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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一电影制片厂剪辑车间、影片资料组等单位，最近连续举行了六次大组会议，向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该厂副照相师董奇展开了反击。

董奇反动透顶，要打倒党委，杀共产党员

右派分子董奇对党怀着刻骨的仇恨。
当社会上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也杀气腾腾地向党宣战。
他说：“中国如果发生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我第一个拿起机枪干。
我打着大旗到天安门去游行示威，打倒八一电影制片厂党委。”
他还要“端起机枪首先把厂内的共产党员都打死”。

这个猖狂的右派分子宣称要“组织一个共产主义人士党”，“请一个高明的人当领导，我当他的助手”。
他承认他的这种思想在1954年就有了。

这个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一度气焰万丈。
在鸣放期间，他对所有领导干部都横眉瞪眼。
他到处和不赞同他的人寻事争吵。
一次在门岗上，因他妨碍了警卫人员执行任务，警卫同志向他提出意见，他竟破口大骂：“要是我有权，我就要枪毙你！”
公然提出取消党的组织向党放出一连串的毒箭

正像社会上的一切右派分子一样，董奇用一连串的毒箭集中地向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射来。
他恶毒地污蔑说：“共产党有党性，但连人性都没有了。”
他说党“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以外，其它没有一个好人，都是靠运动起家”。
他骂党委负责同志“像个国民党法官”。
他骂党的干部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里的官员”，是“十五贯”里的过于执。
他攻击党员，恶意挑拨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故意歪曲事实说：“厂里党员摄影师没有一个是称职的，只是靠老资格、党员才被提上来的。”
他还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党培养干部是“宗派主义的”。
董奇于1950年入伍，他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不久，就被提为副摄影师，他不是党员，曾有几个革命历史比他长得多的党员当过他的助理，而他却睁着眼说瞎话，响应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污蔑，说“我们厂在培养干部上就是党天下的样子”。
他除了在公开场合用各种肮脏话辱骂党委外，还公然提出要取消党的组织，他说：“所有下边的党组织都不行，我建议把下边党的组织取消。”
“像我们厂党委这样的组织就应该不要。”
他宣扬要成立一个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人民委员会”来代替党的组织，“管理”八一电影制片厂。

到处煽动群众要把肃反对象组织起来

这个心怀叵测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对党竭力恶语中伤外，还到处进行煽动群众的活动。
他首先反对党整风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他说“三害分子和反革命是一致的，比特务的危害性还要大”，因此，他主张采取“像肃反那样的狂风暴雨的方法”来对待党。
他任意捏造和扩大党委的缺点，企图使党委和领导在群众中丧失威信。
他为了达到广泛蛊惑群众、“打倒党委”的目的，对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人数少了不满意。
他嫌厂里的黑板报影响不大，想写文章到报纸上去攻击党的领导。
他平时对报纸并不很关心，但那一时期，却对报上右派分子的各种叫嚣如痴如醉。
他对右派分子的喊杀声感到“痛快”，午睡也不睡，拿着报纸把右派言论读给别人听。
他见到一些同志批评领导干部就幸灾乐祸，要拿照相机把干部的照片拍下来，说“让大家认识他的面目”。
他还煽动在暗房里工作的一位女同志说：“你干冤枉活，你这样积极工作，累死谁管你。
共产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他还煽动过去的肃反对象说：“肃反中被斗的人应该组织起来，联名向中央控告。”
他到处散播流言蜚语，企图使群众相信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肃反是搞糟了。

一段不可告人的丑史

这个极端仇恨党的右派分子董奇，解放前曾在东北日伪满影画株式会社任职，1946年我军一度解放长春后又撤出长春，他非但不愿随我军撤退，反而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火线，从长春到沈阳去欢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以后他先后两次参加蒋匪军，并当了中尉军官。
全国解放后，他曾隐姓埋名，让别人宣布他死的消息。
事后不久他却在中苏边境出现，企图偷越国境，被我公安机关扣押。
入伍后他长期隐瞒上述重大历史情节，直至肃反时受到组织和群众的审查才暴露出来。
但他非但没有放弃反动立场，重新做人，反而对党抱着更深的仇恨。
这次借着党整风的机会，开始了他所谓“恢复失去的人格，建立威信”的向党报仇雪恨的罪恶活动。
他散播“肃反搞错了”的谬论，目的在于蒙蔽群众，进行翻案，企图迫使党放弃对他历史问题的审查。
他甚至在会议上公开要挟领导宣布他历史上是个好人，并无耻地提出要求领导立即提升他一级。
然而，他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只有彻底交代才是出路

在前后六次会议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们以极愤慨的心情向董奇的反动透顶的言行展开反击。
同志们严词责问董奇：“你要拿起机枪干，你要干谁？”
“你长期地向党隐瞒自己的历史，党对你进行审查，为什么是错了？”
“你要打倒党委，你的目的何在？”
对同志们列举出的大量的事实，董奇无法否认，但是他自己却不愿交代任何新的问题。
虽然在同志们的批驳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言论行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是“右派分子”；
但是他拒绝谈具体问题，企图在大帽子下边蒙混过关。
他不肯交代他的反动言行的真实动机，尽量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思想糊涂的人，是受了外界的影响，甚至还说他有些言论是出于好的动机。
他说他要杀共产党员、骂党委是因为情绪激动。
这种解释显然是想摆脱罪责。
会上有人指出，董奇在几次会上的发言，自始至终是在诡辩、狡赖、耍花招。

对董奇的斗争正在严肃地进行着，同志们下定决心不把问题搞清楚决不罢休。
他们向董奇指出，只有彻底交代问题，决心改造自己，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作者：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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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写完六、七十张标语，就听说学生闹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了，这十四个复员军人马上赶去反击。
曾在朝鲜前线立过三等功、负过伤的张学万，看到一个学生张贴辱骂韩县长的反动标语时，他跑上去把贴标语的人扭到一边，撕下了这张罪恶的标语。
在人民委员会里，暴乱的学生把县长包围起来，嚣张地乱吼、喊打，并把保护县长的两个干部捆了起来。
张学万勇敢地闯进重围，紧紧地扶着县长。
一个坏蛋举手向县长打来，他连忙以自己的身体来遮挡。
当县长被学生拥到一中时，他仍紧紧地跟随保卫。
二等一级残废军人叶华青也一拐一拐地跟着其余的同志一起保护县长，迫使狂妄的暴乱者不敢接近，施行无理举动。
后来他们又保卫县长在一中大礼堂安全地答复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
此后，这十四个复员军人分别在教室里或暴乱者云集的地方贴上反击的标语，并当众揭穿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张学万、文馨远、金明早贴的标语被一个学生撕去，他们就抓住那个学生，迫使他重新贴上。
这时县一中的反革命分子杨松涛（教导副主任）出面干涉，污蔑复员军人捆绑学生，并煽动他们支持这一“正义行动”。
张学万等人当即给以驳斥说：“学生罢课可以，但我们决不容许反党反政府！”
刚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汪洪湖，向学生们进行说服，他对学生说：“我们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了保卫祖国建设，才在朝鲜出生入死，抗击美帝国主义，你们却在祖国跟着反革命分子反党反政府！”
当场有二十多个学生被他说得低头溜走了。
张学万还在一个茶馆里和许多工人、农民一起同学生们辩论了四个多小时，斥责他们胡闹。
复员军人叶志理批驳学生说：“解放后，县里建立了八、九所中学，有这么多学生读书，你们还闹事。
在旧社会里，能有这么多人读书吗？”
一部分学生被说得惭愧地流了泪。

这一天，各工厂、农业社的复员军人也带领工人、农民向反革命暴乱者进行无情的斗争，使得一时受骗的学生理屈词穷，使反革命分子处处碰壁，阴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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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训练总监部在7月31日、8月9日、13日，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右派分子宋谋yáng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彭绍辉和所属部长、处长们都参加了这个会。

会上，发言的同志们逐条驳斥了宋谋yáng的反动观点，正告宋谋yáng应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右派分子宋谋yáng，是“战斗训练”杂志社的编辑。
在大鸣大放中，他认为“气候”来了，疯狂地在“长江日报”、“长江文艺”、“桥”、“新苗”、“人民文学”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极端反动的文章。

公然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

刘成模同志说：“把宋谋yáng的几篇杂文剥开来看，就可以看出：宋谋yáng是以反教条主义为借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幌子，来反对党的领导；
以反对假积极分子为托辞，来反对党和反对团结在党周围的积极分子。”
发表在今年第三期“桥”上面的“力量、量胆、度量”和在7月号“长江文艺”上面的“吞吞吐吐的‘武器’”，就是两只毒箭。
在“力量、胆量、度量”一文中宋谋yáng施展了最卑鄙的手段，花言巧语诱惑党放下武器，容忍毒草，说什么“艺高人胆大”，有“力量”就有“胆量”，有“胆量”就应该有“度量”，说什么“宰相肚里好撑船”，不要“老记住别人的即使是不光彩的过去”，并威胁我们党说：锄毒草就是“度量狭小的人”，就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站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立场。
说四川同志对于“吻”和“草木篇”的批判是“他们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说“他们宣传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保卫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立场，而是宗派主义立场”。
在“吞吞吐吐的‘武器’”中，宋谋yáng更干脆地称我们锄毒草是“挥舞刑具”“执行刽子手的任务”。
他公然为流沙河的“草木篇”辩护，在文章中咬牙切齿地说：“流沙河，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一个青年团员，大概不是敌人吧；
一组二百几十个字的小诗，即使全部是毒，最多也不过等于几颗牛痘。
但四川的‘理论家’们呢？
都弓上弦、刀出鞘，蜂拥而上，群起而攻了。
……那些批判文章，我略微读过几篇，把理论比作武器，那些玩意儿确乎不是好刀；
但用来‘完成杀伤和杀死的任务’却诚如回春同志所言（指回春的反动杂文‘武器、刑具和道具’），恐怕还是满够资格的。”
如果“流沙河而终于自杀，那些‘理论家’还不是完成了真正的刽子手的任务了吗？”
宋谋yáng并且尽其捏造、夸大之能事，举了一个莫须有的例子，证明说：“现实生活中”就“有挥舞刑具的刽子手”。

