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签订一百万吨盐的协议
新华社18日讯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今天在这里和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一百万吨盐的协议。
代表进口方面签字的是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团长田中秀男，代表出口方面签字的是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经理李范如。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是在7月19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曾先后到青岛、天津、大连等地参观了这些地区的盐田、制碱工厂、玻璃工厂、纺织机械制造厂等。
代表团在北京还到工厂和农业社进行了参观访问。

今年下半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中
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从当前政治形势出发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
康生同志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报告
新华社18日讯
康生同志昨天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说：
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教授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首先要从当前政治形势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
康生同志是应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向北京地区的学校、机关、军队等单位的全体马列主义教师与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做报告的。
听报告的有五千六百多人。
康生同志首先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已有一支大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育队伍，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这支队伍在马列主义教育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很多的成绩。
这些成绩是主要的，虽然还有缺点，这是次要的。
这支队伍教的是马列主义政治课，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就放出一切毒箭，向马列主义政治课进攻，他们无耻地无知地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来反对马列主义。
康生同志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党员和非党员教师，说成是“卫道者”，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是保卫马列主义之道，保卫共产党之道。
康生同志说，我们已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来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但是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强大，质量不够高，阵容不够整齐。
具体分析起来这支队伍有三种状态：
一种是比较熟悉马列主义，开始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人还不多。
第2种是有少数人虽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写马列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讲课、写文章，是为了吃饭、赚钱，马列主义和他们本身没有关系，甚至他们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鸣大放中，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第3种，是绝大多数人，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而且学了一些，但是不很熟悉；
他们自己的旧的世界观没有去掉，或者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世界观没有建立，或者还没有完全建立；
有些人只愿在书房里研究马列主义，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他们还处在中间过渡的状态。
康生同志说，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有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
建立马列主义世界观是不容易的，不是一时可以办到的，因此我们的马列主义教师应当不断地改造自己。
他说，忽视改造自己是很危险的。
很难设想，一个教育人民学习马列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却抱有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样的人是很难担当这个任务的。
康生同志接着讲了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
他说，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讨论下半年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政治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当从当前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工作。
全国高等学校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击右派斗争。
目前在北京市的高等学校里，一般的说，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已告一段落，但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各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不平衡的。
今后除了继续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外，需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因此，今年下半年各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等各方面的座谈和讨论，一致认为除了继续运用课外一切方法及通过各种专业进行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在课程之内有系统地进行这种教育。
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原有的政治课改变它的内容和方法，利用政治课的时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
康生同志指出：
这一种课程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阶级教育，不能当作普通课程来进行，这是一个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
康生同志说，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注意它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对的，但是脱离当前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来进行备课是不对的。
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方针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的，今年下半年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康生同志在讲到了马列主义政治课学习的文件和学习方法后指出：
全部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
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讨论中要把各种观点、各种思想、言论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准确的事实，都摆出来，经过充分说理、争论、反驳，放手争鸣。
不这样做，这门课程是教不好的。
他说，除了少数右派分子外，在辩论中对有错误思想的学生和教师，应当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应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达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康生同志在讲到下半年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政治课的准备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时说，首先要使教师们认识这门政治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思想上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他说，我们相信：
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右派斗争，绝大多数的教师们是能够了解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
但是也可能有些教师，习惯于过去一套教学方法，一时还转不过来。
他们习惯于在课堂上书本上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不会或不完全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因而觉得没有把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这些同志，要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事物，使他们了解只是在课堂上书本上，是不能完全学会马列主义的。
应该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这一个战斗中去，学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
康生同志指出，还有一种思想障碍要克服，这就是某些人虽然也在课堂上教马列主义政治课，但是他们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
他们把马列主义作为个人打算的阶梯。
他们要想做有名有利的“理论工作者”，不愿去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宣传员。
他们嘴上教的是马列主义，心里想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康生同志指出：
我们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看到，教师的队伍除了少数右派分子积极反对马列主义外，在人民教师内部，对待马列主义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对待马列主义，这种态度是要求马列主义为他个人服务，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另一种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应该反对不正确的态度，大力提倡正确的态度，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改造自己的武器，有这样的立场、观点的同志，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康生同志在讲到准备工作时还指出：
教师首先要进行学习，学习基本的和参考的文件，研究反右派斗争中的经验，并且还要在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学习。
他说，在准备工作中还要整顿教师的队伍，要加强和补充新的力量，提高原有教师的觉悟，使他们善于同工农群众做朋友，参加体力劳动，下决心做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工农群众的好朋友。
康生同志最后指出：
这个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各地党委和各高等学校党委的亲自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领导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动员所有党员、团员教师，团结一切非党教师，共同来进行。
他相信：
只要党委积极领导了所有党员教师和非党员教师；
而教师们又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一个党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中的勇敢战士，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对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在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除了国外敌人派遣的特务和少数残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便成了我国城乡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
这些刑事犯罪分子，通常称为坏分子，他们跟反革命分子同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恨，同样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
对这样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坚决打击，直到完全肃清。
否则就不能够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严重的。
在坏分子的犯罪活动中，以盗窃案件的数量为最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例如，1956年11月间，盗窃犯俞云一次偷窃上海玻璃公司一万五千元。
去年12月16日，北京市捕获了一个刑满释放的骗子手，名叫庞泽民。
这个坏分子冒充人民解放军的上尉军官，跑遍了上海、北京等四十多个城市，进行诈骗活动五十多次，骗取财物值一万多元，并且诱奸了两个女学生。
坏分子强奸污辱妇女的案件，也令人不能容忍。
保定流氓王永学，从1955年到今年01月，先后奸污不满七周岁的幼女十四人，并且把其中的两人奸后杀害。
此外，坏分子杀害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也还有一定数量，值得严重警惕。
广大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民政府消灭这些坏分子，要求国家对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实行坚决无情的专政。
反之，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一味宽大，当办不办，当严办的不严办，那就等于鼓励坏分子作恶，那就必然使人民感到失望和不满，那就是政法机关玩忽了自己的职守。
过去几年来，我们的政法机关在历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清除了一大批坏分子，并且开展了打击流氓盗匪的群众性运动，使全国城乡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而且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
但是坏分子现在仍然不少，最近一年来在某些范围内他们的活动还很猖獗。
这是什么原故呢？
一个原因是：
旧中国遗下的成群成堆的反革命分子、惯盗、惯窃、流氓，经过解放以后历年的打击，所剩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破坏活动是凶恶的，他们是若干大的案件的主犯。
有些罪犯恶习难改，在刑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从事犯罪活动。
而且他们还有意地教唆别人犯罪，特别是教唆少年儿童犯罪，使新的罪犯陆续地发生，对新社会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
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许多同志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忽视或放松了对工人、农民、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而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又没有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状况、政治形势、群众的思想状况。
许多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在我们国家，目前既然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那他们就必然会给某些群众以影响。
许多同志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们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个人享乐，可以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有一批新的刑事犯罪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
另外，许多经济单位、机关、学校麻痹大意，财物管理制度不严，也给了坏分子以活动的机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法部门的一部分同志，只看到刑事犯罪案件逐年减少，忽视了目前坏分子的活动仍然是相当严重的，没有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
更有许多同志把坏分子问题当作了人民内部问题，把坏分子当作了人民的一部分，对他们没有实行专政，而是错误地搬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致放松了对他们的打击，或者虽打击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对于怎样区别人民和敌人，还有许多糊涂思想。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指示。
他说：
“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很明显，坏分子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破坏作用。
因此毛主席在同一报告中说：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凡属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应该逮捕的一定要逮捕；
应该判罪的一定要判罪；
应该判重罪的一定要判重罪；
刑满释放后继续犯罪的，一定要再捕再判。
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必须纠正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的现象。
过去有些同志很怕混淆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很怕错捕，很怕错判，很怕重判，总之是很怕犯法。
我们当然应该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偶尔发生轻微的偷窃、贪污行为的人，或者占公家的、别人的小便宜的人，以及因为私人纠纷而打架斗殴并没有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必须同坏分子加以区别。
然而现在的问题并不发生在把人民当作了敌人，而是发生在把敌人当作了人民；
问题不在错捕、重判，而在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
这样就不能不助长坏分子的气焰，以致有些流氓竟然敢于打骂公安人员，以为“现在公安局整风，不敢整我们，可以大胆干”，甚至扬言“要打到他们不敢管我们”。
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克服政法部门某些同志的右倾思想。
应当让一切坏分子知道：
政法部门确是要整风，首先要整掉对坏分子软弱无力的歪风，严厉地打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以便坚决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
为了打击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凡是坏分子活动比较严重的城市、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以及盗窃、流氓犯罪活动情况严重的厂矿、企业单位和农村，都应当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次或几次反对盗窃、反对破坏公共秩序和其他犯罪活动的群众斗争。
这个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我们知道，在各种坏分子中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而坏分子也往往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也往往发展成为反革命分子。
至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从它的后果来看，都是对反革命分子颠覆活动的直接配合。
因此，打击坏分子，正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
打击坏分子的活动，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扫除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使群众对于它们的恶劣影响具有坚强的抵抗力，并且积极参加反对坏分子的斗争，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尤其需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在反对坏分子的斗争中，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学校党委、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向职工、干部、青年、妇女、学生和农民进行教育，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腐化堕落行为，树立遵守法制、遵守公共秩序和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
以便在广大群众中，在青年中，进一步培养起新的道德风尚，杜绝坏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创造更加安定的社会秩序，使人民有更加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

投资不多、收效较快就地供应、就地取材
中小型钢铁厂将普遍兴建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将大力协助发展地方性的冶金工业，目前已确定了先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和市建设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的方案。
这个方案中拟定：
在河北、山东两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三十五万吨和钢三十万吨的钢铁厂；
在山西、江西、江苏、湖北、广西、四川等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五万吨（广西的年产二十万吨）和钢十万吨的钢铁厂；
在河南、浙江、安徽、福建、甘肃等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万吨和钢五到八万吨的钢铁厂，浙江的钢铁厂将根据正在建设中的杭县炼铁厂扩建；
在湖南、贵州两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六万吨和钢四到五万吨的钢铁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钢铁厂将根据原八一钢厂扩建；
在广东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四万吨和钢五万吨的钢铁厂；
在北京市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钢的合金钢厂。
这些中小型钢铁厂的建设，将会更好地配合大型钢铁厂的生产，来满足各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对钢铁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钢铁生产有70％以上集中在东北等少数地区，而各地需要的各种钢铁原料材料，有时数量很少，也得远从东北等地调运。
另外，使用部门要求品种规格很多，但数量很少，不适应大厂的大批生产。
在这批中小型厂建成以后，就可以根据各地实际需要进行生产，大大减少这种矛盾现象。
这些中小型钢铁厂的建设符合“投资少、收效快”的建设方针。
一个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投资需要十几亿元；
建厂时间除地质勘探时间以外，从设计到建成需要八、九年之久，即使部分投入生产也得五、六年的时间。
小厂则不同。
这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投资总数只要六至七亿元，从1958年施工到1960—1961年就可以陆续投入生产，1962年大体可以全部完成。
到那时候，每年就能增产生铁二百四十到二百五十万吨，钢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万吨，钢材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万吨。
此外，建设这些中小型的钢铁厂还可以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一般大型钢铁厂，往往需要在具有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吨以上的矿石资源的地方才可以兴建，而中小型厂则不受这个限制，它可以根据资源的多少确定建厂规模。
由于中小型钢铁厂对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要求不高，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工人参加生产。
目前，冶金工业部和各有关省市正在进行繁忙的准备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钢铁厂扩建和山西、浙江、湖南、广东钢铁厂的建厂工程今年已经动工。
预计明年可以动工的将有四川、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中小型钢铁厂的工程。
其他各厂明年都将进行筹备工作。

解放前杀害爱国志士血债累累解放后向党猖狂进攻杀气腾腾
范予遂的魔手被抓住了
本报讯
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山东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范予遂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言行，在民革省委扩大会议和最近召开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已被揭露出来。
范予遂在去年匈牙利事件后，就像帝国主义者一样兴高采烈地说：
“社会主义阵营要分裂了”。
今春在全国政协会上，他看到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等向党发出了毒箭，又听到有学生闹事，便幸灾乐祸，估计中国已经处于匈牙利事件前夕。
政协会后，他参加了民革中央全会。
这时，陈铭枢和他在前门饭店密谈对党进攻的阴谋。
陈铭枢告诉他，今后的方向要变了，又叫他安排民革青岛市委主委右派分子徐一贯与陈密谈。
范予遂在与陈铭枢密谈后回到山东，立即和北京的陈铭枢、青岛的徐一贯上下呼应，兴风作浪。
他派人到泰安、聊城等地发展组织，招兵买马，还亲自介绍反革命分子刘子班、共产党的叛徒刘玉轩等加入民革。
鸣放开始，范予遂即煽动民革成员：
“要提大的，不提小的。”
又说：
“这次是你整他（指共产党），而你不被整”。
在民革厅、局长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他还说：
“过去是非不明，歪风压倒正气。”
他两次到他从未去过的山东师范学院民革支部，煽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对拥护党的人也肆意辱骂。
范予遂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连放了三炮。
第1炮是污蔑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员有三个“缺点”，一是特权思想，二是个人专断作风，三是对党外人士不信任或不够信任，并恶毒地说共产党员是法西斯一样的独裁者。
他进而把以上“缺点”归咎于社会历史根源问题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问题。
他说，我国虽已超越了资产阶级专政进入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仍然承受了封建主义专政的那一套。
他狂妄地叫嚣，两次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没有指出产生缺点的历史根源。
第2炮是污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违反宪法，以党代政；
又叫嚣党是外行，不应领导非党的内行；
叫嚣党不要管人事；
并肆意诋毁山东党组织“掌握政策左右摇摆”。
第3炮是攻击肃反政策，并挑拨党群关系说：
“党外人士对这种作法是念念不忘的。”
这个热中于攻击肃反政策的人，原来是一个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人。
例如大革命时期追踪过共产党员的特务韩方正，在昆明刚刚刑满，范予遂就筹款接济他。
在民革内部，他知道张象冬是中统、军统特务，杜云庐同托派关系暖昧，他就特别重用他们。
他们三人在民革山东省委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动集团。
根据民革省委会议上揭发，范予遂原是老牌反共分子、国民党的“党国要人”。
远在1924年，山东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在山东省负责人王烬美和范予遂同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范予遂曾多方打击王烬美等人，并阻挠他们工作。
大革命时期，范予遂就是国民党右派。
蒋介石背叛革命，武汉国共合作时期，范予遂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常委、组织部长，表面跟共产党合作，暗中给蒋介石送情报。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范予遂公开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蒋汪再度分裂，汪下台后，范予遂即去英国。
抗日战争初期，他回国后，投靠中统特务头子朱家骅。
他为蒋介石策划反共计谋，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并被委为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党的驻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
1942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即派范予遂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
他到山东后，电请蒋介石调走于学忠，叫反共“健将”李仙洲入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例如当时临淄的王砚田，就是在范予遂、李仙洲指使鼓励下，在临淄大路口摆上铡刀，多少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就在那里横遭杀害，这个刽子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下三千人。
范予遂欠下了山东人民累累的血债。
解放军渡江前夕，范予遂出入于美国大使馆，几次和司徒雷登密谈，为司徒雷登和李宗仁的阴谋活动奔走呼号，并散布第3条路线的思想毒素。
但是，范予遂至今仍不低头认罪，多方抵赖，甚至撕毁信件，消灭证据。
08月09日，在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范予遂又进行了一番假检讨，把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和这次向党进攻的种种罪恶言行，归结为自己是个旧民主主义者，是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者。
他这种顽抗的态度，受到代表们的严厉斥责，一致要求他继续交代。

一个别有用心的“代书处”
新华社记者　陈健
06月06日，在河南省税务局大楼的走廊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极其醒目的用黄纸写的布告，上面写着：
“为了帮助党整风，开展大字报活动，如有能说事实，但不能写的同志，愿将你们的意见贴出来，可找董发祥、张炳钱、刘文俊代写”。
下边签署“民革支部”。
张贴这张布告的浆糊还未干，这三位自愿担任“代书”工作的人，便急急忙忙、鬼鬼祟祟地分别在很多宿舍和办公室里活动“代书”了。
两天内，他们“代书”和自编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把税务局大楼走廊两边贴得密密层层，看不见粉墙。
这些大字报谩骂和攻击了局里所有的局长和科长。
据揭露出来的材料，当时税务局的大字报全部被这个“代书处”所垄断。
“代书处”所写的大字报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的谬论，他们甚至写成大字报后，再“动员”别人签名；
其他替人“代书”的大字报，也往往歪曲了本人原来的意见，或者添油加醋地渗入他们自己的反动意见，或者标上显目的带有煽动性的标题。
当时出现的威胁党马上组织“评薪调级复查委员会”，“呼吁！
把不称职的人拉下来！”
骂共产党员都是些“只吃不做，领取高薪的官僚”等等诬蔑和煽动性的大字报，都是他们自己的意见。
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也通过他们“代书”，在群众中散布开来。
一位叫沈进生的干部，向“代书处”说明自己对评级和领导作风有些意见，可是经“代书处”篡改，把他的意见变成了共产党的八大“罪行”，这就是：
“按劳取酬——大劳少得，少劳多得；
领导原则——官官相护，脱离群众；
领导方法——层层汇报，压制批评；
组织观念——你说我听，俯首顺从；
干部政策——提拔党员，使用群众”等等。
在贴出了这许多大字报以后，三位代书者的“主将”、右派分子董发祥，认为这“给共产党的心脏插上了把刀”而得意洋洋起来。
他甚至狂妄到不顾税务局一科同志的反对，命令他的“代书处”搬到一科办公室正式办公。
董发祥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以税务局民革支部主任委员的身份，一连组织了三次座谈会，并向局里的党组织说：
“你们不要派人参加，有党员，影响鸣放”。
除了民革的成员以外，他邀了局里所有“三反”和“肃反”运动的对象以及对党不满的人参加座谈会。
他在座谈会上说：
“党员有党组织，团员有团组织，你们没有组织，民革管你们，以后你和民革联系。”
在那些日子里，他整天找那些他认为的对象谈话，成半夜地“整理”向党“控告”的材料。
以董发祥为首的“代书处”，还制造出来很多带煽动性的“建议书”，发动别人签名。
这时，董发祥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得意忘形地说：
“民革的威信空前提高，共产党的威信却一落千丈”。
他疯狂地进一步威胁党：
“改组机关内党的整风领导小组，吸收民革成员参加；
建立中共、团和民革三方面的支委联席会议制度，决策全局重大问题”。
这个野心勃勃的反共分子，简直认为税务局的天下快要成为他董发祥的了。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的原形就被群众揭穿了。
据董发祥自己初步交代，他在鸣放中的反共言行，是由民革河南省委委员、右派头子李静之指挥的，他的“代书处”深得李的赞赏，李还指示郑州市民革各基层组织，大力推广它。
不少人揭发，董发祥平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积极分子”，是为了骗取党和大家的信任，好爬的更高，进行反共活动更加方便。
他的心腹张炳钱说：
董发祥自己也承认还准备再假积极下去，因为他正在做一场美梦：
争取当洛阳市民革委员会主任委员（洛阳现在还没有民革组织），然后进一步窃取洛阳市副市长的职位，以便他进行反共活动。
对这个阴险毒辣的反共分子说来，遗憾的是，当他的魔爪刚刚伸出的时候，就被站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的群众斩断了。

