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林答本报记者问
伦敦裁军会议的障碍是什么？
佐林答本报记者问
本报伦敦14日电本报驻伦敦记者今日往访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佐林，询以有关当前裁军谈判的一些问题。
本报记者所提的问题及佐林的答复如下：
问：
在裁军小组委员会中阻碍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答：
在小组委员会中妨碍达成裁军协议的主要障碍，正像五个月来谈判所表现的，是西方国家不愿在达成真正的裁军方面采取实际的步骤，首先是不愿意放弃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它们把这类武器称作是一种“威慑力量”，并且硬说它能减少新战争的危险，可是实际上，这类武器只是一种大规模屠杀各国人民的工具，因而被各国人民指责为进行侵略的武器。
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立场就是用各种借口规避接受苏联的关于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的建议。
而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本来是中止原子军备竞赛、消除一次原子战争威胁的第1个实际步骤。
西方国家在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方面提出了各种条件，从而阻碍了在和平事业方面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与此同时，它们在其他的裁军问题上也设置了障碍。
例如它们在达成大量削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协议方面设置了一个障碍；
提出实现这种协议须以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但是西方国家就这些问题提出的条件却又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
西方国家自己只限于提出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物质的建议，同时它们又强烈反对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反对从各国的军备中销毁这类武器。
西方国家在它们的军事集团组织内部进行商讨并倾听那些反对裁军者的意见，而拒绝邀请处于军事集团以外的国家出席裁军小组委员会并听取后者的意见，而这些国家是真诚地关心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
拒绝印度出席裁军小组委员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种事实情况，不能不妨碍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成功。

问：
苏联的建议和西方国家的建议的主要分歧点在哪里？
答：
苏联提出的建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西方国家的立场接近，为达成一项广泛的裁军协定（3月18日的建议）和实行局部裁军（4月30日的建议）提供了基础，并且最后使分别地、毫不延搁地解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同时建立适当的国际监督（6月14日建议）成为可能。
至于西方国家，它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出可以作为达成广泛的或局部的裁军协议的基础的任何新建议。
它们关于登记、限制和短期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也正像它们的空中和地面视察建议一样，其中附有各种解决裁军问题的先决条件，因此实际上也就是阻挠达成任何目的在于既削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又消除原子战争危险的协议。
苏联和西方国家在重要的裁军问题上所抱的不同立场如下：
关于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问题，苏联曾建议立即停止此种试验二年或三年，并对这一协议的实施进行适当的国际监督，包括在苏联、美国、英国和太平洋建立监督站。
但是西方国家不同意使停止试验期超过十个月以上，这样就使准备新试验不会受到障碍。
此外，它们还说只有当诸如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物质、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建立空中和地面视察等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它们才准备暂时停止试验。
因此，十分明显，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而是仅仅试图提出上述条件来掩饰它们对于这个问题所抱的否定态度。
此外，苏联建议公开宣布禁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停止生产并从各国军备中销毁一切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便将所有的原子物质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同时，苏联准备先就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作为实行裁减原子军备的部分措施的第1个步骤，而将其他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解决。
但是西方国家却仅仅要求达成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质的协议，它们竭力反对关于禁止使用和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从各国军备中销毁这些武器的建议。
它们断然拒绝接受无条件禁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主张。
苏联建议苏联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裁减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的水平、英国和法国的武装部队裁减到六十五万人的水平。
为了便于达成协议，苏联准备同意最近美国所提出的关于苏联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裁减到一百七十万人的水平的建议，假如这一裁减并不以解决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为条件的话。
至于西方国家，它们仅仅同意把苏联和美国的武装部队裁减到二百五十万人的水平、把英国和法国的武装部队裁减到七十五万人的水平，这样就不会实际影响美国、英国和法国现有的武装部队的水平。
关于进一步的裁减，西方国家提出了要以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如德国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为条件。
这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实际上反对缔结大量裁减它们的武装部队的协定。
苏联坚决主张对裁军协议所规定的各项措施的执行，建立一种严格的、有效的国际监督。
苏联向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针对各种不同的裁军计划，拟具了适当的国际监督办法，其中包括建立地面监督站、空中视察等项。
我们一再申述，裁军的监督是任何切实可行的裁军计划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是，西方国家企图用监督问题来代替整个的裁军问题。
它们不对苏联4月30日提出的局部裁军建议中指出的裁军问题的本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却在8月02日提出了关于空中、地面视察的建议，认为这是最迫切、最重要的裁军措施。
西方国家的真实打算，是把裁军问题缩减为对其他国家的军备与军事力量建立监督、收集情报，而不对实际裁减军力与军备、禁止核武器承担任何义务。
最后，苏联建议就逐渐取消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禁止在外国领土储藏原子武器、逐渐减少并撤退美、英、法、苏在德国两部分以及各自在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华沙条约国家的驻军等问题取得协议。
西方国家反对所有这些措施，而它们又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建议。
这样，当苏联正在作出重大的努力以解决上列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建设性建议的时候，西方国家却拒绝接受以在裁军主要问题上达成真正协议为目的的任何建议。
这样它们就阻挠了小组委员会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问：
你认为最近五个月以来的谈判，有什么积极的结果？
答：
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伦敦谈判的积极结果如下：
首先，谈判引起了各国政府、议会、公众人士对裁军方面的重要问题的注意，有助于各国的和平力量制止原子武器试验、解除原子战争威胁的努力。
同时，裁减军备与缩减军费的努力也愈来愈为活跃了。
同时，在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中，出现了就局部裁军的个别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
如果西方国家表现了与苏联一样的、取得协议的真诚愿望与善意，这些可能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英、法、西德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内的侵略集团，目前加紧抵抗，反对采取任何真正的裁军措施并反对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初步的协议。
这个事实，要求一切关心巩固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国家的民主力量加紧努力，反对那些阻挠切实解决裁军问题的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

使斗争深入，再深入！
从6月上旬开始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了。
目前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专区和县一级的机关，城市区一级的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斗争也正在逐步展开。
由于坚持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右派分子的方针，由于坚持说理和揭露事实的方针，由于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的右倾思想和简单粗暴的倾向受到纠正，斗争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在许多新的战线上，例如在文艺战线和工程技术战线上，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
在斗争深入发展的地方，总起来说，新发现的右派分子比前一个阶段所已经揭发的，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
一部分躲在幕后策划的右派骨干分子，以及潜伏在共产党内、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陆续暴露出来了。
所有这些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群众中的广大进步分子，经过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大风大浪，经过了同右派的大辩论，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了。
许多原来认识模糊的人，也大都辨明了是非，深切地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必须进行的斗争。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已经积极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同党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但是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这种不平衡，不仅由于各单位开展斗争的时间的先后，而且由于各单位对斗争的指导是否抓得紧，工作是否深入。
还没有展开斗争的单位，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逐步开展斗争。
斗争开始得比较早的单位，有少数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例如许多高等学校），今后除了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外，需要转入系统的思想教育和改进工作的阶段；
大部分单位斗争还正在高潮，需要继续扩展和深入；
也有一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总之是没有搞透；
有些单位的领导者甚至还有草率收兵的思想。
总的说来，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而在一切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
为什么一部分单位的斗争还没有深入呢？
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仍然认识不够，或者是缺乏认真的具体的领导。
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国人民已经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还没有在这些战线上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地树立起来，那就不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经成功了。
相反，如果听任敌视社会主义、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猖狂进攻，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有归于失败的危险。
去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首先是在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卫生界、工商界，全面巩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取得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
反右派斗争既然是决定我国命运的斗争，既然是关系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那末，显而易见，这个斗争决不容许半途而废。
任何一个有右派分子的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把右派分子的面目暴露得愈彻底，把他们的阴谋打击得愈彻底，这个组织就愈巩固，它的成员的觉悟就愈高，它在今后的工作就愈能够顺利发展。
因此，凡是斗争开展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追，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
不少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没有深入，是由于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斗争没有认真负责，那里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满足于空喊斗争口号，企图用简单化的方法解决问题。
他们对于本单位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往往还没有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斗争中往往讲的道理说服力不大，提出的事实不充分，或者不够准确。
他们对于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得也不够完全，没有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于群众中间的某些疑虑也没有及时地加以解释。
当他们发现简单化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斗争不容易深入下去了。
事实当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相反，只要这些领导者真正加强对于斗争的具体领导，真正对于大多数群众（特别是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进行了充分的团结教育工作，认真解除他们的疑虑，启发他们的正义感、责任心和积极性，真正把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组织好，用社会主义的真理和大量的有关的事实把他们武装起来，真正对于斗争的目标进行有系统的、详细的、确切的调查研究，那么，斗争就必然能够一步一步地深入。
经过这样的努力以后，就必然能够使任何右派分子的真相水落石出，使他们看到除了向人民彻底投降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的出路。
为了深入反右派的斗争，为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对于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骨干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
姑息养奸，养痈遗患，这不但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对于一切可以转变、愿意转变的右派分子的改造也不利。
但是同时必须严格划分右派分子和中间分子的界限，不要把只有一些右倾思想而并不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敌视党的领导的人们错误地划为右派。
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注意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
而且事实必须确凿，不要虚夸；
道理必须有分析，能够令人心服，不要强词夺理。
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定要同时注意改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作风。
不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右派斗争，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不积极努力改正错误和克服缺点，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必须在两个方面“狠”：
狠狠地斗，狠狠地改。
能马上改的马上改；
因为没有条件，暂时不能改的，或者需要深思熟虑，调查研究，不能马上改的，要向群众进行解释，或者作具体的准备。
不应该改的，当然决不要改。
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我们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
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认识它的严重意义，认真执行国务院7月26日所通过的决定，“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
全体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们，都应该争取这一斗争的深入再深入，争取这一斗争的彻底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制方面的胜利巩固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巩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扬光大。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伏克曼诺维奇将来我国访问
新华社15日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将于今年09月初来我国访问。

庆祝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朝鲜大使举行盛大酒会
朱德副主席谴责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
新华社15日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李永镐今晚在北京举行盛大酒会，庆祝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朱德副主席和中外人士一千多人出席了酒会。
朱德副主席在会上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他盛赞了十二年来朝鲜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和平统一、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光辉的成就，和为和缓国际局势所做出的卓越的贡献。
朱德副主席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主张，并为维护停战协定的有效实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与此相反，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却违反朝鲜人民的意志，一贯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最近，美方竟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向南朝鲜运进新式武器，这是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次严重挑衅。
中国人民严厉谴责美国这种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敌视朝鲜人民、加剧朝鲜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非法行为。
我们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召开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的合理建议。
朱德副主席说，中国人民满意地看到，朝鲜和中国之间、朝鲜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
我们深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团结，必将进一步促进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建设事业和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关心的和平事业。
李永镐在酒会开始时讲话。
他首先谈到了十二年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好帮助下，朝鲜人民在和平建设时期、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建设时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谈到了霸占着朝鲜南半部的美帝国主义在进一步加强其侵略性的殖民地奴化政策，以及李承晚匪帮把南朝鲜变成史无前例的黑暗天地的情况。
李永镐说，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阻挠和破坏了对维持和巩固停战有所贡献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南朝鲜的活动，最近则更以把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把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日本迁到南朝鲜等行为破坏停战协定最重要的条款，疯狂地进行着新的战争挑衅。
他说，我们认为，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蛮横的挑衅行为决不能容忍，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活动今后必须继续彻底保证，停战协定的条款必须严格遵守。
美方在朝鲜进行新战争准备的挑衅行为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和平统一必须在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南北朝鲜、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民主的基础上实现。
我们仍然主张：
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召开由有关国家广泛参加的国际会议。
他说，我们的正当主张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广泛的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
他说，今天，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了自己祖国的和平统一，正在共和国北半部进一步加紧进行着使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卓著的斗争。
李永镐大使又说，长期以来在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朝中两国人民的传统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所有人民友好团结的榜样，并正在日益加强。
朝鲜人民怀着无限欢欣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取得的巨大胜利。
他又指出，美英帝国主义正为了破坏中东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而扼杀他们的民族独立，最近正在挑起反对阿曼人民的侵略战争。
但是，由于各国人民为了捍卫自己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坚决进行斗争，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人民和其它爱好和平人民支持了这一斗争，侵略者一定会遭到失败！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朝中两国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和幸福，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祝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祝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祝两国领导人的身体健康。
波兰大使、各国驻华使节团团长基里洛克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祝贺。
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张闻天副部长，李克农上将和中国国家领导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志愿军战斗英雄和志愿军家属、劳动模范和其他各界著名人士出席了今晚酒会。
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酒会。

我国第1座近代化新型机车制造厂
大同机车厂破土开工
第1期工程完成后可年产机车四百台
本报大同15日电记者顾页报道：
我国第1座近代化的新型机车制造工厂——大同机车厂，在15日正式破土开工。
这个工厂在完成了第1期建设工程以后，每年能产四百台和平型蒸汽货运机车和煤水车。
解放前，我国仅有几家残破的机车修理厂。
现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我们有条件新建这座近代化的规模宏大的机车厂。
数年后，人们在临近大同古城西南面七十公顷的土地上，将看到数十幢整齐美观、宽敞高大的厂房。
在今年年底以前，要进行的厂房建筑工程有十三项，其中仅铸钢车间占用面积就有三万九千多平方公尺，所铺设的各种管道总长达二十公里。
但大规模的工程还不是在今年进行。
大同机车厂是由我国设计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的特点自己设计的。
安装的新式设备，也绝大部分由我国自己制造。
这里的人们都激动地告诉记者：
大同机车厂的兴建，说明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这样惊人的发展。
大同机车厂第1期工程将在1960年建成，投入生产后，每十二小时就能生产一台和平型蒸汽机车和煤水车，每年可产四百台。
在第2期工程完成后，年产量将增至六百台。
随着我国液体燃料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发展，这个厂还可以改为生产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的工厂。
大同机车厂将来出产的和平型蒸汽机车，目前已在大连机车厂试制成功。
这种机车由于综合利用了苏联各种现代机车的优点，是世界蒸汽机车中最先进的一种。
它比目前我国铁路干线上用得最多而又最好的一种冖ㄎ一型货运机车的牵引力大41％。
它不仅拉得多，跑得快，而且制造起来省金属，使用起来又省煤，司炉工人也解除了投煤加油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有比冖ㄎ一型机车舒适得多的工作场地。
15日上午，一千多名职工和党政领导干部集会隆重庆祝工厂开工。
华北工程局大同工程总公司工人代表汪卫国在会上表示：
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勤俭地建设我国这一重点工程，保证如期并争取提前完成建厂任务，以此来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裕和、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曹祥仁也参加了大会，并勉励职工们又好、又快、又省、又安全地完成建厂任务。

柯庆施在人代会上号召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
全民性的整风和大辩论将在上海分期分批展开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第1书记柯庆施今天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分析上海市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的总形势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上海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投入斗争的人数已达几十万，右派分子已经一批一批地被揭露出来，而且已被驳得理屈词穷、败下阵来。
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服输，因此必须把这场斗争深入下去，贯彻到底，争取全胜。
柯庆施指出，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每一个人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必须参加这一斗争。
他号召上海全市人民、各行各业从领导机关到包括里弄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个基层组织，都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一次全民性的整风和大辩论，要使几百万人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经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上海市的一千多位市人民代表和列席代表今天起举行为期半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同时，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也举行全体会议。
两个多月来上海市在各条战线上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举行的无数次的辩论会，将在这两个全市性的讲坛上汇合起来，对右派分子展开更有系统、更加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会议上的斗争将和会外的民主党派、文艺、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工商界等各条反右派战线配合，把全市的反右派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上海市在前一阶段斗争中一些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被揭发出来，许多基层单位中也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主要是这样三种人：
一种是原来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这些人在这次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的猖狂进攻中起了带头和组织的作用；
一种是过去的当权派，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这次以为天下大变，也出来了；
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心怀不满的人；
以及其他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右派集团和右派骨干分子，有些是直接受章罗联盟以及其他一些右派野心家的指挥，有些和这些右派集团以及右派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这次右派分子在全国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进攻完全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互相呼应的，而上海是右派分子进攻的重要基地。
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到了一次考验，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队伍。
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在右派分子的真面孔暴露以后，也都加入到反右派斗争的队伍中来，使反右派斗争规模日益壮大。
在人代会举行预备会议的前夕，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根据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准备在会上摆事实、讲道理，同右派分子展开一场大辩论。
数百个对右派分子有所了解的各界人士得到召开人代会的消息以后，也都准备了材料要求到会上来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

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
缅甸国会代表团离广州
新华社广州15日电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二人，今晨乘专机离广州去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代表陈文伦特地来广州陪同客人前往访问。
代表团曾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现在又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
代表团离开广州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王黎夫、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等人到机场送行。

非正式试通车获得成功
火车首次驶过长江大桥
本报武汉15日电第1列火车在今天下午驶过了武汉长江大桥。
这座新建大桥的首次非正式试通车获得了成功。
下午三时，火车从汉阳车站开出，横过了著名的古琴台，便爬上了龟山，跨上了大桥。
这列火车是由有二十年行车经验的老司机徐宝荣驾驶的。
过去，他每次将火车开到南京下关或武昌徐家棚时就得停车；
这时，他却怀着激动的心情谨慎地将列车缓缓地开过长江大桥。
桥上的工人们和船上的乘客们都拥在栏杆边上，向第1次驶过长江大桥的火车欢呼。
负责钢梁施工的罗其斌工程师则紧紧跟在列车后面，观看列车驶过以后钢梁的情况，一直到火车驶过桥梁，他才舒畅地出了口气，折回工地去了。
火车驶上武昌蛇山，越过黄鹤楼旧址，进入了武昌南站，然后又回过头来，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驶过全桥。
据李芬副总工程师说：
“将来只用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过完这一公里多长的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从5月初合龙后，就在赶铺路面，架设钢轨。
现在，它已经架好了第1条轨道，铺好了公路桥面的路面板，并装好四台专供行人上下用的电梯，整个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他们在最近十天还要反复试车，全面检查大桥的质量情况，准备在10月正式通车。

