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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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队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展得较好的单位，他们大都在整风初期，“放”得较好，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群众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右派分子正被围剿或陷于孤立，运动逐步地深入发展。
例如驻京多数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形成了政治上思想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第二类单位是运动已经初步展开，并已开始暴露了一批右派分子或右派言论。
第三类包括若干师以上机关、学校等单位，由于那里的某些领导干部没有看到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或者对敌情估计不足，态度不够坚决，因而至今还没有开始投入这场斗争。
还应该指出，即使第一类、第二类当中的单位，发展也还是不平衡的。
比如第一类中，多数单位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右倾思想，揭露批判得还不够彻底；
至于第二类的单位中，多半还只是刚刚开始。
这就要求：第一类、第二类单位要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万勿松劲；
第三类单位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反右派斗争发动起来。
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彻底地揭发出来。
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对军队内部有无右派，是否需要搞反右派斗争，抱着怀疑态度。
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反击右派不是无的放矢吗？”
“还是不要公开提出反击右派吧，提出争大是大非就可以了；
否则，就要伤害同志，反倒惹出一些麻烦来。”
如此等等之说，无异乎在大敌面前，偃旗息鼓，弃甲曳兵而走。
这当然是对右派有利，为右派所欢迎的。
许多单位的经验已经证明，部队内部肯定也有右派分子，而真正的右派分子，往往是在斗争当中才逐渐被揭发和暴露出来的；
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思想尚未武装起来的时候，右派分子尚可藏身，一旦群众觉悟提高，眼睛擦亮，右派分子就会原形毕露。
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进行斗争，就武断地肯定所有单位都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固然不对；
但是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进行斗争，就武断地肯定我这个单位没有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更是非常有害的。
如果偃旗息鼓，弃甲曳兵而走，叫右派分子滑过去，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要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言论，彻底地驳倒、批臭。
我们的部队是在党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长期的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许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们，已经锻炼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我们部队的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但是也要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部分人，是在民族民主的思想基础上入伍、入党的；
解放战争时期或胜利以后也有一部分人，则是在全国胜利的大浪潮中，走进革命部队中来的。
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革命的人生观还没有确立起来，原有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还没有彻底改造。
因而在这次巨大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就不同程度地露出了原阶级的本性。
当然，在解放战争以后入伍的知识分子中，这种表现就更多一些。
总的说来，部队内部真正的右派分子虽然为数极少，但是右派言论却并不少，右倾思想就更多一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还是相当广阔的。
因此，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就要把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当作活的教材来教育群众，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彻底消毒防腐，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右派观点深恶痛绝。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在这次政治、思想斗争的战场上，组织群众，系统地细致地彻底地揭露和批驳右派言论，一直到驳得体无完肤，彻底搞臭。
这种批驳工作，作得愈细致、愈系统、愈彻底，就愈能锻炼群众，使群众通过这场斗争，学会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观察问题，对待问题，使人们头脑中的无产阶级阵地更加巩固。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伟大意义，正如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讲的，“是一场全民的大论战，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争和思想战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六万万人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争，这一仗我们如果不打胜，社会主义就搞不成功。”
在这个战场上，对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每个人都要表示明朗的政治态度，即是对右派分子、右派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是来不得温情主义的。
至于是否会伤害人的问题，只要领导上充分发动群众，切实掌握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分别对待的原则，坚持摆事实，说道理，充分展开辩论的方法，避免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一定不会伤害好人。
即使对那些具有右派思想言行的人，同样要坚持以上的原则。
但是坚持这些原则，决不等于对右派言行采取温情主义或者马马虎虎了事。
因为我们这次斗争的决心就是要把部队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彻底驳倒、批臭，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消灭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部队的市场，迫使右派分子改变其立场、观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任何对右派言行采取温情主义，或马虎了事的态度，都将会影响这一斗争的胜利。

再重复一句，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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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日讯 今天，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二期一、二班举行毕业典礼。
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到会作了指示。

甘泗淇上将首先向毕业学员们表示祝贺，对他们的学习成绩感到满意。
接着他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作了指示。
他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但是剩下的政治上的、思想上的革命，不是短时间、也不是敲锣打鼓所能解决的，它是长期的尖锐的斗争。
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我们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坚决给予回击。
甘泗淇上将指出：有些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不起劲、想草率收兵，是极端错误的。
这是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认识不足，是不了解这次斗争的伟大意义。
他希望全体学员回到部队后，要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右派斗争。

这一期毕业学员共二百三十九人。
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学习了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八大”文件。
在学习的后期，又积极投入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他们回到部队后，无疑将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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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
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
第三，工农关系问题；
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
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
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
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
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
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
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
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
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
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
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
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
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
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
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
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那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
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
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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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京各领导机关、部队、院校的反右派斗争，目前已进入深入阶段。
隐藏在各单位的许多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原形。

和社会上的右派一样，我军驻京各单位的右派分子也利用整风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我军的几项基本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党的领导。
他们特别恶毒地攻击党，声言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学校，不能领导医院，不能领导文艺，不能领导报纸，主张取消党委制，要求“教员治校”、“医生治院”、“工会管理工厂”、“艺术委员会领导文工团”，赞成办“同仁报纸”。
某坦克学校助理员吴辅仁、总后卫生部出版助理员白文庆等，甚至狂妄地要共产党退出军队，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

他们十分仇视我军的生命线——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空军情报处参谋左奇太、工程兵参谋叶传烈污蔑“政治机关、政治工作人员不起作用”，左奇太更疯狂地叫嚣“要搞一个大民主，把政治处的人都搞死”。

他们厌恶马列主义教育，反对思想改造。
总军械部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郑克杰公开诋毁马列主义，他同意雷海宗的说法：“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没有发展。”
他还诋毁列宁、斯大林和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反对列宁主义的提法。
他赞扬资本主义制度，企图根本否定社会主义。
海军政治部助理员季德明（党员）更是对思想改造十分仇恨，他说，“所谓团结、帮助、照顾知识分子仅是一个口号”。
季德明并与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右派分子蔡鸿干结为联盟，散布流言蜚语，整风时拉拢人，有系统地攻击党在军队中的各项政策。

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反对思想改造，右派分子更千方百计地污蔑党、团员与积极分子。
解放军报社助理编辑丁乙骂共产党员是“便衣警察”“特务”，英雄模范是“抱大腿”的。
空军工程部助理员唐持污蔑共产党员是“仗势欺人，一手遮天”，是“酷爱吹牛拍马之徒，专筑高墙深沟之城”。
他并“创造”了“共产主义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党与非党矛盾发展的结果，非党群众就要起来消灭党。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董奇说：一旦有了匈牙利事件，我就扛起机枪把全厂的党员都打死。

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自然也就要攻击老干部。
他们骂老干部是“猪”、“没有心肝的人”、“贵族”，主张修改干部政策，提拔干部应该以“才”为主，说什么“有才便是德”，应当“以知识分子为建军骨干”，老干部都是“庸才”，要“下台”等等。
他们还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又会产生”。
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社记者梁南（预备党员）在他向党挑战的“七点意见”中，更污蔑高级干部已成为“特殊化集团”，他在近一年的报道活动中写了二十五篇稿件，其中绝大多数稿件是揭露我军各项工作中的所谓“阴暗面”的，专向我军的某些制度和领导者攻击。

右派分子反对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恶毒地挑拨工农关系。
某坦克学校军医钱望远，捏造“根据”，根本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提出我国农业合作社有所谓六大缺点。

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辩护。
总政组织部助理员段星灿（党员）污蔑肃反运动有二十条缺点和错误。
总后财务学校胡寿令与军外右派分子林希翎秘密通信，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

右派分子不仅自己用恶毒的言论向党进攻，而且到处“点火”，有的还煽动闹事。
如通信兵部某研究院技术员丁杰，利用少数工人的不满情绪，煽动工人罢工。
右派分子还和军外的右派分子串通一气，互相呼应。
如总政文工团赵森林，把部队的舞台美术工作说成“漆黑一团”，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部队进攻，并与军外右派勾结，组织所谓声讨文工团某领导同志的大会。

这一撮右派分子运用各种伪装的面目混在革命部队中，但在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经过近一个多月来的揭发批判，他们的本来面目终究不得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他们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这批右派分子中，有65％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旧军官、旧官僚的家庭；
有30％以上其亲属曾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其他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斗争过，或被判刑、劳改、镇压；
有40％以上本人曾在历次运动中被斗争过；
有46％本人历史上曾参加过反动党团或会道门组织。
这些人在参加革命部队后，拒绝思想改造，对我党我军心怀敌意，一贯坚持反动立场。
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贯追求个人名利，因而堕落蜕化为右派分子，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驻京单位的经验证明，为了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右倾麻痹和温情主义倾向。
近两个月来，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了不能盲目地满足于我军内部政治思想上的纯洁；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刻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不反映到我们部队内部来的。
驻京单位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散布在总参、总政、总后等全军的首脑机关内，也散布在海、空军和各特种兵的领导机关内。
不仅一般的学校中有右派分子，而且在政治学院中也有右派分子；
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
不仅在新参军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而且在入伍入党多年的干部中也有。
例如解放军报社时事组副主编常征（少校、共产党员），已经在党内军内工作了十多年。
而且越是像常征那样的右派分子，越是狡猾恶毒，危害也越大。
由此可见，在我们部队中进行一次深入的反右派斗争决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一股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驻京单位的经验还证明了，在进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还可以继续发现和暴露一批新的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
驻京单位在大放大鸣期间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并不很多，多数是在反右派斗争向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揭发出来的。
如空军某单位在斗争右派分子姜树山时，设计处技术员沈鹤龄跳出来为他辩护，叫姜“站稳（反动）立场”；
群众一查究，原来沈也有许多右派言论。
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继续发现和暴露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和领导上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有些右派分子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明显突出的右派言论，但他们却在背后（食堂、宿舍、娱乐场所）和秘密通信中散布了许多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只要领导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发动群众，把斗争引向深入，尽管这样的右派分子隐藏得再巧妙，也终究会被揭发出来。

