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通知各地合理组织人力畜力
提高秋收质量　力争丰产丰收
并提出秋种首要目标——适时播种和提高播种质量
本报讯
秋收秋种的季节即将来到。
为了争取丰产丰收、适时秋种，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农业部发出了关于做好秋收秋种工作的通知。
通知号召各地加强对秋收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劳力、畜力规划和安排（劳力、畜力不足的地方，可以商请当地的部队、学校、机关尽可能在人力、畜力方面给以支援），保证及时收割，不误秋种，对谷类作物，要熟一块，收一块，做到细收净打，颗粒还家。
水稻要大力推广打谷机，以提高收获效率。
籼稻容易落粒，应注意轻割轻放，随收随打，遇雨要设法打净弄干，防止发芽霉烂损失。
甘薯要适时收获，提倡各种适合当地的防止腐烂损失的办法。
棉花应随开随收，精细收摘，特别是烂花、霜后花要与好花分收、分轧、分存、分晒、分卖，并注意收净尾花。
花生应当在霜前收获，精收细？，
收净拾净。
今年在秋种当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通知中说：
在秋种中，要注意小麦、油菜、大麦、蚕豌豆及绿肥等各种冬作物及来年春地的合理安排，既要保证完成国家粮食、棉花、油料生产计划，又必须根据群众种植习惯和轮作需要，达到培养地力、全年增产的要求。
去年由于扩大了复种指数，晚茬比重增加，收获迟，常常影响整地保墒，造成耕种粗放，播种失时，这是今年若干地区夏收减产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必须把适时播种和提高播种质量作为今年秋种首要目标，特别要努力提高晚茬小麦及油菜的整地播种质量。
在北方旱地，必须把秋收和秋种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做到收一块，耕一块，随耕随耙。
南方水田，必须掌握火候，趁土壤干湿适度，随即深耕细耙，并要筑好深沟高畦，以利排水。
水灾地区，应当加紧排水，争取适时多种冬麦。
各地农业社应当建立绿肥留种地，有计划地扩大绿肥种植面积，提高播种质量。
对冬闲田，也应在秋冬及时进行深耕。
通知中还指出：
秋季是收集牲畜饲料，喂好牲畜的关键性季节。
而且今冬明春牲畜所需饲草饲料，主要依靠秋收中做好准备。
因此，在秋收时，应当注意提高秸秆的收获量，凡能充作饲草饲料的都收集起来，并且大量收储野草。
各地畜牧兽医工作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应当向农业社传授制作青贮饲料的方法。
秋收秋种期间畜力很感紧张，必须注意耕畜的合理使役和保养。
关于灾区秋收秋种工作，通知中指出：
在做好灾民救济工作的同时，首先把一切能够收获的庄稼全部收获下来，不让再受损失。
水灾区要组织力量迅速排除积水，争取及时播种。
灾区所需种子，主要是以就地筹措，就近调剂的办法加以解决，但要加以检验和选择。
灾情严重无法解决的，要及早提请上级调拨支援，并且要在播种前及时交到农业社。
旱灾地区要求采取一切抗旱措施，及时下种。
旱情严重无法下种的，应考虑改种其他晚播的作物。
同时，还应加强灾区牲畜疫病防治，防止牲畜散失、饿死、病死等情况发生。
通知中提出了解决肥料、种子、资金等问题的一些办法：
切实做到猪有圈，并要帮助农业社制定合理的积肥报酬，提高社员增肥积极性，尽一切努力增加秋种底肥施用量，并且提倡用耧粪沟粪等办法，集中施肥，提高肥效。
小麦硫安混播，油菜用速效氮肥配合磷肥及厩肥作底肥，增产经济有效，应当大力推广。
今年各地秋种种子，应在秋前检查一次，并提倡用风选、筛选等办法，提高种子质量。
小麦、油菜的优良品种，应继续扩大推广，但要根据不同条件，推广相应的几个品种，改变过去有些地区品种单一化的作法，以调节茬口劳力，并防止意外损失。
在秋收分配当中，应当根据统筹兼顾，预留下年的生产投资，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作好准备。

又一座最新型的电厂
　武汉热电厂一号机组移交发电
新华社武汉20日电
我国新建的一座最新型的电厂——武汉热电厂的一号机组在进行了试运转后，已在今天正式移交发电。
这个机组投入发电使武汉电力增加了一倍，这将大大缓和武汉地区日益发展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供电不足的紧张状态。
这座规模巨大的热电厂目前进行的工程，还只是第1期工程。
现在第1期工程的厂房已经完工，除一号机组外，还要再安装三个巨大的机组，它们都将在明年全部安装好发电。
这个热电厂除供电外，还将供应大量的蒸汽和热水给工厂和居民生产和生活之用。
武汉热电厂是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座高压高温电厂，主要设备也是苏联制造的。
机组都有最新式电子管型的自动控制装置，锅炉给水、蒸气温度和供给空气等都是遥控自动调整；
机组上的各种保证安全生产的连锁装置，在生产中一旦发生事故时，它们就能自行换上备用设备或自动停车。
我国发电厂的发电机一般都是采用空气冷却，而这个厂的发电机却是采用最新的冷却方法——氢气冷却，这比空气冷却效率高的多，可以大大增加发电量。
同样的发电设备采用这种方法冷却，可以增加发电能力五分之一。
这座热电厂是1955年11月动工兴建的，土建和机器安装质量都很好。
机器安装工人采用苏联最新安装方法——组合安装法，又好又快地完成了有八层楼高、近千吨重的大锅炉的安装工程，因此曾创造了全国安装锅炉的最快纪录。

左：
兴安岭上的伐木工人开始用新工具——苏联的“友谊”牌油锯伐木。
右：
火车载着大批木材运出兴安岭林区。
　本报记者　纳一摄

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北京大学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本报讯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积极进行下学期的马列主义政治课的准备工作，计划于今后一学年内，划出比原有政治课还要多的时间，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课程的内容要和当前政治形势密切结合。
为了保证贯彻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校党委已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统一布置、检查各政治课教研室教学任务。
各系也都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小组。
各政治教员除了正在学习、讨论陆定一、康生同志先后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外，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还布置他们利用暑假期间学习有关文件和经典著作，总结自己反右派斗争的体会和经验教训，把思想认识提高一步，深刻认识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发动大家想办法搞好这门课的教学工作。
目前，各教员正在着手编写教学提纲，争取于9月初编好。

我国代表团抵芬兰
新华社莫斯科20日电
赫尔辛基消息：
以赛福鼎为首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团今天中午乘飞机从莫斯科到达赫尔辛基。
代表团受到了芬兰议会和政府方面的热烈欢迎。
到机场欢迎的有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副议长赫利雅斯和库雅拉、芬兰总理苏克西莱宁、芬中友好协会主席卡赫宁及去年访问中国的芬兰议员们。

　把大渡河水引向马边河
据新华社成都20日电
一支水力资源勘查队伍，正在四川省沐川县境内的大渡河和马边河两河相距最近的地方进行钻探。
据工程师们说，他们要了解这一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以便确定是否有可能开挖一条七公里长的隧道，把多年平均流量为一千五百七十秒公方的大渡河水引向马边河。
如果引水成功，就可以利用它的八十公尺的天然落差来发电，发电可能出力将达到一百五十万瓩。

沉睡的土地苏醒了
　祁连山下一个荒芜的盆地
　将成为大型谷物机械农场
新华社兰州20日电
甘肃省祁连山下的山丹县南部，有一块高山环抱中的荒芜的盆地。
几年以后，这块盆地上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谷物机械农场之一。
三个拖拉机队目前正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开垦荒地。
白天，拖拉机三五成群，往返驰骋，吼声在天地间回旋。
大群受惊的黄羊到处乱窜。
入夜，还可以看见拖拉机灯光交相辉映。
今年是这个农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第1年，计划开荒十万亩。
在今后五年内，每年都要开这么多。
这就是说，到第2个五年计划末尾，这个农场的耕地面积将超过目前我国最大的友谊农场，达到五、六十万亩。
这块盆地的面积将近两百万亩，土壤十分肥沃。
几千年来地面生长的植物腐朽以后，沉积起一层一两尺厚的有机质土壤，颜色发黑。
拖拉机手们说笑话：
“如果把这里的土壤运出去，就是很好的肥料。”

自吹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实际是反共的“火箭炮”
陈敏之的画皮被剥开了
本报讯
江苏省和南京市民盟组织的反右派斗争，为何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没有开展起来，这一
“谜”底已经在最近被揭开了。
原来自称为是“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一度掌握了盟内反右派斗争领导权的民盟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敏之，就是一个乔装改扮成左派的右派骨干分子，是章罗集团在江苏和南京的“火箭炮手”。
直到8月11日，盟内的进步力量改组了整风委员会，把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权从陈敏之手中拿过来，并连续举行了多次会议，才使这个披着画皮的右派分子很快地现了原形。
他的同谋者南京市民盟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樊光等人，也正在被群众包围中。
据最近的揭发，陈敏之原来是一个老练的两面派，一向以进步面目欺骗共产党和蒙蔽群众。
在民盟内部，他担任了民盟中央委员、江苏和南京市的主任委员，在江苏，他还担任了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在一切公开场合，陈敏之口口声声拥护共产党，标榜自己“始终和党在一起”、“党怎么说，我就怎么跟着喊”、“没有党就没有盟，盟对党没有秘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足的“左派”，而实际上却对共产党口蜜腹剑，坚决向党进攻。
今年，盟中央的04月会议上，陈敏之担任小组召集人，为章罗集团在会上策划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三十条建议辩护，活动非常积极。
章伯钧曾亲自请他吃过饭，和他谈过“两院制”等问题，罗隆基集团的大将潘光旦也曾到陈的房间里密谈。
可是，在他回到南京以后，却又在中共省、市委负责同志面前说他对“民盟中央的歪风早有所闻，这次会议气氛就不正常”。
陈敏之回到南京的第2天，就急急忙忙打长途电话把各地民盟负责人召到南京，和南京市盟员一起，开了三天的会议。
会上，他歪曲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的内容，又将章罗集团的反动言论，大肆向盟员灌输。
说什么“民盟过去是扛旗打伞的，今后要独立思考”，并说自己过去“腰干不硬，见到党员领导同志在场，不敢多说半句话，给群众看了像个小瘪三”。
他煽动大家在鸣放时，“只许讲缺点，不许讲成绩”、“不怕片面”、“不怕不正确”。
很多盟员称这个会是陈敏之的“点火大会”，受毒很深。
最近，陈敏之才被迫承认：
这次会议“一是贩运毒素；
二是撒下火种；
三是交下令箭。”
此后，江苏省和南京市民盟组织在陈敏之、樊光的策划下，利用鸣放向党进攻，异常积极。
在4月18日，陈敏之在发给各基层组织的通知中，在江苏省人代会中的九三民盟成员联合座谈会和光明日报召集的九大城市座谈会之一的南京座谈会上，陈敏之都对党作了恶毒的攻击。
在光明日报的座谈会上，说什么高等院校党与非党、党团员和老教师的关系“不协调”，“甚至有些紧张”，“症结问题是体制问题”。
省人代会刚闭幕，他就召开干部会布置开一个月的座谈会，让南京六百个盟员每人都放一次。
同时，他们还共同策划了学制、体制、政法等座谈会，到处点火，搜集向党进攻的“子弹”。
05月17日，他又亲自向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盟员作报告，煽动大家要“单刀直入”。
05月20日以后，陈敏之和樊光共同召集了三次中学基层盟员会，在南京市中学里大肆点火。
05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整风步骤下达，确定中学暂不整风，陈敏之公开抗拒，对统战部干部说：
“你们被动了，又把我们搞被动”、“我们坚决不同意转”、“群众已经起来了，火已经点上了”、“即使来个大民主也没有关系”。
06月03日这一天，陈敏之上午到南京大学动员教授鸣放，下午去南京药学院做动员，晚上还冒着倾盆大雨到南京工学院做报告。
回来后还说“如果有第4个会，我还是愿意去”。
他得意忘形地向人夸耀：
“我是火箭炮，到处放火”。
06月0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陈敏之这个右派分子并不甘心他的失败。
他一面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慷慨激昂地“拥护”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面又在民盟南京市委会上发动大家攻击人民日报社论，还告诉大家，今天没有新闻记者参加。
盟内右派分子李秉祥（民盟市委委员、南京市玄武区副区长）在会上为储安平抱不平，扬言说：
“宁愿自己吃亏，不能让储安平吃亏”，还有人对人民日报的“可注意的民盟动向”的标题表示不满，陈敏之公开宣称：
我们盟的光荣历史，不能给区区一个新闻记者所抹煞。
不久，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陈敏之见风使舵，掉转花枪，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蒙混过关。
他一面说民盟要站在斗争最前线，带头打先锋，一面召集盟内干部会，布置退却。
说什么“我们只有这样的水平吗，那能不说错话”，“章伯钧不过有些旧民主主义思想，检讨检讨就行了”，“罗隆基问题不大，就是一个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是文人，故作惊人之笔”，6月18日到24日，他在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多次做动员报告，还说什么：
“江苏盟没有问题”、“要支援友党整风”等等。
直到基层盟员对盟省、市委在反右派斗争中软弱无力提出了质问，新华日报上又连续发表了“妙语解谜记”、“百思不解”两篇杂谈，揭穿了他的花招，才被群众勉强拖出了两个右派分子樊光和李秉祥，进行揭露和批判。
从他们的交代中，揭发了陈敏之的一部分反动言行，有些盟员看清了问题的本质，许多基层支部把大字报贴到民盟省市委会的会议室来了。
陈敏之看风头躲不过去，又要拖参加盟中央04月会议的七个人共同检查。
此计不行，又使一计。
他又歪曲省委统战部的意见，排好名次，要民盟前整风小组的九个委员“个个下水”，并扬言说：
统战部还是要他“挂帅”。
这一恶毒的无赖手段被揭穿以后，最近，他才连续六次作了极不深刻的检查。
在8月19日民盟省、市委扩大干部会议上，陈敏之的“左派”假面具已被彻底撕破了。
可是，他还坚不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
许多发言者都表示，一定要跟他和他的同谋者斗争到底。

货运畅通　旅客称便
四十八艘新船舶先后下水
据新华社20日讯8月份以来，我国又有十多艘新的船舶，分别在长江、黑龙江和东海上参加运输。
至此，我国今年已经增加了四十八艘新船舶，载重量共达七万吨左右。
这些船舶中有载重三千吨到四千五百吨的海上货轮，有载重较轻的内河拖轮、驳船，还有海上客轮和内河客轮。
海上新增加的船舶中有十五艘是运送煤炭、矿石的货轮，载重量共达四万吨左右。
这些货轮上装置的蒸汽机是最新的双联双涨带广汽透平式的燃煤蒸汽机；
经过航行证明，这种燃煤蒸汽机比一般燃煤船省煤20％—30％。
新海轮的体型也设计得比较科学，阻力小，比旧有的海轮平均每小时能多行驶两三浬。
新增加的三十二艘用在长江的拖轮和驳船，是我国技术人员采用世界造船工业新技术而设计的。
拖轮的蒸汽机是改良式的蒸汽机，行驶速度快，比我国目前同样马力的老式拖轮能多拖很多货物。
今年新增加的海上客轮和内河客轮，也是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
这些客轮改变了我国旧客轮不合理的地方；
旧客轮上只有少数床位，大多数旅客只能在甲板上休息、睡觉；
新客轮的床位很多，每一个打普通票的乘客，都有一张床位。
新参加运输的这些船舶，运输效率都较高，仅海上的货轮和客轮，在一个月中就运送了二十万吨左右的物资和几千名旅客。

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初步制定修改设计方案
武钢可节约投资一亿六千万
超过长江大桥全部投资，可建设五个半小型钢铁厂
本报武汉20日电
记者曹葆铭报道：
为了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初步制定了修改设计的方案，为国家节约了一亿六千七百多万元的建设资金。
这笔钱比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投资还多，可用来建设五个半小型钢铁厂，每年约可增产八十二万五千吨生铁和五十五万吨钢。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这次一共修改了九百五十五个工程项目。
其中按照第2期工程规模设计的工业港，因为在第1期工程中利用率不高，而运输问题又可用别的办法解决，现在决定缓建，可节约四千多万元。
原设计的大氧气站也决定缓建，可节约一千多万元，这是第1类。
第2类是改变建筑结构，即将钢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将梁柱跨度改小等，节约三千万元。
第3类是将国外订货改为国内制造，如某种轧钢机改为国内订货，就节约一千万元。
第4类是降低辅助设施的机械化程度，如炼钢厂原设计用高压水力清洗钢锭模，现在决定改为人工清洗，对炼钢并无直接影响。
对检修设备、运输设备，也作了很多修改，并减少备品数量；
采暖的设计标准也降低了。
初步修改设计的方案，是在主体车间的骨干部分不动和保持原设计的产品数量、质量以及先进技术水平，并保证施工进度的基础上制定的。
从6月底起，武汉钢铁公司、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和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即以总经理兼总党委书记李一清为首，并邀请北京、鞍山的设计人员和鞍山的生产人员一百多人，组成了一个中心组和二十一个专业组，对设计进行审查。
设计院首先提出了一千零一十个修改项目，大家即根据国外设计的理论和国内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反复的讨论。
熟悉一个方面的设计、生产和施工人员，都各抒己见，再权衡利弊，加以确定。
现在，武汉钢铁联合企业还有十五个项目的修改，因为了解情况不够，各方论据不足，正在继续搜集资料，进行研究。
另外有三十五个项目的修改，由于大家意见不一致，正在向上级领导机关请示，争取在最近确定下来。

　陕西、重庆纺织工人努力克服原棉不足的困难
节约大量原棉　保证纱布质量
据新华社西安20日电
西北纺织管理局所属陕西地区八个棉纺织厂，自从利用低级棉纺纱以来，不但保持了棉布质量，而且从5月到7月的三个月内，还为国家节约原棉六万六千多公斤。
各厂平均棉布一等品率也逐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99.23％，比计划提高了1.5％。
各棉纺织厂原棉虽然供应不足，但是由于节约大量原棉，利用低级棉，以及其他原因，今年05月至7月同去年同期比较，棉纱产量仍然增加了三千多件，棉布增加了九百多万公尺。
据新华社重庆19日电
重庆各棉纺织厂今年在保证纱布质量的基础上节约了大量原棉。
今年重庆各纺织厂因为原棉供应不足，从第2季度起大量掺用了低级原棉纺纱。
这种低级原棉含杂质多，纤维质量差，过去基本上没有用来纺过纱。
第2季度各厂一般掺用的比例达到占总用棉的20％到30％，最高时达到55％。
在使用低级原棉纺纱以前，这些棉纺织厂就以加强技术工作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尽可能保证和提高棉纱的质量。
由于棉纱质量的稳定，加上这些工厂在织布车间采取了许多提高质量的措施，今年01月到7月份，各厂棉布平均上等品率达到了99％以上，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同去年相比，今年平均每纺一件纱所用的原棉降低了二点零七公斤。
按国家规定的消耗标准计算，七个月来节约原棉共达十一万多公斤。

傅信捏造“新剥削论”
在群众追击下破产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干部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傅信的反动言行。
傅信是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一系列的，他提出了“新剥削论”，恶毒地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有剥削的社会”（不是指定息），污蔑党的领导干部利用“特权”来“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
他编出一套反动理论，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存在着“变相的剥削”。
他说，这种剥削的形式是“巧妙的”，它不必占用生产手段，可以“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
他恬不知耻地说他的谬论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他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的话，也要研究他的“理论”。
在鸣放期间，傅信又自称为“国际问题专家”，到职工俱乐部和学校去作国际时事报告，对一些国际问题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宣扬修正主义的言论。
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傅信不得不承认他因达不到向上爬的目的，便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

