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和一百零五年
上海去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的数字
相当于旧上海一百零五年增长的总和
新华社上海7日电
上海“解放日报”今天报道：
上海1956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数字，相当于旧上海从1843年开埠到1948年一○五年间增长的数字。
1956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一一九亿六千多万元，为1949年的三点七倍，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十二亿元，这一个增加的数字等于1949年全年的工业产值，也超过五年计划前三年所增长的总和。
在这一年，上海三十一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其中如钢材的产量就超过八十多倍。
这几年来，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在上海是空前未有的。
1956年上海重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十二倍，重工业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已经由1949年的不到10％上升为31％，同轻工业、纺织工业相差无几。
在1956年的全市总产值中，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已经达到92.5％，改变了过去生产手工业化的落后状况。
今年上半年，上海工业原料供应虽然很紧张，但工业总产值仍然达到五十九亿九千九百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1％。

仇恨社会主义改造　持刀凶杀公方代表
不法资本家白文良已逮捕法办
据新华社福州6日电
据“福建日报”今天报道：
厦门市公私合营双城文化用品商店私方人员白文良，因仇恨社会主义改造，在7月26日持刀凶杀公方代表陈如山。
白犯已当场被群众扭送公安局派出所，并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予以逮捕，现正进行预审中。
白犯在公私合营以前，为双城号主要股东和副经理；
全行业合营以后，政府除给他定息外，还按照他的才能安排他为这家商店的营业员。
但白犯仍迷恋过去不劳而获的生活，仇恨社会主义改造。
白犯在26日晚上八时左右，利用他一个人在店中值班的机会，手持裁纸刀向刚回店休息的公方代表、副经理陈如山猛砍。
陈如山颈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白犯心仍不甘，将陈如山压在地上，用双手卡住陈的喉咙想把陈活活扼死。
直到周围和过路居民闻声跑进来抢救后，陈如山才幸免于难。
这一消息传出后，已激起了厦门市各阶层居民的愤怒，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办胆敢持刀行凶的不法资本家白文良。

偃师全县农业社就粮食问题开展了大辩论
有力批判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
摆事实算细账使广大农民看清了国家粮食政策的好处
据新华社郑州7日电
记者周原报道：
正当夏收、夏分和夏种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河南省偃师县的各个农业社里，展开了一场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使每个农民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偃师县四十多万农民，去年05月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参加了高级农业社。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风调雨顺，夏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全县平均每个社员在预分中分到了二百五十斤粮食，多者有达到五六百斤的。
今年的冬小麦，因为一连六个月的干旱，每亩收获二百三十斤，比1956年的亩产二百七十一斤稍低。
所以当麦子黄熟的时候，社员们知道今年收获量不及去年、分配数量要比去年夏季降低的情况，就议论纷纷。
有些富裕中农趁机起来否定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一部分对分配减少不满的农民由于入社不久，对农业社的生产、分配制度不习惯，也支持富裕中农的错误看法，非难国家的粮食政策。
部分农民对夏收分配有意见
富裕中农乘机攻击统购统销政策
富裕中农首先到街头上说：
“共产党啥都好，就是不让人吃饱。”
他们故意把红薯面条端到街上说：
“都来看看社会主义的饭。”
寺里北农业社带头闹的十三个农民中，有十一个是富裕中农和中农。
在夹村掀起责难国家粮食政策的二十四人中，有十五个是富裕中农和中农。
这个时期，富裕中农充分运用他们在经济上对广大农民的影响，把农业社说的十分令人灰心。
有些坏分子，也利用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行，加以传播、挑拨。
他们竟指手画脚地攻击党、干部、农业社和粮食政策。
有些农民也在街头、路口或麦场上责问干部。
这时，有些党员和干部也被错误的言行迷惑住，摇摆不定，有的甚至丧失了立场。
例如府店乡就有七个共产党员交出了党费证，四十七个干部表示“不干社会主义”了。
部分共产党员和社干部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县委动员全体党员和贫农下中农
参加和领导展开两条道路大辩论
为了改变这种混乱情况，以便夏收夏种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能够顺利进行，6月下旬，中共偃师县委员会决定动员全体共产党员和贫农、下中农成分的社员来参加和领导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全县一万多个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了辩论的行列。
接着，全县二百三十多个农业社就几乎同时全面展开了这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两条路线的大辩论。
一笔粮食账擦亮了大家的眼睛
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合作化道路
在府店乡召开的一次辩论会上，到了二百一十五人。
大家算了到会的二百一十五人的粮食账。
1947年（解放前）的情况是：
粮食自给者二十五人（每人每年吃二百八十斤）；
吃一点买一点的三十四人（有时一天一顿）；
缺粮者（缺半年）一百四十八人；
勉强够吃（不到二百八十斤）者八人。
1957年（高级合作化）的情况是：
粮食自足者四十五人（平均每人每年三百八十斤）；
缺粮（缺十到十五天细粮）者二十五人；
余粮者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七十七人在新麦登场01月后仍吃去年陈麦）。
在这二百一十五人中，解放前当长短工的有一百零一人，1942年外出逃荒到解放后才回家的四十九人（其中有十二人有亲属饿死在外），被迫卖儿女、卖地的十七人。
其余没有受过重大苦难。
这笔账擦亮了所有到会辩论的人的眼睛。
大家都认为：
不跟着共产党走，不依靠农业合作化，不知道该是什么样子啊！
又一笔账澄清粮食问题真相
粉碎了攻击粮食政策的谬论
吴家湾农业社社员在粮食问题大辩论中，仔细进行了算账。
为了和今年（大辩论前后）对比，粮食生产上只列举夏收数字（生产数字和吃粮数字都没有包括薯类）。
在计算年度每人平均用粮时，按目前固定人口三千二百人计算。
一、粮食增产了（全社统计）：
1948年：
种三千亩，收粮五十二万斤，亩产一百七十斤，除杂支外，平均每人吃夏粮一百二十四斤。
1954年：
种三千亩（包括复种面积，下同），收粮六十二万斤，亩产二百○六斤，除杂支外，平均每人吃夏粮一百三十九斤。
1956年：
种二千八百亩，收粮八十三万斤，亩产二百九十五斤，除杂支外，平均每人吃夏粮二百○三斤。
1957年（大旱）：
种二千九百亩，收粮六十七万斤，亩产二百三十一斤，除杂支外，平均每人吃夏粮一百七十二斤。
二、经济作物面积增加了（全社统计），粮食播种面积共减少八百六十二亩。
1955年种棉一千七百五十亩，1957年种棉二千一百二十四亩。
三、人口增加了：
据典型调查的推算，这个社九年共增加七百六十八人，每年增加八十五人，年需增加口粮（每人每年三百八十斤）三万二千斤。
四、外出人口增多：
这个社目前共外出：
学生三人，工人十五人，教员十三人，干部十六人，军人十一人，商业工作者三十六人，在外搞副业（不在家吃饭）者七十五人，常年外出者二十二人，共一百九十一人。
按供应标准（每人每年三百八十斤）计算，国家每年要调拨七万二千多斤供给这批人，另外国家又要调拨两万斤供给这个社的缺粮户，而每年国家向这个社征购的粮食只有七万六千斤。
五、中贫农用粮相比较：
二十二户贫农调查：
1948年，常年平均每人用粮一百九十六斤。
八户富裕中农调查：
1948年，常年平均每人用粮三百三十七斤。
现在，这里农民平均每年吃净粮三百零七斤。
少数富裕农民比解放前用粮减少三十斤，贫苦农民增加了一百一十一斤。
除此之外，饲料和种子也增加了。
经过算细账，吴家湾农业社的社员看清了这样的事实：
粮食年年增产，每人平均用粮量增加，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用粮增加很多，少数富裕中农用粮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在减少，人口迅速增加，饲料、种子增加了，全社支援国家的粮食，大致够在外人员的食用，另外每年尚需国家供应一万六千多斤粮食。
在全县各地的辩论会上，农民们所列举的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那些带头进攻农业社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人的荒谬言行。
有些被迷惑的人也看清了正确的道路。

克服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和右倾思想
山西检查隐瞒产量的行为
霍县处理农业社干部隐藏粮食事件并在全县展开讨论
本报讯
记者商恺报道：
山西省广大农村，将展开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山西省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发生了隐瞒产量、抵抗统购统销的行为。
有的社为了少报产量，过多的计算粮食的含水量；
有的社自己分配粮食把小斗改大斗，小秤改大秤，一百五十斤算作一百斤；
有些社在割麦时，故意多舍多丢，社员拾去按股均分，或者故意不把麦秸打净，等到向国家报产量后，再打再分；
有的社以多报人口或造了两本账（一本是实产账，一本是向政府报告的假账），来达到多留粮少卖粮的目的。
阳城县最近在乡社干部会议上，揭发出三百三十个社（占87％）有程度不同的隐瞒产量现象。
仅据其中四十一个乡的不完全统计，瞒产七十二万多斤。
平顺县五井乡爱国农业社最近在民主检查中，检查出从去年以来，全社共隐瞒了五万八千多斤粮食（占实产量10％），结果没有完成国家统购任务。
平遥县兰村党支部作了决定，由管委会全体通过，向政府少报小麦产量一万八千斤。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从社员来说，是为了自己多吃点粮食，而不顾国家的利益；
从社干部来说，有些是怕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闹起事来，自己首当其冲，因此对农民的落后思想迁就让步；
个别社干部是为了自己从中贪污自肥。
某些县级领导干部，对合作社这种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竟熟视无睹，或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
比如阳城县查出了合作社的瞒产现象以后，规定瞒下的粮食由瞒产社自由支配，这实际上奖励了瞒产社，因此，没有瞒产的社干部反遭到了社员们的反对，不得已也瞒起产来。
不少乡干部和县级领导干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听信社干部的假报告，不深入核实产量，不向农民进行教育，不积极地完成统购任务。
在这些干部的思想里，国家利益观点被片面的群众观点所模糊，他们在资本主义思想向党进攻的时候，表现了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上述情况，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统购任务的完成，使国家少购多销，浪费了粮食，造成了粮食不应有的紧张局面。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并进行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其布署是：
首先在县、乡两级干部中进行思想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那种听信假报告、不深入检查核实产量的官僚主义，和跟着群众叫喊粮食不够吃而不去积极完成统购任务的尾巴主义；
然后在广大社员群众中，发动群众性的大辩论，进行国家利益、合作社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三者的一致性的教育，批判隐瞒产量的行为，核实今年的小麦产量；
向社员说明国家粮食困难情况，进一步阐明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性，动员社员积极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尽快地改善目前国家粮食状况。
据新华社太原7日电
山西省霍县最近发现农业社干部隐藏粮食事件数起。
全县农村干部就此展开讨论，检查、批判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和右倾消极思想。
霍县从7月开始夏粮征购以来，绝大部分乡、社干部都积极核实产量，缴纳公粮和出售余粮，但是有的农业社干部受了右派分子影响，少报产量，隐瞒小麦，抵制夏粮征购工作。
老张湾乡北星农业社韩麦岭生产队队长韩三丑和统计员韩生管，一次就隐藏小麦六千多斤。
下乐平乡成庄农业社第1生产队队长成虎辰串联有本位主义思想的保管员王鸿喜等，连续掩藏小麦一千七百多斤，准备集体贪污。
有关单位对这两起隐瞒小麦事件已作了处理。
北星社和成庄社除了全部追回被隐藏的小麦以外，并且在社员中展开讨论，批判犯错误干部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霍县人民委员会已将此事通报全县，中共霍县委员会还召开各乡党支部书记会议，专门布置在全县展开大辩论，要求各乡检查和处理一切偷盗、贪污、隐藏小麦和虚报产量的做法，并号召有类似错误的干部主动交代。

公私合营后形成第2次改造高潮
上海工商界将全面整风
上海工商联和民建会接受李维汉的建议
新华社上海7日电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上星期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建议上海市工商业者要在全国工商界整风运动中起带头作用。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上海市委已接受李维汉部长的建议，将迅速地在全市二十万工商业者中间全面展开整风运动。
这次全市工商界的整风，将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言行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对象，不同要求，从骨干分子到一般工商业者分批进行。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现在正在联合制订整风方案，积极筹备和部署整风的领导力量。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上海市委负责人指出：
上海工商界虽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进行了一次经济上、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尚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工商业者现在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职人员，如果不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势必堕落到反动的泥坑里去。
从最近揭露出来的汪君良、王子建、黄苗夫等工商界右派分子的言行来看，章乃器等反动思想在上海工商界中不是没有市场的，许多人的立场问题没有全部解决。
因此，这次上海全市工商界的整风，将继全市公私合营高潮之后，再形成第2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广大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在暑期中做些什么？
广大学生今年暑期的活动同往年比较，内容更为丰富，也有许多特点。
这就是各地除了注意组织多样多采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外，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公益劳动、家务劳动，组织学生进行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
上海将有三万多中学生在暑期中分批下乡参加义务劳动。
广州市在上月10、11两天内有两千多名初、高中学生下乡帮助农民夏收。
江西省教育厅和共青团省委要求中学生在暑期里，组织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
这些，是当前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中心问题，也是当前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通过这些活动和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过去，中小学教育有忽视政治和脱离生产的偏向，劳动教育往往只是在课堂上讲授一般的道理，很少参加实际劳动。
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勤劳朴素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国家建设人才。
可是，这一点并没有完全为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所了解。
而要能真正了解教育结合生产的意义，也只有从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深刻的体会。
暑期就是使学生参加生产实践的很好的时机。
学校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地组织各年级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或者从事其他公益劳动、家务劳动，参观工厂、农村，使他们了解劳动人民的甘苦，培养他们劳动的习惯，增加生产知识，使学校的劳动教育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
这对于克服学校教育脱离实际的缺点有很大好处。
今后中小学应当尽可能利用假期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受到教育。
利用假期参加工、农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的劳动，不但可以使学生得到锻炼，而且还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作为学习或家庭生活费用。
北京第49中学在崇文区人民委员会劳动科的帮助下，有六十多名家庭生活困难的中学生当了临时工，每人每天能得一定的报酬。
这样，他们下学期买书和买文具的费用就可以自己解决。
这种勤工俭学的办法，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经济意义，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也是应该提倡的。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是我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许多高等学校的学生都投入了这一斗争，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普通中学也应当利用这一阶级斗争的现实材料，向学生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这个斗争实际上对中学生不是没有影响的。
一部分中学生对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缺乏识别能力，因而存在许多模糊思想；
极少数的学生在社会上以及学校内部右派分子的煽惑或支持下，对于我国国家制度、政策以及学校的党团组织进行污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高等学校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曾经将带有煽惑性的书信、传单等寄发给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企图利用部分中学毕业生对于升学和就业的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制造混乱。
因此，在暑假期间，应该抽出一定时间向中学生讲清楚反右派的斗争对于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组织学生好好学习有关的文件，澄清学生的一些模糊思想，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同时，结合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还应该向中小学生进行关于正确地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教育，妥善地安排不能升学的学生，教育他们不要听信流言蜚语，不要上坏分子的当。
当然，暑假是学生休息的时期，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各地应当有领导地开展各种有趣味的活动，如举办夏令营、儿童乐园、旅行、露营、文娱晚会、故事会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使青年和少年儿童有充分的休息，增进健康，能够有充沛的精力迎接下学期的学习任务。

指挥一些叛徒、流氓、胡风分子等到处点火
戴岳是安徽文联反党集团的主帅
新华社合肥6日电
据最近揭发的材料证明，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是文联内部反党集团的“主帅”。
戴岳很久以来就对党不满。
在“三反”运动中，戴岳因为“三反”不力和犯了其他一些错误，曾受到党的处分。
以后，他就消极起来，几次逃避党的重大政治运动。
安徽省在1954年发生水灾抽调大批干部下乡时，戴岳却到黄山去“避暑”；
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戴岳又借故去搞他的“创作”；
“肃反”运动戴岳也没有自始至终的参加。
去年，戴岳因为在中共安徽省代表大会上没有被选为省委委员，就更为不满，当时就不积极参加代表大会。
戴岳在省文联组成一个集团。
这里面有共产党的叛徒，有过去的特务，有胡风分子，有玩弄女性的流氓，有腐化堕落的蜕化分子，还有过去的汉奸。
他们篡夺了“江淮文学”的领导权，并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从今年01月到7月，在“江淮文学”上发表了不下几十篇有毒素的、反动的作品。
03月份读者对“江淮文学”这种向右转的倾向提出指责和批评，安徽日报也发表了一篇“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批评文章。
戴岳认为这是省委“整”他，当天就找他的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石青等，对他们说“应该有来有往，不能来而不往”，叫他们组织反攻。
第2天又派他的亲信钱锋、耿龙祥去安徽日报摸底。
这个反党集团就这样开始了更猖狂地有计划地向党进攻。
在戴岳的“指示”之下，这个右派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王影、钱锋、石青等的言论和行动就完全一致起来了。
他们还作了分工，由石青负责编5月份的“江淮文学”；
王影负责搜集“反攻”的“资料”，钱锋负责向中央“告状”。
他们并进一步密谋，准备将“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所谓“抗议”和“检查”打印出来发到全国省以上的文艺、司法、检察等机关。
这个阴谋由于党支部的及时发觉，才未能实现。
05月份，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戴岳这个反党集团就乘机起来企图推翻中共安徽省委对安徽日报发表的批评“江淮文学”的文章所作的结论。
王影拟了一个攻击省委的“书面声明”，由石青送给戴岳看。
戴岳叫王影自己到会上去讲。
结果文联的许多右派分子都在会上对党的领导进行了十分恶毒的进攻。
而当他们的进攻在会上受到批评之后，戴岳非常气愤，骂他的集团的人不会说话。
此外，据揭发，戴岳不仅指挥了文联内部的反党集团的活动，在整风开始后的许多场合中，他还曾亲自点火，为文联以外的右派分子“打气”。
05月间安徽省文化局整风开始，戴岳就以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的身份亲自到文化局点火。
中共省文化局党组和省文联党组曾联合召开戏剧界座谈会。
戴岳在这个会上明目张胆地支持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张熙才、余建民、陈仲等右派分子原来未被邀请参加这次座谈会，戴岳知道后，马上决定补请。
省话剧团的右派分子宋枫（民盟盟员）在座谈会上污蔑话剧团的党支部书记“排斥民盟组织”，说是严重的“宗派主义”。
戴岳也支持说，文化局领导过去光听党支部书记的汇报，就是“宗派主义”。
戴岳对话剧团右派分子宋枫、李培仁、金刚等提出改选艺委会的叫嚣表示全力支持，说是“边整边改”。
结果，改选以后的话剧团艺委会，完全操纵在右派分子的手里了。
到目前为止，戴岳对他的反党活动还没有作交代和检讨。
安徽省文艺界准备继续举行座谈会同戴岳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鞍钢建设史上空前巨大的一项工程
矿石准备厂破土兴工
新华社鞍山7日电
一座人造富铁矿联合企业——矿石准备厂在东鞍山铁矿山脚下破土兴建。
早已集中到这里的一支庞大的施工队伍，今天举行了开工典礼。
矿石准备厂是鞍钢建设史上空前巨大的一项工程。
它有着三个基本生产车间——矿石破碎车间、浮游选矿车间和烧结车间。
这个厂的第1期工程预计明年底建成；
建成以后，每年生产的人造富铁矿可以炼制一百五十万吨生铁。
这个工厂的主要原料，将来自规模宏大的东鞍山露天铁矿；
这个铁矿正在加速建设。
这座人造富铁矿联合企业的设计和设备，基本上都是我国自行制作的。
它是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以外新加的限额以上工程。

九三中委高觉敷交代以储安平为首的小集团
妄想在高等学校制造“匈牙利事件”
新华社南京7日电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整风会上，经过九次检查，开始承认他组织小集团向共产党进攻，是企图在高等学校中制造“匈牙利事件”。
高觉敷交代说，早在今年04月间，九三学社中央有个常务委员来南京对他作了指示：
“参加专政，实行监督；
联系群众，教育群众。”
这个常务委员并对他说：
“现在是大发展的时候，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一半是无党无派”。
又说：
“现在反官僚主义还不够，要反专制主义”。
不久高觉敷到北京参加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的会议，九三学社的组织部长薛愚（右派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对他的“保持特点、大力发展”的主张表示支持。
于是，他就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周拾禄一起在大会上公开主张“大发展”。
他们的联合发言得到了储安平的赞赏和支持。
高觉敷说：
“我们的小集团就这样以储安平为首组织起来了，其中包括兰州大学的陈时伟（右派分子、兰州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东大学的陆侃如（右派分子、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董渭川（右派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等人。
在开会期间，我们常在一起大谈党和群众的矛盾，谈了两天之久，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
一方面保持特点，大力发展；
一方面向共产党进攻。”
高觉敷交代说，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后，我就按照光明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和消息办事。
不仅我接受了，而且陆侃如、陈时伟也都接受了光明日报的思想领导。
高觉敷说，他回到南京后就积极活动发展组织，要把分支组织由原来的九个发展到三十八个，发展对象专找对党不满的人。
他和周拾禄以及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右派分子倪鹤笙三人结成一气，控制了九三学社南京分社。
周拾禄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放火，攻击党员副所长，并公然篡夺了研究所的整风领导权，成立了不要党政领导的学习委员会。
高觉敷在南京师范学院放火，攻击党员副院长，要求“民主办校”。
高觉敷说，他这样做是符合章罗反党联盟的纲领的。
他说：
“章罗联盟争夺高等院校的领导权有两个纲领，最低纲领是‘民主办校’；
最高纲领是要中共党委会退出高等院校。”
高觉敷交代说，“我还要推广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右派分子周拾禄放火的经验，就是想要在高等院校中制造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恢复资本主义”。

