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城县逮捕破坏统购统销的罪犯
新华社南昌4日电
江西省丰城县公安局最近依法逮捕了破坏国家油料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李玉祈。
李玉祈过去是流氓，逮捕时是三塘乡萍湖农业社的社员。
从去年10月到今年06月，他先后共套购了一万多斤芝麻、一百多斤花生，还私宰生猪七头，小黄牛一头，从中多次取得暴利。
乡人民委员会对他这种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破坏国家价格政策的犯法行为，曾多次进行过教育，但是他不但不改，反而秘密笼络落后群众开会，进行煽动，还扬言要打人。
李玉祈的投机活动，使国家受到了损失。
丰城县公安局对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侦查，认为罪证确凿，经有关机关批准最近将他依法逮捕。

人类的良知必将胜利
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从8月06日起将在东京举行。
08月06日，十二年前第1颗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炸裂的这个不祥之日，现在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纪念日。
它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这个大毁灭的浩劫，不许广岛悲剧重演！
要求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斗争，已经形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性运动。
由日本人民发起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已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一届的大会比前两届大会将有更广泛的代表参加，这就是全世界反对原子弹氢弹力量的迅速壮大的新标志。
原子军备的竞赛，核武器的不断的爆炸试验，使人们感到巨大的忧虑和不安。
因此，要求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呼声，已不仅来自各国的普通人民、权威的科学家、社会人士和各种团体，而且也来自许多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其中包括本身拥有核武器的苏联。
但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对于禁止使用和试验核武器以及裁减常规军备都是没有诚意的。
在伦敦裁军会议上，苏联曾经几次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包括首先在两三年内停止核武器爆炸试验的建议在内，这些建议曾得到世界舆论的赞同和支持。
但是美国却以拖延搪塞，横生枝节的手段，把本来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硬要连环扣似地一个个套了起来。
例如，硬要把停止试验核武器问题同裁减常规军备问题联在一起，而在裁减军备问题上，美国又坚持任何初步协议都必须附以空中视察等等。
结果，问题大大复杂化起来，使得历时四个多月的谈判一事无成。
美国无意中止军备竞赛，无意废弃核武器，无意达成裁军协议的意图，从美国首脑人物的言论和他们散布的对于裁军的不信任气氛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说，美国在制造一种“干净”的氢弹。
把不仅危害活着的人们而且将危害到人类后代的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形容为“干净”的，这正如法国原子能高级专员贝朗所说，是“令人震惊”的。
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认为，保证废止这种大规模屠杀武器是“行不通”的，仅仅信赖诺言也是“行不通”的。
好战分子最喜欢的一句口头禅是“核力量是制止大战的威慑力量”。
几天以前，杜勒斯在对伦敦电台和电视听众的谈话中还继续散布这种滥调。
这些热中于“威慑力量”的“英雄”们，拼命想使人们相信：
核武器越多，世界和平才越有保证。
然而契呵夫说过：
如果一个戏的第1幕中墙上挂着枪，那末到了最后一幕，它总是要被人拿下来开火的。
扩充军备绝不能防止战争，只能增加战争的危险，这是头脑正常的人们的常识。
美国虽然无意放弃原子战略的备战政策，无意达成裁军协议，但从伦敦会议看来，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
美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破裂谈判。
它的办法是尽量使谈判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最近杜勒斯飞到伦敦，拉拢西方国家共同提出了一个关于空中视察地区的建议，其中包括了许多既不合理、又不现实的要求，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无法接受，造成无休止的争执。
美国目前既不想真正达成协议，又不敢公然破裂谈判，主要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压力。
这就表明，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斗争已经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热烈支持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召开的原因。
我们相信大会的讨论，会为世界人民指出明确的方向，会鼓舞和推动他们为反对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实现裁军进行更有成效的斗争。
作为大会的发起者和东道主的日本人民，曾经遭受过广岛、长崎和福龙丸的三次灾难。
对于他们的遭遇，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
对于他们在战后一向站在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最前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但是，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同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距离。
日本政府曾在联合国提出过关于核武器试验的登记制度的建议，这实质上是使核武器试验合法化。
日本首相岸信介甚至表示日本拥有原子武器也不违反宪法。
岸信介访美回国之后，日本更明显地投入美国原子战略体系，最近有消息说，日本防卫厅正在向美国要求得到能够发射原子弹头的六种导弹。
日本政府的这些作法，显然同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核武器、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是不相符合的。
最近日本政府还对中国人民派赴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代表提出无理的入境条件加以阻难，只是经过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严重抗议，中国代表团才得以成行。
尽管遭到阻挠和破坏，世界各国人民在反对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的鲜明旗帜下的团结将会日益巩固。
而这种“超越思想、信仰、国境的团结”，正如4月20日日本反对在圣诞岛试验氢弹的国民大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所说，“将是中止试验、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保证”。
我们确信：
人类的良知必将取得胜利，和平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原子黩武主义者的冒险。
我们衷心预祝这届大会的成功！

