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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报道 通信学院一个月来彻底揭发和据理驳斥了数学教授会上尉教员余培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在7月6日的一次大会上，群众愤怒地要求余培岳在会上交代，可是，余培岳当场作了一篇露骨的挑战性的发言。
他公然说：“作为一个右派，我觉得这个帽子还是比较恰当。
因为它恰当地反映了我的不同观点、方法和立场。
我还愿意继续作我所理解的这样一个右派。”
这次会议以后，接连开了两次小型座谈会，余培岳在会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
数学教授会的同志还进一步揭发了余培岳平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从7月13日起，到月底为止，一共开了九次辩论大会，其中有一次是附属工厂的工人用现实生活和余培岳进行说理斗争。
通过这几次辩论会，余培岳更加系统地散布了自己的反动的政治思想观点，暴露了丑恶面目。
同时，通过几次辩论会，广大教员、学员和工人对他的反动政治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刻、全面的批驳。

他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挺身而出为右派保驾

余培岳坚决反对反右派的斗争。
他说：“整风开始，我很满意。
一反右派，我又不满意。”
“在我的情绪上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与抵触，因为我希望右派形成一股较大的政治力量，依靠它，迫使党向右转。
当右派势力被反击而退却时，我是十分不甘心的。
为了保存一部分右派，以待东山再起，我就自称右派，在全院的大会上，挺身而出。”
他对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很感兴趣，一一收集起来。
他说：“我对右派言论，在感情上是支持的、同意的。”
比如，对于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对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他是十分同意的。
他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并且说：“如果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我是不会帮助共产党的。”
他还反对人民日报对文汇报、光明日报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批判。
他说：“文汇报过去做对了，及时地反映了事实。”
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赞美资本主义制度

余培岳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靠个人利益来刺激，谁也不能偷懒，也不会有官僚主义，否则会被淘汰”。
他认为，不能从生产发展速度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苏联四十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道路，那是因为时代不同、科学水平高低不同，二十世纪科学水平高，当然要发展得快一些。
他还说：“资本主义不是那样的坏。”
他污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多数人的要求。
他说：“我总感觉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太剧烈，弯转得太猛。
像我这样扭不过来的人不会是很少。”
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都是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是“逼上梁山”。
他还说：“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多数人的要求，这只是少数先进人物的理想。”
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消灭剥削阶级。
他说：“阶级斗争问题，我觉得可以采取许多协调的方式解决，不一定要采取对抗：消灭一个，保留一个。”
经过调节，“不管从经济、政治那方面看，阶级斗争就慢慢减弱，以到消灭”。

他坚决反对改变私有制。
他说：改变私有制就要改变私有观念，而私有观念是人的本性，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共有的人性。
他还说：“个人主义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因此，他认为“改变私有制是违反人性的”。
他又说：“私有不私有是一个道德问题。
对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树立合理的道德标准，也许可以合理地改变。”
反对党的领导仇视工农干部

他一两年以前就立志要做一个反对派，做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
他说：“反对党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反对共产党的，反党一个人是不行的，要组织起来，……”“我不想在军队多待，军队内无法活动，有军纪法纪。
我想到地方去，可以利用一些组织，如工会、教师联合会、社会教育机构来进行活动，表达我反党的情绪。”
他还认为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他说：“我觉得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是从理论上谈的，实际上不是如此，我的意见就没有代表。
共产党没有代表我，右派倒是代表了我的意见。”
他还说：“共产党这个组织以及马列主义是否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我怀疑。
这是我怀疑的最根本的地方。”
他的反党情绪还表现为对工农干部的仇视。
他说：“我极端敌视和仇恨工农干部，因为他们对党绝对忠诚，在他们面前任何右倾意图都不可能实现。
去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以后，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二十年以后，这一批知识分子逐步代替了目前工农干部的领导地位，就可能达到使社会主义制度向右转的目的了。”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梦想改变我国根本制度

他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政治”。
他竭力赞扬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两党制”，他说早在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以前，他脑子里就有过“两院制”的模型。
他说：“政协逐渐变为上议院，有否决权，比起立法、司法、行政、监察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要好。”
他主张共产党只管行政，把其他各权都交给民主党派去管。

他还梦想改变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他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我猜想这次大会要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向右转，希望不要再左了。”
“但是，结果周总理的报告使我大失所望。”
他不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报告中说：“对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不能容许的。”
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妄图用合法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污蔑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宣扬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
他说：“在社会主义下不能得到充分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先天带来了不民主、不自由。”
他认为，“共产党领导下也不应该排斥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
但我国在这些方面的自由很少。
党中央公开说‘言者无罪’的原则对右派分子不适用。”
“我认为，民主自由是‘天赋人权’，目前抵触的是限制过多。”
余培岳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干什么？
他自己曾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要求民主是要搞结社、组织小集团，将有不满情绪的人组织起来。”
“我以前考虑过搞反革命活动是得不到允许的。
那么采用什么形式？
我用合法的形式。”
“现在不能活动，一活动就有危险，有了民主就可以活动了。
这就是我要民主的目的。”
从“决不投降”到假投降至今毫无低头认罪之意

余培岳不仅是一个有一套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的右派分子，而且是一个十分猖狂的右派分子。
在整风以前，他就进行了不少反党的活动。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更加疯狂地向党进攻。
并公开宣布，他是“自觉地站在非党非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在7月15日以前，他虽然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孤立，表示“不想改变立场”、“绝不投降”。

7月15日，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变“决不投降”为假投降。
但是，他在“检讨”的幌子下继续散布反动言论，并没有真正缴械之意。
会上，群众一致斥责了他这种假投降的阴谋。
16日起，他又改变了战术：在找领导上个别谈话的时候痛哭流涕，可是并不对自己的问题作具体交代，却说“我没有什么具体东西”，“具体的谈不出来”。
在会议上他对大家的责问，拒绝回答。
直到29日，还在借“检讨”之名污蔑肃反运动，毫无真正投降之意。
到会同志又一次对他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如果还不作彻底交代和检查，就只能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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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部队三支队五连最近进行了一次群众路线的农业合作化教育，效果良好。

这次教育首先由领导上作简短动员，讲清学习目的，然后以班为单位座谈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号召有啥说啥，把心里话说完。

暴露思想摆出问题

座谈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不少人反映家庭生活困难；
部分人指责社干部不好；
少数人对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
九班长杨金成说入社后收入减少了，牲口瘦了，人们劳动不积极了。
他说：“现在是有粪没人拾，干活互相拖；
锄不清，浇不到，种不当，有数量没质量。”
全连参加学习的人当中有这种类似情绪的十五人。
发言中有人还引用一些落后农民的论调说：“要想不挨饿，趁早退社。”
九班战士刘同海说：“有的社干部贪污，社员偷东西，老百姓说入社受罪。”
从发言中总的来看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因家庭生活困难而产生不满情绪；
一种是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但对具体问题想不通；
一种是不明真相，左右为难。
如二班战士杨家龙过去动员家里入社，以后家里来信说入社入坏了，让他出主意，他就无法表示意见。

辨明是非端正认识

当全部认识都摆出来以后，领导上就加以综合，提出主要问题，仍以班为单位进行辩论，要求进一步辨明是非，端正认识。

首先讨论的是实行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它的目的，使大家从思想认识上提高一步，明确实行合作化就是为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的道理。

接着，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一部分同志家中去年收入减少了呢？

九班战士黄庆林说：“入社以后河北没有一个好年头，如果年年丰收，境遇早就两样了！”
战士郭小娟提出：“去年遭大水，试想，如果没有合作化，会怎么样？”
战士崔风林马上抢着说：“去年那样的大水，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合作化，真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
我家来信说，我们村里房子全部冲倒了，地里一粒粮食没打出，全亏政府拨款救济，社里组织副业生产，才度过灾荒。”
他接着说：“去年虽然闹水灾，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比1955年丰收年增产了，这不是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什么？”
九班在讨论中又具体分析了班长杨金成的家庭状况。
杨金成家入社前有六亩地，三个劳动力，兼作些小生意，生活是比较富裕的。
入社以后，父亲病了，本人参了军，弟弟是懒汉，不好好从事劳动，加上去年遭水灾粮食减产，这就减少了收入。
当同志们分析到：如果杨金成家当时还是单干户，父亲病了，弟弟又不好好劳动，杨本人不在家，那时又将怎么样？
这时杨金成就说出真心话来：“其实我家生活并不十分困难，我不断给家里捎钱，政府还救济。
我光看到去年收成减少，没具体分析，就埋怨合作化不好，产生不满情绪，还支持了家中的落后情绪，现在认识到这是错误，我应该帮助家庭提高认识。”
六班分析的是战士郭牛尔的家庭状况：郭家是富裕中农，入社前有两匹马、两辆大车，七口人中有五个劳动力，每年打的粮食吃不完。
他家入社是全村最后的一户。
郭牛尔认为他家入社是大伙“捉着鼻子”拉进去的；
去年分的粮食少了，家里埋怨，自己也想不通。
根据这情况，大家都努力帮助他提高认识。
战士施发昌说：“不入社，你家就成为富农剥削阶级了！
合作化就为的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大家富裕嘛，你家收入减少也是暂时的，今年丰收就可能好转。”
家庭是贫农的李老闷也说：“不能光看一家说话。
我和他恰恰相反，我入社除了一辆破车，什么也没有。
入社前每年缺少三个月粮食，入社后生活有富裕，全家把社当成自己的家，劳动很积极。
我家里说没有合作社就没法生活，赶我们出社也不出去。”
通过对许多具体事实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明白了部分同志家庭去年收入减少的原因，除去我国遭受大水灾，受了灾区粮食普遍减产的影响而外，其余都是些个别的特殊情况，如家中有人生病或劳动力减少等等。
至于富裕中农，以前地多人少，生活富裕，入社后按劳分红，收入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若不加以分析就一概而论，会造成错觉。