九个筹备委员有六个右派分子
“九三”合肥分社被右派操纵
本报合肥7日电
九三学社合肥分社整风小组最近的会议，揭发了分社的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
分社九个筹备委员中就有六个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是赵伦伊（农学院教授）、沈文辅（农学院图书馆馆长）、乔家贤（科学研究所工作）、张子敬（科学研究所工作）、刘钧（矿业学院教授）、龚家虎（矿业学院副教授）。
他们把持分社领导权，积极在各个基层安排右派党羽。
在整风期间，他们大肆发展组织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
乔家贤说“共产党在整风期间不发展党员，这是我们九三发展的好机会。”
乔家贤、赵伦伊、沈文辅并拒绝将组织情况告知省委统战部。
鸣放初期，这些右派分子经常开会，他们制定了所谓协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夺取党在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内的领导权。
此外沈文辅和乔家贤还特地邀请上海右派分子王恒守来合肥借讲学名义进行放火活动。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广西文艺界右派分子胡明树（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林焕平（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李文钊（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组织和拉拢广西文艺界许多反党分子结成反党集团，向党大举进攻。
他们利用民主党派和文联的合法组织，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猖狂进攻。
胡明树说：
“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
他主张：
“官僚主义非一棍子打死不可！”
他们不择手段地用各种卑鄙的办法大肆发展组织，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十九年的党员蜕化成右派分子
本报讯
中共中央第2中级党校最近连续集会，揭露和批驳党内右派分子郭仪的谬论。
郭仪是第2中级党校图书馆主任，这个经常向人炫耀有十九年党龄的右派分子，已经完全蜕化变质。
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极端狂妄地声称中国党必须来一个“彻底变革”。
在大鸣大放中，他对党的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他公开提出要“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关于干部政策他主张“现在广大干部的历史已经弄清，因此用人可以不问政治”。
他还异想天开地说“党在农业合作化和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在执行着急躁冒进的左倾路线”，甚至说“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都要从“最高领导去挖”。
这种极端反动的言论在受到全体教职学员的批判后，他不得不低头认错。
陆钦墀的反动面目被揭露
本报讯
章罗联盟骨干分子陆钦墀的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开始暴露。
陆钦墀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现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工作。
他是罗隆基的老朋友，潘光旦、曾昭抡、陈仁炳交代的这个集团的名单中，都有陆钦墀的名字。
不久以前，东北人民大学举行了一次科学报告会，陆钦墀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
这篇论文用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造了一些有关帝俄和旧中国时代及现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他还对范文澜和胡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说他们写书时有意“刷”去这段历史。
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被揭露以后，陆钦墀由镇静变为惊慌。
他拿出罗隆基写给他的一封信，找民盟吉林省委表示要交代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专稿）

如此“民主”历史
江苏农工民主党的右派骨干武思光说过他的历史是“民主历史”。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谈到了武思光的历史，介绍如下：
武思光曾在东北宪兵司令部当过营长。
1929年起先后担任陈汉章匪部参谋长、陈渠珍部旅长、军事参议院上校参议，贩过鸦片，招收过土匪。
后又任汤恩伯部下参谋主任、孙元良部下少将参谋长、贵州师管区司令，在这期间搜刮民财，置田买房。
1948年回到湖南，用帮会方式收容了一些地痞恶霸，打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号，目的是抓取政权、割据一方。
这就是武思光的“民主”历史！
事实再一次证明：
右派分子的字典和人民的字典如此不同：
人民称作“反动”的，他们称作“民主”；
人民认为“光明”的，他们认为“黑暗”；
人民说“好得很”，在他们的嘴里就成了“糟得很”……。

“希请勿急勿躁”
江苏医学院的右派分子郑万育，曾经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厥词。
群众起来驳斥他的谬论，他却借故拒绝参加会议。
领导上批评他抗拒检查，不思悔改，他却说领导上“迹近主观武断”。
是在对他“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学习”。
最近，他写了一封信给医学院民盟支部（郑系民盟盟员）说：
“本人检讨虽未满足客观要求，但客观存在的现实……和本人进一步的体验，均需要一定的时间，短则三、五个月，亦或要三、五年。
目下本人无成熟体会可资补充，希请勿急勿躁。”
又说“在未能合理解决前，不考虑参加社会活动”。
并以退出民盟来要挟民盟支部不再对他进行批判。
郑万育的作为，显然是一些右派分子惯用的一种拖延战术。
对于那些假装“无成熟体会”而拒绝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必须彻底打破他们的挡箭牌。
但是，也应该看到，的确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是顽固不化的，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能有急躁情绪，更不能草率收兵，而必须彻底揭穿他们的丑恶本质，彻底、干净、全部地驳倒他们的反动谬论。
为此，“短则三、五个月，亦或要三、五年”都可以。
一句话，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做到了这点之后，如果有些右派分子依然死不悔改，那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家当带到棺材里去了。

把各个角落的右派分子都揭露出来
重庆基层单位开展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重庆7日电
重庆市反右派斗争正在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展开。
据开展斗争较早的许多工厂矿山企业单位和区级机关揭露出的材料，证明在基层单位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他们的反动言行直接影响群众，开展反右派斗争十分必要。
重庆钢铁公司、嘉陵机器厂等三十六个国营大型工厂矿山企业，已经在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中展开了反右派斗争。
到7月底止，仅十八个工厂矿山企业揭露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有三十三人，并发现十六个右派小集团。
重庆钢铁公司以工程师萧伯仙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有统一的计划和行动。
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员罗少侠曾经公开地说：
“如果中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我就跟着反革命走。”
另一个右派分子何宜芳散播“共产党应该退出工厂”，“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自由”等反动言论。
何宜芳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任上校副处长等职务。
重庆全市区级机关和一部分基层商店、一部分地方国营、老公私合营工厂矿山企业的科室干部和职员中，以及中、小学教职员中，也开始展开反右派斗争。

民盟右派在中南矿冶学院的代理人
陈新民要和共产党争权夺势
据新华社长沙6日电
民盟中央委员、中南矿冶学院院长兼教授陈新民，在整风运动中，硬逼着要这个学院的中共党委会交出领导权。
陈新民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就积极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他在写给新湖南报的一篇题为“鉴别鲜花毒草要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中，肆意诬蔑共产党不分是非，硬说党的是非标准是什么“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和“唯领导论”。
陈新民还不惜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他是“有职无权”的空气，一再攻击共产党的保密纪律，想插手到党内来抓权。
他甚至露骨地说：
“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时机还不成熟”。
他鉴于学院有五个民主党派组织而三个正副院长中只有一个是党员，就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有正副院长、党委和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领导核心”的主张，而且这个“领导核心”最好是“十人以内”。
据他本人最近交代，他这一主张是企图利用民主党派造成自己的多数，而独自夺取领导权。
在大鸣大放中，当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的时候，身为帮助党整风的全院学习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陈新民不怀好意地同意了右派分子要建立“民主墙”攻击共产党的要求。
他还题词支持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动小集团“解冻社”。
这个反动小集团在陈新民的支持下更加猖狂地到处串连发展组织，并公开派人到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院内广播台、参加院刊编辑，煽动学生停考，停止毕业设计，准备闹事。
当“解冻社”在全院师生员工的正义批判、声讨下瓦解后，陈新民还为“解冻社”的负责人李镇亚打气。
当学院右派分子活动猖狂的时候，陈新民得意忘形，自以为逼着共产党让出领导权的形势已经造成，于是便公开向党“要权”。
06月07日，学院学习领导小组邀集学院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调查小组弄清“民主墙”上大量无中生有的所谓“揭发”的事实的真象，陈新民在这个会上竟提出了将学习领导小组扩大改组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的主张，企图在学院的党委、行政之上再成立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并阴谋用委员会内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情况来推翻党的领导。
由于陈新民等人的阻碍，调查小组未能成立。
后来陈新民竟对这个学院的党员副院长顾凌申说：
“要民主党派出来替共产党说话，民主党派不干！
你讲的和民主党派的内心想法不同！”
他还劝顾凌申以后讲话时不要把“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眼“挂在嘴上”，以免使人“不舒服”。
当顾凌申问他民主党派的“内心想法”是什么时，他说：
“是共产党放不放权的问题。”
当顾凌申告诉他学习领导小组有权调查、研究、建议、监督时，陈新民露骨地说：
“民主党派的要求决不止此！”
陈新民企图利用右派分子造成的逆流威逼党委让出领导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在全院广大师生员工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攻势以后，陈新民的反动言行，也开始被揭露出来。

法学界人士和法制局干部集会
驳斥法制机关中的坐探吴传颐
本报讯
在最近两次法学界座谈会和国务院法制局连日举行的干部会上，法学界右派分子吴传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受到了严厉的驳斥。
吴传颐是政法学会理事，国务院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他起了在法制机关坐探的作用。
吴传颐直接参加国务院的法规汇编工作，对于我们公布宪法前后所公布的许多重要法律、单行条例、规章、决定、指示等是完全知道的，可是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上却故意污蔑我们 “无法可依”。
吴传颐还对司法改革运动从方针上、作用上和结论上来加以否定。
他认为司法改革运动“是否合乎马列主义值得怀疑”。
司法改革时，吴传颐是前法制委员会委员，他起草的公司法草案是要“五种经济齐头并进”，要党与人民政府为资本家当“参谋”，由资本家当元帅。
他还想用这种内容的公司法来补充共同纲领的“不足”，以达到他私运旧六法恢复旧法统的目的。
吴传颐在政法学界座谈会上还公开号召旧法人员不要摘掉旧法帽子，来表示他要做旧法统的孝子贤孙，与人民法制抵抗到底。
吴传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与他的反动历史分不开的。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三民主义周刊上曾经发表过许多反动文章，公开污蔑唯物论，唯物史观，赞扬陈立夫的唯生论，唯生史观。
他一面污蔑“马列主义在体系上有无可医治的创伤”。
一面无耻的歌颂蒋介石说：
“只有蒋介石的天才，才可能把社会发展规律排上了历史日程。”

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
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
据新华社7日讯
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他就对党不满，反对党，以至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
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
他恶意地煽动说：
“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
“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
老百姓已经“悲痛地失望了”。
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
“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又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同样的官僚，官僚！”
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
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国家矛盾的根源”。
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自己神化了”。
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
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
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
他狂妄地攻击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
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
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
他甚至把今天我们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
他认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
他混淆是非地说：
“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
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
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
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谬论。
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
“党内‘三害’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
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
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
去年，戴煌领了一千二百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
在国家和党号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四十元。
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
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大家还揭露，戴煌老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
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作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
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居心可恶
推涛作浪煽动农林界反共反人民
曾受右派欺骗现在清醒过来的农业专家们揭穿了这一阴谋
据新华社6日讯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整风领导小组，7月26日召开农林界座谈会，揭发右派分子章伯钧、李伯球等在农林界点火的阴谋活动。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曾受章、李欺骗而经过反右派斗争清醒过来的农业专家、技师等。
座谈会上，一致指出：
章伯钧、李伯球为了在农林界点火，首先约集他们的骨干右派分子曾宪朴（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农工总支委员）、沈曾侃（农业部技师、农工党员）等，利用请客吃饭，向他们面授“机宜”，要他们负责联系、开名单、多找不满分子参加座谈会。
会上许多人揭发李伯球等在点火当中的阴险手法。
黄季芳、王启美说，在第1次座谈会召开时，李伯球首先作“启发”讲话，他说：
“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就已批评党员有特权思想。
我当商业局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
煽动大家同共产党对抗。
当时在旁边坐了一位女同志，她也立即帮腔说：
“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很浓厚！”
这时李伯球马上给大家介绍说：
“这位是农工北京市委会副主任委员李健生。”
以后这位女同志听到不满分子发言攻击党的时候，总在一旁时而笑笑，时而点点头，插话帮腔。
王启美、李树棠等揭发：
“一次座谈会开到十点半钟的时候，章伯钧匆匆忙忙赶来了，李伯球马上说：
“章主席来了，他很重视这个会”。
章坐下后，听到右派分子沈曾侃等诬蔑共产党员有三付眼镜、攻击新疆密植棉花经验和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并且说不但要提问题，还要提出意见时，章伯钧夸奖说：
“这个意见很好，要见报”。
会上纷纷揭发了四次座谈会上的许多谬论。
最显著的有：
一位农大教授说：
“现在教授听助教支配，党员不懂技术，不能领导科学”。
李伯球马上故意问：
“那位助教是党员吧？
难怪如此！”
右派分子沈曾侃恶毒地丑化党员，说：
“党员有三副眼镜：
一副是显微镜看旧人员，一副是放大镜看自己，一副是带着红色眼镜。”
当沈曾侃说党员还是近视眼时，李伯球马上接口说：
“应该带上近视眼镜！”
沈曾侃还说：
“人事司是人事警察，人事秘书是派出所”。
右派分子王枕心为了煽动大家，在会上故意把别人的肃反问题提出来，替人“吐苦水”。
右派分子郭树藩曾在座谈会几次夸大所谓“左叶事件”。
要求撤换农业部党委负责人左叶，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李伯球还为不满分子壮胆。
他说：
“在这儿说话是合法的，有农工党支持”。
“通过组织说话有力量”。

赞扬右派分子谬论　为贪污分子翻案
张立吾的右派言行受到批判
据新华社沈阳6日电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东北工学院副院长、中共预备党员张立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遭到破产。
近几天，东北工学院党员干部和暑假留校教职员批判了他的右派言行。
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张立吾竟污蔑“党是在教条主义统治下，没有一点闪光，只是灰溜溜一片，好像在沙漠中看不见什么花草一样”。
这位身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的张立吾竟说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政党，说“东北工学院根本问题就是宗派主义、我就是被宗派主义迫害的一例”。
当右派分子向学校进攻的时候，张奔走各系，火上加油，并向副教务长刘致信等人进行煽动。
他纵容“三反”中的贪污分子王鞱和王的哥哥王文樾起来翻案，向党进攻。
张立吾并对沈阳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右派分子的言论备加赞扬。
他还赞扬在省政协会施放毒箭的徐冶同（东北工学院教授）为“东工第1个敢于主持正义的大胆人”。
张立吾认为“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

驳得右派分子哑口无言
山西农学院坚持说理的一大胜利
赵庆贺不得不承认他散布的谬论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据新华社7日讯
山西农学院日前举行了一次非常生动的反右派辩论大会，人们在会上坚持说理斗争，驳得右派分子赵庆贺理屈词穷，原形毕露。
赵庆贺是山西农学院讲师，他为了攻击党，硬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村和过去一样贫困”，“合作化没有提高产量”。
在辩论会上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贾麟厚举出一些详细而确切的统计数字来驳斥赵庆贺的谬论。
他说，1956年是山西省高级合作化的第1年，全省虽遭受较大的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量仍达到八十六亿七千多万斤，除去向国家交纳公粮、出售余粮二十一亿斤和留下种子、饲料外，农民每人平均净得四百三十二斤。
接着贾麟厚又把这个数目字与抗战前对比一下。
他说，1936年是解放前山西省收成最好的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六十七亿斤。
而每个农民除过交纳地租平均只能得到二百四十斤。
每人所得粮食，比去年少一百九十二斤。
这两个数字足够说明合作化提高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在这样确凿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赵庆贺竟破口大骂，说“统计数字缺乏真实性”，“还不知道怎么捏弄出来的”。
他的发言，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
这时，赶来参加斗争会的农民代表、太谷县贯家堡乡农业社主任员子恭说话了。
他告诉人们：
仅在阎锡山黑暗统治时的后期几年，他所居住的沟则自然村，一百一十九户人家，每年总有半数还多的人家粮食不够吃，有一年冬天就饿死二十四个农民。
可是去年高级合作化后，全合作社每人平均就分到粮食四百四十一斤，另外每人平均还分现金一百零五元，这还不包括家庭副业收入。
关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955年这个社平均亩产量为二百八十斤，去年转为高级合作社后，每亩平均产三百六十一斤。
员子恭当面质问赵庆贺说：
“一亩地多收了八十一斤，你说这叫不叫提高？”
右派分子赵庆贺仍不同意员子恭的发言，他无耻地说什么“贯家堡乡合作社是共产党在太谷县唯一能够拿出的典型”。
“这是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故意拿贯家堡社给我赵庆贺看罢了”。
助教吴秉昌接着发言，他举出他曾经调查过的一个普通农业社（候城东升社）的事例，来驳斥赵庆贺的胡言乱语。
他说，候城东升社去年除去一切开支，全社平均每人净分得粮食四百五十斤，比贯家堡农业社社员的收入还多。
他详细叙述了社员们的收支状况和生活改善情况后，进一步质问赵庆贺：
你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有什么根据？
是谁提供的材料？
右派分子赵庆贺在千夫所指的情势下，理屈词穷，无法抵赖，只得承认他所根据的材料是道听途说，他仅仅是“回家时听一位邻家说的”，而这位邻人“是土改时被斗争的地主”。
在人们继续追问下，赵庆贺交代出他捏造这些无中生有的事实，向党和人民发射毒箭，是因为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恨共产党。
他妄想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压抑不住了”。
就这样，右派分子赵庆贺的阴谋就被全部揭穿了。