北京市当前主要工作是什么
彭真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首次会上提出意见
新华社5日讯
昨天新选出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当晚召开了第1次会议。
彭真市长根据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决议和精神，提出了北京市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意见。
彭真指出，目前应当继续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关键。
他提出，要认真精简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的管理机构，抽调30％到50％的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参加生产和工作。
在工业方面，要认真精简管理人员，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并且切实注意工人的生产安全。
在商业方面，要做到损耗少、费用少、管理人员少，商品质量好、服务态度好和便利群众。
关于学校教育工作方面，彭真说，凡是没有考取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年龄和体力适宜参加劳动，可以在劳动中锻炼和学习。
对于既没有考上学校、又不能参加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该动员学生家长想办法，以便群策群力，不增加国家开支，使学生能够继续学习。
他指出主管机关要很好地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和家长都有责任不使一个中、小学毕业生游荡失教。
彭真还说，现在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节，主管部门要抓紧爱国卫生运动和做好预防工作。
会议一致同意以上的工作方针和意见，并且责成各主管部门分别提出具体方案，提交市人民委员会讨论。

反右派斗争决定我国历史发展方向
彭真向首都大专学校教授和学生作报告
据新华社5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今天晚上召开了首都大专学校教授、学生的报告会。
彭真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反右派斗争是决定我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斗争。
他号召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和工人阶级紧密结合，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反击下
汉阳扑灭反革命煽动的暴乱
主犯已经依法逮捕　受骗师生痛悔前非
新华社武汉5日电
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揭发和控诉一伙反革命分子利用汉阳第1中学学生的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的暴乱事件。
反革命分子在这一次事件中明目张胆地提出了许多反动的标语和口号，煽动学生捣毁中共汉阳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机关，并且绑架和殴打革命干部。
制造这次暴乱事件的主犯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反革命分子已被依法逮捕。
反革命集团勾结右派分子
乘整风机会鼓动学生闹事
这一暴乱事件发生在6月12、13两日。
制造这次暴乱事件的是以这个学校的副校长王建国（共青团员）、教导副主任杨松涛、教员钟毓文等为首一伙暗藏在校内的反革命集团；
披着民主党派的外衣的民盟盟员杨焕尧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
这个由十多名历史反革命分子、历史特务分子和对党不满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长久以来就在学校内部搞宗派活动，一贯地反对中共汉阳县委和学校党支部的领导；
当全国展开大鸣大放以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更加积极地在教员和学生中鼓动“闹事”。
杨焕尧在武汉马哲民右派集团的指示下，也乘机混进学校，借发展“组织”为名到处点火，宣扬章、罗联盟和马哲民反动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极力鼓动这个反革命集团向学校党支部争夺领导权，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反革命分子首先利用今年某些初中毕业生因为升学问题产生的不满情绪，煽动并组织学生进行罢课和游行。
罢课和游行开始后，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就在大街上张贴了大批反革命标语。
例如“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毛主席要下台了”、“活捉教育厅狗蛋”、“打倒县委会”、“县长韩茂林滚下台”、“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等。
捣毁县党政机关捆走干部
企图绑架县长抢劫军火库
06月12日下午，这个反革命集团组织参加游行的学生，先后冲进了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县委会，捣毁机关办公室。
反革命分子还指挥学生捆走了县委会的干部胡子乔。
晚上，在反革命分子杨松涛的挑拨下，学生又拥到县兵役局，企图捉拿兵役局长；
有些人冲进兵役局后曾想打开军火库，只因被兵役局工作人员制止而未得逞。
汉阳县的负责人员为了正确处理这一事件，当夜曾紧急指示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劝说学生复课，说明如有意见可以让代表坐下谈判。
但反革命分子王建国不但不接受这一指示，反而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对领导上敷衍，一面布置这个反革命集团分子煽动学生第2天继续闹事。
并企图进一步挑动附近农民起来和学生一起闹。
反革命又想煽动农民闹事
在城乡群众反击下失败了
第2天，这伙反革命分子煽动和组织了更多的学生赶到县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要求。
县长韩茂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同全体学生见了面，认真负责地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要求，对其中某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县里无权解决的问题，也详细地作了解释。
当时大部分学生稳定下来了，这伙反革命分子这时竟借口对有的答复不满意而又煽动学生大闹起来。
有人从腰里掏出绳子要捆绑县长，结果把挺身而出保护县长的三个干部捆走了。
学生们还包围了中共县委会，最后破门而入殴打了很多机关干部。
蔡甸镇和附近的工人、农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策动的这一暴乱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他们当时就给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以有力的回击。
反革命分子王建国、钟毓文鼓动、指示学生下乡煽动农民起来闹事，但连跑几个乡都受到农民的严厉斥责和拒绝。
农民斥责这些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恩将仇报”，“无理取闹”，有些农民家长斥责自己的子弟说：
“把你们养大了不安分念书，竟搞坏事！”
当学生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上街游行并行凶打人时，蔡甸镇上的工厂和建筑、搬运工人共六百多人马上自动停止生产，连身上的油污还没来得及洗就到学生集合闹事的地方来和学生说理，抗议学生的非法行动，并且自动保卫住重要机关的安全。
附近乡的农民也赶到学校来谴责学生说：
“你们吃的穿的那里来的？
不应忘了本！”
榨油厂工人易国卿一直跟随在县长韩茂林身边保卫县长，他说：
“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县长，我们不保护谁保护！”
他跟着韩茂林到学校去时，听见有人叫喊要捆县长，他一眼看准了就追这个人，一直从校院追到楼上一间小屋里终于捉住了这个人，原来正是反革命分子杨松涛。
后来在县长韩茂林的劝说下易国卿才把杨松涛放了。
14日学生们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又酝酿上街，但是大街上到处有出来抗议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才不敢轻举妄动。
许多受骗的人觉悟过来
同群众一起参加了斗争
事件发生后，全县和邻县的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纷纷抗议、谴责学生们的不法行为，学校门外和大街上贴满了抗议书和标语，要求政府严厉惩办策动这一次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自暴乱事件平息后，中共孝感地委、汉阳县委和政府公安部门立即组织了考察团，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反复调查研究，深入发动群众、教育学生和配合以公安部门的侦察工作，终于真相大白。
特别在最近举行的控诉大会上，许多受骗或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教员和学生，一致起来愤怒地揭发和检举了王建国、杨松涛等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有些学生并沉痛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参加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部分教员也表示悔悟，和群众一起参加了对主要凶犯的斗争。
已被逮捕的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由于人证、物证俱在，不得不低头伏罪。
在学生中带头闹事并自封为罢课委员会秘书长的学生滕文俊由于顽固不悟，已被开除学籍并依法逮捕。