人民影坛岂能让群魔乱舞
长春制片厂党内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猖狂进攻
全体人员分七个战场展开反击坚决粉碎右派集团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反右派斗争在克服党内右倾思想后，进入了新阶段。
17日，全厂职工举行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动员大会。
由北京来长春的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在会上发言，他鼓励长影全体人员坚决反击党内外右派分子企图篡夺电影事业领导权的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电影事业。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长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党员艺术干部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向党的电影事业展开了猖狂进攻。
一部分从旧社会的电影界转来的技术和艺术干部，在鸣放运动中，极力否认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成绩，污蔑党委和电影局的领导是外行。
一部分党员艺术干部，也否认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作用，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艺术至上思想，攻击党不尊重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主张艺术家治厂，认为电影事业的成绩都是艺术家和导演们的。
他们为了向党进攻，结成了封建行班和反党集团，不惜采取和党对抗地闹分厂活动。
在这些党内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向党猛烈攻击的情况下，文艺报的右派分子锺惦棐又从北京派出爪牙罗斗到长影进行点火，他们企图里应外合，动摇长影这个社会主义的艺术阵地。
右派分子还极为狂妄的向上级党委推荐他们认为的“内行”来担任厂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由于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长影曾先后发生了几次党团员闹事，上告请愿的反党活动。
特别猖狂的是长影乐团的右派分子刘正谭和党内右派分子方振翔等结合起来排除了乐团内的党员整风的领导人，假借“名义”成立了乐团“主席团”，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公开地拒绝接受工作任务，破坏了乐团演出和影片的生产计划。
刘正谭在“当选”“主席团”以后，极力煽动群众把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要大家决心干到底。
这个右派骨干分子到北京请愿时，还计划鼓动新影乐团和他们一起闹事。
从6月中旬以来，长影广大群众从各个战线上对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一些被右派分子蒙蔽的群众也开始清醒过来，现在已经有长影乐团、洗印车间、录音车间、行政部门、生产管理部门、编辑处等七个战场和十多个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有些经过党的长期培养从解放区的文工团员提拔成艺术干部而骄傲自大、堕落变质的右派分子，有的开始低头认罪，有的人还企图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坚持反党立场。
中共长影党委在省、市委直接指导下，正在进一步整顿队伍，检查党内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决心全面深入的开展反右派斗争。

从“第3条路线”到“分庭抗礼”
石一迢
右派分子罗隆基说：
从民盟四中全会起，他就“放弃了第3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
什么是“第3条路线”呢？
依照罗隆基的说法，“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3种力量”，以便“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现亲美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目的下，罗隆基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了很多勾结，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政客进行了很多勾结。
他衷心地希望蒋介石不要垮台；
他也衷心地希望人民解放战争不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这样，这位第3种力量的化身——罗隆基博士就可实现他的“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迷梦”了。
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的彻底垮台，共产党的完全胜利，使得罗隆基之流“左右于国共之间”的梦做不成了，“第3条路线”不得不宣告破产。
“第3条路线”破产是一回事，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否放弃又是一回事。
事实证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历史翻天复地的深刻变化，并没有使罗隆基之流的破产了的政治家得到了什么教益。
罗隆基放弃了“第3条路线”之后，紧接着就走上了“分庭抗礼”的道路。
从“第3条路线”到“分庭抗礼”，实质上是一脉相承，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关于“第3条路线”，罗隆基算是交代了一些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反动概貌的事实。
但是，关于“分庭抗礼”的具体内容，罗隆基就竭尽掩饰之能事了。
许多右派分子，在交代问题时都有这样一个手法，就是谈远不谈近。
现在，罗隆基正是在远、近两字上做文章：
过去的事——“第3条路线”，有题目、有文章；
最近的事——“分庭抗礼”，有题目、没文章。
其实，文章有的是，罗隆基要“分”的就是人民的天下，罗隆基要“抗”的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试想一想，如果罗隆基“分庭抗礼”的目的实现了，中国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些，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可是，罗隆基还在那里玩弄手法，企图蒙混过关。
章罗集团已经罪证如山，罗隆基却想将这个集团的罪恶实行保密，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吗？

出卖回族利益　挑拨回汉关系
马松亭反共三十年野心不死
新华社18日讯
正在举行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2届代表会议，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据揭露，右派分子马松亭是一个长期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的政治野心家。
三十多年来他不但勾结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回族中的败类白崇禧、马鸿逵、马步芳等反对共产党，而且利用阿訇的身分出卖宗教，出卖回族利益。
解放前他曾经假借“中国穆斯林领袖”的名义，三次出国到中东各伊斯兰教国家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德政”，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全国将要解放时，他遗弃妻子儿女由北京逃往上海，借着李宗仁假意和谈的机会等待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
上海临解放前一个月，他逃往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妄想被全国人民打破以后，马松亭才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回到北京。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不究既往的宽大精神争取他为回族人民立功赎罪，并且推举他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和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的重要职位。
但是马松亭回大陆以后，仍然对共产党抱着敌视的态度。
这次，马松亭借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大肆进攻。
他在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群众中到处点火，企图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想恢复他在国民党时期的统治势力。
在14日到17日的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马松亭的，有吴鸿业、李安民、杜冠武、常子久、杨兆钧、闪懿昌、安士杰、马玉槐、杨小亭等二十多人。
回协委员杨兆钧发言说：
右派分子马松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借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学院中散布毒素，仅是大家记录下来的他的反动言论就有五十六条。
解放后回族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改善了经济生活，大家都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马松亭却说“现在回民都很苦恼”。
他在学习中这样说，在亲戚朋友中也是这样说，他企图用这种话来挑拨共产党和回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马松亭还散布：
政府把他和达浦生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
这是他恶意地诬蔑共产党对他的重用，并且企图挑拨达浦生和党的关系。
杨兆钧指出，马松亭不是一盆鲜花，而是一盆毒草。
杨兆钧还揭露，身为回协副主任的马松亭，却否认回协这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诬蔑回协的工作与它的宗旨、任务不符合。
他诽谤回协是“同化回民”的机关，说回协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懂回民的事，企图以此来篡夺共产党对回协的领导权。
马松亭谩骂回民青年，说进步的回民青年都脱离了回民群众，吃了猪肉；
又恶意地捏造事实，说回民姑娘都嫁了汉民。
回协委员闪懿昌（女）在会上揭发了马松亭仇视共产党、到处挑拨共产党和回族人民的血肉关系的事实。
她说，党在帮助回族人民准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大家兴高采烈，但是马松亭却垂头丧气。
他仇视其他的阿訇，讽刺穿制服的阿訇是“红色阿訇”。
去年06月间，马松亭召集北京回民牛羊业者开会。
他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解放前回民牛羊业者只管卖牛羊肉，不管饲养工作，现在为什么要作这些工作，他借此来挑拨牛羊业者同政府的关系。
马松亭痛恨回民中的领导干部，公然声称要在回民问题上首先向刘格平和马玉槐开刀，他和右派分子葛佩琦一样喊出了杀共产党人的声音。
马松亭在解放以前的罪恶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揭发出来。
马玉槐揭发说：
解放前，马松亭利用办成达师范学校的机会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他主张“政教合一”，规定办成达师范的三大目的是训练教长、校长、保甲长，这是披着宗教教育的外衣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
他又和朱家骅、陈立夫、陈布雷勾结在一起干反对共产党的勾当。
白崇禧在四平街打了败仗，晚上坐飞机回到北京，当晚四点钟用小汽车把马松亭接去密划决策。
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马寅剥开了马松亭所一向标榜的他是“超政治的阿訇”的外衣。
马寅说，马松亭在成达师范学校的时候，把国民党的党课排成主要的课程，一个学生听了延安的广播，他把学生赶出学校，他最得意的学生都成了国民党特务。
他号召回民进行“戡乱建国”，把清真寺作为“戡乱建国”的基地。
他利用阿訇的身份到处奔走，到上海、南京、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为“戡乱建国”而呼吁，马鸿逵还给了他一万块白洋作反共的活动经费。
他在埃及吹嘘他是“中国五千万回民的领袖”，并且在埃及把国民党杀害回民的罪行说成是国民党对回民的照顾无微不至。
张化东、米长茂、管华亭、袁世贤、马玉成等阿訇都在会上一致指出，右派分子马松亭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的政治野心家。
回协会议还在继续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马松亭的反动言行。

右派分子陷于孤立　积极分子大批涌现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获胜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
这个部所属各局、室、院、校曾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说理斗争下，已完全陷于孤立。
生产司的右派分子王复先是四级工程师，他公开主张取消党对煤矿工业的领导，无理质问：
“革命没有胜利时党的领导是必要的。
现在革命胜利了是否需要党的领导？
只要行政领导不就行了吗？”
他恶意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说：
“共产党我看和其他党派差不了多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国民党、共产党、一切会道门都是这样拉拢人们，都说自己好。”
在连续召开的九次辩论会上，大家用许多具体事实驳斥了王复先的恶毒谰言。
生产司秘书邵可人质问王复先说：
“我们部里财务、计划、供产和生产四个司局三十二个科长中仅有党员十四名，其余都是非党员担任，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个部所属北京煤矿设计院是右派分子进攻的重点之一。
北京煤矿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四个方面，分别组织了四个战场反击。
工建科右派分子张科“救救宪法”的大字报在全院点起了第1把火。
张科在肃反时，曾因有大量反动言论、严重的技术事故及隐瞒家中拆卸手枪问题，被政府依法审讯过，后经政府“教育释放”。
释放后，又全部发给了他被审讯期间的薪水，去年工资改革时又提了一级。
但张科却以怨报德，在大字报中恶意歪曲事实，制造了假档案，硬说肃反“破坏了宪法”、“一切材料纯属虚构”，企图煽动其他肃反对象一起翻案。
大字报发出后，曾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和“抗议”。
可是，整风领导小组公布了张科的全部档案，连续召开了四次大辩论会后，张科的丑恶面目完全被揭穿了，曾经受骗的群众纷纷转变过来，向党靠拢。
过去一直支持张科的顾长江说：
“我也给他‘无罪’受审所迷糊了，我改变我的不正确的看法”。
在煤炭工业出版社的十几次辩论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赵石耘企图改变出版事业领导的活动。
赵石耘在鸣放中到处进行活动，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一笔抹杀出版社的成绩，主张成立私营企业性质的“出版公司”或“同人公司”，主张不要党的领导，不受国家人事制度的限制，编辑“自由组合”。
这种谬论遭到许多同志的驳斥。
廖文锦说，出版社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工作是出版事业的灵魂，只有解决了政治领导问题才能解决出版社的根本问题。
难道没有党的领导能正确解决出版社的根本问题吗？
许多同志指出：
解放以前我国只出版了两三本有关煤炭工业的书籍，可是从1951年起到1957年06月为止，就出版了有关煤炭、地质、测量、建井、采煤等专业书籍五百二十多种，基本上满足了煤炭工业生产建设与培养人才的需要。
难道这些成绩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吗？
各单位在激烈的争论中明辨了是非，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
北京煤矿设计院的积极分子已由原来的16％上升到30％，中间分子开始卷入斗争，右派分子被孤立起来。
目前右派分子有的已经开始投降，有的还在顽抗，有的找假检讨的“窍门”，企图蒙混过关。
煤炭部领导上正积极准备，日内将展开更大规模的说理斗争。

图片
四川军阀杨森：
“刘雪庵！
我的烟枪和二十八姨太可曾歌颂？”
（音乐界的右派头目刘雪庵，是反动阶级的歌手，解放前他不只为国民党作了什么“壮丁入伍歌”“空军之歌”“海军之歌”“战歌”，甚至为四川大军阀杨森作过“家歌”。）
华君武

政治野心家竟说“不问政治”
云南工业厅揭开了副厅长苗天宝的假面具
本报讯
云南省工业厅副厅长右派分子苗天宝是九三学社云南筹委会委员，在整风前，一贯标榜自己“不关心政治”。
甚至说：
“要我当官我不干，要我抓权我不抓，我只希望到工厂或中学当个工程师或教师有碗饭吃就够了。”
但整风开始，苗天宝变得对政治有兴趣了。
还煽动别人说：
“大胆鸣，大胆放，不要有顾虑，说错了，可以收回，我学过法律，可以为你们上公堂。”
又说：
“党不能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自然科学，应由‘九三’来领导”。
他说：
“现在天天在受罪，感到有被杀被抓的危险。
我在德国时，希特勒是杀人魔王，我却没有感到会杀到我，没有感到恐怖”。
06月09日，以苗天宝为首的工业厅内的一伙“九三”的右派分子，在苗的家里开会，订出了积极发展组织的计划。
苗天宝说：
“要把工业厅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分老的小的，进步的落后的，统统地介绍到‘九三’来”。
他说：
“要同马厅长（党员）分庭抗礼”。
会后，右派分子苗天宝、沈仁湘、苏树勋等右派分子即开始分头活动，但这个阴谋在群众揭发下不久就告破产了。

斩断章黄李集团伸进国画界的魔爪
徐燕荪右派集团原形毕露
新华社17日讯
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联在8月03日到16日的五次座谈会上，经过揭发和追击，初步证实以中国画院副院长徐燕荪为首的右派封建把头集团是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李健生等伸进首都国画界的一只反党魔爪。
徐燕荪、王雪涛、叶恭绰、汪慎生等与章伯钧等关系密切。
这些右派头子公开宣布王雪涛、叶恭绰等为农工民主党在文艺界的负责人，并要他们在国画界中带头，为农工民主党大量发展组织。
章伯钧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六界座谈会上，指示他们在首都国画界中放火，徐燕荪、王雪涛、叶恭绰等就在荣宝斋召开了一次向共产党进攻的座谈会。
徐燕荪还与王雪涛、叶恭绰等人私下组织了一个“核心小组”，策划反共活动，扩大反共组织。
他们还订出一条纪律：
“我们的话不许向外人说，否则一定要追究的。”
许多国画家在会上一致指出，徐燕荪为了篡夺共产党在国画界的领导权，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据赵国栋揭露：
1953年国画研究会改选执委提名时，徐曾给他写信，强调画会“一切事应由自己办、自己酝酿、自己协商”，不要共产党来领导。
他要求赵国栋为徐“自己着想”，使他能独揽国画界的领导大权。
会上有人揭露，徐燕荪为了建立他在国画界的封建领导势力，一贯采用挑拨离间、拉拢打击等卑鄙的两面派手法。
在一次座谈会上，潘洁兹和李大成谈了一些国画家要团结的意见，会后，徐就拿着一封他自己写的匿名信，向潘、李进行威胁，要他俩“小心”。
卜孝怀指出：
徐燕荪在美术出版社当面捧刘继卣年少有为，背后又骂刘是“少年得志，冲昏头脑”。
侯恺等还揭露了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之后，徐燕荪和王雪涛在荣宝斋许愿拉人，他们宣扬，要“把荣宝斋踢了”。
据大家揭露，早在二十年前，已逝世的老画家黄宾虹就指出“徐燕荪是国画界的流氓”，1926年在金北楼组织的一次画展中，徐燕荪因自己的画没卖出去，就卑鄙地将管平湖的画上的颜色一块一块地挖掉。
在日伪时候，徐燕荪勾结日伪特务，硬派卖画。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徐燕荪画画、启功题词给蒋介石“祝贺六十寿辰”。
解放后，徐燕荪经常宣扬他与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章伯钧、黄琪翔以及反革命分子杨虎的关系。
会上，还揭露了这个所谓“名画家”的“作品”，不少是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
美术出版社在1953年约他画的“三打祝家庄”，他拿了五百多元稿费，不仅迄今还未交稿，而且已画好的一部分也还是抄袭赵宏本的。
大家指出，徐燕荪一贯仇视共产党。
据卜孝怀和侯恺等揭露，徐曾污蔑说“美国的狗都比共产党强”。
大家还揭露，徐燕荪曾造谣挑拨齐白石与文化部的关系。
会上指出，徐燕荪、王雪涛等所进行的反共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在徐燕荪手下有不少的文官武将，参谋打手。
大家要求徐的爪牙金协中、吴行荪、启功等也站出来揭发和交代。
在大家的严词斥责下，王雪涛只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一点与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关系，但很不彻底，而徐燕荪则仍然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粮食部批判章乃器大会告一段落
章乃器反共一面性已众目昭彰
据新华社17日讯
粮食部今天全天举行批判章乃器的大会，对章乃器的反动活动又揭发出一批新的材料。
粮食部副部长喻杰在发言中，首先揭穿了章乃器在1956年粮食厅局长会议上利用职权，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行为。
他说，当时，党组提出1956年粮食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继续稳定粮食局势，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章乃器却一口咬定这条方针是“保守”的，主要的应该放在改善经营管理上。
因为他和党组的看法完全相反，当时在部长办公会议上，不能把工作方针肯定下来。
因而，党组把党的方针提交到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进行讨论。
章乃器对此很不满意，处处向党组的这条方针挑战。
他甚至无理地要陈希云检讨“保守主义”，并用极其恶劣的态度和极其卑鄙的手段攻击陈希云。
但是谁都知道，章乃器实际上是在猖狂的攻击党组提出的正确方针。
由于章乃器的反对，直到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方针还未最后定下来。
后来章乃器在勉强同意以后，又利用部长职权，百般地阻挠这个方针的实现，他把这个会议的总结拖延了两个多月才签发出去。
但是，章乃器还没有心死，他竟然不顾党组的不同意见，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散布对于粮食局势的盲目乐观情绪，使干部在工作中麻痹松劲，使群众不顾实际可能要求国家多供应粮食。
现在事实证明，他的罪恶行为，对粮食工作起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李烛尘、胡子昂、民建中委吴大琨、吴羹梅，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
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章乃器经常在民建会内吹嘘他在粮食部如何对共产党忠心耿耿，领导工作如何有“窍门”，经过粮食部这几天的揭发和批判，证明章乃器在民建会、工商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在粮食部也同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李烛尘指出，在民建内部搞宗派活动的是章乃器，而不是章乃器所说的“民建中央有宗派组织，向他作无情打击”。
最近民建中央机关内部揭露出来的章乃器小集团成员许汉三、林涤非、杨美真、丁裕长、戴家澐等人，暴露了章乃器组织小集团的阴谋，是企图夺取民建会的领导权，以便更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胡子昂在发言中说，解放后八年来，章乃器千方百计地企图篡改民建会的政治路线，想把民建会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
解放初期，他就在民建会内反对“团结、扶助、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
在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公布后，民建会提出对会员的五项标准，全国工商联提出对工商业者的五项准则，章乃器认为这些都是教条主义，鼓动工商界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民建会召开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章乃器又提出所谓“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问题。
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他一再强调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更加露骨地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胡子昂说：
章乃器不仅利用一切机会到处点火，还从中央到地方利用小集团，组织力量向共产党进攻。
在民建中央有一个小集团，由他亲自领导；
上海有汪君良、王子健等人的小集团；
天津有以右派分子毕鸣岐为首的小集团，北京有以张焕尧、吴金萃为首的小集团；
杭州有以沈九如为首的小集团；
武汉有以王一鸣、厉无咎为首的小集团；
广州有以陈祖沛为首的小集团。
这些小集团有的是在章乃器直接指使下组织起来的；
有的是通过民建中央的右派小集团的成员去联系、布置的；
有的是根据章乃器的“理论”“纲领”形成的。
章乃器利用这些集团，在工商界中贩卖他的私货，鼓动工商界抗拒改造，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吴大琨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章乃器是一贯反共的。
他说，章乃器1940年03月10日曾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以“团结之道，建国之道”为题的星期论文，公开拥护蒋介石提出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
章乃器的这篇文章恰好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皖南事变铺平了道路。
最后，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国栋代表粮食部的整风领导小组宣布，粮食部举行的揭发批判章乃器大会，今天暂时告一段落。
他接着批判了章乃器在这个大会上的两次“检讨”，并指出章乃器的反动思想是有系统的，手法是阴险的。
最恶毒的是他利用粮食部部长、民建会和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合法地位，公开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宣传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他说，章乃器阴险恶毒的破坏党的威信，同党争取群众，同党争夺领导权，公开向党挑战，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吗？
陈国栋警告章乃器说：
“你现在已经走到危险的境地，应当打破一切幻想，把你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老根子挖掉，老老实实地把你的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向全国人民彻底交代，重新做人。”
陈国栋说：
“我们党是一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只要你有悔过的表示，我们是愿意用各种方式帮助你的。
如果你仍不悔悟，我们将同你坚决斗争到底。”

