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影响了九三学社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
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受到批判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决定，谴责他批发错误的传达记录，不顾一切的坚持大发展和个人专断作风等错误。
新华社28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于8月03日、4日、7日、8日、11日分别举行了第18次、十九次、二十次扩大会议，批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关于批发
“撤消高等学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
会议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涂长望主持。
到会的有九三学社副主席梁希和全体在京中委严济慈、黎锦熙、周培源、吴学周、孙承佩、魏建功、劳君展、杨锺健、王之相、薛公绰、赵九章、尹赞勋、黄汲清、叶恭绍、刘及辰、金克木、李毅等三十七人，部分专职干部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很多同志指出：
从民盟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消学校党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
由于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给党、给人民、给九三学社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会上很多同志指出：
近二年来许德珩不顾一切地坚持大发展，一味追求数量，不问政治质量，只注意发展，不注意巩固，只注意发展，不注意思想改造，这不仅严重地违反了九三学社历次会议所规定的组织工作原则，而且已经使九三学社不少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为右派分子所控制，变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
会上很多同志还指出：
许德珩一贯的个人专断作风，严重地破坏了社内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上两大错误就与他的个人突出、独断专行、不按组织原则和组织手续办事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
会上很多同志还指出：
许德珩的错误是有思想根源的。
解放以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过思想改造，个人名位观念很重，特别是去年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以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更有所发展，甚至不愿意九三学社社员加入共产党。
所以很多同志严肃地指出：
一年多来许德珩右倾了。
而且，在他的领导下，一年多来九三学社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也受到很大影响，到鸣放时期，已发展到严重程度。
在会上，许德珩作了两次检讨，在第2次检讨中，他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在发掘错误的思想根源方面，则很不深刻。
他承认在高等学校党委制问题上，“立场动摇，对于章伯钧的反党篡改，竟然不加觉察，与他共鸣，造成严重的阶级立场上的错误”；
他承认在组织问题上“还存在着大党派、小党派以及与别的党派比高低的庸俗思想。”
并认识到“像这样发展下去，不但不能使‘九三’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相反，必然会走上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
最后，他说：
“这次反右斗争，救了九三学社，也给我敲了警钟，使我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危害性，认识到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深重的旧知识分子，若不彻底地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在8月11日的会议上通过“关于许德珩主席所犯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并谴责了许德珩关于批发错误的传达记录、不顾一切的坚持大发展和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错误。
还责成许德珩继续进行检查，并要求各级组织和社员提供意见，督促社中央整风深入进行。
九三学社过去几年曾经在帮助党和政府团结教育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方面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近年来追求无原则的大发展，放弃社员的思想改造工作，致使右派分子在许多组织中得势。
许德珩的错误对反右派斗争起了阻碍作用，经过这次批判之后，希望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坚决克服各种各样的摇摆和右倾，把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胜，使九三在共产党领导下，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具。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在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正在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历史考验。
在整风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大批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成员。
由于他们的这种政治地位，并且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这班人在全国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中扮演了骨干作用。
他们在全国、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方面、一个单位中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当然，这班人并不常常正式地公开地宣布反对社会主义。
在我们的国家中，不论任何人，只要公开暴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就要完全陷于孤立和破产。
所以这班右派分子宁愿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口里讲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一笔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对各项社会主义的制度，反对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要共产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不许共产党向政府提出方针、政策、计划的建议，向人民“发号施令”。
他们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使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夺取领导权。
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且颂扬、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情绪，向共产党进攻。
他们梦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天下大乱，以便出来收拾残局，取而代之，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历史车轮，使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狼子野心，现在是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班右派骨干分子采取了团结资产阶级右派，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排斥、打击左派的组织路线。
他们在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下，打击、排斥左派，竭力夺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实权，并且确有许多组织已经被他们完全掌握或者部分地掌握了实权。
他们又打起反对关门主义的幌子，破坏各民主党派行之多年的发展和巩固相结合的组织方针，而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大肆“招兵买马”，企图造成所谓“强大的群众基础”。
他们特别重视的“群众基础”，就是各种各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心怀不满的分子，判过刑、受过管制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所谓“党所好者恶之，党所恶者好之”。
他们在猖狂进攻中实行所谓“火线入党”，大肆搜罗这些不满分子和坏分子。
他们也吸收中间分子入党，但不是为了帮助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便于迎合、煽动和支持中间分子的落后的一面，把他们拉向后转。
右派的组织路线是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
现在，这条反动的组织路线也正在逐步揭露出来，为许多人所知道了。
当然，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活动的严重程度是不相同的。
但是，在一个时间内，右派路线在各民主党派内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部分民主党派，就整体而不是就局部说来，右派路线曾经占了上风。
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各民主党派有许多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用来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合法工具。
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情况，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批判右派的斗争中，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考验，就必须在人民群众前面证明它们经得起这个考验。
这种严重情况决不是偶然发生的。
各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不能不集中地反映这个阶级的两面性和政治分野。
由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但是，这必然是一场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毕竟是同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愿望根本相反的，这就不可能不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抵触，并且必然有一部分人要进行坚决的反抗。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在工商界，在知识界，在民主党派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已在进行；
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这种斗争没有展开和深入，没有突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来以后，我国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深刻的根本的变化。
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由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独占。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只有附着在社会主义经济上，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出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不然，作绝望的挣扎，阴谋资本主义复辟，这当然是死路一条。
除此以外，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于是，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了死活的斗争。
正是这个深刻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变化，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新的政治分野，引起了左、中、右三种势力的重新改组。
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派。
这个左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分子发展过来的，有一些是从中间分子转化过来的。
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变成了中间分子，个别的变成了右派分子。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人仍是中间派。
他们一方面是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经过几年来的教育和学习，他们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长途上已经开动了一步，还可能继续接受改造，向前进步，而且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接近左派。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和旧世界总有许多念念不忘；
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胜利和为工农服务，总有许多不心服；
对于新世界总有许多格格不入。
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和右派相通的。
不少人常常把右派分子引为“知己者”和代言人。
在右派举行猖狂进攻的期间，更有许多人受了煽惑和蒙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和支持右派。
由于占多数地位的中间分子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右派的影响和利用，这就使得许多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受到了右派的深刻影响，发生了很大的混乱。
资产阶级右派是一小部分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分子。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伟大历史跃进，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丧失了存在的条件和积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是企图使历史开倒车的反动派，他们同人民具有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从历史上看，有几种人。
一种是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中间路线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就是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当时倡导和支持过中间路线的人，不都是今天的右派分子，有些人已经改变了立场，而右派分子却至今还坚持这个立场。
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曾经阴谋反对和阻止人民的胜利，使革命战争“适可而止”，企图混水摸鱼，搞“三分天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五大运动，都继续表示不满和抵抗。
一种人是本来属于反动统治集团，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前后才投到人民方面来，却没有接受改造的人物。
有些人则是右派分子新拉进来的反动分子。
这几种人都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说过：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
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这两个关就没有过来，或者是用两面手法混了过来，到了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就现出了本相。
也有一些人过了这两关，并且本来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而终于成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了，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右派发动猖狂进攻，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出现上述的严重情况，都非事出偶然，都具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
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死心踏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论是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都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现在看来，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是死心踏地，而是三心两意。
资产阶级右派则决心起来同工人阶级、贫苦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进行一场较量，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道路。
在许多民主党派中，右派在同工人阶级进行较量的时候，充分地利用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多数人的三心两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盟者。
现在这一场较量，胜负已见分晓，这个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党中的多数人已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向左转了。
这场较量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件很大的好事。
经过较量，右派失败了，多数人就会获得教训，觉悟就会有所提高，因而有可能转向死心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在右派方面，在人民方面，都是大题，只能大作，不能小作，更不能不作。
并且右派已经作了，人民怎能不作？
任何政党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
各民主党派要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使自己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这里有一个不小的距离，就是说有一个大矛盾。
要克服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
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
尽管右派分子反对说本质的改造，反对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本质的改造是何等迫切需要。
什么是改造的标准？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两条。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标准，自然也是各民主党派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标准。
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按这六条标准，去向他们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和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
而不应当去代表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和要求，就是说不应当代表他们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而只应当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
为此，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个人对集体进行彻底的改造，而目前，首先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彻底粉碎右派集团，孤立、分化右派分子，帮助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同右派划清界限，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这是各民主党派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
各民主党派要完成上述的历史任务和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使自己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并且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事实证明，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就必然要迷失方向，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失去人民的信任和长期存在的可能。
只有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走，孤立、分化右派，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各民主党派唯一正确的路线和唯一的出路，才有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
各民主党派都已经决定并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组织中进行批判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整风运动。
而批判右派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是各民主党派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
现在各民主党派已经揭露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从而开始扭转了政治方向，并使许多成员在斗争中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值得欢迎的现象。
但是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多数基层组织还未展开斗争。
因此，各民主党派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去。
为了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胜，为了从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基层组织的政治面貌，这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深入批判右派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整风领导必须有坚定的立场。
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这种根本错误的立场，是批判右派的斗争的重大障碍，必须立即切实扭转过来。
在划分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时候，必须准确掌握是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标准，防止错划和错斗。
在斗争中要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并允许右派分子进行辩驳。
真理愈辩就愈明，愈是辩论得彻底，就愈能教育、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右派。
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们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人民政府，随后又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
在我国的条件下，我们相信民主党派的多数人会愿意完成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会愿意继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各民主党派也将因此逐步改造成为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而获得人民的信任，因而实现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培养社会主义的中学生
教育部、团中央通知改变政治课内容
进行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
新华社28日讯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27日发出“关于对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联合通知”。
通知说：
今年下半年（即1957—1958学年度上学期）中学和师范学校原定各年级政治课的内容（初一、二“青年修养”、初三“政治常识”、高一、二“社会科学常识”、高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改为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目的在于使学生受到一次实际的阶级教育，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明确在社会主义大革命时代中青年学生的任务和学习的目的。
通知规定：
课程内容改变之后，授课时数也应当调整，初一、二每周一小时，初三以上每周两小时。
通知说：
向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进行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当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精神，贯穿着批判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着重解决当前学生的政治思想上的主要问题。
当前学生政治思想上有那些问题，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人亲自动手，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然后制订教育计划，指导编写讲授提纲，配备和训练教师。
开学后，在反右派斗争思想教育计划未制定之前，各地可以考虑先讲授普通教育方针和学生学习目的的问题，参加生产劳动和升学问题。
此外，还可以考虑讲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农民生活是否改善了等问题。
总之，讲授内容必须针对本地本校学生政治思想上最突出的大是大非问题。
教育部和团中央现在也在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并准备编写讲授纲目和参考资料。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依靠
发展中小型水利
邓子恢在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新华社28日讯
邓子恢副总理今天在全国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
他说，在即将到来的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也仍然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一就要依靠水利。
邓副总理说，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田水利工作已经取得伟大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成就。
他说，这次会议所提出的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年的农田水利发展计划，也是切合实际的，妥当的。
按照这个计划，我国明年将增加灌溉面积四千多万亩，原有的四千三百万亩面积的灌溉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此外，还要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在四千多万亩低洼地区的土地上兴修防水排涝工程。
这个计划实现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减免灾害，提高农业生产。
邓副总理说，今后发展农田水利的方针路线是依靠群众，依靠合作社，走群众路线；
依靠党委重视以取得各方面的配合；
在技术上的因地制宜；
加上国家有计划的支援。
他说，在工作部署上，应该抓住重点兼顾一般，同时还要统筹计划全面安排，即防洪排涝、灌溉、水土保持等相结合，不能孤立进行。
发展中小型水利是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的主要方向。
邓副总理还预计，通过目前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制度的改善，在今冬明春农业生产上将出现新的高潮。

芬总统接见我代表团
新华社赫尔辛基27日电
芬兰共和国总统吉科宁和夫人今日下午在芬兰西南部海边黄金岸总统别墅接见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吉科宁总统十分关心新中国的建设，他询问了中国工农业生产和黄河治理工程的情况。
他说，芬中两国虽然相距很远，却需要相互支持。
芬兰和中国及时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这是芬兰国家的幸福。
总统还亲切地对赛福鼎团长谈起，早在1912年，赛福鼎的父亲曾到过芬兰。
宾主谈话共一小时。
赛福鼎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把一条中国出产的地毡送给总统作为纪念。
总统在表示感谢时说，我希望这条地毡像神话中的飞毡一样，把我们全家带到中国去看看。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欢笑。
客人们就在欢笑声中向主人告别回赫尔辛基。
晚间，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举行了晚宴招待代表团。

访问欧亚九个兄弟国家后返国途中
胡志明主席到达北京
新华社28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结束了在亚洲和欧洲九个兄弟国家的访问之后，在返国途中于今天下午二时二十分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北京。
胡志明主席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他同朱德副主席亲切地握手拥抱和接吻。
这时欢迎的群众从四面拥上前来，向他欢呼和献花。
胡志明主席又同前来欢迎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握手和拥抱。
到机场欢迎的，有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邓小平、贺龙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以及中国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和解放军将领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阮康和其他各国驻中国使节以及越南留学生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莫斯科2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以后，8月27日晚乘“图—104”专机离开莫斯科取道北京回国。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外交部派了专人陪送胡志明主席到苏联边境站伊尔库次克。
前往机场欢送贵宾的有苏斯洛夫、波斯伯洛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以及许多国家驻苏联使节。
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曾经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附图片）
胡志明主席在朱德副主席陪同下步出机场
本报记者　高粮摄

乘兴而来　方成

九三学社要到哪里去？
九三学社要到哪里去？
这是人们从反右派斗争展开以来对九三的动向所引起的怀疑。
根据最近揭露出的材料证明，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破坏了九三学社的组织路线，执行了反社会主义的“大发展”的方针，结果使九三学社变成了一个充斥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党派。
九三学社的发展对象是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中、上层人士。
可是，许德珩要求“变小党为大党”，主张无限制地“大发展”，以致使不少政治上复杂的分子混进了九三，甚至有曾经是“五毒”俱全的资方代理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地主恶霸分子、历史特务分子也被拉进了九三学社。
根据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在最近一年多来，九三新发展的成员相当于一年以前的235％。
在反右派斗争中，九三的组织中揭露出大批右派分子，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数目占九三成员总数的3％强。
许德珩在最近一年内沉醉于“大发展”的狂热中，他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场合来宣传“大发展”。
他把发展成员多少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对发展成绩小的干部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公然骂不执行他的组织路线的干部是“九三的罪人”。
他竭力反对执行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他说：
“共产党可以谈巩固，九三不能谈巩固。”
为了到处拉人，他甚至说：
“就是坏分子，发展进来也没关系，烂在社里比烂在外面好。”
地方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大大利用了许德珩这一错误的方针、错误的路线，他们到处拉人，组织反对共产党的力量。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委员、右派骨干分子高觉敷为了搜罗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到处招兵买马，他曾公开在一次会议上对九三学社的干部说：
“我以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后，共产党和我们共同改造，那知共产党现在仍抱住不放，还是要改造我们，难道我们不能改造他们？”
他为了拉两个医师加入九三，对方虽然拒绝，但他仍然叫人把申请入社的表格硬给送去。
有些地方甚至不择手段地互相争夺发展对象。
在辽宁、吉林、河南等地，九三学社的组织是“抢人”最厉害的一个党派。
在辽宁东北财经学院有的人同时接到两三个党派邀请开会的通知，弄得这些人分身无术，有的就说：
“干脆参加九三吧，一填表就行。”
吉林省有的九三和民盟的基层组织负责人，为了争夺发展对象竟争闹起来。
九三学社中央在去冬今春曾先后派人带着几十份私人介绍信去河南几个大城市招兵买马，“突击建立组织”。
为了发展成员，他们到处和民革、民盟争夺发展对象。
他们并且欺骗青年学生说：
“九三学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以此来引诱青年们参加。
九三学社洛阳市直属小组负责人，右派分子朱增祥，在大鸣大放时期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参加各机关、工厂、学校所举行的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上，只要是提对共产党不满意的意见的人，他就记下名字，会后冒着大风大雨，打着雨伞，挨户动员他们入社。
通过欺骗拉拢的方式来拉人的情况，各地都有。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的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秦瓒，强调“发展落后层”。
他向老年人宣传：
“九三年纪大的人多，在一起合得来。”
对犯过错误的人说：
“我们社内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向无党派人士说：
“入社可以到北京开会、参观、玩耍。”
天津市河北天津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王学奇，把大批已经盖好图章的入社表格散发给讲师、助教等，他封官许愿地说：
“加入九三以后可以参加学校的领导工作，担任系委员。”
九三学社杭州分社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承基，经常设宴请客来拉人，他对发展对象说：
“九三学社每月只过一次组织生活”，以此来迎合某些知识分子不愿多开会的心理。
由于杭州的组织发展迅速，他们曾受到九三学社中央的右派分子薛愚的表扬。
在济南的九三组织，向发展对象保证“可以不过组织生活，不参加会议，不填思想转变和履历表，不交照片。”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右派骨干分子周拾禄在江苏省农业厅发展了一个人，还没经九三组织上批准，周拾禄就要这个人在农业厅里去发展别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九三直属小组的发展，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这个市在去年冬天以前还没有九三组织，后来一个师范学校教师贸然写信给许德珩，“毛遂自荐”，请求入社，并要求在佳木斯市成立小组。
许德珩收到这封信以后，竟毫不考虑这个人的情况，立即批示“欢迎”他入社，并要他“赶快发展组织”。
在回信时随函寄去入社的表格，并证明他已成为社员，同时寄给他一封同中共佳木斯市委交涉建社的介绍信。
现在，这位教师平地起家，已经拉起了一个三十七人的队伍，其中成份极为复杂，有三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八人是反动党团分子和封建头子。
在武汉市，有人批评九三发展组织好像旧社会放“驴打滚”高利贷一样，三滚两滚就“连本加利”地发展起来。
去年冬，九三中央看到武汉分社发展迟缓，便调派西安分社秘书长、右派分子李壮猷去
“协助”，不到两个月，成员增长了三倍。
今年大鸣大放时期，他们又要“打一个滚”，乘机捞一把，结果在5、6两月发展的人数等于今年头四个月的一倍。
对于发展迟缓的地方组织，许德珩经常给予批评，甚至施加压力。
今年03月，许德珩曾经批评沈阳组织的负责人没有完成发展任务。
他在批评北京市分社组织部长王之相时说：
“北京发展不如上海，以后排列名次北京不能列在第1，谁发展多就把谁列在第1位。”
今年06月01日，九三中央在给武汉分社的指示中批评他们“太保守”，指令他们“抓紧时机，努力发展”，并且要求“在武汉以外地区开辟新的据点”。
为此，武汉市九三组织的干部、右派分子胡儒璋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还到黄石市进行政治交易，拉拢非党副市长等四位知名人士加入九三。
九三学社这样狂热的“大发展”，造成了九三组织异常复杂的情况。
北京市的九三组织中，目前揭露出的右派分子新社员占了多数。
冶金工业部有一个自称是“火线入党”的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是在6月04日加入九三的。
现在九三学社北京市的五十三个基层组织中，有三十四个组织发现有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有十九人是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在右派分子王学奇的操纵下，最近半年来发展了十个社员，其中有四个是右派分子，一个因为反革命的父亲被镇压而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另外有四个参加过反动党团。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在最近的一年零两个月发展的新成员中，有四十九人参加过青帮、反动党、团和军统等特务组织，占新发展成员总数的40％以上。
济南市的九三组织中目前已发现四十一个右派分子，在济南市分社筹委会的十个委员中，有四个是右派分子。
武汉市揭露出的十一名右派骨干分子中，有披着教授外衣的恶霸地主，披着工程技术人员外衣的“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有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从事反共的反动分子。
各种货色，应有尽有。
右派分子胡儒璋在大鸣大放时认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三个社员“力量不足”，为了向这个学院中的共产党组织施加压力，他电催九三中央从速批准了包括一个恶霸地主在内的四个社员，这样，就使这个学校的反共逆流迅速形成，猖狂地向共产党进行攻击。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是去年12月成立的，在大鸣大放期间才大发展起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分社内部揭露出两个右派小集团，一个以分社筹委会主任委员秦瓒为首，一个以筹委会委员苗天宝为首。
秦瓒成为云南右派分子中的急先锋，他以云南大学为据点，大鸣大放时期兴风作浪，诬蔑各种运动，挑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并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人事大权”，要求“学校领导应轮流担任”。
秦瓒和苗天宝并依靠九三组织，分别拉拢一批人，组成小集团，企图篡夺所在单位的领导权。
现在，这个分社组织已呈解体状态。
（新华社讯）