向党、向积极分子、向马列主义猖狂进攻

“战斗训练”杂志社编辑李璋元揭发说：正当右派分子在武汉猖狂进攻党和积极分子的时候，右派分子楚天舒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倚墙为生的人”，辱骂党的领导干部是“墙里佳人”，是“昏君”、“暴君”；
辱骂积极分子是“跑腿传话”、“倚墙为生的人”。
这篇文章的意图很明显，是妄想一棍子把积极分子都打下去，使党的领导在右派进攻中陷于瘫痪。
这个时候，正直的人当然要起来讲话了。
5月30日，“长江日报”发表了松坡同志的“为积极分子鸣不平”，这篇文章很客气地给楚天舒进忠言，却恼怒了宋谋yáng。
宋谋yáng从北京到湖南去，路过汉口的当天，看到松坡文章以后，立刻为楚天舒助战。
于6月1日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他的“鸣不平的积极分子”。
在这篇文章中，宋谋yáng骂街式地说：“听到别人骂假积极分子自己就赶快脸红的人，我看只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患得患失毫无主见的孱头，听见几句不相干的闲言闲语，‘惶惶不安和莫知所措’。
我很耽心这些同志能够在革命斗争中真正长期积极下去。”
“至于另一种我看他们的脸也许由于心虚本来就红着……这种积极分子的真假我看恐怕很靠不住。”
并且无赖地说：“如果真有那么一批积极分子，……真正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责难’，他们之中倒很可能十个有九个确实是假积极分子的，至少也带着几分假。”
这里，宋谋yáng阴险地拿出“假积极分子”这顶帽子作为武器，来恶毒攻击积极分子，实际上也就是攻击领导，攻击党。
在“吞吞吐吐的‘武器’”一文中，宋谋yáng更污蔑积极分子：“常常察言观色，跟着理论界的气候转变，领导上说一个人的理论有缺点，他们就说有错误；
领导上说一个人有错误，他们就要喊反动了；
如果领导上说一个人有反动思想，那到了他们口里就危险，这个人是非变成‘反革命分子’不可的。”
宋谋yáng化名应邺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从王维、杜甫变‘毒草’说到官僚主义者的‘辩证法’”，更肆无忌惮地进攻党和马克思主义为题，在这里，宋谋yáng借反官僚主义为题，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说成是自相矛盾的，是“官僚主义护身符”，是“诡辩”法，“其实质就等于‘老爷说的准没错’。”
这是多么恶毒的污蔑。
在“论‘一棍子打死’”（载“新苗”）一文中，宋谋yáng称马列主义都是“棍子”，都是“教条主义”，更恶毒地说：“起‘一棍子打死’作用的，常常并不是批评家的文章，而是文章后面的行政力量与这种行政力量所造成的社会风气。
这种风气不消除，真正说理的文章也要变成‘打死’人的‘棍子’。”
宋谋yáng并口口声声要“削去批评家后面的行政力量”，要“一棍子打死”。

他原来是一条毒蛇

这个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原来就是一条毒蛇。
宋谋yáng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参加过三青团。
他的父亲很反动，杀过贫农团长，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1949年还组织过反共救国军。
但宋谋yáng却说：“要我骂父亲是大地主，再坏我也不能骂”。
宋谋yáng一贯思想反动，发表过许多反动文章和右派分子程千帆、李蕤、姜弘关系非常密切，右派分子称赞宋谋yáng“有才华”、“精力旺盛”、“青气逼人”、“混身是刺”，是一名好打手。

在辩论批判会上，宋谋yáng曾两次发言，但都吞吞吐吐，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
与会同志一再正告宋谋yáng，只有彻底交代问题，才能不自绝于人民。

在辩论批判大会结束时，张宗逊上将作了指示。
他说：这个辩论会很重要。
一个目的是反驳右派言行；
一个是教育我们自己。
军事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哪个阶级使用它，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如果只注意军事斗争，不注意政治思想斗争，军事斗争就会迷失方向。
有的同志认为写了几篇杂文没有什么，我觉得他比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更危险。
因为他口口声声喊着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在贩卖毒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列主义。
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坚决把毒草锄掉；
另一方面还应当用它作肥料，教育我们自己。

作者：赵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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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石八铁路是石碌铁矿直达八所海港的一条专用线，全长五十余公里。
国家决定由铁道兵某支队负责重建。
从1956年1月起，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石八铁路又恢复了它的新生命。

战士们冒着酷热在八所海港维修线路。

官兵们和黎族人民关系亲密，这是他们在一起听留声机。
赵克明摄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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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接到一些读者来信，责问军队文艺界的同志：在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伟大斗争中，你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适时。
因为这次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个斗争里，每个人都必须明确表明他是站在哪一边；
他是保卫党和社会主义，还是反对党和社会主义；
他是准备勇敢地通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还是打算做一个逃兵或企图滑过去。
这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逃避这个考验。

军内外的右派分子，对军队的文艺工作，曾经作了许多恶毒的污蔑和猖狂的攻击。
他们进攻的主要矛头是三个方面：第一，否定党和军队政治机关对文艺的领导。
他们否定军队文艺工作的一切成绩，并且把军队的文艺工作现状描画为漆黑一团、横暴可怕，说领导上不懂文艺、“外行”，说军队中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和宗派主义的结合。
他们的结论就是必须取消这种领导，应当把领导权交给他们那些所谓“内行”云云。
第二，改变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用抽象的所谓文艺特性来排斥文艺的党性原则，排斥文艺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认为“为兵服务”的方针已经过时，认为要文艺工作为政治任务服务就是庸俗社会学，他们并且公然反对说文艺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第三，主张在军队里无条件地放和鸣，不问是毒草还是香花，都应让它无限制地无条件地放。
这种主张，显然是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必须按照六条政治标准去判断是香花还是毒草，“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等基本精神相违背的。

对于右派分子这种猖狂进攻，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我们一定要坚决予以还击。
因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在文艺领域中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在这一类问题上和右派划清界限，我们就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不能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自己也不能做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也许有人要问：右派当然要反，可是对文艺工作中的“三害”怎么办呢？
是的，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要反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但目前首要的任务则是反右派，是保卫文艺事业中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才能在正确的前提和共同的基础上改正文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才能正确地判断文艺争论中的小是小非。
须知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还谈得到什么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

可是，让我们检查一下，目前，我们军队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得如何呢？
实际情况，很难令人满意。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某些文艺工作部门、团体的负责同志的右倾思想在作怪。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抱着温情主义的态度，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附和过右派言论，或者也发出过一些错误的言论，而顾虑重重。
因此，他们对反右派斗争，就抱着一种消极态度。
这是十分有害的。
对右派分子、右派言论抱温情态度，实际上是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立场不稳的表现。
如果他们态度不改变，客观上他们就起了包庇右派的作用。
至于说自己在整风初期，曾经有过错误言论，只要他们今天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在向组织向群众做了交代以后，就完全可以打破顾虑，立刻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改造。
否则，如果顾虑重重，既不进行自我检讨，又不奋勇地加入反右派的战斗，那就必然会辜负党和国家的付托，甚至会使自己堕入资产阶级右派所设的陷坑。

军队文艺界一切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站起来！
组织起来！
拿起你们的武器，更热烈、更积极、更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
揭露和驳斥各种各样的右派言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去战胜资本主义的文艺思想，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不达全胜绝对不要停止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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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政文工团的部分负责同志，在10日上午举行座谈，对他们5月22、23两日在解放军报召集的文工团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本报第221号第三版），作了初步的检查和自我批评。

到会同志认为，他们在上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有许多论点极其错误，伤害了党对部队文艺事业的领导，助长了文工团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如说“上下级关系在文艺领导上不能成为绝对的关系”，军队“领导上是以一本‘政治经济学’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因此是“外行决定内行”；
说什么“剧目审查束缚了创作的积极性”；
认为部队领导“不把文艺工作当事业看待”，“没有充分认识文艺的特性，并根据它的特性来进行领导”；
把部队文艺工作近几年来的情况说成是“老牛拉破车，慢慢往前拖”等等。
发言的同志对这些错误的言论作了初步批判。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丁里、傅铎、魏风、史行、时乐蒙、董小吾、庄映等。

栏目：社论

在过去的国防施工中，工伤事故的百分比已逐渐下降，但总起来看还是比较严重的。
今年开工以来，事故又已发生多起，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历年来发生的工伤事故，大部分是责任事故。
就是说，发生事故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事实告诉我们：只要领导上认真关心施工人员的安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的。

去年有些施工部队反映，很多工伤事故是由于上面给的任务过重，下面赶任务而造成的。
这有一定的道理。
据了解，去年在某些地区，层层追加任务的现象相当普遍。
原因何在呢？
据说是怕下面完不成任务。
这样做的结果，也许工程量完成得多一些，但很容易使下面忽视施工人员的安全。
只有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情况下求得完成任务，才是我们所提倡的。
强调发挥主观努力来完成任务很有必要，但不能不顾及客观条件和实际可能性，否则一定形成蛮干。