上海足球队在华沙一场比赛中失利
新华社华沙18日电
上海足球队17日在一场比赛中以三比一败给华沙足球队。
在上半场开始十五分钟的时候，上海队踢入一球。
华沙队接着也踢入一球，打成平局。
下半场，上海队虽然奋力攻守，但是因体力较差而被华沙队攻入两球。
这一天除了运动场看台上的观众外，很多华沙市民通过电视也看到了这场球赛。
上海足球队是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足球比赛后到波兰访问的。

两本珍贵的太平天国刻本
本报讯
据文汇报消息：
最近江苏省常熟县发现了两本太平天国的珍贵刻本：
“钦定士阶条例”和“钦定军次实录”。
这两本书都是国内孤本。
“钦定士阶条例”载太平天国科举考选规程、试场条例以及品级章服等制度。
“钦定军次实录”是洪仁玕奉旨催兵，路经浙徽途次所作诗文，其中多系对性理的见解，针时贬俗之论，表达了洪之思想与主张。
　（张从淦）

中国回族发展面貌综合展览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讯
中国回族发展面貌综合展览15日在北京分司厅正式开幕。
这次展览是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举办的。
各地出席正在举行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2届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在昨天参观了这个展览。
展品包括图片、图表和实物等。
全部展览分为五个部分。
第1、二、三部分，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解放八年来，我国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成就，并且介绍了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回族工作模范和他们的事迹；
第4部分介绍了将要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概况和发展远景；
第5部分介绍了中国回族的发展历史以及科学和文化艺术遗产。
这个展览预计在25日结束。

为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提供系统资料
科学院完成新疆七个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七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
调查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考察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和塔吉克等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搜集了各民族的方言、土语、民间诗歌等大量材料，为各民族文字的改革和创设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调查队为便于研究工作，在调查中记录了各民族语言词汇四十多万个和民间文学史料一万二千多页，还搜集了民间文学和有关政治、宗教的书籍，其中有十八世纪初叶用维吾尔文抄写的乌孜别克古代诗人的长诗和柯尔克孜族二百多年以前契约等。

信阳发现楚国大型木椁墓
在河南省南部信阳县境内发现的一座大型木椁墓，已经证实是战国后期的遗物。
在这座墓中出土了八百多件竹简、漆木器、铜器、玉器、陶器和铁器。
负责发掘这座古墓的考古队队长对记者说：
器物保存得这样完好的战国木椁墓，在我国还是第1次发现。
古墓的木椁是用三百七十多根方木构筑的。
木椁长八公尺多、宽七公尺多、高两公尺多，共分为七个墓室，比以前在湖南长沙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木椁，还要大好几倍。
埋木椁的土坑将近十公尺深。
木椁上面铺有一层苇席。
围绕着木椁还填有一层相当厚的白陶土。
考古学家认为：
木椁和随葬器物（特别是易腐的木器）保存得这样完好，是因为这层白陶土有防腐作用。
信阳在战国时属楚国。
墓里出土的铜钟上的铭文有“楚境”等字，竹简上也写着一些楚国的地名。
这次出土的木椁、漆器、铜器等，也都带有鲜明的楚文化风格。
从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的丰富精美，可以断定墓的主人是楚国的一个显赫贵族。
出土的器物中，最多的是漆木器：
有床、案、几、枕和木俑、木兽、乐器等共三百多件。
这些漆器中，绝大部分都是绘彩的。
在一个残破了的木瑟（一种乐器）上，有用金粉、朱砂、赭石、浅黄等各种颜色画的人物和图案。
战国绘彩漆器过去虽然发现过一些，但从没有见过画得这样精细的。
漆木器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完好。
这次出土的竹简中，最多的一条上写着四十七个字。
这在我国已发现的楚简中，要算是字数最多的一条。
出土的铜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套完整如新的编钟。
这套编钟共十三个，大小不一，同竹简上记载的钟的数目完全相符。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特地为这套编钟作了测音和录音，并用这套编钟成功地演奏过“东方红”的曲子。
据这个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世襄说：
像这样保存了两千多年，而且奏出的音调还相当清晰优美的古代乐器，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到的。
这座古墓是去年春天发现的。
目前，古墓中的文物已全部运到郑州。
文化部已从北京历史博物馆及湖南省调来一部分技术人员，准备将全部漆木器加以复制。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把这座墓的发掘情况和出土文物，拍摄成了新闻纪录片。
（新华社记者　吕忠爽）

“八一”篮球队在罗首次得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8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子篮球队17日以五十比四十六胜罗马尼亚国家青年混合队。
这天晚间，“八一”队在罗马尼亚康斯坦萨城同罗马尼亚国家青年混合队进行了首次比赛。
比赛开始，罗马尼亚队以四比一领先。
五分钟后，“八一”队应用快攻战术，追成五比四。
此后，“八一”队一路领先。
上半场以三十一比二十六告终，
“八一”队领先五分。
下半场，罗马尼亚队高大的中锋在篮下连得七分。
“八一”队随机应变，改攻为守，重点防守篮下。
罗队中距离投篮不中，“八一”队多次获球，运动健将余邦基和一级运动员吴自秉连中四球。
往后，战局发展得十分紧张，这时双方犯规较多，各罚下五人，双方多以罚球得分。
比赛结果，“八一”队以多得四分获胜。
“八一”队是在14日应邀到达布加勒斯特的。
他们将在罗马尼亚逗留半个月。

决心站稳立场，做个社会主义大学生
重庆高等学校六千多名共青团员整风学习结束
据新华社重庆18日电
重庆九所高等学校在共青团员中开展的整风学习已先后结束。
这次整风学习以检查立场、观点为中心内容。
仅据六所高等学校统计，有三百一十五名共青团员由于在鸣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坚决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受到了表扬。
各校团内整风都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获得了胜利，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参加整风学习的共青团员有六千三百多名，他们一般都经过七天到十天的学习。
在学习会上，各校的共青团员都相互介绍了不少优秀团员在和右派分子斗争中的模范事迹。
西南师范学院共青团员张秀华、刘扬烈等在鸣放期间和反右派斗争中，不为右派分子威胁、利诱、打击、谩骂等卑劣手段所吓倒，始终站稳立场，坚持斗争，受到同学们普遍赞扬。
西南农学院表扬了共青团员刘志强等人的斗争事迹。
重庆医学院医疗系二班共青团支部在反右派斗争中，团结了全班十五名团员和不少同学，形成了反击右派的核心力量，整个团支部因此受到学校团组织的表扬。
各校团组织经过整风学习，团员们的政治觉悟都大为提高。
团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

北京足球队昨抵阿富汗
新华社喀布尔18日电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率领的北京足球队今天到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中国客人们在机场受到阿富汗奥林匹克联合会主席穆罕默德·法鲁克·萨拉杰的欢迎。
北京足球队是应邀参加8月24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阿富汗王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
同时受邀请的还有伊朗和土耳其的足球队，伊朗和美国的乒乓球队，以及印度的曲棍球队。

印尼国会议长离广州去香港
新华社广州18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和随行人员，今天早晨离开广州去香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余心清陪同客人到深圳。
沙多诺议长是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后应刘少奇委员长的邀请来到我国的。
过去的七天里，他访问了杭州市和上海市。
昨天下午沙多诺议长自上海乘专机到达这里时，受到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的欢迎。
昨晚，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和广州市市长朱光联合宴请沙多诺议长。

青岛航海俱乐部最近训练了一批青年“摩托艇”运动员。
“摩托艇”运动可以培养青年人勇敢机智和坚毅。
这样的训练在青岛还是首次举行。
参加训练的运动员们，从7月15日到8月15日一个月的短期训练中，已学习了操艇理论、航海常识和实际驾驶等方面的知识，并基本上掌握了驾驶技术。
现在，他们正利用假期进行实际操作和练习，以达到合乎“摩托艇”运动员的标准。
上图是“摩托艇”运动的学员们勇敢灵敏地操纵着摩托艇，在辽阔的海洋上飞驰前进。
新华社记者　陈之平摄

垒球、棒球锦标赛预赛结束
新华社沈阳18日电
从8月10日开始在沈阳举行的1957年全国十四城市中学生男子垒球和八单位棒球锦标赛，17日结束了分组的预赛。
垒球和棒球各分两组进行了预赛。
在分组预赛中获得同名次的队，将从18日开始分别进行决赛，以决定最后的优胜名次。
垒球分组预赛的结果，第1组中的北京和广州队都是五胜一败，但因北京队比广州队多得九分，而名列第1，广州队第2。
以下的名次是：
青岛、西安、开封、沈阳、西宁。
天津队在第2组中以绝对的优势取得第1名，上海队因败给天津队退居第2，以下的名次是：
旅大、重庆、兰州、武汉、南京。
投球巧妙、接球稳准、击球有力、抢垒迅速的上海棒球队，在预赛第1组中名列前茅，天津队以二胜一败退居第2。
旅大第3，沈阳第4。
第2组的名次是：
延边、北京、广州、齐齐哈尔。

埃及篮球队今日和我青年队举行友谊赛
新华社18日讯
埃及共和国男子篮球队连日来在北京紧张练习，准备迎接19日在这里举行的来中国后的第1场友谊比赛。
这场比赛的对手是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
埃及篮球队在北京将举行三场友谊比赛。
其他两场比赛是：
08月21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黄队；
08月23日对北京队。
埃及篮球队以后还将去天津、沈阳和上海访问，并准备在这些城市同中国的七个男子篮球队举行七场友谊比赛。

太平洋强台风逼近我沿海地区
本报讯
08月18日下午八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警报：
今天下午两点，太平洋上的台风中心位于北纬23.3度，东经129.5度的洋面上。
中心最大风力为十二级以上，距中心500公里左右的地方风力为九级左右，距中心800公里左右的地方风力为六级左右。
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明天下午两点，台风中心将到达北纬26度，东经127度的海面上，并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东海海面的风力将增强至七—十一级，长江口以南至福建的沿海地区有偏北风，风力将加强至六—八级。
初步估计：
20日下午台风中心将到达北纬29度，东经123度至125度之间的海面上，东海海面的风力将加强至八—十二级；
黄海南部及长江口至温州沿海地区偏北风将加强至八—十级；
江苏南部和浙江东部内陆地区风力将加强至六—八级，并将有大雨至暴雨，长江口至浙江东北部沿海地区台风风力很强。
南海的台风已经于今天上午八点左右在海南岛东南部的乐会附近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约有九级。
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海南岛、北部湾、琼州海峡、雷州半岛、南海西部及广东西部沿海的风力有六—八级。

少年足球锦标赛在京举行决赛
新华社18日讯
1957年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第2阶段比赛（决赛）今天开始在北京举行。
由第1阶段比赛中两个竞赛区的前三名的六个足球队参加了这次全国少年足球冠军队的争夺赛。
今天举行了三场比赛，天津队以六比零胜长沙队；
广州队以二比一胜延边队，上海队以三比二胜沈阳队。
长沙队和延边队在第1阶段比赛中，前者是杭州竞赛区的第3名，后者是长春竞赛区的第3名，原来的竞赛规程，第3名是不参加决赛的，但由于这两个队在第1阶段所属竞赛区的亚军争夺战中都表现了出色的水平。
体育运动委员会为使他们有更多的观摩机会，而决定增添这两个少年足球队参加第2阶段的决赛。
1957年十六单位少年足球锦标赛第2阶段比赛，采用单循环制的竞赛办法进行。
在以后的十二场比赛将分别在8月20日、22日和26日三天内举行。

干尸和丝织品
黄文宽
广州去年底在东山梅花村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座明正德年间下葬的明南京工部尚书戴缙夫妇的合葬墓。
墓葬深入地下约四公尺，四周是不渗水的原生花斑红土。
墓室建筑的外层用灰砂夯筑，第2层用砂岩的石条结砌，内用厚达十多公分的松香灌满了，把棺具包封在中间。
棺椁打开以后，发现两具尸体都成了干尸——腊尸。
经医学界研究的结果，尸体内未发现有细菌，亦无抑菌作用。
但是两具尸体都曾经一度腐败过，腐败过程在后来才停止了。
根据研究的结果可以肯定尸体保全是由于重重密封的原因，而不是由于“防腐剂”。
尸体穿着二三十层衣服才放入棺里。
棺的内外施漆，棺外木椁，椁的内外也施漆。
椁外四周上下的松香是煮熔了乘热灌下，融结成了一片（统计用松香二十市担左右）。
石室外上下四周的灰砂夯筑很坚实，泥、水和空气都不能侵入。
棺椁之间和棺内发现了许多“水和萜二醇”的结晶，这是发现的唯一的药物。
经判明这是由棺椁木质内分泌出来，而不是人工加入的。
尸体大肠内发现许多蛔虫、姜片虫、鞭虫、华枝睪等寄生虫卵，蛔虫卵还很完整，经过试行培养，证明没有生命。
这座墓里发现了大批服装，费了很大的努力总算保全了。
但由于对这一工作没有经验，也不免损失了一部分。
出土的棉麻质的衣服和布匹，清洗后简直像是新的一样。
大批丝质的织花的绸缎衣服虽然有些破裂，也算保全了。
只有部分丝质的纱绢和织锦却损坏了。
这些织花的绸缎使我们看到屈翁山十三行竹枝词所歌唱的：
“五丝八丝广缎好，钱银堆满十三行”的“广缎”的美丽式样了。
（附图）
这些丝织品在发现时看上去是很完好的，不至于“见风化灰”，但确是“一触即破”。
从这次整理中得到的经验值得向田野考古工作同志介绍的是：
我们初时以为这层层的衣服受了尸水的浸渍，要马上拿进清水里漂洗拆开，才免粘连损坏。
这是错误的。
后来事实证明了应该先行让它阴干了，不特不会粘连，而且丝质也干硬了不致一触即破，才好一件一件用清水漂洗。
因为丝质的纤维是一种角质，长期潮湿的角质发涨必然会一触即破的。
死者穿的麒麟补服的麒麟补子后面用一页木板旧书裱上，虽然是不完整的，但纸质和字迹还是好的。
书在墓葬中又一次证明了还有希望保全。
浸水的书籍要等候它干了才可以翻动，假如仍揭不开，拿到水锅上隔水用蒸汽蒸它一下，也会容易揭开，这是大家所知的。
这个办法对出土书籍有没有效，还没有机会试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说，湿了水的书乘湿翻揭必然是会破烂的。
（附图片）
图为戴缙穿的织麒麟的绸裙的花纹