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反右派斗争进度悬殊
农工民进九三亟需迎头赶上
新华社27日讯
新华社记者张新辰、卜昭文报道：
目前北京市的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已积极参加到反右派斗争的行列里来，但是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组织迟迟未动，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及其大部分基层组织，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就积极向章罗联盟及其分布在民盟北京市组织里的右派骨干分子进行斗争。
最近为了进一步加强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市的领导小组的人数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二十三人，并吸收了许多基层组织中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分子参加。
在一百十二个民盟基层组织中，已成立和正在成立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的有九十个。
民革北京市的基层组织中也大部分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反右派斗争也逐渐深入，现在正在对右派骨干分子谭惕吾、许宝骙进行坚决的斗争。
但是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的北京市组织领导成员至今还没有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
根据揭露出的材料来看，这两个组织中的问题相当严重。
民主促进会九十三个基层组织中，已经发现有四十八个基层组织有右派分子，其中有民进市委委员和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在北京市的中学中被揭露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是民进成员。
但是直到现在，民进北京市领导小组还没有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
民进北京市委主任委员雷洁琼曾在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表示今后要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但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闭幕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民进北京市组织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什么动静。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薛愚、秘书长楼邦彦、宣传部长顾执中等领导人员都是右派骨干分子，在五十三个基层组织中有三十六个基层组织已发现有右派分子，还有十二个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
九三学社北京市组织已将右派分子从反右派领导小组里清除出去，但是由于现有领导小组人员中右倾情绪占优势，反右派斗争仍开展得没有力量。
这两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成员和一些基层组织，和全北京市人民一样积极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现在他们要求这两个民主党派市一级领导机构，迅速改变立场，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
在所有北京市民主党派组织中，农工民主党的问题最为严重。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组织由于长期在右派分子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的控制之下，去年下半年又不择手段地大肆发展组织，因此组织成分复杂。
在大鸣大放期间市一级和多数基层组织都成了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基地。
由于农工民主党的一些成员受毒较深，因此许多组织呈现瘫痪状态，失去了战斗力。
现在随着全市反右派斗争的逐渐开展，农工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已逐渐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团结在新成立的市一级领导小组周围，开始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目前，人们正在注视背弃社会主义道路或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倾向的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动态。

水调歌头
　北戴河海浴有感反右派斗争而作
李济深李济深解袂临沧海，举目极鸿蒙，纵身投入社会主义巨流中。
浩瀚泓涵万派，终见江淮河汉，腾赴共朝宗。
“注一”那怕狂澜倒，定吸百川东。
燃犀照，群妖迕，“注二”惕吾躬。
清除资本遗毒，点滴不留容。
洗涤还须洗涤，运动加深运动，破浪搏蛟龙。
指顾阴霾扫，长啸激天风。
注一：
木华海赋：
泱漭澹泞，腾波赴势。
注二：
木华海赋：
群妖遘迕，眇？
冶夷。

确凿的事实攻破了各种胡说
贵州省人民代表据理力驳梅岭先
他是章乃器的应声虫，竟说拿定息就像获得和平奖金一样
本报讯
在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贵阳市代表的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民建贵阳市副主委兼秘书长、省工商联副主委梅岭先的谬论进行批判。
商业厅副厅长车民说：
梅岭先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能够保证供应，而社会主义却产生物资供应紧张现象。
这完全是故意颠倒黑白。
我们可以从商业方面看一看，看社会主义是不是好。
1956年，我省社会购买力比1955年增长了31.24％。
本年商业厅所属国营公司的销售额比1955年增长了55.58％。
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的现象。
接着，车民列举几种重要工业品如食盐、食糖、棉布、胶鞋、袜子、钢笔等的供应情况，其中，供应量增长幅度最小的是袜子，但1956年的供应量也为1952年的230.69％；
增长幅度最大的如胶鞋，1952年只供应九万九千多双，1956年则增加到供应一百三十九万多双，增加将近十倍。
车民说：
这种情况，反映出我省人民生活是在全面改善着。
但是梅岭先却抓着因人民购买力提高，某些商品一时供不应求的现象，诬蔑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这不是颠倒黑白的胡说是什么？
农业厅副厅长刘鹤鸣说：
梅岭先说党只有在争取大丰收的时候才重视农民。
这简直是胡说。
党始终是重视农民的。
搞土地改革、合作化、改良技术，都是党领导农民做的。
我们省年年开农业劳动模范大会，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交流生产经验；
党和政府还培养了大批的农业干部，设立了农业学校。
我省畜牧业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以来已建立了三十个畜牧站。
梅岭先散布这种谬论的用意显然是破坏工农联盟。
许多代表和列席人员都不同意梅岭先的“检讨”。
工商业者毛铁桥代表说：
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你不是很同意章乃器的所谓“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吗？
现在你说什么你的过错只在于没有尽到教育成员的责任而已，这明明是在企图推卸责任。
有些代表还揭发了梅岭先如何发挥了章乃器的谬论。
列席人员服务厅厅长吴欣斋指出：
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梅岭先就更进一步地说，拿定息就像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一样，这就是发挥了章乃器的谬论的一个例子。
吴欣斋分析梅岭先抹煞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否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实质，认为他归根结底是在反对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

　许多新材料揭发许多新罪行
杜迈之有一大批反共爪牙
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胡坚报道：
章罗联盟在湖南省的“特派员”——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和以他为首的右派集团，最近又被揭露出许多新的材料。
据揭露，杜迈之很早就和民盟中央右派分子罗隆基、陈新桂、潘光旦、陈仁炳等人关系密切。
从1955年下半年杜迈之实际负责湖南盟务以来，他就积极为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奔走。
他的羽翼和同谋者，几乎散布全省各高等学校、文艺界和新闻界。
例如，在省市文艺界有以民盟长沙市委副主任委员、长沙市文化局局长康德为首的“文艺沙龙”反共集团；
在高等学校的同谋者有民盟中央委员、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等。
在整风期间，杜迈之还派了一批爪牙分别在省市文艺界和大、中学校中到处点火，并同陈新民等阴谋筹划成立高等学校反共反社会主义司令部——“高教工作委员会”，已内定陈新民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林兆倧（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民盟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胡为柏（中南矿冶学院教授、民盟盟员）、谢世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民盟盟员）等为委员，由杜迈之亲自“督战”。
杜迈之右派集团的魔掌还伸到了全省的中小城市。
例如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民盟常德市委主任委员刘文炳等右派分子，都是他的爪牙。
在去年年底，杜迈之就狂妄地叫嚣说：
“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有改变，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大大地不同了。”
他主张民盟要成为一个大党派，要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他认为这样“才好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才好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
他甚至狂妄地叫嚣说：
“不见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整风期间，他和他的同谋者在有关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科学体制、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工作等重大问题上，和章罗联盟一唱一和地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
他积极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同时，积极组织讨论章罗联盟策划的反动科学纲领。
今年04月间，杜迈之在北京接受章罗联盟“大将”曾昭抡、钱伟长关于讨论科学体制问题的指示回来以后，就在省宣传会议期间约集陈新民、胡为柏等人传达曾、钱的指示，密谋策划如何组织讨论，并提出讨论重点是科学院能否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杜迈之传达说：
“科学院机关庞大，有三军而无将领，三军是娃娃兵，不顶事，不能担任火车头的任务。”
杜迈之除了亲自到各高等学校民盟组织中传达指示、组织讨论外，并派专职干部到处搜集讨论的意见，限在5月10日前将意见整理寄北京，作为曾、钱等右派分子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资料。
据揭露杜迈之还积极支持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
他曾经多次派人向肃反斗争对象搜集材料，并扬言“肃反工作如果有民主党派参加，问题就会少些。”
他还大肆宣扬“肃反问题是全国性问题”、“北京已有人提出平反”等煽动性的谬论。
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他更加恶毒地大肆攻击。
他公开叫嚣说：
“现在形势变了，对知识分子要重新估价，政策将有原则性的变更”。
“现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否适合，须要大家讨论”。
企图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思想改造政策的不满，以便他俘虏更多的人作为他反共的工具。
此外，在教学改革、工资改革等问题上，杜迈之也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杜迈之还同右派分子康德、魏猛克等积极筹划出版“同人报”，以便同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唱“对台戏”。
他并且极力支持以康德为首的“文艺沙龙”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企图从多方面来篡夺党的领导权。
现在杜迈之的阴谋活动已被群众揭穿，以他为首的右派集团也已经土崩瓦解，陷于孤立。
广大群众正乘胜追击中。

陈绪宗蜕化叛党
为保护他的反革命妻子不惜牺牲一切
　依靠定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不以为耻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叛党分子陈绪宗蜕化变质、丧失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向党恶毒进攻的罪行。
陈绪宗1955年06月以前是青年团二届中央常委，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他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而被停职反省。
陈绪宗的妻子名叫金怀瑾，是混入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是现行反革命犯。
从1952年07月到1955年12月，金怀瑾先后发出十封匿名信，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捏造事实，陷害革命同志；
仇恨、污蔑党和革命事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公安机关在获得金怀瑾犯罪的确凿证据以后，依法予以逮捕，并由检察院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经过审讯以后，判处反革命犯金怀瑾有期徒刑三年。
从破获金怀瑾反革命案那天起，自称“近二十年党龄”的“老干部”陈绪宗，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年多来挖空心思，使尽一切卑鄙手段，包庇反革命，为反革命进行辩护，最后还鼓动金犯不服从中级法院的判决。
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陈绪宗仍不觉醒，在团中央宣传部的五次辩论会上，歪曲事实，百般狡辩，直到最近的几次大会上，仍执迷不悟，顽强地替金犯狡辩到底。
在金怀瑾犯罪的铁证面前，陈绪宗闭眼不看事实，大谈其金犯“良好的动机”。
他说，金怀瑾犯罪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引起组织对被怀疑者的注意、侦察、斗争，其次是为了开脱其丈夫陈绪宗的被审查（注：
陈绪宗因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在肃反中曾停职反省），再次才是为了打击别人等。”
他还反咬一口，把金犯写匿名信的罪恶活动，说成是由于组织上对被她陷害的人侦察不积极的结果；
他还找寻各种借口，力图证明金犯写匿名信不但不是反革命的活动，而且是一种“热爱革命”的表现。
陈绪宗作了以上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狡辩以后，就得出荒谬的结论：
金怀瑾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团中央的工作人员们指出，不管陈绪宗如何狡辩，千方百计为金犯开脱罪行，金怀瑾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怎样也抹煞不了的。
首先，她制造混乱，破坏肃反运动。
金犯捏造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方法，企图给中国青年报社、团中央等十三个单位的肃反和审干工作制造混乱，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
其次，陷害革命干部。
她在十封匿名信中，诬陷了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指名指姓的就有六十二人。
由于金犯的陷害，有的同志长期在政治上受怀疑，有的同志入党后几年不得转为正式党员，有的同志在肃反中被斗错了。
第3，仇恨革命事业，污蔑、辱骂党和领导同志，恐吓团中央领导同志说“要杀你一家人”。
金犯还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是“狗咬狗”，卑鄙地肆意谩骂领导同志是“疯狗”等。
陈绪宗为什么和同志们的看法有根本的分歧呢？
因为陈绪宗已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背叛了党的利益，死心踏地地站到反革命犯金怀瑾的立场上去了。
据揭露，陈绪宗对金犯的反革命罪行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无动于衷，但是对金犯却十分关心。
当金犯被捕入狱后，陈绪宗想尽各种办法去安慰她，并写过信威胁监狱内的医生，说金犯有病，要多加照顾；
如金犯万一有个不好，要医生负完全责任。
陈绪宗为金犯想得非常周到，如为她花了九千元买了住宅，为她筹划出狱后如何生活。
另外，陈绪宗和金犯见面的时候，还恶意煽动她向法院作“正面的斗争”，和她串通一气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陈绪宗想尽各种方法包庇和支持金犯。
开庭审判那一天，他故意坐在刑庭门口。
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坐在门口？”
他说：
“我让金怀瑾知道，我精神上在支持她。”
当金犯被判刑以后，陈绪宗自以为力量已尽，就瞒着党到处奔走，散布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攻击党和一些领导同志。
最后，他就背着党进行非组织的活动，甚至想勾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齐向党进攻，来为金犯翻案。
他曾扬言：
“为了金怀瑾可以牺牲一切。”
有人问他：
“你光为金怀瑾，如果丢了党籍怎么办？”
陈说：
“那有什么办法。”
陈向另一人曾说：
“为了坚持‘真理’，就是丢了饭票、选举票、党票也不怕。”
陈绪宗为了金犯，他违法地与犯罪分子暗中来往。
有的刑满出狱的犯罪分子，违法替金犯带信给陈绪宗，成为陈家的座上客。
陈绪宗向党隐瞒了这些违法活动，怕组织上追查这种违法信件，陈绪宗便干脆将信件撕毁。
当金犯反革命案破获后，陈绪宗一直反抗党对反革命分子金怀瑾所作的结论。
但是，每次当他不能自圆其说，被同志们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就不得不暂时肯定金犯是反革命分子。
可是，每次都是隔不几天，他就翻案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这样地肯定、否定就有五、六次之多。
这完全是陈绪宗耍的两面手法。
今年春季，陈绪宗背着党到外面去找律师，泄露了党的机密，恶意攻击党。
他一再拒绝党和同志们的忠告，亲自出庭为反革命辩护，他的两次辩护词，通篇都是对党的恶毒的污蔑。
在法庭上，他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老党员”“负责干部”，他尽量把金怀瑾犯罪的客观原因扯到自己身上，企图拿自己的“近二十年的党龄”来扛着，其用心是极为卑劣的。
陈绪宗是1939年入党的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曾受到党的严格审查，因此长期心怀不满，直到现在还“心里很难受”。
肃反中，他因与反革命分子胡风有联系而被停职反省，又因与金犯的关系而受到审查，从此，陈绪宗更加怀恨在心，和党完全站在对立的方面。
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陈绪宗暗地喝采。
他配合右派，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说“伤害了不少的人”，是搞糟了，他趁机起来为自己翻案，说党不应该审查他。
他看了右派分子黄绍竑攻击党的发言后，说：
“我认为黄绍竑关于法制问题的言论很对。”
他还到金怀瑾哥哥处去点火，煽动他起来为金犯翻案。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陈又为右派分子开脱，说刘宾雁、林希翎不是右派；
说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发言，“还能自圆其说”。
陈绪宗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入党以后，并没有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进城以后，他和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金怀瑾结了婚。
他的资产阶级母亲和他住在一起，现在每年能拿六千多元的定息。
陈绪宗利用这项钱买了房子，等候金犯回来一起享用。
陈身为共产党员，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靠定息剥削养家，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耻了。
正是由于他已完全蜕化变质，所以他向人说：
“这两年来，我积累了三条经验：
一、真正的同志难得一个；
二、信任是虚伪的，本领是真实的；
三、人是复杂的，天真不得。”
工作人员们指出，陈绪宗的这些谬论，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是对党和新社会的极端恶毒的污蔑。
陈绪宗已彻头彻尾成为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成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