总的看，去年我们的工程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主要是对某些客观条件估计不足，有些情况没能预先考虑到，以致在施工中先松后紧和窝工、返工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这些，确实给完成全年工程任务带来了某些困难。
类似上述的情况，今年不一定就能完全避免，因此，各部队在努力争取完成任务的时候，应把原定任务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凡属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完成的，应该毫不动摇地坚决完成。
同时在施工中周密计划，提高技术，改进作业组织，充分发挥机械的效能，克服先松后紧和窝工返工现象，在保证工程质量、保证施工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来加快工程进度。
反之，一切忽视工程质量，忽视安全，用加班加点、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追求工程进度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在主观上尽了最大努力之后，还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那就要考虑适当调整或削减工程任务。
掌握施工的领导机关应该经常了解下面完成任务的情况，不仅要了解完成了多少，还要了解怎样完成的，是不是在保证施工人员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完成的。
个别部队如果确实难以完成原定任务，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及时地削减任务，不能让下边去蛮干。

为了保证安全施工，对部队深入进行防险保安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这个工作应当由工程部门、政治部门和后勤部门共同配合来作，不能只推给一个部门。

安全施工与技术保证分不开。
因此，一切施工部队必须进行一定的技术安全教育，特别是爆破、打锤、通风和处理塌方等技术教育，让施工人员具备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
有的单位急于投入施工，没有进行技术安全教育，是不好的。
工程技术干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安全技术措施的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办法，从技术上来保证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与思想保证也分不开。
政治部门应协助工程部门作好防险保安的思想教育工作。
事实证明，只要思想稍一麻痹，事故就会增多。
去年第三季度以后，特别是在国防工程政治工作会议以后，施工部队在思想上对安全问题有了进一步的重视，第四季度伤亡人数就比以前有了显著减少，但今年工伤事故又开始增多了，而且大多发生在老的施工部队里，可见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问题。

安全施工与物质保证也是分不开的。
各种安全设备和必要的物资，应尽可能满足施工部队的需要。
后勤系统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面向施工部队，多为他们的安全与健康着想；
负责干部更要经常深入现场，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工伤事故是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有坚强的爱兵观点，是不是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
我们并不是没有好的典型。
南京部队第二工区第三作业队，那里的坑道塌方占全长的三分之二，有的房间与通道塌成一片，情况如此严重，但由于掌握施工的干部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他们没有一人伤亡。
某团二营在连续二十八个月的坑道作业中也没有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
如果情况相反，领导施工的干部不重视安全，缺乏坚强的群众观念，那么许多可以避免的事故也就不能避免。
这是一条根本的教训，望大家深刻记取。

本报讯 许多部队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把大批民房和土地，交还给人民。

驻石家庄的部队和军事学校采取了统一使用训练场地的办法，先后把六百七十多亩土地交给农民耕种。
驻石家庄、邯郸和邢台等地的部队，采取了调整营房内部宿舍，合并办公室，改仓库、车棚为住房等办法，让出了六千六百多间民房给群众。

南京部队各单位普遍组成了检查组，会同政府机关检查了军队使用土地、民房及划禁区的情况。
在让出的公房中，有苏州的城隍庙、金华的八咏楼、上海的会山大楼（退租）等，群众很满意。

济南部队防区内一些不必要的禁区，经过实地勘察，已经取消。
住用民房都已交付房租，有些部队把在群众熟地里踏出来的小路掘去，并插上了“禁止通行”的牌子。

福州部队处在海防前线，使用民房较多，为了照顾群众利益，从今年4月份起，一律酌情付给租金，并与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共同制订了“军队住用民房付租金的暂行规定”。

兰州部队已退给地方的公房、民房面积共达四万二千多平方米；
有一个单位最近把解放前三所学校的旧址交给了政府，可供办五所中等学校之用。

沈阳部队多次派出检查组检查部队使用土地和住用民房的情况，从今年1月至7月中旬，退交给政府的公房面积有十万四千多平方米，民房一千三百多间。
0956部队已将修建营房后多余的土地交给了农业社。
许多部队都尽量缩小了射击场地和禁区。

武汉部队让出了许多土地，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湖北省某地飞机场让出六千多亩土地。
洛阳工程兵学校将暂时还用不上的土地先交给群众耕种。
0064部队原计划用六千多亩地修筑训练场，并要移走一部分居民，经反复勘察后，决定大量利用荒山、河滩，只征购居民九亩地，也不要居民搬家了，群众对此反映很好。

右派要反掉 工作要搞好

本报讯 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的二年制学员们，最近上书叶剑英元帅和王树声大将，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根据部队的需要，高级军械技术学校二年制学员毕业以后，应当分配到部队里去工作。
但是，不少学员却从个人角度提出转入高级院校深造的要求；
有些学员说：“如果学校不答应，就上北京。”
五十五教学班的学员还直接给国防部和总军械部写了信。

学校领导上对学员们这些不符合整体利益的要求，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
校首长及各部、处的负责同志，都深入到各教学班去进行解释，和学员们个别谈话，还组织小型座谈会，启发学员们进行自我教育。
叶剑英元帅亲自给五十五教学班的学员写了复信，勉励他们服从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继续提高。

经过领导上耐心地解释、说服，学员们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人都联系自己进行了批判。
五十四教学班吴才贵等十三个学员联合写了大字报，他们说：“工作需要，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最大前提。”
五十五教学班的全体学员写信给校首长说：“今天，正是祖国实际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背上行装，像前线战士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地服从组织分配。”
第十教学班的全体学员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说：“敬爱的元帅同志，我们向您保证：坚决服从祖国的需要，欢欢喜喜地走上工作岗位；
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努力学习政治，克服个人主义。”
八、九、十教学班的团支部根据大家的要求，草拟了给叶剑英元帅和王树声大将的信，表示争取优良的毕业成绩，迎接组织上即将分配的工作任务。
以后，这封信又在二年制全体学员一致同意下联名发出。

本报讯 北京部队后勤部各单位，在紧张的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对前一阶段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其中可以立即改进和解决的有关群众福利的问题，已开始着手改进和解决。

后勤司令部的尉官和职工食堂凳子不够，许多人吃饭时站着，经同志们提出意见后，该部已作了调整，大家都能坐着吃饭了。
车管部食堂过去曾规定，不管因公或因私外出和外来的客人，过了开饭时间一律不给做饭，这使大家感到很不方便，现在也改进了。

后勤部所属医院和疗养院等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解决群众福利问题。
251医院的护士们曾经提出，没有地方学习，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
该院现在准备成立护士夜校，解决这个问题。
255医院有些同志想结婚，但没有房子。
为解决房子问题，该院专门召开了“房子问题座谈会”，经过研究，现在可以腾出十四间房子给结婚的同志住用。
103疗养院对工作方法、制度和其他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已处理和解决了二十多件。
如给夜班护士解决了住房问题，给工作人员和士兵每月发两次澡票等。

（北京部队后勤部整风办公室）

作者：傅群

本报讯 1324部队召开了所属单位的供管干部座谈会，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研究改进岛屿部队的供应工作。

在蔬菜的供应上，鉴于目前许多部队都自己生产蔬菜，确定今后供应站应主要供应岛上没有的蔬菜。
在营房营具方面，个别单位缺少洗澡用具，确定发给木盆或将旧洋灰盆修理使用。
少数单位缺少水桶、打扫厕所用具和冬季的烤火炉子，经研究除尽量利用旧物外，并适当予以补充。
有的单位离水井很远，准备发给若干辆水车，以减轻炊事员担水的劳动。

对一些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则向群众说明情况，进行解释。
（傅群）

本报讯 0209部队二支队九连在进行步兵武器基本射击第一、二练习和夜间实弹射击时，都取得了总评“优秀”的成绩。
在这当中，连长李文祥严格执行教程，从而使射手掌握了真实本领的作法，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

今年训练一开始，九连党支部即向全连人员提出了在射击训练中严格执行教程的要求，并且专门进行了三小时的射击规则教育。
进入训练以后，连长李文祥对部属执行教程方面要求非常严格。
有一次，该连二排长外出参观，见有的单位进行步枪第二练习射击时，射击位置上挖的坑又深又大，回来以后便把这一情况向连长作了介绍。
李连长考虑到这样作虽然对射击有“好处”，但是不符合教程规定，便拒绝采纳这种作法。
九连进行第二练习射击时，也曾有个别射手想“取巧”。
如战士郭建孝射击时，臂肘下沉，小臂向前倒，想把无依托射击变成有依托的。
李连长发现以后，马上制止了这种作法，并且对全连进行多次教育，批评了射手郭建孝，同时又表扬了勤学苦练、老老实实取得了五发五中的射击成绩的射手梁作琴、赵子年等。

九连进行第二练习的时候，也有少数射手叫喊手中武器有毛病，要求试打。
有的射手没有打好，就借口枪有毛病要求另打一次。
李连长坚决拒绝了这种要求，并结合事实向全连进行了教育，说明这是违背教程、欺骗上级的行为，扭转了这种不良倾向，增强了射手射击的信心。
连里在进行轻机关枪第二练习实弹射击时，第一名射手白世友上来就打了个不及格。
但是该连并没有停止射击。
这一批射手打完以后，总的成绩却很好。
对这次射击，李连长认为，如果采取零打碎敲的办法，缩手缩脚，反会引起射手的思想顾虑；
打好打不好主要靠平时的预习。
事后，战士们对李连长这种坚决维护教程的作法反映很好。
如曾要求试打的射手梁庭玉说：连长这种按教程办事的精神，才是真正关心战士的表现。
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真本领。
战士张顺喜说：连长没有叫我使用别人的枪射击，当时我还不太高兴，可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连长作得对。
这是对我们负责。

目前，九连正继续按教程规定加强预习，争取在第三练习实弹射击时再次取得优良的成绩。

作者：大奎爱爽

施工部队的战士们，休息的时候，在小俱乐部里愉快地下棋。

担任国防工程施工的某部二工区一支队一营副教导员邬立环同志创制了一个坑道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可以节省交接班的时间。
图为：邬立环同志正在介绍使用方法。
大奎、爱爽摄影

作者：锺时黄俭

本报讯 空军招待所连续召开座谈会，批驳和揭发原某航校副校长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向党向人民空军进行恶毒攻击

