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头
全国生猪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新华社19日讯
全国生猪发展数字已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
据农业部到今年06月底初步统计，全国拥有的生猪已达一亿一千四百多万头，比1956年末增加了16.57％，超过了1957年国家计划一亿一千万头3.66％，比我国历史上生猪最多年份（1954年）还多一千二百三十一万头。

人人都要节约棉布
根据商业部关于棉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由于棉纺织业受到棉花不足的限制，不能完成原定的生产计划，在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第4个年度内，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为十六尺，比上一年度的二十点六五尺减少四尺多。
如果今年棉花丰收，每人平均供应定量也有可能达到十八尺，比上年度减少二尺多。
从现在的眼光看来，每人减少二尺布似乎是一个问题；
其实，这比起解放前的情况还是好多了。
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1949年每人平均只有民用布七尺多，而1957年至1958年棉布计划供应的第4年度则有十六尺至十八尺，增加了一倍多。
旧中国人民衣不蔽体的褴褛现象今天已经基本上改观了，大部分人家都添制了不少的新衣服、新被褥。
解放以来全国人民的棉布消费量不断增长。
今年的棉布供应数量虽然比前两年减少了，但是同1955年以前各年度的供应水平相比，基本上没有降低。
棉布供应数量的减少，虽然不能不使人民在生活上感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国人民注意节约，这种前进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谁都知道，我们国家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很少。
为了保证粮食的需要，就不能过多地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可能使用大量外汇进口棉花来增加棉布供应。
而建设大规模的人造纤维工业，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因此，棉布不能充分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在我国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问题。
在这段时期内，除了国家要努力发展生产，并且坚持贯彻对棉花和棉布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以外，人民群众必须用各种方法节约用布。
国家生产的棉布，约有十分之八左右是用来供应民用的。
因此，节约每一个人的用布就是节约棉布的最主要办法。
我国人口有六亿多，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用一尺布，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多万匹布。
反过来，如果每人每年都少用一尺布，国家也就可以节省六百多万匹布。
想想看，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在减少供应的数量中，城市居民（包括职工、干部和学生）的供应定量减得比较多。
他们会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呢？
大家知道，城市居民的棉布消费从来就比农村多，实行计划供应以来，城市居民的供应定量也一直比农村为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有“压箱底”的衣服。
这些衣服应该充分地利用起来：
样式过时的翻改一下，脱色的衣服加染一下，尺码不合适的修理一下，大人不能穿的改给孩子穿，大孩子不能穿的改给小孩子穿。
在农村方面，定量虽然比大城市稍为少一点，但是和去年相比却减少不多，影响并不很大。
但是，估计到几年来一般农民收入比以前都有了增加，用布的需要也在增长，所以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农村工作人员应该广泛地向农民群众说明，今年因为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不得不减少棉布的供应，号召大家克服困难，以便争取国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早日富强起来，那时候困难的日子就可以从根本上结束了。
只要好好解释这种道理，农民群众是可以想通的。
节约棉布的潜在力量很大。
例如，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缝纫社统计，今年上半年翻改了四万多件旧衣服，就给国家节省了二十七万多尺棉布，消费者也节省了数十万元开支。
如果全国都这样干，那就会节约出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再如，很多地方在零售环节上推行量体售布，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消费者买布和营业员卖布，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宁可多一点，不要少了。
如果营业员在卖布的时候，根据消费者的身材说服消费者恰当地买布，这就可以少用很多的布。
一件衣服少费三、二寸，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很大的数目。
天津市推行量体售布办法以后，预计全市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为国家节省五十万尺布。
不少地方的缝纫行业，也从改进剪裁排料方面想出了很多节约用布的办法。
北京市缝纫业在成批服装加工的过程中，只是改进裁剪一项，服装生产合作社和公私合营服装厂今年一年就至少可以节省六千匹布，够作八万件新衣。
在消费者方面来说，除了提倡旧衣改制以外，还应该积极推广省布的服装样式。
过去城市妇女多半穿旗袍，做一件旗袍比做一套干部服至少可以省一半布。
中式褂子，无论男女，都比干部服要省布。
所以应该提倡今后在添制衣服的时候，多添制这些省布的式样的服装，并且尽可能量体裁衣，不要浪费。
在这一方面，我们特别希望机关团体的女工作人员和各地妇女工作者加以倡导。
只要我们能够从各方面努力节约，今年的棉布供应量虽然减少了一些，还是可以够用的。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节约棉布，必须纠正一些片面的不正确的思想。
去年有一个时期，在报刊上曾经过分地强调了服装的式样，发生了许多副作用。
虽然适当地注意服装的式样是可以的；
但是决不应当提倡浪费和奢侈的不良作风。
在国家棉布供应不足的时候，大家应该自觉地穿各种式样的旧衣，为国家省布，帮助国家克服困难。
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就是艰苦朴素和勤劳节俭的风气。
假如有一些人想利用这种节约的风气来作歪曲的宣传，说我们有了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那就让他们白日做梦去吧。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广泛提倡各种省布办法
回收破旧服装　节约个人用布
解放军节省大量棉布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部队官兵用多种方法为国家节省棉布。
解放军军需部门今年回收破旧服装和棉花的工作做得很好，预计今年回收的破旧服装可以折合棉布三十四万匹，棉花有五百三十三万多斤。
这些回收的旧布和棉花将在制作新被服时充分加以利用。
另外，军需部门还采用了适当延长服装使用年限和严格控制用布的办法，来为国家节省棉布。
解放军广大官兵还积极想办法节省个人用布，并把节约下来的布票缴还国家。
从5月份以来，仅十四个地区和军需部军人服务处等单位上缴给国家的布票就将近六百五十万尺。
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
今年已节约棉布五百多万尺
据新华社19日讯
到现在为止，今年中央一级和北京市各机关节约了五百零八万市尺棉布，实际用布量比原订计划少得多。
这是中国纺织品公司北京市公司最近统计出来的。
文化部、交通部和地质部等是需要公用棉布较多的机关，今年用的棉布都比去年为少。
这些部门所属的三百多个单位，在第2季度需要的业务用布是六十多万公尺，实际用的棉布只有十二万多公尺。
中央和北京市所属的一百多个医院、疗养院，第2季度使用的设备用布，普遍比计划减少一半以上。
这些机关在制定用布计划的时候，都反复算了细账，凡是可以不用棉布的，一律不用；
可以少用的，一概少用。
今年商业部不仅没有买一寸公用布，而且清理了仓库，把库存的棉布、被褥和床单等，缴回北京市国营纺织品公司，转交其他单位使用。
北京市纺织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节约棉布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帮助用布单位算细账，计算用料，替用布单位找代用品，还派出专人到各单位了解情况，建议用布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尽量使用质量较差的布。
光是他们帮助各机关节约工作服用布这一项，今年05月份就节约了十五万三千多尺棉布。
把节余的布票退给国家
武汉市上缴第2期布票九万三千多尺
据新华社武汉19日电
武汉市人民精打细算节约棉布，到7月底止，上缴给国家的第2期布票达九万三千多尺。
在节约棉布中，有许多干部、职工和居民自愿不领或少领布票，如市针棉织品公司批发商店一百一十六个职工中，有九十一人少领或未领布票二千二百五十尺。
省土产出口公司第2仓库职工经过精打细算，上缴的布票占应领布票的60％以上。
汉口大夹街的居民节约了六百多尺布票上缴给国家。
许多企业也根据节约的精神，少领了公用布。
武汉市公用汽车公司原计划要发工作服一千七百多套，现在仅发给整天在汽车下面工作的内勤、技工和学徒，这样便节约了一千二百多套工作服。
沈阳采取各种措施
减少工业用布
据新华社沈阳19日电
沈阳市今年上半年公共用布和工业生产用布的消费量，比去年同时期减少三千零九十多万尺。
比今年上半年的计划少用三百零七万多尺。
很多机关、企业的领导方面今年都很重视节约棉布的工作。
例如：
沈阳铁路管理局材料总厂依照过去用布的情况，上半年曾提出用布一百一十多万尺的计划，经沈阳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重新审查以后，确定把工作服穿用期一般延长一个季度，只要还能穿用的一律加以修补后穿用，结果上半年只用了十一万多尺布。
沈阳再生胶厂生产车轮补带胶，补带胶中间的隔离布，过去完全是用新白布，现在改用包皮布和旧布，半年中就节省了四万五千多尺棉布。
宁波许多行业
回收旧布　节省衣料
据新华社杭州19日电
浙江省宁波市许多行业最近四个月来采用回收旧布等办法，节约了棉布三十万公尺。
粮食公司收回面粉袋重用，就少买了九万公尺棉布。
缝纫业中推广省料的先进裁剪技术，三百八十多个缝纫合作社的裁剪师已经普遍学会。
（附图片）
广东省服装技师林举钧在介绍利用碎布做小孩裙子的方法。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彻底批判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
监察部挖掘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
彭达、陈达之、梁建一、安汝涛的反党言行被揭发
本报讯
近两个月来，由于监察部领导上逐步克服温情主义，深入批判右倾思想，具体领导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监察部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获巨大成绩。
党内右派分子彭达（副司长）、陈达之（研究室副主任）、梁建一（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安汝涛（副司长）等的反党言行已被彻底揭发。
监察部反右派的斗争是从6月20日开始的。
在6月20日以前的大放大鸣阶段，部里的右派分子曾利用整风座谈会、黑板报等方式向党发动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地说什么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用人唯党”；
说什么“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官僚主义”等等。
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从6月20日到7月15日这段期间，首先集中力量向已经浮到面上的右派分子刘永等进行了斗争，曾先后召开了十多次中小型批判会和座谈会。
但是，在最初二十多天的斗争中，这些右派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在群众所揭发的大量的材料和罪证面前，他们仍然狡赖顽抗；
部分群众也在徘徊观望，有些群众对当时某些司局领导小组的个别成员也发生了怀疑。
部领导上觉察到这种情况以后，即在7月04日到10日连续召开了会议，认真反复地研究了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斗争开展迟缓的各种原因，对一些人的言行又逐个进行了反复的分析。
这时才发现运动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九个单位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就有三个领导小组里有右派分子。
这些隐蔽在领导小组里的党内的右派分子利用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解围。
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
如当时还是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等，并公开向党组提出：
“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替刘永开脱。
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
其次，在不少司局长级干部，甚至在部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中，也有个别领导干部有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他们总认为某某人是个老党员、老干部，而且担负着比较重要的工作，因而就对他们加以姑息迁就，对他们抱怜惜和原谅的态度。
如对后来才清查出来的右派分子彭达、安汝涛、陈达之的问题，某些领导同志就是这样。
第3，由于深入地广泛地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有不少人对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就抱着观望态度。
监察部的领导上在分析了以上情况以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于7月17、18日由监察部部长钱瑛亲自主持了连续两个半天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彻底批判了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有些同志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检查；
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对右派分子的分析工作，把彭达、陈达之、梁建一等党内右派分子挖掘出来，接着，领导上又集中力量认真地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部长钱瑛亲自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副部长程坦、李景膺分别召开两次群众会议反复进行动员，讲解政策，解除顾虑。
各个领导小组还分别用个别谈心、漫谈和交换意见等方式来发动群众投入反右派的斗争。
由于领导上进行了这一系列的组织工作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就很快地深入展开，不到两个星期，就把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的猖狂气焰打垮了。
目前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深入的方向发展，广大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还在继续揭发，已经展开了的规模较大的说理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据监察部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谈，只要领导上能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胜利。

根据资源条件确定合理分配办法
国务院批准减少棉布供应
城市多减，农村少减——取消职工干部学生同市民的差别——节约工业用布和公用布
国务院批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国务院批准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4年度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当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和棉布供应办法，从速安排第4年度第1期布票的发放工作。
由于棉布供应比较紧张，在发放布票的时候，必须根据实有人口数字严格加以控制。
工业用布和一切公用布匹，必须按照节约的精神进行供应，切实保证供应指标力求减少而不被突破。
一切用棉、用纱、用布的工业部门，必须严格节约原料。
应当向城乡人民，特别是应当向大城市的职工、干部和学生广泛地进行解释工作，使他们了解国家目前棉布供应的困难情况，自觉地节约用布。
为了缓和1958年棉布供应紧张的情况，各产棉地区还应该做好以下三件工作：
一、必须抓紧对棉花生产的领导，加强棉花的田间管理工作，争取今年棉花的丰收。
二、动员棉农把棉籽交给供销社脱绒加工厂并且认真领导供销社做好剥取棉籽短绒的工作，力争完成今年的剥绒任务。
三、加强对棉农的政治工作，加强购棉的组织工作，以争取多购些棉花。
　国务院1957年08月16日
商业部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第4年度中民用布供应问题的报告
（1957年08月03日）国务院：
1957年09月01日至1958年08月31日是棉布计划供应的第4个年度。
现在将这个年度的民用布供应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以下的报告：
1957年全国的棉花种植面积共约八千七百余万亩，较1956年减少了六百余万亩。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产棉区的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减少了棉田，改种了粮食。
今年棉花如果丰收，估计可能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即产棉三千万担；
但是，如果年景中常，估计只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如果歉收，还有可能更少。
由于计划供应第4年度的布票要在8月份内发放，这时棉花生产的丰歉还不能断定，为了把第4年度的布票定量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只能按棉花生产的中常年景，即产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计算。
在产棉二千七百万到二千八百万担的条件下，除去棉农自用棉、絮棉、军用棉和自然损耗等以后，明年只能纺纱四百一十万件至四百二十万件。
如果工业用纱、针织用纱和军用纱都维持今年的水平不变，明年只能织布一亿二千七百万匹左右。
按照这个数字计算，除去工业用布、公共用布、军用布以后，民用布约为一亿零三百万匹左右。
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只有十六尺，比棉布计划供应第3年度第2期布票折扣使用以后的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二十点六五尺要减少四点六五尺。
如果今年棉花丰收，就有可能生产棉纱四百五十万件左右，从而使全国人民每人全年民用布平均供应量达到十八尺。
因此，在棉布计划供应第4个年度内，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保证十六尺，争取在棉花丰收的条件下达到十八尺。
棉布计划供应第4年度布票发放的办法，仍然准备分为两期发放：
第1期从今年09月01日至明年02月底；
第2期从明年03月01日至8月底。
在使用第1期布票的时候，因为是冬季，气候寒冷，为了便利人民添制冬衣，发了全年十六尺布票的三分之二左右，即每人平均定量十一尺。
第2期布票根据棉花的收成情况，在明年1、2月间再发，每人平均定量不低于五尺，争取达到七尺。
第1期布票仍然可以延期到明年08月底通用。
我们认为这种分期发放布票的办法，是在现有棉布资源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来供应人民冬衣需要的办法。
由于第4年度棉布供应量比上一年度有所减少，因此棉布的定量分配办法应当作必要的调整。
自从1954年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以来，在棉布定量上一直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况：
第1种情况是城市的定量高于乡村，其中大城市又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第2种情况是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在同一地区内，职工、干部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定量高于一般居民。
在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时候，作以上这两种规定曾经是必要的。
因为当时棉布自由市场的情况，是农村销布少，城市销布多；
大城市销布又多于中、小城市。
在城乡人民中，职工、干部和学生的销布量也高于一般居民。
当时实行这种分类定量的办法，使城市与乡村各阶层人民能够大体上按照他们不同的购买力水平买到棉布，使棉布的分配数量大体上和当时自由市场的分配情况相同，因而尽可能地供应了人民不同消费水平的需要。
但是近几年来的情况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城乡人民的购买力都有了增长，过去消费棉布较少的居民，现在纷纷要求增加对他们的棉布供应，他们对城市定量较高和工人、干部、学生的定量较高感到不满意；
另一方面，由于棉花生产不稳定，国家不可能保证每年对居民的棉布供应量都比上一年多。
特别是在棉花减产，势必减少棉布供应量的时候，这种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定量不平衡的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我们认为，过去的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情况，应当加以改变。
我们准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第1、今年减少每人棉布供应定量的时候，城市减得多，乡村减得少，大大缩小城乡之间棉布定量的不平衡。
在发放第4年度布票的时候，将全国划分为两类地区，前一类是中小城市、县城、集镇和农村，每人的定量不再存在着城乡的差别；
后一类是大城市（包括省辖市和相当于省辖市的大城市和大工矿区），定量在原则上可以比前一类稍高一点，但相差不宜过大。
以北京为例，在上一棉布计划供应年度内，每人全年平均定量为三十五尺，比全国每人平均定量二十点六五尺高十四尺多。
但在第四计划供应年度内，北京每人全年平均定量约为二十四尺，比全国每人平均定量十六尺或十八尺只高八尺或六尺，比上一年度的北京每人全年定量减少了大约十一尺。
由于城市每人全年平均定量减少得多，乡村每人平均定量就减少得少，大体上第4年度乡村的每人平均定量只比上一年度减少一尺多。
我们认为，由于城市人民的衣着存底一般比农村厚，因此在棉布不够的时候，多减城市的定量、少减农村的定量是合理的。
何况城市的棉布定量在减少了以后还并不比农村低，其中大城市由于照顾到购买力水平较高，还比农村的定量略多。
棉布以外的衣着品，例如丝织品、麻织品、毛织品等，也是多数销于城市。
我们相信城市人民是会谅解今年棉布供应减少的困难，接受政府所采取的分配措施的。
第2、今年在分配办法上，取消过去职工、干部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定量高于当地居民的规定，改成与当地居民定量一致。
我们认为在棉布供应减少的条件下，不再保持职工、干部、学生与居民的差距，提倡与居民同甘共苦，是适当的。
只要经过宣传解释，职工、干部和学生是可以谅解国家的困难而与政府密切合作的。
至于有些用布确多，而又不发工作服的工人，如筑路工人、建筑工人、煤矿工人等，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临时用布项目中给以必要的调剂和照顾。
在工业用布上，就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说，按理是应该有所增加的，但是由于今年棉布供应不足，为了保证民用布的供应，我们认为除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批准必须增加的工业用布外，原则上应一律维持上一年度供应水平，不予增加。
请各地人民委员会在核定指标范围内统筹安排，厉行节约，并且提倡代用和回收使用。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共用布，在今年实行节约以后，虽然已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一些浪费现象，还可以进一步节约。
我们认为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今年01月30日关于节约公共用布的指示，务必做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设备用布在下一年度内一律不换新布，工作服应当提倡打补钉，尽可能不换新衣。
由于去年棉田受灾减产，今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国家一再采取了减少棉布供应的措施，在人民生活上一定会感到一些困难。
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和政府密切合作，多多利用旧衣，少添新衣，在采取了以上的分配办法以后，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解放以来，我国的棉花年产量已经增加了很多。
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棉布仍然供不应求。
扩大棉田面积、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利用其他纤维来供应衣着等办法，我们都要努力进行，但是这些措施，不可能在短期内收效。
因此，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全国人民还需要继续节约用布。
以上报告，请国务院审议。

云南各界反右派斗争取得第1回合的胜利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云南省各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第1回合已经取得了胜利。
云南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四种人：
一是封建余孽，如龙云时代的宪兵司令、大恶霸地主禄国藩等人，他们对合作化运动攻击最狠；
二是反动官僚政客，如民革云南省组织的负责人龚自知和民建云南省组织的负责人杨克成等人，他们分别结成小集团，策划向共产党进攻，公然要共产党的领导处于“超然地位”；
三是一群披着学者外衣的反共专家，如九三学社昆明分社主任委员秦瓒和苗天宝、秦凤翔等人，他们企图篡夺党对文教和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权。
此外，还有一些深怀阶级仇恨的剥削阶级的子弟。
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目前已被充分揭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
云南省的反右派斗争最早从民主党派、工商界、教育界和国家机关开始，现在已经遍及到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卫生界和科学技术界。
通过这场斗争，群众的觉悟普遍有了提高，中间分子也愈益向党靠拢。
在批判了简单粗糙的作法和温情主义以后，斗争就更加健康地发展。
最近半月以来，各单位又陆续揭露出一批新的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党内的叛徒。
目前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

