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加强棉布市场管理
严禁非法经营棉布和布票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8月05日作出加强棉布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严格禁止非法经营棉布、布票等投机违法行为。
据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市公司调查，上海市场上有不少摊贩、掮客非法经营棉布、布制品和非法买卖布票。
全市非法经营棉布的摊贩至少在三百户以上，非法经营服装等布制品的为数更多。
在邑庙区露香园路一带集中的布制品摊贩有六、七百户，他们经营成百打的童装批发交易，每天营业额最高达两万元以上。
这些摊贩不仅公然破坏棉布计划供应制度，不收布票高价出售粗制滥造的服装，还诱骗妇女、盗窃布票和行贿外来采购干部。
非法经营棉布和布制品的摊贩，还通过黄牛、掮客，以二分到七分钱一尺的价格非法收买布票，然后向国营或公私合营布店套购棉布。
有的黄牛、掮客竟组织贩卖布票的集团，派人到江浙一带农村收买布票运来上海出售，一次贩运在一万尺以上。
据黄浦、邑庙等八个区的不完全统计，今年5、6两月中，查获非法买卖的布票有二十一万二千多尺。
上海市各区现在正根据市人民委员会的补充规定，严格禁止这些违法行为。
蓬莱区已经处理了非法买卖棉布的摊贩三十六户，收购棉布三万三千多尺，没收布票四万六千多尺。
邑庙区最近依法逮捕了一批情节恶劣的棉布投机分子，其中以周益文为首的投机集团，在破获时查到布票一万多尺，还有大量棉布和服装。
据新华社上海13日电
上海市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同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市公司密切合作，节约了大量棉布。
据市纺织品公司最近统计：
在今年头七个月中，全市节约了工业用布和公共用布一千三百一十三万市尺。
此外，市纺织品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内还为国家节约了可以织成三百六十九万多市尺棉布的棉纱和棉花。
据市纺织品公司了解，目前上海市棉布节约潜力还很大。
这个公司将继续派人下厂访问，同各有关单位共同研究，节约更多的棉布。

东北各河加紧防汛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北各河现在都在加紧防汛。
07月下旬以来，东北各地频繁降雨，特别是进入8月以来，东北的松花江和辽河流域连降大雨和暴雨，现在两河的干支流都在涨水，其中洮儿河水情较紧张。
由于松花江上游涨水，丰满水库已经在11日开闸放水。
吉林、辽宁有小部分耕地受内水灾害，现在正在排水抢收或救苗。

四川省江津专区的各农业社，不仅抓紧中稻和晚稻的田间管理，同时注意争取其它粮食作物丰收。
江津县德感乡民光一社抽出一部分劳力来做社里二百多亩红薯田的中耕除草工作。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
在今年05月间北京和上海报纸上喧嚷一时的所谓“左叶事件”，经过新闻工作者协会最近的调查、对证，真相已经大白。
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
许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内，没有查明事实，轻率地、错误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在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
这只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
当时农业展览馆中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在场的新闻记者是有责任的。
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处理问题简单，不冷静，对新闻记者表现了非同志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但是，事情不过如此而已。
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然而，这件事情居然闹起来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个别新闻工作者情绪偏激；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
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最凶狠、最恶毒。
它在5月08日的社论中，煽动人们说，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特别多的”；
“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
它甚至还说：
“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
按照它的逻辑来推论，现在的新闻记者正受着“排斥”，而排斥记者的政权就是“反人民”的政权，那末，对于这样的政权不打倒还等什么呢？
这样，文汇报就完全撕下了面具，张牙舞爪地向党和国家扑过来了。
在文汇报的煽动之下，许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编辑和记者们都出场了。
有的瞪起眼睛说现在是“不敢讲话的时代”；
有的蹲在旁边敲边鼓，说，你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报纸的任务应该是“揭露、揭露、再揭露”……种种谬论不一而足。
特别是在5月中、下旬的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就更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心于煽动新闻记者，并且企图通过他们篡夺某些报纸呢？
理由很简单：
右派分子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他们很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报纸掌握在人民手里，乃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可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交流经验，指导工作。
如果报纸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就要变成牛魔王的假芭蕉扇——引风煽火的武器。
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文汇、光明两报，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曾把毒火点遍全国各大城市；
如果他们篡夺了更多的报纸，试想那会闹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歪曲报道竟有如此广阔的市场，许多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呢？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
原因是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
第1，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就使右派分子容易在新闻界点火；
第2，在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同报社外面的右派里应外合，使右派对于新闻界的进攻一时显得特别猖狂。
有些人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但是，究竟什么是所谓绝对的“新闻自由”呢？
有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
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右派分子用资产阶级方向压倒了无产阶级方向，是一个教训；
“左叶事件”的不真实报道压倒了事实真相的发表自由，也是一个教训。
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刘光华所说的“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了”，虽然狂妄，却说明了两种自由互相排斥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左叶事件”的文章以前，曾请农业部就原稿核对事实；
农业部建议查清事实然后发表，中国青年报没有理会，因而犯了错误。
本报发表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的时候，没有认真查对事实，也造成一大错误。
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它的真实性。
很显然，我们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
不但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
“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
所有的新闻工作单位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联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其他错误和缺点，检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

山东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受灾地区农业社抓紧补种改种晚秋作物
新华社济南13日电
新华社记者宋杰报道：
经过一个月来紧张的防汛斗争，山东省人民已经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遭受水灾严重的菏泽、济宁、临沂等专区被水包围的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个村庄，现在绝大部分已退水，外迁的灾民正陆续回乡生产，重建家园。
全省被水淹没的二千七百万亩农田，已有70％以上退水。
据各地统计，今年由于大水来得早，排得快，受淹农田中有20％左右未造成灾害；
有22％的农田受灾轻微，只需补种部分作物；
其余绝大部分也可以改种晚秋作物或播种冬小麦。
07月上中旬，山东省连降暴雨，南部菏泽、济宁、临沂等专区在半月内降雨量达八百公厘以上，有的县竟达一千多公厘。
沂、沭等河流和南四湖漫溢决口；
同时黄河又连续出现八次洪峰，河床区洪水漫滩，因而造成了全省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
洪水形成后，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先后抽调副省长等负责干部二十多人，带领五百三十多名干部，亲赴灾区领导排水和抢救工作。
各受灾地区的机关、部队和企业部门的干部，也都全力以赴，与灾民共甘苦，同生死，日夜与洪水搏斗。
在防汛紧张时期，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京、上海、沈阳、江苏等省市先后派出一百二十三架次飞机，五百三十多只轮船、橡皮船，一百一十多辆水陆两用汽车、卡车，并抽调一千四百多名工程兵和技术人员亲赴灾区抢险，大大增强了防汛力量，鼓舞了灾区人民战胜洪水的信心。
现在各受灾地区的农业社正抓紧在退水的农田里补种、改种晚秋作物，加强田间管理。

战胜了干旱威胁
青海高原粮食可望增产
新华社西宁13日电
战胜了干旱威胁的青海高原上各族农民，正在收割青稞和春小麦。
目前，黄河和湟水沿岸的川水地区即将收割完毕，山旱地区不久也可以开镰。
根据已收割地区推算，只要最近不发生意外灾害，今年青海高原粮食产量将比去年增加约5％。

打破了不愿多投工多投资的保守思想
山西秋粮增产运动有新起色
据新华社太原13日电
山西省各地注意解决农业社社员的思想问题，各项增产活动有了显著成绩。
07月初，山西省农村的秋粮超额增产运动刚刚开展的时候，有些推行了“三定一奖励”包工包产制度的农业社顾虑投资多了生产成本加大，收入相对减少，会得不偿失，并且投工多了还要降低劳动日的价值。
因此，在安排使用劳力时就故意限制社员出勤，并且出现了不购买肥料、不灌溉、不精耕细作等现象。
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为了打破这种妨害粮食增产的保守思想和错误作法，及时地组织各地农业社讨论，并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向社员说明多投工多投资的好处。
各地农民经过教育以后，认识到多投工多投资无论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利无弊，因此秋粮超额增产运动有了新的起色。
长治、晋南、榆次等地许多农业社社员的出勤率一般提高了10％左右，生产投资也有显著增加。
目前，全省四千多万亩秋田都提前锄了两次到三次，精细程度都超过了往年。
谷子、玉米等作物的追肥面积都比原来计划扩大了一倍左右。
南部地区的农民在三百多万亩麦茬地里复种了玉米、谷子等作物，太行山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在住宅前后、河渠沿岸和河滩沟岔间整修和种植了大批小块土地，仅昔阳、武乡、五台等十多个县就有十三万多亩小块地种上了豆类、糜黍等晚秋作物。

把布票供应数量和农民拉平
武汉市规定在第4年度前期中副科长以上干部每人定量九尺
本报武汉13日电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在棉布计划供应第4年度前期中，将副科长以上干部的布票和农民拉平，每人定量一律九尺。
这个规定包括该市和驻在该市的各级国家机关、党群团体、工矿企业、学校和事业单位在内。
副科长以上干部比市区内的职工、学生、居民和一般干部，每人要少领五尺布票。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在正式作出这项规定以前，曾向全市二百多个较大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这些单位在召开副科长以上干部的座谈会后，都纷纷用书面或电话答复市人委，表示要发扬国家干部吃苦在前、得利在后的革命传统，同人民群众共甘苦，坚决拥护这项规定。
有些干部还表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发放布票时，自动不领或少领，帮助国家克服这个暂时的困难。

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
“左叶事件”报道失实
揭穿了右派分子恶意夸张煽起反动火焰的阴谋
本报和许多报纸检讨了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错误
新华社13日讯
05月初上海和北京许多报纸发表了新闻和文章，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辱骂了记者；
后来左叶本人和农业部、农业展览会都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曾派员向有关各方进行调查，并在7月13日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调查和分析了这件事情。
这个座谈会由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主持，到会的有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部长助理左叶，农业部其他工作人员席凤洲、夏霆、李兴，农业展览会工作人员邢毅、崔力群、叶超麟、瞿宁康、何珊庆，外交部新闻司蔡再杜，中宣部新闻出版处王谟，人民日报袁水拍、高粮，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王一波，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文汇报姚芳藻等二十余人。
当事人之一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因公出差在外，还有一些有关人员未到会，事后都补写了书面材料。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农业展览会的现场情况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农业部方面的意见。
他指出以前各报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应该调查清楚。
以前各报的报道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说：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
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报上还说：
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又对记者们“传达别人的命令”说：
“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个同志有意见了，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
在座谈会上，左叶声明，他没有像报上所说的那样骂过记者。
他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
他说，他当天是负责为参观农业展览会的外宾带路和维持秩序的，精神比较紧张。
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要把他拉开的时候，他曾说：
“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
你是干什么的？”
韩德福说：
“我是干工作的！”
左叶就说：
“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他检讨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
但是他声明确实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一句话。
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席凤洲，人事司副司长李兴和农展会工作人员崔力群、瞿宁康、叶超麟都说，他们当时在场，看到左叶的精神紧张、态度急躁是事实，并且听他说过“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的话，但没有听到他骂记者，也没有听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
外交部新闻司的蔡再杜说，他就是报纸上所指的新闻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他并没有说“传达别人命令”的话，他当时还不知道左叶是谁。
当事人韩德福在书面材料中说，他那天要拉开左叶的时候，他的胶片已经拍完，他之所以去拉，是因为另一摄影师刘云波正在工作，手中的摄影机距离左叶的头部只有半公尺，一方面左叶挡住了镜头，一方面如不拉开他，他的头就要碰到机器上了。
韩德福说，左叶被拉后很生气，一回头就说：
“你怎么拉人？”
韩说：
“不拉你，机器就要碰到你的头了。”
左又气愤地说：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
接着又说了一句什么话，韩说：
“当时我听的不太清楚。”
农业部和农展会的几个同志说，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在文章发表之前，曾送稿到农业部去核对事实。
但是，当农业部提出异议，要求弄清事实以后再发表的时候，两报都不加理会，就急急忙忙地发表了。
记者写稿前后也并未向当日在场的其他有关人员，如农展会、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去调查核对。
像这样只听信个别记者的一面之词，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新协会长邓拓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邓拓说，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
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情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
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拓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曾在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影射这件事情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也没有弄清事实。
袁水拍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
他说：
“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
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
大家对他的检讨表示满意。
在5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与这件事有关的漫画和杂文的方成和梁汝怀也在会后送来了书面检讨。
方成说，他的漫画实际上是讽刺左叶的；
根据的材料既不全面、又不确实，就乱加讽刺，结果变成诬蔑性的攻击。
他表示诚恳地向左叶同志道歉。
梁汝怀说，他写的“要学会尊重人”的杂文，对左叶进行了不正确的批评，不但未调查清楚事实，而且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态度，还强词夺理硬说记者当时的工作更重要，这些都是错误的。
会上，北京日报记者王一波揭露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是参加那天农展会采访的记者之一，他在事后对王一波说：
“这事还了得，非向上海拍专电，写社论不可！”
05月08日文汇报发表了这个事件的新闻和富有煽动性的社论以后，王一波又和刘光华在机场相遇，王告刘说，左叶认为与事实不符，要上告。
刘光华用轻蔑的口吻说：
“管他怎么告，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
告到外国去也不管用，反正我们已经登了。”
从王一波揭发的事实中可以看出：
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在会上，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也都分别对自己个人或所属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或自我批评。
新华社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了北京和上海报纸攻击左叶的新闻，因而扩大了不良的影响。
这次座谈会以后，新华社也作了书面检查。
邓拓在座谈会上建议各报应对有关这件事情的错误报道和言论继续进行检查，把这件事同其他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所犯的错误联系在一起，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以便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在新闻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省委书记刘俊秀等对本报记者谈：
江西粮食增产和征购任务可以完成
关键在于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
本报庐山13日电
记者李连斌报道：
07月26日以来，江西各地普降喜雨。
除少数县外，入夏以来的旱象已完全或基本消除。
目前，全省一千八百二十万亩早稻的收割工作基本结束，近七百六十万亩中稻也将收割，广大农民正集中全力抢收早稻和中稻，抢种晚稻和其他秋季作物，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机关和绝大多数干部以及广大农民还在积极进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各项准备工作。
许多地方已提前向国家预交公粮和预售余粮。
今年，江西省一度旱象较重。
入夏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由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作祟，普遍夸大灾情，压低产量。
他们想多留粮食，少卖粮食给国家。
相当一部分乡社干部因为存在片面的群众观点，也盲目地跟着群众夸大夏季灾情，少报产量。
甚至某些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随声附和。
08月0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邓洪、省委农村工作部长王大川、农业厅副厅长盛朴等同志向记者谈到了江西省今年的粮食生产问题。
他们一致认为：
全省下了这场雨，今年粮食增产是可以肯定的，今年的征粮购粮任务也可以完成。
刘俊秀同志说：
“历年来每到征粮购粮的时候，都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和干部，甚至包括县级以上某些领导干部夸大灾情，压低产量。
这种现象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其目的不外乎是想减少些购粮任务，多留点口粮。
但江西省解放以来，七年中粮食的实际产量，不论丰年、平年或灾年，都稳定在上一个年度的基础上，达到保产、少有增产或丰产。”
他列举了七年来的增产数字说明：
从1950年算到1956年，七年中共增产粮食五十二亿五千万斤，增产67.8％，平均每年增产粮食七亿五千万斤。
随着粮食生产的逐年增加，群众留粮也有所增加，如以1950年留粮为一百，1956年则为一百三十。
刘俊秀说：
“粮食增产不仅保证了全省人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的供应，而且保证了国家给予江西省的粮食外调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他说，江西省外调大米逐年增加。
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共调出大米五十三亿二千二百多万斤。
在谈到今年粮食生产的情况时，刘俊秀同志等对增产的可能算了一笔账，认为早稻增产加上中稻产量以及大小麦等春收作物，共八十六亿斤粮食到手已有把握。
他们认为，如果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再下一次到两次（每次五十到八十公厘）较充足的雨，并作好补苗、育苗锄草、追肥、耘田等田间管理工作，就可以争取晚稻丰收。
全省粮食（按稻谷计）总产量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亿斤左右，比去年增产十亿斤。
根据对增产的可能情况的分析，今年江西省的征粮购粮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刘俊秀认为对于一部分群众和干部夸大灾情压低产量的恶劣的思想作风不应该迁就姑息，而应进行深入的教育和适当的批评。
经过说服教育明确是非关系和利害关系之后，相信凡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绝大多数就会很快地改正过来。
但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改的人，不论干部和群众都应进行严肃的斗争。
他接着说：
“为了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更主要的办法是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实地参加生产，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材料，摸清实际产量，用生动的事实批驳那些故意夸大灾情、压低产量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右倾思想。
对故意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应给以严厉的打击与制裁。”
最后他肯定地说：
“江西省要保证完成今年粮食增产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基本关键是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深入地开展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反右派斗争批判某些干部和群众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解决思想问题。
同时应抓紧时机再接再厉大力搞好秋季生产，并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来保证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顺利完成。”

社会主义教育改变生产疲沓局面
广东晚稻插秧速度转快
本报广州13日电
广东省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农村的夏季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全省晚稻插秧疲沓的局面已经扭转过来。
省内主要粮食产区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插秧进度加快一半以上，并在抢种番薯。
曾经遭受严重水灾的惠阳专区，一般农业社的出勤率，由这次思想教育运动以前的60％提高到90％以上。
半个月来，全省积肥的数量也由三亿多担，增加到五亿多担。
全省有一百多万亩低产田实行了土壤改良。
部分受旱地区全面掀起了抗旱抢插运动。
目前，每天正以插秧两百万亩的速度，争取按季节完成全省四千万亩晚稻插秧任务。
前些日子，广东省农村中的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猖狂进行反攻倒算活动，并挑拨群众和干部的关系，煽动农民退社。
当时农民群众中也产生了混乱思想，以致有些地区的生产工作停滞不前。
经过充分揭发了这些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以后，农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生产热情高涨。
例如海康县十五个乡二十多万农民，在反击三百四十个不法地主、富农和惩办了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之后，热情参加生产。
六百多个态度消极的干部工作积极起来了。
一百四十八户退社的农民，重新回到社里。
农民之间的团结气氛比从前更加浓厚。
目前，各地提出了“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的口号，组织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农民生产，力争晚造农业全面丰收。

不要被右派分子的新花招迷惑
武汉工商界应坚持斗争
据新华社武汉13日电
武汉市工商界正在进一步克服温情主义，揭发右派分子抗拒斗争的新花招，以便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武汉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市工商联的领导集团被王一鸣、厉无咎等右派分子所掌握，他们不但不积极领导反右派斗争，而且为右派头目章乃器打掩护和帮腔，阻挠斗争的开展。
这时，不少工商业者怕撕破面皮、怕打击报复，不敢大胆揭发和参加斗争。
当时为了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武汉市工商联、民建市委员会在广大工商业者的要求下，改组了反右派斗争的领导集团，并召开各种会议和采取个别串联、层层发动的方法，对广大工商业者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教育，批判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
特别是揭发了右派分子王一鸣、厉无咎等的大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以后，广大工商界进一步受到教育，不少人擦亮了眼睛，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有所克服，从而进一步揭发了一批新的右派分子，揭穿了右派分子硬抗、软拖、抵赖等诡计，打下了许多右派分子公开抗拒斗争的嚣张气焰，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但是，最近以来，右派分子又想出了新的花招来对斗争进行抗拒，很多右派分子不交代任何重要问题，但表面上假装老实，作长篇大论的“检讨”以至痛哭流涕引起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恶毒的攻击现在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某些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借某些人历史上的污点，拖他们下水，企图以此破坏领导核心，在工商界中造成思想混乱，达到逃避斗争的目的。
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在右派分子这个新的阴谋下，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他们有的说：
“像章乃器、王一鸣这些人，言论有市场，可以反一下，对区工商联的一些小右派，真没有什么可反的。”
还有人主张对右派分子不要采取说理斗争的办法，而是要“最好以新旧对比的事例来感化右派分子。”
目前武汉市有关领导方面正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揭穿右派分子的新花招；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帮助广大工商业者认识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提高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以便使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获得彻底胜利。