不做工作专找岔子哗众取宠挑拨离间
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原来如此
新华社15日讯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真的经得起检查吗？
在粮食部14、15两天举行的批判章乃器大会，这个问题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章乃器在粮食部是怎样进行领导工作的呢？
科学研究所的黄南田揭发，章乃器在今年04月曾对他说过：
“我个人只管原则，具体事情不管。”
章乃器还自鸣得意地说，他这个领导方法，概括起来就叫做“少管多查”。
黄南田指出，章乃器吹嘘的“少管多查”的所谓“领导艺术”，就是不做工作，专找岔子，实质上就是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策略。
黄南田说，章乃器一向把工作中的成绩算在自己账上，把错误和缺点推给别人。
例如，章乃器一向把全国开展“四无”粮仓的成绩夸耀成他的功劳。
实际上，四无粮仓运动是根据浙江余杭无虫粮仓、广东岘岗和山西宁武无霉粮仓的经验开展起来的，这些无虫和无霉粮仓的出现，应当归功于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支持和帮助，归功于粮仓工作人员的努力，归功于苏联专家的亲自鉴定和帮助，章乃器有什么理由把这一功劳算在自己账上呢？
计划司司长梁竹航列举事实说明章乃器自己吹嘘的所谓“领导艺术”，只不过是哗众取宠，挑拨离间，打击共产党员，进行反共活动吧了。
梁竹航说：
1956年06月，章乃器到浙江视察工作，要金华、温州、青田等地粮食局把已能满足人民食用的粮食销售指标再放宽，借此树立他个人的权威。
章乃器烧了这一把火以后，引起了这些地方的粮食部门思想混乱，使浙江省粮食厅和粮食部的工作发生困难。
梁竹航说，章乃器经常自负才华，以粮食工作的成绩居功。
几年来粮食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十万粮食工作干部和六亿人民努力的结果。
而几年来，粮食工作中有那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章乃器提出、布置的呢？
没有！
平时，他主持会议，常常不说负责任的话，总是清谈。
采储局局长王有山和科学技术人员张佳、张锡羊、何献芝、潘铎等人以具体事实揭露了章乃器所谓“重视科学、爱护科学家”的真相。
王有山说，章乃器在粮食部分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根本没有贯彻党的“科学研究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的方针，也从来没有根据当前具体情况提出有关粮食科学研究的任务，而是盲目地，脱离实际地布置试验。
例如1953年他偶然看到大公报上一个用红外线烘干粮食的消息，便下令华东粮食局试验；
实际上，这种办法根本不适合目前中国的情况。
在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方面，1955年他偶然听到一个干部说金华用竹子建成的简易仓库很经济耐用，他即指示基建局进行设计。
后经基建局调查并没有这件事，只是那个干部设想而已。
何献芝说，章乃器曾竭力主张推广“砻糠喂猪”，粮食部召开的畜牧专家会议一致认为砻糠的粗纤维含量过高，不宜作饲料，可是章乃器在会上自以为是地说：
“人还能吃砻糠呢！”
仍然坚持推广这一办法。
他们在发言中还指出章乃器的所谓爱护科学家是骗人的鬼话。
章乃器对科学家一直是采取“打”和“拉”相结合的技俩，也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章乃器在粮食部全力支持并誉之为“粮食部的科学”的黄志秋，是一个一向对共产党不满和疯狂进攻党的右派分子。
他的技术水平很低，设计的普通烘干机都不能用，向国外订购粮食部门的仪器，却买来了钢铁厂、发电厂用的仪器。
但是章乃器却要替他提级加薪，还企图委派他当粮食部的“顾问”或者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
相反地章乃器对坚持正确意见、认真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不但不支持而且加以打击。
例如熊德邵和张子仪因为不同意章乃器关于“砻糠喂猪”的意见，章乃器就骂他们“没有科学家的态度”，是“故作违心之论”，是“想拍行政领导的马屁”。
又如在新兰面粉厂的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何献芝为了避免小麦入库时尘土飞扬，影响工人健康，就研究了一种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小麦风动吸运机”，章乃器不予支持，却说：
“这种脑筋可以不要动，苏联有的是办法，进口一些就行啦！”
实际上苏联并没有这种机器。
会议明天休会一天，以后仍将继续举行。

克服温情主义壮大战斗队伍
广东新揭发大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广州15日电广东省和广州市级机关经过批判温情主义以后，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愈来愈多。
目前已有五万多名干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许多单位群众的发动面已达90％以上。
经过广大干部积极揭露，目前各单位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前一个时期增加将近一倍。
一些右派小集团也被揭露出来。
原来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现在也发现了右派分子。
省贸易公司右派分子陈锦灿在大鸣大放期间，曾恶毒地骂共产党员是“屠夫”、“丑恶、卑鄙”，他全部否定肃反工作的成绩，并说“欢迎民主党派来领导”。
当时有些人在思想上曾同情他，认为他不过是一时的偏激。
陈锦灿也就趁势拒不检讨，叫嚣“是非自有公论”、“整倒我，市场还有”。
经过批判温情主义以后，许多人就坚决地和他划清了界限，积极起来向他展开斗争。
祁衡芳揭露陈锦灿从兰州大学回来后就一直搜集攻击共产党的材料。
另外一些人则揭露他到处拉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详情。
在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公开信发出后，他又同右派分子廖于枢密谋，企图互相呼应。
在大家的揭露和对证下，陈锦灿不得不低头认罪。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干部积极利用出大字报、出黑板报、画漫画等方式，来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
中共广东省委讲师团理论教员右派分子林鹏，曾污蔑中共广东省委主观主义因而使地方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灾”。
省委组织部干部用统计图表对他的谬论加以驳斥，使林鹏理屈词穷。
省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单位中，也有十名右派分子抵赖不了群众的揭露出来的事实，低头承认了他们的反共罪行。

劳动部全面展开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陷于孤立
本报讯劳动部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
这个部的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的说理斗争下，已完全陷于孤立。
保护局反击了右派分子叶华德对国家干部政策的攻击。
叶华德在他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向党进攻的发言中，恶毒咒骂“干部司是阎王殿”，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工农成分”。
以此来挑拨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关系。
他污蔑劳动部党团干部是“靠党团籍领薪水”，领导干部是“靠历史吃饭”。
他甚至诬蔑刘少奇同志关于干部工作的报告“充满了宗派主义情绪”，他还给青年报写稿支持储安平的反动言论。
广大群众纷纷用事实驳斥了他的这些谰言。
马金生同志说：
少奇同志的指示，是完全符合当前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
它大大地鼓舞了党员和非党同志刻苦钻研的积极性。
而叶华德却说这一报告充满了宗派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恶毒的歪曲。
工资局和编译室分别反击了右派分子梁世昌、施学民挑拨党群关系的反动言论。
梁世昌恶毒地说：
“党天下之风盛行”，“新的裙带风产生了”，“共产党是主人，群众是被利用的对象。”
他还向群众挑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领导和被领导是“两大集团”，他利用生活待遇上的一些合理差别，来煽动群众反对领导干部。
施学民在挑拨党群关系中也放了恶毒的箭。
他颠倒黑白地说：
“现在党对党员视为儿子，对非党群众以螟蛉子看待，也可以说是后母关系，也可以说是婆媳关系”，使“群众在人格上没有受到尊重”。
许多同志以具体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梁世昌的“党天下之风盛行”的谬论。
大家都指出梁世昌在党群关系上大做文章，目的在于孤立党，搞垮党，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田春润同志说，解放前他一入大学即担心着毕业后的失业，现在毕业即分配工作。
解放前，1948年一年物价就涨了四百三十倍，现在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非常安定；
他说：
右派分子要想通过整风削弱党搞垮党是绝对办不到的。
大家对施学民诬蔑党是群众的“后母”感到非常气愤。
谢凤英说：
施学民早年就受到党的培养，送他到苏联去学习，不久他就动摇脱离了革命，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十几年的资本家，解放后党对他很宽大，不究既往，而且给他工作做，今天他竟然说出这样话，真是忘恩负义。
这个部还驳斥了培训局翻译室副主任右派分子刘坤闓污蔑肃反的反动言论。
刘坤闓说：
“肃反搞得过火了”。
他为胡风喊冤，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一点‘毒草’”。
他还公开反对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在真理面前，这个部的右派分子已开始屈服，低头认罪，但有的仍在顽强抵抗，或进行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
劳动部党组织为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正在整顿队伍，继续深入这一斗争。

反党锣鼓敲破了还想卷土重来
钟惦棐反党活动又告挫败
本报讯北京电影界从本月05日至15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了右派分子钟惦棐的反党活动。
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证明：
钟惦棐扬言要“尊重电影传统”，实质上不过是企图用他的腐朽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改造人民电影事业。
他不但提倡削减工农兵题材的影片，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杂技艺术”这部影片时，他还要一位原定穿长衣长裤的女演员改着乳罩、三角裤表演，认为“肉愈露得多愈好”。
他恶意地攻击一位有才能的青年女演员，说她体型不够曲线，根本不能演戏。
他甚至主张在我们的影片中不妨也拍一些袒胸露肩的半裸镜头，无耻地说，“这给青年看看也没有关系。”
石联星、谢添、黎铿等以自己亲身经历，驳斥了钟惦棐所说的党不重视培养电影演员的谰言。
谢添说，“我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
解放后我不但拍了一些片子，领导上还送我到电影学院去学习了两年。
这在旧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
白杨和桑弧在联合发言中，揭穿了钟惦棐企图挑拨电影艺术创作干部和领导之间的关系的阴谋。
部队电影工作者陈播、虞棘、夏川的联合发言，也驳斥了钟惦棐所说的“士兵不爱看打仗的影片”的谬论，并且举出许多事实，证明钟惦棐也曾经用各种卑劣手段来挑拨电影局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关系。
在昨天的大会上，文艺报周文博交出了钟惦棐给“电影的锣鼓”一文受到批评以后给周的一批密信。
从这些密信里，可以看出，钟惦棐用像胡风一样的口气辱骂和仇恨领导，仇恨艺术部门的一切制度。
他具体指示他向上海剧协、京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处进攻，还指定他去访问那些演员、导演，打探情况，以作为自己向党进攻的材料。
他希望周文博在上海重新掀起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要周去和“上海的电影闻人交换一下意见：
搞不搞，要搞，怎样搞？”
次日又给周文博写信打气，说如讨论起来，愿意“倾巢出犯”。
但由于他的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所以，又惋惜地说：
“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还给周文博去信说，要他在回北京之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写信去抓他们”。
还说，“我很想——急于知道：
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
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
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
钟惦棐要卷土重来，要争“江山”的面目完全暴露了。
可是钟惦棐在8月08日的会上所作的长达三小时的所谓检讨中，态度极不老实，许多罪恶活动都未交代，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愤怒。
蔡楚生、陈荒煤、丽尼、黄钢、伊明、史林等一致指出：
钟惦棐是有意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并且警告他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向党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座谈会仍将继续进行。

买的什么马？
在章罗联盟右派分子的操纵下
民盟招的什么兵？
买的什么马？
新华社15日讯根据已揭露的材料证明，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操纵，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一度踏上了危险的边缘。
根据记者的初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总数的39％以上。
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
党好者恶之党恶者好之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同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为了发展势力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实行“大发展”的方针分不开的。
各地民盟中的右派骨干分子坚决执行章罗集团这一方针，不择手段地吸收了大批不够条件的人以及很多坏分子入盟。
上海民盟组织在去年年初有九百六十七个盟员，一年半以来，特别是从去年07月开始执行章罗集团的“大发展”指示到现在，盟员人数骤增到三千三百八十四人。
在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彭文应、韩鸣、赵文璧、孙斯鸣等直接介绍入盟的一百四十六人中，落后分子占一半以上。
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大发展”的“成绩”，曾在今春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受到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的表扬。
从各地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所执行的组织路线可以见到一般。
四川省民盟的右派分子潘大逵提出，“只要不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就可以发展入盟”。
在潘的指示下，一些对共产党不满、政治上历史上有问题、怀有各种政治野心的分子都钻进了民盟。
湖北省的民盟组织执行了越多越好、越坏越好的反共的组织路线，它们强调不管历史和政治条件，对要求入盟的人都“来而不拒”；
右派分子马哲民更公开地指示民盟干部，在发展盟员时要“党所好者，恶之；
党所恶者，好之。”
上海民盟的右派集团发展盟员采取了“以落后为骨干，争取中间，孤立和排斥进步”的方针；
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并宣传“政治上的进步、中间、落后是很难划分清楚的”、“阶级关系已经变化了，政治历史情况可以不必过分强调”等各种谬论，为“向落后开门”提供“理论根据”。
民盟广东省委的右派分子、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钟平，为了“越多越好”无限制地发展，有的单位虽然已经发展了很多，他还要干部检查批判“饱和思想”，要求继续发展。
请客吃饭封官许愿强拉硬拖招摇撞骗
在这种反动的组织路线的指导下，许多地方采取了请客吃饭、茶点恭候、登门拜访、封官许愿、强拉硬拖、招摇撞骗等种种卑劣的手段，招兵买马，扩展势力。
济南的民盟组织简化了发展手续，派人到处散发登记表，取消了写自传和盟市委批准的手续。
民盟阜新市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右派分子柴寿安采取了种种欺骗利诱手段来进行“大发展”，她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封官许爵的说：
“快填表吧！
已经决定你做主任委员了。”
她对那些想加入共产党的人说：
“现在党停止发展，入盟也是一样”、“你参加了党也不过是个普通党员，要是入了盟，还可以发展盟员，当领导”。
她对那些要求提高业务知识的人说：
“入盟可以解决向科学进军问题，盟要领导向科学进军。”
另外，柴寿安还采取了“走内线”的方式，利用家庭关系来拉人入盟；
有时并且公开欺骗说，某某已申请入盟了，你还不快点。
广州市的民盟组织在“大发展”中，甚至明确提出介绍人不负政治责任，不写自传，不经小组讨论；
他们一般只通过开座谈会、请吃饭和上茶楼“谈心”等方式，报名入盟。
在河南省，新盟员入盟由小组自行核准。
民盟河南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毅斋指名把肃反对象和对共产党仇恨的分子发展为盟员，他并且为民盟基层组织不同意发展的人亲自修改自传，删改政治历史，然后吸收到盟里来。
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陈仁炳提出要“先下手为强”，一再指示要降低入盟标准，以便和其他党派展开竞争。
在重庆，还有一批由章罗集团“钦定”的不通过合法手续入盟的“特殊盟员”。
重庆文艺界右派分子刘盛亚就是这种人物，他夸耀自己“是民盟中央派人来发展的”特殊盟员。
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刘盛亚成了民盟右派集团在重庆文艺界掌大旗的主将。
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右派分子李长福在天津民盟中的右派骨干分子王大川指示下，采取了“单线入盟”的方式，专门物色那些在新社会受过“委曲”的人。
李长福恶意地煽动一个肃反中被审查的工程师说：
“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遇有运动就会临到我们头上。
入了盟就有人替你说话，他们就不敢再给小鞋穿了。”
当这个工程师还不愿意入盟时，李长福甚至用介绍女朋友的办法来拉他入盟。
地主恶霸来者不拒特务汉奸收为骨干
在“大鸣大放”时期，右派分子更加嚣张。
武汉、上海等地提出了“火线入盟”的口号。
他们抓住那些敢于向共产党进攻的人物立即吸收到盟里来。
民盟鞍山市组织原有十八个盟员，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民盟鞍山市组织负责人张裕元还企图召开一百多人的座谈会，成批地发展盟员，以便立即成立民盟鞍山市筹备委员会。
直到6月中旬，他们还批准吸收盟员，扩大组织，张裕元并且以两千人作为发展计划，实行“来者不拒”的办法，打算把鞍山变成仅次于沈阳民盟的最大据点。
在广东省的茂名县，“大鸣大放”时期有八、九个对共产党进行猛烈攻击的所谓积极分子，都立即在“火线”上被吸收入盟了。
有些地方的民盟组织“四面开花”地发展，到处扩展势力。
河南省民盟组织曾经指示下级：
“不分上中下层，不分大中小学，不分先进、中间、落后，都可发展。”
洛阳的民盟组织要“将全市的工厂、学校都包下来”。
济南的民盟组织提出要在中等学校消灭空白点。
民盟广东省委的右派分子钟平曾亲自到湛江、海南岛等地传达和布置发展组织的工作。
广东省的海康县新发展的七个盟员中，就有两个是地主分子。
章罗集团这种“大发展”的“方针”实行的结果，不管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民盟组织本身，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大发展中入盟的人，有一批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
有一批是被右派分子拿来增加自己政治资本的滥竽充数的人；
另有相当一批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政治面目不清，有的是刑事犯罪分子，有的是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由陈仁炳直接负责的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复杂，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
由彭文应直接介绍入盟的三十个人中，有五个是右派分子，另有五个是军统特务、汉奸、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贪污刑事犯。
成都体育学院在右派分子卢君雄的控制下，近一年来吸收的新盟员有80％是对共产党不满、历史上有问题和组织过反共小集团的人。
正直盟员表示极大义愤积极起来揭发害群之马
许多被右派分子新发展入盟的所谓“新生力量”，他们在“大鸣大放”中散布各种谬论，煽动点火，恶毒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今年06月在汉阳县第1中学制造反革命暴乱的首领王建国、杨松涛等人，就是右派骨干分子马哲民的亲信杨焕尧所称道的“积极分子”。
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右派分子李长福拉拢了一批成分复杂的人入盟以后，便经常通过这些“新盟员”在学生和教师中煽动点火，散布反动言论。
今年05月，李长福同其中两个右派分子共同策划，提出了三十二条反苏纲领和近四十条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企图把这个学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整垮，以使民盟组织取而代之。
广东省雷州师范学校教师钟彦达，原是一个大地主，当过国民党官员，他在入盟以后，公开在教室的黑板上写“消灭共产党”的反动口号，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
阜新市在今年2、3月间还只有柴寿安一个盟员，到6月初柴寿安发展到三十七人，迅速建立了筹委会，并且结成了一个右派集团，秘密召开会议，决定要“监督”共产党整风，“推着党走”。
他们要求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要唱一出对台戏给共产党看看”，他们亲自访问肃反对象的家属，到处点火，散布谬论，给工作造成很大危害。
直到反击右派开始，这个右派集团还在盟内订立攻守同盟，表示“必要时牺牲个人，照顾整体。”
这样一个盟的组织，从它成立的第1天起，就没有发生一点积极作用。
章罗集团操纵下的民盟组织今日之状况，引起广大社会人士的不满，引起正直的盟员的不满，各地民盟成员包括那些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盟员在内，都同声斥责盟内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他们不允许章罗集团及其党羽把他们引入歧途。

沈阳反右派斗争深入基层
各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本报讯沈阳市反右派斗争目前已经深入到各区基层。
07月中旬，全市九个区级机关和所属九百多单位先后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
和平区铸造研究所揭发出一个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陈如玉，他在解放前曾组织反动集团，了解我江阴一带军事情报，掩藏过沿海敌占岛屿派来的特务。
整风开始，他一口咬定三害根源是社会制度，并利用所里一些人对暂时没有分配工作的不满情绪，煽动大家起来闹事。
苏家屯区人民委员会和中共苏家屯区委揭发右派分子迟德仁、刘延信，他们要求党下命令解散合作社。
为了教育群众认清右派真面目，各区委还充分利用幻灯、流动展览、画栏等宣传工具，向广大居民进行宣传，仅和平等五个区，受过教育的居民已达三十万人。
沈河、苏家屯等四个区为此专门训练了一千多名报告员。