卫生部反右派斗争向广深方面发展
一批右派分子罪行开始暴露
据新华社讯
卫生部工作人员舌战笔战右派分子。
一个月来，经过大大小小的辩论、批评会和满墙满壁的大字报，一批右派分子的罪行开始暴露。
他们是：
出身大奸商家庭、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胡尚一，九三学社社员王诗锦，出身地主家庭、曾任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的贾魁，出身地主家庭、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的中国教育社的贾伟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曾在国民党卫生机关担任过职务的江上峰，等等。
从群众揭发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右派分子是一丘之貉，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否定党领导卫生事业的成就，硬说国民党时代的卫生事业比现在好，比现在科学。
例如贾魁在一次对卫生部工作提意见的会上在攻击卫生部领导人员时，竟提出“应请他们辞职，或者集体自杀”那样充满阶级仇恨的狂言。
他们还仇视党员，百般挑剔党员小毛病并加以夸张渲染，破坏党群关系。
例如贾伟廉恶毒地造谣说“党员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胡尚一污辱党员时说：
“有了党籍，就可以保证一辈子，可以不钻研工作，躺在社会主义上睡觉。”
王诗锦说：
“好吧，一个个的都入了党，没有人作具体工作了。”
意在诬蔑党员都是不做具体工作的。
这些右派分子同社会上一般右派分子一样，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个人野心现在得不到满足而厌恶新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各项政策，污蔑肃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反对反右派斗争。
在16日妇幼卫生司批判王诗锦的座谈会上，曾经在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任职的范文滢历举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王诗锦等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的污辱。
说到新旧中国卫生工作的对比时，范文滢说：
解放前，在城市中是苍蝇蚊虫满天飞，国民党卫生署自己的办公室中也是这样；
乡村中只有几个重点的乡村卫生实验区，是专门让外国人参观的。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工作和过去相比，真是天地般的悬殊，不能比拟。
有些同志对右派分子认为现在的卫生工作处处“没有统计数字、不科学”等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批评者举爱国卫生运动为例，明明过去蚊蝇那么多，而现在许多地方几乎没有蚊蝇，连外国人看了也惊异，但右派分子王诗锦却认为没有统计数字，就说爱国卫生运动没有科学性；
又如现在新生儿患破伤风的比率确实大为降低，卫生部门培养了五十七万多新法接生员，这是铁的事实，而右派分子硬说“没有证据”，因而否定妇幼卫生工作的成绩；
国民党时代打防疫针的证明书可以用钱购买、靠交情获得，这样的假统计能说明“科学”和“成绩”吗？
卫生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向广、深方面发展，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批判即将陆续开始。

吕班是个反党导演
专用喜剧形式歪曲新社会现实生活
充满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把头作风
新华社长春19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举行的全厂艺术干部反右派斗争大会，揭露出喜剧导演、党内右派分子吕班是一个在灵魂深处腐朽透顶、唯利是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吕班在解放后利用人民电影导演的职权，极力以喜剧形式歪曲新社会的现实生活，丑化共产党，攻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吕班从事电影、戏剧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在艺术创作上，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解放后，在导演喜剧中仍竭力追求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
在1954年他导演“六号门”影片后，更逐渐目无领导、狂妄自大起来。
当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后，他即开始利用党发展喜剧创作的条件，采取吹、捧、拉拢等封建行帮的手段，串连长春、天津等地一批右派分子，企图组织“春天喜剧社”的反党集团，并打算在天津设立电影厂，拍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喜剧影片。
企图以此来分裂“长影”，并和“北影”分庭抗礼。
他以封建把头的“二哥”自居，对他的喽啰说：
“跟你二哥走准没有错。
干上他两年，保证诸位哥儿们能够吃香的，喝辣的，在银行里也有千二八百的存款。”
他们已经物色好了称他们心的厂长和“政治工作”干部。
他们还密谋要窃取天津文联的领导权。
他们的阴谋被天津党政领导识破并受到电影界的批评后，吕班大骂天津党政领导“有眼无珠”，不能认识他的喜剧“票房价值”。
在长影，吕班和其他右派分子利用金钱、地位引诱一些落后分子来进行反党活动。
吕班反对喜剧为政治服务和喜剧创作的工农兵方向。
他说“喜剧就是为了让人笑一笑”。
长影导演们最近看了他同罗太编导的“未完成的喜剧”以后，都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诽谤新社会的毒箭。
他在这部影片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把党的文艺批评家描写成“一棒子”的教条主义者。
在反右派斗争后，吕班还公开地告诉演员扮演这个反面形象时，要以党中央和电影界的文艺领导人做模特儿，有意识地把电影艺术作为向党进攻的武器。
他还在这部影片中竭力自吹自捧为“艺术大师”，是“五四”以来“著名的喜剧演员”。
会上导演、演员们揭发：
吕班把演员看成是“商品”，对他有利时，他就把演员说成是一块“玉”，对他无利时，就谩骂他们。
他把喜剧组叫做“吕家班”，并公开对有的演员说：
“我们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我利用你的才，你靠我出名。”
吕班的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思想也是特别突出的。
在“鸣”“放”中，他散布：
“长影是摄制组养活大家，导演养活全厂。
甚至厂长亚马乘用的小汽车都是靠导演供给的。”
他说：
“导演不排戏，厂长也得给他跪下。”
吕班自命为“通天干部”，平时也经常把自己摆上党之上。
一不如意，就大骂党的领导。
在“鸣”“放”中，他借故攻击长影党委负责人并积极煽动一些党员闹事请愿。
右派分子锺惦棐派罗斗到长影放火时，他就积极帮助筹划和组织座谈会。
吕班是在1942年入党的，他曾在长影群众中公开说：
他入党是为了追求一个女共产党员。
入党后，吕班仍然没有放弃在他身上存在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把头作风。
1949年，吕班在进城以后看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时，他怨恨地说：
“日本人打败得太早了，不然我也可以成名了。”
他在长影青年向科学进军大会上，公开号召大家“为人民币而奋斗。”
他还到处摆起封建把头的身份欺压群众。
他骂一位副导演：
“他怎么爬起来的，还叫他怎么爬下去”。
在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大家愤怒地斥责了吕班这个封建把头的反党罪恶活动，控诉了他诈骗钱财、污辱女演员的各种罪行，坚决不让这个右派分子混过关去。

彭达——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
郑启民　薛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从作监察工作之日起，八年如01日地利用一切可乘的机会，企图篡夺监察工作的领导权，并以监察工作作武器，来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人物”是谁呢？
就是混入共产党内近二十年之久，曾骗得了党的信任，并窃取了监察部第2司副司长职位的阶级异己分子彭达。
这个隐藏在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过去所采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手法是非常隐蔽的。
整风开始，当党外的右派分子猖獗地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彭达就乘机进行活动，到处点火，煽动监察机关的干部反对监察部的领导。
就在这个时候，彭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就彻底暴露了。
不执行中央和监察部的指示和决议
几年来，中央关于监察工作的指示和历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以及监察部党组的决定，只要不合彭达的心意，他总是竭力反对。
他一贯反对监察机关检查事故和检查案件，说什么“检查事故和案件是‘马后炮’、‘擦屁股’、‘没有积极意义’，只起‘派出所’、‘消防队’的作用”。
他反对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检举控告和管理惩戒工作，说什么“人民来信是鸡毛蒜皮，不起作用”，甚至诬蔑处理人民来信的同志是在整天“制造废纸”。
他还坚决主张取消监察通讯员。
1956年03月，中央决定监察机关的体制为双重领导，彭达对中央的这一决定，最初是公开反对，继而是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手法，在党组扩大会上表示同意双重领导，并就如何贯彻双重领导发表了意见，但会后又背着党组进行阴谋活动，拉拢别人，反对双重领导。
12月06日，他又在第2司全体干部会上强调垂直领导的好处，并在第6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期间，到第1机械工业国家监察局的小组会上大讲其所谓双重领导的八大苦处，甚至诬蔑监察部“不体贴下面的苦处”。
在这次会议后，中央批准了监察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彭达始终表示不满。
打击领导，培植亲信
彭达为了篡夺监察工作的领导权，不惜一贯地在工作中采取打击领导，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抬高自己的手段。
1953年，他曾与前中央监察委员会（即现在的监察部）第2厅第1副厅长鲁夫（党组成员）闹对立，鼓动他的亲信反抗鲁的领导，公开拒绝执行鲁所分配的工作。
监察部部长助理、原第2司司长谭生彬（党组成员）由于强调监察工作的政治思想性和司的集体领导，彭就对谭热讽冷嘲，并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诬蔑谭是“空谈政治，不懂业务”。
现任司长吴铁鸣刚到二司工作时，彭就给吴来个下马威，拒不执行吴所分配的工作。
关于司里许多重大问题，彭没有同吴商洽，就擅自决定和改变。
他曾一再向人表示，对于自己长期处在副司长的地位十分不满。
彭达对监察部所有与他意见不相同的领导干部，都加以攻击。
他曾狂妄地诬蔑“监察部党组是纸老虎，一戳就破”，辱骂党组成员是“死官僚主义”，是“得过且过，苟且偷安”，是“当官、拿钱、画圈圈”。
彭达为了抬高自己，在言谈中总是一方面把监察部的领导说成一无是处，说什么“现在是一级不如一级，即监察部不如监察局，监察局不如监察室，谁领导谁，值得考虑”，“监察部的领导软弱无力，能做事的人不多，部长助理不一定比司长强”，“司长出去检查工作，就是司长领导部长”，等等。
另方面他又把自己说成是“常胜将军，无往不胜”，经常吹嘘自己在监察工作方面的所谓“丰功伟绩”，使别人觉得“监察部领导人都不行，唯有彭达行”。
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
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
因此，他总是恶意攻击老干部，说什么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了”；
“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等等。
他曾诬蔑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是“狗熊管理企业”。
至于青年干部，彭达也只是喜爱那种善于依他的意图行事和替他吹嘘捧场的人；
而对那些和他意见不合或向他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的青年干部则任意训斥和打击。
更恶劣的是，彭达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专门拉拢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重用那些对他百依百顺的亲信作为他在工作中的“连手”。
这些人和彭达一鼻孔出气，依靠彭达一手提携；
彭达则依靠他们宣传和推行他的一套反党纲领。
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反党论点
彭达经常利用到监察干部训练班讲课、参加各工业国家监察局的会议、出外检查工作以及向报纸刊物写稿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肆鼓吹他那一套与党的方针完全相对立的监察工作的主张。
他在天津工矿监察干部训练班讲话宣传垂直领导时，一方面把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说得一文不值；
另一方面又向学员们说：
“老兄们，可大胆了，你们不要怕了。
你们回去告诉厂长，以后我们不属你们管了。”
“你们回去只管做，我彭达个儿大，出了问题，有我来担当。”
这实质上是向监察干部贯输特权思想，煽动他们与企业党政领导闹对立。
第5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以后，彭达为了偷天换日，歪曲五次会议精神，竟勾结研究室副主任右派分子陈达之召集了十几个企业监察室干部开会。
彭达在会议总结时攻击过去的监察工作方法是“以官僚主义检查官僚主义”的方法，竭力吹嘘他的所谓“跟班检查”的方法，即纯技术性的检查方法。
会后，彭达还与陈达之合谋，在“国家监察工作”这一刊物上组织文章，加以宣传推广。
反对党的根本路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彭达还公然反对党的根本路线，诽谤和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某些负责同志，甚至妄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彭达一贯主张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他经常在监察干部中宣传“谁有业务能力，谁就能领导”、“不能靠政治吃饭”等反动言论。
他污蔑党所一再强调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卖狗皮膏药”，并公开谩骂领导干部是：
“光靠政治吃饭”、“离开业务、空谈政治”。
他认为第6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结论是“满篇政治，但没有政治”。
他还反对监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
在他主办的三期工矿监察干部训练班中，除了第2学期了了草草地上了几次“第1个五年计划”的课程外，再没有上过政治课。
尤其严重的是，当部务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干训班的政治课的决定后，他仍坚不执行。
彭达这一系列的言行，实质上是以强调学习业务为幌子，来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
他甚至公然向要求作党务工作的干部散布“党要取消的”谬论。
彭达还十分厌恶和反对党的群众路线。
他不但不提倡、不宣传党的群众路线；
反而经常对它加以讽刺和诬蔑，说什么“走群众路线不能解决问题”等。
他在监察工作中，从不依靠群众来进行工作，而是一味强调依靠个人的业务技术能力来解决问题。
他不相信群众的智慧，认为监察通讯员反映的情况零零碎碎，不起作用，主张取消。
彭达在工作中一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对上要求极端民主，对下实行个人专断。
他公开宣传：
“谁的意见正确，谁就是领导。”
“如果领导上不采纳你的意见时，你可以在下边组织酝酿，造成群众舆论，迫使领导上采纳你的意见。”
他还“鼓励”干部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而且捏造事例说，他过去在老区工作时，有次中央下达一指示，讨论中，其他人都同意，唯有他提出不同意见。
01月后，中央修改了这一指示，果然与他的意见一致。
彭达对他自己所领导的工作，一贯是独断专行。
他在领导第2司工作中，一直反对在司里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建立司务会议制度。
当领导上向他指出应该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时，他公然反抗说：
“什么卵集体领导，我才不理那一套。”
彭达还反对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并认为实行这一决定，就是党委包办一切。
彭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在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
他否定监察部的肃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2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
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锺”。
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
彭达为了拉拢第2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
彭达反对党的根本路线和取消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05月18日彭达在第2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首先说：
“不要迷信社会主义”。
接着又说：
“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
“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
彭达原来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彭达为什么一贯地干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呢？
只要我们仔细地查看一下他的历史，也就真相大白了。
早在1936年至1938年间，彭达即先后担任过绥远省防共自卫团的政训员、大队督导员、国民兵团第4团政训主任等职。
这样一个专门从事反共政治工作的能手，却于1938年08月混入革命队伍，并于同年09月混进了共产党。
1941年彭达在安北县工作时曾向敌人自首变节，使当地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后来他到了延安，曾隐瞒了这段罪恶的历史，混入了共产党。
从此，他就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里，暗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监察部和中央各工业国家监察局的许多同志，逐渐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认识，因此，纷纷揭发了彭达的许多反党言行。
07月份以来，监察部的干部在党组领导下，向这个党内的右派分子发起了围攻。
但是，在大量的罪证面前，彭达仍在继续顽抗。
彭达究竟何去何从，要靠他自己去选择。

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是个右派头子
处心积虑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
本报长沙19日电
新湖南报工作人员最近举行了十一次座谈会，揭发以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
小集团重要成员有副秘书长傅白芦、编辑委员蔡克诚。
在铁的事实面前，苏辛涛、傅白芦、蔡克诚已开始交代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曾经参与这个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开始交代，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中。
这个小集团长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的同人报。
苏辛涛强调一切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摆在从属的地位。
傅白芦和蔡克诚打着报纸是“舆论机关”、“反映群众呼声”的招牌，要求大肆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
这个右派小集团对于报纸上刊登党委指示一贯抱着厌恶的态度，认为人民群众不需要从报纸上看到党的政策和主张。
苏辛涛攻击党报是“布告牌”，蔡克诚主张党报的工作人员不要看各级党委机关寄来的材料和文件，主张洗刷在党委机关工作的通讯员，主张摆脱党委的“定论”，而在报纸上开展“自由争论”。
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很注意对新湖南报的领导，报社内部又有总编辑官健平、秘书长孟树德不断同这个右派小集团进行斗争，无法实现他们的反动主张。
于是他们就进行宗派活动，企图赶走总编辑官健平和秘书长孟树德，并制造各种谬论，反对省委领导。
早在去年03月，总编辑官健平执行省委指示，比较集中地报道了农业社经营管理的经验，可是苏辛涛等右派分子不满这种做法，有计划地在编委会上挑起一场关于农村经验技术宣传的争论。
当时在苏辛涛的把持下，多数编委同意了右派分子的看法。
后来经过省委的批评，他们的阴谋才未得逞。
去年05月，这个右派小集团借口改进报纸工作，在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搞了两个展览会，想证明省委和农业厅交来发表的文章是“劣稿”“灰溜溜的一片”。
去年07月，编委会又进行了一场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
后来省委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做出结论，指出苏辛涛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苏辛涛等人不服气，声称要到中央告状。
去年11月，他们又搞出一套“改进”报纸的方案，由于省委的干预，这个方案没有实行，但在编辑部中流毒很广。
今春鸣放期间，这个右派小集团更猖狂起来，一方面在报道上企图乱鸣乱放，到基层点火；
并要编辑部同志向文汇报学习。
另一方面，又在编辑部内点火，想把整风运动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对省委，打击官健平和孟树德的运动。
苏辛涛等煽动群众说：
“报社三大主义特别严重，单是小民主不能解决。”
“报社罢工、上街不可能；
上书、请愿是可能的。”
他们认为省委和人民之间有矛盾，当时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喽啰中竟有人猖狂到提出要解散中共湖南省委会、撤销第1书记周小舟的职务。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一面在报社内散布：
“报社党员中没有右派分子”，另一方面又拉拢一批中层骨干干部，为他们讲话，并布置人到省委去反映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企图蒙蔽省委。
当省委和报社领导同志一再对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忠告，要他们老老实实彻底交代时，他们一直拒绝。
直到全体工作人员举出大量事实，愤怒指责他们的罪行时，他们才开始交代。

樊翁、马文农等右派被揭发后低头认罪
山东工学院民盟九三反动联盟垮台
新华社济南19日电
山东工学院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曾连续举行多次会议，对学院中的“民盟”、“九三”两个组织在少数右派分子操纵下结成的反动联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现在，这个反动联盟的骨干、民盟山东工学院支部主任委员樊翁，组织委员马文农和以工学院民盟组织“开国元勋”自居的关廷栋以及九三学社山东工学院支社正副主任委员崔鸿章、蒋仁渊等右派分子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已纷纷缴械投降，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些右派分子都是山东工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大鸣大放期间，他们结成联盟向共产党大举进攻。
樊翁担任了这个反动联盟的“主帅”，崔鸿章担任了“次帅”，马、关、蒋等人分任这个联盟内的“军师”和“大将”。
关廷栋本来在北京清华大学进修，6月上旬他却提前回了山东专门来参加反党活动。
在北京时，他还写了信给“光明日报”，要求派记者到山东工学院“采访鸣放情况”。
这个反动联盟的总纲领是：
否定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成绩，否定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共产党赶出高等学校。
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把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搞臭、骂臭，从而降低党的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
他们还提出了对共产党要“擒贼先擒王”的反动口号。
在这个反动纲领之下，他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互相配合的反动活动。
“鸣放”初期，当“民盟”贴出目的在于否定三反、肃反等运动成绩和丑化党的“四点建议”的大字报以后，“九三”便贴出大字报表示热烈支持和拥护。
“九三”贴出歪曲和污蔑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要撤掉工会主席的反党大字报后，“民盟”也立即出大字报响应。
他们还连续召开了六次“肃反问题座谈会”（起初叫“平反座谈会”），对共产党大肆污蔑和攻击。
崔鸿章说山东工学院的肃反运动是“乱点鸳鸯谱”。
崔鸿章的“炮手”陈寿祖污蔑肃反中的领导和积极分子是“无理、无知、无法、无能，个别的无耻”。
这个座谈会分别由樊翁、崔鸿章轮流主持，并由这个反党联盟内的右派分子秘密组织肃反对象（甚至连肃反对象的家属也包括在内）在会上“诉苦”，来煽惑人心，向党进攻。
在肃反运动中，右派分子关廷栋并没有被斗，可是他在座谈会上也把自己扮演成“被斗者”，对共产党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这些右派分子在会上对肃反运动进行恶毒的污蔑之后，便要党委根据右派分子的意见“平反”。
这个右派反动联盟接着又在学校的领导问题上放出一些毒箭。
樊翁说：
“党委负责制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有矛盾”，他提出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可以当“炊事员”。
关廷栋说：
“教授在学校中应当起决策作用，在党委之上起领导作用。”
这个反动联盟的右派分子，甚至把共产党退出学校后谁担任领导职务都具体确定了。
他们曾想把现任副院长、党委书记丁宗岳赶走，由樊翁任副院长；
将教务长中的党员赶下台后，由“民盟”和“九三”的三个右派分子分别担任教务长和副教务长；
甚至连工会主席的人选也物色好了。
6、7月间，他们还利用部分学生在学制问题上的不满情绪，煽动学生闹事，企图在山东工学院搞一个“匈牙利事件”。
为了实现这些阴谋，樊翁、马文农等忠实执行了章伯钧、罗隆基关于“招兵买马”的指示，积极发展组织。
同时在民盟内部打击进步力量，企图把民盟支部搞成清一色的右派。

