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领导人宴请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2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今晚宴请了胡志明主席。
中国方面出席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彭真、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
越南文化部长黄明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医济部副部长范玉石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阮康也应邀出席。

　中国工人祝贺马来亚独立
赖若愚致电马来亚工会领导人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今天打电报给马来亚工会理事会总书记狄哇祝贺马来亚独立。
电报说：
“值此马来亚各族人民获得独立之际，中国工人感到欢欣鼓舞，并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马来亚的独立是马来亚各族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祝你们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工人生活、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愿中国、马来亚两国工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为增产化学肥料开辟远大前景
大连化学厂制成许多化工设备并继续扩建
本报旅大29日电
文天申报道：
供应农田化学肥料的工厂——大连化学厂，到8月15日止，已顺利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任务的105％以上。
至此，这个工厂每年化学肥料的生产量（如果以每亩施用五公斤化肥计算）可供七千七百万亩农田之用，约可增产粮食十一亿斤。
这个工厂的厂长告诉记者说：
大连化学厂恢复生产还不到七年，化学肥料的年产量已比敌伪统治时期生产量最高年份的1938年增加了70％。
在第1个五年计划以前，这个工厂生产化学肥料（硫酸？），
要使用许多贵重的硫酸，而邻近的大连碱厂在用苏尔维法造碱中，又把含有大量氯根的石灰石（可利用来生产化学肥料氯化？）
当作“废料”排入海中。
1953年以来，大连化学厂研究利用碱厂的石灰石生产氯化？
成功。
这样不仅节约了硫酸，化学肥料的成本也比过去降低了25％以上。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大连化学厂自己设计和制造了许多化工设备。
近两年来已投入生产的现代化设备，有制造氮素肥料不可缺少的二千四百马力的高压氮气压缩机，它每昼夜吞吐的化学气体，足够用来制成五百吨硫？
；
有十分精密的可在摄氏零下200度操作的空气分离设备、氢气分离设备。
还有我国目前最大的九百马力专制化学肥料半成品（合成？）
的高压循环压缩机等。
这些设备制造成功以后，为进一步增产化学肥料开辟了远大前景。
目前，这个工厂在造气率和冷冻洗涤一氧化碳的纯度方面，都已达到国际水平。
由于大连化学厂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家要求他们在第2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陆续为其他两个化学工厂输送和培养成套的干部和技术工人。
目前这个工厂还在继续扩建，并筹划和大连碱厂合并。
这样就可以综合利用食盐，生产更多的化学肥料和碱。
工人们信心百倍地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中，把化学肥料的产量比现在再提高一倍。

　到农村去切实改造自己
三千多大学生和农民同劳动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和郊区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三天到六天的上海三千多名大学生，已经陆续返校。
由于他们亲自体验了农村生活，都认为农村前途似锦，右派分子叫嚷的农村“一团漆黑”全是胡说八道。
这些大学生是在8月07日开始陆续到农村去的。
经过反右派斗争后强烈要求改造自己的大学生们，在农村劳动的很好。
他们搞得腰酸背疼精疲力竭的时候，回到家里还给农民挑水、扫地，喂猪，抱小孩，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许多农民都说：
只有现在的学校才培养出了我们自己的子女。
许多大学生除了忘我地参加各种劳动外，还利用一切机会访问农民。
他们回校后都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事实，痛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的各种无耻造谣和污蔑。

在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
我国地区辽阔、气候复杂多变，每年都不免有一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
歉收年头，受灾农田约有一亿到两亿几千万亩，受灾人口六、七千万人。
丰收年头，受灾农田也有几千万到一亿亩，受灾人口三、四千万人。
在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四年中，丰收年只有一个，歉收年倒有两个。
在遭灾的年份和遭灾的地区，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要相应减少，而统销数量却要增加。
国家每年在灾区减少征购和增加供应的粮食，都要有几十亿斤到一百几十亿斤。
同时，国家建设正在不断发展，粮食需要量逐年增长。
国家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填补这些粮食收支的差额呢？
唯一的正确办法，就是在增产的年份和增产的地区增购增产部分的40％，以丰补歉。
但是，实行增产增购并不是没有障碍的。
去年秋季，丰收的湖北、陕西、甘肃等省，增购都不很顺利。
今年夏季，情形也差不多。
安徽省今年夏季产量绝不低于丰收的1955年的夏季，有的地区还超过1955年；
但今年全省夏粮征购任务却比1955年夏季减少了一亿多斤。
其他不少省份，也层层核减征购数字。
最近期间各地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局面有了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好转。
现在秋收季节到了，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实行增产增购的办法，那就一定会给将来造成很多的困难。
增产增购的关键，是坚持“三定”的留粮标准，不要轻易提高。
而要坚持“三定”留粮标准，就必须反对隐瞒产量。
去年秋季以来，有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社的生产队，少报单位面积产量，少报种植亩数，打场不打净，夸大灾情，隐瞒产量，欺骗国家，暗中提高留粮标准。
据安徽省阜阳专区九个县的初步调查，今年夏收中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个农业社少报粮食产量，占九个县农业社总数的60％。
生产队少报产量的有一万零二百八十六个，占九个县农业社生产队总数的20％。
据该省濉溪县双堆区二十七个社一百四十八个生产队的初步检查，瞒产私分的粮食有七十二万斤。
该县三和乡第3农业社今年夏季瞒产私分十二万三千斤，等于总产量的31％。
类似的情况，其他某些省份也有。
很明显，如果不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揭发瞒产现象，并且停止这种现象的发展，那末，国家要想多购粮食是办不到的。
山西、安徽等省最近期间结合粮食问题大辩论，展开了反瞒产的斗争，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要想在增产地区增购粮食，还必须坚决取缔粮食投机。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掌握了95％以上的粮食购销，只有极少数粮食在国家领导下的粮食自由市场上交易。
但是，近来因为粮食需要有所发展，和某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抬头，粮食投机的现象又有发生。
陕西富平县洪水乡农民最近揭发，不法富农杨升云一家就囤积了八千九百多斤粮食。
山东章丘县最近取缔了一批粮商粮贩，其中有二十多人贩运数量都在千斤以上。
其他许多省份也都有发现。
这种情形当然不应该让它发展下去。
最近有些省份严厉取缔粮食投机，有的已经宣布取消了粮食自由市场，国务院也已经作出了决定。
这些对于保证国家在丰收地区和丰收年份增购粮食是完全必要的办法，各地应当认真执行。
为了实行增产增购的办法，达到以丰补歉的目的，县区乡的基层干部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全面的观点，对于农民群众中有许多不正确的行为要用说服的办法，坚决加以纠正，而决不可放任。
山西阳城县党政领导机关去年秋收后查出一部分农业社隐瞒粮食产量，竟听任原农业社自行支配。
这样的处理办法，实际上是鼓励和纵容了瞒报产量的错误行为。
结果，有些没有隐瞒产量的社，社干部就遭到了社员的反对，今年麦收中也瞒起产量来了。
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看到，国家如果不能够在丰收年份和丰收地区多购一些粮食，粮食库存就难以充实，城市工矿区、灾区和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就不能保证。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有充分的责任心，并且向群众加强教育，提高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
谁有错误的思想，就应当认真分析批判，检查纠正。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昆阳磷肥厂投入生产
　年产磷肥二十万吨，可增产粮食八亿斤
本报玉溪28日电
年产二十万吨的昆阳磷肥厂已经投入生产。
生产结果表明，机器的性能是良好的。
原先设计能力，一台球磨每小时生产磷肥七吨到十吨，但是投入生产没几天，每台球磨的生产量就已达到十二吨。
昆阳磷肥厂地处滇池边和天子庙磷肥山下。
露天开采的矿石可以用卷扬机运送下来。
磷肥制成后，经由滇池运至昆明，然后再运到国内各地。
昆阳磷肥山蕴藏量非常丰富，已经探明的一小部分就有一亿一千万吨。
根据勘察人员的估计，蕴藏量约有二十亿吨。
这里磷肥的品位达到30％以上。
很多农业社施用的结果，每斤磷肥平均可增产粮食二斤，最高的到五斤。
以年产磷肥二十万吨计算，每年约可增产粮食八亿斤。

用飞机探矿、摄影、护林、灭虫和追肥
专业航空发展超过五年计划指标
新华社天津29日电
解放以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的我国专业航空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用航空局专业航空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国专业航空事业实际发展的迅速远远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
今年头七个月的飞行量就达到五年计划中1957年全年指标的103.3％。
专业航空队最主要的四项业务，即航空物理探矿、航空摄影、空中护林和农业航空都获得巨大的成绩。
空中探矿的总面积，至今已经完成八十八万八千多平方公里。
今年一年的计划探矿面积就达到六十七万多平方公里。
载着灵敏度极高的磁测探矿仪器的飞机曾经在内蒙古、长江中下游等许多地区的上空飞行勘探。
目前探矿飞机又飞行在华北、松辽平原的上空，准备揭开这两个大平原石油蕴藏之谜。
仅去年一年，飞机就普查出了几十处矿藏。
航空摄影飞机为黄河规划、三门峡建设和新疆荒地的开拓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地形、地貌和水源等资料。
在全国最大的新疆塔里木沙漠，飞机代替了几乎不可能进入沙漠中心的地面人员，进行了摄影测绘工作。
至今，航空摄影总面积已经完成十三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今年一年计划任务达十五万九千多平方公里。
空中探矿和航空摄影不仅效果良好，而且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我国专业航空事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范围逐步扩大。
目前已经有消灭蝗虫、棉虫、小麦吸浆虫以及小麦根外追肥试验等七个项目。
今年06月，专业航空队出动了十二架飞机在河北、河南、山东、青海、甘肃等省消灭蝗虫、棉虫和小麦吸浆虫，到现在为止，已经扑灭四百二十多万亩土地上的夏蝗和秋蝗。
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使用飞机防治棉虫，不论在经济价值和效果上，成绩都更加显著。
每逢林木容易起火的春秋两季，护林飞机就巡视祖国最大的大、小兴安岭森林区。
去年护林飞行员发现五十多处森林起火，在空中指挥和投下工具、粮食，配合地面人员扑灭了林火。
在不少林区，飞机还进行了森林密度、树种、储藏量乃至林木年龄等的航空调查。
我国专业飞行是1952年开始的，1955年在天津正式建立了专业航空队。
明年，直接服务于工业建设的航空探矿和航空摄影业务还将扩展一倍左右。

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具体化
费孝通等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
本报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所进行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已全部暴露。
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一个重要步骤。
费孝通、陈达等人在6月09日提出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计划，是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部分的进一步具体化。
为达到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阴谋活动，使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法。
早在今年01月，右派分子吴景超就在“新建设”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一文。
这篇文章是资产阶级右派公开发出的进行旧社会学复辟活动的第1个信号。
接着，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和吴景超的文章互相呼应。
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系统的意见，从他们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到具体的人事安排，都作了策划。
在此以后，费孝通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他除了命令他的喽啰们到处进行串联活动以外，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求改变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03月24日，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文章一开头就抬出陈达、李景汉，对他们大事捧场。
04月10日，“新建设”召开了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问题座谈会。
与此同时，吴景超、陈达等也忙碌起来。
03月07日，陈达、吴景超等联名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成立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及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的提案。
04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陈达访问记，大事鼓吹陈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
在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积极的进行阴谋活动。
04月23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推定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等八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设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右派分子就利用这个合法的外衣，进行偷天换日的勾当。
在费孝通的督促下，6月09日下午在陈达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擅自篡改“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私自推选陈达为主任委员。
他们明目张胆的计划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打算成立“中国社会学会”。
他们还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里成立社会学系。
他们妄图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
在这次会上作出的决定，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图谋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纲领。
从上述这些活动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叫嚣下，进行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阴谋，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
例如陈达对共产党竟仇视到“不愿听‘党’的名字”的程度，他公然要共产党把“党”改成“盟”。
李景汉污蔑共产党“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统治人民”，并用“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来威胁共产党。
费孝通、吴景超，更是章罗联盟反对共产党的急先锋。
为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除了进行一连串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罪恶活动外，还假借“社会调查”，来制造和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
费孝通自己承认在江苏视察期间所写的“重访江村”，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
“这次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
李景汉去年在北京郊区农村所作的被陈达誉为应用“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的调查，就对农业合作化极尽挑拨污蔑的能事，他甚至造谣说，“过去把人当牛马……而今天却把人当拖拉机用”。
潘光旦在1956年05月间，打着视察民族工作，研究土家民族问题的招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进行了二十天的访问。
在访问中他和个别土家族知识分子串通一气，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拨民族关系的活动。
其次，他们企图以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社会学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
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首先攻击马克思主义。
费孝通公然控诉马克思主义，替唯心论申冤，动员人们和马克思主义者“打官司”，要问明白“唯心论为什么不对”。
吴景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条主义”，咒骂“他已经影响许多人的世界观”，责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迷信”马、恩、列、斯，不敢批判他们的著作，不敢打倒这几个偶像。
李景汉则将学习马列主义丑化成是为自己“配上一付眼镜”，并造谣说没有这付眼镜就会被领导上随便地把他抛来掷去。
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他们又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社会学，把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成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所必须依靠的“科学”。
李景汉吹嘘他的社会调查能精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真实面貌，如果不采用他们的方法，就会给政府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费孝通更夸张成“要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问题。
第3，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实现章罗联盟夺取文教界领导权打开一条门路。
为此他们一面攻击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一面又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界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争取地位。
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人对1952年高等学院停设社会学系，早已心怀不满。
当时费、潘等人打算把社会学系分成民族、统计和人口三部分保存下来，这个企图没有实现。
前些时候，他们认为翻案的日子已经到来。
05月间，陈达等就写信给高教部，责问为何取消劳动专业；
又表示坚决不同意院系调整时取消社会学系这种“连根拔除的办法”。
吴景超、费孝通等人也攻击院系调整。
在6月09日所制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纲领中，右派分子就对机构和人事妄自作了具体的安排。
除企图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外，他们还推吴文藻、潘光旦等负责草拟在高等学校设立社会学系的教学计划。
吴文藻还准备做系主任。
他们还阴谋以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校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的基地，计划由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搞民族学研究，添聘“社会学家”编写世界民族志；
李景汉、吴景超在人民大学搞城市社区调查研究；
陈达在劳动干校搞人口与劳动调查研究。
他们还企图在科学院成立社会调查研究所，在北京附近选择三十万左右人口的一个县作人口调查研究的实验室。
第4，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名义下，企图纠合一切对党不满的人，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
费孝通一方面不断叫喊，说我们对待旧社会科学态度有问题，使得社会科学队伍“新旧不接”，恶毒地把今天科学队伍形容为“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
另方面他又极力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吹嘘说，他们比“没有受过毒的人”“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
而且拍着胸膛说：
“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
为了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人才，陈达曾开了一个搞社会学的人的名单，其中不但有在国内的，而且有在国外的。
在6月09日制订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具体行动计划中，不但提出要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团结与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而且要大规模地“训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

芬议长招待我代表团
　我驻芬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晚宴
新华社赫尔辛基29日电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27日晚上在这里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
在宴会上，法格霍姆议长和苏克西莱宁总理频频举杯遥祝中国领导人员健康。
赛福鼎团长也为芬兰总统和政府领袖干杯。
法格霍姆在宴会上致词说，他希望进一步增加中芬友谊联系和交往。
他说：
芬兰希望同一切国家共同生活在和平和友谊中。
因此，我们非常珍视中国对我们表示的各种形式的友谊。
赛福鼎致答词说：
代表团在芬兰访问期间到处感到芬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他说，中芬两国一向相互尊重，同时两国都有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这就构成了两国友好的良好基础。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主张发展各国议会之间友好往来。
我们确认，如果各国议会加强它们的友好关系，并把增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对人类进步的创造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新华社赫尔辛基28日电
正在芬兰访问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28日上午在芬兰前总统巴锡基维墓前献花圈致敬。
新华社赫尔辛基29日电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8月28日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芬兰举行了晚宴，招待芬兰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员以及各界人士。
出席晚宴的有芬兰议会议长、总理和外交、财政、农业、教育、社会等部部长以及各国驻芬兰使节。
宾主一百多人欢集一堂，亲切交谈。
宴会上笼罩着一片友好气氛。

遍修水利　多辟肥源
五年来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两亿亩
多修中小型水利是今后主要工作
新华社29日讯
记者从今天闭幕的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上获悉：
我国农田水利工作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截至今年07月底的统计，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一千万亩发展到五亿二千万亩。
五年间共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一千万亩，相当于五年计划七千二百万亩灌溉面积的二点九倍。
同时，还完成了很多水土保持工作和防涝排水设施。
今年全国农田水利各项工作虽然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成绩是很大的。
今年增加的灌溉面积为三千六百多万亩，占五年累积数的17％强。
部分省份如广东、江西等省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
华北、淮北水涝灾害严重的地区，排水除涝工作今年得到了较大的开展。
今年全国新建的防涝设施受益面积三千五百多万亩。
根据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的统计，所做除涝工程的工作量相当于1953年到1955年三年工作量的总和。
农田水利工作的巨大发展，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和改变农村经济面貌已经起了显著的作用。
据许多典型调查，农田得到灌溉以后，结合农业措施，一般增产50％到一倍，有些地区增产二到三倍。
到目前为止，我国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已由1949年的16.3％上升到30.5％。
若以全国五亿农业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可有水田、水浇地的面积为一亩左右，比解放前平均占有面积增加近一倍。
由于积极进行工程改善，加强灌溉管理和开展排水除涝工作，原有的三亿亩灌溉水田的抗旱能力和部分低洼耕地的防涝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此外，在干旱地区兴修了水利和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我国历史上的干旱地区甘肃，在1929年以前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发生旱灾一百三十九次，解放后兴修了水利工程，基本战胜了旱灾，到1957年，全省已有水浇地一千五百多万亩，平均每人已有一亩水地，由缺粮省份变为自给自足省份。
农村水电站工作，1956年以后也有了较大的开展，现在已建成和正在建成的水电站近三百处，发电一万多瓩。
这些水电站对农副业生产，农村照明和提高农民文化生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年来我国农田水利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次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对此作了总结。
会议认为，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大量兴办各种各样小型农田水利，有重点的举办大型工程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几年来农田水利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凡是认真地、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的地区，农田水利工作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贯彻不好的地区，工作就产生了偏差。
密切依靠党政的领导，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开展农田水利工作的重要保证。
不依靠党政领导，脱离群众，工作就不能得到开展。
加强技术指导是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发挥工程效益的根本措施。
目前在技术指导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必须切实加以改进。
会议认为，农田水利工作还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
过去因对此注意不够，一度产生忽视防治内涝和灌溉管理等偏向，造成一些损失的教训必须记取。
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总结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农田水利工作的成就、经验，并对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1958年的农田水利工作做了安排。
会议认为，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同农业并举的方针，加速农业的发展。
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产量的主要关键，一是水利，二是肥料，因此，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农田水利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会议提出，今后农田水利工作的具体方针是，积极稳步，大量兴修，小型为主，辅以中型，必要的可能的兴建大型工程。
兴修和管养并重，巩固和发展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继续贯彻依靠群众，社办公助，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多种多样，投资少，收效快的原则。
对已有水利设施，本修管并重精神，积极整修和扩建，加强管理，挖掘潜力，充分发挥效益。
内涝灾害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应分别把排水除涝、水土保持工作摆在首要地位。
会议还特别强调指出，1957年农田水利计划年度即将结束，1958年冬春修就要开始，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及早动手。
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是从16日开始的。
有各省、区、市的水利厅、局负责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各重点县的县长等一百一十多人参加。
会议期间，国务院邓子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7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都到会作了重要报告。
会议到今天结束。

上海高等学校教师批判杨思正等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教师最近连续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隐匿在马列主义教师队伍里的一批右派分子。
华东纺织工学院右派分子杨思正和沈履君互相呼应。
杨思正说：
“现在我们还讲五十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违背现实和良心”。
沈履君接着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学派，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不应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杨思正骂新中国“没有民主”，沈履君就说：
“共产党没有了，三大主义也就没有了。”
上海体育学院右派分子欧阳志坚写了九篇反动文章，说什么“通过整风达到改正党的作风是永远不可能的”。
上海财经学院右派分子王士章更要专门写一部书来“揭发”新中国的“缺点”。
到会的教师们表示，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他们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彻底打垮这些右派分子。

