏向。

我们知道，当世界上还存在着阶级的时候，一个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超阶级的人是不会有的。
因此，看一个人就不能不首先用阶级观点来判断。
衡量一个干部的德，首先就要看他的阶级立场。

难道我们能够不重视或是放弃这条政治标准吗？
难道我们能够任用和选拔那些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作为我们的干部吗？
难道能让他们担任我们的军官吗？
这样的人即使有再多的才能，但是，如果让他指挥军队，枪口会对准谁呢？

右派分子说我们“轻才”，这是歪曲事实。
我们党在选拔干部时，从来都是既重视干部的德，同时又充分重视干部的才。
很难设想，我们党不具备大批有才能的干部，中国革命可以取得胜利，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
很难设想，我们军队没有大批有才能的干部，我们军队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美帝国主义，我们在近几年的现代化建设中会有这样巨大的成就！
说我们干部政策“轻才”，这是胡扯。
我们党经常地不遗余力地注意培养和提高我们干部的才能，并且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安置到适合于发挥他的才能的岗位上去。

并且我们知道，“德”和“才”，这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一个干部只有具备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在工作中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才能，很快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相反地，如果他成天背着个人主义的沉重包袱，他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他的工作能力的提高，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试想，离开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来谈“才能”问题，这是什么样的才能呢？
难道站在反动立场、仇视社会主义事业、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人，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吗？
这种人即便有所谓“才能”和“技术”，但也不能很好地用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有些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我们“轻才”，为他们这样的人没有被重用而喊冤。
是的，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才能的人，我们决不能重用。
事实上，我们过去对他们的“才”还是看得太重了，而对他们的“德”，却注意不够。

当然，我们在具体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中，在衡量干部的德才方面，由于我们干部工作的不够深入，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偏差，需要我们纠正和克服。
但是只要不是别有用心，能够客观地观察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在执行干部政策中，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基本的。

右派分子企图改变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否定我们干部工作成绩，这是妄想。

作者：牛成明

我是一名拿枪的战士，

日夜巡逻在“钢都”的街头，

听到右派的反共谬论，

怒火喷出了我的咽喉。

旧社会的滋味我早已尝够，

地主们逼着我去当马牛，

旧中国使我成了流浪儿，

共产党给我带来了幸福、自由。

解放军将我抚育成人，

为祖国我参加过南征北斗，

我亲身奔赴过朝鲜战场，

搏斗中咬断过敌人的咽喉。

我亲眼看到无数的同志英勇倒下，

我亲手擦干泪水掩埋了战友，

我曾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

我站在烈士面前高举过拳头。

到了社会主义花朵盛开的今天，

竟有人嚷嚷没有幸福和自由，

要将社会主义车轮推向后转，

要想偷去青天换日头。

要工人阶级给他们让位，

要农民兄弟们重新去做马牛，

要吞去我们人民的胜利果实，

这无异是要把我们的心肝剜走。

我们用身体砌起了社会主义大厦，

我们用鲜血换来了幸福和自由，

右派分子妄想夺去人民的天下，

先请他来问问我们战士的拳头！

作者：卜雨

海军司令部少尉翻译、右派分子杜秉锐，是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应声虫。
他看到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大加赞赏说：“痛快，说得对，应该派记者去访问。”
他说：“中国如果来个匈牙利事件，根据我的新仇旧恨，我一定去参加。”
杜秉锐的新仇旧恨是什么呢？
他说，这就是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了“委屈”。
且看他的“委屈”真相罢。

第一，他的大伯父任过伪满协和会理事，东北光复后，窃取了镇长职务，在吉林省榆树县组织叛乱，赶走了我地方干部，迎接蒋匪军。
1946年5月被我军逮捕枪毙。
杜秉锐说他是大伯父的继子，他声言“屈了大伯父”，要替大伯父报仇。