法律出版社连日集会
两个右派分子开始认罪
本报讯法律出版社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批判了该社编辑人员、右派分子陈佶、王宗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右派分子陈佶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把新社会的人民的生活说成是“牛马般”的生活。
还说“现在整个政权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诬蔑该社的共产党员说：
“从党员身上闻不出一点‘党味’来”。
他还咒骂积极分子都是“吹牛拍马”的人，骂群众是“琉璃球”，抱怨群众没有和他一道进行反党活动。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行百般抵赖，经群众揭发批判，特别是揭露出他是一个老牌汉奸，历任过伪华北教育总署的高教科长、专员等伪职，暴露出他的卖国求荣的罪恶历史和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后，才被迫开始认罪。
该社另一右派分子王宗贤，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他表示“全部同意”，并诬蔑不同意储安平谬论的党员，说因为他们“有个人利益，怕以后当不了领导”。
他还恶意歪曲了毛主席报告中对反右派斗争的巨大指导意义，竟说：
“现在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这个报告解围”。
王宗贤还趁该社召集社外人士座谈会的机会，在大会上放火。
他提出一个荒谬的论点说：
“法制不完备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源”，并诬蔑说：
“从中央一级起就违法乱纪，地方偏差就更大。”
王宗贤在同志们义正词严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错误，同时又暴露出一些新的反动观点。
现该社对王宗贤的斗争正扩大战果中。

韩兆鹗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人
章罗联盟在陕西省的代理人是个什么角色？
韩兆鹗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人
本报西安15日电民盟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于本月08日到13日连续举行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章罗联盟在陕西的代理人、民盟中央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主委、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韩兆鹗在陕西地区反党反人民的活动。
韩兆鹗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右派分子。
过去一贯站在反动立场，反对党的领导。
在党开展整风前后，他积极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四出点火，散布反动言论。
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韩兆鹗又多方抗拒，并为章罗联盟开脱。
这个章罗联盟在陕西的代理人，早在1956年就积极为章罗联盟在陕西地区扩大阵地。
去年07月，韩兆鹗从北京回陕后，接连召开民盟省委扩大会议和民盟省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章伯钧关于“大发展”的主张。
他积极主张民主党派要脱离党的领导。
韩兆鹗就本着这种精神去发展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并排斥盟内的党员，拒绝统战部门及人事部门介绍给农工民主党的干部。
韩兆鹗还积极筹备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组织。
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原来规定以医药卫生界为主，但是，韩在陕西地区则改为以“医药卫生和工程技术界为主”，并计划很快的在渭南、宝鸡等地区建立组织。
就这样，在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农工民主党就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人，并于6月份正式成立了陕西省筹委会的组织。
当章罗联盟被揭露后，农工民主党的成员曾提出应该停止发展，韩却表示不同意。
鸣放开始，韩兆鹗就到处为章罗联盟吹嘘，并鼓动那些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
韩对农工民主党某些成员说，章伯钧有一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他公然在全体农工党员面前煽动说：
“你们可以尽量的大鸣大放，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带到北京去！”
他还利用巡视工作的名义，到过盩厔、扶风、岐山、郿县、武功等地，每到一处都召开民盟成员座谈会进行点火。
他说：
“民主党派今后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干部，你们有搞头了”，“民盟要民主、民主是斗争得来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可尽量提。”
韩一方面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到处点火，一方面还散布了很多反动言论。
他积极反对党的领导，说党是“以党代政”“独断专行”。
并说“特权思想影响党与非党的关系”。
党任用干部不能“唯贤唯能”。
说党的领导人员都是“缠就了的小脚放不开”。
他把和他接触较多的党员都骂遍了，从中央负责同志，省委的负责同志，省人委的党员省长，到他的勤杂人员。
他把共产党员骂成“机能障碍”、“蠢然一物”、“木头”、“石头”、“自然人”……，总之，在他眼里，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
此外，他还散布了很多反苏言论。
当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后，韩兆鹗就积极抗拒，辱骂党报，辱骂批评章罗联盟的吴晗。
苏资琛（盟员、农业厅副厅长）批评王捷三的反动言论后，韩兆鹗就说“苏的一条腿已经伸到共产党的裤裆里去了”，并且还和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为章罗联盟开脱。
他在6月中旬赴京开会前，曾对李子建说：
“不要看现在批评章伯钧，部长仍旧是部长。”
他在到北京以后，首先就去访章伯钧，并为章伯钧四处活动，探听消息，表示为章伯钧抱不平。
他曾经私自提出一个检查小组组织成员名单，向人征求意见，企图为章伯钧解脱。
许多人还揭露了韩兆鹗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和阻挠扑灭鄠县反革命武装暴乱案的罪行。
今年05月，在鄠县涝峈一带，发生了“中国人义救命军”反革命暴乱案。
（详情见今日本报四版“历史巨轮下的一撮螳螂”一文）为了及时歼灭这股匪徒的武装暴乱，省人民委员会于5月19日召开省长紧急会议（韩也出席这次会议，并同意这个决定）。
会议决定由李启明副省长和民政厅长任谦（民盟省委委员）前往处理，临行前，韩兆鹗对任谦说：
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是“小题大作”。
我不同意你们都去，也不同意你去。
任谦回答说：
“这是省长紧急会议的决定。”
韩立刻用讽刺的口气说：
“你们是党怎么决定就怎么做，我是不同意。”
韩兆鹗这种行为不明明是企图阻挠执行省长紧急会议的决议，使反革命暴乱继续蔓延和扩大吗？
韩兆鹗在解放后，一贯的包庇反革命分子。
他曾介绍一个姓孙的反革命分子加入民盟组织，这个反革命分子被依法逮捕后，孙的女人曾找过韩兆鹗，韩对她表示深切同情。
1953年特务头子杨虎的姨太太姚某来西安找韩兆鹗，韩对姚非常照顾，几次给姚钱，并把姚介绍给景瑞乡，通过景把姚介绍到西北合作干校学习。
在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韩兆鹗不得不承认他是章罗联盟的助手，发展组织是给章罗联盟起配合作用；
承认他要在陕西搞农工民主党独立王国；
承认他到处点火和散布了很多反苏反共的言论。
但是，他却不交代具体事实。

反右派的田头诗
闽东北福安专区“新农村报”8月10日文艺版，以“东山唱到西山坡，唱得右派无话说”为题，发表了叶忠祺等人的反右派田头诗。
叶忠祺创作的“唱给右派分子听”，用朴素的语言，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右派分子的凶恶面目：
“右派分子假包公，假心假意助整风，
牛神鬼怪拉一起，想要倒算来反攻。”
“右派分子快检查，不可持扇把面遮，
人民手拿照妖镜，原形是个野心家。”
“右派分子耳听真，人民本是一条心，
坚决把你来打垮，若不得胜不收兵。”
农民李无才的“右派现原形”，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简短有力：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兴风作浪，要想上台。
是白说黑，是好道坏，混水摸鱼，心肠太隘，
人民同心，反击右派。”
张细俤的“害人精”这样写道：
“唱起山歌你且听，骂声右派害人精，
阳关大道你不走，偏向独木小桥行。
东边点火西边骂，硬要天下不太平，
只想偷梁来换柱，挖我人民专政根。
人民个个怒火起，团团把他来围定，
你拿锄头我拿铲，株株毒草都锄尽……。”
另一个署名种田人的田头诗驳斥了右派分子污蔑合作化新农村的谰言：
“你说合作糟得很，我们生产更起劲。
你说统购要不得，我们卖粮快如飞。
你要共产党下台，我们对党更热爱。
你要农民跟你走，一锄把你头打坏！”
福建其他各地的农民报近来也大量刊载了反右派田头诗。
这些作品大都是当地农民和农村文化工作者共同创作的，对推动福建农村当前政治斗争和鼓舞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作用。
（新华社讯）

在“草木篇”的背后
本报记者姚丹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
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2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
“草木篇”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
×××
“星星”创刊于今年01月。
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
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
不走“名人路线”，借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
“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
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
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1期就出现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
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
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
“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
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
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
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
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诗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
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
“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
所以大放谣言：
“‘星星’受到围剿哪！”
“天下未乱蜀先乱！”
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吹捧。
×××
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
有的公开说：
“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石天河嚷出：
“要杀人！”
“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的！”
又骂：
“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孤群狗党一下就倒过去了！”
流沙河也叫喊：
“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
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
从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
“星星”创刊号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位“星星”的党员注意。
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
当石、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是为了搞好工作”。
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
“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
老子就造反！”
时，白航也向领导强硬提出：
“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
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交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
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
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嵋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
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
“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今年05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为反党集团喊冤。
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
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
丘原、储一天、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过：
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
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
打击谁？
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丘原、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
信上他自称：
“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
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
“你的反击已经知悉。
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
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
“如果你得步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嵋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
他一面写文章给文汇报，大喊“锦城春晚”；
一面又纠集别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谩骂攻击；
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汇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动。
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
“切忌只追求泄愤，失去群众同情。”
又指示：
“应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
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根本原则、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
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
回信给石说：
“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尘间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结果？……。
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
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
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来信说：
“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而只能相信斗争的力量。”
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河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
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
“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
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
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
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
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
解放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宠分子，罗隆基、费孝通来成都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
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
“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
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
一面又在文联的座谈会上，为流沙河、石天河大鸣不平。
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滥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为“草木篇”作辩护。
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
“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
“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斗争几天？”
“是要让百花齐放呢？
还是让寸草不生？”
“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残？”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宦邦显，盟员、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
写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流沙河谈‘草木篇’”。
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
他问白航：
“批评草木篇是好作用多？
坏作用多？”
白答：
“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
“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
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
“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出席座谈会的新战术，除又作了歪曲报道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攻。”
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
“文联常苏民、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
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
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交代，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
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

坚决驳斥吴祖光的右派谬论
梅兰芳
吴祖光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乍听起来，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但是，看了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动言论，和有些同志揭发出来的他在背后的种种反动言行，那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吴祖光之所以从各个方面极其武断地抹煞解放八年来各部门的工作成绩，把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恶意地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向党进攻，就是为了要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他恶毒地攻击组织制度，说什么“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我们要问：
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吗？
当然不是，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
我们要问：
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吗？
我们的回答，也是恰恰相反，组织力量越大，个人力量才会得到充分发挥。
右派分子为了涣散人心，拉拢群众，推翻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放出了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个人行动，不要统一意志的毒箭。
他们利用我们文艺界和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的一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弱点，过分强调文艺的特点，煽动大家走所谓“个人奋斗”的道路，其结果必然脱离集体，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脱离党的领导。
这种阴谋是非常毒辣的，我们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来看看吴祖光是怎样来攻击国家的组织制度呢？
他说：
“我们真正的年长的，以及年老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
却由于长期的‘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
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
不要说难以比拟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他又说：
“许多应当是属于国家的宝贝的优秀的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却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
他的谬论很多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了，我只想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他上面说的是新中国、新社会，不是说旧中国、旧社会。
他如果不是喝酒过了量，怎么会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呢？
真是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他所说的：
“真正的年长的以及老年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和“许多应当是属于国家的宝贝的优秀的前辈艺术家”，当然也包括京剧界在内吧！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像他说的那样
“金人缄口，寸步难行”呢？
我们什么时候像他说的那样“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呢？
这种日子曾经有过的，那是在旧中国、旧社会，不是在新中国、新社会。
解放以来，我们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在国家的最高的权力机构，畅议国事，侃侃而谈，难道这是“金人缄口”吗？
解放以来，我们以演员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远渡重洋，出国演出，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之下，受到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这是“寸步难行”吗？
解放以来，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在一定条件下，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和关怀，得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大家都感到心身愉快、喜笑颜开，而吴祖光为什么说成是“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呢？
这种别有用心的诬蔑，我们京剧界的同行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吴祖光谩骂戏曲改革的干部，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抹煞了同志们的工作成绩，这是极端错误的。
根据我的亲身体验，由于党和政府尊重戏曲传统、发展戏曲艺术，投入了很大力量参加和领导戏曲工作，这些同志在艺人的亲密合作之下，对于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做了重大贡献。
虽然由于经验不足，也曾发生过某些缺点，但是，领导方面，都在及时纠正。
总之他们的成绩是基本的，是不容抹煞的，吴祖光的毁谤是毫无根据的。
吴祖光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但是我和我们文艺界的同行，却绝对需要党的领导！
就戏曲界来说，因为有了党的领导，艺人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能够说解放后三百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
我们能够说解放后涌现了二十几万的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
现在由于右派分子的造谣惑众，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滥调，这种专往后看，不往前看的倾向，是表现了一种倒退没落的情绪，对于社会主义伟大的时代，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信心。
事实上，现在的戏曲艺术，无论京剧或者其他兄弟剧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剧本和表演艺术比过去都丰富和提高了，这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以我个人来讲：
有人说：
“梅兰芳的艺术，还在不断发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艺术有新的发展，我经常演出的每个节目，从剧本到表演都有所丰富，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还能够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我感到自己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这难道不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穷愁潦倒，老泪纵横”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衷心地为新时代的幸福而欢呼，为更加美丽的未来而欢呼吧！
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本行领导本行”的论调，也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排斥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的毒箭。
我认为目前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内行，因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办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所谓“外行”就不一定是外行，所谓“内行”也未必一定是内行，在艺术上是有内行、外行之分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
同志们请想，如果唱花脸的必须唱花脸的来领导，唱旦角的必须唱旦角的来领导，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我们必须戳穿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诡计，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
最后我还要对吴祖光说几句话，在拍摄我的舞台生活纪录片的工作中，我和他曾有一个短时期的合作，我感到吴祖光有小聪明，没有大聪明，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看来，他连社会发展的道理都不懂得，他连在新社会如何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得，连什么叫人民的立场，马列主义的观点都不懂得，这能说是大聪明吗？
他所以堕落到这种地步，正是由于一贯地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目空一切、自作聪明，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可以为人民做些事情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做了右派的发言人，我痛恨他的自暴自弃，又可惜他的才华。
有人揭发吴祖光在背后还说了我一些坏话，他说我，“拍电影向文化部索取高额酬金”，我真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国家用电影纪录我的舞台生活，其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扩大艺术的影响，我很受感动，我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国家给我任何报酬，但是国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竟给我送来了优厚的酬金，我感到受之有愧，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向文化部“索取”过什么“高额酬金”。
吴祖光无中生有地胡说，真是岂有此理！
党和人民是给一切右派分子认罪自新的机会的，“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希望吴祖光能争取自己重新做人的前途！

“平反”光丹作 （原载四川日报）

拔除儿童文艺园地的毒草
右派分子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组长、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论是儿童文艺园地里一支毒草。
陈子君对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妄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人民是片面的”“文艺老写工农兵没什么意思”“我认为批评标准、政治第1，就值得怀疑”。
他还诬蔑说什么“教条主义来自中央，来自周扬”。
“团中央不懂文学，不能领导文艺刊物”。
他以“作家”身份到处吹嘘，想篡夺党对儿童文学的领导权。
他不择手段，不分场合地到处打击作协儿童文学组的领导人，骂他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近半年来他用江湖骗子的手法，到处钻空子，积极活动筹办儿童文学同人刊物，自封为副主编，公开表示不要党领导是为了“要自由”，他搞刊物，就是为了摆脱党的领导，另“成为一个儿童文学中心”。
他诬蔑新社会是“漆黑一团”。
在他的眼里到处不民主不自由，“新闻卡得太严，统得太死”“出版禁令条例太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成问题，权力太大”“人权得不到保证”；
他又故意抹煞国家的建设成绩，说什么“长春汽车厂的宣传是吹牛”。
他荒谬地把官僚主义的产生归之于我们的国家制度，说什么“官僚主义不仅仅是思想问题，牵扯到制度问题”。
他认为“不用大民主就解决不了”。
这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右派分子，1948年混进党后，却认为“党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一贯站在同党对立的立场，抗拒改造自己。

真金不怕火
——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做文章枉费心机
对外贸易部张敏
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矛头之一是大肆污蔑党所领导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说什么“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冤狱到处皆有”；
并且主张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处理这些“冤案”。
对外贸易部的右派分子严文杰、董士濂、李泰华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向党作了这样的进攻。
肃反运动真的搞糟了吗？
肃反真的扩大化了吗？
对外贸易部的肃反运动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外贸易部的肃反运动整整地进行了一年。
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对外贸易部总共清查出了五十六个反革命分子。
这是一件大事。
这些反革命分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隐藏起来，有的当了假积极分子，有的爬上了领导岗位。
但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却做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制造工作中的差错，挖社会主义墙脚。
1954年由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外贸易部发生重大破坏事故二十九起，经济上损失达千余万元，政治上的损失更无法估计。
在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潜伏下来的现行特务。
对外贸易部疗养所管理员王桐就是这样的人。
他曾当过蒋军连长、营长，1950年还由潜伏在北京的蒋匪内调局“平津调查处”特务王惠远介绍参加特务组织。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王桐以为时机到来，就与王惠远在旧军官中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仅王桐一人就发展了三个特务；
并且建立地下武装，企图发动暴乱。
另一个反革命分子侯子功，利用工作中的方便，制造了几次破坏事故。
其中有一次因为他偷改了向国外订购的研磨工具的交货日期和品种，就损失一千四百多元，并且因此影响了国家的建设。
还有的在机关中涂写反动标语，散布谣言。
以上情况，说明肃反之前，反革命分子在对外贸易部机关内部是十分猖獗的，通过肃反运动才把这批人清查出来。
另有些是各地人民长久搜索不可得的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也在这次肃反中清查出来了。
例如对外贸易部办公厅电工冯沧波，在任日伪北平警察局北郊分局警长期间，残暴至极，曾亲手杀害我革命干部和人民二十九人。
冯犯曾用手枪打死满城韩村民兵班长；
用刺刀刺死为解放军寄存枪枝的高洛丹的儿子和三岁的孙子；
在满城东苟村扫荡时，亲手往地道里放毒，毒死革命干部等十八人。
右派分子说：
“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上手指一下，就成肃反对象，就可斗。”
“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
又说肃反运动把一些“好人”整得暮气沉沉，意志消沉。
这完全是无耻谰言。
请看事实：
对外贸易部有五千多职工参加了肃反运动，在政治上受到审查的只有三百二十一人，不到7％。
在这三百二十一人中，除了五十六个反革命分子外，其他的属于这样两类人：
一类是有罪恶的蒋军连长以上的军官、高级官吏和1946年以前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
或则是过去虽然作过交代，但交代得不彻底，或者有了新的检举材料。
这类人鉴于他们的罪恶还不是十分严重，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宽处理，而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例如中国机械进口公司科长刘耀金，1945年任国民党锦州市第2区分部书记兼执行委员，在此期间积极发展组织，并指使韩文希等人散发反动的“告锦州市同胞书”，搜集解放军活动情况的情报。
参加工作后隐瞒上述问题，在肃反中才作了交代。
另一类是政治上有嫌疑，经过审查结论认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的隐瞒和伪造历史，有的与特务分子有过来往，有的散布过反动言论。
对这些人进行一次政治审查是完全必要的。
审查之前，很难把他们这些政治上的隐瞒与反革命分子隐瞒区别开来，很难把他们的活动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区分清楚。
审查中，对外贸易部领导方面采取了非常严肃慎重的态度，派出了几百名干部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对证。
在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以后，一方面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经过肃反运动的实际教育，绝大多数提高了觉悟，卸掉了包袱，轻松愉快，积极工作。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中国运输机械进口公司干部李志芳有没有血债是个老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在这次肃反中，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这个公司的领导方面先后派出三个专人外出调查对证。
这三个工作人员走遍上海、杭州、济南、南京等地，经过无数次的调查对证，证实了李志芳没有血债。
李志芳为此深受感动，感激组织上把他十几年的旧案搞清楚了。
从此以后在工作上积极负责，1956年因工作有成绩受到公司的物质奖励。
肃反运动的好处还不只是这些，肃反运动以后，机关内部的团结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的差错事故大大减少了。
总之，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右派分子是唯恐天下不乱，因而对肃反运动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造谣和污蔑。
可是事实给予他们最有力的回击。
当然，这决不是说，肃反运动没有一些缺点，缺点是有的。
对外贸易部曾经错斗了四个人，错捕了两个人。
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错斗错捕的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作了平反，并补发了被捕期间的工资。
另外一个缺点是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在肃反中未查出，肃反后才发现。
总之，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

