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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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减少棉布供应。
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也联合发出了指示，要求全军节约棉布。
从当前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我们衷心拥护。

大家知道，国家为了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几年来作了巨大的努力。
棉布的产量比解放初期大大提高，广大人民穿的也比过去好得多。
但是，由于我国按人口平均耕地很少，棉田过分增加，就会影响粮食生产。
为了首先保证粮食完全够吃，就不可能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穿”的需要。
加上去年遭受灾害，棉花又减产，国家就不能不采取适当措施，减少全国人民的用布量，军人的用布自然也要随着减少。

国家对我们军队的用布，还是给了很大的照顾。
今年军官用布的供应量，虽然比过去规定的少了，但是比人民群众的供应量还要多。
士兵的服装全由公家发给，还规定每人供应三尺布。
军队的公用布也保证了一定的数量。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国家对我们十分爱护和关怀，说明广大人民宁愿自己苦些，也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军队。
我们应当感谢政府和人民的这番心意。

党从来教育我们要与人民同甘苦。
在全国人民用布还有困难的今天，我们一定要从各方面节约棉布。
每一个军人，都要把节约棉布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
特别是军官，不要认为这是“小事情”，但是就从这些吃和穿的“小事情”上，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作风如何。
我们刚过了建军节。
在这些日子里，许多人回忆了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穿上一件新的粗布衣，都不容易。
脚上穿草鞋，衣服打补钉，不但毫无怨言，而且以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为光荣。
现在这个传统继承了没有呢？
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保持了这种传统作风的。
他们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有可能逐步改善生活的条件下，还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少数老同志把过去的苦日子忘了，有些参加革命不久的同志，又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锻炼，因此，他们常常用很大的精力去讲究自己的生活。
也有少数同志，不注意教育自己的亲人勤俭持家，过分地讲究穿着和打扮，这不但不符合节约的要求，而且容易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来说，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用过去的生活比今天的生活，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品德要求自己，我们对国家少供应一点棉布，就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国家给我们规定的棉布供应量，到底够不够用呢？
我们说，只要精打细算，处处节约，是够用的，甚至还能有些节余。
今年我们已经在节约棉布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军需部门回收的破旧服装折合棉布三十四万匹，棉花有五百三十三万斤。
广大官兵响应节约号召，交回国家的布票达到几百万尺。
这是很大的成绩。
这说明军队节约棉布还有很大潜力。
全军这么多人，一人节约一尺布，就是很大的数目。
我们完全可能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为国家节约棉布。
这方面，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军需部门负有很大的责任。
公用布一定要严格掌握，不浪费一寸一分。
例如机关学校的桌布和窗帘，能不用就不用，能用旧的尽量用旧的。
统一掌握的士兵用布，也要尽力节约，用不完交回国家。
我们这样做了，就不但能为国家节约许多棉布，更能在部队中造成勤俭朴素的风气。

在支援国家建设上，军队从来是走在前面的。
我们相信，全军上下一定能与人民群众同甘苦，自觉自愿地为国家节约棉布。

作者：张耀琳/张九成/杨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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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全体职工，在被服生产过程中，积极响应节约棉布的号召，千方百计地为国家节约棉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已为国家节约棉布七万多匹。

该部所属被服工厂将积压在仓库里的大量残、次布，经过挑选、配色，做了杂装、兜布、帽里子等，据几个厂的统计，共利用了五万二千多匹。
过去染布的布引子大部分当废品卖掉，现在都加以利用，今年上半年就用了近八千匹，节省了大批好布。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厂职工都积极地为节约一寸布而努力。
他们改进裁剪技术、考料工作（对每件被服的计划用布量进行考核）和量布方法，节省了大批棉布。
201厂实验室的同志，根据每匹布长短不一和宽窄不同的特点，创造出一种“布幅对照表”。
这个表是按照最节约的方法，事先计算好什么号的衣服，用多长、多宽的布，才不浪费布边和布头。
这个厂从今年4月起按照这个表用布，每月节省布六万多方尺。
502厂实验室同志对用布经过反复考核，把可能节省的布都节省下来。
如平布夏常服第一次考核，能节省四十四方寸，第二次考核节省到六十三方寸，第三次考核，便节省到六十八方寸。
101厂裁剪车间划型工人傅良佐，组织工人成立“勘探队”，专在业余时间找样板浪费布的漏洞。
他们在一个月里找到了八处，光陆军夏常服的兜布一项，每板就节约二十方尺。
402厂被服技师刘绍昆研究出不同布幅用不同的方法排样板，每套衬衣可节约布五十方寸。
303厂工人在平布（把许多同等长度的布叠起，以便同时剪裁）的时候，把布幅窄一分或者有豁牙的地方，用布边垫上，平完布后，再把这些地方抽齐，剪裁的时候，就可不裁或少裁布边。
仅这一项，预计一年就可节省棉布九万三千多方尺。
（张耀琳、张九成、杨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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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从整风以来，各单位都注意了贯彻边整边改的方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凡是在本单位范围内能解决的，都得到了一些解决；
从而进一步密切了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团结。

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整风以来，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领导干部下连队的次数多了，和干部个别谈话多了。
如0197部队几位首长都下连队和士兵住在一起，了解问题，体验士兵生活。
0974部队参谋长发现个别单位在射击训练中存在弄假作弊现象后，便带领干部下去检查，并且亲自动手写通报。
0949部队首长为了更多地接近士兵群众，规定每周星期六上午为接待日，亲自到营和士兵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平均每次都接待了五、六人。

生活作风方面，0974部队副参谋长以上首长过去上下班，都是一人乘一辆小汽车，现在三四人共坐一辆车，节省了汽油三分之二；
过去首长到外地开会，往返都是坐汽车，现在除了将军仍坐小汽车外，大校以下首长改乘火车或公共汽车；
首长接送小孩，上街看电影、逛公园都不动用公家汽车了。
0910部队所属工兵团首长，过去到连队去也是坐小汽车，现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的都是走着去。
0948部队政委从7月份开始已自动放弃领取多子女补助金。

在上下关系方面，很多单位也有了改进。
如0974部队首长常和机关干部一起参加工间操，首长们还深入到干部宿舍问寒问暖。
和首长住在一个宿舍的一个参谋患病时，首长让自己的爱人亲自做面食给参谋送去，参谋很受感动。

各级首长都普遍地参加了体力劳动，有的单位还建立了帮厨制度，每周由首长带领机关干部轮流帮厨一次。

密切官兵关系

为扭转部队训练中过于紧张的状态，沈阳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已发出指示，在保证完成训练任务要求下，适当降低过去规定过高的射击优秀率。
各级领导对士兵的伙食、休息、生病、家属等问题，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使这些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受到了士兵普遍的欢迎。

9138部队以营为单位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清算了伙食账目，发现各单位都有节余（有一个支队节余三千元左右）。
0137部队三支队政委，为了研究改善士兵伙食，亲自在士兵食堂吃了一个礼拜的饭，由于他同大家一起想办法，使伙食很快得到了改善。
0211部队营教导员边占鳌在帮厨时，看到厨房地面湿，炊事员穿布鞋挑水不方便，就发动干部买胶鞋十五双送给炊事员。
各单位取消了对士兵的一些不合理规定。
如有的单位规定早上起床上厕所要排队，到食堂吃饭要走正步，饭后要整队回来，这些规定都取消了。
某炮校军官租片放映电影时，对士兵免费优待，洗澡半价，士兵鞋坏了，由物保部统一免费修理，并给执勤士兵解决了雨衣。
此外，各单位对回族士兵都作了照顾。
如0960部队的回族士兵分别集中到几个连，除生活上给以照顾外，并按回族习惯对回族一年的四个节日都给以放假。

主动照顾干部福利

调整了房子和营具。
各单位对房子都进行了调整，既照顾了干部实际需要，同时也适当照顾了级别。
0974部队采取了下列措施：如首长让出多余的房子，对一般干部住房不合理的进行了调整，动员家属（特别是非直系家属）回乡生产；
这样解决了一百八十三户的房子，还解决了三个连俱乐部的房子。
炮兵部队高炮基地副司令员李维贤同志和训练部王成斋部长在党委扩大会上自动提出要把多的房子让出来给大家住。
9197部队由后勤部长和政委负责调整了营具，将仓库多余的床头柜分配给干部使用。

改变了不适当的规定，取消了特殊性的照顾。
各级机关普遍取消了食堂划分校官与尉官的界限和专给校官端饭菜的规定。
炮兵部队把发给科以上干部带盖的茶杯收回公用。
某炮校取消了校官和教员门诊不排队的规定。
0974部队服务社理发室过去分为校官与尉官两个屋子，校官室人少很清闲，尉官室人多要排队，现在取消了这一规定。
工程兵部取消了借图书要缴两元押金的规定。
各单位普遍地把军人服务社营业时间作了调整，改在业余时间营业，并改善了服务态度。

对未婚军官的婚姻问题也作了适当的照顾。
有的单位允许军官利用休假回家找对象，并写信要求地方和兵役局给以协助和审查女方政治历史，合乎条件的即可在当地结婚。

进一步增强军民团结

为解决在住房和用地问题上的军民矛盾，沈阳部队各级党委和首长，曾多次研究，本着节省使用的原则，凡能退还的尽量退还给地方。
据统计，仅在今年1月至7月中旬，退给地方的公房有十万四千多平方公尺，退还民房一千三百多间。
沈阳空军部队缩小机场禁区，已退出一万九千多亩土地给农业社使用。
0210部队缩小禁区面积二万二千多平方公尺，缩小演习场地一百二十亩。
0135部队驻地，过去把海边一千五百公尺内划为禁区，不让打鱼，经渔民提出意见后，已把禁区缩小到一百公尺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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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于8月21日联合发出关于节约用布的指示。
指示说：由于棉田受灾减产，今年棉布供应很紧张。
但国家为了照顾军队的不同需要，决定在第四个计划供应年度内，仍供应军官每人三十尺。
士兵每人按三尺计算，由总后勤部掌握三分之二机动使用，团掌握三分之一作为零星修补之用。
公用布必须严格控制，机关设备用布如沙发套、窗帘、桌布等在第四个计划供应年度一律不换发新的，新建单位或新举办的事业必需用布，应尽可能利用旧的。
确实没有旧的可利用时，才准申请购买。
团掌握的士兵布票不准移作他用。