内蒙古设计院揭发一个反共集团
一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0日电
一个阴谋篡夺共产党在工程技术界领导权的右派集团，最近在内蒙古设计院被揭发出来。
这个反共集团的首脑是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后调内蒙古建设委员会工作的高公润。
他是个披着工程师外衣的政治野心分子。
他在日伪时期是北平警察局的“顾问工程师”。
早在1953年，高公润就和黄云谷、郭蕴诚、董春茂、刘铁容等人，组织了一个不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的“技术学习委员会”，公开叫嚷要“打倒经验派，赶走大草包”，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还以组织学技术为名，前后拉拢四十多名思想上、作风上不正派，对工作、对待遇闹意见和历史上有缺点的人，挑动这些人成天不上班，找领导取闹，到处告状，乘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杨植霖去年初冬到院检查工作的机会，围攻领导。
他们又在工作上故意刁难正确的设计方案，在院里的技术委员会上故意阻难正确的设计方案通过，阴谋把设计院的工作搞垮。
这一小撮野心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整风以后，气焰更加嚣张。
他们秘密开会，确定了“斗争”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是“以高公润、郭蕴诚、刘铁容、黄云谷等四人组成核心，争取人、拉拢人、夺得总工程师室、设计一室、二室、技术室、统计室的领导权”；
最高纲领是“在取得院内技术领导权以后，散布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言论，挑拨群众对党不满，以达到在设计院内取消党的领导”。
他们还狂妄地确定了按照他们的野心“改组设计院”的计划。
计划确定以后，这个反共集团的成员就四出活动，到处点火。
他们一面叫嚷要实行“民主办院”、“技术自由”，一面又诬蔑共产党在使用干部上，对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大材小用”；
对党团员大部分是“小材大用”；
对老干部大部分是“无材重用”。
他们并且指定专人同天津等地建筑界的右派分子联系，以壮大声势。
高公润本人更以人民代表身份亲自到包头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去点火。
他在那里以“视察”为名，指名叫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肃反中被斗争的坏分子等十多人，开“不要党政领导人参加”的会议。
会后，这些人纷纷对过去给他们做的结论提出翻案，有的人变本加厉地破坏制度，违反劳动纪律。
高公润被调到内蒙古建设委员会以后，又假借人民代表身份，用威吓手段，向设计院人事科提出要看四十多个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的评级和档案材料，企图从中寻找评薪定级当中的矛盾，挑拨是非，达到一举而“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反右派斗争在内蒙古设计院展开以后，这一群丧心病狂的右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很快就被群众揭穿。
目前，他们的内部已经开始瓦解分化，个别人开始交代了右派集团的种种罪行。

唐山铁道学院斗争孙竹生
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
据新华社唐山19日电
唐山铁道学院师生员工，揭露了一个图谋篡夺学院领导权的右派分子孙竹生。
孙竹生是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学院民盟支部副主任委员。
他披着专家和学者的外衣，在大放大鸣期间，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05月下旬，在中共唐山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孙竹生和唐山铁道学院另一个右派分子胡思杜（胡适的儿子、讲师）把整个座谈会闹得黑云乱翻，怪论百出。
孙竹生恶毒的把党形容成奴隶主一样。
他咒骂学院的党是一个“独夫”统治的宗派小集团，党员是些唯唯诺诺的人。
孙竹生全部否定学院几年来教学工作的成绩和肃反运动的成就。
他说：
“唐院一切都落后了，把全国闻名的一流学校堕入三流，目前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他向盟员布置调查对学校“三反”、“肃反”有意见的人，号召他们向民盟提出来，民盟组织替他们“伸冤”、“报仇”。
孙竹生利用部分师生对在唐山建校的不满情绪，企图煽动群众搞大民主。
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迫使院委会通过成立了排斥党委领导的“建校促进委员会”，要求把学校迁到北京。
05月底，民盟支部召开了一个支委扩大会。
根据孙竹生的建议，成立了“领导思想”、“党群关系”（包括三反、肃反）、“迁校问题”、“体制问题”等四个小组，由孙竹生本人和右派分子胡思杜等分别负责，企图搞垮学院里共产党的领导。
06月，孙竹生提出了他们关于学校体制问题的意见。
他主张院委会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他以后更正为常委会），决议不必经过院长批准，但可以允许院长有一次否决权。
院委会还应受学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的监督，对于不称职的院长，这些监督机构（学生代表会除外）还可以建议上级把他罢免。
孙竹生在提出这个反党纲领的同时，一面公开咒骂党委，一面密令民盟职工小组长林芷，盗窃了全院职工的职务、工资花名册，狂妄的提出哪些人要撤职、降职、降薪的名单；
并和他的心腹胡思杜拟订了十一个教授分别负责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安排计划，准备撵走共产党员，而他自己就要担任他提出的所谓常设机构的头头。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孙竹生突然消极起来了，他散布“不要耽误大好光阴，要好好读书了”的空气，以动摇人们的斗志。
当斗争的锋芒指向孙竹生时，他表现极不老实，大家揭发一点，承认一点，还威胁组织把他“撤职”，并在背后扬言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就离开唐院。
孙竹生出身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惯了剥削生活，长大了又去美国留学。
他羡慕美国生活方式，他赞扬“美国对人信任”。
上海解放前夕，他曾逃跑到台湾一个机械造船公司当顾问。
1950年回国后，就后悔上了“共产党的贼船”。
他抗拒各项思想改造运动，说这是共产党存心整知识分子，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学院的党组织一贯表示不满，认为学院的党是专门整知识分子的。
唐山铁道学院教职员工认为，孙竹生是一个最阴险毒辣的反党野心家，他们一致表示决心撕掉他伪装的外衣，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要他彻底的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反右派战线上
　岂有此理的“修改宪法要点”
据新华社南昌18日电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工程师黄振藩已经被揭露出来。
黄振藩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写了一份目的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取消民主集中制的“修改宪法要点”。
在“修改宪法要点”里，这个右派分子提出要在全国和地方都成立“先进人民代表大会”。
在“全国先进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以后，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
　向党开炮却轰毁了自己西北师范学院反共小集团垮台
本报讯
西北师范学院最近揭发出一个以“车轰”为名的反共小集团。
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该院讲师叶萌，成员有朱金庆、王烈骏、李仰先、水天阳等。
他们以出刊“车轰”墙报为名，向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他们就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文章，继续向党反扑。
但是他们失算了，他们开的炮没有把党轰毁，倒是他们自己的反共小集团被群众轰毁了。
撕破了工程师的外衣只不过是一贯反共的里手
本报特约新华社抚顺19日电
抚顺矿务局机电工程师、市民盟筹委委员李家宾，经过职工们的揭发证实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
李家宾恶毒地污蔑说“共产党让知识分子每天要忏悔地工作，每天跪在天主面前祈祷”，并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是“表面形式”，党只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不许知识分子“乱说乱动”。
李家宾出身于大地主兼大把头的家庭，1946年就开始进行特务活动，并被特务头子任命为绥靖二大队抚顺指挥室的少校联络参谋。
解放后，李家宾一直没有彻底交代他的罪恶活动，直到肃反时还埋藏着一枝当特务时用的手枪。

在荣誉的花篮里　华君武

对蒋介石五体投地　对共产党刻骨仇恨
　刘亚休是宗教界的败类
本报讯
披着宗教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民革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刘亚休的反动原形已经彻底揭露。
从党整风开始，刘亚休四出扬言：
“现在是共产党摆擂台，我们都要去打擂台”，他“要和共产党动真刀真枪”，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等于清朝入关以后的正黄旗，接近共产党的人等于镶黄旗”，把党和积极分子间的关系比作清朝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根据揭露，远在1918年，刘亚休就勾结北洋军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
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反动集团。
在蒋介石的峨嵋训练团毕业典礼会上，向蒋献媚说：
“我是学佛的，过去我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尊佛，我对他是五体投地；
现在，我认为蒋委员长也是一尊佛，我对他也是五体投地。”
但，刘亚休对共产党却是刻骨仇恨的。
刘在南充伪专员任内，曾亲自到仪陇督促伪县长挖掘朱德副主席的祖坟。
解放后，刘亚休更加仇恨党和人民。
他把一个曾在苏北反共有功、后被提升为上海警备司令的戴传炘窝藏在家，并掩护他脱逃。
土地改革时，刘亚休一面隐藏伪省参议员、大地主周首民的金、银、粮食等，把这些属于农民的胜利果实攫为己有；
一面为被斗被镇压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四出呼冤。
刘很后悔地说：
“1950年的民革筹委会可惜我没有参加，如果参加了，可以救一部分人。”
他听到他的反革命朋友戴士琦等要自首时说：
“这批人真可怜啊！
当初既不努力打共产党，以后又不向外逃走，现在只有自首作阶下囚，我很同情他们。”
1953年，由于民革中央右派头子陈铭枢的活动，把刘亚休拉进全国佛教协会理事会。
自此，刘便借佛教协会名义，更加疯狂地到处点火，挑拨佛教徒和党的关系。
党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修建了许多古迹庙宇，而刘却诬蔑说“这是夺取庙宇主权”。
（饶学成）

广大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乘胜直追
贵阳机关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开展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消息：
贵州省贵阳市市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来看，这次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者，是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中被斗争过的落魄“英雄”或者是他们的家属。
这些人长期来在机关中就采取各种隐蔽手法，攻击党、攻击领导。
到这次整风运动开始，就明目张胆地向党大肆进攻。
如贵阳市食品公司右派分子张绍兴品质恶劣，解放前后他共玩弄污辱过五十多个妇女。
他长期拒绝组织对他的审查，对党敌视，拉拢落后，打击积极分子，散布反动言论。
这次乘大放大鸣之机，变本加厉向党展开了全面的、疯狂的进攻。
他谩骂“党员是老爷，团员是少爷，群众是奴才，积极分子是便衣警察。”
诬蔑“百家争鸣”是“百家争名，争权夺利”。
扬言：
“没有大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全国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只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果进行大民主，平均六个人抓一个，不成问题。”
在他这些反动谬论受到批驳之后，又威胁说：
“谁要整我，我也要整他，不过我要整大的，刀子可以整，石头可以整，必要时还可以拿出武器来。”
在群众怒斥下，现在这条毒蛇已经原形毕露了。
从不同工作部门来攻击党的领导，抹煞党领导下各项事业的伟大成绩，妄想篡夺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右派分子的共同伎俩。
贵阳市中级法院右派分子唐载福和谢克仁为了篡夺司法工作的领导，向党射出许多毒箭。
谢克仁公开支持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主张。
诬蔑社会主义的法制是“人治”不是“法治”，说我们国家的法律是“空中楼阁”，是“口号”。
公然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并狂妄地叫领导下台。
他说：
“你不懂法，你就不要干，干了就违法”，并在群众中自吹他最懂法律。
在斗争中，群众戳穿了他的阴谋，原来解放前他是一个伪审判官，他懂的“法律”是镇压人民保护反动统治者的“法律”。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就曾经多次利用职务，故意错判案件，企图把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轻判。
市工会的生产工资部部长右派分子叶新复，也是这样，他千方百计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有计划、有策略、有组织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
现在，他的阴谋勾当被揭穿了，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更加强了。
在贵阳市各机关中也揭露出一小撮党内的右派分子，他们在党外右派猖狂进攻中，充当内应，沦为可耻的叛徒。
中共贵阳市委机关党内右派分子唐正规、邵汝杰、庞振新就是这种家伙。
唐正规是市委宣传部干事，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他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积极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
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我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
并亲自到各部门及外单位收集负责同志的“材料”，加以歪曲捏造，指挥别人写文章、画漫画，大肆攻击领导。
其他右派分子称他为向党进攻的“开路先锋”。
他并提出一套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攻击老干部、诬蔑肃反运动等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声称不把某些领导拉下台决不罢休。
现在，贵阳市的反右派斗争战线正在不断扩展。
积极分子队伍逐渐扩大，广大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
部分右派分子已经初步低头认罪。
目前各机关正乘胜直追，深入开展斗争。

应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星环
当右派分子伪装老实，作出“检讨”，甚至痛哭流涕以示“忏悔”的时候，有些“好心肠”的人就被这种检讨和眼泪蒙蔽住了，他们说：
算了，不要再斗争了，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些同志太天真了。
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犯了某些错误的人，他们是从骨子里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达目的，死不甘心。
他们的立场异常坚定，毫不模糊。
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王文光，不是就毫不隐讳地叫出他“甘心死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吗？
右派分子采取假检讨的战术，目的就是想混过这一“关”，等到反右派的斗争过去了，再窥伺时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如若不信，有事实为证。
河南省的右派分子李白凤，五年以前在他的所谓“苏联文学研究”一书受到批判后，曾满怀仇恨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我是狼，不怕流血，将来索代价”。
“要算有些人的账，三、五年后再说。”
果然，今年春天，当天空一度黑云翻滚的时候，李白凤认为“索代价”的时机到了，就张牙舞爪地向人民反扑过来。
他在开封师范学院鼓动学生闹“大民主”，要挟院长快“斩马？”，
在学校外面的许多报纸刊物上到处放毒，还亲自到河南省文联去点火。
今年春天，四川省的右派分子流沙河的毒草“草木篇”受到了批判。
当时，这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就密谋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向党进行反扑。
反扑失败以后，流沙河疯狂地叫嚣：
“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在群众正义的反击下，这伙右派分子的反动气焰表面上是降下去了，但是，正如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另一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的：
“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到今年05月，这伙右派分子在“装满了弹药”之后向党进行了又一次攻击，放出了他们的所谓“原子弹”。
这次反扑，又被粉碎了。
人们也许会想：
这次流沙河等人该要向人民投降了吧？
且慢乐观。
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石天河，又在作新的部署了。
他指示流沙河：
“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党外的右派分子“狼”心不死，党内的右派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电影的锣鼓”首先向党敲起战鼓的锺惦棐，虽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反党锣鼓也已敲破，但仍然拒不投降，指示他的党羽周文博，要他在由上海回北京之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大举向党进攻。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够清楚了。
右派分子是千方百计、甚至可说是“百折不挠”地想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一棍子打死”的。
当他们的第一棍没有打成功之后，他们还要打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总之，要把社会主义、把共产党、把人民的天下“打死”为止。
对于这样一些反动彻骨的人，难道我们还能够对他们温情脉脉而“不一棍子打死”吗？
他们已经公开告诉我们：
“我是狼”，而且已经露出了吃人的牙齿，我们难道还要做“好心肠”的东郭先生吗？
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一棍子打死它。
这是东郭先生最后对付狼的办法，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不过，话要说清楚，我们所说的“一棍子打死”，和右派分子所说的“杀共产党人”不同。
我们只不过是要彻底、全部、干净地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行动，让他们在人民面前原形毕露，不能再迷惑人、祸害人。
也就是说，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打得他们再也不能兴妖作怪。

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
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崩溃
本报特约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省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
民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的反动活动已初步暴露出来。
根据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证明他们是江西省一个右派集团的幕后指挥者。
今年05月间，这个集团的人曾分别到吉安、景德镇、萍乡等地煽动基层组织的盟员反对共产党。
许、刘还亲自到吉安市召开民盟盟员大会，煽动盟员要拿出勇气向党进攻。
去年07月，民盟江西全省代表会议期间，许德瑗向各地代表宣传要大力发展盟员。
刘九峰在今年民盟江西省委第3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在乡村也要积极发展”。
许德瑗以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公开说：
“自中央到省委都不懂得办教育。”
他还说：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要比国民党更危险”。
刘九峰也到处散布要撤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和机关党委。
在江西省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漆裕元（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向德安（民盟省委副秘书长）、王秋心（民盟南昌市委主任委员）、廖超伦（民革省委副秘书长）、熊克励（民革省委宣传处长）、喻倜（农工民主党省委秘书处副处长）等。
右派分子漆裕元在江西文教界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与许、刘反党集团互相串连。
漆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局里讨论重大问题征求他意见时，他不积极提，会后却说自己是：
“有职无权”。
他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到处向对党不满的人收集材料，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
他说：
“要打就打天字第1号邵式平”
（邵式平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江西省省长）。
现在，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已经低头认罪，有的还在顽强抵抗。
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
民盟江西省委秘书长李柱13日在“江西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民盟江西省组织中以民盟江西省委主任委员许德瑗、副主任委员刘九峰、漆裕元为首，包括向法宜、王秋心、姚博、刘一燕、何星南、许杰夫、傅趯寰等右派分子结成反共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这篇文章说，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等人结成联盟阴谋控制江西省民盟组织，同共产党“分庭抗礼”。
1956年，民盟江西省组织举行第3次代表大会时，许德瑗以“杀头”相要挟，一定要选刘九峰为民盟江西省委副主任委员。
以后又提拔他们的忠实爪牙向法宜为秘书长。
参加他们集团的还有王秋心。
他们在有些市和高等学校的民盟基层组织中也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
除了以许、刘为首的小集团以外，还有一个以漆裕元为首的小集团。
这个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有姚博、吕小薇、廖青云等。
这篇文章举出很多事实，说明许、刘、漆等人是章罗联盟政治路线在江西的具体执行者。
文章说，许德瑗参加民盟是由罗隆基、彭文应介绍的，他们一贯就过往很密。
早在1949年，刘九峰就在上海参加过罗隆基所召集的一次会议，会上罗隆基曾经露骨地表示“江西民盟应由我掌握”。
刘九峰回江西也是罗隆基介绍的，罗并指定他必须参加江西省民盟的领导机构。
1953年，罗隆基到庐山，曾经同马哲民、许德瑗、刘九峰开了一次会，根据许德瑗和刘九峰交代，那次会上他们曾经策划过成立以马哲民为首的“民盟中南执行部”。
今年04月全国宣教会议期间，许德瑗、漆裕元共同接受了章伯钧的指示，回到江西以后到处宣传“两院制”，甚至要组织政协的“民盟党团”。
文章说，在鸣放期间，许、刘、漆等人疯狂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许德瑗诬蔑中共江西省委除了邵式平略懂教育外，没有懂教育的。
许并跟着章伯钧叫嚣“取消学校党委制”。
刘九峰、漆裕元（省文化局副局长）则到处叫喊响应。
他们还一致攻击共产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谩骂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向法宜还公然提出要用民主党派干部去替换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主张同党“分庭抗礼”。
许德瑗咒骂“共产党是贪天之功为己功”。
许德瑗、刘九峰、漆裕元还主张在文化教育界大发展，在县里也要发展。
许德瑗、刘九峰并曾经到吉安（还准备到赣州）放“火”。
文章揭露，许、刘、漆等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一贯抱着敌视态度。
许德瑗的四叔是一个恶霸地主，在土地改革中曾被斗争，以后死去了，许德瑗曾以无限的怨气对许杰夫说：
“四叔的问题将来会有定论。”
1952年许德瑗的一个侄儿在三反中畏罪自杀，他又用侄媳妇的名义，写状控告九江县的领导。
在肃反中，许德瑗曾叫嚣“过火了”、“冤枉好人了”，并亲自为血债累累的伪保安处长赖伟英求情。
刘九峰在土地改革期间也经常散布“地主也有好的、有老实的”等荒谬言论。
对于肃反运动，刘九峰曾叫嚣“杀错了不少人”，诬蔑肃反工作干部是“不务正业”。
漆裕元在肃反运动中，他曾阻止肃反对象坦白交代，这次鸣放期间，他更亲自登门拜访肃反对象，企图为他们翻案。
文章还揭露了许、刘、漆等的丑恶历史。
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许德瑗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右派，是段锡朋所组织的九江县国民党党部筹委会的五个委员之一，刘九峰曾一度投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民运设计专员等职。
这些人结成联盟，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已经给江西省民盟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政治上，他们贩卖章罗联盟政治路线的阴谋，已经在江西省民盟组织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混乱。
在组织上，他们所培育出来的爪牙，已经窃踞了江西省相当一部分民盟组织的领导。
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为了使民盟真正成为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党派，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反共联盟。

晏勋甫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
　抗战时主持挖掘花园口淹死无数同胞
　大鸣大放期间四处点火恶毒向党进攻
本报武汉20日电
记者张碨报道：
民革武汉市委主委晏勋甫的反动面目在民革成员反右派斗争中完全暴露出来了。
晏勋甫三十年来一直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在解放前夕还任伪汉口市长。
他在1938年任“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时，曾主持挖掘了黄河花园口，淹死无数同胞。
他任伪测量总局局长时，曾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美航空测量合作协定”，出卖祖国领空。
解放后，他和陈铭枢又勾勾搭搭把持民革武汉市组织。
陈铭枢离开武汉后，晏勋甫一方面和陈铭枢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和民革右派分子萧作霖、邓介松、刘叔模等结成小集团，继续把持了民革。
当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晏勋甫更野心勃勃，以为“今后民主党派大有搞头”，提出“旧国民党归队”的发展方针，把一些释放后的劳改犯、被管制的坏分子拉进民革来。
萧作霖也一再活动将国民党旧军官分配到沿海地区工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鸣大放期间，晏勋甫说：
“这个运动我要亲自领导”，他亲自到基层进行点火，并叫嚣“肃反对象可以诉苦，他们如有报复，我同他们拼命去。”
他亲自参加武汉市参事室民革支部大会进行煽动：
“解放已八年，人生有几个八年？
要趁机会放，出了问题，我负责。”
他攻击党的统战政策说，统战工作有“三视”：
上层重视、中层轻视、下层藐视，说民主党派是摆样子的。
他背地还辱骂市委统战部长，把统战部长比作“杀猪的不能作统战工作”。
他污蔑党的人事工作是唯成份论。