对于目前农业合作社存在的缺点，各班经过讨论，也取得统一的认识。
大家说：“贪污、偷盗是个别现象，因管理不严才出现这些现象。”
“有粪不拾是群众的觉悟不高，自私自利思想作怪的结果。”
“劳动质量不高也是生产管理的问题。”
战士崔风林说：“我们安国实行包工包产、保质保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个不闲，大家都说合作社办好了收入才能有增加，因此劳动热情普遍高涨，连过去的懒汉现在也积极参加劳动了。”
提高觉悟积极行动

这样一来，就初步辨明了是非，端正了认识。
领导上接着又诱导大家回忆解放以前的生活，拿它来和现在对比，然后再看看将来，从而又进一步启发了大家的思想觉悟。

总结以前，指导员并且选择了三个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发言。
一个是六班战士李老闷，过去他的父亲给地主扛了十五年活，吃不上穿不全，解放以后分了土地生活有提高，1954年第一户入社，1955年丰收就分到一千斤小麦、一百七十元钱，够吃够用，还卖给国家三百斤余粮。
去年水灾，生活也没有发生困难。
另一个是战士张元中，原是佃农，解放后分到十亩地、五只羊，年年收入有余，成为富裕中农。
他又买了一个驴子、十亩地，盖了新房子，从五只羊增加到四十只，1955年入高级社。
他说：“没有合作化，我家就发展成富农当剥削阶级了。”
再一个是六班战士范金昌，他介绍了他们社包工包产使产量增加的经验。
通过这三个人的发言，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在战士们的心目中就更加具体化了。

通过学习，大家都认为受到很大教育，立场明确了，心里亮堂了，认识清楚了，以前有不满情绪的同志都心悦诚服，主动进行检讨，批判错误认识。
二班战士杨家龙说：“过去家中说合作社不好，我没主意，现在我思想明确了，一定想办法教育家中以社为家，好好劳动。”
六班战士郭牛尔也说：“现在我认识清楚，一定写信教育家中好好参加生产，争取丰收。”
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大家纷纷提出支援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办法。
===== 反右派决心要大，劲头要足！
-各级党委要亲上前线-广州部队召开党委书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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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6日至10日，广州部队召开了党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布置深入反击右派斗争。
经过讨论之后，党委第二书记黄永胜同志作了总结。
他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亲自“上前线”。
号召大家决心要大，劲头要足，打得要准要狠，要实事求是，不要粗暴，要坚持说理斗争；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他指出，克服某些领导上的右倾情绪，要以生动实际的材料，向群众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教育群众认识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使我们部队的反右派斗争迅速进入高潮。

会议还强调了反击右派与部队训练两不误的问题，力争完成训练计划。
0965部队在整风和反右派的同时，训练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值得各部学习。

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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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部队三支队五连农业合作化教育进行得比较好，值得向全军特别是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推荐。

农业合作化教育，是当前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
搞好这项教育，就可以把我军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一步。
由于我军广大官兵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不管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还是它的矛盾和困难方面，都会迅速地广泛地反映到部队中来。
对于这些反映，我们处理得恰当，就会使它变成推动部队工作的积极力量，并且还可以通过战士去影响他们的家庭和本乡的合作化运动，成为推进农村工作的动力。
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过去有些连队也进行过农业合作化教育，但是他们的方法不对。
他们往往只是依靠干部讲，不把问题交给士兵群众，联系实际展开讨论。
讲的时候，一般的道理说得多，实际材料比较少，因此缺乏说服力量。
有的虽然也组织讨论，但是不敢让战士暴露思想，展开辩论，对战士反映的家庭困难和农村工作方面的问题不愿意听，更不作具体分析，或简单地扣上个帽子，说他们“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这样做，不但不能消除士兵的疑虑和不满，而且会增加他们的思想负担。

五连的教育方法是：第一步，先让战士暴露思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领导上将战士的思想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第二步，针对战士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有领导地组织辩论，依靠群众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使战士明辨是非，提高认识。
第三步，进行总结教育，把战士的认识提高到党的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水平上来，并通过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生动、具体地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
最后，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发动大家提出支援合作化的具体办法，将战士的思想觉悟变成实际行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
事实证明，采用这种方法去教育士兵，成效是很大的。
它能够解决士兵的思想问题，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
这种方法，应当在全军推广。

中央指示要向全国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部队，特别是连队更应当抓紧这个时机，和地方紧密协同配合，对广大官兵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使广大官兵对合作化的优越性、统购统销的好处以及工农生活差别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并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澄清许多糊涂观点。
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我军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且可以动员广大官兵积极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当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作者：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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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修是该校学员，少校，1942年入伍，1944年入党，曾在部队中任过团副政委和组织科长等职务。
他虽然已经入党十多年，但是他的地富阶级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他仇视党，仇视军队，一贯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

当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的时候，金子修欣喜若狂，拍手称快，赞不绝口。
他从报上和“参考消息”上看到右派分子咒骂的言论，就说：“有意思，有文章，对党的缺点看得准，我们自己不肯这样揭发。”
他随即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他说“全国学校、地方、军队都一样，党的领导在教学上、科学工作上都是失败的，错误的”。
人家“科学水平高，掌握了几百万知识分子，共产党是老粗，赶不上人家”。
他颠倒是非，并为右派分子捧场，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都读过马列主义书籍，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沈志远、陶大镛还有厚本著作，我们的一点马列主义知识还是从他们手里转来的呢！”
金子修诬蔑党“胜利后变质了”，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一些政党在革命过程中能够与人民共甘苦，一旦革命成功，就要腐化变质，丢开人民群众。
他说“国民党公开贪污，共产党名义上是浪费，实际上比国民党贪污还厉害”。
他以高饶反党联盟为例证，诬蔑党中央“争权夺利”。
他看到美帝国主义诬蔑毛主席的材料，就喜笑颜开到处宣传，借此辱骂党的领袖。

对党的各级领导和各级组织，甚至党的小组长，他都不放过，挖空心思进行诽谤。
他攻击学校的各级领导“已经腐朽”，思想工作“像太行山一样，是压制人的”，“全校人员意志消沉，官风盛学风不盛”。
他大骂：“学校黑暗，党内有恶霸，压死人！”
他骂党员是“盲从”、“个人崇拜”，支部委员“不能办好事”，小组长向党组织汇报党员思想情况是“出卖同志”，而那些对抗领导向党大骂的人，他却称为勇敢，鼓励他们“坚持真理”。
党支部开会他不但自己不参加，还煽动别人不参加。

金子修从他那腐朽的地富阶级立场出发，仇视一切。
他说他是“为了一官半职，才向无产阶级投降”参加革命的，参加抗美援朝“赔了本”。
组织上送他入学培养，他说党“剥夺”了他的青春。
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是靠命令搞起来的”。
在讨论毛主席的报告时，他捏造事实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
他诬蔑统购统销“更糟”，他认为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是“实行四项制度所产生”的。

金子修经常拉拉扯扯搞反党的宗派活动。
他曾说：“在革命队伍里，也必须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利互相支援。”
他到处拉拢那些有严重自由主义或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
为了达到拉拢人的目的，他常摆出一副“同情者”的面孔进行挑拨离间。
他在某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的时候，新调任的宣传科副科长对职别有意见，他就乘机大肆挑拨，火上加油，说“领导对你印象不好，你当副科长是领导上几个人决定的，上级并没有命令。”
这个自称为“主持正义”并口口声声骂党“腐朽”了的伪君子，事实却是一个腐朽透顶的流氓，他多次搞破鞋、调戏妇女，仅在某部当组织科长的时候，就曾四次调戏妇女。
尤其无耻的是，支部大会正在批判他腐化堕落的行为时，他竟把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拉到自己屋里企图强奸。
他过去和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女人搞上了关系，结婚后仍和那个女人保持联系，并打算再和她结婚。

金子修在群众揭发和批驳之下，仍不老实低头认罪，全校同志正继续追击。

作者：益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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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属亲友坚决听党的话

0127部队二支队开展了一封信运动，教育家庭和亲友，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听党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营炮连战士记秋的信上写道：“妈妈，咱家可是受苦人，解放前受的那些苦和罪还记得吧，过去的就不用说了。
解放后，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带来了好日子，现在咱家也像一家人家了。
可是，还有一些坏蛋叫右派分子，他们平地生起粪堆，造谣破坏，说共产党不好，说社会主义不好，你一定会生气吧。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听到谣言一定要揭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
工作组深入农村参加农民的大辩论

驻某地的1987部队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参加农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

十五个同志分别组成两个工作组，由季秋水、沈长天分任组长，在当地区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工作组冒着炎热的天气，翻山越岭，每天平均走三十多里路，星期天也不休息。
同志们为了社会主义，忘记了一切劳累。

在农村里，他们编写大字报、黑板报，晚上和社员们在一起座谈，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发右派分子的阴谋。
他们召开了三次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用群众的亲身经历反驳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渔民雷阿三说：“解放以前，国民党当权，不让我们上岸，整年整月在海里生活。
现在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翻了身，还把我们组织起来，帮助我们在岸上建立住所，办了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子弟上学。”
八十岁的黎妈妈说：“国民党当权时，饿死过很多人，草根树皮都吃光了。
我家八口人就饿死了三口。
今年，我区灾情严重，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饿死一个人，政府想办法从四川、江西运来大米给我们吃。
谁要共产党下台，我就拿老命和他拚。”
工作组在农村，还帮助农民抗旱、生产。
（益浜）

作者：张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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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编辑部的同志们揭发了右派分子常征的反党历史。