大荔灯塔第1农业社对比教育收到效果
交公粮卖余粮形成高潮
本报西安5日电
陕西省大荔县灯塔第1农业社，最近用“六对比”的办法，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社里出现了积极交公粮、卖余粮和加强秋田管理的高潮。
灯塔第1农业社今年小麦比去年减收，有的社员没有作具体分析，就埋怨合作化，埋怨党和政府。
特别是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更使社员们的思想混乱。
驻社干部和社里的中共支部研究这种情况以后，在7月间由支委分工，采用大会报告、小组讨论的形式，用回忆对比的实例，向全体社员进行了教育。
六对比的内容是：
新旧社会制度那个好？
农业社好还是单干好？
统购统销好不好？
国家支援农民多少？
新旧社会农民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
人与人的关系是坏了还是好了？
经过讨论，大家回忆起旧社会情形。
这个社所在的四个村子，过去每年给国民党交的杂税就折合人民币二十三万元，等于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农民受剥削，欠地主的债永远还不清。
三百七十户中，就有二百多户食不饱肚，衣不蔽体。
现在，这种情况都没有了。
土地改革，使二百多户贫苦农民分到了四千多亩土地和生产资料。
接着从互助组到成立农业社，原来八百多口人“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也早就结束了。
经过对比，大家一致认为到底还是新社会好。
农业社好还是单干好？
大家拿去年合作化第1年的情况和单干时作了对比。
去年小麦亩产二百五十二斤，比过去提高一百一十七斤。
棉花亩产增加了三十五斤，平均每户收入六百五十一元，比过去提高三倍到五倍。
这都是因为合作化以后，发挥集体力量，贯彻技术改革，提高了生产的原故。
去年全社买了三千五百丈布，全社积余的钱总有五、六万元。
一年多的时间，还新盖了四百多间房子。
单干时哪里能比呢？
提起统购统销好不好？
大家想到过去每年缺粮十五万斤，为了吃粮，要出大价去买，受人剥削。
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缺粮能用合理价格买回来。
从去年起社里还成了余粮社，卖给国家二万多斤余粮。
讨论到国家支援农民的情况，社员们算了一笔账。
每年仅国家供应的化学肥料、药剂、布匹和日用工业品等，价值就有六万多元。
如果没有国家和工人的支援，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就会成为空话。
新社会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太大啦！
社员一讨论开，就想起社里有乡、县、省人民代表各一人。
他们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这是在旧社会中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在社员们谈到新社会人和人的关系时，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是有事大家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
青年进步快，老年人受到尊重，妇女也参加了生产。
过去那种受地主压迫，互不往来的现象再没有了。
经过“六对比”的讨论，大家更认清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的好处，坚定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并且表示要坚决贯彻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社里出现了交公粮、卖余粮的高潮和加强秋棉田管理的高潮。
原来根据预测，今年夏收社里每人分了粮食二百七十斤；
实产算下来比这个数目少，每人只够分二百四十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社里号召按实产数目退出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起先有的社员有抵触情绪，经过讨论后，大家立即心情愉快地退回了多余的粮食，几天中就完成征购粮三十多万斤的任务。
社员们现在正争取秋季作物丰收，在秋棉田管理上，不但给玉米地锄了草，有的还给花生地锄了草，并且决定给棉花多扳一次芽子、多锄一次杂草。