章罗联盟反动阴谋的剖视
朱学范
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各方面的揭发，发现章罗联盟反党活动特别恶劣。
根据我自己学习和参加斗争的体会，写一些个人的看法。
章伯钧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掀起对党疯狂进攻的浪潮。
章、罗反党联盟，并不是在党整风时期才形成，而是早在去年就秘密结合起来了。
为什么章、罗过去在民主同盟内部为了夺取领导权，一向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到了去年却会彼此让步，勾结起来结成联盟呢？
除了他们有共同的一贯反共的思想基础而外，还因为他们错估了最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们误认为形势发展得对共产党大大不利了。
于是他们尾巴翘起来了。
他们企图在中国也制造一次类似匈牙利的叛乱事件，然后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
为了共谋大事，章伯钧和罗隆基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党联盟。
他们这一反党联盟，究竟想搞些什么勾当呢？
　（一）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他们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共同理想，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它使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为独立、富强、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任何少数政治野心分子所能改变其进程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怎样美好，但是又不敢在人民面前公开诋毁社会主义不好。
章伯钧在“我爱社会主义”言不由衷的幌子下，用晦涩的、模棱两可的字眼紧接着说出他的心里话：
“我也爱民主”。
民主自然人人爱，问题是爱何等样的民主，爱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爱社会主义的民主？
章、罗爱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
他们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
章伯钧说：
“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
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
罗隆基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
“资产阶级民主虽有缺点，但也还有他的优点；
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点什么东西”。
章伯钧、罗隆基就是妄想要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来建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既然社会主义不合乎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混血儿，结论就只能是消灭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为什么章伯钧这样爱好资本主义民主呢？
他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传达毛主席十大方针时所说的话中，已答复了这个问题。
他说：
现在许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
为什么还有活力？
就因为有多党制，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
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
你不行，我来；
我不行，你来。
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二院的议院制，不是各党轮流执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民主，或者说，不够民主。
无怪乎章伯钧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竟狂妄地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主张来了。
章伯钧费尽心机想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上面，设立一个太上机构“政治设计院”，想使民主党派有权否决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政策方针，这种苦心设计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呢？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只有人民才能充分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而对于社会主义敌人则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实行专政的。
右派分子认为这就不够民主，使民主受了“损害”。
于是他们以民主“保卫者”的姿态出现，要“使民主得到健全发展”。
他们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知道，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
自从中国共产党去年提出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荒谬绝伦地以为可以抬高民主党派的身价，与领导党分庭抗礼了。
他们利令智昏地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阶级联盟，更忘记了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党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基本条件。
章伯钧说：
“民主党派进步了，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
今天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就不须依靠共产党。”
据他说，“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
他在今年0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竟然狂妄到说出“周公辅成王”这种极端反动的话来，他把民主党派比做成王，把中国共产党比做周公，他说现在成王已经长大，如果不再让他独立自主，恩人就会变成仇人。
客观的时代发展规律是：
不论过去走第3条路线的民主同盟也好，不论过去“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农工民主党也好，最后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任何民主党派，如果要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必然越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因而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他们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既然反对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就必然不愿接受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胜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当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右派分子就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对马列主义进行无耻歪曲和放肆攻击。
章伯钧把马列主义说得一钱不值，比中国几千年前的封建文化还不如，他在中共中央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时说：
“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有兴趣，不值一学”。
他不想学马列主义想搞什么呢？
他说想搞一套“新人文主义”，打算在新中国搞一套“文艺复兴”的把戏。
他一再声言，要争取“精神自由”，并特别强调“独立思考”。
罗隆基是向来讨厌思想改造的，他说：
“我不学马列主义，也能写出马列主义的文章来”。
在他看来，“正派的”知识分子，就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他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恶意挑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
他在政协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不是从正面帮助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而是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说什么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要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反对思想改造运动，只是为了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保留资本主义最后一块思想阵地而已。
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章罗联盟既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末在他们的对外关系上，就必然要走上反对苏联的道路。
章伯钧的反苏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一年来更为露骨。
他说苏联除了重工业外，什么也不行，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前途，因此世界究竟到那里去？
他认为还值得研究。
罗隆基一贯仇视苏联，走亲美路线，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他还提出协和外交政策，不赞成向苏联一边倒。
解放后，还想反苏亲美。
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后，与章伯钧的反苏论调更为投机了。
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和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是章罗联盟极端反动的政治纲领，在这个反动政治纲领下，他们结成了联盟，周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去年开始就展开阴谋活动。
（二）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策略方针控制和发展组织，扩张政治资本
章罗联盟为了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早就积极准备组织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全面发动向党进攻。
章伯钧与罗隆基结成联盟后，首先是想篡夺民盟中央的领导机构，企图使沈钧儒主席退居为名誉主席。
由章伯钧当主席，罗隆基当常务副主席。
在人事安排上则排挤进步分子拉拢右派分子，他们把曾昭抡安插在文教委员会，把费孝通安放在文教部，以便在文教界兴风作浪。
同时，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加强右派领导力量。
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要黄琪翔任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席，把李伯球调到北京来担任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主任委员。
这样在农工民主党内便组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等右派分子领导集团。
从章罗联盟形成时候起，他们就叫嚷着民主党派要大发展，为实现他们所向往着的资本主义找政治资本。
章伯钧说：
“组织成员越多，力量越大，就越能卖钱。”
要民主党派发展到一、二百万成员，这样就可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了。
章罗联盟是怎样来贯彻执行他们大发展方针的呢？
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很多是非常恶劣的。
有“抓名牌”、“撒大网”、“向落后开门”等等。
他们为了拉拢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以抬高民主党派身价，甚至不惜工本，用登门拜访、请客吃饭等各种手段，答应可以不写自传、不参加任何会议为条件。
为了发展组织，可以不问发展对象的政治面貌如何，还到处物色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他们采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路线”。
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甚至收罗了一批被劳改和管制过的人来扩大他们的“阵容”。
夺取报刊作为反党活动的工具
章罗联盟在组织上的大发展的同时，也就是在思想战线上扩大宣传鼓动的时候，他们想利用报纸来为他们卑鄙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两个月里，就篡改了这一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的政治方向。
章伯钧在储安平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后，就计划对该报社进行人事改组。
章伯钧又同意罗隆基介绍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到光明日报社来当总编辑，而由储安平任报社副社长。
罗隆基也同意章伯钧的主张，为光明日报组织一个“顾问团”，由罗隆基、费孝通、钱伟长等人组成，在报社内有意识的排挤党团员，加强右派分子的力量，要把民主党派的机关报，改变成为章罗联盟的机关报。
章罗联盟通过储安平控制光明日报外，还由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控制了上海文汇报。
浦熙修经常向罗隆基请示，在罗隆基出国期间则向章伯钧请示。
章罗联盟不但夺取报纸，而且对刊物也不放松，他们还夺取了民盟北京市委筹备的“争鸣”月刊，并将它改为政治性刊物，以此配合光明和文汇两张报纸，作为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
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章罗联盟向党进攻先从挑拨文教界、科学技术人员与党的关系开始，他们诬蔑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技术。
当我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高级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将发挥重要作用，而章罗却从中挑拨他们与党的关系。
特别是利用少数比较落后的，对过去几次运动存在着不满情绪的，或是在生活待遇上有意见的知识分子，章罗联盟故意替这些人呼冤叫屈，以博得这些人的好感，来扩大反党联盟的组织和政治影响，作为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
整风开始不久，他们既不向沈钧儒主席请示报告，也不与其余两位副主席商量，更没有经过常委会决定，就用民盟中央名义设立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职无权”四个工作组，这些工作组都由民盟的高级知识分子负责召集座谈和起草纲领。
章罗联盟的核心之一陶大镛，提出“民主办校”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企图根本取消学校党委制。
章罗联盟的核心分子费孝通、曾昭抡和钱伟长，提出反对党领导科学的纲领，否定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挑拨党与科学家的关系。
06月06日，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的紧急会议，可说是他们反党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他们对于当前形势作了一个极端荒谬的估计。
他们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章伯钧在会上说：
“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事件。
如果学生跑上街去，与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办了”。
他们认为共产党已“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就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失去了”。
因此，他们认为到了可以向党讲话的时候了，他们想以帮助党收拾残局来进行政治讹诈。
右派分子昏头昏脑妄想动摇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真如蚍蜉撼大树，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章罗联盟向党发动进攻，采取了“突破一点，推动全面”的方法。
北京就是他们进攻的重点之一。
分头并进，策动各地右派同时向党进攻
民盟中央在章罗联盟操纵下向党展开攻势的同时，民盟地方组织中的右派分子也从各地分头向党进攻起来。
罗隆基小集团在民盟地方组织控制有很多据点，如陈仁炳和彭文应在上海，潘大逵在西南，马哲民在湖北，杜迈之在湖南，姜震中在浙江，王文光在太原，陈仰之在青岛，这时就都起来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
在章罗联盟直接控制下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加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点火，而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县，深入到中小学校，打乱中共整风步骤，挑拨党群关系，造成社会混乱。
章罗联盟向党进攻是有分工的，上海右派分子就是按照“说话不离本行”的方法进行活动的。
如陈仁炳和彭文应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和杨兆龙进攻司法工作，陆诒抓新闻工作，孙大雨和许杰在高等学校中放火。
他们发动五路进攻，妄想给共产党以“致命打击”。
有分工，还要有步骤。
第1步是利用大鸣大放，“骂倒一切”，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谁要是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就给他带上一顶‘教条主义’大帽子”。
在只准说缺点，不准说成绩的情况下，就颠倒是非的乱骂一通，说什么五年计划搞坏啦，统购统销搞糟啦，人民生活太苦啦，政治不够民主啦，党不能领导科学啦，如此等等。
他们把党领导的工作说成一团漆黑以后，第2步就是要“搬石头”，“挂帅印”，要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下台”，就是说“你不行”，只有“让我来”。
他们最后的共同目标，是要取党的领导地位而代之。
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的基本特点，是随时随地使用两面手法，当面是一套，背后又一套。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他们只好在“爱社会主义”的烟幕下，干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勾当，他们只好在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下，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他们是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即使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们还想用老办法来迷惑人，以图蒙混过关。
章伯钧在开始检查时，在“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文中，说他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好像他这右派分子的头子还不是右派分子。
罗隆基在他“检讨”时说：
“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而且发誓赌咒说：
“如果查出，愿受国法和盟章制裁”。
他还说，他的问题和章伯钧的不一样，他是“心服口不服”，因而说错了很多话；
章伯钧是“口服心不服”。
这些胡言乱语，虽然欺骗不了任何人，但却也透露出一点真实，就是他们都是心口不一的两面派的典型。
（三）章罗联盟的彻底破产
正当章罗联盟利令智昏地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同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全国人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起来说话了，在全国各个地区、各机关企业、各民主党派、各学术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中的反右派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广泛展开了。
因为广大人民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违反人民利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活动，按照问题的性质来说，显然已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到今天为止，人民对他们还是宽大的。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指出：
“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如果章、罗之流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利用政府的宽大政策，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不肯低头认罪，诚心悔改，再想玩弄一下两面派手法，避重就轻，不肯彻底向人民交代一切错误言行，企图蒙混“过关”，那就是自绝于人民。

陈振汉关于经济科学的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
他认为：
党根本不懂经济规律；
马列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了，必须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参预决策工作。
本报讯
在经济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中，查出北京大学教授、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陈振汉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头目。
陈振汉在5、6月间章罗集团反动活动达到高峰的时候，听从章罗集团的指使，召集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枬、罗志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人，在他家和巫宝三家中先后秘密集会两次，座谈所谓
“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并于会后草成了一份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
这个意见书是章罗集团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体现了章罗集团制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主要论点，从国家经济工作和经济学方面加以具体化，有些地方并作了申论和发挥。
陈振汉在开座谈会之前就和储安平商量过，准备把这一向党进攻的恶毒的“意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06月20日左右，正当反右派斗争炽热开展、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这个右派分子还没有放弃向党进攻的野心，仍然在传阅讨论，只是由于反右派斗争进一步的深入开展，这个纲领性的“意见”才没有发表。
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书，首先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状，作了阴暗的描绘，对于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进行了凶恶的攻击和污蔑。
他们无视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反而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正处在危机的阶段中，说什么“我们的工作中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
其所以会造成这种“严重的错误”和“幅度很大的偏差”，他们污蔑地说，这是因为领导财经工作的同志毫无经济常识，甚至连
“国家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的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这样极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没有能够掌握或根本不知道应当有客观经济规律”，好凭一己经验领导工作，看不起经济科学的作用。
他们说“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试验错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并因而得出结论说：
“我们的财经政策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
意见书对财经政策和经济工作作了狂妄地攻击之后，接着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横加诋毁。
他们把马列主义看作教条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列主义创始人所发现的一些基本原理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现在很多已不适用了。
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科学，只能指导阶级斗争的实践，没有揭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以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也是没有用处的。
意见书的作者写道：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特别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定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
并说：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
“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必其字字珠玉呢？”
接着便大声疾呼的喊叫：
“是敝履就要摒弃”！
关于我国目前的马列主义经济科学研究情况，他们同样一笔抹煞其作用和成就，认为：
“目前的经济科学并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而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
又说：
“我国的经济科学的情况，不能说比毛主席在1942年批评经济学家不能解决边币的情形前进了多少”。
他们认为，教条主义严重地泛滥于经济学界，奉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为金科玉律，照本转述背诵成风，“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只是“做做某书某文的签注或其它概念或文字游戏”，只是“作些语录”，“甚至连对手民排校的错误或翻译上的错误和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在那里体会精神实质”。
至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处，他们认为，只是培养出一些教学宣传人员。
早在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陈振汉就高唱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无用论”的调子，这个调子充分贯彻在意见书中，并得到了具体的发挥。
陈振汉在他们的座谈会上，更公然提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主张加以取消。
他说：
“现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不相称，即使作为一门纯粹的学问也不像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东西，教的不是我们从前所了解的科学。
科学总是说明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语录。
规律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规律只是斯大林的语录。”
这种恶毒的攻击，同样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渗透在意见书中的。
至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何以如他们所说“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何以“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呢？
他们就借题加给党以宗派主义十分严重的罪名，而且据他们所说，教条主义不可怕，宗派主义也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党是二者兼犯，以致使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陷入困境，找不到正路。
他们放肆地挑拨党群关系，挑拨党与非党经济学家之间的关系，污蔑党不重视经济科学工作，把“经济科学工作始终看作是包袱和负担，而自己以施与者甚至主宰者自居”。
说党“不了解党外经济学人的专长”，因而“对他们不能有衷心的尊重”，甚至“对于党外经济学人的科学学术见解”采取
“政治歧视”，对他们的“科学成就”有“不同的估价”。
他们还说，在分配工作上“党外的同行”和“党内同志”的机会不均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还视为党内或少数党外积极分子的禁脔，由党内同志进行，一般党外经济学人无从插足或只能以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等博古通今的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更其恶毒的是，他们进而歪曲和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策，说什么“过去我们是被放在一种不能接触实际的地位上，被放在一种不能不教条的地位上”，诬指党把他们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
他们这些反动叫嚣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求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准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对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学术见解”取消“政治歧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
按照这个意见书的描述，既然马列主义等同于教条主义，马列主义经济学过时了，无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又一团糟，那末经济科学的发展方向何在呢？
经济建设实践依靠什么东西来指导呢？
意见书的作者对此忸怩作态的作了解答，但也终于露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狼子野心。
意见书提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的具体要求，它一方面叫嚣要“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敝履”，另一方面强调提出要“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用的概念或方法。
并以凯恩斯的“乘数论”和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观念”和资产阶级统计学等为例，说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有用的。
意见书以挑衅的口吻反问道：
“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否全篇胡说八道，一无可取，是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供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呢？”
接着便指责我们“对有些东西不懂并不了解也没接触但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
意见书的作者隐约地但实质上是提出了以凯恩斯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要求我们取消经济学的阶级性，让资产阶级经济学重新占据领导地位。
在为开展经济学研究提供前提的幌子下，这个意见书还透露了右派分子陈振汉等的露骨的政治野心。
他们企图染指于财经政策的决策工作，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指导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
他们在“意见书”中要求的所谓科学工作的条件，是首先让他们“多有接触实际的机会”，即让他们的一套“经济科学”和“实际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以便“一些有关方针政策的理论原则问题交给经济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或者在方针政策决定之前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预讨论，也就是在方针政策上广开言路，多走群众路线”。
其次，他们要求把保密范围尽量缩小，向他们提供资料和便利。
他们提出，甚至货币发行数字都没有保密的必要，并煽惑地说我们对货币发行数字保密，目的是为了掩盖财政赤字，掩盖工作中的缺点。
他们要求“公开出来，让大家了解情况，对政府进行监督”。
然而，他们的要求不止于此，在下面一句话里，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他们说，“我们所要求的还不止于多获得一些‘内部资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开性，这也是扩大民主的重要方式之一。”
由此就不难看出，他们所要求的接触实际和放宽保密范围，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他们能够参预制订政策，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扩大民主”。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于是在这个纲领性的“意见”里得到了具体化。