章罗联盟的一支娘子军溃不成军
　刘王立明的成都妇女节制会解体
本报成都20日电
在成都妇女界的坚决反击下，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外围组织所谓“中华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土崩瓦解了。
08月19日，受骗妇女举行集会，一致通过决议：
解散成都节制分会，成都市妇联并根据群众要求召开执委会决定撤销该会妇联团体会员资格。
右派分子刘王立明为了扩展反动势力，去年11月底以视察名义来成都时，避开党政领导机关，私自串通原伪四川省警察局行政专员罗雅卿、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岳宝琪等偷偷摸摸欺骗拉拢妇女参加节制会。
她们吹嘘说节制会是国际性组织，入了会不仅可到北京开会，可找到工作，而且有出国机会，能和资本主义国家联系。
在发展组织中，强调只要不是现行犯什么人都是发展对象。
经过一番活动，也没有依法向政府登记，就在12月09日非法成立成都节制分会。
理事会中的十九个理事，有十六人是反动党团骨干、反革命家属和劳改释放犯。
根据这种情况市妇联曾警告她们暂时不要发展会员。
但该分会会长岳宝琪、总干事罗雅卿却拒绝妇联指示，继续恶性发展会员。
在现有的二百一十八个会员中有40％是被释放的罪犯、撤销管制的分子、反革命家属和妓女等，其余大部分都是受骗入会的。
在进行这一阴谋活动时，刘王立明并得到章罗联盟四川分店首脑潘大逵的支持。
刘王立明特把岳宝琪、罗雅卿介绍给潘大逵，要潘多帮助她们，使他们之间结成一条黑线，变成潘向党进攻的一支“娘子军”。
刘王立明阴谋被揭发后，被骗会员纷纷要求退会，解散前已办退会手续的有一百八十六人。

从天津已揭发的材料来看
党内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
本报记者　锺林
党内的右派分子是些什么角色呢？
他们为什么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来进攻党呢？
天津市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出来的一些材料，可以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答案。
天津已发现的党内右派分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来谈：
一类是对党和工人阶级抱有阶级仇恨的异己分子，他们混进党内，就是为了要找机会从内部来进攻党的。
例如天津市高级法院办公室秘书苏习林入党以后，对党一直不满，这因为他的反革命的叔父被判处了死刑。
这次整风开始以后，他就跟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大叫“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
他把党组织在肃反运动中的工作加以歪曲，并且诬蔑法院党组是“宗派主义集团”，煽动右派分子和“群众”去进攻法院党组。
很显然，他们以为这是他们报仇的时候了。
一类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例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他的论调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还说：
“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
抗美援朝时看见别人当了志愿军很光荣，他也报名参军，组织上批准了，他又害怕艰苦不敢去了。
这回他看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气势汹汹，他以为共产党大概不行了，也跟着高唱“党天下”、“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等等谬论。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他又说“左、中、右都是一码事，路的走法不同，但都是一个目的”。
他还说，如果开除他的党籍，他就要作一个“现代的屈原”。
他竟毫不知耻地把自己比做“屈原”，把党和人民污蔑为“楚王”。
一类是居功自傲，闹地位闹待遇，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堕落变质的蜕化分子。
例如天津医学院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张志英，从前在工作岗位上就这山看见那山高，屡次要求调动以达到升迁的目的。
她入医学院学习后，厌恶政治活动，不接近群众，党组织屡次教育她，她却怀恨党组织。
这一次，当学生中的右派小集团召开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发动向党进攻的誓师大会时，她跑去要求参加这个会对党“开炮”，得到右派分子的允许后，她就在这个会上诬蔑党“压制民主”，并攻击党员领导干部。
结果，右派分子们就根据她这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通过要求改选党支委会、开除六、七名党员和成立整风委员会等决议。
以后她又跟右派分子一起在党支部召开的群众会上大吵大闹，她说党迫害她。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她又替右派分子出谋划策，应付斗争。
一类是历史上有过污点或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但没有被教育过来，一直怀恨党仇视党的人。
例如南开大学的“调干”学生、“共产党员”桑健，他从前在部队工作时，曾有严重的泄漏军事机密的行为，受到批评。
又因为隐瞒他父亲的叛变革命的行为，受到党纪处分。
桑健因此叫喊说他要离开党的立场，站到第三者的立场上。
结果，他就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跟在北京大学的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首领谭天荣的屁股后面，在南开大学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又如河西区公安分局秘书科科长、党总支副书记张福春，他在日寇占领时期，曾给岗楼上送过情报，肃反运动中追查了他这件事；
在评级的时候他要求升级又没有达到目的，就对党很不满意。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说“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
还说“国民党有嫡系非嫡系之分，共产党也有。”
他还诬蔑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是“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还有一些人是在组织上入了党，脑袋里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
在资产阶级右派大举进攻党的时候，他们也乘机而起，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党和改造社会。
例如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萧荻和政法组组长马贤铎，这两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观点来改造报纸的。
他们都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
萧荻说：
“党本身无力克服‘三害’，机关报只能纵容‘三害’，要除‘三害’，只有办一个有‘独立权限’的报纸。”
天津中级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共产党员”高虹飞，说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教育，应该由他的反党小集团去领导。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里的“共产党员”王巍，替右派小集团出谋划策向党进攻，他同意由右派分子们组成“艺术委员会”来领导歌舞团。
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纯洁，天津的绝对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像斗争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在严肃地同党内为数极少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以“左”的姿态向党猖狂进攻
谢卿梁原形毕露
本报讯
据重庆日报报道：
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重庆市工会联合会第1机械工会的右派分子谢卿梁对党的进攻已经完全被击败。
在大鸣大放期间，谢卿梁大肆诬蔑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说党在1952年才提出总路线，这是“修正主义”。
又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路线错误”，党对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妥协政策”。
还诬蔑说党中央的“组织路线”也有错误，“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因此，他认为“关键在于中央发扬民主”。
他蓄意否定中国革命成就，歪曲整风是要来个“全面改变”。
谢卿梁还恶意挑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挑拨中苏关系。
谢卿梁并在工作中，破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以“左”的姿态出现，鼓动过工人殴打三个蛋行小业主，当市工会批评他这种行为是违反政策时，他还认为执行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错误。
为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谢卿梁的疯狂进攻，从7月上旬开始，由市工会党组领导，组织干部研究分析了谢卿梁的反动观点，同时，第1机械工会的干部深入到谢卿梁工作过的工厂企业，搜集他的反动活动，连续召开小型、中型和大型会议展开说理斗争。
人们揭露了谢卿梁的丑恶历史，原来他在1948年就在上海参加了托派组织。
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他被迫坦白了反革命身份，组织上宽大处理，未予处分；
但他继续散布反革命言论，进行破坏活动。
大家系统地驳斥了谢卿梁反动的托派“理论”，并尖锐地揭露了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企图蒙混过关的种种卑鄙手法。
谢卿梁在群众中已完全暴露了原形，不得不承认真理在共产党这一方面，表示要重新作人。

北京市工会揭发一批右派分子
　吴炳文破坏同工种生产竞赛
本报讯
据工人日报报道：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及市级各产业工会，已经揭发出一些右派分子。
其中有：
建筑器材工会常委兼指导员吴炳文、市工会联合会体育部指导员张君瑞、劳动保护部指导员李蔚林、教育工会福利部副部长叶茂林。
右派分子吴炳文极端仇视领导干部。
把他们比作旧社会的“作官儿的”和“私营企业中的甩手掌柜”，“要的只是权和钱，而不办事”。
他谩骂靠近党是“舐屁股”。
他赞赏与组织闹对立、不服从领导的人是“生来有点硬头皮”，“不愿随弯就曲”。
吴炳文诬蔑市工会联合会领导是个“照像馆”，一切工作都是上级工会和市委的“翻版”。
吴炳文还破坏建筑器材系统的同工种竞赛，当建筑器材工会作出开展同工种竞赛的决定后，他以两面三刀的手法到处活动，进行反对。
他到市工会生产部和有关工业局说基层干部不想搞同工种竞赛，到基层又说市里不同意搞同工种竞赛。
后来他还威胁领导开展同工种竞赛的人说：
“搞吧，年终再算总账”。
右派分子叶茂林特别赞赏葛佩琦所说的如果共产党不好，就可以推翻、可以杀。
原来他早在1956年10月就在日记中写过：
“马谡置国事于不顾，斩之无冤。”
“今世马谡不少，不见其罪何也。”
（他自己承认马谡系指领导干部）他在机关到处点火。
对人煽动说：
“谈谈你的遭遇吧。”
“我支持你，你的委屈我了解。”
党内右派分子李蔚林肆无忌惮地辱骂党组织，把党支部称为“王朝”，把支部书记比作“国王”。
他同意右派分子的“党是三害的化身”、“党员有党性就不能兼有人性”的说法。
因为他自己个人野心未能得逞，竟狂妄地说“党是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说“党欠了他的债”。
党内右派分子张君瑞，攻击和污蔑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反右派斗争进入到激烈阶段，张君瑞拒绝参加会。
党支部专门开会决定他去参加，他提出“我正在考虑我是否继续留在党内”。
后来又在会上宣读了他未写完的退党申请书，申请书中狂妄地说“退党是给执迷不悟者以启发”等。
他还在机关内张贴大字报骂批判他的人都是“发疯了”“迷信了”“都将成为历史上的罪人”。
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市工会联合会和各产业工会工作人员正在继续深入揭露和进行说理斗争。

南京新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南京市九所高等院校去年吸收入党的副教授和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有五十三人。
他们在解放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学习，思想改造比较认真，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因此在大鸣大放一开始，绝大部分人就能嗅到周围有了不正常的气味，和党一起警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徐克勤，是去年03月入党的新党员，在鸣放期间看到校内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疯狂地攻击党，非常愤慨，几次向党组织提出这当中一定有坏分子兴风作浪，要求反击。
以后他一直站在反右派斗争最前线，热情参加系里和全校的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活动。
南京林学院的右派分子挑拨新入党的院长郑万钧和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关系，说什么“我们的郑院长有职无权”。
但郑万钧却更加密切地和党在一起研究处理学校的问题，用事实击败了右派分子的阴谋。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批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都积极揭发批判右派分子。
华东水利学院九三学社支社有人提出不要公布一个社员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并提出不要公开批判。
去年入党的副院长严恺当时表示反对，坚持拿到群众中去辩论，揭破了这些人包庇保护右派分子过关的企图。
在“鸣放”期间，有人挑拨南京大学新党员、六十四岁的老教授李学清和党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严正表示：
“我们如有问题，可以在党内提出解决！”
当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除了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罪行外，还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向学生介绍新旧大学对比，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南京林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陈植是院长郑万钧的老师，一贯反党。
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郑万钧克服温情主义，主持院内党和民主党派联席会议，当众批判揭发陈植的右派言行。
郑万钧最近又和南京农学院院长新党员金善宝等，参加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在赤日炎炎下，不辞辛劳地奔走。
在这段严酷的日子里，南京高等院校五十三个高级知识分子新党员当中，约有87％左右能站在党的立场上；
11％左右在事件发展中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清醒，提高了认识；
只有个别人掉入资产阶级右派泥沼。
　（新华社专稿）

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
吴忠安回乡造谣
社员们和他讲理
右派分子吴忠安是江苏丹徒县石马乡前进农业社厚因村人。
现名吴信夫，在江苏师范学院数学系读书。
07月17日，当他回到故乡休假时，党支部书记许正富对他表示欢迎，向他介绍了社里争取秋季丰收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党组织做些宣传教育工作。
可是，十多天来，吴忠安反而专门在农民群众中造谣生事，煽动农民反对党和政府。
农民对他很反感。
石马乡乡长也曾专门跟他恳切地谈过话。
吴忠安不但不接受大家对他的教育和劝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到富农中间进行活动，宣扬少数右派学生的闹事经验，怂恿富农起来闹事、破坏。
石马乡前进社的社员忍无可忍，决定召开代表座谈会，跟吴忠安进行说理斗争。
社员吴明山第1个在会上发言。
他对着吴忠安说：
你在我面前说：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发表得太早了，引起社会上的紊乱，并且造谣说中央和周总理都不同意。
你的这种说法，是想把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去，这简直是坏空了心。”
吴明山接着揭露吴忠安歪曲和诬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言行。
他说：
“二十号晚上在学校后边乘凉时，我说起稻子‘放地火’的病没法治，觉得我国自然科学还落后。
吴忠安对我说：
我国科学并不落后，就是科学家怠工。
我问他为什么怠工，他说主要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好，不是强制工作，用军队监视，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入党，用党性要他们工作；
或者用抛弃旧的、培养新的话来威吓知识分子。”
这时，会场上许多农民责问吴忠安有什么根据，吴忠安诡称联共党史上有。
当场有人拿出联共党史，证明联共党史上并没有这三点谬论时，这位大学生又造谣说是斯大林说的。
社员吴明山还揭露了吴忠安破坏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言行：
吴忠安一到家就给毕业生上课，宣传“参加农业生产最苦，一定要做个有学问的人；
要学问，必须进学校读书。”
吴明山说：
当时，我曾举自学成功的名数学家华罗庚驳他，他竟说：
这还不是政府的夸张。
以后，陈乡长帮助吴忠安时，他还有根有据地说：
华罗庚原来读过中学，以后被吸收为北大旁听生，去法国留学，法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到美国，在美国学好了的。
吴明山说：
我们农民不晓得华罗庚的全部经历，但农村要中小学毕业生是事实；
我们农民闻闻气味，也闻得出吴忠安有崇美、亲美思想。
前进农业社会计吴明生、复员军人邹克成接着揭发了这个大学生挑拨农民和政府关系的事实。
吴明生还揭露了吴忠安煽动农民闹事的反动言论，他责问道：
“你宣传学生闹事有胆量，强迫校方出路费给学生到北京闹事，是什么用意？”
复员军人邹克成说：
吴忠安造谣、挑拨，目的是煽动农民反对政府，让他们这样别有用心的人上台。
就拿避孕来说，政府提倡避孕，是为人民和国家好的，是由人民自愿来避孕的，而这位大学生却把这件事说成中央规定的，说生了三个孩子就要报税，引起农民对党不满。
会上，小学教师顾象桢、缪长华，社教辅导工作人员孙启虎等，还揭露了吴忠安冒充共产党员，伪造证件、勾结富农分子、诬蔑人民领袖等言行。
他们都气愤地提出了许多责问，要求吴忠安解答。
吴忠安在铁的事实面前，无法抵赖，只是说：
“大家讲的都是对的，我不应该瞎说。”
他还一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企图把责任推到旁人身上。
到会的社员代表一致要求江苏师范学院好好管教这个右派学生。

哈市工会干部批判孙乃儒
本报讯
哈尔滨市工会联合会和市级各产业工会工作者揭露了第1机械工会工资部干部右派分子孙乃儒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
孙乃儒说：
没有党的领导群众也可以解放自己，也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说什么工会也有清一色味道，工会也应该有民主人士来参加领导，企图这样来篡改工会组织的性质。

　山西各产业工会展开反右派斗争
本报讯
最近，山西省各产业工会联合出刊的“争鸣园地”，揭发了省文化工作者工会郭文泉、省电业工会商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
郭文泉宣称“社会主义弄得人们吃不上穿不上”，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经济”。
电业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商英，他说现在的工会主席那一个不是共产党员，都是领导有意识安排的，不是民主选举。
郭文泉也说有党员存在就有矛盾，他主张“取消全国的共产党员，只留党中央指导工作”。
各系统职工正对他们进行批判。

扫除内部渣滓　保持工会纯洁
刘流竟企图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
本报讯
抚顺市工会联合会全体职工连日集会，反击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刘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刘流恶毒地挑拨党和工会的关系，妄图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
他叫嚣：
“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该是民办！
工会主席是党员，副主席就应该是非党员。”
他认为“工会一个由党员领导，一个由非党员领导，肯定是非党员干的好。”
刘流平日到处吹嘘自己从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是跟着共产党走了二十多年的老干部，是“世界上少有的音乐家”，以此蒙混、欺骗群众。
但在骨子里，他却是一贯对党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
党整风开始，他认为时机已到，即到处放毒向党猖狂进攻。
他污蔑共产党“变成社会党了”，甚至“连第三党的进步性都不如”，说“党组织近几年对理论不求甚解，没有在延安时深入理论的作风”，还说党中央有“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发源地也是中央”。
他谩骂共产党“专制”、“黑暗”、污蔑党员和领导干部“都没有了党性”，“没有了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是“靠政治吃饭”，“欺侮人”的人。
他大力赞扬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动论调。
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他就大喊大叫“肃反搞错了”，还说胡风不是反革命。
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展开时，他恨之入骨，说：
“有些右派分子的言论，不一定是反党言论，不要太神经衰弱，不要缺德，打击报复。”
他狂叫“人民日报太左了”，对党报上发表的声讨右派分子的报道，则污蔑为“陈词滥调”，“反批评就是党天下的思想”。

揭穿章乃器买卖“古董”的秘密
王冶秋
在1949年07月间，我在当时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员会、文物处工作，一天转来一封信，是章乃器写给郭老和李一氓同志的，短短的几行信以外，附了一份意见书，题目是：
“一个加紧发掘文化矿的提议”
提议开头说道：
“由于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有一种特产——文化矿。……所以说我们有一种特产叫做文化矿，是一点都不是夸张的。……中国的古物，可能是今后百年间取之不竭的一种特产。”
紧接着他又写道：
“因此我认为笼统的禁止古物出口，是不聪明的。
一面，我们放弃了一个为数不小的外汇来源。
另一面，从北平琉璃厂的古玩业，……以至更基本的中原一带的挖坑的人们，都遭到不景气的灾难。
“由于我的建议，华北人民政府已经下令准许近代的没有历史价值的古物出口。
这是不够的，因为，有没有历史价值，并不在是古代或者近代。
大多数的古代遗物，都不是有历史价值的，都是可以运出去换外汇的。”
他又说：
“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到七、八千美金，这使我得到一种安慰，几月来大买古玩的结果，所出的代价还抵不过一个鼎在美国的代价的三分之二。
然而，单就鼎而言，我就有了二十多个。”
紧接着他就坚决主张把古物“直接出口”，“至于直接间接和古玩有关的行业可以更生，文化矿可以加紧开采，更是必然的结果。”
他说“我现在大致有四百件左右的古物，以铜瓷为多，只消出口一件铜鼎，四百件古物就等于无代价。……”
最后他说：
“我的购买力已差不多了，今后只准备买少数特殊物品，只要公家着手买，我就马上停止，以免双方争购……”他又说，“我的物品，是不出卖的，可以做纪录存案，所以，这一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
这就是章乃器在1949年07月12日亲笔写的提议书的主要内容，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认为荒谬绝伦，是一个道地的坚决要出卖祖国文化遗产的汉奸。
不过因为他挂着一个民主人士招牌，还是由华北人民政府高教委员会予以婉言拒绝。
现在重翻档案，记忆犹新，为什么章乃器写这个“提议”呢？
恰好就是他最后赶紧声明的“这一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正有关系。
章乃器、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就在党中央约请他们去东北共商国事的时候，途中听到解放济南的消息，章伯钧就认为“大势已去”，接着淮海战役也打响了，在两个月零五天的战斗中，全歼蒋介石精锐部队约六十万人，章伯钧、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痛恨美国帮助不力，“蒋介石真不中用”，而把他们日夜以谋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搞垮了；
另一面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一道一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的命令，以雷霆万钧之力、秋风扫落叶一般把骑在人民头上的、美帝国主义百般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武装彻底摧毁了。
章乃器所谓“看看政治行情”，就是这样一个对“第3条路线”、“中间势力”极为不利的“行情”，悲观失望之余，只好
“打打经济算盘”了。
东北在“八·一五”以后，溥仪在长春“皇宫”中的“宝物”被他的卫士、臣下抢劫以后散失出来，溥仪亲自带着的一部分，也在通化打散了，地主、官僚的收藏也纷纷抛售，章乃器、章伯钧看到这个“行情”，于是就日日出入于古玩铺中，大打其“经济算盘”。
这些文物被他们以极贱的价格买来带到北京，那时北京古玩行市低落，他们又大肆收购。
章乃器急于把这批古物卖到美国，曾经向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韩寿萱打听“行市”，当韩馆长告诉他一个鼎在美国可以卖七、八千美金的时候，章乃器真是大喜若狂。
可是一个极为使章乃器失望、愤恨、咬牙切齿的事件发生了。
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鉴于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帝国主义者勾结反动统治者和奸商、盗墓匪，把我们祖国文化遗产盗掘、抢劫、破坏、搜刮载运出外国，使我国文物受到损失的严重情况，当即于1949年04月08日颁发了“为禁运古物图书出口令”，这一道法令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所遭到的浩劫制止了。
解放前我国文物的损失是惨重的。
如前绥远省的整个喇嘛庙古建筑、云岗、龙门、天龙山昭陵六骏等著名石刻；
西安、洛阳、安阳、长沙等地商、周、战国、汉、唐的墓葬、遗址的出土文物；
以及传世的绘画、图书……无不席卷而去，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抢劫更多，而且公然声称：
“今后研究中国文化艺术，要到美国来研究了”，“美国拯救了中国艺术品的惨劫”！
凡稍具爱国心的人士，对此莫不表示痛恨，这一道法令自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欢呼。
但它却遭到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奸商、文化汉奸们的仇视。
章乃器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却叫着“换取外汇”的口号，而到处反对这个庄严的法令，我曾记得他多次向各方面散布谰言，攻击这个法令，攻击无效，忍不住又亲笔写了这个“提议”，他公然主张由古玩奸商勾结盗墓匪大开所谓“文化矿”；
主张“古代遗物，都不是有历史价值的，都是可以运出换外汇的！”
他认为国家禁止古物出口，“是不聪明的”，允许近代的没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出口“是不够的”。
他主张把古物都“直接出口”，卖到外国，尤其是美国。
他还声明他的“物品”，是不出卖的；
但是现在根据揭发，“去年他就把价值一千四百多元的瓷器、铜器共三百多件分三批卖给了古董商人裴顺山”。
他声明“提议完全和我私人的利害无关”，恰恰相反，正是与他私人利害有极大关系，打破了他黄金美钞的“经济算盘”。
因此他才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国家法令。
这个坚决反对国家禁止文物出口法令，要把祖国文化遗产大肆破坏、盗掘，而且坚决主张卖给美国的章乃器，他的用心和企图不是很明显的吗？
上面的事实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用骨头烧成灰，就可看出他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王允中留恋资本主义制度
说理斗争打破了他的幻梦
本报讯
连日来，山东省商业厅全体工作人员，对党内右派分子、商业厅财务处科员王允中展开了说理斗争。
王允中留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
他说：
“我对目前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不满意。”
他还一心向往着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上海生活，他说：
“在那个社会里，今天是穷光棍，明天可能就是百万富翁。”
他反对党的“三大改造”政策，他说：
“资本主义有竞争，可以刺激生产；
社会主义制度是平均的，没有竞争，不能刺激生产。”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
“农业合作化搞糟了，有很多农民没有粮食吃，很多农民没钱花。
那些区乡干部不能贯彻党的政策。”
他还到处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说：
“共产党和其他阶级的政党一样，也是为了争取群众，夺取政权，分享富贵的集团。”
王允中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大加反对。
他说人事部门提拔干部是“只要是老资格加牌子（指党员），会说能道的就能提拔。”
他还恶毒的宣传说，“人事部门是赶驴的，搞业务的是当驴的，当驴的永远当驴，赶驴的永远赶驴。”
他还用请客吃饭等手法，拉拢一些人大肆向党进攻。
在几次说理斗争中，王允中在许多具体事实面前，被驳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