徽县农民踊跃交公粮
本报讯
最近徽县农业社社员和社干辩论统购统销政策。
通过讨论，社员社干部用雄辩的事实批驳了右派言论，提高了思想认识。
大家纷纷表示要早日完成公粮入仓任务，以实际行动迎头痛击右派分子。
徽县入仓公粮已达到二百五十六万斤，在全专区占第1位。

日本两个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5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熊本县经济文化代表团4日到达北京。
代表团团长田代由纪男是日本熊本县议会议员兼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长。
代表团是日中友协组织派遣的，代表团人员大都是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
新华社5日讯
日本山口县、鸟取县、岛根县访华代表团在山口县议会议长二木谦吾率领下，在5日晚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是应北京市市长彭真的邀请前来进行访问的。
到车站欢迎的，有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

比议员雷蒙·舍伊文到京
新华社5日讯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议员雷蒙·舍伊文在4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江西确定宣传国家粮食政策
不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复活
本报南昌5日电
为了使即将开始的粮食征购工作顺利进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2日举行会议，确定秋收以前向全省农民进行一次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教育运动，以教育农民群众正确认识粮食问题，完成今年粮食征购任务。
会议分析了当前情况：
右派分子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是挑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粮食自由市场。
部分富裕中农要求过高地留粮，不想把余粮和多余的农产品卖给国家。
在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支配下，有些富裕中农甚至勾结城市商人进行粮食投机，致使今年有些可能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地区，也没有完成国家收购计划。
另外，各地都发现有粮食及其他统购物资流入黑市的投机倒把活动。
会议指出：
在这次宣传教育运动中，除了要向农民群众揭露目前右派分子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反动本质外，对部分农民只顾个人、不顾国家过高要求留粮的资本主义思想和集体隐瞒产量的错误做法，应当进行批判教育，向他们讲明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正确关系，提倡节约和反对浪费粮食；
对少数人用统购物资进行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要进行斗争；
对有些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倒算活动，要坚决予以回击。
会议认为，在开展这项运动以前，首先要在干部中统一思想认识，批评某些干部在粮食问题上盲目叫唤的右倾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
会议还认为，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应该密切结合当前生产，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继续努力做好抗旱、防旱、抢收、抢种工作，力争秋季丰收。