驻京单位近两个月来反右派斗争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都是用事实、用道理作为武器，逐个逐点地批驳谬论。
尽管右派分子百般诡辩，在真理与事实面前，也不能不低头认错服罪。
特别是曾经和右派分子接近的同志，揭发的事实最有份量。
某科学研究处右派分子吴亦寿在低头认罪时，曾说他有“三怕”，其中一条就是怕知道他的底细的人揭发。
因此群众越在斗争中迅速提高觉悟，积极向左转，右派分子就越无藏身之地，反右派斗争的进展也越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来，由于右派分子的狡赖顽抗，在若干单位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和简单粗暴的作法，这对于斗争的深入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在驻京各单位已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广大干部、士兵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地提高。
在总后工作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解放几年来，我现在才具体地认清了什么是立场问题，这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一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除了一部分右派分子已经缴械投降以外，还有一批右派分子尚未揭发出来。
有些右派分子还交代得不彻底，有的还在顽抗，还在暗中活动。
各单位正在继续组织围攻，不取得彻底胜利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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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下旬以来，本报编辑部的反右派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
群众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和大量具体事实，揭露了右派分子常征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兴风作浪 到处点火

常征是本报编辑部时事组副主编，共产党员。
整风一开始，常征就乘机点火、煽动，兴风作浪，向党进行恶毒攻击。
常征在整风期间，先后在大字报上发表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并不是为了过瘾”、“君子爱人以德”等文章，在文章中向党放出了一连串的毒箭。
同时，常征积极进行非组织活动，利用某些人因肃反、级别等对党的不满情绪，进行挑拨离间，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甚至故意透露行政或支部扩大会议上以及领导上个别布置工作的内容，挑起不满，火上加油。
本报编辑部的另一个右派分子、军事后勤组助理编辑周运峰，便是由此成为常征向党进攻的“马前卒”，在常征的影响和支持下，写了猖狂攻击总政首长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文章，并写大字报贴到北京部队政治部去点火。
常征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进行反党活动。
不少同志揭发他在整风开始以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宁，午睡时间也进行串连活动。
他先后鼓动了不下十余人写大字报。
有的编辑同志到部队采访回来，了解一些部队同志对某军区首长的意见，他也鼓动写大字报贴出去，并要求他们多写带政治性的问题，向党进行阴毒的攻击。

常征积极破坏整风运动，企图使整风运动不得正常发展，从而有利于他进行反党活动。
一方面，他到处散布对整风没有信心的谬论，说什么“多少年来的老毛病，整风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一方面，恶意散布流言蜚语，煽动改选报社党支部书记和党的小组长，企图篡改整风领导。

攻击肃反运动 积极鼓动报复

平日，常征就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全国和全军的肃反运动进行过许多攻击，散布肃反运动搞糟了的谬论。
他根本不承认肃反成绩是基本的估价，他反对肃反也搞群众运动，说百分之五的控制数是主观的错误的，并扬言：“肃反就是有问题，不仅部队如此，地方同样如此。”
整风开始后，常征第一个在大字报上纵火，鼓动肃反对象起来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公开提出“这些同志完全有权利要求领导解决这个矛盾”。
随即，有几个肃反对象就纷纷对肃反运动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使报社整风运动出现了一股逆流。

他在“一个尖锐的矛盾”的大字报里，将有关肃反问题的内部通报在文章中透露出来，以反对党的肃反运动的方针、成绩以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他反对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和总政肖华副主任关于肃反成绩的估价，说肖主任的总结“不能把它看作是对肃反运动的正确估价”。
他指责报社的肃反运动是：“盲目执行上级的错误的指示”，“是在上级极不正当的压力下”进行的。
当社会上右派分子大肆攻击肃反中积极分子的时候，常征更变本加厉地污蔑积极分子，说他们是“踏着同志们的鲜血向领导讨好、报功”。
常征还煽动肃反对象向党和积极分子施行报复，怂恿他们到中央、到法院、到人代会去“告状”。
他对几个肃反对象说：“不能软弱，你们越软，他们越硬。”
他更用他自己曾经采用过的手段，煽动这些人进行报复，他说：“你整我半个月，我整你十五天，少检讨一天也不行。”
辱骂军队领导挑拨上下团结

常征在另一篇大字报“并不是为了过瘾”一文中，露骨地发泄了他对党的领导干部极端仇视的情绪。
他恶毒地把我军的领导干部描绘成“封建王朝”的“昏王”、“暴君”，说他们的作风是：“排除异己”、“逆我者死”、“我即组织”、“我就是党”、“君王圣明、臣该万死”、“可恶而又可耻的特权思想”、“视群众为草芥”等等。
常征甚至恶毒地把领导干部跳舞比作马戏团里的狗熊。
对党中央及我军主要领导干部，常征也曾经横加污蔑，说中央某负责同志是“大宗派主义”，某首长“不学无术”，并且公然声称：“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正确可信，除此以外，谁也不可信”。
常征在大字报里，恶意挑起领导与群众、“高干”与“低干、士兵”的对立，煽动地说不要执行上级的“乱命”，并威胁党“不要引起群众的愤慨”，免得群众起来“打扁担”。

在题为“君子爱人以德”的大字报里，他把自己装作是正直的、能够直谏、苦谏的“君子”“忠臣”，而把拒绝与他一道攻击党和领导的人称为“奉承献媚”、“抱大腿”的“缺德”的人。

对革命干部杀气腾腾 为右派分子掩饰辩解

对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常征总是采取极端仇视和深恶痛绝的态度。
说“难免论”是不对的。
他对有缺点或犯错误的人，不是说应当送法院，就说“该杀”。
广西饿死人事件，中央给了有关干部以应得的处分，常征却说像平乐县委书记那类官僚主义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什么“老包在世，非铡不可”。

对革命干部表现杀气腾腾的常征，对于右派分子却别具“仁慈心肠”。
当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高喊要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常征听了“并不觉得刺耳”。
常征还为右派分子辩解，说“葛佩琦说杀共产党员，不一定真要杀”。
而当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坚决反击右派的时候，常征却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做法。
说什么“鸣放开始收了”，“不要因为反右派连人家批评的合理部分也反掉了”，并说“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他还鼓动时事组一个编辑给人民日报写信表示反对（未写）。
他还说人民日报发动工农说话，是制造声势，我很讨厌这种做法。
本报编辑部展开对右派分子丁乙反党言论批判的时候，常征也公开表示反对，把丁乙的反党言论说成是“偏激”、“发牢骚”，并且污蔑本报发表丁乙反党言论是“不光明磊落”，是“两面三刀”，是“违法”。

公然违抗编委意图 按他个人意志编报

常征利用时事组副主编的职务，在值班期间（6月13日到29日），曾经公然违抗编委会的意图，按着他个人的情感好恶去编辑第四版的稿件。
反右派开始时，编委会要时事组很快把章、罗、储等右派头目们的反动言论加以集纳揭露，但常征认为像“定息二十年”等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算反动言论，就没有列入集纳之中。
他公然对右派分子周运峰说：“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搞反右派，那有什么意思，编委会要四版也那样搞，我就不干。”
这一期间，新华社发了大量反右派的新闻报道，四版很少采用。
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反右派斗争期间，本报四版反右派的宣传有几期只占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版面，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常征对报道全国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反击右派的稿件，说成是“千篇一律”，“不能令人心服口服”不加编发。
在编发社会上右派分子反党言论时，他删去了和他的观点相似的部分。
他不同意在报纸上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人家的老底子”。
常征甚至对美术组的同志说：“反右派快过去了，画些国际漫画吧。”
拒绝刊用反右派漫画；
让编辑寻找选用一些“缅甸大象”、“太平洋海鸥”以及拿破仑时代的乌龟等所谓“有趣味”的图片。
常征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
经过大家揭发，原来常征有着一套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
他极为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民主不应有什么范围，不管什么人有甚么意见都可以提”，在他看来，英、美的民主有“更高的发展”，而苏联和中国则没有民主传统。
他赞美“三权鼎立”，认为可以“互相监督”。
他曾经说过，按照他的看法，“百家争鸣”就是“兼容并包”，“长期共存”就是“分庭抗礼”。
他对报纸上发表领袖文章，署名字体要排得大一点，也说是“缺乏基本民主训练”。

他口口声声主张所谓“法治”，认为我国“缺乏法治精神”，污蔑我国“对人的尊严，缺乏应有的尊重”。
当黄绍hóng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攻击我国法治的反动言论以后，常征一再赞赏，并积极主张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以宣扬资产阶级反动的法治观点。

赞成办“同人报” 和党唱“对台戏”
在新闻工作上，常征同样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
他赞成办“同人报”，与党报唱“对台戏”；
强调“独立思考”，“不畏权威”，以抵抗党对报纸的领导。
当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被右派分子篡改，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武器的时候，常征却在一边喝采，并且提出解放军报要向文汇报、光明日报“学习”、“看齐”，企图使解放军报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一段可耻的历史 一贯反党的立场