脱党离队，支持地富分子煽动反借粮斗争

1945年的春天，正当冀中解放区军民同心协力坚持抗战的时候，蠡县赵锻庄和魏家佐村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械斗，死一人，伤数人，区干部被下了枪，妇联主任被当场打死（后苏醒），事件波及了其他几个村庄。
这一严重的政治性流血事件，是地富分子煽动群众反对借粮斗争所引起的。
现在已被揭露出右派分子面目的本报时事组副主编常征，就是当时煽动者之一。

常征在1943年，曾经发生政治动摇。
1944年冬，又骗取了领导批准，回家结婚。
由于常征厌倦革命斗争，回家以后，就不再想回部队了。
他同地主富农分子混在一起，他的岳父（富农）和他家庭（富裕中农）都对党的借粮政策不满，他就积极参与了地主富农分子抵制借粮斗争的非法活动，并且亲自出马，写信给区干部，阻挠党的这一政策的贯彻。
由于得到他及其他坏分子的积极支持，地富分子气焰嚣张，煽动本村群众携械持杖，垒砖堆瓦，将前来支援借粮斗争的魏家佐村群众打散，造成流血事件。
常征为逃脱罪责，躲藏在他那富农的岳父家里，并捏造事实，两次向分区领导控告区干部“败坏党的政策”。
他反咬一口，诬称群众械斗完全是由于区干部没有接受他的“忠告”、坚持“错误”所造成的。
分区政治部刘光裕主任回信批评常征丧失立场，责令他立即回分区。
常征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归队。
他和村里的两个妥协分子、两个特务嫌疑分子成天在一起鬼混，散播对党的不满，发组织的牢骚，攻击地方干部，和政府闹对立。
他还为特务嫌疑分子到县委去说情。

为了挽救他，组织上曾几次派人或去信动员他归队，但他却蛮横拒绝，并说：“硬要我伏伏贴贴归队认错，这样低三下四地服从组织，我是不干的！”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在1946年4月间，才由组织上派人把他接回部队，并给了他党内劝告的处分。

“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常征的反动立场是十分顽固的。
他回队后不久（1946年11月），在请假回家时，又和地主出身的参谋刘毖狼狈为奸，以“照顾军属”为名，帮助刘夺回群众斗争果实六十亩土地。
常征还乘机报复，诬害村武委会主任宋老旦，和刘毖一同到区、县控告宋老旦“贪污、强迫命令、是狗腿子”。

1947年冬三查三整的时候，常征是被批判的重点。
但是经过十多天的批判，他非但没有回心转意，感激党的教育，反而和党更加对立，直到现在还十分仇恨那些曾苦口婆心地帮助教育他的同志们。

对党的历次运动和重大政策采取不满、对立、甚至敌对态度

常征在革命部队十多年，实际上是一贯地反对党。
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党的各项政策，他都是抱着不满、对立、甚至是敌对的态度。

党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天翻地复的土地改革运动，常征却恶意抗拒这一伟大斗争。
他在1946年就散播谬论，说什么“农村中地主富农没有了，阶级斗争消失了，农村中农化了”，企图否定农村阶级斗争。

当土地改革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群众性的运动时，常征害怕伤害了封建势力的政治威风，极力反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说什么“只要调剂一下就行了”，“只要政府从上而下地下道命令，换换地契就行了”。
他认为“发动群众斗争，只能破坏社会秩序”。
他积极主张“和平土改”，反对“填平补齐”，拥护早已批判了的“献田运动”。
他说：“这样既不损害献田户的体面，又可以满足少地农民的要求，和和平平，土改即可实现。”
他还诬蔑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地方干部是“霸道”，是“新兴的权威”，是“以左的面目出现向上级表功”。

对三反五反运动，常征抱着对立的态度。
他反对“高山密林必有老虎”的说法，认为“案情不实”，打了许多“假老虎”，都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结果。

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直接打击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斩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这对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巨大意义的。
正因为如此，常征也特别仇视这个政策。
他歪曲和捏造事实，把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情况说成“一团糟”，到处散布谣言，说实行统购统销后，“有个亲戚吃豆饼吃死了”，干部强迫命令，结果使“农民连糊窗户的面都没有了”，“经济作物地区不产粮食，也得强卖余粮”等等。
常征甚至恶意地咒骂党，说什么要不是共产党还有威信，“农民非闹革命不可！”
常征对待肃反运动更是刻骨仇恨。
他一口否定肃反成绩，到处散布肃反“搞糟”论，他反对罗瑞卿部长关于全国肃反的总结，反对肖华副主任关于军队肃反的总结，扬言肃反“就是有问题”。
常征咬牙切齿地攻击和诬蔑肃反积极分子，说他们是“踏着同志们的鲜血向领导讨好、报功”，到处煽动肃反对象向党和积极分子施行报复，怂恿他们到中央、到法院去“告状”。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早就和党两条心

根据揭发出来的常征的历史材料，他不仅反对党的各项政策，而且很早就妄图取消党的领导。
他散布对党的领导的怀疑，说“中央是造酒的，到下边一级级掺水，没有酒味了”。
他强调对党的指示要“独立思考”，污蔑服从组织、执行党的决议的党员是“盲从”，他说他敌视这种人。
早在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说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
他主张党委应在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党只能“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无权干涉干部的任何事情。
他妄称“有才便是德”，攻击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人“没有真才实学”，作群众工作的人“没有真本事”。
他身为政治工作干部，却诬蔑政治工作部门是“找麻烦”的机关。
他在北京部队“战友报”社工作的时候，竟嚣张地说“党领导不了业务”，反对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
他嫌听报告、开会麻烦，开党的会议连请几次都不参加，有一次支部召开支委会解决他和某同志的不团结问题，他在会上说：支部“竟管到我头上来了！”
党组织有时吸收非党同志开会，他也指责“党组织没这项权利”，说“如果我是非党员，我要以无此义务为辞，拒绝参加”。

这些事实证明，和党一贯唱反调的右派分子常征，早就和党两条心了。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工人阶级革命是背水而战，我自己有退道可走”，“参加革命是组织上请自己干的，离开组织，个人也可以生活和发展”。

作者：广州部队整风办公室

本报讯 原某公安部队的文化教员、现在167医院住院的准尉蒋昌松，是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
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土改中家里被斗争，他的反动父亲被镇压，哥哥被管制。
他1950年入伍以来，只工作了两年，因有慢性病一直住院到现在。

这个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分子，不仅不感谢人民四、五年来对他的供养和爱护，反而恩将仇报，一贯对党对人民刻骨仇恨。
特别是整风以来，他更加嚣张，到处散布反动言论，逢人便说：“我完全同意储安平、葛佩琦的意见！”
“共产主义制度不优越，再多过不了十年就完！”
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所写的“我对整风的认识”的反动文章中，对党、对毛主席、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极其疯狂的诬蔑和攻击，并且明目张胆地叫嚣要资本主义复辟。

蒋昌松把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诬蔑为“亡国之音”；
他认为整风就是“群众的诉苦运动”，因为“三害在群众中危害太大了”。
他捏造各种事实和罪名，肆意谩骂工农干部和党、团员。
他仇恨党已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一位党员医生给他透视了二十五分钟，他骂这是“卑鄙的行为”；
他还说共产党“的的确确已经蜕化变质了，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形成了特权阶级”，因此他坚决要赶共产党“下台”。

这个嚣张的右派分子，把我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叫作“叛乱运动”，说“中国的叛乱是苏联输入的，给人民带来了三十年内战的灾难”。
他在“我对整风的认识”一文中疯狂地叫嚣：“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六亿人口的一点零头，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叛乱运动呢？
主要是一小撮野心家分子，在中国违反现实造成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右派分子蒋昌松猛烈攻击五大政治运动和三大改造，说它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使多少善良的人民遭了殃”。
他说剿匪是“政策的错误”，土改是“宁可左点，切莫要右”，镇反是“宁可杀错一千，切莫漏走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把他们当作了文化奴隶”等等。

反动透顶的蒋昌松，把我国现状描写得“一团漆黑”，他说“老百姓苦极了，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共产党当前的政治，实实在在是苛政猛如虎”。

这个浑身散发着反党恶臭的右派分子顽固地表现出他那已经死亡了的阶级的本能。
他像疯狗一样，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工人运动，极尽了诽谤诬蔑之能事。
他咀咒“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毁灭”，“整个世界形势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共产主义已经到了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时候，最高限度还能存在十年”。
他甚至恶毒地进行反革命煽动，狂妄地要求我党我军的同志“识时务者为俊杰”，“两条道路自己选择”。

蒋昌松极端反动无耻的言论，激起了167医院全体工、休人员不可遏止的愤怒。
现在，群众正对他展开猛烈的反击。

（广州部队整风办公室）

作者：王希成石永新毕可远

本报讯 沈阳修械技工学校教职员工，连日开会斗争训练部中尉教员唐庆明。

唐庆明是个十足的阶级异己分子，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土地改革时被斗；
叔父是恶霸，因违抗政府法令被我政府扣押过。
他对党充满仇恨，乘整风机会，就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谬论，从各方面歪曲事实，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政策。
他污蔑说肃反“搞糟了”，“知识分子被斗错了”；
合作化“冒进了，农民生活不如从前，对农村进行斗争、对城市进行改造不公平”；
“共产党不民主”；
“要纠正错误必须从党中央开始，下边错了是从上边来的，过去感觉不民主就是从中央来的”。
他把党的各级领导和基层组织描绘成为一群毫无原则性的“庸人”，骂下边执行政策“不左即右”。

当右派分子气焰高涨不可一世的时候，唐庆明眉飞色舞，为右派分子储安平、葛佩琦喝采，说他们“说得真好，替我说出了心里话，应该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
他那潜伏已久的反党狂热病大为发作，露出了狰狞面目。
他嚣张地说：“要采取狂风暴雨的方法整党，一棍子打死领导才好！”
并在会议上大肆侮辱党的领袖和苏联共产党。