一对右派夫妻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续磊
上海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叫韩鸣，女的叫莫筠。
去年秋天，当民盟右派集团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突然冒出头来，在社会上大肆活动，大出风头。
能说会道的丈夫，一会儿出现在失业知识分子群中；
一会儿来到公私合营厂；
一会儿又钻进电影、音乐界，到处搬弄是非、造谣煽动。
擅长交际的太太，每天更衣换装，打扮得妖妖娆娆，出没在一些著名演员、歌唱家和画家的中间，吹捧拉拢、拖人入盟。
这对夫妻曾共赴右派小集团欢迎罗隆基的聚餐会；
参加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民盟支部的成立典礼；
又亲随陈仁炳同合唱团右派分子密谋放火。
在上海知识界文艺界和工商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说起这对夫妻，来历可不简单。
韩鸣早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就是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后来又当过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
他的太太莫筠在国民党中央大学社会系读书时，曾有“校花”之称，练就了一套出色的交际手腕。
十年以前，当他们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就同罗隆基有了深情厚谊。
罗隆基亲手介绍韩鸣加入民盟，又是他俩结婚的证婚人。
解放后，韩鸣勾结外国商人做投机生意，用经商的招牌掩饰他的政治面貌和反党活动。
“五反”运动中受到政府的惩处后，他又摇身一变而为“失业知识分子”。
这对夫妇住在上海一所高贵的公寓里，一直暗中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
上海民盟右派头子陈仁炳、赵文璧、彭文应、孙斯鸣、陆诒都是他家的常客，每当罗隆基到上海来，韩鸣总是最先知道并热心地拟定“招待日程”。
夫妇二人出钱卖力，几度为罗隆基召集上海民盟右派集团的骨干在他家里聚餐集会；
密谋篡夺上海民盟的领导权，并为孙大雨进攻党的阴谋献策。
去年，上海民盟右派集团为了积极扩充“实力”，这对有“才干”的夫妇便抛头露面出来公开活动了。
韩鸣从一个“普通盟员”一跃成为民盟市委联络委员会的副主任，继而又打进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
莫筠特别为章罗联盟上海的主将陈仁炳所赏识，从“家庭妇女”一变而为民盟市委的专职干部，陈仁炳派她专门联系自己看中的放火目标——上海各文艺团体。
韩鸣、莫筠在右派反党活动中大显身手。
韩鸣到处散布反苏言论，他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编造传布许多反动新闻和故事。
韩鸣极力打击民盟的左派，当史良尖锐地驳斥罗隆基反党言行时，他污蔑史良是出于私恨。
去年周总理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韩鸣又趁机诽谤说：
“知识分子刚刚从奴隶升为客人”，“少数人弄到十八层楼，多数还在十八层地狱中。”
韩鸣用请客吃饭，打网球，以至介绍女朋友等方式，笼络了许多失业知识分子，并亲自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要他们诉苦，挑起对政府的不满。
韩鸣在市政协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学习时，发现电影演员吴茵对党极为不满，就马上盯上了她，并且纠集了彭文应、孙斯鸣等右派分子，成立了所谓“互助组”，制造大量谬论，唆使吴茵向党开炮。
他曾说：
“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有一次吴茵谈到解放后许多演员没有戏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韩鸣马上拍手叫好，更恶毒地接上去说：
“人不同于古玩，古玩愈老价值愈高，人是愈年轻愈好。”
后来他又布置一个人假冒“观众”，连续寄给了吴茵十四封信，激励她的反党情绪，供给她向党进攻的“材料”。
韩鸣又鼓动吴茵的干儿子蒋忠在上海管弦乐团闹事，“勉励”他要起“钢炮”和“先锋”作用，创造“放火”经验。
对破坏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韩鸣更加“积极”。
在他的煽动下，汪氏农业机械厂的私方经理竟然提出要退出公私合营，同国营专业公司对抗。
在今年05月召开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韩鸣又亲手起草同一批右派分子的联名发言，谩骂积极分子为“桥头堡”、“护城河”。
连络拉拢是莫筠的特长。
她上任不久就亲手为陈仁炳布置了“上影”的五次座谈会，进行放火。
当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的画家在闹不团结的时候，她屡次访问一个名画家，极力对他恭维奉承，诱导他发泄对另一名画家的不满意见，企图收集这些材料来破坏国画院的建立。
莫筠忠实地执行着民盟右派谋划的大发展方针，不但襄助陈仁炳在上海合唱团建立了民盟支部，还撇开文艺界的民盟基层组织，单线联系许多知名人士，挑拨他们同党疏远，布置和陈仁炳会见，竭力拉他们入盟。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夫妻二人为民盟发展了将近二十名新成员。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这对夫妇的右派面目被揭穿了。
一度神气活现的韩鸣和莫筠，同他们主子章罗联盟一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不许右派分子篡改党报政治方向
厦门日报
吴沙零要另办一个报纸
本报讯
厦门日报最近揭发了该报编辑部副主任吴沙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阴谋活动。
党的整风开始时，吴就说：
“过去运动都是党员整别人，现在叫党员尝尝挨整的滋味”。
鼓动他的小集团成员蔡明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唆使别人提意见要“尖锐”。
说旧社会是“官官相护”，现在是“员员相护”。
他在群众中也多方煽动，甚至到报社工厂工人中去“动员”大家提“尖锐”意见。
他对许多人谈到打击党员的策略，并暗示要集中火力打击党员副总编辑李齐。
吴沙零这样猖狂向党进攻，是企图夺取报纸这个宣传阵地。
吴早就与蔡明良合谋过，要办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纸，并积极宣传资产阶级右派的办报观点。
他看到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排挤党员领导的所谓“拆墙”经验，非常高兴，说：
“徐铸成说得对，党员总编辑唯一的本领就是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的”。
在人民日报对文汇报提出批评的电讯稿发来时，吴看到说：
这是教条主义，不一定对。
吴沙零为改变厦门日报的方向，曾一再提出要把过去在反动报社工作过的记者编辑，拉进报社来，把新参加新闻工作的团员和青年调出去。
他嘲骂党员编辑，说他们懂得个屁！
他们根本不懂办报。
据蔡明良交代，吴和他筹划另办一个报纸已考虑好了人事安排，由吴当总编辑，蔡当经理，编辑部人员也一一作过安排。
一个劳改期刚满的反革命分子也安排在内。
蔡曾扬言，他们办的报纸将要天天有“啄木鸟”，天天刊登路透社、合众社的消息，要半年挤垮厦门日报。
一年挤垮福建日报。
许多人揭发，吴沙零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
吴解放前长期在反动报社工作，与国民党特务往来密切，仇视共产党。
解放初，他在江声报工作时，就拉拢一些人，搞小集团，打击党团员，打击工会。
吴沙零的阴谋被揭发后，就千方百计设法退却，一面作假检讨，一面阻止别人“不要把我的事情讲出去”。
他这样狡猾抵赖，引起全体职工们极大愤慨，一致表示要追击到底，直到他彻底交代、坦白认罪为止。
＊陕西日报＊
王萌元要推翻报社领导
本报讯
陕西日报编辑部连日召开会议，批判该报党员编辑王萌元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言行。
王萌元从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和一些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企图推翻报社的领导。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他歪曲事实，把报社党组织和党员说成一团糟，说报社领导还不如封建皇帝朱元璋、赵匡胤。
他造谣挑拨说“活是群众干，官是党员当”。
他还污蔑肃反，煽动报社里肃反中的重点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翻案，并吹嘘说保险“翻一个准一个”，他还鼓动那些人说“如果要上北京，我可以出钱”。
他又找遍了他认为可作为点火对象的人，煽动他们贴大字报，并把党内一些机密材料暴露给那些对党心怀不满的人，除此，他还鼓动报社内部的右派分子关愚、陈布南等向党进攻，自称为这伙右派分子的“主帅”。
他声称要把报社的四个领导同志“彻底打垮”，并煽动那些对党心怀不满的人说：
“总编辑快倒下了，你们干吧！”
＊成都日报＊
晓枫要篡改党报方向
本报讯
07月中旬以来，成都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和举行座谈会，揭露批判该报文艺组编辑、业余文艺作者晓枫（黄泽荣）的反动言行。
在晓枫写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向党反映”、“上北京”两个续篇中，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暗箭。
他把统购统销描绘成“抢农民的粮食”、“弄得男男女女哭哭啼啼”。
他还公开说，成都市的肃反“错误是严重的”，并恶毒地给“肃反”下了十六个字的结论：
“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破坏党纪，违反宪法”。
他骂党组织、党员和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暴君、市侩，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左派”，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拥护共产党的正直青年”。
晓枫的反动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早在1953年，晓枫就与流沙河、石天河、茜子等右派分子为伍。
今年01月的一个晚上，这几个右派分子就曾聚集在茜子家里谈私房话，茜子说：
“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这伙人积极支持流沙河，特别在流沙河捏造的“政治陷害事件”的谈话以后，晓枫立刻站出来，要求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流沙河的谈话，否则就是不敢大胆鸣放。
企图把党报转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成都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成都日报，斥责晓枫的反动言论。
在成都市各界人士的声讨会上，郊区农民用亲身的经历，说明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农民都是欢天喜地卖余粮的。
他们还揭露晓枫在土地改革中，替地主说话。
他曾叫地主少卖粮食，硬把一个地主划为中农成份。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
徐勤、乌鹏廷贩卖反动新闻观点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新闻出版界座谈会，连续揭发并驳斥浙江日报编辑徐勤和杭州日报记者乌鹏廷的反党言行。
徐勤在鸣放期间，一笔抹杀了浙江日报在浙江省委领导下八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把浙江日报污蔑为连篇累牍的指示和通知的“布告牌”，叫嚣报纸应该保持“独立性和主动性”，“不应该跟着省委领导跑”。
徐勤这一整套省委对报纸领导外行的论调，是和全国的右派言论一脉相承的。
徐勤认为“老报人”才有办报“才能”，认为在解放区干过十多年人民新闻事业的干部是“没有水平的”。
还荒谬地主张编辑、记者的文章不必要总编辑同意，就可以在报上自由发表。
会上并揭露徐勤在解放前，就为反动的“天行报”写过许多反动文章，解放后，他一贯藐视党的新闻事业，把党员编辑、记者说的一钱不值。
杭州日报记者、文汇报特约记者乌鹏廷，坚决支持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成为文汇报在杭州的据点，他写过许多带煽动性的和恶毒攻击党的报道，并在杭州日报内部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津津乐道文汇报“人舍我取，人取我舍”的反动办报方针，以此与党报的方针相抗衡，并挑拨杭州日报同志和领导干部的关系，企图从思想上组织上搞垮党报。
会上严厉斥责了这些反党言行。
读者质问：
四川工人日报要把工人引向哪里去？
本报讯
四川日报最近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对四川工人日报在这一时期反右派斗争中的报道方向提出质疑。
署名庆生的文章指出：
打开这一时期的四川工人日报，充满篇幅的不是职工群众痛斥右派分子的声音和行动，而是大量的诸如“她的死”、“童尸案”一类的情杀、诱奸案的报道。
这就令人不解：
四川工人日报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要把读者引导到那里去？
从该报6月09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开始到6月25日这半个月来的报纸，除了若断若续地报道一些工人反右派的消息以外，就再也找不出一篇工人反驳右派言论的文章。
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以后，作为工人报纸的四川工人日报却把它排在第4版，而当天一版刊登的却是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访问重庆以及一些时间性不大的新闻。
社论的标题远不如“她的死”这件情杀案的标题来得大而醒目。
再从6月20日到27日的该报来看，全部版面共刊载了二十条有关反右派的报道，其中转发新华社的稿件和一些右派言论的简闻就占了一大半。
但在同期，该报仅在一、二两版就登载了十八条像“她的死”那样的社会新闻和“成都梅花鹿年年生贵子”之类的花边新闻以及“能和已婚的女同志交朋友吗？”
这些所谓社会问题解答十四则。
像这样的一味追求“趣味”，无疑就削弱了对当前主要斗争任务的报道。
四川工人日报是在一种什么思想指导下办报？
可以从该报主要负责人之一汪岗（总编辑室主任）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新闻、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一席发言中找到根源。
汪岗认为：
报纸今天办得不好的原因是没有自由竞争，他主张“除人民日报外，各省市的党报应当一律取消，而以‘群众报’‘同人报’来代替”。
他认为报纸办得好坏，一切应以销路如何来决定。
他认为在今天情况下，报纸的党性、指导性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了。
这些谬论已受到各方面的批判。

他读书的目的是为恶霸父亲报仇
罗辅良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
重庆医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学生罗辅良写信给他家庭布置调查倒算材料，企图乘机替他的父亲报仇。
罗辅良是重庆医学院学生，现年二十岁，四川乐至县人。
他的父亲是大资本家、反动道门“道德会”会长兼坛主，是乐至县有名的大恶霸。
解放初期清匪反霸运动中，这个恶霸被斗争，畏罪自杀。
罗辅良因此一直仇恨共产党，说“读书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他在“大鸣大放”中便大肆活动，企图乘机复仇。
他暗暗给家中写信，搜集材料，图谋倒算。
在这封信中，我们明显地看到罗辅良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对人民、对共产党有多深的阶级仇恨。
在他读书期间，一直念念不忘为他那恶霸父亲“复仇”。
罗辅良在这封信里说：
“孩儿在校里展开了‘鸣’‘放’，‘放’出了爹爹屈死于非命使孩儿有免（冤）述（屈）不伸，有苦述不完，使我夜不入寝，白日掩掩（恹恹）思睡，故而学习搞得不好，身体消瘦，百病齐发，终日闷闷不乐，有时尽（竟）神经失常，对百事粗暴。
此次我吐尽了苦水，是我爹逝世后的一次最大快乐，我想先禀明妈妈，我们母子俩分享快乐。”
他说：
“我经常梦见爹爹，他总是遭遇不好。
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只是看着我发呆，我醒来之后，想到爹爹生前的遭遇总是泪浸枕棉，泣不成声，朝思暮想，渴望早日除此患难。”
罗辅良咬牙切齿地说，儿立下的誓愿：
不与敌人顶天共日，敌我不共存，‘父仇不共戴天’，杀父之仇焉有不报之理，若此二件事获解，真乃大快人心也，儿纵死九泉也闭眼睛，古人曰：
死有轻如红（鸿）毛，有重入（如）泰山，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
罗辅良看到共产党开始整风，便认为倒算的时机到了，积极鼓动家人反攻。
他写道：
“今日机会已到，千万不可前怕狼，后怕虎，错过了，此次机会实在难得，昔人曰：
‘十年难逢金满斗’，今日便是满斗之日。”
罗辅良为了达到为父报仇的目的，在信中做了种种阴谋布置。
他说：
“我准备转入四川医学院（成都）读书，此地离家近，每个假期都能回来看你老人家，又有助于解决父亲的屈死问题。
现在正是为爹爹报仇雪耻之日，机会不可错过，请妈妈和林大哥（按：
其姐夫，商人）、宣玉、宣国二位哥哥商议，把爹爹被害经过，你和三哥被害情形（按：
当时群众斗争了他的母亲和三哥）祥（详）尽地（的）材料整理出来，你们可以口述，找林大哥执笔，不但写清楚你们受害直接有关的人、事实，就是间接有关的人亦需要写下来，不管与几十个人有关，不管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威，你们一点也不要害怕，不要有任何顾虑，孩儿自有办法，材料就是很乱也没关系，只要是事实，孩儿会把他整理安排的，……在各方面去搜集材料（舅舅、姑父和我们关系好的农民，当时参加斗争的人当中同情我们的人，可以请他们当证人，或信听者都对我们的案件有利，有老农民，现在农村中了解我们的老人，社会上的其他人士，都可尽一切力量来争取他们。）
此信可送与林大哥看，并请他为此事努力（小弟将有一星半点的得失，愿与他共享）。
把材料收集好后，用挂号信给孩儿奇（寄）来，我自有处理，如若有必要法院需要我回来，路费学校可以给我担负（教务行政科向我说的），他们愿协助我把此件事搞清楚，取下我的一切思想包袱好安心读书。”
他说：
“孩儿只有为爹爹伸清了这场冤，才能为爹爹写传略，立碑修墓，否则将是幻想，一切变为不可能的事，全部落空，真是所谓阴不安，阳不乐。”
罗辅良在这封信中还说他正积极和成都四川医学院的朋友联系，设法完成转学手续，以便就近“报仇”。
当这封信寄到家中，他的哥哥罗宣玉拿此信到处向人争取同情、搜集材料时，就被群众揭露出来。
（据新华社讯）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
江苏新华日报8月04日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为题发表社论。
内容摘要如下：
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
这是一条正确的革命的路线。
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这一根本立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那么，报纸就一定要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堕落成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是一条错误的、反动的路线。
前一时期的文汇报，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当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在新闻工作的理论方面，也有人在公开地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和各种错误论调。
他们掮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招牌，诬蔑我们的报纸不该强调党的领导，而应该强调“读者”的需要，据说报纸是一种出五分钱买的商品，具有商品的性质；
说什么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就是教条主义；
说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等等。
这些反动的观点和论调，是新闻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反映。
新闻工作理论上的这些反动论调，如主张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等等，正表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新闻战线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任何报纸，不能没有立场，这是由于任何报纸都不能是超阶级的，它一定是要为阶级服务的。
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要么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第三者的立场是根本没有的。
从立场问题，也可以看到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是办好报纸的最根本的问题。
本报的右派分子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也可以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
他们由此而准备办一张“同人”报，与党报对抗。
试问，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办报纸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谁来领导呢？
文汇报的变质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徐铸成、浦熙修等排斥党的领导，掌握了该报的结果吗？
同样，说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使新闻自由没有了保证，这也是天大的谎话。
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自由呢？
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很明白，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
在我们报纸上，通过具体的事实宣传着全体人民所信仰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们报纸上，宣传着、报道着党与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及其在群众中贯彻的情形；
在我们报纸上，反映着全体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反映着他们对我们党与政府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与建议。
而在上述一切场合，又无一不渗透着人民群众直接间接参加办报的活动。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新闻自由吗？
我们的报纸代表了党的利益，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右派分子想把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对立起来，然后他们装出一副代表人民要求的脸孔，企图从此打开缺口，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否定报纸的党性，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使我们报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
这就是右派分子在新闻工作战线上猖狂一时的阴谋活动的目的。
地方报上的反右派评论

张云川的仇人和朋友
胡一禾
1953年底，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上有一篇社论，强调民主党派必须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厉地批驳了一些“分庭抗礼”和“平分秋色”的思想。
身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的张云川，看了这篇社论后非常气愤，他在写给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一个干部的信里说：
“生何不幸，作了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
照这篇社论的观点看来，民主党派的成员就非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如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似乎就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信的末尾，他要这位干部“注意”这篇社论，并怀鬼胎地嘱咐说：
这封信“看后即予销毁”。
这就是口口声声地说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云川的真面目。
受共产党员领导“吊死也不干”
在公开场合，张云川的手法要巧妙一些。
他一面说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今年03月，农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
张云川在小组会上说：
我们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说要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共产党员有一千多万，一个媳妇受一个婆婆的管辖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还要受一千多万个婆婆的管辖，就是把我吊死了也不干！
张云川在讲这番话时语气激愤，怒形于色。
张云川说这些话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他把共产党员比之于旧社会里的某些“凶神恶煞”的婆婆，把党外人士比之于遭受折磨的媳妇，企图挑拨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关系。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企图把党的领导和体现党的领导的党员，把党的政策同执行政策的党员分割开来，实际上还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
在同次小组会上，他还更恶毒地散布这样的反动言论说：
“难道说每个共产党员的水平都很高吗？
说老实话，有许多共产党员就不如我，我就可以领导很多共产党员”。
自命为“可以领导很多共产党员”的张云川，对“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也持有特别的反感。
他说：
“认为‘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是与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如出一辙，是同样的错误。”
在这些地方，张云川同章伯钧经常是一唱一和的。
如在1956年07月07日农工党举行的中委座谈会上，章伯钧就说过：
“认为‘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是混帐王八蛋的说法，我根本反对，我就曾经是共产党员，并未感到自己是特殊材料。”
在同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提出打倒中国共产党，是犯法，我不同意；
但是，如有人主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是可以的，因为这不算犯法，也不会影响他的职务和地位。”
这些话，对于认为“如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似乎就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张云川来说，真是“深得我心”。
咬牙切齿看待积极分子
“嫉共如仇”的张云川，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也是切齿痛恨的。
去年07月06日的下午，他在农工党的中委座谈会上说：
“事情坏就坏在一些所谓积极分子的身上，他们在共产党那里钻空子，惹是生非，我对这些人，从来不讲真心话，不客气的说，我对他们是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共产党相信这些人，偏听偏信，并且在有形无形中还加以鼓励，这样作不仅没有帮助民主党派明辨是非，反而助长了民主党派的不团结。
在共产党的眼光里，软骨头才算进步，骨头不软的人就有问题，解放以来就一贯如此就是有意地培养奴性。
共产党这种作法，事实上就已经使得很多老实人变得很奴性，使很多聪明人变成了油子。”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今年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骂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是“审头刺汤”里的汤勤，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不是偶然的。
同时，他在5月31日致函人民日报声明他发言时所说的“所谓积极分子”是指“假积极分子”而言，也是彻头彻尾的说谎。
这里我要引他自己的话为证。
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他将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谩骂了一通以后用威胁的口吻说：
“这种人民主同盟就有好几位，农工民主党也不少，究竟是哪些人，究竟谁跑统战部，不用我说大家也清楚。”
这番话，明显地表示出他企图威胁积极分子不要靠拢党，企图使党在群众中孤立。
从这里也说明了：
他在人大小组会上说“我在统战部发言所说的积极分子虽然指的是假积极分子，但也影响到真积极分子靠近党”，是一种无耻的狡辩。
一年以前就开始了恶毒的进攻
右派分子只许别人谈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许谈优点和成绩，也不是从今年帮助中共整风时才开始。
去年06月底到7月初，张云川、王一帆、黄现璠、李健生等（均是右派分子）曾在农工党的座谈会上集中火力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攻击，季方表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这些右派分子立即对季方进行围攻。
王一帆说：
“连毛主席都说有缺点和错误，你能否认毛主席的话！”
张云川说：
“我最不喜欢谈‘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一套，这一套已经变成了口头禅，连杜勒斯都知道！
老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一番，我就反对。”
张云川在人大小组会上说“对新气象赞扬的少，是因为我自己有思想毛病，认为成绩人人知道”，也是谎话。
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
张云川在人大小组会上谈到农工党发展组织的问题时，态度也是极不老实的。
他说章伯钧有“个人企图，我们大家不过被利用随声附和而已”。
这是他在为自己开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章伯钧不止一次鼓吹取消“防区制”（他指的是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开展工作的分工重点），主张大发展，上中下层都要。
张云川在当时也是这样极力主张的。
去年11月07日，农工党召开中央执行局会议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时，多数人反对取消所谓“防区制”，主张农工党仍然以医药卫生人员为工作的重点，但张云川反对，认为这样会限制发展，会“落后”于其他的民主党派。
章伯钧对这个意见十分重视，在会议快结束时玩了这样一个两面手法：
他在写给统战部的信里同意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但在实际执行中要灵活掌握。
这是去年11月的事。
早在去年07月07日，张云川就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发展组织上的清规戒律一定要打破，老是以黄河为界，墨守成规，就谈不到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西安、山东、河南、天津、保定这些地方又为什么不建立组织？
我看都应该建立，干部不够，先挂个农工民主党的牌子也可以起宣传作用，扩大影响。
今年05月，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在北京点火，张云川匆匆忙忙地跑到河南去点火，借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先去挂上一块农工民主党的牌子，招兵买马，网罗不满分子，向党进攻。
难道说这都是被章伯钧“利用”？
都只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吗？
看看他相交的是些什么人
张云川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样的仇视，不是偶然的。
他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恶霸，被当地农民叫作“四霸天”（排行第四）。
张云川在这个家庭里长大，一贯与农民为敌，直到解放后，他还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讲话，一味强调土改中的缺点，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等等。
从1939年开始，他就常到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来活动，与汉奸组织——新民会的副会长喻熙杰、事务总长彭黎民等有来往，与何其巩（曾作过北京市市长，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蒋介石代表）有密切关系。
在北京沦陷期间，他和张东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
张东荪曾经对人说：
“我和云川是无话不谈的知交。”
1945年，他托人送四万元伪币给张东荪，说是郝鹏举送的，说明他们和汉奸还有经济的来往。
章伯钧曾企图在中国搞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张云川对此也是“心向往之”。
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就曾经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作过分析，他说，国共两党打起来如果我们反对，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又说，如果第3方面也拥有武装力量，在未来的局势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云川是右派分子集团中一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猛将”，他那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是十分狰狞、十分凶恶的，我们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