常征虽然是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他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身在党内心和党不一致”，“他没有一个时间和党有亲密的情感”，“他不相信党是正确的”，他对党的缺点，“看得快，看得大，看得多”，且对这些缺点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并成为他向党攻击的借口。
他一贯不满党的政策和党领导的各种政治运动。
在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
在1943年和1945年敌我斗争尖锐的形势下，常征曾表现动摇，离队、脱党。
在1945年脱党期间，常征和地主富农分子混在一起，反对党的借粮政策，攻击领导借粮的区干部，污蔑村干部“霸道”，是“新兴的权威”。
在土地改革中，他主张“献田”，主张“和平土改”，说农村“中农化了”，他反对发动群众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反对当时上级提出的“抽肥补瘦、填平补齐”的正确口号。
他对整党运动中曾经批评过他的同志，不是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而是怀恨在心。
在三反运动中他反对“山高林密必有老虎”的说法。
他说统购统销使农民生活太苦了，他反对薄一波同志关于工农生活悬殊不大的说法，他散布1956年全国粮食增产数字是虚假的论调，他对农村干部深恶痛绝，甚至说：要不是共产党长期领导革命还有威信“农民非闹革命不可”。
这一切证明常征在整风中暴露出的这些反党言行，并不是偶然的。

常征的种种反党言行被群众揭发出来以后，常征表现态度仍不老实。
经过十多天时间，群众从常征平日和整风期间以及历史上的一贯反党言行，作了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揭发和批判，常征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但他的检讨和交代还很不深刻彻底，本报编辑部的同志一致指出：常征还必须对自己的反党言行作进一步的交代和批判。

版面：头版

本报福建前线9日电 7日早晨六点十五分，有两艘蒋军江字号小型炮舰窜入我六鳌半岛以南约九千公尺的海面，企图拦劫我运输船只。
蒋军的阴谋早被我观察员看穿。
当蒋军炮舰进入我炮有效射程以内的时候，强大的地面护航炮兵立即开炮，予以猛烈的轰击，击伤其中一艘。
另一艘炮舰不敢还击，拖着被击伤的炮舰，向外海狼狈逃去。
我运输机帆船一只被敌炮打伤，其余船只、人员安全驶进附近港口。

本报讯 我军许多部队的官兵仍在日以继夜地坚持防汛、抢险和救灾斗争。

空军已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一架次，在山东、河南部分受灾地区空投物资二十万九千七百五十七公斤。
在任务紧张的时候，男女飞行人员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

陆军部队继续在山东、河南部分地区抢险。
0224部队千余人在临沂地区抢修沂河堤坝，保证了决口险地的安全。
由于他们抢修了大庚庄堤坝，已使苍山地区三十万群众得免于灾难。
这个部队还抢救了煤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八个村的群众。
第二坦克预校在泗水河两千公尺的防线上，坚持十余昼夜的防汛战斗，防止了洪水的蔓延。
7162部队一部在济宁、金乡、单县等地，用水陆汽车、汽艇、操舟机、舟桥进行堵口修堤，救出受灾群众。
当睢县城被洪水围困、邓门口河堤溃决的时候，商邱步校抽出善于游泳的九十一个同志，拨出大批汽车、木船、橡皮舟进行抢救，老弱妇女和大批粮食被抢救出来。
第八预校和第四十二速中的同志抢救了开封一座有四十万元基金的砖瓦窑场。

3639、0354、0099、0222等部队，积极参加江苏部分地区的防汛、排涝工作。
干榆县柘汪村遭受海水、洪水夹攻的时候，某部官兵大力抢救，使堤坝转危为安。
驻苏州地区部队在人民桥、娄蔚乡等地连续进行了七天防汛排涝工作，使庄稼免除了灾害的威胁。
某部在新沂地区总沭河堤上抢险，斗争七天七夜，使两岸免受灾害。

驻浙江第97、98、99医院以全力帮助当地农业社排涝。
第99医院把救火抽水机、轮船马达等许多工具都利用起来。
轮船司机赵广发同志一人在抽水机旁坚持工作了十天十夜。

许多部队官兵在抢险之后，主动安置灾民。
有的让灾民进营房居住，有的帮助灾民修建房屋，并为灾民医治伤病。
同时，官兵们自动捐出钱物救济灾民。
商邱步校的同志捐出二千零四十余件衣服和一千二百九十余双鞋袜给群众穿用。

我军见义勇为的精神大大地感动了灾区同胞。
群众看见救灾飞机时，高呼：“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有的流着感激的眼泪说：“解放军救人胜于救己！”

本报讯 湖南、福建、江西、浙江等省许多部队投入抗旱斗争。

湖南省许多地区近一个月来，旱象相继出现。
驻湘潭、浏阳、衡山等十几个地区的部队和县兵役局的广大官兵都积极参加了抗旱。
驻衡阳某部队组成了一千五百人的抗旱大军，连续进行四天的紧张劳动，抢救了禾苗三千五百余亩。
驻耒阳某部队组织了五千人的队伍，分赴九个乡帮助抗旱。
长沙市163医院院长刘御中校（女）率领一百多医务人员和职工，帮助洪山乡洪西农业社挖了一条渠，把浏阳河的水引了出来。
第一政治学校和工程兵预校都全体出动帮助抗旱，工程兵预校学员已在黄鹤高级农业社进行了五天的劳动。

福建、江西大量受旱的庄稼，已经由部队协同农民救活了。
在南昌地区，驻军官兵自带干粮，在高达三十九度以上的气温下，坚持每日四至八小时的抗旱劳动。
他们帮助十七个农业社车水、运水、挖塘和修坝。
丰城某部官兵带着柴米到三十里外的两个乡连续抗旱七天。
上饶地区十个乡旱情严重，0055部队从三十里外分批赶去帮助打井、车水。
他们计划用一万六千多个义务劳动日进行抗旱。
福建部队领导机关和9054部队的官兵，分别同农民一道把渠道抢修好。
守卫在海防前线石城一带的工兵部队和友邻炮兵、海军部队，帮助农业社把快要枯萎的花生灌活了。
高射炮某部和空军某部官兵联合组织了一支抗旱队伍，帮助农业社挖渠引水。

浙江部分地区正在排涝，同时部分地区正在积极进行抗旱。
0922、0054等部队官兵帮助农业社修渠、车水。
0054部队的自来水库除供部队使用按一定时间放水外，还开放闸门供农民灌田。
0051部队派出一千多人下乡抗旱，又抽出抽水机运到江山地区汲取江水灌田。

作者：刘汉杰刘正均

7076部队继抢修桥梁之后，又接受了到离济宁县八十多里的兴福集抢运灾民的任务。

南阳湖一望无际，浑浊的湖水波浪滔滔。
水陆汽车、操舟机牵引的二十五只大型橡皮舟迎着三、四尺高的风浪前进。
两天两晚没有休息的战士，眼睛已不听使唤，眼皮老是来回地打架，体弱的战士已经开始呕吐，而前面却有一段艰苦的路程在等待他们。
“唱个歌吧！”
一位战士起了个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顺风送到了遥远的地方。
……

突然，六级大风袭来，接着是一阵暴雨，舟顶着风，前进困难了。
战士张胜高、陆光前提出要“学习上甘岭的战斗精神，看谁能忍受艰难困苦”。
操舟机力量不够，带动不了橡皮舟，战士们就用手来代替桨，“一、二”“一、二”地在水中划。
风越刮越急，雨越下越大，舟实在不能前进了，战士们就脱去衣服，只穿着一条短裤衩，跳下水去，采取拉纤的办法，顶着风，涉水前进。
顽强的战士，就这样牵着舟，前进了三十里地。
……

距堤岸只有几百公尺了，堤上的群众沸腾了，不断地向战士招手。
突然，远方传来强烈的马达声，一架运输机低空掠过长堤。
“毛主席派飞机来救我们了，毛主席派军队来接我们了。”
——群众欢呼起来。
飞机兜了一个圈子以后，一袋一袋的麻包就从机身下落在水面上，随着波涛上下起伏着。
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这麻包里装着的是支援灾民的食粮，如果过一分钟不弄到岸上来，就要沉到水底。
“看，要沉了，我们快救去。”
——不知那个战士这么喊了一声。
接着是“噗通”“噗通”的跳水声，战士们顾不得再次空投麻袋砸着头，也没有想到湖水是深是浅，就一个个跳到水里去了。
经过紧张的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四十九包粮食整齐地排列在堤上。

橡皮舟靠近堤岸。
一直与老百姓守在堤上的济宁县副县长，一把握住部队政委张林安同志的手，感动得流下泪来。
张政委代表部队把带来的两千斤馒头，送给了被水围困在堤上的老百姓。
战士听说有的老百姓五、六天没有吃饭了，就把各人准备返航时吃的馒头也送给老百姓。
这种高度的友爱精神，感动了群众。
一位农业社的女社员听说部队两天两晚没有休息，十多个钟头只喝了点浑浊的湖水，就自动去烧了供一个连队足够喝一天的开水。