第二，他的二伯父杜达三任过伪满村长，抓过劳工，贩卖过毒品，为土匪供给过枪支，勒索过钱财。
国民党占领东北时，杜达三勾结伪第八军谍报员刺探我军军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还聚众造谣，要迎接帝国主义和蒋匪回来，又供应土匪枪支，进行坐地分赃，并持枪抢监，终于在1952年被政府判处死刑。
杜秉锐说：“二伯父廉洁奉公，对共产党有帮助，锦西县公安局长执行政策有偏差，二伯父不够枪毙的条件。”
第三，1948年锦西县进行土改，按照当时政策规定，他的家庭被群众斗了。
他认为这是一件重大的委屈。

第四，1948年他由锦州回家，村干部怕他把家里的浮财带走，在他离家的时候，把他带到村公所检查了他的衣服包。
杜秉锐说：“等我当官回来，好好收拾你。”
第五，他的老婆与人通奸怀孕（已经离婚），他说这是共产党带给他的污辱和痛苦。

第六，杜秉锐在中学时加入过三青团，肃反时，让他重新交代了三青团问题，并要他交代对二伯父的看法。
杜秉锐认为肃反搞糟了，冤枉了他，并说肃反使许多干部受了“委屈”。
肃反结束时，组织上给他的结论是：“思想模糊，立场不稳”，他认为这也是“委屈”。

以上种种，就是杜秉锐所说的一系列的“新仇与旧恨”。
（卜雨）

作者：徐执夏敏之

在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期间，总参外国语学校英文教师刘琨突然撕下了沉默寡言、阴沉孤独的假面具，一变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
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风声。
在人们面前，他吹嘘“章、罗是硬骨头”，号召别人向章、罗学习。
他为了宣扬“有职无权”的谬论，竟和别人争辩到深夜十二点钟。
有些人不同意右派论调，没有发言，刘琨就质问：“你为什么不发言？”
别人说已经讲过了，刘琨便煽动说：“谈过的也可以讲，讲出来就是力量。”
他为了把火烧得越大越好，便要挟领导答复他要求的六项保证：一、不记账；
二、不追账；
三、不查账；
四、不记入材料；
五、不调动工作；
六、不减薪，特别是不要报复。
领导上拒绝了他这种无理的要求，他就向别人煽动说：“你们看，政委没有决心整风，今天政委不能保证，就是不放。”
刘琨还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他说，这个政策就是“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停止使用”。
还威胁说：“共产党只是少数，你别看不起知识分子，一旦上了街是不得了的。”
这个右派分子这样仇视党，在平时却装成一副清高的样子，自称：“我教书二十年，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
反右派斗争揭开了刘琨的伪装，原来他是个国民党的党棍子。

1927年，刘琨认为单纯作个英文教员吃不开，就跑到国民党支部申请作一个预备党员。
蒋介石叛变后，这个国民党支部瓦解了。
1928年，为了“党员可以终身任用，可以保障生活”，刘琨再次参加了国民党，于是他就从教员兼生活指导员，升为教务主任，担任了国民党统治学生的重要角色。
1938年，他经过两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又成了拥有特字号党证的人物。
从1938年到1942年，他在“国立九中”连晋四级，由教员而导师，而分校教务主任，而分校校长，而总校教务主任。
真是飞黄腾达，显赫一时。
1945年国民党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时，刘琨在四川江津领导学生参加反苏活动，发表了反苏演说，并率领学生近两千人，爬山越岭到重庆去参加反苏大游行。
（徐执、夏敏之）

据新华社讯 记者从农业部获悉：今年的棉花大部分生长得好，如果没有雨涝，不遇早霜，今年的棉花总产量可能超过去年，如果收得好还可能和大丰收的1955年差不多。

现在，长江以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棉区新棉已经上市。
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和湖北等省的棉区都已经开始了采摘新棉。
河北、山西南部地区的早熟棉花也已经采摘了。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是全国四个主要产棉省份。
面积和产量都超过全国一半以上。
这四个省今年四千九百多万亩棉花，都结桃累累，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
据国务院组织的棉花生产调查组的报告，河南省的一千多万亩棉花的产量初步预计可能比去年增产三十多万担。
河北省的一千四百多万亩棉花的平均亩产量，估计比大丰收的1955年还要高一点。
江苏省今年的棉花初步估计可能比去年增产九十多万担左右。
山东省的棉花也将得到丰收。
另外，湖北、四川、陕西、浙江和安徽等省今年棉花的生产情况也是好的。