湖南颁布五项规定加强市场管理
本报讯
据新湖南报消息：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在8月01日发出了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取缔粮食投机的布告。
布告说，近来各地都发现了粮食投机活动，造成粮食市场混乱。
有些私商贩卖粮食或以货物向农民兑换粮食。
有的农民高价出卖口粮或统销粮，反过来又要求国家补销。
个别的农业社借口开展副业生产，也从事粮食买卖或粮食加工。
更有一些不法分子涂改、伪造、买卖统销粮证、周转粮证和粮票，套购国家粮食，进行投机活动。
这些都是直接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粮食市场管理的非法行为，对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社的巩固都是严重不利的，应该坚决予以取缔。
布告接着提出了五项规定。
一、自新粮上市到国家宣布统购结束为止的期间，农村粮食一律停止交易，农民间亦不得进行粮食调剂，农业社和农民出售粮食，统由国家收购。
统购结束以后，农业社和农民的余粮，可以自由贮存、使用、或卖给国家或到国家粮食市场交易，但需严格禁止粮食投机，或开设磨坊、面坊、酒坊收购粮食原料加工成品、煮酒和私自制成熟食出售，或以成品兑换粮食原料。
凡商贩从事粮食经营或以货物兑换粮食的，应没收全部粮食，并视情节轻重科以罚金或判刑。
农业社加工粮食贩运的，应给予主要负责人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应予处罚，并限令即刻停止经营，所有经营的粮食原料、成品由国家全部统购。
农民之间高价买卖粮食的，一般应说服制止，按统购价格收购其全部粮食，如系一贯进行粮食投机屡教不改者，除没收其全部粮食外，并视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制裁。
因出卖粮食而缺粮的，国家不再供应。
凡向农民购买青苗的非法行为，应坚决取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二、严格禁止一切套购囤积粮食的行为，违者应分别情况给以处分。
对伪造、涂改国家统销粮证、周转粮证、粮票的罪犯，必须依法严肃查究，集体进行的首要犯罪分子，应该从重处罚，并将全部套购粮食粮款没收归公。
三、国家所发的粮证粮票，均不得进行买卖。
如卖方系统销户，国家不再供应粮食。
对买方应追回所买粮证、粮票，如已套购国家粮食应全部追回，若系收买粮证、粮票从事投机活动者，应从严处分。
四、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农业社干部，应模范地遵守国家粮食政策。
如有利用职权进行粮食投机活动，破坏粮食市场管理的，一律依法加重惩处，决不姑宽。
五、国家粮食部门，不论在粮食统购期间或统购结束以后，应密切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健全市场管理组织，加强市场管理干部的教育。
把市场工作很好的管理起来。

剥开“马列主义者”的外衣
刘叔模三十年来一贯反共
本报讯
民革武汉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刘叔模反苏反共的丑恶面目，2日在民革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支部会上被彻底揭露出来。
刘叔模曾公开为右派分子辩护；
他说葛佩琦的发言只是因为他在肃反运动中受了些委屈，是“感情用事”。
他把章伯钧看成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政治家，认为他提出“政治设计院”是很自然的事。
根据人们的揭发，刘叔模一贯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刘叔模狂妄地把自己说成是“武汉的马列主义者”，是“正人君子”，而把靠近党的积极分子说成是无所不作的小人。
在会议上，与会者以许多事实剥开了刘叔模伪装“马列主义者”的最后一件外衣。
原来，这个反共专家远在1919年到1922年留学法国期间，就谩骂过当时留法革命者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
据参事室参事戴文等揭露，大革命前后，他勾结汪精卫；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爬上了伪省府委员的高位，大唱反苏反共滥调，在他创办的“湖北论坛”上发表了许多反动文章，诅咒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内在阻力，决不允许它再张凶焰”。
直到解放前夕，他还主张把伪省府迁往鄂西山区，坚决反共到底。
在大量事实面前，刘叔模仍企图狡辩，把一切反动言行归结为出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新华社专稿）

反对党的“勇士”，林希翎的“谋士”
詹寰的反动思想受到清算
本报讯
中国青年报消息：
中国青年报全体工作人员，连日对该报记者、右派分子詹寰进行坚决斗争。
他们揭发了詹寰大批的反动言行，并拆穿他充当林希翎“谋士”的阴险活动。
这个曾参加过三青团的詹寰，是在1948年怀着卑鄙的个人目的进入解放区的。
由于他的个人主义目的未能达到，一直对党不满。
特别从1952年以来，他的反动言行更加恶毒阴险。
他说：
“苏联和中国都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极力宣传修正主义思想。
去年年底，他更污蔑苏联“出兵干涉”了匈牙利，他主张“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变匈牙利”。
对党和政府的重大措施，他一概否定。
他曾说抗美援朝运动“不合国际法”。
今年春天，党中央提出整风后，他以两面派手法展开阴谋活动。
他在报社内不动声色，宣扬对整风不感兴趣，轻蔑地说：
“整风，整完了还不是那些人当权。”
暗地里却声称“人的时代开始了”。
日夜奔走，到处点火。
他用全部心血支援林希翎。
詹寰和林希翎去年08月在西安一晤，就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去年09月26日，他给林希翎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勇士，太需要闯将，太需要独立特行的人物。
看看吧，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
詹寰还多次把报社内部材料和内部刊物偷出去给林希翎看。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发表反动演说时，他忙着去提供材料出主意。
与此同时，他一再建议报纸应该报道北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还企图让右派分子刘宾雁作报社的总编辑。
当北京大学学生准备反击林希翎时，他又自动担任情报员混到北大刺探消息，与林希翎密谋对策。
他还发起募捐，出钱买纸，供林希翎印发反动言论，并帮助林希翎和武汉大学右派分子吴开斌建立联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狡猾阴险的詹寰，在采访的借口下逃出报社。
偷偷溜往苏州、上海、杭州一带，考虑“应变”的办法。
报社把他调回来后，他有时假装认罪，有时假装糊涂，并没有作认真地检查和交代。

