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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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教育我们，在任何风浪中，都要辨明是非，站稳立场，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
坚强的革命战士，在温室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在狂风巨浪的实际斗争中，才能锻炼出来。
张学万等十四位复员军人，正是在一场反革命煽动群众暴乱的风浪面前，显示了他们的阶级立场无比坚定，革命嗅觉异常灵敏。
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我们是复员战士，任何时候都有保卫祖国的义务，决不容许有人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
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种鲜明和坚定的立场，所以遇事嗅觉也就特别灵敏了。
虽然他们刚刚复员回来，对故乡的情况并不很了解，但是当汉阳一中学生到处贴反动标语、捣毁公物、捆打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立即看出这不是一个简单“升学”的问题，明明是坏分子借此煽动暴乱。
革命战士决不能听任反革命捣乱。
于是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挺身而出，站到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这说明了，一个人只有有了坚定的立场，遇事才能耳聪目明，很快辨清是和非、香和臭、善和恶，并且立即决定自己的态度。
只有有了坚定的立场，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而坚决的行动则是立场鲜明的标志。
如果说，“这是坏分子捣乱，我认识清楚了，我不会上当”，但是却不像张学万他们那样，采取坚决行动，进行英勇的斗争，而是冷眼旁观，洁身自好，置身于斗争之外，那实际上是对坏分子的纵容，对革命事业漠不关心，这也是立场不稳的表现。
张学万等同志的崇高品质，正是表现在大风浪中不回避、不犹豫，当机立断，挺身投入战斗。

正确的行动，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保证。
任何反革命暴乱，都是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参与暴乱的群众，大多数人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蒙蔽挑拨，一时迷惑而参加的。
在暴乱中，除了对个别首恶行凶分子外，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要坚持说理斗争，耐心说服群众，揭露反革命分子面目，孤立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斗争胜利。
张学万等十四位同志，他们针对反革命暴乱的情形提出了严正的口号：“我们反对绑架，反对侵犯人权，反对侮辱党和政府的首长！”
“我们反对破坏国家财产！”
他们到暴乱者集中的地方贴出反击的标语，当众揭穿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他们和工人、农民一起，在各种场合耐心地说服群众，和参与暴乱的学生们进行辩论，有些学生被说得当场低着头溜走了，有些学生惭愧地流下泪来。
甚至个别坏蛋举手向县长打来的时候，张学万同志还压制着心头的愤怒，用自己的身体去进行遮挡。
他们就是这样，在平息这次暴乱中，起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全体军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各县市兵役局应该把他们的事迹在所有复员军人中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
号召全体复员军人，学习张学万等十四位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那种坚定的立场，高度的警觉和果敢的行为；
学习他们的斗争方法；
特别要学习他们那种对党、对政府、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号召全体复员军人，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永远保持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永远站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前线，不仅在军事战线上打胜仗，在政治思想战线和生产战线上也要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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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689部队普遍开始学习新的纪律条令。
这个部队的党委，在新条令颁布后，曾接连开了两次常委会，研究怎样宣传与贯彻执行新的纪律条令。

16日，该部首长刘辉山又召集全体尉以上军官，对如何坚决认真地执行条令，专门作了动员。
会上，他还表扬了一些执行条令好的单位。

队列、军训部门和政治机关的军官，为了更好地掌握与指导部队执行新的条令，已逐章逐条反复地研究了它的全文。
政治部还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掌握纪律条令的宣传教育。

连队是用上课的形式进行教育的。
各连还把条令全文写成大字报，贴在显要地方。
担任军训和值勤任务的士兵们，利用休息时间把条令全文抄到自己的小本子上，在空隙时间进行学习。
摩托营二连在学习后，已组织了一次测验。

他们在学习中强调了边学边贯彻，通过对新纪律条令的学习，切实提高部队的纪律性。
三支队一连连长刘振荣进行教育时，结合了当前整顿军容风纪的问题。
现在这个连已作到服装整齐、晋见首长时报告、军人见面都互相敬礼。
该部某支队一分队，也根据新条令的规定，给过去执勤中成绩好的三个人以假日奖，九个人以“口头嘉奖”。
受奖者李守谦说：“新条令鼓舞了我，我将更认真地学好它，争取在工作中立功。”

作者：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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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0218部队二支队官兵最近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
通过这个辩论，提高了觉悟，初步澄清了部分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是否有优越性、党是不是光照顾工人而不照顾农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等问题的模糊认识。
他们在辩论过程中，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的问题。
有些同志还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访问了附近的工人、农民和来队家属。

合作化好不好，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瞧

农业合作化是否有优越性呢？
列兵于东先说：“这得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
他说：“最近我回了趟家，听见有的小孩子唱农民生活苦了和要退社的顺口溜，当时我很吃惊。
后来一打听，才弄清这些顺口溜是从一个地主那里传出来的。
要是不先看看是什么人说的话，可就上大当啦！”
黄继祥同志的家乡去年闹了水灾，有些乡亲跑到城市来，见了他就诉说农业社不好。
当时黄继祥的认识也糊涂起来了。
近来，他对那些乡亲的情况作了调查。
他向大家介绍调查的结果说：“跑到城市的十几家中，只有一家是生活真正困难的。
有三家是因为社里揭露了他们隐瞒粮食，他们不满意，不愿再回社了。
其余的都是想进城找活轻赚钱多的事干。
这些人为了取得别人的同情，就任意夸大和编造农业社里的坏处。
我们县里的吴科长曾亲自来城里接他们回社，他们有的叫苦说没衣服，吴科长给他们买了新衣服，还给他们买了车票；
可是，他们有的一下火车，就卖了新衣服，换上破衣服，又进城来讨饭。
现在呆在城里的还有三家，他们把讨来的剩饭、陈馒头晒干卖给别人喂猪，自己却买好的烧小锅吃。”
经过这样的辩论，原来认识不清的同志觉察到自己的屁股没有坐稳，听话没有注意到是什么人说的，这样就很危险，很容易上当。
有的同志原来认为自己家里入社吃了亏，现在也认识到是家里人的思想问题、习惯问题，自由散漫惯了，一时转不过来。
他们用自己的体会说：“我们刚到部队时，班长管得严点，就不舒服，何况农民呢。
再说，我们办社的经验还不丰富，工作上出点差错也是难免的。”
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提高了

党是不是光照顾工人而不照顾农民生活的问题，通过辩论以后也都有了明确的认识。
如郭德凤访问了驻地附近的工人后，在会上说：“一个工人平均挣五十来元，一般都要养四五口人，住房、吃菜、喝水、烧柴、坐车……没有一样不花钱，就连小孩玩的沙土，也要掏钱买。
在农村，社员住房是自己的，吃菜有个人的小菜园，吃水到井里打，烧柴有庄稼杆子，走路不用花车钱。
农民每月花五元钱的生活，不见得比工人花十来元钱的生活差。
工人现在不吃黑豆和混合面了，农民也不吃糠了，我看工人、农民的生活都提高了。”
宫锡霞同志说：“农村里男女劳动力都能挣钱，工人家里男女一齐上工的可不多。
我家乡去年涝了，社里就组织大家搞副业。
一个男劳动力，打一天鱼分一元零二分。
一个女劳动力，编一天席分四角六分。
一家要是男女一起劳动，一个月也能挣四十四元多钱。
我过去认为工人生活高，就是没有细细算这笔账。”
参观了小王庄农业社的同志们说：“这个农业社是1955年成立的。
这一年，社员收入就比往年增加了四分之一，1956年又比1955年增加了三分之一。
去年每个劳动力平均分七百二十元。
社员们有了婚丧大事，社里还补助一百元；
妇女生了孩子，补助六元；
困难大的，照顾得更多，这怎能说农民生活没改善呢？
要是没有农业合作化，农民恐怕作梦也想不到这些。”
这不是统购统销的好处吗？

统购统销后，农民的粮食是不是够吃呢？
在炮二连的讨论会上，来队家属王老贵说：“我家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小孩，每月供应粮食一百六十九斤，我们还吃不清呢！
当然，你要是光吃白面那就不够了。
去年闹了水灾，我们那里没打粮食，可是政府把大批粮食送到我们那里。
我们搞副业每月挣的钱就够买粮食吃了。
要不是有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粮价不知道要涨多少，再说，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列兵杜江说：“我十岁的时候，家乡遭了水灾，旧社会没人管，我的爷爷、大爷、奶奶和弟弟都饿死了。
这两年家乡又闹了水灾，我家里的人都很健康。
为什么过去闹一年灾，饿死四口人，现在接连两年闹灾荒，还人人有吃有穿，这不是统购统销的好处吗？”
经过近十天的辩论，官兵们政治觉悟提高了，部队里出现了新气象。
过去有人听到不正确的言论，辨不清是非，现在开始懂得了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下：这是什么人说的？
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
是个别事情还是普遍现象？
并且据理加以批判。
部队的团结也比过去加强了。
如六连四班过去有七个人对统购统销有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思想上有负担，工作学习不够积极，常常闹不团结。
现在他们的模糊认识澄清了，全班团结了，战术和射击动作都比过去作得准确了，许多同志都纷纷给家中写信，教育家里要站稳社会主义立场，不要上坏人的当；
教育家中要多看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不要光看眼前利益。
目前，这个支队还有少数同志的模糊认识没有澄清，辩论还在深入展开。
（杨振）