住在堤上的三千多个老百姓，原来都想一次脱离险境，进入济宁城。
但二十五只橡皮舟一次只能载运七百多人。
让谁先走呢？
战士们的友爱、笃实的态度，使老百姓深信：一定能够脱离险境。
他们都自动报名，愿意最后一批走，并且说：“只要有解放军，我们就有办法。”
战士们就用这二十五只橡皮舟，在每次来回一百六十多里的水路上，经过六天的紧张劳动，战胜了暴风雨和洪水，终于使二千四百四十六人脱离了险境，安全地进入济宁城。
现在，这个部队的战士，正在以战斗的姿态，进入唐口，抢救灾民。

作者：洋广

作者：何希群

7月26日晚，徐州地区刮起大风，下着雨，微山湖的水位涨到三六点三五公尺，蔺家坝的缺口从七十公尺扩大到一百一十公尺，贾汪煤矿附近不牢河的水位也突然上涨。
夜里十一点，贾汪矿区屯头河新筑起来的第二道防线，又被冲开了七公尺宽的口子。
坦克乘员第四团的值班室接到矿区防汛指挥部的紧急电话，希望出兵增援。
领导上立刻派出第七连官兵一百余名赶到险区。
激流像猛兽般奔扑而来，正在极端紧张的关头，七连副连长张保璞、副指导员刘振亚与一百多名官兵胳臂挽胳臂，在漫胸的激流里连成了三道人堤，挡住了洪水。
他们在决口的激流里坚持了五个小时，直到用麻袋装土把堤坝缺口全部堵好为止。
工人和农民们说，要不是解放军这三道人堤，不知会毁坏多少人民财产！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打电报给武汉部队，盛赞驻军支援防汛抢险取得的巨大胜利，并代表全省人民对参加防汛抢险的官兵表示慰问和感谢。

山东省济宁地委、专署、军分区分别向济南、南京部队领导机关致电，感谢部队对该地区防汛抢险工作的支援，说各部队官兵的积极与勇敢，大大地鼓舞了干部和群众向洪水斗争的信心。

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全市八十万人民向驻军致函慰问说：济南八十二华里的河防安全度过了百年来最大的洪水袭击，是同部队官兵不分昼夜地顽强斗争分不开的。

江苏省徐州地委、专署向驻军防汛官兵致函慰问，并表示一定再接再厉地战胜洪水灾害。

作者：徐振炎舒光竹

为了使灾区农民及时种上晚秋作物，解放军空军飞机在通许县空投麦种。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摄

0161部队通信连的战士和老乡们一起把河水车到干涸的稻田里去。
舒光竹摄（照片）

本报讯 总后勤财务部基业财务局从7月13日到7月底，连续组织了十次座谈会，揭发和斗争该局助理员、右派分子王国璋。

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王国璋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地向党进攻。

王国璋几乎对所有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都表示同意和支持。
他同意罗隆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谬论，同意章乃器关于“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是脱胎换骨”的谬论。
章伯钧说“国务院开会不应该常拿出成品”，他认为事实上确是如此；
谭惕吾说“不应在政权机构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应该把党的机构合并到人大常委会”，他说现在真是党政不分。
他对黄绍hóng所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句话已成为公式”的谬论，更为赞佩，认为“谈成绩就意味着掩盖缺点”，“整风就是要找岔子，光提缺点不提优点”。
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他也基本上同意。
他说“整风不应只整春香小姐（指下级干部），也应整老夫人（指中央）”。
王国璋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当作经典，他不折不扣地成了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应声虫。

整风开始时，王国璋到处散布不满空气，说整风是专门整团以上干部；
别人一讲正面话，他就说是意味着要“收”。
他积极拉拢肃反中被审查的人，说被斗过的这个人工作好，那个人成绩大，诬蔑领导在肃反中“有宗派主义”。
他煽动被审查的人“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并恶意扬言要先整部长、后整局长。

5月28日局里开始整风，王国璋乘机向党发起了进攻。
他诬蔑肃反是“一团糟”，“有很大主观主义成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是用对待敌人的粗暴手段来对待他，违反宪法，说审查他的历史是算总账、一棍子打死。
王国璋又向党的干部政策和领导干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领导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诬蔑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两面三刀，偷党功为己功”，说“老干部全凭老资格吃饭”，还说只有党员得到很快提拔等等。

王国璋的这些反党言行遭到群众的严正批驳，由于他狡猾抵赖，态度十分恶劣，群众更加不满，纷纷揭发了他一贯的反党言行。

王国璋出身于富裕中农的家庭，1946年在保定和他当国民党军官的姨夫在一起鬼混。
他十分仇视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诬蔑我党“嘴甜心苦”。
1949年他家乡解放时，他在村里龙王庙墙上写了“国民党万岁”、“蒋介石万岁”等反动标语。
解放后，他对土改不满，骂共产党“乱杀人，不讲理”。
他1951年入伍，1953年回家归队后，到处造谣说“农民生活苦，粮食统购统销了，没粮食吃的人哭哭啼啼”。
“兵役法”公布后，他说“说的是自愿，其实和强迫一样”。
据同志们揭发，王国璋还大肆辱骂党和政府的领袖，发表反苏言论，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团结。
（周英杰）

作者：宋群

这个学校自从1951年正式建校以来，已经培养了三千三百多名学员。
他们大都在工程兵部队担任连、营指挥员职务，有的在康藏边疆担任筑路任务，有的在边海防修建国防工程。
福建前线一位高级指挥员曾经对学校的同志说，感谢你们为部队培养了人材，使我们能训练部队执行现代化工程兵的任务。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红军大学的工兵队，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改为工兵学校，1951年南下之后才正式建立为高级工程兵学校。
学校训练部长薛长勇上校告诉记者说：“红大”刚建工兵队的时候，没有教员，我们就请安源煤矿的工人来教爆破，现在北京部队工程兵主任王耀南同志就是安源煤矿工人，当时给我们上过课。
现在我们学校已经拥有具备专门知识的各种教员三百六十余人。
在器材方面，过去我们仅有洋锹铁镐，连炸药都很稀罕，现在我们有各种现代化的建筑机械，有电器、理工、土壤等试验室及三十九个设备完善的专业教室。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培养出大批的优秀学员，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有不少成就。
薛长勇上校说，右派分子污蔑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不能领导学校，我们高级工校的发展事实就足以驳倒这种谬论。

作者：姜中坤

本报讯 0200部队各支队的战术试点连队在第二阶段训练中，进行了步兵排野营训练，收效很大。

这次野营训练是在离营房十几公里或几十公里的地方进行的。
野营期间进行了步兵排攻防战术队列作业和对抗演习，以及部分政文教育。
他们还利用往返的时间进行了步兵排书夜间行军警戒和担任前哨警戒的步兵班的对抗演习。

经初步总结认为野营训练好处很多：它能使指挥员在近似战时的情况下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使步兵排长学会如何组织行军、警戒、宿营和仓促进入战斗；
使战士初步体会战时的生活是如何紧张和艰苦；
还可以解决训练场地的困难，缓和与营房周围群众的矛盾；
此外，军官由于和士兵昼夜生活在一起，了解的情况多了，解决问题及时了，官兵关系也进一步密切了。
他们认为，这是今年在战术训练上试验小分队对抗演习之后的又一新的措施。

目前，该部领导上正在进一步研究解决野营训练中尚存在的问题，准备在第三阶段训练中把这一训练方法全面推广。
（姜中坤）

作者：本报编辑部

作者：鸿绪

本报讯 总参谋部最近接到几个部队的报告，入夏以来已经发生多起因下河游泳、洗澡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的事件。
济南部队训练团十四连两个战士去水库洗澡时，因不知水位深浅而淹死。
军事学院坦克修理工刘振明私自去池塘洗澡也被淹死。
特别严重的是铁道兵部队近来因下河洗澡、游泳，就死了七人，其中五人是因私自外出和不到指定地点洗澡被淹死的。

为了杜绝类似事件，总参谋部有关部门认为，各单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单个军人（特别是不会游泳的军人）不能随便下水游泳、洗澡；

（二）集体在江河、池塘游泳、洗澡的单位，事前应选择安全场地，对场地范围、深水和浅水区域要设标志，并成立救护组织；

（三）游泳前要宣布注意事项和纪律，特别是对机关勤杂人员和零星外出人员应进行反复教育。
（鸿绪）

作者：越凯

反右派斗争的性质问题，在许多单位中都曾经引起过争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敌我矛盾？

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志，他们所持的几个主要理由是这样的：（1）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末，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矛盾，也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2）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也还有两面性，虽然极小，也还有革命性的一面。
（3）右派分子的进攻并没有动武，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斗争主要也是思想斗争、和平斗争。
（4）右派分子这些人在过去很长的革命时期中都不是我们的敌人，今天还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吗？
（5）这些右派分子是可以争取回头的，因此不能说是敌我矛盾等等。

我是不同意这些意见的。

（一）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人民，敌人，这些概念都有不同的内容。

一提到敌人，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还是指民主革命时期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是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是指潜伏的美蒋特务等等。
是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今天我们的敌人，并不只是这些人。

革命已经前进了，今天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如果现在还用民主革命阶段的界限来划分敌我，已经不合适了。

在今天，在革命的现阶段，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得很清楚，“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动派已经被中国人民消灭得只剩下残余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的反动派又出现了。
我们又会碰到许多新的敌人。

（二）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的敌人是什么人呢？
主要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属于资产阶级吗？
是的，是这个阶级的右派。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吗？
是的，我国是把这种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为什么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呢？
这是由于我国当前的许多具体条件决定的。
在许多条件中，其中有一条是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如果它要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呢？
显然，这个矛盾就成了敌我矛盾了。