右派“特写”专家
　方成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河南民主党派组织反右派深入基层
本报讯
民主党派河南省各地方组织都广泛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被揭发出的右派分子王毅斋（民盟）、李静之（民革）、张静吾（民盟）、刘积学（民革）、宋聿修（民革）、武彰耿、禹品三（民建）等都是民主党派河南省地方组织中右派分子的首脑和骨干。
这些右派骨干分子有的已低头认罪，有的在写反省材料，有的正在被进一步揭露。
民主党派各地基层组织也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
目前，在各民主党派河南省地方组织中，左派的领导核心，已经初步形成。
反右派斗争正在普遍地深入到各支部和小组中。
（新华社专稿）
洛滨污蔑马列主义遭到痛斥
本报兰州讯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文教部、统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联合举行大会，向党内右派分子洛滨展开斗争。
洛滨是宣传部知识分子办公室副主任，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以向党提意见为名，攻击马列主义，他诬蔑马列主义学习是“给人一种精神奴役”，还说，马列主义是一百年以前就出现的陈词，而现在信仰马列主义的人仿佛教徒对教经的虔诚一般。
洛滨还污蔑甘肃省委，他武断地肯定：
“连书记带部长在文化艺术上都是外行。”
刘我谋的阴谋被揭穿
本报福州5日电
福建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福州航运管理处职工，连日召开十多次会议，揭露和批判该处副处长右派分子刘我谋的反动言行。
刘我谋曾恶意地把航管局与船民的关系比作“渔翁与鸬鹚”，说“渔翁把鸬鹚的喉咙卡得太紧”，国营运输部门分配给船民的货源很少，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收入大大减少了，阴谋煽动船民闹事。
会上职工们一致驳斥了刘我谋的反动言论。
省航管局林开明用历年来国营分配给船民的货源增加，社员的劳动报酬逐年提高等事实驳斥了刘我谋的荒谬论调。
许多人还愤怒地质问刘我谋一贯搬弄是非、挑拨党群关系的用意何在。

“心理学家”错误估计了群众的心理
高觉敷右派集团被揭露
本报南京讯
最近半个多月来，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和南京师范学院，揭开了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态度暧昧之谜。
原来那时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南京分社主委、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为首的一个右派集团，利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作为反党工具，积极从事反对共产党在高等院校的领导的阴谋活动。
高觉敷反对党在高等院校的领导是和九三学社中央的右派分子联成一气的，也是和九三学社中委、九三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周拾禄以及南京分社秘书主任、储安平委派的光明日报南京兼职记者倪鹤笙等共谋的。
他们经常召开不要党报记者参加的座谈会，和经常进行深夜密谈。
这位“心理学家”完全错估了群众心理和党的力量，在鸣放中猖狂地宣称“党委软弱无力了”、“共产党已经垮下去了，是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在九三学社二中全会上，高觉敷和周拾禄公开主张“大发展”，在光明日报在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高觉敷公然宣称“党对高等院校是否要进行具体领导”还要研究，他还连续召开了七次鸣放座谈会，在高教、科技和医药界到处点火。
而他的同谋者周拾禄则公然篡夺了华东农科所的整风领导权，成立了不要党政领导的学习委员会，在南京九三分社的各基层支社负责人会议上，高觉敷还把华东农科所的办法向各基层“推荐”，说那里篡夺党对整风领导权的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高觉敷在南京师范学院这个基层里，也积极进行了点火和排斥党员领导的活动。
他积极发起和支持南师四个民主党派组织联合召开的帮助党整风但又排斥党委领导的座谈会。
并向南师教育系的教授们宣扬九三学社中央发来的一个歪曲毛主席讲话的文件，说什么“高等院校党委制要考虑撤消”。
同时，高觉敷还向文汇报两次投稿，骂“教育部把高师教育引入了歧途”。
骂教育部的党员副部长，他还骂党员副院长“太笨”、骂党员系秘书是监视党外人士的，这一系列言论可以说明他妄想从中央到院校，再到系一起把党组织取消掉。
到会者还进一步揭发了高觉敷这个“心理学家”的丑恶历史：
他在蒋经国办的青年干部学校里，作过非学术性的演讲，替蒋介石研究过国民党军队为何士气不振，他还帮助李宗仁搞伪大总统竞选，他自己也参加过伪立法院的选举，并在假和平宣言上签过名，还曾恶毒地骂共产党为“共匪”。
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高觉敷承认了自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反党活动的”，也承认有“储安平—高觉敷—倪鹤笙”这条线。
现在南京九三分社已成立了没有高觉敷、周拾禄、倪鹤笙等人参加的整风工作委员会，掀起了社内的反右派斗争热潮。