白起在5月30日空军党委召开的起义、报到人员座谈会上，恶毒地向党进攻。
他诬蔑党“独吞人民的胜利果实，爬到人民群众的头上”；
说“对党员是无条件提拔，对非党干部就是不提拔”；
骂老航校训练出来的一批党员飞行员“既不尊师、又不重道”，“缺乏人性”。

右派分子白起一口否定几年来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大建设成就。
他硬说“七年多以来，飞行训练的质量未提高，一等事故严重”。
他说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宗派主义垄断之下，做出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奇迹”，是由于在“干部的使用上，未作到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各尽其长，而是乱点鸳鸯谱”。
他说空军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称职”，应该“把那些庸才都撤下来”。
他自吹自擂地说，像他这样“真正建设空军的能手”、“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爱祖国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德才兼备”的“人民空军创始人”，以及他所推荐的几十名所谓“专家”，才是最称职的人选。

白起的这些反动言论，遭到吕黎平、刘善本、张孔修和邢海帆等同志的有力批驳。
他们揭发了白起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张孔修同志质问白起：“老航校毕业的那批党员飞行员，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现代航空技术，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领空的作战中，李汉、张积慧、王海、高月明和鲁珉等许多同志，一个跟着一个成为人民英雄，牟墩康、陈亮等同志在空战中为祖国光荣牺牲，方子异、安志敏和林虎等许多同志已成为建设人民空军的骨干，这难道是他们‘缺乏人性’吗？”
张孔修在发言中，用事实驳倒了白起这个自命的“建设空军的能手”。
他说，白起连极简单的转弯半径、求前置角的公式都写不下来，连各种云状都不能识别，飞行条令有几章他也不知道，甚至高空飞行的一些感性知识都没有，可是却把自己吹嘘得比凤凰还要美丽得多。
白起所推荐的是些什么人呢？
张孔修说：“这些人大都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或是在我军困难时期坚决拒绝为我军工作的。
就拿白起所推荐的吴鼎臣来说，他是在解放战争中驾着国民党飞机打内战的积极分子，于1948年被我军击落俘获，经过教育还坚决拒绝在解放区工作，由我军本着宽大精神礼送出境。
只因他砸伤残废了，国民党没有再留用他。
1949年5月我军胜利南下时，他又在汉口向我军报到，以后分配他到衡阳待命，谁知他竟骗走了路费去作投机买卖。
像这样的‘专家’能建设人民空军吗？”
拨弄是非，离间干部，恶意煽动

张孔修还揭发了白起一贯拨弄是非、离间干部和离间党群关系的伎俩。
张孔修说：我和白起在某航校相处两年中，不只一次地听到他散播谣言，诽谤某元帅和空军王副司令员。
他对干部还进行挑拔和拉拢。
一次，航校的几个负责人（包括白起）在一块研究了干部的提升问题。
会后，白起就向一个已决定晋级的干部讨好，无耻地对那个干部说：“我已决定上报提拔你，命令就要公布了。”
那个干部向党委汇报了白起的行为，党委对白起进行了个别批评，白起就怀恨在心，几个月后，借口那个干部不尊重他，打了那个干部。
张孔修又揭发说：还有一次，我和白起在空军招待所相遇，白起得意洋洋地说：“我向吴政委告了赖达元（某航校政委），请你不要误会，我对你很好。”
意思是要我和他合作，排斥赖达元同志。

这个一贯进行挑拨离间的右派分子，在空军党委召开的起义、报到人员座谈会上，还对起义人员和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旧空军人员进行了阴险恶毒的煽动。

借口“检讨”继续向党施放冷箭

当同志们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严肃批判的时候，白起给空军首长写了一封“控告信”，诬蔑招待所“组织了打击报复队”，专门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在半个多月来的辩论会上，白起大大小小共进行了六次“检讨”。
在他的所谓“检讨”中，这个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一面继续为自己吹嘘，把自己扮演成为一个“老资格的赤色分子”，一面继续向党施放冷箭。
他阴险地说：“人是礼尚往来，尤其对于长征老干部，不应该毫无情面地批评人家。
从新疆回来的全体干部，开始对我很尊重，就因为我毫不顾忌地批评了某人，他们对我的看法完全变了。”
暗示自己正直，老干部对他报复，党员用宗派主义对待他。
白起还恶毒地说：“在5月30日的发言中，我应该把党的政策和方针好的地方，空军发展的成绩多说说，而我主观片面歪曲地发表了这篇谬论，很失首长威望。”
暗示因为他揭露了领导的缺点，领导上在整他。

白起是大汉奸汪精卫的“红人”
到会同志对白起这种极不老实的态度表示愤慨。
了解他底细的许多同志，当场揭穿了这个所谓“老资格的赤色分子”，原来是大汉奸汪精卫的“红人”。

白起出身于富农家庭，十七岁参加了军阀张作霖的空军，到法国学习两年飞行技术。
回国后当了少校空军军官，后又提升为中校。
“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对地位不满，背叛了张学良，投靠了四川军阀刘湘，当上了刘湘的航空署上校署长。
白起承认，在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经四川时，他曾亲自驾着飞机轰炸过红军。
刘湘被蒋介石搞垮后，白起受到排挤，到云南某机场当航空站站长。
白起当时领了大约十万元（法币）的一笔经费，就大赌特赌起来，把这笔钱输光以后，就逃到广州，参加了汉奸汪精卫的“和运”，并发表“反共救国”的汉奸言论。
日、汪很赏识白起，用专机把他接到南京。
由于他忠实效劳日本帝国主义，不久就当上了汪伪空军专机组少将负责人。
1945年夏，日寇投降前夕，白起接受了国民党先遣人员的委任，但因害怕事后追查拐款潜逃的罪名，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投奔了新四军。

我党本着既往不咎的宽大精神，为了争取、教育和改造他，给予他优厚的待遇。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组织上把他全家老小安全运送到东北，并让他在部队中先后担任航空总队副队长、航校副校长、航空处副处长、军事学院空军系教授会主任等重要职务。
但是他是怎样来报答人民的呢？
据揭发，白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派别活动，积极拉拢从汪精卫那里过来的一伙人，处处为他们策划，为他们安位置。
其目的是企图在他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派别组织，以便和党分庭抗礼。
据他自己交代，他保荐一些人，并不是真正关心这些人和搞好空军建设，而是为了利用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钟时、黄俭）

作者：董存杰

史永龙是医院内科副主任，曾任国民党上校军医，国民党员，参加过“复兴社”，出身于地主家庭，土改时家中被斗争，其父畏罪自杀。
这个满怀阶级仇恨的分子，自从1949年来我军工作之后，就一直怀恨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

整风期间，史永龙向党和党的政治工作接连放射毒箭。
他在济南部队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恶意诬蔑总医院党委“没有懂得业务的，不能领导复杂的医院工作”“科里的党支部也不能领导医疗工作”。
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贬低政治工作的作用，说“政治工作只是发一发报纸书刊，谈谈话，从来也没有配合过医疗工作”；
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党进行政治工作，说政治工作是“与医疗工作争时间，影响了医疗工作的提高”，“政治工作把医疗工作挤到第二把交椅上去了”。
他把政治工作视为“眼中钉”，不但反对指导员发动群众做政治工作，而且公开提出科里不要设指导员，捏造许多事实，说指导员“与科主任有矛盾”，嫌同指导员在一块工作“碍手碍脚”，说政治工作“在科里引起了许多矛盾”，企图达到赶走指导员、取消政治工作的目的。
他对共产党员也采取排挤的态度，科里有个医生是共产党员，他百般刁难，总想把这个医生赶走。

经群众揭发，史永龙仇视党的政治工作是一贯的。
1953年8月他在某医院任内科主任时，党支部为提高工作效率，决定出黑板报开展群众性的表扬批评，他以科主任的职权横加干涉，强迫护士把黑板报抬走。
1954年总医院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时，支部把标语贴在病区墙上，他当即命令护士把标语撕下来，并说：“打什么气，打气有什么用！”
他还经常阻挠医务人员学习政治理论和参加政治活动。

曾在美国混过一年的史永龙，满身都是资本主义的气味。
他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的先进医学经验和巴甫洛夫学说，一口否定苏联的医学成就，并百般阻挠和抵制苏联先进经验的推行。
他到处吹嘘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优越”，他说：“我不但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而且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留恋。”
并且曾经生搬硬套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办院法规。

总医院全体同志正在积极准备对他作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

作者：徐志坚

本报讯 据南京市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分子供认，他们曾经积极阴谋拉拢我军士兵参加反革命集团。

“中华劳卫党”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去年10月由贺聿和、陈培芝等发起的，随后发展了十余人，大部分是中学生。
今年5月1日，他们在南京玄武湖公园集会，选举了负责人，通过了党纲、党章，进行了宣誓。
会上还决定将来要利用升大学的机会到北京、上海等地扩大组织，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发展党员，还要抢劫军事工厂，到农村建立武装等。

右派分子在整风中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以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很快响应，积极进行罪恶活动。
他们写信给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煽动学生打架，到南京大学贴标语，支持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还到永利宁厂去煽动工人闹事。

上等兵李广均1956年应征入伍后，在南京市内卫团摩托连工作。
初入伍时工作学习比较积极，参加了共青团。
但是后来他的生活逐渐散漫，经常单独外出跳舞，不接受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舞会上，反革命集团分子陈培芝发现了李广均，马上交成了朋友。
以后他们常在一起跳舞、看电影、逛马路。
陈培芝搞些舞票送给李广均，李广均也带领陈培芝到部队看电影。
在交往中，陈培芝了解到摩托连所担负的任务等许多内部情况。
不久以前，陈培芝又将“中华劳卫党”的另一个首要分子刘家安介绍和李广均认识，三人一同去照了相。