黎湛歪曲事实的漫画
右派分子黎湛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组负责人，美协广州分会会员。
他一贯仇恨党，在整风时期中不断利用墙报发表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和漫画。
黎湛在漫画中恶意歪曲事实，把提升干部描绘为“凭党证上楼”，把所谓“有德有才”的人描绘成只能站在门外等待。
他在另外一幅漫画中把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描绘成“摇钱树”，恶毒地诬蔑人民的出版事业只是唯利是图。
黎湛在所谓“鸡鸣集”中污蔑党是包庇坏分子的。
他号召大家去反对党；
他把领导和被领导说成猫和老鼠的关系，比动物还不如。
黎湛的“鸡鸣集”是在反右派高潮的时候（6月间）不断写成的，他把新社会描写成风雨如晦，昏天黑地，处处流露不满。
说新社会不如解放前，说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要“惨”。
说“人说出版社的科级官衔是‘封’的，我说是宗派主义‘派’的。”
他还在“鸡鸣集”中大肆诬蔑积极分子，说他们是“平常不提意见，到运动来时整一手就有本钱当积极分子，当不上积极分子自然就入党无份。”
当报刊用事实驳斥罗翼群的“饿死边缘论”时，他竟说：
“我是顺德人，我亲眼看见顺德农民生活并不好，报纸是胡说”。
黎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受到广州美术界人士共同的驳斥。
（附图片）
“凭党证上楼”
“摇钱树”

中国学生篮球队去巴黎
本报讯
由上海大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篮球队一行十三人，20日从北京坐飞机飞往巴黎。
他们是应法国全国学联邀请去巴黎参加为纪念法国全国学联成立五十周年举办的巴黎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学生文化联欢节。
参加这次运动会的约有二十五个国家的大学生。
上海大学生篮球队是去年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冠军。
他们平均年龄仅二十一岁，每人的个人技术较全面，动作灵活，投篮准确。
篮球队的中锋身高一公尺九十二公分。
不久以前，他们曾与“八一”队男子篮球队作了两场友谊比赛，结果是一胜一负。

乡村医疗预防网开始形成
全国设有二千多个县卫生院和医院，分布在农村集镇的诊所达五万个以上，农业社举办的保健站约有一万个，这对保证农民健康和促进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
本报讯
八年来，在党和政府亲切的关怀和领导下，乡村医疗预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农村的卫生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解放前，全国设在县城的床位有一万一千余张；
还有三分之一的县没有设立公立卫生机构；
区乡以下，除有三百四十一个区卫生所外，毫无其他公立卫生设施。
但是，从第1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到1956年底，设在县内的各类医院的床位数已达十万余张，其中县卫生院、县医院的床位数达六万二千余张，比解放前的最高数还增加了四点六倍；
各地区卫生所达一万三千余所，一般需要建立的地区已经基本上全部有了。
在疾病流行严重的县内，更重点地设立了各种专业的防治机构。
几年来，许多地区已经建立了由省到专区（市）、到县的各级医院逐级指导关系，采取了各种方法积极提高下级医院医务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
许多县医院、卫生院已经掌握了各种流行病的防治方法，有些还能正确地诊断和处理一般疑难病症，进行一般的腹部手术。
目前，全国二千多个县卫生院、县医院除了每年担负了七千多万门诊人次和一百多万住院病人的繁重治疗任务以外，还积极地支援防汛、救灾、体格检查等各项中心工作，大力进行县内各项卫生业务的指导，大批地训练了接生员、卫生员，用各种方法组织和进行卫生宣传工作，指导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农村中的医疗卫生力量已经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作了适当的安排。
到1956年底，分布在集镇、农村的联合诊所、乡卫生所已有五万所以上，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约有一万个，其他个体开业医生和半农半医，也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作了适当安排。
这支强大的基层卫生队伍已经构成了乡村医疗预防网，对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卫生工作，保证农民健康和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几年来，依靠农村医务人员的力量，已经培养了数百万不脱产的卫生积极分子（卫生员、接生员等），有些地区已经重点地发展了红十字会基层组织，把运动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以培养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培养的卫生积极分子，与群众密切联系，形成农村中开展群众卫生工作的核心力量，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京津沪三市少年游泳及乒乓球对抗赛结束
新华社19日讯
17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1957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少年游泳及乒乓球对抗赛，今天全部结束。
天津市少年男、女游泳运动员获得了游泳比赛的团体第1名。
他们在四种姿式（自由泳、仰泳、蝶泳、蛙泳）三十二个项目的比赛中，取得了十七项第1名。
第2名和第3名分别是上海队和北京队。
三城市少年游泳及乒乓球对抗赛，都是举行团体比赛，唯乒乓球赛是由成人和少年混合在一起比赛的。
乒乓球对抗赛打得十分激烈，上海队以多样化的发球战术多次赢得了比赛的主动权，而夺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团体赛的冠军。
他们胜北京和天津男子队的比数都是五比二；
胜北京和天津女子队的比数分别是三比二和三比一。
获得三城市乒乓球对抗赛男子组第2名的是北京队，天津队得第3名。
女子组第2名和第3名分别是天津队和北京队。

　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
　第1阶段比赛结束
新华社20日讯
从8月上旬开始的1957年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的第1阶段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第1阶段五个竞赛区的男女冠军各五个队已经产生，他们即将集中到天津参加8月25日到31日举行的第2阶段比赛。
速度快、协作好、投篮命中率高的广州少年男、女篮球队，在郑州竞赛区的比赛中都是场场获胜，分别取得这个竞赛区男、女两组的第1名。
广州少年男子队的中锋，身高一公尺九十八公分的“少年篮球巨人”张光禄，在比赛中常常给对方很大威胁。
少年篮球锦标赛第1阶段其他四个竞赛区获得男、女冠军的篮球队是：
长春竞赛区：
长春男子队和女子队；
太原竞赛区：
天津男子队和北京女子队；
南京竞赛区：
南京男子队和上海女子队；
昆明竞赛区：
重庆男子队和女子队。

军官家属成批参加劳动
据新华社20日讯
最近几个月来，部队中的军官家属们一批批地组织起来，参加了劳动生产。
有的成立了家属缝纫小组和家属洗衣小组，为部队官兵缝纫和拆洗衣服，收费低，活做得仔细，受到官兵赞扬。
驻济南地区某部队的家属们，帮助士兵拆洗被褥一千六百床，洗、补衣服两千件，补袜子六十双。
某团十八个家属，还帮助部队碾了一万八千多斤米。
她们在部队领导机关召开的家属代表会上都受到了表扬。
有一些军官家属还参加了部队驻地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加强对落榜生的思想教育
益都县很多学生愉快地参加农业生产
新华社济南20日电
山东省益都县毕业生工作队加强了落榜生的思想教育和社会宣传教育以后，有很多学生愉快地参加了农业生产。
这个县的毕业生工作队由小学校长和中、小学校的教导主任等一百二十人组成，他们于7月底出发，到每个区又组成工作小组。
他们每到一个乡、社，首先参加田间生产，利用田间谈心和个别访问来了解学生、家长和群众对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的思想情况。
这些工作组在参加乡社和生产队的一切会议当中，结合当地的生产任务，贯彻了国家对毕业生安排工作的指示，在干部中统一了认识，并与乡、社干部和回乡的教师等共同组成了庞大的社会宣传力量。
对于个别学生和家长，还召开小型座谈会或进行家庭访问，消除落榜生参加劳动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和阻力。
这个县杨马乡高小毕业生孙玉凤听说自己没有录取，在家里大哭大闹；
扈家庙初中毕业生刘耀光在发榜前非常紧张。
他们经过工作组的劝导教育，情绪便安定下来了，落榜后都愉快地参加了生产。
杨马乡学生家长陈子勤以前认为儿子只有上学才是唯一出路，现在，经过宣传教育，他转变了态度，同意孩子考不上学，就参加农业生产。
毕业生工作组每周有三个下午参加田间生产，对鼓励学生参加生产作用很大，不少学生反映：
老师们在假期里都下乡参加劳动，我们参加生产一点意见也没有了。
目前落榜生的情绪已经安定下来，有很多人已愉快地扛起锄头走向田间。

北京受到避孕宣传的达八十三万人次
本报讯
北京市从1956年10月开始较为广泛地开展避孕宣传以来，已经收到一定的效果，实行避孕人数正在增多。
从今年第1、二季度几种主要避孕药械销售量增长的数字来看，北京的很多市民是有避孕要求的。
今年第1季度全市共售出子宫帽三千九百多个，第2季度增加到五千九百多个。
第1季度共售出阴茎套三十八万多个，第2季度增加到五十一万多个。
第1季度共售出避孕药膏一万三千多管，第2季度增加到两万三千多管。
从去年10月开始，全市的医院、妇幼保健站普遍开展了避孕门诊，同时还供应避孕药械，给要求避孕的人很多方便。
在大部分的区里都举办了避孕展览会，放映有关避孕的电影和幻灯，同时还组织医务人员到厂矿、机关团体和街道居民中做关于避孕常识的报告。
这些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据统计目前受到避孕宣传教育的约有八十三万人次，占全市成年人口的40％左右。
但是避孕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

北京新建三个大医院
　解放以来病床位已增加四倍多
本报讯
北京市目前正在建设两个大型的综合医院和一个产科医院。
两个大型综合医院分别建筑在东郊工业区中心和劳动人民众多的宣武区，各有四百张病床位，每天可以容纳八百人次门诊，是市级的中心医院。
它们的建设是为了适应这一带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并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区级医院解决技术上的困难，同时还负担这一地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培养工作。
目前这两个医院的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作。
北京市产科医院座落在市中心区骑河楼，拥有二百五十张病床位。
它分正常产科、病理产科、研究和咨询等四大部分，是全市产科专科的中心，在业务上还负责指导和提高妇产科基层医院的工作。
此外，北京市今年还在郊区新建两个防疫站和十个门诊部。
据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统计，1956年全市医疗机构的病床位，已经从1949年刚解放时的三千零一张增加到一万六千零五十一张（不包括中央卫生部所属医疗机构的病床位）。
上述两大综合医院和一个产科医院建成后，还将给全市增加一千零五十张病床位。
（甸义）（附图片）
上图：
北京东郊朝阳门外工业区新建的朝阳医院外景全貌

卫生部进一步加强业务领导
三百多个县市防治血吸虫病
本报讯
为了加强对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业务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上海设立了血吸虫病防治局。
过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业务领导是由卫生部防疫司担负的。
而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设在上海，血吸虫病的科学研究机构也设在上海，工作配合上有时不够迅速及时。
防治局在上海设立以后，将可以避免和克服上述缺点，提高防治业务工作效率。
自从1955年底毛主席对消灭血吸虫病作了重要指示，和1956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限期消灭几种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以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被列入地方党委的工作议事日程，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相继成立了各级党组织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小组，行政上也先后成立了各级防治委员会。
卫生部把防治血吸虫病提到了各种疾病防治工作的首要地位，按照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建立了十九个防治所，二百三十六个防治站，一千三百四十六个防治组，培养训练了一万七千多名专业防治干部，在流行区三百零九个县市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取得巨大的成绩。

友好往来
苏联斜井钻井队离玉门油矿返国
新华社兰州20日电
前来帮助我国石油工作者掌握新的钻井技术的苏联斜井钻井队，已经离开玉门油矿返国。
苏联斜井钻井队是在去年来玉门油矿的。
一年多来，他们积极帮助中国钻井职工学习使用涡轮钻具钻凿石油直井、斜井和双筒井技术。
去年他们和中国钻井职工一起在老君庙油田上钻成了我国第一口石油斜井，以后又陆续钻成了两口斜井、一口直井和一对双筒井。
在钻井过程中，通过详细讲解和耐心地传授实际操作技术，他们已为玉门油矿培养出了五个能钻斜井的钻井队，另外还有十二个钻井队学会了使用涡轮钻具钻井。
使用涡轮钻具钻石油直井、斜井和双筒井是石油钻探中的一门比较复杂的新技术。
运用这种技术钻井，不但比目前我国石油钻井工作中广泛使用的转盘钻井法的速度快、效率高，而且可以解决在复杂地层中进行钻井的困难问题，以避免用转盘钻时常发生的折断钻杆的恶性事故。
　埃及议员毛希丁到京
新华社20日讯
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晚报”总编辑哈立德·穆罕默德·毛希丁今天下午乘飞机从广州到达北京。
他是在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和新闻界人士，埃及驻中国大使哈桑·拉加卜，都到机场欢迎。

地拉那足球队在沈阳开始和我国比赛
新华社沈阳20日电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今天在沈阳首战失利，以一比二败给沈阳足球队。
今天下午五时，在球赛开始前举行了阿尔巴尼亚地拉那足球队在中国比赛的开幕仪式。
球赛开始后，双方都踢得特别谨慎。
比赛进行到八分钟时，客队善于射门的前卫加尼·麦里亚才开始试射第一球，这个球虽然有力，却被沈阳队守门员牢牢抱住。
从此以后，双方展开了猛烈攻势，守门员面前的险象不断出现。
二十分钟时，沈阳队右边锋王有成看准自己战友传来的好球，他跑上去举脚劲射，球从对方守门员的左侧急速飞入球门，首开纪录。
在第39分钟时，沈阳队常在对方后卫左右徘徊的右边锋曲光新得到从右后方传来的一个高球，他转身凌空射入了第2个球。
上半时主队以二比零领先。
下半时一开始，主队的体力呈减弱状态，只得加强防守，于是客队展开了快速进攻。
比赛进行到二十三分钟时，客队右内锋亚列齐·斯康杰尔带球闪过主队后卫，射入一球。
以后，二比一的比数一直没有变化。
地拉那足球队是17日晚到达沈阳的。

垒、棒球锦标赛结束
新华社沈阳20日电
1957年全国十四城市学生男子垒球和八单位棒球锦标赛，今天全部结束。
在垒球预赛第2组中获得第1名的天津队，在决赛中以十比一战胜了预赛第1组的第1名北京队，而取得冠军。
预赛第2组的第2名上海队，在决赛中也以十一比七战胜了北京队，而跃居亚军，北京队得第3名。
以下的名次是：
广州、旅大、西安、青岛、兰州、重庆、武汉、沈阳、南京、开封和西宁队。
棒球的冠军被上海队获得。
预赛第2组第2名的北京队，在决赛中竟以十比一战胜了本组的第1名延边队，而取得亚军，延边队退居第3。
以下的名次是：
天津、广州、齐齐哈尔、旅大和沈阳队。

天津领导干部坚持参加体力劳动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热情
据新华社天津20日电
天津市机关、工厂、企业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几个月来已形成制度。
他们在深入基层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中共天津市建筑党委副书记胡玉坤和第三建筑公司的经理等负责人，在参加建筑工地的劳动后，发现相当数量的工人完不成定额，原因是有些定额订得不合理。
他们经过研究，对不合理的十五项定额标准作了修改，使这个公司的建筑工人7月份的工资总额较原定额提高了10％。
天津市第三商业局副局长韩克非等人到大沽路综合食品商店参加售货工作后，发现这个商店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在业务最忙的星期日休息，就决定把行政管理人员改在其他日子轮休，星期日参加售货工作，以适应顾客的要求。
天津市油毡厂的厂长、中共支部书记到炼油车间参加劳动后，发现工人作清理锅底的工作时，油锅的温度确实很高。
过去工人虽然提过这方面的意见，但是由于领导上主观地认为油锅已凉了一夜不会怎么热，因而长期没有解决。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工人在清理锅底时，不但穿上了用水喷湿了的新购置的石棉衣裤，而且旁边还有流动风扇吹风，清理的方法也比过去有了改进。
由于及时发现和解决了这些工作中的问题，就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劳动热情。

女子标枪能手李雪祖、跳远健将杨玉敏
再一次创造全国最高纪录
据新华社西安20日电
全国女子标枪最高纪录保持者李雪祖，19日在1957年陕西省田径、举重运动会上，把标枪掷到了四十一公尺四十四公分远，这个成绩比她本人去年在苏联基辅中苏田径友谊赛中创造的四十一公尺三十八公分的全国最高纪录又提高了六公分。
另一个著名运动员杨玉敏，也在18日女子跳远比赛中创造了五公尺四十六公分的新纪录。
杨玉敏自己创造的这个项目的全国最高纪录是五公尺四十五公分。
李雪祖和杨玉敏，都是北京体育学院田径班的运动员，她们是应邀来参加1957年陕西省田径、举重运动会的表演比赛的。

文化零讯
　杭州展出330幅国画新作品
杭州市中苏友谊馆16日展出了浙江省文化局和浙江省文联联合举办的第1届全省美术展览的国画部分。
展出的三百三十幅国画中，绝大部分是1957年的新作，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有实地写生的“天台山麓”、“富春江”和反映日常生活片断的“傣人汲水”、“教妈妈认字”等。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彩墨系助教周昌谷画的“阿妞像”，是在国画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绘画艺术的优点，来刻画现代人物的一种别具风格的表现方法。
最使参观者感到兴趣的是一幅九岁儿童郑尚树画的“蟹”。
这个年仅九岁的儿童，已经初步掌握了中国画的技法，抓住了蟹的特征，人们说，这张画造型准确，画得也很生动。
这个展览会上也展出了曾被江丰反党小集团降为职员的美术分院国画副教授诸乐三的“荷花”和“藤花蜜蜂”。
在这两幅画中，老国画家很有神韻地把荷花和蜜蜂的特点都勾勒出来了。
会上也展出了著名的老国画家潘天寿的“江洲夜泊图”和温州专区八十四岁老人冷叟的“雪景山水”等作品。
设计长江大桥纪念邮票
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武汉人民百年来愿望的实现。
为了印制发行大桥建成的纪念邮票，邮电部于4月间派员去长江大桥工地体验生活，目前正在进行设计工作。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之日，武汉市邮局还将考虑刻用纪念邮戳。
（据新民报晚刊消息）
搜集边疆民间歌舞传统
德宏民族歌舞队从今年01月份起，分别深入边疆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歌舞。
半年来，这支民族文艺队伍深入到瑞丽、腾冲、盈江、莲山、陇川、保山、龙陵、潞西等县的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聚居区和汉族地区去体验生活，得到了提高，还学会了景颇族的鼓点打法和木管乐器（三笓）吹奏、傣族乐器葫芦笙的吹奏，以及水傣族、旱傣族和景颇族的若干种新舞蹈。
收集到民族民间歌谣及曲调数十首，传说十余个，内中有优美的傣族传说故事“娥别与三裸”等。
该队将这些收集到的素材加工整理后，将到各地作巡回演出，以丰富边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据云南日报消息）
　研究佛山手工业发展史
一个专门研究“佛山市手工业发展史”的史料调查组，于7月中旬展开调查工作后，已获得大量资料，经过整理准备出版专书。
佛山是我国古代四大镇之一，由宋到清，手工业相当发达，特别是明清两代，作坊林立，居民达三十万人（现在是十三万），行业有二百种，这里的冶铁、丝织、铜箔和陶瓷等业，产品盛销国内外；
现在还以石湾陶器著名。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特会同中山大学历史系、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省文化局和广州博物馆等单位，组成“佛山市手工业发展史”的史料调查组，进行这项研究工作。
（据广州日报消息）
　反右派斗争的幻灯片
福建省幻灯制片厂最近制成四部以反右派斗争为内容的五彩幻灯片。
这四部片子是：
“揭穿右派分子真面目”、“全面追击右派，不获全胜不收兵”、“提高警惕，别让右派分子溜过关”、“右派分子碰壁记”。
“揭穿右派分子真面目”这部幻灯片，其中包括有“大合唱”、“鸣锣开道”、“精采设计”、“乌烟瘴气”、“后面鼓掌了”等片。
“右派分子碰壁记”这部片子用连环漫画的形式描绘了广东省右派分子罗翼群以“视察”为名到乡下去为“饿死边缘”的谬论搜集材料，结果到处碰壁，狼狈万状，夹着尾巴逃回的情状。
（魏良钰）