舞台美术界揭发反动集团
李畅、刘世彩开始认罪，赵森林还在顽抗
新华社18日讯
舞台美术界以右派分子李畅、赵森林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党阴谋活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16、17日联合召开的反右派辩论会上被揭发出来了。
会上集中揭露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李畅、总政文工团演出队长赵森林、总政歌舞团的舞台设计刘世彩和中央戏剧学院讲师徐廷敏等，在整风中结成右派小集团，煽动全国舞台美术界向文化部和军委文化部进攻，企图取消党在舞台美术界的领导。
这些右派分子借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行的三次“鸣”、“放”座谈会，作了煽动性发言，把新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
说舞台美术工作者都受着“非人的待遇”，挑拨导演与舞台美术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刘世彩还无中生有地说他经常连续工作二十小时到四十小时。
李畅诬蔑地说，文化部官僚主义使舞台美术界处于“绝境”，将要“祸及后代”。
他恶毒地挑拨戏剧界的团结说：
舞台美术工作者是“第6个手指头”，舞台美术工作者是“重囚相类”的“劳改队”，并公开提出要争取舞台美术工作者的所谓“创作自由”、“人的权利”、“社会地位”等。
他们造谣说，在“万水千山”的演出时“有一个同志腰椎劈裂，一个胃穿孔，一个得了胃溃疡，一个肺浸润……”。
这些煽动性言论当时迷惑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
其实这些恶毒的诬蔑经所谓四个“被害者”当场证明，都是右派分子故意捏造的。
右派分子李畅、徐廷敏又煽起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把“火”点到学校里。
学生们公然向党组织提出要开大会并要组织慰问团去总政文工团慰问“被害者”。
并高呼立即行动起来，起草呼吁书。
李畅见“点火”的高潮已到，便与赵森林共同策划，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誓师大会——所谓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师生大会”。
他们把这个会说成是“声讨陈其通”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李畅、赵森林利用部分舞台美术工作者对工作的不满情绪，进行了煽动性的发言，把话剧“万水千山”排演的成绩诬蔑是“血与火的产物”，是“暴君鞭打奴隶的结果”。
当被蒙蔽的群众被“煽动”起来时，李畅又火上加油地说：
“要把大会记录印发各地，要与文化部坚决斗争，要组织理论队伍，必要时可以上街（闹大民主）”，企图制造“小匈牙利事件”。
李畅、赵森林及一时被蒙蔽的学生代表等在那次大会后曾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戏剧报社，要求剧协把呼吁书发给全国各剧团，并威胁戏剧报编辑部刊登呼吁书。
李畅还利用中央戏剧学院收发制度不严格的缺点，把呼吁书通过了合法的手续发到全国各地。
李畅、赵森林等还密谋成立“舞台美术设计公司”，把北京各剧团的设计人员都拆散，拉到所谓“设计公司”，企图这样来篡夺舞台美术界的领导权，脱离党的领导。
在九百多戏剧和美术工作者参加的反右派辩论会上，右派分子李畅、刘世彩已经在铁的事实面前开始低头认罪。
右派分子赵森林还企图顽抗，引起到会人们极大的愤慨。
这个辩论会还将继续举行。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强拉硬骗不择手段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坚决执行了章罗联盟“大发展”的指示。
右派分子陈仁炳曾说：
上海知识分子多，上海盟员不是二、三千人的问题，而是上万人的问题。
他替上海民盟组织作了这样一个打算：
“有一定数量的上层‘名牌’，加上近万的盟员”。
认为这样才像样，才足以和党分庭抗礼。
右派集团选择了问题较多、情况复杂的文艺、新闻、司法界和会计师等作为大发展的重点，逐步扩大到医务、科技、教育等方面。
他们亲自出马不择手段地采取登门拜访、请客吃饭、封官许愿、不写自传、入盟申请书可由民盟专职干部代填、可以不参加宣誓等方式，拉人入盟。
美术工作者刘海粟的入盟申请还未批准，就已被安排为民盟市委委员。
陈仁炳在发展评弹演员刘天韵、蒋月泉入盟时，也向他俩表示过，要安排他俩当民盟市委委员。
共产党整风期间，民盟右派集团在到处放火时提出了“火线入盟”的口号，搜罗大批对党不满的、向党猖狂进攻的人入盟。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就这样地把许多落后分子，甚至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拉入盟内。
从陈仁炳、彭文应、韩鸣、赵文璧、孙斯鸣等右派骨干分子直接介绍入盟的一百四十六人中，现已揭发的右派分子就有十多名。
已逮捕的蓝衣社特务赵望和反革命分子王家栋、陶彬、黄汉武、高鼎伊等都是陈仁炳、赵文璧分别介绍入盟的。
　（余辉音）

中学里的牛鬼蛇神
江西省南昌第1中学的右派分子、农工民主党成员赵则平，解放前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CC等反动组织。
他诬蔑解放后南昌市的教育事业是“地未尽其利、人未尽其才、师未尽其教、友未尽其道、领导未尽其职、学未尽其用、群众未尽其言、言未尽其行。”
他认为解放后的教育制度“不如国民党时代好”。
该校师生对他的反动言论依据事实，作了有力的驳斥。
南京市无线电工业学校教务副校长、右派分子赵骥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和另外两个右派分子一起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所谓“反对宗派主义”的反动文章，恶毒地污蔑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否定三反、肃反的成绩，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向苏联学习，反对党的干部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学校的教职员组成了四个战斗小组，把赵骥的反动文章，分别进行驳斥。
现在赵骥已向群众低头认罪。
　（新华社专稿）

刘逢举的老底子
兰州医学院副教授、自吹为“流行病学专家”的刘逢举，不久以前还假惺惺地申请入党。
但整风运动开始后，刘逢举就和该院右派分子马馥庭、唐家琛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结成联盟。
他像泼妇骂街似的，骂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同志是“钦差大臣”，诬蔑兰州医学院党政领导为“封建把头”，“冰点以下的面孔，十二级台风的作风”。
接着又咬牙切齿地说：
“医学院封建把头的领导方式，是这些领导干部从人民解放军中带来的”。
在他的眼里，人事部门是所谓党的“宗派主义的根子”，因此，就必须“挖掉这个根子”。
他诬蔑人事部门的领导是“太上院长”，是“阎王爷”，掌握着“生死簿”、“封神榜”，“想封谁就封谁”。
在肃反问题上，刘逢举不惜造谣惑众，公然为反革命张目。
他诬蔑党的肃反政策是“乱打一起”，党的领导“看谁不顺眼，就来一下”，结果“肃反将好多人都冤枉了。”
歪曲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只有战，没有统”。
刘逢举为什么这样仇恨共产党？
经过群众的揭露，他的狐狸尾巴才暴露出来，原来日寇侵华期间，刘因善于阿谀逢迎，为石家庄日宪兵队长吉田所赏识，不久，在吉田的帮助下，开设了同寿医院并任院长。
后又与日本驻天津宪兵队长笠原少佐及石家庄日伪警察所长陈履中、管锡山等挂上了钩，依靠这批敌伪汉奸的势力，获得了日伪天津市卫生局科长的职位。
这个时期的刘逢举正如群众反映的是“吃得开”的“红人”。
刘本人及其家人遇着和别人争执时，动辄以“送特务科”来威胁。
日寇侵占广州后，刘以剥削的民脂民膏捐出巨款“慰问皇军”，并出席日寇“庆祝皇军大胜”大会。
当地群众对这个日寇的奴才，中华民族的败类，是恨之入骨。
日本投降后，刘逢举投奔蒋军第11战区司令部长官处少将参谋、大特务张维湘门下，由张签发一张“证明”，他即一变而为“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
在此期间他投奔大特务国民党大连市市长龚学遂、中统特务王治民等人，取得了这些国民党高级特务的信任，而被委任为伪“接收”大连市的政府“专员”；
欺骗敲诈人民，无恶不作。
（附图片）
裴广铎扬志印　作（原载甘肃日报）

叛党“作家”王若望
本报记者　夏景凡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人民发起疯狂进攻，妄想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党的领导的时候，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忍无可忍，5月20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严厉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揭破了右派分子妄想将今天社会拖回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恶毒阴谋，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
但是，有个作家生气了，他马上写了一篇题为“不对头”的文章，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责骂工人这种可敬的行动是“不对头”！
是“掩盖内部矛盾”。
说只有谈缺点，才能“更接近事实。”
说工人“看法陈旧”，要工人任凭右派叫嚣进攻，不许抵抗回手。
这个甘愿充当右派分子走卒的人，就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作家王若望。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之流提出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受到首都先进人士反击时，王若望更火了。
他以“望风测雨”为题，写给人民日报一首诗（未发表）。
把反共言论叫做“莺”声，把反击右派的力量叫做“折桂斧”、“蜡枪头”，把马列主义叫做“紧箍咒”，把右派分子叫做“散花的仙子”。
王若望在鸣放期间，从党的文艺事业到各种重大政治问题，发出了无数支毒箭。
他在“步步设防”（见4月26日文汇报）那篇文章里，责骂党的文艺事业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
他反对坚持社会主义的主流基调，反对工农兵方向，反对和毒草进行斗争，他主张党的文艺事业不要设“防”，百无禁忌。
把党的一切文艺原则都称为“防”，连最起码的不要违反宪法也是“防”，也是清规戒律。
他在“挖掉宗派主义老根”（见文艺月报6月号）一文中，更加集中地反对工农兵方向，打击工农兵作家，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护身符”，把坚持宣传工农兵方向的作家丑化为“歪嘴和尚”。
去年04月，王若望对近千个文艺青年讲话说，你们写作品，不要先去学政策，学了政策写出来的东西保险是干巴巴公式化概念化。
接着他更公然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说：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的报告中，把农民分成上中农和下中农，提出上中农不愿入社的也可以留在外面。
如果你照毛主席的话去写，那就错了。
因为，事实刚刚相反，现在农村是人人要入社，上中农比下中农还积极，差不多是奋不顾身了。”
今年春天，他在上海作协召开的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上，又重复这样意见说：
“现在作家写不好作品，就是因为在你写以前要考虑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一考虑这个，写出来的东西就自然是公式化概念化了。”
这些意见，不用分析就可看出他的反动主张了。
王若望不仅对文艺工作说了许多污蔑的话，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也都提出他的谎谬主张。
他不遗余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攻击公私合营企业中派公方代表的措施。
在他写的“一板之隔”（见5月07日上海新闻日报）一文中，和章乃器的论调一样，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们的心情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
他指责公方代表是制造隔阂，污蔑公方代表是些“内容与形式、方针和策略不一致”的“两面性人物”。
王若望责问我们：
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
在王若望的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对人的政治划分问题，他反对从政治上划分进步与落后，反对对人进行阶级分析。
他在“释‘落后分子’”（见5月20日文汇报）一文中说：
把群众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的这种做法，是造成“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
又诬指落后分子等称号是“党和人事科给加上去的。”
甚至在他名为斥右派分子徐仲年辱骂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带坑臭”——驳徐仲年，见6月21日文汇报）还替右派分子帮腔，承认共产党员和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和徐仲年之流同样有“带坑臭”，只不过是程度上有些差别而已。
在“一板之隔”和“不对头”两篇文章中，王若望抹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差别，甚至宣扬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要进步的反动论调。
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渗透了王若望的灵魂。
看到什么都在联想。
看到农业合作社把牲口分散饲养的消息时，立刻写了一篇“养牛、带徒弟及其他”，投到解放日报（未发表），污蔑讽刺我们的专业学校和组织起来的文化团体像是养牛一样。
他说：
“连牛带人走入集体化的结果，牛瘦了，艺术瘦了，剧团和出版社也瘦了。”
王若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仅限于写文章，在日常言行里，他也是一个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害群之马。
开始整风，党邀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
作为作协党组组员的王若望，不听党外意见，反而在各种会议上，夸大作协党组缺点，不顾是非，颠倒黑白，煽动部分群众对党不满。
他诬蔑作协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领导是“当权派”。
把上海作协党组说得漆黑一团，甚至把中共上海市委也骂了进去。
他无中生有地捏造解放区作家对国统区作家有宗派，把党和党员描写得“阴暗”“可怕”，把党内一切原则斗争，都诬指成宗派斗争。
甚至把作协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也一笔抹煞，说是宗派活动。
不久以前他还化名俞田，在文艺报茶座栏里，用捏造的“事实”，以“身价十倍”为题，攻击现在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孙峻青同志。
王若望这些反党行为，在他的经历中几乎带有一贯性。
二十多年来，党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
但是他自恃工人出身，受过苦，坐过牢，经过考验，聪明能干，作为向党闹的资本。
事实并不像他吹嘘的那样。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经历：
他少年时家贫，当过学徒。
1934年春参加共青团，同年05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由动摇到叛变，曾写过“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可耻的自首书。
但在难友面前掩盖了自己这一罪行（1947年才交代）。
1937年出狱，经组织介绍到延安学习。
在延安有个贩卖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抓住党的个别缺点加以丑化的有名的墙报“轻骑队”，王若望就是发起人之一。
1942年到山东根据地。
在对敌斗争紧张的年月里，他画漫画、贴大字报、写讽刺诗、写杂文丑化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缺点。
1944年在山东受到党的严厉批判，并开过“王若望思想展览会”，党对他的结论是：
集中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
此后，在党的领导与同志们的监督下，王若望表面上老实了一个时期。
可是，解放以后，他来到上海，在上海总工会任文教部副部长，在吴浙机器厂任党委副书记代厂长和任文艺月报副主编期间，老病再发，反领导、闹宗派、闹纠纷。
和王若望一同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问他：
“你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为什么？”
王若望毫不考虑的反问说：
“你们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希望平静，这是为什么？”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反党反得洋洋得意。
遇到一点反击，还无耻地唱道：
正当风云叱咤得意时候，
猛可里忒楞楞栽了个斤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偏偏儿这一遭看错了气候！
王若望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真是看错了气候。
最近上海作协全体会员根据王若望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向王若望展开斗争时，王若望极不老实，不愿戴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末，王若望是个什么呢？
答复只能是：
他已经沦为不思悔改的党的叛徒。

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
老舍
最初听到吴祖光的事情时，我心中有些惋惜。
但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两天，我常思索这个问题：
为什么吴祖光会变成这样呢？
想来想去，我想起了“聊斋”上常常用的一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在肮脏的旧社会里，做坏事情、肮脏事情的就是这些漂亮的“佳公子”。
这样的人在“聊斋”中，希望狐狸变成美女和自己同寝。
他们觉得什么臭事都好玩，一切事都是供自己欣赏的。
吴祖光正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去听戏。
那时候，这个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
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
欣赏一旁站着的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
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
的确，他是很欣赏这些东西的，他认为这些很有诗意。
可以看出，吴祖光心中是没有什么是非的。
因为他自己不分是非，所以也就谩骂我们这个社会是非不分。
全国解放之后，在我们的新社会里，人权得到了保障，学戏的小学生不再挨打挨骂了，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吴祖光却很愤慨。
他就是这样永远不为别人想什么的。
广和楼重新开幕那天，我也去了，我很兴奋，因为广和楼完全变了，过去那个尿池没有了。
现在的广和楼又宽敞又干净，在这样的戏院里看戏是多么的文明啊！
可是吴祖光不满意，而且愤慨，他怀念过去那种臭味。
吴祖光的心灵就是这样肮脏的，他的趣味也是如此低级的。
当吴祖光见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戏院门口没有粪坑、蛆虫和被虐待的小学生时，他就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趣味，限制了他的自由。
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我都读了，全是攻击和诬蔑新社会的，他敌视新社会，他要冲破这个“牢笼”，他要找到他那个精神世界。
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粪坑、蛆虫、与牛鬼蛇神，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是非分明的社会，是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没有吴祖光的那种“自由”，也不能满足他的“趣味”。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
在重庆时，我也曾到过后台，当然，吴祖光到后台的机会比我多得多，因为他和戏剧界的关系比我密切。
我曾去过应云卫先生的剧团的后台。
记得我去的那天，国民党的两个特务也正在后台，一个穿着洋服，一个穿中装，都挂着手枪。
他们在后台横冲直撞，对演员们讲着最淫秽的话。
当时演员们的脸都吓白，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
这就是国民党时代的后台，吴祖光当然要比我见过的更多了。
可是他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
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泉源。
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
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白杨同志等到北碚演戏，马上就要上戏了，但特务们不允许。
他们在我们后台台旁架起了机关枪。
一开枪，导演、演员就会全被他们打死。
我们没有办法，后来派人连夜去接阳翰笙同志来说情，因为地方官是阳翰笙同志的学生，这样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就是旧社会的后台生活，演员生活。
那是多么阴森，多么恐怖，多么残酷！
但吴祖光却欣赏那样的生活，当他见到现在的后台不再有特务、机关枪和那些污秽的笑话的时候，就大为不满，不能不咒诅我们的新社会。
在材料里，我看到：
吴祖光说，他在抗战八年写了好多剧本，而在解放后一个戏也没有写，证明不该有领导，证明新社会束缚了他的创作。
事实真是这样吗？
我年岁比他大，精力比他差，比他忙，但解放这些年来，我写了好几个戏，而他却一个也没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热爱这个没有臭尿池的剧场，没有特务和机枪威胁演员们的新社会，而他却敌视这个社会，这就是我俩的区别所在。
老实说，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的事物不够熟悉，老思想又经常在冒出来。
所以写新的内容，对我们说来，是有困难的。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出英雄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
年岁大了也没关系，五六十岁的老工人不是也能成为劳动模范吗？
被称为老英雄吗？
有困难吗？
就去克服！
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是尽自己最大力量把它们写成。
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写、去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这就是我的创作泉源。
可是吴祖光呢？
他不爱这个新社会。
新的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无动于衷，反而讨厌它们，诅咒它们。
同时，他们喜爱那些旧社会的肮脏东西又没有了。
是啊，他当然就写不出来什么了。
他自己写不出来，只好怨恨共产党领导错了。
可也奇怪，他与我都在党的领导下，我能写而他不能写，难道这真是党的错吗？
即使他肯写，他也还想用他的肮脏心灵，丑化新社会。
这种“作品”没有人要。
于是，他不能不怨气冲天。
吴祖光过去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
但他在近来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终于把他心中的肮脏话说出来了。
不要认为这是一点思想不对头，检讨一下就行了。
不，不行的。
自从反右派斗争以来的事实证明：
思想上的反动，必然会进一步有政治上的反动活动。
他们仇视这个新社会：
在粪坑中生活惯了，干净的地方不适合他们，他们呆不下去了。
他们要冲破这个“牢笼”，于是就必有所行动。
吴祖光的反动小集团，就是一个例子。
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
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的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
旧社会有粪坑，所以蛆虫能够有生活。
我们这个社会不但没有粪坑，没有蛆虫，连苍蝇也将打光。
吴祖光，回头吧！