陈振汉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反共急先锋
北京大学师生据理驳斥他的反动谬论
据新华社讯
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师生和民盟北京大学支部的盟员近日连续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向马列主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工作进攻的一位干将——陈振汉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
据揭发，陈振汉早在1953年就已被罗隆基网罗于门下。
1956年，陈振汉在罗隆基举行的一次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宴会上，曾以南开大学的几个经济学教授（现已揭露出来都是右派分子）没有开课为例，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使用不当”。
接着，费孝通就来北京大学登门拜访陈振汉，进行串联活动。
陈振汉承认，他在那时候就和费孝通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被重视的问题，费孝通叫他起来“力争”。
从那以后，他就展开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的反动活动。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工会委员会召开的“响应党的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座谈会”上，陈振汉提出了“社会科学无用论”、“潜力竭蹶论”及“国际水平何在论”，向共产党向马列主义进攻。
所谓“社会科学无用论”，实际上是诋毁马列主义无用。
陈振汉说：
“尽管我向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的学生动员过热爱自己的专业，但我自己却不认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建设有什么用处”。
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得不到重视，结果是无用武之地。
所谓“潜力竭蹶论”及“国际水平何在论”，实际上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反对思想改造，并且抹煞苏联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
大鸣大放开始后，章罗联盟的亲信吴春选来到北京大学，传达了章罗两个右派头子要搞财经研究委员会并拟请陈振汉参加的阴谋。
于是陈振汉就拉了北大教授徐毓枬等五人举行两次座谈，写成了“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明目张胆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
陈振汉“社会科学无用论”这三个谬论发表出来后，费孝通又来亲自指挥在民盟北大支部推销这批私货，还要把这些私货放在民盟中央的刊物上，煽动全国盟员来讨论。
在这时间，陈振汉积极扩大自己势力，在三个月时间内发展了十二个盟员，在经济系就发展了四个盟员。
右派分子王铁崖就是今年由他发展入盟的。
他又向系行政领导提出，要把十几个不愿意进行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拉到北大来工作。
钱端升等右派分子也已内定将来“北大法学院”成立时，由陈振汉担任经济系主任。
陈振汉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篡夺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和科学事业的领导权等方面，也忠实地积极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计划。
他在北京大学的各种座谈会上，和右派分子陶大镛（陶是陈振汉的学生）等同样狂妄地叫嚣“共产党不能够领导高等学校”。
他先说“党的领导不等于党员直接作行政工作”，“将来党的领导应通过方针政策、思想教育等进行”；
后来又说“学校的编制交人事部门不妥当，应该交给科学家，经费仪器也如此”，“党的领导一方面通过科学家，一方面通过思想领导”；
最后又说“思想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交给党了，党对思想工作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难理解，陈振汉的这些谬论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把全部武器交给资产阶级右派。
陈振汉还制造了一套荒谬绝伦的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怪论。
他首先污蔑民主集中制，说“要从民主集中制来防止错误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又露骨地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
“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可以使无数小的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却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下还严重。”
在几次批判会上，经济系的教师们用许多事实驳斥了陈振汉的这些反动谬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师和北大民盟支部在这以前曾举行过七次小会，和陈振汉的反共言行作斗争。
陈振汉态度很不老实，他说他的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许多教师据理驳斥后，他又说：
“我自己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多恶毒攻击党的言论。”

不准资本家盗窃浪费国家财产
武汉工人揭发资本家罪行，要求政府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武汉28日电
新华社记者郭慎容报道：
武汉市有些资本家在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继续进行盗窃、浪费国家财产、挑拨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罪恶活动，遭到了合营企业职工的揭发和斥责。
武汉市有关部门最近检查了八十多个中、小型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发现其中有60％的企业中有贪污、盗窃问题。
其中有四十多家因此造成资金不足，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基层企业单位大多数没有公方代表，经济实权掌握在私方人员手里。
私方人员便利用职权，从现金、原材料、产品一直到设备和工具，无所不盗。
盗窃的办法多种多样，如销货不开发票，收款不记账，多收少报，伪造单据等等。
公私合营勤生磨刀厂私方厂长张梓堂经常浮报冒领，有一次就冒领加班费一百多元。
有些私方人员勾结黑户，把公私合营厂内的材料、工具偷出去，再以高价卖给工厂。
公私合营瑞安翻砂厂的私方人员，以韩道安为首，结成了一个盗窃集团，他们经常勾结摊贩开空头发票和窃取企业材料，同单干户合伙做私活。
已经查明，被他们盗窃的资材，价值达二千三百多元。
很多私方人员还不顾国家政策法令，擅自拿国家的钱增加职工工资，扩大生活福利，以此拉拢和腐蚀职工。
很多企业违反国家制度，大肆铺张浪费。
有的企业甚至可以报销购买钢笔、凉席、西瓜、汽水等与工作无关的开支。
还有一些企业在大小节日和节令，都要用公家的钱会餐。
据熔铜业六个企业统计，自去年合营以来，用于会餐、理发、洗澡、买汗衫等不合理的开支共达两万三千多元，等于这个行业八十六个职工五个月的工资。
特别严重的是，有些资本家为了进行违法活动，采用了挑拨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的罪恶手段。
武汉市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知道资本家这些罪恶行为后，非常愤怒，很多工人到有关部门去揭露资本家的罪行。
有的企业的工人并对违法资本家的错误进行批判。
工人们要求政府迅速处理这些破坏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
目前武汉市有关部门正在广大工人帮助下，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中、小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制止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

全国游泳跳水比赛的成绩和名次
本报讯
在昨天闭幕的1957年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大会上，大会主任委员夏祥宣布了这次比赛的成绩和名次。
在这次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中，成人组有两名运动员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标准，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的有四十九人次，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二百二十七人次，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一百三十二人次。
在少年组比赛中，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三人，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一百零八人次，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的有一百五十七人次。
在少年组比赛中，有十一个项目、十七人和两个接力队打破了1956年十五城市少年游泳比赛的成绩。
在男子成人甲组比赛中，获得总分第1名的是广东（一百二十八分）、第2名解放军（九十五分）、第3名天津（四十分）、第4名上海（三十一分）、第5名北京（十一分）、第6名四川（一分）。
女子成人甲组的名次是：
第1名解放军（六十六分）、第2名广东（六十五分）、第3名上海（四十六分）、第4名福建（二十一分）、第5名四川（四分）。
男子成人乙组的名次是：
第1名广东（八十三分）、第2名广西（六十五分）、第3名福建（五十五分）、第4名天津（三十八分）、第5名上海（二十六分）、第6名北京（十六分）。
女子成人乙组的名次是：
第1名广东（六十二分）、第2名北京（五十分）、第3名广西（四十七分）、第4名辽宁（十八分）、第5名四川（十五分）、第6名上海（十四分）。
男子少年组的名次是：
第1名广州（五十四分）、第2名上海（三十八分）、第3名天津（三十四分）、第4名福州（二十四分）、第5名南宁（十七分）、第6名湛江（六分）。
女子少年组的名次是第1名广州（六十八分）、第2名上海（五十二分）、第3名北京（十七分）、第4名厦门（十三分）、第5名南宁（八分）、第6名旅大（七分）。

“八一”篮球队五次传捷音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8日电
在罗马尼亚已经四战四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篮球队，27日第5次获得了胜利。
“八一”队在这天同萨土马勒城篮球代表队进行的比赛中，以一百二十五比五十战胜萨土马勒队。
“八一”篮球队的投篮命中率较高，投进次数占总投篮次数的70％。
比赛始终是在极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国运动员的良好的体育道德和优秀的技术，得到了当地观众和新闻界的好评。
“八一”队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在29日在俄拉第亚城举行。

创全国游泳新纪录的少年运动员——唐宛桇
施毓忠
08月28日上午，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女子少年二百公尺自由泳决赛正在进行，一个皮肤黝黑、体格健美的小姑娘的游泳动作紧紧地吸引了观众。
她双手划水、两腿打水以及均匀的呼吸，一切都配合得那样正确和协调，使整个身体在水中形成了一个阻力极小的流线型飞快地前进着。
在到达终点时，她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六个运动员。
几分钟后，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少年运动员唐宛桇以三分二秒八的成绩打破了三分四秒六的女子二百公尺自由泳全国最高纪录。
数千观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唐宛桇的同伴也争先恐后地和她握手祝贺。
唐宛桇今年十五岁，是湛江第1中学学生。
她不仅身体好，而且学习成绩优良，是“三好”学生。
她在身体锻炼上是全面发展的，她的游泳好，田径运动成绩也很出色。
去年在湛江市运动会上，她对着高一公尺三十七公分的横竿一跃而过，获得了少年组女子跳高第1名。
十二岁的时候，她第1次穿上游泳衣走进游泳池。
那时候，她什么也不懂，只会在浅水中乱蹦乱跳。
学了一年多，虽然学会了一些游泳动作，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练习方法，姿势不正确，成绩非常差。
1956年05月，她进了广州市体委举办的少年业余游泳训练班。
在那里，她开始得到了正确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终于很快地掌握了游泳技术，成绩步步提高。
最初她的二百公尺自由泳的成绩是四分，四个月后，就提高到了三分二十四秒了。
成绩提高了，她并没有骄傲自满，仍然勤勤恳恳进行锻炼，今天终于创造了女子二百公尺自由泳全国最高纪录。
在这次运动会上，她一共获得了一百公尺和二百公尺自由泳，四百公尺自由泳接力和打破全国纪录等四个金质奖章。
面对这样的荣誉，她感到高兴，但并没有表现出骄傲情绪。
她对人们说：
“这些小小成绩，离国家的要求还差得远呢，我今后要更好地学习，为祖国创造更高的成绩。”
（附图片）

　十个国家青年代表离京去各地参观
据新华社28日讯
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来中国访问的各国青年代表，今天分批离开北京，去各地参观访问。
在今天下午，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和西非青年代表一行七人，离开北京去南京等地参观；
西德青年代表五人，去上海等地参观。
缅甸、尼泊尔、锡兰和印度青年代表一行六人，今天晚间离开北京，他们将到鞍山等地参观。
菲律宾青年代表三人也在今天早晨离开北京，他们将在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参观后回国。
另有印度青年代表五人已在27日离开北京，应邀去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他们将在越南访问后，继续来中国访问。
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青年代表共一百一十五人，已先后离开北京回国。
澳大利亚青年代表中，有四人继续在北京访问。

常香玉来京演出
由著名爱国艺人常香玉率领的河南豫剧院第1团已在8月22日来到北京，24、25日先为解放军演出，29日起将为首都观众公演半个月。
河南豫剧院是去年03月成立的，由常香玉任院长。
该院下设三个演出团。
这第1团是由原香玉剧社为基础组成的。
几年来，他们共整理出了三十多个剧目。
这次来京，他们将轮换演出其中十八个剧目。
常香玉的清亮圆润的歌喉和出色的表演艺术，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知。
这次，她除了同第1团全体演员一起演出“花木兰”、“拷红”等拿手好戏外，还将演出最近才挖掘整理出来的“桃花庵”、“大祭桩”等优秀剧目。
　（匀）

　惊险的“攻城计”
两军对垒，彼此设防，一方要攻克另一方，必有一场最剧烈的激战。
南斯拉夫的影片“攻城计”，就是在这样一个冲突的尖顶上展开它的剧情的。
1806年，塞尔维亚人组成了革命的军队，把土耳其侵略者围困在贝尔格莱德达六个月之久，相持不下。
塞尔维亚人要攻进城去，就必须找到城墙的缺口。
他们一批一批的派人进城去，但一个一个都不见下落。
就在这紧急关头，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出现了：
一个塞尔维亚革命军的战士，俘获了困守城中的土耳其大臣的女儿，和她发生了爱情，在她的带领下进了城，经历了无数艰险，终于找到了攻城的秘密通道。
这张影片有着严谨的布局，剧情的发展也是奥妙而且奇特的，能够紧紧地抓住观众。
更可贵的是，影片以惊险的样式刻划出了生龙活虎般的英雄人物。
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都激荡着对祖国和民族的爱，都具有忠贞不屈的气节。
（晓春）

抢到时间前面　抢到洪水前面
黑龙江四十万防汛大军和洪水战斗
中央防汛指挥部正从各地赶调大批物资积极支援
本报讯
黑龙江省各主要江河水位继续上涨，情况十分紧急。
全省已有近四十万防汛大军，日夜战斗在堤坝上。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人民正以坚定的信心，冒着风雨，进行加高培厚堤坝工程。
中共黑龙江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召开多次紧急会议，动员全省人民以战斗的姿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抢到时间前面，抢到洪水前面，确保哈尔滨和沿江城乡的安全，确保农田丰收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会议对加快防洪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加强防汛队伍的政治思想和物资供应工作都做了具体安排。
省委第1书记欧阳钦和省、市其它党、政负责人，冒雨视察堤防。
省委书记王一伦、副省长赵去非和部分部、厅长，亲赴肇源等地指挥战斗。
松花江即将到来的洪峰水位将超过1956年最高水位（一百二十点零六公尺）三十四公分。
今年洪水来得虽晚，却涨得凶猛。
由于松花江水势凶猛，肇源县三百多里长的大坝，已出现险工多处，有的地方已发生溃堤现象。
依兰县因牡丹江洪水急涨，有五个乡、四十四个屯、六千五百多公顷土地被淹。
因为抢救及时，未伤亡一人。
哈尔滨市松浦区大堤也有数处险工，经人民解放军驻哈部队和各机关干部、工人等冒雨抢修，始转危为安。
为战胜洪水，政府从各地调动了大批物资，支援松花江防汛斗争。
中央防汛指挥部从北京、天津、大连、沈阳等地调拨的二百八十多万条草袋、十多万根木杆和六万多斤粮食，正在向黑龙江省沿江各地火急运送。
黑龙江省全体人民正一面积极支援江堤工程，一面在内涝地区，想尽办法，抢救庄稼。
　（记者站）

林锦珠、唐宛桇创造两项全国游泳新纪录
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昨天结束
邓小平贺龙彭真等负责同志观看比赛
本报讯
1957年全国游泳、跳水锦标比赛已于昨日结束。
这次比赛历时四天，有二十个省、市和解放军等共二十一个单位的三百多名运动员和十六个城市一百九十多名少年运动员参加。
在上午举行的女子少年组二百公尺自由泳决赛中，广州市十五岁的少年运动员唐宛桇出乎意外地以三分二秒八的成绩打破了赵溱保持的三分四秒六的全国最高纪录。
唐宛桇是在这次比赛中继林锦珠之后唯一打破全国纪录的运动员。
这次比赛中，穆祥雄虽取得了二百公尺蛙泳第1名，但他的成绩是二分四十七秒二，比他在莫斯科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的二分四十三秒五的成绩差了三秒七。
解放以来第1次举行的男子甲组十公尺跳台跳水比赛昨日的成绩非常出色，前三名都被广东省运动员夺去，他们的成绩都超过了一级运动员的标准（一百十五分）。
第1名黎斌振的成绩是一百二十四点五十七分、第2名陈国能的成绩是一百二十点八十三分、第3名梁伯熙的成绩是一百十八点四分。
当他们在十公尺高的跳台上表演了各种翻腾、转体的优美跳水动作时，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在所有比赛项目结束后，还举行了一项跳水表演。
由这次比赛中成绩最优秀的成人和少年男、女跳水运动员作了各种姿势和集体跳水的表演。
解放军队和上海队，还在比赛结束后举行了一场水球表演比赛。
下午，邓小平、贺龙、彭真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游泳和跳水比赛，彭真市长还将两枚金质奖章发给了这次比赛中打破全国纪录的林锦珠、唐宛桇。
昨天，约有五千多名观众观看了上、下午的游泳、跳水比赛。
（国安）（附图片）
1957年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中的集体跳水表演。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民主德国军事代表团09月初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28日讯
应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斯多夫上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定于9月初启程来我国作友好访问。

法经济代表团启程来华
　据新华社巴黎27日电
由法国共和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亨利·罗谢罗率领的经济代表团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巴黎经香港前往北京。
罗谢罗在奥利机场对新华社记者说，代表团的主要使命是到中国讨论技术问题，因为法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获得解决。
罗谢罗在1955年曾经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当时他们研究了中法两国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问题。
并且还同中国有关方面就这些问题签订了两项协定。
目前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研究中法两国进行经济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越剧“天雨花”上演
“天雨花”是越剧传统剧目之一，原采自“天雨花”弹词小说第11回中的一段。
内容描述深体民情的官吏左维明以他的智慧和巧妙的手段，平反了一桩冤狱。
这戏在过去曾流行于江、浙一带，南京市越剧团根据演员竺水招口述整理后，现在正在首都上演。
整理后的“天雨花”，初步做到了去芜存菁。
如将判案关键的“人头告状”改为左维明推理思索，这不仅使情节趋于合理，而且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
又如将“捉奸”、“杀妻”二场戏改作暗场处理，就纯净了舞台形象而无损于情节的曲折离奇。
特别是“对绣鞋”一场戏，演出时载歌载舞，优美动人，发挥了越剧的特长。
此外，戏中充分使用了打击乐，并且选择了很久未用的绍兴高调、三五七调、伶伶调，使越剧乐曲新颖多采。
但是，这个戏的情节还比较松弛，也有不够合理的地方。
南京市越剧团去年来京演出深受欢迎的“南冠草”“柳毅传书”等剧目，这次还将上演。
他们还改编了郭沫若的话剧“孔雀胆”，正在紧张地排演，准备首次在京演出。
　（杨欣）（附图片）
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在“大祭桩”一剧中饰黄桂英。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两笔粮食账的论战
单雄飞　邹光敬
最近，在湖南平江县三阳乡的长冲社，两派人物以两笔不同的粮食账，开展了一场大论战。
这个社的第1和第3两个生产队，自然条件和生活水平不同，有
“富村”“穷村”之分。
第1队三十五户中，有二十八户中农和富裕中农，生活一贯较好，称为“富村”；
第3队四十二户中，有三十五户是贫农，解放前生活特别苦，解放后生活虽然逐年改善，但还是没赶上第1队，所以叫做“穷村”。
这两个村（队），在很多问题上有争执。
比如：
在农业合作化时，“富村”指责“穷村”的农具耕牛少，不愿同办一个社；
在生产中，“穷村”指责“富村”出工迟、收工早、工效太低；
在交纳国家公粮时，“穷村”要快，“富村”要慢；
在出售余粮时“富村”要少，“穷村”要多；
等等。
最近，他们在粮食留量标准上又发生了争执。
08月初，工作组宣传今年国家将坚决执行“三定”和合理控制销量的粮食政策。
对国家的政策，有的坚决赞成，有的坚决反对。
议论纷纷，轰动一时。
就在这时候，“富村”有以郑晚成为首的十四户富裕户，用三天工夫算出来的一笔用粮账，送给工作组，并在社干部和群众中间宣传。
账是这样的：
年度　户数　人口　全年共用粮（斤）　每人平均量（斤）
1948　14　 49　32，929　672
1951　14　 50　35，000　700
1954　14　 48　30，960　645
1956　14　 51　28，407　557
他们在宣传这笔账的时候，抓住了两个“中心内容”：
一是“解放后生活逐年下降了，特别在合作化后更苦了”；
二是“五百二十斤留粮硬是不够吃；
祖宗几代以来，五百二十斤从没吃够了的”。
还说，去年前年名义上按“三定”标准留粮，但打了很多“埋伏”，实际用粮比留粮标准多。
因此有人叫嚷，“今年起码要留七百斤才够吃”。
这笔账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呼应。
有人虽不同意留七百斤，但提出了留五百五十斤、六百斤、六百五十斤等不同的标准。
这种空气一时占了上风。
社内应送交的三十三万斤征购粮，在送了十二万斤以后，不愿再送了，甚至提出了“只交公粮，不卖余粮，更不卖超产粮”的要求。
为什么有人要留这样多口粮？
究竟留粮五百二十斤够不够？
工作组的同志到第3队找贫农商量。
首先召开了二十二户贫农座谈会，把“富村”的用粮账告诉大家，要大家发表意见。
贫农李撮奇将自己去年用粮数算了一算。
他家六个人全年口粮和劳动奖励粮共分了三千零四十七斤。
一窝小猪和鸡、鸭大概吃掉六十来斤，人来客去吃了八十来斤，全家实际只吃二千九百斤左右，每人平均四百八十三斤；
吃到接新谷，并不少粮。
接着，黄柏松、蔡梦周等十多户都算了账，每人用粮从来没有超过五百斤。
黄柏松回忆，解放前靠佃田吃饭的时候，每人每年还合不到三百斤粮，大家都感到“富村”的账不对头。
于是有人提议：
我们也算几年的账同他们比一比，让大家来鉴定，看看谁是谁非。
他们的用粮账是这样的：
年度　户数　人口　全年实用粮（斤）　每人平均量（斤）
1948 　22　 91 　29570　325
1951 　22　 94　 42300　459
1954　 22　 103　50368　489
1956　 22　 106　53210　502
他们也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
一是解放前生活很苦，挨冻挨饿，解放后逐年提高，现在吃的穿的不愁了；
二是“常将有日思无日”，只要节约用粮，五百二十斤足够了。
两种不同的人算出了两笔不同的账，针锋相对，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谁是谁非的辩论。
来自“富户”的言论是，“贫农是傻瓜，吃饭不好，要吃苗（当地的主要杂粮）”。
“穷户”反驳说：
“脚踏楼梯步步高，要一步登天是不行的，过现在的饱日子，也要想想过去的饿日子。”
“富户”说：
“我们的粮食比过去少了，硬是吃不过瘾。”
“穷户”反驳：
“你们过去吃多了，叫很多人挨饿；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够吃了，再过两三年大家都可以吃你们过去那么多粮食了。
现在我们吃得饱，你们为什么会不够吃呢？”
“富户”说：
“我们自己种的粮食，为什么不可以多吃点呢？”
“穷户”的答复是：
“过去也是我们自己种的粮食，可是自己只吃二三成；
现在自己吃了七、八成，这不合理吗？
再说，国家征购粮食，又是为了谁呢？”
“富户”没有话说了。
熟悉富裕中农陈督生家庭情况的贫农黄柏松揭穿了陈家的秘密：
去年他家用三百斤粮食喂猪，一百七十斤喂鸡鸭，还用二百一十斤做果子米面。
他家只吃大米不吃杂粮，却经常要求政府补销粮食。
在事实面前，陈督生低头认输了。
据二十多户社员揭发，原来这十四户“富户”的用粮账中，去年一年就浪费了七千一百多斤粮食。
现在，“富村”的用粮账被全体社员否认了；
“穷村”的用粮账，铭刻大家心间。
最后，一致通过“坚决完成三十三万斤征购任务，并多卖五万斤超产粮给国家”的决议，结束了这场论战。