这对“石狮子”并不清白
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和副教务长张其浚自封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清白的。
经过两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人们终于看清了这对石狮子并不清白。
鸣放一开始，这对石狮子以为机会来了，王士魁便叫嚣说：
土改是“惨无人道”，镇反“不知枪杀了多少人”，三反五反是“拿人命开玩笑”，肃反是“残暴”，思想改造是“野蛮”，还骂积极分子是“铁丝网”。
张其浚骂得更是恶毒。
他骂学校党委书记“只能管伙食、管厕所”，骂学校“把教师当作官僚地主家的奶妈使用”。
他反对科学研究的领导，说什么“应回到书院制去。”
他主张教学改革中，“先要全部把欧美的东西搬来”。
在他俩疯狂的煽动下，在章罗联盟云南代理人李德家、陈复光等的配合下，有一段时间云南大学黑雾漫漫。
这时，石狮子竟得意忘形地说：
“共产党威信扫地了”，“学校已毫无办法，我们的时候到了”。
他们并没有得意几天，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经揭发，王士魁原来是这样一个货色：
过去，他不但做过鸦片贩子，开过地下钱庄、做过投机生意，还为国民党“整肃”云南大学大卖过力气。
解放后，一事一物都会引起他对旧社会的深情，对新社会的仇恨。
如他去年到广州时，看到爱群大旅社，就说：
“唉，这样的大楼，三反五反时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跳楼！”
他到了西湖，又有感触了：
“这西湖真好，但这是劳改犯修的，全国有多少劳改犯啊！”
而他对工作却消极到这样的程度：
把做工作总结看成是“逼上梁山的劳动改造”。
张其浚则是章罗联盟核心分子、费孝通在昆明埋下的一个火种。
去年08月费孝通到昆明，曾到张家面授机宜；
张也曾为费物色对象，串连组织小型座谈会，专收集对党不满的人的意见。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部分是张其浚吐露的“曲衷”，实际上是他俩共同的创作。
（云南大学校刊编辑室）

这是什么样的语文教师
无锡市二女中的语文教师张景远。
借着上语文课的机会，进行了很多毒害青年的活动。
他出的作文题目，尽是些“我的苦闷”、“我的意见”、“我的心里话”等，想在学生中制造不满学校、不满共产党的情绪。
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赞扬国家对中、小学毕业生的政策和三反、五反、肃反成就的内容，张景远就把这些全部勾掉。
有的学生在作文中表示“如果考不取学校，愿意回乡村去做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张景远只给了它二分。
张景远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要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不必依靠共青团组织，他并叫人了解团干部的情况，加以讽刺打击。

上海出版事业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上海14日电新华社记者何国芳报道：
上海解放八年来的出版事业，不是像某些右派分子所污蔑的“今不如昔”，而是有了蓬勃的发展。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解放后到去年年底为止，上海各出版社共出版了新书两万七千九百多种，比解放前三十年内全国各地印行的新书（根据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材料说明）增加了七千多种。
解放前全国出书量最高的一年——1936年，全国共发行图书一亿七千八百多万册，但是，去年一年仅上海一地发行的图书，就比这个数字增加了约一倍半，平均每天出书一百一十七万册。
几年来上海各出版社配合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版了大量适合广大工农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通俗理论读物，广泛受到读者欢迎，其中书籍销售量最高的达到一千万册左右。
去年上海各出版社所出版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艺和文教图书，共九千多万册。
其中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书籍如“楚辞论文集”、“中国青瓷史略”、“中国古代数学史料”等，都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
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年多来出版了各类图书一千七百多种、一亿五千多万册，超出解放前儿童书局二十年内的出版图书总数。
连环画和年画的出版工作也有很大发展。
过去上海大部分出版社的组织不健全，社内没有编辑人员；
同业间相互倾轧竞争，甚至投机倒把。
解放后，国家对这些出版社进行了改造，根据专业分工方针，合并为十一个出版机构，并实行了出版物的计划化。
各出版社都设立了编辑部，配备了专门编辑人材。

上海教工业余艺术团巡回演出
上海市教工业余艺术团利用暑期分批到市内教工较集中的地区、学校、基层工会去作六十余次巡回演出。
目的是丰富全市教工及其家属的假期文娱生活，并促进教工业余艺术活动的繁荣。
这个业余艺术团成立已半年，规模很大，有合唱队、管弦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及京剧队。
他们已于7月底8月初先后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海艺术剧场等处举行暑期汇报演出共达三十二场。
（宋玉珩·玫）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回京
将上演“丽人行”等剧目
在西北各地作了为时三个月的旅行演出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载誉归来，即将于8月底在舞台上同首都观众重新见面。
上演的第1轮戏，有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戏“无名英雄”、“洞箫横吹”，有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有“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上海屋檐下”、“家”。
此外，他们已开始排演田汉同志的“丽人行”来纪念我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
并排演苏联名剧“列宁之家”来纪念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
他们还准备把青年作家江汉的新作四幕喜剧“三星高照”搬上舞台。
（傅吉）

儿童广播剧团下乡公演
为了丰富首都郊区孩子们暑期中的文娱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剧团从8月中旬开始，在“海淀区工人俱乐部”、“西苑机关礼堂”和“北京大学”等处演出。
演出的主要剧目有：
最近新排的“白天使”和“暴风雨中”两个独幕剧，以及在“六一”初次公演得到好评的独幕剧“可怕的梦”。
这是一个课余的艺术团体，演员除了少数特约的以外，全是一色带着红领巾的九岁到十六岁的首都各中、小学的学生。
几年来，他们和少年广播合唱团一起，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里，进行广播外，还灌过唱片，为影片“祖国的花朵”配过歌曲，为影片“河上灯火”“少年鼓手”等配过音。
今年“六一”，他们和合唱团在首都初次独立联合公演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许多小朋友去信要求他们继续演出。
（樊庆康）

历史巨轮下的一撮螳螂
——记鄠县涝峈口反革命暴乱案
高恩
今年05月17日，在陕西省鄠县、盩厔与宁陕等县接壤的山区，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案件。
事件发生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很快地就把这一小撮匪徒扑灭了。
但是，陕西省的一个主要右派分子副省长韩兆鹗，却在那里大发谬论，硬说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子”，并且诬蔑共产党是“小题大做”。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反革命案件？
人民政府是不是“小题大做”呢？
事实是可以回答的。
这次暴乱案件是由一个叫做“中国人义救命军”的反革命组织搞起来的。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目是张春有和杨高山，这两个家伙都是兵痞出身，过去一贯为非作歹，不务正业。
去年03月起，张春有等开始在鄠县涝峈一带，拉拢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等进行反革命活动。
今年02月，匪首张春有造谣说：
“山东已经乱了”，“河南、四川也有我们的人”，诱骗少数不安分子也参加了反革命组织。
这以后不久，张春有、杨高山、张全娃、王志长等又分别到外县活动，妄图扩大他们的反革命组织，没有得逞。
05月初，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匪首张春有、杨高山等就确定在5月17日“暴动”。
05月17日早晨，这伙反革命匪徒，利用了涝峈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地形，堵住了沟口，并且威胁和强迫过路的行人和上山生产的农民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暴动。
这些行人和农民没有办法，只得跟着走。
这些匪徒捣毁了山内的鄠县涝峈乡和盩厔县永安乡两个乡政府，最后窜入甘峈。
这些匪徒路过村庄时，就向农民强行派饭，农民不给饭吃时，就抢吃包谷。
这些匪徒还用“迟去不如早去，不去满门犯抄”的话，来诱骗、威吓青年农民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暴乱。
经过人民政府的迅速进剿，和当地群众的配合，很快地全部消灭了这一小撮匪徒。
张春有、杨高山等二十多名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全部逮捕归案；
胁从分子在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纷纷投案自首。
现在，山区秩序恢复了正常，农民积极地投入了生产。
对这样明显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案件，右派分子韩兆鹗为什么会认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反革命案子”呢？
又为什么认为人民政府对这个反革命案件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平息事态，是“小题大做”呢？
从上面的事实里是不难得出答案的。
这些反革命分子所提出的“纲领”，是和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谰言此呼彼应的。
右派分子说：
“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革命分子就用强力解散农业社，“取销统购统销政策”；
右派分子说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革命分子立即行动起来。
再从时间上来看，反革命分子疯狂的破坏活动与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业的猖狂进攻，也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
这就不难看出，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庇护和同情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极力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减轻罪责，原来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帮了他们的大忙！
张春有、杨高山，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反革命身份，但品质恶劣，一贯仇视劳动，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当着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同一切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勾结起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从张春有的供词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他认为加入农业社既要劳动，又没有他所谓的“自由”，所以就对农业合作化不满；
做小生意既少劳动，又能赚钱，可是又要政府批准，因而也不满；
嫌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麻烦，因之对统购统销也不满。
总之他对社会主义的一切都不满，他认为只有“组织一把子人”，推翻人民政府，推翻社会主义，他才能够“升官发财”。
这一事件迅速平息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人民政府是异常巩固的。
虽然开始有少数认识模糊的人一时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欺骗，但当他们认清反革命分子真面目以后，立即清醒过来，坚决地协助政府剿灭这些匪徒。
这就进一步驳斥了西安市某些大学里的右派分子认为“人民政权并不巩固”的谰言，他们希望反革命在“偏僻的山区搞起，达到全国复辟”的幻想，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地拉那足球队和男子排球队到京
据新华社15日讯第1次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的体育运动队——地拉那足球队和地拉那男子排球队一行三十四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地拉那足球队和排球队是参加了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应邀来这里的。
他们将在日内分头先去沈阳和上海等地访问比赛。
地拉那足球队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卫生部体育运动管理局局长基乔·卡拉古尼率领。
地拉那男子排球队的领队是恩维尔·马奇。
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青季和中国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
地拉那足球队指导将在16日到达北京。
在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地拉那足球队同中国的上海足球队被分在不同的组内，因此这两个队在莫斯科没有举行过比赛。
但是，去年11月间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比赛时，曾以一比五和一比四两次输给对方。
地拉那男子排球队在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曾经同中国青年男子排球队举行过比赛，中国队以三比零获胜。

“少年篮球巨人”
新华社郑州15日电这几天在郑州市篮球场上出现的一个“少年篮球巨人”，引起了篮球爱好者们很大兴趣。
这个“少年篮球巨人”叫张光禄，今年刚刚十六岁，但是身高却有一公尺九十八公分，体重九十一公斤。
他的身高已同参加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最高的中锋鞠汾康一样。
张光禄是广州市少年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目前正在郑州参加1957年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第1阶段郑州竞赛区的比赛。
他是打中锋的。
在比赛时，他经常矗立篮下，挥舞着两只大手，从别人的头顶上摘取遮板球。
他的年轻的对手们还常常是看着他把球“放”进篮内，而无可奈何。
张光禄是海南岛人，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他练习打篮球只不过五个月，但进步很快，看来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篮球运动员。

文化艺术之花欣欣向荣
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在辩论会上粉碎右派谬论
本报上海15日电上海一千多个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前、昨两日举行大规模的反右派辩论会，用事实与右派谬论展开论战，辩论的中心是：
“解放以后，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
是不是一团糟？”
“党能不能领导艺术事业？”
等问题。
上海人民图书馆编目部主任陈石铭以他解放前后的切身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诬蔑“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也是一团糟”的谰言。
他说：
解放前全上海只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全部藏书中文约有九万册，西文有两万册，图书馆的经费少得可怜，到1948年上半年，它的全部办公费和事业费仅够应付每月的水电开支。
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我馆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四倍，藏书增加了八倍，读者增加了二十倍到三十倍。
这同反动统治时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仅如此，解放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工农读者绝无仅有，现在最多时工人读者占30％以上。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秘书杨英梧，用解放后话剧事业空前繁荣的实例，有力的揭穿了右派分子向人民话剧事业泼污水的阴谋。
杨英梧说：
从全国范围来看，解放后建立了话剧团和话剧院共六十一个，民营公助的话剧团五十二个。
全国工厂农村的业余剧团，据1955年上半年估计，即达十万个，人数约三百万人。
这样壮大的话剧队伍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以“上海人艺”来说，虽然工作上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它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一笔抹杀。
与解放前相比，“人艺”的前身是“演剧九队”，它在1937年到1948年的十一年中，总共不过演出了七百八十六场，而“人艺”在1955年到1956年两年中就演出了八百二十三场。
“演剧九队”从1944年到1948年的五年间，观众共二十一万五千多人，而“人艺”今年上半年的观众人数即超过了九队五年观众的总数。
解放以来，人艺的工作是在不断进展的，右派分子说“人艺”的工作每况愈下，这完全是中伤。
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在会上说，被称为中国音乐摇篮的上海，解放前却只有一个交响乐团，而且指挥和演奏员绝大部分是外国人。
办了二十二年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解放时只有七十四个学生。
现在，上海有了交响乐团、歌舞团、民族管弦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和实验歌剧院六个专业音乐、歌舞团体。
设在上海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三百人，钢琴、唱片、图书等设备比当时的音专多十倍，还设立了附属中学和儿童音乐学校。
这几年音乐学院培养了许多出色的音乐人材，有不少人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荣誉。
人民淮剧团演员筱文艳以淮剧在解放前后的不同遭遇，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艺术事业的谬论。
筱文艳说，解放前淮剧艺人过的是牛马生活，一天演出两场，还不得一饱，有些演员上午还要出去拉黄包车。
起码的生活都成问题，谈不上什么艺术创造。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艺术事业也有了地位。
本来有许多演员一字不识，在党的教育下，学了文化，能读剧本、看报纸、写简单的文章了。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淮剧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整理了许多老戏，也创作了不少新戏，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演员不仅在生活上安定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不仅演戏，而且参加了国家大事的管理。
她自己就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越剧演员丁赛君就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积压人才”的谬论进行了驳斥。
她说：
右派分子认为共产党不会使用人才，糟踏人才，这完全是污蔑。
事实上共产党最会使用人才，以越剧院来说，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这些同志不仅是演员，而且是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时作为管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在使用着。
在艺术上，我们团里的演员去过国防前线，下过工厂、农村，去苏联、民主德国做过加强国际友好合作的演出，也去过朝鲜战场，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艺术人才是在充分使用着。
这是那个朝代也没有过的事。
右派分子说：
解放以来党对青年演员没有什么培养。
金采凤代表越剧院十几个青年演员说：
这完全是胡说。
她说：
在旧社会要做一个演员，唯一办法就是当徒弟，吃了老板许多苦，还不一定能成一个演员。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青年演员的学习条件才根本改善了。
越剧院的党组织教青年人学习文化，请声乐教师训练青年人的嗓音，还请了老师教练功。
青年演员的生活也比解放前好多了。
解放后有没有培养出青年演员呢？
我自己就是个例子，解放前我跑了几年龙套，连“鹞子翻身”等最普通动作都不会。
解放后我参加了国家剧团，领导上不断教育培养我，我才懂得如何运用传统的表演手法，在武戏上也从连“鹞子翻身”都不会的人，锻炼成为能演武花旦的角色了。
拿呂瑞英说，她十六年舞台生活，有近十年是在旧社会中过的，没得到什么发展，却得了肺病，解放后党为她治了肺病，短短六七年，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成绩的青年演员。
辩论会上还有不少人发了言。
被揭露的文艺界右派分子也参加了大会，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们没有敢站出来为自己的反动言行辩护。
这个会还要继续举行。

日本浮世绘木刻在京展出
本报讯“日本浮世绘木刻展览会”从8月11日开始，在首都美术展览馆公开展出，吸引了首都广大的观众。
浮世绘木刻，是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也是日本人民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这类作品的题材十分广泛，有描写当时市民风俗的，有专门描写妇女生活的，有刻划戏剧情节和著名演员的，有表现战争故事、古典名著、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也有描绘美丽山川、静物和花鸟的……，因此曾有人说，浮世绘木刻是日本德川时代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
浮世绘木刻的主要特点，却是这类作品之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
浮世绘木刻家歌颂当时的市民生活，厌恶封建礼教，赞美生活自由和自由恋爱，景慕当时欧洲的先进社会，甚至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嘲讽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因而在民间流行极广，倍受市民的爱戴。
浮世绘木刻，在它发展的二百数十年间，出现了三、四十个大小流派，涌现了八百名以上的画家与版画家，形成了日本版画史上空前的壮丽境界。
鲁迅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浮世绘木刻，并且进行了有计划的搜集工作，但不幸他的工作尚未完成就与我们永别了。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计五十位版画家的一百一十四幅，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编排选择的。
经过这次展出观众对于浮世绘木刻的内容和表现技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决定编印一册日本浮世绘木刻选集，作为研究外国民间版画的参考。
这次展览会预定展出八天，将于8月18日闭幕。
（李平凡）（附图片）
右上图：
吉田街道之图 菱川师房作
右图：
永代桥之图 歌川国政作

有计划地疏散城市非生产人员
太原市已有六、七千人到农村去
新华社太原14日电太原市最近陆续动员了六千多名不久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平车工人和八百多名盲目流入城市的游民、灾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据主管部门调查，近年来太原市非生产人员急剧增长。
截至今年06月底止，城市被抚养人口已达到全市人口总数的56.6％。
在这些人中，大都是在农村有劳动条件或不必要随职工来城市居住的直系和非直系亲属。
还有相当部分是因城市户口管理不严而流入城市的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或一些单位不经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而招雇来的临时工人。
这样，就造成了城市粮食、居住、交通运输和蔬菜副食品供应上的紧张。
从现在起到1958年04月份，太原市还准备分批疏散十万非生产人员。
08月13日，太原市民政、劳动、粮食部门和青年团、妇联单位已经联合组成有关的办事机构，准备在今年11月底以前完成首批五万名临时工、灾民、游民和一部分职工家属的返乡工作。