指示要求各单位要对官兵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官兵体谅国家暂时的困难，了解今年棉布供应量减少的原因，和国家对军队的照顾，发扬我军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自觉自愿地节约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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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军原某军军长、少将邱蔚同志，不幸于1957年8月19日十四时四十分，在青岛逝世。
享年四十四岁。
邱蔚同志的遗体现已运到北京，并于20日下午移灵嘉兴寺殡仪馆入殓。

邱蔚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已由聂荣臻元帅和罗瑞卿、肖克、甘泗淇、赖传珠、杨成武、朱良才、杨得志、杨勇等四十四位同志组成，并由聂荣臻元帅任主任。

治丧委员会已决定，8月22日十时在嘉兴寺殡仪馆举行公祭，十二时移灵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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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一生。

邱蔚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出身于赤贫家庭，曾当过裁缝工人，现年四十四岁。
他于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邱蔚同志参加革命军队的时候，年仅十六岁，在革命军队里，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纵队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副参谋长、军长等职。

邱蔚同志是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优秀干部。
他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参加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著名的1939年易县黄土岭战斗、1940年的百团大战、1947年的清风店围歼战、1953年朝鲜的夏季战役和金城反击战等。
在各个时期的残酷斗争中，邱蔚同志立场坚定，执行党的指示和上级的命令坚决果敢，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邱蔚同志三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懈，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热爱。
他虽然曾多次负伤，并积劳成疾，但仍竭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工作。
邱蔚同志这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作者：牛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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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裤不拼缝，省料又省工。
技术员李云和工人们一起研究怎样做不拼缝的衬裤。

衣服里子的某些部分可以利用旧布。
整理工段的工人们在熨烫回收的旧衣。
本报记者 牛嵩林摄

作者：周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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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铁道兵部队在修建包（头）兰（州）铁路北段工程中，精打细算，改善设计，初步计划给国家节约三百六十二万元的投资。

包兰铁路北段线路，原要跨越四大干渠。
根据技术大尉王崇玮、唐维纶的一项建议，把黄济和永济两渠改道，这样就可给国家节约三十六万多元。
根据工程师谢茂枢大尉削减六个站线铺轨长度的建议，给国家节约了二十二万多元。

各级技术人员对全线桥涵作了一次重点检查，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桥涵，压缩了一些桥涵的孔径和降低了一些桥梁的高度，就节约了二十一万元。
（周岷山）

作者：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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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后勤部第四预校最近揭发了把共青团支部变成反党阵地的团内右派分子管音绰、王崇芳的反党活动。

篡改团支部决议夺取墙报领导权

管音绰是预校训练处助理员、团支部委员，王崇芳是教员、团员。
鸣放一开始，团支部曾通过决议，积极支持团员和青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参加鸣放，并注意识别香花和毒草等。
管音绰利用团支委的地位，纠合了对党有不满情绪的团的副支书以及另一位姓刘的支委，会后篡改团支部决议。
他们在团小组会和大字报上，片面强调“无条件支持鸣放”，并散布谣言说：“军衔评得不合理，机关干部都提级了，就是教员（这个支部的团员中教员占多数）不提。”
煽动过去受过处分的团员说：“过去处分都错了，应该拿出来重新讨论。”
鸣放开始以后，管音绰又借口扩大墙报编委会，把右派分子王崇芳拉了进来。
王崇芳得意地说：“墙报的领导权到底让我们争来了。”
管音绰还指使支委刘××说：“墙报过去太没有意思了，应该改变方向，替‘群众’说话。”
攻击党的领导谩骂积极分子

管音绰和王崇芳对党特别仇视。
管音绰在看到报上发表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后，立刻用红墨水划上醒目的符号，到处向人推荐说，这是最好的“镇静剂”和“醒酒药”。
管音绰在座谈会上叫嚣：“学校里有黑暗，没有真理；
学校的各级领导都应该否定。”
他污蔑党员是唯唯诺诺的人，是保皇党员，骂“老干部有奴才性，大尉以上都教条主义化了”。
王崇芳在座谈会上也明目张胆地说：“发救济金是以党代政。
赵廉家庭是中农救济了；
我家是地主总要苦些吧！
为什么不救济？”
此外，管音绰和王崇芳还攻击肃反。
管音绰说：“预校肃反成绩是抽象的，错误是具体的，肃反处分决定全是错误的；
要求把所有处分决定都拿出来重新讨论。”
王崇芳便狂叫：“肃反时如果我有枪的话，我真要把校长枪毙掉。”
他们还嫌少数人对党攻击劲头不够大，恶意煽惑群众一起来攻击。
在一篇黑板报中，管音绰写道：“请多提提党的错误和缺点吧！
过去好话说得太多了，应当想办法使那些领导者清醒过来！”
他们还煽动某些党员说：“你们有顾虑不敢大胆鸣放，党内有潜在压力吧！”
并攻击党的发展对象说：“你们想入党，不敢提意见。”
恶意挑拨离间煽动学员请愿

5月初，驻地流行性感冒正在蔓延，当时领导上决定暂不换棉衣，以防感冒。
有些学员对此规定有意见，经过解释后，意见已经消除。
管音绰却利用这件事点火，在大字报上煽动说：“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不听下边意见，派人请愿倒是必要的，应该的。”
管音绰除了贴大字报外，还在学员中点火。
王崇芳还说：“如果爆发了匈牙利事件，我首先上街扛大旗。”
阴谋集体退团篡夺团支部领导

管音绰等右派分子，对党和共青团的攻击是诡计多端的。
他们在团员中散布毒素，削弱团员的组织观念，如“我觉得青年团没有意思”，“咱们团支部该解散了”，“入团前以为团了不起，入团后还不是那么回事。
入党也不过如此”等等。
他们还捏造谣言，打击团支部书记和另一位团支部委员（党员）。
他们自己却互相吹嘘，欺骗群众。
王崇芳在团员中说：“管音绰像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学校需要这样的人。”
待时机一到，他们更公开提出抛开团的组织。
他们鼓动大家说：“我们集体退团算了！”
管音绰还向大家说：“可惜我们部队没有民主党派，不然我就要参加。”
以管音绰为首的右派分子曾经一度欺骗和蒙蔽了不少团员。
在团支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研究鸣放时，会议竟被右派分子篡改为一次反党的会议。
他们讨论的内容是：（1）党员是不积极参加鸣放的“保皇党”、“保守派”，应给予尖锐的批判；
（2）整风不应该和风细雨，大字报越尖刻越好；
（3）青年团应站在民主党派的地位向党提出批评等等。
团支书任毅民予以严正驳斥，指出共青团组织不能破坏党和团的团结。
管音绰马上反驳，说党团之间有墙和沟，它是党造成的，为什么要团员来拆来填？
在管音绰的鼓动下，正确的意见竟遭到多数团员的反对。

尽管右派分子管音绰、王崇芳的反党活动猖狂一时，他们终于逃不脱群众反击的铁掌。
经过连日来各种形式的说理斗争，管音绰、王崇芳等人的反动本质完全暴露，反动言论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已完全陷于孤立并开始低头认罪。
一部分立场不稳、认识模糊的团员，也提高了觉悟，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崔林）

作者：黄梦韬王鑫赵乐义沈鸿观

最近，我们先后在9193部队军士教导营步兵连、9206部队三营九连、9170部队三营七连等三个连队，对家在农村的士兵的家庭生活作了调查。
士兵们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说明了农民的生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解放前大部分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我们直接、间接地调查了二百二十七名士兵。
这些士兵的家庭成分，都是贫、雇农和中农。
以军士教导营步兵连为例，全连八十二名士兵中，贫雇农六十人，中农二十二人。
这些同志对于在旧社会受的苦记忆犹新。
贫雇农出身的士兵的儿童时代，大部分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9206部队三营九连四班八个士兵中，有五个人过去吃过树皮、草根和糠，两个人在家要过饭，仅一人能够勉强得到温饱。
该连三班战士马二侯，是山西和顺县人，解放前一家八口，种地主的孬地十五亩，自己开荒地八亩，收的粮食大部分缴了租，一家生活无着，姐姐饿死，哥哥在上山挖野菜时被狼吃掉。
冬天，一家盖一条棉被，连门也不敢出。
9170部队三营七连战士蔡盈正，一家七口人，经常挨冻受饿，有一次母亲要到一碗饭，成了全家一天的口粮。
油盐不沾嘴，嘴里发苦味，只好讨几个辣椒来解解苦。
他父亲解放前穿的裤子补了几十块补钉，母亲一件破棉衣还穿了六年。

解放后绝大多数生活有了提高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二百二十七个士兵的家庭中，解放后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的有二百一十八个，占总人数的96.04％；
保持原来水平的八个，占3.52％；
下降的一个占0.44％。
在第一类家庭中包括了全部过去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和大部分中农。
贫雇农都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房子和农具。
如上面说到的马二侯的家庭，解放后不但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还分到一头耕牛以及被子、衣服，生活达到了自给自足的地步。
大部分中农由于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不受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盘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此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第二类家庭全是富裕中农。
第三类是军士教导营步兵连三班战士张清洲的家庭。
据他反映：生活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祖父年老，父亲生病，又增加了人口。