四川的右派群丑
本报记者　纪希晨
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四川各界深入开展着。
在这一生死的斗争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斗，是对于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围攻。
久谋建立“盟天下”，右派头目聚成都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和准备。
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范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军向川康进军。
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
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反革命暴乱。
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张松涛在内江成立的五人小组，解放后成为叛乱的核心。
内江民盟主任委员尧文藻参预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在匪首何振华、邓树人等领导下，仅在内江地区就先后攻打了两个区公所和七八个乡镇，残杀县区乡干部四十二人，农村积极分子六七十人。
“川康人民自卫军第4纵队”、“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的图章，也都是这位民盟主任委员亲自刻造的。
几年来，右派野心家为进一步把持盟务，夺取四川民盟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自称一生“唯知斗争到底”的罗隆基，远在1951年夏天，就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四川“无形组织”骨干分子聚会，指示潘大逵、张松涛等，采用以“组织对组织”的方法，阴谋联络一批在西南被清洗出盟的特务恶霸的老“盟员”，策划排斥西南民盟中左派分子的领导。
新三反中又制造“快邮代电”事件，借机打击楚图南、田一平，企图直接夺取西南民盟的领导权。
大区撤销后，罗隆基坚持要潘大逵留在四川，与云南李德嘉互相呼应。
潘大逵为进一步巩固发展这个“据点”，拉拢韩文畦、舒军、李康、胡克林、冯克熙、吴仲坪、刘坤南等，组成四川“无形组织”的核心小集团。
他们为使民盟四川省委完全变成右派分子的反共司令部，同时还用收买笼络挑拨等卑鄙手段，在民盟省市机关内部拉拢人组成民盟省市委内部机关小集团，一有机会就内外夹攻向党进攻。
身为国民党员，当过伪省参议员，和张群有着密切交往的潘大逵，家庭是个有一千几百石田的地主恶霸，当他的哥哥被管押、恶霸弟弟和侄子遭到镇压时，对党就更为仇恨和不满，公然污蔑土改和肃反。
他虽然已经当了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但是仍不满足，认为“民盟地位没有摆端正”，活动要当副省长。
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他们认为新形势已经到来，于是，就更加猖狂的活动起来。
去年12月当罗隆基、范朴斋、马哲民、刘王立明、潘大逵、张松涛等，各路右派头目会师成都时，罗隆基当面向他们指示了和党较比力量、“民盟要垄断知识分子”的战略方针。
他们认为只要把高级知识分子掌握在民盟手中，盟内有声望的人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多了，那时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
这样迫使党迁就退却，后再取而代之，从夺取文教界的领导权入手，再进一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盟天下”来。
大发展招兵买马，搞外围壮大声势
为着实现这个恶毒的计划，潘大逵等采用各种方法，拼命扩大组织，壮大右派力量。
他们除公开叫嚣“今年四川民盟要发展四千人”，要求在七个方面“川流不息大发展”，开展发展组织的“社会主义竞赛”，要在五十八个县扩大建立基层组织外，还把大批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拉进盟去。
整风开始后，他们提倡“火线入盟”，舒军在重庆四十天之内竟发展了一百四十多人。
在“来者不拒”的方针下，民盟岳池县委聂丕成竟在广安城的茶馆内，公开拉人，逢人便问入不入盟。
在分店周围建立各种外围“据点”，是四川民盟右派扩充实力，巩固阵地的重要战术手段。
这种“据点”，在重庆有民盟盟员、美术界右派分子汪子美组织的“辛社”小集团，在成都有章罗联盟女将刘王立明偷偷摸摸组织的“妇女节制分会”。
这个分会的会长是原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委员岳宝琪，理事会中的其他十八个成员中，有十六个是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和反革命家属。
几天中新发展的一百四十七个会员，有很多都是解放后被政府判刑劳改的“患难朋友”。
此外，“外围组织”中还有自称为民盟培养干部的“百花诗社”。
这个以研究祖国古典文学遗产为名的“诗社”，在成都、重庆、北京、上海、武汉拥有二百五十多个社员。
社内各部门中设有联络员，每周开会一次，会议情况则“保守秘密”，不准外传。
他们虽名“诗社”，但社内却有很多不会做诗的成员，“诗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宗旨，是“要团结一切党还没有团结的知识分子”。
就是说，要把一切对党不满的分子，都拉进这个小集团来，以致“诗社”的二十一个社务委员中，初步查明就有十一人是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骨干。
反革命分子姜文芳，担任着“诗社”秘书和总务部的联络大员。
“诗社”主席穆济波则是一个一贯进行反共勾当的毒蛇。
因为他善于招谣撞骗、拉拢旧知识分子，所以就特别博得潘大逵的青睐。
潘大逵先是不经组织手续将他拉进盟内，随后马上支持他出面组织起“百花诗社”。
目的是想借穆济波的手，在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外围，再插起一杆招兵买马的黑旗来。
撒黑线无孔不入，放毒火全面进攻
在四川分店中，潘大逵采用各种活动方法，无空不入地传递火种，埋设黑线。
他们除以个人合法身份，分工与上下左右联系，相互串通；
以茶会、“转转会”、请客、聚餐形式，举行秘密集会；
用书信往返，个别接触进行交谈；
同时，还通过各种会议和训练班，布置工作，训练骨干，把他们的反动纲领在基层组织中传布开来。
去年08月，潘大逵为训练爪牙，特别举办了“民盟在职干部训练班”，训练南充、自贡、乐山、雅安、遂宁、三台等地的民盟基层骨干，到中小城市开设章罗联盟“支店”。
受训期间，右派分子费孝通亲自向他们传达了章罗联盟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潘大逵、赵一明等并组织他们到四川医学院收集材料，到成都民盟各区分部交流“试点”经验。
为篡夺高等学校领导权，潘大逵亲自出马，利用民盟组织，并通过他清华、留美和西南联大等同学同事关系，到处收集材料。
拉拢刘祖彝、张永言、张泽厚、康振黄、张默生、杨志农等右派教授，散布反党言论，叫嚣党和知识分子有矛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诬蔑历次运动，扬言“不但要为活人平反，也要为死人平反”，强调鸣放中要向党中央和四川省委开炮。
同时他们并带头在成都十多个大专学校中点火，企图造成乱子，趁机把共产党打下“擂台”，然后由民盟来收拾残局，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为此，潘大逵不仅指使他的喽啰三路围攻四川财经学院党委，还企图在成都勘探学院、四川师范学院等组织“统战小组”，把共产党撵出学校，恶毒地号召同学们“燃起五四的火焰”，把共产党烧死在“整风”里面。
成都工学院民盟右派分子，还公然拟好“黑名单”，准备接替现任的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的职务。
在重庆，潘大逵为统一右派力量，首先将民盟市委舒军、李康和冯克熙、胡克林两个小集团合而为一，然后舒军、李康根据费孝通的指示，又在这个集团下面，联络李澄源、蒋青楠、叶谦吉等组织了一个“智囊团”，拟定了十点放火“指示”，召开一千多人的动员大会，动员“盟员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唆使盟员向党“清算”、“倒苦水”、“控告”，带头点火，要盟组织给反革命分子做“摘帽子”、“发救兵”、“解围”和“保险”工作，并用“层层驳，层层追”的战术，把“对方”搞到“无话可说”。
他们的魔掌还伸进不少中小城市，把不少民盟基层组织抓过来，变成他们吹风煽火的基点。
潘大逵手下的两员大将赵一明和张松涛，在5月间召集遂宁、南充、西昌、泸州、三台市县基层负责人刘石夷、黄大成、张剑波等秘密集会，研究“新形势新任务”，不仅具体规定放火任务，而且还规定“如完不成任务，要受纪律处分”。
赵一明对人说：
“民主党派非要整烂几件事情，才能受到重视。”
于是，这位民盟省委副秘书长就亲自到雅安进行“试点”，同时，煽动雅安农学院学生借迁校问题，燃起一股烈火。
老牌反共专家、解放前当过伪县长、伪保护团团长，现任民盟泸州副主任委员邢世同，并钻进戏曲界，千方百计阻止艺人入党，说“你们入党干啥，入了民盟就是骨干”，叫杨松龄把交了的入党申请书要了回来，并说：
“现在比在十八层地狱里还难过”，煽动基层点起火来。
纵火犯原形毕露，小集团土崩瓦解
这些纵火犯，许多都是靠反共起家的。
章罗联盟的内幕军师、一贯在四川策划阴谋活动的民盟中委范朴斋，6月05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写“会外之音”，诬蔑共产党失去人心，在国务院座谈会诬蔑“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他对共产党如此仇恨，是因他老早就是一个反共专家。
他从前曾因反共有力，从一个伪警察局的普通巡官，被伪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拔为幕僚长（秘书长）和拦阻红军北上的伪平凉专员，抗战期间则与托匪叶青同为伪四川省训团的政治教官。
章罗联盟的另一战将赵一明，当过国民党特务复兴社的中心小组长，发展联络二、三十个特务，破坏学生运动。
后来，当他混入民盟，在重庆担任民盟组织部长时，1947年重庆“六一”大逮捕前夕，重庆盟员的全部名单落入特务手中。
盟员纷纷被捕和被迫隐藏后，赵一明却反而安然无恙地在重庆“川康兴业公司”，作了住小洋房、坐私包车的秘书专员。
鸣放中表现特别凶恶的民盟成都市委委员张泽厚，过去捏造历史，伪装进步，一向披着渣滓洞“地下英雄”外衣，欺骗青年，实际上则是一个手染鲜血的刽子手。
这个经陈立夫、潘公展介绍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当过伪镇长的袍哥大爷，1948年因政治嫌疑被捕时，在狱中出卖了共产党员李英才，和他的亲弟弟共产党员张泽浩。
当许多革命烈士就难时，他却写“戡乱歌”、“圣明的领袖”，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右派纵火犯的猖狂进攻，虽曾一度把“天府之国”的上空搞得烽火弥漫，狼烟冲天，但是，人民反右派斗争的浪潮，很快扑灭了这股毒焰。
有着高度觉悟的重庆、成都的工人阶级，6月中旬最先起来向右派进行反击，接着，学校、机关、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也都大张旗鼓地向右派展开了反击。
随着斗争的日益深入和发展，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全部阵线，已经迅速土崩瓦解。
富饶美丽的大地，经过锄草消毒，将会有更丰硕的收获！

当右派分子爬上台的时候
——记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一个反共集团夺取领导权的经过
新华社记者　李德天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反右派斗争大会会场正中的一张小方桌上，围坐着曾经夺取了乐团党政领导权的所谓“主席团”的骨干分子：
刘正谭、方振翔（中共支部委员）、曾亚杰（共青团员）、杨公权（共产党员）、吕小秋（共青团员）、郭德胜等人。
这些右派分子在不久前，还十分嚣张地以“主席团”身分煽动群众进行反共活动，如今却不得不低着头倾听周围群众愤激的揭露和批判，并且一再起立表示请罪。
“主席团”的头子刘正谭，整风开始时，他由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匆匆赶回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长期对党不满的方振翔、杨公权等人结合起来，几次秘密集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选出自己的“代表”来掌握整风领导权。
他们紧接着的是破坏演出计划。
长影乐团原计划在6月中旬赴外地作三个月的巡回演出，右派分子唯恐因此失去反对共产党的机会，就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搞垮演出。
他们造谣说：
“有人在出卖我们，我们还出外演出！”
一面又散布说：
“我们的节目拿出去要笑掉别人的大牙！”
结果这次巡回演出就被破坏了。
他们还分头煽动、拉拢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和曾是肃反对象的人，挑拨、助长这些人对领导的不满。
在乐团举行大会的前夕，他们又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捏造了党的某一领导人的所谓“阴谋”。
第2天（5月30日），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在上午就把所谓“阴谋”事件的谣言在群众中广泛散布，乐团空气因而紧张起来。
下午乐团举行“鸣放”大会时，曾亚杰首先提出所谓“阴谋”事件，并且公然谩骂。
这时，被欺骗、煽动的群众情绪激昂，刘正谭就乘机提出不要现有领导和选群众代表的要求。
就在这样情况下，很快地选出了排斥掉原来所有领导人的所谓“主席团”。
“主席团”上任的第1天，成立了宣传组、专案组等等，还企图成立“肃反问题小组”。
在这个“主席团”主持下的“鸣放”会形成了少数人给领导捏造罪状、谩骂乐团党政领导人的场合。
“主席团”完全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
这个“主席团”就如同当时来长影访问的“文艺报”记者、右派分子罗斗所说的一样，像是“自治内阁”。
“主席团”曾经得意洋洋地专门接待了这个“记者”，向他介绍了“主席团”执政的情况，并且由这个“记者”写了报道。
“主席团”还曾经派刘正谭作为“驻京大使”去北京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
这个所谓“主席团”曾经在长影乐团横行了十八天，他们企图把乐团领导人全部搞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现在，长影职工正继续追击，要这些右派分子老实地向人民交代他们的罪行。

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界的又一点火骨干
宋之英的阴谋诡计被揭露
本报讯
章伯钧在手工业及工艺美术界点火的另一个骨干宋之英，已经被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的职工揭发出来了。
宋之英是总社工艺美术局科长、农工民主党轻工业支部（包括轻工业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委员，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野心家。
整风刚刚开始，宋之英就执行章伯钧的指示，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对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污蔑说：
“共产党糟透了，不整不得了”。
他把机关的党员分成“四类”：
除极少数外，其他党员不是老子天下第1、骄傲自大，就是思想保守、教条主义和品质恶劣、脱离群众。
他把共产党比喻为封建暴虐的秦始皇，说“三户可以亡秦，一蚁可以溃穴”他公开提出要以“民主党派”身份参加局、社联席会议，而且狂妄地说：
“我们的组织（指章伯钧）说了，要你们答复，否则就反映给毛主席。”
宋之英屡次接受章伯钧、李伯球和李健生的指示在手工业及工艺美术界进行恶性大发展。
他们的发展方针是“要求进步、争取中间、面向落后”和“三不怕”（即不怕落后、不怕失业、不怕历史复杂）。
他在其他单位发展的四名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就有两名是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一名政治历史不清，一名是徒刑未满的贩毒犯。
整风初期，他到处串门奔走，发展组织。
他对某些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说：
“你参加我们的组织，他们在整风中就不敢整你，有组织给你撑腰”。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许多被他欺骗、拉拢过的人都纷纷揭发他的阴谋诡计。
在群众的说理斗争下，宋之英虽然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极不深刻，目前群众正在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昔日流浪街头　如今参预国事
王禄荣的经历驳倒右派谰言
新华社上海28日电
曾经是流浪儿的上海市徐汇中学学生王禄荣在27日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用自己的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
他说，我作为一个青年，决不能容忍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他回忆解放前的情景说，我的外祖母、母亲都从七、八岁的时候就进缫丝厂当童工，双手天天泡在滚开的水中捞茧子，烫得皮破肉烂。
一天辛辛苦苦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才挣得四毛钱。
东洋人来了，炸了丝厂，又烧了我们的房子，使我流浪街头，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儿。
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做过饭摊的伙计，卖过大饼油条，卖过菜。
我吃的是冷粥馊饭。
有时连这一口饭也吃不到，身上穿的是破烂的单衣，睡的是马路、弄堂。
有时还要遭到巡捕的打骂，我们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偷去抢，去犯罪。
在当时有多少个像我一样的十一、二岁的孩子走上了抢劫为生的道路。
解放了，是共产党救了我们。
党和政府用一切力量来关怀我们这数万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把我们一批批送到教养院。
在那里我们有吃有穿，学习识字和唱歌跳舞。
我们第1次过着人的生活，第1次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后来党又把我们送到各个工作、学习岗位上，其中有的人已经是劳动模范，有的已经是大学生，有的还出国留学。
我在1950年在苏北垦区上海农场管理局当了通讯员，后来组织上照顾我年纪小，送我到徐汇区中学读书。
在五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受到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学费全免，伙食有助学金，一切都不用自己操心；
到冬天又给我做好崭新的棉衣。
五年中，我参加了少先队，又参加了共青团，并且在去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去年党和同学们又给了我最大的荣誉，选我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能有今天吗？
右派分子，你们凭什么说解放八年党的领导一团糟，凭什么说我国不如西方民主，凭什么说今天人民生活不如从前。

是非辩论愈深入　群众觉悟愈提高　右派分子愈孤立
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反右派斗争有新发展
据新华社28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铭惠报道：
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又挖掘出了一批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
这批新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有的是右派阴谋小集团的骨干或幕后指挥者，由于小集团被攻破而暴露出来；
有的是在公开场合“沉默寡言”、“老老实实”，暗中却大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由于群众觉悟提高，他们也被揭露了出来。
一些原来反右派斗争开展得不够的单位，最近由于斗争扩展，也揭露出了一些新的右派分子。
随着右派分子丑恶面貌不断暴露，和党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教育和帮助，各部门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认识提高了，因而由观望进而积极投入斗争。
如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院在批判右派分子李温平、陈豪的辩论会上，差不多所有的工程师都起来发言，驳斥了这两个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
有的工程师在消除顾虑、提高认识以后，自动加班加点，连夜写发言提纲，准备痛斥右派分子。
冶金工业部、铁道部等部门的一些老工程师，在提高认识以后，也以有力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同他共事多年的右派分子。
各部门对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一般采取了大、小辩论会的形式，配合以大字报、黑板报等等。
在各种辩论会上或大字报、黑板报上，一方面是群众据理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另一方面也允许右派分子继续发表其反动论点。
在辩论中，各部门广大群众都摆出了充分的事实材料和有力的论据，许多人还以亲身经历进行驳斥，从而使右派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
虽然也有少数死硬的右派分子百般抵赖，企图蒙混过关，但是也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冶金工业部设计局工作人员在和右派分子阎绍玺辩论“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时候，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摆出了我国黑色冶金设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能独立设计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事实，具体地说明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这就驳得阎绍玺在事实面前无法回答。
煤炭工业部在驳斥右派分子王复先所谓“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的谬论时，大家指出，王复先本人是四级工程师，实际上担负着主任工程师的工作，煤炭工业部有关选煤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部里党组讨论选煤厂建设计划时也邀请他参加，这是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吗？
在事实面前，王复先不得不承认他散播这种谬论是“别有用心”。
在说理斗争过程中，许多部门还把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论编印成册，交由群众充分讨论，并且帮助群众分析研究。
由于事先注意调查研究，充分准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也就更加深刻和系统，做到了“以理服人”，不但驳得右派分子无话可说，而且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致公党揭发了到处放火的谢白寒
他一贯破坏统战政策和侨务工作
同中国新闻社的反动小集团朋比为奸
本报讯
中国致公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最近连续举行了八次大会小会，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谢白寒。
这个右派分子是致公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北京市筹委会委员，并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谢白寒是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更尽其破坏歪曲之能事。
各民主党派反击右派开始，谢白寒则恶毒地加以攻击，说“章、罗、龙、黄、陈等人被斗，是民主党派内部宗派斗争表面化的结果”，谢白寒大骂反对右派的人，说“史良无耻，吴晗卑鄙”。
谢白寒还到处宣扬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不相信共产党能让人提多少意见，也不相信共产党肯改正多少缺点。”
谢白寒十分欣赏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竭力支持黄绍竑对我国法制工作的污蔑，支持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和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
还到处介绍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谢白寒早在去年冬天就和中国新闻社的右派分子有了勾结，这些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时组成了反动小集团，谢白寒就用单线联系的手法，布置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当这些右派分子被群众点名批判后，谢白寒到处为他们“叫冤”，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谢白寒和他们到北海划船，密商对策，他说：
“不要人家一问，你就一答，要把话全部记下来，慢慢考虑写成书面，照着来读，才不被动”，并煽动他们顽强到底。
最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
在整个向党进攻过程中，右派小集团分子的每次检讨书和交代内容，批判会上有那种不利于谢白寒的发言或情况，都及时作了汇报或传阅，以便早作应付。
谢白寒这样紧密地和中国新闻社的反动小集团勾结，目的何在呢？
据谢白寒初步交代是为了在中国新闻社内排斥共产党员、夺取社的领导权，篡改政治方向，把中国新闻社变成这些右派分子的“同人通讯社”。
他们还计划办反对党的领导的“同人刊物”，由谢白寒管编辑部。
谢白寒是十分仇视共产党员的，什么地方有个别党员犯了小错误，他就夸大歪曲，到处宣扬；
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说：
“基层干部比国民党保甲长还坏”，骂中国新闻社的党员记者“是靠党吃饭之流”。
他常常愤然地说：
“共产党要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
谢白寒还到处破坏和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统战政策说成是“利用政策”。
谢白寒抓住一切空隙来挑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人事安排；
谩骂华侨领袖说“不少人身兼多职而不做事，而真正埋头苦干的倒不出名”。
谢白寒对各项政治运动都采取了对立的态度并进行破坏，例如他对肃反运动就是这样，致公党要弄清他爱人加入三青团的历史，他就辱骂致公党肃反领导人，说这是阴谋，还让他的爱人在会上大哭大闹。
谢白寒还为胡风喊冤，说胡风问题是文艺思想问题，胡风对革命有功劳。