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
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四千多干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他们极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科学刊物编辑人员。
右派分子杨肇燫是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兼九三学社科学院支社主任委员。
解放前他担任山东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时，思想一贯顽固反动。
解放以来，长期抗拒党的领导。
去年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他认为有机可乘、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大量地发展九三学社社员，收罗对党不满的人和落后群众入社，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同时，他还竭力排斥党员到编辑室担任领导工作；
坚决要求组织上派他的亲信到编辑室担任领导，他拒不执行上级关于改革出版社社务的各种指示。
在大鸣大放阶段，他首先向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挑战，污蔑我们的人事制度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为右派分子储安平、钱伟长、孟昭英等叫冤和辩护；
并利用九三学社组织积极点火，煽动过去在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的人和其他对党不满的人“吐苦水”，扬言要为他们“申冤”。
现在，杨肇燫还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
科学出版社的另一个右派分子黄宗甄是杨肇燫的帮手。
他是出版社第2编辑室主任、九三学社社员。
鸣放开始以后，他和杨肇燫都在群众中宣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谬论；
他还妄图动员党员起来揭发所谓党的“内幕”。
他还扬言要通过整风把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的两位党员副主任赶下台去。
黄宗甄在群众压力下已经开始低头认错，但是交代还很不够。
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聂光坻是国民党的高级职员，曾经担任过“扫荡报”特派员。
解放后被留用，但他一直仇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第1次普选时，他私印宣传品破坏选举。
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诬蔑党的组织是“封建统治”；
骂党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蝇营狗苟，名誉地位不劳而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还在大鸣大放期中拉拢民主党派成员向党进攻。
目前，由于他的反动面貌已被彻底暴露，才被迫表示低头认罪。
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右派分子刘治平因为他的反革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直对共产党抱仇视态度，说今天的社会“黑暗”。
整风一开始，他贴出了第1张反动大字报，此后他又诬蔑肃反运动，打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认为“三害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必须连同政治制度一起消灭”。
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物理研究所另一个右派分子、研究实习员鲍诚光同刘治平沆瀣一气，在整风一开始就发起所谓“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墙”，他在那里大放厥词。
他猖狂地要求党把实权交出来。
现在，所内群众正在痛斥他的谬论。
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研究人员宣受之是一个顽固的右派分子。
他向别人造谣说：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他甚至公然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也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取得民主独立与发展工业。
电子学研究所群众开会批判他，他的态度还很不老实。
现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展开。

农工民主党中央
正式成立整风领导机构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12日召开的第30次执行局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并且通过了中央执行局办公会议的成员名单。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整风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计有：
王人程、方荣欣、丘辰、刘春、刘星垣、刘树勋、严信民、何世琨、季方、周谷城、周太玄、周延瑾、范权、胡一禾、徐彬如、唐午园、夏康农、郭则沉、傅肖先、杨清源等二十人。
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是：
季方、徐彬如、郭则沉、严信民、周谷城、周太玄、刘春等七人。
又，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举行了第1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有关成员分工和设立工作机构的问题，并且原则上通过整风领导委员会向各地方组织发出的“关于加强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整风的指示”。
这项指示，日内再作若干修改即可发出。

到处纵火妄想倒算五反账
郑立斋丑恶面目被揭穿
本报兰州13日电
民建兰州市委会连日举行会议，追击右派分子——甘肃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兰州市委副主任委员郑立斋。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郑立斋就疯狂地向党进攻。
当光明日报记者到兰州“纵火”时，郑立斋自告奋勇地在工商界中把火传点起来。
郑立斋在省召开政法座谈会时，他指使民建的会员把“五反的问题也提出来”，打算煽动倒算“五反”账。
现在，当这个“纵火犯”在大家的指责下露出原形时，他还丝毫没有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表现。

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王中妄想抵赖受到一致斥责
据新华社12日讯
党内右派分子、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今天举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对他的反党言行继续抵赖，他的恶劣态度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斥责。
会议并继续揭露了许多事实，决定让他回到上海后彻底交代。
王中在今天会上的“检讨”，不但不承认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质，反而还污蔑过去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与事实不符”，妄想向党反扑。
会上，会议主席当场取来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叫他指出“事实不符”之处。
结果，他指出的每个所谓“事实不符”，都在他的经过他自己看过的书面言论中找到了确凿的根据。
面对这样的事实，王中时而哑口无言，时而支吾其词，态度极为狼狈，并不得不表示要继续交代。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最后在会上发言。
邓拓指出，王中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在人民革命刚刚打垮资产阶级的新闻阵地后不久，就捡起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武器，在新闻战线上为资产阶级保镖，向党进攻。
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早已背叛了党和人民。
王中在向党进攻时，并且把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他的阵地，以支持他的反动论点的复旦大学学生作为他的队伍。
邓拓说，王中现在已经面临着政治上完全毁灭自己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他在回到上海后的继续交代中不能正视这一点，他就将彻底地自绝于人民。

山西广大农民参加反右派大辩论
安邑县农民同右派算账算得右派抬不起头来
新华社太原12日电
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山西省各县的机关、学校、企业和民主党派组织中广泛展开。
各县对于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首先利用县报、大字报、黑板报、有线广播等给以全面的揭露，然后发动群众用事实和他们展开说理斗争。
有的县还组织了“分析研究右派分子反动论点小组”，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使斗争有理有力。
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了县城里的反右派大辩论。
他们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批驳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在安邑县8月04日举行的三千多人的大辩论会上，有七十六个农业社的五百多名代表参加，有三十多人发言了。
他们在发言中都用自己的账、全社的账、土地改革前后的账、合作化了的账、吃的账、穿的账等等，当场把七、八个右派分子算的头都不敢抬起来。
有的农民代表还控诉右派分子毒害他们子弟的罪行。
经过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使原来认识模糊的人也提高了认识，积极分子的队伍不断在壮大，揭露也愈来愈深入。
右派分子经过揭露和批判以后，现在已经被孤立起来，有的已低头认罪。

把工商业者引回老路是痴心妄想
钱孙卿的引魂幡被烧掉了
新华社南京13日电
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最近在南京联合召开全省二十九个市、县工商业者代表座谈会，对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钱孙卿进行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在“大鸣大放”期间，钱孙卿疯狂地煽动工商界向党进攻，说什么“民主党派强调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教条主义”、“强调资产阶级改造，使人丧失自尊心”。
他煽动中小工商业者闹大民主，并妄称要由他来收拾残局。
他提出要公方退出公私合营工厂，由私方领导，与有公方代表的合营工厂进行竞争。
钱孙卿和章乃器所散布的毒素，已经导致江苏省某些地区和行业的工商业者向右转。
江苏省及各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的学员，有不少人不愿接受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理；
钱孙卿的儿子无锡市工商联常务委员钱钟汗，企图使合营三年的申新纺织工厂重回资本主义道路，移交私方经营。
无锡市纺织业中有十四个私方人员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联名发言攻击共产党对合营企业的领导。
泰州市右派分子也狂妄地要把工商联中的共产党员干部排挤出去。
现在，这个座谈会正集中向钱孙卿的这种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不调和的说理斗争，指出各地所以出现这些反动言行，正说明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变政治立场。
苏州市工商联执行委员童勤高深切地说：
“我们思想深处的剥削意识，不可能在企业敲锣打鼓合营后就一下子克服了。
如果说强调改造就是丧失自尊心的话，那也只会丧失可耻的剥削阶级自尊心，这有什么不好？”
江苏省工商联常委张允溪揭露钱孙卿的阴谋说，钱孙卿不论在原则与具体问题上都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在口头上的“拥护”、“承认”，只是为了取得合法地位，更便于他的破坏活动。
大会几天中已揭发的材料也证明的确如此：
钱孙卿口头上拥护土地改革，在行动上却大喊“江南无封建、江南无地主”；
钱孙卿表面上赞成肃反运动，暗地里却包庇无锡大汉奸钱凤皋；
钱孙卿拥护五反运动，却为无锡五毒俱全的奸商赵章吉到处喊冤；
钱孙卿一面同意统购统销，一面又造谣说“农村饿死人了”；
钱孙卿也说工商业者应当爱国守法，但又叫嚣“官有法，民无法”，无法可守。
他说什么共产党制定了宪法，可是运动一来就丢了，以此来诋毁各种政治运动。
江苏全省工商界对这次社会主义大辩论，表示极其关怀和支持。
从8月07日大会开始以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批判钱孙卿的谬论，每天并以巨幅刊登大会新闻和参加辩论者的文章。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
右派分子荣孟源是史学界的骗子
本报讯
近半个月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全体人员连日开会揭露和批判该所研究员右派分子荣孟源的反动言行。
一些曾受他指挥或被他利用的人也相继作了一些交代。
06月间，荣孟源写了一篇题为“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的文章在“新建设”发表。
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科学纲领”的关于历史学方面的补充。
荣孟源在这个“纲领”中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提倡恢复旧史学。
他的办法是在主张各种体裁同时并存、强调要重视资料、继承传统等口号的掩盖下，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他指责说：
“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只有（发表时改为“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他认为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历史学传统批判的接受，而提出“我国传统历史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一种花，都要和论文体裁的花一起开放”。
并且“首先应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撰述各种体裁的资料”。
他实际上就是要用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旧史学来代替一切，或者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
荣孟源针对着党的思想领导作了恶毒的攻击。
他把一些党员说过的话加以歪曲，然后极力攻击，他说：
“有人说‘纪事本末体算什么东西’、‘分别研究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单纯业务观点’、‘这是脱离政治’，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无知，绝不是科学态度”。
这一段话在他的原稿中更加恶毒。
原文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无知，可是只能腹诽，不敢说出口来，腹诽应当杀头，可是无所表示，他人不知，其奈我何！”
这表示出他对于党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非常仇恨的。
荣孟源在“纲领”中捏造事实煽动挑拨。
整风期间，荣孟源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章向党进攻，一方面在历史三所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党反对党的活动。
他首先提出1953年历史三所对他反党宗派活动的批判是“阴谋陷害”。
事实是：
1953年以前荣孟源在所内搞小集团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影响极坏。
1953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全所人员对他们的宗派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可是，荣孟源并没有憣然悔悟，这次借着整风的机会对党恶意诬蔑。
荣孟源一开始就与右派分子研究实习员张振鹤狼狈为奸。
所内其他右派分子和一些有错误思想的人这时也都奔集荣的门下，散布反动言论，进行点火活动。
在一个时期内，荣孟源实际上成了历史三所右派分子的中心人物。
荣孟源的反党活动是有一贯性的。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在1932年参加了革命。
但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了党，自动地向国民党自首，出卖革命同志。
此后，他就参加了反动组织青帮，投到军阀孙传芳部下的一个师长门下当徒弟。
一二九运动时，隐瞒自己的反动历史，又混进党内。
1941年在延安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公开地反对党中央西北局，被开除出党。
1953年底，党对他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批判后，仍然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并对他表示信任，委托他做不少的工作。
但这个右派野心家的本质始终并没有改变。
在近些天来的批判中，大家还指出：
荣孟源这个野心家在社会上有一点点虚名，有人把他当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其实他是个史学界的骗子。
抄袭别人的作品更是荣孟源“著作”中的突出现象。
例如他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即是大量地整段地剽窃抄袭，拼凑成书。
这书开头的第1章第1节共一千八百余字，几乎全是抄引“毛泽东选集”。
但他只把其中七百多字作为引文，其余八百多字便剽窃为自己的“创作”。
更加恶劣的是，他利用编辑“近代史资料”等工作的便利，压制别人的稿件，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窍为己有。
张国淦先生写了“辛亥革命史略”（尚未出版）一稿送给荣孟源提意见，他乘机把其中关于洪述祖的材料先抄在自己的书里发表了。
在批判会上，群众一致指出：
荣孟源是一个品质恶劣，欺世盗名的右派野心分子，要他必须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作出彻底的交代！

粮食部揭发他苦心孤诣地污蔑党的领导、打击党的组织、辱骂党的干部
章乃器的工作经得起检查吗？
粮食部揭发他苦心孤诣地污蔑党的领导、打击党的组织、辱骂党的干部
据新华社13日讯
章乃器对共产党真的像他所说“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吗？
粮食部今天继续举行的批判章乃器的大会，彻底戳穿了他的谎言。
粮食部部长助理史敏今天首先发言。
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章乃器一贯目无党的领导，攻击党员干部，破坏党的威信。
史敏说：
几年来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不服从上级的决定，例如1954年上半年，许多地方为了扩大油源，曾经推广米糠榨油，但实行米糠榨油后，糠饼作饲料是否影响对猪的营养价值，当时尚须研究。
因此，中财委指示各地暂时停止推广。
当时中财委副主任邓小平也当面指示陈希云副部长，要粮食部在一个时期内着重试验糠饼喂猪的效果。
可是章乃器对中财委这一指示很不满意，并认为陈希云副部长传达邓小平副主任的指示是“盲目服从上级”、“神化上级”，“是个人崇拜”。
三年来章乃器对这件事一直心怀不满，并常常在许多场合故意歪曲事实，对党和上级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诬蔑中财委停止推广米糠榨油的措施，是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
一直到今年02月07日章乃器在粮食部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谈到“米糠榨油”问题时，情绪表现得特别激昂。
他在会上再一次地污蔑党是“以常识代替科学”，“以举手表决的办法决定科学上的问题”，似乎只有他章乃器才懂得科学。
史敏又举出关于标准米的问题，在中财委决定降低稻谷出米率后，章乃器也是采取了抗拒的态度，到处散布反对这个决定的言论。
而且最近检查档案，发现章乃器在1956年04月还向周总理写过一封信，谎报说：
“据中央卫生研究院杨恩孚主任反映，近来南方脚气病已经大大减少，这主要是标准米的好处。”
可是后来查对杨恩孚写的材料，他并没有这样说过，而是章乃器为了证明上级过去的决定不对，故意虚构的。
史敏还揭露，章乃器对于国家机关中的中共党组是不满的。
去年08月章乃器写给周总理一封信，公然提出，“直到近来，某些中央和省市还以党组名义对下布置工作，就难以理解了”；
信上说，这对“发挥国家机关的作用和发扬民主都是不利的”。
史敏说，“章乃器这封信虽然写得很隐晦，但他的用心是要削弱甚至取消政府部门中党组的领导，还不是很明显的吗？”
史敏说，章乃器平时总感到机关设有党组，妨碍他个人的威信和权力欲望。
章乃器遇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从来不表示要提请党组讨论；
对党组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也很不满。
章乃器对粮食部党的基层组织和一般党员的作用也是十分轻视的，四、五年来，他很少谈到过机关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但是他对党的污蔑造谣却随时可以听到。
史敏接着又揭露章乃器不放弃任何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机会，甚至在处理人民来信中也是竭力煽动反对共产党和政府。
他对于不满现在的社会制度、骂党、骂政府的材料，特别感到兴趣，根本不经过任何调查，就无条件地同情、赞扬、鼓励和支持。
如今年02月，浙江宁波油脂公司一个名叫傅时明的人给章乃器写信，捏造说“冷榨豆腐”是他发明的，那封信上谩骂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
章乃器看了这封信后，在喝采之余，大笔一挥批了三个大字“骂得好！”
后来经过调查，事实证明“冷榨豆腐”并不是这人发明的。
史敏又说，今年3、4月间安徽寿县代楼乡风光农业合作社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分子王略给章乃器写了几封信，从各方面诋毁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章乃器对于这封信十分欣赏，亲自给王略写了回信，还说这封信“很有施政参考价值”，并鼓励王略继续写稿，他可以介绍给报刊发表。
史敏说：
根据以上这些事件，结合最近他污蔑共产党有“大党主义”等等事实，章乃器不是想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又是什么呢？
基建局副局长王化文也揭露了章乃器反对党的领导的许多事实。
他说，他同章乃器相处四年，从来没有听到章乃器提过粮食部党组的领导。
章乃器还把粮食部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说成是“软弱无能”，恶毒地挑拨粮食部党组织反对中央，挑拨下级组织同中央的关系。
王化文说，章乃器还寻一切机会打击党员干部，特别是打击党员负责干部。
章乃器对已故的粮食部副部长陈希云态度相当恶劣，辱骂陈希云“向上级反映意见软弱”。
此外，章乃器在粮食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公然诬蔑“粮食部的工作效率不如国民党时代高”，造谣说粮食部工业局出了“两个贝利亚”。
王化文接着揭穿了章乃器所说的他“在粮食部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的谎言。
他说，章乃器在粮食部是有职有权的，但他只握紧了权，而没有尽到他的职责。
基建局是由章乃器分工领导的，但是，章乃器放弃了领导，从来没有过问过基建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工业局副局长马青以他的亲身体会，驳斥了章乃器的“对工农分子有感情”的谎言。
马青说，他自己是工厂学徒出身，从小过着劳苦贫困的日子，可是在粮食部将近五年来，不仅没有感到章乃器对他有感情，而且经常受到章乃器的诬蔑和打击。
章乃器说他“不正派”，“品质恶劣”，“挑拨离间”，“无组织无纪律”，甚至骂他是“贝利亚”，要求人事司审查他的历史。
马青还揭露章乃器去年到浙江省“视察”时，所接近的是地主、富农和被管制分子，对工农群众毫不关心。
马青问：
这是对工农分子有感情吗？
粮食部副部长聂洪钧今天抱病到会，发言批驳了章乃器昨天的所谓“检讨”。
聂洪钧指出：
章乃器13日的“检讨”实际上是继续放出了三支毒箭
聂洪钧分析说：
章乃器昨天的“检讨”，实际上是继续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放射了三支毒箭。
第1支毒箭是，他说他不该以个人的身份在国际关系、阶级关系和其他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这是他恶毒地诬蔑我国没有民主、自由、平等，企图模糊人们对他阶级面貌的认识。
我要正告章乃器：
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你企图把资本主义反动的、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贩卖到我国，我们决不答应。
第2支毒箭是，他说他“态度有些粗暴”“得罪了不少人”，他暗示大家对他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行的批判，都是有意对他的“打击报复”。
他企图把我们和他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说成是无原则的打击报复。
第3支毒箭是，他辱骂民主党派里有股“暗流”，说他对统战工作中的“政策性活动”很隔膜。
这就是叫人怀疑有人在什么地方捣他的鬼。
他把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争权夺利、损人利己、吹牛拍马”，这里我们要章乃器讲出事实，否则就应交代自己的居心和阴谋。
聂洪钧说，章乃器的所谓“检讨”，除了更加阴险，更加刻骨地反共、反社会主义，更加恶毒的放毒箭以外，比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的“检讨”，一点也没有什么“提高”。
他并且声言，“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
这说明他要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我要向章乃器大吼一声，我们有决心同他斗争到底。
会议还将在明天继续举行。