陈培芝等供认，他们所以积极拉拢李广均，是为了把李广均拉入反革命集团，至少也能从他身上搞些情报。
而李广均由于思想落后、生活散漫、丧失警惕、自由主义小广播，就成了反革命集团拉拢的对象。
李广均在南京市内卫部队的军人大会上，沉痛地叙述了险些被拉入反革命泥坑的经过。
（徐志坚）

作者：白慧和谷岩

耸人听闻的呼吁书

不久以前，全国各地许多艺术团体都收到了一份奇怪的呼吁书。
书末署名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全体师生大会”。
书上大声疾呼：要“为一切舞台美术工作者，尤其是军委总政文工团舞台美术工作者的不合理、不正常的遭遇鸣不平”；
尤其是军委总政文工团舞台美术工作者的不合理、不正常的遭遇鸣不平”；
说这些舞台美术工作者目前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
因此要“强烈抗议一切对舞台美术工作创作自由的限制，创作权利的侵害与一切对舞台美术工作者人格的侮辱”，还要“全国的舞台美术工作者一致行动起来”等等。
不明真相的人看了这份呼吁书，真不知道党和军队是怎样对待这些文艺工作者的，那里似乎漆黑一团，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连人权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这份耸人听闻的呼吁书不仅散发到各艺术团体，“戏剧报”第十一期也刊登出来了。
于是，在全国艺术界，特别是在舞台美术工作者中间，晴天里忽然烧起了一场大火。
很快地，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河北梆子剧团等都有了反应，那里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紧张起来了；
从遥远的南方，云南省话剧团和湖南话剧团，也给总政文工团写来了“慰问信”；
有些地方的剧团更仿效他们，甚至想搞大民主。

这份别有用心的呼吁书来历如何？
幕后纵火的人究竟是谁？

“纵火”的前前后后

5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以下简称剧协）曾经两次召开首都舞台美术界座谈会。
会上，同志们对舞台美术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两个人的发言特别惹人注意。
这两个人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讲师、右派分子李畅，和总政话剧团演出队少校队长、党内右派分子赵森林。
李畅恶毒地骂文化部的领导“有洋奴思想，外国人说了算”。
赵森林绘声绘色地把“万水千山”的作者、导演陈其通形容得像一个可怕的暴君，并说部队文工团舞台美术设计者是“侍从、奴婢”。
他还捏造、夸大事实，说“万水千山”的演出成绩，是用摧残同志们的身体健康换来的；
又说总政文化部的领导对演出部门，是“既不懂又装懂，既官僚又粗暴”；
等等。
赵森林在会上的这些“精采”发言，当时骗取了不少人的同情，挑起了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愤怒和不平。

5月28日，剧协和美术家协会联合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座谈会，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学生也有代表参加。
他们听了赵森林等的煽动性发言后，情绪非常激动，回到学院便传开了。
右派分子李畅、徐廷敏等更百般挑拨，从中煽动。
李畅对学生说：“我没有什么，我是为你们想，你们毕业后出去怎么办？”
又说：“我们一定要斗争，首先要打击权威和宗派（指军队文艺工作领导）！”
于是群情激愤，学生们在李畅等操纵下，筹划着要开大会“声讨”陈其通，拉人出去到总政请愿，还要“慰问”话剧团演出队。
两天内，他们为“声讨大会”开了三次准备会，提出了最高、最低纲领，安排了哪些人参加，哪些人发言，又草拟了呼吁书，决心要把这场火烧得更旺更大。

这时候，赵森林还和话剧团内另一右派分子刘世彩等合谋，把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写成“舞台美术工作者的苦衷”一文在戏剧报上发表。
在这篇文章里，恶毒地诬蔑了军队对文艺的领导，说“军队式的领导方法”，就“不能不使人谈虎色变”。
他还形容他们的工作是“被狂风暴雨摧残蹂躏着的舞台美术之花”。

5月30日，声讨大会在“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全体师生大会”的名义下召开了。
参加大会的共二百多人。
李畅还招来了首都各剧团的导演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文汇报”“戏剧报”等各报刊的一批记者。
事先，李畅就把开会的事通知了赵森林。
会上赵森林作了主要发言。
发言内容充满了恶意的攻击和煽动，并一再吁请别人支持他们。
在赵森林发言的中间，当时就有人乱喊口号。
赵森林讲完后，跟他一唱一和的李畅接着提出：要向全国各地呼吁，要到总政话剧团慰问。
并且说：“你们要游行，我们就上街！”
这种恶意的挑拨煽动，由于没有受到到会人员的支持，才没有上街游行和到总政文工团去慰问。
但是这份向党进攻的“为舞台美术工作呼吁”书，却在会上顺利地通过了。

会后，李畅、赵森林等将呼吁书修改、定稿后，送到剧协要他们分发。
剧协不允，李畅自行盖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公章，送发出去了。

这场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
纵火的头目是李畅和赵森林。

“纵火者”不能逃脱责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人们警觉起来了。
总政话剧团连续召开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党内右派分子赵森林同刘世彩、李畅等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罪行。

赵森林检讨时，开始说自己是“偏激情绪”，“文章措词不当”；
后来在群众指责下，又空洞地承认是“极端恶意”，“有右派观点”。
同志们指出：为了帮助党改进工作，大家对陈其通同志和文工团领导提出不少意见，这和赵森林的用心不同，必须划清界限。
赵森林为了煽动人心所发表的那些最能骇人听闻的事例，都是无中生有和夸大其词的。
比如文章中提到：“虽然‘万水千山’修改满意了，话剧会演得奖了，但我们的健康情况却普遍下降，仅灯光组十二个人中就发生了一个腰椎劈裂，一个胃穿孔，一个胃溃疡，一个肺浸润。
在这满意和受奖的背面，是多少血汗、多大的代价呀！”
……这类恶毒的描绘都与事实完全不符。
灯光组这四个同志的病，都和“万水千山”无关，他们有的在1952年就得病了，有的根本没有参加“万”剧工作。
至于演出队同志们的健康情况普遍下降，那是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而作为演出队队长的赵森林，过去并不关心大家的健康。
在民主大会上，很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赵森林提出批评，而他却有意嫁祸于人，把所有的问题都算在文工团领导的账上。

同志们揭发：赵森林在军内外点火是不择手段的。
整风开始，他就谈笑风生、幸灾乐祸地好像大有可为，找这找那的怂恿别人鸣放和写文章攻击领导。
他明知道刘世彩是一个长期对党怀有仇恨的人，过去两人的关系也并不好，在鸣放中他们却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文章一起写，座谈会一起参加，刘世彩画反动漫画，赵森林支持。
赵森林在文工团内也常挑拨导演和设计的关系；
他还说：“陈其通副部长也受上级压抑”。
在酝酿成立艺术委员会的时候，他主张艺委会应是权力机关，说艺委会如没有决定权，就不能解决首长个人独断的问题。
他还宣传民营剧团和同人剧院的办法如何如何的好。
这都说明赵森林已完全掉进了右派的泥坑。

经过群众的揭发、批判，在事实面前，赵森林不得不承认：他有意捏造、夸大事实，是“为了争取舆论，迷惑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他是“起了军外右派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
但是他的几次检讨，都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群众对他这种不老实的态度很气愤，并指出“纵火者”决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

目前，中央戏剧学院师生对另一纵火头目、右派分子李畅，也在展开坚决的斗争。

作者：空军大校刘善本

右派分子白起把空军建设说成“漆黑一团”，敌我不分，新旧社会混淆，向党作了恶毒的进攻。
我认为有必要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提出来，比一比、论一论。

比一比建设成就

我国人民空军的建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仅仅七、八年时间，成绩之大，速度之快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
现在，我国不但自己能够大量地制造教练机，而且从去年开始，已经能够出产世界上第一流的喷气战斗机，能够制造各种航空仪表，不久还要建立起来更多的航空工业。

在建设空军刚一年多的时候，我国人民就组织了志愿军空军，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建军不到三年，朝鲜战场上的敌人就惊呼我们是世界上第三个空军国家了。

再拿白起所称道为“内行”的国民党空军建设来看一看：国民党空军正式建设在1930年，到1946年我离开时的十六个年头里，在美国大力援助下，才只有八又三分之一个大队。
建设的时间比我们长一倍，数量却差得太远了。

国民党一直就没有建设起什么航空工业，所以大陆解放时，我们也没有接受到什么航空“遗产”。
这又将如何相比呢？

比一比训练质量

以白起在国民党空军的一段为例。
在建设空军十年后的1941年，国民党空军里很少有能作白天复杂气象飞行的。
只有几个人飞了一点点，由于一知半解，又骄傲自满，先后都摔死了。
像二大队大队长佟某，八大队大队长梁某，甚至连复杂气象飞行训练组组长等人都是摔死的。
后来到美国去才训练了复杂气象飞行员。
白起所吹嘘的所谓“自己独创”的夜间飞行，也不过是在学校里飞几个起落，在部队里几乎无人飞行。

可是在白起所谓“外行”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训练飞行员的质量如何呢？
部队里大部分飞行员进行了白天复杂气象训练，还出现了不少飞完夜间复杂气象的全天候飞行员。

比一比事故多少

以我自己亲自看到的一段为例。
国民党昆明航校第八期共飞行千余小时，发生了一等事故七次，二等事故三次，严重事故千分率在七或八以上。
这一段时间白起也在那里，他是看到了的。
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在1940年到1943年中，飞行总时间不到二千小时，除两架飞机被日寇击落外，还发生一等事故九次，二等事故三次，严重事故千分率在六或七以上。
因事故全毁飞机十二架，摔死及失踪的三十二人。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就是1946年在南京因飞机撞山摔死的。