识破右派挑拨阴谋
两老画家
重归和好
新华社上海6日电
长期不睦的上海两位著名国画家贺天健和吴湖帆，识破右派分子破坏团结的阴谋，在8月03日的美协上海分会批判右派思想座谈会上，消除误会，握手言欢。
这两位年过六旬的山水画家，解放前在教授学生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彼此不大交往。
解放初期，两人曾经表示要团结和好，为国画事业献力。
去年上海成立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时，他俩都被聘请为筹备委员。
可是不久，由于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右派分子从中挑拨，两人关系又形恶化，见面互不理睬，甚至争吵。
国画院筹备不久，上海国画界忽然谣传吴湖帆要当国画院院长。
不久，民盟又说要支持贺天健当国画院院长，还特地派人访问贺天健，并说吴湖帆不如他。
右派分子陈仁炳（民盟）、吴淼年（农工民主党）等又布置了一批被他们利用的国画家，打入去年美协举办的国画季度评奖委员会，故意使贺天健和吴湖帆的作品落选，贬低国画院画家的作品，挑拨画院内外画家的团结。
他们两人在右派分子设下的圈套里互相猜忌，成见愈来愈深。
由于右派分子在画院内外破坏，使筹备了一年的国画院至今未能成立。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右派分子破坏上海国画事业的阴谋被揭穿了。
这两位画家的疑团顿消。
在3日那次会上，他俩表示要重归于好。

今年灾情比去年轻
灾区工作还须加强领导
谢觉哉谈全国灾情和救灾工作
据新华社7日讯
中央救灾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1次会议，听取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关于全国灾情和灾区生产救灾工作问题的报告。
谢觉哉说，只要在今后一个月内不再发生大灾，今年受灾的面积和受灾的人口同1954年和1956年相比，是较轻的。
同时，今年主要被淹的不是粮食高产区。
今年麦收收成也较好。
今年秋季水来得早、退得快，目前大部分地区已可以及时补种晚秋作物。
这次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对灾区工作的全面领导，再接再厉的进行防汛斗争，妥善安置灾民，重视灾民的医疗卫生工作，积极解决灾民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中的困难，作好抢救被淹农作物及进行补种抢种和受旱地区的抗旱保秋工作，以及合理使用救济款。
记者获悉，今年，特别是山东、河南等省暴雨成灾后，国家先后下拨各地的救济款已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国家还动员海、陆、空交通工具将大批救生物资源源运到灾区，因而积雨内涝被淹的地区抢救工作作得比较及时，现在两省灾民一般都得到了安置。

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工作进入录取阶段
新华社7日讯
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已进入录取阶段。
在8月23日左右，全国高等学校即可向录取的新生发出录取通知书。
同时，各地区招生工作委员会也要向未录取的考生发出不录取通知书。
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对于录取新生的标准是根据保证政治质量、学科水平、身体条件及完成计划的原则来确定的。
由于近年来中学不断地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今年考生的学科考试成绩与以往比较有逐年提高的好现象。
从北京考区三种水平不同的高级中学的毕业生考试成绩来看，今年报考理工类考生的学科考试总平均成绩比去年约提高四分左右。
今年的考生来源比较充裕，考生所填志愿又比较分散，按合格标准和考生志愿录取后，估计有缺额的学校和专业不会很多，有缺额的学校和专业所缺数额也会是极少的。
因此，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估计，重新征求考生志愿的学校估计会有一些，但是否有高等学校根据今年的招生规定举行第2次招生考试，将取决于没有录取满额的学校，不愿意采取征求志愿的办法，而愿意用再次举行招生考试的办法来完成招生任务。
如有的学校愿意再次举行招生考试，具体办法将由有关的高等学校在报纸上公布。
重新选填志愿的学校和再次举行考试的学校仍然要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
重新选填志愿的通知将和不录取通知书同时发出。

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
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新华社长沙7日电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昨天举行第21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批准了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工作总结报告；
通过了“撤销湘西苗族自治州建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报请国务院批准。
会议还通过了新的自治州筹备委员会名单和筹备工作方案。
湘西土家族访问团团长、湖南省副省长张孟旭（汉），在会上作了访问团工作总结报告。
报告说，由于反动统治的同化政策的结果，把土家族从祖国的历史上抹煞掉了。
解放后在各级党、政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多次调查研究，终于在1956年10月正式确定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
访问团这次访问湘西苗族自治州，主要任务是宣传民族政策，充分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形式。
由苗、土家、汉、回、侗、满等各民族代表六百多人组成的访问团，在自治州十个县共访问了五十天，通过座谈会、群众大会和个别访问等形式，访问了这十个县80％的土家族人民。
根据访问团访问的三十多万人和访问团收到的二万多人的来信看，在访问工作结束时，只有几十个土家族人民主张单独自治，其余绝大多数土家族人民都一致主张同苗族人民联合自治。
苗族人民也普遍欢迎同土家族人民联合自治。
报告说，湘西苗族自治州共有人口一百七十多万人，其中土家族占22％以上，苗族占19％以上，其余为汉、回等民族。
土家族同苗族在自治州十个县都有，全州二百九十三个乡镇中，一百八十四个乡镇有土家族，一百五十七个乡镇有苗族、土家、汉族杂居。
土家、苗族两族劳动人民历来就保持了血肉般亲密关系，不但共同通婚，而且还共同反抗过清朝和国民党的统治。
解放后，两族人民团结更加亲密，并且共同参加生产和社会改革。
现在全州98％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社，在三千多个社中有八百多个土家、苗、汉族联合社。
在解放以后，全州的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1956年全州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增加了18.7％；
解放前全州没有一个工厂，现在全州已有地方厂矿四十七个，每年总产值达六百多万元。
解放后，全州共修了二百六十多公里公路，每县每乡都可通电话。
1957年全州中学生人数比1952年增加了81.5％。
据今年02月统计，全州乡以上机关干部中苗族有二千三百多人，土家族有一千五百多人，不少人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
上述的民族分布情况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已使全州十个县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土家族和苗族人民要求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行联合自治。
报告说，在我国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下，联合自治将充分保证两族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和各项自治的权利，促进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
报告说，如果土家族同苗族各自单独自治，就是要把湘西北部龙山等四县划为土家族自治州，南部吉首等六县划为苗族自治州，这样势必违反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把“一炉火分为两炉烧”，同时也将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分散，显然不利于整个湘西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此外，由于土家、苗族交错杂居的实际情况，实行单独自治时行政区划也难于划分。
如果勉强按南北各县划分，彼此都将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本民族自治州以外。
这对照顾各民族的内部感情有影响，而且在各个自治区域内制定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措施时，两方都必须同时考虑到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利益，这就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
报告说，这些缺点，实行联合自治都可以避免。

民盟湖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等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
本报武汉7日电
汉阳县一中反革命暴乱事件引起了武汉人民的愤怒。
民盟湖北省及武汉市委会整风领导小组、民盟武汉师专支部、民建武汉市委会和武汉市工商联等，都就此事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民盟湖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就历史反革命分子杨焕尧的活动发表声明说：
“据我们最近了解，杨焕尧在解放前干过二十多年的伪司法工作，是一个有血债有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他伪装进步混入本盟。
大鸣大放期间，他在右派头子马哲民直接唆使下，疯狂地喊叫：
‘政协今后要变为实权机关。
’早在马哲民把持我盟湖北省委领导权的时候，杨焕尧就同汉阳县一中的反革命分子王建国、杨松涛挂好了钩，暗中进行非法勾当。
他不仅是王建国等的‘高明的军师’，在学生闹起来之后，他更在街头巷尾怂恿学生大闹。
当汉阳地方党政负责同志以理说服学生，风潮即将平息的下午，他又去找王建国，并到胡斌家中密谋有组织地闹，致使第2天暴乱事件闹得更凶。
事件平息后，杨焕尧替反革命分子打掩护，说‘县中事件没有美特、台特，不能当敌我矛盾处理’。
我们拥护政府对这一事件的正确措施，已电请盟中央准予开除他的盟籍，并函请政府给以法律制裁。”
正在暑期老教师休养站休养的老教师们也表示了无比的愤怒。
有些教师还专门开了座谈会，大家一致要求政府严惩这帮丧尽天良的反革命分子。

汉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湖北日报社论指出：
民盟右派集团在暴乱中起了点火作用；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更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得到证明。
湖北日报6日在评论汉阳第1中学反革命暴乱事件的社论中指出，以反革命分子王建国、杨松涛等为首的匪帮制造暴乱的罪恶勾当被完全揭露出来，这是人民的一个胜利。
湖北日报这一篇社论的题目是“汉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社论指出，这伙摆着人民教师面孔的反革命黑帮，长期以来就在学校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社论说，全国范围的鸣放开始以后，民盟在汉阳的成员杨焕尧在武汉禀承了右派首领的旨意，不仅大肆宣扬章罗联盟和马哲民反动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且忠实执行右派集团积极招兵买马的指示。
杨焕尧把汉阳一中列为他们发展组织的“重点中的重点”，封王建国这个小集团为右派集团的马前先锋，要他担任民盟的学校小组长。
在暴乱发生的前四天，王建国、杨松涛等和杨焕尧就着手策划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具体行动纲领。
这伙匪徒利用学校召开学生代表会的机会，通过他们所挑选和训练的代表，在会上发出了正式进攻的信号：
要求五个党员干部退出学校，并声称“限期解决问题，否则要搞大民主。”
王建国反革命集团更不等代表会结束，紧接着就过渡到公开的暴乱。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民盟右派集团在汉阳暴乱事件中是起了点火作用的，是犯有罪行的。
社论说，一切忽视历史发展规律的丑类，总是要犯盲目主观错误的。
当他们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情不自禁地显出了原形。
这个由十多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史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革命和恶霸地主的亲属所组成的魔鬼集团，已赤裸裸地露出了他们仇恨共产党、仇恨新社会的丑恶面目。
像这个集团的“军师”杨焕尧曾任伪法官二十多年，是一个负有血债民愤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心怀不满久矣；
这次暴乱中的“罢课委员会秘书长”滕永俊，他父亲是恶霸地主，土改中畏罪自杀，他自誓要为父亲报仇，一朝得势，就要大杀共产党。
像这些败类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一有机会就起来兴风作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奇怪的是右派先生们一再攻击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政策，攻击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策，攻击和污蔑我们的肃反运动，诋毁我们的人事制度等。
从汉阳事件来看，我们能够让心怀敌对阶级思想感情的人不必改造吗？
难道对于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嫌疑分子、以及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应该彻底清查出来吗？
难道用人可以不管政治条件，可以让王建国、杨松涛、杨焕尧这种败类身居要职吗？
我们的结论是：
党必须加强学校的领导，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反革命分子必须肃清和依法惩办，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
这一切正是我们和右派必然展开一场尖锐斗争的关键。
社论最后指出，汉阳事件的严重教训，就在于敌人、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在于敌我阶级斗争并未结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反革命。
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个斗争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反击右派斗争的严重意义更可以从汉阳事件中得到证明。
这说明了在维护党的领导，和确保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反革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因此，我们对右派作斗争必须要狠，决不能存有任何温情主义。
我们必须把反击右派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新华社）

青年足球锦标赛分组预赛结束
广州队积分得球最多
据新华社天津讯
1957年十二单位青年足球锦标赛分组预赛，在今天进行了三场比赛后结束。
天津、广州青年足球队分别获得一、二小组冠军，延边、旅大两队取得小组亚军。
这四队将在从8月10日开始的决赛中争夺前四名。
今天的三场比赛是广州对西安、旅大对长春、北京对上海。
广州队以六比二胜西安，成为预赛十二队中积分和得球最多的一队。
旅大对长春是一比零，长春队获胜。
第3场北京和上海一比一踢和。