浙江沿海地区未受台风影响
据新华社杭州20日电
太平洋上的强台风中心已经转移方向，不在我国沿海地区登陆。
当强台风在东海海面上经过时，浙江省沿海各地安然无恙。
据从浙江省防风防汛指挥部了解：
昨晚今晨，浙江省舟山专区和宁波专区沿海各县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台风影响。
舟山专区最大阵风达十级，其他沿海各县风力也都是七级到八级。
由于事前这些地区做好了防御台风的准备工作，未受损失。

结合农业生产防治血吸虫病
　湖北在近三亿平方尺土地上消灭钉螺
本报讯
湖北省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做得很好。
全省治疗了四万三千四百多个病人，在两亿九千五百万平方尺的面积上进行了消灭血吸虫的宿主——钉螺的工作，出现了两个基本无螺县和三十五个基本无螺乡。
部分地区已实行了管粪灭卵、个人防护和安全用水的办法，仅黄冈专区就有十二个乡七十六个合作社作好了管粪灭螺工作；
广济县就有一百五十七个合作社采取用井水或分塘用水的办法；
新洲、蕲春、阳新等县对打湖草、捞鱼苗等大规模的农事活动，都积极采取了个人防护的措施。
湖北省各地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是紧密结合农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如荆州专区灭螺面积二十二万七千亩中，有五万三千多亩是结合开荒进行的，其余也大都是结合兴修水利和铲草皮积肥进行的。
经过治疗的病人，有85％到90％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
不少病人特别是晚期病人，过去是依靠救济过活的困难户，经过治疗以后，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如新洲县马铺乡先锋三社，过去有五十四户因患血吸虫病而成为困难户，经过治疗以后，都能够参加劳动了，其中有十二户可上升为余粮户，有四十一户可上升为足粮户。
目前，各地正陆续召开会议，总结上半年的防治工作，以便进一步教育干部和群众，争取在下半年做出更大成绩。

苦闷·绝望·思乡
台湾很多军政人员心情不安
新华社20日讯
台湾很多国民党人员低落的情绪，最近有很大发展。
台湾报纸透露，几个月来由台湾派往欧美各地活动的人，返台湾后都指出局势对台湾愈来愈不利，增加了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心情的沉重。
国民党中下级军政人员，由于台湾物价不断上涨，待遇长期没有调整，物质生活困苦，精神更为颓丧。
一个台湾“省议员”最近发言嘲讽说，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不如按照衣食住行，把各厅改为“吃饭厅”、“穿衣厅”等，以解决工作人员的困苦。
台湾报纸说，目前台湾国民党人员的心理状态是“苦闷和绝望交织的变态心理”，“烦恼”已经成为台湾官场中的流行病。
许多人都不愿再提“反攻大陆”之类的妄言了，而专门讲求养生秘诀之类的玩意。
许多积蓄已经花光的人，则担心自己死后连棺材都没有。
如最近国民党“国大代表联谊会”要求台湾中央信托局办理“团体寿险”，让全体“国大代表”都能参加保险，以免死后无以为殓和家属成为饿殍。
台湾很多国民党人员思乡的心情也日益增长。
有一次在台北一个团体的聚餐会上，有人酒醉思乡痛哭，当场引起到会的三百多人都大哭起来。
有些人经常登山远望，算是“追怀大陆风光”。
在台湾一家杂志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人说：
“只要能回大陆，死也瞑目”。
许多国民党人员知道，他们想通过战争途径重返大陆复辟，实为妄想。
最近，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对所谓“反攻大陆”的说法就大加讽刺，说从人口、资源、科学水准等条件来衡量，“反攻大陆”实在是台湾国民党当局“自欺欺人”的“一派官腔”，它“愈来愈使大家感到空虚，愈来愈使大家感到迷茫”。
这家刊物还说：
台湾“目前的局面真是太沉闷了”，到处是“牢骚、怅惘、悲观、失望、徬徨。”

　许多台湾妇女被迫沦为娼妓
新华社广州16日电
愈来愈多的台湾妇女因生活走头无路被迫沦为娼妓。
据台湾报纸报道，仅台北市经过向“警察局”登记的公开妓女户，最近已达到三百五十多户。
其中宝斗里和青山里的一百多户，娼妓即在一千人以上。
秘密娼寮比公开妓女户还多。
仅散布在太原路一带的四十家，就有私娼三百多人。
台湾其他的大城小镇，最近妓女户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只有四万人口的苗栗镇，最近妓女户也发展到不下三百户，每户人数多的七八人，少的二三人，合计在千人以上。
台湾报纸说：
“依人口比例，苗栗镇说不定是世界上私娼最多的小镇”。
台湾各地的酒家中，还有数以万计的“酒家女”，同样被迫出卖灵肉来维持生活。
妓女和“酒家女”因受不了这种生活折磨而自杀的事件，在台湾日有所闻。

三十八种药材国家统一收购
本报讯
卫生部遵照国务院规定自由市场范围的指示，业将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的三十八种中药材具体品名正式通知各地卫生厅、局贯彻执行。
通知中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的三十八种中药材规定有：
大黄、甘草、当归、川芎、白芍、茯苓、麦冬、生地、黄连、黄芪、贝母、枸杞、泽泻、白术、银花、党参、附子、枣仁、山药、园参、牛黄、麝香、鹿茸、全虫、枳壳、槟榔、萸肉、红花、药菊、牛夕、白芷、三七、玉金、君子、云木香、元胡、玄参、北沙参。
通知明确指出：
凡属以上品种在全国范围内，不分主要产区或次要产区，均由产地药材公司（包括暂未移交卫生部门的经营药材单位）或委托供销合作社按国家计划统一收购。
此外，其他国营、供销社、联合诊所、公私合营药店、药厂以及商贩一律不得采购和贩运。
通知中对三十八个统一收购品种以外的国产药材是要求各地一律开放，允许自由收购和贩运，并要求药材公司要积极经营。
关于国家统一收购三十八种中药材的收购价格掌握上，通知要求应该大体保持全国平衡的水平。
主产区与次产区之间必须配合统一管理。
规定凡由产地流到销区时，统一由所在地的药材公司或直接委托单位按产地收购牌价加合理费用作价收购，其他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收购。

中秋节可以吃到秋苹果
本报讯
辽宁盖平、复县是盛产苹果的主要产区，今年该两县产的早熟“祝光”、红奎、黄奎、朝日、单顶等苹果已先后大量登市，截至8月08日止，收购部门已收购了一千多万斤。
今年苹果的质量较好，出口合格率提高了，出口的品种也增加了。
为了使各地消费者在中秋佳节能吃到秋苹果，收购部门与生产社研究将“红玉”苹果提前下树一部分，运往各大城市供给消费者中秋佳节尝新。
　（景玉德）

兰溪蜂蜜丰收
本报讯
07月盛夏，浙江兰溪蜂蜜获得大丰收；
产量达十万余斤，比去年增产八成。
今年的蜂蜜，由于春花作物如油菜花及各种花木生长茂盛，蜜蜂采蜜多而丰富，同时各地农民大力开展养蜂副业生产，积极分箱繁殖，所以能够获得丰收。
（诸葛子房）

各行各业都能节约棉布
豆腐业　湖南岳阳城关豆作业生产合作社，以前包豆腐干、压千张皮的布，破旧一点，就要换新的；
今年决定“整旧代新”节约好布。
现在社里把一千二百多尺用过的旧布整理了一下，能包豆腐干的就包干子，能做摇浆布的就缝成摇浆布。
该社今年1至8月，原计划用布三千尺，现在只用一千四百四十尺就够了，并减少开支二百五十多元。
国药业　国药业卖的膏药，过去一向是将药膏粘在红布上的。
以往为了外表好看，尽管药膏只一小圆块，但膏药布总是大好几倍，病人用时大都把布剪小剪圆。
最近上海姜衍泽国药店，为了节约用布，把每张膏药布缩小一公分，对用者毫无影响。
理发业　湖南洞口县理发业，原计划今年二十五个人，每人做围布一条，共需布一百十五尺。
号召节约用布后，全体工人开了一次座谈会，认为一般围布多是上半节烂了，下半节还好，于是决定把上半节剪掉，换上新布，下半节仍用旧的，通过缝纫工人精工缝制，围布仍然雅观，照样耐用。
结果只用去了四十五尺布。
制帽业　帽子的剪裁也有很多窍门，一般布帽剪裁采用直丝或斜丝，切线宽或窄，密接或空接等不同的方法，对于节约原料有很大影响。
上海市制帽合作社在这方面动了脑筋，例如，过去剪裁圆顶帽或八角帽的帽舌头，都采取直角或直线剪裁，但是改交叉及斜丝剪裁，每打帽子可省布二点零五公分，而且不影响帽子的质量。
缝纫业　上海市服装缝纫业因为改进了排料方法，在5月到7月已节约棉布十二万公尺。
过去由于排料方法不够好，总要剩一些碎料，今年二季度初，由各单位抽调了四十名有经验的技师，组成七个专业组，专门研究如何排料才能使裁剪后的碎料减少。
三个多月来，专业组排出三千五百多种排样圆。
采用新排料法后，平均每打中山服就节省二公尺布，过去男衬衫平均每打要用布三十公尺，现在只要二十九点二公尺就够了。
零售店　长春市百货第二商店，实行量体卖衬衫，节约了不少棉布。
过去顾客买衬衣都是估了买，一般都有“宁大勿小”的思想，因此大号衬衫销得特别多，现在该商店的服装小组，实行了量体卖衬衣的办法，用皮尺试量顾客领口、身长、袖长，然后拿合乎尺寸的衬衫给顾客，就不但保证合穿，消费者也满意。
因此该店中号衬衫的销售，已由过去占总销量的40％，上升到60％。
一件大号衬衣要比一件中号衬衣多用半尺布。
　（刘锡九）

　徽州花茶上市
本报讯
徽州珠兰花茶，素来以它特有的清香，博得了广大人民的赞扬。
今年的气候适宜于珠兰花生长，预计比去年增产50％以上。
由于香花增产，歙县茶厂的工人也显得特别繁忙，香花经过加工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大批成箱的花茶出厂，源源不断地运销全国。

必须相信群众　必须加强领导
山西和顺白泉乡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经验
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解决农民思想问题，提高农民政治觉悟？
山西省和顺县白泉乡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白泉乡的经验说明：
开展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领导上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必须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自由争论，在“放透、吵通”的基础上，总结起来进行正面的教育。
同时，要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迅速果断地处理实际问题，从行动上启发群众教育群众。
白泉乡开展大辩论，是中共和顺县委直接派工作组指导进行的。
这次辩论共进行了一个月时间（5月中旬到6月中旬）。
从运动的实际效果来考察，是成功的。
摸清思想，培养骨干
白泉乡晋华农业社是和顺县的一般社。
全社二百二十七户，去年遭了大灾，但粮食还能自给自足，每人平均分了三百七十多斤，最多的五百多斤。
社员生活较好的七十一户，占总户数的31％；
有粮吃缺零花钱的一百二十五户，占53％多；
劳力少、人口多或因病残生活困难的三十四户，占15％。
社员的政治思想情况，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真诚拥护农业社的一百二十八户，占全社总户数的56.3％；
基本上拥护合作社制度，但有分歧意见的八十五户，占37.4％多；
对社不满并有严重消极抵触情绪的十四户，占6.2％。
爱社如家、劳动积极的绝大部分是贫农或下中农，对社不满和消极怠工的多数是地主富农和某些富裕农民。
但是，在农民各阶层社员中，都有一些社员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合作社、对领导干部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
工作组了解上述情况以后，根据毛主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动员农民群众大鸣大放。
首先交代党的方针，解除干部怕挨整，农民怕惹人、怕扣帽子、怕不解决问题等顾虑，启发他们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暴露真实思想。
为了使运动顺利开展，工作组开始就注意培养骨干。
首先在党员、团员和非党积极分子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带头鸣放，并且初步分析矛盾。
然后，由骨干分子深入田间、家庭，串连访问，个别谈心，根据男女老少不同对象分别动员。
鸣放开始后，先开青年、妇女、荣誉军人和转业军人等小型座谈会，让他们提出意见，作初步讨论。
这样做，全社几天之内就提出一百零五条意见，涉及个人和国家关系、工农关系、个人和集体、领导和群众、以及农民之间关系等问题。
内容范围很广，加上各人的说法和认识程度上的差异，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如何引导农民开展自由争论，达到辨明是非，提高认识，是颇费思索的问题。
发扬民主，放透吵通
问题提出来了，群众的情绪集中在要求解决问题上。
他们说：
“气是放透了，就看怎么解决吧！”
当时，反面意见占了上风，正派的党员干部有消极悲观情绪，甚至有“咱下台，给你们干干看”的念头。
这时，工作组召开党支部委员会议，把群众所提的意见，逐条研究，分清是非性质。
经过研究，大家明白在一百零五条意见中：
一类属于群众认识模糊或误解，占66.6％；
一类属于领导作风或确实存在的具体问题，急待解决，占33％多。
会议决定解决的办法是，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领导问题主动作检讨，能解决的立即解决。
接着，又召开了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介绍鸣放的底子，共同商量解决办法，使他们认识统一，掌握辩论武器。
最后，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思想问题：
第1、农民生活苦不苦，比什么苦？
苦在什么地方？
要想不苦怎么办？
第2、农业合作化好不好？
合作社制住了那些人？
制住好不好？
不制住行不行？
第3、要不要领导？
没领导行不行？
为什么领导总是说群众？
群众总是埋怨领导？
领导有没有困难？
会不会犯错误？
合作社的缺点是否光怨领导的过？
这三个问题，以生产队为单位，放下去让群众争论。
争论开始，对于农民生活比苏联苦、比将来苦，这是大家早就肯定了的。
但现在到底苦不苦呢？
许多人表示“难说”。
有的人不同意现在苦，但嘴上讲不出个道理来。
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一些久经风霜的老年农民。
他们以亲身经历对青年人说：
“以我看，现在生活好过的多了。
过去平日吃糠咽菜，过年过节也不吃净粮食，更不用讲零花钱了。
现在呢，一天三顿粮食面，两天一顿餎餎，还讲究穿戴，下雨天有多少人脚上穿胶皮鞋！”
老农责备说生活苦的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青年们还不服气，又提出：
没有零花钱，吃的也不香甜，这不苦吗？
这种说法一出口，当即有人举出事实驳倒，事实说明现在的青年是农村享受最高的人。
苦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叫喊了半天，就没想想去年遭了大灾，苦只能埋怨老天爷。
有人说怨领导干部主观主义，去年硬是他们叫多种“金皇后”，要依着咱多种些荞麦，也能多吃两顿烤酪酪。
许多人不同意这样单埋怨领导的说法。
他们说，领导主观早作了几回检查，再说那也是为了咱们好，“金皇后”不收是遇了天灾，也不是领导出坏心。
还有一些人认为苦是工人、干部“剥削”成的，说看他吃的穿的挣的，那一样不比农民高！
并且主张降低工人和干部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
讨论这些问题时，确实费了很多口舌。
最后，多数人都认为：
工人工资高是因为生产技术高，劳动价值大，工资按劳取酬再合理不过。
有人还介绍了工人生活情况，说工人工资高，开支也大，房租水电，拉烧土倒灰渣都得花钱，实际上生活并不太富裕，有家眷的还有困难。
提到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许多人有亲身体验，他们肯定说：
现在工业品价格并不高，日本人统治时期，一斗玉米换一匹小布，现在能买三匹多。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斗米买七尺洋布，四斤煤油，现在能买九尺洋布，六斤多油。
大家也不同意提高农产品价格。
他们说，粮食是国家的主要物资，不能冒涨冒降，一涨一降，引起物价波动，到头来还是农民吃亏。
经过这样摆事实，打算盘，使许多原来对国家有意见的，认为农民吃亏受气的人，也逐渐消了火气，心服口软了。
同时，大家还明确了要想摆脱生活贫苦，走向幸福，靠国家救济，或把农民变成工人（有人在讨论中提出给国家干活，按月领工资）等都是错误的想法；
只有从增产上着想，争取农林牧副业大丰收。
至此，过去认为眼前生活苦并且采取消极埋怨态度的，也变得积极起来了。
在讨论合作化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
高级社什么都好，就是有些不自由，把人捆的死把把的，连个零花钱也闹不了，还不如旧社会打短工、当觅汉（长工）活畅哩！
这一下就引起了激烈争吵。
许多人列举新旧社会的事实来反驳。
说旧社会当长工的猪狗不如，当佃户的家破人亡，讨吃无门，告贷无路。
说入了合作社不如当长工，这是昧着良心说胡话。
但还有许多人同意合作社不自由，控制太死的说法。
后来，作了进一步探讨：
合作社到底有什么不自由，控制什么太死？
大家才搞清楚：
走歪路干坏事的不自由，不顾大家死活只管个人发财致富的受控制。
而且认定不控制这些人，就会又走上少数人发财再去剥削人，多数人倒运，再去受剥削的旧道路上去。
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农民在阶级观点和两条道路的认识上前进一大步。
此外，还有一些阶级立场模糊的人，说入了社感到不温暖，认为合作社领导干部只管分工派活，不管社员痛痒疾病，还不如当长工时病了有人煎汤送饭。
这时大家观点很亮了，当下就责问：
“谁给你送过饭？”
回答是：
“领墒的”。
“那还是咱本阶级的人，并不是地主心疼你呀！”
大家劝这样想的人好好考虑合作社的好处，看问题要全面。
合作社是暖水壶，外边冷里边热。
不见去年有一户社员病了几个月，得到社里救济援助，才度过难关？
这种人在旧社会照例要倾家荡产的。
讨论中，有人还认为合作社死了牲口是怨入社的过，大家批判说这是领导上的毛病，工作当中的缺点，不能怨合作社，因为“事在人为，社在人办。
白面好吃，有人还烙成糊焦饼，赶成糊涂面条，没法 下口哩！”
这一说，大家哄堂大笑一场，都感到道理讲的明白，心里痛快。
在讨论领导问题的时候，开始有些人气愤很大，情绪激动，甚至认为“有领导就不民主，取消领导也能行，旧社会没人管，还不一样活着”！
但多数人认识很明确，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一个家还要有主事人，社员没有领导就必然七嘴八舌，天天吵架，什么事也办不了。
有人指出：
旧社会也有领导，就是地主富农和他的狗腿子衙役。
他们不管农民生活，单管压迫剥削穷人，催租讨税。
要不要领导的问题解决以后，又有人提出既然现在的领导是为大家服务，为什么大家光觉着领导不顺心。
经过讨论，大家认识了这是因为领导为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打算的多，而大家从眼前利益个人利益考虑多的缘故。
并且肯定说，全社二百多户，一户一个意见，一个要求，活神仙也不能作到户户满意，事事顺心。
当讨论完对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话题刚转到领导干部作风的缺点上，工作组和社干部就及时的主动的作了检讨，答应解决干部多占自留地等具体问题。
这时候，原来对干部有怨恨的人，也转怒为喜，自觉的检查了自己缺点。
有的说偷了社里玉米穗，有的说只顾个人挣工分，不爱护公共财物……最后，干部和社员一致认为过去民主办社方针执行得不够好，今后干部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社员要服从领导，爱社如家。
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干群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团结。
总结起来，提高一步
经过对农民生活、合作化和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等具体题目的讨论，全社农民思想认识已有很大提高。
但是，如何从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正确认识和看待人民内部矛盾中一切问题，还需要进行总结起来的教育。
因此，紧接着就让农民回味了一些属于思想方法和观点方面的问题，帮助他们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对合作社能够保持正确的态度。
经过总结起来的系统的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思想，很多是由于了解事情太少，而又只从自己的条件去揣度或者从自私心理出发去看待事物的结果。
大家还明白了有问题一定要心平气和地研究。
话不说不通，心里疙瘩不解不开。
话说通了，疙瘩解了，人就痛快了，劳动也就带劲了。
事实就是这样，白泉乡五百一十个应受教育的人中，有93％受到这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以后，果然表现轻松愉快，劳动热情立刻高涨起来。
如第4生产队原来不上地的妇女也上地生产了，社员们还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日上山打野草。
为了巩固这次运动的成果，并且使政治思想工作转向经常化，白泉乡在运动后期，对党、团组织作了整顿。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党的领导工作。
着重检查批判了放松政治思想领导问题和党员干部工作不够深入，作风不够民主等缺点。
并决定了今后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和民主办社的具体办法。
党支部规定每月研究一次社员思想情况，健全民校政治教育制度，每月上三次政治课，并且把黑板报、广播筒、读报组等宣传工具广泛运用起来，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
（新华社记者根据中共和顺县委的总结报告整理改写）