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
　 （8月13日在作家协会扩大党组会议上的发言）
钱俊瑞
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这个斗争按它的实质说来，就是文艺工作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
这个斗争已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而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近一年来表现得特别激烈。
从目前全国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它已明显地构成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以及党和全国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坚决反击的一个部分。
它是文艺战线上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文艺战线上之所以特别重要，不仅仅因为丁、陈反党集团的人物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一斗争有着普遍的典型意义。
它涉及革命文艺运动的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例如：
文艺事业究竟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是个人的事业？
文学的党性原则究竟存在不存在？
文艺事业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究竟对不对？
等等。
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分布在文艺阵线的各个方面。
它同党内的其它反党小集团（例如美术界的江丰反党小集团）和某些党外右派集团保持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
丁、陈反党集团的文艺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它基本上是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路线相一致的。
他们反对把文学事业看成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把它只看作个人的事业；
他们否认文学的党性原则；
否认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
他们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轻视普及工作。
他们轻视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
他们忽视政治，否认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他们大肆宣传个人主义（如丁玲宣传“一本书主义”，“只有你写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提倡骄傲等），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和人民群众。
用这样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武装起来的丁、陈反党集团，长时期来向党的文艺方针和党的领导实行恣意的攻击。
这种攻击，有时采用隐蔽的方式，有时采取公开的方式。
两年多前他们曾经完全篡夺了“文艺报”的领导，根据他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方针，向全国发号施令。
由于在1955年党曾经对他们作了批评，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曾稍稍歛迹，但是仍然没有停止他们隐蔽的攻击。
去年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丁、陈集团的成员们，正和所有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一样，作为一小撮已经失了旧皮、但又坚决不愿附上新皮的“毛”，对于社会主义（包括党的领导、集体主义、计划化、集中、纪律等等）表现得更加不能容忍。
他们头脑中的“私有财产”（所谓“一本书主义”就是这种精神私有财产制的典型表现）就更加顽强地起来抗拒。
加上去年的某些国际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使他们更加冲昏头脑。
于是陈企霞就估计：
“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了；
冯雪峰就认为“人类没有希望”，“洪水快要冲破我们的大门”，而且号召人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
这个反党集团的一个颇为剽悍的骑士陈涌，竟然喊出“大变动的前夜到了”！
和这个集团有密切联系、而在美术界充当另一反党集团的头目的江丰，就大大赞扬和煽动大民主，认为“我说话的机会到了”，认为现在城乡生活悬殊，“农民一经号召，就会有几万人起来反抗”了。
丁、陈反党集团正在这样的对国内外形势完全错误的估计下，就重整旗鼓，密切配合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公开的凶猛的进攻。
这批反党分子完全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所以正当章罗联盟疯狂地向我们革命的文艺阵地阴谋渗入的时候，正当吴祖光、萧乾、张友松、王若望、流沙河等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和江丰反党集团就毫不踌躇地树起白旗，实行从党组织的内部攻击领导核心的战术了。
这个集团反党的口号是什么呢？
他们和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阴险地套用党的整风的口号。
他们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文艺应该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反对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应该贯彻工农兵方向。
他们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反对文艺应该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事业，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核心。
他们恶毒地歪曲党的领导方针，丑化党的领导人。
他们把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描绘为目光短浅的、专事倾轧的宗派集团，这样来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孤立党，打击党，企图把自己放在更高的领导岗位上，来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艺工作纲领。
从丁、陈反党集团的全般发展历史看，有一个中心问题值得特别提出，这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人民群众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冯雪峰自己检讨说，他入党三十年，但三十年来他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摆对过。
这批反党分子可以说，毫无例外地都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并未入党，而且基本上没有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丁玲自己说：
“我是一个顽强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一切想法和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自己。”
冯雪峰说，他的“个人主义根深蒂固”是“自我中心主义”。
陈企霞则描写他的卑鄙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疯狂的报复主义”。
事实确实是这样，这些人都是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些人还夹杂着野蛮的封建地主的压迫思想），发展到掉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泥坑。
以丁玲为例。
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
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态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匹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
她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
后来她的家庭没落了。
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乐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里深深地打上这个没落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
丁玲曾经自己分析她那时的思想“是一种中农意识”，（见丁：
“我的创作生活”）这是不确实的。
后来她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新思潮，很快地孕育起虚无主义的思想，在1922年她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党。
她热衷于资产阶级的妇女平权观点。
1928年起她开始写小说。
她的初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的思想实质上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想。
莎菲女士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她玩弄男性凌吉士，她得意她的“愚弄”别人、“扯谎”和“不诚实”，她终要“让那高小子来尝一尝我的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弄。”
最后，她说，“好在在这宇宙间，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
“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
我可怜你，莎菲！”
丁玲的这种思想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某些方面还给发展了。
1930年她参加左联工作，1932年加入党。
到1933年05月就被捕，不久，她就在敌人面前屈服了，变节了。
1936年她转到延安。
她不但没有认识自己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好好地锻炼和改造自己，反而以名作家自居，对党对人民政府不满。
党当时指出了她的错误，同时给以重要的工作岗位。
但她保持着强烈的反感。
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发表反革命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她自己亲自动笔写“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污蔑党所领导的解放区。
这些文章明显地暴露出她的思想的反党的性质。
她所同意的“野百合花”，恶毒地污蔑当时群众对领导人员“感觉他们是异类”。
在她的“三八节有感”里，丁玲把解放区描写得阴森漆黑，说妇女都处于“悲运”，而这种情况“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都是自作孽，活该”。
丁玲的这种对新社会的歪曲和攻讦，同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抹煞一切、“今不如昔”的谰调，简直没有两样。
无怪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得到了丁玲这篇文章，如获至宝，正同今天美国国务院和蒋介石集团向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赞佩不止一样。
解放以后，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她更加热衷于争名誉、争地位、争享受，一直发展到企图夺取整个文艺阵地的领导权。
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也都是些极端个人主义者，同时在他们的思想里都有浓厚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敌对思想的因素。
就是这一批人，讲个人第一主义，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讲什么“良心”、“人性”、“友情”、“温暖”，平素好行小惠，言不及义；
他们擅长小广播，播送流言蜚语，纠集一些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形成有形无形的集团。
就是这批人，骄傲自大，把党所委托他主持的事业看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党对他们的事情批评不得，过问不得。
就是这批人，当受到了党和上级批评的时候，就说是“某某人某某宗派打击他们，陷害他们”，而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可怜相，真像受了“委屈”的样子，争取群众，争取主动和有利的地位，等待时机向党进攻。
对于这批人说来，党仅仅“是抽象的”存在，更正确地说，党只是一个招牌，是他们借以猎取名利的工具。
他们对具体领导他们工作的党组织和领导人总看作是错误的，简直是罪大恶极的眼中钉、障碍物，是应该受到讨厌和反对的。
他们永远把个人放在第1位，把自己的小集团放在第2位；
党在他们的眼里是没有地位的。
丁玲这批人说的“党在他们那里”，这倒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否定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对他们的某些成就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认为自己对党有贡献、有功劳，他们给党以光荣，向党投了资，党对他们却欠了债。
他们的成就和名望越大，党的法码便越轻，他们离开党便越远。
他们认为党可有可无，当他们觉得党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便显得靠近党，把党侮弄一阵；
当他们觉得党的存在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便可以把党一脚踢开而无所顾惜。
他们对党玩弄两面派手段，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
当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采取非法的地下阴谋活动的形式。
丁玲集团和江丰集团的反党罪行事实上都已发展到这般卑鄙恶毒的程度。
同时他们还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成联合战线，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作为今天文艺界的一个紧急的和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揭露和粉碎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我们必须肯定，党的文艺方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我国是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的。
在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不是有我们党所领导的以鲁迅为主将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辉煌战绩么？
不是有我们解放区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么？
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不是在文艺的各个部门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么？
但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和文艺确实还没有真正全面地和正确地结合起来。
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党的领导，在许多文艺工作部门，对许多文艺工作者，确实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就是当前我国文艺战线上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将用大力发展工业和农业，建立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门（包括文艺），就应该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大力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界。
在这样伟大的任务前面，我们文艺战线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尽可能迅速地确立起党的领导，正确和坚决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同时大力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
而当前进行的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是为着要实现这个基本任务所极端需要的步骤之一。
在进行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吸取若干重要的也是痛切的教训。
首先，我们必须特别警惕文艺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
全国胜利后，文艺界的这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享受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不少部门和不少人中间，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
这些人的创作活动，首先是为了钱，为了成名，为了级别待遇。
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个导演叫沙蒙，他导演了一部“上甘岭”，厂里给他酬金一千四百元，他大吵大闹；
给他一千六百元，他还是不满。
另外一个导演，叫吕班，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厂里号召“为人民币而奋斗！”
有些剧作家和作曲家，从老艺人那里纪录下来传统的剧本和曲谱，这本来是好事，但他们竟把它们算作自己的创作，或者只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写上老艺人的名字，只为自己争了稿费，而不让老艺人得稿费，或者只分给他们很少的稿费。
这一类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我们的某些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侵蚀到如此之深，他们创作的愿望已被窒息，他们的作品已经失去了鼓舞人们前进的任何力量。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再也配不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他们已经堕落为人们思想的腐蚀剂和人类灵魂的蛀虫了！
应该特别着重地指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当前革命要求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过。
这是因为我国革命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缘故。
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已经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
要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战胜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这是思想战线上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直接的敌对思想，我们必须彻底战胜它，才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正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在今天阶级斗争中处于这样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的人就常常不免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同时，不少有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人，常常容易落入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魔掌，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和“群众”。
丁玲和江丰等等不是都自称自己“拥有群众”的么？
这就足够引起人们的严重警惕的了。
由此可知，在文艺界必须特别注意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现在文艺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比较普遍和严重，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是因为现在的文艺界大多数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受了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
同时也因为我们多半从事个体的精神的劳动，特别容易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
所以，对于每一个从旧社会来的文艺工作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并不那么容易克服的。
这就需要我们特别的警惕和更大的努力。
最后，我们对于错误的倾向和错误的思想作风，再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了。
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原则，必须对各种错误思想及时地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自由主义、温情主义，只能纵容和助长错误，是腐蚀人们的毒草。
两年来，我们对于丁、陈集团的错误，江丰集团的错误，都曾进行过批判。
但是这些批判都做得不彻底，再加上这些集团的反党思想根子深，劲儿大（当然这是主要原因）就使它们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
我们文艺界通行一种风气，为了“照顾”文艺工作的特点和文艺工作者的特点，对于错误倾向和错误的思想作风，常常作无原则的迁就和让步，据说这是为了团结和争取多数。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非但不能达到团结和争取多数之目的，反而只能闭塞人们的头脑，降低党的威信，损害有原则的团结。
鉴于过去的教训，我们这番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和反党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彻底的胜利，决不可半途而废。
对于一般性的错误也不能再来什么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
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得住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事业，并且使它不断发展。

戴记“统一战线”破产了
本报记者　于明
据已揭发的材料，安徽省文联有一个不小的右派反党集团。
参加这个集团的是：
戴岳、王影、钱锋、石青、耿龙祥、罗秋帆、贾梦雷、刘俊明、吕伯俦、曹玉模、吴文慧、谢竟成、张禹、吴晨茄等。
他们当中有汉奸、流氓、叛徒、胡风分子，有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对党长期不满的分子。
他们控制了省文联、掌握了“江淮文学”编辑部，把“江淮文学”变成反党的工具。
在大放大鸣之前，他们就开始在“江淮文学”上施放毒箭，散布反党言论，在大放大鸣期间，向党进攻的气焰更为嚣张，把安徽文艺界搅得乌烟瘴气。
搜罗对党不满的人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徽文联内部的牛鬼蛇神如此集中？
这要“归功”于这个反党集团的“主帅”戴岳。
他利用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职权，拉拢、甚至搜罗投其所好的人，安插在安徽文联，美其名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
戴岳把出卖过同志、出卖过组织的叛徒吴文慧、罗秋帆，以及胡风分子张禹，千方百计拉到文联工作。
他未经组织研究，便擅自任命叛徒罗秋帆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他很重用彭拜、祝向群，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在肃反时都被逮捕了。
他把“江淮文学”交给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王影、石青，流氓钱锋，和对党极为不满的吕伯俦、叛徒吴文慧等的手里。
他把与他意见不合的陶滔、戈焰、程克文等都排挤出文联，于是戴记“统一战线”便组成了。
他们这一伙人，在戴岳带领下，平时互相捧场，彼此吹嘘；
不务正业，打牌作乐；
酗酒闹事，侮辱妇女；
歪曲党的政策，使党支部处于瓦解状态。
安徽省文联的右派反党分子，平常就散布种种言论，仇视社会主义，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
王影污蔑党发扬民主是为了“点缀”，他公然声明，他“不愿再作这样的民主点缀品”了。
他们集中地攻击了党在农村的工作。
刘俊明说：
“统购统销搞得种庄稼的农民没有粮食吃。”
曹玉模竟造谣说：
“现在的农村是树砍光、鸡杀光，小孩都在遭劫”。
耿龙祥则认为“农村工作都是用强迫命令搞起来的。”
他们极端反对党的领导，钱锋常说：
“党的生活约束了创作自由”，王影也认为党的领导束缚了他们的刊物“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
“江淮文学”成为反党工具
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在文联机关内部泛滥，从今年01月份起，就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利用“江淮文学”向读者贩运毒素了。
他们在今年一、二两期的“江淮文学”上，连续刊载了好几篇反对描写现实革命斗争，宣扬爱情至上和色情的文章，还刊登了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
如第2期“江淮文学”发表的“从一条评语谈起”、“杂感一捆”，就反对文艺作品反映现实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说这是教条主义。
在同一期上，又发表了“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在干旱的日子里”，“凤台偶闻”，前者对农村干部和农民极尽污蔑能事，把合作化后的农村描写得一团漆黑，后者则说：
“嫁给干部一床被，嫁给工人吃喝睡，要找对象淮南去（工矿区），免得嫁农民终年累。”
刻意宣传工农生活的不同，制造工农之间的矛盾。
03月份，安徽日报发表了林洛里写的“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
一文后，他们不但不把它当作有益的忠告，虚心检查错误，反而以敌对态度看待这一批评。
戴岳立刻就在文联内部说，这是“省委背地搞文联”，煽动文联的人来反对省委。
他指派钱锋到安徽日报质问文章的作者，并提出要“坚持反批评”。
从此安徽文联的反党分子，就在戴岳指挥下，大举向党发动了进攻。
他们向党中央写
“控告”，准备印发“呼吁书”，向邻省求援，威胁安徽日报登载他们的假检讨，他们咬定省委在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犯了错误，是“中央的反对派”，他们死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把所有批评和批评者，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
省委在4月曾召开会议，对这一批评进行讨论，并指出对“江淮文学”编辑部批评的必要性，指出了批评方法上的一些缺点，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但是文联的反党分子，在5月全省宣传会议时在戴岳幕后策动下却又一次发动了向党的猖狂进攻，全部推翻了省委原来的正确结论。
他们一下组织和写了四五十篇文章，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把“江淮文学”办得更向右转。
直到7月，全国右派分子的进攻已受到反击，他们在“江淮文学”的“自由谈”“玫瑰园”里所发表的文章，却仍几乎是全部有毒的东西。
他们还计划把8月号作为向党进攻的“炸弹”，终因阴谋败露没有实现。
　公然反对党的领导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他们公然提出了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石青说：
“党能领导文艺，也不能领导文艺。”
吕伯俦主张“自由结合”，把“江淮文学”变为“同人刊物”；
刘俊明在“何谓有领导的放和鸣”一文中，认为党只提出方针就行了，如果在鸣放中还进行领导，就是阻碍鸣放。
罗秋帆、王影在“江淮文学”所发表的“试论放与收”、“闲话‘心中有数’”，都主张刊物编辑部不要有显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他们对“揭露生活的阴暗面”，也更加狂热了。
07月号的“江淮文学”发表的一篇“蛀牙”中，主张要把老干部（实际上是指党）像“蛀牙”一样拔掉；
“老农的话”中，污蔑党忘了农民，说我们的干部现在是“在大楼上办公，门前站着卫兵”，两扇门窗“关闭”，从“高楼上”飘下来“命令”，以此来挑拨党群关系。
“‘温床’的制造者”一文中，污蔑处、科长都是首长的“护身墙”，都是凭对首长的阿谀奉迎才得到提拔的小人。
编辑部副主任王影说：
“江淮文学”反三害、反教条主义可以配合，反右派不好配合”。
四川流沙河的“草木篇”受到各地批判以后，“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还说：
“流沙河挨了批评，我们支持他，别人不要它的稿子，我们要去向他约稿！”
流沙河的稿子虽然还没有在“江淮文学”上露面，而和流沙河狼狈为奸的储一天的“不敢见太阳的人”一文，却已登在7月号“江淮文学”上了，这篇作品有浓厚的毒素。
据初步检查，“江淮文学”从1月到7月份，所发表的有毒素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四分之一左右，它真正成了戴岳集团的反党“工具”。
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仇恨党？
连身为文教部副部长的戴岳都招认说，他因为在去年没有选上省委委员，提级只提到十一级，今年全国宣传会议又没有让他去参加，他就“更加深了反党的决心”。
王影的仇恨更深，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喊出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他大叫“党的领导造成了灾害”，他猖狂地说：
“我要是军阀，就要把官僚主义者（？）
杀了用蒸笼来蒸！”
他说：
“党所提倡的东西我都反对，党所反对的东西我都欣赏。”
绝妙的“策略”
戴岳说他的幕后活动是有策略的，这些略策：
一是利用鸣放的合法性暗暗鼓动右派分子反党；
二是赞助反党分子；
三是争取同情；
四是组织、鼓励别人发言反党。
至于他自己则是“我不讲话的好”。
这真是绝妙的“策略”！
但是这种“策略”终于破产了。
王影说：
文联的右派分子，自从向党猖狂进攻以来，是“空前团结了”，他说，他们“犹如一窝马蜂，党可以放火烧掉它，却打不散它。”
王影说得太自信了，人民是有力量打散你们的，如果打而不散，那你们就真得要被“火烧掉”了，那就叫做“玩火自焚”。