四川潘大逵主张大中小城市、大中小知识分子齐头并进
四川是章罗联盟的一个重要据点。
民盟四川省主任委员潘大逵就是他们安插在四川的一员大将。
潘大逵的手下还有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舒军、宣传部长李康，他们都是章罗招兵买马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潘大逵、赵一明就积极宣传章罗的指示，要把四川的盟组织在1957年底从二千五百人发展到四千人。
潘大逵主张民主党派可以不要分工，要打破界限。
罗隆基认为被管制过的和对各项运动不满的人是民盟最好的发展对象。
潘大逵就积极拉这些人入盟。
西南民族学院民盟组织列为今年2至8月发展对象的十三人中，有十二个是漏网的和已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对党有极大不满的分子。
罗隆基、潘大逵非常倾心、几次提议可以入盟的魏时珍，原来是解放前反动的青年党的中央委员兼青年党的四川省主任委员。
一些对党不满而又有着强烈个人政治野心的分子更是章罗集团“大发展”的好对象。
潘大逵曾在今年02月省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川流不息地发展”，说发展组织可以不按组织手续，认为那只是“形式”。
章伯钧曾指出现在大批超龄的共青团员要退团，而他们需要“组织的温暖”，这都是可以发展的对象。
潘大逵就坚决执行这个指示。
还决定在并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四十五个只有盟小组的县里发展，要求大中小城市、大中小知识分子齐头并进。
潘大逵还一再批评盟的发展太“保守”，说“五百万知识分子，盟员还不到三万，四川偌大一个省才二千多人，太可怜了！”
盟员钟贵华、王拂晓揭露民盟四川南充市委张默生、吴仲垺、张崇古强调在医药卫生、文艺、机关等方面也大力进行发展，除在南充师专大力发展外，并准备在中学大量发展，小学也不放松机会。
在西充、阆中、营山、蓬安、仪陇等县也放手发展。
同时还派干部到营山、蓬安了解情况协助订出发展工作计划。
在发展中，强调要发展中间和落后分子，对经常与党闹对立的或支持他们反党言论的都作为发展对象。
相反，对党靠拢的人就不吸收。
　（据四川日报）

山西民盟膨胀了248％
赶大车的、勤务员也被拉入组织
到目前为止，山西省民盟组织中已经揭露出六十三个右派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大发展”中入盟的新盟员。
在这些右派分子中，过去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有五十三人，其他多为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等。
从去年提出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短短一段时间山西省民盟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了248％。
其中主要是右派分子、民盟山西省副主委王文光自己“南征北战”发展的。
发展中拉夫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是成批填表，不写自传。
过去民盟在山西除太原以外，没有地方组织，现在在许多地方新建立了地方支部。
王文光为了“多发展”、“大发展”民盟组织，不惜用封官许愿利用亲朋关系等等手段来诱惑、拉拢、欺骗人入盟。
民盟太原市常委柳贵炎揭发说：
“王文光到处拉夫，在他发展的盟员中有通讯员、勤务员，还有赶大车的。”
他还对我说，“你们要脸皮厚一些，怕什么，发展进来就是咱们的便宜。”
有时晚上十点多钟，还不让人家走，硬要他们答应领申请入盟表以后才罢。
王文光欺骗入盟的人说：
“参加盟可以介绍工作，生活困难的会得到救济，知识分子多年是无依无靠的没娘孩，只有加入盟才是自己的亲爹亲娘。”
王文光还说：
发展盟的组织时应该具有：
“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风度，小商人作风。”
王文光的活动还深入到中小城镇中去。
阳泉中学教师张勇说：
王文光是我二十年前的老师。
这次一见面，他就吹嘘他为民盟为革命奔忙二十年如01日。
看在师生面上，叫我入盟。
我说我想入党。
他就说：
“我告你个秘密消息，共产党不发展了。”
他又说入了党还不如入盟受尊重，省里开什么会我坐在前头。
医生吕畅生说：
王文光来发展盟员是摸摸脑瓜就是一个。
他还亲自到我家动员我，越快越好，我提出要和同志们商量商量，他也反对。
民盟长治市孙东元副主委揭发：
王文光来长治发展民盟，专门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见了肃反对象就像见了亲人，用猫哭老鼠的假慈悲面貌打听肃反的情况，搜寻对肃反的意见。

广东地主分子入盟后公开向农民进行倒算
民盟广东省组织执行章伯钧、罗隆基集团“大发展”方针，从去年09月到今年05月的九个月中，新发展了一千三百一十三人入盟。
这个数字比这以前的五年多时间发展的盟员总数还多一倍半。
民盟广东省委曾提出向七个方面大发展盟员。
这就是：
大中小学校，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医药卫生。
从去年09月到今年05月大发展期间，仅在小学校里的盟员就从一个人发展到一百八十四人。
民盟广东省组织在这个“大发展”中四面开花，有意识地吸收了大批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的分子入盟，他们在海康县发展了两个地主分子，去年11月入盟的地主分子、海康县副县长吴林最近除自己向农民倒算外，还煽动和支持其他地主分子起来向农民倒算。
广州市也发展了一批过去的肃反对象、历史复杂和对党不满的人。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十多个新盟员，大部分是对党和政府不满分子，其中有两个右派分子和两个有严重右派言论的人。
大发展中加入民盟的广州师范专科学校讲师于奋生，公开污蔑中共学校党委会是“三害”的温床，狂妄地主张中共党委会只能占校委会的一票。
同时，他还煽动学生闹事。
虽然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委统战部曾经向当地民盟组织建议，希望他们巩固队伍稳步发展，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湛江，民盟组织不听市委统战部的劝告，滥收了一些平日在知识分子中观感不好的中学教师入盟。
　（冯子平）

章罗联盟为实现其反党阴谋，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大肆招兵买马扩展实力，以达到他们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
这些情况过去在揭露章罗阴谋的一些报道中已有所反映，从这几个地方的报道里，可看出章罗联盟散布各地的爪牙，是怎样招兵买马发展组织进行卑鄙活动的。
民盟阜新市组织
三个月起家就成了反党指挥部
民盟阜新市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柴寿安向落后分子开门，三个月起家，组成了民盟阜新市筹委会。
这个草草建成的民盟组织，立即结成右派集团，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
在今年2、3月份以前，民盟在阜新只有矿务局业余中学教员柴寿安一个盟员，到6月初这里就建立了民盟市委的筹委会，盟员发展到三十七名。
据揭露，柴寿安有意把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和在政治运动中受过斗争的人作为发展对象，甚至对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极感兴趣。
她对这些人说，入盟有靠山，人权有保障，不管做错什么事，组织可以帮你说话，加入盟才能得到温暖。
国民党特别党员、镇压过工人罢工斗争的阜新矿务局助理工程师房铸新等一些有着严重历史问题和对党不满的分子，都被拉进了盟内。
由于柴寿安等右派分子的操纵，使右派分子在民盟阜新市委筹委会中占了多数，把筹委会变成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他们在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就到处点火煽风，鼓动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
柴寿安把她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的批判，说成是“含冤莫白”。
在中共阜新市委还没有布置整风以前，民盟右派集团就开了个秘密会议，决定要“监督”党整风，“监督”党解决问题。
并多方面放火煽风，造谣惑众，企图打垮党的领导。
　（赵春烈）

“特殊盟员”
民盟重庆市组织去年09月到今年05月在大专学校发展的新盟员中，已查出的右派分子就占新盟员的15％。
特别是章伯钧、罗隆基集团“钦定”的不通过合法组织手续就入盟的一批“特殊盟员”，都是凶狠的右派分子。
民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舒军积极执行章罗大发展方针，近半年多来民盟发展盟员已不讲政治历史和思想等条件，有的组织手续也不要了。
曾经作过特务或与特务有过密切勾结的人，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党派的骨干分子，都统统把他们拉进了盟里。
新发展的“特殊盟员”刘盛亚，是民盟右派集团在重庆文艺界掌大旗的人物。
他四处串连右派分子建立据点，扩张势力，并且到处点火。
他公开毁谤文艺界的领导“不学无术”，诬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吃人的宗派统治”；
并积极进行篡夺文艺界领导的活动。
另一个“特殊盟员”陈东原，是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的军师。
他入盟时，连他所在的民盟小组的盟员也不知道。
他大肆攻击学校的党委制，还制造和散播党委不关心工人的“论证”，企图煽动工人对党不满。
这些“特殊盟员”不少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
如刘盛亚解放前为大军阀写传记，并同文化特务勾结诬陷进步人士。
（胡明俊）

项堃的一个“镜头”
去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海一个漂亮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回荡着污蔑党的声音。
章罗联盟驻沪“主将”陈仁炳“导演”的上影五次座谈会开场了。
在银幕上经常饰演反派角色的项堃佯装一副关怀党的面孔“粉墨登场”，他带着沉痛的神情，描述了一件“党员干部摧残演员”的惊人事件。
他说：
“在拍摄影片‘湖上的斗争’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制片主任江雨声，强迫我们跳进有毒蛇有血吸虫的臭水沟里，水银灯一亮，青蛙在眼前乱跳，蝌蚪在裤衩里游来游去，水底污泥有二尺半，河水臭不可闻，有个镜头叫我钻进去，鼻子嘴里都是臭泥，资本家叫我演我可以不演，今天不演就不行。”
项堃又怒不可遏地叫嚣：
“如果上影领导对江雨声不予处理，我要到法院去控告！”
被项堃歪曲渲染得若有其事的这一“惊人”事件，迷糊了许多人，给陈仁炳放火的座谈会泼了一桶油。
陈仁炳更拿着这颗“大炮弹”，从上海到北京大肆向党进攻，成了右派分子污蔑上影党群关系恶劣的口实。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
请看“湖上的斗争”的导演和项堃当面对质的一场“戏”：
导演：
河水经过卫生机关证明没有血吸虫，你难道不知道吗？
项堃：
知道的。
导演：
蛇是有毒的吗？
项堃：
“毒”字是我加的。
导演：
河里尽是青蛙？
蝌蚪在裤衩里游来游去吗？
项堃：
是我夸大。
导演：
河水真的臭吗？
有没有人淘米洗菜？
项堃：
是有人在洗菜，我夸大。
人们还举出领导特地在河底污泥上铺了木板，为演员下水备有防护器具等事实。
从多方面揭穿项堃的谎言。
（新华社专稿）

一场紧张的篮球友谊赛
我青年队以八十五比七十九胜埃及队
本报讯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埃及篮球队19日晚在北京体育馆与中国青年篮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在四十分钟的紧张比赛中，中国队以八十五比七十九取胜。
主队上场的是前锋杨伯镛、王利发，中锋张福奎，后卫张锡山、钱澄海。
客队以身高一公尺九十五公分、体重九十六公斤的沙米打中锋，另一中锋爱尔，队长瑞蒙德为前锋，乔治和马吉底为后卫。
比赛始终在高潮中进行。
主队张锡山罚中后以一比零首开记录，不到一分钟客队瑞蒙德在篮下还敬一球，此后双方即开始了拉锯战。
埃及队的战术是利用中锋得分。
沙米在篮下左右奔跑，第2中锋爱尔则来回于罚球线附近，两人一拿到球后即跳起投篮，前锋瑞蒙德有机会也往篮下切入，或偶然作中距离投篮。
主队的篮板球抢夺得十分厉害，尤其是沙米除了紧紧控制自方的篮下外，还几乎包办了对方的篮下球，场上常常出现埃及队连投三、四次未中，最后被中锋用手拍进篮内的场面。
中国队用人盯人的打法，看住沙米和爱尔，但未成功。
幸而实行快攻和外围掩护，中距离跃起投篮打得还较顺利，杨伯镛、王利发、张锡山都一再建功，双方比分始终相差在二、三分之间。
观众的惊呼声和掌声经常此起彼落。
至三十四、三十六平后，双方竞争更激烈，上半时结束时，中国队以三十八比三十七占先。
下半时主队鞠汾康替下张福奎、白金申替下张锡山，这时快攻打得较成功，常常几下短传便在对方篮下投入，杨伯镛的跳起投篮也得心应手，使得客队措手不及。
五分钟后客队沙米五次犯规被罚下，但客队攻势未衰，爱尔、瑞蒙德常在两、三次巧妙的传递下，闪过对方篮下轻放得分。
这时爱尔也五次犯规罚下，但由于瑞蒙德、阿赫默德几次远传偷袭成功，客队的比分始终紧随不差两、三分。
到最后三分钟时，比赛进入了最高潮。
场上比分为七十七比七十三，中国队领先四分。
但这时刘二柱不小心犯规，客队培赫西尼罚中两球，追成只差一球。
中国队暂停后，以王利发换下刘二柱，改打控制球战术。
这时埃及队抢球心切，被白金申闪过投入，接着张光烈等又罚中三球成八十二比七十五。
埃及队要求暂停，改打全场紧逼人盯人，果然瑞蒙德得手后篮下钩手投入，阿赫默德截球后又投入追成仅输三分。
最后客队因抢球心切，两次犯规，被何诗荪、张光烈各罚进一球，以八十五比七十九结束这场扣人心弦的比赛。
在这场比赛中埃及队得分最多的是队长瑞蒙德，一人独得二十二分，中锋沙米在上半时便得了十三分（下半时开赛不久即被罚下）。
中国队王利发一人得十八分，杨伯镛得了十七分。
能容纳七千多人的北京体育馆昨日挤得水泄不通，约有七千五百人观看了这场精彩比赛。
（国安）（附图片）
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同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比赛时的一个场面。
本报记者王志渊摄

“上影画报”问世
酝酿已久的“上影画报”终于问世了。
创刊号已同上海读者见面。
这是一种用十六开一百二十克道林纸精印的彩色画报，以图片为主，配有文字说明，介绍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所属各厂摄制的影片，也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兄弟厂的影片。
目的是希望观众从影片开拍起，就能对影片和电影工作者的劳动有所了解。
这期画报连封面共二十页。
内容有“毛主席在上海接见电影工作者”、“上影职工一致声讨右派分子”的照片；
有获得本届国际青年节银质奖章并将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女篮五号”，正在上演的“罗汉钱”，已摄制成的“情长谊深”，以及正在拍摄中的“海魂”、“乘风破浪”、“椰林曲”、“护士日记”、“凤凰之歌”、“幸福的人们”等故事片的剧照、工作照；
有著名演员白杨及病中周璇的生活照；
此外，还有上影制片厂及兄弟厂正在摄制的一些美术片、记录片、科学技术片、故事片以及电影常识的照片、图片。

东海、黄海东部今天有八——十二级大风
本报讯
08月19日下午八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警报：
目前太平洋上的强大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十五浬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
估计明天下午二时台风中心将移到朝鲜西部沿海地区。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东海东部、黄海东部有八——十二级大风，黄海西部和东海西北部、山东半岛和苏北沿海地区有七——九级的偏北风。
明天上午起渤海海峡的偏东北风将加强到七——八级。
十八小时以后，台风中心将逐渐转向东北，向日本海方向移动。
三十六小时以后，东海海面的风力将逐渐减弱到六级左右。
四十八小时以后，黄海和渤海海峡的风力也将逐渐减弱到六级左右。
在海南岛登陆的弱台风，中心移动很慢。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估计为六——八级。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有六——八级的大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风力仍有五——七级。

亚洲电影周将在我国举行
本报讯
为促进亚洲电影工作者之间的观摩学习，增进艺术交流，并促进亚洲各国人民间的团结和友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与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亚洲电影周”将于8月31日起，在我国北京、天津、沈阳、长春、武汉、广州、昆明、上海、杭州、南京等十大城市相继举行。
参加这次电影周的有亚洲的十几个国家，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电影周，届时各国并派有电影代表团来我国参加电影周的各项观摩交谊活动。
参加展览映出的影片，目前已确定的故事片有：
“她的爱”（缅甸）、“查雅布拉纳”（印度尼西亚）、“向何处去”（黎巴嫩）、“叛逆”（巴基斯坦）、“阴云”（新加坡）。
纪录片有：
“黄袍的祭礼”“锡兰的艺术与建筑”（锡兰）、“越南人民生活片断”、“抗旱”（越南）“现代蒙古”（蒙古）。
彩色舞剧片“沙道城的故事”（朝鲜）。
彩色故事片有“章西女皇”（印度）、“一见钟情”（苏联塔吉克斯坦）、“桑弟与维娜”（泰国）、“米”（日本）、“女篮五号”（中国）。
这些国家的影片，都具有不同的特色，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传统与风格，有一些在内容上也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感情，并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此外，有一些国家的影片还是第1次在我国放映。
因此电影周的各部影片映出必将获得我国广大观众的欢迎。
（附图片）
上图：
我国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中的一个场面
上图：
印度影片“章西女皇”中的一个镜头