　果品丰收
本报讯
辽宁、山东、广东、浙江、福建、山西等省，不少地区的果树，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从各主要产区最近情况看，今年柑桔、苹果、梨等都将比去年增产。
柑桔方面：
浙江估计可比去年增产20％以上，福建约可增产10％；
广东也可增产10％左右。
苹果方面：
占全国苹果产量80％的辽宁省将比去年增产10％；
山东增产更多，约比去年增加70％。
梨的产量也将比去年增加，辽宁约比去年增产40％，山西省今年梨树虽逢小年，但是产量可能接近去年大年的水平。

1954年以后为什么能顺利渡过三年灾荒？
比比·算算·想想·看看
1942年大旱，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54年以后，为什么能顺利渡过三年灾荒？
河北沧县
河北沧县县委召开的县、区、乡、社干部大会上，曾经展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的大辩论。
在大辩论中，大家回忆：
解放以前，沧县大多数的人是糠菜半年粮。
粮食掌握在地主、富农和粮食商人手里。
他们囤积居奇，操纵粮价。
收获时粮价贱，青黄不接时一涨千丈，麦前借一斗粗粮，麦后还二斗小麦，秋前借一斗小麦，秋后还三斗粗粮。
农民辛苦一年还不够还债的。
遇到灾年更是没有庄稼人的活路。
粮价一天八变，所谓“好马赶不上粮价涨”。
很多人因吃不到粮食而逃荒、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甚至饿死路旁。
张官屯乡，在1942年大旱的时候，全乡有四十一户被迫卖掉儿女，三十一户夫妻痛哭离散，并有二十一人活活饿死了。
生产队长李振林弟兄五个，饿死了三个，而地主的大黄狗则是肥肥的。
讨论当中人们越回想越伤心，对旧社会的仇恨，形成了一支不可阻挡的巨流，很多人止不住哭了。
李振林气愤的说：
“谁说统购统销不好，谁就没良心！
谁反对统购统销，想让我们退到旧社会去，谁就是我们的对头，坚决和他干到底！”
李振林擦了擦眼泪又说：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共产党的恩情和统购统销的好处，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这一连三年遭灾，别说粮食，就连糠也吃不上，早就家破人亡了！”
他并检查了自己隐瞒了一千七百斤小麦的错误思想，说他实在对不起国家。
大家一面回忆一面算了这样一笔账：
从1954年到现在，怎样渡过了一连三年的灾荒的？
沧县历史上多灾，年年产不足销。
从1954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来，三年连续遭到洪沥水灾。
在困难的年月里，国家保证了供应，全县不仅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且吃糠咽菜的也很少了。
干部们想想从前，比比现在，深深认识到了国家和群众是一条命，一条心。
很多干部议论：
“要不是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从丰收区取得了粮食，供应我们，像1954年和1956年那样的大灾，我们许多人家无论如何是过不来的。
于是，许多人思想上起了激烈的斗争。
有的说，如果我们对国家不忠诚，有余粮不卖，到缺粮的时候怎么伸手向国家要？
如果再闹了灾荒又怎么办？
再说我们困难的时候，兄弟省农民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地为我们运了粮来，现在我们有了余粮，还不应该卖给国家救救在苦难中的农民弟兄吗？
很多干部根据会上的讨论，对照了自己自私自利思想，感到十分羞愧，于是纷纷揭露了多留、瞒产、多报人口等错误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当场揭露瞒报的粮食共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多斤；
各生产队作出节约用粮计划，合理压缩消费指标，减少国家统销量五百七十万斤。
（吴铎、小吕、西峰）

没有共产党，穷人永世穷
有了农业社，粮食年年增陕西华阴
陕西省华阴县许多农业社通过算账对比，更清楚的看到合作化的优越性。
观北乡庙前社，历年的粮食产量是：
1954年二十八万多斤、每人平均四百二十三斤，1955年为三十九万多斤、每人平均四百五十五斤，1956年五十万斤、平均每人五百十八斤，今年夏粮实收超过了任何一年，加上秋田预计产量共可达到五十五万多斤、每人平均五百八十二斤。
经过这一算，过去叫唤粮食分的少的农民都没话说了。
贫农李自发说：
“回想起来，我祖祖辈辈都是缺粮户，打1954年起，从够吃发展到成了余粮户，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
姚宁乡中苏友好社共青团员冯双才，前些时嫌今年留粮标准低，不满地说：
照这样，一年反不如一年了。
社里开展讨论以后，帮助他算了账。
原来，冯双才全家八口人，过去只有七分地，吃这顿没那顿，土改时他分到了七亩地，入了初级社就成了余粮户；
过去他没房住，常在破庙里过夜，今年社里帮助他盖了两间大瓦房，全家每人吃麦二百四十五斤，他自己还从文盲当上了夜校教师。
社员们算到这里，给冯双才提出四个问题：
不解放有没有地种？
不入社能不能当余粮户？
不是社里帮助能不能住瓦房？
不是党的领导能不能在文化上翻身？
冯双才一琢磨，感动的流泪了。
他说：
“现在我才感到党和毛主席比亲娘还亲！”

海上的村庄
在距离连云港很近的黄海海面上，屹立着一个叫做“连岛”的小岛。
这里居住着七百多户渔家，他们常年累月地和海浪作斗争。
这几年，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
今年每人可收入一百二十元。
这是连岛的一角。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

粮食战线上的捷报
安徽省
◇安徽省到17日已征购夏粮十亿零七百万斤，完成了国家的夏粮征购计划。
估计夏粮征购可能超过国家计划15％到20％，接近于省里因夏粮丰收而规定的争取征购的数字。
安徽省农民特别是小麦主要产区的淮北农民，经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回忆了解放几年来，在他们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的日子里，国家对他们的巨大支援，因而进一步认识了国家和个人的正确关系。
他们加快了交售夏粮的进度，在防汛的紧张阶段都没有停止交售，特别是涡阳、颍上两县的农民，都超额完成了省里所规定的争取征购的指标。
　（于风）
江苏苏州专区
◇苏州专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收到初步成果。
到8月08日止，全专区征购入库的夏粮共达二亿四千五百五十二万斤，超额16％完成了国家规定的夏粮征购任务。
苏州专区前一时期资本主义思想极为泛滥。
各县大张旗鼓地向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通过对统购统销好不好；
农民应不应该卖粮支援国家建设等问题的辩论，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批判，地主、富农的反革命言行受到了打击，粮食征购迟缓的局面也很快扭转，各地送粮形成热潮。
许多粮食收购站，从黎明到黑夜，收购工作忙个不停。
　（王顺保）
河北临漳县
◇河北临漳县到8月03日止，已超额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07月18日，只完成征购计划86.9％。
经过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纷纷制定节约用粮计划。
有的地方提出党员、团员带头多卖十斤粮、群众每户节约五斤粮，最后顺利完成了征购任务。
　（郭桐）

　肥城桃大量登市
本报讯
著名的山东肥城大桃，8月中旬已开始大量登市，首批一万三千多斤已运往天津等地。
肥城大桃每个一般有七、八两重，桃汁特别香甜。
其中质量最好、产量最高的要算“佛桃”，今年除供应北京、济南等城市外，仍将有一部分运销国外。
为了延长肥城大桃的成熟期，尚里农业社培植了一批“05月鲜”、“06月白”和“09月冻”等品种的桃树，使城乡人民有可能在5至9月份内，都能吃到不同品种的肥城桃。
　（本报山东记者站）

节约棉布　利国利己
买卖布票是犯法行为
本报讯
最近各地仍然发现有买卖布票的犯罪行为，应当引起重视，并应追究法办。
陕西
西安市布票黑市买卖十分猖獗。
中山门派出所一天中即查出四个小贩，携带布票一千六百多市尺，在市场出售，每十尺售价一角五分。
还有布票贩以收购的布票向各地百货公司、供销社套购成衣，在市场上不收布票但高出市价30％出售。
辽　宁
辽宁省朝阳县有一些商人，以每尺布票五分钱，或五尺布票换一斤粮票的办法，在农村到处买卖布票。
该县羊山区下窖乡郭凤生，今年06月24、25两日在该乡收买了二百二十多尺布票去阜新、鞍山等地出卖。
这种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棉布购销政策，影响社会秩序。
安徽
安徽省纺织品公司反映，自第2期布票对折使用以后，买卖布票的越来越多。
例如6月24日蚌埠棉布总店发现小贩吴学保等三人贩卖布票二千五百市尺，每尺售价三分钱，凤阳县溪河区燃灯乡有一经常贩卖布票的八人小集团，合肥、明光、滁县都有贩卖布票的。
江　苏
06月中旬南通市有关部门在港口查获贩运布票事件四起，共贩运布票一万三千五百多市尺，这些布票是以每百尺二元向农民购来，准备带到上海出售。
浙江
浙江长兴县泗安镇私卖布票竟有统一市价，在第2期布票对折前，每张二十二尺售价四角，现在涨至七角；
洞头县买卖布票已由秘密转为公开，瑞安、平阳等地有不少人把布票贩去出售。
诸暨县草塔镇发现上海的服装业派人来搜买布票，余姚的泗门、周行等地也发现有人搜购布票到上海出售。
据嘉兴分公司反映：
布票贩子蔡生明从温州地区向农民收买布票四千七百多市尺。
长兴县人民法院已判处蔡生明徒刑六个月，贩卖布票款及布票依法没收。

节约用布的两位能手
南京市白下区的居民祖荣琴和陈姣娣用布善于精打细算，成了节约用布的好手。
下面是她们节约用布的事例。
一条被单当三条用。
一条被单最容易磨破的地方是中间；
而四边往往是完整如新，所以当被单第1次磨破时，她们就从中间直里剪开，将两边缝上当中间。
当第2次又被磨破时，再从中间横里剪开，将两头缝上。
如此就将不易磨破的四边全部利用起来。
大改中，中改小，剪去四边变新装。
衣服最容易磨破的是衣领、衣袖及四边，中间磨擦较少，不易破损。
她们按照家庭人口的大小，由大到小剪去磨破的地方，挨次改制，使一套服装能几次变成新衣裳。
棉改夹、夹改单。
祖荣琴家因人口多，经济条件较差，四季衣服全部添置有困难，她就采用棉改夹，夹改单的办法，使少量衣服能够应付四季需要。
裤子倒置、消灭破处。
制服裤子最容易磨破的是两膝和臀部，所以在穿到一定时间后，就把裤子前后倒置过来，从新缝制，使一条裤子均衡损坏，延长了穿的时间。
破得无法改，还可派用场。
衣服经过多次改制，破得无法再改时，她们对这些破布也不随便乱用或抛弃，而是将破布洗净晒干，分别整理，将较好的块布用作补衣上袜底，较差的拼起来作尿布（比新布柔软好用），再差的复制做鞋用的硬衬，最差的留了做鞋底。
由于她们在用布方面处处能精打细算，每年领到的布票都有多余。
陈姣娣一家大小四口，每月收入六十多元，经济比较宽裕，三年来布票都用不完。
祖荣琴一家大小十口，去年一年只买了六丈多布。
（江苏省纺织品公司）

世界青联代表大会听取资格审查报告
各国代表主张加强盟的工作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基辅讯：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19日听取了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代表委员会作报告的是智利青年代表格雷罗。
他说，这一届世界青联代表大会比上届代表大会更有代表性。
格雷罗说，参加这届大会的有执行民族政策和反对殖民政策的组织的代表，有最近才宣布独立的亚非殖民地国家的代表，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以及青年工会、学生、文化、体育、旅行、儿童等组织的代表。
他说，这证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所执行的政策是符合各国和各种倾向的青年的利益的。
除听取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外，大会继续讨论议程中的第1个和第2个问题。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保加利亚、苏丹、希腊、日本、西班牙、约旦、爱尔兰、马达加斯加、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巴西等国的青年代表和南斯拉夫的观察员。
他们在发言中谈到了世界青联在本国青年中的作用和影响，谈到了各国青年积极参加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运动的情况，并且向大会提出了一些建议。

九呎长的大鲟鱼
08月19日，伦敦一个店铺展览了一条长九呎，重三百多磅的鲟鱼。
这是英国曾经捉到过的最大的一条鲟鱼。
鲟鱼在十四世纪曾经被英国议会定为皇家鱼。
按照传统，捉到这种鱼，首先该出售给女王。
但是，这次女王并没有买下，所以能在伦敦展览。
鲟鱼的味道有点像一般的鱼肉，有点像牛排，还有点像鸡肉。
美味的鱼子酱就是用这种鱼的鱼白制成的。
　（新华社）

减轻军费包袱
美国要李承晚裁军
据新华社平壤20日电
汉城消息：
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德克尔19日宣布，为了“节约的原因”，将在今年裁减李承晚的军队。
据华盛顿消息，美国国会1958年度给李承晚的补助可能削减一亿美元。
美国关于裁减李承晚军队的决定，是在美国决定把驻在朝鲜的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7师改编为原子战争部队，并且对远东美军进行了目的在于加强机动性和原子攻击能力的重新部署以后作出的。
消息说，美国可能要李承晚初步削减两个师；
明年根据经费的情况，可能需要另外削减三个师。
目前，李承晚军队共有约七十万人，这支庞大的军队完全依靠美国的财政和装备上的供应。

南越当局的声明发表以后
本报驻河内记者　萧光
“只要还有一点皮和肉，我就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亲爱的南越的疆土和同胞继续奋斗！”
这是北上集结的南越战士阮文练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在抗击法国殖民者的战争中失去了自己双手的阮文练，为了坚持统一斗争，不仅勇敢地活了下来，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用胳臂写字和生产。
近些时候，阮文练的故事在这里被传颂着：
他的事迹使人深受感动；
他的誓言在群众心里已经引起了共鸣。
其实在越南，像阮文练这样的人何止千万。
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听到人民要求统一的迫切呼声。
特别是最近，在南越当局的声明发表以后，人们看到吴庭艳集团再一次不顾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的愿望，拒绝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协商普选的建议，因而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决。
南越当局在它7月26日发表的声明里，首先利用南越人民不大清楚日内瓦会议的全部过程，妄图把分裂国家的责任推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但是事实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只是为了实现停战、恢复和平和用普选的方法实现全国统一而采取的一项暂时的、过渡性的措施。
范文同外长早在日内瓦会议上已经明确表示：
“全国的统一必须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实现。
全国的统一只能靠自由的、民主的和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普选来实现。”
“但是为了举行这种选举，必须首先实现停战，实现停火，并研究和划定双方的集结地区”，这里根本牵扯不上“长期分治”问题，何况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也明文规定：
“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的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
并规定越南将在1956年07月内在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举行普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
而当时南越代表团的建议却是：
或者继续打下去，任凭战火遍烧全国；
或者就地集结，不管双方犬牙交错的局面。
显然，这种做法只对那些企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为此而建立新的军事侵略集团的人们有利。
当时，南越代表对实现日内瓦协议中关于举行全国普选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日内瓦会议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模范地履行了日内瓦协议的条款，并且积极地设法为越南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而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按照日内瓦协议要求普选协商的所有建议和呼吁，一概给予无理拒绝。
吴庭艳政权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制度，说成是“统一事项的最大障碍”；
什么“能否自由选举以统一领土，完全要看河内当局的政策”。
它用这种毫无道理的借口拖延普选工作按照日内瓦协议如期举行。
实际上，尽管南、北两地区的制度不同，定夺的权利却在于人民。
越南人民有权利独立自主地选择他们的制度，任何一方想强迫或并吞另一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南越当局表示：
“不能因为统一而‘牺牲’南越的‘自由’（？）
”。
这只能说明它对本身的政治制度是如何的缺乏信心。
吴庭艳政权除了重弹“北越没有自由”的老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普选的要求不予正面的答复，对它恢复南北正常关系的建议也一字不提。
因此，尽管吴庭艳政权在这篇四百多字的声明里，也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事例，堆砌了不少好听的辞句，但是它寻找借口拒绝普选、企图长期分裂越南的阴谋，仍然逃不过人民的耳目。
南越当局的这项声明，激起了十七度线南北人民广泛的怒潮。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公众纷纷提出质问。
越南“人民报”要吴庭艳政权拿出实际行动来，而不是狡猾的声明。
这家报纸写道：
“吴庭艳说南方政权‘不变的态度是主张用普选的方法统一领土’，但是如果不通过双方代表的协商，怎么能体现这种态度？”
越南祖国战线代表范辉通教授谴责吴庭艳政权拒绝协商的无理行动，他说：
这是蓄意破坏日内瓦协议、阻挠国家统一，蓄意把半个国家的人民沦于痛苦和颠沛中。
这样做法只对美国有利。
连日以来，越南祖国战线、越南总工会、越南全国农民联络委员会、越南妇女联合会和越南文艺会等人民团体，都先后写信给南越人民，号召他们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越南各界人民最近也纷纷集会，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府发言人8月01日发表的声明。
声明指出：
“越南的命运只能由越南人民决定，帝国主义在弱小国家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统一祖国的事情是越南人民的事情。
双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个事情的障碍。”
为了更好地开展争取恢复南北正常关系的活动，各省、市普遍成立了“争取恢复南北正常关系委员会”。
在吴庭艳政权统治下的南越，情况也不例外：
承天省，半个月内就有七万人签名请愿，要求南越政权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普选问题进行协商；
在中越南部地区有85％以上的人为此举行了罢工和罢市。
从广治、广南、芹苴等许多省份传来的消息说，南越人民衷心拥护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府8月01日的声明。
人们说：
经过三年的建设竞赛，我们知道该选择哪种社会制度。
有人还根据南越报刊发表的正式统计材料，同北越建设成绩作了对比。
它们已被摘要刊登在越南
“统一报”和“独立报”上。
仅仅举几个例子就够了：
三年来，北越新建立了十八个现代化设备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鸿基煤矿、海防水塔、南定纺织厂等十几个矿山和工厂。
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建立的十八个工厂也都得到扩建。
但是南越除了广南省的农山煤矿恢复生产以外，没有建立半个新企业。
北越修复了五百七十五公里铁路，而南越只修复八十公里。
1956年晚稻的收获量，北越是四百十三万二千吨，南越只三百五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吨。
三年来，一向以出口大米著称的南越连连进口美国大米；
北越却在去年开始第1次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粮现象，并且还出口了部分大米。
事实表明，南越的吴庭艳政权由于拒绝协商、拒绝恢复南北正常关系，在南越人民中间的处境已越来越孤立。
如果它甘心继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卒、坚持分裂国家的政策，终将遭受全民的唾弃和世界舆论的指责而陷于不拔的境地。

叙利亚人民要求肃清卖国贼
　美国要英国等国做颠覆叙利亚的喽啰
新华社20日讯
塔斯社大马士革19日讯：
据叙利亚报纸报道，叙利亚各阶层人民纷纷打电报给叙利亚政府和议会，愤怒谴责美国反叙利亚的阴谋，并且要求严惩阴谋分子，肃清国家机关中的帝国主义间谍。
一封由六十名律师、工程师、新闻记者和吉齐尔州的农民签名的电报说：
“美帝国主义屡次阴谋反对我国主权的无耻行径说明有必要严惩卖国贼和阴谋分子。”
大马士革库尔德区一千五百个居民的一封信说：
“我们要求消灭国内第5纵队，以粉碎帝国主义阴谋反对叙利亚的一切幻想。”
新华社2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日召集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赫脱，同他们商讨了叙利亚粉碎美国颠覆叙利亚政府的阴谋和其后局势发展的问题。
接着，杜勒斯又跟英国驻美大使卡西亚就同一问题举行会谈。
会谈后，有记者问卡西亚，他们有没有考虑在叙利亚采取任何行动方针。
卡西亚只回答说，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美国和英国在中东的利害关系都很大。
据透露，卡西亚还提出了要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英国在阿曼问题上的立场，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同一天，国务院发言人怀特说，美国正密切注意叙利亚局势，并且正在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讨这个问题。
有消息指出，美国认为自己直接出面干涉有所不便，正在拉拢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等国来干预叙利亚的政局。
消息说，叙利亚最近所采取的维护主权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美国官员的不安。
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中东新殖民计划“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明显的打击。
“纽约先驱论坛报”昨天就叙利亚局势发表社论，在诽谤叙利亚和苏联的同时，提出要美国、英国和法国制定中东的“统一”政策。