音乐家们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把刘雪庵的阴险面目层层剥开
本报讯
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自8月06日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刘雪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原在北京，和从天津、上海、南京特地赶来参加会的音乐家。
大家一致认为：
刘雪庵不仅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向党猖狂进攻；
自1933年起，二十五年来一贯的反对新音乐运动，解放以后，又伪装进步，耍着两面派的手法，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筹委会主任老志诚、副主任苏灵扬和该院民盟支部委员陶佩霞揭发了刘雪庵在该院整风以来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和他的无耻的两面派手法。
李凌和王元方相继用具体的材料，驳斥了刘雪庵对音协发展会员及会务工作的污蔑造谣。
李凌指出：
刘雪庵说音协的领导除马思聪外，是清一色的党员领导，实际上，过去音协的三位主席都不在北京，后来马思聪副主席虽住在北京，但主要从事创作与演出，所以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领导日常事务，这个委员会的四个主任中就有杨荫浏和江定仙两位非党同志。
李凌又说：
刘雪庵就国际文化交流一事，毁谤音协让非党专家当龙套，这也不是事实，解放后这几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派出国的六十一位音乐家中，非党同志就占四十八人。
王元方指出：
刘雪庵说音协排斥老音乐家，像他这样在音乐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去年才入会，完全是有意捏造。
因为刘雪庵不仅在1953年12月19日就填了入会表1954年第1次常务理事会就通过他为会员并且在1953年作为音乐界的代表参加了第2次文代会。
马可、孟波、查阜西、刘炽等有力地揭发和批判了刘雪庵从事音乐活动以来，一直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还是在音乐学院读书时，刘雪庵就开始为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服务。
在抗战的武汉，他通过反动派的势力打击星海领导的歌咏运动，篡夺了领导权。
查阜西指出：
刘雪庵今天想翻案的
“农家乐”，实际上这首歌的歌词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现实，而是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
而当时的农民痛苦不堪，那里能谈到快乐欢笑，恐怕只有刘雪庵这样的地主才有乐可言。
部队作曲家李伟、时乐蒙、晓河等深刻地批判了刘雪庵配合着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时期的任务，写了各种反共反人民的军歌。
钱仁康、廖辅叔、卢肃、韩中杰等还撕破了刘雪庵的专家假面目，指出他不过是一个惯会改头换面或抄袭别人作品的不学无术的音乐政客。
他抄袭了赵元任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略加改变成为新作品“小夜曲”发表。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吕骥、缪天瑞、黄友葵、黄贻钧、张肖虎等人。
刘雪庵在会上虽然作了两次交代，但仍是躲躲闪闪，不正面老实交代问题。
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发言说：
刘雪庵是右派分子在音乐界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使用音乐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是明确的，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为反动统治、向人民进行屠杀的军队作军歌，另一方面向劳动人民灌输有毒害的黄色歌曲。
他的音乐活动和反动统治紧密结合，他是一个一贯使用两面手法的最反动的音乐家，解放后只不过是假投降罢了。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
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
据新华社13日讯
首都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初战胜利的基础上全面展开。
据文化部负责人对记者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在各个基层单位的斗争和出版界联合的斗争相互配合，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进行的。
从上月初开始对曾彦修、蓝珏、胡明、萧乾等为首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展开的揭露和批判，给予了出版界的右派分子以严重的打击。
在首都五十六个出版社中（全国共有出版社一百零五个），也都揭发出为数不等的右派分子或右派小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现在右派分子已开始呈现溃退迹象，斗争正向深入发展，战果在逐步扩大中。
这位负责人说，右派分子为了篡改出版事业的政治方向和夺取领导权，一方面在社会上到处散布空气，根本否定解放以来的出版事业的方针和成绩，另一方面在各出版单位中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把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搞垮。
根据揭发出的材料，右派分子在所有的出版单位都放了火。
例如，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和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冯亦代，恶毒地攻击外文出版社是党员的“家天下”，拉拢利用肃反被斗对象向党进攻，公开要求撤掉党员领导干部，并得意忘形，准备“收拾残局”，散布要由他担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流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由舒芜、顾学颉、李易等人组成的右派小集团，辱骂这个社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
“庸才”，“应该送去学习”，提出所谓“人才归队”的口号，私下散布要由非党作家担任社长。
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组所谓“同人刊物”“艺文志”，以便从内部篡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阴谋不能得逞时，作为退身之计，与党所领导的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相抗衡。
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交通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丘克辉是章伯钧的“文化策士”，他一方面高唱“同人出版社”、“民主办社”的滥调，一方面积极拉拢各科室负责干部和主要编辑参加民盟，企图把这个出版社完全变成章伯钧的私产。
古籍出版社的章锡琛嚣张地捏造这个社副社长王乃夫的罪状，威胁出版事业管理局限期将王撤职。
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民主促进会支部主任委员刘龙光，公开扬言这个社党员领导干部全是外行，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矛盾”，提出了取消党的领导的“编辑办社”的口号。
通俗读物出版社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也打着“彻底改革”出版事业的旗号，主张把党所领导的“时事手册”变成“同人刊物”，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
外文出版社右派分子江泽墉，更公开辱骂“外文出版社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古堡”，狂妄地号召“古堡中的人们‘觉醒’过来”，“冲出去和‘群众’汇合”，把党冲垮。
不但在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等业务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此，在书刊发行、美术设计等部门，右派分子的进攻，一时也很猖獗。
譬如，美术出版社设计组组长曹辛之，曾诬蔑美术出版社是“官僚主义加小商人的领导”，公开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下轿，他还和人民出版社的张慈中、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孙正、财经出版社的卫水山、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唐祈和吕剑等相勾结，活动另外组织“书籍装帧协会”和“书籍装帧设计联合办公室”，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企图垄断书籍的美术装帧设计事业。
新华书店北京第四发行所副主任章士敭是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的候补委员，他为了篡改这个发行所的政治方向，曾企图将这个所50％的干部即三百人发展为民主促进会的会员。
文化部负责人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将右派骨干分子的谬论击败，并且提高了广大出版界干部思想认识。
文化部负责人最后指出，各基层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扩大战果，首都出版界的联合斗争将继续进行。
边整边改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除各基层单位可以即行改进的已有改进外，有关整个出版工作方面若干较重要的问题，正在提出方案，准备经过讨论，作出决定，逐步予以实现。

云南出版社右派分子庞文会主张
明知是毒草也要出版
本报讯
云南出版界出现了毒草的保护人——右派分子庞文会。
庞文会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6月间他曾写了一份万言书，主张要大放毒草。
他说“毒草有他内在的生命力”。
他狂妄地说：
“企图一手铲除一切毒草的做法，徒增捉襟见肘之讥，充分显明自己的懦弱罢了”。
他要出版社的领导在通俗书籍和政治教育、政策宣传书籍的出版工作中，香花与毒草并存。
明知毒草，也要出版。
因此他主张鸣放不应有政治标准，他认为“有刻骨阶级仇恨的要大放”。
他诬蔑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政治文件是“陈词滥调”，要为出版非马列主义的书籍而斗争。
他反对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说这个方针是“不尊重中国的文艺传统”。
他企图篡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权，他主张成立“编审室”，由他来任编审室的副主任。
在鸣放中，他还攻击党的领导是“好乱成性”，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说党是“用势压人”。
07月份以来，云南人民出版社连续举行了多次辩论会，对庞文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庞文会在他的谬论全部破产之后，竟耍赖不上班工作，扬言要“请长假”。
企图以此来逃避斗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正在继续追击。
　（新华社专稿）

从一个支部看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
本报记者　习平季音
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农工民主党支部，是农工民主党组织中忠实执行章伯钧反动路线的基层支部之一。
去年05月，上海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按照章伯钧“民主党派要大发展”的指示，大规模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右派骨干夏高阳物色到了一个很使他满意的对象，这人名叫仇标，是曾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开除，历史上写满伪造证件、冒名顶替的肮脏账的人。
夏高阳就亲自介绍他入党，接着，就通过一个农工民主党员的关系，混进了文化出版社，把一粒反党火种，投入了这片当时还没有农工党组织的空白区。
仇标进入文化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这个单位的农工党组织就从无到有，到11月间，就正式成立了支部。
他们从去年08月到今年05月，就从两个党员发展到二十余人
（包括社外发展的在内），而准备发展的对象则多至五、六十人。
这个支部从去年11月成立到今年05月，共开了十二次支部会，其中十一次都是讨论发展党员。
这个支部在发展党员中，把资产阶级政党所惯用的欺骗、利诱等等流氓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
其中尤以这个支部的副主任仇标最突出，他根据各种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
例如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历史有污点，被判过管制，仇标便对他说：
“你如果参加了‘农工’，历史问题可以由‘农工’市委包下来”，意思就是过去的历史罪恶可以一笔勾消了。
对一些较有地位的人，就以名誉地位引诱。
例如发展木偶艺术家虞哲光时，仇标就说：
“你是专家，农工市委很器重你，如果加入，可以选你当市委委员，做上影支部的负责人。”
仇标还鄙劣地利用自己编辑工作的职权，软哄硬逼一些与他发生工作关系的作者入党，他常常一手拿约稿合同和预支稿费，一手拿入党申请书，诱逼作者填表入党。
北京体育报编辑郭荣庭就是这样被拉进党的。
右派分子们在发展了组织之后，常常紧接着就向共产党提出了给予“政治交椅”的要求，以扩大他们的实力和影响。
当这个支部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发展了右派分子徐仲年入党之后，就在学院建立了一个支部，徐一变而为支部的主任委员。
夏高阳接着就推荐徐仲年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列席代表。
这个文化特务和反共能手就这样在农工党的簇拥下走上了人民的政治讲坛。
这个支部在拥有了相当的“实力”之后，他们的政治野心便进一步显露了。
去年12月，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议”，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
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
“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
仇标说：
“对共产党员不能一面倒，民主党派成员不一定不及党员。”
这些政客们在文化出版社内，演起了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把戏。
文化出版社里除农工民主党以外，还有民盟和民主促进会二个支部。
今年春天，机关里评选先进工作者。
他们各自标榜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当评选会上讨论到共产党员的候选人时，他们就立即一致起来攻击，挑剔党员的缺点，无中生有地加以侮蔑。
在行政上进行人事安排的时候，他们更是勾心斗角，互相排挤，攻击中伤，企图在出版社内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
农工支部在这些倾轧中始终最起劲，他们是企图造成一个独占局面的。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农工党支部空前地活跃起来。
右派分子许君远首先向党的报纸发起了攻击，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难道报纸应当这样办下去吗？”
的恶毒文章，辱骂党报“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只顾说教”。
同时，他又积极鼓动别人离开文化出版社，去搞所谓“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鼓动曹冰严恢复广益书店，鼓动李小峰去恢复北新书店，甚至已拟出了同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名单。
这个右派分子还跑到社外，去鼓动原新闻学校的学生闹事，为闹事分子进行策划，做他们的幕后指挥。
仇标则亲往各处放火。
一次，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姓杨的见习编辑来组稿，仇标就对他说：
“你现在还是见习编辑，拿这点点钱，我们这里早取消见习编辑制了，你要大胆向党提意见。”
右派分子一面向党进攻，一面又随时注意一些向党提意见最多的人，运用陈仁炳“火线入盟”的办法，拉他们入伙。
仇标得意地说：
“现在农工威信很高，很多人要求加入。”
当时右派分子们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仿佛共产党真的非让位给他们不可了。
文化出版社共产党组织的整风在开始是比较正常的，大多数群众，包括一些进步的民主党派成员在内，都提了许多正确有益的意见，共产党支部采取了虚心倾听，边整边改的态度。
但是到后期由于右派分子的作乱，强使整风离开了正常的轨道。
当文化出版社的“鸣”“放”告一段落之后，农工党支部的右派分子发起同民盟、民进支部一起举行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联欢会，来庆祝他们向党进攻的胜利。
但是这些先生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当他们的庆祝会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上海人民已向右派分子发起了反击，这个联欢会后来就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内部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会，揭开了文化出版社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青岛民盟右派集团的发展组织活动
他们发展什么人入盟？
——青岛民盟右派集团的发展组织活动
本报记者　向村
青岛市以民盟副主委陈仰之为首、由组织部副部长薛艺农等右派分子结成的民盟右派集团，是章罗联盟在青岛的一个据点。
这个右派小集团从去年08月基本形成后，实际上已控制了民盟市委的一切领导，完全把持了发展盟员的组织工作，他们物色一些肃反中的对象、对党不满分子和落后分子入盟，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
他们集中力量首先霸占了组织部，利用请客、野游、登门拜访等拉拢手段，近一年多来，发展了四百一十五名盟员，比过去六年零九个月发展的盟员总数还超过了13％。
这些被大量吸收入盟的盟员中，目前已被揭发出的右派分子，即占青岛民盟组织全部右派分子的70％以上。
全市民盟的四十八个基层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中，明显的看出已有二十个基层单位，完全被右派分子所控制。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陈仰之这个政治扒手（解放后他曾假造地下盟员名单报功）及其右派集团，在章罗联盟一条黑线的牵引下，完全摆脱了党的领导，“独立”地大量发展盟员。
特别是民盟4月全国工作会议后，陈仰之从章罗联盟的“盟中央”，接受了今年发展盟员一千名的任务后，大量发展工作引向了高潮。
他们公开提出：
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历史反革命只要在肃反运动中不以反革命论处者，均可接收入盟。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民盟支部，在右派集团的授意下，甚至吸收了一个明知有政治问题的人入盟，不久又提至领导岗位。
当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薛艺农满不在乎地说：
“反正是那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热中于找这些人入盟呢？
正如薛艺农自己说：
“见了肃反中被斗过的同志，觉得格外亲热”。
薛艺农还说：
“抓住这些人，我们就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青岛纺织管理局等四个单位，1956年1至5月份共发展的四十二名盟员，其中在肃反时被斗的即有十四人，目前初步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也已有十二人。
十五、十七两个中学的调查，自1955年以来共发展十六个盟员，有十名就是肃反中的斗争对象。
中等学校是右派集团发展盟员的重点，也是他们选定的向党进攻的重要据点。
在高速度地发展盟员中，他们批判了过去“偏重于发展进步知识分子”的做法，除了提出抓紧发展超龄团员入盟外，特别强调向落后分子开门。
全市中等教育界公认的落后分子张彦超（十五中教员），就是被右派集团视为有代表性的人物，并且越过小组被批准入盟。
张彦超本身并没有什么入盟要求，只是因为他经常与党对抗，陈仰之就十分欣赏他这一点，于是一方面积极帮助他找爱人，一方面授意右派分子林鸿翥加强联系，动员他填表入盟。
张彦超入盟后，薛艺农还责成十五中民盟基层组织，将他入盟前后的所谓“变化”，作为典型经验加以总结推广。
事实已经证明，张彦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右派集团采取这样的发展组织的方针，甚至把某些社会渣滓也吸收为民盟的成员。
据了解，全市三十三个中等学校，只有十八中、二十三中还没有民盟成员外，其他中学都建立了民盟基层组织。
这些组织成为右派集团在中学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前哨据点。
为了迎合某些知识分子的口味，右派集团一再以“民盟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民盟是知识分子的娘家”等口号通过“盟群会”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谈“心里话”，巧妙地扩展民盟右派集团的队伍。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由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的科学技术小组。
名义上是学习时事政策，实际上散布对党不满，传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
他们每二周开一次会，每次必吃糖果，全组很快都成了盟员。
通过“科学技术小组”成员的个人串连，又进一步发展了不少盟员。
右派分子吴怡庭（青岛纺织管理局基建处长）单线串连了一些气味相投的工程技术人员，从1至6月份，就发展了二十名盟员。
为了发展迅速，右派集团还简化了许多入盟手续，取消了盟员入盟要由盟市委讨论通过的规定。
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摆在盟内比在盟外好”的口号下，改变为填表入盟后再写自传，或再交代问题。
凡是右派分子拉进来的盟员，不仅可以越级批准，而且只要陈仰之、薛艺农一“点头”就算批准了。
这个右派集团在发展组织上的阴谋活动现在已彻底被揭穿了。

山西医学院院长、卫生学专家邵象伊
不受右派诱骗拉拢
站稳立场坚决斗争
新华社太原13日电
山西医学院院长、卫生学专家邵象伊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在大鸣大放的前夕，这个学院的右派分子就开始了阴谋活动，他们首先狡猾地企图拉邵象伊下水，要他承认学校内共产党“以党代政”和他“有职无权”。
邵象伊当时回答说：
“学院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很多有关工作都通过了我，因此并没有有职无权的感觉。
学校里党委不是管的宽了，而是管得少了。”
当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又捏造邵象伊是被江苏医学院党员排挤出来的，同时贴出了煽动性的大字报，散布邵象伊“有职无权”，“不敢鸣放”等谰言。
右派分子还怂恿一些受骗的学生找邵象伊谈话。
江苏医学院的右派分子也互相呼应，写信给邵象伊，“欢迎”他重回江苏。
在这种种围攻下，邵象伊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
他拒绝右派分子的一切拉拢，同时贴出大字报正告右派分子：
我是志愿服从国家需要，是为了配合工业建设，集中力量训练卫生防疫人材而来山西的；
我在学校既有权又有职。
为什么你们要造谣生事？
你们的居心何在？
这样，右派分子企图拉拢邵象伊和党对抗的阴谋在全校师生面前被揭穿了。
接着邵象伊又积极地参加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
学校组织论坛反驳右派言论时，他第1个走上了讲坛，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题，反驳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取消共产党在学校的领导，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谬论。
他还在很多次辩论会上，积极地批判和揭露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为什么邵象伊能够这样坚决地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呢？
他说，那是因他没有忘记旧社会那种黑暗的生活。
那时，全国连一个卫生系都没有，只在医学院设有卫生学一门课。
他虽然讲卫生学，但学生毕业后很难用得上，因为反动政府根本就不重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
那时他常为自己说空话而惭愧，为学生难受。
解放后他亲眼看到一切都变了，人民政府很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并且八年来已取得了不少成绩。
旧社会几年要大流行一次的霍乱，解放后就没有发生过，鼠疫、天花基本上被控制了；
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人的寿命增加了；
人民政府破天荒的在医学院设立了公共卫生系，自己也有充分发挥才能的工作条件。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他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
邵象伊说：
“当右派分子企图搞垮共产党，恢复国民党时代的黑暗统治时，我怎么能不和他们坚持斗争呢。”

文汇报职工揭发容正昌
本报讯
上海文汇报和京剧院职工最近连日集会，揭发和批判文汇报记者容正昌（民盟盟员）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勾结报社内外的民盟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事实。
文汇报职工揭发：
文汇报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放的火，差不多都是由容正昌去放的。
容还接受右派分子徐铸成、宋云彬的指使，两次到杭州去放火。
容正昌曾公开在采访会议上狂妄地说：
“只要头长在我的身上，我就要报道，（指放火、反党的报道）”。
容正昌到科影去放火之前，科影负责人曾告诉过他：
赵国璋（右派分子）是对党不满的。
容却偏偏经常去找赵。
通过赵向科影放火，故意写出歪曲事实的报道。
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纪玉良、金素雯等人一致揭露容正昌对京剧院的报道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
容正昌一贯仇视党，反右派斗争开始到现在，他仍负隅顽抗，不肯老实交代，文汇报全体职工要他低头伏罪，彻底交代。