章记小集团在民建的卑鄙活动
秦泽邦
右派分子章乃器一直就想操纵民建中央机关，以便把它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主要基地。
章乃器在民建中央机关所培植的右派小集团，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反动的政治野心的工具。
“物以类聚”，章乃器所啸聚的这些家伙，也正如他自己一样，无一不是一贯反共，历史复杂，政治面貌不清，品质、作风恶劣的人。
这些人平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狡猾地隐蔽着自己；
在反右派斗争中，一经阳光的照射，就个个现形了。
他们和章乃器的关系，差不多都是历史悠久的亲信、旧属、故交，这就更显得他们之间的“朋比为奸”是如何的严重了。
章乃器对这般右派小集团分子的培植是费尽苦心的。
他吹嘘他们是“粮食部找不到的几根笔杆子”，公开地“封官许愿”，极力抬高他们的身分地位，企图在机关干部中间造成“声誉”，便于他们打击领导。
右派分子林涤非和丁裕长，明明是掌握着“取舍由之”的“民讯”（民建中央机关刊物）编辑大权，但章乃器还不以为足，硬要说他们是“无职无权”，干着“黑活”，一定要“加冠”三级；
对于另一右派分子许汉三，则以照顾他的过去资历为理由，主张大胆提拔，要让他掌握全面的宣教工作。
什么是章乃器的所谓“资历”呢？
原来就是在反动时代当了几任伪县长。
这几个右派小集团分子就在章乃器这样的培植之下，趾高气扬，倒行逆施，进一步占夺了宣教部门和“民讯”的工作阵地。
同时，章乃器又布置了他的妻子杨美真和他的私人账房戴家瀛把持了民建中央的总务、财务，从干部的切身生活方面，制造纠纷，极尽拉拢、打击之能事。
在章乃器的嗾使之下，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分子就在民建中央机关内外兴风作浪。
在宣教工作上，对工商界施放章乃器的反动言论的毒气，鼓动工商业者抗拒改造，抗拒工人阶级的领导；
同时，在机关内部笼络一部分落后群众，利用一部分不满情绪的群众，从生活福利方面进行挑拨，不满当前的工资和地位，大叫解放以后“今不如昔”，要求改善待遇，又要求“绝对民主”、“绝对自由”，以打击领导，破坏组织。
另一方面，则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对党团员干部和进步分子进行污蔑，以图去之而后快。
章乃器经常说，他“在粮食部的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以煽动民主党派干部对党进行斗争。
章乃器还不惜泄露国家的机密，使他的右派集团分子能在机关干部中卖弄消息灵通，以抬高身价。
章乃器的恶毒、卑劣的行为，还表现在他往往断章取义地歪曲国家的方针政策，歪曲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以迷惑落后群众。
他无耻地说：
“我章某人是经常参加国家最高会议的人，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是深切的”。
根据右派小集团分子在这次斗争中所交代的章乃器的“私房话”，更加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达到了怎样猖狂的地步。
章乃器顽强地拒绝对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他曾以轻蔑的口吻对他的右派小集团分子说：
“今天就是要独立思考，不能为某一大人物的话所动摇”。
他曾经对他们的人说：
“唱对台戏，就是要求民主党派‘分庭抗礼’，要有不怕被人说是‘分庭抗礼’的精神，才能真正的实行相互监督”。
又说“谈相互监督，又提加强领导，这是依赖思想，也是取消思想”。
在谈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时，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分子又说：
“章乃器常主张工商业者在厂店中一定要敢于和工人阶级斗争”。
在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民建中央宣教会议曾提到“服从公方领导”，章乃器立即严厉批评这样的提法是所谓违背政策，并指示他的右派小集团，今后应强调批评公方代表。
还说：
他反对企业作为改造私方人员的主要基地，而应该是作为相互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基地。
章乃器的私房话，被他的右派小集团奉为“金科玉律”。
无论是宣教工作或“民讯”的编辑工作，凡是稍为尖锐批评资本家的文字或者是强调资本家教育改造的言论，不是加以弃置，便是随意删节或缓和其语气；
而他们所欣赏的是李康年、吴金萃这一干人的妙文。
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曾诋毁爱国守法教育为“清规戒律”；
并主张向中间、落后群众发展组织，使民建会不能培养工商界的骨干分子。
凡此一切，无一不足以证明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所走的道路是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复辟的道路。
民建中央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章乃器及其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还将继续的揭露与批判，直至彻底被粉碎为止。

费孝通怎样破坏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
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军师费孝通在担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期间，百般破坏调查工作。
最近由边疆回到昆明的调查组全体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了费孝通的罪恶活动。
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方针，中央和省委确定首先着重调查边疆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各少数民族，研究他们的社会性质，以便探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道路。
费孝通有意破坏这一方针，他乘参加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机会，竭力鼓吹对处于内地的白族的历史文物作大规模调查。
于是他不经党委同意，擅自拟定了全面的调查计划。
调查组在草拟西盟地区佧佤族的基本情况和调查提纲时，费孝通指示不准采用西盟工委的调查资料，说“他不懂学术，资料是废品。”
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还决定，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指示调查工作要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现行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
费孝通公然违抗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则，调查组从昆明出发到边疆前，费孝通在向全体工作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却强调这次调查是学术性的调查。
打出“学术性调查”的欺骗幌子后，费孝通接着利用一切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其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观点。
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方面，费孝通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少数民族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宣称：
“要保留民族形式，就不能吸收社会主义内容；
要吸收社会主义内容，就必须抛弃民族形式。”
企图在保存民族形式的借口下，反对社会主义。
费孝通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放出了一枝毒箭。
他曾亲自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去“调查”景颇族，他坐着小汽车到离景颇族居住的东山、西山三十华里的公路旁停下来，向景颇族村寨遥望了一下，然后找了些人汇报，便认为过去中共云南省委在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和1955年刘格平等对景颇族的调查都是“教条”、“有问题”。
费孝通故意夸大景颇族原始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由此得出结论：
只有加强文化教育工作，改变落后思想意识，才能扫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
费孝通根据这个结论提出“先教而后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政策。
人们指出：
费孝通在调查组散布这一系列反动观点绝非学术思想问题，而是积极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作准备，并直接为他参加拟订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服务。
为了使这种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能够在调查工作中贯彻，费孝通一面摆起“民族学专家”的架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对调查工作的领导，排斥党派来的干部。
中共云南省委为了保证作好这次调查工作，按中央指示从省级机关和学校中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参加调查组。
费孝通却以“行政机关干部水平低，不懂业务”为借口，在工作中百般歧视和排斥这些干部。
另一方面，费孝通却在昆明搜罗了一些他过去的亲信，安插到调查组内。
云南党和政府领导机关虽然对调查组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多方面的帮助，但费孝通却在调查组干部面前挑拨说，中共云南省委不热情，云南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习气重。
同时，他又活动民盟云南省委请他们到温泉去游玩、吃饭，使有的人感到民盟比共产党还“温暖”，费孝通对知识分子体贴关心。
调查组离昆明前往边疆前夕，费孝通便召集他这批亲信谈话，指示按照他的一套行事。
调查组揭露的材料说明，费孝通的破坏活动已使云南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蒙受一定的损失。
（据新华社讯）

四川建成第1座地震台
今年建成的四川第1个地震台——成都地震台，已经向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了十几次地震情况。
成都地震台现有的一套苏联出产的地震仪，是目前世界上最新式的，能够观测世界各地和成都附近地区的地震。
它已经收到了一次离成都约九千公里远的地震。
这座地震台观测到的地震情况的资料对四川和西南一带的经济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新华社成都电）

上海抢救出一批珍贵书刊
国内罕见的一批记载10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情况的外文书刊，现在已经由上海市文化局抢救整理出来。
这批书刊共七万多册，包括俄文、波兰文、英文、法文、德文等五国文字，是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出版物。
从目前初步清理出来的三万多册书刊中，发现有不少记载苏联共产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次革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02月革命和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史料；
俄军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的军事作战地图和画报，以及阐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体现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
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许多反映10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反列宁主义集团展开激烈政治斗争的革命文献资料。
此外，还有各种封面装帧极为精致并附优美插图的文艺书籍。
这批书刊是逐年辗转流入上海的西伯利亚、华沙以及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四十多个旧俄私人图书馆的藏书。
上海市文化局已将这批图书拨交上海图书馆，其中初步清理出来的三万多册将提前供来馆读者参阅。
　（新华社讯）

东北驻军支援人民防汛
新华社沈阳29日电
驻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机关、部队、学校中的军官和士兵支援人民防汛抢险，抢收受灾农作物。
为了保卫松花江大堤的巩固、保卫哈尔滨市的安全，解放军官兵参加了防洪抢险，和哈尔滨市人民一道冒雨修堤。
嫩江上游地区，由于雨量过大，国营机械农场的联合收割机不能下地收割。
一支由解放军官兵组织的抢收大军，先后到达双山、鹤岗、保泉岭、克山、通北、二龙山和九山等国营机械农场，协助抢收小麦和其他作物。
他们在9月上旬可以抢收完毕，将使七万公顷以上的农作物免受损失。
08月中旬通化市浑江决口，附近驻军闻讯赶到，救出两千多被洪水包围的群众，堵住了江堤决口。

　中法合制儿童故事片“风筝”在巴黎开始拍摄
我国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加朗斯电影制片公司合作摄制的彩色儿童故事片“风筝”，上月30日在法国巴黎开拍了。
这部影片的中国导演王家乙早在上月22日就赴巴黎。
在巴黎的摄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不日即可完成这部影片在法国的戏。
届时，影片的法国摄制人员和儿童演员将由法国导演罗吉·比果率领来京，继续拍摄这部影片在中国的戏。
这是一部以友谊为主题的影片。
故事发生在巴黎。
一棵古老的树上挂着一个中国式的风筝，风筝上画着讨人喜欢的孙悟空，一群法国孩子为了想得到这个风筝在争吵着，最后它被一个名叫比罗的孩子弄到了。
原来，在风筝的尾巴上还带着一封信，他们看不懂，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孩子贝贝尔一把将风筝的穗子抢走了。……比罗急切地找到一家中国古玩店，请老板将信念给他们听，信写的是：
“谁拾到了我的风筝，我愿意跟他做朋友。
宋小青”。
比罗听了很高兴，可是，信的地址被贝贝尔抢走了！
中国那样大，到那儿去找呢？
他坐在床上发呆望着风筝上的孙悟空说：
“你呀！
人家都说你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可是你能帮助我到中国去找我的朋友宋小青吗？”
比罗疲倦极了，合上了眼睛。
突然，他看见孙悟空从风筝上跳下来，从身上拔下一根毫毛，用口一吹就变出了一朵美丽的莲花！
比罗和他的妹妹尼高尔坐上了莲花，就腾空而起，来到了他们所向往的中国，经过许多热情的中国小朋友的帮助。
经过很多的冒险和困难，才终于找到了宋小青。

丰富多彩的湖南美术展览
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第1届美术展览会，展出各种美术作品一千九百九十六件。
著名国画家邵一萍的花卉“牡丹”、张一尊的山水“清浪滩子险”等作品，都受到观众好评。
引人注目的还有两百多件充满着生活气息的工农作品。
展出的民间工艺美术品也很出色，其中有著名的湘绣、邵阳竹刻、洞口墨石雕刻、醴陵瓷器、常德和邵阳等地的印花布，以及图案结构很缜密、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湘西挑花。
此外还有土家族的打花铺盖（即被盖），苗族的花带，侗族的花布，这些少数民族工艺品，花纹结构的完整性和色彩的富丽，都使观众赞赏不已。
（据新华社讯）

十九个国家青年代表到京
据新华社29日讯
又有十六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三十七人，在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于今天上午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这些青年代表是来自：
缅甸、尼泊尔、锡兰、叙利亚、西非、苏丹、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乌拉圭和西班牙。
印度青年艺术团一行三十二人和澳大利亚青年代表四十四人、新西兰青年代表八人，也先后在昨天和今天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又一批电影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8日讯
应邀来我国参加“亚洲电影周”的缅甸、印度和蒙古的电影代表团，28日到京。
缅甸电影代表团是由导演波巴科率领的。
代表团中有缅甸影片
“她的爱”的男主角吴纽貌和他的夫人、“她的爱”的女主角杜梅敏。
印度电影代表团团长索腊德·莫迪是“章西女皇”的导演；
他的夫人梅塔布是该片的女主角。
蒙古电影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是阿维尔米德。
今天到达北京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的顾问、印度尼西亚情报部秘书长哈约托。
此外，香港电影界人士四人也在今天到达北京，其中有电影演员陈娟娟。
他们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亚洲电影周”。

　友谊的支援
　苏联两货船参加防汛斗争
新华社哈尔滨29日电
苏联派来支援黑龙江防汛的货船CT五零七和CT五零四两条货船，满载着七百零二吨粮食、三千三百七十五张席子和六万条草包，在28日到了松花江沿岸汛情紧张的肇源县。
这两只船都是属于苏联黑龙江航运管理局的。
友谊的支援大大地鼓舞了当地的防汛大军。

哈尔滨市军民和洪水战斗
左上图：
在哈尔滨江北郊区抢修农田堤坝的机关干部光着脚，涉水运土。
右上图：
参加防汛修堤的女工于福英（共青团员）。
右图：
当地解放军部队正在顾乡车站挖土装车，积极参加防汛斗争。
新华社记者胡伟摄

　大洪峰进逼哈尔滨
新华社哈尔滨29日电
第二松花江出现的大洪峰正在向哈尔滨市进逼。
今天下午六时，哈尔滨地区江面水位已经上升到一百一十九点六一公尺，超过警戒水位零点一一公尺，比去年最高洪峰水位只低零点四五公尺。
江面已经高出市区地面二公尺，而水势仍在继续上涨。
今天，哈尔滨市在六级大风袭击下，十五万军民坚持不懈地加固堤坝。
昨天午夜到达哈尔滨市的人民解放军一部，已经在今天中午开上三处险要大堤参加抢修。
经过军民忘我劳动，两处发生脱坡现象的堤段已经加固脱险。
全市堤防抢险队已经组织起来，抢险器材也已经运到堤防附近。
为了防止怒涛猛击堤坝，市防汛部门已调来几百名森林制材工人，在沿江三处险要湾口布置三公里长的防浪木排。
有些险要大堤也在加铺一层草席维护。
今天，水利部派来两位水利专家，以加强技术指导。
从黄河堤防上前来支援的钻堤队，也已到险要大堤上探测堤坝的隐患。

日私营铁道工会访华团到广州
据新华社广州28日电
日本私营铁道工会总联合会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本多正登率领下今天下午到达广州。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肖行启到深圳迎接客人。
本多正登先生是日本私营铁道工会总联合会副委员长。
本多正登谈到岸信介政府采取倒向美国的政策，对日本工人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
日本工人正在为他们的自身的权利和争取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而斗争。

日茶业青年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29日讯
以铃木重郎为首的日本茶业青年代表团在昨天晚间从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有田八郎返国
新华社29日讯
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在访问北京后，已于今日乘飞机返国。

　杀害王孝和烈士的主犯楼观光在浙江被捕
新华社杭州29日电
杀害王孝和烈士的主要凶手楼观光，于8月25日被诸暨县公安机关捕获。
楼观光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罪魁。
解放前先后担任江西省伪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甘肃省伪高等法院院长，残害过不少革命人士。
1948年任伪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第一庭审判长时，曾审判过在上海电力公司的共产党员王孝和烈士，并加“危害国家”罪名把王孝和杀害。
楼观光在1950年06月开始，就隐藏在自己家中楼上，从不露面，他的家属还有计划地在群众中散布楼观光已经逃亡的谣言。
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经过侦查，依法捕获了他。

澳建筑业工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29日讯
以汉柯克为首的澳大利亚建筑业工会代表团一行四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是应中国建筑工会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代表团自8月21日到达广州以后，曾先后在广州、武汉、郑州、西安等地参观了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长江大桥等建设工地和建筑材料工厂、职工俱乐部、食堂、职工家属宿舍等。
今天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建筑工会主席张天民、北京市建筑工会主席王玉山，以及工会干部、先进生产者等二十多人。

　第2座宽银幕影院将在上海出现
据专门小组研究、测量证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是很适合改建为宽银幕影院的。
只要把它现有的舞台面放宽一些，增加一定的隔音设备，在音响、光亮等方面都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宽银幕电影院，它比起首都宽银幕影院的改建工作还要方便得多。
这个宽银幕影院所需用的机器设备将由民主德国进口。
进口工作如能顺利进行，这个宽银幕影院可能提前在今年年内以前开幕。

美青年代表去长春参观
新华社29日讯
在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来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代表四十一人，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长春等地参观。
其中有一位代表是昨天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的。
缅甸青年代表二人也在今晨乘飞机离开北京，将经昆明回国。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判处四名美蒋特务徒刑
据新华社沈阳29日电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3、24两日在沈阳公开审理、宣判了两批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特务。
这两批美国派遣特务都是在1955年被逮捕的。
有二十七年反革命历史、曾逃跑拒捕的美国派遣特务少校组长王从佑（化名王心一、胡玉丰），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美国派遣的少尉特务周述云（化名周汉伟、周汝田）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另一美国派遣特务组长赵得梁（化名何德棋、林冲）和上尉特务费振英，也各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在捕获这两批美国特务时缴获的美制特务通讯、联络用具、手枪、匕首、钢丝鞭子、手铐等凶器，以及金条、金圈、人民币等特务活动经费也陈列在审判庭上。
这两批特务罪犯都是经美蒋合办的特务训练机关“南方训练班”训练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派遣来大陆的。
赵得梁和费振英是属于美国“南方训练班”C组（专对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进行特务活动的组织）的第一特务小组。
在1955年09月14日从美国派遣特务基地南朝鲜大伊作岛出发，当晚十一时在辽宁省庄河县境登陆。
但是，他们终于在群众的检举下，被我边防军和公安人员捕获。
特务王从佑和周述云是属于美国“南方训练班”C组的第2小组，1955年11月23日夜十一时在我安东县境登陆。
他们登陆后不到十三小时，就被我公安机关捕获。
早在1955年初夏，美国特务机关就分批以专用飞机把赵得梁、王从佑等送到冲绳岛，进行情报观察、通讯报务等专门训练。
转送到南朝鲜汉城以后，又进行了多次的偷渡登陆演习。
但是等待着美国特务机关的，却是又一次的可耻的失败。