唐庆明为了拉拢更多的同盟者，在团小组会上点火煽动，说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党员的宗派主义和非党干部有职无权造成的”，党员像“便衣警察”，政工干部“像特务监视群众”。
他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说“学校拿知识分子当敌人一样”。
他还挑拨新老干部和军民之间的团结，说“宗派主义是老干部造成的”，“军民关系不好是由于军队的正规化，不打仗，穿得挺好，钱发得多，老百姓对军队不满”。

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遭到全国人民猛烈反击的时候，唐庆明愤愤不平，说什么“葛佩琦的发言仅是以私愤发表意见的”，说山东省发生申家七口被反革命分子杀害“是因为申家工作中有缺点所促成的”。
当群众开会批驳他的反动言行时，他还大发雷霆，拒绝交代，向群众耍威风，说“要坐牢就坐牢，要劳改就劳改！”
并且威胁团小组长欧阳，说：“谁给汇报的，我恨那个汇报的！”
欧阳同志并没有被吓倒，在大会上面对面地对唐庆明说：“你想拉拢我们共青团员作你的后盾，告诉你，找错人了，我们共青团员只有一个心，一个立场，那就是人民的心，社会主义的立场！”
曾一度被唐庆明拉拢的吴斌和王歧峨也在会上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唐庆明这种仇视党的地主阶级立场，引起全校同志的极大愤慨，会上许多同志都要他老实交代。
（王希成、石永新、毕可远）

本报讯 8月9日，北京市一千多名大、中学校的学生，结束了为时五天的野营军事生活。
他们在离开部队的前夕，一致表示感谢部队首长给予的教育和关怀。

北京部队曾经热烈地欢迎到空军、炮兵、步兵某师和坦克某团过军事生活的大、中学生。
副司令员王近山中将一再指示部队，要派遣优秀的军官担任学生营的排长和营连军政首长。
步兵某师党委专门开会决定由师参谋长指导学生的野营生活。
炮兵某师还派宣传科长担任学生营的教导员。
学生一来到部队便建立了党团支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

在短短的五天野营生活中，学生们听了关于解放军建军史的报告，观看了各种武器的操作表演。
在炙烈的阳光下，学生们也像士兵一样紧张地进行队列教练、射击预习。
他们严格地遵守着正规生活制度。
军官们对他们的生活无微不至地照顾、关怀，使他们实际地体会到革命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许多学生在野营生活日记中写道：“解放军真是个充满着阶级友爱精神的大学校。”

本报讯 首都驻军的军容风纪已有好转。
近几天来，驻军部队许多单位都相继开会研究整顿军风纪问题，并对当前军风纪的情况组织了检查。
总参谋部已将连续检查的结果向有关单位发了三次通报，不但纠正了违犯军风纪的现象，而且推动了驻军各部队军风纪的整顿工作。
从市面纠察的情况来看，如本月份1至4日的统计，违犯军风纪的现象较7月份同一时期下降了50％。
特别是公安部队的士兵，都服装整齐，举止正规，精神振作。
但是，因为风纪不整受到纠察的人员还是不少，其中军官占38％。
从上下办公来看，空军政治部、北京部队后勤部等单位，着便服或军、便服杂穿的现象，仍较普遍地存在。

作者：章昭熏

在小分队对抗战术演习中，需要防止和克服以下两种偏向。

第一，不要为对抗而对抗。
有些分队的指挥员对举行对抗演习的目的认识不足，单纯地为对抗而对抗。
凡能对抗的训练题目就进行训练，不能对抗的就减免或进行得很马虎。
如在步兵班的攻防演习中，由于要形成对抗，往往着重训练攻防各道堑壕、爆破铁丝网和火力点、抗击反冲击等能对抗的动作，而对那些不能形成对抗的动作，如通过敌炮火封锁地带、在原子袭击情况下的动作等等，就忽视了。
这样将使分队得不到全面的锻炼，不能使每个战士熟练地掌握各种战斗技巧，尤其是会使没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产生错觉，以为实战就是如此。
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要防止“对而不抗”。
有些分队的对抗演习，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对抗起来，有进攻分队也有防御分队，有反冲击的也有抗击反冲击的。
但如果仔细一观察，就会发现问题。
如进攻分队从冲击出发地区开始分组向前跃进时，不管防御分队机枪火力多么猛烈，一跃几百公尺。
防御分队也不注意进攻分队的动作，不管对方运动姿势隐蔽还是暴露，机枪不停地射击。
在堑壕内战斗只是拚手榴弹，无限制地投来投去，毫不顾及对方的射击。
从上述动作来看，双方并没有真正对抗起来，只不过是在共同的地形上进行各自的战术演习罢了。

因此我认为，在对抗演习中必须加强敌情观念，以演习为实战，并强调战术和技术的结合。
在分组跃进时，要很好地使火力和运动相结合，每次跃进距离应根据地形条件、敌人火力来决定。
在分配火力时，要考虑到各火器的战术、技术性能。

坚决拥护和执行新的纪律条令

作者：舒玉杰

本报讯 登载新纪律条令的解放军报送到7658部队的时候，引起了首长和全体军官的重视。
5日上午，首长们对如何传达这个条令的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
下午就分别由部队首长梁献为、金志宏向全体军官作了传达报告。
他们在报告中对主要章节逐条作了讲解，并且强调指出：每个军官必须认真学习新条令，熟悉新条令，掌握新条令的精神并坚决贯彻执行。
军官要模范地遵守纪律，成为广大士兵的表率。
他们还严格批评了某些军官违反纪律的现象。

6日上午，军官们分组讨论了新纪律条令。
与此同时，部队首长金志宏向全体士兵作了传达报告。
会后又组织了士兵座谈。

在5、6两日晚点名时间，由司令部参谋通过有线广播，向全体官兵播讲新的纪律条令及解放军报社论，各分队组织了收听。
另外，各分队还以四小时正课时间进行教育。
为了便于士兵们阅读，在大灶食堂前的公布栏里，张贴了登载新纪律条令的解放军报。

经过几天来的传达讨论，官兵们对于为什么要修改纪律条令及新条令所体现的精神，已领会得比较深刻。
他们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执行。

官兵们认为，新纪律条令一定会大大提高军人的纪律性和执行纪律的自觉性。
他们说，新条令把惩戒作为一种辅助的教育手段，这就更加突出了奖励的一面，对全体官兵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特别引起大家兴趣的是新条令恢复了我军“记功”、“上光荣榜”、“发送喜报”等传统的奖励形式。
他们认为这是我军长期行之有效的奖励形式，在广大官兵及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次新的纪律条令用法定的形式把“记功”作为一种奖励制度，这比过去在条令之外另搞立功运动是更加合理和完善了。
记功制度的恢复，无疑会更加提高军人的荣誉感，鼓励军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体士兵及绝大多数军官，对取消禁闭处分都表示拥护。
他们说，这对进一步加强我军官兵团结有很大好处，同时也更好地体现了治病救人的教育方针，避免了伤害情感、伤害自尊心，从而使受处分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与改正自己的错误。

其次，大家认为新条令提高了惩戒权限是完全正确的。
过去，班长可以惩戒士兵，连长可以关战士禁闭，现在都改了。
这样，一方面加强了执行纪律的集中性，同时也可能避免滥用纪律与忽视思想教育的惩办主义偏向。

在讨论过程中，有个别军官认为新条令过分地强调了自觉性，削弱了强制性，担心新的纪律条令能不能有效地维护纪律。
也有个别士兵认为过去给战士禁闭处分是侮辱人格，是侵犯公民权利，对过去受的禁闭处分表示不满。
对于这些模糊、错误的认识，大家都作了讨论和批判，队列部门并准备请示上级后，再对全体官兵进行一次解释教育。
（舒玉杰）

本报讯 0049部队有的分队在进行单枪战斗射击预习时，创造了环形预习场，这样可使射手预习次数比直线式预习场增加一倍左右。

在直线式预习场预习，战士要在五六百公尺的距离上往返运动，一小时只能预习三至四次。
现在他们设置的环形预习场，是将一、二、三、四号目标分别设置在环形线的三个点上，这样就缩短了战士的运动距离，使预习次数增加到每小时六至七次。

但是，在这种预习场上预习，根据他们的经验，必须注意如下三点：一、可以缩短射手的返回路线，但不应缩短射手射击的行进路线；
二、因为场地是环形，所以训练组织必须严密，特别是要认真验枪和检查练习弹，以免发生事故；
三、在实弹射击前，还应到直线式预习场去练几次。

1957年8月1日国防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兹对其中一些在理解上和执行上可能发生的疑问，作如下解答：

问：各级首长在实施奖惩的时候，是否经过同级党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讨论？

答：我军领导工作的根本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如上级的重要指示、命令，各种工作的规划、安排和干部的调配等，都要经过党委员会进行讨论，作出决定，而后由首长负责组织实施。
因此，为了保障实施奖惩更加正确起见，对重大（所谓“重大”是以功、过的大小和时间、地点、条件以及对象的不同而定）的奖惩问题，应提交同级党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讨论，而后由首长实施。
这在政工条例中已有类似的规定，故本条令中未写。
条令中不写，并不是说有关重大的奖惩就可以不经过党委员会（支部委员会）讨论。

问：各级副职干部的奖惩权限如何执行？

答：各级副职干部是在正职干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副职干部认为某军人和单位需要奖惩的时候，可与正职干部商量，由正职干部实施。
副职干部在单独率队执行任务或者代理正职的时候，才有权实施奖惩。
其奖惩权限与正职干部同。