作者：李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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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是速成中学的上尉政治教员，王志孔是大尉军事主任教员。
整风运动开始时，他俩就积极筹划向党委进攻。
高峰拚命攻击学校训练部门，污蔑训练处一片黑暗，说原训练处长对教员施行警察式的统治，扬言要狠狠地整一下。
他在“原因何在”的大字报中，大谈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党员和非党员间的矛盾，并说应由工农分子和党员负责。
他满怀恶意地说学校领导没有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歧视、排斥知识分子。
高峰骂学校领导人“内心世界肮脏，品质恶劣”；
党员是“卑躬屈膝的奴才”；
骂积极分子是“工农成分、国民党作风、流氓行为”。
他把一切靠近领导的正派人，看成是“宗派主义的墙脚，违背良心，不主张真理”。
提起肃反，高峰更狂吠不止，说肃反是“无端给人肉体、精神和人格上的百般摧残折磨和侮辱”；
领导肃反的某些干部是“谋财害命、嫁祸于人的娄阿鼠”；
肃反后被提拔的某积极分子是从“群众”的血泊里站起来的。

这时候在干部学校受训的王志孔从高峰那里了解到一些学校的情况后，便遥相呼应。
他在受训的干部中散布对十八速中领导的不满情绪，鼓动大家不要学文件，要研究学校问题，煽动大家回学校去整领导。
不久，王志孔就在高峰的督促下，赶回速成中学进行反党活动。

高峰、王志孔等人抓住教员思想混乱的时机，到处点火。
他们错误地估计：抓住一部分人对军衔、级别、入党问题的不满情绪，加以煽惑，人们就会盲目地跟着他们走。
他们提出了“党委不信任我们”的口号，煽动群众向党攻击。
当校党委决定召开鸣放大会时，他二人又百般阻挠，大喊“党委昏了，决定是愚蠢的！”
军区政治部派组织部长胡惠之到学校帮助整风，王志孔就诽谤“胡部长官官相护。
要整好风，先得把胡部长哄走”。
他还到图书馆收罗资料，无耻地宣称：“学好理论，才有本钱骂共产党”。
在鸣放发言中，王志孔咒骂党委“一团糟”，“你们党委没有群众基础，我们有群众基础”；
狂妄地威胁“党委不要认为学校没有枪杆子，难道我们不能采用其它方式吗！”
王志孔处心积虑拉拢党委委员耿石、杨雅林，探听党委内部消息，然后抓住耿石的小辫子，要挟他在党委扩大会上攻击党委，否则就要让他“既脱离群众，又脱离领导”。
他们还对杨雅林说：“你是群众拥护的人，在党委会上要代表群众意见（按：指他们的意见），坚持斗争”。
王志孔事后得意忘形地对他的同伙夸口说：“党委会内部封不住了！”
在党委扩大会开会期间，高峰、王志孔还具体研究了向党委进攻的部署。
他们认为，要攻垮行政和党委的领导，必须首先向干部工作和党务工作开刀，他们公然要求领导处分干部处处长。
在进攻中，高峰负责供给弹药（收集材料），王志孔在党委扩大会上进行攻击。
他们暗中互祝胜利。
右派分子高峰、王志孔还打着“正直党员”、“为群众鸣不平”的幌子，俘掳了一部分对党心怀不满的人。

学校从7月10日起召开小会、大会，对右派分子发动了全面的反击。
群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高峰、王志孔攻击党和领导的目的，是企图篡夺学校的领导权。
王志孔曾野心勃勃地说科长不称职，应由他取而代之。
高峰则说自己能当好物质保证处处长。
他公开说：“共产党有宗派主义，是因为它是执政党。”
有的同志揭露，高峰常常写些可疑的东西，如：“高颂人帝冲云霄，思想慕高饶”，下款落“蒋介石赠”等。
有的同志针对高峰污蔑肃反是“冤枉好人”的谬论，揭露高峰曾当过土匪，参加革命后又脱离革命；
高峰的父亲是“中统”特务，哥哥是“军统”特务。
肃反前，高峰不但没有向组织交代，反而伪造历史，诡称家庭困难，骗取干部补助金去救济他的反革命哥哥。
像这样的历史情况和欺骗党的行为，难道不应该列为肃反审查的重点吗？

在群众的揭发和驳斥下，右派分子高峰、王志孔反动的叛徒面孔彻底暴露了。
小集团的随从分子纷纷交代问题，揭发高、王的幕后活动。
曾受到高、王所迷惑的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很快向党靠拢。
至此高峰、王志孔两个右派分子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承认自己仇恨党、仇恨领导，承认自己反党反领导的活动，是有计划、有分工、有组织的。
他们的行动口号是“打入群众、分化群众，创造条件，改善环境”。
王志孔还交代出他所以能当选为党的总支委员，是由于高峰等人以帮助不识字的党员写选票为名，从中作弊得逞的。
===== 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人民日报八月十六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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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上旬开始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了。
目前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专区和县一级的机关，城市区一级的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斗争也正在逐步展开。

由于坚持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右派分子的方针，由于坚持说理和揭露事实的方针，由于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简单粗暴的倾向受到纠正，斗争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在许多新的战线上，例如在文艺战线和工程技术战线上，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
在斗争深入发展的地方，总起来说，新发现的右派分子比前一个阶段所已经揭发的，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
一部分躲在幕后策划的右派骨干分子，以及潜伏在共产党内、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陆续暴露出来了。
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中的广大进步分子，经过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大风大浪，经过了同右派的大辩论，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
许多原来认识模糊的人，也大都辨明了是非，深切地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斗争。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同党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但是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这种不平衡，不仅由于各单位开展斗争的时间的先后，而且由于各单位对斗争的指导是否抓得紧，工作是否深入。
还没有展开斗争的单位，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逐步开展斗争。
斗争开始得比较早的单位，有少数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例如许多高等学校），今后除了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外，需要转入系统的思想教育和改进工作的阶段；
大部分单位斗争还正在高潮，需要继续扩展和深入；
也有一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总之是没有搞透；
有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还有草率收兵的思想。
总的说来，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而在一切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

为什么一部分单位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呢？
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认识不够，或者是缺乏认真的具体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人民已经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没有在这些战线上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地树立起来，那就不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经成功了。
相反，如果听任敌视社会主义、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猖狂进攻，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有归于失败的危险。
去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首先是在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卫生界、工商界，全面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取得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

反右派斗争既然是决定我国命运的斗争，既然是关系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那末，显而易见，这个斗争决不容许半途而废。
任何一个有右派分子的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把右派分子的面目暴露得愈彻底，把他们的阴谋打击得愈彻底，这个组织就愈巩固，它的成员的觉悟就愈高，它在今后的工作就愈能够顺利发展。
因此，凡是斗争开展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追，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

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没有深入，是由于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斗争没有认真负责，那里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满足于空喊斗争口号，企图用简单化的方法解决问题。
他们对于本单位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往往还没有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斗争中往往讲的道理说服力不大，提出的事实不充分，或者不够准确。
他们对于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得也不够完全，没有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群众中间的某些疑虑也没有及时地加以解释。
当他们发现简单化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斗争不容易深入下去了。
事实当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相反，只要这些领导者真正加强对于斗争的具体领导，真正对于大多数群众（特别是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进行了充分的团结教育工作，认真解除他们的疑虑，启发他们的正义感、责任心和积极性，真正把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组织好，用社会主义的真理和大量的有关的事实把他们武装起来，真正对于斗争的目标进行有系统的、详细的、确切的调查研究，那么，斗争就必然能够一步一步地深入。
经过这样的努力以后，就必然能够使任何右派分子的真相水落石出，使他们看到除了向人民彻底投降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的出路。

为了深入反右派的斗争，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对于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
姑息养奸，养痈遗患，这不但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对于一切可以转变、愿意转变的右派分子的改造也不利。
但是同时必须严格划分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界限，不要把只有一些右倾思想而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敌视党的领导的人们错误地划为右派。
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注意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
而且事实必须确凿，不要虚夸；
道理必须有分析，能够令人心服，不要强词夺理。

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定要同时注意改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作风。
不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不积极努力改正错误和克服缺点，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必须在两个方面“狠”：狠狠地斗，狠狠地改。
能马上改的马上改；
因为没有条件，暂时不能改的，或者需要深思熟虑，调查研究，不能马上改的，要向群众进行解释，或者作具体的准备。
不应该改的，当然决不要改。

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它的严重意义，认真执行国务院7月26日所通过的决定，“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
全体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们，都应该争取这一斗争的深入再深入，争取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制方面的胜利巩固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巩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扬光大。

作者：纳穆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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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训练总监部院校部最近召开了两级步校训练部长会议，根据我国、我军和步校的实际情况，着重讨论了新编制的步兵学校训练计划纲要（草案）。

会议指出，这次的计划纲要（草案），是在检查以往学校训练中的教条主义之后，以现行条令、教范（教令）为准，并结合我军战略方针、我国地形特点、我军作战经验和装备技术的可能发展，以及现代战争对步兵分队初级指挥员的要求而制定的。
它反映了我军训练的实际需要。
在新的计划纲要中，充实了近战、夜战和山地、江河战的内容，增加了坑道、水网、稻田地战斗等新的课题。
它不仅要求学员学会在与敌直接接触情况下的攻防战斗样式，并且要求学会如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学会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各种战斗样式。
纲要还规定各科目应在原子条件下实施训练，要求学员熟练对原子防护的动作。
此外，这次的训练计划改用了纲要的形式，改变了过去学校对训练内容、时间“统得过死”的现象，照顾了学校训练实施的机动性。
各校可以根据训练总任务，因时、因地、因人实施训练。