迎接第3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在城乡妇女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最近发出关于中国第3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宣传要点。
宣传要点中说，中国第3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将于1957年09月召开。
在当前国内新的形势下，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的提高，大多数妇女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参加了社会劳动，并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已从根本上解除了压迫和束缚妇女的经济基础。
现在妇女已基本解放，男女已基本平等。
我国妇女运动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摆在我们全国妇女面前的任务是继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在党的领导下，弄清关于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顺利的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为继续清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重男轻女的思想残余而奋斗。
这个任务也就是这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
为此，我们必须根据中共中央最近发出的
“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的精神和内容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结合第3次妇代大会召开前后的宣传工作，向全国城乡妇女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一、全国妇女要进一步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主要从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情况、妇女生活提高的情况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提高的情况等方面的回忆对比中，来提高妇女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
几年来，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人数迅速增长。
1952年全国女职工有九十九万，到1955年底即增加到三百多万。
合作化高潮后，有一亿左右妇女参加了农业社的劳动，比1955年增加了五倍，全国七十多万个农业社中70％到80％的社已有了女社长和女副社长。
手工业合作社的女社员也已经有一百五十万，占全体手工业社员总数的30％。
随着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妇女的生活也不断提高。
农民中妇女体会最深的“糠菜半年粮”和破衣烂衫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日用品的需要和购买力增加了。
农村消费棉布量，1956年就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
同时新中国成立八年来，劳动妇女已日益众多地参加了各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权管理工作。
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在家庭中已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从属地位，重男轻女、夫权统治和家长专权等封建习俗，基本上已有了转变，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社会主义新风气日益普遍地树立起来。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尊敬。
今天妇女在各方面都和男子一样是祖国的主人。
妇女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所做不到的。
所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巩固我们的幸福生活。
右派分子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走回旧社会的死路上去，这是妇女决不能答应的。
我们全国妇女应该坚决地投入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明辨大是大非，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规定，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一致起来，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必须依靠我们辛勤的劳动去创造。
所以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的妇女或家庭妇女，都应当辛勤劳动，厉行节约。
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妇女，都应当积极劳动，增加生产，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克服雇佣观点，遵守劳动纪律，并不断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保证国家、集体的生产任务完满完成或超额完成。
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不少妇女生产能手、劳动模范，她们都是劳动妇女的榜样。
但也有少数妇女，为追求享受，好逸恶劳，破坏劳动纪律或从个人私利出发，为多挣钱，在劳动中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浪费国家和集体的资财，这是应当加以教育批判，并帮助改正的。
勤俭持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妇女一项光荣的和特别重要的任务。
今天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的，我们的家庭生活必须和国家的计划相适应，这就要靠家庭妇女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的精神，善于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使家庭生活能与国家、集体的计划生产与分配相适应。
各地妇女从实践中已经证明，这样做不但可能，而且好处很多。
为了进一步贯彻勤俭持家，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国家、集体和家庭的密切关系，把爱家和爱国、爱集体看成是利益一致的事。
我们是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粮，全年全国就能节约一百三十五亿斤粮食，比1956年全国增产粮食一百五十四亿斤的数字已相差不远。
假若每人多做一身衣，用布七尺半，全国就需要棉布四千五百万匹。
可见家庭间一把米、一寸布、一分钱的点滴节约对国家都有很大好处。
那种只顾个人、家庭利益，不顾集体、国家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愿卖余粮给国家，不节约粮食、棉布等物资，采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办法，把日后困难问题完全依赖政府解决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认识勤俭持家，就是家庭妇女执行勤俭建国方针的一种实际的行动，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更美好幸福的未来。
三、以主人翁的态度，发挥集体的力量，推广互助互济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服务事业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克服和减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困难。
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托儿福利，文化教育事业已赶不上需要。
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们，要把克服这些困难的责任，承担起来，和政府一道千方百计来设法解决，决不能只等着政府来解决。
我们除了采用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来克服这些困难外，还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举办各种社会福利和服务性的事业。
在过去几年中，城乡妇女发展了各种互助服务事业，例如广大农村开展互助托儿，街道中迅速发展的群众性的托儿站，职工家属中的经济互助组及发展可能的副业生产，街道上组织的中、小学生的自学辅导组，及学龄儿童学习站，最近有的城市并在试办合作服务站，进行劳力互助，帮助群众克服家务劳动方面的困难。
这种种互助服务事业，对发挥社会潜在的人力资源、帮助妇女克服困难、加强妇女之间的团结都有很大的好处，今后还可以大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四、进一步树立和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正确对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
解放后，尤其是贯彻婚姻法运动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社会上男女平等、互敬互助、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的新风气，日益普遍的上升。
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按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因而美满婚姻，民主和睦家庭普遍的成长发展。
但是由于旧社会思想残余对人们的影响，不是短期内可以迅速清除的，因此，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对待妇女、儿童的观点和态度上，程度不同的存在一些问题。
今后加强以共产主义道德对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在婚姻关系上：
我们提倡建立思想一致、互爱互助、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劳动的巩固持久的爱情和婚姻。
对于那些把爱情、婚姻建立在金钱物质上，对爱情不负责任，喜新厌旧、轻率结婚离婚等不正确的婚姻观点要坚决反对。
对于青年，还应当提倡不要过早恋爱、结婚，以免影响学习工作和身体健康。
在封建习俗还比较严重的少数地区，应该继续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早婚等恶习。
在家庭方面：
我们提倡建立男女平等、互敬互爱、共同劳动、尊老爱幼、尊婆爱媳的社会主义新型家庭，要继续清除夫妻家庭关系中的男尊女卑的残余思想。
要鼓励妇女克服自卑、依赖或单纯追求享受等思想。
在父母子女之间，应该相互扶养，反对不愿赡养，或者遗弃、虐待、打骂父母、公婆等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和行为。
积极提倡尊老爱幼、尊婆爱媳，尊重老年人毕生的劳动，为老年人安排幸福的晚年。
对待妇女方面，还要在社会上进一步树立男女平等、反对歧视轻视妇女并保护妇女合法权利的风气，坚持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于社会上违反男女平等政策的现象，应当不断的进行教育和批判。
对待儿童方面：
社会、学校、家庭都应当负责把儿童培养成为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提倡成人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向儿童进行劳动光荣热爱劳动的教育。
学校、家庭都应当从小培养儿童勤劳、诚实、友爱、勇敢的品德，对于社会上少数流氓坏分子残害儿童的现象，必须呼吁社会各方面作有效的措施予以制止。
家庭间尤其是父母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或不以正当方法教育子女的现象应当纠正，虐待儿童的行为更应当坚决反对。
全国妇联要求这次宣传工作力求深入广泛，首先要深入到工农妇女群众中，还应当扩大到工商业者家属，及其他各阶层妇女中去。
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当展开宣传。
并要克服过去宣传工作多停留在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层的情况。

面向生产　结合实际
四川农村新建一批中学中学
过分集中在城市的不合理现象正在逐步改变
本报讯
为了正确地贯彻中等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四川省正逐步改变中学过分集中在城市的不合理现象，把新建中学分散到乡村去。
全省现有五百二十四所中学、七千七百二十四个班次（未计小学附设初中班），其中有63％的学校、73％的班次都集中在省、专辖市和县城里。
这些城市里的人口虽然还不到全省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却集中了绝大部分中学，而广大农村则只有一百九十八所中学。
乐山县五所中学全在城内，南充十二所中学就有九所在城内，岳池县八所中学原来都分布在乡镇上，后来片面强调正轨化，合并成四所，集中到城里。
这样畸形集中的结果，不仅因修校舍等增加了国家和农民的经济负担，使远路的和贫苦的农民子弟无法上学，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因学生长期脱离农村和家庭劳动容易滋长轻视劳动、贪恋城市生活、不愿参加生产等不良倾向。
学校也因脱离农村生活，使面向农村的教育方针难以贯彻。
四川省教育厅在去年就开始注意改变这种情况，今年除重庆、成都、自贡等城市外，各专县也一律停止在城市建校，并且把新建、新设七十所中学全部合理分布到乡村中去。
合川县乡间新设四所中学，使周围二、三十里以内农村的青年都有了上学的机会。
内江高梁镇过去没有一所中学，一部分学生读书要跑一、二百里路。
现在，新设了中学，学生增加了三百多名。
射洪县青杠区根据勤俭办学的精神，在群众支援下尽量利用旧屋、庙舍办了一所三、四百人的中学。
各地中学分散到农村以后，由于可以减少开支、多招学生、便于参加劳动和学习农业知识，因此普遍受到了群众欢迎。
　（四川记者站）

南京试制两种轻型载重汽车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消息：
南京汽车制配厂最近接受了制造两种轻型载重汽车的任务。
这两种汽车，一种是一吨半的载重汽车，有两种型号。
这种汽车是参照苏、捷、美、英、法、意、日、西德等八个国家四十六种同级轻型汽车的先进性能，结合我国城乡交通的具体条件，由我国自行设计的。
它具有轻便、快速、经济等特点，适合于市郊之间的短途运输和城镇之间的中途运输，特别对农业、商业、邮电等部门最为适用。
以这种汽车为基础，还可以发展多种不同用途的变型汽车，如消防车、救护车、运油车、洒水车、轻便倾斜车、轻型公共汽车等。
另一种汽车是两吨半的载重汽车，也有两种型号，将仿照苏联格斯51型汽车进行制造。
制造这两种轻型汽车，特别是自己设计一吨半重载汽车，在我国还是创举。
这个厂将在国家基本上不投资的情况下，利用现有设备，同兄弟工厂协作，在明年把这两种汽车试制出来并投入生产。
现在，一吨半载重汽车的发动机已经试制成功。
主持这项设计工作的第1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在上月来到这个工厂。
设计工作已经进行到绘制零件图的阶段，今年年底即可开始样品试制。

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又一座铁路和公路两用桥梁——衡阳湘江大桥在紧张建设。
　张云龙摄（新湖南报社稿）

大连造船厂出现一批红色专家
老干部李衡生由外行变成内行，当了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侯君柱是钳工出身，通晓造船业务
留学生郑于俭入了党，技术知识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旅大29日电
新的造船、修船技术干部，正在国营大连造船厂迅速成长壮大。
现在，全厂领导技术工作的正副科长、正副车间主任中就有九十六名是工人出身的。
技术、生产两大科室，共有正副科长九人，从工人中提拔的就有七人。
老干部李衡生，现在担当总工程师的职务。
他在1938年参加共产党，打过游击、搞过土地改革，却不懂技术。
解放以后，他进工厂钻研技术，已经由外行变成内行，管理全厂的技术工作，十分熟练，常受到一些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老工程师们的赞扬。
钳工出身的副总工程师侯君柱，有人称他是“红色专家”，通晓造船、修船业务知识。
他和大家一起研究出减少船坞内和船台上工作量的办法使这个工厂缩短了造船、修船的周期。
过去中修一艘货轮要一年，现在只需十个月。
建造每艘远洋拖轮的时间也比过去缩短了三个月。
在解放以前当过十多年锅炉工的王智富，现在担任锅炉车间主任。
他丰富的修锅炉经验，工人们称他“锅炉大王”，凡遇修锅炉的技术疑难，都去找他。
此外，铆工出身的技师苏万喜、车工出身的船体车间主任于厚福等大批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也都在生产战线上作出不同的贡献。
这个工厂经过改造的大专学校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上也起着显著作用。
其中已经有二十四名加入中国共产党，另有一批是积极分子。
如副总工程师郑于俭，是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
经过思想改造参加共产党以后，他的技术知识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积极分子郭长让，负责供应全厂的风、电、水和氧气，工作十分出色。
大连造船厂解放以前做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都是日本人。
解放以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培养下，一批批中国工人迅速成长起来。

大连造船厂出现一批红色专家
老干部李衡生由外行变成内行，当了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侯君柱是钳工出身，通晓造船业务
留学生郑于俭入了党，技术知识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旅大29日电
新的造船、修船技术干部，正在国营大连造船厂迅速成长壮大。
现在，全厂领导技术工作的正副科长、正副车间主任中就有九十六名是工人出身的。
技术、生产两大科室，共有正副科长九人，从工人中提拔的就有七人。
老干部李衡生，现在担当总工程师的职务。
他在1938年参加共产党，打过游击、搞过土地改革，却不懂技术。
解放以后，他进工厂钻研技术，已经由外行变成内行，管理全厂的技术工作，十分熟练，常受到一些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老工程师们的赞扬。
钳工出身的副总工程师侯君柱，有人称他是“红色专家”，通晓造船、修船业务知识。
他和大家一起研究出减少船坞内和船台上工作量的办法使这个工厂缩短了造船、修船的周期。
过去中修一艘货轮要一年，现在只需十个月。
建造每艘远洋拖轮的时间也比过去缩短了三个月。
在解放以前当过十多年锅炉工的王智富，现在担任锅炉车间主任。
他丰富的修锅炉经验，工人们称他“锅炉大王”，凡遇修锅炉的技术疑难，都去找他。
此外，铆工出身的技师苏万喜、车工出身的船体车间主任于厚福等大批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也都在生产战线上作出不同的贡献。
这个工厂经过改造的大专学校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上也起着显著作用。
其中已经有二十四名加入中国共产党，另有一批是积极分子。
如副总工程师郑于俭，是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
经过思想改造参加共产党以后，他的技术知识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积极分子郭长让，负责供应全厂的风、电、水和氧气，工作十分出色。
大连造船厂解放以前做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都是日本人。
解放以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培养下，一批批中国工人迅速成长起来。

扩大新型橡胶原料
全国橡胶厂交流配方设计经验
据新华社天津28日电
第1次全国橡胶工业配方设计经验交流会议今天在天津闭幕。
会议指出了今后配方设计的工作方向是：
进一步扩大新型橡胶原材料以节约天然橡胶，扩大合成橡胶的应用范围，增加我国能大量生产的炭黑的合理使用量，相对地减少氧化锌等的用量。
橡胶配方设计是橡胶工业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橡胶制品质量，降低成本的主要环节。
解放以来，我国橡胶配方设计工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次会上交流的全国各橡胶厂和橡胶工业研究所有关配方设计的经验，共有四十三项。
会议期间，苏联专家马莱舍夫就“现代橡胶配方设计的原则”作了专门性的报告，并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具体技术问题。
这次会议是化学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局召开的。

时刻跳动着的脉搏
本报记者　张竞
走进戚墅堰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翻砂车间的工会，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些五颜六色的锦旗和奖状。
其中有一张用镜框装得很精致的奖状，是1956年被评为先进车间工会委员会的时候，由中国铁路工会上海区委员会发给的。
两个半人中就有一个
我好容易才找到车间工会主席陈全大。
不巧得很，他正动身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临行匆匆，他只能简单地告诉我：
“做工会工作，没有什么秘诀，最要紧的还是依靠党的领导和大家的支持。
在每星期党、工会和青年团的碰头会上，我们接受党的指示，并根据党的政治工作任务，安排工会的工作。
否则，这么一个七百多人的车间，即使千手观音下凡也没有办法。”
在与工会副主席刘清法同志的谈话中，知道这个车间工会除正副主席和十六个委员外，在十二个领工区和六十七个小组里，还有各种工作委员、小组长、干事等，一共二百九十八人（没有明确职务但热心帮助工会工作的还不算在内）。
和全车间总人数相比，平均两个半人中就有一个做工会工作的。
他们像一个机体的细胞，遍布在车间的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里，从组织几百人的劳动竞赛到排解夫妻纠纷，从车间到宿舍以至离厂几十里外的职工家庭，到处都有他们的踪迹。
一个中年工人告诉我说：
“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我们时刻都感到工会的脉搏在跳动”。
还是六百多吨钢重要
今年上半年，钢部接受了一批浇铸客车转向架的任务。
本来计算，每炼一炉钢只能浇一只转向架，每天炼两炉，只能浇两只。
但常常因为钢炉上加料等情况的变化，一炉钢水浇不完就浪费了。
这时，钢部工人张银炎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建议把炉底和炉壁加厚增高，使一炉钢可以同时浇两只转向架，每年可增产和节约六百六十吨钢。
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行政上的支持。
不料这个建议却遭到钢炉工人和浇胚、造型工段工人的反对。
有人说：
“这样做太麻烦了”，有人说：
“这一改，把我们的计划都打乱了。”
因此尽管行政上支持，但大家都不愿动手。
怎么办呢？
工会生产委员便召开了三个领工区的职工大会，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在国家原材料供应困难的情况下，这个建议的价值和作用，然后便发动大家来讨论，究竟是愿意为国家多节约六百多吨钢呢？
还是愿意个人少些麻烦？
经过讨论，工人们都愿意执行这个建议。
经过一个月的试验以后就推广实行了。
“徐、王争车记”
在生铁轮工区挂着两块小黑板报，看上去虽很简单，却吸引着整个工区的职工们。
因为黑板报每天都换新的内容，所以有人称之为“工区日报”。
在它的版面上，几乎每天都有人受到表扬或批评。
凡是被它批评过的人，一般都能很快地纠正自己的缺点。
例如化铁炉工房的屋顶漏雨了，雨水溅到铁水上，火星乱飞，而且影响铁水的质量。
工人曾向领工员反映过好几次，可是领工员沉湎在每月完成指标的成绩里，没有理会这件事。
不久，黑板报上就出现了一张漫画：
领工员一手指着月月上升的指标箭头，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屋顶漏水他好像根本没有看见。
这幅漫画登出的第2天，领工员就找人把屋漏补好了。
有一次，工区发生了一件工人争用吊车的纠纷，两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任务要紧，拉住吊车不肯放。
结果竟争吵起来，双方都耽误了生产。
这种现象，在工区早就存在，但一直没有解决。
黑板报就抓住这件事，写了一篇“徐、王争车记”的批评稿。
批评后，徐、王二人作了检讨，也教育了大家。
从此以后，这种现象就不再发生了。
每周三期的大黑板报，也是工会向全车间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
今年06月份，他们配合全厂性的劳动纪律教育，在车间里组织了一个漫画展览会，表扬了好人好事，也批评不遵守劳动纪律的坏现象，收到很好的效果，7月份出勤率达到了97.05％，比以往任何一年的7月份都高。
韩树松的家务事
利用业余时间访问职工家庭，在翻砂车间工会工作中占着很重的分量。
他们在访问中，了解职工生活情况，帮助职工家属安排生活计划，许多无法在车间里解决的纠纷，通过访问都解决了。
像徐方龙同志，从1952年担任生活委员以来，整整五年中，他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不是到医院去慰问病人，就是挨家挨户的串门子访问。
他常常在星期天冒雨踏雪到离厂几十里外的乡下去，了解职工家庭生活，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中午休息时间，他也不放松机会和工人聊天。
全车间住在工房四、五百职工，谁住在几区，几号门牌，家里几口人，有几个小孩读书，生活如何，夫妻婆媳之间是否和睦等等，他都了如指掌。
韩树松是车间的杂工，每月工资约五十七元，一家七口靠他一个人劳动，生活是相当紧的，加上不会料理家务，一发工资就进小馆子喝酒，钱用完就向工会申请补助，生活委员刘清法同志接连到他家访问了四次，帮他们安排了一个生活计划，每月从喝酒、抽烟上省下来的钱就有十二元。
同时又动员他父亲帮他们看孩子，让他老婆上街卖菜，每月可挣得十二、三元。
在访问中，刘清法发现他父母亲没有床铺睡，便由工会买了一张竹床和帐子送去。
现在，韩树松一家的生活已经正常起来，再也看不见他到工会来闹救济了。
像这一类的例子，几乎每个生活工作委员都能举出一大堆来，因为他们能从积极方面解决生活困难，今年上半年工会付出的生活补助费比去年同期已经减少了。
很难使人相信，这许多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
翻砂车间除工会主席陈全大脱产外，其余二百九十七个工会工作者都担负着行政职务或繁重的生产任务。
他们中有车间主任、领工员、工长，有考勤员、调度员、会计，还有劳动模范、党的宣传员等等，每到中午休息时间，他们就捧着饭盒子到工会来，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聊天，商量工作。
他们从来也没有空睡过午觉，即使最热天气，也没有例外。

细菌肥料
北京市有个细菌肥料工厂。
它自去年第1季度以来，供应了全国各地各种作物使用细菌肥料一千六百多吨，可以施一千万亩田。
细菌肥料是一种成本低，使用简便的肥料。
陕西省永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用固氮菌拌种种植棉花，亩产棉花433斤，不拌种的仅产361.9斤。
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星火农业社用固氮菌追肥小麦，每亩产小麦273斤，不追菌肥的仅产209斤。
　王宝怀

给接班人
本报记者　胡道源
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代表作品陈列室里，有许多二寸多宽三寸多长的漆板子，每一个漆板的花纹、色彩、图案都不一样。
它既不是一种生活日用品，也不像供人欣赏的艺术品，而是福建著名的漆器艺人李芝卿为传授技艺做出来的样板。
李芝卿真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老艺人。
不过，这是解放以后的事。
在解放前，李芝卿从十五岁学艺，曾经到日本长崎学过漆器制法，回国后在龙溪、福州、台湾、香港等地做过漆器技师。
他能画、能漆、能设计。
可是他从不公开他的手艺，生怕人家学到了会砸破自己的饭碗。
例如漆器上的花，从来就是用漆画好然后贴金的，过了些年月，花就要退色或变色。
李芝卿有一种“刻银上彩”的技术——用鱼膘蘸漆来画，能使漆器上的花显得更生动，而且不褪色不变色。
他的漆器上市后，同行都连声称赞。
几个跟他有老交情的人，就来向他请教了：
“芝卿，你这些漆花做得真好，看来既不是用的镶嵌方法，又不像景泰蓝上的掐丝，你到底是怎样弄上去的呢？”
不料平时有说有笑的李芝卿顿时把眉头一皱，吞吞吐吐地说声“用老虎尿粘上的！”
从这以后，谁也不敢跟他谈技艺了，连他的徒弟，出了师还不懂他这手技术。
解放了，他的技艺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受到人们的尊敬。
1953年他被邀来北京参加了全国第1届民间工艺品展览会，1955年又出席福建省政协。
在他赴会的时候，身体偶有不舒服，政府就请医生给他检查并且替他准备了药品。
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有了这点技艺，就能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样的厚待，假如自己还不把技艺贡献出来，流传下去，怎样对得起党和人民呢？
同时，他亲眼见到在新社会里许多艺人的生活都安定了，生了病就给治疗，年老了还能得到照顾。
他从各方面体会到：
“传了徒弟饿死师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有什么必要保留技艺呢？
近年来，李芝卿真心真意地指导他的学徒，还到福州工艺美术学校传授银刻、漆画的方法。
1956年，他又开始试作漆器样板，把他所能配制的各种花纹、各种图案、各种装饰、各种色彩都制成样板，一块一块编出号来，另写一份说明书。
谁爱那一种漆器，就可以拿着样板在说明书上查出这种漆器的配料和制法来。
他说：
“我要做出一千种样板把四十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传给接班人。”
（附图片）
右图：
李芝卿同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沈福文先生在谈漆器工艺。
本报记者　高粮摄