问：独立分队、部队、兵团首长的奖惩权限是否提高一级？

答：不提高。
因为独立分队、部队、兵团首长，与非独立分队、部队、兵团首长的编制军衔、实际军衔和职权范围大致相同，因此不提高。

问：受惩戒后如已改正错误，是否还撤消惩戒？

答：不撤消。
因为撤消惩戒的实际意义不大，只有惩戒错了才予撤消。

问：关于“晋升军衔或者晋升级别”的奖励和“降低军衔、降低级别或者撤消职务”的惩戒如何执行？

答：“晋升军衔或者晋升级别”的奖励和“降低军衔、降低级别或者撤消职务”的惩戒，只能采用其中的一种。
如晋升军衔，即不能同时晋升级别；
降低军衔，即不能同时降低级别或者撤消职务。

问：第七十条所指“各级首长”包括哪些人？
对机关、学校等单位中被奖惩的人员，应按何级实施？

答：第七十条所指的“各级首长”，是指部、局、处、科、股、室、学校、医院、仓库、兵役局、海军基地、空军场站、军区的军种、兵种首长等等。
也就是在本条令中没有明确写出的各种职务的首长。

各级首长对部属的奖惩，如部属的职务在本条令中没有明确写出者，应按现定军衔和所任职务与部队中相当职务的人员加以比较，视具体情况由各级首长和党委员会考虑决定。

问：奖励与惩戒的登记和登记表的保管应如何执行？

答：对兵的奖励或者惩戒登记表，通常由连或者相当于连的单位登记和保管；
对军士的奖励或者惩戒登记表，通常应登记两份，一份存于连或者相当于连的单位，一份送交对受奖惩人员有任免权的首长，存入档案；
对军官的奖励或者惩戒登记表，通常应登记两份，一份交给受奖惩人员的所在部队（兵团）的干部部门保管，一份交给对受奖惩人员有任免权的首长所属的干部部门存入档案。
对单位的奖励登记表的登记与保管，由实施奖励的首长的所属司令部负责。

作者：纳穆吉勒

应我军驻满洲里部队的邀请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的苏军代表团于“八一”前夕到达满洲里市。
满洲里驻军热烈地欢迎和招待了这个代表团。

苏军代表团后贝加尔军区参谋长别尔密柯夫少将与政治部主任扎伊金上校正在参观驻满洲里市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司令部三连的士兵食堂，他们非常关心地在询问解放军士兵们的生活情况。

8月2日举行了野游友谊联欢。
看！
他们在一起捕了多少鱼啊！

中苏两国士兵们愉快地在一起合影留念。
纳穆吉勒 摄影

作者：本报评论员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肃反运动。
他们或则抓住肃反中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渲染夸大，借题发挥，大做“翻案文章”；
或则故意指白为黑，把没有斗错肃错的人，硬说是斗错肃错。
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糟糕透顶”，全盘否定肃反成绩，甚至主张组织什么“平反委员会”，为反革命分子“申冤”。
他们企图以此煽动一些立场模糊、是非不明的人对党的领导不满，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
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否定肃反成绩，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肃反的必要。
很明显，右派分子是把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作为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他们反动活动的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

右派分子的毒辣手段，的确暂时迷惑了一些人，特别是迷惑了立场不稳、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一些所谓受了“委屈”的人。
其中有些人跟着右派分子随声附和，咒骂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右派分子进攻的“炮弹”；
有些人甚至蜕化堕落成了右派分子。
但是，正如古语所说：疾风知劲草。
绝大多数的同志，包括一部分在肃反中被斗争或审查过的好人，他们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能够站稳立场，经住考验，识破右派的阴谋，对右派的进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由此可见，对肃反运动的两种估计两种态度，集中表现了对待反革命分子的两种不同立场。
在肃反问题上，坚决同右派划清界限，也就是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上划清敌我界限，这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跟右派的根本分歧，在于肃反是否必要、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
在我们看来，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同巨大的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
对此，人民日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社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人民日报的估计也完全适合于军队肃反的情况。
军队在肃反中查出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其中有血债分子，有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也有帝国主义的间谍。
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进了党内和要害部门。
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用说几千，就是几十个甚至几个，都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危害。
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军队如不巩固，还谈得到什么专政呢？
肃反运动查出了反革命，割除了身上的毒瘤，使军队更加纯洁和巩固，这个收获难道还不大吗？
一切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人，一切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一切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整体的人，怎样能不看到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呢？
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是因为他们从阶级本能上反对肃反；
是因为肃清了反革命就将“物伤其类”，削弱和打击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活动的基础。
他们怎能不反对，怎能不怀恨在心呢？
千百万群众对漏网反革命分子有着血海深仇，而我们某些革命同志对反革命分子却恨不起来；
千百万群众对肃反成果热情歌颂，而我们某些同志却否定成绩，对肃反中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大加挑剔。
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情感、阶级立场呢？
这种阶级情感和立场，难道不应该严格加以检查和批判吗？
我们绝不讳言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一切革命同志首先应该看到肃反的必要，应该看到肃反的成绩。
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去肃清反革命了。
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实际上是要求有反不肃。
我们跟右派恰恰相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肯定肃反成绩，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和被审查过的人，有一部分是在肃反运动以前，一直隐瞒着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
有一部分虽然在肃反前交代过，但是主要情节交代不清。
因为他们有这些政治历史问题，在运动中他们引起群众和组织的怀疑，受到斗争和审查，是完全应该的。
有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不经过运动的审查要弄清楚也是很困难的。
对于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论问题大小，难道能说他们隐瞒得有理吗？
而组织和群众在运动中追查他们，难道能说是错了吗？
难道能把政治历史的审查说成什么“侵犯人权”吗？
一个革命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作彻底交代，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品质。
因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如不彻底交代，往往成为敌人利用的目标。
背着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往往会对组织怀有戒心，存有隔阂，以至影响到政治情绪。
这次通过肃反运动，把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查清，有的甚至把隐瞒了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多年的问题也查清了，这样就可以堵塞反革命活动的漏洞，也使被审查的同志放下了包袱。
很多人因此政治进取心空前提高，对党表示感激，这不是把过去存在的消极因素调动到积极方面来了吗？
这不也是巨大的成绩吗？
当然，有些单位，对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采取过粗暴的态度和非礼的行为，一度伤了感情，这是不好的。
但是把他们问题弄清楚，怀疑取消了，使他们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却是一件好事情。
右派分子把对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说成“庸人自扰”、“劳民伤财”“破坏法制”、“侵犯人权”，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

肃反是不是可以只靠专门机关，无须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呢？
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是不是就会过“左”呢？
我们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我们搞好肃反运动的根本路线。
正是因为肃反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才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识别能力。
正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检举和揭发，我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清查出大批伪装得很巧妙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不发动和依靠群众，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把反革命分子孤立和暴露出来。
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许多事实证明，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的方法，不但可以更有效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在今后的活动更加困难。
右派分子反对发动群众参加肃反，实际上也就是反对肃反斗争。

右派分子把肃反中斗错了一些人叫做“肃反扩大化”。
“肃反扩大化”是什么呢？
就是肃错了好人，把好人错当了反革命分子判罪。
我们在肃反过程中虽然有某些人被错斗了，但是并没有“冤杀冤判”（个别判错的也都及时作了纠正），怎能说是“肃反扩大化”呢？
虽然，有的单位曾经发生过把某些落后言论当作反革命言论，把某些责任事故同政治破坏事故混同起来，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
但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公正的，怎么能叫做肃反“扩大化”呢？
我们肃反工作的方针，一方面是“有反必肃”，另一方面是“有错必纠”；
一方面是“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另一方面是“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为了防止偏差，在运动中规定了各种政策界限；
为了纠正错误，在运动后期又审慎地进行了甄别定案、复查和善后工作。
对于斗错、捕错、判错的人，原来在什么范围搞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
可以肯定，不论从政策上、指导方针上、执行的结果上看，说“肃反扩大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我们绝不隐讳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
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有错必纠”。
肃反中错斗了一些好人，暂时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伤了他们的感情，身受损害的人不免有种种痛苦，其中一些人暂时同党和组织有些隔阂。
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是坦率地承认和严肃地纠正的。
但是，对于这些错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认识，而不应作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这就是说，这些错误的发生是难免的。
它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不是明知故犯，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因此，要求暂时受到损害的好同志，应该对此谅解，不要怨恨不已，更不应该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干部泼凉水。
否则就要犯错误。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每一个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来进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
我们除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与错误发生之时，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
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及这一点，如果他只图当时斗争的胜利，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那末，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刘少奇同志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党内斗争的情况说的，但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某些在肃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的同志，也可以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忠告。
我们肃反的成绩是巨大的，肃反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一定能够消除的。
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暂时的消极因素化为长久的积极因素。

作者：林剑

5月底，通信学院的领导上动员整风，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领导除“三害”。
1956年入党的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陈俊璧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学院教学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
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越是取得很大的成绩，越不会忘记克服缺点。
因此，他决心通过党的整风锻炼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正在这时候，一股歪风出现了。
6月7日，陈俊璧在食堂的墙上发现一张大字报，写的是一首题为“家”的打油诗。
这首诗把学院比作封建堡垒的“家”，把学院的领导比作“一家之主”，全体学员被说成是“家中的子弟”，教员比作“丫头”，作者署名“觉慧”。
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一些人的同情，但是引起了更多人的愤怒。
陈俊璧想：这分明是向党的恶毒攻击，那儿像帮助党整风？
当晚，他便用“革命者”的笔名写了一张反击的大字报。
他写道：“这里是二十世纪的革命部队，是无产阶级劳苦工农群众的家，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投机场所。
……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无理诬蔑一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清醒吧！”
他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就遭到“觉慧”的咒骂。
“觉慧”在“回击革命者”的大字报里骂道：“你麻木不仁吗？
你不过是‘家’里的三叔而已。”
另一个署名“鸣凤”的帮凶说：“‘革命者’活像‘家’里的冯乐山！”
陈俊璧并没有被吓倒，他又写了回击“觉慧”、“鸣凤”的大字报。
这时候，他的心情异常激忿。