从美帝文化侵略堡垒变成人民医疗机构
协和医学院解放后在医疗、教学、研究和建设等方面已经起了根本变化
据新华社19日讯
根据中国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提供的材料证明：
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宗恩叫嚣协和医学院“没有美国人办的时候好，原因是共产党领导得不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这些工作人员说，协和医学院在1951年为人民接管以后，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表现在工作人员们的政治思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医疗、教学、研究和建设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许多工作人员摧毁了亲美、崇美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原来的协和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之一，现在人们把1951年以前的协和医学院叫做“旧协和”。
“旧协和”时期，许多人的脑子里浸透了亲美、崇美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
自接管后，协和医学院的高级医学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经历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学院内部的民主建制活动，摧毁了亲美、崇美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在抗美援朝斗争中，许多人在工作上表现主动、积极，不辞劳苦，有十九名教授和技术人员等立了功。
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五名优秀的高级医学专家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还有不少人也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过去是为少数有钱人治病，现在医疗工作量有很大增加
旧协和的医疗工作是以“慈善”来标榜的。
当时穷苦病人是否能得到治疗或住院，却常常取决于病人的病是否合乎当时大夫们的兴趣和要求。
当时的大夫们为了“研究”，常常故意延迟对有些患特殊疾病的病人的治疗和痊愈的时间。
在这种“研究”下而被牺牲了的病人，是无法统计的。
协和医学院由人民接管后，才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因而医疗工作量有了很大增长。
目前，协和医学院的病床已由接管时的一百九十八张增加到五百二十三张。
“旧协和”主要为少数有钱人治病，平均每年住院的病人是四千七百五十二人，解放后，协和服务对象扩大，今年上半年的住院人数就达到了四千六百五十六人。
1956年门诊人次也比“旧协和”历史上病人最多的1934—1935年大约每天增加二百五十人次。
病人死亡率由过去的8.3％降到3.3％
几年来，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医疗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1956年病人死亡率已由1934—1935年的8.3％降低到3.3％，从1951年以来对二百一十一例肾结核病人施行的肾切除术，没有一人因手术死亡。
新的医疗技术和手术也在各科不断地推广。
许多疑难病症在协和医学院得到了治疗和痊愈。
中国协和医学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以及支援或同兄弟医院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
中国协和医学院的护理工作也相应地作了改进。
护士对病人护理做到细致、主动。
有的病人出院后还来信表扬和表示感谢。
培养了近千名医务干部，完成了一百十四个研究题目
1952年，中国协和医学院在军委卫生部领导下，根据全国医务干部迫切需要提高，以及根据协和医学院的教学力量与设备条件，决定协和医学院主要是担负干部进修教育的任务。
几年来，协和医学院通过进修和短期训练班等形式，培养了九百三十七名医务干部，还培养了二百四十五名医学生。
来自全国各地一百二十个医疗单位的进修生回到原单位后，有的开展了过去不能进行的工作，有的担任了一方面的领导工作。
“旧协和”在二十二年中仅培养了三百一十人。
“旧协和”的研究工作，在当时落后的中国虽然是比较突出的，但多数是为了发表文章，或是“为科学而科学”，因此研究的内容是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
接管后的协和医学院，各科从1955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两年中完成了一百一十四个研究题目。
据不完全统计，接管后协和医学院教学人员所发表的文章共有二百五十二篇。
1954年，吴英恺教授和徐秀凤、冯传宜、卜国弦大夫等进行了战伤外科医疗的研究，对于晚期战伤进行了为时一年的研究，写成了许多论文和野战外科讲义，为我国的野战外科在学术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去年，外科教授曾宪九和讲师吴蔚然发表的“对异位阑尾急性炎症的诊断”一文，对于避免误诊非典型急性阑尾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力和设备方面都有很大补充
协和医学院接管后在人力和物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几年来有十位副教授级以上的干部参加了协和医学院工作。
“旧协和”所遗留的仪器有五百零六件，大部是陈旧的，几年来添置的新仪器就有五百五十四件。
许多工作人员还自制了很多器械，各国的期刊杂志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
今年协和医学院订有一千零十一种，图书馆收藏的有两千四百八十一种，而接管前每年订购四百五十种，图书馆收藏的也只有一千六百种。
中国协和医学院自去年09月改由卫生部领导后，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调合作，将发展成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中心。
右派分子李宗恩等所制造的一片谎言，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友好往来
埃及教育部体育组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18日讯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埃及教育部体育组代表团一行三人，今天坐飞机到达北京。
代表团由巴希叶·阿卜杜勒·纳比率领。
日五金机械工人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
据新华社18日讯
日本五金机械工人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七人在团长川上清率领下，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第1机械工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英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到京
据新华社19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宾逊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在大柏林运动会上
我青年田径队取得四个冠军
新华社柏林19日电目前在柏林访问的中国青年田径队，在大柏林市第3届田径运动会上取得了四个冠军，一个亚军。
除郑凤荣以一公尺七十二公分的优异成绩取得女子跳高第1名外，中国运动员石宝珠（女）、李中林、马翔龙分别获得了女子铁饼、男子四百公尺赛跑和男子跳高冠军。
傅雪雁获得了女子跳高第2名。
中国青年田径队是参加了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应邀来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比赛的。
这个队还将在9月中旬应邀去罗马尼亚访问。
和中国青年田径队一起前来访问的中国青年体操队，目前正在民主德国各地进行访问表演。
这个队将在21日启程返国。

安徽大批中小学生参加生产
本报讯
安徽省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已为不能升学的八万多名（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应届毕业的中小学生，安排好了生产和自学，他们已陆续开始走上要去的岗位。
安徽省各级领导今年抽调了大批干部，专门指导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向学生、家长作了正确教育，对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安置了生产和自学。
合肥市初步安排二千一百五十六人，安庆市已安排了一千五百人，两市除组织学生自学外，还安排了参加服务性行业工作，和郊区农业、蔬菜合作社。
（安徽记者站）

“文艺理论译丛”第1期出版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译了一种不定期的丛书：
“文艺理论译丛”。
目的是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的有关基本原理以至创作技巧的专著和论文；
以古典为主，必要时也介绍有特殊意义的当代文章和其他资料等。
现在第1期已经出版，共登十篇论文，计德国的三篇、法国的一篇、旧俄的六篇。
这期主要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初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
如马克思的“对于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一个批判的考察”，是马克思用新的观点论文艺作品及文艺思想的最早、最详细、也最有意义的一篇论文（这期刊载了第1部分）。
恩格斯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诗”及“诗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二篇，主要是分析批判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诗作，揭示他们歌颂资产阶级、为旧社会制度的巩固而服务的思想实质。
拉法格的“雨果传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情势的要求，对雨果的评论虽说不够全面，但是所作思想分析的深刻，所据事实的详确，称得上是初期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文艺批评之一。
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论述了二十世纪初年国际上许多著名艺术家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流派，文章的艺术欣赏力很强，理论概括力也高。
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对当时俄国文艺界流行的没落资产阶级的种种反动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流派，追根究底地给以尽情的揭露，虽然个别论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全文的基本精神和许多论点是很好很正确的。
这期“文艺理论译丛”还介绍了俄国十九世纪几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有关文艺批评和创作经验的言论，有：
谢德林的“给‘欧罗巴公报’编辑部的信”，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总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序和跋”（草稿）和“托尔斯泰书信选译”。

日五金机械工人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
据新华社18日讯
日本五金机械工人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七人在团长川上清率领下，今天晚上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第1机械工会邀请来中国参观访问的。

棋坛名将一场激战
侯玉山、王嘉良平分秋色
新华社哈尔滨19日电
第1次来哈尔滨访问的北京市象棋名手侯玉山18日下午与哈尔滨市象棋名手王嘉良作来哈后的最后一次象棋激战，结果侯玉山一胜一和，至此，侯玉山在哈尔滨同王嘉良先后举行的六局比赛结果是一胜一负四平，平分秋色。
在18日的两局比赛中，第1局侯以其擅长的飞象局开局，王嘉良马上摆开阵势，并迅速调出左翼车发动攻势。
双方互有往来，最后以和局告终。
第2局王嘉良贪杀过猛，致造成失兵局势，侯玉山乘胜进攻，几经酣战，侯卒以双兵获胜。
侯玉山是我国棋坛著名老将，棋步稳健，王嘉良是哈尔滨电影机械厂技工，是棋坛中后起之秀，他曾经获得1956年全国象棋锦标赛的亚军。
王嘉良的棋术擅长猛杀，善以弃子取胜。
侯玉山自9日来哈尔滨后，共作了十二局友谊比赛。

民间艺人赵采云张应易得演出一等奖
新华社济南19日电
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省第1届音乐会演大会上，昌潍专区的民间艺人赵采云、菏泽专区的张应易所演奏的稀有古乐器“挫琴”和“古筝”独奏，引起了山东音乐界的赞扬和重视，在17日发奖大会上，他俩人都获得了演出一等奖。
老艺人赵采云今年七十六岁，那支古老的民间乐器“挫琴”已经跟随他六十多年。
他不但保留了四十多支有名的大小古曲，而且还都能边奏边唱。
农民张应易今年三十六岁，他已演奏古筝二十年了。
他演奏的“夜静鸾铃”、“风摇翠竹”和“昭君怨”等古曲，山东音乐界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今年03月，他曾出席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

福建开展万人渡江活动
据新华社福州19日电
福建省从8月18日开始，有四十五个县、市约四万多名的游泳爱好者，分别在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和鹭江举行“万人渡江”活动。
这是福建第1次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水上运动。
福州市第1批参加横渡闽江的有一千多名机关干部和工人。
18日这一天，水上健儿们由汽艇护送，从早晨七点半开始分批渡过了粼粼碧波的闽江。
同一天，各地在渡江活动中还分别举行了跳水、水球、舢板、摩托艇、帆船、水上拔河、救人技术等多种水上运动表演。
水上运动，将持续十几天。

英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到京
据新华社19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宾逊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观众所不知道的………
国安
埃及篮球队在阿拉伯国家中是最强的。
这次来我国访问的篮球队主要是由开罗各大学篮球联赛的冠军组成——开罗大学工程系学生九人，银行职员、军官和其它大学的学生五人，每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以下。
埃及队最强的中锋十号沙米是陆军工兵军官，身高一公尺九十五公分，体重九十六公斤。
最近在联欢节上对我国青年篮球队的比赛中，他一人独得了二十二分。
×××
埃及篮球队对来我国后的第1场比赛非常重视。
队员在连续三天的飞行之后，到北京的第2天早上便不顾疲惫，作了两小时的投篮、罚球和战术配合的练习，晚上，他们又在体育馆内练习了两小时。
为的是熟悉场地，灯光和设备。
×××
埃及队领队阿萨尔先生是埃及篮球联合会秘书长，他在1947年便是国际裁判。
他向记者介绍了埃及队在联欢节上的比赛情况。
他说，埃及队在整个联赛中取得了第9名。
在第1轮比赛中胜了比利时、英国、突尼斯，输给保加利亚和捷克，取得了第3名。
最遗憾的是对捷克的一场比赛，当时有五个主力队员病了，可是比赛最后仅输六分，要不然，完全有可能取得前六名的决赛权。
阿萨尔在谈到联欢节上的中、埃一场比赛时说：
中国队的队员体质好，速度快，战术和个人技术都很好。
埃及队除个别队员外，一般队员在这方面都差一些。

郑凤荣创女子跳高新纪录
比世界纪录低四公分
新华社柏林19日电中国女运动员郑凤荣8月18日在柏林以一公尺七十二公分的惊人成绩打破了中国全国女子跳高纪录。
这个纪录只比目前的世界纪录低四公分，比去年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跳高第2名的成绩高五公分，比1956年中国全国纪录高十一公分。
青年选手郑凤荣目前正随中国田径队在民主德国访问。
她最近在莫斯科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中，曾经以一公尺六十三公分的成绩获得第4名。
郑凤荣现年二十岁，这次的新成绩比她本人的体高（一公尺七十一公分）还高一公分。
她的进步非常迅速。
1953年，她第1次参加全国性比赛（中国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的时候，还只能跳一公尺三十六公分，获得第4名。
到1956年，她就达到了一公尺六十一公分的成绩，与那时的全中国纪录相等。
1957年，她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狄纳莫）田径对抗赛中，就以一公尺六十五公分的成绩打破了1956年全中国最高纪录。
（附图片）
上图：
在民主德国柏林举行的田径比赛中，我国女运动员郑凤荣获得跳高比赛的第1名，第2名是傅雪雁（左）。
柏林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山城百色
本报记者　白原
这是一个美丽、丰富而且多彩的山城，因此它的名字叫做百色。
每一个初到百色的人，都忍不住在远远看见它的时候就赞叹它的美丽，等到从南宁开往百色的汽车把你带进这个山城的绿荫掩映的郊区，从波涛汹涌的右江的江边转到那一条河岸高耸的澄碧河上，驰过那一座高高的新建的桥梁，望见这个小小的山城，你就会知道它是怎样的丰富而且多彩。
作为桂西僮族自治州百色地区的首府，在这个山城的周围，在那连绵不断的群山中，蕴藏着宝贵的金子，水晶，锑……；
黄猄，箭猪，还有无数的猴子散布在深山里；
一大群一大群在山上放牧的硕大的水牛，多得就像北方的羊群。
在这里还可以种植亚热带的咖啡、橡胶、海岛棉；
桐油树，茶油树种满山坡；
香蕉，菠萝、芒果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数不尽的水果摆满了道旁和街市。
僮族人民的山歌世世代代唱不完，可是一直到解放，他们才开始看到了他们所想望的日子。
过去，这是个鸦片充斥，强盗出没的地区。
云南、贵州以及本地种植的鸦片都从这里偷运到外地去。
百色就是偷运鸦片的贩子和强盗集散的地方。
过去，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许多都是靠抢劫和贩运鸦片发财的强盗和贩子。
在百色周围的乡村里，国民党的乡长白天打开大门欺压和勒索老百姓，晚上带着枪枝去抢劫鸦片。
关于这些事情，生活在现在的新的一代都不知道了，但是做过国民党的广西省主席，而现在说我们的世界暗无天日的黄绍竑是知道的。
过去，在黄绍竑他们的统治之下，百色城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破烂的发电厂，两间小烟厂，和一个专门为国民党的官府和军队贩运鸦片、抢劫和勒索服务的枪枝修理厂。
这就是今天出来“为民请命”的黄绍竑和他的那一伙在这里建树的“丰功伟绩”。
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和旧时代的肮脏的灰尘一起消逝了。
现在，当你站在这里富有色彩的红色土壤的山坡上，透过那一片婆娑的绿叶和热烈的阳光，看着这个山城，一柱柱完全是新建的工厂的烟囱耸立在城市的上空，悠悠的白云，传送着山城的生活的繁响。
在这个只有二万九千多居民的山城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冰室、有戏院和电影院，各种大大小小的厂矿一个接着一个建立起来。
一座刚刚建成的新发电厂正在安装全新的机器。
在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的一排排新建的厂房里，正在为山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制造打谷机、切蔓机，手摇榨油机和山地犁。
频繁的汽船和帆船在蜿蜒的右江上航行。
四通八达的公路奔驰着不绝的车群。
四面八方的旅人从这里路过，他们带着的不再是鸦片，在那崇山峻岭间碰到的不再是出没的强盗。
百色气候炎热，夏天的街道上，白天很少行人，但一到黄昏就热闹起来，在那一条沿着山坡修筑下来的主要街道上拥挤着人群。
这时候，对一个外来的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就是那些玩蛇的人们了。
在一个卖药的场子上，本地生长的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毒蛇被从各种各样的家具里放出来，在一个玩蛇的人的手上耍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并且在他的摆布下表演各种各样的游戏。
其中有一条最大的，大约有二、三十斤重，蛇身像普通人的手腕一般粗，当它从一个大布袋里被放出来，凶猛地伸吐着开叉的舌头，一下子把一小截身子立起来和人一般高，剩下四分之三的身子在地上一边盘蜷着，一边唰唰地滑行。
百色也是一个著名的产大蛇的地区。
蛇可以用来泡制各种各样的药材。
那些会捉蛇的人们，把捉到的蛇卖给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每年可以获得大笔的收入。
听说这里的民族贸易公司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捉猴队，捉猴队里都是一些捉猴的能手，他们在山上把猴子包围起来，一捉就是一大群。
本地出产的猴子还可以向外国出口。
环绕着山城，在那一片绿叶丛中，有茂密的香蕉园，香蕉园里结满了一梳叠着一梳的香蕉；
有辽阔的甘蔗田；
有生长着各种亚热带果树的果树园。
在果园里，在人们的院子里，在河边，在山坡上，在那些林荫小道旁，遍地是结满枝头的累累的水果。
鲜红的荔枝；
金色的桂元；
一棵棵巨大的绿叶层层的芒果树，就像是从大地胸前向天空擎起的一把把大伞，在那上面高高地挂满了芒果，像夏夜的天空上挂满了繁星。
在那些矮矮的、只高过人头的柚子树上，一只只大柚子挂在那些被坠弯了的枝条上，好像是在这大地的乐园里挂上的一个个碧绿的吊钟。
可是，你听，隆隆的车轮从大路上驰过，僮族人民的山歌在结满果子的山谷间回响，蜿蜒的右江在崇山间流过这美丽的山城，带着大地的激荡的乐音，这乐音伴和着人民的歌声歌唱着一个名字，这名字就是共产党。
就在这一片丰丽的土地上，共产党领导右江人民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这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的诞生地，工农政权的红旗曾经在右江流域的土地上到处飘扬。
和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一样，这里也曾经洒遍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无数共产主义的战士手挽着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战士们的努力都已经开花又结果，江水滔滔，大地茫茫，整个都已经是人民的天下。
在黄绍竑们看来觉得天昏地暗，觉得这样的世界应该改变，这样的“党天下”应当取消，人民只应当永远做奴隶。
但是，既然他们手里握着屠刀的时候都没有挡得住前进的历史，难道巧语谎言就能够掀翻整个新的天地？
（附图片）
百色郊区新建的澄碧江公路大桥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建设西北森林工业基地
白龙江原始森林即将开采
太白山南坡新发现大片森林
据新华社兰州19日电
为开发白龙江林区而进行的森林调查工作已经在最近完成。
这个沉睡了千百年的西北最大的原始森林，将在明年正式开采。
目前，采伐林区的各项基本建设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两个伐木场的宿舍、办公室等建筑物到今年12月底就可以全部建成。
在白龙江中游兴建的一个木材编排场，和设在四川昭化宝成铁路沿线的一个可贮存三十多万立方公尺木材的大贮木场，都已开始筹建。
从甘川公路的沙湾通向林区的一条七十多公里的公路也已全面动工。
从这座山跨到那座山，架线工人们正在抬着粗大的电线杆，架设总长二百八十多华里的林区电话网。
到今年09月底，这个电话网就可以把伐木场同每一个伐区和集木场全部联接起来。
白龙江林区位于甘肃省南部，西接青海，南接四川，拥有森林面积七十多万公顷，蕴藏着大量的冷杉、云杉、油松等珍贵木材。
据新华社西安19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传镐报道：
在秦岭西太白山南坡，有着一大片生长良好的原始森林。
在这片林叶浓密的古老林子里，高一、二十公尺的宝塔形状的冷杉一眼望不到尽头。
按树干的年轮计算，这些树大都已生长了两三百年。
在西太白山这个绵延三个山梁，面积有好几百万平方公尺的原始森林里，还混杂着少部分牛皮桦树；
地下并且长有球穗蓼、景天等高山草本植物。
这片林子内很少灌木存在。
山坡上和沟谷里，有很多新生的冷杉幼苗。
中国科学院秦岭生物地理考察队最近到这里进行了察看和调查。

新旧北京城
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遗产的北京，从一千多年前辽代建都以来，经过元、明、清等王朝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劳动人民以无穷的智慧建造了许多富丽的宫殿和优美的河湖林园，但是这些都为历代统治阶级所享用。
特别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由于他们肆意掠夺，城市面貌破烂不堪，名胜古迹常年失修，公共娱乐场所又少又窄，街道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进行市政建设，迅速改变了旧北京的面貌。
新建的各种房屋有一千八百多万平方公尺，超过了解放前元朝以来历代所建房屋的总面积。
铺设路面七百公里，比解放前旧有道路增加两倍多。
城市供水方面，增加管道七百六十六公里，也相当于解放前原有管道的两倍多。
公共交通工具方面，仅就公共汽车来说，解放前只有五辆，现在是四百三十一辆。
解放后还新建了十座公园和二十四个剧影院。
这使人民的居住、交通、环境卫生等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许多铁的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滥调。
　
　（新华社专稿）（附图片）
街道
今日的右安门大街，马路两旁矗立起了一座座新的建筑物。
看看解放前的右安门大街，多么荒凉。
郑德鸿摄
陶然亭
陶然亭解放前是一潭死水。
现在这个潭被挖成了二百八十多亩面积的湖，沿湖植树堆山，变成了风光绮丽的公园。
盛继润摄
电车
解放前在马路上行驶的只是有轨电车，而且十分破旧。
现在在新铺的马路上行驶的是国产无轨电车。
　楚　英摄
龙须沟
解放前，龙须沟两旁的劳动人民终年和污臭积水生活在一起。
解放以后，把龙须沟填平了，成了风景美丽的地方。
葛力群、楚　英摄

枇杷核酿美酒
新华社南京19日电
苏州酿酒厂用枇杷核酿酒已经试验成功。
据试验，每百斤新鲜枇杷核能出四十六度的白酒十五斤，等于三十斤大麦的产酒量。
枇杷核制酒以后，核渣还可以喂猪。
枇杷核含淀粉20％以上，糖分特别丰富，酿出的酒色泽洁白透明，酒味和醇，无苦涩等异味。
苏州震泽县太湖洞庭山是枇杷产地，今年的产量约有二万多担。