改进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学生伙食质量
北京各高等学校积极解决当前一些重大问题
新华社18日讯
北京市各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委根据整风期间师生员工提出的意见，积极在教学、科学研究、生活福利等各方面有步骤地着手改进。
北京市中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北京俄语学院、北京教育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分别在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正在解决学校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中国协和医学院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它将成为全国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
北京中医学院原来校舍、师资缺乏等问题比较严重，影响学校的发展。
现在已由卫生部、高教部批准建筑八千平方公尺的房屋。
师资方面已从南京调来二十多名中医教学人员，其它教学方针任务、设备经费等问题也在解决中。
中国人民大学在关于改进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工作，也正在进行。
各校在科学研究条件、教学辅助人员的培养等方面，也有了改进。
清华大学土木系和北京矿业学院分别开始筹建修配车间，专门为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清华大学研究了改进教学辅助人员的培养问题以后，已经批准了六十三人报考一般大学，九十二人报考夜大学。
现在，有二十六个高等学校关于肃反的善后工作已经全部或基本结束。
各校对个别误作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也在过去的原有斗争范围里向本人进行了道歉、恢复名誉。
各校还根据群众意见纠正了工资级别以及福利费使用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六个学校统计，党员干部有六十九人自动降职降薪，六十一人退还了不合理的福利补助费。
例如外国语学院已经宣布七名党员干部工资下降一级，自8月份起减薪。
在改善伙食方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在提高伙食质量、减轻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方面也取得了成效。
北京市各高等院校自5月初开展整风运动以来，群众通过座谈会、大字报、校刊等各种形式，向党组织提出了许多意见。
各校中共党委为了有组织有步骤地解决问题，分门别类地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处理这些意见。
目前各校边整边改的工作，正在深入进行中。
北京矿业学院由五十名教师、十多名行政干部组成十一个组，研究教研组职权、保密条例、师资培养、图书供应等问题，然后提出全面改进方案。

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届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
反击右派言行初步划清思想界限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7日电
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3日到13日在这里举行。
来自天山南北的一百二十名各民族委员和一百五十多名列席代表，在这十天以反击右派言行为中心内容的会议中，初步划清了思想界限。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1书记王恩茂，在闭幕会议上批判了从自治区召开的各界座谈会上和其他方面暴露出来的右派言论。
他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天在全国反击右派的形势下，对自治区存在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必须展开斗争。
首先在汉族中间是和全国一样，坚决地开展这一斗争。
在少数民族中间开展反右派斗争，应该在党的领导下由少数民族同志积极参加来进行。
他并号召大家在反右派斗争中克服温情主义。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包尔汉在致闭幕词时，号召大家根据会议精神，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次会议期间，还听取了政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包尔汉、自治区副主席伊敏诺夫关于反击右派等报告和政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木合买提江·马合苏木作的政协自治区第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大家在讨论中一致拥护以上的报告。

政法部门应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对政法工作中的右倾思想作了批判
本报讯
记者陆灏报道：
必须迅速努力克服政法部门的，特别是检察院工作中的右倾思想，政法工作要真正成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而锐利的武器。
这是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黄欧东在本月14日结束的省委第4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上说的。
黄欧东在关于政法工作部分的讲话中，着重地批判了辽宁省检察院工作中表现的右倾思想。
他说，辽宁省检察院对互相制约的原则了解得很不全面，因此它不但不能和其他政法部门共同配合作战，反而有时候起了牵制和抵消的作用。
我们的检察院只强调查冤，不注意查漏，这就不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这种情况一定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会议对于政法工作中存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辽宁省检察院几年来的确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工作中的右倾思想也是比较严重的。
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把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错误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好像已经熄灭了。
因此在肃反、打击刑事犯等等问题上，检察院表现了麻木不仁，丧失了警惕。
如沈阳市公安局发现北市场、南站的刑事犯，最近很嚣张，而该市检察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坐了吉普车去看了一遍，却说没有问题。
其次，右倾思想表现在某些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曲解了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
因此，他们对待应该镇压的，不予镇压；
应该逮捕法办的，不予逮捕法办。
很多案件，重罪轻判，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而检察院的不少领导干部却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关于检察院的右倾思想产生的根源问题，黄欧东在分析时说，主要是我们检察院的某些领导干部，对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
他们长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接触实际，不联系群众，因此对于下边某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听不到，对于很多处理不当的案件也不知道。
这样，就使自己陷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地步。
黄欧东接着说：
政治上、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正在全省激烈地深入地展开，政法工作部门应该按照人民的愿望，严守自己的阵地，有力地捍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黄欧东说：
政法部门，目前特别是省的检察院，应该下决心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应该教育自己的干部虚心地听听群众的意见，才能更迅速改正自己的错误。
黄欧东对于有些政法部门片面强调垂直系统，企图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也进行了批评。

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人员发表观感
团长村松久义说：
各地工人农民都在热情地讨论怎样增产，这就是民主生活的实例。
新华社18日讯
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团长村松久义说，他对新中国政治将进一步巩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深信不疑。
村松和访华团秘书长田崎末松、团员大桥育英、永泽胜雄、山田登一起，17日在北京饭店向新华社记者谈了他们这次访华的观感。
村松是日本众议院议员、前农林水产委员长。
他说：
中国农村已经看不到像过去从书本上看到的：
农民遭受地主剥削和生产力不高的悲惨景象了。
现在农业社热情生产，得到了增产，实行了按劳分配；
这与过去有天壤之别。
他说，他在各地看到工人、农民都在热情地讨论怎样增产，这就是民主生活的实例。
生产都有一定的计划，但这不是强制而是指导。
村松还表示相信中日友好往来将一天天加强。
他说，现在国交未恢复，但并不能成为技术、文化交流的阻碍。
现在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在为此努力。
他还说，访华团要把这次来中国所深深感到的深情厚意传达给日本人民。
秘书长田崎1940年到过中国，他说他这次看到新中国变化很大。
和过去一切改朝换代不同，现在中国人民大众团结在一起了。
大桥说，他是研究农村经济的，过去在中国调查过农村经济，那时农村是不安定的，农民无力抗拒自然灾害。
这次他的强烈的感受是农民能够安定的生活和生产，生产发展了。
安定是过去中国一百年来所没有的，现在有了，这是政治上一个成功。
大桥说，作为一个邻人，他对中国工农业生产保持均衡表示关心。
比如他感到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化学肥料仍然太少。
他说他不仅是关心，而且愿有所帮助。
果树专家永泽谈了他在东北所看到的果农的生活。
他说：
那里果树生产发展了，村里建了不少新住宅，他看到农业社社员吃穿都比过去好了。
山田谈了他在上海大厦顶看上海时的心情。
他说，旧上海的那种殖民地感觉没有了，中国人民洗了历史的尘埃，以明朗喜悦的心情建设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丽。
中国政治就是全国人民这一心情所组成，这就是民主政治。

上海市劳动就业成绩很大
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工作
今后就业方向主要是参加农业劳动
据新华社上海17日电
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中，上海有八十万人有了职业，其中有二十多万人现在正在外地参加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在上海本地工作的五十三万就业人员中，工业方面占了四十六万人。
据统计，到去年年底，上海就业总人数已达到二百三十九万人，平均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工作。
上海过去是全国失业人口最多的城市。
解放以来，全市登记的失业人员累计有六十七万一千多人，其中四十二万三千人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这几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条件，使具备就业条件的人员绝大部分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还有一部分支援了外地的建设事业，使上海的失业现象大为减轻。
到1956年底，已向劳动部门登记而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已减少到十二万六千多人，其中约有一半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以及小商小贩和从事季节性工作的人，对这部分人来说，实际上已不需要另行安排工作了。
目前，上海除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员以外，新生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加。
上海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决定今后劳动就业方向主要是参加农业劳动。
今年上海就动员了八万多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失业人员。
另外，有关部门最近正在积极指导需要就业的人从事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和家庭副业劳动。

人民政府关心失业者
北京等地又有二万多人找到了工作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各地劳动部门在各地党委领导下，根据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指示精神，积极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自谋就业门路。
仅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厦门等五个城市就有两万七千多失业无业人员谋得了生活出路。
北京市劳动局从今年02月提出协助失业无业人员开展生产自救以来，先后在前门等六个城区和东郊区，组织失业无业人员、烈军属、贫苦市民、职工家属六百五十四人，成立了十八个各种性质的服务组。
组员收入较好，修理组平均每人每天最高三元，最低一元五角；
加工组和服务组，每人每天收入三、四角到二元不等。
很多组员就业条件差，另找工作困难，现在有了工作机会，情绪很高，很感激政府。
如西四区的金彦斌参加电工组后，五十多天收入一百三十多元；
爱人有病，组里还从公益金中补助了他一些。
他感动地说：
“我要好好报答政府的恩情。”
组织无业失业人员生产自救以后，政府也减轻了负担。
西四区看自行车组的十二个人当中，五十岁以上的有八人，四人有严重疾病，原有十人受政府救济，每月补助八十五元，现在大部分已经不需要政府救济了。
今年第1季度，上海市十二个区采取各种办法，解决了全家失业、生活困难的四千三百多名失业人员的生活出路问题。
有的组织失业人员为企业回收废品，有的组织他们从事家庭副业，从事码头、仓库、工地、企业的零星装卸、搬运工作。
东昌区组织了三百一十四人到上海钢铁三厂拣煤渣、拣废铁、筛莹火石、敲耐火砖、拣氧化铁，每人每月能收入三十二元到四十五元。
武汉市有的失业人员，组织了小型劳动队，承担搬运公司不能做的零星装卸运输任务。
旺季时期，每个男工每月收入七十元，淡季也可收入二十元。
到今年04月份止，南京市已经有一千七百名失业人员分别参加了造草纸、打草绳等工作。
政府还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无业失业人员疏浚玄武湖、金川河，解决了一两千名壮工八、九个月的生活问题。
此外，他们还准备组织一千五百多户参加农业生产，组织一百多人拉三轮车。
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各种生产自救组织同手工业、社会福利事业的分工和配合等等，各地劳动部门也正在研究解决中。
（鄢冕周）

兰州热电站
黛亚夫摄（甘肃日报社稿）
兰州热电站是苏联帮助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一座高温高压电站。
自1955年12月动工兴建以来，由于采用了苏联最新技术——组合安装的方法，仅用约一年零十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复杂的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的安装工程。
这座电站第1期工程全部投入生产后，发电量比1949年兰州电厂的发电量，增大一百二十倍。
这座大型电站，将来除供兰州新建工厂足够的电力、蒸汽和开水之外，还能供应永登水泥厂、白银市等用电。
图为落成后的兰州热电站外景。

劳动就业的门路是广阔的
本报评论员
目前，在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失业和无业的人要求就业。
国家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那些就业门路？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劳动就业问题一贯是十分重视的。
全国解放初期，社会上大约有三百万失业者。
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的几百万人员也面临失业危险。
党和国家对于国民党机构遗留下的旧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免于失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职工人数已经从解放初期的大约八百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二千四百多万人。
其中经过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的失业人员和新成长的青年就有四百万以上。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
劳动就业的人数和增加的速度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有的。
这种成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任何对劳动就业抱悲观、怀疑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这绝不是说目前在劳动就业方面已经毫无问题了。
劳动就业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国家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这是因为，第1，我国原有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目前生产水平还不高，因此企业、事业单位吸收人员的容量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2，我国是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
据估计，仅中等以上城市每年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就有一百万人左右。
第3，社会上原来还剩下一部分失业无业人员。
这样，每年要求就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可能就业的职工人数。
由此可见，要想在最短时间内由国家安置全部要求就业的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求把所有失业无业人员都安置在城市和工矿区，当然就更加办不到了。
城市中的失业和无业人员应该从多方面寻找就业的门路。
今后解决劳动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农业生产。
家在农村的，可以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家在城市的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也可以到农村去当有文化的农民。
最近各地动员部分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
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也是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方面。
此外，如街道托儿站、文化技术补习班等等，都是很好的就业途径。
劳动就业的门路是广阔的。
但是，目前有一部分失业和无业人员有单纯依赖政府和要求过高的倾向。
他们要求只在本市不去外地；
只愿做固定工作，不愿做临时工作；
只愿从事脑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
只愿做轻活，不愿做重活；
只愿做干净活，不愿做脏活；
只愿做待遇高的工作，不愿做待遇较低的工作。
有的人百般挑剔，长期无法分配他的工作。
北京市有人甚至被分配过十三次之多，仍不接受工作。
显然这种情况是从多方面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重大障碍。
各地劳动部门应该向这些人解释清楚。
各地的报刊和热心的社会人士，也应该协助政府做好这件工作。
要对这些人讲：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受劳动的权利，政府也有责任安置失业无业人员就业，谋得生活出路。
但是，每一个失业无业人员更有责任接受政府的分配，同时积极自谋生活出路，协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
那种单纯依赖政府的等待思想是错误的。
同时应该对他们讲清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分工的不同，各种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受到尊重，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是多方面的，各人就业条件又各不相同，因此，就业的途径也应该从多方面去开辟。
有些人可以在本市就业，有些人需要到外地就业，有些人要作工人，有些人要作农民，有些人要从事文教卫生工作。
只讲个人主义不讲集体主义，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品德不相符的。
从各地的材料中看出，目前向劳动部门登记要求就业的，有一部分实际上并不是失业人员。
其中一种人是根本没有就业条件的；
一种是已经找到了职业的人，因为不满意现有职业要求改行。
据上海市去年12月的调查，已登记的失业人员中，现在是小商小贩、临时工和从事主要家务劳动的占50％以上，身体残废和年老体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占16. 9％，有就业条件的仅占30％多一点。
其中全家失业的为数更少。
其他城市情况也与此类似。
由于失业人员登记不够切实，便造成了失业人口过多的假象。
因此，各地对失业登记人员作一次清理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人，不是就业问题，而是应该和过去一样，由当地民政部门进行救济。
对于已经有了职业的人，应该教育他们安心生产，不要改行。
对于从事主要家务劳动的妇女，应该动员她们管好家务，教养好子女，使自己的亲人安心工作。
只有具有劳动条件又无职业的人，才能够算做真正的失业人员。
至于个别的全家都没有职业的人，劳动部门在介绍就业的时候，则应当在同样的条件下给以适当照顾。
今年01月间，国务院指示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不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私自招收人员之后，还有一些单位私自到农村乱招人。
据安徽、南京、山东和北京等地检查，仅今年第1季度就招收了五千多个农民。
还有的单位多方设法为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办理转移户口手续，冒领粮票，或阻碍农民还乡。
这种行为，不仅引起农民盲目流动，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而且也影响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的安置。
这种作法同动员城市失业无业人员参加农业生产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应该立即纠正。
各个地方的农村干部，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也应当配合政府，向农民进行教育，劝他们安心生产，不要盲目流入城市，以免徒劳往返。
总之，虽然今年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停止招收工人，但是失业无业的人只要根据各自的条件积极寻找就业门路，大多数是可以找到适当职业的。
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将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而逐渐缩小。
今后各企业事业单位仍会按着需要有计划地招收一部分人员。
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就业问题一定能得到完满的彻底的解决。
对于这一点，应当充满信心。

包头市兴建水泥制品厂
据新华社包头18日电
包头市在16日动工兴建一座水泥制品厂。
这个工厂是为支援包钢建设而兴建的。
这座新建的水泥制品厂，准备用九十五天的时间完成全部建厂工程。
那时，这座工厂每年就可以生产各种不同口径的水泥管七万二千多公尺，和可以供架设一百五十公里的高压输电线的水泥电柱。