杨守达等妄想与党唱“对台戏”
贵州人民出版社揭穿他们出版反动刊物阴谋
本报讯
5、6月间，贵州人民出版社以编辑杨守达、钱革为首的右派集团，集中火力向党的领导开火，企图搞垮出版社的党领导。
杨守达把出版社领导描绘成是“大街小巷摆香烟摊的老板”，根本不懂得出版事业的特点。
把出版社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完全抹煞。
钱革攻击领导说：
“我们总编辑的水平不高，既不是作家也不是专家，又不懂文艺，要调换总编辑。”
他们不仅企图取消党对出版社的领导，以该社编辑钱革、杨守达、程肇瑞、龙光沛、邓雷、胡危舟、谭涤非等七人组织的右派集团，还积极准备出版反动刊物——“文学青年”。
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和反共纲领。
他们曾先后召开五次会议，激烈地讨论过纲领。
杨守达主张“不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和少数民族生活”，邓雷说：
“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词句干脆不要。”
他们一致确定刊物要与“山花”（贵州省文联的文艺刊物）、“乌江”（贵州日报副刊）唱对台戏。
胡危舟主张：
要抓住“山花”、“乌江”的缺点，放它几炮，抬高自己的身价。
总之，他们千方百计要搞垮“山花”和“乌江”，进一步占领贵州文坛。
钱革、杨守达、胡危舟、邓宗岳、徐心荣、龙光沛等右派分子还曾在一起研究，准备以章回小说的笔法合写一本“除三害演义”，来系统地把出版社的领导一个个加以污蔑和丑化。
钱革在大家的追击下承认：
他们的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把社长赶跑，使出版社按照他们的想法（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办，把出版社拉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杨守达也承认至少要把出版社搞成散垮垮的，成为无组织、无政府状态，那时就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把出版社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当右派集团的反党阴谋被揭穿后，右派集团眼看着就要土崩瓦解了，钱革就亲自上阵，为右派分子打气，并写了长达六千字的论文，公开反对马列主义辩证法，说“辩证法是诡辩，说来说去都是它的对。”
钱革还说：
“解放了工人得政权，农民得土地，知识分子得到什么呢？”
这显然是继续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坚持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继续把这一斗争深入下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这是一朵什么样的“迎春花”？
本报记者　金雨困
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命到沈阳“放火”。
一到沈阳，这位记者就感叹地说：
这里“正像残冬里偶而刮过一阵东风，大地依然是一片沉寂！”
要不是终于发现了这条“流速缓慢得几乎静止的河流”的下面“潜藏着激流”的话，看来就只能失望而去了。
这股“潜藏着的激流”出现于东北工学院。
这位记者欢呼：
这是沈阳的“第一朵迎春花！”
（注：
05月24日光明日报介绍了东北工学院右派分子利用鸣放进行反党活动的通讯，题为：
“第一朵迎春花”。）
“迎春花”的由来
东北工学院这朵“迎春花”，在当时曾引起沈阳知识界的注目。
为了交代这朵“迎春花”的由来，先说一说东北工学院的情况。
东北工学院的党组织，过去也曾犯过宗派主义错误；
在肃反运动的初期，斗争的面也较宽了一些；
这些缺点有些已改进有些正在改进。
但是东北工学院的右派分子，却企图利用这些缺点扩大和制造矛盾，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鸣放初期，右派分子、机械系讲师、民盟成员陈尚炯和右派分子岳从风、王裕生等大为活跃起来。
在盟的一次小组会上，陈尚炯将长期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怨恨都倒了出来，又安排了各人发言的专题。
春假中，他们大量发展盟员，扩大右派力量，到处拉拢，互相渗透，三五相约于密室或南湖公园的林荫深处，畅谈心曲。
其骨干人物就着手研究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的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
陈尚炯把这个时期叫做：
训练干部统一思想的阶段。
“第一枪！”
春假过后，陈尚炯等右派分子抓住了当时党委集中力量组织学生学习的时机，迫不及待地向党发起了攻势。
一边策划将小组鸣放合而为全系鸣放，以壮大声势；
一边扬言党委组织学生学习是“调虎离山”“害怕鸣放”，逼迫党委书记到会表示态度。
在会上，由右派分子杨岳霖带头“将”党委书记的“军”，并声言“党委僵化”，“压制鸣放”，利用群众情绪发动了八十二人的联合签名，要求省、市委书记来院参加鸣放。
这时，民盟市委右派分子、宣传部副部长吴从枋和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听到风声马上赶来。
殷毅和他们说：
“我走过全国不少地方，最难过的是党委这一关”。
吴从枋就下令向党委“夺取鸣放的领导权”，陈尚炯就确定当时的行动口号：
“击破党委这一关，党委已跟不上群众，民盟必须起来支持”。
在他们联名请求下，市委第1书记亲自参加了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鸣放，大家都很满意。
右派分子唯恐刚煽起的“火”就此熄灭，就借口沈阳日报未刊载鸣放新闻进行煽动。
在第2天的会上，即由陈尚炯亲自带头污蔑市委书记的报告“空洞无物”，“不支持鸣放”，是“彻底的官僚主义”，并扬言：
“你不给登，我们就搞大民主”。
跑来助威的另一右派集团头子、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也在会上喊“冤”叫“屈”，他的“闯将”王格也随之叫嚣：
“哪里有我们的祖国，到处是镇压！”
至此，右派集团认为“火势”已旺，决定立即夺取鸣放领导权，公开鼓动群众不要信任党，说“党委已陷于瘫痪状态”，同时将领导鸣放的中心小组内的党委委员、总支书记说成是压制鸣放的“顽固派”，要把他们排挤出去。
从此机械系的中心组就成了全系及全院的右派反党活动的核心。
由于右派集团敢于“将”市委书记的“军”，因而被吴从枋誉为“可贵的第一枪”，并被认为是“全国的创举！”
幕后人
在投出“第一枪”的前前后后，民盟沈阳市委主任委员陈彦之、宣传部副部长吴从枋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在右派集团“将”了市委书记“军”后，吴从枋就从幕后转为公开临阵指挥。
陈彦之、吴从枋批评了东北工学院民盟支部“软弱无力”，吴从枋要陈尚炯“三天用一次电话与盟市委联系，必要时随叫随到”，并总结了前一阶段经验指示右派集团：
“目前党已处于被动地位，应抓紧时机赶快转入宗派主义、肃反问题、如何办校问题的讨论”。
接着成立了民盟南湖工作组，在民盟的内部刊物上介绍了他们的“放火”经验，企图以东北工学院为据点，在沈阳各大专院校大事“放火”。
在吴从枋的指挥下，右派集团的进攻就从肃反和宗派两个楔子展开。
他们首先把肃反运动说成共产党进行打击报复的“黑暗世界”。
右派分子公开声称要“伸张正义”，“为被害者伸冤”要“维护人伦道德，尊重伟大宪法”。
为反革命伸“冤”的英雄、国民党少将、工艺系教授许冶同在会上振臂高呼、痛哭流涕地控诉共产党肃反造成的“罪恶”。
接着陈尚炯等右派分子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叫嚣共产党员是“爪牙”，“宛如猴子，一敲锣就穿衣，……”，
“没有人性”，都是“靠党证吃饭”，只能起“秘密警察作用”。
在大字报上大事污蔑共产党是“家天下”“皇亲国属”。
学校党委成员大部被点名，说党委是“打击排除异己”的大本营，而“党委的宗派主义，又是市委培养起来的”，因此“整风是治标，清党才是治本”。
陈尚炯等右派分子一再宣传“党委委员没有教学业务能力，靠他们怎么能领导学校呢？”
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教授执政”，还主张成立一个架于党政之上的“非常委员会”。
右派集团为了进一步掀起一个反党的高潮，陈尚炯等就积极从事制造“孙伟事件”。
孙伟是工学院前任党委宣传部长，思想品质恶劣，犯有严重错误，党委已作处理。
陈尚炯也承认党委的处理是严肃和公正的。
但他在市政协会上根据党委的调查和处理材料，仍然昧着良心作了恶毒的“从孙伟事件来看东北工学院的领导”的发言。
并以恶毒的口吻质问市委。
为把火苗煽得更旺，会后陈尚炯一再扬言比孙伟问题严重的有的是，企图使人相信整个党组织是一团糟。
与此同时，以许冶同为首的工艺系右派集团正在力图挑起第2个“孙伟事件”进一步煽火。
这就是殷毅所写的“再也不似冬日之沉寂，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风光”的景象。
“迎春花”雕谢了！
殷毅认为这朵“迎春花”的“成长壮大，开花结果”，“将可以计日而待”。
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右派分子不得不被迫转入且战且退。
06月15日沈阳日报刊载了该院丁国华揭露右派分子的反批评，沈阳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陈尚炯的喽啰余大伟、郭福纯等首先出来组织反击沈阳日报的大会；
一面教育他们的喽啰要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并有“准备坐牢和讨饭的精神”，同时到处张贴沈阳日报，利用大字报、广播等工具进行反扑。
右派分子计划将群众煽动起来后，就发动抗议沈阳日报的签名，从而把群众引向大街。
但是这些阴谋终未得逞。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后，右派分子杨岳霖诅咒说：
但愿人民日报这朵宗派主义的大花迅速雕谢！
但使他们遗憾的是迅速雕谢的却是这朵“迎春花”。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东北工学院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的丑恶面目已经被彻底揭穿，被殷毅所赞扬的这朵“迎春花”，就这样永远雕谢了！

不久我将重上足球场
　史万春
编者按　史万春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他的动作灵活、机智，擅长射门，曾被选为我国奥运会代表队中锋。
去年12月，奥运会代表队对上海队在广州的一场表演比赛中，他不慎与上海队守门员对撞，右腿折断。
史万春受伤消息传出后，本报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他的伤势。
我们特地请史万春同志写了这篇文章，将他的近况报告大家。
去年12月我在广州负伤以后，得到了党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与无微不至的照顾。
经过八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腿的伤势一天天在好转。
根据目前的检查和练习情况，再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练习，到10月份我便可以参加正式比赛啦！
我是在3月底回到北京的，当时走路腿有些跛，不能跑。
回来后就开始了轻微的恢复性活动，主要是练习竞走，从四百公尺逐渐增加到一千六百公尺，每天练习两次；
另外作一些帮助膝腕关节活动的体操——像曲蹲、绕环等动作（体操是我每次练习前或起床后不可缺少的活动）。
正常的作息时间与生活制度，使我在6月初就可以开始轻微的跑动和在沙坑或锯末跑道上轻微地跳动，同时也可以作一些力量不大的射门、传球等简单动作。
到6月底我已经可以试做一些在比赛中必需的转身跑动，向后退跑、与变速跑等动作，同时也可以用最大的力量作一些踢险空球，地面滚来的球等动作。
07月份我曾检查透视一次，骨折部位已毫无问题。
所以从8月份开始增加了体能方面的练习，每天早上起床后作二次三百公尺中速度跑，五次二十公尺短距离冲刺，单腿交换弹跳五十次。
过去听医生说，游泳可以帮助脚腕恢复活动，因此，虽然我对游泳是个外行，但入夏以来我常在上午与王陆、年维泗等一起学习游泳，经过两星期的努力，现在我已可以用自由泳游十多公尺了。
07月初，领导上曾交给了我一新的任务：
让我担任一个暑期学生短期体育训练班的足球指导。
现在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就与同学们一起练习基本技术，或分队比赛。
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练，使我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提高。
根据我的健康情况和锻练结果估计，再过一个多月我便可以重新穿上足球鞋，在球场上与同志们见面了，那时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答谢同志们对我的关怀。

华新农业社挖掉了坏根
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阴谋
被揭发后，农业社面目一新
新华社浠水11日电
在揭发和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中，湖北省浠水县华新农业社同时贯彻民主办社的精神，面目为之一新。
目前，社干部和社员的生产劲头都很大。
全社的晚稻已经全部除了草，追了肥；
原先苗儿又黄又瘦，现在茁壮多了。
华新农业社是汪岗乡有名的落后社。
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在捣鬼。
他们积极破坏“按劳取酬”的原则，全社一百三十六户，在他们的影响下，超支户竟达一百一十三户。
流氓潘致中等人还经常聚众赌博。
结果，影响很多社员不安心生产，社里生产进度缓慢，许多田地荒芜了。
这些情况揭发以后，社员们对这些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进行了斗争。
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社主任熊伯良等向大家作了检讨，并表示今后跟大家一起办好社，搞好生产。
这场斗争使社员们更加坚定地要把社办好。
不少超支户主动还了款，有的订了归还计划。
一些确有困难的超支户，也由社根据社员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使他们安心生产。

反革命分子逃不出人民的法网
杀人犯申继春等已于昨日处决
本报山东馆陶13日电
山东馆陶县符渡乡乡长申林台一家七口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一案，业经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反革命分子已经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徒刑。
13日，在馆陶等县两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反革命分子、杀人主犯申继春、申继兰和从犯王培起等五犯的判决，这个判决已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判决说：
申林台一家七口惨遭杀害一案，经过审理，查明各被告反革命杀人的事实无异。
为严正国家法律，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判处杀人主犯、反革命分子申继春、申继兰两犯以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杀人从犯王培起，王培法以有期徒刑十五年；
判处包庇反革命杀人犯王殿卿、于居两犯以有期徒刑十年；
判处包庇反革命杀人犯申林锁以有期徒刑七年。
上述判决宣布后，会场上响起了“坚决拥护人民政府的判决，依法严惩现行反革命！”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严防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的口号声。
大会上，群众情绪十分激动，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杀人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对人民政府的判决表示万分的感激。
宣判后，对杀人主犯、反革命分子申继春、申继兰立即执行枪决。

吉林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民校
在挂锄期间向农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讯
吉林省教育厅最近发出关于在民校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
指示中说，目前农村正处在挂锄期间，各地要结合生产、整社，有领导地、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通过这一教育以达到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推动生产，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
各地民校应以原有的学员为基础，发起所有的识字的和不识字的社员，扫盲协会的会员，农村中一切能够听讲的、学习识字的劳动成员，都到民校里来听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原来的班级可以重编扩大。
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要把挂锄期间的复课工作彻底搞好，争取更多的农民参加学习识字。
民校的学习时间可以和乡里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时间统一起来。
指示说：
今后衡量一处民校的好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得如何做为主要内容之一。
挂锄结束之后，在广大学员普遍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积极酝酿好今年冬季的农民业余文化学习，为大力开展今冬学习创造条件。

在垦荒劳动中得到锻炼
昆明百余名中小学生学会了生产技术，决心干一辈子农业
新华社昆明13日电
去年参加青年垦荒队去云南边疆垦荒的一百多名昆明的中、小学生，一年来已锻炼成为熟练的农业劳动者。
目前，这批中、小学生和边疆青年垦荒队员已经开拓出上千亩肥沃的土地，第1次生长出棉花、甘蔗、水稻等各种农作物。
在这片原来莽草丛生的荒地上，也已矗立起垦荒队自己盖的一幢幢新房子。
垦荒劳动不但改变了自然面貌，也锻炼了青年们的身体和思想。
热爱劳动和热爱集体的优良品质，已逐渐在他们身上成长起来。
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成为共青团员。
他们不仅学会使用锄头、步犁等农具，而且初步掌握了种植棉花、咖啡、烤烟等经济作物的技术。
在怒江坝垦荒的小学毕业生冯庆莲，在艰苦的劳动过程中也曾经动摇和不安过，但是当她逐渐学会了生产技术，而且看到那些亲手培养的农作物成长壮大时，她逐渐爱上了农业劳动，并且决心干一辈子农业。

在陶然亭游泳场
施毓忠
在一片宽阔软绵的沙地上，一群群穿着各色游泳衣的人们，自由自在地沐浴在阳光的怀抱里，他们躺卧着、相互追逐着。
一会儿，他们又
“扑通”一声跳入碧蓝的池水中，池水泛起朵朵浪花迫击着堤岸，和谐地迎合着阵阵的欢笑。
两个椭圆的小池里，四支又亮又滑的水磨石雕塑成的“蘑菇”不断地倾泻着清泉，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倾听着“沙沙”的流水，滑稽地学习着各种游泳姿势，泼水嬉闹……。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国规模最大、设备完善的北京陶然亭游泳场。
这个游泳场座落在北京市西南角，它的斜对面，就是著名的绿海成荫的陶然亭公园。
入夏以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干部、学生等来到这里欢度暇余时光。
好多年以前，这里是芦苇遍野、乱坟成堆的荒凉地带。
随着陶然亭公园的成长，这片人迹罕到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
1955年政府用了二百万元的投资兴工建筑了这个游泳场。
游泳场总面积占地五万多平方公尺。
内有两个儿童池和成人练习池，一个比赛池，一个跳水池。
六个池子全用小瓷砖铺成，光洁明亮，池内能够同时容纳四千多人游泳。
比赛池座落在游泳场的中央，平时供人练习。
在十条游道上，游泳爱好者们正在有秩序地、奋勇地破浪前进。
这个宽二十五公尺，长五十公尺，深两公尺的池子，池底平坦。
在池子东面的三个地下观测室里，我们隔着玻璃窗清彻地看见游泳者们健美的姿势。
紧靠比赛池的南端是二十五公尺见方、五公尺深的跳水池。
一只“飞燕”从十公尺高的跳台上飞了下来，“看啊，多美的姿势！”
我旁边的小朋友话还没有说完，那只
“飞燕”早就插入水里去了，水面上冲起几株白色的小水柱。
跳水池的周围设有一公尺、三公尺、五公尺、七点五公尺和十公尺不同高度的十个跳水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练习。
围绕着比赛池和跳水池，有一个能容纳六千观众的马蹄形看台。
站在看台的最高一层可以隐约地望见苍松一抹的西山。
每个池子的水永远是那么清彻。
这里随时都用循环法进行着清洁工作，平均每六至八小时就可全部循环一次，在循环时，还要进行消毒。
同时，每个池子的水都能单独放进排出，十分方便。
比赛池的北面是两个泄水游泳池，这片宽阔的游泳场地强烈地吸引着那些初学游泳的人们。
一些人双手搭着朋友的膊臂，让身子浮在水中，两腿不断地向两侧伸开又向中间夹缩，在练习着蛙泳的腿部动作。
那些初步掌握了技术的人，耐心地作着这样的练习，他们像一只技术不大高明但却大胆的小青蛙，一隐一现地出现在白浪中间。
我们来到存衣室和淋浴室，水磨石的地面光洁映目。
存衣室有四千多个柜子，人们可以凭钥匙将衣自存自取。
淋浴室里是一排排的喷水龙头。
在游泳场东北面的那个宽达一万平方公尺的沙滩上，安排着许多运动器械，有人正在荡秋千、玩双杠……。
从沙滩上进入游泳池必须经过一道淋浴廊。
无数条细小的水泉从六十四个龙头上喷射出来把身上的沙子冲洗干净。
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儿童游泳池，那群天真活泼而又挑皮的孩子，还在不断地泼水嬉闹。
（附图片）
陶然亭游泳池的跳水池。
本报记者　曹桂江、王志渊摄

安徽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三起
本报讯
安徽省最近破获了三起现行反革命案件。
“中国民主党”“三佛道”“民生自救委员会”三个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已被逮捕。
“中国民主党”的主犯阮嗣铠、丁显肇、杨立本、何先仁等，在铜官山矿区活动，制有党纲、党章、国旗、党旗，并制订有1957年工作计划。
在6月22日到7月16日的二十多天中，他连续散发反动标语、传单六十多张，还写信煽动群众，妄图包围铜官山铜矿，炸掉矿井，杀害干部。
这批反革命分子，在7月16日晚十一时，正当又一次散发反动标语的时候，被公安机关抓住，全案破获。
在寿县的“三佛道”反动组织，曾于5月13日、14日两晚，纠集了四十多名暴徒，紧急集会，定于15日晚大暴动。
但在暴动前几小时，被我破获，逮捕了陈泽富、王富章等十二名首要分子，另有七名首犯因在被捕时行凶，被当场击毙。
反革命地下军“民生自救委员会”，也在金寨县被我破获。
这个反动组织自己封官加委，待机暴动。
他们进行反动宣传、抢劫、偷窃、扰乱人心。
反动组织的头子郭克宽，是曾被我宽大处理的匪特分子，但不知悔改。
为巩固人民政权，县人民委员会已于7月25日将他处极刑，其他反动分子召大振、郑桂扬、郑国才也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
（安徽记者站）

王毅创女子标枪全国最高纪录
新华社旅大13日电
女子标枪运动员王毅11日在旅大创造了标枪掷远的全国最高成绩——四十二公尺九十七公分。
由李雪祖保持的女子标枪四十一公尺三十八公分的全国纪录，今年已经不止一次被打破，但是把标枪扔过四十二公尺，这还是头一回。
王毅是8月11日在旅大举行的四单位田径对抗赛中，创造这项全国新成绩的。
在这次举行的有北京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旅大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田径队参加的田径对抗赛中，链球运动员毕鸿福再一次打破了他去年创造的四十八公尺七十四公分的链球全国纪录，但是他这次创造的成绩没能超过五十公尺。