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
汉阳县第1中学事件真相
本报记者　曹葆铭
06月12、13日，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了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
他们利用汉阳县一中学生要求升学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组织了八百多名学生罢课游行，捣毁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县委机关，捆架和殴打干部。
他们还图谋打电厂、抢军火、劫监狱，扩大事件。
王建国的反革命集团
这次暴乱事件，是杨焕尧和王建国这个反革命集团接受了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集团的秘密指示，作了长期准备的有组织的活动。
王建国的家庭是反动富农，土改时被农民斗争了。
他自己参加过三青团。
解放后，他混进了青年团。
后来调到汉阳县一中当副校长。
1953年，王建国在学校组织了反动集团，骨干是杨松涛、钟毓文、张良绍等，这些人都是解放后为国民党特务作过工作的反革命分子。
这个反动集团用毒辣的手段腐蚀学生的思想。
王建国公开向学生讲：
“学生的前途就是六个大字：
金钱、名誉、地位！”
钟毓文还在初中三年级第9班学生中拜把兄弟，请学生喝酒抽烟，替学生介绍爱人，结果学生中纪律松弛，思想混乱。
年纪很小的学生就乱搞恋爱，有的还为恋爱纠纷跳水自杀。
王建国反动集团还在学生中进行反共反苏和崇美恐美的教育。
因此，在暴乱一开始，学生们就贴出了“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一百四十张。
马哲民集团和他们勾上了
今年04月，杨焕尧到学校点火，更使王建国反动集团野心勃勃，开始准备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
杨焕尧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今年02月，杨焕尧到武昌参加民盟全省盟员代表大会。
马哲民的亲信陆鸣秋向他讲：
“你提的在汉阳县发展组织的方案有代表性。
浠水萧天民一次发展了十一人，现在已当选为盟省委委员。”
马哲民也在座谈会上讲：
“外县发展组织是可以的。
现在发展组织由省盟批准，发展快些。”
杨焕尧回到县里，就私自设法弄了一张汉阳县一中大专学校毕业的教员名单，亲自送到民盟省委。
以后，杨焕尧又数次到武昌接受马哲民集团的指示，并带回马哲民专门用来介绍点火经验的“工作简报”十余份。
陆鸣秋还问杨焕尧：
“一中鸣放现在搞的怎样？”
杨说：
“搞是搞得起来，现在还没开始搞。”
杨焕尧从4月同王建国反动集团勾结上以后，就向这些人讲：
“省里决定以汉阳县为重点，一中又是重点的重点。”
并具体安排：
王建国作一中民盟支部的负责人，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作县民盟负责人，他自己将来要到省民盟工作。
报上公布章伯钧、储安平、马哲民的反动言论后，他就向这群人讲：
“我们的负责人发言了。”
并鼓动他们：
“我们没有权，就要争权。”
王建国反动集团见民盟支持他们，又从马哲民办的“工作简报”中学到放火闹事的经验，便公开向学生进行搞“大民主”的宣传，准备闹事。
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发斗争性”
王建国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时，有意歪曲，说什么“学生闹事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规律，闹起来也无法制止。”
他的党羽杨松涛、钟毓文等又把这些谬论在学生中散布。
接着，王建国又停止了政治课，专门在课堂上讲他过去如何参加游行示威。
杨松涛等也在班上介绍罢课游行的经验。
05月04日，三九班学生开晚会，钟毓文专门介绍过去的学生如何反对统治者罢课游行，斗争如何英勇，提出要“发扬五四传统”。
他还教学生们唱解放前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的歌曲。
在“五一”运动会上，杨松涛等故意制造裁判错误，借机煽动学生闹事，还说这是“培养学生的自发斗争性”。
在他们的这样培养下，有些学生可以为了吃钵饭桶饭这样的小事不断起哄，而且每次都闹着要罢课。
茶馆中的秘密会议
这时，这群反动分子就由杨焕尧、王建国和胡平轩组成三人小组，准备闹事。
当时，学校根据上级的布置，决定召开学生代表会，以劳动教育为中心，加强政治教育，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
杨焕尧等三人就认为“学生会是争权的好机会”。
06月02日傍晚他们在一个茶馆里开了个秘密会，决定将学生代表会的性质篡改为专门向领导提意见，和打击党支部。
杨焕尧还具体布置：
“王校长要通过民盟发展对象将这次会掌握起来，胡局长要支持王校长。
但在最尖锐的问题上，胡局长不要表示态度”。
谈到代表产生办法，杨坚决主张：
“选调皮的和敢提意见的学生。
万一我们的意见提不出来，就把代表事前训练一下。”
接着，他又分析形势说：
“如果会开恶化了，闹起来了，由王校长通过各方面掌握，胡局长表示消极态度，我在外面发动学生。
尽学生闹。”
会后，王建国、胡平轩就通过杨松涛、张良绍、钟毓文把学生代表会的性质和代表产生办法改变了，并且用接见学生代表和同学生个别谈话的办法，唆使学生专门提意见攻击党支部，这个反动集团的张安建还威吓校长韩建勋说：
“如果你一意孤行，会前是众叛亲离，会后是四面楚歌！”
学生代表会在6月08日开幕，一开会就给党的领导提了三百多条意见，要韩建勋回到农村去，让王建国当正校长，要全校五个党员都退出学校。
有的学生还公开讲：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要搞小匈牙利事件！”
钟毓文在背后鼓动说：
“问题不解决，星期三就可能闹起来。”
果然，星期三（6月12日），他们就利用自己制造的“招生比例问题”，把学生煽动起来。
这个反革命集团又进行了组织分工，确定那些人负责联系他们的党羽，那些人在幕后指挥学生。
他们还派遣了学生许斯武、范贤仕等五人参加到学生群里带头闹，并随时向他们汇报情况。
一次“小匈牙利事件”，就在这个魔鬼集团的策动下暴发起来了。
利用升学问题造谣点火
汉阳县第1中学今年暑期初中有九个班四百五十九人毕业，学生们对升学非常关心。
12日上午最后一节课快下堂，化学教员李穗在三年级第4班造谣说：
“今年招生很少，二十个人中取个把。
你们班成绩不好，顶多取两个。”
学生一听，便哄了起来。
这个消息立即在三年级九个班里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一、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到三年级第4、六、七等班去唆使学生找校长哄闹，要看有关的文件。
校长韩建勋（党员）向学生说：
“我没有文件，但有会议记录。”
韩建勋立即把会议记录给学生看了。
杨松涛却在学生中说：
“有文件不给看，这不是欺骗学生吗？”
使学生扭着要看文件这事，大闹起来。
当时，县委文教部副部长立即打电话向专署请示，肯定了全专区今年的招生比例是26.3％，赶来向学生作解释。
而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民盟发展对象，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却故意向学生说：
“省里决定是30％左右，最少不得少于5％。”
学生听见了有不少于5％的说法，更为恼火。
顿时在三年级九个班上都贴出了罢课的标语。
其中有的写着：
“打倒张贼（张奚若），活捉文教厅狗蛋！”
这时，有的学生问杨松涛：
“我们这样搞，会不会犯错误？”
杨说：
“这是正义的，不会犯错误。”
有些教员也写出标语：
“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
“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这一来，学生的劲头更大了。
一些学生马上就打钟聚集起来，要到县人民委员会去找文件看。
他们又集体向高中学生喊话，到初中一二年级教室旁边丢石子乱哄，把高中一年级第3班学生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哄出来了。
校长韩建勋要召集教师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劝止，这时也召集不起来。
学生们就乱哄哄地涌出学校了。
乍一看，这好像是学生们为了升学而闹事，但学生们一上街，一些学生就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和口号。
学校地上也画了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
事情的性质很明显地暴露出来
了。
开始就露出了反革命尾巴
他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首先冲进文教局打东西、翻文件，然后又拥到别的办公室乱打乱闹，把县长办公室的门也打破了。
他们在县长韩茂林宿舍门口写着：
“假道学的县长，兽中央的走狗！”
“你们这些吃饭不做事的东西，滚下台来！”
等等。
这时，有的学生在县人民委员会打电话给邻近的二中、三中，要他们也罢课响应；
没有摇通，便将电话机毁了。
有些学生就抢了县人民委员会三辆脚踏车骑下乡去。
暗藏在附近一家杂货店里的杨焕尧这时唆使学生说：
“到邮电局去打！”
学生们又拥到邮电局去，邮电局职工都围着总机房，不准他们挨近总机。
这时，教员王少平出面要干部去找县长，说：
“不找县长，学生不肯走。”
学生这才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公布招生比例；
二、全国统一招生；
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
但是，李副县长出来答复，他们不听，县委派宣传部长等来解释，他们也不听。
有个学生喊了一句：
“头头们都在县委会！”
学生们又涌向县委会去了。
学生们一到县委会，就冲进了各个办公室乱打乱闹。
有的学生还冲去抢组织部里的档案，被干部拦住。
学生们又把县委会的牌子反过来，写上：
“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
两次捆架干部
这时，住在邻近的兵役局长上官明显大尉赶来劝止学生说：
“现在已发现反动标语，你们要提高警惕！”
团县委干部胡子樵也解释说：
“你们不要上了反革命的当！”
学生顿时就哄起来：
“什么？
你说我们是反革命分子！”
立即从兜里掏出绳子来，把胡子樵捆到学校去了。
学生吃晚饭时有人说：
“上官局长说县一中是反革命窝子。”
杨松涛就趁机鼓动说：
“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去找他说清楚！”
并且教唆学生说：
“抓不到他的人，也要把他的枪拿回来！”
学生马上就拥到兵役局去。
找不见上官，顿时有人指着楼上军火库说：
“他躲在这里面！”
学生就往军火库拥，被干部们拦阻了。
这时，有的学生在县委会看到上官，一声吆喝，又涌到县委会去，架着上官就往外拖。
一到学校，教员余心平从身后拦腰一把将上官抱住，学生们则在周围喊着要他缴枪。
上官说：
“我身上从来不带枪。”
并坚决表示：
“你们正义的要求，我支持；
你们错误的要求，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支持。”
学生就把上官关在花园里。
晚上，县委派了十几个干部劝说学生把上官局长等人放了，同时召开教师紧急会议，公布招生比例，要教师劝止学生，不要再闹。
但是，校外的幕后指挥者杨焕尧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就偷偷到学校和校内的指挥人王建国联系。
杨焕尧要他们有组织有领导地闹。
王建国又同他们集团中的张良绍（副教导主任）、杨松涛碰了一次头，他们认为外面有民盟支持，于是决定次日继续有组织有领导地行动。
接着，张良绍召开班主任会，传达了这个意图。
因此，当学校召集教师紧急会议，传达县委关于争取复课的措施时，杨松涛、张良绍、余心平、王少平等人都私自离开会场，分头到教室、寝室中去鼓动：
“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但今天没有组织好，明天要有组织地闹。”
“你们今天早点睡，明天起来好闹。”
王建国在会后也去学生中作了一番鼓动。
13日早晨，学校黑板报上又贴出了大标语：
“武汉市学生罢课取得了胜利，招生名额增加了一万多名，由30％增加到50％以上，把我们由26.3％降到5％。
政府这样处理是合理的吗？
我们要坚决行动起来反对！”
早饭后，三年级第9班学生首先排队绕校一周，喊各班学生出来，大骂不肯参加的学生是“叛徒”、“无耻”，并说：
“谁敢反对，拳头领教！”
结果，全校除了高中一年级第1、二、四等三个班继续上课外，八百多名学生都停课上街了。
有许多学生还买了新绳子，准备捆人。
几次要捆县长
学生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
县长韩茂林接见了他们的代表。
韩县长批判他们昨天的行动已超越了民主的范围，写反动标语，捣毁公物，捆绑干部都是不对的。
学生代表就在下面哄。
韩县长答复他们的要求说：
“招生比例肯定是26.3％。
全国统一招生的问题，汉阳县不能解决。
你们的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我要向你们解释。”
这时候，杨松涛又在外面唆使学生捆县长。
学生几次往里拥，都被站在县长周围的干部挡住了。
县长作了答复以后，有几个代表已满意了，但有的学生代表说：
“我们不能代表全体同学，你出去答复。”
韩县长刚一动身，学生就围拢来，暗中打他并将他挤倒在地上。
这时，干部来扶县长，学生们就指着干部骂：
“你们是县长的狗腿子！”
“你们打学生！”
后面的学生就丢绳子，前面就捆干部，顿时捆走了滕良知等三个干部。
当韩县长把他向学生代表讲的话向全体学生重讲了一遍后，学生们已经没有意见了，准备散去。
王建国却暗中派遣他所培养起来的闹事能手许斯武（学生）跳上凳去煽动大家要求韩县长领着学生去省里请愿。
冲进县委打干部
就在这时候，县委会的炊事员王大才在街上碰见两个学生卡着干部朱家承的脖子往学校拖。
王大才立即要学生松手。
学生不答应，他便将学生的手拉开，放走了朱。
有个学生上前夺，王大才就把这个学生拉进了县委会。
有的学生就跑到县人民委员会喊道：
“同学们，县委会捆了我们三个同学，在吊着打！”
学生们立即涌向县委会。
当时县委已经把这个学生放出去了。
但是，杨松涛却叫学生：
“冲进去！”
王建国也高喊：
“同学们的行动是正义的！”
学生就一股劲往里冲。
冲破了县委会的门，见了干部就打。
学生们把干部李邦祯打晕了，四肢抽搐；
把干部陈吉逵捆的浑身血印；
学生们抓住干部丁玉乔的头发，压在地下，拳打脚踢。
这时，王建国派遣的学生许斯武在楼上吹哨子，杨松涛在下面喊：
“捆书记！”
有的学生就把县委书记赵连吉逼到墙角，准备捆打。
正在这最紧张的时候，有几百工人赶进县委会来了。
工人农民起来反击
本来，工人、农民在12日就对学生的暴乱行为很不满意。
下乡宣传的学生要求农民支持他们。
农民骂他们：
“你们吃饱了，不安分念书，净干些坏事！”
12日晚，学生在捆上官局长的同时，把反动标语贴在全镇工人的光荣榜上，工人便自动集会，要出面制止学生的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秩序。
当时经工会主席劝说，工人推派了二十名代表到学校交涉，要学校撕掉光荣榜上的反动标语，并制止学生闹事。
13日下午，工人听说学生又在县委会捆打干部，就自动停止生产，一下子聚集了六七百人，坚决要保卫机关，保护领导同志。
当时，县委劝他们不要来，但当学生越打越厉害时，工人们便以工会会籍保证：
只劝架，不动手。
于是他们就赶到县委来了。
谁知工人队伍一到，学生就扑打他们。
工人们被激怒了，当时就使劲捏着一些学生的胳膊往门外拖。
学生见再打人会吃亏，便捆了五个工人、七个干部退回学校去。
工人们见学生捆走了自己人，也赶进了学校。
邻近的农民听说学生在县委打干部，也喊着“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权”、“反对一中学生违法行为”等口号，赶进镇里来。
这时，工人、农民、学生都拥在学校的院子里，情势非常紧张。
县长连忙赶到学校，要大家坐下来，派代表谈，由政府负责处理；
同时要学校把捆来的工人、干部放出来。
这时，杨松涛又在人群中唆使学生：
“把县长捆起来！”
电厂工人唐新余、油厂工人易国清听见了，喊了声：
“县长是我们选的县长，谁敢捆！”
当场就把杨松涛抓住。
这时，工人、农民的代表开会提出三个要求：
一、制止学生违法行为；
二、严办凶手；
三、立即复课。
县长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学生代表自知理屈，不敢出面。
反革命分子要杀学校里的党员干部
当工人、农民散去后，学校里又谣言蜂起，说什么“学生一百四十六人被打，二人有生命危险。”
“县委雇工人打学生，请工人在餐馆吃了一顿。”
“工人打一天三块钱，农民打一扁担三工分。”
等等。
同时贴出标语，要“捉拿总凶手赵连吉（县委书记）”。
这时，教员张安建还同几个学生商量，要用刀子、铁刺，杀死校长韩建勋等党员。
晚饭后，学生又包围办公楼，几次要冲上去打韩建勋等。
学生汤惠民还手持刀子往上冲，一个教师发现了，夺下了他的刀子。
进一步扩大事件的阴谋
黑夜，王建国等又组织几十个学生手持刀子、标枪、棍棒，放哨戒严，造成紧张气氛。
王建国又派学生许斯武同十几个学生开秘密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九项措施”，要派代表步行到省里请愿，派学生下乡宣传，并坚持罢课；
要求“惩办总凶手赵连吉，叫他到新疆开荒，韩茂林削职为民”；
同时立即写成“告全国人民书”、“告武汉同胞书”、“上诉书”和“给湖北日报的一封信”。
张良绍马上给他们腊纸，将“上诉书”和“告全国人民书”印发出去了。
王建国又指使许斯武，要他们找县人委开介绍信到省里请愿，不开就闹。
这天夜里，余心平又造谣说：
“国民党三千军队占领了侏儒山（离蔡甸约五十来里），一中学生占领汉江下游。”
学生们也准备冲进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委会组织工人打学生的真相”。
他们还阴谋打电厂；
等全镇电灯一灭，便抢军火、劫监狱。
电厂工人也发现十多个持着棍棒的学生在工厂周围活动。
工人们当时就安上电网，通上电流。
各机关、单位也通宵守卫，防止反革命分子趁机制造暴动。
14日早晨，学生又找王建国开会，一面派学生下乡挑拨工农关系，一面准备下午开全校大会，斗争韩建勋、周秉贤等人。
水落石出，开始复课
这时，地委秘书长赵克坚和县委已分析了这个事件的性质，派人把王建国找来，向他严重指出：
“这已经超出了民主范围，是敌我问题。”
下午，赵克坚召集学生开大会，在会上分析了反革命分子趁机制造暴乱的事实。
县委又派了大批干部去附近各乡说明事件真相，并组织各界代表参观现场。
县司法机关也在群众要求下，传讯和逮捕了当场发现的祸首杨松涛。
事件平息下来了，学生开始复课。

上海城区面积扩大一半
据新华社上海7日电
到目前为止，上海城区面积比解放以前扩大了近二分之一。
上海现在的城区面积是一百一十多平方公里。
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上海城区面积只有八十多平方公里。
解放以后，新增加的城市面积，主要是新的工厂和工人住宅。
八年多来，国家为劳动人民修建住宅、道路、桥梁和楼上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城市建设所花费的资金，折合成黄金约二百万两。
这几年里，上海兴建了三百多万平方公尺的工人住宅，有五、六十万职工和家属搬进了新居。
国家还填平了几十条横贯在棚户区的臭水沟。
工人住宅区的给水站已经由过去的一百五十多个增加到一千八百多个。
十六万多个劳动人民的家庭新接上了电灯。
在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之间、市区和郊区之间，新开辟和调整了五十多条公共交通路线。

为地方工业找资源
据新华社成都7日电
四川省地质局勘探队改变过去只找大矿不管小矿的作法，积极为地方工业提供适于小型开采的矿床。
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局的大渡河勘探队察勘了矿点五十多处，先后在宝兴、芦山、荥经等县向地方提供出锌、铜、铅、镍、铁等矿共十多处。
据初步勘测结果，开采这些小型矿床方法简便，投资少，收效快。
为地方工业提供小型矿床，是这个局今年贯彻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方针以后，新开辟的一项附带业务。
在此以前，四川省地质局只为国家勘探可以兴建大厂的矿源。
他们今年在宝兴县普查到一蕴藏量有一千多吨的锑矿，就立即通知当地有关部门设法开采利用。

北京人民机器厂紧张施工
明年可以出产大型印刷机
建国门外，我国第1所能够制造世界上最大的、最精密的印刷机器的工厂——北京人民机器厂正在紧张施工。
目前，在这个工厂的工地上，职工们正在打厂房的基础，做预制构件。
预计明年第1季度，这个工厂可以建成投入生产。
据这个工厂的厂长说，它将来主要的产品是：
每小时可以印八万张报纸的高速轮转机，印书的全张自动铅印机，印画报和纸币的胶印机，以及汉字排铸机等。
这些机器非常精密，都由千个以上的零件组成。
过去我国用的大型印刷机器都是靠国外进口，等到这个机器厂建成以后，不但可以基本上满足我国印刷业的需要，还可以有部分产品出口国外。

北京市毛纺织厂试生产
年产哔叽可供七十万人各做一套衣服
在北郊清河制呢厂西边，新建成的她的姊妹厂——北京市毛纺织厂已经开始试生产。
年青的女工们把一团团澳洲毛条，纺成纤细如丝的白纱，再织染成各种颜色漂亮的哔叽。
这个新厂拥有一万零四百个锭子和全套织染设备，每年可以生产哔叽一百九十五万公尺，用这些哔叽可以做七十万套制服。
这个工厂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生产精毛织品的工厂。
它的设备如高速粗纱机、防缩机、电压机等都是最新式的，经过防缩机处理的毛织品不会再收缩，也不怕被虫蛀。
这个工厂将在今年第4季度正式投入生产，它的产品除了供应国内需要以外，还要出口一部分。
预计开工半年以后，它就可以将全部投资赚回来。

坚决保证完成今年基本建设计划
中共兰州市委动员组织施工高潮
新华社兰州6日电
中共兰州市委5日召开全市基本建设单位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计划的动员大会。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四十多个单位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八百多人。
会上，由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兰州市副市长孙剑峰做了报告。
兰州市各基本建设单位上半年在施工管理方面比去年有了改进，各单位的增产节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单是兰州工程总公司由于在上半年推广了钢筋冷拉、半硬性混凝土和以竹材代木材等先进经验，就为国家节约了钢材二百吨、水泥六百六十五吨、木材六百八十六立方公尺。
兰州炼油厂、兰州市建筑工程公司和阿干镇煤矿工程处等九个单位，上半年为国家节省资金四百三十九万多元。
但是，各单位的计划完成不好。
到7月底止，平均只完成全年基本建设计划的35％左右。
兰州石油机械厂等大工程计划完成的最差，还不到30％。
孙剑峰在报告中指出，计划完成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普遍存在松劲思想，能解决的问题也未积极想办法解决，互相推托、扯皮，以为国家要调整建设规模和速度，就可以放松领导，不重视国家计划的完成。
他说，兰州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地区，今年的任务并未比去年减少，炼油厂、石油机械厂等大工程的投资，都比去年增加很多。
而完成这些任务比去年也有更好的条件。
孙剑峰说，为了完成任务，首先要领导上坚决克服消极松劲思想，充分发挥有利条件，组织施工高潮，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其次各单位要作好协作配合工作，互相支援，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面观点。
他说，今后的施工时间，按兰州气候还有三个半月，除掉假日和雨天，实际工作日不到九十七天，因此，要组织施工高潮，必须领导亲自动手，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施工，以期完成国家交给的建设任务，这也就是具体的有力的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

小型竞赛
——访唐山华新纺织厂
肖铃
编者按：
最近，唐山市的一些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围绕着各小组、工种、工序的关键问题，展开了同工种或上下工序之间的小范围的竞赛。
例如开滦唐山矿第1采煤区的“回柱绞车”竞赛，唐山钢厂炼钢车间的“不洒铁水”竞赛和本文所介绍的华新纺织厂织布场的“减少疵点”竞赛等等。
这种竞赛目标明确具体，容易深入，可比性强，评比起来准确简便。
因此，这种竞赛既受群众欢迎，效果也好。
目前有许多企业领导者只注意大型竞赛，而忽视甚至放弃了对班组竞赛的领导。
这种轻重倒置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走进唐山华新纺织厂的大门，一张张的“捷报”“闪电报”和大字报出现在眼前，这个厂的数千职工正在开展紧张的小型竞赛。
在最先开展小型竞赛的准备、布机、整理等车间，洁白的墙壁上挂着朵朵红花和贴着喜报，那是给小型竞赛中创造了突出的成绩的工人的祝贺。
在优胜者的验布机和织布机上，插着胜利红旗。
在各个车间墙上还挂着公布每日成绩的各种各样的竞赛指示图表。
华新纺织厂的小型竞赛是从今年04月开始的。
到6月底，全厂在纱场、布场、染场等单位已经按工种、机台组织了三十多种不同内容的小型竞赛。
开展小型竞赛后，布的质量不断提高。
过去，布疵点多，整理间验布和修布的工人老也验不完、修不完。
每月验修不完的布堆得像山一样高，不能出厂。
开展小型竞赛后，再也见不到这种现象了。
布的质量提高还可从以下数字看出：
04月份上等品占98.99％，5月份占99.83％，6月份占99.86％。
华新布场已有几年开展劳动竞赛的基础，小型竞赛就是在这基础上，作为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手段、以实现增产节约为目的而开展起来的。
开展小型竞赛，首先要确定通过竞赛解决什么关键问题。
根据车间的历史资料和工人们的意见，确定了布场的总的关键是不拆布和减少疵点。
而布机拆布多和布上疵点多，又联系到很多个工序。
于是计时工、经纱工、布机工都开展了竞赛。
每一个工序的竞赛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小的关键，但这些小关键又围绕着解决一个大的关键——提高布机工人织布的质量。
（在竞赛中解决的关键应具有群众性。
有些关键需专门组织技术力量来解决，不适于组织竞赛。）
小型竞赛开展前，上下工序与不同工种之间的工人经常相互埋怨、扯皮。
通过小型竞赛，各工种和上下工序间的工人都把自己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解决了，为下一道工序的工人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
因而车间出现了互相写信道贺的新气象。
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工人们自动地组织各种小型座谈会来交流点滴经验。
党员郭瑞兰把着手教给吴桂珍落筒子不出油纱的操作，使吴桂珍解决了出疵点的关键。
领导上也总结和推广了验布工人刘美珍、聂春莲的减少漏验分的先进经验。
小型竞赛能以吸引广大工人参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竞赛的可比性强。
像布机间的竞赛，每天有专人做布机疵点处分统计表，这种统计表简单明确，一目了然，每工区（相当于别的车间小组）有一张，每天公布一次。
同时，每天还把这个统计表的数字写在车间墙上的小型竞赛的指示图表上。
工人一上班，首先看竞赛指示图表。
看谁的疵点最少，谁漏验分最少。
只要发现自己和小组的成绩没有提高而别人提高了，大家就自动开会研究找原因，谁也不愿意落在小型竞赛的后面。
这种可比性必须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体现出来。
例如，在布机间虽然都是织布的，由于机器有新老的区别，自动换纱的新车与人工换纱的老车就不能一起组织竞赛、评比。
同样是新车或老车，但因织的布品种不一样，有斜纹、平纹之分，不同产品也不能在一起比。
因此，要使得竞赛具有可比性，要作极细致的组织工作。

首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
本报讯
本报记者阚甸义报道：
关心首都的人们，一定很想知道现在北京又有些什么新的建设成就。
今年北京地区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项目共有三十五个（不包括中央的文教建设项目）。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处国内少有的重点建设工程的情况吧！
广播中心　电视基地
中央广播大厦已具雏型
在东西长安街中央干道两旁，又有许多新建的高层建筑物矗立起来了。
复兴门外护城河畔的一栋十一层高的楼房，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中央广播大厦。
这是未来全国广播的中心，也是北京市第1座突破十层的楼房。
加上楼顶的电视塔，它有八十七点五公尺高。
大厦西翼的外型工程现在已经完工，中央和东翼的工程年内也可能完成，紧接着的将是室内的装修工程。
到明年第2季度，全世界的听众就可以收听到从这里播送出去的中国人民的声音。
北京的市民们明年也可以坐在家中，从国产的电视机里，欣赏由这里播送的有趣的电视节目。
大厦的中央部分有一个可以容纳二百五十人演奏和五百人欣赏节目的音乐大厅。
大厦中央的顶部有电视发射台和电视塔，全套设备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
三十公里范围内都可以收到电视节目。
西翼是编辑部。
东翼有大小十七个演奏播音室和语言播音室，此外还有总控制室、胶带库、音响实验室等。
将来重大的会议、节日和其它实况广播等，都将要通过这座广播大厦，再由传音电缆分送到各播音台播送到全国各地去。
（附图片）
正在建设中的广播大厦的外貌。

建军节纪念邮票
本报讯
为了庆祝“八一”建军三十周年，邮电部决定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共四枚。
因赶印不及，在8月10日先出售第1枚和第3枚。
这两枚邮票是四分浅紫色的南昌起义图和八分茶棕色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图。
另外两枚是四分黑绿色的井岗山会师图和八分黑灰色的解放南京图。