海盐丰收
本报讯
今年辽宁、汉沽、塘大三个主要海盐区，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春晒空前丰收，实际产量都突破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截至8月10日止，辽宁产盐已超额完成年计划22.15％，汉沽已超额完成年计划2.91％，塘大也超额完成1.36％。
由于这三个主要海盐区的产量占全国原盐计划产量40％以上，所以今后的原盐供应与出口均增强了保证。
现各区正在丰产基础上，积极进行伏晒并准备秋晒，以争取更大超额。
辽宁、塘大、汉沽在春晒生产时期均有解放军驻滩支援，军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并肩作战成为取得丰产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0218部队在塘大和汉沽两盐区取得的成绩更为显著。
这个部队抽出二千五百人分别驻到九个盐场，在667付滩田上和上万盐工一起工作了两个月，帮助各滩推运集坨的原盐在三十四万吨以上。
还帮助各滩完成了这一时期的撩玛、封苫、整池、修滩等任务，单是工资一项即节省企业开支十三万多元，并协助盐工争取多产了上十万吨原盐，增加企业收入将近二百万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一千万元以上。
解放军官兵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影响了盐业职工，很多职工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落后的变为先进，先进的更加先进。
部队官兵也向工人学习了推盐、扒盐、撩玛、整池……等生产技术。
部队和盐工通过两个系统的竞赛互相结合互相推动，收到很大效果。
因此，“军工团结紧，海水变白银”的口号不仅已成为共同信赖的公约，也成了群众赞颂军工团结的歌谣。
（附图片）
（题下照片：
长芦汉沽盐场一角。
高大的盐坨布满在整个盐滩上。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组织起来　增产节约
手工业产值增长三成多
据新华社讯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在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组织中蓬勃开展。
开展得比较普遍的如辽宁省已经有90％的社、组投入增产节约运动。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的产值，初步统计已经达到三十八亿七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88％。
哈尔滨市的手工业社在五个月内就增产节约七百二十一万元。
广西省南宁市和容县、桂林、平乐等专区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在两个月内节约了二十六万七千多元。
今年年初，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普遍感到原材料缺乏，有些社生产任务不足，经过计划部门和手工业领导部门统一安排，以及手工业合作社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积极地利用废料和代用品，这些困难已不同程度地得到克服，大部分合作社生产进行的正常。
河北省农村中的铁木手工业社在下乡为农民修制农具时，用换购、收购等办法，得到的废钢铁基本上满足了上半年的需要。
江苏高邮县金属生产社，在废油箱中提炼出焊锡二百斤，紫铜四十二斤，能维持半年多的生产。
黑龙江佳木斯市皮革生产社，利用豹子皮、野猪皮、骡皮等代用品，克服了皮张不足的困难。
特别是缝纫业、针织业以及其他用棉布作为原料的手工业社，开展拆旧翻新的业务，或者回收废旧物资加工整理成新的产品，生产任务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如山西省榆次市针织社，每月从当地国营厂矿回收破手套七百斤，制出一百五十打再生手套，并从手套中提炼出一百多斤机油。
北京、上海等市许多缝纫社为市民拆旧翻新，一般都维持了生产。
据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谈，目前还有一部分社（组）没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些合作社虽然开展这个运动，但是放松了检查和评比，不能持久深入地发展。
从领导上看，有些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只注意城镇，忽视农村；
只注意大社，忽视了小社、小组。
这些缺点需要各地手工业领导部门认真纠正。

群众落后还是领导落后？
吴滤
云南省大理织染厂上半年的产量计划和质量指标都没有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厂里的织布女工杜桂莲远在去年下半年就创造了一套产量高、质量好的操作方法。
为什么不推广杜桂莲的先进经验，来避免陷入完不成计划达不到指标的困境呢？
厂长赵钟琨的答复是：
“一些工人有保守思想，认为杜桂莲的操作法没有可学习的东西。”
言下之意是：
群众落后，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群众落后论”，不仅被赵厂长拿来掩饰自己推广先进经验不力，而且，其他一些人在别的工作上受到批评时，也常常被搬出来作挡箭牌。
群众是不是都落后呢？
当然不是。
这一点，赵钟琨也承认。
他只说“一些工人有保守思想”，可见还有些工人是没有保守思想的。
事实也是如此。
大理织染厂就有些工人批评过领导上一方面不推广杜桂莲操作法，一方面又苦于完不成计划是“端着金碗当叫花”。
那么，为什么一些工人要求学习先进经验，甚至对领导上提出了这样尖锐的批评，还不能推动厂长积极组织推广先进经验，而另一些工人的保守思想，却一下子就把厂长推广先进经验的“积极性”束缚住了呢？
这里，究竟是群众有保守思想，还是厂长有保守思想？
不妨来一个假设，假设“一些工人有保守思想”确实已成为推广先进经验的强大的阻力，假设群众确实“十分落后”，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厂长究竟做过些什么工作来克服这种阻力呢？
群众的思想有先进和落后之别，“一些工人有保守思想”，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若是个个工人都是先进的，都热衷于学习先进经验，那又何需领导上来推广呢？
“一些工人有保守思想”，正是厂长等领导干部去克尽职守，去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反而在一些有“保守思想”的工人面前躺倒了呢？
这里，落后了的究竟是群众，还是厂长？
“群众落后论”，实际上就是“放弃领导论”，是领导者落后了的反映。

自己出钱办福利
兰州居民踊跃集资
本报讯
据甘肃日报消息：
兰州市组织群众资金兴建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福利集资工作，已经广泛开展。
各机关、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不断踊跃认股。
到7月下旬，省委等十三集资分会，已经认股三十二万元。
城关区二十八个单位的九百零二名职工认股一万九千四百多元；
东岗区的农民和居民已经认股二万七千八百多元，居民曹宜君一人就认股一千元；
城关区九个街道办事处认股人数达三千一百五十人，认股三万二千多元。
市集资委员会负责人说，只要领导重视，做好宣传工作，全市在10月间完成一百万元的集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兰州市社会福利事业集资工作的开展，引起了其它地区的密切注意。
自从人民日报和甘肃日报发表了兰州市开展社会福利集资工作的消息以后，兰州市集资委员会曾收到了山西省大同市人民委员会、浙江省嘉兴市人民委员会、中卫县服务局等单位的公函，要求介绍经验。

西子湖边的阔绰会议
华东地质局浙江办事处受地质部南方总局嘱托，为总局在杭州召开的南方七省1957年普查工作会议作准备工作。
办事处花了不少力量，找到了一家甲级饭店——金城饭店，供会议代表住宿用。
不幸得很，以南方总局王局长为首的一些负责人到达杭州以后，对这儿的准备工作表示很不称心。
大概是因为这家饭店没有舒适的高级设备，环境不算幽雅吧，王局长又亲自出马，租用了西泠饭店的全部房间和专门招待外宾的杭州饭店的一部分房间。
这次会议，拖拖沓沓开了十天。
仅住旅馆一项，就花了约三千五百元。
加以会议原定闭幕日期突然延期，买好了的集体火车票不得不退掉，结果又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退票费。
杭州并非南方七省的中心，为什么这样的工作会议一定要在这儿开呢？
莫非西子湖的湖光山色，能帮助解决一些普查工作中的问题吗？
地质部在关于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曾经强调开会不准租用高级旅馆，不准招待看戏和游览，南方总局自己也作过类似的规定。
上级的指示，自己作出的规定，南方总局为什么偏偏不执行呢？
张成文等三人

鞍钢炼铁技术超过英美水平
新华社鞍山19日电
目前鞍钢炼铁方面的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超过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水平而接近苏联的先进水平了。
今年，鞍钢炼铁工人们进一步推广了高温湿风操作法、低锰制钢铁、高碱度自熔性烧结矿等先进经验和新技术，每炼一吨生铁所占用的高炉有效容积，从去年平均零点七三七立方公尺，降低到今年上半年的零点七一二立方公尺。
最近两个月又有进一步降低，6月份是零点六九八立方公尺，7月份是零点六八五立方公尺。
这一成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美国高炉利用系数一般都在零点八以上。
以美国威尔登钢铁公司为例，这个公司去年的高炉利用系数是零点八七零，仅仅相当于鞍钢炼铁厂1952年的水平。
鞍钢高炉利用系数这一技术经济指标，并且已经超过苏联一般高炉的水平，接近于苏联先进高炉的水平。
今年上半年鞍钢高炉每炼一吨生铁所消耗的焦炭是七百二十五公斤，6月份是七百零五公斤，7月份又降低到六百八十九公斤。
这一指标也比英、美、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进。
也以美国威尔登钢铁公司为例，1956年他们要用八百三十五公斤焦炭才能炼出一吨生铁。

使中学生懂得劳动
保试行综合技术教育
据新华社索非亚19日电
据保加利亚“人民青年报”报道，保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已经决定从1957—1958学年起，在一部分普通学校里试行综合技术教育，同时在其他学校的教学中增加一些劳动教育的内容。
保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在不久以前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听取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教育和文化部长契尔文科夫关于“进一步发展保加利亚的教育”的报告，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这次会议认为，保加利亚的教育事业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主要缺点是教育落后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一般说来，教育和教养同生产实践结合不够。
保加利亚每年有一万六、七千名中学毕业生，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升入高等学校，而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大部分对体力劳动不习惯和不感兴趣，因而选择工作感到困难。
这次会议决定逐步推行综合技术教育就是为了使中学毕业生具备必要的劳动技能和经验，能够容易选择职业。
在高等教育方面，现在保加利亚每年培养出约四千五百名专门人材。
这次会议指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同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并且强调反对轻视高等学校中的政治课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态度，批判了那种认为不学哲学也可以当专家的论调。
会议决定立即在一切具有必要的党员人数的学校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且指出，学校党组织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表现的斗争提到高度水平。

在纪念波兰农民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
哥穆尔卡强调工农联盟是波兰的基石
波兰永远不会脱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据新华社华沙19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哥穆尔卡8月17日在克拉科夫说，波兰政府在工资方面的政策是要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这就是通过提高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通过限制和最后废止用赊购办法进口消费品来求得商品市场的平衡。
他说，人人应当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帮助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懒汉和游手好闲的人却不是这样。
各处出现了敌对分子和捣乱分子，他们鼓动工人举行罢工，像最近在罗兹电车工人中发生的情况那样。
他指出，即使他们在迷惑工人和煽动罢工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他们煽动增加工资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哥穆尔卡同志是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纪念波兰农民抵制沙那恰独裁政权运动二十周年的大会上说这番话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波兰统一农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纳尔等。
哥穆尔卡在会上讲话的时候，着重谈到了波兰当前的一些情况。
哥穆尔卡强调说，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劳动人民的政党，因此它也是劳动农民——中、小土地所有者——的政党。
工农联盟是正在建设中的人民波兰这座大厦的基石。
加强工农联盟是每一个工人和农民的义务，特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全体党员的义务。
现在还不时有人企图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之间的合作；
还有人发表意见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只应该在城市里活动，不应该在农村里活动，等等。
因此有必要声明：
我们不容许任何人破坏工农联盟这个人民波兰的基石。
人民波兰的政治生活里没有这种人的地位。
哥穆尔卡说，人民波兰的力量来自两个泉源：
第1个泉源就是劳动人民的团结，就是工农联盟，工人阶级自觉的纪律，和农民对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的履行。
波兰的力量的第2个泉源是忠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特别是同我们邻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盟和友谊。
敌人正在拼命设法破坏这两个泉源。
在八中全会以后，在我们在国内政策方面实行各种改变以后，波兰境内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的敌人开始提出各种各样荒谬绝伦的政治猜测。
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这些猜测全都错了。
波兰永远不会脱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正在坚持不渝地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消除一切妨碍我国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事物。
哥穆尔卡说，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它的敌人的憎恶，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很少。
他们需要民主是为了更容易地攻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之所以憎恨这个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剥夺了资本家的工厂，剥夺了地主的土地；
是因为这个制度剥夺了他们的政权，废除了他们的特权，实行了社会平等，废除了一切有产阶级所坚持的人可以靠剥削他人而生活的原则。
组织反社会主义宣传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毕竟不敢抛头露面，公开说明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
为了欺骗某些容易轻信的人，他们常常声称自己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主。
这是一套拙劣的谎言。
事实上，他们毫不在乎什么民主不民主。
哥穆尔卡又说，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民主自由范围的宽窄取决于各个国家特定的情况，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等等。
例如，我们在波兰已经实行了广泛的民主自由，然而社会主义的敌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波兰的敌视态度。
今天，对于波兰的社会主义已经不能以没有民主自由为理由来加以攻击了。
因此，社会主义的敌人现在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他们拼命在公众中间散布混乱和不安，企图借此来造成一种日子不长的气氛，破坏公众的情绪，造成一种很快就要发生改变的印象。
哥穆尔卡着重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什么也不会变。
我们的政策不是屋顶上的风向仪。
我们将不顾社会主义的一切敌人而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的敌人踢得太凶，我们将给他们套上笼头。

必须把儿子归还他们！
曹坦道
在苏联波罗的海岸边的里加城的飞机场上，一大群人紧围着一对夫妇，大家和他们热烈地拥抱和接吻，不停地询问他们的遭遇，请他们住到机场旅行社最好的房间里。
这对夫妇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泪水从他们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是库兹敏夫妇。
现在，他们在受尽了多年的折磨和侮辱之后，经过了顽强和坚苦的斗争之后，终于离开美国的“天堂”，回到了自己的苏维埃的国土。
在旅行社里，库兹敏夫妇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讲述了美国警察对他们进行的惊人的虐待和迫害，讲述了他们丧失四个儿子的经过。
库兹敏娜首先说道：
“根据美国的证件，现在我们还是所谓‘神经失常者’。
在美国，我们的控诉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可是，现在我们已有说话的权利了！……”
随着库兹敏娜的叙述，在我们眼前逐渐展开了一幅美国政府公开侵犯人权和强夺他人子女的可怕图景。
每个在座的人愈听下去就愈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不少妇女洒下了同情的眼泪。
库兹敏娜生于乌克兰的阿西边卡城。
1943年，她在中学里的十年级念书。
德国法西斯匪徒侵占城市后强迫把她运送到德国后方去做苦役。
一年后，库兹敏娜受不了沉重工作的劳累而生病，进了野战医院。
在这里她和未来的丈夫库兹敏相识了。
库兹敏原是苏联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来在奥勒尔城下负重伤被俘。
他也被押送到了这个野战医院。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库兹敏夫妇在德国的美军占领区的集中营里。
他们曾忍饥挨饿，受寒受冻。
夫妻二人用尽千方百计想和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
原来，美国占领军故意不停地把他们从一个集中营调换到另一集中营，根本不让他们有机会见到任何苏联人。
1950年库兹敏夫妇已有三个儿子：
三岁的罗斯几斯拉夫，两岁的尤拉和小小的巴维尔。
他们和其他几万“犯人”被用轮船强送到美国的岸边。
库兹敏一家被分配到美国的阿肯色州的多姆逊农场主那里干活。
多姆逊住在老远的城市里，只是不时坐汽车来巡视自己的庄园。
这个主人有几次“大发慈悲”，把一些罐头“施舍”给库兹敏夫妇。
这些罐头极难吃。
后来等库兹敏学会几个英文字时，他才发现罐头上印着的是“狗食”的字样。
不管库兹敏夫妇干活怎样勤快，多姆逊还是借口库兹敏一家有五张嘴而把他解雇了。
他们得到的工资只够到芝加哥的路费。
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芝加哥，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钱又没有工作，只得流落街头了。
后来库兹敏好容易才找到洗刷火车车厢的工作，全家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一些。
1953年库兹敏夫妇打算实现回到祖国的宿愿。
警察局这时就开始对他们施行迫害了。
一天，库兹敏娜带着三个儿子在湖边散步。
突然旁边驶来一辆汽车。
警察强把他们装上汽车运到疯人院。
说什么库兹敏娜早有神经病，时常毒打小孩，有时还提着斧头在街上乱蹦乱跳等等。
当天库兹敏知道妻子被捕后就立即提出抗议。
可是几小时后，他也被警察用手铐锁住，送进了疯人院。
这样，库兹敏夫妇就和自己的三个儿子隔绝了。
这些可爱的俄罗斯孩子，经美国政府同意被富人收作养子或送到了养育院。
在美国，男孩子非常珍贵。
许多有钱人一辈子寻欢作乐，情愿养狗养猫也不愿养小孩子。
他们到老年时只得用钱去买别人的儿子。
有时，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可值一百万美金。
当然，美国当局决不是为了上述的原因来迫害库兹敏夫妇的。
美国当局是具有更深远和可恶的意图。
这就是要使俄罗斯的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忘记自己的语言，忘记自己的祖国，以后成为美国的政治工具。
经过了整整八个月的囚禁，库兹敏娜才被释放出来。
她要求归还儿子，但法院拒绝了。
这时候，库兹敏仍被关在疯人院中。
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个被囚的中国留学生。
在疯人院里，被禁的人每天只能到院里散步十几分钟。
库兹敏就利用这个机会前前后后往墙外扔了三百多封信。
最后，他的一封信被纽约的一个工人报纸刊载了，引起了社会舆论对政府非法行为的不满。
库兹敏在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监禁后终于获得了自由。
一对可怜的夫妻重逢了。
但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钱，没有工作，而且连儿子也没有了。
芝加哥的一些报纸曾支持他们要求归还儿子的申诉。
但法庭借口说他们无力供养儿子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后来朋友帮助库兹敏找到了工作，夫妻二人已有能力养育孩子了。
可是这时法庭就公然宣称：
如果库兹敏夫妇不放弃回苏联的念头，永远也不把孩子还给他们。
但是库兹敏和苏联大使馆取得了联系，提出了回祖国的申请书。
苏联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请他们允许库兹敏全家回国，美国国务院答复说，芝加哥法院已剥夺了库兹敏夫妇做父母的权利，因而他们不能带孩子走。
今年05月15日，芝加哥法庭最后一次审判库兹敏夫妇的案件。
苏联使馆领事处的同志把苏联政府和苏联红十字会关于保证库兹敏全体子女的生活和教育权利的申明书转给了法庭。
但审判官起初企图不让法庭听众知道这些文件。
后来又说因保密不能公开，并妄言这些文件没有“法律效力”。
最后，审判官干脆宣布：
如果库兹敏夫妇留居在美国，则把三个儿子归还他们，不然还要把他们在1956年生的第4个儿子也扣下。
芝加哥法庭的判决真是骇人听闻和残无人道！
这个判决使库兹敏夫妇异常悲痛，但并没有动摇他们回国的决心。
06月11日库兹敏夫妇乘汽车前往火车站，准备从芝加哥动身到纽约去。
突然司机从无线电里收到后面警察汽车里发出的命令，要他把乘客拉到另外的地方去。
但库兹敏坚持要到车站，警察汽车就跟踪而上。
过十五分钟火车要开走了。
在车站上，一群警察和特务把他们夫妻二人团团围住，要利用这短短的时间把库兹敏夫妇的第4个儿子劫走。
库兹敏娜紧紧地抱住十个月的婴儿不放。
她哭着哀求他们把最后的儿子——小别加留给她。
旁观的妇女们看了这情景都掉下了眼泪，男人们把头转向一边，不忍再看下去。
可是警察跃步上前，用强力把小小的别加夺去了……。
库兹敏夫妇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乘飞机离开了纽约。
06月15日到达祖国的里加城。
这里的政府和居民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关怀。
最后，库兹敏说道：
“今天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感到无限的幸福。
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无限悲痛，因为我们亲生的四个儿子被扣留在海洋的彼岸了。
我希望全世界的母亲和正义的人们支持我们，使罗斯几斯拉夫、尤拉、巴维尔和别加能够回到自己父母的怀抱，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
（附图片）
罗斯几斯拉夫
　尤拉
　巴维尔
别加