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可为
全国闻名的建明农业社主任答天津日报记者问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消息：
全国闻名的“穷棒子社”——河北遵化县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主任王国藩，7日在天津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劳动的问题。
问：
现在有些中、小毕业生，认为农村苦，不愿意去。
这种想法对不对？
答：
眼下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还不能一样。
不过农村真正的苦日子却已经熬过去了。
拿我们这个“穷棒子社”的人们来说吧，解放前的生活真比黄连还要苦十分。
许多人常年靠要饭生活，1936年，虽然没有天灾人祸，也饿死了二十七人。
解放后人们分了土地，生活改善了一些。
但还是经不起风吹雨打，遇到天灾人们就跌倒了爬不起来。
在1952年以前，国家每年至少要给我们发放五万斤粮食和上百套的寒衣。
自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以后，贫穷的状况才有了彻底改变；
生产一年比一年高，生活也一年好似一年。
过去遇到好年景，一亩地也只收几十斤粮食，现在每亩地平均收四百四十斤粮食。
去年秋收分配每个劳动日分了十六斤粮食，八角钱现金；
每人还分了一斤棉花，二十二斤花生。
每户平均收入五百三十六元九角，钱数虽不太多，但农村花销少，也就足够花用了，社员们生活普遍上升到中农水平。
高小毕业生张存曾经认为：
干什么都比做庄稼强，不愿意在农村里呆；
还有个闺女王玉兰也和张存一样，怕农村苦，高小毕业以后就一心想往城市里奔。
经过乡里的党支部、合作社领导方面再三的教育动员，他们两个答应到社里参加劳动，为建设新农村出份力量。
去年王玉兰挣了一千八百个工分，收入三百多块钱；
张存挣了二千二百分，收入五百多块钱。
张存家里好几辈子就住着三间破草房，今年他们家盖起了六间平瓦房，一家子生活得挺乐合。
——总之，走上了合作化光明大道的农村，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再过五年十年，我们这里也就是电灯照耀，昼夜难分，万亩良田，千亩牧场，一片青葱；
满山牛羊，鸡鸭成群；
山上果树成荫，山下道路水渠纵横，四通八达。
——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呀！
眼下农村生活虽不如城市，但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吃点苦耐点劳又算得了什么？
问：
农村生活状况已有了改善，但是，学生在农村里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
生活不能像蓄在池塘里的水那样平平稳稳，总是要有些波折、困难的。
先后来到我们社里的五十五个高中、初中、小学毕业生，他们在农村里都遇到过大大小小的困难。
前边提到的那个闺女王玉兰，刚下地的时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扶犁下地的时候，牲口呆在地里不动弹，把个闺女急得直哭。
我们老一辈的人赶忙就去帮助她。
我说：
闺女，你既有决心脱鞋下地，地里没啥难事，只要你肯学、肯练，保管你会成为一把种庄稼的好手。
她挺听话，抹干眼泪就去扶犁。
她每天起五更歇半夜地干活，向老辈的农民学习。
不久，耧地、撒种、服侍果木树、饲养牲口，她样样都拿得起来了。
人们推选她当了生产队长。
社里还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叫张丽华，社里曾经送他上了农业技术学习班，培养他当农业技术员。
他最初在社里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好多人反对，讲怪话，他父亲也气冲冲地骂他说：
你别上我的地里去指点，我们种地用不着你来教！
社里肥料不够，要推广兄弟社“熏土积肥”的办法，张丽华去推广时，许多人就跟他提意见说：
“一处土地一处庙，你小伙子别瞎折腾”；
社里要推行“密植”，又有许多人跟张丽华吵，说“我们祖祖辈辈种地讲究的是‘玉蜀黍行里放水牛’，植得越稀松越好，你胡闹些啥？”
把小伙子气得心里直冒火，跑来找主任，要求调工作，认为农村不是知识青年呆的。
我们就把道理讲给他听，告诉他农民受了几千年压迫，没有文化知识，接受新东西慢。
同时党员们、干部们也帮助他下地做宣传动员工作，搞典型试范等等。
用事实教育社员认识了采用新技术的好处。
这样给张丽华的工作打开了路，现在大伙儿都非常相信他。
五十六岁的老农民戴宽，先是坚决反对密植跟张丽华闹别扭，后来密植使他增加了收获，他找到张丽华，跟小伙子道歉，如今口口声声说自己相信科学，夸奖张丽华对改进生产技术有功劳。
问：
农村是不是迫切需要知识青年？
答：
太需要了。
以我们“穷棒子社”当年白手成家的时候来说，困难很多，没有车辆，没有农具，没有牲口，也没有种子。
但是这些困难还比较容易克服，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凭着一双手，上山砍柴，下洼割草，省吃俭用，慢慢地买车、置农具，一星一点地积累起来。
只有没有文化的困难却难以克服。
我们社在建社初期，几十号人没有识字的，更不用说写字了。
那时财务账目根本没有，大家凭心办事。
后来入社的人多了，才有了这么几个光绪年间上过两季私塾的人，社里就请他们当会计。
他们记个“豆腐账”还费了老大劲。
直到大前年，社里吸收了第1批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这才补充了几个会计，改用了新式簿记账；
在改账的时候，整旧账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那个“豆腐账”太难看懂了。
再说，这几年我们社所以能够增加生产，也跟吸收了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改进技术管理，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推行和实现各种增产措施有很大关系。
我们社里原来养河北土种羊，这种羊的毛质量低，国家给我们运来印度羊种，帮助我们改良羊的品种。
但是河北土羊与印度羊不肯交配，需要用人工授精，这件事难坏了“大老粗”，幸亏有技术员张丽华。
社里派他到县里兽医站去学习，带回了一套改良牲畜品种的科学；
单是人工授精的工具就有六十多种，配种还要应用生物遗传学……。
如果让我们去学，困难实在太大了。
张丽华学得还不错，回来后又细细地给大家传授。
现在已经有一批羊经人工交配怀了胎，秋后就可以生出新种羊来。
预计到明后年，我们社就可以有一些上等好羊毛供应毛纺织工业生产了。
土种羊毛一斤只值一块四角多钱，新种羊毛的价钱要高好些倍，对于社里也有很大好处。
增加农、林、牧生产，有许多办法，但都要有文化科学知识才行。
所以要提高农村生产力就要要求知识青年下农村。
我们社十分欢迎中、小学毕业生去参加生产，我们已初步做了计划，准备迎接大家。
问：
参加农业生产有没有出息？
答：
参加农业生产是不是有出息？
是不是光荣？
应该用对国家、对人民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的尺子来衡量。
我们这个“穷棒子社”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劳动创造财富，支援城市，支援国家建设。
去年一年我们交给国家的公粮和卖给国家的余粮共有十九万斤，还摘了十一万七千多斤水果供给城市，在天津著名的遵化栗子，我们也卖给了国家四万斤，另外还有花生、棉花等等。
我们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在十二年内达到的产量水平。
计划到1962年，每亩地要争取生产八百斤粮食。
因为我们做了一点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国家人民给我们很大的光荣，我代表我们社员两次到北京见毛主席——一个穷山沟里的农民到北京见伟大的领袖——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情哩！
在全国的许多报纸上，以至关于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重要文件上，都记录了我们社的事迹；
国家和人民给我们的奖旗挂满了我们的办公室，去年秋天到现在，我们收到志愿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国际友人表扬鼓励我们的来信，就有三百多封，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莫斯科、阿尔巴尼亚，有的来自云南、广东……。
在集体的荣誉里，个人也得到了很大的光荣，拿已经在社里的五十多个中、小学毕业生说，他们劳动得好的都被社员们选为社干部，如管理委员、队长等等。
一边生产一边当会计的张存，今年被选为河北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积极分子。
所以人们只要劳动得好，就会得到光荣，就有出息。
新社会行行出“状元”，农业出了不少“状元”，将来还会出更多的“状元”的。
（附图片）
长春市第2批高小初中毕业生坐着农业社的大车愉快的到农村去。
　新华社记者　刘恩泰摄

艺术团体出国访问演出
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赴蒙古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于今天早晨赴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期一个月的演出访问。
这个团共有七十七人，由团长陈亚丁大校率领。
他们是根据中蒙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应蒙方的邀请前去的。
中国杂技艺术团去叙利亚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杂技艺术团根据1956年中叙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规定，已于今日在团长张铁生、副团长张非率领下，从北京启程前往叙利亚作友好访问。
中国杂技艺术团将在9月上旬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期间，向叙利亚人民演出我国民族传统的杂技艺术。
艺术团访叙后，将赴埃及等国进行友好访问。

不是“裁缝”
吴滤
建设单位同设计单位是什么关系？
有人说是穿衣服的人同裁缝的关系。
建设单位是“穿衣服的人”，设计单位是“裁缝”。
穿衣服的人同裁缝的关系，是一方服从另一方。
对于穿衣服的人说来，爱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怕样式多么希奇古怪，多么费布，都有绝对的自由。
对于裁缝说来，根据主顾的愿望剪裁和缝纫，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然，好的裁缝也对式样、剪裁等等提出建议；
但也只是建议而已，采纳与否，是做不了主的。
建设单位却不同于“穿衣服的人”。
每一项建筑工程都不是建设单位自己花钱，而是国家投资的；
都不是按照建设单位自己的愿望建设，而是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建设的。
因而建设单位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工程，不能凭个人爱好，想怎样便怎样，而是必须严守国家计划和有关基本建设的政策法令。
设计单位也不同于“裁缝”。
裁缝要服从主顾，设计单位却有权根据国家的政策法令，对各个工程项目的存废，规模大小、标准高低等等提出异议。
因此，把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的关系比作穿衣服的和裁缝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
然而，为什么偏偏要拿来作譬喻呢？
这里，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些建设单位“唯我独尊”的思想。
在他们看来，设计单位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基本建设中的浪费至今没有反干净，这是一个重要的障碍物。
“譬喻”的背后，隐藏着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
必须把它揭开来，反对掉，这才能使设计人员在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上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勘测黑山峡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中一个重大的工程——黑山峡综合性水力枢纽，正在进行勘测。
黑山峡在甘肃省境内中卫与景泰之间，这一带黄河两岸峭壁陡立，河面窄的地方只有数十公尺，七十多公里长的黑山峡里河水汹涌澎湃，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可以建设大型水电站。

废头发制药
“油泥”做蛋糕
猪毛、羊毛能做日用品和毛料；
可是一根废头发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天津大林制药厂已经用废头发中提炼出来的蛋白质试生产胱氨酸注射剂。
经过化验证明，废头发中含有11％到12％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是制造营养和消除疲劳的药品——胱氨酸的原料。
最近天津市油脂化学工业公司的技术人员发现：
在精制花生油、豆油或菜籽油的过程中，会分离出一种植物油沉淀物——“油泥”，它含有有油和蛋黄素的磷脂；
把磷脂提炼出来，掺合在奶油和鸡蛋里做蛋糕或冰搅凌，既好吃营养又丰富。
　（据新华社讯）

我国医药工业飞速发展
原料药品增加上百种　生产总值增长近五倍
本报讯
我国医药工业几年来有很大发展。
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1957年预计比1952年增长将近五倍，其绝对值将达到十二亿元左右。
其中中央所属企业增长的速度最快，1957年预计完成的总产值将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80％，比1952年增长八倍。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医药工业部门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项目将达到五十个以上。
由于新企业不断地投入生产，加上原有企业生产潜力的发挥，新产品研究试制工作的加强，主要产品产量显著提高。
例如：
在医疗中应用日益广泛的、对很多顽抗性疾病具有特殊治疗效果的抗生素类产品，1952年仅仅是小型试验性地生产青霉素一种，现在已经能较大规模地生产青霉素、合霉素、金霉素等三个品种了，而且1957年预计的总产量将比1952年增长八百九十倍以上。
其中青霉素、合霉素的产量，都提前一年又八个月达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生产水平。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医药工业73％以上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发展抗生素的生产。
到1958年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规模巨大的完全现代化的抗生素厂投入生产以后，青霉素、链霉素的产量，将基本上满足国内医疗部门当年的需要。
各种磺胺类药品，1952年全国只能生产八十多吨，1957年预计产量将达到一千八百吨左右，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107％以上，比1952年增长二十一倍多。
医用和食用的葡萄糖，1957年预计产量将近六千吨，比1952年增长十二倍多。
其它如滴滴涕、非那西汀和各种针剂、片剂的产量也都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新产品研究试制方面，由于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五年来，仅化学工业部医药工业局所属企业就增加了五十八个新的原料药品，如果加上地方企业研究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总数将在一百个以上。
由于生产的发展，新种类产品不断增加，药品进口显著下降。
根据海关统计，1953年药品进口总值达一亿二千多万元，1956年进口仅为四千多万元，比1953年减少了66％以上。
有许多品种不但完全停止了进口，而且每年还可以小量出口。
（张雨涛）

我这一辈子
龙烟铁矿工人周立元口述　新华社记者李基禄摄影
我叫周立元。
1938年就到龙烟铁矿工作。
解放以前，我是采掘工，我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矿上当小工。
现在，大儿子当了工区区长，二儿子当了爆破组长，三儿子也参加了运矿工作，四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在初中和高小读书。
家里边的事由我的老伴和我的三儿媳妇操理，我们一家十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些右派分子硬说解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这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就拿我来说吧。
解放前，我父子三人在矿上工作赚的钱，都不够我们三个人吃，还靠老伴挖野菜，半糠半菜地度命。
我们没有被子盖，也没有衣服穿，下矿井的时候，只好用报纸和洋灰口袋纸遮体，光着脚去搬矿石。
在井下累了一天连家都回不去，出了坑道就睡在山路上。
那时候，我们工人的瘦皮包骨头，每天连洗脸的情绪都没有。
进坑道弄得一身红铁粉，吃的是红高粮，拉的红屎，人家都叫我们“饿鬼”、“老三红”。
再看看工作条件吧！
那时坑道里连一台抽水机和通风机都没有，电线没有包皮，用手打干眼，一条大巷井里只有三个支柱工，我们时刻受着坑道塌顶、过电、矽肺病等多种多样的死亡威胁。
目前，我们四个人参加了生产，平均每月收入三百多元。
矿上分给我们四间房子。
我的大一点的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老小每个人都有两套新衣服穿，每个人的床上都有新被子。
我们今天的生活和解放前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附图片）
我现在已经五十七岁了，领导上照顾我，不叫我再从事坑下的采掘工作，只修理修理风钻。
解放前我们住在狭小、潮湿的山洞里，又臭又秽，苍蝇蚊子到处爬；
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新的工人宿舍，其中有食堂、浴室、医院、俱乐部、小学校、托儿所。
这是我大儿子周万山（右）和他所领导的共青团掘进队队员张明同志在一块劳动。
这个共青团掘进队已超额一百二十天提前完成了1957年的生产任务，现在正干1958年的工作。
我的二儿子三年前去支援大冶铁矿，当爆破组长，在大冶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子。
前些日子他回来看我。
我下班后带着他和小孙子到花园里去看花。
我们得到科学保健和免费医疗，这是我三儿子周万江下班后在“太阳灯浴室”受浴。
（新华社专稿）

最新式的大高炉
鞍钢炼铁厂的第3号高炉10日上午出了第1炉铁水。
鞍钢炼铁厂的九座雄伟的炼铁高炉，现在已全部恢复和改建完毕了。
人们还记得鞍钢三大工程之一的七号高炉吧。
它是1953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成的。
那时它还是鞍钢炼铁厂的第1座自动化高炉。
1954年到1956年，这个炼铁厂又陆续改建、恢复了四个自动化高炉。
有了苏联专家教会的经验，这座三号高炉全部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
而且，这座高炉上还设计和安装了比其它几座高炉更新的技术装备。
前几天，我们访问了这座高炉。
在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座高炉采用料车代替料炉送料。
高炉通过卷扬机上的上下两个料车来回轮流送料，料车到顶时，有一种旋转的装置能将焦炭、矿石均匀地送到炉里任何地方，它可以避免旧式高炉把料卸在一起的毛病。
此外，炉下还有供工长掌握变更焦炭比重的焦炭秤，料仓装有齿轮式的自动开关……。
这些都是其它高炉所没有的新装置。
整个高炉的设备，除了鼓风机和焦炭秤以外，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按照设计，三号高炉每天可以炼一千一百吨铁。
这座高炉投入生产以后，鞍钢炼铁厂每天生产的生铁，就足够熔炼一万多吨钢。
拿这些钢来轧制钢轨，可以铺成一条长达一百三十多公里的铁路。
这座高炉投入生产以后，炼铁厂今年除了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以外，还可以为国家增产八万吨生铁。
·文天申·