天津开埠九十七年
新华社记者　尹崇敬　黄军　蒋先凡
渤海湾的波涛，在一个世纪以前也像今天一样汹涌澎湃，起伏万丈，大沽口的炮台巍然矗立，但那时候的中国，是没有力量阻挡住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所有外来船只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一直开进祖国北方的门户天津港。
今天的天津港可不同了，它已成为祖国一个庄严的门户，一切外国的船只，到大沽口外就得升起我国的五星红旗，我国边防检查人员、港务监督人员、海关人员和检疫人员组成的“联检队”登轮检查以后，发给一面通航旗，才由我国的引水员引进港。
天津是1860年清政府被英、法帝国主义的联军打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时开辟为商埠的。
从那时起，外国商船一艘艘地开进来了，外国银行、贸易行、轮船代理行、油库、仓栈以及商品检验公司等，相继设立起来，他们贪婪地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液膏脂。
据天津海关保有的从1861年开关到1948年解放前夕为止的全部历史年册记载，这八十八年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天津港从中国农村掠夺去的棉、麻、花生、羊毛、猪鬃、皮张、蛋品、煤炭、食盐、花边、地毯等珍贵的农、畜、矿产品和手工艺品达六万多船，如果把这么多船只首尾相连排起来，可以从天津一直排到香港。
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掠取去大量价格极为低廉的原料，加工后再运来我国倾销，再加上大批毒物——鸦片的输入，使天津港的对外贸易形成连年入超。
八十八年间的入超总数达十二亿多美元（大量的走私尚未计入）。
这种情况在天津解放以后的第1年——1949年就根本改变了，八年间进出口的贸易额基本上保持了平衡，还略微出超了六千多万美元。
天津港从开埠时起，海关大权——祖国大门的钥匙就给帝国主义掌握去了。
他们管理我国的关税，一切货物入口只得“值百抽五”，而且所谓在华外国人需用的许多奢侈品如香水、首饰、皮鞋、雪茄烟等等还一律免税。
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根本改变。
从天津开埠九十七年来进口物资结构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港口在我国经济生活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这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1个时期从1861年到1920年，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各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这六十年所有海关年册的进口货表上，最前面的第1栏总是鸦片，表上还美其名为“洋药类”；
第2个时期从1921年到1948年，主要是蒋记、汪记国民党和日、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这时鸦片以走私方式进口，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奢侈品；
第3个时期从1949年以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建设物资占了最主要的地位。
天津解放以后，出口商品的结构也起了重大的变化。
解放以前天津港出口的商品几乎完全没有现代机器工业的制品，从1953年开始，天津市对外贸易局才第1次在出口商品分类表上划出工业品作为独立的一项，当年工业品的出口价值占了出口商品总值的6.81％，今年上半年已占到36.36％，超过农产品、矿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而跃居首位。
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以来，天津口岸变进口为出口的工业品已达二百七十种之多，其中还有一些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列为“禁运”物资的，如甘油、赤磷等。
在各帝国主义的摧残下，在天津最初兴起的工业只是一些为农畜产品出口作简单加工的行业，后来，设立了造胰、火柴等少数现代制造工业。
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英、法、日本等国先后在天津设立了工厂企业，就地摧残中国民族工业。
只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天津的民族工业才获得一些发展的机会，一些较重要的工厂，如恒源、北洋等纱厂，久大、永利化学公司，寿丰、福星等面粉厂，仁立、东亚等毛麻纺织厂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
但好景不长，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我国年青的民族工业立刻就垮了下来。
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天津所有工业几乎都为日本人所占，或被迫为日本作军事加工，同时，日本人还在天津作了大量投资，据现有资料表明，1936年日本在天津的工业是一千九百三十四户，1940年就增加到六千八百六十六户，天津的经济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
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又如排山倒海之势倾销到天津市场上来，品种种类之多，数量之大都是空前未有的，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天津的民族工业在这强大的压力下，已无声无息了，据统计，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天津市机器制造业从三百六十三户减少到二百一十九户，铸铁业从六十八户减少到四十七户，五金冶制业的五十二家中，开工者仅有二十余家，九十七户的染整业也只有二十户开工，六十三家橡胶厂，大部停工。
解放以后，天津工业才获得了新生。
1952年，几种主要产品如钢、棉布、电、棉纱、面粉、卷烟等，都突破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纪录，其中钢增加了二十七倍多。
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给天津工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天津地方工业在原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四百多个工厂，总投资额相当于解放前几十年所积累的固定投资总值的二点五倍。
许多过去空旷的地方，现在出现了栉比相连的新工厂，一些过去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工厂，现在也矗立起大烟囱。
现在这些新建和扩建的工厂中，正在生产和试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钢材、工作母机、电子仪器、手表、照相机、玻璃纸和高级农药等。
据天津市统计局初步计算，1956年天津市工业生产总值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加了八点三三倍，比解放前的1947年增加了五点七二倍。
今年是天津开埠的第97年了，解放以后八年多的天津比之解放以前八十八年的天津所起的变化是如此巨大。
这一切的变化是怎样得来的？
人们不必解释就会得出结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得来的。
但是，近来很有一批丧心病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硬要抹煞共产党领导我们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好吧！
让他们到天津来看看吧！
　（新华社专稿）（附图片）
今天的新港一号码头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摄

小统计
△据不完全的统计，1945年十个大城市中失业工人有四十七万人，1947年又增至百余万人。
△1943年是伪满各种生产最高的年份，这一年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三市即有乞丐二千七百多人，公娼四千七百余人。
△解放后从1950年到1956年，劳动就业的人数达一千三百万人。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安置。
△上海在解放前的八十多年内，产业工人只有五十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各工业系统陆续吸收的新职工就有四十六万人。
△上海过去是全国失业人员最多的城市，解放时失业人员有四十二万多人。
到去年年底，向劳动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已减少到十二万六千多人。
△北京从1950年07月到1957年06月，经过政府介绍就业、自己找到工作或生活出路的达二十万人。

荣昌煤矿提前投入生产
本报讯
年产二十一万吨的四川荣昌煤矿一号斜井，已于8月02日投入试生产。
这对新建矿井是从1956年02月04日开工的。
按原计划应在1958年第1季度移交生产，现在却提前半年投入生产。
预计今年可产原煤四万吨，供给成都、重庆、内江等工业和民用煤的需要。

衡阳探矿机械厂
即将全面投入生产
本报讯
新建成的国营衡阳探矿机械厂，就要全面开始投入生产了。
这个工厂是用苏联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新式的机器装备起来的，全厂的技术装备都是机械化，这是中南地区第1座机械化探矿机械厂。
它将来生产的大、小型钻机和探矿机械零件、柴油机机械零件，除了供应湖南省勘探队外，还要满足中南地区以及贵州和云南等省勘探队的需要。

长江中游一条经济航道开放
据新华社武汉18日电长江中游一条重要的经济航道正式开放了。
从7月下旬起，行驶在长江中游干线的各种拖驳船队自汉口上驶至城陵矶以后就不再溯江上航，而改道向南驶入洞庭东湖，再沿着连贯洞庭湖和长江的松滋河进入宜昌以下的长江江面。
长江航运管理局所属汉宜、汉渝等线船队因为改走这条捷近航道，上航时间普遍缩短了一天，缩短航程13％左右（约四十九公里）。
同时，因为这条航道的水流较缓，船的航速也比走长江快。
这个局预计今年这条航道还可以开放一个多月，连同已经开放的近一个月在内，预计船队因为走这条航道可以为国家节约煤一千二百多吨，增加运费收入四十多万元。

长白山区发现新矿藏
本报讯
地质部沈阳地质局今年在长白山工作的一一七普查队，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普查了从大连到哈尔滨铁路沿线以东漫长山区里的矿藏。
他们在本溪某地发现了四条铅矿脉和三条铜矿脉。
其中有一条铅矿脉长约三百七十公尺，品位很高，估计储量可以满足工业部门的开采要求。
铜矿脉最宽者达四公尺，最长的有二百公尺。
他们在复县某地还发现了四条铅矿脉，总厚度达二十公尺，最宽者达二点五公尺。
在临江某地查明了一处有厚的富铁，储量很可观。
　（王树修）

问题发现得早解决得快
鞍钢许多厂矿建立领导干部深入群众的制度
新华社鞍山18日电
鞍钢许多厂矿贯彻边整边改精神，积极改进工作。
这些厂矿建立了领导干部深入群众的制度，到车间和职工宿舍去帮助解决问题。
第1初轧厂的中共党委书记深入车间以后，发现通风机不送冷风反而吹着热风，他立即要设备助理进行修理。
这个问题过去三个月没有解决，现在一个上午就解决了，工人非常高兴。
鞍钢最近还抽调十九名处级干部充实厂矿的领导，厂矿企业也将一部分工段长放到班组中去加强基层领导。
鞍钢十个职能处的领导干部也带领了十个检查小组，深入到炼铁厂、第2炼钢厂、大孤山铁矿等生产成绩优良和存在困难的厂矿去，帮助总结先进经验和解决生产关键问题，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现在，各厂矿都开始注意了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大石桥镁矿等单位还在职工宿舍中设立了人民接待室，规定行政和党群领导干部轮流接待职工，解决职工提出的各种问题。
鞍钢领导干部还注意解决职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
今年由国家投资和利用公司、厂长基金修建的十六万多平方公尺职工住宅，目前正在加速兴建，完工以后，可以容纳五千多户职工居住。
各厂矿的福利工作也都有些改进，他们给换班的工人设置了床铺，使工人可以得到休息。
工人食堂增添了菜的花样，有的厂矿并且建立了营养食堂和回族食堂，这些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陶中珍品
——介绍云南建水的细陶
本报记者　章皆淳
“陶中珍品”四个字，云南建水的细陶是当之无愧的。
它质地坚硬，色泽美观，还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
用这种汽锅蒸出来肉类食物，汤清味美，放在原锅里，可以保持很久的时间不走味、不变坏。
云南省备受中外人士欢迎的名菜“三七炖鸡”、“虫草炖鸡”和“清炖鸡”等，就是用建水的汽锅炖的。
用这种细陶壶来沏茶，味道也特别清香，保存过夜，茶水还是甘美可口。
用这种细陶花瓶插花，可以养得特别久，在普通花瓶中可以保持一天的，它可以保持两天；
普通花瓶可以保持三天的，它可以保持六天；
要是插上桃花，还能结上小桃。
这种细陶质坚如石，能耐强酸的腐蚀，所以也非常耐用。
这种陶器的制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技术要求也高。
在原料方面，除主料红土外，还有黄土、白土、青土和紫土等。
黄土性硬，白土性粘，青土音好，紫土色美，五者配合得宜，细陶就能“坚如铁石、音似金玉、色泽古雅”。
在做成陶坯后，俟稍干硬时再经过一道平整的工序，然后再刻上书画，填上白土。
在窑中烧时，还要扣在粗陶器内，以免火苗透到。
出了窑，在别的陶器就算是完工了，它却还只是半成品，后面还有一道最费工的工序——打磨。
烧好的陶器，先用粗砂石把外层火皮磨去，再用细砂石磨清火丝，最后擦上一些香油再用亮光石打磨，一直磨到能照见人影为止，如果不怕费工，再磨上几十天都行，反正是愈磨愈漂亮。
这种陶器解放前就在万国商品展览会上得过奖，1955年1956年又曾两度参加了出国工艺美术展览，并都得了出国展奖金。
建水陶器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起初只做一些茶壶之类的粗陶，一百多年前有人开始做大烟斗，到1849年，有一位名叫潘金怀的制烟斗能手，才开始用细陶做出一些用具。
之后他又和一位名叫张好的制粗陶的能手合作，做出汽锅、花瓶、茶壶等等用具。
接着他们又和两位书画家——王免璋、王完兄弟合作，把建水细陶的技艺又提高一步。
1918年以后，向逢春兄弟继续制作细陶。
现在这种陶器已可说是种类繁多了。
在色调方面，除常见的古铜的枣红的和若红若紫的暗黑外，还有洁白雅致的白陶和大理石一般的彩陶等。
在器物方面也已生产到四十多种。
向逢春的技艺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
只要订货的人讲出所需要的式样来，他就做得出来。
在解放前，这种陶器的产量非常少，除向逢春家外，其余的七家都是在雨季才做一些。
抗战时期，驻云南的国民党军官是主要的买主。
抗战胜利后，因为没人要，几乎全部停止了生产。
1952年才恢复生产。
1956年陶器生产合作社成立后才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现在除打磨加工的一百五十六个社外妇女不算外，有三十六人专门从事这一生产（烧窑的不计在内），年产两万多件，还是供不应求。
（附图片）

三笔大账辨明是非
延安农民超额卖余粮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
在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延安县今年的夏征、夏购任务已超额14.7％完成。
现在各农业社正在展开夏粮入仓竞赛，各区都保证在8月15日前全部完成入仓任务，比去年提早一个月。
这种情况是四、五年以来所没有的。
今年以来，延安县有些农民认为农民天天上山种地，留粮标准反不如职工和城镇居民多，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
加上今年部分地区的小麦因灾减产，因此当7月初夏粮征、购任务宣布后，个别受灾乡、社因任务分配不完全合理，便喊叫完不成；
不少本来没有减产的农民由于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为了多留麦子，便也跟着喊叫完不成。
中共延安县委研究了上述情况，就在7月20日动员了县、区、乡三级干部近三百名，深入农村，向农民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说明国家、社和社员三者的关系，讲清了三种情况。
首先是粮食消费情况：
延安县的职工家属一户以五人计，其中干部一人每月三十一斤，家属一人二十七斤半，年满八岁的一人二十四斤，五岁一人十六斤，三岁一人十斤，全部折成贸易粮为一千四百二十九斤。
农民一户也以五人计，每人每年三百七十五斤，折成贸易粮三百一十八斤，五人全年为一千五百九十斤，比职工一户高出一百六十一斤。
这一笔账使农民认识到农民的留粮标准并不低于职工和城市居民；
何况农民在征、购和扣除口粮外还有余粮，农民之间还有少量粮食往来，而职工和城市居民只有国家供应一个来源。
其次是延安县的粮食购销情况：
1954年国家在延安县征购粮食七百三十四万斤，销售一千三百八十八万多斤；
1955年征购五百零七万多斤，销售一千五百四十八万多斤；
1956年征购五百一十万斤，销售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多斤。
征购数量基本上逐年减少，统销数量逐年增加，而且销大于购都在一倍或二倍以上。
这笔账向农民说清延安县的粮食主要是依靠外地供给的。
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出售余粮，农民人人有责，岂能光想买国家的，不愿卖给国家？
最后是今年小麦的收成情况：
据普遍测产，今年小麦收成最好的城关区亩产一百零二斤，河庄坪区八十四斤，产量最低的甘谷驿区，亩产也达五十一斤，而去年（丰收年）全县平均产量每亩也只八十三斤。
这笔账使大家认识到今年的收成虽不很好，但也不怎么坏，不能因个别地区减产而盲目叫喊。
在讲清情况说明道理的基础上，又对个别受灾乡、社的任务作了调整，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有了转变，纷纷报实地亩、产量。
河庄坪区解家沟农业社种麦四十八亩，原只报为二十三亩，经教育后报实了。
仅这一个区就报出了隐瞒的麦地六百五十多亩。
原来认为难以完成征购任务的也纷纷超额完成，临镇分配任务二十二万多斤，完成了二十五万多斤；
河庄坪区分配任务十四万多斤，完成了十八万多斤。
现在，一个送交公粮的热潮已在全县掀起。
县上原规定从8月01日起夏粮开始入仓，但各乡在7月28日就开始送粮了。
柳林乡东方红农业社全部借购粮一次入了仓。
原来认为问题最严重的甘谷驿乡，到8月05日就全部完成了入仓任务。

十年前后
从霞流市乡的两次灾荒看粮食统购统销
记者最近搜集到两张解放前（1946年）湖南省衡山县霞流市乡遭受灾荒时的照片，它是当时国民党所谓救灾委员会拍摄的。
衡山县去年夏秋也遭受了大旱，有一百多天没有下雨。
记者根据这个线索，到霞流市乡进行了访问，拍摄了照片。
霞流市乡在1946年和1956年虽然同样遭受了灾荒，但出现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情景：
1946年灾荒袭来时，是十室九空、粮价大涨，农民吃草根和观音土的比比皆是。
1956年的旱灾虽然很重，但由于人民政府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能及时将储备的大批粮食供应灾民，粮价始终平稳，灾区情况十分安定。
统购统销政策究竟是搞糟了呢，还是搞好了？
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附图片）
左上：
1946年，霞流市乡的灾民挖观音土和草根充饥。
左下：
这个人几天吃不到东西，活活饿死了。
右上：
霞流市乡虽然去年遭受了大旱，由于国家有足够的储粮，日夜加工，保证了供应。
　易　地摄
右下：
这个乡的白村农业社贫农成吉秋，解放前父亲饿死在外面，留下一家四口讨饭。
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他们全家正在吃早饭。
他指着桌上的饭菜说：
“没有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日子过。”
　易地摄（新华社稿）

单干“优越”的秘密揭穿了
新华社记者　刘宗棠　喻权域
近几个月来，四川省农村中有些地方流行着一种谬论，说单干户也有优越性。
有的说有“三大优越性”，有的说有“四大优越性”，也有说“五大优越性”、“六大优越性”的。
归纳起来，不外两点：
一是单干户吃的粮食多，一是零花钱多。
在这些谬论流行的地方，确实有些单干户的吃粮和零花钱比一般农业社社员多得多。
这些单干户有时还喜欢在社员面前炫耀一番。
如有的单干户在社员掺吃粗粮的时候，故意把自己多余的细粮挑到这些社员的门前翻晒；
有的买酒割肉，邀请邻近社员来家吃饭，吃过后意味深长地问道：
像这样的菜饭当社员的恐怕办不起吧？
别有用心的地主、富农分子更是常常抓住这些事大肆宣扬，从中造谣挑拨。
个别社员为这种现象所迷惑，竟动摇起来，甚至想回过头去退社单干。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单干户真的也有优越性吗？
中共江津地方委员会最近在江津县琅山乡平桥村等处作的一些调查研究，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平桥村共有一百八十户农民，只有九户是单干户。
这里也曾流行过单干户有几大优越性的谬论，但单干户中真正比一般社员吃粮多、零花钱多的，只有白炳成、刘德三、张长生和刘绍辉等几户。
这几户平均一年要比社员多吃一百多斤粮食，并且动辄有成百元的收入。
中共江津地方委员会工作队在调查中首先发现的是，单干户的生产，特别是几年来增产的幅度，远落在农业社的后面。
这里是水稻产区，建社前每年只种一季，每亩平均产量只有四百多斤。
从去年起，农业社改种两季水稻；
去年每亩产五百多斤，今年可以达到七百多斤。
单干户中人强马壮的人家，至今还只种一季水稻，产量一般每亩保持在五百斤上下，搞得最好的也不过六百多斤。
再拿副业生产来说，全村两个农业社养猪数量平均每户已达三只，单干户平均每户只有一只半。
生产并不比农业社好，那么，多的粮食和钱是那里来的呢？
秘密很快被揭穿了。
原来农业合作化以后，有些单干户看到区、乡干部忙于领导农业社的工作，无暇他顾，便借故拖欠每年应缴的公粮和少卖应卖的统购粮。
区、乡干部对团结单干户的政策理解片面，因而迁就他们。
时间一久，他们拖欠的粮食常常不了了之。
平桥村三户吃粮多的单干户都拖欠国家公粮，应卖的统购粮也没有卖够。
其中存粮最多的白炳成，去年实收粮食五千九百一十斤，虚报说只有二千六百一十一斤。
就这样，他还拖欠公粮四百八十斤不交。
他不但不卖余粮，反而要求国家供应粮食一百斤。
他全家平均每人留粮六百一十四斤，比一般社员多一百六十四斤。
这样，这些单干户生产的粮食不多，实际吃到的却大大超过一般社员。
有些单干户零花钱多的原因，主要是靠做投机生意和逃避对国家应尽的一些义务。
单干户刘绍辉放下生产去贩运小猪，在本地以五角一斤的价格买进，到贵州省以每斤一元二角的高价卖出，两次就获利一百元。
白炳成仅经营水果一项，每年收入五百五十多元。
国家分配给他的一些勤务劳动，他都没有去做，全是由农业社代他做的。
单干户“优越性”的来历公布后，社员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许多社员向党支部提出，今后既要继续团结单干户，也要对他们加强教育，不要一味迁就。
有些羡慕过他们的人清醒了，说，白炳成他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损人利己，我们不能跟着他们学。
这几户单干户在人们帮助下，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缴纳拖欠的公粮，有两户还提出入社的要求。
几个借此破坏农业社的地主、富农分子，在社员和单干户两面夹攻下，终于暴露出来了。

