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08月28日
简编《打围》。
陆放翁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一出戏的评价，拿现代的道德态度去衡量它，去舍弃它，是对过去的作曲家的不尊重。一出戏的好坏，固然一看就知道，可能就在戏的结尾下了结论。像过去的戏，一定就是大团圆、金殿赐婚，一种八股（戏剧的）。《琵琶记》的作者没有落到这个八股文的窠臼中去。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当时的、身后的评价以及以后各种社会的评价都不同，因空间和时间就是一个物质的基础。
《琵琶记》又是南曲之祖，即昆曲之祖。调子的丰富，词句的优美，全剧组织的严密、对称，音乐的变化，实在是够我们研究的东西。在一个时代中（元末、清初）都允许百家争鸣，况且《琵琶记》一出，大家传诵。甚至于有戏剧的神话，“有‘糠和米一处飞’之句，几案上两烛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王世贞《艺苑详注》）。
“孝顺歌”（旦唱）：“糠和米，本是同倚依，却遭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是米啊，）米在他乡没处寻。（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人饥馁……”
焦循《剧说》引李中麓：“永嘉高明初编《琵琶记》时，坐高楼中，每夜秉二绛烛于前，诈云神助，以梦其传。”
是否在那个时候，就是蒙古人统治的末期，把中国的旧有道德发扬一下是必要的。南剧的抬头，对元曲的衰落，其中是有关系的。创业帝（洪武）盛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