盲目经商，害社害己
边防农业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
绝大部分社员表示安心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福州15日电福建省云霄县峢嶼乡边防农业社，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许多弃农经商的社员，决心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回社安心农业生产。
边防社社员汤田宜，自己不爱农业劳动，经常去搞些小买卖。
有些社员受到汤田宜的煽动，跟着他放下田不种，去当小贩搞商业投机。
由于边防社没有及时批判这种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倾向，自6月份以来，全社竟有一百多人参加这种商业活动。
其中有八十多人，在农村抢购甘薯丝，运到云霄县城黑市贩卖；
有二十多人，跑到邻近的东山县贩运鱼类；
还有一些人专门经营柴火买卖。
大量的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使社里劳力奇缺，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甚至在夏收大忙中很多社员也放着成熟的庄稼不去收割，仍出去经商。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峢嶼乡支部最近结合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宣传，向社员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并指出做投机买卖对国家对农业社和对自己的危害性。
号召社员应该和商人划清界限，努力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接着，党支部还利用各种各样的会议组织社员辩论“弃农经商”好不好。
在会议上，赵胡生产组从事商业活动的社员，用自己的事实论证经商的严重危害性。
这个生产组共十一个劳力，但有六个去做买卖，组里农业生产没人管，夏季农作物减了产，折合约值四百多元。
因为粮食减产，大部分社员变成了缺粮户。
现在这六个人才认识到“盲目经商，害社害己”。
平时煽动人家做生意的社员汤田宜，在这一场社会主义教育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在大会上向社员做了检讨，并保证今后不再做买卖，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许多社员也指出，在旧社会他们身受田租、高利贷、奸商和苛捐杂税的种种剥削，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铲除了这些剥削，挖掉这些穷根，现在开始要过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坚决表示不能再过多数人穷、少数人致富的那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日子。

福建海防部队
在风浪中奋勇抢救渔民
新华社福建前线15日电福建省台山列岛上的渔民，最近献给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某部一面写有“为国为民”四个大字的锦旗，感谢官兵们在惊涛骇浪中抢救了四十六个渔民。
07月28日早晨，闽东北海面上刮着八级台风，一只渔船被海浪冲翻，四个渔民落水。
前去营救的四只渔船未到遇难地点，也被风浪冲击得向外海飘去。
海防部队闻讯后，立即组织了官兵驾着一条登陆艇赶往抢救。
他们救起了四名落水的渔民，并且拖着载有四十二名渔民的四条渔船返航。
这时，由于风浪太大和超载，艇上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登陆艇和渔船被风吹到浙江省平阳地区海面。
官兵们一边安慰渔民，一边加紧修理机器，直到8月01日，才从海上安全归来。

解放军今年可节约粮食三千万斤
全军并可节约四千万斤军马饲料
新华社15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节约粮食和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预计全年全军可节约三千万斤粮食和四千万斤饲养军马用的杂粮。
今年夏季，总后勤部派出人员检查了福建、广东、云南、北京等十一个地区部队节约粮食的情况，发现今年部队在节约粮食方面，比去年更认真、更严格，做出的成绩也更好。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军节约粮食一千二百万斤；
而今年，仅上半年节约的粮食，就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字。
全国各地部队在贯彻粮食节约方面，使用了许多方法。
许多伙食单位修改炉灶，采用了“生米蒸饭法”、“开水撒米”等等做饭方法，能够多出饭，不结锅巴，或少结锅巴，用锅巴作稀饭。
炊事员改进淘米方法，尽量做到不撒掉一粒米。
许多部队都加强了军粮和伙食的管理。
规定来队家属一定要带粮票，军官家属的粮食供应，完全按照居民的供应标准。
各个单位都严格按照吃饭人数称米做饭，做到不剩饭，或少剩饭。
有些部队的副业生产比过去搞得更好，除了养猪、种菜以外，还种一些蕃薯、马铃薯和玉蜀黍等，做为辅助食粮，减少军粮的供应。
内蒙古和其他驻草原地区的部队还把军马赶到草地上放牧，预计至少四个月可以不喂马料。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15日电目前，节约粮食已在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机关、部队、医院中形成风气。
据今年头四个月的统计，各部队节省下来的大米和面粉已达一百六十四万多斤。
空军某部从1月到现在，节约粮食达二万五千多斤。
在节约粮食工作中，炊事人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减少粮食的消耗。
他们淘米时谨慎小心，不抛撒一粒米，吃面时，尽量把面粉袋里的面粉倒干净。
空军某部炊事员还把锅巴弄碎掺到面粉里蒸馒头，煮稀饭。
此外，各单位还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严格限制随军家属、保姆的粮食消费，督促她们节约粮食。

钟声协奏团活跃在延边自治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教师组织的“钟声协奏团”，暑期内准备在自治州各县巡回演出，以丰富教师们的暑假生活。
朝鲜族本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钟声协奏团”虽是业余艺术团体，但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一年间，他们已公开演出过三次。

大家认为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搞粮食投机是米老虎还魂
闽侯县城门农业社展开一场大辩论
搞粮食投机买卖对谁有利？
大家认为：
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搞粮食投机是米老虎还魂
新华社福州15日电城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辩论粮食问题中，专门讨论了“粮食黑市投机对谁有利”的问题，有力地批判了“粮食黑市是救命恩人”的谬论。
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城门社，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前，不断发现有些社员进行粮食黑市买卖。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社员仅卖给黑市市场的粮食就有一百多担。
大辩论开始时，某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社员，还公开为这种非法活动辩解，说什么“因为粮食太紧才产生黑市，而黑市是缺粮户的救命恩人”，主张不要加以禁止。
大多数社员反对这个论调，纷纷起来反驳。
社员林梧藩在会上说：
“我们社里有个老富裕中农，他装着一副可怜相，口口声声说粮食不够吃，叫他老婆到乡政府请求补发粮食。
但是，他多领了粮食，却又偷偷地把二百斤粮食卖给黑市，这是套购粮食，投机倒把，算什么‘救命’？”
老年社员林鸿春说：
“我们村里个别单干农民，只顾个人发财，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统购粮老是拖欠不卖，却把粮食拿到黑市上去卖，这是救了什么人的命，我看是救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命。”
社员林知宁在会上说：
“解放前我替地主种地，交租还粮以后，全年只剩十多担粮食，全家六口，每人全年只吃一百多斤粮，那时被迫卖掉了亲生儿子。
现在入了社，又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保护，全家九口，大口吃粮五百十七斤，小口也吃到三百一十斤，粮食比过去多吃了几倍，是统购统销政策救了我们的命。”
接着，大家进一步分析买黑市粮食的是什么人，是不是真正缺粮，而需要“救命”的人。
大家一致认为，大部分是用口粮搞副业和盲目养鸭子及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农户；
少部分是结婚办酒席浪费粮食的农户。
真正该供应的农户因没供应，而去黑市买粮几乎没有。
经过辩论，大家一致肯定粮食统购统销，才是广大人民的救命政策。
大家算了几笔大账：
实行统购统销前，全社每年要受粮商粮食差价的剥削二万四千元，实行统购统销和办合作社后，这些剥削都被铲除了。
干部林知深说：
“实现统购统销四年来，我们粮食产量从每亩八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多斤，而且卖出八十多万斤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国家帮助我们建立抽水机站，这才是我们的救命政策。”
最后，社员们认为，粮食黑市是米老虎还魂，是发展资本主义，再让搞下去，统购统销就没保障，贫苦农民又要受剥削，合作社也不能巩固，他们表示坚决反对粮食黑市。

“别进去了！”
房万山
包头市青山区的华建公司工人，大都住在临时性房屋里。
这些房屋的结构比较简单，有的屋顶只抹了两遍草泥。
下雨的时候，普遍漏雨，因此曾一度引起工人的不满。
有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有的工人说：
“领导真不了解咱们的疾苦，工作了一天，夜里还不能很好休息”。
有的工人说：
“我想经理、党委书记住的房子绝不会漏雨”。
有的说：
“咱们找经理去”！
于是几个工人都冒着雨向经理宿舍走去。
他们还没有进门，就从窗口看见经理忙着卷铺盖，准备着移床铺。
见了这种情况，工人们的气已经消了一半。
“咱们别进去了，你瞧！
经理室也漏雨啊”。
“也许党委书记的房子好一点吧，咱们去看看。”
他们走到党委书记的门口，看见书记也正在搬行李。
他们也不进去回来了。
原来经理、书记和工人住的房子并没有两样，他们能吃苦，咱们为什么不能吃苦呢？
从此，工人们不再埋怨领导了，并且决定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不到一旬的时间，工人们就自己在屋顶抹上一层青色的灰泥，屋也不漏雨了。
（附图片）

“北大荒”的变迁
十二年间
黑龙江的工业，从1773年在双城等县出现了榨油、制米的手工业作坊起，经过了清王朝、军阀、敌伪一百七十三年的统治，仅仅建设了七个煤矿，十三个采金场，四个铁道工厂，二个水泥厂，四个军工厂，一个卷烟厂，二个糖厂，几十个面粉、油脂加工厂和一些铁、木、皮行业的小作坊。
这些企业又大都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机械工业则只能修理不能制造。
这就是解放前一百七十三年工业发展的缩影。
解放后十二年间，一直被称为北大荒的黑龙江，变成了我国东北边疆上一个新兴的工业地区。
黑龙江工业主要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发展起来的。
1950年以后一方面由外地迁来了二十个较大的现代化工厂；
一方面我们又新建扩建了一百七十多个高大的厂房，新的规模宏伟的竖井……。
1949年我们仅有国营与地方国营工厂五百四十二个，但是到了1956年就有近千个工厂了。
由于工业的飞跃发展，1956年的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伪满最高年的1943年超过了三倍，地方国营工业则超过了十六倍，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则从1943年的45.7％上升到1956年的61.5％。
天壤之别
解放前的主要工业产品是煤、电、糖、纸、红砖、水泥、客货机车修理等。
这些我们早在建设之初，就已超过了伪满最高年的年产量。
例如，我们现在出一百三十三天的煤，就等于伪满1942年整年煤产量，而且当时洗精粉是零，现在是一百四十多万吨。
解放以前没有的产品，现在都像雨后春笋般茁长出来了。
这里有了电机、电站锅炉；
有了精密的量刃具、滚珠轴承和各种电器仪表；
有了新式金属切削机床、联合采煤机、机车、货车、木工机械、电炉以及各种马拉农具。
我们新建的厂矿都是现代化的，大部原有企业也经过扩建、改建。
1956年现代化的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已占77.8％。
生产资料的产值也已在工业总产值中占67％。
瑰丽的未来
黑龙江工业的今后发展前途是广阔而伟大的。
现在已经以哈尔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机电工业区；
不久的将来，汽轮机、电刷等厂投入生产后，哈尔滨地区就将一跃而为我国制造全套动力工业设备的重要基地了。
随着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建成，齐齐哈尔就将在祖国机器制造业中占居更加显要的地位。
地下储藏的煤，大小兴安岭的处女林，以及铁、油母页岩、石英，黑龙江的水能资源，将会给黑龙江工业提供更多更新的工业部门。
我们不仅要把黑龙江建设成为强大的重工业基地，而且轻工业也将有广阔的发展前程。
预计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这里将大批生产收音机、钟表、人造革、人造纤维、尼龙制品，原有的驰名中外的亚麻布、提花毛毯、钢琴、机制糖、卷烟、罐头等许多产品也将大大增加。
（附图片）

哪些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
△上海诚昌金属冶炼工厂工程师王大东用湖南软锰矿提炼电解纯锰，纯度达到99.95％左右，已合乎国际标准。
△杭州联合经纬厂试制的13／15×3绝缘丝，质量达国际标准。
△化学工业部上海科学研究所，试验生产的金霉素，已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
△上海第3制药厂生产的青霉素，已赶上国际标准。
△开封制药厂生产的药用蓖麻油，质量已达到一般国际标准。
△广东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自制照相纸，达到了国际标准。
郑重

天津国营工业交通系统修订计划
争取增产节约一亿元
本报讯据天津日报消息：
天津市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原定全年增产节约七千五百万元的计划，在上半年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
12日，中共天津市委工业交通工作部召开所属企业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各企业职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能力，为争取全年增产节约一亿元而奋斗。
中共天津市委工业交通工作部最近总结和检查了国营工业和交通系统上半年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情况。
12日召开的会议要求各单位继续贯彻增产节约的方针，批判和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思想和松懈情绪，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制定新的措施，积极改进企业管理和修订增产节约计划。
在经过积极准备以后，掀起一个迎接国庆的劳动竞赛高潮。
会议还要求各单位继续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听取职工的意见，切实改进工作，改进作风。

改进裁剪技术开展翻新业务充分利用碎料
裁缝师傅交流省布经验
本报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河南、陕西、甘肃、辽宁、黑龙江、内蒙古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服装业代表，正在北京开会研究在生产中节约棉布的方法。
这个从12日开始举行的会议，中心内容是交流服装业节约棉布的经验。
今年入春以来，市场棉布供应比较紧张。
各地许多缝纫生产合作社、被服厂和服装公司，积极用改进裁剪技术、开展翻旧改新业务、充分利用碎料等办法，来节约棉布。
许多单位在改进裁剪技术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经验。
湖南省长沙市缝纫业采取“多套，多画，多就”和“灵活紧密排料”的办法，把做一套蓝卡其大众服的用布数量由十四尺二寸下降到十三尺二寸，今年上半年就节约了十七万一千多尺棉布。
他们还从改进服装样式着手，节约了四万多尺棉布。
黑龙江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推广了统一套裁等经验，上半年节约棉布二十万六千多尺。
翻旧改新的业务，在许多地区的缝纫业开展起来了。
北京、天津、重庆等市都举办了翻旧改新展览会，扩大宣传，交流经验。
有的地区还组织了训练班。
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主要街道的缝纫合作社门市部，都开展了翻旧改新业务，上半年共翻改了四万多件衣服，为国家节约布匹等衣料二十七万多尺，为群众节省四十二万多元，合作社本身也发展了业务。
天津市第3缝纫供销社第1季度翻旧改新的收入占总营业额的70％以上。
不少社员说：
翻旧改新有很大好处：
为国家省布，为消费者省钱，社员又增加了收入，真是三全其美！
许多单位在利用碎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黑龙江省缝纫社利用碎料做了许多帽子、童装、褥垫；
广州的缝衣社把不到一方寸大的碎料拼成手提包，既便宜，又美观，群众争着购买。
仅广州第2缝纫社每月就利用碎料生产四百多个手提包，共节约棉布六百多尺，增产一千元左右。
上海的服装业还把零碎的呢绒布条纺出来织成围巾，又大方，又好看。
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绝大部分是有上述几方面节约布匹经验的技师。
他们有的还带来了裁剪图样，有的带来了用旧衣翻成的新衣、用碎料拼成的成品。
他们的会议将在21日结束。
这个会议是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召开的。
（附图片）
用三尺五寸布做的女衬衣
用一件男长褂翻改成的两条西裤
用碎布拼成的手提包

沈阳各建设单位精打细算勤俭建设
节省投资一千六百万
本报沈阳15日电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变压器厂等八十多个基本建设单位，最近认真审查和修改了1957年的基本建设计划，给国家节省了一千六百多万元的投资。
沈阳铁路信号厂原订的工厂改建计划，曾经提出要新建大食堂、宿舍等二十五项工程项目。
经过审查，决定食堂只进行改建，宿舍减少一栋，共削减了十五项工程，节省投资十七万多元。
第1机械工业部第3机械局的干部学校，原计划买几台金属切削机床供教学使用。
最近研究出用挂图教学，不买机器了。
有一个工厂原计划购置四百多台非标准设备和四十辆汽车，后经群众讨论，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作用，只买六十台非标准设备和一辆汽车就可以了。
仅这两项就为国家节省一百三十八万元资金。

流动电话车上的老人
苏中朝
当火车路过天津车站的时候，不禁使我想起了这里的临时流动电话车，想到在车上工作的老人。
那还是去年06月份的事情。
我因事到北京，本想路过天津的时候，下车去看一看我多年没有见面的弟弟。
但是时间又不允许我等待过久，只好先用电话和他联系。
我在第2站台找到了临时流动电话车。
我记的电话号码是几年前的，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
我查遍了电话号码本、又打给某区公安局、派出所也没有查着。
听说这个机关名称保密，电话号码当然也保密了。
怎么办呢！
许多旅客也在为我着急。
恰巧这时候流动电话车上的老人给我出了主意，他用电话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机关，让那个机关的人再去通知我弟弟。
我们终于通了话，也办了要办的事。
第2次是今年春节，我又因事路过天津，想打个电话约我弟弟回家过春节。
不巧，列车到天津是早晨三点多钟，人们正睡在甜蜜的梦乡。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
火车只停留十五分钟，电话又打不通，正没办法的时候，临时流动电话车上的老人说：
“你如果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你就把你要说的话写在纸条上，等八点钟机关上了班我给你打电话，不就省事了吗！”
是啊！
我高兴得写了个纸条交给了老人，并谢谢他。
春节期间，我弟弟果然按时回了家。
想到这，我多么感激天津车站和这位老人啊！
他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呢。
同时我也想起了解放前的事。
有一次我到天津找一个叔父。
因为不知道他的地址，在电话亭里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查到。
而现在，车站有了临时流动电话车，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找到你所要找的人。
（附图片）

测量宇宙射线的工具——石墨计数管
国营南京灯泡厂正在生产石墨计数管，供我国科学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测量宇宙射线用。
从1955年到现在，南京灯泡厂先后试制和生产了八种不同种类射线及不同大小剂量的计数管。
目前还有两种新的计数管正在试制。
计数管是一种测量电离质点的有效工具，利用它可以测量各种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放出的各种电离质点。
随着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同位素事业的迅速发展，计数管将广泛地应用于原子能动力方面、同位素工业和物理、化学、农业、医学、生理学等科学。
·新华社·

苏州兴建钢铁厂
苏州钢铁厂第1期工程已经在最近动工，预计年底完成。
苏州钢铁厂是石油工业部和上海市、江苏省联合投资兴建的。
在第1期工程中将建立一座炼铁炉，每年可产生铁三万六千多吨。
苏州钢铁厂厂址设在浒墅关的白豸山。
这个地方靠近阳山铁矿区，铁矿石供应比较方便。
·新华社·