右倾思想为害不浅
玉环县委犯了严重错误济阳夏粮征购迟迟不前
新华社杭州18日电
在8月14日结束的中共温州地委扩大会议上，中共玉环县委在粮食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的本位主义错误和右倾思想，受到严格的批评。
玉环县去年农业人口三定留粮标准平均四百六十四（稻谷）斤，后因偏低，经上级批准增加了十四斤，但玉环县委还认为留粮太紧，农民不够吃，又擅自决定每人留粮再增加十六斤，连批准的共提高了三十斤。
中共温州地委收到玉环县委关于放宽留粮标准的报告后，立即指出其错误，坚决不同意。
但玉环县委一直没有纠正。
今年上半年，玉环县委又片面地认为少数农民闹事，就是闹的粮食问题，因而先后五次发下大量粮票，结果超出三定统销指标一百多万斤粮食。
玉环县1956年度按三定指标购销相抵外，本应向国家上缴粮食六百多万斤，由于多留，少购、多销的结果，不但一斤没有上缴，还由外地调入一百多万斤，全县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比三定数字增加五十斤以上。
今年上级分配给玉环县早稻征购任务八百九十万斤，县委认为很难完成，多次要求核减，同时只把八百零五万斤的数字分往下去，再加区、乡层层打折扣，就离应该征购的数字更远。
由于中共玉环县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对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思想不能予以批判纠正。
因此，这些错误思想不断发展，到今年开始早稻征购时，基层干部又要求放宽留粮标准，减少征购任务。
许多农民也喊留粮不够，甚至错误地认为闹事就会有粮食。
农村中压产瞒产现象比去年更严重。
会议严肃地指出了中共玉环县委在粮食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只顾本县、不顾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强调坚持统购统销制度，按照国家三定标准办事。
中共玉环县委正副书记在会上检查了严重的本位主义错误和右倾思想，还检查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并表示决心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坚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参加这次会议的其它中共县委正副书记，也受到很大教育，认真检查批判了自己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思想和右倾情绪，一致表示要坚决按三定政策办事，保证完成征购任务。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宋杰报道：
历年来一贯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较好较快的山东省济阳县，今年的夏粮征购任务却完成得很差。
到8月15日止，全县一千七百万斤夏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了44.2％。
更加严重的是，目前这个县的夏粮征购工作趋于停滞状态。
这种反常的现象，是不是因为这个县粮食少，任务大，而不可能完成任务呢？
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今年济阳县的六十三万亩小麦收成一般都比较好，征购任务也并不大；
二、春季以来大批干部下乡，加强了基层组织的领导；
三、这个县的征购工作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些都是及时完成夏粮征购任务的有利条件。
征购任务完成得差的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作怪，他们不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工作，而是片面的跟着一部分落后群众叫喊粮食紧张。
济阳县在夏粮征购以前，部分社曾一度出现社员闹粮、退社的现象。
中共济阳县委会和县粮食部门的某些负责干部不加分析，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去年丰收，多购了几百万斤粮食。
他们不认真调查研究，便盲目地根据农业社的自报产量，将全县平均每亩小麦九十三斤的产量降低为六十七斤九两。
事实上是不是小麦产量低，农民缺粮呢？
据7月上旬新市等乡对四十三户闹粮食紧张农户的调查，其中就有四十二户有存粮，最多的每户存粮二千八百斤到三千五百斤。
另据曲堤等乡六十八个社的统计，秋收前（两个月）平均每人留口粮都在七十斤以上；
但是这些社也欠交了四十一万多斤公粮。
这个县粮食部门的干部和乡、社干部中也普遍存在着本位主义思想。
他们在执行夏季征购工作时，片面地提出要先留足农民的口粮、种籽，然后能征购多少算多少。
在夏粮征购任务仅完成一部分的时候，一些乡、社干部却提出购过了头了，结果把已经收购的四十一万三千斤余粮又退还给了农业社。
根据这种情况，目前中共济阳县委会正在开县、乡、社三级干部大会，展开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和当前所谓粮食紧张问题的大辩论。
许多乡、社干部在辩论中批判和检查了右倾保守思想和只顾个人，不顾国家的本位主义思想，保证及时地坚决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层层批判本位主义　广泛宣传社会主义
安徽完成征购任务90％以上
本报讯
记者于风报道：
截至11日止，安徽省已征购夏粮九亿一千七百多万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90％以上。
安徽省自7月下旬起，各地党政机关即把粮食征购工作列为中心任务，自上而下层层批判了干部在粮食问题上存在的本位主义和片面群众观点，并对农民广泛地展开了社会主义大宣传，粮食征购工作因此大大前进了一步。
有些县、区、乡、社原来一再表示不能完成征购任务，现在表示能够完成或已超额完成任务。
如阜阳县原表示不能完成五千九百八十二万斤的征购任务，征购进度也很缓慢，到7月底公粮任务尚未完成，统购只完成任务的29.7％。
经过宣传教育，到8月10日即已完成省征购数字的89.5％，入库进度是全省比较快的。
亳县的宣传教育工作较深入，每日收粮数量由十万斤上升到六十万斤。
宿县夹清乡红光社社主任原报不但没有余粮出售，还要求供应一万五千斤，最近在乡里检查多分多留的错误后，不但不要求供应，还出卖余粮九万二千斤。
农民们经过教育后，有的主动节约粮食争取多卖余粮，有的把隐藏和私分的粮食拿出来卖给国家。
目前全省干部和农民正在为超额完成全省的征购任务而努力，决心以更多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和灾区。

河北粮食入库由慢转快
大部地区进度快，原因是批判了右倾思想
通县专区进度慢，原因是还存在右倾情绪
本报讯
记者鲁生报道：
河北省经过检查批判某些干部在粮食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后，每日征购入库粮食的数字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
据省粮食厅8日统计：
全省入库粮食已占全省征购任务的76.82％。
河北的粮食征购工作在5月上旬就做了布置。
由于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和农村中地主富农分子趁机造谣破坏统购统销工作，以及某些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农业社曾发生了隐瞒产量和抵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行为。
当时，征购工作的进度一周比一周降低。
如开始全省每天入库粮食是三千万斤，到第2周即降为一千八百万斤，到第3周又降到七百二十万斤，到第4周第5周更降到四百九十八万斤。
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共河北省委除于7月中旬向全省各地、县委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党动员起来，一面批判阻碍粮食征购工作的右倾思想；
一面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启发农民辨明是非，按照政策把粮食卖给国家。
最近一个月来，各地普遍召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和各种座谈会、辩论会，讨论统购统销的好处、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广大农民社会主义觉悟逐步提高。
沧县专区的故城县各地在会议上用实行统购统销前后粮价及农民吃粮情况的典型事例教育大家，收效很好。
当农民们回想起去年遭受严重水灾而粮价始终稳定、粮食供应不缺、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的事实时，都想起了统购统销的好处，纷纷检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
有一百四十个社自动报出隐瞒产量共五十六万多斤。
于是，全县的征购任务也由原来的五百八十万斤增加到七百五十五万斤，统销由原来的二百二十三万斤减少到一百六十六万斤。
现在沧县全专区每日入库已由前一时期的一百二十万斤提高到二百四十万斤，较会议前提高了一倍。
保定专区的清苑县许多农业社员经过辩论后自动把分掉的余粮拿出来卖给国家。
邢台专区各县经过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以后，也扭转了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缓的现象。
邯郸专区由于党委自始至终抓的紧，会议也开的早，现在已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
目前进度最慢的是通县专区，其次是天津专区。
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对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还未完全克服。
如通县专区粮食局长来省汇报情况时说：
“麦子已分到社员手里了，再拿也是白费劲”，认为完成任务没有把握。
目前省领导机关正在帮助这些地区克服干部在粮食工作上的右倾思想，以便领导农民进一步向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争取全部完成征购任务。

注意教育单干户
闽清年年“拖尾巴”的农户在今年夏粮统购中完成任务
新华社福州14日电
福建省闽清县塘西、圩上、坂东等乡（镇），在夏粮统购中，注意加强对单干户的教育，使年年拖尾欠的单干户也完成了统购任务。
塘西等乡合作化后，每年统购总是农业社快、单干户拖，对单干户老是抓不紧，于是单干户就产生一种“拖尾巴”可以占便宜的不正确思想。
今年上述各乡在农业社交粮任务安排妥当后，就重点发动单干户卖粮，争取做到农业社和单干户同时完成任务。
圩上乡四十三户有余粮的单干户，经过统购统销政策教育后，三天内就全部完成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四斤的统购任务。
对于不积极售粮的余粮单干户，还进行了劝导。
老中农杨景元历年统购都拖欠，今年又准备再拖一下。
农民群众就帮助他算细账，证明他除留口粮种子外，还有余粮二百八十三斤。
经过劝导后，他自己也感到说不过去，第2天就全部完成售粮任务。

荆北乡农民展开辩论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
究竟合作社好还是单干好？
荆北乡农民展开辩论　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
新华社武汉16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国翰、许良骥报道：
湖北省江陵县荆北乡中共党委，最近领导农民辩论“究竟是单干好还是合作社好”的问题，并具体采取措施，加强对单干农民的领导。
荆北乡是个三千多户的大乡，现在只剩下十八户没有加入农业社。
这十八户单干农民中，有九户是富裕中农，另九户也是生活较好，并在农村兼作木匠、裁缝等手工业的农民。
过去，该乡党组织某些成员和乡、社干部认为单干农民已经很少，无关大局，就忽视对他们的教育。
甚至发现了他们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言行也不进行教育。
这样就听任单干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发展和传播。
例如，单干户的粮、油、布票用完了，钱没有了，都找乡人民委员会去借，并且得到满足。
单干户用农业社的耕牛农具，社里都不要报酬。
单干农民黄祖高种的两亩四分田，耕牛农具和种籽都由社里给他包干。
今年栽秧时，有些社还发动社员给单干户栽秧。
单干农民虽然得到国家和合作社的帮助，但他们没有对国家尽应尽的义务。
他们既不卖余粮，又不出堤工负担，公粮由农业社统一替单干户缴纳，但他们又都没有如数把粮食归还给农业社。
相反地，他们却抽出时间去做生意。
单干农民刘义全是个富裕中农，他把田地荒芜着，到外面贩水果回乡里卖，赚了钱就大吃大喝。
他到星火六社第6生产队卖水果时，对社员胡言乱语，说什么单干有几大优越性，例如，不缴公粮、不卖余粮、要怎样就怎样、等等，并且介绍自己退社的经验。
结果这个队有十五户社员受了他的影响，生产不积极。
07月以前，全乡就有七十四户社员受到单干户的这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闹着要退社。
中共荆北乡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召开了全乡各农业社的党、团分支部书记会议，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在各社召开各种会议，辩论“究竟是单干好，还是合作社好”的问题。
在会上，许多社员都根据亲身体验，列举出农业社的各种优越性，尖锐地批评了单干农民不好好生产、搞投机生意、诽谤农业社等错误，并指出他们想通过做生意去发财致富，是一条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接着，荆北乡党组织还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具体规定了领导单干农民的办法。
规定，各农业社都确定了一个副主任，具体负责督促检查单干户的生产，经常对他们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指出他们应在农业生产搞好的前提下，去搞正当的副业生产。
在单干户附近的生产队，凡是布置和研究生产工作、向社员宣传国内外大事、或是召开会议传达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时，都要吸收单干农民参加，以便使他们受到社会主义教育，更快地提高觉悟。
同时，还明确规定，单干户也要和农业社员一样有负担修堤费用、缴公粮、卖余粮给国家的义务。
最近，各农业社都根据单干户的庄稼生长情况，合理地进行了估产，除了要他们根据人口留粮外，还同他们研究确定了秋季卖余粮的数字。
此外，对单干户卖余粮，也采取了实行非现金结账办法，和社员一样由农业社统一凭条到粮食部门取回现款，再交给单干户，以帮助他们纠正过去拿钱去做投机生意，或铺张浪费的错误。
经过辩论和加强对单干户的领导后，原来做生意的单干农民都停止了生意。
有些单干户还主动公开向社员作了检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且表示中稻收割后，把余粮卖给国家。
全乡十八户单干农民在最近都全部归还了过去农业社替他们缴的公粮，刘义全还补了两天堤工，并向干部表示一定要努力搞好生产，争取秋收后入社。
全乡原来七十四户受单干农民影响闹着要退社的社员，也都表示不退社了，再不听单干户那一套资本主义的话了。

万里寄语表友情
本报7月25日刊登了苏联拿武莫夫同志介绍索契“刘胡兰”中文小组的来信以后，收到了许多封中国读者给拿武莫夫同志和“刘胡兰”中文小组的信。
下面是其中几封信的摘要。
亲爱的拿武莫夫同志：
在“人民日报”上读了你的来信，我是多么高兴啊！
你远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现在又指导着年青一代进行研究，同志，请接受我，一个共青团员的崇高敬意。
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
明年我就要从师范学校毕业了。
朋友，我一定向你学习，在今后短时间内学会俄文，并指导我的学生学习和研究伟大的苏联。
你知道，在这个暑假的前夕，我们全国高等学校里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开始时我们请了英雄刘胡兰的母亲胡妈妈给我们作了报告。
她向我们讲了刘胡兰短短一生的英雄事迹，并鼓励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保卫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胡妈妈来作报告时还跟我们拍了几张照片，随信附上一张，请转给你指导的、以我们热爱的英雄刘胡兰的名字命名的中文小组。
这算不了什么礼物，只是一点友谊的表示。
天津师范学院学生柳棕梧亲爱的“刘胡兰”中文小组的同学们：
我在报上读到了你们的老师介绍你们学习中文的情形，非常高兴。
我希望和你们通信，在学习上互相帮助。
我是广西省玉林县玉林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共青团员。
我的家在农村，父亲和母亲都是农民，他们已经在去年春天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在学校读书完全不交学费，并且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
报上常常刊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息，我看了十分高兴。
我认识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而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政策却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你们已经学了六个月的中文，认识多少字了？
我知道你们学会用中文唱“莫斯科—北京”的歌了。
现在向你们介绍几首中国的歌曲吧。
第1次通信，大家还不认识。
寄上我的像片，愿以后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张像片是在部队里照的。
广西玉林师范学校学生蓝克武敬爱的拿武莫夫同志：
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你的来信后，激动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
你和你的学生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使我非常感动。
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特别感谢你在增进我们两国人民友谊上所作的努力。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以同样的感情热爱你们的国家，把不断增进中苏友谊作为我们最崇高的国际义务。
亲爱的拿武莫夫同志，我们之间在地理位置上虽然距离很远，但我们友谊的心却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我现在正在学习俄文，还不能用俄文给你们写信，但是我相信在你的帮助下你的学生会看懂我的信的。
你们回信可以用俄文写，我能看懂。
北京大学地理系黄发程

世界民主青联代表大会讨论新章程
准备为一切青年组织敞开大门
据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基辅讯：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17日继续讨论柏尼尼的报告。
所有发言的代表都一致赞成并且表示希望更加广泛地发展和加强各国青年组织之间的合作。
在17日上午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的是意大利的埃戈利和中国的胡耀邦。
在讨论柏尼尼的报告的时候，发言的有丹麦、苏联、意大利、民主朝鲜、比利时、民主越南、西印度群岛、塞内加尔、留尼汪和以色列的青年代表。
苏联青年代表罗曼诺夫斯基在发言的时候对要求代表大会反映各国青年的愿望、提出立即禁止试验和生产原子武器的要求的建议表示支持。
他还建议，组织国际的和各国的青年团体的代表团到苏联旅行，并且在苏联成立国际青年旅行社。
与会者热烈欢迎杰出的和平战士、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文幼章。
他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向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代表表示祝贺。
17日上午会议在青年代表们发言结束后，选举了处理大会第1项议程的问题的委员会。
会议在当天晚间继续进行。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书记德尼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新章程的报告。
德尼说，自从在1945年11月通过了世界民主青联的第1个章程以来，世界民主青联已经为青年人做了许多工作，它的影响、威信和力量都提高了。
现在，它共有二百多个会员组织。
青年运动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德尼在谈到新章程草案时指出，合作问题在草案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说，现在正准备建立新的一类会员——准会员，一些同意章程中的一款或数款并希望通过双边协议方式加入世界民主青联以及参加世界民主青联某些措施的青年团体都可以成为这种会员。
实行这种办法就使得那些现在参加或支持世界民主青联某些措施的组织能够加入世界民主青联。
盟章草案指出，世界民主青联应当同联合国和联合国的机构保持联系和更密切的合作。
世界民主青联有充分决心继续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原则。

在德尼作完报告以后，会议重新开始就柏尼尼的报告展开讨论。
冰岛、芬兰、伊拉克、古巴等国的青年代表在讨论中发了言。

也门抗议英军发动新侵略
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17日讯，也门驻伦敦公使馆发表声明，抗议英国军队对也门领土进行新的侵略。
声明说，配备着大炮和机关枪的英国军队，在8月12日、13日和14日袭击了也门境内的一些地点。
英国喷气式飞机向舒克尔投掷了重磅炸弹。
也门公使馆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英国军队对也门领土的侵略行动。
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一年来，也门当局对英国飞机侵犯也门领空和英国侵略也门领土的行为已经提出了三十八次抗议。

于哥夫将应邀访问越南
据新华社索非亚18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17日离开索非亚前在机场的讲话中提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即将到越南去访问。
胡志明主席说，越南人民将怀着最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访问。