改变偃旗息鼓按兵不动的状态
昆明分社筹委会批判秦瓒
本报讯
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秦瓒在整风开始以来，一再发表极端错误的言论，但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却一直偃旗息鼓，按兵不动，直到6月底才开始了较有声势的反右派的斗争。
秦瓒曾向云南日报记者谈到造成党群关系不好的种种原因，除了“党员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外，还应该“从一种制度、办法上来看”，据他的分析就是：
“运动搞得太多了！……”
他甚至污蔑肃反运动是在“捕风捉影”，分析人事材料就像是“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他还认为肃反运动的成本太大，要以成本和收获来衡量肃反的话，到底怎样？
他还表示怀疑，他还认为这些运动所造成的“墙”和“沟”，“不但今天消灭不了，就是将来也消灭不了”。
秦瓒还攻击现行的人事制度，他认为这也是造成“墙”和“沟”的原因之一。
在九三学社昆明分社筹委会召开的一些会议上，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以后，秦瓒虽先后作了几次检讨，但始终避重就轻。
会上，除要求他深入检查自己的反动言论，还指出他和费孝通、储安平等右派分子直接、间接的关系，要他也作彻底的交代。

昆明市反右派斗争向纵深展开
运用报告会、黑板报、读报组等形式，广泛宣传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本报昆明讯
昆明市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从6月中旬以来，已有二百多个单位，近两万人参加。
目前，斗争正向纵深发展。
中级法院反击右派分子张慎的斗争开展以后，群众始终坚持说理斗争，反复地批驳了他的“在政府中取消党委制、法院取消党组、成立有党外人士参加的行政委员会来领导”的谬论，和他污蔑各级法院为“中央有法不依，下边无法无天，乱砍乱杀”等反动言论。
最近，他交代了同党的叛徒蔡英互相勾结，组成反党小集团，企图打垮法院院长、夺取领导地位的阴谋活动。
工商联讲习班揭发了以右派分子严振邦（民建会员、市汽车运输公司科长）为首的反动小集团。
市卫生局对右派分子周枕云（民盟盟员、市卫生局副局长、市政协常委）的斗争，已从卫生局普及到全市卫生系统，参加斗争的人严厉地驳斥了周污蔑党员是“孔雀东南飞”剧中的“恶婆婆”，团员是“小姑”，群众是“儿媳妇”的荒谬言论，现在，周枕云已开始向群众低头认罪。
昆明市三十多个普通中学及中等技术学校，也利用暑假，掀起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昆明几个大型厂矿及市区街道和郊区的农业社，普遍的通过报告会、座谈会、黑板报、读报组等形式，宣传了反击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通过宣传、学习，工人、农民、城市居民大大的提高了觉悟和识别右派言论的能力。

民进教育部支部进一步揭露
林汉达拜倒在资本主义脚下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教育部支部于3日下午举行会议，批判林汉达的荒谬言论。
林汉达在会上首先作了思想检讨，但他并没交代任何新的材料和认真进行思想检查。
教育部副部长韦悫说，林汉达在工作中很会抓权，随便使用职权，很少向上级请示。
同时，林汉达存在着非常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作风，甚至是市侩作风。
民进中央秘书长杨东蓴说，林汉达从7月16日请假，专门写思想检查，可是在这十八天内，他却在家里写东西汉历史故事，根本没有老老实实写思想检查。
曾经随同林汉达到上海视察的赵景岳，揭发了林汉达在上海视察期间，曾在上海一千三百多人的工农业余教育干部的会议上，别有用心煽动教师要“大胆的鸣放”，要“告到门上去（指教育部、教育局）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林还说，“知识分子的生活苦，不算苦，心里闷，才算苦”。
赵景岳还揭露林汉达对于旧社会的东西非常留恋，仇视新的事物。
例如，“大世界”改名为“游乐场”，帝国主义分子命名的马路的名称改了，私营企业改成公私合营了，他对这些都很有意见。
林汉达的秘书徐建西，揭露去年11月林汉达去广西视察途中，对徐建西说：
“中国连搞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也没有，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经济，那儿行！”
又说：
“看，美国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有，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就是高。
这是制度问题。”
并且大谈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在美留学时的“快乐生活”。
徐建西还揭露了林汉达在工作中敷衍塞责，为赚取稿费，在视察或在工作时间内，专心编写历史故事的大量事实。
会上，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绍鏊也批判了林汉达的错误言论，指出林汉达应该好好交代。