烟台见闻
李峰
烟台是一年四季都能捕捉鱼虾的著名渔港，是美丽的“花果之乡”。
烟台风光的确美，但烟台人民的劳动和美化生活的智慧，却有更大的吸引力。
保险锁的秘密
在青岛，我们就听说程明造锁厂的锁是烟台的“三宝”之一。
这种锁，五千到一万六千把同样大小同种样式之中，没有一个钥匙可以互用。
群众赞它为“保险锁”。
记者以求知和好奇的心情，参观了这个厂六十多种生产工序以后，仍然没有看出“保险”的秘密所在。
刘集臣副厂长说：
“给你们看看钥匙图样就晓得了。”
刘副厂长拿来了厚厚的钥匙图样本，上边没有一个钥匙图样，都是一组一组的阿拉伯字码。
原来这就是“保险锁”“保险”的密码。
每一个字码代表钥匙上一个齿沟的深浅程度，“1”最浅，“2”次浅，“3”较深，“4”最深。
用这四个字码，根据钥匙大小及其能刻制齿沟的数字，编成三个到六个一组，字码编列成像电报字码那样千变万化，依此制出的钥匙，也就决不会相互通用（钥匙和锁心的制造是互相适应的）。
这个厂是全国生产挂锁最多的工厂，今年计划生产近四十万把；
部分锁还要出口。
解放时全厂只有七个人，年产不到三千把。
制锁工艺那样精密，设备精密程度如何呢？
炼铜是在地坑里，炼铜炉是个长西瓜大的砂罐，一个砂罐用一个星期，坏了就扔，扔了再用砂土造。
机器，连砂轮算上才三十多台，而且多半是副厂长刘集臣自己设计的。
最好的厂房是瓦顶平房，有些厂房是二十年前盖的草棚。
刘集臣这人，也可说是人物珍闻吧！
他没受过制锁技术的训练，书也只念过两天私塾。
他的制锁技术，是向商品学来的。
他解剖了美国进口的锁，逐步研究和掌握了制造弹簧锁的技术（他不知道那时中国是否已造出弹簧锁）。
研究制锁之前，他干了十年修表工人。
修表总应该经过学徒或行家指点吧！
可是他也像学制锁那样干起来的。
刘集臣说，他当时是贫农，生活无路。
穷，迫使他这样干；
这样干，给他带来了智慧。
二百多万针的绣花
在烟台一个工艺品公司里，记者见识了国内外闻名的麻布绣花和绒线绣花的生产。
麻布绣花，底是麻布，本色；
花线是麻制品，色银灰。
绣品多是盛宴聚餐的桌布和餐巾。
记者看到最大的餐桌巾，绣有二百多万针，长达二百十六吋，宽七十二吋。
一般客厅，没有它的容身之地。
它可以供三十六个人的宴会之用，附有三十六人用的餐巾。
一位职员说，生产这样一套，一个绣花女工要绣制十个月。
那位职员把这大得惊人的餐桌巾展开以后，上面巧刺妙绣，百花争妍，顿时给我们参观的那成品库内，带来了一种富丽堂皇的气氛，但素雅而不俗。
绒线绣花，是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的工艺品。
它的生产，需要更高的技艺。
一般人，连那最善于选配色调装扮自己的姑娘，也未必能数出二十种颜色，而绒绣花线色彩却有二百多种。
这些绒线，能把大自然的各种山光美景，影绣在挂毡、地毡、靠背、椅垫、女用手提包、拖鞋等等上面，可以绣成伟人像，也可以绣成特别精致的装饰品，镶在戒指或别针上。
公司的经理和工会主席给我们看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和油画“牧羊姑娘”等绒绣上面，人物风光，花卉鸟兽，都活灵活现。
站在这些真可说是巧夺天工的独特的工艺品面前，我们感到缺少鉴赏它的知识。
一种敬佩之感，自然使我们揣想着这些工艺品的设计者和绣制者的年龄和所受的训练及教育程度。
她们同我们想像的出入很大，这个公司的麻布绣花女工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
收购来的麻布绣花大部分是出自烟台附近农村妇女之手。
工会主席说，那些最好的绒绣的设计者，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许若愚。
她大概是前几年初中毕业以后未考取高中或是她不愿再升学，而专志学绣习画的。
时间未能允许记者见到这位“绣花状元”，不过根据经理和工会主席对她的片断介绍，她的性格志趣，可能类似“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剧中那个中学毕业以后立志到工厂学印花布美化人民生活的桑妮亚。
味香爽口的名酒
全国八大名酒，烟台居其三。
八大名酒之中，茅台、汾酒、柳林镇的凤酒、泸州长春酒厂的大曲和云集酒厂的绍酒，都是用粮食做，只有味美思、金奖白兰地和红玫瑰，是葡萄酒；
都是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所产。
金奖白兰地酒，1915年曾获巴拿马国际展览会最优等金质奖章和奖状。
味美思酒中含有十四种中药，有龙胆草、肉桂、白芷、丁香、藏红花等等。
这种酒是一种滋补品，对妇女还可起调经补血的作用。
一位农艺教授说，我国其它的酒也有掺中药的，但有药味。
味美思酒中虽然含十四种中药，但味香爽口，没有药味。
味美思酒过去是由外国工程师指导生产的，酒料配方是机密。
为了保密，原料进厂时，商标都刮掉。
现在的配料方法，是老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
公司的经理和工程师说，这个公司的三大名酒，具有“矛盾统一”的性格：
香甜而无糖味，劲头大而不刺激胃口，酒性醇厚温和不烈。
这也是一切好果酒的主要标准。
另外，酒色特别鲜亮透明，不混浊，不沉淀。
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首先决定于原料。
这个公司的十几万株葡萄，如贵人香、雷司令、长相思等二十多种，都是选自欧洲各国优良品种。
这种葡萄，皮薄，汁多，糖多，芳香味浓。
魏天子葡萄的水汁，可说是红中之红。
三大名酒几乎全部用葡萄原汁来酿造。
所以酒瓶一开，馥郁的果香扑鼻，的确甜而无糖味，而且是不加色素自来红。
酒的性格醇厚柔和，主要是酒的“资格”老。
酒酿造出来以后，就送入能储存一千二百吨酒的地下库仓。
这仓库深在海平面以下，形似十个并列的铁路隧道。
虽是盛夏，我们在这里却感到袭人的凉意。
这里的酒装在一长列一长列的鼓形的大橡木桶内。
女工程师告诉我们，橡木含松柏醇，同酒一起，经过氧化，产生香草素，时间一久，酒的烈性渐退，而产生一种讨人喜欢的劲头大而又醇厚温和的性格。
这个公司目前白兰地的酒龄是一年到两年，葡萄酒是两年到三年。
这里的名酒，检查很严。
首先是用理化的检查法，分析酒中的酒精量、糖份、单宁（含多了发涩）色素、蛋白质和决定香味大小的酯。
另外，还要分析酒中的金属含量，如铁、铜和铅。
最重要的是靠感观检查，凭嗅，尝，看。
经理说，很多国家，酒厂都有尝酒师或专家，国际上还有著名的尝酒专家。
尝酒专家的鼻子和嘴很有学问，它能断定酒的发酵时间和温度等生产情况或弊病，能尝出酒的年龄，或制酒的葡萄是否适宜酿酒等等。
张裕公司目前没有这样的人才，他们就成立七人尝酒小组，一种新产品或一批酒出厂时，七人围桌而坐，集体品尝，而后每人给酒的色香味分项答分。
公鸡和闹钟
烟台流传着一个故事：
一个老年人，一手抱着大公鸡，一手提着个闹钟，来到制造这个闹钟的德顺兴造钟厂，面对经理说：
“你们的钟呀！
还不如我这大公鸡可靠呢！”
一传十，十传百，这故事传到了几百里以外。
故事不是真的。
故事反映的闹钟质量不好是事实。
故事的来由是去年春天烟台劳动报刊载的一幅批评德顺兴造钟厂产品质量不高的漫画。
又过了半年，德顺兴造钟厂的闹钟，在全国轻工业展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
一位副厂长说，现在这个厂闹钟的准确程度，一般是一昼夜误差半分钟。
机器还是几十年前的机器，人马还是原班人马，除个别原料改变了以外，什么也没有增添，只是增添了中共烟台市委在这个厂的思想领导和技术组织工作。
这样，不如公鸡可靠的闹钟就变成了全国的头等品。
据这个厂的副厂长说，德顺兴造钟厂，是中国钟表工业之祖。
这对记者来说还是新闻。
它创业于1915年。
当时在这个厂指导生产出第1个钟的人，不是外国工程师，不是“留洋”生，是一个修表技师，此人去年死于上海。
所以这位副厂长说：
中国的钟表业，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
这个厂目前正在仿制德国的一种非常别致精小的闹钟，以及在火车、轮船和潜水艇上用的钟表。
德顺兴造钟厂去年同另外两个厂合并为烟台造钟厂。
今年计划总共生产二十万支钟表。
原来这三个厂是从解放时难以维持生产的地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好景气。
　（新华社专稿）

节约棉布　人人有责
工厂油水大　动辄千万匹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消息：
哈尔滨市哈尔滨服装厂、橡胶厂、电线厂、糖厂、松江化学厂、北新橡胶厂等单位，今年可以节约数万匹生产用布。
哈尔滨电线厂过去生产的铝橡皮线都要用胶布缠好以后再挂胶，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今年经过反复试验，改变为三十五公厘以下的用挤橡机把胶加热后挤到线上，经过技术鉴定，产品全部合格。
这样一年即可节约五千七百七十六匹棉布。
松江化学厂生产的肥田粉，今年全部用草袋代替了布袋包装，全年可为国家节约六十万尺棉布，每个袋子的成本因此也降低了一元五角。
哈尔滨糖厂的过滤用布，过去只能使用一年至两年，由于改进了操作技术，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五年至六年，如以多使三年计算，即可为国家节约一千二百五十捆棉纱，可以用来织斜纹布五千二百五十匹。
哈尔滨服装厂在加工服装时改进了套裁方法，尽量不出布头，第1季度就节省棉布三万三千多尺。
工作服　笼屉布
节约处处有门路
据新华社天津12日电
天津市各工厂、企业、团体、学校等单位，在今年上半年共节约了一百三十五万多尺棉布，这些布约可供十万人每人做一套衣服。
市疏浚公司原计划购布三万三千多尺制做工作服，经第1棉布总店工作人员和他们算细账以后，就少买了五千尺。
市立第1，第2医院和工人医院等单位，用废包皮布洗净消毒后作尿布，仅6、7月两就节约棉布二千多尺。
河北区各单位食堂使用废包皮布作笼屉布、盖馒头布，在四个月中共节约棉布七千多尺。
拆旧翻新巧裁剪　缝纫工人窍门多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消息：
辽宁省许多缝纫生产合作社积极想办法节约棉布。
仅沈阳市第21缝纫社研究出六种衣裳的新用布量以后，每做一件衣服就能节省三寸到五寸的棉布。
棉服的拆旧翻新是缝纫生产合作社节约棉布的一个好办法。
盖平县盖平镇缝纫生产社利用这个办法，今年上半年就节省了五万尺棉布。
沈阳市北市区和沈河区的第50、五十一缝纫社利用补旧翻新的办法，一个季度替居民改做了四千多件衣服，节省了很多棉布。
盖平镇缝纫社从鞍山市收购旧蚊帐布四千一百七十一斤、旧防雨布二千一百尺，经过拆洗修补，改制成了汗衫、围裙、鞋盖、防垫手套、公文包等八千四百件衣物。
各地缝纫生产社还尽量利用废旧衣料，节省好布。
铁岭县帽业社01月份特意从外地收购了大批废旧面袋、布头，用它们来生产出帽子三万七千二百顶。
这些帽子的质量好，外表美观，每顶零售价还低廉四分三厘。
沈阳北关区第2制帽社用裁帽时剩下的布角做鞋垫，按今年加工七十万顶帽子任务计算，剩料能做出二万双鞋垫，合好布二千六百多尺。
沈阳第9制帽社利用废料、布头，上半年生产出各种式样新颖的帽子六千多顶。

非炼焦煤变成炼焦煤
一项非炼焦用煤变成炼焦煤的研究，已经在实验室试验成功。
负责这项试验的大连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兼任研究员聂恒锐说，已有的试验证明，非炼焦煤经过快速加热、快速预热和超高速加热，可以提高煤的结焦性，使这种煤具有炼焦煤同样的性质。
这项研究，对扩大炼焦用煤的来源和发展冶金工业，都有重要意义。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社论指出
青年对待体力劳动应有正确态度
批判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错误看法
据新华社索非亚13日电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8月12日发表社论，号召同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这篇社论着重批判了一部分青年学生或家长认为中学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就是倒霉的那种错误看法，并且号召各地共产党、祖国阵线和青年联盟等组织教育青年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体力劳动。
社论指出，在保加利亚的社会中，社会主义劳动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是最受尊敬的人。
近十年来，有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农民获得了各种勋章和奖章。
青年劳动者已经成为工农业各部门生产中的榜样。
劳动已经成为光荣、豪迈的英勇事业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
但是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还有一些人逃避劳动，企图依靠别人来生活。
有些人在寻找收入高而“轻松”的工作；
还有一些人以种种借口拒绝到较偏僻的地方去工作；
更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虽然身体健康、有工作能力，却逃避那种十分有助于他们的改造的体力劳动。
社论认为，必须对这种现象加以谴责和进行斗争。
社论在谈到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对待劳动的态度时指出，有人认为，中学毕业的青年男女如果没有到机关去作职员而到企业、合作社等部门去工作，就是不幸的和倒霉的；
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社论强调指出，工农业各部门的劳动由于不断地机械化，日益需要更有知识和文化的熟练工作者。
今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生活将更加富裕，将享受人们更大的尊敬。
参加生产并成为生产中有素养的人的青年将比以前增多。
青年们一定会欢迎他们现在尚未看到或者还估计不足的前途。

共同的语言
高梁
当印度著名女舞蹈家拉赫曼在1955年随印度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无论是印度朋友，或者是接待她的中国同志，都不知道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回到印度后不久，她生了一个男孩。
去年，我同一些中国艺术家到她的家中作客。
他们夫妇俩欢喜地把这个孩子抱来给大家看，笑着说：
“这是半个中国人啊。”
今年初，我在一次招待会上又遇见拉赫曼，她兴奋地告诉我：
她的孩子已经会说“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和“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了。
的确，在印度，“潘查希拉”、“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已经成为许多婴儿初学语言时的普通语汇，成为到处飘扬的歌声，成为人们的共同语言了。
当一个中国人在印度的城镇和乡村的街道上行走时，他有时会遇到成群的印度儿童，瞪着又圆又黑的眼睛，一股劲地喊：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
“潘查希拉金达巴”！
（五项原则万岁）
在学校里，在群众集会上，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歌声：
“我们彼此团结一致，永远永远不分离，啊，啊，友好的歌声四处起，印中人民是兄弟！”
谈起“潘查希拉”，这里的人们就常常联想起中国总理前后两次访问印度和他同尼赫鲁总理会谈时的情形。
从德里巴兰机场到市中心去的一段宽阔的柏油道路，已经被政府命名为“潘查希拉之路”。
在三年前，当周恩来总理第1次访问印度时，他曾同尼赫鲁总理一起乘着敞篷汽车从这条大路上经过。
在5月的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在老德里红堡前的广场上散步，一位头裹红巾、胸前垂着银灰色胡须的锡克族小贩辛格，端着一杯印度土制的冰激凌走到我的面前。
他极力向我解释说，他并不是要作生意，而是要中国友人尝一杯冰激凌。
他说，二十多年前，他在上海住过，亲眼看到过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欺压侮辱。
后来，当他回到印度时，更深刻地感到印度人遭受到更坏的命运。
从此，他心里常常想，什么时候印度人和中国人才再不那样可怜地受气，什么时候两国人民才能够联合起来，赶掉外国统治者。
我问他，现在这种愿望是不是得到实现了呢？
他精神倍增地笑着说：
“得到啦，得到啦！
如今再没有外国人敢欺侮我们啦！”
他指着红堡那边说：
“三年前，在那边举行了欢迎中国总理的群众大会。
当我在路边看到两国总理并肩站在敞篷汽车上向人群挥手的时候，我就深深地有了这样的感觉。”
生活在印度，你会遇到许多慈祥温柔的印度母亲，她们像爱自己的儿女那样地爱着你。
从她们的慈祥的言语和态度中，你可以领会到由她们所养育的印度人民有着多么淳朴敦厚的感情。
使我最难忘记的，是我在印度北方省宗教圣地哈德瓦遇到的一位印度母亲。
在这个城镇举行的一次印中友好群众大会上，我们几个中国客人被主人请上了讲台，一一地介绍给群众。
这时，一位老母亲走向台前，把我叫下去。
她用破旧的纱丽擦了擦几乎完全失明的眼睛，长久地凝视着我的面孔。
她那灰色的眼睛，额前的皱纹，使我感到，在过去的艰辛的岁月里和殖民主义压迫下，她尝受了多少生活的苦痛和辛酸。
她双眼含着泪水，看着我说：
“我的眼睛不好了，让我在近处好好地看看你。
中国人是多么善良，这么友好。
中国人跟我们多么亲近……”
在这个恒河边的小城镇，人们把我们叫作“来自黄河的人”。
一位青年，把在河岸上拣起的彩色的石子，用布袋装起送给我们。
他告诉我：
请永远记着住在这里的人，永远记着这恒河边的友情。
为什么印度人对中国人有着这样诚挚和淳朴的感情呢？
当我把这个问题向一位印度友人提起时，他回答说：
“要讲清这种道理，就需要写一整本书。”
但他接着又说：
“最简单最明确的答案就是，对友好的中国人，我们从心眼里就有这样感觉。”
今年04月间，德里市的电影院演出了影片“柯棣华大夫”。
这位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很熟悉的大孟买市人民的儿子，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日子里，为印中人民的伟大友谊立下了不朽的里程碑。
影片告诉我们，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尼赫鲁在孟买的群众大会上号召印度人民在道义上和人力物力上支援中国。
当时，年青的印度共产党员柯棣华在大会上第1个报了名，参加了支援中国的医疗队。
柯棣华没有辜负他的祖国的嘱托。
他无限地忠实于印中人民的友谊。
他没能回到他的祖国，因为他为了治疗一个八路军战士，用自己的生命作了试验，牺牲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了。
柯棣华是印中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意志的象征。
当我看到一些观众看完了这部影片而流泪的时候，当我读完他的朋友为纪念他的一生而写的“他永未归来”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胸，被激情的巨浪充塞。
我再找不到任何语言能说明我的激动的心情。
印度人民深切地知道，印中两国之间几千年来连绵不绝的友好的联系，在世界历史中，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上，树立了辉煌的榜样。
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支持；
如今，他们都从殖民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中，他们的友情正在进一步地得到发展和巩固。
印度人民怀着欢欣激动的心情纪念了“潘查希拉”宣言发表的三周年。
国大党“经济评论”的主编马拉维亚曾对我这样说：
“三年了，这是多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年。
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无穷的伟大智慧的国家，在潘查希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友好关系。
他们以模范的行动，推动着世界走向和平。”
印中友好协会主席森德拉尔老人参加科伦坡世界和平理事会回来以后，一看到我就异常兴奋地说：
“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几乎所有代表都在演说中谈到潘查希拉。
潘查希拉同和平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
它不仅是印度的语言，不仅是中国的语言，而且是世界上共同的语言了。

印度尼西亚内阁批准
同中国的双重国籍条约
新华社雅加达13日电
印度尼西亚内阁在8月12日晚上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但是，国会讨论这项条约的日期还未见公布。
内阁会议还同意委任穆罕默德·雅明教授和土马卡拉为民族委员会委员，前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后者作为苏拉威西地方的代表。

地拉那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地拉那13日电
08月12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和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等参加了大会。
谢胡和胡志明在群众大会上分别讲了话。
谢胡在讲话中指出，阿尔巴尼亚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同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阿尔巴尼亚未来幸福的坚固保证，也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胡志明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
他还指出，越、阿两国代表之间的会谈表明两国对所涉及的一切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同日晚间，胡志明主席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列希、谢胡等阿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行政开支
罗马尼亚精简机构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3日电 罗马尼亚从今年4、5月间开始的精简州、县、市各级党、政机构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结束。
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合并和取消了一些单位，机关工作人员大大减少了。
有的州人民会议把所属的二十六个单位精简为十八个，工作人员减少了40％。
被精简的人员都得到了适当的安置。
他们分别被派到基层单位工作，或者参加工农业生产。
机构调整以后，领导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密切了。
如目前工人党县委书记和委员就直接领导乡一级党组织的工作。
同时由于在机关工作中注意了调查研究，克服了文牍主义，加强了工作的计划性等等，各级党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比过去提高了。
精简中央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是在今年03月间宣布的。
当时决定把部长会议的二十八个部合并为十五个部，工作人员也要相应减少。
近几个月来，中央一级的机关也进行了精简机构的工作。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
姜久源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一年比一年扩大，同它们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
例如，波兰的贸易额比战前增加了一点二倍，罗马尼亚增加了一点六倍，捷克斯洛伐克增加了二点二倍，匈牙利增加了二点四倍，保加利亚增加了三倍。
1956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贸易比1955年增加了十二亿卢布，如果和1950年相比，那末出口增加了两倍半，进口增加了两倍。
这些国家现在都同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其中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不仅在数量上年年增加，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成就，它们进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解放以前，东南欧国家大多数是落后的农业国，它们输出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它们的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56年，这些国家的工业产量比战前分别增加了一倍多到十倍。
现在，它们大都已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品在它们的出口当中占着主要地位。
波兰战前的出口中，农产品、原料和半制品占94％，制成品只占6％，其中机器、工业设备和运输工具所占比重还不到出口总额的1％。
去年，在波兰的出口中，工业品已经占72％以上，其中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已经上升到出口总额的15％左右，而且还开始输出了成套的工业企业设备。
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比战前增加了五倍半，达到出口总额的40％。
在进口方面，原料占第1位，超过进口总额的一半，农产品和粮食占第2位。
罗马尼亚机器制造业现在不仅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对机器和设备的需要，而且还能出口越来越多的机器和工业设备。
去年它出口的机器的总值超过了它进口的机器的总值。
解放前，农产品在匈牙利整个出口中占70％，到1955年，在匈牙利出口中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工业品。
就是在解放前最落后的阿尔巴尼亚，在1955年结束的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它的整个出口中，石油、沥青以及其他矿产品和加工木材就占70％，另外还输出了纺织品、水泥等工业制成品。
解放前出口中有90％以上是农产品的保加利亚，现在它的出口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是工业品了。
对外贸易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雄厚的工业实力和发达的农业，它们的工业产量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0％左右。
因此，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实际上拥有一切必要条件来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正常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劳动分工的不断加强，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目前，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贸易，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总值中的比重至少在60％以上。
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贸易是通过长期贸易协定有计划地进行的。
随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涨，它们之间的贸易也在不断扩大。
这对各人民民主国家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上，苏联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
苏联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的总值中分别占到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左右，在罗马尼亚的贸易中占47.6％，在波兰占27％。
苏联输出的机器和设备加速了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了它们的经济力量。
从1948年起的五年当中，苏联供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机器和设备就增加了九倍。
苏联供给波兰的工业原料占波兰在这方面需要量的50％以上。
根据1957年贸易议定书，苏联将供给波兰四百万吨铁矿砂，七万吨棉花和大量的石油和有色金属。
保加利亚现有的拖拉机和联合机中约有80％是从苏联来的。
匈牙利今年进口的铁矿砂将全部由苏联供给。
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上，各个国家可以用公平合理的价格得到它所需要的商品，完全没有资本主义市场所固有的物价波动、不等价交换和剩余产品倾销的现象。
例如，一吨保加利亚果子酱在苏联可以换到一万五千四百公斤汽油，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只能换到九千一百公斤汽油；
一吨铅矿砂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可以换到二百二十五公斤不锈钢，在苏联，就可以换到三百零五公斤。
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它们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十年中，波兰从捷克斯洛伐克输入了价值约二十亿卢布的机器和工业设备，向它输出了约三千五百万吨煤。
1947年，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只有八千四百三十万卢布，1956年已经上升到六亿三千万卢布。
最近几年来，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也有迅速的发展。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贸易额在1950年到1956年期间增加了约五倍。
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在努力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它们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出发，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贸易。
尽管帝国主义集团在贸易上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采取歧视和禁运政策，社会主义国家近几年来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亚非国家的贸易有了很大的开展。
去年资本主义国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对外贸易额中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5年增加了33.2％，其中增加得最多的是经济不发达的亚非国家。
例如它同埃及的贸易额就增加了约一倍。
最近，它又同叙利亚签订合同，帮助叙利亚建设一个每年加工一百万吨石油的巨型炼油厂。
1955年，波兰同印度的贸易额只有一千万兹罗提左右，而1956年就增加到将近六千万兹罗提。
去年波兰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也第1次签订了贸易协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年同印度、埃及、叙利亚等国的贸易额比1955年增加了约一倍到两倍。
它们不但供给经济不发达的亚非国家以各种机器和运输工具，而且还向这些国家输出纺织、制糖和水泥等工厂的成套设备，无私地出力帮助它们建立各种工厂。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同亚非国家的贸易，不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处处要占亚非国家的便宜，而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并且照顾到双方的需要和可能来进行的，有时还给它们以优惠的条件。
例如，罗马尼亚就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石油给埃及。
过去，亚非国家的出口品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中寻找市场，因而它们不得不受垄断资本的操纵和剥削。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解决了主要产品的销售困难，例如，埃及的棉花、缅甸的大米、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橡胶就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广阔的市场。
现在，亚非地区的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已经有可能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方面得到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来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了。
1957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将有进一步的开展。
根据计划，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额将比1956年增加22％，其中出口约增加26％。
捷克斯洛伐克今年对外贸易额将比去年增加11％。
根据1957年的贸易协定或议定书，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的贸易将比去年大大增加，保苏贸易将扩大50％，阿苏贸易将增加40％，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贸易将增加35％以上，波苏贸易将增加23％左右。
对外贸易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保证本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各项原料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一些消费品的供应，同时保证本国工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
通过对外贸易，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有助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合作的加强。