美国飞行员在中国飞行的事故也相当严重。
如在1945年冬，美国五架海军飞机撞在山东的狼牙山上；
1946年十一架美国飞机由昆明转场南京，全部在安徽境内撞山，飞行员全部摔死。
令人痛心的黑茶山事件，王若飞、叶挺、博古等同志的牺牲，也是美机飞行失事造成的。
去年美国国防部宣布：从1951年到1956年，五年期间美国飞行失事共摔死七千六百人，平均每年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1955年一年飞行失事摔坏的飞机价值六亿二千万美元，合人民币约十六亿元。

再看看我们的飞行事故。
从1950年到1952年，严重事故千分率从三点四四下降到一点一五五；
从1953年到1956年，严重事故千分率又从零点六七下降到零点二四五。
以去年我们的事故千分率来比我所看到的国民党时期的事故千分率，他们要高出我们三十倍以上。

比一比技术和战斗力

在1940年至1941年间，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有二百架新飞机。
在由新疆飞到成都途中被国民党空军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沿途摔坏了几十架飞机。
有一次飞行迷航，成队飞机的所有飞行员都在天水西南跳伞，其中有些飞行员摔死，有些在大山、沙漠里失踪。
因而在国民党空军里，流传着很多托梦、扶乩等迷信故事。

这批飞机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和白起所称道的“内行”的领导指挥，在抗战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成都一次空战中，被日寇击落了十九架飞机，在天水被日寇击毁了十五架。

这比起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如何呢？
战争证明了我们空军的政治质量是优越的，技术也是不弱的。
美国空中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就是被我们工农子弟飞行员的炮火击毁的。
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们飞行员的勇敢是可怕的。

看了以上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对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空军建设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
当然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是，在我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空军，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很难避免的。
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利令智昏”，故意闭起眼睛胡说什么共产党“倒行逆施，玩忽人民事业”，“内行不如外行，专家不如小孩”等等。
但是这些事实和基本情况，是任何右派分子抹煞不了的。

作者：孟君

“自由”是一个多么诱惑人心的词儿啊，人们向往它，想努力得到它。
可是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相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
资产阶级右派不是不懂，而是装糊涂，别有用心，利用党整风的时机，挥舞起一把“绝对自由”的扇子，到处煽风点火。
死去了的陈词滥调又借尸还魂了，他们此起彼和，重新又弹起几年来、甚至于几十年来也不曾听过的老调儿。

在文艺界这股所谓“自由”之风也刮得够劲的了。
许多过去曾经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论调，随着气候的转变也很快复活了。

有人从心灵深处讨厌“文艺为政治服务”，似乎它会妨碍艺术的真实性，它会妨碍艺术上的创作自由。
当然他们总还不得不首先表示一下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是不反对的。
可是到此为止，再无下文。
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文艺特点，结果“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了一句空话，只剩下了一个“文艺特点”，也只有这个“文艺特点”才是他们所真正追求的。

在艺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可以感觉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强调作者忠实于现实，对生活有感受，有激情，形象地写出生活中的真实：这便是他们认为的艺术创作上的自然规律，便是文艺的特点，也是所谓“创作自由”。
如果附加上其他条件：如写英雄人物呀，表现党的政策呀，等等，那么这便是违背了文艺特点，限制了创作的自由。

听了这些论调不仅感到和胡风唱的是一个调门，更使人想到和二十年前一些资产阶级文艺论调相仿佛。

1928年，在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集团办的“新月”杂志上，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代表者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学与革命”，文中便否认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他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因于它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露出来的情思，才是好文学”，他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和阶级斗争无关，是超阶级的。
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的“阿狗文艺论”，说艺术唯一的目的就是表现“伟大的情思”，认为文学是自由的，不应从属于什么阶级，如果把艺术降低到成为所谓“政治的留声机”，那就是艺术的叛徒；
他特别强调艺术要自由的表现，否则便不能得到发展。

当然，在今天还没人敢公开提出说文艺是脱离政治，和阶级斗争无关，是超然存在的东西，但从一些文章中，发言中，使人感到他们似乎是一脉相通。
不是吗！
有人认为我们在文艺创作上几年来毫无成绩，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创作不自由，受教条主义限制，甚至于从五四以来都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因而便特别强调文艺特点，让作家们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好像作家们过去是在受压迫，受约束，受限制的环境中过日子的，要求所谓创作自由，强调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写出生活中的真实，不能附加任何条件，不然便是教条，甚至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指导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也会限制创作自由。

毫无疑问，提出写生活的真实是完全对的。
自古以来凡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不论它属于何种流派，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艺术表现手法上多么夸张，它都不能违背生活中的真实，否则便不能称它为伟大的作品。
但是如果孤立地强调所谓生活的真实，而撇开作家的立场观点，这便会陷入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泥沼，因为现实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生活中的现象并不等于生活中的真实，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对生活真实的看法和感受也有所不同。
特别是在今天，社会正在进行着翻天复地的改革，人们的思想正处在史无前例的改造，毛主席说是正处在大变动的时代。
生活本身便是一个矛盾对立复杂的统一体。
一个作家要通过艺术作品来反映这一伟大的时代，自然不能否认艺术家对时代的真实感受，因为如果缺乏对生活的深切感受，不要说创作不出动人心弦的伟大作品，恐怕连平庸之作也难以产生。
问题在于如果过于强调它，而忽略了艺术家的立场观点，以及在思想感情上的倾向性，便会走向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泥沼。
在现阶段，虽然人民已经夺取了政权，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但是人们的立场、观点、思想情感却是异常复杂的，所以表现出来的生活现象也是五光十色的。
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自然也因人而异。
例如在土改中，农民、地主的感受就不同；
在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资本家的感受也不同。
为什么对待同样的事件，却会有着各种不相同的感受呢？
就是由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利害关系的不同。
如果反动的地主资本家或他们的代言人通过艺术作品形象地传出自己的感受，我们是否认为这是写真实而一律加以欢迎呢？
显然不能这样办。
“草木篇”便是很好的例证，作者本人对生活的确有真实的感受，对今天的现实有着深恶痛绝，杀气腾腾的复仇情绪，一旦时机到来他会砍断共产党的脑袋。
这种作品的作者可真是把他在生活中的感受，自由的创作了。
处在今天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对于这种带有极其强烈的阶级复仇情绪的敌人，是否也让他们把自己的感受，自由创作，大量出版这些有毒素的文艺作品，以便来反对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建设呢？
我看自从社会上有了阶级统治之后，从来没有对于它的敌对阶级这么宽大过。

处在今天阶级斗争更加复杂（主要是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时代，许多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有待我们建立，而许多旧的、反动的东西又在死死地拉着我们，两者时刻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不小心便会钻进资产阶级理论圈子里去。
在文学艺术领域内，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从文艺理论上不同时强调艺术家的立场观点以及本身的思想改造，而过于强调文艺特点，生活的真实，艺术家自由的感受，自由的创作，社会把过去党向文艺工作所提的一些有益的口号一律看成是教条，看成是对艺术事业的限制，因而出来大声疾呼，要求艺术创作上的绝对自由。
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这些人便是有意无意地在帮资产阶级右派的忙。

作者：孙学如

总政文工团的舞台美术设计、右派分子刘世彩，在整风的“鸣放”期间，提出了他的所谓“党群关系十二条”，对党疯狂进攻。
他恶毒地攻击党的政治工作，说政治工作不应做思想改造工作，而应像工会一样的专门解决生活福利等问题。
他本身是共青团支委，但他主张在团内不要进行思想教育，而应搞什么学术研究，企图改变团的任务和性质。
最恶毒的是，他说入了党就像当了官，入了党就没有人情味，就没有人的语言、人的观点，说“党性扼杀人性”。
他又污蔑向党汇报是吹牛拍马；
说党把非党专家像牛一样的使用，挑拨非党同志对党不满。
在戏剧家协会召集的舞台美术界座谈会上，他和文工团演出队队长、党内右派分子赵森林以捏造、歪曲和夸大的材料，肆意攻击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
通过他们的点火煽动，造成很多人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满，对党不满，以致酿成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师生大会的召开，通过了发出向党进攻的“呼吁书”，把火点向全国。

右派分子刘世彩今天的这些反动言行是偶然的吗？
翻开他的丑恶历史，就可看出原来他对党一直怀着仇恨。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
父亲作过伪保长，在解放后的减租退押中气死了。
在刘世彩幼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有计划地要培养他成为一个“上等人”，将来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从小时起，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就在刘世彩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长大后，他成为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
他自命清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当1949年7月，我军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向西南进军的时候，蒋匪残部分崩瓦解，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解放。
而刘世彩由于阶级本能所支配，竟踏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参加了蒋匪十五兵团一零八军政工处的学生连，为敌人充当反共反人民的宣传工具。
他对党和党的领袖大肆污蔑，到处写“打倒杀人放火的共匪”的标语，画“杀猪拔毛”的反动漫画。
由于他对敌人的忠心效劳，就被调到十五兵团谍报队，当了特务机关的爪牙，从事查户口、检查汽车、抓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反革命活动。

刘世彩这种反动的本质，经过党近八年来的教育，有没有改变呢？
他前后画的两幅漫画就可以说明。
他在国民党反动军队时曾经画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人的嘴上扣了一把大锁，旁边写着“这就是共产党的言论自由”。
在整风中他又画了一幅漫画：前面一群人的嘴上都贴上了封条，上面分别写着：“造谣”、“粗暴”、“挑拨”、“打击领导”、“宗派主义”等；
后面画着一个人头戴封建王朝的乌纱帽，身穿我军制服，手里拿着浆糊和刷子，口袋上面还挂有很多封条，上面写着“反党”、“反领导”等。
这两幅画都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用一样的表现手法污蔑我们党不给群众以言论自由。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我们一定要和刘世彩这样的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彻底揭露批判他的反动言行。