那末，现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
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他们在毛主席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上，和中国人民都有根本的分歧。
他们正是在反抗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他们不是显然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了吗？

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右派，但是，他们不仅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敌对地位，并且和资产阶级的中、左部分（绝大部分），也已经分道扬镳了。
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是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而右派则是抗拒改造的。

资产阶级右派，实际上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

这里，我们应该实际考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场，而不应该以“属于资产阶级一部分，因此……”等等，来作字面上的推论。

（三）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吗？
有。
民主革命阶段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有。

应该指出：在这两个革命阶段，它的两面性的内容是不同的。
在民主革命阶段，它的两面性是指革命性和妥协性。
这就是说，它可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可能和三个敌人妥协。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它的两面性是指积极性和消极性。
积极的一面是指它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消极的一面是指它还要剥削工人阶级。

革命性和积极性这两个用语是有区别的。
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而不能说他起过革命作用。
因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革命对象。

我们可以说，今天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起积极作用，但是不能说它起革命作用。
因为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自己对自己革命。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两面性吗？
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他们并没有接受改造那一面。
他们口头上喊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那都是假的；
他们的真正立场，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被人看得很清楚了，他们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四）

有些同志说右派分子没有动武。
这能一概而论吗？
不能。
事实上，丢炸弹的，组织暴乱的右派分子也是有的。
当然，多数的右派分子确实没有动武。

为什么没有动武？
是右派分子对我们客气吗？
是他们仁慈、讲交情吗？
完全不是。
阶级斗争中没有这一套。
右派分子绝对不是不愿意动武，“匈牙利事件”本来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但是，我们人民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力不从心。
他们没有群众支持，他们还不可能搞起武装来。
因此，他们不敢动武。

“他们主要是和我们进行思想斗争”。
这是故意不看事实。
许多右派分子有各种阴谋活动，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他们并不是脱离实际在谈论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在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各种政策，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
这是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当然，右派分子也发出许多谬论来，但是，这些谬论都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认为没有动武就不是敌人的人们，他们不懂得敌我斗争的复杂性。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敌我斗争有多种形式。
在敌人统治的情况下，敌人是镇压革命活动，屠杀革命志士的。
在敌我双方都有武装的条件下，斗争的形式是战争。
在我们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敌人就会采取像这一次右派分子进攻的这一套方式。

（五）

有的同志说，这些右派分子过去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呀，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我们的敌人呢？

对这个问题，首先要作具体分析。
右派分子有几种：

有一些右派分子，他们过去就是国民党反动派。
在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表面上投向人民了，但是，反动立场并没有改变。

有一些右派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这些政客的资产阶级立场几年来并没有变，到现在还想把中国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这些人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

也还有些人，在过去民主革命时期是革命者，甚至于是共产党员。
这些人中，有的人一向就是党的各种政策的反对派，有的人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没有改变，有的人曾经是好同志，但是，革命前进了，他们的觉悟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从政治上蜕化变质了。
他们转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边去了。

社会主义革命本来是比民主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
资产阶级从来是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
过去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六）

有人说，右派分子是可以争取回头的，因此不能说是敌我矛盾。

我看，这种说法，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可不可以争取回来，这本来是斗争的结果，怎么可以以此来判断目前斗争的性质呢？

至于斗争的结果，这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及时悔悟，一种是顽抗到底。

正像我们军队打仗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敌人可能被俘虏，俘虏以后又可能被改造为我们的战士，因此就可以把敌人不作为敌人去打。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事情应该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分清敌我界限，也一定要彻底打败他们，迫使他们放下“武器”，使他们投降，然后才谈得到对这些人的改造问题。

（七）

结论应当是这样的：中国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矛盾，是一种敌我矛盾。
矛盾的性质绝对不能混淆。

至于如何处理这一种矛盾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
处理矛盾的方法，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要看怎么样处理对国家、对人民更有利。

我们今天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在斗争中必须坚持摆事实、说道理的方针，不要简单粗暴。
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矛盾，可以促进右派分子幡然悔悟，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团结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在这样斗争中，不断受到锻炼，不断提高觉悟。

当然，如果某些右派分子顽固到底，死不悔悟，决心与人民为敌，那又应另当别论。

作者：何涛

李航所谓“报纸相对独立”和“清除报纸垃圾”的谬论，实质上是抗拒党委对报纸的领导

党通过报纸来宣传、鼓动、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各种活动。
不但要求报纸忠实于党的方针路线，而且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在立场上，在思想原则上，方针政策上，也就是报纸方向上，是绝对不许有第二条路线的。
报纸上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题，……都显示着报纸的党性，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要对党负责。
一个字也不能向党闹“独立性”。
所以报纸脱离党的领导的无政府、无纪律、任意妄为、篡改报纸方向的行为，是绝不能容许的。

报纸工作人员，必须按照党委的指示，唯党委的意志为意志，来决定编辑报纸的方针，它无权和党委对立，不能仅仅依照自己的意见，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
每一报道都必须符合党的利益，都必须符合实际。
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党报。
报纸工作人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而阶级立场又是一切之本。
立场正确，作风才能正派，工作才能做得好。

在整风期间，为了加强报纸工作，军事工程学院党委确定报纸有关整风问题的报道，由院整风办公室来领导。
当时，李航对此决定非常抵触，极力反对。
他断章取义地引用1919年俄共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决议”中关于党委“不干预编辑部日常工作细节”一语，提出“报纸应有相对独立性”，以抗拒整风办公室对报纸的领导。
他还把对报纸的领导说成是“压制”。

李航从去年11月份到报社工作后，首先便否定院政治部“关于工学通讯改版”的决定（刊登工学报第一期），说是不符合学院情况。
在报社的多次会议上，李航强调报纸的“风格”，打着“改进报纸工作”的幌子，要求清除报纸上的“垃圾”。

李航所说的“报纸垃圾”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会议报道、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的通知、指示等。
以后，在他负责主持报社工作期间（从今年3月到6月上旬），对院的重大会议往往拒绝报道；
对各有关部门的通知、指示一是拒绝刊登，一是压缩成短小消息。

更严重的是，李航借口清除“报纸垃圾”，抗拒对许多重大事件的报道。
对于全院“过社会主义关”的学习这件重要的事情，他竟拒绝报道。

李航所谓报纸的相对独立性和清除垃圾的谬论，实质上是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公开抗拒党的领导。

他对向党进攻的文章支持鼓励，对正面教育的稿件排斥压制

李航篡改报纸方向的另一种手法，是趁党整风之机在报纸上多登向党进攻的谬论，少登正面的文章；
对向党进攻的稿件同情、支持、鼓励，对正面教育的文章多方面排斥、压制、刁难。
全院青年热烈迎接“三大”的活动，刘副政委向青年介绍革命先烈英勇斗争事迹的情况，苏联沿海边区工会和儿童代表团来黑龙江省作友好访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学院各项工作边整边改等等，他都不愿报道或很少报道。

与上相反，在李航负责主持报社工作期间，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反党、反领导的文章。
对一些很明显是毒草的文章，他在思想上引起共鸣，用大字标题刊登在报纸显要地位上。

在关于“领导难”问题的讨论中，报纸散布了大量的毒素。
李航竟将政治部党支部布置整风学习的重要报道，大加压缩并以很小的标题尾随在孟焕章向党进攻的一信后面，有意轻重倒置。
李航在他的关于“领导难”问题争论的“几点浅见”中，更与孟焕章的向党进攻的文章相呼应，动员群众，向领导展开斗争。

李航到处点火。
他向俱乐部的同志打听美术员同志对工作的意见，扬言要组织美术员同志座谈会，把意见搜集起来，向外投稿。
他写的“教育人的人要先受教育”一文，收集了个别事例，并叫丁继松为他插画，把领导干部丑化，企图以“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整领导。
他在“工学”报上所发表的“别人会不会怀疑我……”一诗，把我们的领导骨干形容成一副“可怜相”，描写成非常愚蠢。
他以“小春”、“小寒”、“小秋”、“小冬”化名所发表的“几件小事”一文，同样是道听途说的，搜集了我院极为个别的事例，把学院丑化。

此外，还有不少经他编选刊载的诗里，几乎是充满了恶毒的诅咒和谩骂。
如“工学”报69期四版上所登载的财务处常伯龄所写的“拆官僚主义的台”一诗，把执行领导意志的同志，说成什么“自由主义”、“假公济私”、“个人主义”、“琉璃蛋”、“好打手”、“应声虫”……。
经李航修改的刊载在“工学”报76期三版上的“金字匾”一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党和老干部的恶毒的攻击和污蔑。
队列部同志在反右派中写大字报批评作者杨志高的诗，杨打电话问李他写的诗有错误没有，李航回答说“没有问题”，给作者撑腰。

俞声朗同志写的“鸣、放之初”（刊登工学报62期）原作中有毒素，政治部主任叫抽掉致登在“内部通报”上，李航反对，说“要登就登在报纸上”。
还说：“这篇文章是这期报纸的‘灵魂’，主任把报纸的‘灵魂’都抽掉了。”
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李航辨别鲜花、毒草的立场和观点吗？

他使用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欺瞒领导，贩卖“私货”
李航写的、组织的、选用的、转载的文章、诗画，很多是矛头指向领导、向党进攻的“私货”。
为了怕审稿时抽掉，对领导审查稿件，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反动的两面派手法。
如送审丁继松批评某系政委的稿子，第一次送审时被主任抽下，李航对此表示不满，并在第二次送审时，恶劣地采用两面派手法，准备了一篇同样内容的稿件，作为“二梯队”，用抽梁换柱的作法，准备抽掉了后，再顶上去。