多数农户入社后比单干时生活好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二百二十七个士兵家庭中，入社后提高了生活水平的有一百五十四个，占总数的67.84％。
有的士兵家庭入社后生活水平每年都有较明显的提高。
如9170部队三营七连战士蔡盈正的家庭，1955年卖余粮二千多斤，1956年盖了三间新房。
9206部队三营九连战士王汉秋的家在湖北广济县，经常闹水灾，合作化前一年单干，只能卖五十斤余粮，1955年入社就卖五百斤余粮，到1956年增至一千斤。
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士兵家庭，入社后都添购了新衣。

入社后生活水平保持原状的士兵家庭有四十一个，占总数的18.06％。
从军士教导营步兵连属于这一类的十六个士兵家庭来看，其所以没有提高有三个原因：（一）小孩增加，劳动力减少，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十四家。
（二）发生了水、旱灾荒，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一家。
（三）主要劳动力生了病，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一家。
有的士兵家庭，如9206部队三营九连三班士兵吴照蓝，入社后家里先后死了二口人，由于受到政府和合作社的照顾，不但没有破产，仍保持了入社前的生活水平。
吴照蓝说：单干时碰到这种情况非破产不可，现在影响不大，全是合作化的好处。

入社后家庭生活水平稍有降低的家庭有三十二个，占总数14.1％。
据本人反映，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小孩）增多、劳动力少和受了自然灾害。
军士教导营步兵连有十一名士兵的家庭在合作化以后生活水平下降了。
其中有六家是因为增加了小孩、减少了劳动力而下降的，有一家是因为发生了水灾而下降的，有两家是因为主要劳动力死亡而下降的，有两家是因为有人生病不能生产而下降的。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数农民的生活是提高了，合作化是优越的。
合作化后某些农户的生活水平保持原状或稍有下降，是暂时的现象，而农民的分化和破产的现象却永远消灭了。

目前，农业社建立的时间还不很长，它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农村的面貌将不断地改变，农民的生活将不断地提高。

编者按：

在执行中，对于犯罪的坏分子和某些落后思想必须严格加以区别。
对那些思想落后的人不能迁就放任，必须认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以提高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一切驻在城市和乡村的部队，都要协助地方，对居民进行教育；
并且积极协助地方有关部门，参加反对盗窃、反对破坏公共秩序和其他犯罪活动的斗争，帮助地方安定社会秩序，肃清坏分子。

在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除了国外敌人派遣的特务和少数残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便成了我国城乡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
这些刑事犯罪分子，通常称为坏分子，他们跟反革命分子同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恨，同样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
对这样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坚决打击，直到完全肃清。
否则就不能够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严重的。
在坏分子的犯罪活动中，以盗窃案件的数量为最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例如，1956年11月间，盗窃犯俞云一次偷窃上海玻璃公司一万五千元。
去年12月16日，北京市捕获了一个刑满释放的骗子手，名叫庞泽民。
这个坏分子冒充人民解放军的上尉军官，跑遍了上海、北京等四十多个城市，进行诈骗活动五十多次，骗取财物值一万多元，并且诱奸了两个女学生。
坏分子强奸污辱妇女的案件，也令人不能容忍。
保定流氓王永学，从1955年到今年1月，先后奸污不满七周岁的幼女十四人，并且把其中的两人奸后杀害。
此外，坏分子杀害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也还有一定数量，值得严重警惕。
广大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民政府消灭这些坏分子，要求国家对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实行坚决无情的专政。
反之，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一味宽大，当办不办，当严办的不严办，那就等于鼓励坏分子作恶，那就必然使人民感到失望和不满，那就是政法机关玩忽了自己的职守。

过去几年来，我们的政法机关在历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清除了一大批坏分子，并且开展了打击流氓盗匪的群众性运动，使全国城乡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而且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
但是坏分子现在仍然不少，最近一年来在某些范围内他们的活动还很猖獗。
这是什么原故呢？

一个原因是：旧中国遗下的成群成堆的反革命分子、惯盗、惯窃、流氓，经过解放以后历年的打击，所剩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破坏活动是凶恶的，他们是若干大的案件的主犯。
有些罪犯恶习难改，在刑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而且他们还有意地教唆别人犯罪，特别是教唆少年儿童犯罪，使新的罪犯陆续地发生，对新社会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许多同志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忽视或放松了对工人、农民、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而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又没有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状况、政治形势、群众的思想状况。
许多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在我们国家，目前既然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那他们就必然会给某些群众以影响。
许多同志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们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个人享乐，可以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有一批新的刑事犯罪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
另外，许多经济单位、机关、学校麻痹大意，财物管理制度不严，也给了坏分子以活动的机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法部门的一部分同志，只看到刑事犯罪案件逐年减少，忽视了目前坏分子的活动仍然是相当严重的，没有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
更有许多同志把坏分子问题当作了人民内部问题，把坏分子当作了人民的一部分，对他们没有实行专政，而是错误地搬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致放松了对他们的打击，或者虽打击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对于怎样区别人民和敌人，还有许多糊涂思想。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指示。
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很明显，坏分子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破坏作用。
因此毛主席在同一报告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凡属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应该逮捕的一定要逮捕；
应该判罪的一定要判罪；
应该判重罪的一定要判重罪；
刑满释放后继续犯罪的，一定要再捕再判。
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必须纠正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的现象。
过去有些同志很怕混淆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很怕错捕，很怕错判，很怕重判，总之是很怕犯法。
我们当然应该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偶尔发生轻微的偷窃、贪污行为的人，或者占公家的、别人的小便宜的人，以及因为私人纠纷而打架斗殴并没有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必须同坏分子加以区别。
然而现在的问题并不发生在把人民当作了敌人，而是发生在把敌人当作了人民；
问题不在错捕、重判，而在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
这样就不能不助长坏分子的气焰，以致有些流氓竟然敢于打骂公安人员，以为“现在公安局整风，不敢整我们，可以大胆干”，甚至扬言“要打到他们不敢管我们”。
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克服政法部门某些同志的右倾思想。
应当让一切坏分子知道：政法部门确是要整风，首先要整掉对坏分子软弱无力的歪风，严厉地打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以便坚决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

为了打击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凡是坏分子活动比较严重的城市、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以及盗窃、流氓犯罪活动情况严重的厂矿、企业单位和农村，都应当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次或几次反对盗窃、反对破坏公共秩序和其他犯罪活动的群众斗争。
这个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我们知道，在各种坏分子中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而坏分子也往往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也往往发展成为反革命分子。
至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从它的后果来看，都是对反革命分子颠复活动的直接配合。
因此，打击坏分子，正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

打击坏分子的活动，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扫除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使群众对于它们的恶劣影响具有坚强的抵抗力，并且积极参加反对坏分子的斗争，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尤其需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反对坏分子的斗争中，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学校党委、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向职工、干部、青年、妇女、学生和农民进行教育，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腐化堕落行为，树立遵守法制、遵守公共秩序和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
以便在广大群众中，在青年中，进一步培养起新的道德风尚，杜绝坏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创造更加安定的社会秩序，使人民有更加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

作者：周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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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大为/李绪荫/高志祥

本报讯 总军械部科学研究所最近连续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郑克杰的反动言行。

郑克杰是科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参军以来一直坚持他早已形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经常在日记、笔记和书信中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党的各项政策，谩骂党和组织。

郑克杰对党和新中国恨之入骨，说新中国从1949年开国以来“一直不断发生怪事”，“问题很多”，“自由很少”，因此，“也应该有个匈牙利事件”。
他把人民群众对党、毛主席和新中国发出的由衷歌颂，看作是党在“用各色各样的方法粉饰”生活。
他竟把党说成是“统治者”和“恶魔”，说“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向习惯势力，向恶魔投降”。

郑克杰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以后已经停滞不前。
他说：“我的世界观是与共产党人有所区别的”，“唯心主义也可能是聪明的、美好的，而唯物主义者却可能是愚蠢的、丑陋的”。
他诬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说：“他们把人分成许许多多等级，你是上等，他是下等，在他们之间划了一条鸿沟。”
他号召：“酷爱自由的人们，唾弃那些统治者！”
郑克杰认为“一切战争都是不好的，不人道”，“如果你反对战争，就应当使枪炮毁灭，使那些军事工作人员全部失业”。
他把我们一面加强国防力量，一面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看作是互相矛盾的，进而诬蔑我们的“和平（政策）只是手段”。

整风开始后，郑克杰不听报告，不参加座谈会。
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亲自到该所召集知识分子开座谈会，郑拒绝参加。
但是他却借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机会（每周半天），一连几天不回机关。
据他说，这一期间在北大看大字报，“偶而”和北大右派分子谭天荣见过一面。
他说从谭天荣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意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郑克杰在会上，一面有意含混其词，掩盖他的反动言论本质，一面又为右派分子辩护，说：“大学生闹事是不是章伯钧等煽动起来的不清楚，许多闹事的学生还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哩！”
他拒绝参加参观北大、人民大学声讨右派分子葛佩琦、王德周大会后的座谈会，并公开说：“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不参加就是不参加，看你把我怎么办！”
郑克杰对组织和领导极端不满，他在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总军械部，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组织上接着又送他到军事工程学院去学习。
他把组织上对他的培养认为是使用不当，三番五次地要求中止学习。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于组织的信任，显然是落空了，以至于不得不走上‘匈牙利方式’的路途上去。”
当组织上把他调回该所工作时，他拒绝参加政治学习，后来又拒绝接受军衔，要求退伍，并声称：“我退伍，就是表示对党的政策的抗议。”
他拒绝接受教育，并以“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为词，威胁组织答应他的要求。
他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写道：“走，这是我的要求，在思想上急速向右转的时候，我这样做，对于培养我的人，对于统治者，对于我自己都有好处。”
郑克杰在交代他的反动言行时，态度极端恶劣。
在会上他有时一言不发，有时以流言蜚语非难别人，有时中途退出会场，有时在会上大拍桌子，在会后又以无赖手段威胁组织。
直到最近，郑克杰才开始在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面前低头，承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群众要他老老实实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刘大为、李绪荫、高志祥）