西北工程局经验证明
任务少仍能增产
本报讯
本报记者李茜报道：
施工部门在今年力量大、任务小的情况下，如何想办法多找一些工作，减少窝工现象，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是施工部门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所属的一些工程公司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积极包揽零星工程
承包零星工程，是这些公司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门路。
过去，地方上有些建设单位因为知道这些大公司主要是承包中央各部的大型工程，自己一点小建设任务，不敢去找他们承包。
现在，这些工程公司放下了大公司的架子，主动找上门去。
西北第5工程公司等都曾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并派人到处打听哪里有建设任务，主动去承包小工程。
随后，建设单位也主动来找他们了。
西北第5工程公司最近已经找到了三百多万元的建设任务。
这些工程有几千平方公尺的建筑，也有几百平方公尺的建筑；
从造价看，有几十万元的，有几万元的，也有几千元的；
有机关企业的办公室、宿舍和仓库，也有体育场和下水道。
第三卫生设备安装公司也因为包揽零活，为兄弟单位做卫生设备维护工作，增加了十九万多元的收入。
主动承担设计任务
这些建筑单位还特别注意发挥多余的技术力量，千方百计地开辟增产节约的途径。
西北第3工程公司宝鸡工程处在同一些单位联系承包工程的时候，发现有的单位急需建筑一些礼堂、宿舍、澡堂等福利设施，但是工程量不大，设计单位都忙于设计大的工程项目，一时找不到人设计。
这个处就主动提出愿意担负这些小工程的设计任务，只收一些材料费用和设计人员的工资。
这一作法很受建设单位的欢迎。
有些建设单位就委托他们连设计带施工。
这样，既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满足了建设单位的迫切需要，又使自己增加了收入。
这个处仅承担铁道部宝鸡大修厂设计和建筑礼堂、食堂和宿舍的工程，就增加了十九万多元的工作量。
宝鸡工程处还抽出一些技术人员为当地城市建设测量道路和防洪工程，把多余的机器出租给当地兄弟单位使用，还利用本单位的X光透视机为宝鸡、？
镇的工厂、企业职工作健康检查（收费比一般医院少二分之一）。
当地一些机关、企业反映非常好。
他们增加了收入，又密切了与兄弟单位的联系。
利用旧材料盖新房子
西北第5工程公司今年减少了四、五个临时工人，从多余的工棚中拆下许多旧木料；
这几年施工中还剩下了一千多块预制楼板和不少大型屋面板，以及钢筋头、水泥、砖瓦等。
有些旧料卖出去很不值钱，甚至还不够运费，但是，如果把它集在一起，就可以利用本公司多余的人力建成许多很好的房子。
这个公司向西安市建委和有关领导人员提出了把这些材料建成房子，卖给其他兄弟单位居住的建议，得到西安市有关领导方面的支持。
于是这个公司就决定在城市规划局指定的地方先建三万平方公尺房子。
他们像巧手的裁缝利用不成材的碎布拼制美丽的服装一样，有什么材料设计什么样的房子。
他们设计的这些房子中有楼房、也有平房，有砖木结构的、也有混合结构的，有办公室、宿舍，也有商业部门的门市部。
现在，这些房子还没有建成，当地的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公共汽车公司和一些商业部门已经同这个公司联系，要求建成后卖给他们。
西北五公司由于主动争取承包小工程和利用旧料建房子，后半年非但可以不窝工，还可以增加一百多万元的收入。
（附图片）
西北第2工程公司承包的一个小型体育场工程。

重庆热水瓶厂改进两项技术
　热水瓶不再爆炸了
据新华社重庆28日电
地方国营重庆热水瓶厂职工先后在热水瓶生产方面作了两项重大的技术改进。
这两项技术改进，对目前我国热水瓶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消灭瓶胆爆炸，提高热水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有很大作用。
这个厂在今年04月底第1次采用在瓶胆夹层内以硫酸铵片作支撑和以石棉线或骨炭、活性炭等作吸剂的新方法，试制成功了一批无石绵粒瓶胆的热水瓶。
这批无石棉粒瓶胆的热水瓶，经过用户三个多月来的试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瓶胆爆炸，耐压和保温方面也完全跟普通瓶胆一样。
这个厂的另一项技术改进是把我国热水瓶制造工业中一向沿用的在瓶胆外部加热排气和干燥的方法，改为在瓶胆内部加热排气和干燥。
根据这个厂的试验证明，用这种新方法，效率不仅可以比旧方法提高一倍以上，而且瓶胆烘黄、瓶口爆炸等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龙溪河梯级开发的最后一座电站
下硐水电站开工
明年年底全流域将发出十万瓩电力支援重庆
本报讯
据重庆日报消息：
重庆以东一百公里的龙溪河下硐水电站最近正式开工了。
这是解放以后在龙溪河上继上硐、狮子滩、回龙寨之后最后开工的一座梯级电站。
这个水电站比它附近的国民党时代兴建的下硐水电站要大九倍。
下硐地区水流的天然落差很大，旧的水电站还没有充分利用它的水力；
去年在狮子滩修建的面积达六十三平方公里的大水库，也使常年可以用来发电的洪水流量大大增加。
兴建下硐水电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水力。
修建这座水电站的投资少，工期短，发电量大，是全国现有水电站中造价最低的一个。
据工程负责人在开工典礼大会上宣布，下硐水电站全部投资约为狮子滩水电站的六分之一，而发电量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二。
全部工程施工期只要一年多，发电两年即可收回全部投资。
原有的三千瓩的下硐水电站，是解放前山海关内最大的一个水电站。
在1938年到1943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用重金聘请美国工程师，采用英美的设备和钢材，集中全国水电建设人才，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建成了这个规模很小的水电站。
现在兴建的规模更大的下硐水电站，采用的全是国产设备和器材，施工力量只是狮子滩水力发电工程局的一部分，一年多便可完成。
这两座水电站的修建情形，形成了新旧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
现在，狮子滩水电站的收尾工程、回龙寨水电站和下硐水电站的工程正在齐头并进。
预计到明年第4季度，我国水电建设者几十年来梦想的龙溪河全流域的梯级开发便将完满实现，整个龙溪河便可发出十万瓩多的巨大电力，满足重庆地区日益发展的工业用电的需要。

不肖子孙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祖父约翰·维·福斯特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做过美国的驻外大使，并在1892年当上了美国国务卿。
他写过若干本有关外交问题的书。
看来，杜勒斯这位先辈和他的著作是受到一些人的尊敬和推崇的。
举例说，芝加哥大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前国务院顾问汉斯·杰·莫京申，就常常引用他的著作“外交实践”中的话来教导学生，例如，“没有人能够一脱离其它事业就直接转任高级的外交职务，而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其职务的性质和范围”。
莫京申认为这话颇有道理，因为据他认为，一个美国外交官（如大使）“必须具有广泛的历史知识，能洞察时势，熟悉外国的情况和人物，对人和对事有深刻的判断能力，以及能代表政府应付以至改变事态等”。
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约翰·维·福斯特先生自己的孙子却显然把他祖宗的教诲一古脑儿丢在脑后了。
1957年08月0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于美国驻外大使的资格作了和他祖宗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具有“正直的性格……有机智和敏感”，并且“真正忠诚于公共事业”，那末他就有资格当美国大使。
不过，如此说来，符合杜勒斯所规定的大使资格的美国人何止几千万，除非杜勒斯自己不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是正直的、智慧的和愿意忠诚于公共事业的。
杜勒斯显然和他祖宗的意见距离十万八千里了。
难怪莫京申要挖苦他说：
要是把杜勒斯的话当真的话，那末他过去二十多年来大可不必教学生煞费苦心地学什么历史、时事之类的功课了，而只要对他们说：
“孩子们，你们要有正直的性格，要聪明，要忠诚于公共事业。
现在下课！”
于是“大使”的人材就蜂拥而出，真所谓学来全不费功夫。
莫京申先生指责杜勒斯“大大地挫损了外交工作的士气”，这是不无根据的。
其实，杜勒斯大谈其“大使资格”也无非是信口开河，说说而已。
肚子里很明白，什么“正直”、“智慧”和“公共事业”，这些都是假话。
今天要当美国大使的最关紧要的资格就是钱、钱、钱。
君不见，前些日子就有一位连锡兰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服装店老板，由于替共和党出了几万元的竞选费用而当上了美国驻锡兰大使吗？
当年约翰·维·福斯特谈做外交官之难的时候，显然因为自己是一员外交官而感到十分气概的。
但是，时光如流水，在他的不肖子孙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大使却变成了买卖场中之物，为人哂笑。
有知于此，福斯特在九泉之下还能躺得安稳否？
　（晋元）

叙陆军参谋长严斥美国挑衅
　命令人民抵抗组织恢复军训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9讯：
叙利亚新任陆军参谋长比兹里8月28日抨击美国调动驻地中海的第6舰队对叙利亚进行恫吓的行动。
他说：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国家直到最后一个人。
我确信，世界舆论对于美国进行这样一种军事冒险是不会保持缄默的。”
据路透社报道，比兹里在叙利亚陆军总部办公室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
“美国也许会在一场战争中击败叙利亚，但是它无法占领这个国家，因为每一个叙利亚人将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来把侵略者赶走。”
比兹里嘲笑了关于叙利亚至少有六千五百名苏联技术人员和军事专家的消息，他说，“为什么不说成是有七千人呢？”
他接着又说：
“我们这里没有上千的苏联专家，没有上百的专家，没有五十几名，甚至连二十几名也没有。”
同一天，比兹里发布命令，恢复在大马士革市的人民抵抗组织的军事训练。
为了进行军事训练，将设立五个训练中心。
“人民抵抗组织”是叙利亚国防部在去年08月11日宣布成立的。
国防部在宣布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号召人民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对付帝国主义危害阿拉伯国家的阴谋。
这个组织是正规军的后备队，受陆军管辖，在埃及受到侵略以后开始受军事训练，侵略事件结束以后军事训练就停止了。

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闭幕大会的晚上（8月16日），东京都文京区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从速执行大会赋予的任务。
图为走在示威队伍前列的印刷工人。

巴拉顿湖畔布满休养所和疗养院
匈劳动人民欢度休假生活
本报布达佩斯28日电
匈牙利总工会为争取更多的职工能享受暑期休养的优待，作了很大的努力。
去年夏季有十八万职工享受了总工会休养优待。
按照总工会原订的1957年计划，今年夏季将有二十万职工去休养，但是10月反革命事件破坏了这个计划，使职工福利受到了直接影响。
从去年11月的情况看来，工会已没有经济能力保证职工的暑期休假生活。
由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私援助和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努力，使匈牙利的经济生活获得了很快的恢复。
出人意料的是，今年享受工会休假优待的职工，比去年只少两万人。
总工会在全国各个风景区都设有休养所和疗养院。
它们大部分集中在匈牙利著名的巴拉顿湖湖畔。
休养所和疗养院内都有天然温泉治疗设备。
总工会按照职工健康情况分配到最适宜休养的地方去。
一般休养假期是二、三个星期。
所收的费用只占实际费用的五分之一。
除总工会的系统外，许多企业和机关也有自己的休养所，可容纳八、九万人。
今年在休养所度过假期的职工约二十五万人。
总工会每年也组织职工到国外去休假。
匈牙利劳动人民今年出国休假的约有一千人，其中有六百人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休假，其余四百人去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度过他们的假日。
休养从十四天到一个月不等。
今年夏季总工会还组织了十三天的乘船旅行，乘船旅行的职工们沿途参观了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各大城市。
（附图片）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选举胜利结束
人民完全支持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朝鲜中央广播电台29日晚上广播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8月27日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的结果的公报。
公报说，全体选民的99.99％参加了选举，其中有99.92％的选民投票赞成在各选区选举委员会登记的候选人。
公报说，选举是在全体人民高涨的政治热情中、在严格遵守最高人民会议选举法的情况下举行的。
二百一十五个选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公报发表了当选的二百一十五位议员的名单，其中有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朴正爱等，有各民主政党、社会团体负责人金达铉、洪箕璜、朴容国等，有文化艺术界人士韩雪野、李箕永、崔承喜等，另外还有著名的劳动英雄、模范农民等。
南日外务相29日晚上对驻朝鲜的各国大使和外国记者说，8月27日举行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选举的结果，表明了朝鲜人民为了和平统一祖国和在朝鲜北部建设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的加强，同时表明了朝鲜人民对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全面支持。
南日说，在这次选举中进一步巩固了的朝鲜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是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在朝鲜北部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厚力量，这种力量将给予企图破坏朝鲜北部民主建设的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集团以决定性的打击。

简讯
　朝鲜承认四项日内瓦公约
平壤消息：
平壤报纸29日刊载了南日外务相8月22日写信给瑞士联邦政治部部长彼蒂彼爱，通知瑞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承认关于1949年日内瓦改善战地伤者病者境遇、改善海上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战俘待遇和战时保护平民等四项公约。
苏联大剧院演员在日本演出
东京讯：
苏联大剧院的演员们8月28日在东京举行了第1次演出，受到观众极热烈的欢迎。
在可以容纳三千多人的剧院里挤满了观众。
许多买不到票的人挤在剧院门口，希望能够见到苏联的艺术大师。
捷玻璃纤维产量激增
布拉格消息：
捷克斯洛伐克今年玻璃纤维的产量为1948年的八十倍，艺术陶器也增加了40％。
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工业和陶器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
以制作艺术玻璃制品闻名的诺维—博里城到今年08月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
捷人口达一千三百多万
布拉格消息：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到今年07月01日为止，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总数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万三千一百零四人。
西班牙物价高涨民不聊生
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用提高物价、增加税收的办法来维持庞大的镇压机构。
08月初，西班牙全国酒价提高了一倍，其他许多物品也同时涨价。
人民的经济负担因此更加沉重了。
由于佛朗哥政权执行了为大地主和垄断资本服务的土地政策，农民负担过重，捐税过多、工资低微、生活困苦，使得广大农村陷于破产，农村人口外流。
移民规模很大，造成农业劳动力缺乏。

美军事顾问在南越挨揍
据新华社河内29日电
越南“人民报”今天报道一个美国军事顾问遭到吴庭艳军官痛打的消息。
不久以前，有几个美国军事顾问去检查土伦的一个吴庭艳的兵营。
他们大骂士兵的枪支不干净，有一个美国顾问还把手指伸进充满油泥的枪筒，然后用油腻的手指去抹一个南越军官的鼻子。
这个南越军官不能容忍这种无礼的态度，就用枪托猛打这个美国顾问，打断了他的一支胳膊。

苏联对科学与和平的新贡献
本报评论员
苏联正式宣布，它在最近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世界上第1枚超远程的洲际弹道火箭的发射。
这件事情不仅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国际局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洲际弹道火箭是科学方面最新的技术发展之一。
它包含着像超高速远距离飞行、遥远控制和瞄准、“再入”等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
若干年来，世界上各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的国家，都力求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已成为第1个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国家。
现在连西方国家也不能不承认，在又一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它们也落在苏联的后面了。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近年来随着它们侵略政策的一再失败，愈来愈求助于原子讹诈政策，不断吹嘘它们的所谓“核子威慑力量”。
美国依恃本土有两个大洋的保护，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设立军事基地，派驻原子部队，利用这种形势，继续推行早已破产的实力地位政策，进行原子战争的恫吓。
苏联宣布最近试验的结果，表明有可能向地球上任何地区发射火箭，美国当然也不再能例外。
这对于华盛顿的战争策划者和心理战略家，以及他们在伦敦、波恩、巴黎等地的唱和人，无异是最严重的警告。
在西方实力政策的棺材上，又钉上了一枚大钉。
原子讹诈者彻底破产了。
向来大言不惭的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美国的报纸评论员惊呼：
苏联的这一最新成就“是一种性质极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
在西方国家首都举行了紧急的内阁和军事会议。
帝国主义者这样震动和惊慌的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多年来，苏联始终为达成国际裁军协议，特别是禁止核武器而不懈地努力。
但是由于西方国家不愿意放弃原子讹诈政策，不愿意看到局势缓和，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迄今没有取得一点成就。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疯狂地发展核军备，想找到一种既可以一举粉碎敌方而又能确保自己万无一失的手段。
现在事实警告它们，这种希望是完全虚妄的。
用西方国家自己的字眼来说，苏联已经先于它们而掌握了“最后的武器”。
对于这种武器，科学还看不到有任何可能的防御办法。
这就是说，帝国主义者若要发动侵略战争，不论他们躲在什么防御网后面，要不受到惩罚，在军事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这对于那些仍然热中于发展核军备和策划原子战争的人们，不啻是一服对症下药的清凉剂。
塔斯社的声明指出，由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对裁军问题所采取的否定态度，苏联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安全。
声明接着宣告，苏联政府仍将继续不懈地争取在停止核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方面，在整个裁军问题方面达成协议。
西方国家一直宣传所谓“苏联侵略的威胁”，硬说如果让苏联在军备方面占先，其他国家就会遭受侵略。
事实又一次戳穿了西方国家用来污蔑苏联、挑起其他国家对苏联的疑虑的这种虚伪宣传。
帝国主义惯于拿新武器作为他们进行侵略和敲诈的手段，但是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掌握了“最后的武器”，不但不威胁任何人，反而恰恰是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一项重要保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欢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发展科学和维护和平方面作出的这一新的巨大贡献，并且期望，这一新的成就将促进裁军问题的解决和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
指出裁军谈判搁浅咎在西方国家
　坚持即就初步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29日讯
塔斯社伦敦讯：
苏联代表佐林27日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苏联政府关于裁军谈判的声明。
声明指出，裁军小组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五个月的会议，但是它在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上并没有前进一步。
在这个期间，西方国家政府在更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军备，特别是生产像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西方国家政府的决策人，首先是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实际上并不愿意达成裁军协议。
苏联一向竭力争取达成协议
声明说，苏联政府一直努力使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尽可能地更有效力并且保证迅速通过相应的决定。
它在本届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最初几天就把一个包括广泛裁军计划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
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代表的支持。
这些国家的代表们表示他们根本不准备在目前彻底解决裁军问题，他们说，他们打算只就达成局部裁军措施协定进行谈判。
由于考虑到西方国家这种态度以及本着使裁军的工作摆脱僵局的愿望，苏联政府在4月30日曾经建议采取在目前的情况下刻不容缓的并且能为全面裁军协定铺平道路的局部裁军措施。
苏联建议，各国应当庄严保证不把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用于军事目的，以作为禁止原子武器的第1个步骤。
同时，考虑到关于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问题是个迫在燃眉的问题，苏联还建议作为一个首要的措施，把这个问题从全面裁军问题中抽出来立即加以解决。
苏联政府后来为了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还曾经建议那怕在两三年的时期内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建立相应的国际监督。
西方国家不肯停试核武器
声明指出，可是，西方国家在停止试验或者那怕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上至今还不能和苏联取得一致意见。
它们直到最近甚至不隐瞒它们对这个建议的否定态度。
在各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目前采取一种策略。
美国目前在表面上并不反对暂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建议，但是同时又故意把实现这个建议同其他的裁军措施（例如禁止原子武器生产和裁减常规军备问题）纠缠在一起，而这些裁军措施也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立场引起的许多困难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样，美国就使暂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失去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裁军小组委员会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讨论表明，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应当对继续进行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负完全责任。
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问题，西方国家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好像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是合法的，可以商谈的不是放弃使用这种武器，而只是确定使用这种武器的条件和情况。
接受这种说法不但不能导致禁止核武器，而且实际上是让使用这种武器合法化。
西方也规避裁减常规军备
谈到裁减常规军备问题，苏联政府的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力求终止扩充军备，所以它提出了关于裁减苏、美、英、法四国武装部队人数、军备和军事预算的十分具体的建议。
但是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却采取否定的态度，用各种杜撰的借口和提出各种条件来规避就实现实际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问题达成协议。
此外，西方国家还规避讨论苏联关于撤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从外国领土撤退军队的建议。
所谓开放天空只是一种骗局
声明指出，西方国家政府把监督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想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代替对谈判的主要问题、裁军措施本身的讨论。
苏联政府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使谈判参加者在裁军的国际监督问题上的态度也接近起来。
例如鉴于美国和它的同伙们提出空中摄影的问题作为签订裁军协定的条件，苏联政府愿意采取步骤迎合这些国家的要求。
苏联政府在4月30日提交裁军小组委员会审查的建议中主张在两个对立军事集团主要武装力量驻扎地区——欧洲中部建立空中摄影地带，苏联同时也建议在远东建立空中摄影地带。
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支持上述苏联建议，它们反而在8月02日就空中摄影问题提出了一项规定在美国、加拿大和苏联全境上空飞行的新建议。
从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军事活动家的声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领导机构想用空中摄影的方法掌握有关苏联最重要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分布状况的最完备的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建议没有规定在设有北大西洋军事侵略集团成员国的军事基地的许多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空中摄影。
这就使苏联和规定也要开放空中视察的、苏联的华沙条约盟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至于说到美国的另一点建议——在北极地区进行空中摄影，这个建议未必需要认真的研究，因为在荒凉的人烟稀少的北极地区飞行，对于裁军，对于防止一国突然袭击另一国都没有什么好处。
许多国家被排斥在裁军谈判之外
由于西方国家代表所持的反对态度，小组委员会没有能够就所讨论的裁军问题通过一致决议。
所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在于，除苏联以外，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各国的统治集团对裁军不感兴趣。
目前，西方国家不仅排斥许多关心解决裁军问题的大国参加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而且有几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在小组委员会内根本就没有代表。
此外，西方国家还强迫小组委员会接受秘密会议工作方式。
这就使得社会舆论不知究竟，而小组委员会内的真实状况经常被虚假地向外报道。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想利用小组委员会来混淆视听，散布不现实的幻想和欺骗人民。
裁军的实现取决于西方的诚意
声明最后说，现在的确有机会来就裁军和防止原子战争威胁方面的某些刻不容缓的措施达成协议。
重要的是，不要放过这些机会。
对解决裁军问题首先负有责任的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应对达成裁军协议表现应有的意愿和诚意，并且认真地讨论目前已提交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研究的建议。
最后，考虑到必须从言论转为行动，为裁军方面的实际措施奠定基础，苏联政府目前再次建议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四国政府，在就其他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之前，立刻先就刻不容缓的初步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这些措施包括：
立刻无条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或者在两三年内暂时停止这种试验并建立相应监督；
各国拒绝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把各国武装力量裁减到一定水平；
裁减各国的军备和军事预算，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裁减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驻在德国的武装部队；
对实现裁军措施建立国际监督。