不过这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右派分子在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8日下午，他又看到三班四年级十多个学员联名写大字报公开到六系“点火”，煽动六系的同学请愿。
跟着，什么“三重天”、“哭娘曲”等等反动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
陈俊璧越闻越觉得味道不对头。
当他听了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中的六项标准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就是右派言论啊！
后来查明，“家”是右派分子游庆林和另外两个人合写的。

不久，学院开始全面反击右派了。
陈俊璧面临的第一个战斗是肃反问题的辩论。
班里邹文涛、贾文明（都是肃反对象）对系的政委田其龙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和诬蔑。
他们说肃反中受了“迫害”，说肃反集训队是“集中营”等等。
虽然多数同学严厉驳斥了他们的谰言，但是由于手头材料不多，还不能用大量事实揭露这些右派言论的本质。
陈俊璧经过请示，到政治部保卫处专门了解肃反问题的情况。
他了解到学院肃反总的成绩，特别了解到把邹、贾列为肃反对象是完全有根据的。
他还了解了肃反集训队的生活情况，证明邹、贾完全是捏造事实，如把一个人说梦话，说成是“打得惨叫”等等。
于是，陈俊璧就在会上逐条批驳了他们的言论。
在铁的事实面前，邹、贾两人只得低头认错。

战斗在继续进行，学院开始斗争右派分子罗恩泽和余培岳。
陈俊璧觉得以自己的理论水平还不能逐条驳倒那些谬论。
譬如右派分子提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等问题，要驳倒就要有马列主义武器。
于是他抓紧空隙时间阅读了“毛泽东选集”、“整风文献”和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有的文件反复阅读了四、五遍。
这样，他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等问题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陈俊璧同志体会到，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事实，以及学习理论、掌握思想武器，是反右派斗争中取胜的两件法宝。
现在，通信学院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进行。
陈俊璧决心继续斗争，直到彻底胜利。

作者：赵殿刚小杨

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的主要手法，就是夸大错误，否定成绩。
他们特别喜欢在“斗错了”这一条上大做文章。
说什么：“我们单位，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也没有查到，百分之百的都斗错了”。
“既然绝大多数人都斗错了，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
……

在肃反运动中，是不是百分之百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斗错了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首先就不合事实。

斗错了的人有没有呢？
当然是有的。
第一，有些单位，曾经把确实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误。
第二，个别单位，曾经采取过打骂或其他肉刑逼供等非法手段，显然也是一种错误。
第三，在斗争中，不该逮捕的逮捕了，不该隔离反省的隔离了。
这种逮捕和隔离是错误的。
第四，最后定案的时候，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定为反革命分子，这更是错误的。

以上这几种情况，显然都是一些个别的或局部的现象，绝不是什么“百分之百”或“绝大多数”。

右派分子说“百分之百都斗错了”，有没有一点儿理由呢？
当然，“理由”总会是有一点儿的，问题就在于是不是站得住脚。
他们主要的“理由”就是：“只有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才该斗。
不是反革命分子，斗了，就是错误”。

不是反革命分子，斗了，就是错误吗？
我们看不见得。
有许多人，在最后定案的时候，虽然没有算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在肃反运动的过程中还是应该斗的。
斗了，并不算错误。

肃反中被斗的人，不少是属于这样一类的情况：他们曾经加入过反革命组织，或者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或者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者平素有反革命言论，或者隐瞒了其他政治历史问题（如自首叛变等）。
他们的问题，过去多半是没有交代或者是没有完全交代清楚。
这些人该不该斗呢？
显然是应该斗的。
对于这样许多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肃反运动中不进行审查，还要等待何时呢？
一个革命干部，对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长期不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交代，难道还不应该向他们进行斗争吗？
经过斗争，使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了，组织上对他们的政治历史情况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思想包袱也可以放下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一个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在没有经过斗争，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以前，常常很难完全肯定。
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许多重要的反革命分子，斗争初期，从表面上看，好像也都是一些政治历史问题。
但是，经过斗争，他们的真实面貌，就逐步暴露出来了。
这种情况说明了，广泛地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是有很大帮助的。

还有一类人，他们过去是反革命分子，也确已交代过，但由于他们的交代没有查证清楚，或者是交代后表现不好，肃反中又被斗了。
这种斗争，也是有理有据的，是应该的。

又有一种人，按照过去的政策法律，本来是应当算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甚至应给予刑事处分的；
后来由于情况改变，政策更加宽大，免予刑事处分，甚至不算作反革命分子。
对于这种人的斗争，那更是完全应该的了。

肃反运动初期，对于一部分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过某种联系的人，曾经进行过严格的审查。
这种审查，为了弄清他们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一些人的反动思想，曾经进行过严肃的批判。
但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
这种思想批判，今天来看还是必须的。

上述这五类情况，显然都是该斗的。
该斗的，斗了，怎么能算作错误呢？

根据这些标准，检查一下我们肃反运动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斗错了的人多，还是斗对了的人多呢？
只要我们不闭着眼睛说瞎话，应当说是绝大多数是斗对了的，斗错了的只是少数的，甚至是个别的。

那么，右派分子的“百分之百”、“绝大多数”的根据何在呢？
是来源于不了解真象呢，还是别有用心呢？
看看右派分子黄绍在人大和政协等会议上提出的八件“冤案”的材料，就可以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真象了。
原来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同情，是出自他们的阶级本能。
无怪他们要千方百计地为反革命分子辩护；
也无怪他们从灵魂深处，就极端仇视和痛恨肃反运动；
更无怪在他们的眼里，肃反运动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了。

作者：力模

作者：林一萍

出了校门，经过史家坟，到了百货公司附近。
工人源德山招呼余培岳站住，给他介绍说：“百货公司对面的房子以前是日本宪兵机关，中国人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边的福寿街过去是妓女集中地。
以前我在这里住过，后来被限期三天赶到花园街住。
搬慢了一点，日本兵还打坏了我家的东西。”
到了花园街，工人陈起说：“花园街以前是穷人集中地，这里住的很多是衣不蔽体的搬运工人，夜里睡觉没有被子。”
这时，源德山插上来说：“日本人曾把这里叫‘小偷街’，这是侮辱工人的。
国民党来了也没有取消这个名字。
现在呢，这条花园街是全国二等卫生模范街，街道卫生主任到过北京，见过周总理。”
到了源德山家里。
源德山有个邻居是个单身老大爷。
他原是小摊贩，合营后被选为代表。
两年前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现在已能走动了。
他向余培岳说：“我经历过不少个社会，我感到只有这个社会好。
我只有一个人，但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看我的病，下雨还来看我的房子漏不漏。
现在我的病是找好大夫看，一个月还给我十几块钱。
不是共产党，我早死了。
所以我说，谁要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我是怎么也不答应的。”
到了工业大街，工人陈起介绍矿山机械场的情况说：“从前这里是四百多人的机器厂，工人进出要搜腰包，工人老了就开除。
现在呢？
两千多工人都是主人，早废除了搜腰包制度，老工人大都当了工段长。
这还能说现在社会不民主、不自由吗？

每到一地，工人们都详细地说明解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每一个变化都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

最后，工人和家属就地开了个座谈会。
好多工人在会上发表了意见。
做了十七年工的老工人杨敬才说：“关于自由，我只举一个例子：日本人在的时候，宣化县城门四个关了三个，只留一个让人进出，如果出去七天，就要找两个有钱的铺保，穷人怎么能找到呢？
这有什么自由？
现在我一月拿一百多元，骑自行车上下班，孩子还吃得上牛奶。
……”
余培岳在现实生活面前不敢狡辩，只得承认：“我过去的发言是不对的。”

作者：雨山

作者：东方明

在大鸣大放期间，有些单位里的右派分子，他们所集中攻击的几种人中，有一种人是肃反积极分子。

为什么右派分子要攻击肃反积极分子呢？
有的人说，这是一种报复。
理由是这些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在肃反中是挨过积极分子斗的，这一次，右派分子就对这些积极分子报复一下。

我想，说报复也未尝不可以，不过，要弄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报复。

报复有两种。
一种是私人恩怨的报复，这通常属于思想意识范围内的问题。
另一种是政治性质的报复，这是属于阶级斗争或是敌我斗争范围内的问题。
我们看见过：农民斗争了地主，地主总不甘心，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五反的时候，工人检举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资本家就持刀行凶，把工人砍成残废等等。
这种报复，性质上显然和私人报复是不同的。

那么，右派分子对肃反积极分子的报复，是哪一种性质呢？
无疑是政治性质的。
因为，积极分子斗肃反对象，并不是从什么私人恩怨出发的。
右派分子攻击积极分子，也不是出于什么私人瓜葛，而是出于下列卑鄙的企图：

第一个企图，他们是想把那些肃反积极分子“攻倒”以后，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就可以赖账。
因为，对那些有政治问题的右派分子情况了解得最清楚的，是这些肃反积极分子。
按右派分子们的想法，只要把这些积极分子“攻倒”了，他们就可以用“都是某某人搞的鬼”为借口，把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全部翻案了。

第二个企图，他们是借机打击积极分子，妄想使积极分子们接受“教训”，以后再有什么政治运动，不要再当积极分子。
这样，右派分子们就可以到处活动。
正气被打击了，邪气就可以上升。
这是一种使党、使领导孤立起来的办法。
这里面包藏着十分卑劣的阴谋。

这种阴谋，必须给他拆穿！

现在，右派分子竭力企图把他们的报复，说成好像是和积极分子们的私人恩怨问题。
这种论调必须驳倒。
应当指出：他们的这一种报复，是他们整个反党行为的一部分。

作者：李辛

肃反政策是右派分子对党进行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他们说肃反搞糟了，被斗的人现在都很痛苦，都要求平反，要求摘帽子等等。
我看这是一种污蔑。