亲眼看看原子弹的祸害
中苏等国代表沉痛访广岛
据新华社广岛18日电
中国、苏联、蒙古、澳大利亚和埃及等九个国家的代表们，在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结束以后，今天上午乘车到曾经遭受美国原子弹屠杀的广岛进行参观访问。
各国代表团当天中午应邀出席了广岛市长渡边忠雄的欢迎宴会。
渡边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相信，各国代表亲眼看了广岛受害的实际情况，将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禁止核武器的运动。
澳大利亚代表莫罗代表各国代表团致谢后说，这次参观对于我们进行禁止核武器和从世界上消除战争的运动有很大的作用。
莫罗认为，只要全世界人民记取广岛、长崎被炸的惨痛教训，并且一致发出禁止核武器的共同呼声，那么，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获得胜利。
广岛县议会议员和工商界人士特别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座谈会。
会上，广岛县议会议员、广岛日中友好协会代表荒木武把在广岛死亡的二十六名华侨名单（其中五名死于原子弹）交给了中国代表团，并且表示要为死者举行慰灵祭和把华侨遗骨送回中国。

列夫·托尔斯泰竟是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成了女演员
美国大学生知识贫乏可惊
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15日讯：
据“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今年春天，芝加哥大学的诺曼博士和科罗拉多州大学的索温教授编了一份历史人物名单，请美国南部一个州的著名大学的三百五十九名一、二年级大学生回答这是些什么人。
列入名单的有：
卡尔·马克思、列夫·托尔斯泰、奥利佛·克伦威尔、朱塞佩·威尔第、帕勃洛·路易斯·伊·毕卡索等世界名人。
但是，测验的结果使教授们大失所望。
因为只有22％的应试者能够答出半数名人的国籍和一些活动。
而且实际上只有一半学生在二十位世界名人中知道四个人。
这两位教授说，这些大学生的答案是“笑话百出”的。
对意大利的伟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答案有的说他是幽默家，有的说是政治活动家。
有些学生竟然说他是法国的女演员。
对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答案也是如此，例如说托尔斯泰是“作曲家”，“乐队指挥”，“物理学家”等等。
大多数学生还不能正确地写出美国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名字。

叙总统抵开罗
新华社开罗18日电
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开罗。
他在机场受到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内阁部长们的欢迎。
据开罗电台今天广播，库阿特利来埃及是为了进行医疗。

国际科学家们的和平集会
——访参加加拿大国际科学家会议的周培源教授
本报记者柏生
世界科学家集会在渔村
今年07月，在加拿大诺法斯科细亚省的东海岸一个渔村——浦华希，举行了一个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十四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家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避免原子灾难问题。
这个会议是根据1955年十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发表的关于反对核子战争、要求停止核子武器试验的宣言而召开的。
这个会议的主要发起人是八十五岁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和已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
我国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教授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
最近周培源教授已从加拿大开会归来，记者有机会请他介绍了对这个会议的观感。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的傍晚，记者来到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的家里。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开始了。
周培源教授说，这次应邀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苏联、英国、日本科学家各三人，美国科学家七人，加拿大科学家二人，中国、波兰、法国、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各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有三人并获得诺贝尔奖金，他们是英国的鲍威尔、美国的莫勒和日本的汤川秀树。
会议开得很好，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们，为了和平的愿望，能够对停止核武器试验，反对核战争对人类的危害性，要求永远消灭战争等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
周培源教授说，这次会议的主人，是一位出生在浦华希渔村的美国实业家衣顿。
他受了罗素的委托做东道主，招待这些著名科学家们在他家里举行这样一次有意义的集会。
在6日的下午，已到会的二十来人先开了一次预备会议。
这次预备会是由英国伦敦大学罗特布拉特教授主持的，大家对会议的要求和对禁止核武器、停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都表示了意见。
周培源教授说，在预备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了我国政府和人民要求和平建设祖国的愿望，我谈到在斯德哥尔摩反对原子战争的和平书上，我国有三亿多人民签了名。
为了消灭战争，达到永久和平，我们主张首先停止核武器试验；
然后消灭现有的核武器并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和裁军。
核战争和辐射的危害
“渔村科学家的正式会议是在7月07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开始的。
罗素因为健康关系，未亲自到会。
会上放送了他的讲话录音。
他希望会议致力于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
周培源教授说，这次会议的议题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辐射的危害性。
他说，核战争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是全世界一致的认识。
但是关于核武器试验对人类的危害性，则西方国家的政府御用科学家与公正的科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西方国家的政府御用科学家认为试验对人类的健康影响不大，他们支持政府对于核武器的试验，可是公正的科学家们则认为核武器试验对人类的危害性不能忽视，因此反对试验。
在这一次会议上科学家们对于核武器试验危害性的估计，得到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科学家们认为过去六年的核武器试验，将会使今后三十年内全世界的人民多出1％的败血症和骨癌的病情。
在某些地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降落的密度较大，受害的人数将较多。
周培源教授还谈到，会上许多科学家还特别指出辐射对儿童的危害性比成人要大得多。
辐射在遗传上所引起的突变，其变坏的可能极大，而很少可能变好。
辐射在遗传上所产生的坏影响，要延长下去好几代。
必须避免原子灾难
所以，避免原子灾难是这次会议的伟大的目标，许多科学家都表示了恳切的愿望。
苏联和平理事会主席、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所长斯科贝尔琴院士在大会上严正地谴责了西方国家武断地说苏联要首先发动核战争的谬论，并指出人民需要和平的意志对于保卫世界和平来说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汤川秀树带来了一篇关于日本人民反对核战争的呼吁书，要求禁止氢弹和原子弹试验。
汤川秀树说，我们赞成核能用于和平，但是反对把它用来制造武器。
周培源教授说，在大会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时，我对国际合作问题曾作了一次发言。
我指出新中国需要国际合作，我还介绍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对我国建设的巨大帮助，我还提到了我国和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
我谈到去年世界科协在北京召开会议，今年5、6月间日本物理学家访问我国，都给我国科学家很大的鼓舞。
最后，我告诉大会，中国科学家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中许多人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受到人民的尊敬。
大会上许多科学家对我的这个讲话，表示极大的兴趣和欢迎。
会上，科学家们严正地指出：
到现在为止的核武器试验给全世界的危害性虽然还不算太大，但是如果以后每年核武器试验的次数增多，则危害性将要大大增加。
因此必须特别提出的是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核武器试验将会导致核战争。
科学家们一致要求必须立刻停止核武器的试验，永久消灭战争。
参加会议的十个国家有二十个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
战争必须最后予以废弃，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战争所可以用的武器加以限制。
西方人民要求知道新中国情况
周培源教授非常兴奋地谈到他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感受。
他说，参加这次会议过程中，我特别感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和我国的影响。
当我一到加拿大，当地大小城市的一些报纸以及美国的报纸就都有报道。
虽然其中像美国的“纽约时报”等竟然用侮辱性的来自“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北平”、“竹幕”后的科学家等名称，说我是“北平”大学的副校长，而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等名称，但是他们不敢不提。
周培源教授说，我在浦华希和蒙屈利阿尔各住了五天，在加拿大一共住了十天，在这期间，我看到许多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新中国的消息。
足见西方人民热烈要求知道新中国的情况，因此这些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登载我国的消息。
在它们报道我国的新闻中，除了少数真实的宣传外，绝大部分新闻都是断章取义尽量歪曲和污蔑。
像最近两个月来我们反右派斗争的消息，他们几乎天天都登，可是它们把我们的右派分子描绘成他们的正派。
这些报纸的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周培源还谈到美国政府对他们举行的这次会议，看来也是特别注意的。
在会议之前，美国政府发表制造“干净”核弹的消息，会议结束时，美国又正在举行全国性的对核战争的防空演习。
周培源笑着向我说，美国政府制造这一系列紧张空气的措施，固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裁军会议施加压力，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国际科学会议来说，也决计不是偶然的巧合啊！

捷总理明年初将访印度
新华社布拉格18日电
此间宣布，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将在明年01月上半月访问印度。

简讯
希腊首相访开罗
开罗讯：
希腊首相卡拉曼利斯在17日乘飞机到达开罗进行四天的访问，同行的有外交大臣阿维罗夫。
这是埃及革命以来希腊首相第1次访问埃及。
卡拉曼利斯到达后同埃及总统纳赛尔进行了两次会谈。
据报道，这次埃希两国政府的会谈将包括文化和经济问题以及希腊在埃及的侨民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也将谈到。
希腊正寻求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支持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联合国。
以色列政府打算迫害共产党
巴黎讯：
巴黎新闻界人士获悉，以色列本—古里安政府的保安机关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迫害以色列共产党的计划，这个计划在性质上类似美国当局对美国共产党的迫害。
这种挑衅行为是以以色列不久前实施的反民主的“国家安全法”为根据的。
美国又爆炸核装置
美国内华达州消息：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今天拂晓在内华达州试验场又爆炸了一个核装置。
在美国今夏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中，今天的试验是第13次。
消息说，这次试验的核装置的爆炸力低于二万吨火药的爆炸力。

胡志明主席访保公报发表
越保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合作
据新华社索非亚18日电
此间17日发表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保加利亚的公报。
公报指出，胡志明主席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同保加利亚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双方满意地注意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正在日益扩大，并且决心根据互利的原则促进这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会谈的基础是希望不断加强越南和保加利亚人民的友谊，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作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希望的保证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行动的团结一致这一愿望。
两国代表就国际局势所交换的意见取得了完全的一致。
双方都强调加强为国际关系中互相谅解而斗争的必要性，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所提出的裁减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立即停止原子武器试验、和在欧洲、亚洲实行集体安全的建议。
保加利亚的代表们，表示完全支持越南人民要求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通过普选重新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合法愿望。

脸丑怪镜子
　陈企衡
据新华社讯
法国政府8月16日以“威胁国家内外安全”的借口没收了当天出版的“人道报”。
这一天的“人道报”上刊载了一篇社论，抨击法国政府企图以加强酷刑拷打的办法来扑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起义运动。
据报道，法国军事法庭已在8月16日开始进行调查，打算对“人道报”提起诉讼。

要求政府摆脱美国的束缚
日本商界要求扩大中日贸易
据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东京16日讯：
日本商界人士和舆论界越来越坚决地要求政府改变在贸易上从属美国的局面，要求扩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
东京电台评论员德田指出，日本同美国的贸易“经常有入超”。
他说：
“目前的状况要是继续保持下去，也就是说要是我们还不能从共产党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输入工业原料和粮食，我们的经济就始终要从属美国。”
据美联社驻旧金山记者报道，日本最大的“三井造船公司”的代表水野讲到日本目前的经济状况时说，“日本的经济只靠一条腿站着”。
水野认为，日本经济的“另一条腿必须以中国为立足点”，否则就无法站得稳。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8月15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要求政府消除发展和扩大日中贸易的一切障碍。
并且在最短期内缔结日中贸易协定。

那拉底表示不需要跟着美国走
泰国可以自己决定承认中国
蒋介石集团无权强迫华侨反对祖国
据新华社18日讯
曼谷消息：
据泰国报纸报道，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说，泰国可以自己决定承认中国而不需要跟着美国走。
他说，“我们一向主张，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我们便要考虑予以承认。”
泰国的原则是“遵守联合国的宗旨”。
那拉底是就最近蒋介石集团驻泰“大使馆”强迫华侨参加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的事件，答复记者询问时说这番话的。
他认为蒋介石集团无权在泰国强迫华侨参加政治活动。
他希望华侨不要干预政治而应该同当地政府合作。

阿登纳的迫害政策破产
德共在地下坚持战斗
雷曼号召党员全力参加选举斗争
据新华社1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新德意志报”17日刊载了德意志904自由广播电台播发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德国共产党被禁止一周年告工人阶级和全体德国人民书。
告人民书说，取缔德共的策动者要想排斥德国共产党于政治生活之外；
他们要想在联邦共和国内扫除继续执行重新武装政策和实行义务兵役制政策的一切障碍，继续准备原子战争。
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做到这点。
人人都知道，德国共产党尽管遭到取缔和迫害还是存在着，而且在继续战斗。
一年以前的今天，西德政府用恐怖和暴力手段禁止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同时通过警察机关强迫解散了共产党组织，没收了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和办公大楼。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共产党不顾恐怖手段和迫害，仍然继续为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反对西德政府所奉行的准备新战争的政策进行了斗争。
据新华社柏林18日电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雷曼17日在德国共产党被禁止一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说：
德国军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政府前后四次禁止过德国共产党。
已经有三次，那些禁止共产党的人终于遭到了毁灭。
毫无疑问，随着人民斗争的发展，德国共产党将重新得到它的完全的合法地位。
雷曼代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忠于党的事业、工人阶级事业的全体党员以及支持德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的人表示感谢。
雷曼强调指出，西德统治集团使德共活动陷入瘫痪状态的企图是落空了。
雷曼说，我们的敌人清楚地知道我们党的力量。
现在他们应该承认，禁止并没有收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虽然党正处在地下，但是党的正确政策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
雷曼号召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即将到来的西德选举斗争中全力以赴，使阿登纳的党遭到决定性失败。

随风传书
一个九岁的纽约孩子嘉内·卡泼伦，他用了世界上谁也没有使用过的通信方法发出了两封信，而且都来了回信。
卡泼伦住在公园林荫道旁一座五层楼的公寓中，去年04月24日写了两封信，放进了署名“给那位先生”的信封中，然后让这两封信从窗口飘了出去。
当他已将此事忘却的时候，却接到了回信，一封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福脱歇尔地方，另一封来自更远的缅甸首都仰光。
寄自仰光的那封复信说：
“当我刚坐在家门口的松树下面的时候，你的信却乘了今年最初的季节风，掉落在我的面前”。
（岩）

黎巴嫩官员会见叙总理和外长
表示愿“设法缓和”叙美关系
伊拉克建议召开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
新华社18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据官方宣布，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和外交部长比塔尔8月17日同黎巴嫩外交部的两个官员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会谈。
会后发表的公报说，黎巴嫩外交部的秘书长萨达卡和政治司司长艾尔班纳在会谈时说，他们的政府“对于叙利亚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心，并且希望为它的姊妹国家叙利亚作一些工作”。
公报说，“萨达卡和艾尔班纳将把这次会谈的情况报告他们的政府，这次会谈将作为黎巴嫩政府即将进行的工作的基础。”
公报还说，阿萨利和比塔尔在会谈时解释了为了维护叙利亚独立和主权必需采取的措施。
他们也解释了不参加集团的积极中立政策。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黎巴嫩的这两个官员曾对叙利亚政府“表示愿意进行斡旋”，“设法缓和”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新华社18日讯
巴格达消息：
伊拉克代理外交大臣蒙塔兹16日说，伊拉克已经要求召开外交部长级的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来讨论时局和联合国大会的下次会议。

报刊论文摘要
三大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
“三大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剥削者集团之间各自形成不同的集团，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少战争就是剥削者或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战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正是说明了宗派主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宗派主义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
剥削者的剥削地位又决定了他们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的定义是“对我有利就是真理”，一切从是否有利于我出发去观察事物，必然是主观的片面的，因此主观主义正是私有制的产物而且是剥削者所必需的。
剥削者的国家机器是为了压迫人民、以牺牲人民来造成和维持剥削者的特殊权益的工具，这样的国家管理机关对人民群众必然是采取压迫、欺骗，甚至任意杀戮，因此剥削者本身就是官老爷，国家机构本身就是官僚机构。
右派分子说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等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摘自8月07日旅大日报于德钧：
“‘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吗？”）
民主为什么是手段
手段和目的只是反映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关系，无所谓价值高低的问题。
我们发扬民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意见，以便更有力地更正确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
经济基础的巩固、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这里说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反映的政治和经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各种政治机构和制度，国家、党派、军队、法律都是手段。
民主属于政治的范畴。
现在存在着阶级斗争，民主既属于民主和专政的范畴，又属于民主和集中的范畴，现在的民主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
将来阶级消灭后，政治的意义变化了，那时在人民内部仍然有民主和集中的问题。
民主还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它总是要为经济服务的。
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没有绝对的意义，民主运用得正确与否，就有着一个客观的标准，看它是否符合于它服务的目的所提出的要求。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运用得正确与否，就要看它的作用和效果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
（摘自8月16日北京日报查汝强：
“民主为什么是手段”）
美国法制从来是虚伪的
纵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美国的法制也是虚伪的、狭窄的、残缺不全的。
例如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说：
“人民……非依照法律的正当手续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财产。”
但这个规定对于黑人就不适用。
当时的奴隶主对于黑人奴隶操了生杀予夺之权，将黑人处死并不算犯罪。
就在1865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废止奴隶制度后，对于黑人还可施行体刑。
更惨无人道的是美国宪法虽有上述规定，联邦刑法和各州刑法也规定杀人要抵罪，可是美国直至今天，对于“不满意”的黑人，白人暴徒伙同将其私刑处死，不算犯罪，在法律上毫无责任可言。
（摘自8月14日光明日报丘日庆：
“驳斥王造时的‘美国民主是虚伪的，但法治是认真的’谬论”）