作者：郑守铭

他心安理得，

眼蒙耳聋；

每天按时上下班，

不差一分一秒钟。

窗外风险浪恶，

他都无动于衷：

“巨浪不能卷走海洋，

狂风焉能把高山吹动！”
醒醒吧，同志！

吹不动高山的狂风，

却能拔起根基浅薄的树木；

卷不走海洋的骇浪，

也会吞没迷失方向的巨舟！

作者：张一得

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

只是用着魔术家的手法，

还有“社会主义”的招牌一付。

他们要把人民代表大会

变成一座喧嚷不休的茶馆；

他们要把国务院

变成帝国主义的代办所。

他们要把工厂和机器

再交给剥削者；

他们要把丰收的庄稼

送进地主的仓库。

他们要让三门峡的地基崩溃，

他们要让黄泛区再成为荒漠，

他们要让穷人们再卖儿鬻女，

他们要让资本家在白骨堆上跳舞。

他们要让中国人民再在羞耻中哭泣，

他们要把共产党员关进监狱，

让天安门前再狂驰着美国的吉普，

他们的尾巴上再矗起大旗——亲美反苏！

让物价飞涨，

让瘟疫流行，

让妇女们羞辱，

让青年们堕落，

让老年人有悲惨的晚年，

让孩子们流离失所，

他们要这样的民主自由，

他们要这样的中国！

社会主义的招牌资产阶级的货，

帮助整风的幌子偷偷下的毒，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别相信他们“骨头里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

别相信屠夫们会立地成佛！

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作者：宝龙赵太远李瑞生

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说：现在农民生活水平太低，还不如解放前；
统购统销搞糟了；
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
等等。
有些思想落后或认识模糊的同志，也跟着喊叫。
7月15日，我们到了0216部队一支队二连，想亲自听听士兵们对家庭生活情况的看法。
这个连队有四分之三的士兵是河北省人，其余的都是山西省人。
家庭都在农村。
家庭成分大部分是贫农，极少数是中农。

下面是一些战士亲自对我们说的话。

比比过去就知道现在好了

马文云说：解放前，我家里的人一件衣服要穿六、七年，现在每个人都有两三套衣服，而且还保存一套新的。
我家六口人，1951年就做了三床被子、六条褥子。
我们村副村长胡成富，解放前没有吃的，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
孩子临死时还哭着要喝稀饭，但是胡成富眼巴巴地看着没有办法。
后来他老婆也忍不住饿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
解放后好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当上了副村长。

刘佳德含着眼泪说：我父亲当了三十四年长工，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和菜根，没有衣服穿，更不用说铺盖，连炕席都没有。
遭了灾把我奶奶也饿死了，我兄弟四人，父母养不起，要把我卖给人家没人要，好说歹说才白给了人家，只求留条小命，直到解放后才回了家和父母团圆。
现在的生活就是一年比一年好。

魏学志说：解放前我家七口人，只有两亩地。
日本鬼子在的时候接连八年遭灾，吃了上顿没下顿，三天两天不吃饭是经常事。
保长还天天要粮，带着人到家里翻箱倒柜找粮食，找不出来就打人。
有一次我家好不容易弄来几升粮食，刚弄到磨上，保长带着人连磨底都扫走了，磕头作揖也不顶事。
解放后，政府领导我们分了地主的苇子，又组织我们打鱼、编席编筐搞副业，每月能分上两三担玉米和黄豆。
1953年土地改革分了地，政府给了种子，第一年就收了六十多担粮食，不光有自己吃的，还有了余粮。
全家换上了新衣。
过去住的伸手够着顶、下雨不敢睡的破房子也不要了，另外盖了新房子。
妹妹也上学了。

灾年比灾年

郭明远说：过去我们穷人就怕发大水，但是地主、保长却盼着发大水。
我亲自听见保长和地主站在大堤上指着洪水说：这水好，跟粥一样，上来好，地淹一淹就肥啦。
当时我气得要命，但是不敢惹人家。
那一年真淹了，我们全家连麸子都吃不上。
解放后年年遭水灾，但是，生活还是一年比一年好。
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遭了灾，吃的是黄豆皮、白薯叶，很多人家出去要饭，连二十来岁的青年都去要饭。
1950年收麦不收秋，但是因为有了互助组和信贷合作社，我家就可以靠贷款买种子、买口粮，就没有饿着。
1953年和1954年又淹了，但是因为已经成立了合作社，组织大家搞副业生产，全村就没有一家挨饿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困难，但是揭开锅看一看，总还是有小米饭、玉米面馍馍。
现在生活好还是过去生活好，事实可以作证。

统购统销好处大

马文云说：统购统销对农民有好处，对工人有好处，对灾区人民好处更大。
我记得1946年我们那里闹水灾，物价一天涨八次，买粮的人越多粮价越高。
现在一连五、六年遭水灾，物价一直稳定。
统购统销对谁不利？
当然只有对那些富农和投机倒把的商人不利。

不能叫别人牵着鼻子走

刘贵远说：我们不能听别人乱说。
我就亲自见过有些人不穷装穷。
我有一个叔伯哥叫刘贵香，是老中农，1955年有人说粮食不够吃，他也赶快跟着嚷不够吃，把很多白面、小米藏起来，而专门蒸了些麸皮馍馍放在桌子上。
串门的来了就说：“孩子不吃麸皮馍馍，光哭，没有粮食真苦啊！”
串门的走了，就关着门吃好饭。

中农生活怎么样

周思洪（家庭是中农）说：我家过去生活也不坏，合作化以后和过去差不多，没有降低。
可是有一条：现在生活有了保障，就是受灾也不挨饿了。

赵连启（家庭是富裕中农）说：我家过去每年打三十担粮食和二千斤棉花。
合作化是好，我亲眼看见贫农的生活提高了。
当然，我家生活没有提高，过去我家没有吃过麸子和豆腐渣，现在粮食不够富裕，有时还吃豆腐渣。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党中央指示要在农村中展开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8月8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领导农民就合作化的优越性、统购统销政策、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等问题，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举行群众性的大辩论。
在秋收前后则着重进行统购统销问题的辩论。
党中央的指示中说：“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
为什么要在全体农村人口中进行这样的大辩论呢？
这是因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经历着一个艰难曲折的逐步巩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在经济方面不断地发展农业和农村副业生产，逐步地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造，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社员能逐步增加收入；
同时还需要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教育社员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合作社，不断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合作社才能逐步地巩固。
而且没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不会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严重的教训”一文所作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按语中还指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
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事实正是这样。
凡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止或削弱了的地方，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抬头。
今年在右派分子在城市向党进攻，地主富农分子也乘机向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动进攻的时候，一些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农业社，就曾发生闹退社、散社和不积极完成夏粮征购任务的现象。
反之，一些经常注意政治思想教育的合作社，如肥东县定光乡中心农业社，就没有发生什么波动，而且带头全部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经常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何等重要。

不打垮地主富农乘机复辟的阴谋活动，就不能在农村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中要使这些人从思想到行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则需要一个长时间过程。
而且有些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勾结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时机，企图复辟。
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也到处进行破坏活动，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扰乱社会秩序。
近日以来，在广东、山西、云南、湖北等省，都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倒算的事件。
浙江省天台县平桥乡长洋村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洪呈岩等，就公然煽动一部分落后社员搞垮了村里一百二十五户的农业社。
并在7月1日乘全社干部不在时，倒回了几支在土地改革时被没收的枪支，企图组织武装暴乱（现枪支已被我公安部队缴回，洪呈岩等已被政府拘捕）。
这些情况说明了农村中的改造运动虽已收到一定成绩，但仍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待机而起。
我们如果对他们的破坏活动不给以坚决的打击，不在群众中揭穿他们的面目，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完全孤立，就不能在农村中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要批判一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伸张农村正气

第三，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的按语中指示我们说：“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
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事实正是如此。
在合作社大发展中，绝大部分富裕中农也参加了合作社。
他们中间多数是愿意同贫农和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但是富裕中农中间，也有很多人是“随大流”加入合作社的。
合作社在初办时期有很多困难，生产一般地一时还难于达到某些富裕中农的原有水平，因此某些富裕中农入社后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增加不多，有的甚至减少了一些收入。
他们就觉得在社里“受拘束”，是“吃亏了”。
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更是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妨害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
如河南省偃师县首先说统购统销“二话”的是富裕中农。
该县寺里北农业社带头反对统购统销的十三个农民中，有十一个是富裕中农和中农，夹村掀起责难国家粮食政策的二十四个人中，有十五个是富裕中农和中农。

对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对于其中蓄意破坏国家利益和合作社利益的非法行为，如果不展开说理斗争，系统地讲清事实，辨明是非，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就不能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合作社就不能巩固，也就不能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不克服党员、干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也会成为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障碍

第四，有些农民、农村党员和干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和右倾思想，也是我们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
我们必须看到，在农村中把小私有制改变成农民集体所有制，把小农经济改变成集体经济的同时，农民小私有者的旧思想意识还没有真正的丢弃，我们也还没有对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党员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致在合作化以后，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合作化以前的状况，或者只有很少的进步。
而在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如一个合作社）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人就往往不能够自觉地服从和维护国家的利益，甚至要牺牲国家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和小单位的利益。
在今年完成夏粮征购任务中，不仅一些农业社社员存在个人主义思想，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而且有不少乡社干部，由于本位思想的存在，曾采取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等办法，使本社少卖余粮多得供应。
天津东郊星光农业社收了五万多斤小麦，生产队长的一粒也不愿卖给国家。
北郊区金星农业社卖麦子给国家时掺假。
朱塘乡卖给国家的麦子中掺有10％砂土，被发现后，社干部就赌气不卖，要把麦子分给社员。
还有不少社干部在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与私商勾结，进行商业投机。
河南省汝南县大王桥乡东红星社，仅去年9月到今年5月不完全统计，这个社商业投机就牟利两万多元。

对于上述的这些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如果不及时予以批判，对于各种投机活动，如果不予以坚决的打击、揭露、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就不会巩固，资本主义病毒会重新发展。