本报讯 我军外国语文学校于8月13、15两日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王振宇、刘琨的反动言行。

外国语文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首先批判了英文系副主任索天章等人的右派言论。
索天章在总政治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曾经提出“民主办校”、“以教授为主”等主张，他要求学校领导上交出招生、聘请教员和分配助教等权力。
大家在批判他的时候指出：索天章的主张，实际上是想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是想以“教授为主”来与党抗衡，使我们的学校走资产阶级的方向。
许多同志以党委领导学校的成绩，学校重视发扬民主、发挥高级知识分子力量的事实，证明党委是能够领导学校的，彻底批驳了索天章的谬论。
索天章还曾说过，“中国的民主，有些地方是做给人家看的”；
说“人民日报社论是教条”；
说“老干部讲话老是那一套，教条气味很浓”等等。
这些荒谬的言论，也受到了大家尖锐的驳斥。
索天章作了两次初步检讨，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表示要作进一步的检查。

右派分子王振宇参加过三青团，父亲是国民党员。
整风前后，他大肆向党攻击，说肃反缺点大于成绩，历次政治运动总是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
他认为“党天下”的说法并不反动，说“非党人士中有好的，谁行谁就来，否则就会产生宗派主义”。
他恶毒地说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人民群众不能决定他们的领导”。
他不满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说“任何党派不能有军队”。
他几乎咒骂了学校里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老同志。

右派分子刘琨曾经三次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与CC系有密切联系的反动人物。
解放后一贯耍两面派手法。
整风开始时，为了达到向党进攻而又不准党还手的目的，他恶毒地要求学校领导保证“不记账”、“不追查”等等。
他别有用心地对人说：“共产党人是少数。
别看知识分子是少数，一旦上了街是了不得的。”
他积极煽动别人向党攻击，说“提意见就是力量”。
在“鸣放”中别人说了正面的话，他就威胁说：“你要调查研究”；
他还专门记载别人对党不满的话，作为向党攻击的材料。

作者：宋群

驻海防前线某部，从6月中旬起，开始在小分队的战术训练中结合我军实战经验，进行关于“三三制”、“一点两面”战术的实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培养了士兵勇敢顽强、克服困难的战斗作风

以班进攻为例，过去不论处于甚么地形甚么条件，都是从冲击出发地跃出堑壕后开始，按一线式队形端枪挺身前进，通过通路口后，便是投弹，喊杀声，突破敌人第一道堑壕……。
班如此，排如此，连也如此，一直很少有变化。
这次他们的班进攻则结合驻地山区地形，首先增加了一个接敌运动，按不同地形及敌火情况，采取小组及单兵运动，隐蔽地进入冲击出发地。
区分任务作好冲击准备之后，即以火力掩护，派出爆破组炸开通路口。
全班再根据实际地形，按“三三制”队形冲击。
突破第一道堑壕后，以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动作攻打敌人的火力点。
这样就把我军过去的实战经验运用到训练中去了。

在以往战斗训练中，开辟通路口都是坦克冲开、炮火打开，或用工兵破坏，不需要步兵动手。
遇到火力支撑点，也往往是发出信号，请求炮火轰击；
如果炮火支援不上，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样就使士兵养成了一种依赖心理。
自从改变了这种情况后，就迫使班长和士兵动脑筋，想办法，在遇到没有坦克、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也要用自己的手中武器，采用爆破、突击、迂回、包围等战术手段消灭敌人。
正面上不去，就要想办法从侧面、从后方迂回上去。
这样就使士兵们通过训练，相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想出办法来消灭敌人。

训练手、脚，也要训练头脑，使士兵成为机智灵活的人

在某团我曾听到了一个三打火力点的故事。
五连九班王廷书小组担任消灭火力点的任务，由另一个班的机枪射手担任假设敌。
第一次，机枪射手在山坡上设置一个地堡，并在前方挖了枪眼，完全可以控制住正面。
王廷书小组隐蔽地运动到山脚下，稍一露头，作为火力点机枪的音响器就响了，小组不能前进。
怎么办呢？
王廷书等三个人研究后，决定留一个人继续在山脚下，从正面放空包弹麻痹“敌人”；
王廷书和另一个同志一起顺着右侧小沟隐蔽地接近，最后突然跃起消灭了火力点。
假设敌很不服气，要求再演习一次。
第二次，仍在原地形。
这次假设敌挖了三个枪眼，可以从三面了望。
他满以为“敌人”这次不可能运动上来了。
可是，王廷书小组在运动到山脚下后，换用菠萝叶子做伪装圈，顺着一丛丛波萝爬上了火力点，假设敌又输了。
第三次是这个班给来参观的干部作示范动作。
这次假设敌更警惕了，他修的火力点可以俯视控制三面地形情况。
王廷书小组运动到正面一道土棱后，人们只见三个伪装圈在那里移动，并且时而射击时而间断，很久很久不见前进。
参观的同志也认为小组的确是被敌火所阻，无法前进了。
可是，正在这时，王廷书却突然从火力点后面出现了。
原来土棱后边移动着的伪装圈有一个是假的，它骗过了假设敌，也骗过了那些参观的同志。

自从战术训练内容增加了我军作战经验的一些好的方法之后，像三打火力点这种机智灵活的故事是很多的。
有的在爆破技术上想点子，有的在利用地形运动姿势上想办法，大家都觉得现在练的不仅是手和脚，而且是头脑了。

开展军事民主，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班进攻战术演习后的评教评学。
大家对向敌人冲击的道路展开了争论。
一部分同志主张从正面顺着公路边的小沟横行到左侧小水沟，然后再冲上去消灭敌人火力点。
另一部分同志则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认为应绕过右侧居民点，从后侧迂回包围敌人。
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前者认为后者绕路远了，会影响进攻的速度；
后者认为前者从公路往左侧运动，是横过敌人正面，太不隐蔽。
最后班长带着全班到实地重新作了观察，经过再次讨论后，肯定了后者的运动道路较好，因为它比较隐蔽，虽然绕点路，但快步跑上去，也可达到迅速的目的。
通过讨论，大家再次熟悉了运动的原则：隐蔽、迅速。

参加了这次班的评教评学后，确实使人感到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开展军事民主的重要了。
过去，在实际训练中往往把许多动作都规定死了，照着做就是对，不照着做就不对。
像跳出堑壕，就一定要挖两个踏脚孔，并且左脚先上。
跳出堑壕后，规定标齐队形，六至八步间隔，错一点也不行。
因此，如果评的话，只能是说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评过几次以后，大家也就感到味道不大了。
可是，按照现在的办法，在同一地形上，可以有两种甚至三种运动办法，通过评论研究，看哪一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群众的积极性和智慧也就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了，使训练更加切合实际了。

作者：易华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右派分子攻击党的一支重要武器。
他们说：党不懂科学技术，不懂文学艺术，不懂新闻出版，不懂企业管理……，总之，是这也不懂，那也不行。
按照他们的逻辑，不懂就不能领导。
因此，他们就要求党退出学校，退出医院，……。
右派分子甚至狂妄到这种程度，公然提出要我们军队的老干部让位。
理由是：掌握现代武器，需要较高的科学知识水平，老干部文化太低，不行，应当让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来领导。

右派分子这支武器，到底是一种什么货色？
我们必须把它拆开来看一看！

（一）是不是外行？

真的我们党是什么也不懂吗？
真的连军事这一行，我们也不如他们吗？
这一点，右派先生们也未免太不自量了！

我们毫不讳言，我们懂得的东西还很有限。
我们还需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我们许多老干部文化程度低，也确实是一个需要弥补的缺陷。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
那就是我们党是从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开国以来，我们又搞了八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情况就说明：我们党不仅有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而且有领导群众运动、政权建设、经济工作和统一战线等等的丰富经验。
不仅有领导民主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而且也初步摸到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加上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有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这就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总结和运用已有的经验，而且能够比较迅速地学会新的知识。

右派先生们也许会说：你们搞军队、搞政权、搞群众运动都行，但是你们不懂科学技术、不懂文学艺术总是事实吧！
是的，谈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确实是懂得比较少。
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我们党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完全是外行。
事实上，不仅是近两年来已经有大批的作家、教授、医生、工程师……加入了我们党，就是在我们的老党员中间，也同样有许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是著名的作家、演员、大学教授。
我们负责领导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工作的党员，多数也是具有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和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的。
加上在我们党的周围，还团结了大量非党的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我们党的领导，给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这方面，我们还得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援助。
不看到这一切，就不能够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事业，正确地规定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例如知识分子政策，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并且能够采取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事业向前推进。
所以从总的方面、从基本上来看，党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领导，也不是什么“外行领导内行”。
当然，对个别单位、个别的人来说，“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二）即使真是外行能不能领导？