在讨论纲要的同时，会议还批判了过去在学校教学中忽视教学相长的作法，强调各校要充分发扬教学民主，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
在这方面，会议指出，一些学校领导上在训练中已开始注意吸取学员的意见，但是在具体执行中认识上仍有分歧。
一种是认为贯彻群众路线是训练实施中有条件的技术活动，强调步校学员军事和文化水平低，执行起来有困难。
另一种是把走群众路线局限在讨论中，不认为它能运用于整个教学过程。
会议指出，必须澄清上述错误认识和片面的看法，树立“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观点，以改进训练方法，充实训练内容，提高训练质量。
此外，会议还强调各学校要展开对我军过去作战经验的研究工作，并逐渐使之充实到现有的教材中去。

会议期间，到会同志还根据张宗逊副总参谋长的指示和总政治部宣传部刘汉副部长有关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进行了座谈，强调今后要加强对学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学员艰苦朴素的品德，批判了过去学校政治理论教育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主张今后的政治教育要采取大辩论的办法，重视联系实际。

会议结束时，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到会作了指示。
在谈到什么是我军经验的时候，张副总长指出，我军的经验体现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总结了我军各个革命时期的经验。
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建军原则，不仅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也适用。
我军现时的战略方针，正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体现，也是我军经验的总结。
因此，要在学校训练中解决联系我军的经验的问题，首先就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每一个担任训练工作的干部、教员都应深入学习这些著作，并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教育学员。
在高级步校则应当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列为正式课题。
我军在战术技术方面的具体的东西，目前尚无系统的总结。
这就要求各学校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不要完全依赖上级机关。
在学术研究中，有问题就提，只要提出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教学过程就是学术研究过程，也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各个学校的校长、政委，机关的部长、副部长都要抓学术问题。
最后，张副总参谋长还对原子条件下的战斗训练和学校要培养学员具备什么样的作风等问题作了指示。

作者：本报评论员

黑龙江省的阿城县兵役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从本报今天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建立威信、做好工作的基本经验不外两条：一条是积极参加地方工作，一条是与农民群众同甘苦。
他们从不强调特殊，认为自己是“军队系统”，不好好服从县委的统一领导；
相反，他们总是积极参加地方中心工作，虚心服从县委领导，主动要求给予任务，把兵役工作同地方上的其他工作结合起来做。
他们在工作作风上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劳动，真正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上得到党委的支持，下得到群众的拥护，也树立了威信，做好了工作。

这是一个榜样，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据我们了解：现在还有不少的县兵役局，工作没有做好，有的甚至跟县委或县的其他机关关系也不好，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据说他们那里有些人认为兵役干部是军官，兵役机关属军队系统，地方党委领导不好他们；
或者认为兵役干部参加地方中心工作，就一定会影响本身业务；
或者认为兵役干部半军半民，可以不用一个正规军人应有的原则和风度要求自己。
这都错了。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兵役工作与地方其他工作密切联系着，更需要地方党委加强对兵役工作的领导，兵役干部也要更好地参加和帮助地方的中心工作；
正是因为兵役机关和兵役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接触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更需要我们严格要求自己，更需要我们处处关心群众。

这样的根本认识上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否则就不能做好工作，就不能跟各方面把关系搞好。

本报讯 0141部队政治部鉴于整顿党支部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近几年来连队党支部的领导骨干变动很大，各级领导对支部建设工作抓得不紧，连队支部的领导水平不高等情况，在今年训练开始后，便明确提出在训练中加强党支部建设，并采取七项措施：

一、在支部骨干和各级党委、政治机关中开展支部建设问题的讨论。
这种讨论，先由领导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将要进行讨论的问题分题总结，再由部队、支队拟订讨论计划，培养讨论会的骨干，支队、营分别组织讨论，最后由部队、支队进行总结。
计划在两个月内分题总结和讨论七个问题：①连队支部在训练中应当管什么，怎样管；
②支部如何讨论制订决议；
③怎样制订军政工作计划；
④怎样当好支部书记；
⑤支部如何检查支部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总结工作；
⑥支部对共青团、俱乐部的领导问题；
⑦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如何指导支部建设。
到目前为止，参加讨论的已有八百人。
这种讨论的实质，是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总结和推广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加强支部建设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二、发动政治机关和营的领导干部参加连队支部活动，就地帮助。
训练开始后，他们曾组织了政治部（处）主任、支队政委、教导员等五十七名营职以上干部，分别参加了五十个支部的支委会和支部大会，进行会前帮助、会中指导、会后讲评。
由于缺乏经验，事先没有对参加活动的机关干部进行专门训练，因而他们的工作效果不大好。
营党委会组织各委员指导支部活动比较经常，二支队三个步兵营十二个干部，从3月到7月，共参加支委会、支部大会四十九次。
营委以上同志参加支部活动的好处是：支部骨干确实得到了帮助，增强了工作信心；
推动连队干部更好地参加集体领导，比如营长参加连队党支部活动，对连长是最实际的教育，及时发现和解决连队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适当地组织支部活动的观摩、评比。
二支队曾组织党支部书记观摩五连的支部大会总结工作，观摩之后就地评比。
许多支部书记反映这种观摩应多搞几次。

这种做法在每一训练期由营或支队组织一次是可以的。
事先应帮助被观摩的支部作些准备，但不一定要搞成示范，经过大家评比是最现实的教育。

四、发挥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加强对连队党支部委员的训练。
今年训练开始以来，各支队政治机关的业务部门，都进行了训练支委的工作，学习了支委职责，介绍了工作经验。

五、把重点整顿支部作为经常工作。
现在每个支队都有一两个连队的主要领导骨干之间的关系不好，这就直接妨碍着集体领导的形成。
对这类支部，由支队派人或由营的负责同志去帮助他们进行短期整顿。
在整顿中把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教育的重点。
只要支部骨干掌握了这个武器，今后就是有问题，也较易解决了。

六、改进组织部门的工作方法。
党日时间应成为组织部门的支部工作日，有计划地派人下去参加支部的实际活动。
最近五个月内，政治部的五个组织工作干部已经参加支部活动二十二次；
政治部已和三个支部建立了直接联系。
还准备定期研究支部工作情况，集中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般化的领导方法。

七、抓紧党的教育。
申请入党的人在群众中占30％左右，不能放任不管；
预备党员为数不少，对他们的教育也不能忽视；
要有计划地对干部党员特别是支部骨干进行党的观念教育，着重讲解党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上述七项措施，有的已经做了，有的正在做，有的准备做。
从五个月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对加强支部工作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表现在连队党支部的各种会议制度都坚持下来了，支部委员参加集体领导的积极性和执行支部决议都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党内的民主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
但是，这仅是进步的开始，从总的情况看来，党支部的领导能力还是不高的，还要认真地贯彻这七项措施，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水平。
（刘昭根据0141部队政治部陈树福主任向总政口头汇报的材料整理）

作者：刘沛

黑龙江省阿城县兵役局几年来征了×次兵，挑选了飞行学员，进行了预备役军人的登记，整顿和训练了民兵，协助地方民政部门安置了复员军人，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动员工作的资料。
他们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本县的地方中心工作。
兵役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他们是怎么做的？

第一，兵役工作的各项任务，都是取得县委的同意，在县委统一安排下去作，而且都是紧密地结合每个时期的地方中心工作去作的。
比如1956年进行预备役登记，就是结合地方撤区并乡，组织春耕生产的中心工作进行的。
工作组下乡先从发动生产着手，同时向群众进行服预备役的宣传教育，在教育成熟和摸清情况之后，才转入登记工作。
登记结束，不是一走了事，而是返过头来再转入组织生产工作。
这样既完成了登记任务，又推动了地方中心工作，因而取得了地方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
他们从来不过分强调兵役系统的特殊性，而是全力以赴地参加地方中心工作。
1956年从春季的撤区并乡，组织春耕生产，夏季的防汛、救灾、抢种，到秋后的分配征购粮食等一系列中心工作，兵役局都组织了干部参加。
今年春季全县整党整社，兵役局抽调了80％的干部参加，包了三个乡（全县三十一个乡）。
结束后又长年包了一个合作社，经常保持三至四名干部住社帮助搞好生产。
据县委反映：兵役局不但能积极参加中心工作，而且还经常主动要求任务。
县委也总是把较困难的工作委托给兵役干部去作。

第二，兵役干部发扬了我军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
在县委要求作好农村工作，支援农业大丰收的号召下，兵役局订出了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具体计划。
从春耕开始，除了参加各时期中心工作外，并长年包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个社是全县最差的社，因为去年遭灾和领导该社生产的干部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结果造成严重的减产和群众不满。
到今年2月整社时，还有二十垧高粱未割，收到场的庄稼没打，群众纷纷酝酿出外逃荒。
春节时群众大吃二喝，干部带头聚赌。
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对今年生产缺乏劲头。
兵役局的同志们勇敢地承担了整顿这个社的艰巨任务。
当他们来到该社时，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他们一方面耐心说服教育，一方面带头干。
兵役局的干部（有县委书记、兵役局长参加）不顾严寒，亲自给群众打了整整一天场，感动了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这些干部是真心帮助他们来搞生产的，第二天起才动起来。
兵役干部深入每个生产队领导生产、发动群众，帮他们算账、订计划。
铲地时兵役局助理员李树林少尉比群众铲的还快，老乡们都称赞他。
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兵役局长王仪春同志下乡后，也是和群众同吃同住，白天参加生产，晚上还领导开会。
军属李老大娘说：老局长可真够辛苦的！
5月初县委号召支援农业合作社，发动捐献，兵役局一马当先，捐出了人民币三百三十五元。
为了支援群众春耕生产，副局长贺金章同志率领二十二名军官背了一千二百斤豆饼，送到距城镇二十里的胜发社，群众受到很大感动。
六十一岁的吴老大爷说：“我们今年再干不好，可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党和政府了。”
这一事迹也大大推动了地方其他各机关部门的捐献运动，受到县委的表扬。
他们就这样通过参加地方中心工作，密切了和地方、和群众的关系，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同时也锻炼了干部的工作能力，学会了作群众工作的本领，给推行兵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兵役局参加中心工作是否会妨碍业务工作呢？
他们的答复是：进行征兵工作是县委书记领导的，所有县委委员都参加了分片包干；
民兵冬训时，县委书记在乡亲自给民兵上课；
1956年预备役登记填发兵役证时，忙不过来，县委动员了一个中学的学生参加，两天之内就突击完了。