今年全国棉田的实际收获面积要比去年少一百多万亩，而总产量却可能比去年增加，这是各地党和政府领导农民一致努力的结果。

栏目：连队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

右派分子和农村的不法地主、富农说：国家向农民征购的粮食“都卖给外国去了”，这纯粹是胡说八道，造谣诬蔑。
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也跟着嚷嚷，说什么不知道“粮食哪儿去了！”
我们国家向农民征购了多少粮食？
这些粮食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为了说得具体一点，咱们谈谈河南一个省的情况。

河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粮食产区。
人口四千八百万，也是我国的一个大省。
这个省从1954到1956年三年中，一共征购了粮食一百五十四亿五千零二十九万斤，共销售粮食一百三十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五万斤。
其中有八十一亿七千八百六十万斤，是供应农村，这数目相当征购总数的一半以上；
另有四十九亿三千三百零五万斤供应了城市，这数目相当供应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除了销售以外，其余的粮食，一部分上缴给国家，一部分留作本省库存。

销到农村的用途？

河南省三年中销到农村的粮食是八十一亿七千八百六十万斤。
这些粮食干了什么呢？

（一）有二十四亿一千九百八十万斤供应了重灾区。
因为全省三年累计有一亿一千三百万亩土地和三千九百八十二万人口的地区受了灾。
国家供应了这些粮食，才保证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帮他们战胜了灾荒。

（二）有四十亿六千一百六十二万斤供应了经济作物区。
因为全省约有一千九百二十万亩土地和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种植棉、烟、麻和芝麻等工业原料，粮食种得很少，不够吃。
国家不供应他们，他们就不能安心种经济作物，而这些东西又是全国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不可缺少的。

（三）有三亿八千四百四十八万斤供应了“治黄”“治淮”工地和兴修水利的用场。
因为这些工地上有千百万人在为根治黄淮两河而日夜劳动。
不供应他们，这些伟大的改造自然的工程就不能进行。
而耽误了这些工程，就不能保障广大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四）有十三亿一千二百七十万斤供应了农民作种子、饲料等用场。
这对于发展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生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销到城市的用途？

河南省三年中销到城市的粮食共达四十九亿三千三百零五万斤。
这些粮食干了什么呢？

（一）有三十三亿五千五百八十八万斤作了口粮。
吃这些粮食的人是工人、军人、国家工作人员、店员和学生。
大家当然清楚，这些人不吃粮食不行。

（二）有六亿一千零五十六万斤作了工业原料。
因为榨油、桨纱、造酒、作酱油、酿醋，需要粮食作原料。

（三）有七亿零六百四十一万斤供应了食品工业。
因为全省共有熟食、副食、糕点业二万九千八百三十七户，分布在城市、集镇和交通要道上。
这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业。

（四）有一亿二千九百四十一万斤供应作饲料。
因为全省有专门运输、科学实验、配种等牲口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五头。
这些牲口必需用粮食。

（五）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九万斤，作了其它各项用场。

上缴和库存的粮食是否必要

河南省三年中共上缴国家粮食二十亿三千五百七十六万斤，占征购总数的13.18％。
这些粮食大部分支援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邻近省区（如河北）。

另外，河南也还留了一部分粮食作为库存。
库存粮食的用场是：应付灾荒和其它紧急需要。
如去年该省发生了特大灾荒，征购的粮食大大减少，只有四十四亿七千九百八十四万斤；
但销售的粮食却增多了，达到四十八亿三千零四十万斤。
销售大于征购三亿五千零五十六万斤。
这个差数，就是靠从库存的粮食中补足的。
如果没有这一笔库存，只靠当年征购的粮食来解决，那就没法保证灾区人民有饭吃，就会发生逃荒要饭甚至饿死人的现象。
因此国家按照“以丰补歉”的方针，平时库存一些粮食，是十分需要的。