谈谈人造棉
吴春曦
编者按：
本文作者建议我国发展人造棉工业，以缓和棉布供应不足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也有人有不同看法，理由是我国的木材资源也不够。
这是一个纺织工业的发展方针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探讨。
（一）
我国去年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自然灾害，棉花减收，纺织工厂所需要的原料供应不足。
因此，国务院曾采取了减少棉布供应的决定。
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我们还没有力量完全控制自然，根本消除自然灾害。
这就无法充分保证按计划产量收获棉花，并充分保证纺织工厂所需原棉的供应。
因而与人民生活发生重大关系的棉布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就长期难以解决。
人造棉的产量几乎不受气候影响。
如果我国今后织物的原料一部或大部采用人造棉，织物的供应问题就可获得比较有利的解决。
（二）
人造棉的主要原料是木质纤维素、硫磺、盐和炭。
这四种物资我国都有大量蕴藏，后面两种尤为丰富。
增产棉花要相应地挤掉一些生产粮食的耕地；
而纤维素，若与造林工作结合起来，几乎中国全境到处都可以生产。
人造棉成为大量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1955年世界各种纤维的总产量有二百六十九亿六千八百万磅，其中人造棉有二十七亿二千一百万磅，占10％，相当于棉花总产量的15％，与羊毛的产量相等。
使用人造棉作为原料，在经济上的好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它能够供应很广泛的织物类型，整包原料品质整齐划一，没有杂质渗杂。
纤维的长短、粗细、光泽、卷缩和颜色等都可按照人们的要求生产或变更；
无论是纯粹人造棉的织物或用人造棉和其他天然纤维及人造纤维混纺的织物，都可以创造千变万化的品种，却并不增加生产成本。
因为人造棉具有上述的可变性，就可以在一切普通的纺制天然纤维纱线的纺纱机器上加工生产，不必另添机器设备，这就可以节省一笔为数可观的投资费用。
同时，人造棉品质洁净，条纹均匀，排列整齐，所以一般棉纺厂中的清棉、梳棉等设备和工序都可以节省和简化，生产过程缩短成本自然减低。
人造棉纱作经线时需要的浆料比同量的棉纱经线少，但在织机上加工，其结果反比棉纱经线好，至少不差。
人造棉在出品前，可事先渗入各种颜料，制成的人造棉就获得各种不同的色彩，叫做染色人造棉，光射和洗濯不褪色。
这样，对人造棉布成品来说，成本自然就比较低。
从价格方面看，十八年来世界市场上人造棉价只涨了两倍左右，而棉花和羊毛则上涨了五六倍。
天然纤维生产成本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劳动力；
由于高度工业化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当然也在继续上升。
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织物的需要相应增加。
棉花的每亩单位产量增加的可能性究竟有限，而且单位产量即使增加，生产成本也要增加。
目前我国皮棉每亩产量平均仅三十三市斤，如果争取增加到四十多市斤，就必须付出很大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
而棉田扩充，又应首先考虑到粮食优先增产的必要性，即使将棉田的面积稍稍增加，如在新疆等宜棉垦区想些办法，估计也为数不多，决难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日益增长的需要相适应。
其他天然纤维如毛、麻、丝等，迅速大量增长的可能性也都不大。
所以我们单靠从棉花等天然纤维打主意，就假定年年风调雨顺，在未来若干年内，要求完全适应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还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还应将我国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的人口考虑进去，这就更加重了衣料供应问题的严重性。
（三）
从上述各种情况的介绍和分析，我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在短期内大力建设和发展人造纤维生产企业，尤其是人造棉生产企业。
我们有丰富的原材料，有充裕的劳动力，有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无私的技术援助，发展人造棉生产企业是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的。
但在我国现在这样的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技术水平上，希望很快自己建厂大规模生产人造棉，是要求过高，不切实际的。
为了适当解除棉纺工业原料的困难和改变开工不足的情况，在我国建成人造棉工业并能基本满足国内需要之前，我认为纺织工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应该郑重考虑进口一些人造棉。
（四）
我国历年来曾由中国丝绸公司及其他单位进口相当数量的人造棉纱，用来织造纯人造棉布和交织品。
1955年也曾从芬兰进口过相当数量的人造棉，供棉纺工厂做原料，纺制人造棉纱。
所以，我国对于这种商品是并不十分生疏的。
从进口成本看，进口日本货四十二支双股无光人造棉纱，成本加运费价每磅约四十便士左右，人造棉则仅二十一便士左右。
一磅人造棉可以加工纺成一磅人造棉纱，进口成本却只要一半，可以节省大量外汇。
若以同等数量进口人造棉纱的外汇来进口人造棉，则可增加进口商品数量一倍。
这样，多进口人造棉，就可少进口棉花，如大量进口人造棉，便可能调剂出一部分棉花或棉布出口，创造较多外汇。
同样，以进口棉花和人造棉做比较，即使不用埃及棉来比，而用类似国产短绒棉的巴基斯坦或叙利亚棉花来比，后者每磅离岸价约为二十七便士，棉花进口价就比人造棉进口价贵42％以上。
何况，如上所述，因人造棉绒长度可以人为决定，某些方面的使用价值比进口的短绒棉要高一些。
尤其是用来和棉花（或其他纤维）混纺，强度、美观等既较纯粹的棉纱优越，又可符合人民多样化的不同喜爱需要，创造出许多新品种，新规格。
事实上，我们自日本进口的人造棉混纺织物就是很快销售一空的。
最后，我们的纺织界由于对人造棉的使用缺乏经验，可能有下列几种顾虑：
国外货源供应情况怎样？
是不是经常和大量的采购得到？
应用起来技术上发生困难怎么办？
如果大量供应人造棉织物，人民不喜欢服用怎么办？
根据笔者了解，人造棉的世界产量较人造丝为多，我们历年都曾进口大量的人造丝，当然也有把握进口至少是同样数量的人造棉。
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各国人造棉增产速度，无论是绝对数量或者相对比例，都比人造丝快。
实际上，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外国商人，曾经不是个别的屡次提出，我国固然是世界上著名的棉产国家，但绝大部分织物都用棉花做原料，确是一种对于如此宝贵物资的浪费。
他们说这种话的动机虽然是向我们推销人造棉，但这种批评还是应该重视的。
另一方面，我们历年也进口棉花，棉花是农产品，各生产国家的产量和输出量颇大程度上同样受到栽种耕地面积的限制，尤其受气候好坏的严重影响，人造棉的货源就没有这些约制，采购的把握自然大一些。
至于技术上假定发生困难，我们认为易于解决。
我们不但可以请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的专家协助，因为它们不仅有自己的人造纤维工业，也大量进口人造棉，同时，我们也可以向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事实上，凡是希望跟我国做人造棉生意的各国厂商，都曾经纷纷表示愿意自费派遣专家来华协助解决使用人造棉的技术问题。
我认为我们也不妨向他们认真的学习有益的东西，来丰富我们自己。
当然，我国人民也许可能不喜欢这样比较新颖的织物。
我们的劳动人民通常对于人造的玩意总觉得大可怀疑，不敢贸然相信它的品质。
但是也应当肯定，消费习惯是可以培养的。
二十多年间，人造棉的世界产量迅速增加到二十多亿磅，这个事实，是人民消费习惯不难改变和培养的最好证明。
就是大家通常以为人造棉拉力、弹性较差，不大耐磨擦，和易绉等缺点，目前也大部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加以克服和改进。

进入施工高潮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全景丁凤岭摄（齐齐哈尔日报社稿）

创作没有自由生活没有保障
美国文艺界情况一团糟
据新华社15日讯纽约消息：
美国文艺界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美国一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在作家联盟不久前举行的作家和剧作家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了一些情况。
作家才能无处发挥
参加这个会议的四百名代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在美国有没有创作自由和民主？
著名的评论家布朗在发言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他说，“虽然麦卡锡已经离开人世，但是却没有理由认为麦卡锡主义今后不会以新的名称或者另一种形式（在美国）存在”。
他说，美国正在奉行着“战争边缘政策”，“繁荣”建立在军事经济基础上，和平是不巩固的；
在这种种情况下很难保持“精神上的自由”。
布朗指出，今天美国“有太多的作家向时代妥协了”，小说正经历着“歉收的岁月”，而戏剧“歉收的更厉害”。
历史小说家卡顿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他说，美国不但过去存在着使作家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的环境，存在着妨碍作家创造的和强迫作家遵循同他格格不入的准则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而且“现在也不例外”。
他说，能够写诗、写小说或者写些其他什么东西的人，他所能得到的金钱报酬、势力和社会地位在美国是赶不上当大工业公司董事长的人的。
而硬说在一切国家中美国是尽善尽美的一个国家的作家所得到的报酬又要比那些认为现在美国尚有些混乱并且希望大声疾呼地说出这些混乱现象的人得到的报酬要优厚得多。
他指出，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保持资本主义“正统观念”的要求变得非常强烈，美国已经再不愿意“殷勤款待”那种“不经仔细审查”的思想了。
想要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的作家，不愿意“正统地”思索的作家，到头来也可能迫不得已地与国会的一些委员会一起商讨自己的过去。
剧作家米勒用他自己的切身经验说明了美国政府限制作家的民主自由的情况。
他说，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艺术家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使人不安的。
我们的同行中被流放和监禁的，被指责为国家罪犯的人的比例比任何其他职业中都要大”。
著名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特别指出美国黑人作家在美国受尽歧视和侮辱的情况。
他说，黑人作家的作品目前要经过特别审查。
“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常常被列入黑名单”。
作家劳动无人尊重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题目是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动机。
历史小说家卡顿说，目前美国的出版社拚命追求的是刚刚在图书目录中出现的在读者中间大受欢迎的那些书籍；
“初学的作者的作品往往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因此作家经常要用去许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去设法谋求生活，而后才能谈到写作”。
著名剧作家赫里蔓说，目前美国作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正在丧失对作家劳动应有的尊重”，而作家们已经开始“同商人竞赛”。
另一个著名剧作家哈特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美国作家联盟四五十年来的活动史是一部“同出版商和剧院经理作长期战争的一部战争史”，“这四五十年的特点……是全力地追求利润”。
电视剧本作家阿瑟十分沉痛地说，“请看看我，你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在华尔街交易所中登记的一个项目。”
他叙述了他是如何开始自己的作家生涯的。
他“曾渴望写作”，并且已经开始写一些短小的故事、甚至开始想写长篇小说。
但是这样做使得他差不多没有得到什么收入，当他想出卖他所写的东西的时候，“绝望就跟着到来了”。
结果他只好为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电视剧本从事写作。
色情读物充斥市场
会议也讨论了精神病学对美国文艺的影响和美国泛滥黄色文学的问题。
美国一些浪漫派诗人们硬说，艺术家所以能“创作”，是因为他有一种“固定观念”，有某种
“敌对力量”“强迫”他“创作”。
书店和图书馆充斥着所谓心理“分析”作家创作的书籍，这些书是从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观点，从“性的象征主义”，“反常”的观点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来分析作家的作品。
美国所谓最著名的心理分析专家居比博士在会上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美国的“艺术家仿佛正在绝对现实和完全梦幻之间的某种境地进行创作”。
著名的广播评论员范德考克提到，美国目前正在销售大量色情读物和同样多同色情难分彼此的“文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装饰”低价发行的作品（甚至古典作品）的封面都带有很诱人注意的性质。
这些书籍的出版者用对这些书的内容几乎完全无关的裸体或半裸体的女人像装饰封面。

华西列夫斯基斥美国将军好战言论
美国侵略他国而本身不受损失全是鬼话
新华社莫斯科15日电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8月14日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说，苏联的军事威力和它所掌握的最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远射程和超远射程火箭），使它有一切根据可以赢得一切战争，如果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的话。
华西列夫斯基的文章是驳斥美国海军作战参谋长伯克海军上将的好战言论的。
文章指出，不久前，伯克在“这一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海军作用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愚蠢的自欺欺人的吹牛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它使美国人幻想美国对苏联进行必胜的战争是“轻而易举的”和“安全可靠的”。
华西列夫斯基说，在目前，当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以“民主”自我吹嘘的国家的这位海军上将竟罪恶地欺骗公众，硬说在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时代，也可以在本国人民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赢得战争。
华西列夫斯基写道：
伯克在文章中闭口不谈苏联在经济威力方面居世界第2位，它的资源在许多方面超过美国，而它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正如第2次世界大战经验所证明的，保证它在同帝国主义国家斗争中有无比的优越地位。
华西列夫斯基说，苏联人民、他们的政府和武装部队十分懂得，未来的战争不仅会给战败国而且也会给战胜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因此，苏联人，包括军人在内，热情地为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而斗争。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道，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进步意识形态决定了这种爱好和平的立场。
华西列夫斯基接着驳斥了伯克所鼓吹的“如果有战争，我们可以尽量使它在远离美国的地方进行”的好战言论。
华西列夫斯基指出，在原子武器时代，任何舰队都不能保卫本国领土不遭到现代化火箭武器和战略空军的袭击。
因此，伯克的说法不是别的，而是不负责的吹嘘，这决不符合各国人民和和平事业的利益。
它的目的是给侵略战争作思想准备。
华西列夫斯基最后写道，防止原子战争的道路并不在于鼓吹可以很容易地制服自己的敌人，而首先的、主要的是在于国和国之间达成相互谅解和互相信任。

印度热烈庆祝独立十周年
巴基斯坦总理发表演说纪念独立日
据新华社新德里15日电今天上午，在鸣放三十一响礼炮和奏起国歌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红堡上升起了印度国旗。
成千上万的独立人民快乐地欢呼和鼓掌。
今天，全印度都在庆祝独立战争百周年和印度独立十周年。
一百年前密拉特的起义的火花和烈士的榜样仍然存留在印度人的心中。
在同1857年起义有关的地方，都树起了纪念自由斗争的英雄和烈士们的碑柱。
尼赫鲁在红堡的城墙上向成千上万的群众发表演说。
他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个过程——奠定自由基础的过程。
第2个过程——消除贫困的过程刚刚开始。”
他说，任何国家要消除失业和贫困，都必然会遇到困难。
他说：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
不会有任何人从外面来带我们前进。”
他在谈到国际事务时说：
“我们希望在和平和友谊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握手。”
尼赫鲁再度警告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威胁，并且以极肯定的词句谴责冷战。
在德里，各种纪念活动热烈进行着。
在电影院中放映了各种纪念反英起义的爱国主题的影片。
在红堡前面，印地语诗人举行了座谈会，诗人们在拥挤的群众当中朗诵描写1857年起义的爱国诗歌和民谣。
晚间，在克什米尔门附近上演了关于1857年起义的女英雄腊妮·扬西的影子戏。
这个大门上还留有英国侵略者的子弹的痕迹。
据新华社卡拉奇14日电苏拉瓦底总理今晚说，巴基斯坦普选的日期不会早于1958年03月或者4月。
他在庆祝巴基斯坦独立十周年的广播演说中说，他正想尽一切办法使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并且在可能和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提前举行。
他概述了去年一年巴基斯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们交了一些好朋友、强大的朋友和巩固的盟国。
他说，我亲自把我国人民友好的意愿带给了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国，带给了我们在中东的穆斯林兄弟国家，带给了英国、美国和他去年访问过的其它国家。
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同印度友好和睦地相处，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公平解决两国纠纷的基础上。
我们两国之间的两个悬而未决的争端——克什米尔问题和西巴基斯坦的运河河水问题，很久以来就是使我们头痛的，而且给两国的关系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这两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我非常希望能够尽早地结束这些争端。

反抗侵略捍卫自由
阿曼起义者坚持战斗
据新华社15日讯开罗消息：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14日说，阿曼起义者仍然在贾卜临坚持战斗。
哈尔塞说，英国空军13日整天用火箭袭击贾卜临，打死了许多平民，同时，英国装甲部队也在围攻这个地方。
他说：
“但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军队仍然在战斗。
他们将继续战斗。”
他还说：
“我们信任安全理事会，但是我们在它开会期间和今后将继续斗争，直到获得自由为止。”
据新华社15日讯巴林消息：
英国工兵14日用炸药炸毁了塔奴弗的堡垒。
塔奴弗在尼兹瓦以北约七英里，是阿曼一个起义酋长希米亚尔的根据地。

地拉那发表胡志明主席访问公报
越阿将进一步发展全面合作
新华社地拉那15日电此间报纸在8月14日公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阿尔巴尼亚的公报说，阿尔巴尼亚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关于和平统一越南的日内瓦协议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它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南越当局阻挠和平统一越南的企图。
公报说，越、阿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顺利地发展。
今后，两国将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
同时，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两国领导人今后还将继续相互进行访问和会见。
公报还指出维护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的重要性。
两国政府认为，和平共处和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裁减军备等所有国际问题的政策，是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并且表示将永远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紧密团结在一起，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庆祝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平壤盛大阅兵和游行
据新华社平壤15日电平壤市今天上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有三十多万人参加的群众游行，庆祝“八一五”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国家领导人在金日成广场的主席台上阅兵，并且检阅了群众的游行队伍。
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和丁莱夫少将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也应邀参加观礼。
阅兵式从上午八时开始。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检阅了各兵种部队，并且发表了演说。
他说，朝鲜人民在解放后十二年来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现在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战后三年计划（1954—1956年），并且正在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第1年的计划。
金光侠斥责了美国破坏停战协定，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企图挑起新战争的行为。
他说，朝鲜人民军将进一步加强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友谊，保卫朝鲜人民的和平劳动。
在群众游行的队伍里，一大队劳动英雄、先进生产者走在最前面。
群众还高举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
“祖国的和平统一万岁”、“大家都来参加选举”、“揭露和粉碎美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等口号。

横滨检察厅
决定审讯杀人美兵
新华社15日讯东京消息：
日本横滨地方检察厅昨天否定横滨裁判所横须贺分所对一名枪杀日本人的美国兵宣告无罪的判决，并且决定对这个美国杀人犯提起诉讼。
这个名叫阿道夫·默滕的美国兵在去年10月在横须贺市的一家饮食店里喝酒时，突然开枪打死了一个同美国军官在一起喝酒的日本青年高和四郎。
事件发生后，横滨裁判所横须贺分所以默滕当时“精神失常”为理由，宣判这个美国杀人犯无罪。

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猖狂进攻
妄图削弱人民武装力量取得有利地位
新华社15日讯阿尔及尔消息：
最近几天，法军在阿尔及利亚许多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攻势，企图在9月以前大量削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使法国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取得有利地位。
据阿尔及尔法军总部宣布，在过去十天中，法国空军出动了两千架次，支援地面部队向阿尔及利亚起义部队进攻；
法海军舰艇封锁了北部的海岸线并且不断炮轰沿海地区。
据法军当局宣布，在布泽萨山区战役中，阿尔及利亚起义部队有一百二十八人阵亡、二十八人被俘；
法军死十一人、伤十九人。
在德培萨地区和大卡比利斯山区的战役中，阿尔及利亚起义部队死九十八人，法军死五人。
在阿尔及尔市，法国保卫部队以制造爆炸事件的罪名逮捕了十三名阿尔及利亚人，其中有三个年轻女郎。
在君士坦丁，法国当局处死了两个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持续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带来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尔及利亚起义部队方面已有三万六千人阵亡；
法军死四千人（其中军官二百人），伤九千人、七百人失踪。
在居民方面：
有六千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死、三千七百人受伤、二千三百人失踪；
欧洲籍居民死九百四十五人、伤二千七百人、一百四十人失踪。