现代化大台竖井快要建成
产量等于京西矿区的一半
在北京城西北方向五十多公里的大台山区，正在建设着京西矿区的第1对现代化的竖井。
目前，副井和一部分巷道、福利设施已经完工开始使用；
主井、皮带运输走廊、铁路等工程在今年内都可以完工，明年07月就能全部移交生产。
这对现代化的竖井是由我国自己设计的，从采煤到运输，全部采用机械化设备。
它每年生产的无烟煤，接近目前京西矿务局所属各矿煤炭年产量的一半。
记者曾随同建井处的同志到井下去参观。
井下主要运输巷道非常宽大，拱顶是混疑土砌筑的。
巷道的辅轨和架线工程已经大部完成。
将来各采区采的煤，由装岩机装入拖罐，就由电机车直运井口。
在地面上有一条长二百多公尺的、横跨一道清水河直达北岸火车站的皮带运输走廊，可以把煤运到储煤仓或自动装入车厢外运。
现在，钢结构的皮带运输走廊横架已经矗立起来，正待安装皮带运输设备。
（附图片）
下图是大台煤矿竖井的高大井架和钢结构的皮带运输走廊横架。

盛夏季节的大兴安岭林区
据新华社海拉尔6日电
新华社记者白皓报道：
目前，有三万多名森林工业职工、铁路和公路工人，以及科学工作者，活跃在盛夏季节的大兴安岭林区。
每天，太阳一升起来，各伐木区的山林中便响起锯树声，高大的落叶松垂倒声，集材拖拉机的马达声，以及装卸工人的“嘿吆”声。
在运材线上奔驰着汽车、火车。
在新开发的林区，修筑铁路的工人们劈山的铁镐声、崩岩的炮声，震荡着山谷。
到处是紧张而充满朝气的劳动场面。
7、8月间，大兴安岭森林中蚊、虻，壁虱等吸血昆虫猖獗起来，伐木工人们不时地赶走一批又来一批，实在赶不胜赶的时候，为了不降低生产效率，只好叫它们咬几口，为着解除这些吸血昆虫的为害，就在伐木工人的旁边，有森林工业部卫生处和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的一批医学工作者在作着驱逐吸血昆虫的驱虫网和烟雾杀虫剂的试验研究工作，以及有关壁虱脑炎的调查研究工作。
盛夏的森林总是多雨的。
可是，为了尽力满足国家各生产建设部门对木材的迫切需要，许多工人在雨天坚持工作。
采伐工人遇上阵雨，就用大桦树皮遮着身体蔽一会儿，遇上小雨干脆不停歇。
在通往新林区的铁路筑路工地上，可以看到在峭壁上的工人，腰间系着绳索在凿眼，准备放炮，让顽石低头。
在铁路线上的沼泽地带，可以看到工人们在泥水中作业。
在永久冻层地带，挖土工人们挖下五十公分左右便是冻土，他们实行了日光晒土法，晒几天再挖，分段轮番地晒，轮番地挖。

科学普及教育的新园地
北京天文馆基本完工
西直门外有一栋圆形红铜盖顶的建筑物，同苏联展览馆的镏金尖顶遥相辉映。
这就是新建的北京天文馆。
现在它的建筑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粉饰工作。
天文馆的主要工程天象厅已经开始提前接待客人。
今年建军节的次日，有六千位解放军官兵在这里进行“宇宙旅行”，探索星空的秘密。
他们提前看到了二十九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北京地区天空上将要出现的一颗彗星。
在这个天象厅中央放着一架外表像哑铃的天象仪，可以在圆顶银幕上放射出九千多颗人造星。
一年四季的星空变化，以及几千年前和几万年后星空的情况，它都能够表演。
天象厅前厅还有美术家吴作人、艾中信等人创作的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巨幅壁画。
右边是一个展览厅，左边是演讲厅和科学教育影片放映厅。
天象厅外面，还有小型天文台和气象台；
往西一大片地区将建成天文广场。
天文馆是进行科学普及教育的园地，以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来教育群众，使群众正确地认识宇宙。
它的设备是由民主德国供给的。
目前世界上像这样规模的天文馆也只有二十多个。
北京天文馆天象厅外景，左侧是气象台。

重游黄石
曹铭
汉沪线的大轮船开出汉口约五小时，就听见女播音员在介绍：
“旅客们，前面烟囱林立、冒着各种颜色的烟云的地方，就是我国新兴的工业城市——黄石！”
我曾在黄石住过三年。
不用上岸细看，我就能从煤烟的颜色、烟囱的形状和位置，辨别出各个工厂。
对黄石，我真是太熟悉了。
但是，这一次我刚上岸，就吃了一惊。
我1951年初刚来这里，沿江的一条道路被伸出的山头和湖塘挤的很窄，时常听见有人骑着车子摔到坡下或桥下去；
1954年初离开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削山填湖，沿江筑起了宽阔的碎石大马路。
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高级水泥路面的大街，街中间还设有许多花坛。
街道两旁的空地，也盖起了许多两层、三层和四层的楼房。
从1952年起才有三辆公共汽车在沿江马路行驶，现在线路遍布全市，车辆也多了、新了。
我到市里一个朋友家去，他递了杯茶给我，同时就声明说：
“这是自来水！”
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几个厂矿外，市里居民都还从江里、塘里挑水喝，而现时市里已有自来水了，这是旧中国许多省城都办不到的事情啊！
黄石，是1950年才由大冶县的黄石镇改建为省辖市的，但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悠久。
它的对岸，传说大败曹兵的周瑜曾在此载歌载舞，故取名“散花洲”。
邻近大冶钢厂的西塞山，大诗人杜甫曾经写过“西塞山怀古”的诗：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具体描写了三国末年的一段历史：
吴主孙皓在此用铁锁拦断江面，以阻挡司马炎的水军，但被晋将王浚将铁锁烧断，战舰便直抵吴都石头城下，孙皓只好出降。
1890年，汉阳铁厂从铁山修了条铁路直达这里江边，由此转运铁矿。
1922年，汉冶萍公司又先后在此建了两座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日产四百五十吨生铁的高炉。
这里还建起了两座煤矿、一座水泥厂和一座电厂，在我国中部形成了一个重工业区。
黄石是有充分发展的条件的。
在这个不大的地区里，埋藏有品质优良、著名世界的铁矿，有比整个铁矿价值还大的铜矿，有无烟煤矿，以及制造水泥和冶炼钢铁所必需的石灰石矿。
特别是它又临近江边，交通方便，比别的矿区更是得天独厚，开发方便。
但是，在解放前的六十年里，这里的工业反而衰落了。
临解放时，大冶钢厂还是个既不出铁、又不出钢的“华中钢铁公司”。
华新出了几千吨水泥卖不出去。
电厂发出很少的电也用不完。
源华、利华煤矿也都陷在经济拮据的困窘中。
一解放，党和人民政府就非常重视这个地方，将它改为省辖市，并派了大批干部来同全市职工一起恢复和发展生产。
停滞的工业复苏了，并且逐年上涨。
1950年，华新生产三万五千吨水泥，去年的产量又增至五十五万多吨水泥。
去年钢的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二十多倍，其他如煤、电、铁、钢材、石灰、砖瓦等都有很大的增长。
大冶钢厂最初利用旧有的一对小贝氏炉生产，两天炼一炉钢；
利用小高炉炼铁，一天出二十多吨铁。
从没有生产到开始生产，已为一些技术人员赞叹不已，而他们现在已做到贝氏炉一天炼一百多炉钢，小高炉一天出一百多吨铁。
他们从1953年起又开始生产旧中国从未炼过的优质钢，现时已能炼一百八十种优质钢，去年一年就供应了全国一千一百九十八个工厂和工程单位若干万吨的优质钢材。
新建的铜矿也投入了生产。
正在这里大规模地进行建设的，有大冶钢厂的扩建工程，大冶铁矿和橡胶厂的建设工程。
将来还要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冶炼厂、一座化学工厂和许多小型工厂。
我去大冶钢厂工地参观，看见原有的一座石山和几个大塘都已炸平填齐。
新起的炼钢厂房矗立在旧车间之间，使现有的生产规模显得很小很小。
成千的工人还在修建大型轧钢厂等单位的厂房。
它的第1期工程建成后，就将使全国的优质钢产量增加三分之一。
1951年初这里只有近八万人，十八万平方公尺的房屋，绝大多数都是破旧的土屋和茅棚。
现在全市已有十八万人。
在陈家湾、沈家营和铁山等地也盖起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职工宿舍。
全市七年来总共新盖了三十八万多平方公尺的房屋（不包括厂房），为解放前六十年建筑总面积的两倍多。
他们还在市里修了四十条、五十九公里的道路，并在沿江大道建起了热闹的大街。
商业局也在各个厂矿和各个住宅区设立了四十个综合商店，职工们去一家商店，就可将所需的各种日用品买齐，非常方便。
1951年这里只有一个由不通风的旧庙改成的剧场兼电影院，五百个座位。
第2年，盖了一座有一千二百个座位的工人剧院。
大冶钢厂又利用原有的礼堂改建了一座电影院。
现在，又新建了黄石剧场、大众剧场、铁山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等八个娱乐场所。
黄石的学校也由解放初期的十一所小学、三千来人，增加为四十八所小学、一万六千人；
由一所中学、一百四十多人，增加为五所中学、二千四百多人。
还新建了两所中等专业学校，近一千人；
新建了十六所幼儿园，容纳一千多名儿童。
医院也由两座、一百二十张病床，增加为六座、一千零二十张病床。
在庐山设立的工人疗养院还没有计算在内。
我参观了大冶技工学校和市立第3医院。
第3医院是去年才建成的，都是三人一间或六人一间的病房，很舒适。
我还参观了他们的具有电疗、光疗设备的理疗室、具有新式无影灯的两间大手术室、具有三架万能手术台的妇产室和“爱克斯光”室，这些设备在解放前都不是普通的医院所能设置的，但这座医院的设备，在黄石市还只能占第4位。
星期六晚上，我去新建的工人文化宫。
门前两边的房里，有些人在打乒乓球。
后面是一个水磨地坪的大厅，许多青年正在这里练习滑冰。
楼上左边是阅览室，陈列着各种报纸、杂志；
右面房里和走廊上，有些成年人在下棋，打牌，一些红领巾在打克朗球。
从大楼出来向右拐，就听见旋律鲜明的舞曲和看见黯红黯绿的霓虹灯光，穿着入时的青年男女正在新建的舞池里跳舞。
它的旁边还有个设置有滑梯和翘翘板的儿童游戏场。
后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
我走到左边，在一座古香古色的回廊上，看见很多成年人泡上一壶茶，躺在竹椅上乘凉。
廊后的树林里传出了青年男女的歌声和笑声。
旁边的小河停靠着几只游艇，原来这环绕文化宫的小河直通后面的大湖，人们可以在湖上泛舟。
这真是一座美丽的公园！
在旧社会里，一个城市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在新社会里，党和人民政府七年就将黄石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完成了六十年没有完成的事业！
这难道是右派分子闭着眼睛所能抹杀得了的吗。
（附图片）
新建的黄石大道街景　黄石日报　燕扬摄

不顾各国人民抗议
美国再次试验核武器
新华社7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今天在内华达州原子武器试验场又举行了一次核武器试验。
这是入夏以来所举行的第11次试验。
在这以前，当局在6日逮捕了十一个前往试验场抗议核爆炸试验的人。
尽管如此，今天还是有人在离试验场三十英里的地方表示了抗议。

五十万人的和平大示威
——世界青年集会要求禁止原子武器
本报记者　程光锐　戴枫
苏联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原子弹受害者、日本姑娘永田尚子，一个是失去女儿的母亲，一个是失去母亲的女儿，她们一见面就热烈地拥抱起来。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取下自己的白围巾给尚子围上，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尚子的头发，把尚子搂在身边，对这种伟大的母爱无限激动的尚子紧紧地偎依在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身边，微笑着，两眼闪着泪花……。
这件事发生在8月06日莫斯科练马广场举行的各国青年争取和平友谊大会上。
大会五十万参加者——参加联欢节的各国青年和莫斯科的市民都不能不为这动人的情景所激动。
他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十二周年这一天来到这里集会，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
争取和平与友谊，决不允许战争和原子弹再夺去他们的亲人，决不能再让各国人民遭受永田尚子的命运！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高举着旗帜和火把的各国青年代表们和爱好和平的莫斯科人把红场旁边的马乃热广场和广场附近的所有街道都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人站在广场旁边大楼的屋顶上。
夜幕降临的时候大会开始了，两队青年手执火把走上讲台，把一支火把交给一个女孩，再由这个女孩把讲台上的一个巨大“和平火炬”点燃，熊熊的火焰燃烧着，这是各国青年争取和平、斗争不息的象征。
第1个讲话的就是原子弹惨祸的历史见证人、来自长崎的日本姑娘永田尚子，她在讲出十二年前美国的原子弹如何夺去她的亲人和她的幸福生活。
……那是十二年前的8月09日，天气是那样的美好，战争迫使学校停了课，尚子只好在家温课，清早妈妈上班去，临走前照例抚摸着尚子的肩头，叮咛她：
“好好念书，不要乱跑。”
十岁的尚子睁着一双圆眼睛目送着自己的妈妈出门，谁知道这就是永别！
不多一会，只见青光一闪，房屋倒塌，尚子立刻失去了知觉……。
当她被人救醒过来的时候，只感到头昏，鼻子出血，她再也找不到妈妈了。
以后的十二年尚子过着多么痛苦的日子，原子病使她失去了健康，她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可是长得又瘦又小，因为气管窒息了，不得不在脖子上开个洞来呼吸……。
永田尚子说，她还算是侥幸的，目前日本还有八十多万男女害着比她更严重的原子病，而且每天都有一些人死亡。
因此，她坚决主张禁止原子武器。
她在这个大会上激动地说：
“让我们团结起来吧，全世界的人民都为禁止原子武器团结起来，才能有永久的和平。”
谁能不向这位为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的战士致敬？
谁能不对这位原子病患者寄与同情？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苏联、中国、非洲的姑娘走到讲台上和尚子热烈拥抱，广场上千万人的掌声雷鸣。
今天来参加大会的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纲冈弘、清胤彻昭。
十二年前的8月06日清晨，十六岁的清胤彻昭和别的五十多个孩子在街上跑步、做操，这时飞来了美国的飞机，不久原子弹落下来，清胤彻昭被一阵黑风抛了一丈多远，混身着火，人事不省。
等他被救醒过来的时候，五十多个孩子只有七个孩子还有点呼吸，他就是救活了的一个。
但是原子弹的爆炸影响了他的健康，他胸前的肌肉被烧出了层层的折皱。
后来他出家当了和尚，他对我们说：
“我来到这里就是不让我的惨痛的遭遇再在别人身上重演。”
禁止原子武器是各国人民和各国青年的共同意志。
苏联英雄、“无脚飞将军”密烈西叶夫和英国、印度、加拿大、日本等国的代表都在大会上表达了这个意志，请听密烈西叶夫的洪亮的声音：
“为了幸福的将来，我们积极起来为反对原子武器，为反对策动新战争而斗争。”
请听日本代表左野的呼声：
“如果想过和平的生活，那么就加入我们制止原子武器的斗争行列吧！”
加拿大和平人士文幼章的话多么意味深长，他说：
“几个钟头以前，我的家里诞生了第8个孙女儿，我想为了不让放射线侵入她的身体，也不让放射线侵入世界各个角落的男女们的身体，只有发动群众要求自己的政府停止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
战争，不行！
人民需要和平！
讲台的银幕上在映出战火的浓烟和断壁残垣的时候，同时用各国文字映出引人注目的字：
“不行！”
银幕上再映出人们划船、游泳，孩子们在跳舞，工人们在念书——到处是鲜花开放的时候，同时映出各种文字的“和平”。
歌声，歌声，到处是和平的歌声！
请听日本青年们合唱的“决不允许使用原子弹”的歌声。
这首歌曲是控诉美国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杀害日本人民的：
“渔船都闲着，船主人的眼睛都瞎了，
这是两颗原子弹造成的惨祸，
陆地上的人，海洋上的人，
注意啊！
不要让第3颗原子弹降落……”
今天这歌声响彻了莫斯科，也响彻了广岛，响彻了世界上许多城市。
今天世界上许多城市都在纪念“8月06日”这个沉痛的日子，抗议美帝国主义不愿停止试验原子武器。
当莫斯科正在举行大会的时候，日本的代表们忽然接到了来自他们祖国的电报。
电报上相约：
原子武器一天不禁止，“决不允许使用原子弹”的歌声就一天不停。
这歌声没有停止，它回响在今天参加大会的五十万人的心头！
它随着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放出的白鸽飞翔在莫斯科的夜空。……

国际青年运动会竞赛激烈
陈镜开首创世界纪录
本报莫斯科6日电
今天这里举行了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最轻量级举重比赛。
参加今天比赛的有苏联、中国、匈牙利、埃及、印度尼西亚及芬兰等国的举重运动员。
我国运动员陈镜开创造了一项世界新纪录。
他在双手挺举比赛中，达到了一百三十九点五公斤的优秀成绩，这比他去年所创造的世界纪录还多六点五公斤，这也是本届青年运动会的第1个世界纪录。
陈镜开的抓举、推举、挺举总成绩是三百二十二点五公斤，荣获运动会最轻量级举重冠军。
当比赛总裁判授予陈镜开金质奖章和奖状时，会场上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奏中国国歌，各国运动员和观众欢呼不止，并纷纷向陈镜开祝贺。
在同一天举行的游泳比赛中，戚烈云获得了男子二百公尺蛙式的第2名，穆祥雄取得第5名。
到目前为止我国运动员已在八项比赛中得分。
迄8月05日，运动会的田径比赛已经完全结束。
（附图片）
陈镜开创挺举世界新纪录并获最轻量级举重冠军　（新华社）

我体操队获得第6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体操比赛在8月06日开始举行，这一天举行了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和单杠三项的个人和队际比赛。
苏联队以一七一点二分取得三项比赛的团体总分第1名，第2名是日本队，它得到一六七点八分，第3名是捷克斯洛伐克队，它得到一六四点三五分。
中国队得第6名，总分是一五九点零五分。

我国艺术家得到八枚金质奖章
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北京业余青年民歌合唱队在有各国三十多个合唱队参加的业余合唱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这是我国青年艺术家在联欢节获得的第1枚金质奖章。
世界青年联欢节哑剧、东方古典歌曲、杂技、流行歌曲竞赛已经揭晓。
中国又获得了金质奖章七枚，银质奖章十二枚，铜质奖章三枚。
在哑剧竞赛中，杜近芳的“拾玉镯”获金质奖章，“放裴”获银质奖章。
东方古典歌曲竞赛中红线女和杜近芳获金质奖章，李世济、马长礼、郝庆海获银质奖章。
杂技竞赛中夏菊花、金业勤、金淑勤、乔平海获金质奖章，此外尚获银质奖章七枚、铜质奖章三枚。
流行歌曲竞赛中方初善获银质奖章。

第3届禁止氢弹世界大会继续开会
各国代表呼吁禁止试验核武器和裁减军备
据新华社东京7日电
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国际预备会议今天继续举行。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和五个国际性组织的代表发了言。
代表们在发言中强烈呼吁禁止试验核武器和签订裁减军备的国际协定。
中国代表赵朴初说，我们决不容许由于制造和试验原子弹和氢弹，再使空气、海水和大地受到污染，使人类的和平和繁荣受到威胁。
赵朴初说，中国六亿人民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立刻签订协定，停止制造和试验核武器。
赵朴初最后说，我们要“以友谊代替憎恨，以和平代替战争”。
他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印度代表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讲话说，思想上的分歧并不能妨碍争取和平的努力。
印度全体人民都认为制造核武器是恶劣的制造灾难的行为。
接着印度代表团长钱德拉讲话。
他说，核武器试验的最大受害者是亚洲人，因此我们特别关心核试验和原子基地的问题，坚决反对美国企图使核武器试验合法化的声明。
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议长韩德诛代表未能到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讲话。
他首先对日本政府阻挠朝鲜代表团入境表示遗憾。
他接着指出，美国不久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并把新武器运入南朝鲜，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
最后他表示朝鲜人民坚决要求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立即召开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国际会议。
埃及代表团团长卡哈利德·莫黑·艾勒登发言说，在埃及，政府和人民正在一致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反对外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制造、试验原子弹和氢弹，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澳大利亚代表安德逊在发言中呼吁大会促使停止试验核武器，并且帮助制止外国在澳大利亚的领土上进行核武器试验。
英国代表罗特布拉特在会上驳斥了美国提出的“干净的氢弹”的说法。
美国代表捷柯在会上报告说，在8月06日有十一位美国和平爱好者进入美国内华达州的核武器试验地区进行示威，反对试验核武器，结果他们遭到美国政府当局的逮捕。
代表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一致表示十分愤慨，并且决定拍电报鼓励和支持被捕的十一位和平人士。
奥地利、葡萄牙、秘鲁、锡兰、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泰国等八个国家的代表也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发了言。
今天下午，各国代表分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两个小组，讨论了要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禁止核武器的问题。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国际预备会议上，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锡兰、法国和英国等六个国家的代表曾经发了言。
日本代表平野义太郎在发言中说，日本人民要求全面禁止核武器，特别是要禁止使用、试验、生产和贮藏大型核武器，以促进世界和平。
平野最后呼吁各国组织全世界规模的运动，抗议美国计划在明年试验大型核武器。
据新华社7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刘宁一今天致电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参加大会的各位代表、特别是曾经身受原子武器祸害的日本人民在反对原子弹氢弹和保卫和平的运动中所作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致电祝贺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召开。
电文中说：
我们相信，这一次大会的隆重召开，将对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各国的和平力量，使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更加广泛和积极地参加反对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的斗争。
据新华社仰光6日电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支持今天在东京开幕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
声明说，世界各国人民迫切要求美国、英国和苏联停止原子弹、氢弹试验和改进裁军工作。