依靠贫农　团结中农
办合作社，依靠谁？
广东省饶平县樟溪乡党委书记　魏景再
一股歪风引起混乱
近来龙光社干部谈到如何开展夏种生产，力争晚造大丰收的时候就感到头痛，觉得社里最近一个时期邪气上升，难以领导。
对劳动报酬较高的割稻工作，大伙便争着做；
一转到做旱园工作，不少人便假装有病，出勤率不到60％。
谷子还没有卖出，每天中午便至少有二十人挤到会计房中嚷着要支钱。
社员张正得，人家告诉他社里眼下无钱可支，他说：
“有钱无钱问题不大，去骂几句出出气也好。”
有的人支不到钱，竟然露出威胁口气。
社员欠国家贷款一千三百多元，催了几夜，只有一些人愿意归还一百多元。
在社员中还出现不要干部领导生产的偏向，对那些检查生产情况的干部冷言冷语。
社主任、会计等干部看见这些情况，心中苦闷，说要辞职。
为什么产生这些问题呢？
是不是生产搞不好，社员过不了生活呢？
不是的。
这个社今年收入有增加，通过夏季预分，三十二户超支户欠款三百八十二元的问题都已解决。
社员每月口粮平均四十三斤，虽然比去年四十八斤少一些，但也超过该社历史上的平均水平，社干张俊强说：
“解放前龙光社的社员土地虽多，但割起谷来算自己的却不足两个月口粮。
到8、9月和12月，全村（即现在全社）有30％的人家便用纸筒买米（因每次只能买很少的米）。
现在平均吃四十三斤粮食，真是了不起。
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了，1953年发的布票只用去一半，1956年布票全部买完还嫌少。”
那么歪风邪气从何而来呢？
总的说来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1，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不全面，认为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便不用怎样去注意它，对于一些无理谩骂干部，谩骂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以及破坏合作化等谬论熟视无睹，不敢驳斥，放任自流。
有的干部甚至对合作化表示动摇。
第2，个别富裕中农社员自发倾向严重，生活要求过高。
第3，农村阶级界限模糊，敌我界限划不清，敌人和坏分子乘机活动。
如富裕户张跑有向群众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做到死还是给别人吃”，社里的劳动竞赛是“使狗相咬”，爱国买公债是“政府坏，老是想拿农民的钱”。
不纯分子张良才这次到社领口粮，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可以发瘟了”；
反革命家属沈春科到社的池塘洗澡，搞死三十多条鱼。
此外还有人散放反动谣言。
这些破坏性的言行，都没有受到批判。
组织贫苦农民的阶级队伍
根据以上情况，党支部和社委会认为必须发动贫苦农民，组成阶级队伍，与反社会主义现象作斗争。
只有打击这些歪风邪气，打击敌人叫嚣，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生产工作。
于是立即召开贫农、下中农会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便取得进行工作的依靠。
这次贫农和下中农会议，主要是通过回忆、对比、算细账，拿贫苦农民切身体会到的好处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会议上除了肯定贫农和下中农在历次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外，着重启发引导大家进行“四比一查”。
一比解放前国民党时期的国破民穷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说明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千万倍；
二比政治翻身，说明今天共产党领导贫农和下中农当家作主；
三比生产，说明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后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收入增加；
四比生活，说明现在生活比过去大大改善，口粮比过去多了。
一查是查发展生产巩固社的障碍，着重指出社内破坏合作社的严重现象。
通过四比一查，使贫苦农民认识到几年来农民在政治上，生产生活上都比过去好得多，认识到如果粮食不统购统销对农民是不利的。
同时查出了许多地主富农、反革命家属中的敌对分子破坏合作化，和富裕农民叫嚣想搞散社的事实；
还查出一些地主现在想抬头，以及一些农民立场不稳，失去警惕性等现象。
这些事实，给到会农民敲起了一次警钟。
贫农两进说：
“好得有开这个会，慢一些，地主要来讨回田地房屋了。”
通过这次教育，还使大家认识到贫农和下中农应该紧紧团结，继续保持坚强的阶级队伍，听共产党的话，对那些破坏生产破坏合作化的歪风邪气坚决展开斗争。
社干部在会上也检查了过去对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来办好社的党的阶级路线贯彻执行得不够好，并且有退坡松劲思想，今后，一定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
随即确定了进行说理批判的对象，具体研究说理批判问题，到会农民情绪高涨。
对反动言行进行说理批判
会后召开了社员大会，贯彻贫农和下中农会议精神，向群众进行再教育，扩大阶级队伍，并即在会上向不纯分子张良才、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富裕户张跑有面对面进行说理批判。
这次会议参加的群众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这一来，划清了是非界线，教育了到会群众，使这些散布谬论分子在群众面前低头认错。
正气上升，面貌一新
龙光社在打击了邪气之后，及时召开了干部会议和贫农、下中农会议进行总结，进一步巩固和壮大阶级队伍。
由于做了这一系列的工作，社里出现了新的面貌，突出的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1，生产积极性提高，出勤率从60％增到95％以上。
第2，向社支钱的人从每天二十多人减到五、六人，一时支不到钱的也能体谅社的困难而不吵闹，干群关系也密切起来了。
第3，社员积极归还银行贷款，一个晚上便报还贷款六百九十九元。
第4，干部劲头足，信心高，曾经公开提出辞职的社主任、会计、出纳等人表示要坚决干下去。
龙光社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虽然还是初步开展，但已取得不少效果，这说明要搞好农村工作，办好合作社，那就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坚持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

　制止农村中的投机行为
目前湖南湘阴县农村中有一部分投机分子，在寻找副业，生产自救的幌子下作投机买卖。
有的竟非法利用稻谷煮酒，有的贩卖棉布，有的贩卖木材，有的滥宰生猪。
如湘阴黄甲乡全民等农业社的投机分子因用稻谷煮酒造成了严重缺粮现象。
东塘汨罗两乡的棉布投机者，不下百人，仅东塘乡尚南、白水两社的布贩，就有五十余人，共计卖出的棉布，在一千匹左右。
织布的原料，除一部分是他们从合作部门套购的以外，大部分是利用农业社社员家中的旧棉絮。
据以上二社不完全统计，共毁掉棉絮一百七十床，棉衣三百六十多件。
冯正坤、冯竹楼、王一林等，为了追求暴利，竟不惜拆毁社员的房屋与祠堂贩卖木材。
尚南社曹植松等，大量抢购生猪宰杀，偷漏国税。
这些投机分子都是以各种非法手段偷漏税收，套购抢购，欺骗农民。
有的拿钱向社员套购粮食和放高利贷。
如投机分子冯竹楼，便在白水社向冯树清、冯胜初等七户社员，套购粮食六百余斤，冯平安以每元每月利息四角的高利贷，放给社员。
这些投机分子还纠合在一起破坏农业社。
如冯正坤由于专搞投机买卖没有从事劳动，在早中稻预分中，拿不回口粮，他便组织小集团闹退社，阻挠社内插晚稻。
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合作化的巩固。
因此，我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农村中的这些投机活动，以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李效

好好经营“自留地”
陈昭
许多农业社为了帮助社员解决养猪饲料问题，已经给社员增补了一部分自留地。
但是，增加了自留地，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较多的自留地是否真正帮助社员取得了更多的饲料？
自留地的使用是否完全得当？
社员经营自留地有什么困难？
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中共江西省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曾经检查过五个农业社自留地的使用情况，发现自留地的使用不尽合理；
还有部分土地被撩荒了。
例如，这个县的民乐、华光两个社和华南一社的一个队，共给社员增留了二百五十四亩多自留地，加上原有的自留地，共有三百六十六亩多。
在这些土地当中，水稻、杂粮和经济作物占去了相当大的面积，蔬菜和饲料作物占的面积并不很多，此外还有三十点二七亩的自留地荒在那里，没有及时种上。
原来这几个农业社在增补自留地的时候，不是根据各个社员的实际需要，没有顾及各个社的具体情况，而是机械地按耕地总数的5％的比例，按人口平均分配。
结果，有的户就种不了那么多的自留地。
这几个社对于自留地的挑选也不够合适，增补的自留地大部分都是水田，不适于种旱作物。
这些社在增补了自留地后，也没有帮助解决经营自留地所需的劳力、肥料、种籽等问题；
华南一社还不准社员在私人粪窖沤肥，打击了社员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
上面这些，都是自留地使用不尽合理和撩荒的原因。
据临川县委了解，没有合理使用自留地的不只是检查过的那几个社，而是普遍的现象。
其他地区和农业社也应当对此加以注意和检查。
合理使用自留地，看来是件小事情，但是这却直接关系着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如果农业社不能在搞好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帮助社员把自留地经营好，社员和社之间的矛盾就会增加，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再说，今年由于各地农业社中的社员自留地数量增加了不少，农业社集体经营的耕地就相对地减少了。
如果一个社的几百亩或者上千亩的自留地没有种好，不但是社员个人的损失，而且是整个农业生产上的损失。
各地县、乡领导机关和农业社，最好对社员自留地的使用情况作一次检查，帮助社员赶快把没有利用的自留地充分利用起来（如抢种晚秋作物和秋菜等）。
自留地分配不当的，应该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调剂，保证不荒废一分土地。
自留地的征购任务，也应该早向社员讲清楚，以便打消社员经营自留地的疑虑。
在田间管理非常紧张的季节，最容易发生社员自留地跟社内大片土地争工、争肥料的矛盾，这就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安排，既要保证把大片土地管理好，也要给社员留下一点管理自留地的时间；
既要保证大片土地有尽可能多的肥料，也要让社员有可能施上自留地所需要的肥料。
我们要努力争取农业社的大片土地和社员自留地一齐丰收！

市场巡礼
北京等六大城市
中秋月饼将上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六个城市，今年中秋节月饼供应量将达一千万斤。
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大约半斤，与去年不相上下。
为了让人们吃到美味可口的中秋月饼，各地副食品商业部门都早在一个月以前作了安排和布置。
有关单位拨给了粮食、油料、食糖专门制作月饼。
核桃仁、瓜子、莲子、芝麻、黑枣、青梅、红丝等做月饼的配料也提前准备就绪。
从8月中旬起，各地已经开始进行生产，上海自8月20日起，就对市场供应，其余各地都将于9月初大量供应。
今年各地生产的月饼质量不低于去年，花色品种保持传统的特殊风味。
上海生产的有京、苏、宁、粤、潮等各式月饼；
广州生产的有四十多种花色；
沈阳由去年两种增添为十多种。
同时，各地还增加一部分香酥可口的椒盐月饼供应人们需要。
　·朱有仁·
　砀山梨、萧县葡萄运销各地
徐州地区的名产“砀山梨”、“萧县葡萄”开始运销南北各地。
历年来，徐州地区的梨和葡萄，行销长江以南上海等各大城市。
今年“砀山梨”和“萧县葡萄”又获得了丰收。
为保证果农的产品全部及时的销售出去，徐州市蔬菜公司又打开了东北的销路。
本月中旬以来，每天有三万多斤葡萄和梨，销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地。
　·柏风·
河南打捞鱼虫子出口
河南省土产出口公司正在开封、许昌等地收购供应国外市场的鱼虫子。
鱼虫子是生长在静水坑中的小红虫，是金鱼的重要饲料，长期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都是畅销商品。
它的繁殖率很高，打捞过后，一两天内就又繁殖满了。
每年05月到9月是打捞季节。
把打捞出来的鱼虫子晒干就可以出口。
　·新华社·
一种要大力推广的鸡
山东寿光县慈伦乡大伦村的鸡，在全国闻名。
这种鸡个子特别大，每支约重七斤，抗疫力很强，性情温和，肉肥嫩，蛋特别大。
在我国这是一种稀有的鸡种，相传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过去，当地农民为了保持这种鸡的特权，从来不肯出售活鸡和鲜蛋，就是给嫁出门的姑娘送礼，都要把鸡蛋煮熟了。
这几年已经扩大配种。
城市服务部门决定要大力保护和推广这个鸡种。
　·穆青·
肥嫩的贵县莲藕
08月初，贵县的莲藕大量上市的时候，我到了种藕最多的三合乡。
三合乡有一百八十多亩藕塘。
根据社员们的估产，估计今年每亩藕塘能够产藕二千斤。
三合乡的莲藕质量很好，将它煮熟来吃，味美而脆，同时有越煮色泽越鲜红美观的特点。
莲藕是制造藕粉的原料。
三合乡的莲藕质地很坚，每十斤生藕可以制一斤纯粉，粉色光滑带红，味美爽口。
三合乡的莲藕销路很广，去年贵县贸易公司收购了一批运往香港和国内的武汉、梧州等城市。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这个乡的莲藕种植面将继续扩大。
　·朱艺·

战胜了干旱的威胁
晋南五百万亩棉花增产
新华社太原27日电
山西省晋南平原的农民，自8月中旬开始，纷纷下地采摘新棉。
据晋南、晋中地区农民反映：
今年全省五百多万亩棉花虽遭受了干旱的侵袭，但仍可比去年增产。
预计每亩可产皮棉三十五斤以上，比去年增产6％左右，其中有七十万亩大面积增产示范棉田的棉花，长得特别好。
曲沃、汾阳等县大面积增产棉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棉田可多收50％左右。
植棉模范曲耀离领导的解虞县国光农业社的一万多亩棉花，每亩可产皮棉六十多斤，有七百亩丰产棉田，每亩可产皮棉一百斤以上。