叙外长重申坚持积极中立政策
指责美国阴谋破坏叙利亚独立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不和咎在艾森豪威尔主义
新华社大马士革20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19日说，自从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以来，叙利亚一直成为美国为了强使叙利亚接受这种主义而进行的破坏性活动的目标。
比塔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阴谋推翻叙利亚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这个国家的自由的外交政策，建立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的政府。
他说，美国曾经企图用策动阴谋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来破坏叙利亚的独立。
比塔尔说，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但是美国外交人员的所作所为恰好违背了这种原则。
他说，这次阴谋案显示了同国际法原则不相容的并且完全违反外交惯例的赤裸裸的事实和手法。
在回答关于叙利亚政府是否打算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比塔尔说：
“这个问题取决于美国打算采取的步骤。”
他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叙利亚可能“在国际讲坛上解释危险的美国反叙利亚阴谋”。
比塔尔重申，叙利亚将坚持奉行以“不参加集团和积极中立”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他斥责西方报纸关于叙利亚发生了所谓亲苏的政变的消息是帝国主义宣传。
他指出，前陆军参谋长尼扎姆丁是根据他自己的要求退休的，最近一批军官被解职是根据国家的利益。
比塔尔说：
“美国最严重的反阿拉伯的行动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的主要目标是在阿拉伯国家中间散播不和，取消独立，鼓励反动的运动。”
他指出，由于美国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某些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了分裂和不和。
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那些国家丧失了处理它们自己内政的自由，变成了美国策划反对叙利亚和埃及的阴谋的基地，这些国家的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借口，已经在迫害爱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恐怖活动猖獗。
比塔尔指责西方宣传机构捏造关于叙利亚的各种虚假消息。
他说，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贝鲁特建立宣传机器，以便把歪曲事实的新闻供给黎巴嫩的某些报纸，这样，各通讯社会把这些消息传布到全世界，使人以为这些消息好像是阿拉伯报纸所自发报道的。
在回答关于由意大利来调停叙利亚同美国的关系问题时，比塔尔说，在他上次访问意大利期间，他曾经对意大利总理说，如果意大利能够自立而不要依靠帝国主义，那么它对阿拉伯人和对西方都可以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
同一天，叙利亚教育部长西巴伊说，叙利亚“局势完全正常，最近采取的一些措施是由于发现美国的阴谋而采取的”。
他说：
“有人说政府考虑查封某些报纸或是某些高级官员撤职，这是绝对不真实的。”

　叙议会代表团将访苏
新华社20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伊山·贾布里19日宣布，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已经接受了访问苏联的邀请。
他说，访问日期将在代表团下月访问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回国以后确定。

埃报支持叙利亚反帝斗争
揭露杜勒斯想利用意总统调解作为新阴谋的烟幕
据新华社开罗20日电
埃及报纸19日表示支持叙利亚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新阴谋和巩固自己独立的斗争。
“金字塔报”8月19日发表社论说：
全体埃及人都支持目前正在度过自己历史上的危难时期的叙利亚。
这家报纸解释说，在最近美国所策划的阴谋破获以后，叙利亚国内情况仍然紧张。
策动这次阴谋的反动势力并没有完全肃清，帝国主义仍然在伺机采取敌对行动。
“金字塔报”说：
叙利亚正在进行维护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斗争，进行反对巴格达条约、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反对以色列和它的盟国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是叙利亚一国的斗争，而是维护一切阿拉伯国家的尊严和前途的斗争。
“人民报”指出，“让叙利亚事件至少成为一个例证，并且教导我们：
任何犹豫不决，不能大胆打击和摧毁叛乱温床的态度，任何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和那些犹豫不决的人的态度将会给进行更多的阴谋和叛乱活动打开大门，并且会助长失败和听天由命的精神，从而为阿拉伯独立政策制造一个极为严重的危险”。
“共和国报”说：
在美国和解放了的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必要的，因为目前由美国阴谋分子引起的紧张局势，其责任不在这些阿拉伯国家。
这家报纸是在评论意大利总统所发表的声明时这样说的，这项声明说，杜勒斯目前正在要求他进行这种调解活动。
“共和国报”同时刊登的萨达特所写的一篇文章指出，杜勒斯想利用意大利总统作为烟幕，以便在中东执行他的阴险计划。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19日讯：
巴黎许多报纸都认为叙利亚粉碎反政府阴谋一事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失败。
右派报纸，如“费加罗报”和“震旦报”，并不掩饰自己的懊恼情绪，它们懊恼帝国主义集团想推翻叙利亚政府并把叙利亚拖入侵略性军事集团的阴谋遭到了破产。
法国民主报纸认为，阴谋败露和叙利亚现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对保障叙利亚的民族独立的贡献。
“人道报”质问美国报纸为了反对叙利亚而捏造事实。
它说：
“谁相信小小的叙利亚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呢？
是叙利亚舰队巡视墨西哥湾呢，还是美国第6舰队航行在地中海上呢？
是大马士革政府派特务到蒙特利尔或者墨西哥去挑起反美事件呢，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把黎巴嫩变成美国的领地呢？”

日本阿飞成群结党奸淫盗窃犯罪如麻
据新华社20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8月号的“实话特报”杂志报道，日本的阿飞问题日益严重，少年犯罪人数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家杂志写道：
日本警察厅发表阿飞们犯罪纪录的统计说：
去年一年中，因犯罪而被发交警察厅接受“辅导”的不良少年，在十九岁以内的共有十四万零八百八十四人之多。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数目中，有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人是未满十一岁的孩子。
这些接受“辅导”的阿飞们的不良行为，包括了怠学怠业、抽烟饮酒、离家在外流浪、偷钱外出、结交坏朋友、轧姘头强奸、或与不良的异性交游、打架、……等等。
日本警察当局的统计还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些犯罪的阿飞男女中，80％的家庭环境都是中等以上的阶级。
今年04月，东京曾经发生了一桩令人吃惊的桃色纠纷案件，案中的四个年龄在十三岁到十九岁之间的女阿飞是一个地主家庭中的同胞姊妹。
“实话特报”说，被日本人称为“太阳族”的阿飞们最近又有了新兴的组织。
新兴的阿飞组织有好多伙，已经被警察当局查获的就有“地鼠族俱乐部”、“下北泽俱乐部”、“传言板俱乐部”等等。
这些俱乐部比“太阳族”更加猥秽。
“地鼠族俱乐部”是个女阿飞的组织，首领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发表告人民书
号召击败阿登纳促进祖国统一
据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19日讯：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会议8月19日在柏林开幕。
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
“德国民族复兴的道路”和“全国阵线对筹备庆祝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任务”。
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委员、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费尔纳就会议的第1项议程作了报告。
他指出，为和平以及重新统一德国的斗争现在进入了新的阶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的声明完全符合全国阵线的目的，并且是它的战斗纲领。
这个声明也是德国工人阶级以及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和爱国的德国人的行动纲领。
费尔纳还谈到即将到来的西德议会选举。
他说，这次选举的意义在于：
将有可能为实行和平、裁军、相互了解和社会安全的新政策创造条件。
必须根据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来改变西德的政治力量对比。
接着，大会讨论了费尔纳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全国委员会就西德议会选举问题的告人民书。
告人民书号召西德所有选民在选举中击败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从而为制止准备原子战争和加深德国分裂的政策铺平道路。
告人民书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提出建立两个德国的联邦的建议是恢复德国统一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并且建议东西德就下列问题共同讨论和达成谅解：
（一）禁止在德国领土上贮存和生产原子武器，禁止宣传原子战争。
（二）两个德国分别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废除西德的兵役制和双方就军队人数签订协定。
（三）联合地或分别地要求四大国从整个德国领土上迅速撤出它们的军队。
告人民书号召加强和扩大两个德国公民之间的接触，共同讨论德国人民的重大的切身问题。
大会还听取和通过了全国委员会委员、德国自由民主党总书记格尔拉赫就会议的第2项议程作的报告。

美国向台湾倾销消费品
新华社广州20日电
蒋介石集团“美援运用委员会”最近公布：
在到今年06月为止的过去六年间，美国向台湾倾销的物资已达到四亿五千六百多万美元。
其中有三亿六千多万元为一般消费品。
能够供建设用的物资仅八千多万元，而所谓“技术援助”方面的供应，还不到六百万元。
美国依靠大批向台湾倾销物资，控制了台湾许多工业行业的原料供应和操纵了台湾的商品市场。

苏发努冯亲王支持富马新内阁
号召老挝人民紧密团结反对外国干涉
新华社河内20日电
万象消息：
寮国战斗部队领袖苏发努冯亲王最近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梭发那·富马组织的新内阁。
富马内阁是在老挝国民议会8月09日的信任投票中获得批准的。
苏发努冯在8月13日的声明中指出，新内阁如果能够忠诚地执行它的纲领中所规定的条文，那将是符合于老挝人民的利益和有助于加强王国政府的威信的。
这些条文包括：
忠实执行已经同寮国战斗部队签订的一切协议，尤其是去年12月28日签订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联合公报。
接受不附有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
无分别地同一切国家特别是同毗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声明列举了帝国主义及其在老挝的代理人在最近期间企图破坏老挝团结的各种阴谋活动。
声明指出必须看到在实现这个纲领的过程中将来自新内阁内外的无故障碍，并且号召老挝人民紧密团结，反对外国的干涉，为成立有寮国战斗部队参加的联合政府以便实现双方签订的一切协议而斗争。
苏发努冯已经在8月16日离开万象前往桑怒。

蒙古代表团到达柏林
　德蒙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会谈
据新华社柏林19日电
以泽登巴尔总理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下午乘专机飞抵柏林。
这个代表团是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来民主德国进行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博尔茨、副总理努舍克和赛尔布曼、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汪戴尔等人以及各国外交使节都到机场欢迎代表团。
泽登巴尔在机场上发表了演说。
他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深厚友谊是基于两国都在建设着的社会主义，并且都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他表示深信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民主德国兄弟般的亲密合作将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加强，并且向正在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统一的德国而斗争的民主德国劳动人民致敬。
当天，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委托，接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以泽登巴尔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和以格罗提渥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8月19日下午五时起在柏林开始举行会谈。

　西德再度召回特使
破坏苏联和西德的谈判
据新华社20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政府又一次召回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和西德关于贸易谈判的特使拉尔。
这已经是西德第2次召回它的特使。
但是，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说，他希望拉尔能在8月25日回到莫斯科继续进行谈判。
同上次一样，拉尔这次被召回，仍然是因为西德政府坚持要解决不存在的所谓“遣返在苏联的西德公民的问题”，以此作为谈判两国贸易和其他关系的先决条件，从而使谈判悬于一线。

要求签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大阪人民支持东京宣言
新华社20日讯
大阪消息：
日本大阪市各界人士一万五千人昨天晚间举行了盛大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支持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所通过的“东京宣言”。
“东京宣言”要求有关各国政府缔结一项立即无条件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
禁止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
宣言还要求实行普遍裁军，取消一切军事集团和军事基地，并且从所有国家的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参加大阪大会的还有前几天出席世界大会的外国代表十八人。
在大会上，各界代表相继讲话，要求禁止核武器；
大阪保卫和平会的代表小畑忠良作了关于大阪市争取禁止核武器运动的报告。
大会在全体与会者高唱“不许使用原子弹”的歌声中结束。
（附图片）
在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朴初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拥抱。

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
倪子明　王城　王仿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人民出版事业进攻的手法之一，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出版传统的保卫者。
右派分子曾彦修叫嚷说：
“对过去出版工作经验好像一古脑儿抛弃了”，“把我国所有编辑、印刷、出版的一套制度彻底打垮”了。
右派分子萧乾、张友松等，则尽量对旧中国的出版商唱赞美歌，说那时的出版商“非常尊敬作者”，“一丝不苟”。
而今天的出版社在他们看来，则是“出奇的马虎、踞傲”，“对著作人的权益漠不关心”，是“老爷作风，特权思想”，是“终日瞎忙，劳而有罪”。
总之，在这些右派分子看来，出版工作是“今不如昔”。
因此，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叫嚷着要恢复所谓出版的传统，而究竟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呢？
他们却含糊其词，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来。
他们的弦外之音，无非是借着继承传统的招牌，贩运他们恢复资本主义道路的私货罢了。
为了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免得有些人被他们的飞沙走石迷了眼，有必要分析一下，到底什么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传统，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传统，解放后是不是把所有传统一古脑儿抛弃了？
近代出版事业和新闻事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本质上说，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他们自觉地为革命的进步的社会势力和集团服务；
反动的落后的出版业，他们总是为反动的落后的社会势力和集团服务。
有些中间性质的出版业，则动摇于两者之间。
因此，没有什么抽象的笼统的所谓传统，要研究出版事业传统，首先就要明确区分革命的进步的和反动的落后的两个方面。
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传统，首先表现在出书的方向和内容上。
他们以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鼓舞人民群众向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同时，他们也注意介绍外国先进的学术思想、科学成就和进步文化，保存和传播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这种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传统，从清朝末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就曾经利用强学书局出版书刊，宣传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维新思想；
其后又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出版，鼓吹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在当时起了很大进步作用。
“五四”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出现了新的面貌，开始以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毛主席在长沙创立的“文化书社”，为这种新型的革命出版事业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早在1921年和1922年，党就直接在上海和广州先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如“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等经典著作。
另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或影响下，也办了一些进步书店，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的文学作品。
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的艰苦年代中，不管在革命的根据地或是在白区，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工作者，依然举起战斗的旗帜，出版了更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十分注意革命理论的通俗宣传，鼓舞了广大人民革命斗争的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直接来领导出版事业，上述的出版事业的战斗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大大地发扬光大了。
几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出版，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和进步文学作品，成为出版物的主流。
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难道不就足以充分驳倒右派分子所谓打垮了传统的胡说吗！
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历来也是利用出版工作来宣传他们的反动主张。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
当时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从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出发，大量出版了低级趣味的无聊小说和“情场猎艳记”之类的黄色书刊，帮助反动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的心灵。
解放后，经过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这类反动的黄色的书刊停止了出版，并且采取措施清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些毒素。
把这些反动的落后的所谓“传统”彻底打垮，是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
我们认为出书的方向和内容，是出版传统的主要方面，如果丢掉这一点而侈谈什么传统，那就是本末倒置或者是有意歪曲。
其次，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事业，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
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中，培养出一种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解放区的出版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不渝地进行出版工作，不少同志在英勇的斗争中贡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在白区的进步出版工作者，也有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邹韬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出版工作这方面的优良传统，解放后也是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的，今天在工厂农村，海防前线，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华书店的流动供应队伍，就是明证。
今天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情况看，也是好的。
各出版社主动进行组稿活动，许多出版社十分注意工、农、青年作者的书稿，使他们的书稿得到出版的机会，这难道是旧出版商所能做到的吗？
从许多事实看来，今天的出版社决不是如张友松、萧乾之流所诬蔑的“无边的冷漠”，“对著译人的权益漠不关心”，相反，无边的冷漠，对著译人的权益漠不关心，倒是旧中国的反动书店和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的本来面貌。
因为他们只是为自己的主子和自己的钱袋服务，他们把作家的精神劳动当作商品，把作家当作受雇者和剥削的对象。
这一点，曾经当过私营书店老板的张友松是不会不知道的。
资产阶级这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作风，这些反动落后的所谓传统，在解放以后，的确是“彻底抛弃”，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再其次，革命的进步的出版工作者，对书稿的编辑校勘和出版过程，从来是认真严肃的。
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他所亲自编校设计的“海上述林”、“引玉集”、“死魂灵百图”这些出色的书籍，那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到今天还叫人深深感动。
解放后，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也是继承下来了的。
这几年出版的书籍，在校勘设计上，一般说比旧中国的私营出版业要认真得多。
如“毛泽东选集”、新版“鲁迅全集”，都是在校勘设计上具有很高水平的。
去年出版的鲁迅的手稿“稽康集”，在继承装帧设计的民族形式上也堪称佳制。
目前在书籍的设计质量上虽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决不是如萧乾之流所诬蔑的“出奇的马虎”。
相反，出奇的马虎，粗制滥造，正是旧社会反动书店和许多落后的私营出版商的传统特色。
当时那许多粗制滥造、一折八扣的标点书，现在许多年纪大些的读者，是身受其害、记忆犹新的。
有趣的是，现在在上海大肆攻击人民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右派分子施蛰存，他自己在解放前也就编写了不少粗制滥造的东西，曾被鲁迅先生指斥为“洋场恶少”。
解放以后，那种对书籍出版粗制滥造借以骗人的恶劣作风，很快就绝迹了。
在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中，也还有许多中间性质的出版社，他们就其经济形态来说是属于资本主义的。
但其中有些出版社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主持人把出版社当作文化事业来办，态度比较严肃认真。
因此，他们也出版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书，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工作，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保存和传播我国文化遗产，都有一定的贡献。
这些书籍，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前人的劳动成果继承下来，整理其中可以重印的陆续重印。
事实上这几年也已经重印不少，右派分子所说的“一概打垮”，简直是混淆黑白。
至于资本主义经营的一套体制和制度，应该说在基本方面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但我们对其中某些合理的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如某些编辑、校勘和装帧设计方面的有益经验，也是采用了的，当然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吸取得不够，是有缺点的。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传统问题的主要方面，特别是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基本上要随着出版事业性质任务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的。
怎末可以胡说今天的出版社没有照搬过去出版社的某些组织形式和办事制度，就算“把我国编辑、印刷、出版的一套制度彻底打垮”了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在继承我国出版事业传统的问题上，虽然还有不少缺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改进，但在基本方向上是作对了的，这是任何右派分子所抹煞不了的。
右派分子之所以在传统问题上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胡明说：
“解放后对私人出版社的处理有些粗暴，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蓝钰认为：
“要开一个口子，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
胡明和蓝钰的话，说出了右派分子的真情。
他们无非是借口保存所谓传统，来反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们是要取消出版事业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作用；
取消出版事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斗任务；
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
总之一句话，他们就是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
陈其通　陈亚丁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到现在虽然只有五个多月，但这五个多月可决非寻常。
党在这五个多月中，领导着一场巨大的、关系国家命运的、胜利的斗争。
这一斗争一方面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利用整风向我党的猖狂进攻，进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是一场决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五个多月中，我们过着紧张的政治生活。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接受着教育，经受着考验。
在01日千里、错综复杂的斗争生活中，虽然我们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有时甚至感到很吃力，但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是迈着正步跟上了战斗的队伍。
革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
对这样一条平凡的真理，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深刻的体验：
这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的斗争，这一场关系国家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给了我们平常在书本上所不易得到的教育：
一条是提高了阶级觉悟，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一条是认识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它同样也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实际经验证明了的。
过去，我们自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似乎也知道真理不怕别人反对，真理愈辩愈明的道理，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却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过去，我们只是一般地懂得革命的人民群众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解决任何一个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都必须走群众路线，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心，就是建筑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革命的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无限忠诚的基础之上的，但当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解决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并不真正透彻地懂得这个道理，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坚持群众路线。
因此，去年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右倾的思想观点和消极现象的时候，就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产生了怀疑，采取了与党的政策在方针上和方法上都是相违背的“怕放”和“独鸣”的错误观点，阻碍了鸣放。
同时，在解决某些文学艺术的具体问题上，也同样暴露出一些教条主义的理解。
作为共产党员来讲，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许多同志对我们所写的“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进行了正确的批评，指出了我们的主要错误是：
一，对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文艺界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我们没有看到起主导作用的积极的现象，而把一些次要的消极现象，不适当的夸大了。
从而对党的鸣放政策产生了动摇；
二，我们所批评的那些消极现象，也并没有完全看准，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或者至少并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创作题材问题的提法、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讽刺作品的增多等，这些都不能笼统地说是消极现象；
三，对待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不是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采取说理的态度、辩论的方法来求得解决，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压服的方法，充分暴露了我们思想上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
我们完全接受这些正确的批评。
实践是考查每一个人的试金石，五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就证明了，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们的错误。
事实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沾染了较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虚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正确的批评，努力学习，克服教条主义，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一个自我改造的任务；
另一个是积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一个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我们认为两个任务是一致的，只有克服了教条主义，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才能有力地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比较好地完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们要坚决克服教条主义，这和资产阶级右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实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完全不同。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则是为了打倒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界线必须划得清清楚楚。
单就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就可以证明这一个论断。
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有千百条，但异曲同工，归纳起来不外几个主要的法宝，而这几个主要的法宝，又大都包着一层反教条主义的糖衣。
他们的第1个法宝叫“你不懂，让我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到处都把自己描绘成无所不懂、无所不能的天才，却把党和党在文艺事业方面的各级领导人员，都描绘成一群没有文化的、不学无术的、才能低劣的、顶多是只会背诵几句马克思主义，只会搞点政治的人。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他们怎样攻击部队的文艺工作。
谁都知道，我们革命的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革命的文艺队伍，是由许多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组成的。
由于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在我们人民军队中，从一开始就发展了文艺工作。
并且一直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的助手来看待的。
抗日战争以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一大批作家到了延安，到了敌后根据地，并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参加了部队，在人民战争的火焰中受到了严峻的锻炼，他们写出了反映我国伟大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
但资产阶级右派却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的统治”，认为我们没有文艺，有的只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历史”，这样，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我们革命的文艺。
对部队文艺工作就攻击得更加厉害了。
资产阶级右派首先把人民的军队都看成是粗野的、没有文化的，好像我们革命军人的长处就是还能打仗，短处却是愚昧、没有文化。
因此，认为军队的特点就是与文艺不能相容的。
他们把部队中文艺工作者与政治机关领导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秀才与兵”的关系，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把部队政治机关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加军阀主义，叫做“用武化来领导文化”，“用带兵的方式”领导文艺。
这真是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人民军队和人民军队中的文艺工作的天大的诬蔑。
我们的军队是没有文化的军队么？
看怎么说，这中间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会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有文化的军队，因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里有他们所爱好的美国式的“文化”；
另一种标准是我们人民的标准，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最没有文化的、野蛮的，而且是敌视文化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军队所代表的腐朽的、反动的阶级性质所决定了的。
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才是最重视文化、最有文化、每天都在提高着文化素养的军队，这也同样是由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了的。
我们决不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人民军队的肆意诬蔑。
资产阶级右派之所以这样来恶毒地形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包括部队政治机关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不懂，让我来”，企图取而代之。
提出的口号和方法就是“把文艺交给文艺家领导”，“党委不能干涉业务”，“把领导业务的权力交给艺委会”，让文工团“自治”，领导上无权过问。
倒底是把文艺交给什么样的文艺家呢？
当然不会是“教条主义”的“红色文艺家”，而是资产阶级右派所称赞的“真正的文艺家”，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文艺家”们，并由他们组成艺委会来代替党委的领导。
那些所谓“真正的文艺家”们倒底有多大才能呢？
他们到底懂些什么呢？
我们都还熟悉我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他们所创造的只是些以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带有买办和封建色彩的文艺，即便其中过去有个别人确有才能，但他们的所谓“才能”由于没有和人民结合的原故，也很快就雕萎了。
他们的第2个法宝叫“一团糟，快下台”。
资产阶级右派为了证实共产党人确实无能，就拿出了这第2个法宝，既然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一团糟，毫无成就，有的只是“千篇一律的，平庸的作品”，“没有戏的戏”，“70％以上赔钱的”电影，也没有培养出新的有才能的作家和新的有才能的艺术家；
既然全国解放以来，老作家没有写出新的作品来，新作家也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写不出“真正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来”；
既然一切所谓“坏事”都是由于党的领导造成的，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
“你们搞的一团糟，还不赶快下台等待何时”？
我们文艺事业的成就，是在党所领导下的千百人的创造和劳动，是人民的财富。
尽管我们有些缺点，尽管我们绝不满足，但我们能容忍资产阶级右派对我们光荣而神圣的劳动的这种恶毒的描写么？
他们否定的不仅是党的领导，而且是整个的革命，全部革命作家、艺术家多少年的辛勤劳动。
他们的第3个法宝叫“要自由、要民主”。
资产阶级右派装做最主张“创作自由”的人，他们宣称“教条主义者们”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所以就非奋斗出个“自由”来不可。
在他们看来到底有那些不“自由”呢？
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是第1个不“自由”，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是第2个不“自由”，强调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是第3个不“自由”，不好的作品要受批评，毒草要被拔掉是第4个不“自由”，诸如此类等等。
总之一句话，文艺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放和鸣要有六条政治标准，在他们看来是最大的不“自由”。
其目的就是：
要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加上个教条主义的大帽子反对掉，换上一个“自由”的原则，好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原则下，搞资产阶级文艺。
他们感到文艺工作有党的领导就不自由，他们向往绝对的自由和无限制的民主，他们厌恶集体生活，厌恶组织性、纪律性，企图使党所领导的统一的文艺队伍变成一盘散沙，借以发展小集团，达到搞“裴多菲俱乐部”的目的。
这三个法宝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所谓“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猖狂进攻的武器。
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我们是全心拥护的，用披上反教条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资产阶级右派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号，利用整风企图篡夺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权的阴谋，在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广大人民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资产阶级右派不仅在用上述三个法宝向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了猖狂进攻，企图从思想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而且已经公然胆敢伸手，拉拢部队的作家和演员，企图里应外合从组织上来瓦解我们的文艺队伍，例如：
右派分子吴祖光就曾经企图拉拢部队的作家入他的伙，参加他的所谓“同人刊物”；
右派头子罗隆基直接指挥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文燕、戴涯竟敢到总政治部文工团来发展民盟盟员，并企图把话剧演员从部队中拉出去，去参加他们所谓“恢复中国旅行剧团”的罪恶计划。
虽然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但亦不能不引起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严重警惕。
我们要和全军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坚决斩断一切胆敢伸向部队文艺队伍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的黑手，巩固我们的文艺队伍。
08月10日