国家出口粮食数目很小作用很大

当然我们的国家也出口了一部分粮食。
这是因为我国建设所需要的一部分工业原料（如橡胶等）和贵重的工业设备，需要用粮食去换。
不过这种出口的粮食数目很小，就全国来说总共每年才有四十亿斤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大豆，摊到全国六亿人身上，每人每年才合六斤十两多一点，一天少吃两口就有了。
这样的出口绝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对加速我国工业建设作用却很大。
购买我们粮食的国家包括印度、锡兰、朝鲜、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苏联、波兰等国，出口到苏联的仅是一小部分，这怎么能说“粮食都出口了”呢？

上述情况就是“征购的粮食哪儿去了”的答复。
河南省是这样，别的省（区）也是这样。

据新华社30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随行人员，在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八时三十五分，胡志明主席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来到机场。
在乐队奏越中两国国歌后，胡志明主席又由朱德副主席陪同，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一群少年儿童向贵宾们献了鲜花。

胡志明主席同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热烈拥抱和告别。
随后，他又同前来欢送的中国国家其他领导人一一告别。

八时四十五分，贵宾们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欢呼声中起飞。

据新华社讯 毛泽东主席30日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祝贺马来亚独立，电文说：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总理兼外交部长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祝贺马来亚独立，电文说：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承认马来亚联合邦。
祝马来亚人民在缔造自己的国家和建设幸福生活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加强和发展。

据新华社30日讯 西欧国家的报纸继续就苏联试验洲际火箭成功发表评论。

巴黎“解放报”强调指出，苏联虽然拥有美国人那样害怕的独占武器，但是它仍然坚定不移地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并且要求销毁这两种武器的储备。

“人道报”说：“各国劳动人民懂得，苏联的强大是维护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
意大利“团结报”说：“洲际弹道火箭就消除了美国假定的原子弹方面的优势，我们希望它能给停止悲剧性的扩充军备打开新的前景。”
西德主要的军事评论家之一巴尔沃耳夫在汉堡“世界报”上评论这件事的意义说，苏联试验成功洲际弹道火箭的消息，在军事历史上的重要性只有美国人的第一颗原子弹制造成功的事情可与之相比，还说美国人现在已处在最不利的地位。

意大利“时代报”的一位军事评论员说：“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从技术角度来看，苏联的发明是一件极其巨大的成就。”
“意大利报”说：“对苏联的声明不加以充分估计是不行的。
洲际火箭同我们所知道的‘诚实的约翰’式导弹和现有一切其他类型的火箭相比，要算是一个庞然大物。”
美国又试验原子弹

据新华社讯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30日在内华达州中又进行了一次原子武器爆炸试验。
这是美国今年夏天在内华达沙漠中进行原子武器试验中的第十四次爆炸。
（附图片）

最后的一张王牌输掉了 远明作

据新华社地拉那30日电 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会谈联合声明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一致是它们的生存和顺利发展的可靠保证。
目前当帝国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继续进行侵略活动而使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的时候，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具有更大的意义。

据新华社讯 在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的前夕，这个国家的首都吉隆坡正在紧张地筹备进行庆祝。
全市充满节日气氛。

在30日的子夜，全国的清真寺将击鼓，在许多山上将燃起巨大的篝火，表明庆祝独立的开始。

据新华社哈尔滨30日电 今天下午五时，哈尔滨地区江面水位已经上升到一百一十九点九一公尺，超过1932年大水灾时的最高水位达零点一九公尺，比去年大洪水时的最高水位只差零点一五公尺。
目前，水势仍在继续上涨。

从昨天子夜起，哈尔滨市又遭受了七、八级大风袭击。
郊区大堤发生好多处脱坡和堤身塌陷等险象，经过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奋不顾身地涉水堵救，都已经脱险。
市区大堤也有两处发生管涌、渗水等险情，职工抢险队员在很凉的水中搏斗，投下大量石块后也堵住了。
今天，哈尔滨市有十六万军民在狂风怒吼浪花四溅的堤坝上，继续加高加固堤坝。