苏联洲际火箭照亮和平前景
　人民民主国家报刊欢呼和平实力的强大
尼赫鲁希望对裁军会谈起清醒头脑作用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9日讯：
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和电台就塔斯社关于苏联试验洲际弹道火箭成功的声明发表了评论。
波兰“人民论坛报”写道，苏联火箭能够达到地球上的遥远地区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在这方面作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无论从武装部队的角度或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苏联都不逊于美国，而且在某些方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了美国。
布拉格电台在评论中强调指出，拥有各种现代核武器和洲际火箭武器的苏联，将继续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全与和平的利益，努力争取就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以及整个裁军问题达成协议。
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制造障碍的话，这个目的早就达到了。
柏林各民主报纸指出，苏联制造的火箭的试验成功，对于进一步发展科学以及对于加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匈牙利“人民意志报”在评论中写道，苏联在获得卓越的技术成就之后又重申它对裁军的具体建议。
这个拥有洲际火箭的国家再一次声明：
应该尽快地达成裁军协议。
罗马尼亚“劳动报”说，洲际弹道火箭的发射和氢武器的试验成功有力地显示了苏联的威力和它的国防力量。
这些试验令人信服地证明苏联科学技术人员有着很高的水平。
“自由罗马尼亚报”说，苏联制成能够射到地球上任何地区的洲际火箭打乱了美国的军事战略。
这个报纸强调说，西方的侵略集团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的社论写道，苏联是一贯忠实的和平保卫者。
它的武装力量全心全意地为和平事业服务。
因此，苏联军队实力的加强使得每一个真正珍视和平事业的人都感到高兴。
另据新德里消息，印度报纸报道，尼赫鲁总理28日在国会外交咨询委员会上评论苏联宣布洲际弹道火箭试验成功时，表示希望这种新武器的出现可能对目前伦敦裁军会谈产生清醒头脑的作用。
他强调指出有必要立即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
同一天，印度所有中央级报纸和开罗大多数报纸都显著刊载苏联洲际弹道火箭试验成功的消息。
许多报纸指出，苏联是第1个试验这种武器获得成功的国家，苏联在这方面大大超过美国，并且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使裁军谈判获得成功。

金元帝国文化生活怪现象
猴子和毛驴吃香真正艺术家潦倒
据新华社29日讯美国“工人”周报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文化艺术情况的报道说，美国的歌剧正处在一种“惨淡的境地”。
几乎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缺乏歌剧院和职业性歌剧团。
全美国只有三个固定的职业性歌剧团，而一般欧洲国家都有几十个。
许多有天才的美国歌唱家不得不到国外谋生。
美国巴蕾舞剧团也是在缺乏资金、国家不予资助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其他独立经营的广播电台、电视、绘画、雕刻等艺遭到美国政府的忽术部门也一律视。
这个周刊还报道：
像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每年在艺术事业方面的支出事实上比瑞典那么一个小国还要少。
在连猴子和驴子都能够成为“大艺术家”的美国，真正的艺术家却过着非人的生活。
纽约的一个大学最近对美国艺术家的生活进行了六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了下面几点事实：
一般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光靠艺术根本不能维持生活。
有一部分人不能从创作中获得任何收入，只能靠各种副业、有的甚至靠爱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马来亚独立前夕
拉赫曼公布新内阁名单
据新华社29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拉赫曼8月28日公布了即将宣告独立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内阁名单。
根据这项名单，新内阁将由现任首席部长拉赫曼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马来民族联合机构副主席阿卜杜勒·拉扎克·侯赛尼任国防部长；
现任财政部长李孝式将获得连任。
马来亚联合邦将在8月31日宣告独立。

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
联合举办科学讨论会
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最近联合举办了1957年科学讨论会。
讨论会分有机、物理化学、高分子和无机、分析两个会场进行，宣读的论文共五十四篇，涉及的范围很广泛。
密切结合实际地研究从矿石中分离、测定各种希有或希土元素等的分析化学方面的论文占较大的比重，许多论文得到了专家们好评。
如关于蔗渣粘液丝浆反应能力的研究，一方面解决了国家建设上的需要，使蔗渣资源得以合理利用；
另方面又提出了科学上研究的课题。
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苏联专家弗立波夫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卢嘉锡教授、北京大学徐光宪教授、高小霞副教授等分别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石油研究所研究员彭少逸在专题座谈会上讲了色谱分析的研究情况等。
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的互助互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全面合作精神，在会上得到了一致的赞许和鼓励。
会上大家认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创办分析化学刊物十分必要，建议有关领导部门考虑和筹划此项工作。
（陈文荣）

　松毛虫的研究和防治
松毛虫是目前我国森林内最严重而普遍的害虫。
它的分布从东北黑龙江一直到西南的云南、贵州边境，凡是生长松林的地区几乎都有。
由于对松毛虫本身的种类、生活习性以及它和外界环境因子间的关系知道的太少，使防治工作经常陷于被动。
常常事出措手不及，造成许多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损失。
所使用的各种防治方法，也都还不够理想。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农学院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虫害工作者们，在过去几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经研究证明，我国至少有三种松毛虫：
在辽宁省北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林区，为害落叶松、红松、鱼鳞松等的叫落叶松毛虫。
在辽宁省南部、河北、山东为害油松和日本赤松的叫油松毛虫。
在我国南部各省为害马尾松的叫马尾松毛虫。
松毛虫在越冬时期没有活动，没有繁殖，所以这是消灭它的好时机。
松毛虫比较喜欢高温、湿润的气候。
雨量过多时，对它反而不利。
单纯林受害重，混交林比较轻。
十几年生的松林最适于它的生长。
上一代繁殖过多，下一代就要减少，不然也要迁移。
减少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营养不充分而虫口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天敌的增多而受到抑制。
天敌的种类繁多，根据已知的寄生蜂和寄生蝇等昆虫就不下几十种。
此外，鸟类也可以吃它。
过去比较广泛采用的防治方法是人工捕杀，其中包括采卵、杀幼虫、摘茧和捕蛾，在各地都已获得良好的成绩。
杀幼虫十分重要，因为幼虫期最长并且松林正在受害，所以还是应当尽量提早些，在幼虫幼龄的时候来进行防治。
杀幼虫的方法，除捕捉之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利用六六六液剂。
水源困难地区，可以应用六六六粉剂。
（刘友樵）

潘光旦利用土家民族问题放出的毒箭
湖南省永顺县副县长　彭武刚（土家族）
伟大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
一些披着各色各样外衣的右派分子，在人民的面前，暴露了本来的豺狼面目。
副省长唐生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揭发的右派分子潘光旦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事实，都是实在的。
我愿在这里补充一些材料，证实右派分子潘光旦在我们土家族问题上向党向人民放出了怎样凶恶的毒箭。
第1支毒箭是挑拨我族人民与党的亲密关系。
1956年05月，潘光旦借视察湘西土家族的名义来到了我们永顺。
他一来便与我县的土家族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取得联系，收集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意见”和
“材料”，并发表谬论，吹嘘自己，说土家民族问题是他作了些调查研究，将资料整理报送中央后，才引起中央重视的，还说“现在的问题是省、州、县三级的党政压制了土家人民的要求，阻挠调查研究，不承认土家民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以才拖延五、六年之久”。
“州党委是从苗族的情感出发，压制土家民族的要求，把土家语言说成是土司王过去用兵的暗语，不承认是土家族语言。”
“过去有些领导对土家族人民在填写民族成份时，只准填汉族，不准填土家族，只许说汉语，不准说土话”。
在永顺中学，他更无耻地声称：
“我是土家族人民的树蔸。”
这些诬蔑性的狂言妄语，其用心是很清楚的。
一方面想引起土家族人民对上级党政的不满，以破坏土家族人民与党和政府的亲密关系，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和威信；
另一方面，他想贪天之功来抬高自己，骗取土家人民对他的信任，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目的。
事实很清楚，土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如果不是党的领导和重视，不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土家族人民的民族成份何日能够得到肯定和承认呢？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是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土家族”的名字吗？
据我所知，为了解决土家族的成份问题，省里曾四次派人前来我县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土家民族的文物、历史资料。
谢华部长还两次亲自来到湘西。
州里除配合进行工作外，也组织过两个工作组，到我县对山等乡，工作达月余之久。
这难道不是省、州党政重视的具体表现吗？
而且，土家族这个被抹煞了几千年的民族问题，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使土家族人民成为单一的民族，能说这是党和政府压制了土家族人民的要求，把时间拖延了吗？
关于土家族人民填汉族成份和填土家族成份的问题，从两次普选人口登记的材料中就可以证明；
如果真的不准填土家族，两次普选所得的土家族人口数字又从那里来呢？
很明显，这只有在土家族民族问题上别有用心的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才会放出这样的毒箭。
我们土家族人都深深地感激党和政府的无限关怀，感谢党和政府对土家民族成份的及时处理。
潘光旦的第2支毒箭是借北四县（龙山、永顺、大庸、桑植）代管的名义，播弄是非，说这是上级党和政府对付土家人民的一种措施，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
还说：
“几年来永（顺）龙（山）公路没有修，龙山从来没去过州的领导干部（只有合作社主任去了一趟）”。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当时大家都知道，北四县之所以改为代管，是因为四县的苗族人口很少，国务院批准的苗族自治州仅是南六县。
而北四县西北两面与四川、湖北接界；
南接自治州；
东邻常德专区，但离专署所在地甚远。
比较起来，只有划为自治州代为管辖比较有利。
这怎么能说是对付土家族人民的一种措施呢？
当时土家族人民还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更不好说是不重视土家人民的一种具体表现，何况代管并不等于不管呢？
我看，如果真有所谓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来看。
几年来，北四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是发展了呢？
还是没有发展？
就永顺县的情况来讲：
在政治上，各民族都一律平等了。
全县县人民代表中，有土家族和苗族的代表一百一十三名，占总名额的46％；
在县人民委员中，有50％是土家族和苗族。
在国家机关、企业工作的干部中，土家族干部达五百名左右，其中有很多担任了领导工作。
在经济建设事业上，已从无到有地发展了五个地方国营工厂和两个公私合营工厂；
全自治州的第1个水力发电站，也在我县王村建立起来；
永（顺）保（靖）、永（顺）大（庸）两条公路早已通车，永龙、永（顺）桑（植）公路正在积极修建，完全改变了过去的交通闭塞的面貌。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1950年只有小学二十四所，小学生一千四百零四人。
1956年发展到有完小五十七所，初小二百一十六所，学生人数达二万九千八百一十四名；
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大大增多，并且还增设了高中；
全县还有二个电影放映队，三个民间职业剧团，一所有线广播站。
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事。
卫生医疗机构不仅遍及各大小乡、镇，还设立有一个全州性质的人民医院（全州一共两个医院）。
这一切难道不是上级党和政府重视的结果吗？
潘光旦说龙山没有去过州的领导同志，这也是胡说。
现在龙山县委书记就是中共州委委员兼的，他难道不是州的领导同志吗？
很明显的，这都是右派分子潘光旦企图在北四县人民中特别是土家族人民中点火，梦想煽动他们和他一起向党进攻，造成混乱的局面。
潘的第3支毒箭是有意识地扩大民族间的历史矛盾，破坏苗、土家两族人民的团结和友好的关系。
今年03月18日，潘光旦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见3月24日人民日报）中，谈到土家族统治阶层与土家族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时，说：
“历史上的这种矛盾是存在于‘土家’统治阶层与‘土家’人民及苗族人民之间，但在不甚理解阶级矛盾的道理的前代，总像矛盾是存在于‘土家’与苗族之间，就是把阶级矛盾完全看作民族矛盾。
这种看法虽属错误，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解放只有得七八年，至今也还继续的存在”。
这些话究竟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
不难看出，就是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强调苗、土家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为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强调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换句话说，两族人民现在仍是不团结的，也是不能团结的。
他想在两族人民之间挖一条永远隔离的鸿沟，使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恶化起来。
他企图用一层黑布遮住光明的现实，否认党在执行民族政策上取得的光辉成就。
两族人民已由过去的统治阶级制造的不够平等、不普遍团结、有所歧视的关系，改变为民族平等、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关系。
在农业合作化中，苗、土家、汉三族人民联合建立的农业社，据我县十九个乡二百九十四个社的统计，就有一百五十四个。
如果不是有着真正友好的关系，他们怎么会这样亲密合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呢？
他们这种亲密合作和团结友好的表现又怎能说是“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实际上蕴蓄着不少的矛盾”（潘光旦语）呢？
历史的矛盾至今还继续存在在哪里呢？
很清楚，这是右派分子潘光旦向苗、土家两族人民的恶意攻击。
潘光旦的第4支毒箭是想利用我们“土家族”的区域自治形式，来破坏我族人民内部的团结。
他横蛮武断地在全国人民政协会议上说“我们了解，主张分的‘土家’人大多数是几年来对自己民族成份的肯定问题奔走呼号出力较多的人，而主张合的则大多数是一向对这问题并不十分关心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各级行政机构里以‘汉族’的成份工作了多年的人。
这两方面的人，在思想与感情上，不可能没有距离……”，企图在土家族的人民内部点上一把分离的野火，其用心是很毒辣的。
谁都知道，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主要是加强民族间的团结，消灭民族间的压迫和歧视，消灭各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少数民族享受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应该是赞同“合”与“分”的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
只有别有用心地离开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的人，才在思想感情上真正有所距离。
右派分子潘光旦故意说主张“合”与“分”的不同，是思想感情上有距离，是一种阴谋活动，事实上，主张合的并不都是一向对这问题并不十分关心而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各级行政机构里的人，其中不仅包括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也包括了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几年来对自己民族成份的肯定问题奔走呼号出力较多的人。
这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来到我县访问四十五天的结果，据统计，共访问了全县的四十个乡镇，三百三十八个农业社，二百六十个学校，三百二十三个机关，个别访问了七百八十四人，共召开了大小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议二百八十四次，总计被访问人数达十万零七千多人，主张联合的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主张“分”的则只有三十八人）。
这是给右派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打击，证明他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挑拨。
现在我们土家族人民，通过对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习，已经使我们认清了右派分子潘光旦的狰狞面目。
我们土家族人民对这个可耻的、披着做民族工作的外衣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挑拨民族关系的罪恶阴谋活动，表示无比的愤怒和谴责！
我们土家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来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猖狂进攻，与苗汉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的新湘西。
（原载8月03日新湖南报）

　藤梨引种试验获成绩
藤梨具有生长快、结果早、产量高、寿命长的优点，果实除供生食外，还可制成果干、果酱、蜜饯等。
据化学分析，狗枣藤梨中丙种维生素的含量比柠檬高十五到二十倍。
其中以毛叶藤梨的果实最大，甜香可口，异香扑鼻，享有盛名的
“青城酒”，就是用它酿成的。
藤梨的嫩枝的浸胶是腊纸工业上的重要原料；
它的花中含有芳香油，可供食品工业之用。
藤梨还是一种婀娜多姿的庭园观赏植物。
从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在曾勉教授的领导下，开始了野生藤梨的驯化栽培试验，先后在天目山、庐山、黄山、黄岩等地调查收集了毛叶藤梨、白毛藤梨、软枣藤梨、葛枣藤梨等七种。
1955年在广泛收集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以毛叶藤梨为重点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三年来他们进行了播种试验、扦插试验、生物学特性观察，并开始了嫁接试验、整枝修剪等栽培管理方法和有性杂交等方面的工作。
试验证明，实生苗无论在适应性上（特别是在抗旱性上）、生长力上都比直接由山区挖掘的苗木好得多。
扦插试验的结果证明，除毛叶藤梨和白毛藤梨外，其他五种生根都很容易。
文献报道藤梨实生苗结实需要六年到七年，而该园播种的藤梨第3年就开花结果。
他们今年开始以果实最大的毛叶藤梨和味道最好的白毛藤梨以及丰产而适应性较强的黑蕊藤梨进行有性杂交，人工授粉的果实正在成长中。
（南京中山植物园）