联欢节造型和实用艺术展览会
我国八件美术品得奖
新华社莫斯科13日电
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造型和实用艺术展览会的得奖作品，今天受奖。
有九位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八件美术品分别获得了金质、银质和铜质奖章。
获得金质奖章的一件：
黄胄的国画“洪荒风雪图”；
获得银质奖章的四件：
马兆森的水彩画“湖上雨雾”、于月川的国画“夜读”、吴光华的版画“舞狮图”、陈思碧的工艺品“蛋壳嵌凤盘”；
获得铜质奖章的三件：
詹建俊的油画“起家”、张鉴轩和陈舜羌的工艺品“蟹篓”、杨富明的国画“八哥”。

苏联南部和中部紧张进行收割
农业劳动者踊跃向国家交售粮食
本报莫斯科13日电
占全苏粮食产量第1位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第2位的哈萨克共和国的广阔土地上，已开始了紧张的收割工作。
今年这两个共和国新垦地上的小麦都长得很好，丰收在望。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利用先进分段收割法进行收割，到8月10日为止，已第1批收割了二千九百万公顷，即占共和国小麦耕地面积的40％。
在共和国产粮方面占重要地位的阿尔泰边疆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者们集会决定，要超过去年上交粮食的任务，今年要交给国家三亿普特粮食。
为了支援紧张的收割工作，已有一万五千名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先后来到了阿尔泰边疆区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部其他地区。
新西伯利亚地区今年小麦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十八万公顷。
这个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决定9月25日以前完成收割任务，超计划上交给国家一亿普特粮食。
全苏人民都注意着今年哈萨克共和国的收割工作。
这个共和国的农业劳动者决定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二千一百万公顷土地上的收割任务，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粮食采购计划。
这个共和国的阿克木林斯克区决定今年要上交三百万普特粮食，即比去年增加一百零五万普特粮食。
目前，哈萨克共和国的收割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八万五千架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广阔的耕地上。
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前来帮助收割的一万五千名苏联青年已进入收割阵地。
本报讯
苏联南部正在紧张地进行收割工作。
著名的产粮区库班（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和罗斯托夫州已提前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和采购计划。
库班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共交给了国家八千万普特谷物，其中七千八百五十万普特是小麦。
罗斯托夫州交给了国家五千一百七十万普特谷物，其中四千八百四十万普特是小麦。
在今年的收割工作中，两地都大力推广了先进的分段收割法。
在库班，收割的田地中有87％是采用分段收割法收割的，从而增加了收获量。
库班和罗斯托夫州党组织在今年的收割工作的领导中，特别注意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库班和罗斯托夫州的劳动者，同全苏各地农业劳动者一样，响应苏共中央提出的：
“在最近几年内在肉类、牛奶和油脂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计算赶上美国”的号召，今年上半年都大大提高了畜产品的产量。
库班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今年上半年交给国家的肉类，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万吨，牛奶增加了七万九千吨。
罗斯托夫州今年上半年超额完成了国家畜产品方面的征购和采购计划的情况是：
肉类129％，牛奶133％，鸡蛋124％。
上半年交给国家的肉类比去年多一万二千多吨，牛奶多四万四千五百吨，鸡蛋多三千万个。
此外，车臣、印古希自治共和国也提前完成了国家粮食的征购和采购计划。
其他各地提前完成计划的捷报也正在不断传出。

苏联工业技术迅速发展一例
水轮机制造业已达到世界技术的顶峰
三十年来平均发电能力增加百倍以上
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苏联水轮机制造工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满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它所生产的水轮机的平均发电能力已经增加到一百倍以上。
10月革命以前，沙皇俄国是不能制造水轮机的。
在苏联创建水轮机制造工业的初期，只有列宁格勒一地建立了这样的企业。
而现在，哈尔科夫、塔干洛格、新西伯利亚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有了水轮机制造工业企业。
苏联的水轮机制造业三十年来不断设计和制造出许多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机器。
在二十年代，这个工业为沃尔霍夫水电站制造的水轮机，只有八千瓩的发电能力。
而现在，它为苏联建设中的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制造的水轮机，就有三十万瓩的发电能力，达到目前世界各国水轮机制造业的技术顶峰。
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水轮机制造业为乌格利奇水电站和谢巴科夫水电站制造了发电能力达六万五千瓩的轻翼型水轮机，这类水轮机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它的工作轮的直径是九公尺，联动机重达一千三百吨，每秒钟流经水轮机的水量有五百立方公尺。
战后，苏联设计师为古比雪夫水电站设计的轻翼型水轮机，虽然工作轮直径只比谢巴科夫水电站同类型的水轮机大三百公厘，可是由于设计大大改进了，它的发电能力却几乎比谢巴科夫水电站的水轮机提高了一倍。
古比雪夫水电站每台水轮机重达三千二百吨，有十层楼那样高，发电机的定子——巨大的金属环的体积差不多有演马戏的舞台那样大，一艘内河轮船可以从环子通过。
每秒钟流经古比雪夫水电站每台水轮机的水量达六百立方公尺，比顿河在夏季每秒钟的水流量还要大一倍。
苏联另一个建设中的世界最大水电站——布拉次克水电站将安装十六台发电能力各为二十万瓩的巨型水轮机。
它们的工作能力相当于一亿五千万人的臂力。

蒙古政府代表团
赴东欧兄弟国家访问
新华社乌兰巴托13日电
由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率领的蒙古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从这里坐飞机出发，前往东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负责人达姆巴、曾德、杜格苏伦等和各国驻蒙古外交使节到机场送行。

越南学生暑假生活
组织突击队参加防洪斗争和市郊农民同吃住同劳动
越南学生正在愉快地度暑假。
许多学生参观了他们学校附近的名胜古迹和建设工地；
家在农村的学生，大都回乡帮助生产；
不少学生通过访问工厂、农村，参加防汛、防风等活动，上了“劳动光荣”的一课。
越南各地学生响应政府防汛、防风的号召，纷纷组织青年突击队，准备随时同洪水和大风搏斗。
07月11日，红河支流冬江的河水冲毁了河内西北的梅林水闸，河水漫没了河内一睦南关铁路以西的大片地区。
河内各大学留校的学生立刻动员起来，赶去参加抢堵决口的工程。
家在河内的大学生，也和街道青年一起上梅林工地去。
河内、河东、海防等地的许多学生，到市郊访问，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学生帮助农民锄地、拔草、上肥料，干完活还组织赛球、联欢等活动。
农民又喜欢又感动，像亲人似地接待他们。
一些从南方北上集结的学生，还在村里认了干爸、干娘，从此在北方也有了家。
还剑湖畔的少年俱乐部，成了河内小学生暑期活动的中心。
这里有游泳池和各种文体活动的设备，又开办了游泳、绘画、音乐等许多训练班，还有歌咏、舞蹈等名目繁多的专门小组。
每天都吸引着成十上百的少年儿童。
今年暑假，河内有许多大学生被分配到各地的工厂、农场进行生产实习；
另外，也有许多学生结伴到三岛涂山等避暑胜地去游览、休息。
　（本报河内讯）（附图片）
越南学生在暑假中到鸿基煤矿参观，他们高兴地喊道：
“这煤堆简直是黑色的金山！”

铁托总统接见我农业代表团
新华社布里俄尼岛13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12日下午四时在布里俄尼岛附近望科岛上的总统别墅中接见了以农业部长廖鲁言为首的中国农业代表团。
铁托总统同代表团人员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且设便宴招待他们。
饭后，总统领着代表团全体人员参观了岛上的果园和酒窖，并且取出1904年储存的陈酒同客人共饮。
铁托总统同中国客人们在一起共度过了两个多小时，当代表团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嘱咐代表团回国后代表他向毛泽东主席问好。
这次陪同代表团晋见铁托总统的有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科马尔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

一个美国律师看西方“民主制度”
美国　沙博理
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在帮助党整风的伪装下，对政府制度和管理方法进行攻击，硬说它们比不上
“西方民主制度”。
他们说，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绝对”的民主，换句话说，它给各个阶级以平等权利，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应该采取这种最为理想的民主形式。
我是一个美国人。
未到中国之前，在纽约市当了几年律师。
我愿意将美国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右派分子大加赞扬的一些民主形式，提供我的看法。
两院制
美国国会由两院组成：
众议院和参议院。
众议员按照各州人口比例选出；
参议员每州规定选举两名。
任何提案变成法律之前，必须在两院通过。
因此，垄断企业只要收买某一州的两名参议员，他所支配的力量，就和该州为数三十至四十名的众议员相等。
收买参议员是如此的普通和家喻户晓，以致报纸上常常根据这些议员所代表的企业利益，公开地称他们为“内华达州的银矿参议员”，或“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参议员”。
偶而由于公众压力很大，众议院不得不通过对人民稍为有利的法案，这时候，作为大企业发言人的参议院，不是将法案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干脆否决。
政府内阁
它相当于右派分子建议的“政治设计院”。
阁员由总统自己选择，他们大都是最大的垄断公司高级领导人。
艾森豪威尔的内阁被称为“卡迪来克内阁”（卡迪来克是美国最豪贵的汽车，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购得起）。
阁员除参加拟订政府的重要政策外，同时还担任部长。
他们利用政府职权，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企业的最大限度的利益。
司法程序
在美国，诉讼是一件很费钱的手续。
对普通美国公民来说，即使法律对他们有利，也只有极少数人打得起官司。
若是刑事案件，一般的美国人的困难就更大，他不仅有经济困难，并且还有丧失自由的危险。
每一件事都要花钱——诉讼的准备，诉讼本身以及可能的上诉等。
鲍威尔，他的妻子席尔瓦和舒曼（他们曾在上海出版“密勒氏评论报”，忠实地报道了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武装部队的罪行，因此目前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案件尚未审判，可是已经花去三万美元，另外还负债九千美元。
美国反动政府故意和美国进步人士为难，用花钱的刑事手续来驱使他们破产，从而削弱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能力。
形形色色的国会委员会领导下的“调查”（常常对准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进步力量），实际上就是诉讼手续的一种形式，并且带有强烈的阶级气息。
这些委员会借口为立法工作（例如剥夺共产党合法地位）收集事实，传讯任何有一点进步嫌疑的人，并且强迫他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关系。
假如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依照美国的法律，他必须“开门”，因此如果他拒绝回答下一个问题，就犯了“藐视国会”的罪行，可能被送入狱。
当然，他可以引用宪法来拒绝答复任何问题，因为宪法上规定不能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声明（这一点法院曾作解释，就是他可以拒绝说出一些可能在未来刑事诉讼中不利于自己的话）。
可是当他行使宪法权利时，就会受到委员会委员的讥嘲，似乎他拒绝回答问题，恰好证明了他是企图隐瞒所犯的政治罪行。
由于报纸对这类调查大肆宣扬，同时电视节目也向全国播送，这个人通常被解雇，因为没有一家公司敢雇用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受到怀疑的人。
人事部门
右派分子抱怨中国的人事部门过于强调政治条件。
他们建议取消这一部门。
既然他们如此喜爱“西方民主制度”，就应当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有的政府或私人的企业，都设有人事部门，并且还特别注意雇用人员的政治背景。
美国的人事部门，同联邦调查局、国会的一些“调查委员会”以及派到工人中间的工贼和告密者密切合作。
任何一个人只要被怀疑有“危险的”（即进步的）思想或活动，他就会被开除。
他没有机会和陷害他的证人对质，更多的情况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被开除的原因。
如果他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的会员，也许会得到工会支持。
但是通常工会领袖（许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宁可不干涉“政治性”案件。
被开除的人被列入黑名单，再也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用他。
对美国的知识分子也开有黑名单。
过去十年中，许多教授、记者、电台及戏剧工作者，因为没有同国会的委员会“合作”（拒绝指出他的同事或朋友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而大批被开除。
他们还被本行业各单位的人事部门列入黑名单上，这样就永远没有机会再找到工作。
1950年，九个美国最优秀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因为拒绝答复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他们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而被判入狱一年。
此后，没有一家大电影公司敢于再雇用他们（这些公司最近闹了笑话，因为发现至少有两部以上获得好莱坞最高艺术奖的电影，是黑名单上的作家用假名编写并卖给它们的）。
＊＊＊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和“绝对民主”就谈到这里。
“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它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全部的事实都证明，它是压迫人民和维持垄断资本统治的工具。
（林龙铁译）

各国代表在禁止氢弹世界大会小组会上
支持日本工人阶级反核武器斗争
新华社东京13日电
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今天分为工人、妇女、宗教家、学生、青年、原子弹受害者、农渔民、地方政权代表、工商业者等九组，热烈讨论了国际预备会议昨天向大会提出的报告。
在有一千四百多位工人代表和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澳大利亚等外国代表参加的工人会议上，各国代表都支持日本工人阶级争取禁止核武器、保卫和平的斗争。
代表们在讨论中坚决表示，工人要成为和平运动的中心力量，日本工人阶级要同世界各国的工人兄弟团结一致，坚决反对核武器。
在原子弹受害者代表一百多人和外国代表十四人参加的原子弹受害者会议上，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事务局长薯居平一和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平本鹤、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代表小佐佐八郎先后致词，表示感谢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援助。
中国代表团团长蔡廷锴在会上向原子弹受害者表示亲切的慰问。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后，通过了宣言和决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制定原子弹受害者生活保护法和实行全面的医疗法，并且表示原子弹受害者愿意站在禁止核武器与阻止原子战争的国民运动的最前列。
在有八百名妇女参加的妇女会议上，代表们讨论了如何打破障碍以加强妇女团体之间的联系问题。
在一百多名农民和渔民代表参加的农渔民会议上，冲绳岛代表以亲身的经历，控诉了美国在冲绳岛扩充原子基地的罪行。
其他各地的代表就放射能对农业和渔业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表示要坚决为禁止核武器而斗争。
其他各组会议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热烈地讨论了禁止核武器问题，充分表现了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核武器和保卫和平的决心。
在有六百名日本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
他们强调反对艾森豪威尔政策，反对使用原子弹，反对日美会谈联合公报，反对岸信介内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友好政策。
工商业者会议就企业界如何参加禁止原子弹运动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东京13日电
出席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13日晚间应邀出席了日本社会党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的欢迎宴会。
日本方面出席宴会的有浅沼稻次郎、松本治一郎、胜间田清一、佐多忠隆、曾弥益、帆足计等社会党的领导人。
席间，宾主就日中友好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
（附图片）
中国代表团（左下角）在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预备会议上

在岸信介内阁政策鼓舞下
日本法西斯细菌日益猖獗
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
在岸信介内阁的采取更加反动政策的鼓舞下，日本法西斯团体的活动最近更加猖獗起来。
目前，很多军国主义法西斯组织正在各地明目张胆地发动反共、反苏、抵制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和鼓吹重新武装与修改宪法的所谓“夏季攻势”。
“大日本独立青年党”曾经在8月08日在东京举行演说会，公然叫嚣要打倒日本战斗性最强的工会之一的国营铁道工会。
“大东塾”的头目影山正治已经从7月28日起在日本东北地方和北海道发表了以反共和重新武装为主要内容的演说。
另一个法西斯团体“亚洲友之会”的首脑大山量士已经从7月15日开始在各地举行为期四十五天的所谓“救国旅行演说”。
“大日本生产党”和“日本制宪会”等其他法西斯分子组织正计划在从8月15日开始的“投降月”中进行各种活动。
共同社说，法西斯团体的活动将在8月15日达到高潮。

扑灭不了的火焰
自从阿曼人民的英勇起义爆发以来，为时已近01月。
阿曼人民以劣势的装备，英勇地抗击了拥有新式武器装备的、野蛮的英国侵略军，使得英国殖民者在侵略阿曼的战争中狼狈万状，窘态毕露。
现在，阿曼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曼起义者已经主动地撤离了首都尼兹瓦，退入山区，继续对侵略者进行抗战。
阿曼战局的这一变化，丝毫不意味着阿曼人民起义的失败。
相反，起义者在战略上的主动撤退，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以便主动地长期地抗击敌人。
这对于阿曼起义者是有利的，而对于有着现代装备的英国殖民军是不利的。
英国殖民者在中东的侵略泥足将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英国殖民者在苏伊士战争以后，为什么仍然敢于在中东地区如此猖狂，悍然对阿曼起义人民发动全面进攻，并在也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呢？
这是由于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势力已一再受到挫折，对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和战略地位必须加以控制，因而不顾一切地使用武力镇压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的力量。
同时，英国也力图改善自己的地位，抵抗“艾森豪威尔主义”对英国殖民利益的步步进逼。
大家知道，美国在中东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既打击民族主义势力，又打击英国的势力。
这个公式是杜勒斯早就向全世界宣布了的。
最近一个时期内，美国在中东积极地排挤了英国的势力，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美国已经把巴格达条约集团置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黑旗下，同时又积极地企图把已经落入美国网罗的约旦和黎巴嫩拖进巴格达条约集团。
目前，美国扩张的矛头正针对埃及和叙利亚，力图攻破这两个屹立中东的民族主义堡垒。
为此，它竭力地挑拨沙特阿拉伯、约旦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并且还指使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武装挑衅，策划对叙利亚的军事进攻和颠覆阴谋。
从美国对阿曼事件所采取的暖昧态度可以看出，它希望目前的军事冲突会造成一种对美国有利的形势，以便“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魔手插进这个地区。
但是，事情绝不会是像帝国主义所设想的那样美妙的。
阿曼起义的爆发和战争的延续，已经对中东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拉伯各国进一步加深了对英国殖民者的同仇敌忾，同时通过美国对阿曼事件的态度，更加看清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们已经在阿曼问题上开始重新团结起来。
阿拉伯联盟的九个成员国最近一致通过决议，要把阿曼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并且已照会万隆会议国家，要求亚非国家支持阿曼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战斗。
而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力量，坚决同情和支持着阿拉伯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每一行动，给予了阿拉伯人民极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阿拉伯各国人民在争取和维护自己民族独立、反抗殖民主义的正义事业中，有着全世界亿万和平人民的可靠支持。
因此，美英帝国主义想要扑灭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火焰是根本办不到的。
决定阿拉伯世界以至整个中东命运的，绝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已经觉醒了的阿拉伯和中东的伟大的人民。
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阿拉伯人民的凶残侵略，是一定会以它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日本政府成立“宪法调查会”
企图修改宪法消除扩军障碍
社会党和百余群众团体表示抗议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岸信介内阁今天正式成立了历届内阁未能组成的“宪法调查会”，准备修改日本的现行宪法。
岸信介内阁企图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是想消除限制日本大规模扩军的法律障碍，并且要进一步限制现行宪法上规定的微不足道的民主权利。
日本社会党拒绝参加这个机构，并且在今天发表声明，要求岸信介内阁立即废除这个调查会。
社会党在声明中指出，岸信介内阁成立这个“宪法调查会”，是要把日本变成美国原子战略体系的一个环节的第1步；
这种行动意味着要使日本向着修改宪法和派兵出国的方向迈进。
共有一百多个群众团体参加组成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在不久前曾经发表声明，抗议岸信介内阁成立“宪法调查会”。
国民联合会并且决定要在日本各地展开抗议修改宪法、保卫民主权利的运动。