禁止氢弹世界大会举行全体会议
各国代表要求无条件停止核试验
新华社东京15日电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今天举行全体大会，听取了国际预备会议和各个分组会议的讨论结果报告。
根据这些报告，各国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有下列六点：
（一）反对原子战争，要求禁止制造、试验、贮存和使用核武器；
展开群众运动，要求美国、英国、苏联立即缔结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作为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第1步，至少要求停止试验核武器两三年。
（二）各国人民应该采取适当步骤，向联合国大会和本国政府进行工作，要求立即无条件地禁止核武器试验，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在一切地方试验核武器的计划。
（三）反对在别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特别是原子基地；
反对把核武器运进其他国家，并且要求撤退驻在别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和撤除一切核武器。
（四）反对把冲绳岛、南朝鲜、台湾和日本变为原子基地。
（五）希望各大国缔结全面的裁军协议；
如果目前做到这一点有困难，也要求尽可能达成局部裁军协议。
（六）要求把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
日本的工人、学生、青年、妇女、渔农民、工商业者、地方政权代表、宗教家以及原子弹受害者等各阶层的代表，今天也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在各个分组会议上提出的意见。
他们除了要求禁止核武器实现裁军和撤销美国在其他国家设立的军事基地以外，并且谴责了日美会谈联合公报和岸信介内阁协助美国推进原子战略的行为。
日本各阶层的代表们还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与“行政协定”。
今天举行的全体大会决定成立了由各国代表二十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起草大会宣言、决议和呼吁书，以便提交明日的大会通过。

苏德会谈的重大成果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已在8月13日结束。
会谈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反映在苏德党政代表团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人们从这个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会谈所接触到的问题，无论是欧洲局势、裁减军备和德国统一问题，也无论是加强苏联同民主德国的互助合作问题以及对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估计问题，双方的观点和主张都是完全一致的。
苏联国家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时机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只要稍稍注意一下当前德国的局势，人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自从帝国主义集团侵略性的巴黎协定签订以来，西德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引起欧洲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焦虑不安。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这些年来西德在军国主义化的道路上始终没有放松过自己的步伐。
而随着重新武装和经济扩张的进展，西德军国主义者的羽毛渐丰，它的侵略性质也正在日益昭彰地显露出来。
更其严重的是，美国以在西德配置原子武器，并帮助西德准备发展核武器的生产。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集团早已把它们所负有的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义务丢在一边。
它们不但一再地断然拒绝苏联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统一德国问题的主张，而且一心要把西德变成为北大西洋集团武装的核心力量和发动新战争的主要基地。
事实上，今天欧洲正在形成着一个新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侵略轴心，这就是美国、西德轴心。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西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在欧洲中心最具有爆炸性的这块土地上加添危险的燃料，因而严重地威胁到德国民族的生存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由于西德局势的这种发展，给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德国统一问题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障碍。
针对着这种情况，对德国问题和欧洲局势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这正是这次苏德会谈所需要表明和已经表明了的。
苏德两国的联合声明强调指出了由于西德配置原子武器而可能造成的对于西德的毁灭性后果，并愿意同西德和西方国家就双方都不在德国领土上配置和生产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
这就向帝国主义集团表明，它们在西德和西欧国家配置原子武器以后，并没有使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软弱的地位，相反地，这只会给它们本身带来可能不堪设想的后果。
因为谁都知道，今天原子武器并不只是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
但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欧洲的和平安全，苏德两国声明仍然表示了防止使德国成为原子战场的愿望。
苏德两国在会谈中详细地讨论了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并认为这首先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这样强调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年来德国统一问题之所以没有获得重大进展，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集团和西德当局一直拒绝承认有两个德意志国家同时存在的事实。
虽然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走着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在解决统一德国问题的时候，它们的权利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谁都知道，阿登纳集团只能代表西德垄断资本、大地主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自命为整个德国民族利益的代表。
因此，西方那种以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来恢复德国的统一，甚至从实力地位出发以兼并的手段来达到统一目的的妄想，同真正的统一德国的主张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只有在承认今天德国现实的基础上，双方才能找到接触点，来进一步协商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道路和方法。
在这方面，格罗提渥总理最近提出的关于建立德意志联邦的建议，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苏德会谈声明重申了这个建议，并且肯定指出，只有现存的两个德国接近和谈判的道路，才是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
假如西德接受这一建议，并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禁止在德国领土上设置和制造原子武器，就两个德国分别退出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组织，以及就外国军队撤出德国等问题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德国统一的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一半，而欧洲的和平也将会得到可靠的保障。
但是西德对于这次苏德会谈所反映的恰恰是与此相反。
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那么在不久以前的美、英、法和西德四国关于德国统一问题宣言中也已经表明，它们仍将阻挠德国的统一，以便在欧洲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和准备新战争的温床。
在会谈中，苏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两国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边境的不可侵犯性。
这是对易北河西岸那些蠢蠢欲动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一个严正警告。
两国还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进一步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合作。
这就再一次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团结和互相支持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苏德会谈所获得的重要成果，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和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巩固。

西方国家拖延裁军
“泰晤士报”也认为不应该
据新华社伦敦15日电“泰晤士报”今天批评了西方在裁军谈判中采用的拖延策略。
“泰晤士报”社论说，谈判已经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了下来，而西方国家却仍在零零碎碎地提出它们的建议。
它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计划，现在还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把球儿盘来盘去的办法结果是使得全面的广泛商谈无法开始”。

从“柳暗花明”谈起
纪怀民
李景汉常常喜欢用“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这两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的确，这两句话能够形容他的身世和遭遇，但对这两句话的含义，我们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柳暗花明”的时代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位所谓“年近古稀”的六十二岁的学者，有半个世纪都是在这个所谓“柳暗花明”的时代里度过的。
从1917到1922年的五年间，也就是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风暴中时，李景汉却正躲在他最理想的“柳暗花明”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珀玛大学读“社会学”和教东方语。
从1924到1948年的二十四年间，也就是中国经过三个革命阶段：
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巨大变革时期，李景汉仍安然的呆在他理想的“柳暗花明”的教会大学里，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训练奴仆。
在此期间，他最洋洋得意的是，一度担任联合国的农业调查工作，因为在他心目中，为帝国主义服务，不以为耻反引为荣。
像他自己所说的话，“乃是‘微尽绵薄’的最愉快的事啊！”
还不很清楚吗，右派分子李景汉所处的“柳暗花明”的时代，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柳暗花明”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里，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却真正处在“水深火热”“山穷水尽”必须揭竿而起的时代！
1957年05月，在这个充满战斗的月份里，大鸣、大放的风暴，吹开了表面平静的草丛，“牛鬼蛇神”们开始显露了头角。
这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李景汉，开始笑逐颜开了。
他那颗凶狠毒辣的心，又想入非非了。
他想到在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季节里，“柳暗花明”的时代又要在他面前展开了。
于是他就像朗诵赞美诗一样，放开喉咙，“歌颂”起他的时代来了：
“我觉得生活在这个空前的伟大时代，越来越更认为是在一个人生中超乎寻常的大幸运，是真值得活着的，活着是真有意义的。
因此，我要挣扎，争取非活下去不可。”
（人大校刊155期）右派分子李景汉这段“赞歌”，不管他的词藻多么“美”，却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丑恶。
他要“挣扎”什么？
要“争取”什么？
挣扎着在他所认为的“柳暗花明”的时代里，争取一切时机，以最恶毒的言词和行动，来咒骂、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永远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
右派分子李景汉，把学习马列主义比作配眼镜，这话有真有假。
所谓真，是指李景汉对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确抱着像配眼镜一样自欺欺人的态度。
所谓假，是他永远也没想真的配上这副眼镜。
他直到今天还牢牢地带着他那副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
那副有色眼镜，因年久不脱，镜腿已经长入耳壳的肌肉，动手术都不易摘下来。
他曾说过：
“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
（见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景汉访问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所说的“千闻不如一见”是怎样“闻”和怎样“见”的：
其一，闻曰：
我是学社会学的，解放以后有人把它叫“庸俗社会学”。
见曰：
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连我也莫名其妙。
（学习杂志1957年第11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只闻庸俗社会学之说，未见庸俗社会学之实，意即：
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反动也不庸俗。
如是野心勃勃的奔走呼号“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他还大言不惭地说：
“‘组织社会学会’应当抓紧进行，这对组织联系研究者选择人员很有利的。
一年一次会，宣读论文、交换知识……这些都是很好的。
在科学院设立是最适当的。
一个综合大学如能开课，办一个系，我们是大力支持的，在条件成熟下，如有调查研究室（所）也要竭力赞与。”
（科学院4月23日座谈会记录）李景汉力图恢复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已经不是什么“闻”“见”，而是行动了。
其二，闻曰：
共产党要整风除三害。
见曰：
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我认为不是墙和沟，而是万里长城，长城是否是两方面砌的呢？
我不懂历史。
我看蒙古人没有砌过，是汉族挡蒙族砌的。
谁砌由谁拆，这个道理不说大家也明白，解铃还得系铃人。……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
（人大校刊152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闻共产党整风除三害，便见时机已到，遂大放厥词，把党与群众的某些隔阂说成是万里长城，并煽惑说，修万里长城的是共产党。
只要有共产党存在，党群关系就不可能正常。
言外之意就是，要群众起来打倒共产党，其用心之恶毒，可见一斑。
其三，闻曰：
应该重视培养新生力量。
见曰：
“党员没有不能做的事情”这种精神使我佩服，……当时党员认为，自己不行不要紧，反正有后台老板，把苏联专家请来。
我认为只有四门理论课，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小时成为专家。……老狗熊耍不出旧把戏，即使老狗熊耍的是旧把戏，但这个旧把戏，也许比一二年的新狗熊耍的独到的多。
（人大校刊152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闻培养新生力量，便深恶痛绝，大骂年轻教师为新狗熊，并不惜把老教师包括他自己在内，骂作老狗熊。
指桑骂槐，极尽诬蔑政治理论课教师之能事，并说这种课几小时可以培养成专家。
还挑拨中苏关系，丑化苏联专家。
李景汉这些尖酸刻薄，反动透顶的言论是荒谬绝伦的。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千闻不如一见”还不只如此，还有更加反动的言论。
例如，抓住党员整风如同洗脸的比方，就凶狠恶毒的说：
“于今党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
（人大校刊152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共产党不仅脸上有灰需要洗脸，心也是肮脏的，需要洗心。
好一个恶毒的右派分子！
需要洗心的不是共产党人，正是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自己！
这就是右派分子李景汉，在反动资产阶级有色眼镜下面的“千闻不如一见”的真相。
涂脂抹粉，枉费心机
像“聊斋志异”所描写的“画皮”故事一样。
狰狞的鬼怪，不管它怎样涂脂抹粉，最后还会被人识破真情。
做贼心虚的李景汉，曾在自己的鬼脸上涂上了不少脂粉，扮演过不少角色。
他有时扮成一位病入膏肓的懦弱无力的老朽，逢人就叹曰：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大校刊152期）。
他有时又扮成一位“当代学者”，逢人说教：
“我不承认我学术上不严肃……”“我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个人”“我写了一篇调查文章，收到几百封恭维信……”（人大校刊150、152、155期）。
如此等等，随时变化。
但是，人们要问：
右派分子李景汉为什么要这样打扮自己呢？
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作贼心虚，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出来，有时话说出口，还想收回去，但，鬼脸毕竟是鬼脸，越是涂脂抹粉，越加弄巧成拙了。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围剿下，已经处在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他梦寐以求的，便于胡作非为的“柳暗花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代，是最幸福和最美好的！
李景汉，是时候了！
是摔碎你那副反动资产阶级有色眼镜、脱掉伪装、向人民投降认罪的时候了！

出版工作难道不要学习苏联？
陈原
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学习苏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分歧。
我们说，首先要向苏联学习，主要要向苏联学习；
右派分子说，不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机构和制度都是落后的”，苏联什么都没有，只有教条主义。
我们说，解放以来我们学苏联学对了，有很大的成绩；
右派分子说，这几年学苏联“吃亏最大”，“如果说有成绩，那么，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
这些右派的谬论就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曾彦修说的。
还有一个右派分子蓝钰（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讲得比较含糊，他说，他“怀疑”这一套，这一套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
曾彦修总结了在出版方面学习苏联的结果，得出三条罪状，一曰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二曰妨碍科学的发展，三曰妨碍思想自由。
这还了得！
照右派分子看来，学习苏联简直是违反宪法了。
好，就让我们看看事实怎样驳倒右派分子的谬论吧。
右派先生们否定出版界学习苏联的成绩，攻击的矛头首先集中在解放以来翻译出版的许多苏联著作上。
例如曾彦修狂妄地说：
“解放后大部分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真是浪费纸张，浪费人力，莫名其妙！”
然后他问道：
“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
于是，他颠倒黑白地一口否定了出版苏联著作的成绩。
他说：
“过去搞七、八年出版，……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这些话有时很不好懂，因为右派的语言往往是和我们的语言相反的，曾彦修这几句话也得加注释。
他反对的教条主义，就是我们要宣传的马列主义；
他抨击的外国人胡说八道小册子，就是我们拥护的苏联学者宣传马列主义和科学知识的著作；
他说的小册子，其实也并非指小本头的书，而是广泛指右派老爷们所不喜欢的苏联书而说的。
曾彦修不是这样说过吗？
“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
可见他心目中的小册子，其实就是译印的苏联著作的代名词。
但是，不管右派分子如何反对，解放以来我们出版界还是出了大量苏联书的译本。
从1950年到1956年，初版新书出了约八万六千种，其中苏联书的译本就超过一万三千种。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右派分子例如曾彦修说，“浪费纸张”，当然是坏事；
我们说，这是好事。
（尽管个别书籍选择不当，但总的说来，是好得很！）
好在那里呢？
有三条。
第1条是宣传了马列主义。
试问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恩全集以及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文件的陆续译印，难道可以说是浪费纸张吗？
试问许多宣传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大书小册翻译过来，不是给我们增加十分好的养料么？
第2条，是通过许多专业书籍的译印，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成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试问翻译这样的苏联书籍是妨碍科学发展还是推动科学发展？
第3条，大量苏联书籍的译本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培养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品质。
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青年近卫军”，不知教育了我们多少战士、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干部。
难道这妨碍了思想自由么？
束缚了思想么？
右派分子既然否定这些，他们就寻根子了。
据他们说，这都是出版体制学习苏联的结果。
曾彦修说，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他所捏造的）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计划发行，都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他说，这是一些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一统的作法”。
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
原来曾彦修所谓束缚思想、没有思想性等等，归结起来是反对所谓“大一统”。
蓝钰表面上是个怀疑论者，他对出版与印刷分家怀疑，对出版社专业分工也怀疑，对企业化也怀疑，但是，蓝钰又说，一切“统得太死”了。
原来还是那么一回事：
蓝钰反对的“统”，也就是曾彦修的那个“大一统”。
右派分子胡明说得更干脆些，他说，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变相的垄断”。
右派分子萧乾说得就更明白了，他说，“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
右派分子反对“大一统”，反对“垄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对把出版事业置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和管理下，要重新打开缺口，让右派能够自由扩大他们的反动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基础。
这样看来，右派分子攻击出版界学习苏联经验是抓中要害的，要害就是不要社会主义。
但是，解放以来，我们向苏联学习的，主要正是这个经验。
学了很多作法、制度，建立了许多机构，千言万语，不过是一条，就是党和国家怎样领导和管理出版工作。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是大有益处的。
当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立刻就把分散经营的新华书店统一起来。
当时，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书店出版社并存，而国营新华书店是采取“一揽子”（即出版、印刷、发行在一起）作法的。
但是，当出版事业要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这种作法就不行了。
我们学习了苏联经验，在几年里面把出版和印刷从书店中分立出来，然后又按专业性质陆续建立了中央一级的和地方的一百零一家出版社。
同时，建立了许多大规模的和专门的印刷厂，以及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三千三百五十九个新华书店分支机构。
所有这些措施，难道不是发展了出版事业，而是妨碍了出版事业么？
接着，我们开始依据苏联经验来搞计划，使整个出版事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我们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私营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同时又拟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办法。
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归根结底说起来，我们已经在出版工作中确立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出版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只有这样，才能使出版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右派说，“你们垄断”，使人在出版方面得不到自由；
我们说，党和国家领导出版事业的结果，出版事业走上计划化道路的结果，使全国人民都有最大的自由。
右派分子所谓“没有自由”，只是反动的东西不能夺取市场而已。
右派说，你们“大一统”束缚了思想；
我们说，计划道路是我们出版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措施，只有反动思想才感到有点“束缚”了。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右派老爷们否定学习苏联的成绩为的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不过是借反对学习苏联来做文章，来达到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
所以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这就是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

哲学、社会科学许多名著将陆续译成中文出版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三联、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在今年春季重新修订了去年编制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选译目录（1956—1967）”（初稿），选译目录共选书一千六百三十二种（某些选目在目录定稿时已经出版），计哲学五百二十种；
经济学二百九十种；
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一百八十六种；
政治学一百四十四种；
国际关系七十二种；
历史学三百五十六种；
地理学六十四种。
选译目录所列书目，都是基本的、代表性比较大的著作，照顾了研究和批判两方面的需要。
这个选译目录，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协助下，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制成的。
选译目录将由人民、三联、世界知识、商务、中华、人民文学、科学、法律、上海人民和湖北人民等出版社协商分工，共同进行组稿和出版工作。
并且将分别先后缓急，分期出版。
到目前为止，已经约稿的有二百九十四种。
其中哲学方面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罗素，狄慈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哈诺夫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典逻辑和数理逻辑的著作。
经济学方面，包括亚当斯密、李加图、庞巴维克、凯恩斯的著作。
社会主义各派学说方面，包括莫尔、傅立叶、欧文的著作。
政治学方面，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著作。
已经出版的书籍，已有五十六种。
即将出版的有二十九种，其中包括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普列哈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史料丛刊
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史料丛刊，正在由海关总署研究室整理编辑，其中第4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九十余年中，存有档案约十七万卷，大半是英文的，这些档案记载了过去百年间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特别是帝国主义利用海关机构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侵略的阴谋活动。
这些档案在解放前由总税务司署秘密保管，从未公布过，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起源和沿革。
二、帝国主义攫夺我国海关自主权的情形。
三、海关总税务司——帝国主义代理人干涉中国外交的内幕活动。
四、帝国主义攫夺中国关税保管使用权后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操纵。
五、帝国主义通过海关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六、走私情况，缉私机构和缉私舰队的建立经过。
七、洋员利用海关职位进行特务谍报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经过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的通力合作，已将上述史料的一部分译成中文。
现在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的指导下，正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准备将1911年以前的史料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为题，先行分册付印。
其中除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已经出版外，另一编“1885—1894年中国海关和缅藏问题”也已编好。
其余几编计划在1958年内全部编好。
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海关史料如何继续编写问题，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正在研究中。