报刊论文摘要
　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什么？
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是通过和平方法来顺利地实现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并没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情形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是容许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从一种剥削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为了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而告终，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不仅要从经济基础上加以根本的改造，而且也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加以根本的改造。……
当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深入前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和平改造以后，必然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补足的一课。
因此，中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斗争，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出现的。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而思想斗争更是巩固阶级斗争的最后胜利所决不可缺少之一环。
在没有取得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胜利之前，是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的巩固的。
因此，即使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除了其对抗性矛盾残余一面外，已经基本上转变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而在资产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一小部分作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成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摘自7月30日大公报顾明、田方：
“论资产阶级右派和我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性质和斗争形式”）
共产党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
储安平发表所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的言论之后，各地右派分子相继而应，所谓“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领导地位的孪生姊妹”，……等等都可作为储安平谬论的注脚。
其实，宗派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的权利地位，或在他们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必要手段。
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其宗派主义的表现在财团和财团之间的斗争或代表不同财团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勾心斗角等。
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没有宗派主义的。
因为工人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是集体劳动者。
他们之间无任何权利可以争夺，他们斗争的基本方向是剥削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
他们不但在生产上是集体的，而且进行阶级斗争也需要集体，同时还需要联合其他劳动群众，才能完成阶级斗争的任务；
他们所要求建立的只能是集体的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内部若有宗派主义现象发生，那是受到外来影响的。
如，其他劳动人民转变为工人时将各种不良倾向带到工人队伍中来；
封建、半封建社会里的工人阶级受到各种宗派主义所包围，因而某些工人有可能被侵蚀；
资产阶级收买少数工贼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等等。
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组织的共产党来说，更与宗派主义不相容。
因为（一）党的最高纲领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要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
（二）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要求党员必须为群众服务。
（三）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四）党的具体政策是从六亿人口出发。
我国某些共产党员现在身上表现出宗派主义，只是由于解放后个别党员以胜利者自居；
由于党吸收其他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时，同时也把一些消极的东西，包括宗派主义带到党内来。
（摘自8月10日陕西日报天岚：
“共产党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

两代
芷汀
刚解放的那二年，人们常爱想到和谈起过去的事。
比如刘光金吧：
当他的爱人给他做些好饭菜的时候，他就想起过去吃“混合面”的年月；
给他缝件新衣服的时候，他想起父亲那一代老工人拿洋灰袋子纸当衣穿的年月。
班上在劳动竞赛中得了优胜红旗，全班工友去逛颐和园的时候，他想起一连四十小时打加班的年月。
每当月初发下本月的工资和上月的“无事故奖金”，把一叠人民币存到储蓄所的时候，他想起和父亲两人拚死拚活的苦干，到月终倒欠工厂钱的年月。
当他看到退休的老工人们享受到劳保待遇的时候，他想起父亲那一代的老工人，给资本家干了一辈子，汗流尽了，人熬干了，到老来被一脚踢出工厂，连个装身子的棺材钱也没剩下的年月。
他当选劳动模范、北京市人民代表，他和国家负责同志们坐在一起开会研究生产、建设……等重大问题的时候，他想起从前工人弟兄们患病，带着气被扔进洋灰池子或山沟里的年月；
想起国民党大员来厂参观把工人们轰进地下炉灰洞里去的年月……
后来，刘光金的工作越发忙了，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
在紧张的工作、劳动中，回忆和谈起过去的时候就渐渐少了。
但是，近两三个月以来，他的老习惯似乎又恢复起来。
原因很简单，自从报纸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今不如昔”“不要共产党来领导”“今天的社会漆黑一团”……一些无耻谰言以后，使得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不能不激愤，不能不发言，不能不反击了。
刘光金更以铁的事实，自身的经历，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历，在一些座谈会、辩论会……和首都人民代表大会上驳斥着那些右派分子黑心的恶毒的胡说八道。
1937年11月间，光金才十二周岁的时候，就到石景山发电厂做临时工了。
他的父亲也在发电厂低压炉烧火。
按说，爷儿俩在一个工厂工作是件好事，合乎理想的事了。
正在修高压炉大楼，十二岁的孩子——光金，做挑水的活计，沿着木板搭的斜桥一步一步攀登高楼。
你想，这是多不容易的事！
那时候，资本家还管你的身体吃的消吃不消吗？
照顾你是童工吗？
适当的分配你力能胜任的工作吗？……
光金这孩子只得咬着牙干。
肩膀压的肿了老高。
磨破了，淀成血疙渣，像驾车的牲口叫鞍子打了肩（磨破了脊背）一样，还得照样干活。
光金这样干了十个月，当人家用不着他的时候，便一脚踢开，光金失业了。
托人在别处找点零活儿干，就这样风雨飘摇地过了二年，发电厂找人推炉灰，他就又回到发电厂。
推炉灰是怎么个活碴呢？
在电厂的老工友干过这个事的不少，谁提起来也会“谈虎色变”的！
几盘锅炉下面的地下，是一层黑洞洞，是锅炉落灰的地方。
好煤进炉，也不烧透，有的进炉打一个滚儿就往下放。
炉灰积垒老高，快顶到锅炉房的地板了。
向外运灰的人，从甬道里掏一条路，钻进去，赶紧抢几锹，炉灰还“呼呼”地冒着一人多高的火苗子就往外跑。
人天天叫火烤着，烤的身上“滋滋”地冒油；
衣服经常着火，这里烧一个洞、那里烧一大片。
头发烤的卷曲了，像烫的一样。
拉灰车的四分粗的麻绳烤的一扯就断。
人跑出炉灰道，有的走几步就晕倒了。
因为火苗比人高，驾车把的工人看不见前进的路，烟熏的睁不开眼睛。
这样繁重的活计必须年轻力壮的人来干。
必须吃得合适才能顶住。
俗语说：
“人是铁，饭是钢”，可是，他们吃的是什么？
豆饼面，混合面。
十四、五岁的刘光金一直干了两三年，才调到低压炉烧火。
爷儿俩一星期领十八斤豆饼面，不管吃饱。
为了养家，多领一点豆饼面，月终算账倒欠工厂一百多元。
没办法啦，打加班。
光金的父亲累出肺病来，光金一个人顶两个人干，白天上了班，前半夜再替父亲上班，另外还打加班。
经常四十小时不出锅炉房。
哪有力气呀？
只得扔两锹煤就搂着肚子到一边趴一趴。
带着几个比烧饼还小的小豆饼，必须有计划的吃。
父亲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不忍心连累孩子们，就偷偷的拿了麻绳到永定河滩树林里去上吊，幸亏被别人救了回来。
爷儿俩相见，大哭一场。
光金劝父亲说：
“受罪、挨饿，咱一家在一起，您千万别寻短见！
安心治病、养病。
您尽管借、赊。
借的出来就花；
赊的出来就吃。
我死不了反正给您还账；
我这一辈儿还不清，下辈孩子们再接着还！”
父亲说不上话来，心里绞疼。
肺病一天天严重，还是病死了。
死的时候，连买棺材连还债，又借了一百多元。
这就是那个时代在工厂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友，汗流尽了，人熬干了，到老来下场是这样！
1948年12月石景山解放了。
在刘光金和所有的工友面前，展开一个崭新的时代。
像父亲那一代老工人的命运再也不会重复了。
光金在党的领导下，做出许多在旧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贡献；
人民也给予光金崇高的荣誉——劳动模范和北京市人民代表。
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工人命运，还不能说明新旧社会的天地之别吗？
右派分子如果不是黑了心肠、瞎了眼睛和有意颠倒是非黑白，为什么竟会那样信口雌黄呢？

他逃跑了
沙沙在那次座谈会的前夜，一个右派分子“逃跑”了。
但是大辩论依旧进行，“逃跑”也要揭露他的原形。
只是在他欠人民的债上，又添下了可耻的一笔！

军医（套色木刻）　乐锋

舞剧“宝莲灯”的演出
序纯
华山圣母庙里，庄严静穆的女神们，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婀娜地舒展着肢体，走下了空虚寂寞的神台……中央实剧歌剧院舞剧团演出的舞剧“宝莲灯”就这样富有想像和诗意的把观众们带入到一个美丽的神话意境。
从神像的复活又归于岑寂，为刘彦昌入庙投宿、瞻仰三圣母的仙容和题诗等情节，作了更浓厚的戏剧性的安排。
在刘彦昌和三圣母一段互相爱悦的双人舞之后，凶暴的二郎神却带着哮天犬来干预三圣母的幸福，要赶走刘彦昌。
三圣母虽用宝莲灯逼走了二郎神，跟随刘彦昌去过人间的幸福生活；
但观众们却完全能够理解这里已经预伏下了他们未来的苦难！
舞剧“宝莲灯”的情节，一开始就是十分紧凑的。
正当亲友们欢庆沉香的百日，哮天犬却化装贺客偷盗走了宝莲灯，情境遽变。
当二郎神冷酷无情的抓走三圣母时，观众们深为他们夫妻惨别母子分离的悲恸而感动。
沉香在仙山修道一场，不仅只是过程的铺叙，而是把沉香救母的心情作了深刻动人的描写。
运用大仙指点的方法，沉香进入幻境，从群童的对比中感悟到自己身世的孤零，此时三圣母的形象悠忽出现，当母子亲切的拥抱，凶暴的二郎神一脚把他踢醒……这一场不但运用了较好的舞剧表现手法，而且有着淳厚的人情味。
舞剧“宝莲灯”的演出，意味着民族舞剧的创作实践中较大的收获。
这不仅仅因为“宝莲灯”是一个完整的大型舞剧，还因为在舞剧“宝莲灯”的艺术创造中，较好地解决了运用民族传统的舞蹈技艺结构成为新的舞剧篇章的繁难问题。
舞剧是通过音乐、舞蹈、哑剧三者所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
舞剧中的人物形象是通过一些舞蹈姿态和动作来创造的。
它必须通过戏剧场景的连续和转换逐渐进入高潮，通篇还要通过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剧中全部生活的体验，是经过音乐家的深刻描写，然后由演员真实的表现出来的。
舞剧“宝莲灯”在这些方面，都总结和创造出了一定的成绩。
从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所演出过的“盗仙草”，“刘海戏蟾”，“碧莲池畔”，以及这次演出的“宝莲灯”来看，他们有着一条鲜明的创作道路。
这就是从群众熟悉的民间传说题材入手，来进行舞剧的建树工作。
从传统戏曲的基础之上来发展新的民族形式的舞剧。
自然，这并不排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
我想将来他们也同样可以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并且同样会具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舞剧艺术刚刚建立，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正如同“宝莲灯”的演出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一样。
比如在舞剧音乐上如何更好的创造人物形象；
舞剧的音乐除了是诗的，还须是戏剧性的；
要创造情景烘托气氛，有时又要明确均称的节奏，一切又必须服从于一个完整的主题，中国民族古典舞蹈的律动和节奏，是比较复杂细致而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等等，都需要在大胆运用的基础之上大胆的突破和创造。

“螳臂”录
马前卒
序
“蝉噪居”漫笔的作者回春说：
“由于别处的气候的关系，我已经有好几年不作声了，真是‘禁若寒蝉’。
今年到了北京，却很写了一些杂文，在百家争鸣的空间散播了扰人午梦的噪音。
明知扰人午梦是不识趣的，但为气候所感，欲罢而不能，而且螳螂没有来追捕，所以还是要叫下去“‘知了……知了……’”我不敢自居于螳螂而追捕已经几年来“禁若寒蝉”的回春，然以“漫笔”作者之广征博引，读尽中外古今经典名著，则在螳螂之前，确是一辆大车，庄子曰：
“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轶，则必不胜任矣”！
姑作“螳臂”录。
一、“不学”
漫笔的第1节是“学习”，意在针贬高级干部之“不学”。
有“警句”云：
“我常常听说，许多高级干部，甚至于自己办学校、领导别人的学习干部，总是叫忙，对于学习，心有余而客观条件不允许。”
“但现在的有些高级干部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那‘才略’，是非凡的。
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
“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
　二、　“无术”
漫笔的第2节是“思”和“随”，意在针贬高级干部不“思”而“随”，“毁”人不“毁”己，“无术”而“有术”。
合前节而言，即“不学无术”。
有“警句”云：
“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领导者，地位不很低也不太高。
他们的行为的特点，可以这样假定地来形容：
在文艺创作问题上，有一年，他是主张‘无冲突论’的；
过了一年多，苏联反对‘无冲突论’了，他也就大张旗鼓反对无冲突，把‘无冲突论’者批评得体无完肤；
又过了一个时期，他又来反对暴露阴暗面了；
但最近，他又是毒草也可以大放的坚决主张者。”
“他自己随之，是无关紧要的，但他是领导者，于是被领导者……可真是慢慢地‘毁’了”。
他虽然‘随’但永远不会‘毁’，永远是英明的领导者。
为什么呢？
据说也还是由于地位。”
三、“两个秘密”
漫笔的第3节是“根据”，说出了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两个秘密。”
摘句于后：
秘密之一：
“那种惯于‘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实际资料，那是‘没有用的’。”
“对于这些文件，他也有他的处理法”，“反右时一定要左得彻底，反左时一定要右到极端。
他每次‘随’的是文件中的一面。
但是，据说这就是党性强，是对上级领导意图的贯彻。”
还有一个秘密：
“高级干部是常常有‘秘本’和‘秘闻’的。”
“这种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威信，确实是很高的，因为他常常能够根据‘秘本’和‘秘闻’，说出一些群众在报纸上看不到的话，使得群众相信他的葫芦里真有灵丹妙药。”
四、“秦桧”与“猫”
漫笔第4节是“再谈根据”。
颂曹操的老实，咒秦桧之狡诈，而又恨猫的狠毒。
摘句于后：
“曹操由于误会，杀了吕伯奢。
陈宫责备他，他不肯检讨错误，反而说：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
“秦桧杀了岳飞。
韩世忠质问他：
‘岳飞犯了什么罪？
’他答道：
‘莫须有！
’”
“我听说的一位领导者，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发动群众，统一认识，严逼另一个人承认一个极大的罪名；
当那人问这个罪名的定义的时候，他说：
‘那定义——可是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根据呀！
’经典著作里面没有根据，那么，可以不成立了罢？
但是，偏偏一定还要成立，这是创造性。”
“猫吃老鼠，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但在哲学上，却有‘目的论’的根据。
假若一只猫要吃另一只猫，这是同类相残了，似乎得讲一点理由，例如：
‘你反对我的领导，群众要我吃你……’之类。
说来说去，一定要吃。
但到底却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一定要吃！
’”
五、　“奴才而已”
漫笔的第5节是论“袭人的本质”，开宗明义道：
“我这才知道：
花袭人原来是个奴才”，而结尾则又说“只是一则读书笔记”“没有联系当前的实际”，这笔法，叫“一擒一纵”。
“我这才知道”自然是擒住上面四节的文意，但为避免反领导之嫌，却又放掉躲开了：
没联系实际。
有“警句”云：
“作为奴才的‘最本质的特性’的虚伪，被袭人运用得极其彻底了。
这彻底虚伪的结果，不但使得史太君、王夫人极端信任她，而且使得贾宝玉，虽然痛恶她，却又不能不喜欢她（喜欢不等于爱），而且不能不无可奈何地依从她。
奴才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
“袭人的虚伪之彻底，又表现在平时虽然对主子十分‘真诚’，但一旦‘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到来，她的行为，却使人发生‘堪叹优伶有福，可怜公子无缘’的感慨。
所以，真正奴才气的奴才，他的‘一点点爱人民’，固然是虚伪的。
他的对主子的‘百般顺从’，同样是虚伪的，他的真诚，只是对于他自己和自己的利益。”
六、结语
录“‘蝉噪居’漫笔”竟，回看我自己所立的标题，不觉大吃一惊。
原来回春心目中的“高级干部”和“领导”是“不学”“无术”靠“两个秘密”吃饭，无曹操的老实，有“秦侩”之狡诈。
而狠毒又如“猫”。
按其本质，则不过是“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如袭人一样的“奴才而已”。
而这个“袭人的本质”，据作者肯定：
不是什么“个人的特性”而是“社会典型”。
这真是什么话！
什么话！！
什么话呀！！
！

说不清
余兼天气闷热兮我昏沉沉，激烈论战兮我打瞌睡，谁是右派兮我已知道，倒底为啥兮我说不清。
　（原载清华大学“街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