驳斥统计学家中的右派言论
薛暮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提出了反动的科学纲领以外，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放出了许多谬论，如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都是“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就是“宗派主义”，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者去向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学习。
同样的思想，也在统计科学的领域里暴露出来。
右派分子在国家统计局召集的座谈会中和在其它各种场合，也在相当巧妙的伪装下，对我国的统计工作进行了恶毒的诬蔑。
他们的进攻方法，同在其它领域完全一样，就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诬蔑社会主义，夸耀资本主义。
如说我国统计工作的领导机关没有统计学家，我国根本没有科学的统计工作，我国还没有合规格的统计资料，而且统计机关根本不愿意向人民提供统计资料，一句话说：
真是“漆黑一团”。
原因何在，就是不信任旧统计学家，就是学习苏联而不向英美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学习。
结论就自然只有一条，请资产阶级旧统计学家来领导我国的统计工作。
全国统计工作者应当迅速起来反击这些右派分子，驳斥他们的一切荒谬言论。
首先我们要问问这些右派分子，新中国成立不到八年，我们的统计工作究竟是获得了飞跃的进展，还是毫无成绩，漆黑一团呢？
把新中国几年来在统计工作方面的成就，同旧中国几十年的成就比一比，究竟是谁大谁小呢？
我国的旧统计学家（包括右派分子在内），很多是在旧中国的统计工作中站在领导地位的。
在他们的领导下，旧中国的统计工作究竟获得了多大的成绩呢？
凡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会因旧中国缺乏完整的、有科学根据的统计资料而感到苦闷。
新中国的统计工作，几乎是从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
几年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统计核算制度和统计表报制度，进行了许多次规模巨大的调查统计工作，因而收集了能够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能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依据的大量的统计资料。
但右派先生们却硬说，新中国没有科学的统计，而且根本不懂统计。
他们举出一些自己在解放前所进行的“东鳞西爪”的统计，好像只有这才是“科学”的统计工作的典范。
这种颠倒黑白的谬论，难道还用得到花力气来驳斥吗？
右派分子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是“坐井观天”，这句话正好是为右派分子自己的写照。
他们坐资本主义的井，观社会主义之天，难怪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看得如此渺小了。
其次，我们要问右派分子，根据什么你们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不懂统计学，说新中国的统计不科学呢？
右派分子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科学，因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统计学（这里所说的统计学当然是指社会经济统计）是不科学的，只有建立在数理统计基础上的统计学才是科学。
告诉右派分子，你们自己错了，我们是决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的。
我们承认：
数理统计作为方法来讲，对于社会经济统计是有用处的；
但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统计决不能建立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
理由很简单，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是要分析社会现象，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这就必须利用分析社会现象的最有效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统计学家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用数字来表现的，因此数学和数理统计对于我们也有用处；
但单纯利用数理统计不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要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就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
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企图利用数理统计来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在我们看来是个大笑话，但在右派分子看来，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方法”。
这样的“科学”态度，显然缺乏最起码的科学常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规定一套完整的统计指标体系和分组方法，以便用来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这在我们看来是统计工作者的一件极重要的任务。
旧统计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经济理论来规定统计指标体系和分组方法。
他们反对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
在他们看来，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
因此他们调查统计的结果，证明中国只有“大贫小贫”，没有地主，也没有资产阶级。
他们说阶级斗争在客观上不存在，是共产党故意制造出来的。
这就是旧统计学家同我们之间的真正的区别。
至于说，利用统计资料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帮助国家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管理，这当然更不是旧统计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根本不赞成社会主义的。
那就不难想像，如果旧统计学家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进行思想改造，如果我们依靠这样的旧统计学家来领导新中国的统计工作，那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
右派分子说我们学苏联学错了，他们说马克思、列宁都不是统计学家；
研究统计理论最高明的是英国，而在应用方面最高明的是美国，因此应当向英国美国学习。
我们承认，英国美国在数理统计的研究方面是有若干成就的，但如前所述，依靠数理统计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实际问题。
如果我国的统计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服务，就应当向建设社会主义已有四十年经验的苏联学习，这不是十分明显的事情吗？
至于说，学习苏联应该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不能照抄照搬，这是对的，我们也是一直按此方针办的；
但这决不是说不学苏联，改向英美学习。
英美的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只要对我们有用，应该有批判地加以吸收；
但肯定仍应以学习苏联为主，这样的方针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
右派分子说我们学习苏联走了弯路，应该跟他们走。
可以肯定，如果跟着右派分子走，那就不是走弯路，而是走回头路，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回到旧中国的老路上去。
这难道是中国人民能够容忍的吗？
更次，右派分子说新中国没有合规格的统计资料，或者说共产党垄新统计资料，因而妨碍科学研究。
他们甚至疯狂地说：
共产党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因而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封建主义。
这样的胡言乱语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
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要从头建设起来，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复杂的经济情况，而且又是如此迅速地变化，要掌握全面情况，反映发展过程，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即使如此，我们已经在短短几年中，把反映国民经济变化的最重要的统计资料基本上掌握起来了，供应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供应了国家领导机关，也供应了新旧统计学家。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年年向全国人民系统地、全面地报告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每发生一个重要问题，都由政府负责同志向人民作专门的报告，在每一个报告中，都列举了许多重要的统计数字。
难道这就是右派先生所说的“愚民政策”吗？
试问右派先生，中国有哪一个朝代，世界上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曾经向人民做过这样多的、真实的、详细的报告呢？
蒋介石政府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
究竟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呢？
对于统计资料的供应，我们并不自满，我们正在努力改进。
过去我们所供应的统计资料不多。
但一年来已逐渐增加，今后还要继续增加。
我们统计资料供应还不够多的主要原因，不在保密（当然，保守国家秘密是完全必要的，谁也不能反对），而是由于许多统计资料还不够完整，或者正确性还不够高，还要进行慎重的检查、研究和补充，要到相当确实可靠时才正式公布，这正是我们对人民、对统计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们检查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努力改进，这同右派分子的造谣诬蔑毫无共同之点。
最后还要质问右派分子，几年来你们的“全副本领”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是不是像你们所说，完全是共产党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呢？
如果真如右派分子所说，新中国的统计工作者都是不学无术，而这些右派先生则是最有学问、最有经验的统计学家，那末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呢？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而右派分子则脑子里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英雄”在社会主义国家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旧统计学家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清洗自己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那是决不能对新中国的统计工作有所贡献的。
右派分子抱怨我们让某老先生的“学生的学生”审查他们的书稿，说这是不尊重老前辈的最明显的表现。
告诉右派分子，我们尊重前辈，但更尊重真理，尊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果某老先生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的“学生的学生”对他的书稿进行审查呢？
五四运动时代“打倒孔家店”的不就是孔夫子的几十代的学生吗？
共产党正在认真地检查并纠正在某些同志和某些工作部门中所存在的宗派主义作风，我们统计工作部门过去对旧统计学家的团结和教育注意得还不够，对他们的力量没有充分利用，我们正在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正这种缺点。
但右派分子如果企图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样就只有斗争，谈不上团结。
在这里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拆墙填沟”必须从两方面来努力，如果旧知识分子不肯进行思想改造，认为要求他们清洗资本主义思想就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就是对他们“侮辱”，甚至说是“屈打成招”，那末，我们拥护的是社会主义，他们拥护的是资本主义，就根本没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有什么共同基础可以互相团结呢？
右派分子心里可能在这样想，只要你们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不是就可以亲密团结了吗？
是的，这就是右派分子所希望的“拆墙填沟”的方法；
然而这样的团结，是我们万万不赞成的，也是全国人民万万不赞成的。
右派分子如果坚持自己的错误，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我们要坚决进行反右派斗争，把右派思想从我们的统计工作队伍中完全清除出去。
但我们也丝毫不能因此而放松了自己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一方面肯定自己的成绩，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
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各种缺点，迅速予以纠正。
我们必须更好地团结一切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统计学家和统计工作者，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改进我们的统计工作，才能更有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口号是反右、整风两不误，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为着社会主义的胜利！

“一见钟情”
——苏联塔吉克斯坦的音乐喜剧电影
陈枫
有一些在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虽然已经经历长期的革命的生活陶冶，他也亲眼看到，一切一切都变了。
而他某些顽固的保守的观念，总不肯改掉。
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气，总不习惯，总想把它拖回到老一代的样子，而认为那才是真理，才是得体，才是幸福，他压制自己，也压制别人，甚至自己的儿女。
苏联塔吉克斯坦电影“一见钟情”就是描写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里的老头穆赫塔尔，他原是一个勤劳的乐器工厂的经理，但是保有一个过时的观念，认为一个姑娘，足不出户，就是美德，他的姑娘罗拉是非常喜欢歌唱，人们听到了她那优美的歌音，就像着了迷一样的喜欢，但这个老头，就害怕她唱给人家听。
有一年青的天才歌唱家塞得对姑娘发生爱慕，他们俩很想一起参加当地的“工人俱乐部”演歌舞剧，而老头非常讨厌他俩在一起，他千方百计的阻难，像对付小鸟把女儿关起来。
只想按照他自己的、旧的一些想法，来安排女儿的幸福生活。
当然，在这新的时代里，老头儿这种错误打算会遭到现实的折磨，也是很自然的。
年青的一代，即使很艰苦，也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去找寻幸福。
老头儿白费心思，到后来，看到孩子们在当地青年联欢节的幸福的情形时，他自己也不能不说：
“实在说，我也羡慕你们的生活”。
电影“一见钟情”是通过音乐喜剧的形式来描写这一主题。
我觉得是活泼有趣，而且是成功的。
整个剧的音乐，平易而优美。
它没有那些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轻音乐片那样的肤浅、浮夸。
它是浅近、轻松而又典雅。
音乐从头到尾贯串着几首优美的塔吉克斯坦（这故事是描写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调子。
有许多段落像隔河对唱，和后来在舞台上的表演，都是很深刻很深情的。
作曲家巴巴耶夫，处理整个片的音乐按排也很恰当，像罗拉在墙头上的演唱，在姑娘家里的演唱，和后来在文化宫的演唱，都有极好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塞得和罗拉两个角色的歌喉，这是一般音乐喜剧中所少有的，饰演塞得的是一个难得的抒情男高音，他的歌音轻脆、自然而甜美。
影片中虽然没有许多复杂的曲调来表现他的技巧，而流俐、深情是可以看得到的。
饰演罗拉的是一个纯朴的抒情女高音，她的才艺也是不容易的，他们的歌唱，严肃、活泼，一点没有一般音乐喜剧那些轻浮的流气。
这种通俗、轻快、而又庄重的喜剧音乐格调是很使人仰慕的。
我觉得其中有好些歌曲，能够介绍过来，作为我们轻松音乐生活中的抒情曲来歌唱，是很有意思的。

从中国的“受禅”到西方的民主
阮延顺
资产阶级右派，同一切其他反革命一样，刻骨地仇视人民民主专政。
这原因其实很简单。
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是针对着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
他们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自然便时刻感到这专政的威胁和压迫。
至于人民民主这一面，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因为，他们所要的是取消人民民主和对人民专政的“民主”和“自由”。
于是，他们一边发出了要求“民主”、“自由”的喊声，一边便向蒙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献出“西方民主”的标本：
“两院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等等。
一百年前，“西方民主”确曾飨过盛名，不过，现在好像就在许多西方人中也已臭得很了。
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你不行我来”，或许还不够熟悉，但对中国早年的事总应该是懂得的。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中国就有过“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的事了。
中国文人们，素以尧舜禅让的事作圣训。
因此，三国时候的曹操父子、司马昭父子，都还要耍这套把戏。
曹丕禅汉，司马炎禅魏，都是说的“你不行，我来”；
而且是硬逼对方说出“我不行，你来”的。
所谓禅让的圣事，也不过如此。
连曹丕本人在受禅以后都说：
“舜、禹之事，朕知之矣！”
其实，不管是曹丕来也好，司马炎来也好，反正天下没有小百姓的份。
当时，如果有个老百姓跑去对那哭鼻流水的皇帝说：
“你不行，让我来吧”，我看要被杀头的。
三国演义作者说这是“再受禅依样画葫芦”，就说明连他也懂得这是骗术。
本国的事，传说还这样不可靠，远隔重洋的传说，倘未加证实，是更应该怀疑的了吧？
西方的“你不行我来”，好像要比中国早年的那种好些。
它究竟是有了“议会”这种文明的形式，资产阶级老爷们（较之封建主他们表面上是文明些的），起码再不用像曹、司马那样去带剑逼宫了；
更不必装腔作势地临时搭禅台。
现成的场子和班子，只要“哇啦哇啦”一阵，就作出“你不行我来”的戏了。
“西方人”大概是很爱好“文明的民主”的。
昨夜翻苏联小说“白桦”，看到过这样一个典型。
德寇司令官，强迫苏联农民选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农民作村长。
他说：
“我提议大家来选洛普霍夫先生作你们的村长。
有人反对吗？
没有，解散，快。”
当人们走散以后，他就对这位“民选”的村长说：
“你要听德国司令官的命令。”
而他的命令就是，劫收农民所有的小麦，和绞死反抗的人。
这在右派分子们看来，大约是很民主的吧，但我们却持有相反的看法。
我对西方的“你不行我来”，虽没有作过实地的考察，不过，也有些根据使我怀疑它仍还是“依样画葫芦”。
从二次大战后短短十多年，法国政府变更了二十三次。
这可说是“你不行我来”的大乘了。
但是变来变去，也未曾出过资产阶级的圈子。
你“来”过了，我又“来”，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像走马灯一样，都轮过几遍了。
总算证明它们都“不行”了吧？
今天功冠全国的法国共产党还是议会中的第1大党，足可证明法国人认为它是最“行”的了，但资产阶级却还不肯让它“来”一下。
原来所谓“你”“我”者，乃资产阶级互相之称谓也，人民是被统治者，哪有资格同它们并称你我。
难道这种“民主”，真就那么可爱？
至于公开迫害进步人士的美国，还用得着说吗？
右派分子把西方的“你不行我来”粉饰为一种“活力”，以便把它搬给中国人。
其实，这是自己打嘴，难道你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不行”，还不就是指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统治不下去？
“你不行我来”，虽可勉强凑合一时，但也不过是维系着苟延残喘的死力而已。
至于在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里，共产党不仅“行”，而且这种“行”的来日方长。
别的例证不举，右派分子们尝到的苦头不就也是证据。
梦想推开它，“你不行我来”，而且为了表示存心公道，还加了句“我不行你来”（这是西方资产阶级不曾对人民说过的），也是骗不了人的。
我们老实不客气的说：
“不让”！
因为历史早就说明他们不行了，何况，根据古今中外的事看来，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压根没了人民的份儿。
说说一种极简单的常识吧：
少数人用强力压多数人，最终是压不住；
多数人用真理压少数人，最终要压下去。
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还正在充分的发展，不过这是与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没有多大关系的。

06月的丰收（木刻）李桦

列车在前进
李耕
　到深山中去
列车，向辽阔的山野飞驰。……
在长长的旅途中，我这个单身旅客被一种难耐的寂寞侵袭着，只有窗外跳动着的山野盛景，给我的感情送来了无限的清新。
是谁给我投来了深沉的目光呢！
啊！
对座的少女，你的眼光这时似乎在向我探索着：
“寂寞吗！
为什么不谈谈呢？”
于是，我用低沉的声音，叩开了我们之间一重陌生的墙壁。
“到海滨去吗？”
“不！
到深山中去！”
她用手指着那云天的尽头。
“啊！
你没有考虑到艰苦？”
“祖国的需要是能使人克服这些的！”
随着，我们谈了很多：
她的大学生活，她的母亲，还有那在城市工作的未婚夫……
不久，她到站了，一个偏僻的山区小站。
这时窗外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互道了一声“再见”，便见她背着一件沉重的包袱和一只类似诊疗箱的挎包，一步一步向站台跨去。
两支小辫子在山风里抖抖地飘摇着。
列车移动了。
她的背影渐渐地在我的眼前模糊了起来，可是她的声音和影子，却在我的心灵中一时比一时明朗，像一樽塑像在我的感情里矗立着。
迎着晨风，唱只歌
轻轻的风，轻轻地揭开列车窗口垂下的绿帘，朝阳，用最温煦的光抚摸着一群少男少女红润的面颊、乌黑的头发、多情的眼睛。
它在听着歌唱，听着这群年青人的豪迈的歌声。
大地啊！
多么肥沃，
祖国啊！
多么辽阔；
我要变成燕子，
我要变成云朵。
飞向祖国的边地，
做个大地的主人；
用自己勤劳的手，
将沉睡的土地唤醒。
多么宏亮的歌声啊！
震荡着跳动的车箱，摇撼着每个激动的心。
那窗口飘进来的风，又将这一遍又一遍的歌声送向远处。……
当他们的歌喉干涩了，当他们用瓷碗舀起了一碗碗开水，我才发现瓷碗上那一排耀眼的朱红色的字：
“送给支援边境建设的人”。

我的歌喉
雁翼
右派分子说我们今天的新闻出版和文学是“歌德派”。
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德国名诗人“歌德”的追随者，而是因我们歌颂了党，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仇视。
为了今天和明天的胜利，我要千遍万次地高声喝彩，歌颂我们亲爱的共产党的功德，是他领导着我们把胜利得来。
我也要千遍万次地宣扬人民的功绩，是他们跟着党创造了这美好的时代，没有人民我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没有党我就会失去我们美好的未来。
右派分子要骂就大声的骂吧，为党为人民我愿作一辈子的“歌德派”！
我的头颅你们可以砍掉，我的本性你们决无法改！
为了穷苦的父母我曾打过十多年的仗，（那时候也许你们还骂过我是“拼命派”！）
娘给我的第一滴血里就充满了对你们的恨，娘给我的第一滴血里就充满了对党的爱！
如果需要，我的歌就会变成火箭，那时，你们还可以骂我是“冲锋派”！
我的阶级告诉我，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如不投降，我的火箭就把你们送进棺材！

诗歌王国
——洱源白族风俗纪
曙云
到了洱源西山区的白族村寨，就仿佛走进了诗歌的王国。
每天傍晚，当夜幕悄悄地落下村寨，山民们就围着熊熊的火塘唱起来。
歌声和笑声洗去了白天的劳顿，把人们引进了爱情和想像的世界。
这个时候多半是对唱，一男一女唱着；
其他的人在旁助兴，但往往情不自禁的凑上几句，加入了对唱。
如果棋逢对手，唱呀唱呀，歌声就像小河流水，无法停住，往往就会唱到东方发白才能停止。
其他地区，在父母和长辈跟前是不能唱调子的，而西山区情况刚刚相反。
当儿女和别人对唱的时候，爹妈都紧紧坐拢他（她）。
如果自己女儿对答不出来，妈妈会悄悄的提示几句；
要是女儿对答错了，引起大家哄笑，妈妈会羞得脸红，觉得不光采。
做父亲的则挨拢自己儿子，也是同样地关心他的竞赛成败。
有的姑娘不敢迎接对方的挑战，她妈就会大声说：
“阿囡，别怕，把阿妈教你的都唱出来。”
原来，按照这里的风俗，做父母的要教儿女掌握许多调子。
如果以后儿女调子唱得好，背得多，就意味着父母教育有方，会得到舆论的好评。
这里小孩子学话和学调子，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性急的父母往往等不到儿女会说话，就开始传授调子了。
有个小姑娘，说话的口音还没有咬清，可是她已经能背出两百多首调子。
可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启蒙教育。
通过优美的调子，父母让儿女开始认识世界，认识生活，在一颗颗纯洁的心灵里，撒播了优美的精神籽种。
小伙子们如果调子背得不多，往往会出丑的。
有时候，随着咯咯的哄笑，几个小伙子就被一群少女包围住，她们手牵着手，要他们对唱，如果对不出，她们会蜂涌而上，嬉戏式的打着，把小伙子们羞得脸像猪肝一样红。
调子事实上成为第2种语言，成为少男少女们传达爱情的主要工具。
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西山区农民听得被批准办社，到处都开庆祝大会。
入夜，漫山遍野都有人群，他们围着灯火，狂欢歌唱，并即兴地编了许多赞美新生活的诗歌，一直唱到天亮。
这样狂歌狂舞了好几天。
西山上还有一种叙事性质的调子，名为“打歌”。
最宝贵的一篇是叙述白族的创世纪的“打歌”：
在洪荒时代，没有天，也没有地，整个宇宙只是一片汪洋大海，海里飘浮着一只金色的鼓。
后来，金鼓被一种神鸟敲开，里面跳出一男一女，这便是人类的祖先。
这两个人生儿育女，繁殖了人类。
各个民族原先都是兄弟姐妹关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才形成今天的不同民族。
另外，还叙述了各种各样事物的起源……。
它们都和其他民族创世纪的传说迥乎不同的。
还有许多“打歌”都是一些民间故事。
打歌多半在婚丧喜事的日子举行。
在广场上，人们围成一个圆圈，每人抬着一碗酒，一边唱，一边用简单的舞步徐缓走动着。
唱的形式是一问一答。
例如问：
“拿什么东西做笔？”
大家就唱：
“拿太阳的光线做笔。”
“拿什么东西做纸。”
答：
“拿大地做纸。”
打歌比起民家调来，格律不太严格。
西山调子是丰富的，估计有几万首以上。
西山人常说：
“流不尽的穗江水，唱不完的西山调。”
有一个故事，说明西山调子为什么很多，故事是颇有风味的：
很遥远的时候，人类都不会唱调子，于是上天派了一个神，带着几升调子的籽种到民间撒播。
当他在其他地区撒了一些后，身上还有一升多调子籽种，他来到西山区，死在这里。
因此，仅仅西山区就有一升的调子籽种，往后调子的蕴藏就丰富了。
不久以前，政府文艺部门派了干部到这里采集西山调。
干部们受到群众极大欢迎，大家称他们是“挂调子的人”，争着要他们把自己记得的调子写下来，说：
“写吧！
请你把我最好的这些调子写上，不然我就睡不着了。”
亲爱的读者们，不久以后，你将能够读到优美的白族西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