这种手法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进步报纸反对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做法有何不同呢？
身为共产党员的党报编辑，竟用了这种手法抵制党委对报纸大样的审查，立场何在？

李航写的一首诗“别人会不会怀疑我……”，第一次被社长抽掉了，他在下面说：“你不登我自己出版。”
就在工厂印了十几张，分送别人，表示对领导抗议。
而且，隔了一期，李航不先向领导请示，又把他写的这首诗送工厂排上。
对领导采取了“你抽稿，我再排上”的恶劣手法。

他在“鸣、放”中写了一篇“修理地板及其他”。
他没见到有关的人，却在文章中把别人形容了许多，并歪曲了事实。
结果，在教师中引起不满，并写文章批评报社。
这不仅是报社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丧失了党的威信问题。

我们和李航的基本分歧在哪里？

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作法不同，情感不同，所期望的目的也不同。
一切决定于立场。
我们和李航的斗争，是各有立场，各说其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分歧。

李航唯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利用了报纸编辑的职权，创造了“报纸相对独立性”“清除报纸垃圾”的谬论，来抗拒领导，篡改报纸的方向。
他用尽了各种方法，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向党开枪。
李航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错误不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极其恶劣的反党行为。
他背弃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遥相呼应。
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对党怀着敌对情绪，反党、反领导，有理论，有行动，说他是党内右派分子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的党报，是影响人心最广最深的武器，绝不容许对事实有任何歪曲捏造，绝不容许篡改报纸的方向，绝不容许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进攻的叛党行为。
我们的党有正确的路线，我们的报纸有正确的方针，它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它的正确方向，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来加以篡改的。

（摘编自工学报）

作者：吴宗晓宾

右派分子污蔑、攻击我们军队的肃反运动，说我们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多，有的单位甚至一个反革命都没有，因此说我们的肃反运动“错误是基本的，成绩是次要的”，“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
然而我们军队中肃反的伟大成绩，他们是抹煞不了的。

第一，我们军队经过肃反清查出了××××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把这批反革命、坏分子清查出来，就是把埋藏在军队内部的炸弹挖出来了，这个成绩不是很小，而是很大。

我们看待肃反的成绩，是不能单纯用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数量的多寡看待问题的。
因为即便是数目很少的反革命，如果不查出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比如，一个特务打入到我们的指挥机关里，窃取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送给敌人，就会使我们整个的战斗甚至战役遭到失败，就会使很多同志流血牺牲。
在我们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和坏分子中，就有八百五十六人窃取了连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个别的已经爬到很高的职位。
不把他们清查出来，不是很危险吗？

第二，在肃反运动中，我们全面地审查了干部，弄清了几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
这一方面使组织上对干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使用干部；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隐瞒了政治历史的人以及被怀疑了的好人，放下了包袱，从而能够更积极愉快地工作。

我们还应该看到，隐瞒和伪造历史，是对党对革命不忠诚老实的表现。
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对党对干部都是极其有害的。
因为政治上说过假话的人，心中老是怀着鬼胎，与党有隔阂，而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乘机进攻，抓他们的小辫子，拉他们下水。

第三，肃反运动不仅查出了反革命，而且揭发和暴露了我们工作上和组织制度上的许多漏洞，对各方面的工作都起了检查和推动作用。
例如有些企业单位人事制度不严，有时只凭私人介绍即可聘用，而介绍人又往往对被介绍人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只凭亲朋“面子”关系即盲目推荐。
在已经查出来的许多反革命分子中，有些就是经私人介绍而混进来的。
又例如在保密工作上，过去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互相监督，坚决实施，以致从小广播、从私人通信、从恋爱中和在饭馆、火车、轮船上泄漏了不少机密。

经过肃反运动，使各级干部从事实中得到了教训，从而对各种漏洞都找出了堵塞办法。
经过整顿后，组织纪律性加强了，执行保密制度较前严格了，不分场合，不问是否必要，乱谈机密的现象减少了。

第四，经过肃反运动，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了。
例如自由主义、小广播、对党不满和落后小集团活动的现象减少了。
又例如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在运动中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检举了十五万四千九百四十五件问题，其中属于反革命性质的有三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件，属于重大政治问题的有三万一千零二十三件。
而这些检举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例如某军区曾经核对了六十一件检举材料，其结果是：五十一件与被检举人的问题完全一致，四件尚未查清，仅六件与事实有出入。
这说明，只要广大群众觉悟提高，积极参加肃反斗争，就可以替肃清反革命分子，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群众的政治警惕性的提高，群众对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经验的积累，它的深远的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军队肃反成绩同样是基本的这一个正确的结论。
即使说某个小单位里一个反革命也没有查到，也不能抹煞那个单位肃反运动的其他各方面的成绩。
右派分子说军队肃反成绩是很小的，是得不偿失的，显然，是有意污蔑。

作者：邵一海

右派分子、检查员徐春生（团员），在整风开始不久后即申请退团。
他说：“军队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一次搞对的，偏差是主要的。
我同意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
他污蔑党中央，说：“党中央怎样正确，这不是事实。”
他攻击站的领导，说：“单凭党员，就不可当领导。”
并露骨地说：“要是叫我们这些人当领导，不比你们搞得坏。”
他挑拨中苏团结，说：“学苏联是失掉中国人的气派。”
他污蔑合作化运动，说：“现在雇农的生活也没有入高级社以前好。”
他并在整风运动期间，积极拉拢思想落后、犯过错误或对党有些意见的同志，挑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发动他们向党进攻。
现在，厦门边防检查站的同志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展开。
===== 肃反搞糟了吗；
-——右派先生看看我的亲身经历

作者：郑志祥

肃反运动中，我是被审查的重点。
因为，我隐瞒了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如中学时曾集体参加三青团，还担任过小队副，虽然进大学后脱离了，但解放后，尤其在入团时，没有向组织交代，隐瞒下来）。
加上我父亲是国民党上校军官（还曾挂名任少将参议），解放后逃到澳门；
母亲又在香港工作（最近已回国）；
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因此，组织上对我进行严格的审查，列为肃反重点，是完全正确的。

肃反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在问题未弄清楚前，究竟是政治历史问题，还是反革命分子，很难判断。
因此，在运动中对我斗争比较尖锐，少数同志说话态度粗暴些，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为了革命利益才这样做的。
而且，由于隐瞒政治问题而引起这种后果，我自己也要负一定责任。

在肃反运动中，由于自己对党的政策基本上有了认识，因此能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但由于是历史问题，相隔时间较久，有些情况一时又不容易弄清，加上我交代的和从群众中了解的材料又有很大的出入，因此组织上对我有很大的怀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组织上并没有主观武断、简单处理了事，而是实事求是、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
比如：除在会议上耐心地帮助我外，还派出很多同志到各地调查了解、对证材料，有些问题甚至反复对证五、六次。
返往旅途一万多公里，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搞清了问题，作出结论。

肃反运动后，组织上授给我军衔，并鼓励我安心工作。
根据党的宽大政策，没有给我任何处分。
同志们对我的态度也和往常一样，肃反中曾帮助过我的几个同志，因为互相更了解了，关系比以前更密切。
而且，由于自己的问题弄清楚了，就放下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轻松愉快起来，做工作也就更起劲了。

今年“五四”时，因为自己这阶段工作积极，组织上又及时给我鼓励（被评为“优秀团员”，在空直团员大会上受到通令表扬）。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党完全是采取“治病救人”的精神。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我弟弟后，他马上来信鼓励我。
要我永远靠拢党，努力改造自己，好好工作。
信中还有这样几句话：“我们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子女，但我们可以在人民政权下很好地工作和学习，就是犯了错误，党也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循循诱导……而不是一脚踢开。
再看看过去，国民党是如何对待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共产党干部的子女？
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对比之下，不正说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吗？”
的确，这也是我心里所要说的话。

右派分子抹杀事实，颠倒黑白，说什么肃反运动“搞糟了”，有些人被“冤枉”了，要组织“平反委员会”等等，想从此来攻击党，煽动群众，以夺取政权，使资产阶级复辟。
可是，右派先生们，你们想错了！
你们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在肃反运动中，我是被斗争过的，但是以我切身的经历和事实，可以驳倒你们那些颠倒黑白的谎言。

作者：陈忠荣

作者：民应

本报讯 总后勤部卫生部最近几天连续开会，批判了白文庆的反党言行。

白文庆是总后卫生部大尉出版助理员。
在整风期间，他配合军外的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地进攻。
他写了很多大字报，进行人身攻击，煽动群众向领导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挑拨上下级团结。
他叫嚣要局、处长出来揭部首长的“底”，扬言要像中国人民大学那样“才算解渴”。

他写了“试谈个性解放”一文，把党描写为“黑暗统治”，他要向共产党争民主、争自由。
他反对组织性、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说什么领导惯于用命令、组织决定等等粗暴的行政手段，向下级施加压力。
因此，他要站起来“揭共产党的底”，向共产党争解放。

白文庆还写了一篇文章，要求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
他责备共产党惯于“以党治军”，他恶意污蔑说，现在军队和人民的脑子里只有党、没有国。

白文庆这些可耻的反党言行，激起了卫生部全体同志的愤怒。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纷纷发言，揭发了他一贯反党的历史，并揭露他支持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崇拜右派分子林希翎“敢作敢为”的反党立场。
白文庆还没有彻底作出交代，对他的批判正在深入进行中。
（民应）