把库斯坦奈州变成“苏联的鲁尔”
苏联兴建规模宏大的煤铁中心
哈萨克共和国—采煤工作队创月产量世界纪录
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哈萨克共和国地质和矿藏保护部部长鲍加蒂廖夫说，现在已经具备一切条件，以便把哈萨克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建成“苏联的鲁尔”工业区。
而且，这个“苏联的鲁尔”在工业生产水平上，将远远超过有名的德国工业基地鲁尔。
库斯坦奈州有着丰富的铁矿、煤矿和其他矿藏。
已经探明，这里的铁矿储量超过一百亿吨以上，并不亚于欧洲有名的出产铁矿的国家法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的生铁产量占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生铁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的铁矿储量的总和。
它的磁铁矿储量比美国著名的上湖铁矿区还多，磷铁矿的储量远远超过了驰名世界的欧洲的洛林铁矿。
鲍加蒂廖夫说，现在已经开始在库斯坦奈州建设大规模的采矿工业。
单是正在建设的苏联最大的索科洛夫—萨尔巴伊选矿联合工厂的生产能力，就几乎等于伊朗、印度、加拿大、西班牙所有选矿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的总和。
而在十五年以后，整个库斯坦奈的采矿企业每年出产的铁矿砂将有一亿一千万吨，这比目前全苏联的铁矿砂年产量还要多二百一十万吨。
为了适应今后采矿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库斯坦奈州现在还在建设许多大型煤矿。
据新华社19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
在哈萨克共和国卡拉干达煤区，一个采煤联合机工作队的每台“顿巴斯”采煤机7月份月产量达到了三万零五百二十四吨，创造了月产量的最高世界纪录。
这个属于“基洛夫煤业托辣斯”三十一号矿井的工作队的成绩，比同一个矿井的采煤联合机手以前所达到的世界纪录多二千四百九十九吨。

日中友协要求政府同中国复交
斥责岸信介向六亿中国人民挑战的言论
新华社东京19日电
日中友好协会第7次全国大会今天闭幕。
大会通过了宣言。
宣言说，正当日本人民迫切期望恢复日中邦交的时候，岸信介政府不但采取了对中国不友好的态度，还发表了向中国六亿人民挑战的言论。
我们对岸信介政府这一连串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激烈的愤怒。
宣言要求日本政府采取诚实的态度，解决日中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一切重要问题，并且立即派代表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宣言呼吁各阶层日本人民团结起来，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促使日本政府恢复日中邦交。
大会通过的今年度的运动方针规定，推进恢复日中邦交运动是这个协会今年的主要任务。
方针说，大会一致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是全日本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因此，将全面支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团体，针对岸信介政府对中国不友好的态度，展开必要的反对运动。
运动方针还规定：
要促进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
实现互设通商代表机构；
加强两国间的技术、文化交流和促进实现日中两国的自由往来。
大会决定将在今年10月中国国庆节前后举行日中友好月。
大会还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缔结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一事给予协助，并且努力实现缔结日中两国政府间的渔业协定，同时要保证完全实现去年06月由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等日本三个团体同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发表的天津联合公报。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欢迎中国红十字会访问日本等七项决议。
大会一致选出松本治一郎连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并且选出内山完造、河崎夏、平野义太郎、山屋八万雄、原口幸隆、阿部知二等人为副会长。
大会接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中国的十个团体以及英中友好协会、越中友好协会等六个国家的友好团体的贺电和贺信。

胡志明拜会罗工人党领袖
罗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欢宴贵宾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8月18日上午访问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乔治乌—德治、斯托伊卡、阿波斯托尔等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接待了他和他的随员，并且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这一天，胡志明主席还参观了布加勒斯特的少年先锋宫和防老研究所。
晚间，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为贵宾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参加宴会的有格罗查、乔治乌—德治、斯托伊卡等罗马尼亚领导人和外国驻罗马尼亚的使节。

胡耀邦在世界青联代表大会上发言
主张动员各国青年反对核武器
建议根据求同存异等原则发展各国青年友好合作
新华社基辅19日电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胡耀邦今天上午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发展各国青年的友好合作而奋斗”的发言。
　
胡耀邦在发言中首先向各国为和平而奋斗的青年致敬。
他接着说，四年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积极地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合作、坚决地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从华沙理事会会议以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已经以对广大青年负责的精神，检查了过去的工作，采取了新的措施；
对其他国际青年组织和各国非会员组织实行了相互合作的政策。
这些成绩都应该加以肯定的。
胡耀邦说，各国不同的青年组织之间的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是减少而是加大了。
这首先是因为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失。
为了对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当前共同的最迫切的一项工作就是：
要动员各国青年为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和彻底消灭原子武器氢武器而斗争。
胡耀邦说，为了对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我们认为还应该用极大的努力动员世界各国青年同情和支持民族独立的斗争。
支持民族独立和保卫和平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因为稳定的和平只能建立在世界各民族相互友爱的基础上面。
种族的歧视和民族的压迫不仅违反人类的良知，而且是一个蕴藏战争的祸胎。
在谈到发展各国青年友好合作时，胡耀邦说，中国代表团愿意根据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求同存异、平等相处、耐心协商三条原则，供大会讨论时参考。
胡耀邦说，要使世界上许多持有不同观点、不同倾向和不同民族传统的青年组织，在大小问题上完全采取一致的态度和行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如果能在各国青年所共同关心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求得一致，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次要问题上允许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那么这种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他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有大国和小国，有会员较多的组织和会员较少的组织。
既然存在着这些差别，就必须承认这些差别，就必须采取一律平等的态度，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新的章程中规定尊重各会员组织的内部事务、允许会员组织有双重会籍、增设联系会员的制度。
这对于进一步扩大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发展国际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
他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这样一个观点各不相同的组织里，不经过充分协商，硬性决定共同问题是行不通的。
对重大问题应该力求一致，但不是事事都强求一致。
对多数人的意见要尊重，对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尊重。
大家赞成办的事就办，有人怀疑或不同意的就不办或缓办。
胡耀邦又说，为了发展各国青年组织的友好合作，应该积极地发展各国青年组织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接触，无论是多边的和双边的都好。
这种来往会加强了解和友谊，消除谎言者所制造出来的隔膜和误会。
他说，四年来，中国青年为了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就和八十三个国家的青年组织建立了来往。

越南的少数民族
问：
请简单介绍越南少数民族的情况。
答：
越南全国人口共有二千三百万，京族（越南族）占全国人口的87％。
此外，越南还有六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共三百多万，分布在全国总面积60％的土地上。
这些少数民族在北方的，多数来自中国，在南方的，多数来自马来亚。
京族人民集中居住在盛产稻米的湄公河和红河两大三角洲上。
其他少数民族多散居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高原山地和边远地区，也有一部分人和京族杂居。
越南东北部的越北联区，是越南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中有人口最多的僮族（三十万）和侬族（二十二万四千），还有曼族、艾族、寨族、儸儸族、？
族、汕趾族、高兰族、苗族、贵州族等。
越南西北部住着泰族、芒族、舍族等二十多个民族。
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从事农业生产。
在中越居住的摩依部落，在中越南部和南越北部居住的占人部落，多半从事狩猎。
越南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口很少，例如帕衣和蛮耳族，全族人数都超不过一百人。
1945年，越南08月革命胜利后，越南各族人民获得了独立、自由、平等。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会中，各少数民族有三十名代表。
和平恢复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推行民族自治政策。
1955年05月，成立泰族—苗族自治区。
1956年08月，成立越北自治区。
几年来，越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截至1956年06月，已经培养出二万五千四百九十六名少数民族干部。
（附图片）
越北的一对曼族青年

造谣专家兴风作浪
波兰政府驱逐出境
合众社驻华沙记者被逐始末
本报华沙19日电
美国合众社驻华沙记者卡芬迪斯即将不光彩地卷起铺盖离开波兰。
他既然胆敢向波兰人民挑衅，波兰人民也就不客气地把他赶走。
08月12日在波兰一个叫罗兹的城市里，一些捣乱分子利用当地电车工人的一些正当要求，煽动他们停止了短时间的工作。
不久电车工人在自己的集会上承认停工是不正确的，并立即恢复了工作。
但是事情一发生，以卡芬迪斯为首的西方国家记者就认为好时机来了，他们用歪曲和捏造事实的报道通过西方电台向全世界，同时特别用波兰语向波兰广播，什么“新的波兹南事件发生了”，“军队加入战斗，用催泪弹向街上的妇女开火”，“在一条街上许多人，其中至少五个妇女被打伤送入医院”，“波兰其他城市相继爆发罢工”等等。
显然一看便可看出他们这些“醉翁”之意在于想乘机煽动起全体波兰人包括工人在内起来反对人民政权。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头脑不甚清醒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波兰人民没有按着他们的意志行事。
相反的，他们的挑衅阴谋遭到了波兰人民的回击。
哥穆尔卡同志在17日向全国人民揭穿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在罗兹事件上挑衅的恶毒企图。
他指出这种挑衅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之一，其目的是想把波兰社会搞得四分五裂，想煽起人民对人民政权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为反动分子打气，从而想把波兰变成合乎挑衅者胃口的波兰。
因此为了回答这种挑衅，哥穆尔卡同志指出：
波兰将永远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依靠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联盟，因为这是波兰社会主义力量和国家安全的支柱。
帝国主义的这一次挑衅失败了，挑衅者之一被赶出了波兰。

叙利亚内阁批准同苏捷达成的协议
新华社19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内阁17日晚间批准了叙利亚同苏联在莫斯科会谈中达成的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内阁同时批准了叙利亚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叙利亚内阁还决定责成叙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些协议，由国务部长阿泽姆负责监督这些协议的执行。
阿泽姆18日对新闻记者说，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雅巴拉将前往莫斯科去说明叙利亚希望实现的公共工程的计划。
他说，雅巴拉将向苏联当局说明叙利亚需要的专家的种类，随后将在莫斯科或者大马士革进行谈判以便缔结涉及这个问题的协定。
叙利亚民族阵线政治委员会17日决定为政府同苏联达成协议对政府表示感谢。
民族阵线政治委员会要求政府尽快履行协议所规定的各种计划。
民族阵线由国民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产党和左翼无党派人士等组成。
它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

叙利亚外交部秘书长
严斥美国施行政治和经济威胁
宣布驱逐美国外交人员问题已告结束
新华社19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秘书长塔拉齐8月17日说，叙利亚认为它驱逐美国外交人员的问题“已告结束，并且希望将来两国的关系会得到改善”。
当记者问塔拉齐是否还会有一些美国外交人员被叙利亚驱逐出境时，他说：
“暂时，我们已经停止，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他说，叙利亚希望美国“外交人员将不利用外交特权进行危害我国安全的活动”。
塔拉齐指出，三个美国外交人员是因为企图推翻叙利亚现政权的阴谋而被驱逐出叙利亚的。
他说：
“叙利亚政府对这样一个非常严重和重大的问题不能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塔拉齐指责美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威胁叙利亚”。
在经济方面，他说，美国在上个月以低于叙利亚的价格把小麦卖给希腊和意大利，其数量正和这两个国家原来打算向叙利亚购买的相等。
他指出，“美国不愿容忍目前的叙利亚政权”。
据“胜利报”报道，美国本来要在8月17日发动这次被破获的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阴谋，但是被叙利亚军事当局及时发现而被粉碎。
“胜利报”说，美国的中东情报处的活动增加了。
罗马和贝鲁特被选择为组织和实行美国阴谋的基地。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已经急召沙特阿拉伯驻叙大使赛义德回国报告叙利亚局势。
赛义德在17日曾经同库阿特利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并且给了他一封沙特国王的信。
在这以后，他还会见了阿萨利总理。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阿拉伯人士并不掩饰他们关心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目前危机可能产生的后果。
他们感到这可能使阿美石油公司的沙特阿拉伯石油经过叙利亚领土的油管受到威胁。

叙利亚罢黜十个高级军官
驳斥美国宣传机器的挑拨性谣言
新华社大马士革19日电
叙利亚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参谋长比兹里（前译比兹赖赫）少将和副参谋长尼福里已经在8月18日就职。
比兹里被认为是叙利亚的爱国将领，他得到绝大多数叙利亚军官的支持。
同一天，有十名叙利亚高级军官根据叙利亚总统的命令被免职。
这十名高级军官是：
前线司令塔莱卜·达吉斯塔尼少将和马茂德·萧卡特准将，坦克部队司令巴什晓尔准将以及七个上校衔军官。
对这些高级军官的任免命令都是库阿特利总统在离开大马士革去开罗之前签署的。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和许多内阁阁员8月18日都否认传说库阿特利已经辞去总统职务的消息。
在库阿特利离职期间，叙利亚议会议长库德西将代理总统职务。
同时，大马士革官方人士说，叙利亚政府已经训令叙利亚驻意大利大使贾比博士收回大使馆武官易卜拉欣·侯赛尼上校的外交护照，因为他的职务已经被解除。
侯赛尼是企图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阴谋案中的主要分子之一。
在企图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美国阴谋案被揭发以及叙利亚政府采取一系列的保障国家独立的措施以后，西方宣传机构这几天发出了大量挑拨性的宣传，说叙利亚即将发生“政变”，“左翼分子完全控制了军队”，“库尔德族即将发生叛乱”。
叙利亚官方人士18日指出，这些消息“完全是由美国宣传机器捏造的”，以作为对叙利亚的“诽谤运动的一部分”。
这些人士说，叙利亚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卫星国，因为“它永远不会放弃它的独立或中立”。

叙总统同纳赛尔会谈后到亚历山大港进行医疗
据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18日下午乘飞机从开罗到达亚历山大港，并立即到莫萨特医院去进行医疗。
库阿特利是在18日上午到达开罗的。
在前往亚历山大港以前，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据报道，他们讨论了有关“执行统一的阿拉伯政策”问题和最近被揭露的企图推翻叙利亚现政权的美国阴谋。

可怕的事实
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别区，十六岁以下的女学生怀孕人数日益增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界一个严重的问题。
根据该区疾病管理局局长的报告，自1956年09月10日起至今年04月10日止，在该局门诊部请领怀孕证明书以便申请停学的十六岁以下的中、小学女学生计达一百九十名。
这个数目比八年前同时期增加了十倍。
在这些怀孕的女孩子中，有一名年仅十岁，有七名年仅十一岁。
以上仅为极不完全的统计，至于确实的数字与私生子的下落，美国出生统计局也没有办法掌握。
她们怀孕的原因，主要是家庭生活困难，好几家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加上父母和社会上性生活混乱的影响。
这些怀孕的女学生，在产前产后都没有任何照顾和保证。
她们心理上发生了不良的变化，功课都学得不好。
因为人工堕胎而损害了健康的情形越来越多。
有的人得了神经病。
（洪）

埃及运河区行政长官下月访问斯大林格勒
据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据中东通讯社报道，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埃及行政长官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法特将军和运河机构的总工程师应邀将在9月间前往斯大林格勒访问。
斯大林格勒市政当局希望借此表示对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城市英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钦佩。

是美国拆除铁幕的时候了
刘戎
最近，美苏两国互致备忘录和照会，讨论两国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以及扩大两国接触的问题。
建议是由美国首先提出的。
美国国务院6月24日曾交给苏联一项备忘录，建议两国政府尽快地就关于定期交换不经检查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节目的原则达成协议。
苏联外交部7月26日答复美国，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但认为两国应该把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问题同消除美国制造的障碍问题一起研究，也就是应就发展两国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整个问题进行谈判。
苏联这个主张，是真正有助于促进美苏两国关系的。
但美国日前交给苏联的照会，却仅愿谈判两国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问题，矢口否认阻挠两国往来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实行的按手印的侮辱性条例。
为什么美国仅愿进行极其有限度的谈判呢？
事实上，美国最先提出谈判的建议，就是出于不得已的行动。
这是由于今年05月底赫鲁晓夫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所引起的。
赫鲁晓夫在电视谈话中主张改善美苏关系，博得了美国公众的热烈同情。
美国公众要求扩大美苏两国的接触的压力，再次增长起来。
美国国务院显然是想用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建议来缓和国内的正当压力。
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消除它自己挂上的真正“铁幕”，取消按手印条例和其他限制，那么，即使交换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也是会遇到重重障碍的。
美国闷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人们不能不联想到美国副总统尼克松6月27日的讲话，他在谈到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时就不仅没有表明美国将采取那些具体措施来促进苏美文化交流，却提出了所谓六个条件，要求“改变苏联的政策。”
尼克松显然认为，在这时候来重复“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滥调，把阻挠苏美文化交流的责任转嫁到苏联身上，是适宜的。
人们一下子就能够从尼克松的言论里闻到那种长期来阻挠苏美文化交流的气味。
因此，提一提过去众所周知的某些事实，不是没有好处的。
近年来，苏联曾向美国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发展两国之间的各种联系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都遭到了美国的无理拒绝。
两国的民间接触也一再受到美国的种种限制和阻挠。
1955年0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曾达成了关于开展东西方接触，巩固和发展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原则协议。
这个协议一度引起人们的希望。
但是，美国破坏了这个希望。
在同年11月按照四国首脑会议的指示而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提出了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其内容极为广泛，除了建议消除自由贸易和通航上的限制外，还包括促进书籍、报刊、影片、广播、科学技术的交流，以及扩大科学家、工农贸易艺术体育等代表团的访问。
这清清楚楚地证明苏联是愿意在多么广泛的基础上发展东西方接触。
可是，杜勒斯却拒绝了苏联的方案，坚持要把友好的正常往来，变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事实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地敌视苏联，千方百计地阻挠苏美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
这被作为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政策的一部分。
1956年01月，美国副国务卿胡佛就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要停止同苏联互派代表团。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司法部的高级人士也大肆叫嚣“应当最大限度地限制代表团的往返”。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1956年02月，莫斯科公共饮食业代表团应美国饭店业访苏代表的邀请，准备到美国作友好访问，可就遭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无理拒绝。
美国国务院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为它的行动辩护，只能诉诸荒唐可笑的谰言。
杜勒斯甚至说，苏联的厨师访问美国是“危险的”，带有“共产主义威胁”的性质。
同年，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准备到美国访问演出，也因美国当局坚持办理按指纹入境的侮辱性手续而受到阻挠。
正如苏联备忘录所指出的，按指纹的规定，是违反公认的国际准则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承认：
“对那些来作善意访问的苏联芭蕾舞剧团提出按指纹入境的手续，是使自己陷入放下铁幕的国家的地位。”
因此，在苏美之间布设铁幕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不过，问题是，要一手完全隔断人民之间的接触，封闭文化的国际交流，还不是容易的事。
1920年以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一直和苏联图书馆交换着书籍。
1951年，美国青年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工人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在1953年和1954年内，又有一百零四名各种职业和政治见解的美国人访问了苏联；
二十九名苏联公民访问了美国。
随着国际局势的趋向缓和，苏美两国人民促进互相往来的努力，依然有所成就。
1955年，美国的农业代表团、大众歌剧团、象棋队、混合举重队的访问苏联；
苏联的农业、记者、房屋建筑工作者代表团、著名钢琴家米尔·基列尔斯和著名小提琴家达维·奥伊斯特拉赫的访问美国；
1956年，有一千三百多个美国人访问了苏联，包括由各种职业、团体和阶层人士组成的七个代表团，苏联也有二个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这都是一些动人的事例。
这些突破美国铁幕而进行的往来，都洋溢着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
1955年10月苏联记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时，每一处地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1955年07月，苏联农业代表团到美国的谷仓衣阿华州访问时，这个州的许多农民们都认为招待苏联客人到自己市镇、农场参观、到自己家里作客是极为荣幸的事。
许许多多人要想会见苏联贵宾，和他们交谈，因此，苏联代表们常常要经过长途旅程去访问他们原来不准备去的地方。
至于苏联人民，他们是在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下，积极地争取美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的。
他们重视美国人民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上的成就。
1957年以来，苏联有二十家出版社出版美国科学著作。
马克·吐温，西奥多·德莱塞，杰克·伦敦，奥·亨利的作品，已在苏联出版了千百万册。
1955年12月，应邀到苏联巡回演出的“大众歌剧团”受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大众歌剧团”团员们回国后，写给苏联对他们的热忱接待表示感谢的信中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热情，特别是街上一些陌生的人向我们走来，热烈地同我们握手。”
在匈牙利事件后，由于美国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苏美文化交流曾经中断了五个月，但1957年04月中旬以来，又开始有了一些恢复。
最近期间，苏联汽车工业代表团访问了美国。
美国饮食业代表团和十八名电视女演员也访问了苏联。
美国在2月18日宣布接受苏联的邀请，将参加明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农业展览会。
美国还将同苏联互派钢铁专家和公共卫生代表团进行相互访问。
但是，显然这些往来是远远不能满足苏美两国人民的愿望的。
正如赫鲁晓夫在电视谈话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是美国和苏联之间能够建立正常的友善关系，美国应该拆除铁幕，实现和平共处，这对各国人民都会有好处。
现在是美国统治集团拆除铁幕的时候了。