阿城兵役局和复员军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有复员军人来访，找他们帮助解决问题，向他们反映思想情况。
地方法院在处理每一件有关复员军人的案件时，都主动找他们商量；
地方机关和企业有了工作任务，也跑来找兵役局帮忙，请他们在下乡时布置点工作或宣传点什么。
贺金章副局长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乡，老乡们都认识他，欢迎他。
===== 为祖国修路，为人民造福！
-铁道兵在各线加紧施工

作者：映波庞建平

本报讯 铁道兵各部队正在克服交通不便、物资供应不足和气候炎热等困难，同时在几条线路上加紧施工。

在云南碧（色寨）河（口）铁路工地上，铁轨已铺到离河上只有二十八公里的马街。
碧河线路基窄、弯道急、桥梁高、涵洞多，交通不便，沿线村寨少，天气酷热，这些困难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
担任铺轨任务的铁道兵某部三支队全体官兵和职工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走群众路线，保证了铺轨任务的完成。
工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曾有一度吃不到蔬菜，粮食也供应不上。
战士们就到山上采集野菜，煮点稀粥喝。
负责拼装钢梁的五连官兵，绝大部分是新手，他们在初焊铆钉的时候，日晒火烤，有许多同志脸都烤肿了，但是仍然提前半个月完成了任务。

在福建南（平）福（州）铁路工地上，铁道兵某部二十三支队官兵，把沿线最长的三百多公尺弯口隧道导坑打通了。
担任施工的全体官兵和职工们，由于注意改善作业方法，广泛地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不断地出现优异成绩：继一连陈咸国风枪小组日进二十七点零七公尺的成绩之后，林家善小组和李元坤小组又先后创造了日进三十三点七公尺和三十四点二公尺的成绩，达到国家统一定额的278％。

在包兰铁路工地上，包（头）银（川）段的车站房屋建筑工程，正在加紧备料施工。
从公庙子到三盛公，确定修建七个较大的车站和十九个区间站，建筑面积为两万五千多平方公尺。
为了争取按时完成任务，铁道兵建筑处第四工程队已在沿线全面地展开备料施工。
西山嘴车站早在5月下旬即开始施工了，三盛公车站也提前半个月在7月中旬开始施工，临河、西小赵车站几个施工点，已在进行砌砖工程。
目前，铁道兵施工人员已经全部到达工地。
工程队号召全体施工人员，克服困难，认真做到好、快、省、安全，争取提前完成建站任务。

在浙江新安江水电站专用线的工地上，铁道兵某部四十七支队官兵，把一座宏伟的兰江大铁桥，提前四天半修通了。
这就有力地保证了专用线早日通车，支援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
（映波 庞建平）

作者：史立成/白天氛

本报记者史立成、白天氛报道 南京部队后勤部经过一个多月来数十次大小会议的斗争，彻底揭发了营房建筑部工程师王继圣勾结地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事实。

兴高采烈在部队内点火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继圣兴高采烈地四处奔走，大肆活动，到地方上探听整风情况，在部队内部点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他恶毒地煽动群众说：“外边（南京市）十三个单位已大放大鸣了，大字报贴得很热闹，就是我们单位还是风平浪静，按兵不动。”
在一次座谈会上，工程师仇天立同志在提意见时，先肯定了工作成绩而后提出工作中的缺点，王继圣就疯狂攻击仇工程师，说：“这是公式化，应该开门见山，不必提优点！”
另一工程师先检查了个人近几年的工作情况，王感到不合己意，在休息时就讥讽这种提意见的方式是“自我批评，汇报工作，小小建议”。
由于王的煽动，有些人在会上立即向党和以爱护党的心意帮助党整风的人进行了攻击。

擂鼓呐喊策应地方右派

在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准备上街闹事的前夕，王继圣化名“翘尾”写了一篇“开场锣鼓当放鸣”的文章，向党施放毒箭。
他明目张胆为南大的右派分子擂鼓助战，摇旗呐喊，壮大声势。
在文章中他极其恶毒地谩骂党是“坐井观天的宗派主义”，是“挡路虎”，骂领导干部是“威仪赫然的官僚主义”，诬蔑党的“鸣放”政策是“非属本牌一律视为假货”，“虽有芳香之花亦不能获雨露而开放，虽有善鸣之鸟亦只能噤若寒蝉”。
他歪曲座谈会、动员会是“跳加官”，而右派分子别有企图地对党的恶意诽谤和攻击，他却说是“好戏”和“大轴戏”。
他诬蔑整风是“用主观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用官僚主义来反对官僚主义，用宗派主义来反对宗派主义”。
他妄想在整风运动中，把营房建筑部搞得乌烟瘴气，恨不得来个暴风雨，因此他阴险地煽动群众说：“群众有提意见之名，领导无三大主义之实。”
他在文章中叫嚣要“驱官僚逐宗派”。

王继圣与地方上的右派分子章厚朴（南京农林局技术员）、胡辑五（南京市农林业学校俄文教员）等人串连一起向党进攻。
他的“开场锣鼓当放鸣”一文经章厚朴看过，章、胡在整风中所写攻击地方政府领导同志的文章，也和王继圣商量过。
他还与南大的右派分子互相策应。
南大的右派分子雷戡写了二十条反动纲领，王继圣到处宣传说：“雷戡很有辩才，他的二十条纲领很有道理。”
他把雷戡的这个反动纲领拿到部队里来到处宣读，把刊载右派言论的南大校刊介绍给周围的同志看，并说：“这些文章很重要，要保存好。”
当南大右派分子到新华日报社门口贴大字报闹事时，王继圣在部队积极声援，说：“新华日报有选稿和不登南大消息的自由，学生有贴标语的自由，贴出的东西不必撕，撕则会打架，群众有觉悟可以让大家看。”
他又别有用心地到处介绍南大所贴大字报中的反动内容。

不甘失败，反右派中继续放毒

全国对右派展开反击后，王继圣还不死心，继续放毒。
他为章伯钧辩护，说：“章伯钧的检讨是对的，因为人家还未说出政治设计院是什么东西。”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是“胆量大，有魄力，这才是民主”。
对人民日报6月8日以后的几篇社论公开表示“不赞同”，认为“不必要”。
他无耻地诽谤党，说党的“雅量不大”，说批判右派分子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侵犯人身自由”。
他深恶痛绝地谩骂共产党连旧社会的道德都不如。

破坏学运、搞黑名单的丑史

王继圣对党、对新社会为什么这样仇恨呢？
揭开他的丑恶历史看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一贯反共的、反动透顶的坏家伙。
王继圣（又名王承懋）在国民党时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
他在伪“临大”读书时，反动头子、三青团中央干事吴兆棠与三青团南京支团书记黄通很赏识他，亲自介绍批准他加入三青团。
“临大”一二·一同学会（进步组织）于柏清等七名代表被捕入狱后，王继圣曾经陪同黄通等反动头子到监狱去威胁利诱于柏清等同志。
1946年上半年吴兆棠组织反苏游行，王继圣是积极分子。
1947年吴兆棠介绍他到三青团南京支团第二组（组训组）工作，他专门搞破坏学生运动的勾当，收集各大专学校进步学生的名单。
解放后，经过多次教育，王继圣的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
1950年他见原伪国防部新闻局刘厚的弟弟刘汶南在家闲着，对政府不满，曾经和右派分子胡辑五一起煽动刘逃往台湾。

王继圣在群众的连续反击下，仍未做彻底交代，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狡赖、顽抗。
群众正抓着他的尾巴，对他的反党罪行继续追根究底。

作者：夏敏之

在学院展开反右派斗争以后，他施展了许多诡计。
他对同组的人说：“平时讲的拿到会上可不行，过去是开玩笑的。”
又向一位同志说：“现在可不能随便讲了，我的问题还要叫你给证明。”
在反右派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同志们没有受他的骗，把他的活动一五一十地在黑板报上揭出来了。
这时，他对大家揭发的材料一概否认，并写了一张字条，叫墙报委员调查材料中所谓“不真实”的地方。
他自己用了一个下午时间写了一篇“声明”，逐条反驳大家对他的揭发，他还威胁说：“运动我经过几次，要整我马建德可不是那么容易！”
在决定开会斗争他以前，他找班主任进行试探，问班主任道：“你说我是包下来，还是实事求是。
要叫我包下来我就全承认，那可不是实事求是啊！”
班主任告诉他如果真的实事求是那倒好办，叫他不要耍花招。
在会议上他承认说过那些话，但不谈思想本质。
这时大家就严厉地对他作了分析批判。
到了第二次会上他又变了，他重新作了发言，只承认次要的，不承认主要的，并在会后拉拢人同情他。
他对几个人说：“咱们组有人是帮助我，有人是个人意气。”
他又对一位同志说：“有人说我拉拢落后，打击领导，说我拉拢落后是指的你。”
为了彻底揭露和反驳他，听到过马建德的反党言论的同志，把他说话的时间、地点一一作了查对，并找了见证人，证明对马建德反党言论的揭发没有丝毫夸张。
马建德在具体事实面前才无法抵赖。