请看李景汉的反动面目
汪浩寇恩田
右派分子李景汉，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批判和揭发下，他的透彻骨髓的反动本质暴露了出来。
李景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忠心耿耿”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
右派分子李景汉是由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
从1917到1924年的近七年中，在美国加里福尼亚、旧金山、纽约等地的大学读“社会学”。
1924年李景汉从美国回国后至1948年的二十四年间，一直是在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奴才。
在此期间内并在联合国内担任粮食、农业统计专员，在美国担任过美国国内情况调查专员和调查员，在日本投降前还担任过“美国之音”的广播员。
不仅如此，李景汉还一度担任过美国老牌文化特务甘博尔的助手在中国进行所谓的“社会调查”，以后又在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晏阳初的手下拿着美国人的钱搞过“定县社会调查”，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资料。
章罗联盟复辟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急先锋
右派分子李景汉，在我国是一个老牌资产阶级社会调查“学者”。
他用这张王牌，向马列主义展开猖狂进攻，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李景汉的进攻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首先他丑化马列主义，美化资产阶级社会调查。
他说：
“目前我国的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则，干巴巴地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说服力”，“中国社会学者（注：
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社会学者是最善于独立思考的”。
为此，他诬蔑我们的社会调查是“片面”的，只有望远镜式的全面概括的调查（即指学习苏联的报表制度），而“没有”显微镜式的典型调查。
其次，李景汉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有一些空白，而这些空白要让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填补。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并没有什么空白，李景汉叫嚷着要来填补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空白，其实质就是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马列主义领土，而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取而代之。
李景汉的第3方面进攻，就是他所说的“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民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党员与非党人士，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
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调查”。
很显然，李景汉在这里已露骨地道破了他要篡夺整个马列主义阵地的阴谋，全部由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
在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之后，李景汉认为有机可乘，就积极地参加了章罗集团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小集团。
与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等勾结在一起，在批判旧社会学的合法外衣之下，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
到“大鸣大放”时期，李景汉的阴谋活动就发展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到处参加密策复辟反动社会学的座谈会。
06月09日李景汉参加了在陈达家里密开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1次会议”，并参与订定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纲领。
在这个会上李景汉还里应外合地，明目张胆地把人民大学尚未正式成立的社会调查研究室放在他们的纲领之内，俨然成为他们的基地之一了。
可见，李景汉是实现章罗联盟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急先锋。
他的阴谋活动早已得到右派头子罗隆基的赏识，右派分子浦熙修曾招认说：
“罗隆基告诉我，关于社会学问题叫我找李景汉。”
诬蔑合作化制度
解放后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仍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为指导。
他为帝国主义，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调查目的一点也没有改变。
去年他在北京郊区作了一次调查，回来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北京市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现在”（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其中一部分），在这个小册子里，他对合作社制度极尽挑拨、诬蔑之能事，李景汉在文章中，恶毒造谣说：
“合作社不自由，这个不自由的含意是可以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例如有的社员需搞点家庭副业，说不定会招来批评、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和自发的帽子。……有点儿富裕钱的社员，往往被动员‘自觉自愿’投了资，可是有的却在背地里嘟囔着”。
“有人感觉自入社以来，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时需要办点家里的私事，也找不出时间来处理，长时期的紧张的劳动和不时的突击任务，真够呛的……使我发生了一种感想：
人们认为过去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天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是不是欠妥”。
谩骂共产党，敌视新社会
右派分子李景汉不仅企图复辟反动资产阶级社会学，而且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向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在整风运动中李景汉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使用了右派分子一切最恶毒的字眼来诬蔑和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员，极力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否定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李景汉公开的切齿谩骂党是：
“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来对待知识分子，“要求党员多一些人性。”
解放以来李景汉在各次运动中一直是抗拒思想改造的，他认为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是“不尊重人权”，而且是一种“侮辱”，是“屈打成招”，还诽谤党之所以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怕他们造反”，他说：
“党掌握有陆海空军，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甚至连想造反的幻想都不可能”。
言下之意就是说党对知识分子不必改造了。
李景汉为什么如此敌视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呢？
请看看他自己的话吧：
“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
攻城容易，攻心难；
攻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更难”。
他还说：
“旧知识分子不但在学术上有可取之处，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一定高度”。
因此，他警告共产党说：
“中国有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句话很可玩味”。
可见，李景汉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否认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有改造的必要，从而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李景汉还恶意的把党群关系形容成“万里长城”，说是由共产党一手筑成的。
他要党怎样拆长城呢？
他说：
“于今党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
更恶毒的是他要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李景汉这种仇视党的立场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李景汉还狂妄的诬蔑马列主义，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比马列主义“好得多”，他说：
“即使老狗熊耍的是旧把戏，也比一、二年的新狗熊耍的独到得多”。
这难道不是在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多吗？
再看看他自己的话就更加明白了，他说：
“院系调整前，我笑的次数与过去比，不到百分之一、二”。
为什么他笑的次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竟少到这样呢？
又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下他是那么高兴呢？
李景汉喜欢的是什么社会制度，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从以上可以看出，李景汉对于共产党，对于新社会的一切，都是十分仇视的，他所留恋的是封建、资本主义制度。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揭穿后，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百般狡赖，继续顽抗，耍起无耻的花招。
他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严重问题冲淡一些，装成一个“被害者”，说他是被右派“利用”了，受了右派分子言论“影响”。
我们再一次正告右派分子李景汉，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狡赖不掉的，不要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事有主次，物有本末
唐弢
翻阅了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鸣放以来所写的杂文，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观点之荒谬，实在是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批判王中的反动新闻观点的同时，使我想到，王若望的对于报刊，也有他一套系统的看法，这种看法，和美国财阀集团所办报纸的新闻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资产阶级曾经大事宣传他们的新闻观点，在猎奇、探秘的幌子下，公然宣称：
“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在像美国那样的社会里，大资本家垄断企业，利用金钱来收卖政客，培植势力，使纽约贫民窟的工人住着没有屋顶的房子，使萨里那斯河流域的农民流连失所，而少数资本家却不劳而获，腰缠百万，这是剥削统治下的“美国生活方式”，已经成为那个社会的规律，就像“狗咬人”一样，司空见惯，算不得什么“新闻”了；
如果居然有工人能够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工作一生，“爬了上去”，这才是“人咬狗”，值得大书特书的“新闻”。
而这种“新闻”，也就成为粉饰他们天下的有力的工具。
同样的新闻观点一应用到我们这个社会里，就自然而然地要反一调。
例如：
说太阳光明灿烂就不算新闻，一定要指出太阳里有黑点，而且夸大这黑点，才算是“新闻”；
说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安定富裕，不算新闻，一定要像俗语所谓“豆腐里寻骨头”，找出个别缺粮户，加以渲染，才算是“新闻”。
但是，如此等等的“新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很显然，这是完全背离了生活的真实，符合于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新闻”。
且看王若望是怎样说的吧。
王若望说，批评缺点的气氛“过去几乎没有，因此报纸就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指出我们缺点和错误的文章多起来了，这种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1，群众喜欢看，连老工人也喜欢看，因为我们的报纸更接近真实了；
第2，报纸公开批评我们的缺点，对改进工作，提高人民对政府、对党的监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见“不对头”）我们并不讳言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监督，现在如此，过去也如此。
王若望认为我们过去的报纸“报喜不报忧”，都不“真实”，这是胡说。
其实王若望自己要求的倒不是什么真实，他在谈到刊物方针的时候说：
“预先规定什么是基调和主流，是不必要的，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妨碍百花齐放的清规戒律。”
（见“步步设防”）难道这不就是说只要谈太阳里有黑点、而不必说太阳是光明灿烂的资产阶级的报刊观点吗？
王若望鼓励人家批评错误和缺点，一面又反对基调和主流，这种用意是十分恶毒的。
我们正在前进，在前进中难免有错误和缺点，通过批评可以把错误和缺点改正过来。
但是，只有懂得了基调和主流，才能给支流末节以一个适当的估计；
只有看清楚太阳的光明灿烂，才足与言对付黑点的办法。
事有主次，物有本末，这是明辨是非的关键；
应用在报刊工作上，也正是我们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分歧点。
08月11日

南京的剪纸
张文俊
南京剪纸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粗”“笨”“灵”。
这种风格特点的形成，是由剪纸的内容、传统的欣赏习惯，以及剪纸艺人的艺术创造所决定的。
已经有二十六年剪纸经验的张吉根说：
“我剪纸不只是要像，主要的是要好玩，有味道。”
有人要他改变自己的风格，改剪扬州张永寿那样的剪纸，他说剪得细、剪得像并不一定就是美的，把一条牛全身的毛都细细地剪出来，而没有剪出牛的味道，那也只能算是技术上的细致、而不是艺术上的细致。
南京剪纸艺人所追求的剪纸趣味，是要把笨拙与灵巧（包括刻划精细）二者统一起来，达到“好玩”而具有优美趣味的艺术效果。
怎样才算有味道呢？
张吉根说，不论剪人物、动物或花鸟，要把神气情感剪出来才算够标准，如“牧童吹笛”，应该把牧童和老牛剪成是好朋友的样子，老牛驮着牧童走，牧童吹着笛子给老牛听，要表现出他们很和谐而有情意。
其他如“金鱼戏荷”、“双喜相逢”，金鱼或喜鹊相互偎依呼唤之情，也都好像在那里谈心、讲话。
所以张吉根在平时看到小孩子背着小板凳当小宝宝玩，或在春节看到儿童骑着鱼灯跑，以及其他类似这样的动作神情时，就特别感到兴趣，他剪的喜花“榴开见子”、“童子骑鱼”等等，都体现出了这种儿童生活的味道。
南京的剪纸其外在的特点，都是短粗粗、圆都都、胖胡胡、笨拙拙的，我们细细欣赏王明长的“双鱼龙门”、武老太的“秋虫芙蓉芦”、张吉根的“莲生贵子”，都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实、淳厚、优美的趣味和上述的特点。
像张吉根、王明长、武老太这样的剪纸艺人，他们从来都是以剪纸为业，世代相传。
武老太从小姑娘时代就开始学习剪纸，到现在已剪了五十多年；
王明长在幼年是跟他祖父和父亲学习的；
张吉根的老师是他的外婆和舅父。
由于经过长年累月的实际锻炼，都掌握了熟练的技巧。
他们不用墨笔抅稿，都能剪得很准，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
他们剪的喜花，在国内外都得到好评。
他们都以剪纸为业，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张吉根剪了二十多年，剪的数量虽不少，但自己认为满意的不过几十种，一件好的剪纸，是一件创作，需要经过多次的揣摩推敲，如“童子抱鱼”这件小小的剪纸，曾经反复修改过二十多次，最后才感觉到满意。
他说剪好一件看来好玩而有趣味的剪纸，的确要费不少心思。
剪纸的主要用途：
一是用作绣花图稿，称为“花样”，有鞋花、帽花、枕头花等；
一是“喜花”，作为婚嫁喜庆之用。
结合着某种用途，剪纸的内容多以象征的方法，取谐音隐喻来表现吉祥喜庆等意思。
如“福（蝙蝠）寿（蟠桃）双全（双古钱）”、“吉（百结）庆（磬）有余（鱼）”、“双双对对（两对鸳鸯）”等等，表现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
剪纸的基本训练，分“圆”“尖”“缺”三个方面。
“圆”是指花的大体形态，“尖”与“缺”是指花尖和花瓣之间匀称的距离。
这基本形状，都要经过反复的练习，要表现自如，掌握的很准。
不论剪人物、动物或者花鸟，都是从下到上、从左到右剪起（这是为了顺手），若是一个较复杂的构图，不论其外形是方的或是圆的，都是从里向外剪。
这些都是基本方法。
为了继承和发扬南京的剪纸艺术，在南京市的文化领导部门指导之下，艺人们已于1955年组织了民间剪刻纸工艺生产合作社（现属手工业部门领导），现有社员十七人，张吉根、王明长、武老太，都参加了合作社，张吉根作了合作社的主任。
为了提高剪纸的艺术质量，他们要求文化部门和美术界的同志多给以帮助和关心。
（附图片）
牧童吹笛张吉根作
双鱼龙门王明长作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是尼泊尔语，意思是中国人同尼泊尔人是兄弟。
纳·赛音朝克图当芳香美丽的花鬘被挂在颈项的时候，当祝福的朱砂被撒满衣裳的时候，当托比帽被戴在头上的时候，当走到那里都遇着热情、欢迎歌唱的时候，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
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当参观那些闪现着传统艺术光彩的古庙的时候，当行走在蜿蜒山腰间新开辟的公路的时候，当路过玻璃体般的梯田所环绕的村落的时候，当遥望披着碧纱的远天的雪峰的时候，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
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当听到你们弹抒情的撒龙基的时候，当看到你们清脆的脚铃，伴着姿态优美的舞蹈的时候，当在你们伶俐可爱的小学生的学校中作客的时候，当和你们劳动人民合掌问候的时候，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
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当花气馥郁的晚间在草坪上欢聚的时候，当朴素的民歌在树丛中飘扬的时候，当同满怀着热情的诗人们座谈的时候，当把天真的孩子们抱在怀里的时候，
“秦里，尼巴里，排依，排依”，
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常任侠译）

腐烂
崔左夫
火车将开的时候，跳上来一个年轻人，把大家吸引住了。
他戴着一顶钢盔式的白色遮阳帽；
腰间系着一串钥匙，还露出一把短刀柄；
米黄色的西装裤，窄窄的裤筒塞在一双考究的长筒皮靴里；
衬衫的料子发亮而有些飘忽忽的。
总之，这人服饰奇特。
这人的脸是纯粹南方型的，白皮肤，黑头发，风度翩翩。
他胸前的校徽表明了他的身份：
大学生。
这大学生在一位老专家对面落座了，他们很快攀谈起来。
原来老专家三年前也在这个大学教过书，很熟悉那个城市和这大学的一些师生。
他们彼此谈起那儿的一些古迹，图书馆，也谈到戏院。
“你到哪里去呢？
学校不是还没有放假吗？”
专家问。
“我是去别的城市的一个师范大学做传达的，”大学生仿佛谦虚地微微一笑，说：
“把我们学校里帮助党整风的经验介绍给他们，听说他们那里还没有鸣放起来。”
“嗯嗯嗯……要得要得……应该帮助党整风。”
专家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下面的肉囊，简单地应答了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马上开口。
车厢的另一端传来一阵笑声，加上周围喝茶的声音，使得年轻人白晰晰的脸上现出厌烦的神情。
“你是读哪个专业的？”
专家问。
“法律系，四年三班。”
“你认得一位叶腴正同学？”
“认得认得，叶腴正姑娘，小鸟儿，——我们全班这样称呼她。”
“她的功课怎样？
同学们对她反映还不坏吧？”
专家问，他脸上满意得放光。
“对了，……的确，……她太漂亮啦，算得上我们全校最漂亮的。
她有古典的脸型，大大的黑眼睛。
她的头发垂到纤瘦的腰上，她的动作和声音都是轻灵活泼的，她的身材和装束，表现出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找到的妩媚，那双眼睛啊，显现出一种基督式的温柔和隐忍。
噢噢，同她的同学比较，她是俊俏的，迷人的，诗意的女郎。
在舞会的情欢里，她那脸上的粉红色的色调，鼓动着人的昏旋……”
“年轻人，”专家不安起来，不愿意再听下去，“在你的美丽的字典里怎么有这许多不确切的字眼！”
大学生往四下里瞧了一瞧，满意地微微一笑，说：
“美妙的人生啊，我和她的恋爱已经继续了半年了，她是那么爱我，”他小声说，“真是神奇的女人，两个月前她约我去游湖，我们度过了神圣的一夜。”
“这还不至于吧，她还年轻呢。”
专家睁大着眼睛望着他，结结巴巴的说。
“对了……的确……她年轻，但我怎么能不爱她呢，这几年来她已经被折磨得苦极了。
她的年老的双亲被人出卖了，母亲被活活的关死了，父亲劳改了三年，现在流落在街头上修表，哈哈，一个美国留学生在街头上修钟表。”
“你说谎！”
专家怒恼得喊起来了。
“这怎么搞的？”
大学生刚才还耸着肩，摇着腿，现在却慌起来了，也睁大了眼睛。
“你胡说！
我就是她的父亲，解放八年来我一直担任教授，我的妻子也健康的活着，每天到市妇联去上班。”
“我是说……”大学生支吾着。
“请问你到师大去传达什么？”
“传达我校帮助党整风的经验。”
“你这说谎的流氓！”
“我，不……”
“你不配说刚才那样的话。”
“我，不……”
车厢里的旅客都簇集到他们的周围了，旅客之一说话了：
“大学生先生，你是到师大去点火的吧？”
“对，点火！”
专家同意。
“多积极啊，在火车里也点起火来了。”
那位旅客继续说。
大学生满脸通红，脖子上的血管也胀大了。
他疑迟着，当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靠后，他挤开人群匆匆跳下了火车。
愤怒的人群在他的背后嚷起来：
“这可耻的大学生！”
“右派分子！”
人们用轻蔑的目光瞧着那顶走远了的白色遮阳帽。
老专家叹了一口气，重新坐下来。

诗传单
“坦白”和“勇敢”
燕凌“多么坦白，多么勇敢！”
对着右派“勇士”的发言，你这样不住口地称赞。
“多么坦白，多么勇敢！”
他“坦白”地向人民吐着
唾沫，他“勇敢”地向党射出冷箭。
“多么坦白，多么勇敢！”
他“坦白”地向敌人宣誓
忠诚，他“勇敢”地向人民挥
舞铁拳。
“多么坦白，多么勇敢！”
他已经把炸弹放到你的
胸前，你还在这样不住口地
称赞！
一种嘴脸
胡万春右派向党掷炸弹他说这是人心大快。
一旦事机失败，就扯几顶帽子遮盖，“我，我有温情主义，我可不是右派。”
不要轻信
高国沛不要相信敌人虚伪的眼泪不要相信敌人假意的忏悔要知道，出太阳的时候污水沟也会闪光可是在这闪光的后面却隐藏着病菌和死亡
“西江月”
文质彬
（钱伟长本相）检讨鸡毛蒜皮，五次扮唱假戏，蒙混过关把谁欺？
难逃人民手底。
当初论坛语气，今日只字未提，蓄意反党言何寄？
原是章罗右翼。
（原载清华大学“街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