在肃反期间，我是被斗的重点。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认为肃反搞糟了，从来也没有认为组织上把我斗错了；
我深切感觉到的却是组织上及时挽救了我。

在1954年，我因为工作失职，丢失了重要的机密文件，受到了应得的处分，组织上调动了我的工作。
当时我没有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对组织不满，认为组织上对我不信任。
这时候，我们机关里的反动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分子看中了我，把我纠合在他们的落后的小集团里。
从此我就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讲怪话、发牢骚。
他们谩骂组织，污蔑领导，甚至散布反动言论，我也加以鼓励和支持。
我甚至还把过去在领导部门所了解到的组织上的缺点加以夸大，供给他们作为向党进攻的材料。

肃反运动到来了，这个小集团被审查出来了，首领是一个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分队长）。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对我进行了审查，责令我进行交代。
在我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限制我的行动自由。
显然，组织上的做法是完全应该的。
在这个小集团的事实被揭发以后，在尖锐斗争的情况下，一些同志对我态度粗暴，他们那种对反革命的憎恨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整个肃反斗争中，我是以悔恨交加的沉痛心情向同志们进行交代的。

当我的问题基本上弄清楚以后，组织上就恢复了我的行动自由。
包袱虽然放下了，我却又出现了极端的悲观情绪，认为我在这个单位算是身败名裂了，组织上再也不会信任我了，会把我复员回家了。
越想越难过，最初几天我吃不下饭，偷偷地钻在蚊帐里痛哭了几次。

但是，想不到在肃反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组织上就分配了我的工作。
我参加了广州市的营房调整工作，所有广州市各领导机关的编制、实力、营房分布及首长对部队整编的意图等资料，组织上都交给我掌握。
当我把这些材料接到手里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当我体会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的时候，真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同时，在工作中，首长和同志们对我所提出的意见都很重视，我的许多建议都被领导上所采纳，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排挤。
由此可见，过去自己所感受到的所谓精神压力完全是自寻烦恼。

在这里我还要谈一个生活的小插曲。
我和一个姑娘保持了两年多的恋爱关系，由于肃反运动，半年多断绝了联系。
运动结束后，她约会了我。
我带着羞愧的心情把我在肃反前的错误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我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犯了错误，在思想上有着严重缺点的人，让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或只当一般的朋友吧！”
她听了这些话反而笑了，以后她又严肃地说：“你的错误确实很严重，假若没有肃反运动，是很危险的。
也怪我过去对你帮助不够。
至于我们的关系你不要有顾虑，我相信你是能够改正错误继续进步的。”
这种诚恳的帮助确实给了我不少鼓励。

从此，我一心埋头工作和学习。
在党的正确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多来完成了广州市的营房调整工作；
在部队开展正规训练中较及时地完成了物资供应工作；
去年7月份，同志们推选我出席了军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受到了奖励。
在业余，我抓紧时间学习，两年来自修了世界和中国近代史及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去年还结了婚。
现在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冤枉。
我感谢党及时地挽救了我。

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估计错了，他们以为肃反中被斗过的人都是满腹牢骚，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却是一身轻松和愉快。
他们企图拉拢所有在肃反中被斗过的人向党进攻，真是梦想！

作者：喻权域/刘宗棠

据新华社成都12日电 记者喻权域、刘宗棠报道：经常叫喊缺粮的四川江津县琅山乡柳林农业社，经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社员们自动谈出：今年秋收分配时，50％的人家还有去年的陈粮，90％的人家没有吃完春天分到的小麦。
这件事教育了在粮食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社干部，他们计划在完成统购任务以后，再从增产的七万斤水稻中卖出40％给国家。
现在早稻刚收完，社里已卖出稻谷两万多斤。

缺粮的叫喊动摇了干部。
柳林农业社和江津县其他农业社一样，去年秋收后每人平均留粮五百斤（不包括自留地收入），其中有三百斤是黄谷。
今年秋收前的一个月中，却有很多社员叫喊粮食不够吃。
中共柳林社分支部书记邱玉祥等社干部分的粮食和社员一样，并不缺粮，估计社员也不会缺，但是看见叫喊缺粮的人多了，也开始动摇。
他们给一些叫喊最厉害的社员供应了粮食，并要求上级削减今年的售粮任务。

讨论统购统销带来的好处。
最近在柳林农业社结合秋收分配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们详细讲解了出卖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意义，组织社员讨论统购统销带来的好处。
大家指出，柳林农业社是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才建立的，由于合作化和国家工业的支援，年年增产。
完成统购任务以后社员留的粮食也有增加，前年每人留粮四百零八斤，去年即留五百斤。
加以工业品价格降低，农民卖出余粮后生活改善很快。
社员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不实行统购统销这一切都办不到，因此很多社员都自动检查了闹缺粮的错误。

二百二十一户中有一百一十多户有去年陈粮。
出乎干部意料，全村二百二十一户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都说家里还存有去年的陈黄谷。
存粮最多的张坤详一家八口，有陈黄谷一千斤。
存谷一、二百斤的很普遍。
全村约有二百户人家还存有春天分的小麦。
他们都同意今年多卖余粮。

断炊的社员家里却有二百斤存粮。
第六生产队社员张万银，原是闹缺粮最厉害的一个。
他甚至把母亲送到弟弟家去吃饭，自己断了一天炊，哄骗干部供应给他三十斤黄谷。
这次他检查了错误，积极支持多卖余粮的计划，还引导干部到他家楼上去看他存粮的木桶，那里有一百二十斤去年的陈谷，六十斤今春分的小麦，还有很多玉米。

社员认清了只有把国家建设好农民才能过好日子。
五十八岁的社员邱二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出了很多社员的心里话。
他说：“我们在旧社会饿饭饿怕了，虽然入了社，总想尽量多存些粮食在家里。
这样不对。
只有多卖余粮支援国家把工业化建设好了，农民才能永世过丰衣足食的日子。”

苏联运动员在闭幕大会上表演。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讯 陕西富平县洪水乡不法富农杨升云，一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
去年春季，他抗拒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到处叫喊粮食不够吃，又抗拒不交向社里应交的饲料。
可是根据农民揭发，最近从他家楼上、楼下、地上、地洞以及在箱、柜和棺材里，查出陈粮九千七百多斤、皮棉一百五十斤、食油八十多斤、食盐一百一十多斤。
其中粮食已有三千多斤霉烂，两百多斤坏的根本不能吃。

洪水乡人民委员会根据农民群众揭发的这些事实，在8月8日召开了全乡两千七百多人的说理斗争大会。
会上展览了不法富农杨升云霉坏的粮食和变色的棉花等物。
在揭发了杨升云和外社不法地主富农等秘密合伙搞黑市投机、囤积国家统购物资的事实后，更激起了群众愤慨，大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不法富农杨升云。

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今天下午举行第七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着重地揭露了罗隆基在全国解放前夕以及近年来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罗隆基今天在会上也作了初步交代。

今天的座谈会由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和秘书长胡愈之主持。
马叙伦带病参加座谈会，并且在会上讲了话。

由于民盟中央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揭发和愤怒的斥责，右派头子罗隆基今天在民盟中央扩大整风座谈会上，不得不承认他三十年来一直是反苏反共的，承认他长期以来同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勾结。
但他对于解放以后，特别是1953年以后的反动行为，仍旧拒绝交代。

罗隆基说，他的“政治历史比大家已经揭露的还要更丑恶”。
首先，他说他从1928年从国外回来到1932年离开上海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的时期，和以后做了“新月”的主编人的时期，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
罗隆基说，1927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纪念日期，那时候，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主张“思想剿共”。
他说：“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也是反共的。”
他说到他同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一批人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
并说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
他说，在1932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我所以能做益世报的主笔，“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
他说，1941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
他说，“组织这个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以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
他说那时候我还有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的想法，所以想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等省。

他说：“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长官是有勾结的。
因为美国对日宣了战，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还会增加。
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
关于伪政协的问题，他说：“我当时以为伪政协以后，蒋介石会实行伪政协的协定，中国可能有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民主同盟可以左右于共产党、国民党之间。
并且中国可以实现亲美政策。”
罗隆基说：“在重庆时，我同美国的马歇尔的确有了很多勾结。”
他说，1946年南京的再度和谈破裂，“那时候我为什么不参加伪国大呢？
我认为蒋介石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
而这时候，我的确还在做第三条路线、英美民主、亲美外交的可耻的迷梦。
后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我的确看不出解放军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蒋介石会在这样快的时间内垮台。
我住在南京的周总理的住宅，一方面为共产党照顾留下来的财产，一方面却经常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勾结。
我还在幻想扩大民盟组织，准备将来第三个大政党的力量。”
他说，1947年蒋介石威迫解散民盟总部，“我在南京被捕，经过司徒雷登向蒋的交涉，才把我送到上海一个法国医院去养病”。
“这时候国民党的雷震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看我一次，同时交医院费。
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美国领事馆亦经常派人到医院来联系”。

关于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三中全会决定一面倒的政策，他说他“的确不同意”。
“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我坚持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第四个时期1949年到1957年。
罗隆基说：“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同表老（指张澜）到了北京。
在离开上海前，我在上海还同司徒雷登见过一次面。
他向我提出，假使共产党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可以分期借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的建设，他要我向周总理转这个口信是事实。
我当时以为中国要找外援，只有美国。
这证明我当时的思想是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使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再往下走，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罗隆基说，我到了北京，看形势不对，我没有把消息转告周总理，并且在张东荪的儿子家里转告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要他转电司徒雷登，说这个口信，我不能转达。

罗承认他在盟内有自己的小集团，但是他竭力把这个小集团说成只是一个所谓“无形组织”，并且矢口不交代最近两三年的阴谋活动。

栏目：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日电 8月11日晚上，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闭幕了。
各国青年八万人齐集在列宁中央运动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闭幕式。