据同志们揭发马建德历史上曾多次贪污，上级号召救灾捐款的时候，他一毛不拔，在捐款筹建拖拉机站时，只捐了十元。
这样的人竟然口口声声为农民叫苦，是别有用心的。
同志们还揭发他长期对党不满，认为党对不起他，平时一贯夸大党的缺点，不谈优点，并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惟恐天下不乱。
现在在群情激昂的围攻下，他已表示要作进一步的交代。

作者：傅培敏

作者：杨亚

右派分子攻击党的各种手法

反对党、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派分子进攻的主要目标。

他们是采用什么方法攻击党的呢？

其一，夸大缺点，否定成绩。
把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把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把右派分子所在的大小单位，都说成是漆黑一团，糟糕透顶。

其二，诬蔑党是“宗派集团”，是新的“统治阶级”，是“一党专政”、“党天下”。
甚至说党已“蜕化变质”，已成了“革命的对象”……。

其三，攻击党的政策，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他们说“党的政策不能代表人民利益”。
他们特别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肃反等政策攻击得最为猛烈。

其四，丑化积极分子，丑化党员，恶意攻击领导干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
他们把积极分子、党员，说成“卫道者”、“秘密警察”、“奴才”、“善于钻营拍马之徒”……。
他们诬蔑我党我军的干部政策是“培养奴才、压抑天才”。
他们非常仇恨老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
他们把我军的领导干部说成是“特权阶级”，是“不学无术”……。
他们竟敢公然要求他们“下台”、“让位”。

其五，强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求“教授治校”，“办同仁报”……。
实际上就是要党让出教育界、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权。

其六，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这方面他们特别注意攻击我军的党委领导制度，攻击政治工作。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攻击党

他们攻击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想推翻党的领导，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当然，他们中间每一人的出发点，不可能完全一样。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他们阴谋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大举向党进攻，以便逐步夺取领导权，为资产阶级的复辟铺平道路。
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对党的仇视，完全是从阶级本能出发的。
根据若干单位的统计，右派分子有50％左右的家庭成分是剥削阶级。
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开始是对党有某些不满，和党离心离德，最后终于走上反党的道路。

尽管他们向党进攻的出发地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反党的言论行动，却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有时他们还可能结成有形或无形的小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协同一致地对党进行攻击。

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动摇

右派分子要想推翻党的领导，我们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是绝对不答应的。
因为，我们知道，要不要党的领导，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事实很明显，不要党领导要谁领导呢？
那只有让章伯钧、罗隆基这一帮资产阶级反动派来领导。
章伯钧、罗隆基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除了疯子和白痴而外，难道还有谁会相信有这种可能！
他们不但不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连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能。
如果真的让他们领导，中国只会走上美帝国主义殖民地这一条死路。
最近揭露的罗隆基的肮脏历史，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个论断。

历史经验早已证明，领导权是决定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在有了共产党领导以后，才一步一步地走向最后胜利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不正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了领导权，而最后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吗？
匈牙利事件中，纳吉当权只有十天，而它所造成的恶果，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得到必要的教训吗？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党的领导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革命前途的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右派分子，他们也很懂得这一点。
他们知道，如果不首先取得领导权，要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困难的。
因此，他们就拚命地攻击党，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夺取领导权。
这种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政治战线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任何的动摇、妥协，都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害。

必须永远保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

右派分子竟敢公然要求取消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我们全军官兵能够答应他们这种要求吗？
不！
我们绝对不能答应他们这种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右派分子这种恶毒的阴谋，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呢？
这是因为能不能保持党对我军的领导，不仅关系到我军的根本性质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三十年来，我军的生长、壮大，我军每一个胜利的取得，都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三十年来的经验，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坚决执行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始终保持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军唯一的宗旨。
为了实行这条宗旨，我军总是把党在各个时期的纲领、路线、政策作为我军当前的奋斗目标。
这是因为我军全体官兵，从长期斗争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总是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最大利益。
坚决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奋斗，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
如果我们的行动离开了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就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违背了我军的宗旨，也就丧失了人民军队的本质。

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我们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这种优良传统，还能够长期保持吗？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脱离了党的领导，那还会有什么革命部队的政治工作呢？
如果我们军队停止了政治工作，停止了马列主义教育，停止了党团员的活动，……那还像什么人民军队呢？
这支军队又怎么能够自觉地去为人民的利益牺牲奋斗呢？

所以，我们说，要保持我军的本质，就必须永远保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
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军队就一定会变质。
右派分子所以要求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梦想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企图把我军变成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工具。

不难设想，如果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如果我们军队变了质，变成他们的反动工具，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
必须永远保持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

作者：邓国屏

6月3日，通信兵部某研究院右派分子丁杰写了一张大字报，造谣说领导不关心有病的工人邵东玉，并且煽动工人“以罢工方式争取对邵东玉的人道待遇”。
青年工人张耀体一看到丁杰的大字报，便想起了领导上在整风动员中讲的一句话：“要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罢工，这是旧社会里的工人用来对付资本家的手段呀！
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人呢？

张耀体虽然没有亲身体验过旧社会工人的痛苦生活，可是他从老师傅张敬坤——一位二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嘴里，听说过旧社会的工人的悲惨情形。
张敬坤还叫张耀体看过他脚上一块半个巴掌大的伤疤，那是张敬坤在当学徒时撞伤的。
张敬坤老师傅越是回忆过去，对张耀体现在的学徒生活就越是羡慕，他不止一次地向张耀体说：“你看，你一当学徒，每月就有三十多元的工资，每天有充足的休息时间，病了有公费治疗，干活出了差错，我连重话都没说过你一句！”
受过党的教育和老师傅多次启发的张耀体，觉得对于丁杰那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行为，绝对不能沉默。
于是6月4日清晨，第一张代表工人说话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出现了，下面署名是“张耀体”。
大字报斩钉截铁地说：“丁杰提出罢工，这种方法只有敌人欢迎。”
他在大字报上一针见血地指责丁杰“协助了敌人，违背了工人利益”。

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并没有就此罢手。
丁杰和他所利用的人，虚张声势地用“闻者”“落后鬼”等各种稀奇古怪的化名，贴出对张耀体进行人身攻击的大字报。
有的大字报的标题是“炮口对准张耀体”，有的则谩骂张耀体是“红毛鬼”、“工人阶级的叛徒”。

张耀体并没有被谩骂所吓倒。
他周围的工人们鼓励他，使他坚定了向右派分子作斗争的信心。
有一张署名“三个普通工人”的大字报，表示对张耀体竭力支持。
张耀体又接连两次写大字报揭露丁杰的阴谋，要求工人们反对罢工。
他正确地说：“我们反对罢工，并不意味着官僚主义就不该反了。”
正在这时，一张公布有关邵东玉病后疗养经过的大字报出现了。
工人们从大字报上看到：邵生病后，领导上立即送他到医院诊治，前后半年时间，公家为他花费手术费、家庭补助费、膳食费共八百余元，邵出院后领导还专门派了一个工人照顾。
丁杰所造的谣言被粉碎了。

右派分子煽动罢工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张耀体和工人们一道进行的坚决斗争终于胜利了。

作者：李军

在右派的攻击面前

在大鸣大放期间，牛鬼蛇神嚣张一时，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大受攻击。
从右派那里抛出来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大字报、漫画一张连一张，“品质恶劣”、“政治投机”、“伪君子”、“假积极”……极尽丑化和攻击之能事。
当时有许多人闻出了味道不对，对这种恶意攻击深感不满，坚决反对。
也有一些人表现出“中间分子”的特色，他们暗地思量：莫非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办了些对不起某些人的事情？
有的还跟上右派分子一起呐喊几句，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牢骚。
党员和积极分子本身，有的表现坚定沉着，少数人有点沉不住气。
也有极少数人被这种攻击吓倒了，以为自己真的亏了良心，办了坏事，害了好人，于是丧失立场，暗中向右派分子道歉求情；
还有个别人潜伏在内心的反党立场被唤醒了，甚至公开同右派分子一道来揭发党的所谓“内幕”，他们可耻地堕落，叛变了党。

在右派分子的攻击面前，正是一场重大的考验。
曾几何时，真相大白了。
被骂得狗血淋头，所谓“一贯品质恶劣”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原来并不那么坏，至少都是品质较好的左派分子。
而那些进行恶意攻击的人，倒实实在在是一班右派，大多数一贯品质十分恶劣。

对于来自右派的攻击的各种不同反应，也表现出了各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反动的本能和恶毒的用心

现在完全看出来了，丑化和攻击党员、积极分子，原来是右派分子的一种手法，一种重要的和恶毒的手法。

右派分子丑化和攻击党员、积极分子，本来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一个从左，一个从右，立场相反，看人看事自然完全相反。
站在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来是好的，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来就必然坏而又坏。
右派分子把左派分子看作坏人，把党员和积极分子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概痛骂，这正是表现了他们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能。