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广大农村气象一新生气勃勃
湖南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成为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
本报讯
记者高长任报道：
从8月初在湖南省农村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仅仅二十多天，就已经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
这个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首先推动了全省粮食预征预购工作。
各地农民在粮食问题大辩论中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分清了是非，用实际行动拥护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平江、醴陵、浏阳、宁乡四个县在8月20日前，都先后超额完成预征预购任务。
湘潭县在广大农民提高觉悟后，有四百多件粮食投机和隐瞒产量的事件被揭发出来。
目前全省粮食入库的进度由慢转快，到24日止，全省已完成预征预购任务30％多。
由于广大社员在运动中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农业社也进一步巩固了。
湘潭县金泉社原是个有一百三十七户社员的后进社，前一时期，在坏分子煽动下，有十八户社员准备退社，全社有30％的社员思想动摇。
现在，社员们从斗争中识破地主李家祥、富裕中农熊桂生等人企图从各方面破坏农业社的内幕后，原来要退社的不退社了，原来动摇的，现在坚定了。
这个社附近有九户单干农民，现在有三户农民申请入社。
其他地方类似的现象也不少。
由于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在粮食问题上又辩明了是非，最近各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邵阳县每天出工人数由原来每天的十八万人增加到二十四万人。
湘阴县大金社原来只计划种二百六十八亩晚秋作物，现在增加到三百五十亩。
在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秩序更加稳定。
讲怪话、讽刺、打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坏现象，已经绝迹。
很多农村工作干部在克服了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发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后，又信心百倍地领导群众，继续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现在，湖南省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正在深入、全面地向前发展。
各级党委都已深入下去，加强领导，运用这个强大的原动力，做好粮食、秋季生产、和巩固农业社的工作。
福建许多农民分清大是非保证把更多余粮卖给国家
本报讯
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题的大辩论正在福建省农村中蓬勃地开展。
许多地区通过辩论，分清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目前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不少地区对粮食黑市投机行为进行了“对谁有利？
对谁没利？”
的辩论。
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认为“粮食黑市是‘米老虎’还魂”，是发展资本主义，再让搞下去，统购统销就没保障，贫苦农民又要受剥削。
经过大辩论的地区，干部和群众积极把余粮卖给国家，许多地区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南平专区仅8月上旬卖给国家的粮食，就超过去年同期的30％。
云霄县边防社一百多个“弃农经商”的社员也回到社里，决心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不少地区农民还提出保证以不做投机生意，不隐瞒土地、产量，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广东生产和购粮进度加快退社户纷纷要求重新回社
本报讯
广东省的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已经转入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的大辩论。
目前，广东各地农村面貌已经呈现一片新气象：
邪气歪风被压倒了，正气抬头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退社、分社风波已基本平息，退社的人正纷纷要求重新回社。
如潮阳县石船乡春耕后垮掉的十三个社，现在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三十二户单干户也入了社。
农业社员出勤率普遍提高到90％至95％以上。
生产进度加快，全省在立秋后几天就基本上完成了插秧任务。
已经展开大辩论的地区，对部分富裕中农的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和行为，以具体生动的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罗定县镜西二社驳斥了富裕中农反对交公粮、卖余粮的只顾个人、不顾国家的思想后，两天内就完成了交公粮四万三千斤、卖余粮八千斤的任务。
过去，高要县广利区征购任务完成了九成后就停滞不前；
辩论以后，超额八千多斤完成了任务，估计还可以再入库十多万斤。
　（李咏璇）

粮食供应站和居民之间
沈阳市和平区遂川街第二粮食供应站，采用表扬台和访问居民家庭等办法，宣传节约粮食，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今年01月至8月中旬，50％的住户将一万二千余斤余粮粮票交回国家。
阚振声摄（新华社稿）（附图片）
上图：
遂川街第二粮食供应站设立了表扬台，表扬在节约粮食方面有办法、有成绩的住户。
表扬台建立后，节约粮食的数目，比建立前增加一倍左右（按季度计算）。
左图：
月月节约粮食的居民徐桂兰（右），在购粮时告诉供应站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月我家里又可以节约二十斤粮。”

肥城县打击麻商粮贩
　国家收购量增加
本报讯
山东肥城县坚决打击麻商、粮贩的违法活动后，粮麻的统购工作已日趋正常。
肥城是山东产麻的重点地区，过去由于商贩投机活动，使国家不能完成收购任务。
今年07月初，该县成立了以县长为首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并建立了八处市场交易管理所，具体负责取缔违法交易。
各个市场交易管理所在集市上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并组织群众查缉偷运活动。
近月来，共查获私运大麻、粮食的有二百九十起，计大麻三千六百多斤，粮食三千九百斤。
最近，有关部门根据群众的告发，依法逮捕了王传海、王乐炳等三个老投机商。
08月10日以来，全县大麻收购量，每天已达到二十万斤；
小麦收购在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和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后，收购量已近八百万斤，其他粮食价格也趋稳定。
目前还发现有些外地商贩通过当地关系人破坏市场，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取缔。

限制社员不务农业去经商的活动
目前我们这里不少农业社，苦于劳力不能统一使用。
如任丘县后李花村，耕地三千二百多亩。
去年因遭受严重灾害，只剩耕畜八十九头，损失了25％。
因此，只有对土地加劲操作，才能赶上往年的生产水平。
可是，有五十六名精力强壮的人常年不参加农业生产而出外经商。
骑自行车经商的十五人，其余是肩挑推车贩运。
加之供应粮价便宜，该村商贩王恩说：
“不下地，不上场，有钱一样把麦子向家扛！”
参加农业社劳动的，每天收入却很少。
因此，农民厌农的思想则日益上升。
有两个生产队，适合夏播的地有八十余亩，至今没有耕播；
有一块土豆地，自种上没有中耕过。
总之，对积肥、耕播、灭荒、除虫，他们都不是积极的。
这在我们这里还不是个别情况。
我建议上级对不遵守农业社劳动纪律、任意出外经商的人予以控制：
（1）增加税率，使他们一天所得不超过一般农业社的劳动日值；
（2）不发给他们购粮证；
如果发粮证，另定价钱，不与劳动农民购粮价相同。
我认为，对农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光讲民主的一面，还要加强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和经济上的管理。
放任自流，不加领导，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任丘县第5区　刘省三

向胡志明主席祝贺
我们又一次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满载着友谊归来、再度经过北京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主席从7月06日起程访问了亚洲和欧洲的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遍访了这些国家的首都，参观了这些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并分别和这些国家的党政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胡志明主席的这次访问，增进了越南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我们对胡主席这次访问所获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越南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在越南人民艰苦抗战的年月，在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的时期，各兄弟国家人民和越南人民，一贯地互相关怀、同情和支持，情同手足，亲如家人。
这次胡主席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元首的身份，亲自把越南建设北方和争取国家和平统一斗争的情况，告诉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并邀请各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这无疑地将会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团结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这次访问中，胡志明主席与兄弟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谈，充分表明越南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对目前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在一系列的会谈中，大家一致表示：
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发展彼此的友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援；
愿意共同努力争取实现苏联的裁军建议，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使用和试验。
各兄弟国家都一致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日内瓦协定的要求。
越南、朝鲜和德国目前都处于被人为地分裂的境况。
这种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使它们相互间更具有深刻的同情和了解。
在越朝和越德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分别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定，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以及企图把南越拉进马尼拉条约组织的阴谋活动；
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把新型武器运进南朝鲜，加剧朝鲜的紧张局势；
谴责了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原子战争的准备。
各有关国家一致认为，帝国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是越南、朝鲜和德国的统一的严重障碍，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各有关国家表示互相支持为了和平统一自己的国家所作的努力。
三年来，为了彻底实现日内瓦协定和促进和平统一的事业，越南民主共和国曾经作了巨大的努力，并多次向南越当局呼吁，要求共商实现普选和统一的大计。
今年06月08日和7月18日，范文同总理还相继写信给日内瓦会议的两位主席和吴庭艳，要求严格履行日内瓦协定，并建议召开协商会议，讨论自由普选问题。
但是，南越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却对这些建议和呼吁一概加以无理拒绝。
美国为了把南越变成它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公开支持吴庭艳集团分裂越南的各种活动。
美国用大量的美“援”和派遣军事人员等办法，来训练、武装和扩充南越的军队，还竭力促使南越政权同东南亚侵略集团联系起来，利用它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
美国这些行为，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
中国人民对胡志明主席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欢迎。
我们特别注意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线，越南的独立、和平、民主和统一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日内瓦协定签字国之一，中国人民对于吴庭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蓄意破坏越南和平统一感到愤慨，我们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最近再次提出的实现日内瓦协定的要求，坚决支持越南人民要求举行协商会议讨论通过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

在兄弟之邦
中南欧国家工人运动史即将出版
为纪念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中南欧兄弟国家的史学家们和苏联的史学家们将合作编写关于10月革命对中南欧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一书，并委托匈牙利党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这项工作。
1954年曾共同确定了编写计划：
苏联方面由马列学院编写有关列宁论述中南欧各国工人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有关文献。
各兄弟国家则分别编写10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1923年期间对本国工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现在匈牙利党史研究所已先后收到德、波、捷、罗、保、阿各国党史研究所（阿尔巴尼亚为历史和语言研究所）送来的稿件，共约有一千二百多页，将分上下两册出版。
现在已决定于本年09月在布达佩斯召集一次编辑会议，以便最后确定出版问题。
　捷工厂为中国赶制订货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约有一百个重型机器制造业工厂正在为中国赶制订货。
今年这些企业供给中国的产品将比去年增加68％。
这次输出到中国的主要项目是机器、发电站设备、人工肥料工厂及甘蔗制糖厂的设备，和其他等等。
　越南的大香蕉和大南瓜
北越建安省建瑞县万山乡农民丁庭余，最近收获了一串香蕉共一百八十三只，每只长的同样大小。
其中有一梳结有二十九只蕉子，每只都有二十五公分长，全重达十三公斤。
广治省永灵县永水乡农民阮文珍，收获了一只四十九公斤重的大南瓜。
瓜高七十公分，圆径达一公尺（见下图）。
（附图片）

　增进德波两国友好合作和了解
民主德国在波兰设文化中心
本报华沙28日电
民主德国文化和消息中心今天在华沙市中心一座装饰精美的建筑物里开幕。
这个中心的任务是加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这两个近邻国家的兄弟般友谊，经常向波兰人民介绍民主德国在技术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
此间观察：
这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合作和了解的一种新形式。
这个中心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和丰富的内容。
这里有电影音乐厅供放映民主德国的科学技术电影和举行德国作曲家和演奏家的音乐会之用，有会议厅，这里将有各种问题的报告会，已知的三个报告的内容是：
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阿克发彩色照相和怎样和癌作斗争。
此外中心并设立图书馆和阅览室。
这个中心的活动方式还有举办免费的德文教授班出售书籍和唱片等等。
据了解这种中心的设立是互惠的。
在柏林已经有波兰文化室，不久也将扩大到类似这样的中心。

朝鲜的舞蹈艺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宣传省艺术局局长　金承久
朝鲜的舞蹈艺术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
后汉书关于扶余时代（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记载：
“扶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酒歌舞名曰迎鼓。”
这说明了早在三千二百多年以前就有了民间创造的名曰
“迎鼓”的歌舞形式。
朝鲜舞蹈艺术的发展也和一切民族艺术的发展过程一样，是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同人民的生产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朝鲜最普遍的舞蹈艺术之一——农乐舞表现了农民对田野上的集体劳动和丰收的喜悦。
如陈寿的三国志东夷——朝鲜——传记载：
“以05月下种记，群众歌舞饮酒，昼夜无休；
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仰，牛足相应，郑奏有似铎舞；
10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这种舞蹈的时间和形式，同现代农乐舞相似。
描写狩猎时期生活的假面舞也流传到现代，为朝鲜民间舞蹈的重要传统，如咸镜南道北青自古以来就有的狮子舞，黄海道凤山地方的假面舞等。
源由于宗教仪式的宫中舞蹈和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的舞蹈也是朝鲜现代主要传统的舞蹈。
前者可以新罗时代所创造的处容舞为代表，这是新罗第49代王宪康王（公元八百七十五年——八百八十六年）和东海龙王之间的姻缘关系的传说；
后者可以新罗时代创造的剑舞为代表，这是当时的爱国者官昌进入百济，在王面前拔剑而舞，窥机刺死王的历史故事。
处容舞到李朝时代发展成为八十八人的大型群舞，它同以活泼、乐天的律动构成的农乐舞和动作变化多端的假面舞，都成为形成现代朝鲜舞蹈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被继承发展下来的。
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朝鲜舞蹈艺术，到李朝末期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凶暴统治下开始衰退下来，有着高度的民族古典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们，仿徨于街头和地方的集市上，不得不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这种情况到日本侵略者强占朝鲜时期尤为加深。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文化消灭政策，无论是有着阶级内容的或者是民族形式的，均濒于被消灭的命运。
但是，朝鲜民族艺术的这样悲惨情况，在解放以后，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在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文艺政策和各种措施下，伴随着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急速发展，在舞蹈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舞蹈艺术方面，创立了崔承喜舞蹈研究所、郑志树舞蹈研究所和古典艺术研究所，并聘请中央和各地方的民间艺人，以发现和整理古典艺术，特别着重推进发展民间舞蹈。
刚解放时，舞蹈部门的艺术指导者只有几人，而如今属于崔承喜舞蹈剧场、国立艺术剧场和国立民族艺术剧场以及十余所地方各艺术团体的舞蹈艺术指导者就有六百多名。
此外，国立舞蹈学校每年还培养出五十名新人，补充舞蹈艺术家的队伍。
由于这些新培养出来的舞蹈艺术家，各专业团体的成员和工厂、农村艺术小组的指导者以及各级学校的舞蹈教员的阵营，得以扩大。
崔承喜舞蹈剧场培养出了许多舞蹈艺术家，发掘和继承了我国的舞蹈遗产，创造性的运用先进舞蹈技术，不断地发展了我们的民族舞蹈。
例如：
我国的第1个舞剧“半夜月城曲”、“沙道城的故事”、“在晴朗的天空下”、“献给金日成将军之舞”、“冲破风浪”、“朝鲜的母亲”、“拍子和舞”、“优美的女人舞”等许多舞蹈小曲和短剧。
崔承喜舞蹈团在祖国战争的火焰中继续培养新人，扩大朝鲜舞蹈艺术工作者的队伍，并创作了短幕舞剧“朝鲜的母亲”“和平之歌”和其他许多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的演出加强了奋起捍卫祖国的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敌人的憎恨心。
在战后恢复重建时期，这个舞蹈团演出了新的舞剧和舞蹈。
例如“沙道城的故事”和“在晴朗的天空下”。
安圣姬是朝鲜优秀的年轻的舞蹈家，她在莫斯科舞蹈学校进修期间丰富了自己的才华。
她是在朝鲜舞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俄罗斯巴蕾舞的技巧，树立了自己的新的舞蹈体系。
她回国后表演的“吉卜赛舞”“宣誓”“剑舞”等受到了观众的良好评价。
郑志树舞蹈研究所在解放后培养了不少舞蹈家，并在朝鲜首次指导俄罗斯巴蕾舞的演出。
他所指导的国立艺术剧场舞蹈团创作和演出的巴蕾舞和歌剧“花鞋”、“鹰谷的人们”、“锦兰之月”中的舞蹈部分和“高地上的旗帜”等，是在朝鲜的现代舞蹈中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因为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文艺政策着重于挖掘和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摧残而衰退的优秀的民间舞蹈，所以农乐舞、凤山假面舞和狮子舞等都恢复了。
这些舞蹈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抑压，有不少的阶级内容曾经被削弱了。
目前，农乐舞在农村、各生产单位的文娱组和专业的艺术团体的活动中成为重要节目。
我国的舞蹈艺术工作者们在实现党关于发展民族舞蹈的政策的过程中，还挖掘出只依靠传说而传播下来的奇特的民间舞蹈，例如手拍舞和“顿道拉利舞”。
手拍舞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根据他的记忆，教给年轻的舞蹈家的，相传是李朝时代的士兵们在休息时间跳的讽刺封建官僚集团的舞蹈。
“顿道拉利舞”是过去在咸镜道长期流行的民间舞蹈，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人民由于生活困难而没有兴趣跳这个舞，它就停顿下来了。
解放后咸镜道的青年男女又开始跳起这个舞来，作为休息时的娱乐，现在舞蹈团体也把它当作重要的演出节目。
目前，我国的年青的舞蹈家、编舞家和导演们巡访各地发掘出各种优秀的民间舞蹈，并加以提炼和发展。
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民族艺术的政策是强调学习苏联和中国等先进文化艺术的。
舞剧“沙道城的故事”、“在晴朗的天空下”等和歌剧“花鞋”“锦兰之月”中的舞蹈部分是发挥了朝鲜民族舞蹈固有的传统和律动，同时吸收了苏联等其他国家人民的舞蹈技巧。
特别是，学习苏联的优秀的舞蹈艺术，对于发展我国的舞蹈艺术起了巨大的影响。
到苏联留学回来的舞蹈家表演的“天鹅舞”“青春”“我的鸽子”“天鹅之死”“眼泪的喷泉”等的场面也是有助于朝鲜民族舞蹈的丰富和发展的。
我国舞蹈艺术家还积极参加了舞蹈艺术的国际交流工作。
我国舞蹈团曾经一连五次参加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并在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了访问演出，这对于把我们的民族舞蹈广泛地介绍给这些国家人民和学习这些国家优秀的舞蹈艺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的舞蹈艺术工作者，根据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文艺政策，正在为继承和发展我们光辉的舞蹈传统和吸收其它国家先进的舞蹈技巧，以便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舞蹈艺术而努力。
（本报特约稿）（附图片）
民青盟员在休息时间总是喜欢歌舞

民主德国纺织品出口激增
据新华社柏林28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27日消息：
民主德国轻工业部部长费德曼说：
1955年以来，民主德国纺织品的出口数额已经增加到两倍。
纺织品出口货中包括人造丝、合成纤维和针织品等。

深夜延迟跳伞
苏联运动员创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讯：
苏联运动员27日在莫斯科创造了夜间集体延迟开伞跳伞世界新成绩。
26日深夜三点二十分，由世界纪录保持者、苏联运动健将尼基京（组长）等人组成的跳伞运动员组乘飞机飞到了一万四千公尺的高空。
他们从这里跳出飞机后，在深夜漆黑一片的条件下自由降落了一万三千多公尺才开伞。

苏联继续向荒地进军
　哈萨克斯坦今年将开荒百万公顷
本报莫斯科28日电
苏联继续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向荒地进军。
哈萨克斯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又开垦了九十万零九千公顷荒地。
其中十万公顷是在“饥饿草原”开垦的，在原来漫无人烟的荒原上出现了经营甜菜、葡萄、烟草的国营农场。
今年在哈萨克斯坦总共将开垦一百万公顷荒地。
新西伯利亚州最近几年开垦了一百多万公顷荒地。
去年新地交给国家近一亿普特谷物。
这个州的党和经济的积极分子会议，目前一致决定继续开荒，争取在两年内多交一倍的谷物给国家。
为了明年能增加收成，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开荒，要今年开垦一百万公顷以上荒地。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号召农业劳动者在最近两年内再开垦两万公顷荒地。

蒙古政府代表团抵南访问
铁托总统设宴招待贵宾
本报贝尔格莱德27日电
应南斯拉夫政府的邀请，以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于今晨到达贝尔格莱德作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迎的有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兰科维奇等人。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于当日接见了以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并且同蒙古贵宾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中午，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兰科维奇设午宴招待蒙古贵宾。
兰科维奇在宴会上致词说，合作并且交流我们两国的经验将有助于国际合作事业，有助于我们两国和全世界的进步。
泽登巴尔在宴会上致答词说，蒙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加强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总的目标的，它是我们两国所奉行的和平和友谊政策的结果。
当天下午，蒙古代表团到诺维萨特参观了农业展览会，晚间出席了铁托总统和夫人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正式宴会。