简讯
突尼斯没收一部分前王室财产
突尼斯政府在8月05日下令没收前突尼斯王室一部分财产。
关于应被没收的财产内容没有公布。
有消息说，它们包括前国王在迦太基的王宫及其附近的别墅。
小劳雷尔为菲副总统候选人
菲律宾执政党国民党执行委员会5日宣布，众议院议长小劳雷尔为这个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菲律宾国民党已经在7月27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现任总统加西亚为这个党参加今年11月间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新华社）

纪念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十二周年
莫斯科五十万人集会反对核武器
据新华社莫斯科7日电
世界青年联欢节第10天（8月06日）的主要活动是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集会、旅行家大会和一些艺术比赛结果的揭晓。
08月06日是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十二周年。
这天晚上，莫斯科练马场上举行了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群众大会（详情见本报莫斯科通讯）。
日、苏、中、印、朝、越、法等国青年代表四百多人这一天还专门举行了会见，要求禁止原子武器。
许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者一致通过呼吁书，要求禁止原子武器试验。
最后放映了关于广岛和长崎惨遭原子弹轰炸后的情景的日本电影。
参加联欢节的二十五国旅行家们这天清晨分别乘船来到风景幽美的谢利格尔湖畔，参加为时数日的第1届国际旅行家大会。
他们到达以后立即展开了写生、摄影、钓鱼、打猎、体育等活动。
大会在十二时正开幕，苏法两国代表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比罗相继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的第1天举行了旅行接力、划船、游泳、爬山、攀绳渡河、扎帐幕和燃篝火等活动，晚间举行了旅行影片比赛。
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参加者同莫斯科青年运动员在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行了奥林匹克友谊晚会。
这一天苏联和印度青年举行了会见。
民主德国青年同莫斯科斯大林区青年举行了会见。
丹麦青年访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
波兰、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青年码头工人参观了北港、希姆基码头和一些水力建筑。

美国黑幕
纽约青年犯罪形成浪潮
纽约市的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浪潮，纽约州和市当局8月06日决定调出警察学校的六百名学员加强弹压。
纽约市的两万三千名警察已经全部动员起来设法阻止青少年犯罪浪潮蔓延，但是无济于事。
纽约市共和党前市长候选人克里斯登伯利说，要有效地对付青少年犯罪，还需要增加五千名警察。
商人施展骗术发大财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美国家具店老板们欺骗顾客的各种“销售术”。
作者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家具推销员。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一对夫妇好几个星期以来就想买一个新的弹簧床垫。
他们看见我们登载的一则广告以为碰到了一个好机会。
广告说：
“一种全国闻名的附带上等弹簧的床垫半价出售。
两样共只售价五十九元五角，只相当于一个弹簧或一个床垫的价钱。”
他们暗自庆幸地离开了我们的家具店。
他们不是仅仅以五十九元五角的钱买走了价值一百一十九元的东西吗？
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的。
两个星期前，我的老板威尔德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一家小工厂。
他说：
“你还记得你们给我定作的装有一百八十个弹簧的、价值十三元五角一床的弹簧床垫吗？
你给它换上一种大花褥套，再换个牌子，作上五十九元五角的标价，其他一切照样。”
作者还说，他的老板威尔德有一次利用商店失火的机会，用高价“廉售”了许多存货。
作者最后指出，美国许多商人都毫无阻碍地天天靠这种种骗人的销售术赚大钱，而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苏联一贯主张禁止核武器试验
布尔加宁欢迎美国公谊服务会的呼吁
据新华社莫斯科6日电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8月02日给美国公谊服务会理事会主席凯德伯里一封回信，对他在来信中要求禁止核武器的呼吁表示欢迎。
凯德伯里在给布尔加宁的信中说，我们对任何国家继续试验核武器都感到极为不安。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同裁军等其他问题分开来单独加以解决，而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解决也会更有效地促进普遍裁军问题的解决。
布尔加宁在回信中写道，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表示，它准备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如果制造这种武器的其他国家——美国和英国也同时停止这种试验的话。
但是，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建议，现在还没有得到其他裁军谈判参加国的应有的支持。
为了尽速解决停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苏联政府不久以前曾经建议暂时停止试验这种武器两三年，并且在苏联、美国和英国境内和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相应的监督站，以便观察承担这种义务的国家的执行情况。
苏联理解您对继续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所表示的不安，并且欢迎您们关于停止试验这类武器的呼吁。

苏联党政代表团到达柏林
新华社柏林7日电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今天中午到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
苏联客人乘坐的专车，在当地时间十一时五十五分开进了东车站的月台。
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成群成群的柏林居民挤满车站旁广场，他们热烈欢呼“向苏联致敬”，“德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等口号。
当时，就在这个广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乌布利希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讲了话。

莫斯科发表叙政府代表团访苏公报
苏叙决定发展经济合作
据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08月06日莫斯科发表了关于叙利亚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公报。
公报表明今后两国将进一步发展经济技术合作。
双方并且达成协议，由苏联派遣一个经济代表团到叙利亚。
公报说，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和其它类似的条件，而是以平等、经济互利、不干涉内政和尊重叙利亚共和国民族主权为基础的。
这个公报是叙利亚政府代表团7月24日到8月07日访问苏联期间同苏联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
在会谈中两国代表根据对巩固和平和中近东安全的愿望，就有关两国的问题坦率而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公报指出，苏联政府真诚地同情叙利亚政府为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以及最快地消除殖民主义后果而作的努力。
苏联政府准备在铁路和公路建设、水电站建设、灌溉工程、工业建设以及地质勘探和设计工作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且将妥善考虑有关贷款给叙利亚作为支付设计、勘探工作、装备供应和其它各项开支的费用的问题。

要永远制止核子毁灭的威胁
我们的语言和行动将会得到无尽的共鸣
聂鲁达向第3届禁止氢弹世界大会致敬
新华社7日讯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主席、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今天写信给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向参加大会的代表表示敬意。
信中说，我的朋友们要我代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来参加这次大会。
我很少有机会能得到这样的荣誉，但是我没有办法来参加你们的讨论。
我正在中国的一个海滨度过一个假期，这个地方距美丽的日本海岛不远，但是在中国没有日本领事馆。
我如果要去日本，我就得走过半个世界，到一个领事馆去申请签证，而这签证又不是十分有把握可以得到的。
信中说，各国政府之间继续互相敌视，不来往，猜忌。
冷战妨碍我们相互认识、了解和来往。
在核子能的盛世里，我们回到了中世纪时那时各国人民不相往来的状态，而且在不相往来之间，还夹杂着进入血火时代的威胁。
我是太平洋岸边的一个美洲人，也是一个海洋的梦想者。
我访问过生活在海上的人，航行者和渔民，我与南太平洋上猎鲸人和猎取鱼皮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当时就了解到，在各国，各个港口，和各个辽远的海岛上，一切生活、斗争和死亡在这个宽广无边的海洋上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我从小时起就想到所有这些纯朴的人，这些海洋边上的村落，都将通过这广大的海洋而联系起来。
然而我十分感到失望。
联系我们这个地区的大洋这些年来并不发生联系我们的作用，而只发生了分离了我们的作用。
在这个地区生长出唯一的花朵是原子死神发出的菌形的烟幕。
沉默的海洋没有产生出有用的东西，而只产生了罪恶。
在我们的海洋上，在这条宽广的大道上，本来可以使人类产生各种梦想的，现在只有核子毁灭的阴影和闪光。
信中又说，太平洋千百万人民不敢想像这种恐怖的科学准备工作，按他们希望我们大家在语言上和行动上帮助永远制止这种威胁。
当我们的语言和行动是从日本的土地上说出和作出的，——在日本的土地上，残酷的原子弹曾经屠杀了无辜的人民，这里还留着不能遗忘的痕迹，那么我们的语言和行动将会得到无尽的共鸣。
信中最后说，谨向你们的和平会议致以敬礼！
我诚恳支持一切有助于结束核武器试验、永远取缔这种武器和使这种新的能力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的决议。

进一步开展争取禁止核武器的斗争
广岛举行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大会
新华社7日讯
据塔斯社广岛讯：
广岛市在8月06日举行了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日本各社会团体和政党的代表，文化、科学和艺术工作者，以及参加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西德的代表共约三千人。
广岛市长渡边、广岛县知事大原以及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等人在会上讲了话。
社会党代表加藤在会上呼吁进一步加强争取和平的斗争，反对日本和美国反动势力的阴谋。
澳大利亚和平运动活动家果耳德布路姆指出，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是为了恐吓其他国家的人民。
他说，但是，原子弹的袭击只不过更加激起了全世界争取和平运动的浪潮。
他说，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出了要求普遍和平和禁止核武器的呼声。
美国代表德拉马尔特尔在会上说，争取和平的运动在美国日益扩大。
他说，美国和平拥护者反对原子战争的计划，并且要求立即宣布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为非法。
大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争取禁止核武器斗争的途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完全而详尽的决议。

阿拉伯联盟讨论支援阿曼问题
英军开始向阿曼起义者发动进攻
据新华社开罗6日电
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代表今天在开罗阿拉伯联盟总部举行会议，讨论支援阿曼人民的斗争的统一计划。
据开罗电台广播，这次会议讨论了把阿曼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可能性。
会后，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说，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代表们要在请示他们的政府之后才能就阿曼问题采取最后的态度。
也门驻埃及公使塔列布说：
“也门已经决定在物质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阿曼教长，因为阿曼的斗争对于所有阿拉伯人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他还说，“阿曼的事件再一次证明了英国的野蛮和残暴”。
新华社7日讯
马纳马（在巴林岛）消息：
据英国军方发言人今天在马纳马宣布，英国地面部队已经开始向阿曼起义者发动进攻，并且占领了距离阿曼起义者总部所在地尼兹瓦约二十五英里的伊兹村。
在喷气式飞机和装甲车掩护下的这批英国部队是从法乌德基地出发的。
这批部队包括有英国的凯麦隆人部队和特鲁西尔阿曼侦察兵。
据说，在从法乌德出发的八十英里进攻途中都没有遇到抵抗。
发言人说，在英军开进伊兹之前，英国空军轰炸机曾经向伊兹居民投掷传单，胁迫他们协助英军。

何物自由主义
杨东莼
右派分子的魔术戏法
章罗联盟驻武汉的专员——马哲民，现在已经陷入武汉的革命知识界和人民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
假面具被剥落了，露出本来面目，原来是一个坚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流氓。
在反右派斗争进入深入阶段的时候，马哲民虚晃一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自己说成是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才犯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而且据说，这位可爱的马先生是因为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才使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陡然加强”的（见马哲民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
瞧：
多么轻松的脱罪魔术！
多么荒唐混乱的逻辑！
马哲民之流是不是“自由主义”，人们可以根据他的罪行去判断；
马哲民本人自可不必厚着脸皮说自己的“思想检讨，已经超额完成”（1957年07月05日马哲民自北京致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的信），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罪恶言行远远不止于此。
但是，马哲民之流这种“眼明手快”的魔术戏法，至少说明并使我们联想到三点：
第1、它透露了右派分子的内心秘密。
据他们设想，所谓自由主义者，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还不能算是顶坏的东西。
这样一袭华丽的服装，倒是可以借用来包裹住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脏臭的肉体和发霉的灵魂。
第2、现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东荪早就露了原形，这里存而不论），特别是他们的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曾昭抡、潘光旦等等，恰恰就是1949年08月0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冗长的“白皮书”中所殷殷寄望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
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
旧病未痊，或者压根儿就未进行治疗，在季节转换时重新发作，这是用不着有什么奇怪的。
第3、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解放已经八年，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已经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已经肯定，虽然时移势转，但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在我们国家（更确切点说，在我们知识界）有一点薄薄的社会基础。
在资产阶级右派首先发难的这场可耻进攻中，右派分子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搬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锈戈钝矛，而这些破烂兵械（或者说口号），居然对知识界有一股不大不小的迷惑力，使知识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和初期阶段，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将信将疑，有同情的，有共鸣的，有观望的，有保留的。
总之，在一段时期内，知识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明去向，不辨事物本质，惶惶然不知自处。
对于第1点，“衡罪量刑”，可以由人民群众去作结论。
对于第2点，何去何从，可以由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和其他右派分子去作选择。
他们如果不憣然悔悟，改弦更张，下决心剜烂肉，割痈疽，向人民投降伏罪，那么，他们就会自绝于人民。
对于第3点，我们认为，既然自由主义的破铜烂铁还能在思想上缴了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械，我们就有必要在思想战线上又一次进行一些消毒工作，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彻底地清算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者的幻梦早已破灭
自由主义是欧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上升时期的产物，它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服务的。
当资产阶级还作为一个代表进步的生产力的阶级的时代，自由主义是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即是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自由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片片褪了颜色的碎布，而由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所代替了。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
这种政治上的要求，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代起，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已经宣布了它的必遭夭折的寿命，或者说，干脆宣布了它的死刑。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并不许可中国能够有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尽管欣羡和热爱从西方学来的一套东西，但他们的师傅却总是不同意他们这些不识抬举的学徒在自己的本乡本土搞那一套东西。
这就是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从来就不曾有过他们的黄金时代。
全国解放前夕，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曾经一度搞得蛮热闹，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提出了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和钱昌照、吴景超等主编的“新路”，在那段时期鼓吹自由主义的路线最为得力，吹鼓手有很多，“政论家”也不少，形形色色，说来说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固然不好，该打倒；
共产党也不见佳，不该欢迎；
还是我们来，实现中间路线的幻梦似的政治主张。
其实，中间路线的人自己也明白，他们在中国并无所凭借，他们并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要反共，就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向蒋介石反动派的政府讨杯残羹剩饭，或者是干脆投靠美国主子，作为美国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
又要反共，又要反蒋，又不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不可能的。
在自由主义者的自欺欺人的恍惚迷梦尚未苏醒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由美国出钱出枪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完成了全国的解放，随后即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自由主义者形单影孤，在这时也不能不夹在人民大众的行列里，欢迎庄严雄伟的解放大军进入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欢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自己的领导职权。
但是，此时此际，自由主义者是很勉强的，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是“逆来顺受”，“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懂得这些人的心理，所以在上面提到的“白皮书”中，除了掩饰自己侵华政策的失败的丑态以外，还一反常态地吹捧这批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艾奇逊甚至说：
“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
这是美国侵略者狼子野心地埋下的十分恶毒的“伏笔”，中国人民，包括觉悟过来了的知识分子，都相约提高警惕，不中其计。
但一些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并没有从自己的政治幻梦的破灭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充分理解这一“伏笔”包藏的祸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精力来做思想消毒工作的理由。
对共产党的谆谆告诫充耳不闻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定，后来的历史也如此证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中间势力”“第3条路线”“自由主义者”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认定他们是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的前提下的可以尽量争取教育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说明，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
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毛泽东选集”第一○一三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让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上露脸，为的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自由主义者自己，让大家明白此路不通。
等到全国基本解放，中国共产党又充分运用“白皮书”这份美国侵略者的
“无可奈何的供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向资产阶级的知识界进行一次广泛的教育，新华社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社论，苦口婆心地号召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中国共产党苦心孤诣，仁至义尽，应该说是尽到了它的职责的。
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谆谆告诫和教育下，的确有大多数原先笃奉自由主义路线的人转变了态度，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后一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
中国共产党欢迎人们这样做，中国人民也欢迎人们这样做。
但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完全没有转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界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没有充分转变。
因此，八年过去了，上述两类人，在新的形势下，前者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帅和急先锋，后者成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俘虏或俘虏对象。
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1949年08月12日新华社社论曾经告诫人们不要堕入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的任何陷阱，社论说：
“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
新华社社论提出三条：
第1、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想发展知识分子党员一二百万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挂“政治设计院”招牌、倡“两院制”建议、“爱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爱资本主义民主”、想“揭资产阶级民主盖子”的章伯钧、费孝通之流，仔细听着！）
第2、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想和美国主子搭线、奔走司徒雷登和傅泾波门下、想用美国主子的钱来买人民中国的官做的罗隆基、叶笃义之流，仔细听着！）
第3、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说抗美援朝经费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借款要还并要付息太小气、极尽能事丑化苏联的曾昭抡、龙云之流，仔细听着！）
新华社的社论言犹在耳，但这些既不爱国、也不自爱的右派分子却充耳不闻，八年于兹，我行我素，他们今天遭受全国人民的正义挞伐，是完全罪有应得的！
现在，我们想回过头来检阅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中所使用的自由主义的破烂兵器，看看这些兵器究竟意味着什么。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破烂兵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求“个性解放”。
大家知道，“个性解放”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
它是反迷信、反愚昧、反神权的思潮。
在当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集体主义精神指导之下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再来孤立地提倡什么“个性解放”，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来肯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合理性，这就必然会破坏我们集体的社会生活的准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张发展个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发展个性的具体政策。
但这不是指的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而现时右派分子所倡的“个性解放”，恰恰就是这个东西。
依了右派分子的话，这就会意味着：
胡风分子的“野性的呼唤”“主观战斗精神”可以发扬；
流沙河的充满杀父之仇的“草木篇”可以泛滥；
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的政治恶棍可以遂其心欲；
张季鸾等可以继续过那种“无冕之王”的神气生活；
陈铭德等可以重温“报老板”的旧梦；
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一律斥为“教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可以全面复活；
吴文藻、费孝通等可以举着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招牌，学点外国杂拌来吓唬中国人，作点不三不四的中国社会调查，供给帝国主义分子一些资料，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把这些调查报告在外国杂志上发表，招摇撞骗，沽名钓誉；
一切“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总之，右派分子叫喊的“个性解放”，就是要为旧世界、为死亡了的阶级、为失去了的天地招魂，要它们起死回生。
如前面提到的，这种“个性解放”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淋漓尽致的发展。
它损害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
这种“个性解放”是反动的，在人欲横流的西方“自由世界”里边容许并鼓励它，在我们这里是排不上座位的。
与此相联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煞有介事地、别有用心地高喊维护“人的尊严”，倡导“人性论”。
其实，他们之中的任谁一个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句气概磅礴的话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他们只觉得他们的“自尊心”受了伤；
他们总觉得他们和周遭的人格格不入，据他们说，人们冷冰冰，没有情感。
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正直的劳动者，只要胸怀坦荡、忠诚勤恳地为人民服务，他的正当的自尊心就会受到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保护，谁也不能侵犯。
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即使在个别场合、个别人身上有些粗暴情况，伤了人，但只要人们能冷静地从本质和全体上看问题，他就会心安理得，最终他还是会赢得党、政府和群众的尊重的。
我们也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那种吆三喝四、酒酣耳热、拉拉扯扯、彼此利用的“人情”和“人性”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没有抽象的人性，也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党性、阶级性和人性的完整结合，就是最崇高的典范。
“一人为集体，集体为一人”；
看见人家有进步则喜，发现人家有缺点则忧；
彼此关切，相互帮助；
对敌人寸步不让，对自己人宽大为怀；
为真理正义，为社会主义事业，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就是我们的最纯正、最优美的人性。
这种人性，是永远不会为那种声言要“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味扑鼻的葛佩琦之流所能理解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喊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这两句口号的确是够迷人的。
他们提出“两院制”，“轮流执政”，一党在朝，一党在野。
议会的争吵，海德公园的胡说，他们认为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真谛”。
我们的看法是：
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有阶级性。
普天之下，没有绝对的民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
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不要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虚伪的、破绽百出的民主；
也不要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贪婪的、为非作歹的自由。
我们这里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在我们这里，民主自由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谁也不要想望不尽义务而能够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谁也不要想望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而能够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唱出了“独立思考”的论调，鼓励人们去“不满现状”。
他们倡言：
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了“教条”，共产党员是“木头人”，积极分子是“唯唯诺诺、百依百顺”之辈，这些人的统治已经“一团漆黑”，因此要反对这种“现状”。
章伯钧甚至说：
“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
这是诬蔑！
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最忠诚的战士是最善于独立思考的，毛主席就曾教育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
“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849页）右派分子提倡“独立思考”的目的，实际上在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共产党，搞垮积极分子，信口雌黄地诽谤新社会。
漫画界的右派分子李滨声说得明朗一些，他说：
“反对领导就是独立思考。”
右派分子用心之险，难道还不明白么？
至于“不满现状”，胡绳同志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谈得很透彻：
左边来的不满现状，是不满足于现有成绩，要奋发前进，取得更大成绩；
右边来的“不满现状”，则是“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的要求，要开倒车，往后看，重振原来的秩序，回复原来的“现状”。
右派分子的反动性，难道还不明白么？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思想武器，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些。
这些陈旧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范畴。
但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却的确使人们一度感到迷惑。
这种现象，应当从人们自己的思想深处去发掘。
原先有自由主义思想底子的人，转变得不够彻底，在这种武器的进攻之下，就会发生两种情况：
或者是“旧友重逢，分外亲热”；
或者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这里所谓转变得不够彻底，就是说自由主义思想没有除尽，立足点还没有从资产阶级方面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要完成这个转变，需要通过周总理指出的三条途径，在思想改造上痛下功夫；
特别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来龙去脉，然后“撕开皮肉擦盐”，批判旧的，树立新的。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属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问题的缘故。”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因此，系统地结合自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自觉地进行批判，认识它的危害性，是我们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方面之一。
坚决地抛弃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向社会主义的立场进行本质上的转变，现在不但有这个可能，而且也有完全的必要。
孙中山先生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他晚年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
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他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致苏联的遗书，他称苏联人民为“亲爱的同志”，“谨以兄弟之谊”祝他们平安，并“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鲁迅先生毕生热烈追求民主自由，他在早年、中年的时候还是一个进化论者，总相信世界要进步，年青一代要比老一代好，并想借自己一枝锋利的笔来正人心，匡时弊。
但到思想成熟的晚年，他却转变为一个阶级论者，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强斗士，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战友。
邹韬奋先生在大革命时代还是一个天真幻想的改良主义者，但自1935年以后，他的思想变了，感情变了，立场变了，胜利地完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不平凡的“经历”。
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别了，司徒雷登”）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的优秀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他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在那样险阻的形势下，能够直接间接地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掌握人民革命斗争的脉搏，完成或基本上完成自己立场上的转变。
他们最高贵的品质是，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真理，而一旦认识了真理，就义无反顾地为真理而战斗。
怀念这些质朴忘我的战士，我们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现在身处社会主义的春天，共产党像慈母般地抚爱我们，严师般地教育我们，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工农群众，有直接广泛的机会体验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我们能不奋发自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思想改造，力求尽快地从根本上将立场转变过来么？
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自己，彻底地清算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深入揭发，充分说理，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全体人民中完全孤立起来。
——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起码要求，也是测验我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忠诚的起码标志。
（原载8月04日大公报，小标题是本报所加的）