右派分子丑化和攻击党员、积极分子，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恶毒用心的。
右派分子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人的，而党员和积极分子，是卫护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是坚决反对右派分子的先锋，而且很了解右派分子的底细。
因此，右派分子就把党员和积极分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安。
他们先给党员和积极分子脸上大大抹一把黑灰，画上一个白鼻子，然后向群众说：看吧，这些家伙都不是好人，不要相信他们！
用了这一套手法，右派分子就想来一个大翻案，企图在群众中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那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不过是些阿谀逢迎、不学无术之辈，右派分子们自己才是一群有良心、有骨气、有才华、有能力的正派人物。
进一步，他们就想把党员和积极分子攻得不能说话，打下台去。
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步，那时右派分子就踢开了绊脚石，无人挡路，就可以肆意破坏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不必害怕自己反党反人民的老底子被揭穿了。

“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右派分子丑化和攻击党员、积极分子，还有其更深一层的阴谋。
右派分子装作只是反对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只是反对少数的、个别的、具体的人，其实绝非如此，“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右派分子攻击的矛头，在骨子里是反对党的政策，是反对政治运动，是离间党和广大群众的亲密联系，是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党的领导。

我们知道，党是由许多具体的党员和各级组织构成的，党的力量在于它的广大党员，在于它得到广大人民尤其是人民中的先进部分——积极分子的支持。
然而右派分子并无半点帮助党员、积极分子之心，只是一意要把他们搞垮。
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又都是这样“不谋而合”，各有其具体的攻击目标。
如果右派的阴谋得逞，那么全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垮了，或者大多数都垮了，那时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呢？
恐怕连党的影子也不会有了。

同样的道理，党的政策和各个政治运动，不论是三反、统购统销或肃反等等，都是通过党员和广大积极分子去具体领导和进行的。
没有他们，政策就不可能贯彻，运动就不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保障。
设想一下，如果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攻垮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让右派分子去办事、去领导了。
那时会成什么样呢？
“政策”和“运动”自然还是会有的，不过将不会是统购统销而是富农资本家的自由市场，不会是肃反而将是“纵反”、“拥反”了。
在右派的领导下，只会有资本主义，哪里还会有党的政策和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哪里还会有社会主义呢？
这不是非常明白的事吗？

一个最露骨的攻击

为了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我们再来看看右派分子对党员、积极分子攻击的是什么，他们怎样进行攻击。
这也可以使我们提高思想觉悟，懂得应当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对付右派。

“卫道者”、“保皇党”、“歌功颂德”、“抱大腿”，这是右派分子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一个最露骨的攻击。
这里看得最明白不过，右派分子所痛恨的，不仅是党员和积极分子，而且矛头直接指向“道”和“皇”，指向整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这种攻击使我们看透了右派分子的真正目的所在，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保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皇”，歌党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之“德”，决不许任何右派分子破坏中伤。

右派为什么特别痛恨肃反积极分子

右派分子对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发出了最恶毒的攻击。
他们骂积极分子是“打手”，是“小人”，是“喝同志的血”，是“踏着同志的血迹报功、讨赏”等等。
不能把这种攻击简单地看作是出于个人的恩怨。
这种攻击的真正目的是反对整个肃反运动，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这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发出这种攻击的，多数是在肃反中挨了斗争的人；
但是那些真正没有问题而被误斗了的好同志，在组织上做出平反的结论以后，他们都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所受的委屈，毫无怨言。
一些政治上确有问题但能决心悔改的人，他们在做过结论之后，也都老老实实接受，没有什么不满意。
只有那些政治上思想上确有问题的人，才乘鸣放之机，大肆攻击肃反运动和积极分子。
据驻北京机关单位反映，现已查出的右派分子中不少曾在肃反中挨过斗争，正是他们，对肃反积极分子骂得最凶。
事实说明了当初对他们的斗争并不错，他们今日对肃反和积极分子的攻击，有的是为了向党反攻，有的是为了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使党员和积极分子不再去追究他们的右派言行。
自然，我们决不因此就对肃反斗争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且要更加提高信心，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

攻心战与大污蔑

在许多地方，右派分子骂党员和积极分子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是“奴颜婢膝”的“盲从分子”。
在右派分子的字典里，服从真理，就是“盲从”，服从组织决定，就是“唯唯诺诺”，尊重上级，就是“奴颜婢膝”。
这种攻击的真实意图，在于制造一种反党的舆论，号召人们反抗马列主义、反抗组织、反抗上级。
同时，也是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一个恶毒的“攻心战术”，妄图威胁和策动党员、积极分子叛变党、叛变人民。
右派分子的这种妄想虽然是徒劳的，但其用心的险恶，也教训了我们，一定要坚持组织性纪律性，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

“特务”、“秘密警察”，这是右派分子给予党员和积极分子又一个恶毒的称号。
这种攻击的反动性十分明显，用意也极端恶毒。
一则用来挑拨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使群众对党产生戒心和疏远；
再则也是对党的一个大污蔑，把我们光荣伟大的共产党，诬为运用特务、警察监视人民群众的组织。
当然，这也提醒了我们，必须坚持巩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同时，既然有人作贼心虚，在处处提防党员和积极分子，我们不要太麻痹了！

诸如此类对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攻击还很多，从反面（其实是正面）看看和想想，就可以拆穿右派分子这种手法。

怎样才能变毒草为肥料

“无风不起浪，总是有些缺点被别人抓住了才会挨骂吧？”
这是某些“好心肠”人的糊涂想法。
这是不对的。
党员和积极分子是可能有某些缺点的，我们进行整风，正是要教育党员和积极分子克服这些缺点，但它和右派分子的攻击是两回事。
右派分子所攻击的，虽然也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的缺点，但他们不是出于善意，他们攻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我们改正。
右派分子不过是借题发挥，借以攻击整个党和社会主义。
他们所攻击的主要之点，并不是我们的缺点所在，而正是我们的正确之处。
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某些缺点，而正是因为我们基本正确。
因此，谁如果以为右派的攻击多少也有点道理，可以从中吸取什么养料，那就上了大当。
比如右派攻击我们“卫道”，我们就从此抛开马列主义的真理和党的原则；
右派攻击我们是“特务”，我们就不再向组织汇报，这岂非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计！
倘说可以变毒草为肥料，那就是要把右派分子的谬论彻底驳倒，从斗争中提高我们的觉悟和对右派斗争的本领。

被右派分子丑化和攻击，是光荣的事。
这次斗争对我们是一个重大的锻炼，右派分子对我们攻击得愈凶，他们的丑恶面目就愈加暴露得彻底，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就愈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作者：李圭

有两种挺身而出。

一种是为革命事业挺身而出。
这样的人，“他能最坚决地对待人类的蟊贼，为保卫党的、阶级的、人类解放的利益而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
……他能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表示自己最大的责任心”（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我国历次革命战争中，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不畏困难，不避艰险，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英雄，数不胜数。
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织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诗篇。
就是在当前这场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当中，也出现了不少为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挺身而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例如，在沈阳师范右派分子最猖狂的日子里，中文系的六名学生——共青团员张昊、陈玉琳、张淑贤、程庄葆、索宝刚和青年唐林楠组成一支“青年近卫军”，挺身而出，用大字报和右派分子的大字报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用自己的忠诚捍卫党的事业。

另一种就是余培岳式的挺身而出。
他是为了给那些“被反击而退却”的右派势力撑腰才挺身而出的，是在右派遇“难”的时候为了搭救右派才挺身而出的，是在右派败退的时候为了重振右派旗鼓才挺身而出的，总之，是为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事业才挺身而出的。

两种挺身而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前一种为革命事业挺身而出的人是革命英雄，有功于人民，人民尊敬他们。
后一种为反革命事业挺身而出的人是亡命之徒，有罪于人民，人民唾弃他们。

也有两种光荣孤立。

一种是共产党员和正直的革命者暂时的光荣孤立。
这些人，“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
即使他这样作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与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像这样的真正的光荣孤立者，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
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当天空中被资产阶级右派搅得黑云乱翻、乌烟瘴气的时候，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真正的革命者，都能够顶住风浪，站稳立场，不顾各种打击，“勇敢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
比如，上海水产学院学生、共青团员胡文伟，当学院里的右派分子煽动同学罢课、罢考、上街请愿的时候，他冲上讲台唤醒了不少团员和同学，粉碎了右派分子的阴谋。
可是，当时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学不能明辨是非，他们和右派分子一起骂胡文伟“拍马屁”、“跑龙套”，要胡文伟承认错误。
但是胡文伟不怕歧视，不怕责骂，坚持党的立场。
他当时这样做，的确比较孤立，但是那也真正是暂时的光荣的孤立。
不久之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和胡文伟站到一起了。
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不怕争辩，一片乌云毕竟不能长久地遮住太阳的灿烂光芒。

另一种就是余培岳式的“光荣孤立”。
他表示“不想改变立场”，“绝不投降”，继续保持他那孤立的“光荣”。
其实，余培岳感到孤立，那是真的。
资产阶级右派在我国本来是极少数，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孤立。
所以，觉得孤立，正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派必然会有的感觉。
至于说“光荣”，那要看怎么说。
没有共同的立场，就没有共同的语言。
人民认为，放弃反动立场向人民投降是光荣，可是，敌人却认为这是“耻辱”。
人民认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投降是自绝于人民，可是敌人却认为是“光荣”。
余培岳所说的光荣，正是敌人所夸耀的这种所谓“光荣”。