第一军医大学的右派分子李自然等，曾经借口党委书记和多数党委委员不懂医学来反对党的领导。
大鸣大放期间，我们部队许多文艺工作者，也曾经发表过“武化不能领导文化”的谬论。
他们的理由就是，军队的党委、政治机关及许多领导同志不懂文艺，因而就不能领导文艺工作。

军医大学的党委书记不懂医学行不行？
文工团的政委、主任没有当过演员，也不会写剧本，能不能领导文工团？

我看，完全可以领导。
这是因为：第一，党对学校的领导，政委、主任对文工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证党的政策、方针、任务的正确执行。
至于日常工作和专门业务中的问题，当然不能也不应该依靠党委书记、政委、主任去具体解决。
因此，对于党委书记、政委、主任最主要的要求，应当是认真研究党的政策，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包括某些主要业务工作的情况），绝不能也不应该要求他们精通每一项业务的专门知识。

第二，党的领导，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党委书记领导，而是要靠全体党委委员集体领导，更重要的是要靠领导与群众紧密结合。
换句话说，就是依靠群众路线，依靠广大党员和广大非党群众的集体智慧。
无数经验证明，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即使不具有某一项专门的业务知识，但他如果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他就一定能够做好工作。

第三，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习。
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学校。
三十年前，我们党并不懂战争，但是，我们终于学会了打仗，成了军事上的内行。
八年前，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比较生疏，现在就开始摸到一些门路了。
这一条经验，对于任何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同志也都是适用的。
只要有虚心学习的精神和坚持学习的毅力，我们就一定能在三年、五年或者是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学会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东西，由外行变成内行。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我们在业务上完全外行，我们仍然可以在政治上进行领导。
因为，我们有党的方针、政策做依据（这种方针、政策是完全切合实际的，是内行的），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加上我们愿意努力学习新的知识。
这样就有可能逐步克服外行领导内行的困难。

“不懂业务，就不能领导”这个论调，粗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仔细一想，实在非常荒谬。
事实上，如果要求一个领导者对他所领导的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都精通，要求领导者在专业知识方面比他所有的下级都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特别是在近代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情况下，如果要求一个大学校长精通全校各科系的专业知识，或者是要求一个医院院长既是内科专家，又是外科、耳鼻喉科……专家，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校长、院长是永远找不到的。
因为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专家。

（三）让位给谁？

我们在说明了“是不是外行”“外行能不能领导”这两个问题以后，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诬蔑党是“外行”，为什么要强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原来右派先生们的目的，就是要党“让位”，要党把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交出来。
“让位”给谁呢？
领导权交给谁呢？
毫无疑问，是要让给、交给钱伟长、储安平之类的“专家”、“内行”去领导。

现在，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右派先生们，是否确实是真正的“专家”、“内行”，我们只要问一声，你们这样处心积虑，阴谋向党争夺领导权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是为了使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还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你们所提出的科学纲领，你们所发动的电影问题的讨论，你们主办的文汇、光明两报，不是非常明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吗？
据我看，与其说你们是什么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等的“内行”、“专家”，倒不如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内行”，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专家”，更为确切一些。
假如真是让你们来领导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事业的话，你们不但不是什么“内行”、“专家”，而且必然会成为极端危险的破坏分子，成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

事情已经非常明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交给我们党的各级组织，交给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人们来领导，而不能交给那些所谓“内行”的右派先生们来领导。
共产党这个“位”，是绝对让不得的！

作者：林予

我刚从中缅边境一个遥远的山区回到省城昆明，还来不及掸去边疆雨季所加在我身上的泥泞，就被报纸上所揭露的右派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言谰语和丑恶罪行激忿得不可自制了。

到边疆去，是春天；
回到省城来，是夏天。
在这个不长的季节里，建设社会主义边疆的豪迈的步伐曾经无数次地震动着我的心弦。

无论是在一幢傣族妇人新盖的竹舍里，或是在一层景颇人新开垦的梯田上，或是在一座灯火辉煌的边城中，都曾促使我不由得回忆起早年的边疆。

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地记得起来1950年中缅边境的情景：人民解放军刚刚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边境，蒋介石的溃军刚刚滚出大陆，那时的边境还是充满着血与火的边境！
我曾亲自与我们的战士一道把自己节余的粮食送到一个即将饿毙的兄弟民族老妇人的锅灶里，我曾亲眼见到一个战士把自己剩下的一条军裤送去给一个因为没有裤子穿而羞于见人的景颇族妇人，我曾亲自随着我们的战士去帮助老乡们重新搭盖被蒋军烧毁的房子，……我曾亲眼见到一幅被国民党反动派蹂躏过后的哀鸿遍野的边疆景象！

而这番景象却正是右派分子所标榜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所带给边疆人民的所谓“平等”，所谓“自由”！
右派分子还丧心病狂地极力用各种各样的阴谋伎俩来否定解放后八年来党所领导的祖国建设的巨大成就，说什么“解放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边疆吧！

就在上述的同一边境地区，最近我访问了一个傣族农业生产合作社。
社的负责干部，不是别人，正是七年前接受战士们救济粮的妇人，她的名字叫牙相依。
像逢见了亲友那样，她用丰盛的午餐在自己崭新的竹舍里接待了我；
她满怀激情地和我谈到去年社里丰收的情景；
她领我进入内室，去看他们新制的衣被和家具；
她领着我到咖啡棚子里，去听傣族姑娘们一边种植咖啡一边高唱“金好（傣语：吃饭）莫忘共产党……”的歌声；
还在那黄昏的薄暮中，她带着激动的情感给我介绍了她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经过。
在另一次去到山区景颇族村寨的路上，我猛然被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干部喊住。
回过头来，我简直一点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女同志，只是惊奇于这个陌生的女干部为什么能喊得出我的名字来。
直到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才从她那剪短了的鬓发的边沿一块小小的伤疤上认出她来。
她的名字叫黄木介，原来是很多年前，我们部队住在他们景颇族村寨时，曾援救过的一位景颇族姑娘。
那时，她还只有十三四岁，因为逃避父母的逼婚和饥饿的威胁，常常跑到部队里来。
后来我们动员她参加了民族工作队，现在已经是地委组织部的一个干部了。
在这次的相遇中，她和我谈到了自己的变化，家乡的变化，她感谢共产党是她的再生父母！
……

像这样一些人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右派分子竟然不闻不睹，诬蔑为“人民生活没有提高”！
我不能不大声质问：右派野心家，是何居心？
是何用意？

作者：通信学院肖星

我是一个技术军官，参加革命已八年多了。
在整风运动中，起先我总认为自己政治上还开展，不会发生严重的立场错误。
事实上我夸大了自己进步的一面，在运动的第一个回合中，我便走错了路。

整风开始时，由于自己有些意见，也想鸣一下，就给政治部出版的“整风消息”写了一首讽刺诗，但是没有得到刊登，心中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拿了一个启事，向我征求意见，说要建议在教授会办一种以群众名义出版的油印刊物——“群众论坛”。
我积极支持，并且签名作为发起人之一。
我认为，“整风消息”是政治部出版的党委机关刊物，太严肃；
我们有了“论坛”，就可以用另一种大胆、生动、短小、泼辣的风格出现，和“整风消息”争鸣齐放，较量一个上下。
显然，我的错误看法，正和刊物倡议人的意见不谋而合。

逐个征求意见的结果，我们一共有二十八人赞成出刊物。
当即应倡议人的邀请，从中派出四个人去和各有关部门接洽出版工作，我也是代表之一。
很多首长曾接见了我们，但是终于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刊物没有办成。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有一些工人同志批评我们这种活动是分裂性活动，是忽视了党的领导。
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准备去向他们“解释”。
以后又有人画漫画批评我们，其中一幅是：在一张“群众论坛”上刊登着右派分子罗恩泽的“二十八条反党纲领”和另外一些毒草。
我看了这幅漫画，当时还一笑置之，认为右派分子罗恩泽虽然是“群众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他与我们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即使他在二十八条中有一条是支持我们的刊物吧，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刊物如果出版，决不致发展到反党的方向。
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无可检讨的。

反右派斗争更深入广泛开展起来了，右派分子的面目和一些散布右派言论的人被逐一揭露出来，这时我才大吃一惊。
本来我在签名参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这个刊物有哪些人参加，有哪些人支持，他们是什么样的政治面孔，对党抱有什么态度。
现在一看，原来除了右派分子罗恩泽以外，“家”（毒草）的作者右派分子游庆林也是发起人之一。
尤其是，和我一同被首长接见的四个代表中，竟有一个是自称“我是右派”的余培岳。
这样看来，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的刊物不会变质呢？
如果刊物出版，只能说，那恰好是给右派分子开辟了散布右派言论的园地。

清醒过来以后，我检查了自己当时的思想。
我当时对政治部门能否办好“整风消息”就表示怀疑，提出过“改进”的意见，并且根据自己的片面了解，得出“整风消息”已经失去“威信”的结论，又认为“整风消息”看着“不过瘾”，还在群众中散布过这些看法。
这样看来，工人批评我们，正说明了工人的觉悟比我们高，他们有着鲜明的坚定的立场，他们的批评是完全中肯而正确的。

我曾经认为，我不是有意拆“整风消息”的台，一个月来我给“整风消息”写过六篇稿子。
但是，事实是当我和右派分子一起搞“群众论坛”活动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打击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正迎合了右派分子的口味。
危险的是，我这样地和右派分子上了一条船，又一同向“前”行驶，自己还幼稚无知地认为没有作错。
现在我才觉察到，我在参与“群众论坛”的活动中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长期以来，我注意了提高业务，但是平时不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
今年入春以来，与整风运动同时，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已经掀起的时候，我还丝毫没有觉察。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我也没有认识到右派分子反动活动的严重性，对反击右派“不感兴趣”。
阶级斗争的概念在我头脑中十分淡薄，思想上基本上解除了武装。
这就使得我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了立场。