甘冒毁灭也要“北进”
李承晚又发战争叫嚣
新华社平壤13日电
汉城消息：
李承晚在8月12日对合众社记者发表的一篇书面谈话中，再次叫嚣要以战争来“统一”分裂的朝鲜。
他说，他有时觉得，不管有没有武器，甚至甘冒使自己遭到毁灭的危险，他也应当“北进”。
李承晚认为，不经过一场“冲突”而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
李承晚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永远等待下去”。

“精神消暑”
欧洲今年夏天特别炎热。
06月16日那天，法国电视公司别出心裁地让观众享受一小时“精神消暑”。
该公司雇用了数名潜水员，备带着水底照明器材和水底摄影机，潜入了地中海，把修理港湾基底的情况和船只沉没后的解体作业，一一作了实况广播的介绍。
在电视机的承像板上，时刻地出现各种形状的鱼虾，从镜头前游过去，使观众们在整整一小时内如置身海底忘记了酷热的气候。

约旦政府倒行逆施
要同蒋介石集团打交道
新华社13日讯
安曼消息：
约旦官方8月12日宣布，约旦政府已经决定同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建立外交关系”。
约旦国王侯赛因在8月12日批准了这个决定。
叙利亚“群众报”在8月10日就约旦官方预先透露的这项决定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承认”另一个也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的行动，这是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对另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承认”。
约旦的亲西方政府是在今年04月间美国策划了政变之后上台的。

苏联科学家建议各国同行
会谈禁止核武器问题
新华社1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2日讯：
苏联二百名左右的科学家在一篇有关禁止和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的声明中建议，各国科学家举行广泛的国际会谈，以便认真地讨论因放射性的危害作用和利用原子能于战争目的所造成的威胁而引起他们不安的各项问题。
声明中说，苏联科学家支持必须召开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主张。
不只是让原子科学家，而且也让其他科学部门的代表（生物学家、医学家、各个派别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在科学界知名人士参加的广泛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有价值的意见。
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科学家中，包括涅斯米扬诺夫、谢苗诺夫、巴尔金、托普切夫、斯科贝尔琴、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等。
声明中说，我们看得很清楚，各国科学家对如何达到禁止核武器这个目的，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种分歧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不同，并且往往直接取决于各国统治集团的政策。
但是我们认为，要使各国科学家在防止核战争这件重大的事件方面采取符合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共同立场，上面所说的分歧并不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阻碍。
所以，所有国家的科学家都应该共同关心威胁人类的危险，并且应该联合起来为争取立即禁止和停止试验核武器、为防止战争而斗争。
声明最后说，我们苏联科学家有充分准备同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共同行动，随时准备讨论任何旨在防止原子战争、保证和平和全人类安宁的建议。

议员丑闻
据最近一期美国“展望”杂志的报道，数月以前得克萨斯州州众议员詹姆斯·柯克斯准备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实行“自然疗法”的医生在得克萨斯州开业。
“自然疗法医师协会”的主席哈尔曼邀请了柯克斯到哈尔曼所住的旅馆举行谈话。
哈尔曼用暗装的录音器把谈话录了下来。
哈尔曼请求柯克斯撤消他的提案，转而支持有利于“自然疗法”的提案，并且许以报酬。
以下是他们的一段谈话的记录。
柯克斯：
嗯，你说如果我们肯干，你们愿意酬劳我的服务。
好吧，我们坐下来，打开窗子说亮话。
哈尔曼：
行。
柯克斯：
你们准备付多少呢？
哈尔曼：
你认为值多少呢？
柯克斯：
我不知道。
你比我内行一些。……
柯克斯：
三千五百元太少了。
我想五千元还差不多。
由于是录音，这段话无法否认。
但是实在说来，议员受贿在美国是公开的秘密。
下面是同一期“展望”还提出的一些例子。
前州参议员薛尔曼在担任国会保险委员会委员的时候，从“美国信托保证公司”收取特别费用三千美元。
前州参议员施特劳斯也从该公司收贿三千六百元。
现任州参议员阿斯里从破了产的“美国信托保证公司”的前任经理那里收贿一万元。
另一现任州参议员派克霍斯接受了“劳伯·李人寿保险公司”五百份股票。

阿曼教长代表说起义者仍保持战斗力量
将学习中国榜样斗争到最后胜利
埃报指责美国鼓励英国屠杀阿曼人民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3日讯：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塞12日说，阿曼人民将学习中国的榜样，中国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百二十年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继续不断地进行抵抗运动直到取得胜利。
哈尔塞在同一天晚间说，他收到11日下午从阿曼发出的电报说，尼兹瓦和菲尔克的战斗仍在继续中。
电报说，只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对尼兹瓦和菲尔克城堡进行了八小时连续不断的轰炸以后，教长的部下才放弃这些城堡。
这份电报指出：
“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战斗力量。”
电报说：
“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敌人可能侵占我们的国家，但是决不能在那里呆很长时间。”
埃及“人民报”赞扬英雄的阿曼民族主义部队保卫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并且要求联合国制止英国对阿曼人民的侵略。
“共和国报”主编萨达特在12日写道：
即使英国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得到卑鄙的胜利，阿曼人民永远不会灭亡，永远不会投降。
萨达特还说：
美国在阿曼战争中再一次暴露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不是为了阿拉伯人的独立或者阿拉伯地区的和平，杜勒斯去伦敦访问的结果只是英国人野蛮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阿曼人民。
同时，据“晚报”报道，许多埃及青年向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处申请愿意作为志愿兵去同阿曼人民一起战斗，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代表处负责人哈尔塞证实了这一个消息：
他说，埃及人民对阿曼人民的解放斗争表示支持。
另据伦敦消息：
英国外交部的发言人8月12日说，英国不承认阿拉伯联盟决定将阿曼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法律根据，他把这个问题说成是马斯喀特苏丹“内部管辖”的问题。
这个发言人表明，英国政府支持马斯喀特苏丹片面撕毁苏丹和阿曼教长国在1920年签订的西卜条约的行动，他说，这个条约已“不再有效”。

农村儿歌
李作华
割草太阳红，草青青，青草上面亮晶晶。
弯弯镰，闪闪明，镰儿舞在绿草丛。
篮里草，嫩青青，牛儿吃了准高兴。
挑粪03月里，花儿艳，我挑起粪挑一溜烟，挑挑肥料送下田。
03月里，花儿艳，我挑起粪挑一溜烟，花儿苗儿露笑脸。
03月里，花儿艳，我挑起粪挑一溜烟，秋收粮食满仓填。

打碎黄药眠的卖药葫芦
闻山
1957年第9期文艺报第1版上，登了黄药眠的一篇文章，名曰“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
这是作者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得十分尖刻流畅，读之如聆作者心声。
读这篇文章，鼻子里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东西的味道。
黄药眠埋怨说：
“几年来我写的文章很少”，“以前我写文章，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写起来，心里有舒畅之感，现在我写文章，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个性风格完全丢到九霄云外”。
这里所谓“以前”者，解放前之谓也。
在黄药眠的感觉中，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那些年头，对他真是“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不要说“百般顾虑”，那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自由得很。
所以他写起来，就“心里有舒畅之感”。
而现在呢，黄药眠感到十分不自在，于是乎写得少了。
这就很妙。
我们许多人在“以前”，都没福气尝到黄药眠所说的“舒畅”的滋味，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敢于尽情吐露心中的感触。
我们知道，以前有多少天才作者流了血；
厌恶晦涩的鲁迅，写杂文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曲笔。
在国民党特务虎视眈眈之下，黄药眠居然感到如此“舒畅”，不但写得多，并且能够发挥他的“个性风格”，以至于多年之后，仍然对昔日缅怀不已。
每个阶级都有它的嗅觉，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香花与毒草。
黄药眠们看到从工农兵生活土壤中培植出来的花朵，就处处不顺眼，恨不得都踩到泥里去，这是很自然的。
黄药眠说，“我们印出来的作品，中学生读起来，大体上说还认为可以，但大学生就觉得不够味，不满足了。”
这是多大的轻蔑：
在你们共产党领导下写出来的东西，连中学生看了，都不见得满意，只不过是“大体上还认为可以”，你们还神气什么？！
还领导什么文艺？！
但我请问黄药眠，像“保卫延安”、“活人塘”、“铁道游击队”、“三千里江山”、“死水微澜”以及许多好作品，在大学图书馆里抢都抢不到，而你居然把它们说得那么不值钱，你也未免太不老实了！
正因为你不老实，所以你猜想别的人也都不老实。
你说：
“赵树理同志的‘三里湾’发表以后，很多人写了文章，说好得很。……但我看，他对自己的意见也不大有把握，使人读过以后，引起了模棱两可的印象。
这种风气也影响了读者。
一般说大学生本不十分喜欢中国现代作品，但你问他，他还是说好。
但他所以说好，倒并不是亲身感受到了，而是因为‘文艺报’……说好，他也就跟着说好了。”
黄药眠不但污蔑康濯与“文艺报”，说他们讲的都是谎话，而且把在共产党教育培养下成长的大学青年污辱一番，把他们说成俨然是一群应声虫。
共产党既然只能教坏青年，就该当滚蛋，让青年们跟着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教授老爷们走，走到“独立思考”的“自由世界”里去，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
在全部否定了我们的作品之后，黄药眠跟着就单刀直入，找他所谓的“影响了创作的发展”的根源。
一找，就找到了“领导思想”。
他说，“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
怎样简单法呢？
“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仿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
接着他就加以反驳，说什么“我们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而且思想改造也决不止是读几本理论书。
这几年来作家们总是读了些书了，但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写不出作品来？”
我觉得黄药眠是在耍把戏，他用左手捏造了一种“理论”，又用右手向之进行攻击，搬弄得挺热闹，不懂文艺界情况的读者，是很容易被这种戏法愚弄的。
但请问黄药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这是你从什么地方挖出来的“领导思想”？
你在哪个领导人的哪篇文章、哪个报告里，看到过这样的论调？
谁告诉你要“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请他们创作”？
共产党又什么时候主张过读几本理论书就可以把思想改造好，可以写出作品来？
黄药眠一直披着“左翼文艺家”的外衣，到今天才露出本来面目，第1炮，便想轰垮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
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老实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这等于给黄药眠之流算了命。
现在卖假药的葫芦不是已经被打碎了吗？

景颇族少女（油画）刘依闻

纠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
许广平
作为一个党外群众，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揭发丁、陈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使我深深受到感动和教育。
首先：
看到几天来在党的真诚感召下，就是最顽强死硬如陈企霞同志的长期抵赖态度，也终于开始转变。
在前几次会议上，看到他利用柳溪同志做反党工作，欺负、压制、用尽阴谋狡计对付一个女性，就是我了解不深，也禁捺不住义愤，恨不得起来劈他几个巴掌泄泄愤气；
却不料他终于能比较诚恳地开始吐露出多时的反党情况。
在此，我更感到党的伟大。
党的和风细雨，说清道理，辨明是非的处理问题，的确是挽救犯了错误的人的最好办法，值得我们仔细体味的。
其次，使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丁玲同志。
从见面认识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作为一个读者，我原是爱好她的作品的。
比较接近多些是在她领导下出国到苏联去，有一次她要我对她的作品提意见，我说：
我之所以喜欢她的作品，是因为没有女人气，并不是专写身边琐事、妇女、儿童，而是关心大家的事，如“水”的一篇，我就读了很高兴，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接触中她又把我对她的好感变为不了解了。
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她劝我写东西。
这原是好意的，但接着她说出她心里的话来了：
“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
写东西才是自己的。”
当时我听了震动一下，我想，为党为人民做工作，领导是这样教导我们，领导上考虑每个人的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总是人民需要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为什么要考虑“是自己”的呢，难道自己比人民大众更重要些吗？
凭这两句话，我开始体会了丁玲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原来她的写作是为自己的，我原先对她的评价——关心大家的事——开始有了不同。
她的这两句话，就是有些同志揭发的“一本书主义”的很好的解释。
从这几天的大会使我又回忆到过去这一段情况，印证一下丁玲同志的到处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气焰，以至发展成为反党集团，绝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她顽抗到底，不肯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悔悟，改变那些长期埋伏在灵魂深处的反党罪行，根除错误，就是自绝于人民。
我过去以为她没有女人气（其实好的女人气也并不坏），从她这几天在会上的表现看来，哭哭啼啼，忸忸怩怩，狡赖诡辩，假装胡涂，表现了是十足的坏女人气。
不肯撕下面子，一味要人奉承称赞，其实是杨荫榆式的死不回头的坏蛋。
〔注〕这样下去，你的作品包含着毒素，是不会有人看的，你想到桑干河边住下也是不会被人欢迎的。
那时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
然而党是最宽容人的，也是最能及时挽救人的，党的领导是最能帮助人改变错误的，眼前陈企霞同志开始坦白交代了，党就鼓励他，引向正路去，就是例子。
但首先还是要自己肯承认错误，彻底挖根。
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不是经常谆谆拿自己为例，来教育我们大家吗？
领导同志都不怕丢面子，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面子问题比领导更重要，丢不下的呢？
难道你丁玲的面子就特别些，要格外照顾，永远和皮骨相连，揭不下来的吗？
可惊讶的是这几天来听到关于丁陈集团事件中还有熟人在内。
头一天听到有人提及雪峰的名字，我那时就当面问：
“怎么？
也有你一份呢？”
这句话，说明我忘记历史，和文艺界方面也太隔膜了，是一个门外汉的话。
丁玲就死抱住历史，她说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对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像小孩们吵架的话，亏她说得出口），这仿佛是个人问题了。
其实谁不知道是把对党的不满转拉到个人身上来企图回避问题呢，就是退一千步说，社会在前进，现在是什么时代呀！
党号召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过社会主义关，号召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每个人的责任是不轻的。
而丁玲没有看见，没有想念，雪峰没有看见，也没有想念。
所想念不忘的无非是死缠住二、三十年前的陈年旧账，老是算个不清，冷饭炒个不完。
这样说，当然不是叫我们割断历史，只是希望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罢了。
今天，社会在01日千里地前进，自己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那样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
近年我总听说雪峰多病，忙，所以绝少来往。
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地自处于阴暗，其实是自己甘心落后于时代，愿意自弃于人民，停留在解放前的一个可痛恨的阶段了。
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大家都过五十岁了，应该成熟些，把个人的龌龊企图丢掉，纳入党的工作范围内，搞好团结，忠诚努力地去干。
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人提起鲁迅，说去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看到灵旁有周扬同志，如鲁迅还活着，或者会跳起来揍他。
说这话的大约也是把一个人看成二、三十年前一样一成不变，要算陈年旧账的一位人物。
去年，我同时也到上海的，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
他建议改的这句话，是对鲁迅有较正确的评价。
他代表党主持鲁迅纪念工作，非常热诚，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扬同志是代表党的身份，是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问题的。
如果我们都能对事不对人，对组织对党忠诚的话，看问题自然也会两样了。
我衷诚希望，经过这次整风，文艺界从团结、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让我们大家起来拥护党的整风，好好转入到这个大洪流中，洗刷自己吧！
文艺界必须纠正不团结的现象，才能推向前进。
社会前进的迅速，推动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挽救自己，帮助别人，大家都有责任，请勿相信挑拨者的话。
现在有许多人把许多事总推到鲁迅头上，右派分子林希翎说“胡风的纲领，……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那些都是反动的话。
我敢断定毕生忠于党和人民的鲁迅绝不会也必不肯反动的。
他活到现在的话，他会唾弃反革命、反党的人的。
服从党的决定，这就是鲁迅认为应遵守的组织纪律，反动者绝不能拿鲁迅作为挡箭牌的。
鲁迅临死前同意发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是很明显说明他的态度吗？
为何还要把许多分裂党的话想拿鲁迅来作护符呢。
请自己从速醒过来，才是自救自爱，而不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唯一道路！
〔注〕杨荫榆有时似凶兽，有时装羊，坚持错误，顽强不变，四出活动，反对进步，结党营私，自以为是，终于被人民唾弃，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锥子山上（外三首）
吴烟痕锥子山下，是浓重的夜雾？
还是凝聚着的白云朵朵？
不见那挺拔的群峰，不见那金带子般的黄河。
锥子山上，星星落满山头，山头上斜挂着银河；
它掀动水晶般的涟漪，带着一股凛冽的寒流。
拣把柴禾，燃起一堆篝火，火光映红满山的繁星，好似那红灯红透了银河，凝视着红色的浪花，轻轻唱起查勘者的歌……
〔注〕锥子山是三门峡左岸的最高峰。
等　待白天，我等待：
等待着太阳探出头来。
黑夜，我等待：
等待着和风吹去阴霾。
乌云刚刚裂开间隙，又合拢起来，把太阳遮盖；
阴霾刚刚化成薄雾，又凝成一团，变成了云海。
从白天到黑夜，我时刻焦急地等待，就像战壕里的战士，等待冲锋的号声传来。
从黑夜到白天，我时刻热切地等待，就像年青的丈夫，等待久别的妻子归来。
等待啊等待！
我忍受寂寞，苦苦地等待，等待着司光仪上的光华，对准那遥远的山峰放射！
〔注〕在三门峡的群山上，三角测量队为测绘地形，司光员独自一人在山上等待着司光。
古栈道从岛上滑下栈道，道下是令人心悸的波涛，我紧贴着岩壁行走，来把祖先的足迹寻找。
这石环曾经拴过船缆，这石孔曾经扦过船篙，这傍石临河的崎岖小径，就是祖先当年逆水而上的栈道。
多少祖先被累得精疲力尽？
多少祖先的生命被卷入狂涛？
多少载满血汗的运粮船只，从这里驶往霸住西京的皇朝！
勤劳而苦难的祖先啊！
你在九泉之下该瞑目含笑，你听听我们的钻机在吼叫，你看看黄河在我们的脚下求饶！
〔注〕在人门岛左边的断崖上，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栈道，开凿于汉朝，专供运粮船工拉纤逆流而上。
娘娘河又一次来探访你，不见你记载着苦难的河，我踏上当年险恶的航道，走在今天的一条宽阔的大路。
我曾为你呜呜的流水，经受着通宵不眠的痛楚；
如今是这钢铁的履带，从我的身边欢乐地驶过。
人门岛上响起了炮声，它把这峭壁雄流震惊得发抖；
千万大军面对着峡谷，展开激战，来创造幸福的黄河。
〔注〕唐开元二十九年，在人门岛右边开凿了一条运粮河，名叫“开元新河”。
俗称“娘娘河”及，公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