作者：志愿军叶坤/志民
栏目：文工团的中心问题是甚么读者来信两则

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部队成员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某些文艺领导同志和文艺工作者中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次要的了，部队的普及工作是次要的了；
重要的是如何下功夫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如何向专业化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很多文艺团体产生了脱离部队生活、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
我们决不否认文艺工作者这几年来为部队服务的成绩，但我们确实看到有不少文艺团体终年呆在大城市、大机关里，他们以绝大部分的时间进行业务训练，排演大型节目，为市民演出，却很少深入部队；
即或下去了，也是演完了就走，根本谈不到什么深入部队生活。
在组织上力求阵容大，物质上力求现代化，一切向军外的剧院看齐。
志愿军中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志愿军领导机关集中了全军文工团，整训了三、四个月，派了大批的文工团员分赴祖国各大城市的民间剧团学习，有的还到山东沂蒙山区去体验农民生活。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作有一定的好处，通过观摩学习会带回一些新的节目，体验农民生活也可丰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
但我们觉得这不是根本的办法，为甚么不可以到对敌斗争最尖锐的“三八”线和东、西海岸去体验一下志愿军战士的生活呢？
为甚么不可以从我们部队绚丽多彩的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写些反映部队对敌斗争和军训情况的东西，并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呢？

由于深入生活不够，反映在演出节目上便是千篇一律，干燥无味。
往往几个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基本一样，不外是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那几个民间舞蹈、民歌和民间戏曲，而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却为数极少，只居于陪衬的地位。
我们的服务对象既然是广大的官兵，而在演出的节目中看不到部队的东西，这种现象能认为是正常的吗？
“舍本求末”能认为是提高吗？

由于深入生活的不够（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原因），文艺工作者不能经常接触部队实际，因而少数同志在思想感情上逐渐与部队疏远了，在军队中长期为兵服务的热情逐渐减退了；
在部分文艺团体中，政治空气薄弱，追求名利、贪图享受的风气通行无阻。
志愿军某部文工团要求转业到地方去的，竟占全团人数的一半。
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警惕吗？
这种情况的出现，能说与某些同志所说的“中心问题在于提高”的“理论”没有关系吗？
志愿军 叶坤、志民

作者：阮沾
单位：0211部
栏目：文工团的中心问题是甚么读者来信两则

编辑同志：

晓河同志对部队文工团问题的意见，总的说，是要给部队文工团以更多的“本钱”，即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我认为是对的，而且非常必要。
但晓河同志没有提到另一方面的矛盾，如部队文工团在现在水平上为兵服务做得不够，有关领导部门对文工团的领导和使用不够好，部队广大官兵对文工团有意见等。

广大官兵对军以上文工团的反映大体是这样：部队文工团一年都难得下来一次（若一年能看到军文工团一次戏那就算最幸运了），而文工团一下来，不是首先考虑如何使部队看得满意，而开头一句就是“演出多少场”，意思是演出的场次愈少愈好。
为了争着能看到文工团的戏，拥挤吵闹，挤坏桌椅板凳、打坏玻璃窗等是常事；
而演出的节目在质量和数量上又往往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好些节目都是看过的或是旧的，特别是有些舞蹈，今年是这几个，明年还是这几个，反映部队生活的节目少得可怜，而且还不深刻。
当然，演出一些地方戏曲是受欢迎的，但一味追求这些，不把反映部队生活当作一回事，不把它放在一定的位置上，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是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
在文工团演出节目的数量上，也有随便减少的做法，抱着只要“过得去”就算了的思想。
至于晓河同志指出的文工团主动地对部队进行一些文娱活动的指导工作，给部队培养一些文娱骨干，帮助部队业余演出队排练节目等，只不过是个别的例子，并不是所有文工团都能这样做。
0211部好些年来就从未看见军文工团下来帮助过，去年、今年部队唱不起歌子来，闹教歌骨干“荒”，各级文化部门不是不知道，但是“荒”还是“荒”。

晓河同志统计了各级文工团演出多少场，超额多少场，但没有指出真正深入部队演出了多少场。
其实有许多场只是在上级机关或为配合某些任务（比如开什么会等）演出的。
如今年春节，我军文工团下师进行“春节慰问演出”，一共演出了几场，但实际上团以下部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若仅以演出场次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为兵服务够了，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广大官兵（包括好些机关和领导干部）对部队文工团都有“服务不足、花钱有余”的看法。
这些抵触情绪反映了甚么呢？
大家为甚么有这种情绪呢？
值得各级文工团和有关领导部门深思！

0211部 阮沾

新华社16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昨天在北京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说，反右派斗争有很重大的意义。
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光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还不能巩固。
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陆定一同志是应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向北京地区的学校、机关、军队等单位的全体马列主义教师与党的宣传工作人员作报告的。
听报告的共五千六百多人。
陆定一同志详细地阐述了当前反右派斗争与整风运动的形势和意义，号召马列主义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努力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陆定一同志说，批判右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前途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斗争，是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害的斗争。
我们必须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争取彻底的胜利，决不半途而废。

陆定一说，历史证明了，在中国，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中间道路、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
所谓中间路线、中间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软弱动摇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力量战胜这强大的敌人，没有资格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且非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不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资格来领导。
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连存在都没有资格。
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努力改造自己，才能平稳地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陆定一说，所谓走中间路线，常常就是背叛革命的借口。
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蒋介石、汪精卫开始叛变革命的时候，也曾经以走中间路线做幌子。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搞中间路线，就是要对已经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翻案的倒算，把中国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让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复辟。
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他们一面到处高呼要绝对自由，一面高呼杀共产党人。
他们要有杀共产党人的绝对自由。
这不是明明要来一个反革命复辟么？

陆定一着重指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目的就是要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他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我们从1949年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依靠这个政权进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
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极大仇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懂得，经过竞选的办法他们是根本没有希望夺取政权的，所以他们特别欣赏匈牙利事件。
党内党外的右派分子很想在中国也来一个匈牙利事件，他们企图首先夺取对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领导权，然后夺取全国的领导权。
他们希望学生闹事，天下大乱，然后由他们来“收拾残局”。
这就是他们在大放大鸣时期为什么那末猖狂进攻的原因。

陆定一说，我们采取了全国人民大辩论的方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我们的党正确地估计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而结果也的确是这样。
反右派斗争中的事实证明，不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站在我们这一面的，而且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也是赞成社会主义的。
全国人民在大辩论中大大地提高了觉悟。
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完全孤立起来。
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斗争深入下去，取得完全的胜利。

陆定一强调地说，要造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他说，在六万万人民的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否则，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陆定一说，努力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要有工人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工人阶级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自私自利。

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其根源都是自私自利。

陆定一说，有没有工人阶级思想，就表现在理论上和实际生活中，能不能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

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培养知识分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路线。
其结果会培养出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

照着资产阶级的路线去培养，使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就会造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争名夺利，稍有成就就目中无人，骄傲自大。
只能受赞扬而受不得批评。
这种人可以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但是一到实际斗争中，却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种培养知识分子的方法，表面上似乎是“爱护”知识分子，实际上却是害了他们。
采用这样的路线，我们就无法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就无法实现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陆定一说，我们要采取另一条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
只有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经常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越是有学问有成就就越是尊重党的领导，越是谦虚谨慎。
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培养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
这样做，也才是真正爱护知识分子。

陆定一号召所有马列主义教师，首先做个革命家、做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积极参加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据新华社东京16日电 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今天在东京体育馆举行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东京宣言”、“向联合国和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和“关于为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

呼吁书说，我们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立即无条件地就禁止原子弹和氢弹问题缔结协定。
我们要求联合国尽一切力量促使缔结这样的协定。
我们进一步要求全世界各国政府尽力缔结这样的协定。

建议说，我们坚决认为立即无条件地禁止原子弹和氢弹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下面这些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一，对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采取联合行动。
规定在10月和11月中的某一天或者几天里，组织各种活动，要求就立即无条件地禁止核试验问题缔结一项协定。
同时，直接地或者通过各国政府来对联合国采取这种行动。

二，对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
建议采取同样的共同行动来要求参加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现在正在伦敦举行会议）的五个国家就禁止核试验和原子核弹以及全面或局部裁军签订一项协议。

三，对各国政府进行活动。

四，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国际共同行动。

五，加强亚非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

六，进行救济原子核弹受害者的活动。

据新华社伦敦16日电 苏联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代表佐林8月15日努力设法恢复小组委员会的生命。
佐林在会上强调了裁军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从欧洲国家——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在内——撤退外国军队，首先是从德国撤退外国军队。

佐林指出，苏联代表团在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一再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到现在为止，苏联始终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明确答复，西方国家也没有在这方面提出过它们自己的任何具体建议。

佐林说，苏联代表团希望知道，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即：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基地中的哪一些可以在实行局部裁军协议的第一阶段中撤除？
佐林还要求西方国家明确肯定地答复，它们是否愿意同苏联就苏、美、英、法四国从德国撤退军队并且分别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华沙条约国家撤退军队的问题设法达成协议？

和以前一样，西方国家并不能回答佐林的发言。

1933年苏联政府规定8月18日为苏联空军节，每年这天，苏联的一些机场上要举行空军检阅，人们从检阅中可以看到苏联飞机和飞行技巧上的种种成就。

四架喷气式歼击机组成密集队形“菱形”作飞行表演，喷气式歼击机的编队表演特别困难而惊险。
密集的“菱形”编队，尤其表现了优异的飞行技术。

空军机群飞行在苏维埃国家上空，警惕地保卫着祖国。

1945年8月，苏联空军出动在我国东北轰炸日寇。

据新华社昆明16日电 云南边疆德宏傣族景颇族、西双版纳傣族等四个自治州的各族公众领袖人物，前天在昆明向记者发表谈话，一致痛斥右派分子煽动少数民族脱离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言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召存信（傣族）、副州长刀有良（傣族）说：我们对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地煽动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感到十分愤慨。
他们诋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分而治之”是“少数民族当家，汉族干部作主”，装着悲天悯人的样子叫唤“少数民族农民的生活不好”等等。
这两位公众领袖用具体事实驳斥了这种谬论。
指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47％以上，州长、副州长、法院院长等许多负责的职务都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
这难道不是当家作主吗？
自治州的生产有很大发展，去年全州二十万各族人民，平均每人收稻谷九百多斤。
著名的普耳茶，去年的产量已达三万担以上，为解放时的年产量十倍。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裴阿欠（傈僳族）用事实阐述了这个自治州几年来的变化后说：“过去我们只晓得火塘暖，现在知道共产党比火塘还暖。
右派分子妄图推翻共产党，我们少数民族不答应。”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刀京版（傣族）说：右派分子说农业合作化不好，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自治州的几千个合作社，85％以上的社员去年都增加了收入。