我失去立场的另一原因在于：我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还没有完全树立起在任何情况下信任党、依靠党的这个基本观点。
因此，当我对某些事情不满的时候，不但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依靠党来解决，而且还产生对立情绪，疏远党，以致逐渐和右派靠近，受右派影响，并且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盟友。

在这次所犯的错误中，我吸取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作为知识分子，我应该从政治上对自己作一番重新估计。
我愿意在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坚决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和同志们一道去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作者：陈其通陈亚丁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到现在虽然只有五个多月，但这五个多月可决非寻常。

党在这五个多月中，领导着一场巨大的、关系国家命运的、胜利的斗争。
这一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向我党的猖狂进攻，进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是一场决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五个多月中，我们过着紧张的政治生活。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接受着教育，经受着考验。
在一日千里、错综复杂的斗争生活中，虽然我们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有时甚至感到很吃力，但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是迈着正步跟上了战斗的队伍。

革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
对这样一条平凡的真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深刻的体验：

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的斗争，这一场关系国家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给了我们平常在书本上所不易得到的教育：一条是提高了阶级觉悟，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一条是认识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它同样也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实际经验证明了的。

过去，我们自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似乎也知道真理不怕别人反对，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却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过去，我们只是一般地懂得革命的人民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解决任何一个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心，就是建筑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无限忠诚的基础之上的，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透彻地懂得这个道理，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坚持群众路线。

因此，去年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右倾的思想观点和消极现象的时候，就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产生了怀疑，采取了与党的政策在方针上和方法上都是相违背的“怕放”和“独鸣”的错误观点，阻碍了鸣放。
同时，在解决某些文学艺术的具体问题上，也同样暴露出一些教条主义的理解。
作为共产党员来讲，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许多同志对我们所写的“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进行了正确的批评，指出了我们的主要错误是：一，对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文艺界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我们没有看到起主导作用的积极的现象，而把一些次要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
从而对党的鸣放政策产生了动摇；
二，我们所批评的那些消极现象，也并没有完全看准，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或者至少并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创作题材问题的提法、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讽刺作品的增多等，这些都不能笼统地说是消极现象；
三，对待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不是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采取说理的态度、辩论的方法来求得解决，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压服的方法，充分暴露了我们思想上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
我们完全接受这些正确的批评。

实践是考查每一个人的试金石，五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就证明了，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的错误。
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沾染了较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虚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正确的批评，努力学习，克服教条主义，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一个自我改造的任务；
另一个是积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一个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我们认为两个任务是一致的，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才能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比较好地完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坚决克服教条主义，这和资产阶级右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实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完全不同。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则是为了打倒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界线必须划得清清楚楚。

单就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就可以证明这一个论断。

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有千百条，但异曲同工，归纳起来不外几个主要的法宝，而这几个主要的法宝，又大都包着一层反教条主义的糖衣。

他们的第一个法宝叫“你不懂，让我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到处都把自己描绘成无所不懂、无所不能的天才，却把党和党在文艺事业方面的各级领导人员，都描绘成一群没有文化的、不学无术的、才能低劣的、顶多是只会背诵几句马克思主义，只会搞点政治的人。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他们怎样攻击部队的文艺工作。

谁都知道，我们革命的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革命的文艺队伍，是由许多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组成的。
由于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在我们人民军队中，从一开始就发展了文艺工作。
并且一直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的助手来看待的。
抗日战争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大批作家到了延安，到了敌后根据地，并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加了部队，在人民战争的火焰中受到了严峻的锻炼，他们写出了反映我国伟大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

但资产阶级右派却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的统治”，认为我们没有文艺，有的只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历史”，这样，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我们革命的文艺。

对部队文艺工作就攻击得更加厉害了。
资产阶级右派首先把人民的军队都看成是粗野的、没有文化的，好像我们革命军人的长处就是还能打仗，短处却是愚昧、没有文化。
因此，认为军队的特点就是与文艺不能相容的。
他们把部队中文艺工作者与政治机关领导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秀才与兵”的关系，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把部队政治机关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加军阀主义，叫做“用武化来领导文化”，“用带兵的方式”领导文艺。

这真是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人民军队和人民军队中的文艺工作的天大的诬蔑。

我们的军队是没有文化的军队么？
看怎么说，这中间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会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有文化的军队，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里有他们所爱好的美国式的“文化”；
另一种标准是我们人民的标准，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而且是敌视文化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军队所代表的腐朽的、反动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了的。
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才是最重视文化、最有文化、每天都在提高着文化素养的军队，这也同样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了的。
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人民军队的肆意诬蔑。

资产阶级右派之所以这样来恶毒地形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包括部队政治机关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不懂，让我来”，企图取而代之。
提出的口号和方法就是“把文艺交给文艺家领导”，“党委不能干涉业务”，“把领导业务的权力交给艺委会”，让文工团“自治”，领导上无权过问。
到底是把文艺交给什么样的文艺家呢？
当然不会是“教条主义”的“红色文艺家”，而是资产阶级右派所称赞的“真正的文艺家”，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文艺家”们，并由他们组成艺委会来代替党委的领导。

那些所谓“真正的文艺家”们到底有多大才能呢？
他们到底懂些什么呢？
我们都还熟悉我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他们所创造的只是些以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带有买办和封建色彩的文艺，即便其中过去有个别人确有才能，但他们的所谓“才能”由于没有和人民结合的原故，也很快就雕萎了。

他们的第二个法宝叫“一团糟，快下台”。

资产阶级右派为了证实共产党人确实无能，就拿出了这第二个法宝，既然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一团糟，毫无成就，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平庸的作品”，“没有戏的戏”，“70％以上赔钱的”电影，也没有培养出新的有才能的作家和新的有才能的艺术家；
既然全国解放以来，老作家没有写出新的作品来，新作家也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写不出“真正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来”；
既然一切所谓“坏事”都是由于党的领导造成的，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你们搞的一团糟，还不赶快下台等待何时”？

我们文艺事业的成就，是在党所领导下的千百人的创造和劳动，是人民的财富。
尽管我们有些缺点，尽管我们绝不满足，但我们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我们光荣而神圣的劳动的这种恶毒的描写么？
他们否定的不仅是党的领导，而且是整个的革命，全部革命作家、艺术家多少年的辛勤劳动。

他们的第三个法宝叫“要自由、要民主”。

资产阶级右派装做最主张“创作自由”的人，他们宣称“教条主义者们”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所以就非奋斗出个“自由”来不可。

在他们看来到底有哪些不“自由”呢？
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是第一个不“自由”，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第二个不“自由”，强调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是第三个不“自由”，不好的作品要受批评，毒草要被拔掉是第四个不“自由”，诸如此类等等。
总之一句话，文艺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放和鸣要有六条政治标准，在他们看来是最大的不“自由”。

其目的就是：要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加上个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反对掉，换上一个“自由”的原则，好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原则下，搞资产阶级文艺。

他们感到文艺工作有党的领导就不自由，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无限制的民主，他们厌恶集体生活，厌恶组织性、纪律性，企图使党所领导的统一的文艺队伍变成一盘散沙，借以发展小集团，达到搞“裴多菲俱乐部”的目的。

这三个法宝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所谓“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猖狂进攻的武器。

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我们是全心拥护的，用披上反教条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利用整风企图篡夺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权的阴谋，在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人民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不仅在用上述三个法宝向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了猖狂进攻，企图从思想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而且已经公然胆敢伸手，拉拢部队的作家和演员，企图里应外合从组织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例如：右派分子吴祖光就曾经企图拉拢部队的作家入他的伙，参加他的所谓“同人刊物”；
右派头子罗隆基直接指挥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文燕、戴涯竟敢到总政治部文工团来发展民盟盟员，并企图把话剧演员从部队中拉出去，去参加他们所谓“恢复中国旅行剧团”的罪恶计划。
虽然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但亦不能不引起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严重警惕。
我们要和全军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坚决斩断一切胆敢伸向部队文艺队伍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的黑手，巩固我们的文艺队伍。

8月10日

作者：立天
栏目：读者来信

军事学院广大教职员的反右派斗争情绪非常高涨，但仍有很少一部分同志表现得不够积极。
其中某教授会一位负责同志的态度显得更为突出。
在他工作的这个教授会里，非党教员宋宏祚在鸣放中，曾到处点火煽动。
在座谈会上，这个教员诬蔑说，“一切错误都是从党内来的”，“肃反把党员的优越性提高了，把我们当成垫脚石”。
他还说，“维护党的利益的人是崇拜组织，是宗派主义者、制造矛盾者”，“积极分子是抱大腿的”，等等。
这个教授会的预备党员汪宜楷，不仅进行反党活动，而且泄露党的秘密，公开叫嚣“教授会的党组织只能管思想，不要管业务”。
在座谈会上，这个预备党员还几乎把党支委、小组长一个个描绘成“小丑”。

当群众揭发宋宏祚的反党言行时，这位负责同志说，“揭发的不一定符合事实”，“发言空洞没有什么内容，只扣几个帽子”。
群众主张向宋宏祚展开斗争，他却袒护说：“不要押宝。”
群众向宋宏祚刚刚展开批判斗争，他就向主持会议者提意见改换批判对象。
汪宜楷在检讨时态度很不老实，群众很气愤。
这位负责同志不仅不组织群众继续展开斗争，反而对主持会议者说：“我听到有人反映不应该叫汪宜楷在大会上检讨。”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投入了反右派的斗争，这位负责同志却始终牵挂着他的休假日期，并把反右派斗争看成不过是“利用暑假搞搞思想工作”而已。
像这位负责同志，起码可以说是麻痹思想和温情主义太严重了，应该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同志，这种态度要不得，不要当了右派言行的防空洞！