美洲国家举行经济会议
讨论建立共同市场和美国经济掠夺问题
据新华社19日讯
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美洲国家经济会议8月16日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会期预定三个星期。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个国家——美国和十九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四百名代表。
加拿大作为西半球国家的一员也参加了讨论。
此外有十七个非西半球国家接受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其中有日本、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
根据15日预备会议的决定，代表们将优先讨论关于建立拉丁美洲共同市场的问题。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对西欧六国组成共同市场和西欧国家对非洲贸易的增加促使拉丁美洲对西欧输出减少感到不安。
它们还指出西欧国家正在以非洲来代替拉丁美洲作为原料供应地，同时把投向拉丁美洲的资本转而投向非洲。
因此，这些国家也打算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方面从进一步加深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和排挤西欧竞争者的愿望出发，表示准备支持这种主张。
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还想通过这次会议，要求美国听取它们的经济呼声。
由于美国一直片面地操纵价格，提高输入商品的关税，倾销农产品和通过它的投资在拉丁美洲进行掠夺，使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加深，因此，会上讨论将牵涉到这些问题。

艾森豪威尔主义即使改头换面
纳赛尔说埃及还是不接受
苏丹各党领袖主张恪守中立唾弃美国侵略政策
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据开罗“金字塔报”8月18日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最近在接见希腊报纸记者时说，“艾森豪威尔主义”即使修改了，对于埃及还是不能接受的。
他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依附美国的政策，而埃及则已经再三宣布，它的政策是不参加集团的政策，并且拒绝任何附有条件的援助。”
纳赛尔说，“这样，我们就拒绝了这个主义。
我们认为试图修改这个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基本上还是要求接受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主张。”
纳赛尔在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时说，埃及将支持塞浦路斯自决。
他说，“埃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主张已经由万隆会议表示过了，那次会议作出了一项决议，支持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之下的自决的权利。”
新华社19日讯
开罗消息：
据中东通讯社驻喀土穆记者报道，苏丹各主要政党领导人近来发表声明，主张苏丹执行积极中立政策。
这些领导人为将在明年0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喀土穆的“舆论报”上分别发表了关于自己政党的外交政策纲领的声明。
执政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阿里·阿卜杜勒·拉赫曼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
他说，这是把外国统治强加于人的一种工具。
民族联合党主席、前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说，苏丹人民摒弃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且拒绝参加各种军事联盟。
他说：
“我们恪守积极中立和同万隆国家合作的政策。”
执政的国民党领袖马赫迪说，虽然苏丹需要外国的援助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但是，它拒绝附有限制苏丹独立和妨碍苏丹执行积极中立政策的条件的贷款。

西德社会民主党
指责阿登纳党破坏竞选
新华社19日讯
波恩消息：
西德社会民主党在8月18日指责西德总理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在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中仿效纳粹突击队和党卫军，进行恐怖活动。
这个反对党的新闻首脑和竞选运动负责人弗里茨·海涅向报界发表声明说：
“基督教民主党的突击队和党卫军青年联盟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传进行公开的恐怖活动。”
他们“弄坏、弄脏或者偷走了”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招贴，并且派出“成群结队的打手大叫大闹地捣乱”社会民主党的会议，甚至“企图推倒社会民主党讲演者的汽车”。
海涅认为，阿登纳本人应该对这些恐怖活动负责，因为他发表诬蔑社会民主党的演说，毒化西德政治气氛。

阿曼起义者继续战斗
近日在萨哈马村附近打了一场胜仗
据新华社开罗19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18日说，阿曼民族主义部队正在继续对侵略者进行战斗。
哈尔塞宣布，他收到从阿曼发来的电报说，起义者17日在萨哈马村附近击败了马斯喀特苏丹的二千名军队，歼灭了其中的二百人。
他还说，民族主义者仍旧“坚守着他们在伊兹基的阵地”。
哈尔塞在17日向新闻记者显示了马斯喀特苏丹同阿曼教长在1920年签订的西卜条约的影印本。
条约中有关于双方互不干涉内政、引渡罪犯、从阿曼运往马斯喀特的商品关税率不超过5％等各项规定。
英国为了否认阿曼的独立地位，企图把这项条约掩盖起来。
英国外交部最近推托说，马斯喀特苏丹决定不公布这项条约。

阿登纳的“羞耻”
西德大选一天一天逼近，阿登纳的竞选花样也越来越多。
现在连美、英、法三国也出来帮着阿登纳竞选了。
他们和西德政府于7月29日在柏林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联合宣言。
这个广为宣传的宣言对于德国统一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本性的新建议”，但是为阿登纳捧场却出了不少力气。
它把阿登纳政府称为“有资格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发言的唯一政府”。
并且在各种问题上再一次支持阿登纳的立场。
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对于如何更巧妙地利用四国宣言来捞取一批选票，也确是费了一番“苦心”。
据法新社一则消息报道，这个宣言所以选择在柏林发表，是为的给人一种“预示德国恢复统一的象征”。
而在时机上也故意“选择了波茨坦会议纪念日”。
四国宣言发表之后，西方宣传策士们就忙着为阿登纳吹嘘。
路透社说：
四国宣言是个证据，表明阿登纳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向德国统一这个目标前进了。
阿登纳的党人也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个宣言对阿登纳的竞选很有“价值”。
但是，阿登纳这种兴奋的心情保持了不到三天就破灭了。
因为阿登纳接连不断在西德听到的都是反对的声音。
在四国宣言发表的当天，两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马上起来反对。
自由民主党把这个宣言叫做“波恩政策走入绝境的文件”。
隔了一天西德许多有影响的报纸也群起围攻。
波恩“一般新闻”指出，四国宣言“是关于德国问题的大堆文件中的又一堆废纸”。
“法兰克福评论报”说，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的这个政策“毫无可取之处”。
“新莱因报”也说：
“谁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声明上，那他就会失望”。
像给人当头浇了一大桶冷水，阿登纳原来的满腔热望至此化为乌有。
于是他不禁恼羞成怒。
在最近一次竞选演说中阿登纳破口大骂西德舆论对四国宣言的冷淡反应。
他抱怨说，竟没有人“对于西方国家说几声感谢的话”。
他还说，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对于这种反应感到非常“羞耻”。
阿登纳这里所说的“羞耻”是什么呢？
德国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祖国的民族利益并反对外国企图把西德拉上战争道路的阴谋，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何来羞耻？
而阿登纳作为一个德国人却不断出卖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还要向外国主子献媚，说几句感谢的话，那才真是可耻哩。
　（林生）

收获的季节（油画）　任梦璋

“有所提高”
（章乃器“检讨”）
俯拾“今天的检查……有所提高”，连戴几十顶帽！
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骄傲自满……直堆
上天，还有片面性、无组织、无纪律……挤眉弄眼。
这样的“主要是思想检查”真是痛快，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概推开。
宗弟比“宗兄”究竟多点口才，“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
右派哇，居然能为革命发财！
为革命发财——发革命的财——推翻革命发财！
怪不得大下巴生来专会嚼大菜。
大下巴一动，平时说话就很“乖”，配合着背里藏刀粗腰款摆：
他“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呦！
看刀！
他“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
大下巴再一动，又酸又坏；
“上级作出决定后我坚决执行”呦！
看刀！
“盲目服从上级”“神化上级”“个人崇拜”！
“软弱无能”啊，“工作效率不如国民党时代”！
大下巴又一动，越发妖怪：
他“对工农分子有感情”呦！
看刀！
“不正派”“品质恶劣”“贝利亚”！
穷小子怎么配做领导当家！
所以啊，一晃尖脑袋，“应该”：
“党管政治思想工作，我管行政领导”！
人民民主专政赶快无代价拍卖，由他“太右”的资本家、地主上台！
哎哟！
这些阴谋绝对不能检讨交代！
咬着牙根且把“科学”安排，一面骂自己“狂妄”一面准备暗箭，回头三下叫共产党早日投胎！
第一箭检讨他发表国际、阶级关系等意见真不
该，暗中污蔑党不让他说话把他制裁！
第二箭检讨他“态度”“得罪了不少人”招来
怨毒，暗中污蔑党对他无原则的打击报复！
第三箭检讨他对统战“政策性活动”“暗流”
很隔膜，暗中污蔑党对民主党派偷偷摸摸！
三枝狠毒的暗箭要转败为胜，“检讨”就这样“提高”上升；
好像他吸饱人血只说是吃点点草，砍人脑袋还说是试试刀！
对死硬无赖好像对石头不能用脚踢，把它扔进毛坑里吧，也许比较好。

洗衣小组长
江流
星期天，饼干厂的职工宿舍里闹嚷嚷的，唱、拉、说、笑混成一片。
突然，蹲在地上打皮鞋油的高深，尖着嗓门喊：
“刘大妈来啦！”
寝室里像琴断了弦，霎时沉寂，人们都扭头瞧刘大妈，随着又乱嘈嘈地和刘大妈打招呼。
刘大妈手里拎着包袱，边点头、边笑嘻嘻地说：
“噢！
你们这群小伙子咋这么懒，这样好天气蹲在家里干啥？
不出去蹓蹓。”
“知道你要来检查卫生嘛！
谁敢擅离职守啊！”
“嘿嘿……哈哈……”小伙子们一阵粗犷的笑声。
刘大妈是拆洗缝合作社第5小组的组长。
常来饼干厂职工宿舍揽活送活，工人们对她非常亲热。
她对这些豪爽的小伙子们打心眼里喜欢。
工人们上了班，她一个人来到宿舍里把脏衣服拿走，洗干净、熨利落后又送回床上，从来没有送错。
有几个小伙子又懒又脏，她把他们的床铺都翻一遍，找出一些压在褥子底下的脏衬衣、臭袜子等拿去洗。
碰见他们时，便指着他们鼻子训一通。
这些人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只对她顽皮地嘻嘻笑着。
　
刘大妈在大家的笑闹里放下包袱，用袖头揩揩额上汗。
一眼看见李志捏着左食指，嘴里不住咝咝倒抽气。
她不由的问：
“咋的啦？”
“被针扎了一下”李志吧嗒一下嘴答。
“唉！
挺大个人，咋不知道小心呵！”
她把李志手里的衣服接过来，惊异地问：
“你咋用白线钉钮扣？”
说着，把钮扣掀下来，掏出青线把钮扣重钉好。
并检查别的扣子是否牢靠。
发现了胸兜缺个钮扣，皱皱眉说：
“没扣，装上东西可容易丢……钮扣呢？”
问李志。
“没有。”
李志答。
刘大妈一下在自己身上拧下个钮扣要钉上。
李志连声地嚷：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
“你别管！”
刘大妈哼嗒他一句。
迅速地钉好钮扣，一扭身分发衣服去了。
寝室东南旮旯里，总务股张股长和老于正聚精会神地下棋。
刘大妈走到他们身旁，对这两个棋迷？
？
嘴：
“看这几块死木疙瘩把你们迷的……。”
“吓！
我当谁呢？
正好我还要去找你呢！”
张股长一抬头瞧见是刘大妈，满脸铺笑地说。
“有啥事？”
刘大妈问。
“咱厂不是新添人啦吗？
工作服不够用，作新的上级又不给布，我想把仓库里存的五十来件旧的洗洗补补凑合用。
这又是你的事啦。”
“用啥补呀？”
“这没问题，昨天我们申请下来二匹五福布。”
“用五福布多可惜呀？
干吗不剪掉一部分旧工作服补啊！”
“那能结实么？
再说，旧工作服本来很少，再剪掉一些更不够啦！”
“我们卖给你厂一些工作服吧！
也不要布票。”
刘大妈？
了一下眼睛，神密地微笑着。
“你们从哪来的工作服？”
张股长翘起半拉嘴唇有点不信地问。
“嘿！
不但有，还可供给你们五百套。”
刘大妈说完，匆匆地走回包袱跟前，拿出两套雪白漂亮的工作服和一身蓝瓦瓦的中山服，向张股长面前一摊。
这时寝室里的人蜂拥而来，争瞧这几件衣服，一下子把刘大妈团团围住。
张股长诧异地问：
“你们那来的布啊？”
“你们供应的嘛！”
刘大妈意味深长地说。
“哎！
刘大妈又说笑话哩！
咱厂哪来的布啊？”
张股长摇头搔首地反驳说。
“你不信么？
这是用你们厂废糖包作的哟！
我们不过洗洗，漂白了，就作成了工作服，中山服是我们染蓝了后作的。
我过去建议你们废糖包不要再卖给墩布合作社剪碎布条了，那多浪费呀，可惜你们不同意……。
前几天从你们厂子买些废糖包，本来留作补袜子用，后来有人提议补袜子太浪费啦，应该改作衣服，因此，我们才试作这几件……。”
大家听完刘大妈的说明后，都兴奋起来，不住地啧嘴。
老于忽然问：
“张股长，咱厂仓库里存多少废糖包？”
张股长惭愧地低下头，嗫嚅的说：
“我不太清楚。”
“上月底我问过尚义，他说有六百八十五个，这些糖包可作五百件工作服或者作二百多套中山服。”
刘大妈如数家珍般说着。
小马陡地神采飞扬地说：
“我们应该建议厂长给刘大妈五百元奖金”。
小马的话音刚落，刘大妈便气呼呼地说：
“谁希罕你们五百块钱奖金？
哼！
别小看人，咱们总社李主任说的好，合作社不单是为自己才搞增产节约运动呵！
主要为社会上节约财富哇！”

论打“落水狗”并不违反忠厚之道
顾言
“中国人善打落水狗”，这是上海的右派分子滕白也写给另一个右派分子陈仁炳的信里面的话。
落水狗三字听来刺耳，然而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右派分子们的本来的面目。
不错，中国人善打落水狗。
这并非我们秉性不“仁”，而只是因为我们吃够了不打落水狗的苦头。
中国人素来忠厚，刚勇的拳师就决不再打那倒地的对手；
免战牌一挂，就决不破城而入，乘胜追击那残余的敌人。
忠厚人总以为对手也是忠厚之辈，向来是并不“嫉恶如仇”的。
但是，“嫉善如仇”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往往“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注〕东郭先生从猎人手下把狼救了出来，真是一片恻隐之心，忠厚得可以了，谁知狼得救后，却转而要吞掉东郭先生。
我不知道是否确有东郭先生其人，然而我明白，这是总结了多少惨痛的经历以后才得出的教训。
回头再说落水狗。
狗在岸上要咬人，而且势利得很，忠厚人有时也主张打下它的威风来，然而一经落水，又装出可怜相，忠厚人就以为此番一定悔改，不必“操之过急”了，于是心一软，手就打不下去。
殊不知“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注〕而后来性情还是不变，一有机会，还是要狂吠，要咬人。
到了此时，忠厚人也只好一反忠厚之道，主张再打下它的威风来，不过，这不但比前费事，甚至“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对真正的忠厚人，我们应当说清楚这个道理，让他们懂得打落水狗并不违反忠厚之道。
对落水狗温情，看来仿佛忠厚，其实却是最大的残忍。
因为落水狗不打，爬上岸来，不但要将污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而且依然要咬人，连忠厚人自己也不免要被咬一口。
所以，对落水狗有情，其实就是对那曾经被咬过、或者以后会被咬的人的无情。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所谓忠厚人，他们貌似忠厚，其实心怀叵测，忠厚只不过是一层伪装；
他们原是落水狗的同类，希望人们对落水狗手下留情，不只是为了保护同类，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以便他们最后并合起来进行凶恶的反扑。
对于这些所谓忠厚人，我们就要揭穿他们的伪装，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来。
右派分子不是自封为落水狗的吗，一点不错，我们正是要打落水狗。
不但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
为了帮助右派分子“上岸”重新做人，在他们没有改掉咬人的本性以前，我们是决不吝惜气力和时间的。
〔注〕这两段话引自鲁迅：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卷。

诗传单
立场问题
屠岸走社会主义的路？
走资本主义的道？
你摇摇头说：
“不大知道。”
有人要叫共产党下台，有人要把共和国偷盗，你眨眨眼说：
“不大紧要。”
多分到一件文具，你青筋直暴；
少领到一件家具，你双脚直跳。
大是大非，你兴趣不高；
小是小非，你斤斤计较。
你只争鸡毛好不好，只争蒜皮要不要，不问脑袋掉不掉，这样下去咋得了？
儿歌
童甜瓜苦瓜不是一根藤，凤凰乌鸦不是一娘生，毒莓蜜果不结一棵树，香花野草不是一条根。

鹰（外一章）
李耕
在乌云纷飞的日子里，暴风，吹散了沉闷的云团，狂雨，冲洗着浑浊的污泥。
在暴风狂雨的后面，让我们迎接一个晴朗的天色吧！
同志，若果你是一只战斗的鹰，那么请你展开矫健的翅膀，在暴风狂雨中经受一次战斗的洗礼。……
勇敢的鹰，飞吧！
穿过云层，向着朝阳，向着美好的时辰。
将零乱沉郁的云块，撒落在你翅羽的下面。
——写给战友——
路
当你知道父亲身上的疤痕在记忆着旧时代的苦痛，我想，那怕你的眼泪是最珍贵的，也会因它为仇恨而书写着你的誓词。
但我却多么地爱你啊！
我的孩子，这爱里却又蕴藏着无限辛酸。
因为你今天，纵情地跳跃在美丽的生活里，幸福，像万道阳光在你的面前闪灼着。
而我，在慈母襁褓中的时候，满嘴被米糊糊巴着，一身骨头，轻得能被微风卷起来。……
但是孩子，我不能不告诉你：
当你喜笑得打着“咯咯”的时候，却有人在你康庄的大道旁，挖一条通向苦难和死亡的道路。
可是你别惧怕，也别啼哭。……
他们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倒下去了。
有的，已举起了白旗。
　
　——写给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