又讯 洪水还严重威胁着三肇地区——肇源、肇东和肇州。
这个地区是松花江洪峰进入黑龙江省的门户。
现在三肇地区的一支由十一万名农民和干部组织的防汛大军，正在嫩江和第二松花江的大堤上紧张地和洪水搏斗。
这些防汛大军在26和27日两天中，已战胜了嫩江和第二松花江到来的洪峰。
现在，这支防汛大军正在加高培厚堤坝、抢修险工，以阻挡即将到来的又一次洪峰。
肇源地区的防汛斗争，还得到了苏联友人的帮助。
前来黑龙江省支援防汛的苏联黑龙江航运管理局的两只货船，在28日帮助从哈尔滨运来了七百零二吨粮食、六万条草包和数千张席子。

又讯 为了支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防汛斗争，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已经从北京、吉林、沈阳等地调往哈尔滨地区一批防汛物资，计草袋二百多万条、铅丝三十万吨。
另外，还拨去防汛经费二百万元。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六人，也已先后去丰满水库和哈尔滨市。

作者：胡伟

据新华社沈阳30日电 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已遍及辽宁省大部分村庄。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普及，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投机粮商的打击和国务院禁止统购物资流入自由市场指示的贯彻，全省五百多个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已经关闭，农村中自行调剂余缺以减少国家粮食供应以及节省粮食的风气正在增长。
7月下旬和8月上旬，下面还叫喊缺粮十万多吨，现在只拨给三万吨就够了。

据新华社广州30日电 广东信宜县公安局最近破获一起暗藏在农业社里的派遣特务案件。
主犯高秉邦等七人已被逮捕，当场缴获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给他们的指示、信件和他们写给特务机关的情报底稿等多份。

主犯高秉邦今年春天受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回到家乡信宜县中堂乡后，便积极发展特务组织。
他们曾不断地把本地的粮食供应、修建公路和反对地主富农倒算斗争的情况密写成情报发给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甚至要求蒋介石集团用飞机来炸平信宜、茂名等县。
这批特务分子在农业社中，挑拨离间，打击农业社的领导。
特务分子高逸邦骗任农业社记分员，故意乱记社员的工分，煽动社员们偷社里的谷子，并怂恿社副主任共产党员吴志文做投机买卖。
最后在社里重新选举社务委员的时候，他们煽动社员把原来的社主任、副主任都改选掉，企图夺取社的领导权。

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快被我公安机关发现并依法逮捕。

作者：汪杰
栏目：资料

今天（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
从此，马来亚成为英联邦范围内的一个独立国。
这是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初步胜利，也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又一次胜利。

马来亚处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的中部和南部。
面积有十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六百三十六万多，其中马来人约占一半，中国人占十分之四左右。

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马来亚人民一直遭受英国殖民者的奴役和掠夺。
马来亚是盛产橡胶和锡的地区，锡的产量占世界产量的38％，天然橡胶产量占世界产量的30％多，但大部分都操在英国人手里。
英国在这两种物资上每年即获得三亿美元以上的外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来亚被日本占领。
战后英国殖民者重新回到马来亚。
对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的马来亚人民特别是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马来亚共产党进行了狂暴的武装镇压。
1949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成立，对英国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
八年多来，尽管英国殖民者出动了四十万左右的武装部队，向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但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却日益壮大，马来亚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也愈来愈高涨了。

1955年的万隆会议进一步推动了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马来亚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和迫切，1955年5月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以实现马来亚的独立。
在马来亚人民坚决斗争的影响下，马来亚联合邦在去年组织代表团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举行独立谈判。
英国政府被迫同意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

但是，马来亚所取得的并不是完全的独立，英国将仍掌握马来亚的对外防务和对外关系，仍有权在马来亚驻扎军队，使用军事基地，并继续掌握镇压马来亚共产党的军警指挥权。
马来亚人民将继续为争取完全的独立而奋斗。

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法将在宣告独立时起生效。
它的第一任正副元首也将在今天正式就职。
现在选出的最高元首是阿卜杜勒·拉赫曼，副最高元首是希萨穆丁·阿拉姆·沙阿。
（汪杰）（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