上述各点证明，我国农村虽然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提高农民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完成国家购粮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
也必须批判某些党员、干部的右倾思想，批判农民群众和干部中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
这是农村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已经取得的经验证明，在农村中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大辩论是这场斗争的最好方式，是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方式。
所以我们要在农村中实行大鸣大放大争，要在农村中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
并且以后要每年进行这样一次大辩论。

革命军人要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在这次农村的大鸣大放大争中，我们革命军人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第一，应该认清在农村进行这次大辩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经过辩论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
不容讳言，到今天我们部队也还有些同志，对于合作社的优越性，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等问题，还存在若干错误认识和怀疑态度的。
因而我们部队的同志，也就十分必要从这次辩论中，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弄通党的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政策，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二，要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
我军许多同志的家庭在农村，与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
每个同志在农村这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论争中，都应当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明辨是非。
对于一些来自农村谣言谬论要予以揭露批判，对于非法地主分子的倒算活动，和反动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要支持农民进行坚决的反击和斗争。

第三，应该通过写信等各种方式，积极对自己的家庭、亲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宣传关于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有关党在农村的一些根本政策。
教育他们分清大是大非，坚决听党的话，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第四，我军驻在农村的各部队，应有领导地通过派工作组等方式，积极地参加驻地辩论。
同时还应该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
对于地方政府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应大力予以协助。

综合新华社14日消息 目前，四川、辽宁、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山西、广东、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农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已经初步展开；
湖北、浙江、河南、广西省有部分地区开始进行；
贵州、云南、青海、湖南、江西、山东、吉林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中共党委会有的正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这项工作，有的已发出指示，即将结合各地情况陆续开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前正在传达、讨论，计划先派一批干部加强农村生产、粮食等工作。
江苏省已决定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在秋收后进行。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较早的地区，农村各项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成就。

农业社内更加团结

辽宁省自7月份以来，中共各级党委会先后训练了几十万名报告员、宣传员，在农村通过报告会、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目前大部分地区已基本上家喻户晓，农业社内部比过去更加团结。

掀起交公粮卖余粮的热潮

浙江省温州专区一百多万农民在揭发和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许多乡村掀起了交公粮、卖余粮的热潮。
河北、浙江等省许多农业社在运动中算了粮食总账，并经过热烈的讨论，认识到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
河北的部分农业社因此自动报出瞒产、多分配的小麦一百六十多万斤。

苏州专区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到8月8日止，征购入库夏粮已达二亿四千五百五十二万斤，超额16％成完了国家规定的夏粮征购任务。
在此以前，苏州专区各县曾经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批判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和本位主义，接着各乡、社先后召开共产党员大会，积极分子会议，训练了十多万名宣传骨干。
各地农业社社员利用农闲时间，开座谈会、辩论会、乘凉会，热烈争辩了统购统销好不好，农民消费水平有没有提高，农民应不应该卖粮支援国家建设等问题。
通过辩论，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批判，地主、富农的反动言行受到了打击，使得粮食征购进度迟缓的局面很快扭转了过来。

退社的重新回社社外的申请入社

各地农村在运动中，还采取各种办法宣传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发动农民用解放前的情形，对照解放后的变化。
农民擦亮了眼睛，一些坏分子被孤立，并暴露出来。
四川、福建、浙江等省许多上了坏分子的当、想退社的农民醒悟过来后，纷纷从社内撤回退社申请书。
社外单干户申请入社的也多起来了。
江西省有些地区农民揭发出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煽动社员要求实行“个人包产”的办法，是企图搞垮农业社，让农民回到单干的老路去。
被蒙蔽的社员认清这个恶毒手段，坚决要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许多地区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结合生产和当前各项工作进行，推动了生产等工作，同时巩固了教育成果。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进行这项教育工作。
秋收前多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内容，同时集中地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农业合作化优越性、工农关系、农民生活改善等方面的对比教育。
内蒙古自治区等还将进行民族关系的教育。

推动了农业生产

桂西僮族自治州邕宁县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当前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县晚稻插秧由每天一万八千亩提高到两万三千亩。
七十八万亩的晚稻种植计划已基本完成。
留凤乡早稻收割后，由于出现旱象，有七百多亩水田缺水和无水，社员起初认为已不能再插晚稻了，经过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全体社员立即投入抗旱运动，一天之间即抢插了二百多亩。
全县在晚稻插秧基本结束的同时，三十万零五千亩的中稻，已经耘草追肥了两三遍。

据新华社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13日联名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金dǒu奉和金日成等同志，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电文说，当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战后三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14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祝贺印度独立十周年。

电文说，中国人民十分欣慰地看到：由于印度的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被殖民主义长期隔断了的中印两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得到了恢复，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愿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从而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祝印度共和国繁荣和富强。

据新华社平壤14日电 平壤各界在14日晚间举行了“八一五”朝鲜解放十二周年庆祝大会。
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dǒu奉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

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都参加了大会。
以丁莱夫少将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

谴责西方在西德复活军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指出两个德国直接谈判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唯一道路

据新华社讯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同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会谈结束以后发表联合声明。
这项声明是8月13日在柏林中央统一大厦签订的。
在声明上签字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

联合声明中说，这次会谈再次证实，双方对国际局势，特别是对欧洲局势问题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联合声明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停止、或者至少在两年到三年内暂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建议。
声明谴责西方国家huí避对裁军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的态度。

声明强调指出，西德政府允许和鼓励在西德配置核武器，并且正在把西德的领土变成北大西洋集团在欧洲进行原子战争的主要基地。
声明中说，一旦北大西洋集团挑起了原子战争，西德必然会招致核武器集中袭击的毁灭性后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声明中建议同西德政府就两个德国拒绝用原子武器装备军队和不许在德国生产核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

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种建议，并且愿意就不在德国领土上配置原子武器和核武器的问题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

声明说，双方一致认为，恢复德国统一的问题首先应当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建议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德国人民全民生活的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取得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邦联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实际道路。

声明说，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共同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不容许侵犯它的边境，并且将给予任何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和平劳动和民主成果的企图以坚决的回击。

在会谈过程中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各方面的关系的一些问题。

苏党政代表团离柏林回国

据新华社讯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14日从柏林动身回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等以及成千的柏林公民都到车站欢送。

据新华社讯 上海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中出现了一股值得引起警惕的资本主义逆流。
据调查，在许多行业中都有一些中小型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私自开设“自发工厂”。
这些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往往用隐蔽的方式，用自己的亲属、朋友出面经营。
他们的产品质量低劣，售价也高，利润最高有十多倍。

他们甚至采取贪污、盗窃等等违法手段来获取资金、设备和原料，不惜搞垮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建平制锁厂私方人员赵振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为自己的“自发工厂”采购原料。
去年8月，合营厂因原料供应断绝被迫停工，而赵振华等开设的“自发工厂”却从七、八人发展到二十多人。

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有的公然盗用公私合营企业的机器设备、原料和资金来干他们的违法勾当。
中铸钢铁厂私方人员荣启祥、顾高两人，偷盗合营厂内的生铁、矽铁、铜锅、砂箱、坩锅等资产，并挪用企业资金二千多元，在厂外私设工场，制造耐酸矽铁锅。
当右派分子猖狂地进行反社会主义叫嚣的时候，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的部分私方人员和小业主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更加积极，有人公开叫嚣：“我要搞我的自由天地。”
有的趁此公开提出要退出公私合营。

目前，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已拟订了对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私设“自发工厂”的处理办法。
有关的业务部门也正在根据不同的情节采取相应的措施。
司法机关也依法逮捕了一些犯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

河北省藁城县兴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并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教育宣传。
图为社里的宣传队在市集上向农民进行宣传。

本报编辑部按：

5月初上海和北京许多报纸发表了新闻和文章，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辱骂了记者；
后来左叶本人和农业部、农业展览会都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曾派员向有关各方进行调查，并在7月13日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调查和分析了这件事情。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农业展览会的现场情况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农业部方面的意见。
他指出以前各报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应该调查清楚。

以前各报的报道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
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报上还说：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又对记者们“传达别人的命令”说：“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个同志有意见了，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
在座谈会上，左叶声明，他没有像报上所说的那样骂过记者。
他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
说，他当天是负责为参观农业展览会的外宾带路和维持秩序的，精神比较紧张。
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要把他拉开的时候，他曾说：“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
你是干什么的？”
韩德福说：“我是干工作的！”
左叶就说：“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他检讨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
但是他声明确实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一句话。

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席凤洲，人事司副司长李兴和农展会工作人员崔力群等都说，他们当时在场，证明没有听到他骂记者，也没有听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

外交部新闻司蔡再杜说，他就是报上所指的新闻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但他并没有说“传达别人命令”的话，他当时还不知道左叶是谁。

当事人韩德福在书面材料中只证明左叶说了“你重要还是我重要！”
接着又说了一句什么话，韩说：“当时我听的不太清楚。”
农业部和农展会的几个同志说，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在文章发表之前，曾送稿到农业部去核对事实。
但是，当农业部提出异议，要求弄清事实以后再发表的时候，两报都不加理会，就急急忙忙地发表了。
像这样只听信个别记者的一面之词，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新协会长邓拓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邓拓说，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
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情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
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拓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会上，北京日报记者王一波揭露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是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在会上，袁水拍，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也都分别对自己个人或所属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或自我批评。
新华社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了北京和上海报纸攻击左叶的新闻，因而扩大了不良的影响。
邓拓在座谈会上建议各报应对有关这件事情的错误报道和言论继续进行检查，把这件事同其他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所犯的错误联系在一起，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以便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在新闻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据新华社讯）

据新华社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在阿尔巴尼亚访问了四天以后，已经在8月1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地拉那前往保加利亚访问。
胡志明8月13日下午五时乘飞机到达索非亚时，受到了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和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