新华社21日讯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在今天开幕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说，目前，工人阶级要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政党周围，同党一起领导和进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同时和党一起进行自我教育和整风。
任何人，任何企业都不例外。

李雪峰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向今天的会议做报告的。
报告的题目是“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李雪峰在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势以后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和大鸣大放的机会，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在整风的同时在同样的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派。
这样，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就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深刻的思想教育。
这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李雪峰说，现在在全国人民中间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大辩论。
在中央一级机关、各省市、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文教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都已展开，在农村居民中也已经开始，现在在企业中也就要展开。

李雪峰接着谈到在企业中如何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他说，在企业中进行整风要照顾企业的特点，但是绝不能为企业的特点所限制。
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战斗组织，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耽误生产；
同时也必须进行整风解决企业中存在的一些政治思想问题，才能把生产搞得更好。
为此要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李雪峰说，现在有许多企业中的负责同志不信任群众，害怕放手发动群众，借口这样做了以后会影响生产，引起闹事。
他们不敢或不愿在企业中发动群众大放大鸣。
这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打通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打破顾虑，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进行辩论，打击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的右派分子。

李雪峰说，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意识形态上还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因此与工人群众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老干部，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和老的、新参加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立场转变较好的一部分，构成了左派。
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当中也有右派，他们在各种场合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中间分子，腐蚀工人阶级队伍。
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中间分子是大多数，他们经过各种革命斗争的锻炼，多数是比较靠拢党和工人群众的。
因此，如果正确地对待他们，采取适当的方式和他们谈心，让他们发表意见，这样就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毛病，这样就能对症下药进行改革；
同时要认真解决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
由于他们比较接近实际、接近工人群众，能直接看到我们生产建设中的成就，并且因为他们参与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一分成绩和功劳，就比较容易争取过来，一致反对少数右派分子。
当然，通过反右派斗争，也会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李雪峰在谈到在工人群众中如何进行整风的时候说，一切工人，包括杂工和比较固定的临时工都要发动他们参加学习和斗争，上好社会主义的一课。
他说，工人群众的队伍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是解放前的老工人，他们在旧社会中受过折磨，解放以后经过历次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一般讲是企业中的骨干。
另一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到企业中来的，他们受过民主改革和总路线的教育。
第三部分是1954年以后参加企业工作的，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和阶级教育。
因此，我们应该依靠老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骨干作用，用他们的阅历和经验教育新工人，从各方面向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进行教育。

李雪峰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学校机关大辩论的政治内容一样，主要是两条道路的辩论。
特别着重对所有工人进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任务的教育，使工人群众包括老工人在内，明确工人阶级的地位在我国是领导地位。
要大大宣传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和优良传统，要用革命的英雄气概、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际来武装工人阶级。
在政治大辩论的基础上，还要在企业中解决几个工人群众的切身问题。
这些问题是：生活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关系；
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他说，经过大辩论以后，还要在纯洁工人阶级思想的基础上纯洁工人阶级队伍。

李雪峰最后谈到企业经过整风以后改进工作的问题。
改进的重点应放在企业的制度和领导作风上。
同时应着重解决党群关系、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特别要帮助工段长，改进和工人群众的关系。
同时，企业的党委要加强对工会的领导，使工会在整风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新华社21日讯 夏季已经快过去了。
今年夏季大汛时期，长江、淮河干流和珠江的水情一直是平稳的。
7月，一度猛涨的黄河，8月以来水情也是平稳的。
立秋前后，雨区已转到东北，因而现在全国只有东北的辽河和松花江汛情较紧。

据防汛部门的估计，在本月月底到9月上旬这段期间，松花江流域肇源到哈尔滨一带，将出现接近或超过1956年的特大洪水。
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近两天来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全面部署。

据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黄队）今晚在北京经过艰苦奋战，以七十六比七十二险胜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
这场友谊比赛前半场的比数是三十五比三十一，“八一”黄队也只领先四分。
埃及男子篮球队曾在19日与中国青年篮球队举行第一次比赛，我青年队也以八十五比七十九胜埃及队。

据新华社21日讯 已经有将近八万名蒋军老弱士兵，被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根据一项美蒋联合方案加以淘汰。
这是美国国际合作署驻台湾负责人布伦特宣布的。
布伦特说，美国和蒋介石集团都觉得蒋军“愈来愈老愈弱”，因而下令大批蒋军老弱残兵退伍。
布伦特说，被遣散的蒋军老弱残兵都不发给养老金等。

最近，台湾报纸上常常透露退伍的蒋军老弱残兵流离失所、饥饿自杀等消息。

现在全国各地邮局正在收订本年第四季度的报刊，要订解放军报的同志宜从早到邮局去订报。
望各级领导重视本单位的订报工作，对军官订报加以检查和组织，并适当解决有关个人订报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

解放军报社

图右衣衫褴褛的人，就是解放以前的天津搬运工人宋华太。
这张照片可以唤起人们多少辛酸的回忆。
解放以后，宋华太不仅生活好了，还找到了爱人。
（图左）新华社稿（照片）

右派分子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诬蔑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糟得很”。
但是最近在我国农村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中，广大农民特别是灾区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
他们从切身的经验，认清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以丰补歉”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灾区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体会最深。
在大辩论中他们用铁的事实粉碎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的谰言。
河北省许多农民都亲身经历过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每一遇到灾荒，就要饿死很多人，农民就要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痛苦遭遇。
去年河北省遭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空前严重的大水灾，全省被淹耕地四千五百万亩，受灾人口一千五百万人，全省一百五十二个县有一百一十八个县受灾。
在这样严重的灾情下，全省灾民仍然有吃有穿，没有流离失所，粮价没有波动，也没有饿死一个人。
并且有许多地区灾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进行了生产自救，增加了收入。
这是因为什么呢？
除了国家以极其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救济以外，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国家掌握了粮食，在河北省受灾减产后，国家有力量供应河北省七十二亿三千万斤粮食，使全省灾民安然度过灾荒。
很明显，如果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就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奸商也要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存在兴风作浪，使灾区粮价发生波动，灾民无法得到充足的粮食，也就无法安全地度过灾荒。

福建省闽侯县凤窝乡凤翔农业社社长杨传顺，在大辩论中回忆了十一年前的一次灾年，那年灾情还没有去年严重，但是因为没有国家的支援，投机粮商又乘机抬高米价，剥削农民，结果全乡饿死十多人，逃荒到外地去的二百多人。
杨传顺一家在那一年就饿死了三口。
他说：“最近三年连着受灾，国家每年都保证供应粮食，仅去年全乡就得到了四十万斤统销粮，别说没有饿死一个人，而且谁也没有饿过一餐饭。
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保护，难道十一年前的悲惨景遇不会重演吗？”
江西进贤县有权乡农民举出1949年和1954年的事例，对比说明统购统销的好处。
他说：“在解放前的头几个月，涨了大水，地主、粮商见到涨水就赶忙囤积粮食，抬高物价，六十斤麦子只换一斤盐，三十斤豆支只换六斤米。
傅明生等八户农民，每户全年吃粮三百八十斤，全靠吃糠咽菜过日子。
1954年发生特大洪水，大部分农田颗粒无收。
但是这年中，物价平稳，政府运来了大批粮食，每人得了五百二十斤。”
今天广大农民从大辩论中认清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
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粮食统购统销，国家就不能有充分的粮食来供给缺粮农户和救济灾民。
农民生活也就失去了保证。

广大农民在大辩论中，也认清了“以丰补歉”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以丰补歉”方针包括两个方面：在收购方面就是在全国丰收的年头，国家向各地丰收农民多收购一部分粮食，以便保证供应歉收年的需要；
在部分地区丰收、部分地区歉收年头，国家就向丰收地区多收购一部分粮食，以保证供应歉收地区的需要；
在销售方面，无论是丰收或歉收年，都必须坚决执行国家的销售指标，使缺粮农民和灾民的供应得到保证。
农民们在辩论中认识到，我国多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大小不同的灾荒。
解放以后，由于兴修水利，修建防洪工程，水、旱灾的为害程度已有所减轻，但每年仍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受灾。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遭到了1954和1956两个大灾年。
加之我国地区辽阔，气候不一而且变化很多，说不定那个地区会受灾。
因而我们应该长远打算，预作准备。
不论就全国或就某一地区来说，都需要在丰收之年就为歉收之年作打算。
丰收支持国家，受灾国家支持，在丰收年多卖出一些余粮给国家，使国家掌握有充足的后备粮食，这样歉收年的粮食供应才有保证。
广大农民在认清了这些问题以后，都坚决拥护“以丰补歉”方针，踊跃出售余粮给国家。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2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今天中午十二时半乘飞机离开罗马尼亚回国。
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斯托伊卡等都到机场欢送。
胡志明主席在7月6日离开河内以后，总共访问了十一个兄弟国家，走了两万二千多公里。
昨天他在布加勒斯特的群众大会上说，他到处都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比的力量，到处都看到正在进行和平建设。

据新华社东京21日电 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亚非国家代表团，在8月20日根据日本代表团在世界大会最后一天（8月16日）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发表了一项联合宣言。
发表这项宣言的包括有缅甸、锡兰、中国、埃及、印度、日本、朝鲜、蒙古、泰国和苏联的代表们。
宣言说，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根据十五亿亚非人民的意志，通过了一项反对使用核武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决议。
但最近，亚非地区发生了某些事件，威胁着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独立。
宣言列举了外国在亚非地区进行侵略，建立原子核基地，与非法运入原子武器的一系列的事件后，指出这些事件破坏了民族独立，增加了发生原子战争的危险，威胁着整个亚非地区的安全。
宣言还指责拥有原子武器国家不顾亚非国家人民的意志，核武器试验仍旧不断地在太平洋上进行。