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
为什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呢？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说是“利令智昏”。
那么是什么“利”有这样的力量呢？
这他们自己也已经招供出来了，是夺取党的领导权。
作了中央的部长还不能满足，作了副部长、副校长更不能满足，一定要争取副总理、以至总理、主席。
他们都说他们是
“有职无权”，“不能当家作主”，“大才小用”了。
他们自以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被人民和党赏识，因此，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想骑到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
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他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
虽然我们应该把右派分子和广大知识分子分清，决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专有。
在这一点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本来么，在旧社会里，认得几个字就好像有意想不到的魔力，“读书人”是了不起的。
那时候的皇帝，不管他“土”的还不是“土”的，要统治人民，就得靠这帮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多，只是全国人民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多了不值钱，而且也安插不了。
但是，统治阶级是有妙算的，他们总把知识分子的数目提到比“官”的数目多一些，让他们之间有竞争，使他们对上是摇尾乞怜，百般依顺；
但在他们之间，因为有竞争，那就得自吹自打，或相互标榜以抬高身价。
而对下呢，对那些踏在统治者脚下的人民呢，那自然是一副官架子，说什么
“可怜的愚民”等等。
所以说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是“职业病”。
他们从来也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既然知识分子在旧时代里的职业病有它的历史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现在要把这病完全治好也不是容易的；
何况现在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几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文化落后状况尚不能立刻改变过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仍然存在。
这个旧职业病也难于在一朝01日根本治好。
但是，如果不治好这个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
过去一个时期右派分子的活动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想就我个人业务范围里的事——科学研究工作谈一谈。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科学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一定要针对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全面考虑。
但是，作科学研究的人，其中也有不少人对完成国家任务、依照规划进行工作感到很不方便。
他们提出科学研究不能订计划等等的口实。
我先不说这些口实是不是有依据，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被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过，我想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仍在于知识分子的老毛病，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
为什么说这又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呢？
因为提出这些口实的人，他们是怕把研究任务答应下来，政府也给了一切资料设备等研究条件，而到期交不出研究成果，不能完成任务。
看来这是怕工作做坏了，是为“公”，不是为“私”。
其实想一想，在我们现在科学技术人材这样缺乏，可以做的人不去做，势必至于无人的，使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落空，这是不是为“公”呢？
这些人为什么“怕”作坏了呢？
顾虑的是作坏了丢脸。
丢谁的脸呢？
怕丢“他的”脸。
而且如果研究不成功自然也就不能搭出“老子天下第1”的架子。
这还不是为“私”吗？
其实，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
在研究工作里，也是要多多和人接触，吸取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反复讨论。
这里说的大家不但包括学识比本人高的和同本人差不多的，也必得包括学识一般不如我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好的意见从那儿都能来。
能这样来进行研究工作，就能吸取群众力量的泉源。
那是不尽的泉源，有了它就是困难的问题也能终于得到完满的解决。
但是要这样作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放下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想法；
因为这个知识分子的旧毛病是个人和群众之间的鸿沟。
所以说到了，问题毕竟是简单的，就是要作到不要把自己放在前面，而是要把自己放在后面。
个人只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应该把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相结合起来，而一旦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能为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
这个“大公无私”的修养目的，其实也不是新的，伟大的理想者早就提出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理想要等待到一定的历史环境才有普遍实现的可能。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环境。
自然，光是有可能还不等于就能自流地实现，还是要一方面靠人民和党的鞭策，另一面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学习，才能逐步地走向那崇高的目标。
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改造，知识分子才能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才能真正有能力负担起国家人民交给的任务。

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
中央民族学院刘荣焌余胜椿
早已和章罗搭档图谋复辟
解放初期，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一年”，“表面上承认我国的民主，但在感情上并没有改变过来”，“心里对资产阶级民主是留恋的”。
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很紧张，他的反抗企图只好“封闭”在“心里”，但一有机会可乘，便立即起来反抗。
例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豪语”：
“我先肯定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来‘改造’它”。
他想把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一个“巴力门”。
（即资产阶级议会）。
又如1951年，政府将要实施院系调整工作，他便和美国特务张东荪和潘光旦、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密谋反对，使院系调整工作推迟了一年。
1953年总路线公布后，章伯钧到处鼓吹：
“今后社会上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
素与章伯钧在盟内争权夺利的罗隆基立即附和章的主张，费孝通也从这时起和罗隆基更进一步的勾结起来。
因为章、罗的方向正是费孝通的方向，章、罗的手法也正是费孝通的先“肯定它”然后“改造它”（通过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政党，然后“改造”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手法。
费孝通在1955年10月间向民盟中央建议采用串连方法，了解知识分子问题。
他根据在北京进行的五、六次串连的情况，写成了两篇综合汇报，歪曲地反映了党与非党关系、肃反的后果等等。
他把自己的腐臭的思想和意图偷偷地渗入其中，构成一幅黯淡的图画，用个别好像是很客观实际的“例子”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生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费孝通认为可以“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了”，于是“过去压制在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绪进一步冒了出来”，积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路线是费孝通搞的
1956年08月，费孝通以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身份到西南去搞“知识分子工作”和“视察盟务”。
他这次西南之行，为章罗联盟做了两件大事：
第1，从视察中发现了民盟这个组织“有作用”、“有力量”、“有人才”，可以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对党实行“监督”。
也就是说，真正可以着手组织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了；
第2，他从串连活动中，进一步摸到了一套为章罗联盟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和势力所需要的更完善的组织路线、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
西南归来以后，费孝通向民盟中央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展开了猛烈的恶毒的进攻；
并通过已被章、罗所把持的民盟1957年02月工作会议，终于制成了他们的新的路线，即“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积极准备向党进攻的路线。
在这条反动路线指导和影响之下，各地民盟组织领导层中的右派分子和盟员中的右派分子
（即章罗联盟的反动分子）毫无例外地利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脱离或力图脱离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片面强调盟组织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以与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为光荣，接受党的领导为耻辱。
费孝通本人还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具体执行这条反动路线。
这条路线的内容是：
先找些思想落后，立场不稳，或者历史有问题，在运动中受过批评，情绪一贯消极的人，举行座谈会，叫他们尽量发牢骚，然后用滚雪球的方式找更多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举行座谈，给少数落后的人组织听众，替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做宣传，使原来没有牢骚或牢骚不多的人发生感染作用，争取他们向右靠拢。
并把这些含有不满情绪的材料，加以罗列综合，丝毫不加批判地重新发到他们指定的地区，叫他们的“同志们”如法泡制，搜集更多的不满材料，及时上报。
这样，不满的材料愈滚愈多，不满的群众愈滚愈众，然后跑到中央来，一手拿着不满的材料作根据，一手抓住落后群众作后盾，向党要挟说：
看，问题这样“严重”，情况这样“黑暗”，你们搞糟了，下台吧，让我们来搞“巴力门”。
放出反共的信号弹“早春天气”之后
到今年03月，费孝通认为他们的组织串连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于是一面给民盟中央，实际是给章、罗联盟上报告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民盟出来“领导”他们所组织起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面在全国知识界放出了第1颗反共的信号弹，发表了那篇臭名远扬的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暗示各路“英雄”，八方“豪杰”说：
你们“是人才”，“有本领”，
“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只知道搞运动”，在学术上、政治上，一向委曲了你们，你们现在应当准备起来“揭盖子”了，也即是说要他们准备起来“战斗”了。
到了5月下旬，又发出了第2颗信号弹——“早春前后”，进一步教唆“天下英雄豪杰们”说：
共产党对于“互相监督”的“盖子”，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他们既然迟迟不揭，大家就把它“冲开”吧，也就是说，赶快向党进攻。
这时候，费孝通并在东南各大城市
“点火”，大力号召盟员和落后群众起来“吐苦水”“发牢骚”，并煽动中小学界一致起来参加闹事。
他在苏州民盟的座谈会上对中学教师这样说：
“大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得到解决，是因为他们会叫，你们中小学也要叫”，“我这两年一直是主张要开展中小学工作的”。
并鼓励他们写文章交给他指定的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发表，还指示他们说，这样“影响就会大一些”。
此外，在苏州、无锡一带，他还一再为“没有给不法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而向统战部说话；
为在肃反中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把他的材料记下，回北京交给专家局”；
为某资产阶级分子的蚕种场合并问题，以“强硬的口气”给江苏省管文蔚副省长写信，表示抗议。
这使得反动分子称誉他为“包公再世”。
费孝通于5月31日由江苏回到北京，下车之后，就匆匆跑到“新观察”社他的学生黄沙那里去听取各大学“鸣”“放”情况的汇报。
听到了
“林希翎的事”，他“觉得林希翎敢于说话是好的，所说的话中间也有一些道理，大家公开辩论，那是民主”。
到了6月06日，他以为一切布置妥当了，时机也完全成熟了，便在章伯钧亲自主持的六教授座谈会上露出狰狞的面目，大叫情况“太黑暗了”，民盟“大有可为”，我费孝通要出来“竞选”，并坚决表明“不参加共产党”，不吃共产党的饭。
接着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中央统战部递“哀的美敦书”。
这是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只有希望通过这条路线，才能成立他们所梦想的反对党、进而夺取政权的卑鄙目的。
企图把罪恶之手插入学校和国家的领导中
06月上旬，费孝通在章、罗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两个大题目——“科学体制”和“学校党委制”——上，也以策划者和督战者的姿态，进行了阴谋活动。
章、罗联盟企图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错误思想，对党进攻，以便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们根据费孝通搜集的或通过费孝通的串连方法所搜集的歪曲科学界现实的材料，草拟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同党和政府的方针完全对立的主张，并恶意地叫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暗示我国科学家已处于“受威胁”或者“受迫害”的地位。
这份意见书的最后修正、定稿，是由费孝通一手包办的，而费孝通并不是所谓“科学规划临时小组”（民盟四大非法组织之一）的召集人。
特别恶毒的是费孝通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坚持要在原稿上写出：
“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同时，亲手加上了“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的字样。
其中“一视同仁”数字还是另一右派野心家曾昭抡修改过来的，费孝通原来的写法比这更加露骨而恶毒。
费孝通是民盟另一非法组织“学校党委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据他自己检查说：
“我认为在整风中应当‘提高讨论的质量’……所谓‘讨论要提高质量’，就是想改变整风的方针，矛头指向国家的制度。”
又说：
“我在6月06日的会上谈到民族学院的情况时曾说，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些干部的作风问题，表示没有重大意义，应当提出比较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制度的问题”。
并说：
“党不能只靠一千万党员来体现党的领导，而应当把党的政策变成大家的认识，靠大家来插手”。
因此，他竟敢于否认宪法的规定，说“高等学校党委制没有法律根据”，而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06月04日，费孝通和吴景超、陶大镛等开会讨论学校党委制问题，他对吴景超的发言大加赞赏，说“吴景超的发言可以用图表画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拟订了一套非常具体细密的方案，即他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这套方案大略可分为五部分：
第1部分，把学校的共产党员描绘成“独断专行”，不懂科学技术的人物，对党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第2部分，规定党在高等学校的活动范围，狂妄地干涉党的内政。
第3、第4、第5部分，规定在学校设置各种“委员会”，企图通过这些“委员会”的活动，使党的领导化整为零，变为乌有。
费孝通认为这是“督促党员非与群众结合不可的”好办法。
并且说：
“不但是在学校应如此，总的说，国家这担子也要让大家来挑”。
在群众愤怒质问之下，费孝通现在已初步供出他的这些论调，“也就是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所谓‘让大家来挑国家这个担子’，也就是要插手领导，也就是要篡夺领导权。”
“连偷带抢”的“学术本领”
费孝通原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
解放前，他以杂文风格写了一些为地主阶级寻觅出路的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看来，这也是些杂拼的“小说”，丝毫没有“学术价值”。
解放后，他更加不读书，不学习，甚至连报纸也不看，把马列主义视为教条，根本不看在眼上。
因而，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
在批判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还写有解放后由不满而发牢骚而有抗拒情绪的文章，为胡风撑腰（当时该文被旁人指出是反动的，因而烧去）。
然而，他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者自居，专干政治活动，并以此得到地位和保全地位的人物，自然不甘心丢掉“学者”的幌子。
为了搞点所谓学术性的著作，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费孝通下流到窃占他人的劳动成果。
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编改而成的。
例如“佧佤社会概况”一文，取用稿本四种、未公开的资料两种编写的。
这些稿件是青年学者们为请专家指导而寄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却被这位“专家”据为己有。
又如“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从起草、修正、讨论到定稿，都是民院研究部有关人员的集体创作，费孝通没有花费过任何劳力，但最后却由他随意修改几下，用他本人的名义发表。
又如“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一文，是由王静如教授口述，宋蜀华讲师记录，再经其他数人提供意见，最后由费连缀成篇的。
今年在“考古通讯”第3期发表“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也是偷窃李家瑞先生的关于大理历史文物稿件改写的。
甚至连“早春天气”也是由冰心帮助写成的。
他在学术问题甚至在普通常识上一贯是强不知以为知，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
例如，他家里根本没有“廿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廿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廿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图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
但费孝通在学术上却抱有很大的野心。
他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首先在学术界占领一个阵地，然后进一步消灭学术思想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出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
06月0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两地做起。
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
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
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
费孝通本人在这个战场上也是一个主帅，他想使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为他的阴险卑鄙的目的服务。
为了在政治上、学术上扩大影响，费孝通不遗余力地在新闻界、出版界攫取据点。
“新观察”这个群众性的刊物，长期以来成为费孝通任意散布毒素、放射毒箭的工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也是费孝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
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费孝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据有关同志揭发，费孝通一生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历史，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
“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就是他坚信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
1930年，费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与张君劢、张东荪相勾结。
1933年，他到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又和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结识。
清华大学毕业后，他通过张君劢在李宗仁那里得到一笔钱，进行农村调查，以反动的社会学观点，搜集农村资料，写成著作，并利用徐光烺译成英文，带往英国，进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得到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的夸奖，博得“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虚名。
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一鳞半爪的费边社的荒谬理论，回国以后，大唱中间路线，反对人民革命。
1941年后，费孝通为了投靠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博得他们的欢心，以便在美国进行出卖祖国的活动，他就在去美国之前，参加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了反动的本事。
在美国，费孝通和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来往很密。
他从美国回来后，提出要冶英美的政治民主与苏联的经济民主为一炉，蒙蔽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诬蔑苏联没有政治民主。
同时，他还借勾结一些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以自重。
“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在昆明，表面上装作“进步”的样子，骨子里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反对进步教授到他所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课。
他并且随时和美国领事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斗争尖锐时，即和潘光旦等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里，不敢出头露面了。
有人去请他在抗议蒋介石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宣言上签名，吵了一天，他终于拒绝。
接着他就利用国民党的关系，抢搭国民党特派的专机飞离昆明；
并公开向国民党表明：
“我们（潘光旦、费孝通）要到苏州去做学问了”，意思是说我们不反对你们了。
旋又（1946年）通过当时国民党大官吴文藻的关系，再度去英国活动，回国后，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
到了1947年，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人民革命的胜利基础业已奠定，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他在政治上更加摇摆，接受反动派的拉拢，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青年。
直到解放，他的中间路线思想根本没有改变，只是潜伏心底，暂时不“放”，一到他认为“天气”对他有利的时机，例如，在这次整风期间，便出来大放厥词，要和人民争夺天下了。

工人孩子的别墅生活
正当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的时候，记者到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疗养区访问了工人孩子的别墅。
别墅里，住着天津市纺织管理局的四个棉纺织厂、一个印染厂职工幼儿园的二百多个孩子。
一走进别墅的栅门，在长满松柏的院子里，就被许多晒得黝黑的孩子包围了。
不一会，几乎是每个孩子都拿来了自己的小板凳，请客人坐下，表示欢迎。
幼儿园主任的谈话，使我了解到：
解放几年来，这五个工厂幼儿园的发展情况（仅在园儿童数就由几十、几百增加到一千几百名了）；
勤俭办园的成绩和孩子们俭朴、愉快的别墅生活。
孩子们对别墅生活，最感兴趣的是同海水和沙滩打交道。
主任正在叙述孩子们爱海、爱沙滩的小故事，有孩子插嘴说：
“老师，我们还用诗来歌颂大海哩。”
“对，那么你们谁愿意为叔叔朗诵一首诗歌呢？”
主任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后，决定由宋光自己选择诗题朗诵。
宋光懂得同伙的心情。
他知道大家都想表演一下诗歌朗诵。
朗诵，似乎成为一种权利，宋光为了让其他小朋友分享这种权利。
便建议老师再指定四个人，和他一块分段朗诵“我见到了祖国的海洋”。
于是张宝、朱全德、赵燕丽和张夏的名字，被老师提出来了，大家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这几个孩子。
宋光朗诵第1段的时候，大家还是静静地听着，到张宝朗诵第2段的时候，孩子们都憋不住了，大家用轻轻的声调伴随着朗诵。
孩子们朗诵得真好，吐字清楚，又那么富有感情，一个个眼睛里闪烁着愉快和幸福的光辉。
朗诵刚完，几位老师抱着一大堆白色小布帽，带领着许多小朋友从屋里走出来了。
“时候到了，该下海游泳去啦！”
主任看了看手表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排成队，跳跳蹦蹦地向栅门外走去，许多孩子还向我们挥着小手。
“今天的孩子真幸福啊！”
主任自言自语。
是的，今天的孩子是幸福的。
在主任拿出来的许多孩子家长的来信中，工人把自己解放前在失业、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生活处境，与解放后走向幸福的生活情况，作了鲜明的对照。
他们用事实反击了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谎言。
工人们对党给予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表示了真诚的感激。
离开北戴河的头一天晚上，向孩子们道别以后，独自慢步在海滨。
疗养区树木成林，在夕阳光下形似一条橄榄绿色的丝绒带子，数不清的红色的、银灰色和咖啡色的疗养所建筑，点缀得如同一粒粒镶在丝绒带子上的宝石。
这一片美好的景色，从前是被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霸占的，解放以后，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了这里的主人。
看到海和孩子们的别墅，脑海里浮起了小朋友们歌颂祖国海洋的声音：
蔚蓝的天空，
碧绿的海洋，
波浪一个跟着一个，
撞在岩石上，
它好像换上了雪白的衣裳，
跳舞又歌唱，
听！
它哗啦哗啦的声响，
多么雄壮！
我们也跳舞，
我们也歌唱，
我们见到了祖国的海洋。…………
蔚蓝的天空，
碧绿的海洋，
太阳在天边照耀，
微风在海上飘扬，
我们来到祖国的海边，
两脚踏上岩石，
岩石迎着波浪，
我们谢谢海洋，
我们谢谢阳光，
你帮助我们锻炼得更坚强，
我们长大了，
一定要保卫着你，
祖国的海洋！
孩子们是多么热爱海洋、热爱生活、热爱祖国。
晚了，该回旅寓了。
原想再一次去向孩子们告别，但走到别墅栅门口时，已经听不见里面的嘻笑声，别墅，是静悄悄的一片，孩子们都睡了。
一天的活动，尤其是在海滨吸足了海上的咸空气之后，更需要很好的休息。
不惊动你们了，幸福的孩子。
再见！
（附图片）
右上图：
孩子们在别墅前的小路上散步。
左图：
“水温二十，可以下去。”
阿姨对孩子们说。
下图：
最高兴的事。
上图：
沙滩上玩儿的花样真多，晒太阳、拾贝壳、做游戏，还可以用沙子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
右上图：
解放军叔叔在“八一”联欢会上，为孩子们讲战斗故事。
右图：
建华的妈妈是第1棉纺织厂的女工。
今天，她来信了。
本报记者　苍石著文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