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州）主席李呈祥（哈尼族）和自治区政协主席李和才（哈尼族）都表示，要团结境内各族人民同右派分子作斗争。

据新华社重庆16日电 重庆市大型厂矿在技术人员和职员中，热烈地展开了反右派斗争。
许多厂矿建立了反右派斗争的领导机构，积极贯彻群众路线，因此在短期内便获得了重大战果。

重庆水泥厂文化教员右派分子衷维邦大肆污蔑新社会“像十八层地狱”，诽谤说：共产党“重党轻才”，只重提拔党员，厂里不是党员当不了工长，只有党员工人才能看机器等。
厂里职工针对他的这些反动论点，系统地收集事实同他进行说理斗争。
如人事科职工列举本厂具体事实证明：从解放到去年，全厂提拔的科长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不是党员，全厂有一半以上的工长和百分之八十的看机器的工人都是群众。
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衷维邦只得低头认罪。
重庆机床厂工程师、右派分子王达生狂妄地攻击马列主义和共产党。
在“鸣、放”中他气焰嚣张，公然把他平素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写成小册子向全国许多单位寄发，并在厂内大开“讲座”进行散播。
厂里职工先后召开八天会议，集中火力全面反击，彻底揭穿了这个右派分子妄图在全国点火烧毁共产党和新社会的罪恶勾当。

在重庆钢铁公司，曾经嚣张一时的右派分子，在群众火热斗争中已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局面。
这个公司在不久前举行的三千多名职工的大会上，对公司会计、右派分子何宜芳所说的“国民党时有自由，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自由”，“共产党应该退出工厂”等许多谬论，进行了严正驳斥。
炼钢工人谢坤等质问何宜芳说，国民党过去在这个厂里遍布军警、特务、稽查，工人有啥自由，今天工人自己当家，那点不自由！
会上工人们坚决表示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公司另一右派分子、工程师何廷咏，不但遭到群众的围剿，连他的妻子伍华君也起来痛斥他的反党谬论。

全国文艺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
现在这个斗争正在全面、深入地向前发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中国作家协会从6月6日到8月7日，连续召开了十三次扩大会议，会上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

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他们长期以来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在他们把持下的“文艺报”成了独立王国。
长期以来，他们违反党的原则，拉拢那些落后的或对党不满的人，进行小集团活动。
他们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破坏团结。
他们提倡个人崇拜，在文艺界和青年中散播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丁玲并在青年作者中推销她的“一本书主义”。
1955年，作协党组曾对丁、陈的反党言行作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但是两年来，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和改正错误，反而继续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逆流，丁、陈认为向党反扑的时机已到，便积极准备卷土重来。
他们污蔑肃反运动，否定作协肃反的成绩，并煽动一些在肃反中被审查的人翻案。
今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丁、陈集团利用了这一形势，勾结文汇报，用种种阴险恶毒的办法，在文艺界兴风作浪，猖狂向党进攻。

丁、陈反党集团的另一毒辣阴谋，是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
他们密谋在今年10月举行的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大举向党进攻，如果失败，丁、陈就要公开声明退出作协。
他们的目的，是企图造成一种局面来威胁党，要党向他们屈服。
为了这个目的，陈企霞还想办一个刊物，以顶垮“文艺报”。
这个企图曾得到冯雪峰的支持。

在7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开始对丁、陈等在前三次会上的进攻进行反击时，他们又密商如何对付这个反击。
他们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向党狡赖到底。
直到8月3日的第十次会议上，陈企霞才开始转变，交代了一些他和丁玲的密谋事实，并揭发了丁玲企图篡夺文艺界领导权的野心。
至此，这个反党集团始被攻破。
但是，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党员）仍在顽抗。

文艺界这场为捍卫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为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正在深入进行。

美术界揭发了“纵火头目”江丰

首都的美术家们在中央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揭露、批判了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反党言论和行动。

据会上揭发，江丰一贯违抗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破坏党对国画的政策。
去年4月，党严肃地批评了江丰的错误。
江丰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在党内外散布流言蜚语，说党对他的批评是陷害和打击，诬称文化部排斥油画，借此煽动美术界反对党的领导。

5月间，文化部和美协联合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邀请美术界人士提意见。
江丰即在幕后进行组织和煽动，向党进攻。
他曾召集党内外美术家十余人集会，面授机宜，布置任务，说“这是最后的战斗”。
他还亲自深入到油画训练班、雕塑训练班和雕塑工厂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江丰还在幕后支持和指使庞熏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右派集团提出反动纲领，向党猖狂进攻。

长期以来，江丰对党心怀不满，经常辱骂党的组织，散布不利于党、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国际团结的言论。
他说“党内黑暗很多”，“现在党内不民主，什么都是圈定”。
他反对党员听党和党的领导同志的话。
他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偏听偏信”，说“毛主席我也不怕”。

更为猖狂的是，江丰公然反对“八大”决议，他认为党内党外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是因为“八大”决议和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缘故。
他说“‘八大’文件没有什么可学的”。

据最近揭露的材料，江丰在长期的反党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在北京、杭州、沈阳、上海、重庆等地的美术机构里扎下了据点。
中央美术学院久已成为江丰统治下的独立王国，院的党组织也变成江丰的反党工具。
华东美术分院里为江丰所操纵的反党小集团，前一时期极为猖獗。
江丰的反党集团并且支持丁玲、陈企霞集团向党进攻。

现在美术界已结成了一条联合战线，正在为彻底攻破江丰反党集团而斗争。

揭露吴祖光、钟惦fěi的丑恶嘴脸

近来，首都戏剧、电影界人士，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批判了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

大鸣大放时期，吴祖光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在中国文联、戏剧报和剧本月刊举行的整风座谈会上，散布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不但把新中国的文艺事业说得一团糟，甚至说得比国民党还坏，而且对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加以否定，并进行恶毒的攻击。
吴祖光说：“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
他说他“遇到的人都是怨气冲天”。
他竟说：“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
并以此作为“乱”的证据，又恶毒地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进行整风，就是为了“平乱”。
他污蔑党“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说“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
他公然叫嚣，要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看不惯新社会的一切制度和新事物，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他说“运动最伤人心，只能使人见面哈哈哈，什么真话也不敢说”。
他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这种斗争方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都是罪恶的”。
吴祖光抹煞事实，说“新社会没有培养出人才”。
他还把新社会的后台说成是“杀气腾腾”，而把旧社会的后台描写为“那里的生活是那样的生气勃勃，那样色彩丰富”。
吴祖光说：“新社会一个人作了事有成绩，总要虚伪的说‘党领导的好’，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难怪作品也公式化概念化。”
他认为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应把现在叫做“公式化概念化文学时代”。
吴祖光还纠集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
他的家里成了流言蜚语的聚散地。

在座谈会上，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蔡楚生指出，吴祖光的反动言论在艺术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如果我们和这种言行和平共处，将会把我们的事业带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悲惨道路。

首都电影界人士从8月4日以来，连续举行了六次座谈会，揭露和批判钟惦fěi（现任文艺报编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会上揭露的许多材料，证明钟惦fěi以党员的身份，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电影问题上向党进攻。
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钟惦fěi就散放种种谬论，抹煞解放后电影事业的成绩，把一切缺点都归根于坚持工农兵方向，而斥之为宗派主义，并且挑拨电影界、文艺界的团结，污蔑和攻击党的领导。

去年10月，钟惦fěi还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时候，就擅自供给光明日报资料，要该报发起电影问题的讨论。
文汇报得知后，就抢先发起了电影问题讨论。
于是，民盟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就开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火，发动疯狂的进攻。
钟惦fěi调到文艺报工作后，立即用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来配合文汇报的所谓“电影讨论”，从各方面来攻击电影事业的党的领导。
文汇报关于电影讨论的组稿计划都经钟惦fěi看过。
后来，钟惦fěi又用朱煮竹的化名写了“为了前进”一文，公开主张电影要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这两篇文章是电影问题上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文教事业疯狂进攻的第一个信号。

今年2月间，党中央负责同志严厉批评了“电影的锣鼓”。
但钟惦fěi一直不作深刻检查，反而在大鸣大放时期卷土重来，利用文艺报继续向党进攻。
他主持召开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座谈会，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长影的第一个声音”这篇煽动性的报道。
同时派人到长影去放火。
他还给文艺报在上海的记者周文博写了大批密信，要周在上海积极活动，重新掀起电影讨论，为争“江山”，卷土重来。
但他这一阴谋又告挫败。

电影界对钟惦fěi反动言行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本报综合稿）

作者：振峰

据新华社基辅16日电 第四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16日在乌克兰共和国首都基辅开幕。

这次会议将成为国际民主青年运动走向更广泛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大会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柏尼尼将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今日的青年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任务”的报告，联盟总书记德尼将作关于世界青年联盟新盟章的报告。
大会将研究各国青年组织进行合作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