赫鲁晓夫畅谈苏联文艺方针
党的领导保证文学艺术的卓越成就
作家必须接受党的观点和政治路线
据新华社28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27日讯：
苏联最近出版的第12期“共产党人”杂志刊载了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关于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
发展文学艺术的主要方针是：
文艺应当始终同人民的生活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正确地反映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现实，明确而又令人信服地显示苏联人民的伟大的改革活动、他们高尚的理想和目标以及高贵的道德品质。
赫鲁晓夫又说，文学艺术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发动人民去为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而奋斗。
赫鲁晓夫曾先后在苏共中央今年05月13日举行的作家会议和5月19日的作家、艺术家、雕刻家、作曲家招待会以及7月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谈到文学艺术问题。
“共产党人”杂志以“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为标题发表了他这几次讲话的摘要。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的思想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理解、领会和正确阐明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实质。
文艺工作者应反映伟大的历史变革，创造新人物的真实形象
他说，目前所进行的经济管理机构的改组，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将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福利。
它还将引起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因为文化力量将分配得更加合理，经济区中心将更加迅速地成为文化中心。
但是，某些作家表现出不了解国家生活中的新变化，他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来正确地估价在迫切需要改进工业管理形式的现阶段中国民经济的情况。
他说，生活很快就会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他们错了。
赫鲁晓夫强调指出，文艺工作者还没有真正鲜明地反映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各共和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作家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劳动活动的联系将有助于作家克服对苏维埃人的陈旧看法，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性格、抱负和愿望，而在作品中创造出他们同时代人的真实而鲜明的形象。
不能把反对个人崇拜曲解为否定苏联的伟大成就
赫鲁晓夫接着指出，在剧烈的思想斗争中，苏联知识分子表明了自己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坚定的，并且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
但是，在他们中间，仍然有个别人在估计同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有关的一系列复杂的思想问题上表现出某些动摇。
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在他的晚年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他也对我们国家、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赫鲁晓夫随后谈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文学和艺术战线上的反映。
他说，在思想工作方面，批判个人崇拜和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已经在创作工作者中间，首先是在作家中间引起了深刻的感受和认真的思考，这是十分自然的。
他又说，在作家当中，最靠近党、靠近党中央，也就是说靠近斯大林的那些同志感受得特别深刻。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中肯地描述了党和人民的斗争和胜利。
在这些作品中，也常常看到斯大林同志的形象。
这些作品的作者作了好事，他们希望我们党好，他们同全体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当然，在许多场合下，在个人崇拜时期总的情势的影响下，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斯大林个人作了不客观的片面的描绘，过分夸大了他的功绩，而党的作用、人民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赫鲁晓夫说，在对个人崇拜展开批判的时期，有些作家认为，仿佛他们过去的全部创作工作都是不正确的。
在知识界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以前没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现在却开始污蔑和侮辱那些歌颂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的文学艺术工作者。
赫鲁晓夫指出，他们想出了并且广泛使用“粉饰太平的人”这样一种骂人的话，凡是真实地描写现实、描写人民创造性的劳动和他们的伟大胜利的人都被贴上这种标签。
作家的任务不是主要谈阴暗面，生活中好的一面是主要的
赫鲁晓夫说，在作家和艺术家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时失去了立场，迷失了方向，错误和歪曲地对待文学艺术的任务。
这些人企图把事情看作这样，好像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找缺点，主要是谈生活的阴暗面和不良现象，而不提所有好的东西。
然而，恰恰是生活中好的一面、新的进步的一面，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实践的主要方面。
赫鲁晓夫指出，共产党一贯支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作为一种建设的有效方法来运用它。
他说：
整个问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和抱着什么目的来进行批评。
我们揭露并且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消除我们道路上的这些障碍，为了更加巩固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的阵地，保证新的胜利和更快地前进。
而某些文学家在批评缺点的时候，表现得不懂得生活，没有具备必要的政治经验和不善于看到生活中主要的决定性的一面，他们抓住某些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混为一谈，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
赫鲁晓夫说，如像作家杜金采夫就陷入了这种不体面的处境。
他在那本目前国外反动势力正想利用来反对我们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的著作中有偏见地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并且从对我们不怀好意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
在杜金采夫的书中也有正确的写得有力的地方，但是，这本书的总方向根本是不正确的。
读者感到，这本书的作者对消除他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现的缺点并不关心，他是在故意渲染缺点，并对这些缺点表示幸灾乐祸的态度。
文学艺术作品中对反映实践采取这样态度就是企图歪曲现实和颠倒黑白的表现。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艺术家应站在党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
赫鲁晓夫说，不能对立地理解党性和人民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在于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致。
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政策组成了苏维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
因此，如果认为，在我们苏联的条件下不积极参加实现共产党的政策也可以服务于人民，那是极大的错误。
不接受党的观点和它的政治路线，就不能希望同人民一道并肩前进。
赫鲁晓夫继续说，在生活中，在现实中，除了积极的东西外，总是有消极的东西存在的，有时杂草同鲜花在一起生长。
在反映现实方面，一切取决于作者。
艺术家如果站在党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并且真诚地愿意帮助人民建设新社会，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那末，他就必定能够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找到足够良好的范例，并且能够反击消极的东西，支持积极的东西，用鲜明的色彩来真实地表现它。
如果作者不喜欢本国人民的成就，他就只会去发现败坏的、消极的东西，去挖垃圾坑，并且把这种东西冒充是生活中的特征。
赫鲁晓夫说，我们也反对那些描绘一些娇柔甜蜜的景象来侮辱我国人民的感情的人，因为我国人民是决不会接受，也不会容忍任何虚饰的。
苏联人反对像杜金采夫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这样实质上是污蔑性的作品，同时也反对像“难忘的1919年”或是“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些粉饰、谄媚的影片。
赫鲁晓夫继续说，遗憾的是，在文艺工作者中，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些“创作自由”的卫士，他们希望我们对那些歪曲苏维埃社会生活的作品不要过问，不要发表意见，不要提出原则性的估价，也不要进行批评。
原来这些人是厌恶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
他们有时是公开地反对这种领导，而更经常的是发表关于监督过多、创造性受到束缚等论调来掩盖自己的这种情绪和愿望。
赫鲁晓夫说，苏联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证实，党和国家的领导、它们对艺术创作和艺术家的关切，保证了文学艺术的卓越成就，繁荣了苏联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学艺术界应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列主义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赫鲁晓夫说，我们希望文学艺术方面的一切力量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让步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协调和团结起来。
为了团结，应当展开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样的批评可以帮助犯错误的人意识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站稳立场，提高创作积极性。
赫鲁晓夫接着批评了某些文学、艺术杂志和出版局没有注意到上述的不健康的有害倾向，也没有及时地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反击。
例如，“新世界”和“莫斯科文学”等杂志刊登了一些不应该刊登的歪曲现实的作品。
他强调说，报刊应该由最忠诚、最可靠、政治上坚定和忠实于我们事业的工作人员掌握。

从莫斯科来的“导弹”　方成

关于导弹的几个问题
问：
什么是导弹？
导弹是怎样飞行的？
导弹有哪几种？
答：
导弹又可以说是定向飞弹，是指一种有导向装置的飞弹。
它是一种自动飞行装置，可以由这个装置之外的操纵力或由建造在它里面的工具导向目标。
由于它是无人驾驶的，所以它可以飞进大气里，飞进大气外的空间，甚至在海底飞行。
导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火箭（包括导向装置）一部分是弹头（可以装置原子弹或氢弹）。
根据导弹飞行控制方式的不同可以把它分成下列四类：
第1类是导弹的控制仪器全部装在弹体内，它们的飞行不依靠导弹以外任何仪器的控制，完全按照预先定好的方向、速度、高度而自动飞行的。
在飞行途中，这种导弹也会自动地矫正本身的飞行位置。
第2类是在导弹上安装着无线电操纵的机件，由外面送入的电波来控制导弹飞行的。
第3类是根据目标的不同特征，例如利用飞机、船只、工厂发出来的热或声音以及由无线电台发射出来的电波等等使导弹自动对准目标而飞行的。
第4类是同时利用以上两、三种方式而指挥导弹的飞行的。
根据导弹的用途和使用方法的不同，导弹也可以大致分成下面的四类：
即地对地类，地对空类，空对空类和空对地类四种。
地对地类导弹是从地面或舰艇上发射，用来攻击地面或水上目标用的。
地对空类导弹也可以称为防空导弹，这种导弹是从地面上或舰艇上发射出来，用来攻击空中目标的防空武器。
空对空类导弹是由飞机携带和发射的，它能在天空中自动寻找目标把敌机或导弹打下来。
空对地类导弹是轰炸机用的导弹，这种导弹可以由无线电操纵飞行并能自动寻找地面或水面上的轰炸目标，有的还能在水下追踪潜水艇。
一般导弹的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音速的三、四倍以至更多些。
飞行高度也可以达到几十、几百公里。
按照导弹飞行的远近，导弹又可以分为短程、中程和远程多种。
问：
目前世界各国试制导弹的情况如何？
答：
除了苏联以外，美国和英国等也已经制成了导弹。
美国为了侵略目的，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把德国法西斯的火箭专家请去研究。
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为了发展导弹而花去的钱已达六十亿美元，美国虽然制成了一些导弹，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射成功洲际导弹。
在今年06月中旬美国曾试验发射一枚“阿特拉斯”式洲际导弹，但刚发射出去就因机件失灵而炸毁了。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年03月间曾说，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还需要一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使用阶段”。
当时美国配备给它的军队的只是一种短程的“下士式”导弹，最远射程仅有一百英里。
目前美国的
“斗牛士式”导弹射程较远，但也只有八百多公里。
问：
这次苏联试验成功的火箭有什么特点？
答：
苏联这次发射的是一枚超远程的、多级的、洲际弹道火箭。
导弹的射程远近不同，有的只能射一百公里以内，有的可以发射到九百公里。
最远的可以达到几千公里以至万公里，可以从一个洲发射到另一个洲去，因而叫洲际导弹。
苏联这次试验成功的火箭就是超远程的洲际导弹的一种。
试验时没有带弹头。
所以叫做火箭。
这种火箭飞行的途径成抛物线形状，所以叫它弹道火箭。
此外，由于射程极远，所以这枚火箭是多级的。
当它发射出去以后，等到第1级火箭的燃料烧完，而且达到它所需要的速度时，第1级的壳体就会和火箭自动脱离，而第2级的发动机又继续把火箭推向前进。
由此可见，苏联这次试验成功的火箭，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
如果装上核弹头之后，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射到世界上的任何目标，而且是不能防御的。
连西方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苏联这种导弹是“最后的”武器，是西方科学家致力以求的“最终目标”。
这就又一次证明了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苏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一贯坚持禁止原子武器和核武器。
苏联试验洲际导弹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国家的安全。
因此，这种强大的武器掌握在爱好和平的苏联手中，是世界和平的福音。
　（白）

军事恫吓和政治孤立双管齐下
美国加紧策划反叙利亚阴谋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8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正积极阴谋用军事恫吓和政治孤立双管齐下的措施来对付叙利亚。
08月27日晚上，美国海军部宣布，第6舰队正在地中海执行“练习任务”，它拒绝对舰队突然取消对法国港口的访问作任何解释。
但是，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却已透露，舰队所以打消原定访问法国计划，是因为接到了“新的训令”。
在这前一天，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曾经说，中东局势比一般预料的“更为危急”；
第6舰队除执行演习任务外，还能“担负分配给它的任何任务”。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27日同共和党国会领袖研究了叙利亚局势。
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在会谈后说，叙利亚“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据合众社报道，美国官员27日再次证实，美国正拉拢叙利亚的亲西方的邻国来向叙利亚施行压力。
同一天，国务院接见了伊朗驻美国大使阿米尼。
据说，阿米尼表示伊朗政府关心叙利亚局势，要求正在中东策划反叙利亚阴谋的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去“访问”德黑兰。
据贝鲁特消息：
美国副国务卿帮办汉德逊28日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乘飞机到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同黎巴嫩外交部长马利克举行会谈。
随后又会见黎巴嫩总理索勒哈。
汉德逊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同约旦国王、伊拉克国王以及土耳其总理就叙利亚局势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以后，在27日到安卡拉同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继续会谈。
据西方通讯社消息透露，汉德逊27日曾经同土耳其总理讨论了巴格达条约同约旦的关系，并且考虑了约旦参加这个条约的问题。
从伦敦传出的消息说，巴格达条约组织秘书长哈利迪27日开始跟英国官员会谈“防御”问题和叙利亚局势。
还有消息说，汉德逊也可能去伦敦一趟。
“纽约时报”指出，目前叙利亚的亲西方的邻国，像土耳其、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已在商议各种办法和措施”来建立对付叙利亚的“防疫线”。

　制造干涉叙利亚借口
美英造谣诽谤苏联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27日写道，美英帝国主义者在遭到惨败后，仍在慌忙地寻找公开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借口。
“真理报”指出，英国“每日快报”驻大马士革记者的报道就是厚颜无耻的捏造的例子。
这个记者“透露”，似乎“现在正有数千名俄国志愿人员从海上和空中来到”叙利亚。
“真理报”指出，美英帝国主义者利用谎言和诽谤苏联的方法掩饰自己对中近东各国人民的挑衅已经不是第1次了。
他们在“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时，就曾说谎。
他们现在又在说谎，企图强迫那些不愿把美国殖民主义枷锁套在自己头上的人民接受这个“主义”。
据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7日讯：
工党著名人士理查德·克罗斯曼在“每日镜报”上揭露了美国宣传机关硬说叙利亚“转向共产主义”的谰言。
他指出，美国这种宣传的目的不过是“要掩盖它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外交上所遭到的可耻的失败”。
克罗斯曼说，叙利亚曾经请求美国援助，但是“很少数量的美元却要附上一大堆政治条件，叙利亚为了要得到这一点美元就必需接受美国的保护”。
克罗斯曼指出，当叙利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却同意给予叙利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
作者说：
“要说明叙利亚政府为什么会接受俄国这种援助，根本谈不上什么倒向共产主义之类的胡说”。

　叙经济代表团前往苏联
新华社大马士革28日电
由叙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哈桑·基卜拉率领的叙利亚代表团8月27日上午离开大马士革前往莫斯科。
代表团将在那里讨论与确定最近同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的细节。

害怕工人掀起罢工浪潮
法国政府决定冻结物价
据新华社28日讯
巴黎消息：
法国财政部长盖伊阿27日晚间宣布，政府已经决定从当天起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冻结在8月15日的水平上，以克制由于法郎在实际上的贬值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战后法国历届政府中，只有比内政府在1952年曾经采取过这种措施。
盖伊阿说，冻结物价的决定适用于以前是自由定价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
其价格不在冻结之列的产品只有两种：
一是其原料受最近增收入20％的进口税影响的产品和钢制品，钢的价格最近已经上涨了0.5％至4％；
一是负有出口任务的产品。
同时，盖伊阿还宣布，政府已经决定把所有医药减价4％。
农产品的价格也作了某些调整，并且加以严格限制。
盖伊阿的限价计划曾经遭到法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和小企业主及店主的反对。
在同政府进行剧烈的争论以后，大企业主慑于物价上涨后必然发生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浪潮而对政府作了某些让步。

美国兀鹰和“小鸡”
美国策划颠覆叙利亚现政权的大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的议员们就纷纷埋怨美国政府在中东犯了严重错误。
08月20日，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参议院责骂美国政府说，由于去年冬季通过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结果，叙利亚的局势意味着“小鸡又回到老窝里去了”。
莫尔斯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不仅暴露了美国黑店里所制造出来的货色在中东兜售的情况不太美妙，而且也说明了美国对中东和叙利亚的种种打算和所作所为是见不得阳光的。
莫尔斯所指的“小鸡”就是叙利亚。
所谓“老窝”，是指叙利亚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立场。
大家知道，自从英法侵略埃及失败之后，美国这只兀鹰就披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漂亮羽毛，一直盘旋在中东的上空。
它叫嚣着所谓“国际共产主义威胁”，想以此吓倒中东国家，诱使它们放弃民族独立的坚定立场，改变它们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靠拢美国。
最后美国兀鹰就能用它的利爪轻而易举地捉住这些“小鸡”，把它们活活地吞食掉。
但是，美国兀鹰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中。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推行的结果，只是使得中东的坚持独立的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美国殖民者的狰狞面貌，认识到威胁中东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
早在今年01月，叙利亚政府就严正指出，对叙利亚的安全和独立并不存在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在阿拉伯国土上发生冲突的根源，以及对这个地区可能产生的侵略威胁，都是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
而美国颠覆叙利亚的阴谋，更使叙利亚坚定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因此，参议员莫尔斯惋惜地说，叙利亚这只“小鸡又回到老窝去了”。
照莫尔斯的意见，似乎美国要是不打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号，而是不动声色地偷偷干，也许倒能把叙利亚这只“小鸡”吃到嘴里。
可是，无论是莫尔斯或者杜勒斯，他们全都看错了。
叙利亚决不是美国侵略集团餐席上的一只可以随手掂来的“小鸡”。
它是阿拉伯世界里的一只骄傲的爱好自由的雄鹰。
让馋得发慌的美国兀鹰在中东的上空高叫和盘旋吧！
事实将会证明，在中东的风云里，谁将是矫健的胜利者！
（汝厚）