宣言提出四项要求是：

甲、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缔结无条件禁止试验性暴炸的协议。

乙、亚非国家政府向下届联合国大会建议无条件禁止核武器试验性爆炸；
联合国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禁止核武器和实行普遍裁军。

丙、取消将来一切进行试验性爆炸的计划，包括恩纳威托克岛的试验。

丁、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停止建立原子基地，停止把核武器或者原子增援特遣部队运进外国基地。
宣言最后说，鉴于1955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对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认为根据同样的精神尽早举行一次亚非国家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吴楚

美国在远东军事部署上的重大调整

最近，美国在远东军事部署上作了重大调整。
东京美军远东总部已在7月1日宣告撤销，合并于夏威夷太平洋总部，从而使远东战区（包括日本、朝鲜、冲绳地区）与原太平洋战区（包括台湾、菲律宾及太平洋其他地区）并为一个统一的太平洋战区。
在此以前，美国将“斗牛士”导弹运到了台湾；
6月21日，美国还片面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决定要把新武器运入南朝鲜；
6月下旬，日美会谈后美国声明今年年底以前要从日本撤出地面部队二万五千至三万人。
并在8月1日开始撤退美国第一骑兵师。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美国在远东的军事态势正在和即将发生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化。
美国进行这些变动的原因和企图何在？
新的军事态势对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影响如何？
这里提出一些看法，和大家共同研究。

（一）统率机关后移，是加大战场纵深以适应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步骤。

由于核子武器、远程航空兵和导弹的发展，美国认为战场纵深的愈来愈大，是未来战争的一大特点。
远东总部合并于太平洋总部后，使太平洋战区的范围扩展到东起美国西海岸，西至印度洋，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澳大利亚。
从部署上来看，它已完成了大纵深的配置：在第一线（朝鲜、日本、冲绳）配置了第七舰队、第五、第十三航空队的海、空的基本兵力及数量不大的地面部队。
在纵深关岛地区，配置了战略空军（第七航空队）及海军后方供应基地。
夏威夷地区则是太平洋战区的统率机关和其战区预备队。
朝鲜停战后，美国把地面部队和战略空军陆续后撤。
现在远东总部的撤销，正是它一系列军事部署调整的又一步骤。
因为日本紧邻中、苏边境，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像远东总部这样的战区统率机构，不可能安置在像日本这样很容易遭受对方原子武器还击的地区。

（二）两总部合并后，统一了指挥，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

朝鲜停战后，美国企图干涉印度支那及阻挠我解放台湾，其远东军事活动的重点逐渐南移。
第七舰队随即转到台湾、菲律宾海面，指挥关系归建到太平洋总部，但后勤与两栖部队的支援仍由远东总部负责。
而在台湾、菲律宾地区活动的空军，因原太平洋总部不辖空军战斗部队，又必须由远东总部派遣。
战区的分割使军队的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未来战争中对军队的机动性要求更高，这种限制对作战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美远东总部合并于太平洋总部，从此形成了统一的战区，使太平洋战区所有的美军五十万人、飞机二千五百架与舰艇五百艘，均集中于斯图普的司令部指挥之下，从而大大增强了面对亚洲各国、特别是面对我国的侵略军队的机动性。

同时，还须看到美国随时也在准备进行小规模的局部战争。
在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都设有太平洋总部下的分区司令部。
美军吹嘘：今后在从香港至日本到我国大陆边沿任何地点发生“事件”时，美太平洋总部一声令下，二十四小时以内第一线美军即可赶往出事地点。

（三）今后在远东的活动将继续以海、空军为主，而地面部队主要依靠仆从国家。

继美国官方宣布分期撤退驻日地面部队之后，美陆军时报透露，驻日本的骑兵第一师和陆战队第九团，将分别调至南朝鲜与夏威夷。
驻南朝鲜第二十四师一部分合并于骑一师，一部分调至夏威夷合并于第二十五师。
这样，美国在远东的地面部队，将仅剩下驻南朝鲜的两个师与驻冲绳的一个陆战团。
美国自日本撤军的原因，固然和近来亚洲普遍反美情绪以及日美会谈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基于全盘战略方针的考虑。

美国远东地面部队与朝战时的九个师相较，虽削减很大，但其仆从国家的陆军几年来却有相当增加。
如南朝鲜已由停战时的十六个师，增加到现在的三十一个师。
日本也在加紧进行重新武装。
因此，美国在远东削减地面部队，决不意味着美国有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意图，实际上乃是表明它将进一步依靠仆从国提供地面部队，把它作为未来战争中消耗和牵掣我军的第一线力量，而由美国提供数量不大的陆军“原子支援部队”，并以机动的海、空军作为主要攻击力量。

（四）将加速改装驻南朝鲜的陆、空军，并在仆从国家扩建原子基地。

美国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宣布要把它驻南朝鲜的两个师和一个空军联队改装，使之成为装备原子武器的“原子师”和能携带原子弹的战斗轰炸机联队。
同时它还宣布要建立六个陆军“原子支援部队”，作为支援仆从国和它自己地面部队的原子支援火力。
美报刊透露，这六个支援部队三个将驻欧洲，三个驻亚洲，其中两个都随时可支援南朝鲜。
由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规定：替换在朝鲜的作战装备必须要在同样性能、同样类型、一件换一件的基础上进行，这就给了美国公开运入南朝鲜原子武器与新式装备以很大的限制。
因此，美国在6月21日片面宣布废除停战协定第十三款卯项。
这除了为制造紧张局势，以抵制其对华政策失败所引起的影响以外，主要的还是为了加紧改装它驻朝军队和完成在我国边沿建立原子基地的计划。

7月15日，美陆军部已宣布决定7月开始要将它驻南朝鲜的第七师按“五群原子师”新编制改编。
美报还透露：美国正计划在冲绳设一个可以空运的“原子支援部队”；
在日本设一个中型“原子支援部队”，在情况需要时，可用船只运至朝鲜；
另设一个重型“原子支援部队”，以日本为发射基地，支援驻朝鲜的美第八集团军。
美国加速改装驻朝军队和在我国周围广建原子基地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一个趋向。

从以上情况说明，美国在远东军事部署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绝不意味着形势的松缓，而正说明美国正集中一切力量，加紧准备未来的全面核子战争。
（附图片）

作者：陈怀信

美军已将“斗牛士”战术导弹运到台湾，企图借此恐吓中国人民，长期霸占我领土台湾。
不知实情者，一提起导弹，就以为怪厉害。
其实，只要着实研究一番，就可以发现，导弹跟其他兵器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大家知道，衡量一种兵器的好坏，不外乎是威力、射程、精度、战场机动性，以及战斗效能等等。
如果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一看“斗牛士”，就可以分晓实情。

“斗牛士”是美空军导弹的一种，亦称无人飞机，形状极像喷气式战斗机。
“斗牛士”发射是由无线电导向的，导向可由四个地面雷达站或用母机（喷气战斗机）在高空导引。
无线电导向极易受对方干扰，这是大家知道的；
而“斗牛士”必须由四部导向雷达同时工作，其中有一部被毁或受干扰，导向就不灵了。
“斗牛士”的射程是八百多公里，雷达导向的有效半径是四百公里，在野战中，导向站如离前沿八十公里，那么“斗牛士”在对方纵深的有效射程不过是三百二十公里。
要达到更远的射程，就须由母机导引，但是根据以往的报道，这样做似乎困难很多。
同时，飞机导向用无线电干扰一样有效，用战斗机截击更有效。

“斗牛士”可发射原子弹头和普通弹头两种，普通弹头的装药量是九百九十公斤，比大型炸弹的装药量多一点，所以从威力方面讲，与飞机投掷原子弹或普通炸弹，没有更多的优越性。

如果从防导的观点来讲，它是比较容易防的。
现代喷气式飞机的最高速度已经有大于音速一倍到三倍的（最快达每小时三千多公里），而“斗牛士”的时速约一千公里，比音速一千二百公里还小一点。
从其高度讲，最高不过是一万公尺（十公里），通常飞行高度一般是几千公尺，同时它的飞行是按普通的弹道行进的，所以只要对方事先能察明其位置，使用快速的截击机，或大口径的高射炮，都可以有效地击毁这种导弹，如果用防空导弹拦截，就更有效。

“斗牛士”导弹的装配、检查、发射手续非常繁杂，据报载，一个装备有六部发射架的导弹连，每九小时才可发射三十六枚导弹，即每部发射架每一小时半才能发射一枚导弹。
还必须指出一点：导弹平常是分开装运的，到发射时才临时装配结合，一个连在八小时内只能装配二十枚，这就使其发射率更低。

从上面这张图解可以看出：

1.解放以来，随着我国棉花的不断增产，全国棉布的供应量也是不断增加的。
供应市场上的民用棉布，到1953年已经比解放初期的民用棉布增加一倍多，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民用棉布数量的50％以上。

2.从图解中也可以看出，1957年度的全国棉布产量与民用棉布，大体上相等于1953、54、55三年的水平，比1956年是减少了。
减少的原因除了由于1957年部分棉田改种了粮食，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六百余万亩以外，也还由于去年商业部发行布票的时候，没有注意在棉花丰收年注意原料和商品的储备，以备歉收时以丰补歉，因而放宽了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