像开幕那天一样，一百三十一个国家的旗帜在迎风招展，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歌声。
队伍进入了会场，乐队齐鸣，人群发出欢呼。

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员罗曼诺夫斯基（苏联）首先致词说，这些天来，我们举行了会见和诚恳的交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体育比赛，我们看到了各个民族优美的民族艺术，我们每个人都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他说，让到处永远都响着我们光荣的口号“为了和平和友谊”。

接着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柏尼尼受联欢节国际委员会委托宣读了一项声明。
声明说，我们联欢节的活动规模很大而且丰富多采。
世界各国的一千多个团体参加了活动。
在自由讨论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我们举行了难忘的会见。
声明说，联欢节使我们更好地懂得，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是存在的，并且可以消除新战争的威胁，以便使人类沿着和平发展的大道前进。
联欢节的成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就。
我们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

莫斯科河对岸列宁山上放起了焰火，像火树银花，像一座座喷泉，令人眼花缭乱。
这时，在运动会上，在各个街心花园里，在林荫小道上，在莫斯科河沿岸，到处是疾如旋风的华尔兹舞，到处是无限欢乐的笑。

栏目：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

据新华社东京12日电 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从今天开始在东京体育馆举行为时五天的正式全体大会。

出席今天的大会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九十六位外国代表和五千位日本代表。
另外，还有一千多位旁听者出席了大会。

大会议程委员会主席安井郁致开会词说，目前的形势是，在原子战略体制迅速加强的同时，反对原子战略体制的运动正在日益发展与强大起来。
人类未来的命运要看这两股潮流的谁胜谁负而定。
因此，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就如何粉碎原子战略体制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促使实现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制造和使用，实现裁军，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事业上。

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在讲话中强烈地谴责了日本政府帮助美国扩大使用核武器的军事基地，企图让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来协助美国推行原子战略体制。
中国代表团团长蔡廷锴也讲了话。

栏目：争取和平的意志比原子弹更强大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历史名城、西爪哇第一大城万隆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又获得重大胜利。
据目前的统计数字，在西爪哇的第二大城市井里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票数字也占第一位，在苏甲武眉、茂物等城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得票数字比普选时增加了许多。

栏目：时事讲话

右派分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这完全是造谣和污蔑，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

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是想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就是要有计划的生产和有计划的分配。
实行统购统销就是用计划分配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因而对统购统销问题的论争，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好，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好呢？
这可以用解放前后的不同情况对比来说明。

解放以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1937年8月到1948年8月，物价上涨了六百万倍。
到了解放前夕，粮价甚至一天暴涨几次。
当时黑市和投机代替了正常交易，1948年12月份，上海供应大米数量一百万石，其中有七十万石是人民用高价从黑市上购买的。
那时人民生活真是困苦不堪，绝大部分农民更是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解放初期从1949年到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没有实行以前，资产阶级还在利用自由市场来和国家争夺经济阵地，特别是和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相勾结，同国家争夺农村的粮食。
大家知道，广大农民在生活获得改善和收入有了增加之后，就不再急于出售余粮，甚至还有人把粮食囤积起来。
如1953年不少地方的农村有60％左右的农户存着余粮，不肯卖给国家。
有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并且利用市场供求失调的机会，向国家大量购买粮食，等到国家粮食被套购完以后，他们便以高价出售，造成市场粮价的波动。
如1953年春季，河南遭到轻度的霜灾，本省的粮食本来完全可以保证当地的供应，但是因为奸商的投机捣乱，在很短的时间内，粮食销售量增加几倍，粮价也上涨了百分之几十。
结果是奸商发了财，受灾农民却得不到粮食。

很明显，右派分子所以反对统购统销，叫喊农民留粮太少，口头上说是为了农民，但真正的目的却是妄图恢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他们又可以靠投机来大发横财，恢复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让广大人民挨饥受饿。

是搞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大家都看得见，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粮食就有了保证。
将近一亿城镇人民的粮食吃得够，再不像解放前反动统治时期那样吃豆饼、麸皮、混合面，大家安居乐业搞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搞得好有各方面的原因，而粮食保证供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国防意义上讲，也由于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保证了军用粮的供应，使部队按时得到了定量的食粮。

是稳定物价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保证

几年来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农村缺粮人民需要的粮食也有了保证。
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缺粮人民，都能按时得到了粮食。
特别遭到灾荒的地区的人民，由于国家保证了灾区粮食供应，除了极个别的地区以外，重灾区也没有饿死人。
这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如河北省肃宁县张庄乡，去年水灾后，这个乡收获的粮食只够全乡人吃十天。
但是，从受灾后到今年麦收，国家共供应粮食一百八十七万斤，全乡人才度过了灾荒。

几年来，粮食价格一直稳定。
如果以1950年3月五种主要粮食价格为一百，1956年12月是九十三点七三。
过去“遇灾粮价暴涨、丰收谷贱伤农”的情形已经没了。
秋收时粮价下跌、青黄不接季节粮价上涨的情况也没有了。
粮价和一切日用必需品价格都很稳定，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这是粮食统购统销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使贫苦农民不再在粮食买卖中受剥削，从而成为农业合作运动的核心力量。
同时也使富裕农民认识到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堵绝，从而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

统购统销政策和农民思想

1956年全国产粮三千六百多亿斤，农业税只有三百多亿斤，购粮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多亿斤。
这些粮食除了一个是供应城市人口以外，有一半粮食销售在农村。
说明国家征购的粮食并不算重，而且国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山西襄汾县贾庄五星农业社，今年夏收后卖余粮和互换小麦五万斤。
社员们计算了一下，全社共有一百六十多人在外边，每人一年按三百七十斤粮食供应，就得六万多斤，全社卖的这点余粮还不够他们吃。
社员们算清这笔账以后，有的社员说：“这不是我们支援国家，而是国家在支援我们。”
几年来粮食虽在逐年增产，国家征购的粮食却逐年减少了。
去年我国虽然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在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全国粮食总产量还是增加了。
那么为什么征购的粮食减少了呢？
这是由于很多地区粮食虽然丰收了，但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却被放松了，因此，在农民中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又滋长和发展了。
去年全国收粮三千六百多亿斤，按全国六亿人口平均计算，每人约合六百斤。
但由于有些农民只顾个人不顾国家，就想打破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多用粮食。
如湖南攸县有的农民一年一人吃八、九百斤稻谷（每百斤稻谷可得白米七十斤左右），还嚷着不够，有的说一人一年要吃一千二百斤谷才够。
安徽省小麦收了以后，有的农民一天吃三斤小麦。
山东泰安县上高乡泰安社，去年麦收的基本口粮是每口人四百二十斤，另外还有多劳多得粮，可是今年春季仍有部分农户叫嚷粮紧，而到夏季却又有所谓缺粮户向粮食自由市场卖余粮。
不仅在农民中间，在乡社干部中间也有一些人存在着本位思想，采取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等办法，使本社可以少卖余粮多得供应。
如河北沧县最近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后，已经报出了隐瞒的粮食产量十多万斤。

我们必须认清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是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条件。
右派分子所以要反对这项政策是由于想恢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从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并把广大人民再度投到资本主义的灾难中去。
而在农村前一时期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所以表现迟滞的原因，除了由于右派分子和农村地主富农分子对粮食统购统销造谣污蔑外，农民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央最近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指出要在秋收前后，着重辩论统购统销问题，原因也在于此。

十四年前，日寇对狼牙山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这两个孩子的父母都被日寇杀死，大孩子许长有抱着受伤的小兄弟，处境多么困难。
（右图）十四年后的今天，狼牙山下的面貌已全部改观，旧日的战场现在是一片繁荣景象。
当年的许长有，现在是易县西步乐村先进农业社一队的生产组长，他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生活十分美好。
（左图）（照片）

右派分子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的时候，到处叫嚣说：“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特别更喜欢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究竟农民的生活是否有了改善，请看下面的事实。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有沉重的地租，有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不打谷子心不酸，一打谷子泪不干”，血汗换来的粮食，被搜括得空空的。
那么看一看现在：1956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尽管这一年遭到严重的灾害）已达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49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了约80％。
粮食的产量从1949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亿斤增加到1956年的三千六百五十亿斤。
国家从农民手里收的农业税，虽然也有一些增加，但增长的数量并不多。
例如1952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是四百八十四亿元，农业税是二十七亿元，1956年农业和副业总产值是五百八十三亿元，而农业税是三十亿元。
四年之间，总产值增加了九十九亿元，而农业税只增加了三亿元。
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继续增长，农民收入也在增加着。
根据各地区的调查，去年未受灾的地区，一般有80％左右的农业社增加了产量，75％左右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从全国来看，农民购买力1950年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增长了136％。
国家供应给农民的消费资料，1956年比1950年增长的情况是：棉布增加了二倍，胶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盐增加了将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
从农民消费的这些商品的增加，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改善。
在旧社会，农民有穿几十年的棉袄，二十年的褂子，而现在农村里，大部分农民穿得暖穿得好，不少人家有热水瓶、自行车、胶鞋。
当然，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还不是很高的，但是在一步一步地改善着。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解放以来，有几年遇到了比较大的自然灾害。
国家以很大的力量来帮助农民战胜灾荒。
解放前，每逢荒年，农民们就要逃荒要饭，卖儿卖女。
现在灾区人民都能维持生活，而且许多还能有较多的副业收入。
去年国家在动员和组织灾区广大人民战胜灾荒的同时，拨出了八亿六千万元的救灾款和救灾贷款。
按实际价值计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灾荒最大的一年——1931年的“赈灾费用”的一百倍。
所以，灾区农民们说：千年没有的大水灾，万年没有的好政府。

作者：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