综合新华社讯 湖南、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农村中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以来，开始出现农民增产节约和积极出卖余粮的新气象，有的农民也公开了隐瞒的粮食产量，夏粮入库数量激增。

湖南省7月下旬，全省平均每天入库的粮食是三百万斤，到8月初，已增加到五百多万斤，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河南省淮滨县夏粮征购到7月28日已超额六十万斤完成任务。
现在，全县农民正为争取超额卖出三百万斤余粮而努力。
河北省平山县开展粮食问题的大辩论后，五天内超额一万多斤完成了夏季粮食征购任务。
安徽省阜阳县阜新第一农业社在社员中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以后，最近公开了隐瞒的夏收粮食产量二十多万斤。
陕西省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迟缓现象也已经得到扭转。
全省7月下旬平均每天入仓小麦两千多万斤，比7月中旬每天入仓数增加两倍多。

有些地区夏收情况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有些人趁天旱和新收作物登场之际，进行黑市投机活动。
农民中有一些人存在着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但不积极出售余粮给国家，反而隐瞒产量，抢分粮食，蒸酒熬糖，还嚷着粮食不够吃。
有些农村干部思想认识模糊，对一些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言行也不加驳斥和制止，甚至片面要求上级核减粮食征购任务。

各地省、县党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便先后在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
一面通过当地活人活事，用回忆对比、算账说理和批评表扬等方法，对干部和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一面对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不法分子坚决予以回击。
各地农民在粮食问题的讨论中，举出了许多生动事实，进行了自我教育。
如洞庭湖区农民回忆1954年遭受水灾，人民政府赔钱从遥远的山区调运大批粮食来供应救济，粮价平稳如常。
农民们认识到，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把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像1954年那样遇到水灾后，就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

安徽阜阳县阜新农业社社员们在算增产账时，都认识到今年全社90％的小麦是改良品种，70％的麦田追施了化学肥料，这些都是国家供应和贷放的。
去冬今春生产和生活贷款也很多。
由于干部和农民在讨论中政治觉悟提高，有些干部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不少农民揭发了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煽动闹事的言行。

现在上述各地区农村中浪费粮食的现象减少了，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的风气已经初步形成。
各地农民正一面忙着送粮入库，一面抢种晚稻或秋季作物，争取全年全面丰收。

据新华社讯 江苏省的早稻、春玉米、春大豆等早秋作物大丰收，目前已开始登场。
全省七百多万亩早稻，除极少数受涝减产外，绝大部分丰收。
松江专区三十万亩双季早稻，平均每亩收五百斤左右，比去年增产约一成。
全省春玉米和春大豆共一千一百多万亩。
它们的大面积丰产，更是数年来所少见的。
灌云县八十万亩春玉米，每亩平均产量可比去年增加73％。

据新华社柏林9日电 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8月8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发表演说。
赫鲁晓夫在谈到德国统一问题时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关于成立德意志联邦的建议。
这个建议主张用由两个德国直接谈判的方法来自己解决他们的民族问题。
他还对西方国家和西德准备原子战争的政策提出警告。

赫鲁晓夫说：西德统治集团和他们的西方伙伴执行的军国主义化和准备原子战争的政策使欧洲各国人民，首先是德国人民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他说：在我们这个战争技术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空前发达的世纪里，一旦发生战争就会使人烟稠密的繁华地区变成荒漠。
关于这点，那些主张准备新战争的西德人士必须特别记住。
他指出：帝国主义者一旦搞起新战争来，那末就在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集团成员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交界的地方，原子弹和氢弹这样一些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就会首先在这里爆炸。
他说，英国、法国等这样一些一旦发生战争国境就会遭到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美国领导人也应该考虑这一点，因为在这个火箭技术大力发展的时代里，不管多远的距离也难保一个国家不受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袭击。

综合新华社讯 是近以来，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各省的中小城市广泛展开。
据湖南、江西、广东、甘肃等省在中小城市揭露的材料看，证明中小城市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他们的反动言行直接影响群众，因此在这里开展反右派斗争十分必要。

湖南中小城市许多右派分子都和章罗联盟有联系

湖南省衡阳、湘潭、常德、邵阳等城市最近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北京的章罗联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是和章伯钧直接“挂钩”并忠实执行章伯钧指示的右派分子。
根据群众揭露和屈子健本人的初步交代，去年2月屈子健参加民盟全国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他就接受了章伯钧“民主党派工作不能过左，右一点倒没有什么关系。”
和“民主党派要向中间、落后（分子）开门。”
的指示。
在大鸣大放中，他和民建衡阳市委主委王恢端等右派分子组成小集团，向党猖狂进攻。

湘潭市民革市委副主委、右派分子龚业光和章罗联盟干将吴景超有密切联系。
据揭露，常德市民盟市委主委刘文炳、邵阳市第二中学民盟支部主委马少桥都是和章罗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分子。

甘肃省平凉天水等城市三万人投入反右派斗争

甘肃省各专区、自治州机关和平凉、天水、银川等中小城市有三万多人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这些地区的反右派斗争和省级机关的斗争紧密配合，使某些右派分子很快原形毕露。
平凉市的民盟盟员揭露杨子恒到平凉时，曾经叫喊要大力发展盟员，“要向各方面开门”。
平凉市公私合营运输公司职工揭发了杨子恒曾向这个公司的职工散布“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谬论，主张取消对资本家的监督。

这些中小城市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从各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污蔑党的政策，辱骂党员负责干部。
他们认为“统购过紧”，“合作化错了”。
他们还歪曲党的民族政策，把“自治机关民族化”说成是“自治机关汉族化”，故意挑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广东中小城市的右派分子幻想在鸣放中发生匈牙利事件

广东省八个重要中小城镇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揭露了出来。

这些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曾拉拢和煽动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和资本家、地主、富农向党疯狂进攻。
他们认为党的鸣放政策实行后，“即使不发生匈牙利事件，也要对资产阶级让步”，或者“多让资产阶级人物参加政权”，或者“放慢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民盟湛江市委副主任委员周兆林用六天时间在市内的十三个地点连续召开了所谓“座谈会”进行点火。
民盟江门市委主任委员李有杰也“包干”附近的六个基层组织。
这些右派分子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汕头市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主任委员张华云谩骂共产党是“恶婆”，“与国民党一样是裙带风，夫荣妻贵”。
顺德县工商联主任委员李世公开叫嚣“公私合营企业没有什么优越性”。
韶关市民盟负责人、韶关专区副专员沈秉强恶毒地污蔑共产党员是“草包”，又说“共产党老了，如不叫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就有匈牙利事件”。
湛江市工商联负责人蔡挺生早在1950年就和资本家组织反动集团，经常散播“国民党就快反攻大陆”等反动谣言。

江西赣州、上饶等城市民主党派、学校、工商界都有右派

江西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扩大和深入到赣州、上饶、吉安、抚州、九江、景德镇等中小城市。

这些地方的民主党派组织、学校、工商界中都已暴露出有右派分子。
赣州卫生学校副校长、右派分子栗增锡攻击党对学校、医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客人领导主人”，“是党包办一切”。
他又说“肃反是彻头彻尾的形式逻辑，整个搞错了”。
赣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晏任周主张鸣放不要领导，并反对党对工商联的领导。
民革吉安市主任委员李树华还公开提出要搞“三三制的联合政府”，要“联合民主党派对付共产党”。
九江市民盟组织部长、右派分子傅tì寰主张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改为“长期共存，共理国事”；
主张“以全国政协为领导核心”。
据揭发在这些右派分子中，有不少是同章罗联盟在江西的代理人许德瑗、刘九峰等有密切联系。
有的右派集团就是根据章伯钧等的指示，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的。

栏目：评论

7月中旬，阿拉伯半岛东南角的阿曼，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人民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控制了阿曼的大部分土地。
英国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也立即开始了。
英国先是支持它的傀儡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向起义者进攻，接着便调兵遣将直接进行武装干涉。
英国飞机不断轰炸阿曼的乡村和城镇，英国地面部队也于8月7日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了对起义部队的攻击。
现在，起义部队正在英勇地战斗着。

阿曼是波斯湾沿岸一个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国家。
1955年，英国为了掠夺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利益，就指使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侵占了阿曼伊斯兰教长国的领土，并且越过边疆，侵占了沙特阿拉伯的布赖米绿州。
这次英国所以这样疯狂地镇压阿曼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为着保持马斯喀特苏丹的统治，以便进一步掠夺波斯湾的石油利益，维持它自侵埃战争失败以来在中东残存的殖民势力。
英国报纸坦率地说，这是“石油战中的一个插曲”。
“每日邮报”说得更加露骨：“这可能是我们在中东的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们失策，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了”。

在阿曼问题上，美国表面上似乎是不愿牵连在内。
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面支持英国对阿曼起义的镇压；
一面又想插手进去从中捞一把。
美国国务院把阿曼人民的起义说成是“叛乱”，希望“即将被扑灭”。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更把阿曼石油利益说成是“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充分暴露出了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但是，美国对英国的这种支持，是别有用心的。
华盛顿的“有资格人士”曾表示：“美国始终准备好进行干涉。”
“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要由包括美国在内的英国、伊拉克等五国来保证波斯湾的“安全”。
这说明美国正在利用阿曼事件进一步插手进去，从而排挤英国独占阿曼石油利益。