科学工作者必须虚心才能改造自己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　贝时璋
旧社会里科学工作者的生活，丝毫没有可留恋的地方。
那时候，真的是“一团漆黑”；
就在科学界中，投机取巧、玩弄手法、策划阴谋等等恶劣现象，无奇不有。
只是那些甘心做坏事的人，才得意洋洋，恰好与当时社会环境相适应；
而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则悲观失望，被欺侮、受凌辱，甚至于遭摧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乌云消散了，正气抬了头。
应该说，科学工作者也从此翻了身。
八年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使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祖国的面貌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
“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科学工作者，把新旧社会是做过对比的，而且早已辨别清楚，那个政党最大公无私，那种制度最民主，那条道路最有前途，那个政府最爱护人民和关怀科学。
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口号，而是广大科学工作者内心的愿望。
我认为，今天在我们科学队伍中，如果还有人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那是“大知识分子”的无知；
今天在我们科学队伍中，如果还有人妄想篡夺科学工作的领导权，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今天在我们科学队伍中如果还有人进行投机取巧，耍手法，搞阴谋等等，那在广大科学工作者面前必然被揭穿，必将要受到严正的批判。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发言，透彻地分析了并且有力地驳斥了由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曾昭抡、钱伟长等五人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书，肯定了这个文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隐藏着非常毒辣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
从6月09日光明日报短评可以看出，这个阴谋是经过了充分策划的；
这仅是一个开端，以后还有所为。
这是一个政治上极大的罪行，引起了广大科学工作者无比的愤怒。
而无产阶级究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像曾昭抡、钱伟长那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了。
但是党把他们看做“迷路的羔羊”，想尽方法要把他们从泥坑中挽救出来，让他们痛改前非，重新走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
只从这一点就可以认识清楚，共产党保护科学家真是无微不至。
在中国科学院所召开的座谈会中，科学家们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曾昭抡、钱伟长加以揭发和批判，以同志般的友爱对他们进行了帮助。
会议五天，但曾昭抡、钱伟长始终无动于衷，没有忏悔的迹象。
这使当时在座的科学家更加愤慨。
我是一个无党派的科学工作者，政治水平很低。
然而今天在我们科学界竟出现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对我非常触目惊心。
就这件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科学工作者对加强学习、改造自己是刻不容缓的。
解放八年来，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进行了学习，结合各种运动也改造了自己，但我们究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一时不容易肃清。
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所矛盾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根子就会复活起来，而且有可能发展下去。
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在科学界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右派类型，有的与右派思想起了共鸣，有的被右派分子利用了，有的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有的当了右派的军师，有的甚至于成了右派中狂妄的野心家等等。
我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程度不同的表现。
对于所有这些右派类型，只有一种救药，那就是赶快转变自己的立场，粉碎资产阶级的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
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必须先靠拢无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与它建立起感情，依靠它，关心它。
如果能有这样的决心，就能得到改造，不会迷失方向，至少对大是大非不至于模糊不清。
但是要靠拢党，与党建立起感情，还必须粉碎资产阶级自高自大的劣根性。
如果这个劣根性不掉，那就不可能真心真意靠拢党，与党建立起感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是要站稳立场、改造自己，我认为都是空谈。
因此，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虚心，才能改造自己。

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
徐汇
事实正像毛主席所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在上海的作家中，王若望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两个口号的。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是有会必到，到必发言，发言必谈“放”、“鸣”，还作了许多报告，写了大量的文章，真是积极得很。
王若望是193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受过党的二十多年的教育，人们有权希望他放出无产阶级的香花，去跟资产阶级的毒草作斗争。
但是，王若望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王若望和他的拥护者说是香花。
这香花，又究竟是那一家的，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
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他写的这五篇杂文：
“步步设防”（4月26日文汇报）、“一板之隔”（5月07日新闻日报）、“释‘落后分子’”（5月20日文汇报）、“不对头”、“养牛、带徒弟及其他”（前者是5月24日、后者是6月05日给解放日报的，没有发表）。
“步步设防”发表的时候，正是中共上海市委连续召开知识界座谈会的时候。
大家知道，上海的大鸣、大放，是从4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我们赞成放”的社论开始的。
王若望不会不知道，就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这时也欢呼“解冻”了。
但是，王若望并不满足，他认为这时仍然有许多人反对鸣、放。
他说：
这些人“看到‘争鸣、争放’的潮流要冲激到他的管辖之下来了，势必要天下大乱，他对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又缺乏信心，无力去和别人争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筑起堤坝来，在堤上树立一块木牌，写上四个大字：
‘莫谈国事’，这样来维持他那里的太平局面”。
人们不难看出：
王若望所指的“太平局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莫谈国事”。
在王若望看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用“堤坝”围起来的黑暗之邦。
王若望口口声声斥责别人“步步设防”。
我们承认，当时确实还有一些同志，对鸣、放还抱有若干片面的错误的了解。
王若望所斥责的“避免毒草”的说法，确实是一种错误的论点，因为毒草是要长出来的，这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就是在批判这一论点的时候，王若望却认为香花和毒草是根本无法区别的。
他说：
“你所认为‘毒’者，往往里面包含着香；
你所认为‘香’者，往往仅仅适合你个人‘偏’爱，也许是不足道的货色。”
因此，他认为提到“立场”，就“往往会陷入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从这种不要立场的立场出发，他公开反对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他认为谁主张报刊要有立场、基调和主流，就是“不真正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人们不禁要问：
报刊到底是一种什么工具？
难道它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吗？
在阶级社会里，有哪一个报刊是没有立场、基调和主流的？
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一个时期成为章罗联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的时候，不是以反共反社会主义为立场、基调和主流的吗？
在我们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今天，我们的报刊为什么不应当有社会主义的立场、基调和主流，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旗手？
为什么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是不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王若望认为这一切问题都是不值得考虑的。
相反地，他认为：
“搞文艺工作的不管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宪法不允许吧？
请查宪法上那一条有这种规定呢？”
他更进一步地提出：
“还有一种议论是说：
‘争鸣是好的，但要注意决不要违犯宪法’。
试问：
我们有什么人在争鸣中违犯了宪法呢？
我敢说：
没有。
既然没有，提出‘不得违反宪法’的条例岂不是无的放矢吗？
依我看来，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是一种预为设防的手段”。
他认为提出总不能搞宪法不允许的事，就是“用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先堵住别人的嘴”。
王若望故意地“忘记”了，在陆定一同志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里，就曾经明确地说过：
“我国已经有了宪法，遵守宪法是人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内部的一致性。
这就是说，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都应该一致的。”
陆定一同志作这个讲话的时候，难道也是先堵住别人的嘴吗？
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提出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更不在王若望的眼里了。
王若望竟自闭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就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公然违犯宪法，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了。
王若望反对“步步设防”，实质上正是为这种进攻扫清道路。
党教导我们：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绝不是为了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地位，而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王若望所要求的却恰好相反，连搞不搞社会主义、违犯还是拥护宪法都不能过问，更不要说动员和组织力量，解决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任务了。
王若望要求无产阶级的是：
在自己的阵地上升起白旗，听任资本主义前来占领。
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一板之隔”这篇杂文里，王若望就正式向这个阵地进攻了。
他把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形容得是这样“神秘而又可怕”：
“这道墙是用一种特别的材料造的”，“壁垒森严，寒气逼人”，“拆去一道墙，又出现了一道墙”，“如同黑夜里行路，又逢阴雨天，有人会遇到一种神秘的可怕的‘鬼打墙’一般”。
而这道墙，“所用材料，既非砖石，又非水泥，而是属于意识方面的产品。”
接着，王若望就给我们描写了“这道墙”的两边，一边是私方经理，一边是公方代表，私方经理是“竭力想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但却感到插不上手”，而公方代表却是只在“表面上敷衍”、骨子里却是玩手腕的两面派。
王若望责问我们：
“我们天天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够逐步改掉‘两面性’”，而我们的公方代表就有“两面性”，“这怎么能指望改造掉资产阶级人士的两面性呢？”
在这里，王若望同章乃器从同一个角度、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同一的结论。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高些，工人阶级的“特殊材料”即马克思主义造成了“鬼打墙”。
因此，应当去掉“一板之隔”，“先要拆去这道有形的板壁，然后再努力消除意识方面的墙”。
不难了解，王若望在这里并不是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资产阶级，而是要工人阶级在意识方面也改造得同资产阶级一样。
那时，都变成“一面性”了，叫作“红色资产阶级”、还是“红色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
不但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不应当划分界线，原来我们划分先进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也是犯了“培养宗派主义、造成群众对党隔阂”的大罪。
据王若望的“释”，何谓落后？
“当张同志对某个问题，某项工作，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没有自觉地去解决它；
而另外一位王同志对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却懂得了，而且能够解决它，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项工作中，王同志比张同志先进，张同志就显得落后了。
可是在另外的问题或工作中，也许王同志又落后了，而张同志是先进的。
所以不能因为某个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落后，就派定他其他的一切都落后了。
应当承认：
每个人都有‘落后’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因素。”
“包括共产党员在内”。
归根到底，“以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先进和落后”，造成了“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邪气上升，正气下降。”
真是不得了，“政治标准”竟自把我们弄得这么“落后”了，不经王若望这一“释”，还不知道要“落后”成什么样子。
但是，听了王若望苦口婆心的劝说，我却仍然弄不懂：
拿眼前的事情来说，我们划分右派、左派是不是又弄错了呢？
如果不这样划分，王若望身为共产党员，言论行动却与右派无异，这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呢？
是不是说：
王若望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已经“完全懂得”、并且“自觉地去解决它”，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这项工作方面”，王若望是“先进”的，不应称为“落后分子”、应当称为“先进分子”？
另外那些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应称“落后分子”？
这样才算黑白分明、是非分明？
随着右派分子进攻的日益猖狂，王若望的活动也更加“自觉”和“先进”了。
上海市工联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了王若望的攻击：
“不对头”。
“要收了”。
读者还会记得，在这个座谈会上，工人们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报纸上发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挑战，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工人们公正地指出了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批判了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指出这正说明了“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
批判了“不要公方代表”的谬论，庄严地宣告：
“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
这条消息一发表，立刻受到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千百万人的支持。
王若望却说：
“这是老工人跟共产党唱对台戏”。
他又说：
“即使唱对台戏，我们也很欢迎”。
这句话说对了，老工人的对台戏确实是同王若望的“我们”唱的。
王若望站在他的戏台上教训老工人说：
过去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成了“单调的片面性的报纸”，现在“我们的报纸更接近真实了”。
当报纸完全变成右派的工具的时候，那才算完全“真实”、“全面”。
因此，他煽动工人们：
“你们也应当一同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能以自己工厂里的一点点感受就去否定别人的正确意见”；
“不必先给人扣上一顶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帽子”；
“即使没有公方代表，也未必会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试问，还有那一个人曾经这样猖狂地训斥过老工人？
王若望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党内有墙”，诬蔑肃反是宗派斗争，把党的上海市委说成是对艺术毫无趣味的野人，当然是无法领导文化艺术的了。
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宗派主义的英雄，一面化名“俞田”，到“文艺报”上去攻击党员作家孙峻青同志，说是孙由于周扬同志的表扬和领导上的重点培养而“身价十倍”，用捏造的“事实”，卑鄙地攻击党的领导。
王若望的对台戏还没有唱完。
但他一出场就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喝采。
他的几篇杂文，成了右派分子在许多场合向党进攻的武器。
“王若望替我们说话了”，这是资产阶级的赞语。
王若望已经堕落到右派的泥坑，从这个泥坑里长出来的“香花”，到底是属于那一家的，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07月30日夜

肖红骨灰将安葬于广州
新华社广州3日电
作家肖红骨灰今天由深圳运到广州。
肖红的骨灰将由作家协会广州分会重新安葬于广州东郊银河公墓，并已成立由欧阳山等十一位作家组成的肖红同志迁墓委员会。
肖红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
年青的时候就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1933年在青岛完成她的第1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生死场”时，她才二十二岁。
此后，她还写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长篇和若干短篇。
1939年到香港后，由于穷困和疾病的折磨，于1942年病逝。
那时她才三十一岁。

许杰在华东师范大学干些什么
王道乾
许杰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民盟师大支部主任委员，同时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今年03月许杰参加中共中央宣传会议之后，回到上海，便在华东师大整风运动中点起火来，企图以这个学校为重点，创造所谓“帮助党整风的经验”。
许杰在这个师范大学所采取的手段是：
组织右派分子，鼓动一些有不满情绪的人，形成一股反党的力量。
首先，他在中文系召开一系列民盟小组会，拒绝共产党总支书记参加，在小组会上放出反党的言论，影响学生。
于是少数学生出了攻击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骂总支书记是“无耻的败党”，“滚回家抱孩子去”（书记是一位女同志）。
许杰后来又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用民盟支部名义召集包括盟员和非盟员的教师座谈会，煽起一部分人对学校肃反工作的不满情绪，企图抹杀肃反成绩。
他更利用了系主任的职权，以党总支书记的名义召开全系教师大会。
这个以中共总支名义召集的教师会议，在许杰建议下，却由右派分子、民盟盟员徐中玉主持。
在这个会上，党总支书记又遭谩骂，有人提出由非党校长和系主任（即许杰）来召开共产党整风会议，有人甚至提出共产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道“墙”也得拆掉，号召青年党员去反对党的领导人。
许杰在这个会上数次发言，火上加油，并为二十多年来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施蛰存“申冤”。
许杰多次倡议把师大的“整风”扩大到社会上去。
在民盟上海市委召开各高等学校民盟负责人的会议上，他介绍了他的“经验”，攻击了师大党委。
与此同时，他写了一封给师大党委的“公开信”投到文汇报去。
许杰在这封信里自称“帮助你们搞好整风，我们有这个责任”。
华东师大在上海“鸣”“放”得最早，各种大会小会已开了不知多少次，但许杰一口咬定师大党委对“鸣”“放”有“顾虑”；
学校反动标语已经出现，他却说：
“全校学生蜂起云涌的大字报和黑板报”是没有“什么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
许杰对反驳反动言论的大字报加以讽刺，对正确的言论，倒认为是“有人乘机捣乱”。
许杰在公开信里还提出讲师评级问题，挑拨青年教师对党的不满。
他说：
“关于人事的安排，肃反和评级留下来的冤气，也就不能说是太少吧！”
这是企图鼓动所有有“冤气”的人来向党斗争。
他说：
“毛主席所走的一着棋，是一着险棋”，“在这一着险棋之下，不少党员就会丧失威信，造成自卑感，抬不起头来。”
许杰企图挑起党员对党中央的不满。
他在公开信里还说什么“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师们，也有这样的意见呢！”
许杰的阴谋是清楚的，他要打乱整风步骤，搞垮党委的领导，引起全上海高等学校的混乱。
这封公开信没有发表，后来许杰见风头不对，自动取回。
许杰在华东师大以右派分子的领袖姿态“挂帅”了。
和他串连的另一右派分子是在历史系放火的教师戴家祥。
这个戴家祥化名“楚歌”写了一篇极其反动的“告全体同学书”，指使一个学生右派分子出大字报，企图煽惑全体同学。
原来介绍戴到华东师大的人就是许杰。
当学校出现“反共抗俄”的传单，有人指出这是超出宪法的范围时，许杰辩护说：
“这同宪法有什么联系？”
当有人说到“三大主义的根源”时，许杰说：
“三大主义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
当有人说系里不要党总支的时候，许杰说：
“系内党总支也可像民主党派一样”，主张和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
党的整风精神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许杰则主张开大会，用广播，校内校外“互相影响”，要搞得“热火朝天”“四面开花”。
他说“小型座谈会是形式主义，是为向上级报账”，是“互相隔离”“封锁消息”……许杰的“进步教授”的假面具终于被撕破了，华东师大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终于揭破了他的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在历史上，许杰曾经两次混入共产党，两次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参加民盟。
在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前几天，他到处拉人签名发表宣言，要求“国共继续和谈”。
许杰在解放后，又向党提出入党问题来了。
许杰是一个投机分子。
他也曾经充当过反共的“英雄”，在抗战初期，他为了自己当一个中学校的校长，曾勾结国民党县长驱逐过共产党员。
这次右派向党进攻中他又成了“英雄”人物。
他在1945年由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叫“文艺、批评与人生”的文艺批评理论集，那是他在国民党第3战区顾祝同的反共大本营的统率之下，宣扬文艺为蒋介石王朝的“最高国策”服务的著作，指挥所谓“东南文艺运动”，大谈其“文艺自由论”，为国民党的“文化建设”大吹大擂，十分卖力地替文化特务张道藩、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作理论上的传道，打着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幌子，迷惑青年，混淆是非，说什么“对于陈铨教授所提出来的民族文学运动，应该作为抗战以后民族形式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看……”等等。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许杰写了不少文章，以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姿态出现。
不论在文章里，或是在座谈会上（甚至在对文艺青年的报告会上），他也一次没有放松对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攻击。
他说：
“扣帽子式的批评的流行，是和文艺界长期以来整风、思想改造，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肃清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分不开的。”
他说许多文艺批评是“投机”，许多文艺批评是出自个人主义立场，对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青年作者更是恨之入骨；
他悻悻然责问：
估计一下你们“吃奶本领”有多大！
他把“百家争鸣”的方针，歪曲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平分秋色”的“两点论”。
许杰所以乘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此兴风作浪，其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文艺批评，以便贩卖他的修正主义的私货。
目前华东师大正在展开对许杰的斗争，而许杰仍然没有具体地交代问题。
许杰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自绝于人民的路，一条是向人民交代清楚，低头认罪的路。

革命作家丘东平烈士墓已重行迁葬
本报讯
由中共江苏建湖县委会派出的调查革命烈士的调查组，在调查中间，发现革命作家、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丘东平烈士葬在建湖县梁契区古花寺北面汽车桥下的河坡上，其坟冢还有一小坯土堆，离水只有尺把远。
经县委研究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为东平烈士重行收殓安葬。
现在东平烈士遗体已在东乔家庄迎面新建墓基上安葬，这里风景很好，三面环水，西边靠近由盐城通往湖契的汽车公路，待烈士塔建成后，来往旅客在车厢内就能瞻仰到东平烈士塔。
（周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