美国露骨干涉西德大选
想避免阿登纳被推下台
据新华社28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大选的竞选运动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美国当局对西德竞选运动的干涉已经愈来愈露骨。
据西德选举事务当局宣布，西德已经有十四个政党宣布要参加9月15日的西德联邦议院的选举。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无疑是各政党中的两个主要竞选对手。
德国共产党由于横遭波恩当局取缔而无法参加竞选，为了共同击败阿登纳的党，已经号召选民投票支持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
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对西德的竞选活动进行公开的干涉，企图使阿登纳再度连任西德总理。
不久以前发表的所谓美、英、法、西德关于德国问题的“柏林宣言”就是美国公开干涉的证明。
美国政府在西德联邦议院选举前夕突然声明，它在阿登纳的请求下将归还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没收的德国财产。
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十二年的漫长期间内，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要给阿登纳撑腰。
美国统治集团还打算直接干涉西德的竞选活动。
美国共和党的“选举专家”蓝普已经到达西德。
蓝普是资助美国共和党的银行家和艾森豪威尔竞选的组织者。
他是赶到西德去帮助阿登纳的党施展各种美国式竞选欺骗手法的。
西德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最近一再声明反对外国干涉西德大选。

美国黑幕
种族歧视在密士失必大学
美国“三角洲民主时报”最近报道，密士失必大学许多教授因为受不了种族主义者的“干扰”而辞去职务。
根据密士失必州的法律，这里的教授们一律要签署一种誓约，列举他们过去参加过和捐助过的机构的名称。
凡是拥护黑人和白人同校的教授们都遭到搜查、迫害和攻击。
有些州议员甚至要求大学的图书馆不得存放任何有关黑人的书籍。
许多学生成为特务，把一些有反对种族歧视嫌疑的人列入黑名单，并且，随时把他们的活动通知州议会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们。
大学生的知识
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四百名美国东部最著名的大学学生最近接受了一次常识测验。
结果只有三十七人能说出印度四个大城市孟买、加尔各答、德里和马德拉斯的名字；
只有七十六人知道印度是在1947年独立的。
儿童杀父
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年纪十岁的儿童阿莫特最近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
他在警察局中还泰然自若地说，他的父亲时常踢打他和他的兄弟们，他因此怀恨在心，决意杀死他。
这天有了机会，他跟踪他的父亲来到一个树林里，用步枪从背后打死了他的父亲。

　苏维约说不能忽视社会现实因素
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可以同共产党合作
据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据雅加达报纸今天报道，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8月26日在日惹发表谈话说，他认为国民党可以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合作，但是必须在“不损害国民党”的条件下进行合作。
苏维约说，有人指责国民党的上述态度是投机的，但是国民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国民党不能忽视社会中的“现实因素”。
苏维约说，国民党同意进行协商以解决地方问题，因为这是国民党所支持的内阁提出的意见。
他重申国民党仍然支持现内阁。
苏维约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沙尤提·默利到日惹去，是为了处理日惹国民党支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等两个党派就地方议会选举中进行合作而达成协议的问题。
这三个党派在日惹的组织曾经同意把分配议员席位以后剩余的尾数选票归并给尾数最大的政党。
但是国民党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曾经命令它的日惹支部取消这个协议。
苏维约在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民党中央命令日惹支部取消这项合作协议，“并不表示国民党绝对否定国共合作”。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已经在24日结束，这个重要的会议讨论了国民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合作问题。
会议结果没有公布。

苏联掌握洲际火箭震动了西方
　日本军事评论家认为苏联力量赶过美国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8日讯：
苏联试验洲际弹道火箭成功的消息震动了美国、英国和西欧大陆。
纽约所有晨报27日都刊载了塔斯社发表声明的消息。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华盛顿消息说：
“俄国制造洲际火箭成功比美国早这一事实，正在大大地改变着世界舞台上力量的对比。
自从1953年08月第1颗苏联氢弹爆炸以来，俄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现在对于这种带有氢弹的洲际弹道火箭还没有任何防御办法。”
“纽约时报”在关于塔斯社声明的报道中说，这项声明可能会促进伦敦的裁军谈判。
这家报纸的军事评论员鲍德温写道：
应该“严重地”看待塔斯社的声明。
他指出，“苏联在中程弹道导弹方面是有些走在美国的前面的”，“因此，苏联关于第1次试验成功洲际导弹的说法非常可能是真实的。”
田纳西州参议员戈尔认为，苏联制造出洲际弹道火箭的事实使得裁军协议成为更加必要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也有些国会议员借此机会鼓吹美国要加强军备计划。
伦敦多数中央级报纸27日晚版都拆版重排，以便把塔斯社关于这件事情的声明作为最重要的新闻刊出。
据报道，在27日举行会议的英国内阁讨论了塔斯社的声明。
大臣们和军事首脑们也就这个声明举行了一系列紧急的磋商。
英国著名科学问题评论员平彻尔在“每日快报”上写道，苏联在洲际火箭方面的成就是苏联科学研究工作大大超过美国和英国的一个证明。
他写道：
“无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在五年之内能制成洲际火箭以代替轰炸机”的希望。
巴黎各报27日也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塔斯社的声明。
同时各报特别强调了塔斯社声明的最后一部分，即：
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争取达成停止试验和禁止原子武器的协议。
西德各报摘要刊载了塔斯社的声明，但是，它们对于塔斯社声明中强调必须积极解决裁军问题这一段都只字不提。
西德“世界报”认为1957年08月26日是十二年以来在朝向最后的绝对武器竞赛中的一个历史性日子。
这个日子表明，现在人类不仅是在改组军备问题上，而且还在改变思想上有多么迫切的必要性。
在世界政治上，似乎这一事件不可能不成为新的倡议的推动力。
意大利的报纸也报道了塔斯社的声明，并且指出，苏联在制造洲际弹道火箭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
加拿大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也都报道了塔斯社的声明，许多报纸强调指出，在制造洲际火箭方面美国已远远落后于苏联。
另据东京消息：
日本军事评论家林克也8月27日就苏联试验洲际弹道火箭获得成功一事发表谈话说：
这件事在美苏力量对比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差别。
美国终于被苏联赶过去了。
林克也说，假定苏联制成的洲际弹道火箭的射程为八千公里，欧洲各城市不用说了，美国的纽约、费城也在射程以内。
他说，对于弹道火箭这一武器，一切都无能为力，用武器来防御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他认为日本“需要建立亚洲独立的和平区域”。

亚洲电影周迎各国代表团于北京
孙师毅
一一洲本是一家亲，此谊原来胜睦邻；
况复同心同一艺，云车万里见情真。
二国无大小人平等，面有黄黔影不殊。
试问前朝殖民者，还能轻视亚洲无？
三影人带得友情来，异域奇葩此地开：
片片高标民族感，百花之外见名栽。
四桴鼓销声客载途，亚洲影展德非孤。
九觞酣舞开银幕，万众欢呼会首都。

山区生产（木刻）　李桦

“幸运的石头”有毒素
苏方
07月号的“雨花”上戎之随所写的一篇寓言：
“幸运的石头”是含有毒素的。
文章全部字数不过短短数百；
但是字里行间，都充分透露出作者对于党和政府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的不满和仇恨，透露出作者向党开枪的狠心。
这篇寓言写的是森林中选举国王的故事。
作者为被选举者编造了这么一条必备条件：
“从生下来的第1天起，就没有犯过一点错儿”。
在这一条规定下，许多动物都落选了。
例如，老象似乎很膺众望，但是“对老象的历史进行审查”后，发现它有“残害生命的行为”；
猕猴因为鸣声凄厉，是“感情不够健康的表现”；
松树因为落下过一丛松叶，吓倒了小兔子；
总而言之，不管是谁，本来都是有着独具的“才能”的，只是因为历史不清楚，或者小有缺点而遭到摈弃；
而且其中有些缺点还是根本不成其为缺点的，这怎能不叫人为它们抱屈哩！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
作者的用心可谓深矣！
然而，作者的意图至此不是也就很清楚了吗？
他说来说去，目的不过想证明：
共产党“动不动就要查别人的历史”，共产党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等等而已！
而这些，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唱的论调吗？
戎之随也替森林国的选举安排了个结局。
那就是“既然动不动就免不了有错，有错就不能当选”，结果只能让不言不笑、一动不动的石头当了国王。
画龙点睛，这篇寓言的用意至此也就十分显豁了。
这就是说，事情都坏在人事制度，都坏在重视了干部的政治条件，以致“窃居高位”者，无非都是石头一样的无用之物。
请看，这是多么“形象”而又恶意的攻击！
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说法，其实也并不稀奇。
戎之随在这里不过是做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应声虫罢了。
所不同者，萧乾之流是明目张胆地谩骂我们的人事部门是“派出所”，而戎之随却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手段，借寓言之便而寄意于鸟兽虫鱼之间而已。

张云川的“诗意”
信民
1956年春节，张云川对他的朋友说，“我同爱人参加民盟晚会后，踏雪归来，此情此景，在解放前是富有诗意的。
可是现在一点儿没有，觉得走在马路上的不是我自己”。
右派分子张云川看不惯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新社会，看不惯一切新事物，是容易理解的。
谁想他竟然连除夕的雪也看不惯了。
莫非雪的颜色变了？
莫非雪也是解放前的好？
张云川说走在马路上的不是他自己。
这话倒也说对了。
走在马路上的，确确实实不是他自己，或者说，只是张云川的躯壳。
他的灵魂，根本上就没有离开那解放前“富有诗意”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王国。
在人民坐天下的年代，在沸腾的生活里涌现出无数诗篇的年代，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怎么会感到有“诗意”？
很显然，要使张云川对人民首都的雪夜感觉诗意，大约只有改朝换代，回到他们所热爱的反动时代去。
可是，人民的天下是不容动摇的。
还是让张云川的所谓诗意霉烂吧！

“我”的可怕
庄农
在“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
的短文里，曾把关于冯雪峰的答案暂且存疑。
当时曾预料这答案终究会有的，而且期望过冯雪峰主动地回答。
时间过了没有多久，这答案揭晓了（见8月27日人民日报）。
关于冯雪峰的答案读起来有着强烈腐朽气刺鼻。
但是对我们具有更普遍更重大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从中使我们窥见了“我”的可怕。
始终贯串在冯雪峰二十多年反党活动中的是一个“我”字。
全国解放后，他到北京见到丁玲的第1句话竟是：
“他们（指党）对我怎么样？
说些什么？”
因了“我”，他可以在人心振奋迎接解放的时候感到：
“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
因了“我”他可以在人们欢庆解放如醉如狂的几天中感到：
“老了十年”。
“我”字使冯雪峰上下大翻筋斗，从党的重要工作人员、长征的战士，一翻而为渺小卑怯的逃兵，再翻而为反党的恶棍。
“我”竟能使他狂妄到企图两脚升高，一只踏着党，一只踏着鲁迅，在人民面前成为金装的天神。
为了这，他甚至可以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拚着全部毁灭的危险，制造自己队伍内部的分裂。
为了“我”，他可在解放后人们集中全力于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同一小撮下流人物们勾结一起，成为腐蚀我们这社会的蛀虫。
“我”乎，“我”乎，竟是这样一只饱含毒液，噬人心灵的毒蛇。
人们要怎样对它善为戒备啊！
我并不主张绝对地取消“我”。
人类世界是由众多的“我”组合成的，倘使所有的“我”都消灭，集体主义也就变成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了。
但是，“我”和集体的关系，却是一个根本问题。
像冯雪峰这样的把“我”绝对化，抱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此来为人处事，“改造世界”，这是毒蛇。
它毒害社会，毒害集体事业，固不必说，但它也首先毒害弄蛇的本人，自今以往的历史，不就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正是为此身败名裂；
如今的许多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不就是患的这种毒蛇症。
相反，倘自觉“我”是集体中的一员，自觉“我”对集体的义务，并时刻准备去履行这义务，这是为集体造福的天使的“我”，这“我”是可爱的。
一个人为集体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包括生命），这是“我”应该怎样对待集体的正确表现。
私有制是滋生毒蛇的“我”的洞穴和草莽，在那时彻底消灭这种毒蛇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它倒落雾般地喷洒毒液，使很多人都沾染上了毒素。
现在我们堵塞了洞穴，铲平了草莽，彻底消灭这毒蛇已经成为可能的了（这当然不是一时就办到的）。
也正是这种时候，群蛇才齐起乱舞，拚命想打开洞穴，咬死打蛇人，以挽救自己的灭亡。
一切极端唯“我”主义的人，一齐都拚命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绝非偶然；
而不少的人曾为他们一度蒙蔽也绝非偶然的。
这还要人们一边打蛇，一边消毒才行。
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生观，同以集体为中心的人生观的对立，是当前资产阶级意识同工人阶级意识根本矛盾之一。
正确克服这种矛盾而前进，就是过社会主义关。
反之，身败名裂的结局就正在等待他们。
这是历史的安排，个人只能在两个中心间有所选择，却不可能扭转历史的安排。

“肃反即肃革”
俯拾世界上什么最聪明？
蠢驴，世界上什么最文雅？
野猪，世界上什么最笔直？
“新月”、CC，世界上什么最“革命”？
孙大雨！
你可知道大雨孙“革命”二十七年前就开始，从参加反动的“新月”、到勾通特务CC，并且把罗隆基的卖国计划、亲捧给魏德迈大使，但大雨孙的“革命”“功劳”解放后最高，一直辛辛苦苦的骂“共产党不能领导”，特别骂“肃反即肃革”“搞的一团糟”。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一些特务CC……共产党搞肃反当然罪大恶极！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特务CC，他当然要肃清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既然大雨孙把共产党定罪又肃清，人民专政当然垮台，章、罗、孙当然坐朝庭！
莫说只译一本书的莎士比亚“专家”没本领，一夜会议开出六十几个“反革命”姓名，……可是糟糕！
真苦主控告！
造时兄呀！
看看资本主义法律那条好，谢谢子展弟一伸一缩的头早担保，我呀，实在“病”的弱不禁风：
只“可以游泳”和赛跑。

青春永在
　——国产片“女篮五号”观后
丘扬
多彩的生活，时时带给我们许许多多新的兴奋和快乐。
我们常常经历着这样一种情境（近来是更多了起来）：
当我们围着收音机谛听着我们的球队和客队比赛，在经过无数次地焦灼和兴奋，终于传出了我队得胜，大家跳起来互相拥抱的时候；
当报纸刚刚送到，赫然登载着我们的运动员们打破或接近世界纪录，不等着邻人起来就去敲他的房门让他分享这快乐的时候；……我们总爱流着泪一次又一次地感到祖国的骄傲，由衷地感谢着运动健将们的创造！
这感情总是可贵的，但却不一定每人都会想到我们的运动员在以前曾经走过多么不平而辛酸的道路，今天他们除了共同的欢乐和兴奋又有着什么感喟！
影片“女篮五号”的好处之一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启示，所以有益，是在于它除了通过一段悲欢离合的情节告诉给我们一些很少为人知的具体心情而外，还告诉人们，生命的火焰是怎样不断地在燃烧着，是什么力量鼓舞着、帮助着已是鬓有银丝的中年人重获了青春的欢乐？
——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回春的魅力的生活！
这部片子，使我们重温了已经逐渐遗忘了的一些记忆，从而更使我们看来一片更为瑰丽奇伟的远景！
田振华，一个名震远东的体育冠军，旧时代里，为了生活不得不被当做“囤积的货物”般地，在一个职业球队里为资本家赚钱，只因为他不愿意辜负观众的期望昧良心去满足资本家的无耻要求：
把一场球赛硬输给帝国主义者，结果遭到了解雇、痛殴、并且被骗失去了相爱的未婚妻。
绝望中，他投身于革命队伍，党支持了他爱护祖国荣誉的愿望，也教育了他，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愿望，使他从个人奋斗的狭窄道路走向一个更宽广的理想：
“在世界运动会上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我们的国歌，让那怕是反对我们的人也好，你得站起来，你得在我们的国旗下面脱帽，你得考虑考虑，在你面前是一个拥有六万万人口的国家！”
在献身于这个理想的过程中，他严格地教育了年青一代，并且重逢了昔日的爱人林洁。
青年人接着他去完成这理想，同时在他已是中年的时候，再度在生命中出现了青春。
尽管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多么不爱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部影片却生动地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党领导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爪牙的统治，我们将永远摆脱不掉“东亚病夫”的讥笑，一切美好的愿望和青春的快乐也永远不能实现！
我不说这是一部体育片，正如生活是一个有着复杂联系的有机体一样，它揭示给我们的是一幅丰富而深刻的生活图景。
旧时代里，为什么爱情总是以悲剧做为结局，隔离开一对爱人的原因往往不在于挚爱着的双方，社会的原因总是起着决定的作用。
田振华在林洁父亲眼里是棵摇钱树，因之他可以容许他们相爱，一旦这棵摇钱树不听使唤的时候，他便收回了他的赐予，一系列的悲剧由之产生。
田振华不消说了，林洁嫁了个非人的丈夫，在女儿襁褓的时候就被迫雨夜出走，十多年后当她重逢田振华时，她曾感喟于青春已经过去，而他说这却正是开始。
是的，青春的定义不应完全是生理上的，而在于生命是否在有意义的、快乐的战斗着。
如同他们在年轻时社会曾剥夺了生命的意义（尽管那还是狭隘的）而使得变为空虚和痛苦一样，新的生命的快乐，真正青春的感觉也是社会所给予的。
不错，生理上，人总是要衰老的，但一直有个崇高的理想在指导自己的生活，把青年人领上自己未竟的路，让他们继续奔向更远大的目标时，我们说青春永在！
影片的情节处理极富人情味，丰满地再现了生活中许多细致复杂的感情，许多地方引出了观众的热泪，但整个情调不但不是哀伤，而且是昂扬和明朗的。
人们流泪是从有似我在文初所提及的那种为一种崇高巨大的事物而感动中来的，那是一种欢乐和健康的感情。
和影片题材的新颖一样，编导谢晋的艺术构思和摄影的技巧也具备同样的特点，而且严谨、洗炼，节奏的把握很流畅，有时，几个简单的景物特写便很聪明地传达了人物的复杂心情，看得出编导在掌握电影的语言上已有了新的成就。
刘琼（饰田振华）有风致而且有内涵的演技显示了他的才华，保持了他独有的风格，但显然较从前他的表演是更凝重了些，看得出来，和他扮演的人物一样，在中年又重获了新的演技的青春。
值得称道的是初上镜头的年轻女运动员们，她们质朴而有生命力的表演素质是构成全片明快格调的一个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