阿曼人民的武装起义，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它们的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声援。
阿拉伯联盟已就阿曼问题举行了紧急会议。
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对阿曼起义者都作了有力支持，沙特阿拉伯也同意通过它的领土对起义者进行医药支援。

阿曼人民所面对的敌人是凶恶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因而斗争将是残酷而艰巨的，但是只要他们在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的支持下，坚持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一定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附图片）

解放前的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主要据点。
黄浦江上，停满了帝国主义的军舰。
黄浦滩，为帝国主义的军队所据有。
右图是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后，日本兵、英国兵在黄浦滩守备的情形。

今天，这些殖民主义者的魔影，再也看不见了。
在黄浦江上，停泊着我国自己新建的各种舰艇（下图），保卫着城市安宁和海防。

据新华社讯 浙江省天台县平桥乡长洋村最近发生了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倒回土改时被没收的枪支的严重事件。
为首的不法地主洪呈岩已为当地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当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传到长洋村后，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为复辟的时机到了，就猖狂地展开了破坏活动。
地主洪呈岩、洪呈策，地主庞岩清和伪保长洪显横等人首先煽动一部分落后社员搞垮村里一百二十五户的农业社，接着就进一步企图组织武装暴乱。

6月底，伪保长洪显横公开威胁村民兵队长叶新本要把在土改时没收的枪支还给他。
7月2日，洪显横乘全社干部不在时，就鼓动地主、反革命分子立即行动起来倒回枪支。
当时就被他们倒回了八支枪。
这一伙地主、反革命分子在倒回枪支后，地主洪呈岩公开叫嚣说：有了这支枪，我就可以为父报仇了（其父是恶霸，土改时被镇压）。
但是这一伙敌对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利用枪支来实现他们的野心，我公安部队就赶到村里缴回了倒去的全部枪支，并依法逮捕了为首分子洪呈岩，拘留了情节严重的洪显横、洪呈圣。

栏目：给连队讲时事

在农村展开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城市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农村里的地主、富农敌对阶级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乘机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
广大农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保卫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这就是当前农村正在广泛展开的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农村反动分子使出了种种阴险毒辣手段

农村的反动分子在向农民进行猖狂进攻中，施出了种种阴险、恶毒的手段：

1、造谣惑众。
他们像猫哭老鼠那样，装着一副慈悲相，处处为农民叫苦。
叫喊“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已到了饿死的边沿”“合作化搞糟了”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谣言来迷惑农民，煽起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鼓动某些对合作社不满的富裕中农退出农业社。
从而在农村造成混乱局面。

2、与此同时，那些被农民斗倒的不法地主分子又抬起头来，他们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夺回土改中被平分的土地房屋。
例如山西太原市郊富农分子竟把土地改革时期被没收了的八间房子拆卖。
据广东省海康等十一个县的统计，不法地主、富农向农民倒算的事件已发生六百二十七起。

3、农村的反革命分子们乘势逞凶作恶，殴打凶杀干部和积极分子，叫嚣要“消灭共产党”，“解散合作社”。
如山西省太原郊区反动地主在大庙会上公然殴打农业社副社长。
湖北省襄阳县不法地主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生产队长张小为和贫农社员谭贵香。

4、有些地区非法地主富农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为了阴谋复辟，竟至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实现反动统治。
山西太原郊区王庄，反动会道门头子廉全初曾到十几个村庄煽动地主、富农、坏分子，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搞垮农业社。
两湖边界地区最近连续破获阴谋武装暴乱的反革命案件两起。
自称为“中央华中将军府”的反革命组织，它的纲领公开宣称要“推翻合作制，保护私有经济，推翻共产党，改朝换代”。

农村牛鬼蛇神出洞现形 便于广大农民给以回击

农村的这场风暴，是和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紧密配合着的。
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我们国家的上空掀起一阵乌云黑风的时候，潜伏在农村的牛鬼蛇神也乘机出洞了。
这些牛鬼蛇神过去在革命大浪潮中，虽然暂时潜伏起来，但是没有死。
现在嗅到了适合活动的气候因而重新现形。
这些牛鬼蛇神的出洞，给农村制造了一些混乱，给工作造成一些困难。
但是同时由于他们的原形暴露，也就更便于广大农民看清他们的真面目，认清他们想在农村实行复辟的阴谋，使那些暂时受骗的农民，也迅速清醒过来，从而团结一致，为保卫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向地主富农分子的进攻展开猛烈的回击。

批判各种谣言谬论 展开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一、在农村展开的这场保卫社会主义斗争，首先是从在农村展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
这一教育运动也叫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就是用事实和道理去驳倒反动分子的造谣诬蔑，澄清一些农民的糊涂认识。

首先是进一步明确了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农民们在辩论中认识了反动分子所以想把农业社搞垮，就是想把五亿农民拉到资本主义的火坑去。
他们用解放前后和入社前后对比算账的方法，肯定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有的闹退社和已经退了社的都又重新回到社里来。

其次是认识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好处。
农民们在讨论中，特别从自己的切身体验认识到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
许多人特别是灾区人民回忆起解放前每遇灾荒，便有大批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情况，又看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政府调运大批粮食，帮助灾民度过灾荒的情况。
他们称国家粮食政策是“救命政策”。
同时，农民也仔细算了留粮够吃不够吃的细账，批判了某些资本主义思想，扭转了对粮食政策不满与不愿卖余粮的现象。
此外，有些地区还对于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和党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经过辩论，农民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走合作化的道路，才真正是共同富裕的道路。
河南偃师县农村大辩论中，有些农民想到解放前后个人不同的情况时沉痛地说，“不跟共产党走，不依靠合作化，我是个什么样子啊？”
从而一致表示了要为共产主义干到底的决心。

向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击

反击不法地主富农倒算的运动正在农村广泛展开。
广大农民提高觉悟，擦亮眼睛之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团结起来，向不法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击运动。
广东海康、阳江、海丰等县，70％的农民参加了这一斗争。
浙江绍兴二十万农民一致奋起，制止了不法地主分子的倒算活动。
此外，像湖北、云南、河南等地这一运动也广泛展开。

凡是向农民进行过反攻倒算，破坏农业社的非法地主富农分子，都受到群众斗争。
对他们放出的谣言谬论进行了彻底批驳，倒算回去的土地房屋要全部交出来，并要低头认罪。
对于已经改变成分现在又开始活动的地主富农分子，要重新给他们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并对他们进行严厉管制。
对于殴打干部、农民的反动分子则要依法判刑。
对于那些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甚至行凶杀人的反革命，要坚决镇压。
如河南、广东等地，公安和司法部门也已结合农民的斗争，依法逮捕了一些行凶杀人的反动分子，准备依法给以严惩。

人民军队应积极支援五亿农民这一正义斗争

运动开展深入的地区，正气大大上升，邪气更加下降，地主富农分子的凶焰已被打垮，但是斗争仍在广大农村继续发展着。
这是农村一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而深刻的斗争。
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与农村有密切联系的同志，都应该认清这次斗争的重大意义，站稳立场，积极支援五亿农民这一保卫社会主义的正义斗争。
对于我们干部、战士思想上存在着的许多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特别是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合作化道路以及农民生活等问题上有怀疑态度与错误认识的，也必须受到深刻的批判和切实的教育。

作者：振峰

本报讯 在城市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同时，福建省的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到了”，到处造谣破坏，妄图摧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目前该省已有十几个县发生非法地主、富农分子进行倒算复辟活动。
有的地主分子猖狂地说，土改你们斗我们，现在是我们斗你们了。
龙楼乡有个恶霸说，要向干部算六年账。
晋江县龙湖乡地主林桂向农民讨回土改时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并在路上扭住该区区长要算旧账。
闽侯琅岐富农林柯坑公开叫嚣要复仇，宣称：“只要海上枪声一响，就拿起扁担打死干部。”
武平、长汀等地发现地主用毒药毒死农民的猪；
把稻田的水放到溪里去，使稻田受旱。
宁德县增坂乡地主、刀会分子李安庆的妻子，到乡长、党支书家砸坏用具，夺回了土改被没收的房子，迫使三户贫农搬了家。
还有些地区发生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秘密集会，图谋不轨。
如闽侯县雪峰区据溪乡有十户地主准备组织“反共救国军”，由地主许思球任指导员，计划台湾一动，先杀工作组干部，后杀党支书。

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利用群众的迷信思想，进行反动活动。
清流县城北、青阳等地发现了“广东劝善新闻”的谣言传单。
永春县各地迷信活动也很严重，蓬莱区桂洋乡郑觉（曾任过伪军排长）、林美俊（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阴谋以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为骨干，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在7月2日跳神中，神甫吴南山持刀砍伤我党支部委员吴泽同志；
神甫林振烘借抓小偷为名，持刀到积极分子家中打锅碗，毁坏家具，还声言要打死“坏”干部。

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为了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的目的，到处挑拨党群和干部关系，煽动农民械斗，鼓励社员退社。
如平潭苏沃区最近就发生七起小规模的械斗；
福清地主挑拨农民说：“过去地主剥削你们，你们的生活很穷，现在政府又剥削你们，所以你们还是穷。”
现在福建广大农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决反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非法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据新华社讯 法国殖民军这两天正在阿尔及尔东南五十公里的地区出动大批外籍军团士兵、伞兵、步兵、重炮和飞机，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大举进攻，以对本周初法军在这一地区被打死打伤近四十人的败绩施行报复。
目前这一激战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起义爆发以来最大的战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