潘大逵交代罗隆基在成都的一次阴谋活动
企图垄断知识分子与党对抗
本报讯
章罗联盟主将潘大逵一星期来在四川省民盟整风小组会上初步交代章罗阴谋。
去冬罗隆基召集右派马哲民和刘王立明、范朴斋、潘大逵、张松涛等会师成都，在秘密会商时，罗向他们说：
“盟要在知识分子方面和党比力量，盟要垄断知识分子，才能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讲价钱。”
罗又说：
“现在特别要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来扩大盟的队伍，人才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也就多了，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然后通过这批人造成形势，党就不能不迁就。
那时盟就可取得领导地位，实现专家治校，达到取消党委制的目的。”
关于阴谋取消党委制的具体步骤潘交代是：
一、首先强调党与知识分子有矛盾，尽量散布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造成对党委制不满的空气；
二、强调反教条主义；
三、利用鸣放，乱鸣乱放；
四、最后造成乱子后由民盟来收拾局面。
罗在成都期间用茶会拜访形式到处串联个别谈话。
如，罗曾两次拜访青年党四川省负责人魏时珍，想拉魏入盟，通过魏来拉拢他的党徒和知识分子。
座谈中，还暴露了罗企图篡夺国家外交领导权的阴谋，他说，现在要搞国际统一战线很困难，因为产党出面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愈来愈少了，今后要搞国际统一战线，要民主党派负责才行。

王之相、劳君展说问题相当严重
不少组织被右派分子控制
本报讯
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副主任委员王之相、劳君展8月01日在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发言说，九三学社除了有储安平、顾执中这样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干分子以外，在社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里，也都暴露了不少右派分子。
有的地方组织如兰州分社，基层组织如兰州大学支社、山东大学支社、北京师范学院小组等，在右派分子控制下，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北京市分社方面，仅据二十六个基层组织的统计就有四十多个右派分子，有右派言论的二十多个。
他们在发言中列举了九三学社中一些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情况以后说：
“应该肯定，九三学社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我社一些领导人认为九三学社的问题不大的估计是错误的。”

用漫画武器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
李滨声的丑恶面目被揭露
本报讯
北京日报工作人员最近连续开会，揭露了该报美术组编辑、右派分子李滨声以漫画为武器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大肆攻击的反动面目。
整风运动开始以前，李滨声就画过一些散布毒素的漫画。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李滨声更集中地画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漫画，他在“在某些单位”、“鹦鹉和专学领导讲话的人”等漫画中，把在机关中得奖的人画成没有嘴的人，把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干部比做鹦鹉，歪曲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煽动群众与领导对立。
在“马大哈汇报”这幅漫画（未见报）中，他恶毒地诬蔑积极分子用打击别人作为入党手段，诬蔑党组织只欢喜这种人，攻击党的汇报制度。
他同王复羊合作的漫画“在某大学里”，无中生有地诬蔑大学的校务会议排挤和压制教授。
李滨声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视察工作后，发表了题为“视察随笔”的一组漫画，其中“一身二任”一幅，别有用心地歪曲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
在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下，李滨声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他所视察的几个公私合营企业中，根本没有像他在“一身二任”中所画的公股代表包揽一切、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发挥的情况，而他所以画出这幅画，是“想使这组随笔更有分量些”。
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李滨声的反动思想是有一贯性的。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和学校里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在一起办反动壁报，画漫画污蔑解放区，歪曲土地改革，丑化八路军，并参加了反苏大游行，积极地写反动标语。
在这期间，他还在反动的“太平洋”月刊上发表过一些污蔑苏联的漫画。
他的反动思想，解放后并没有得到改造。
几年来他先后在三个机关工作过，都是站在敌对立场挑剔党组织的毛病，向党进攻。
他狂妄地认为党不能领导艺术。
现在，李滨声对自己的反动言行还没有彻底交代，还说什么今后漫画没法画了，以此抗拒别人对他的批判。
北京日报工作人员正在继续揭露他的丑恶面目。

纺织工业部反击右派分子
工程师吴厚福的谬论破产
本报讯
纺织工业部反右派斗争正在全面开展。
基本建设设计院连续召开会议，批判该院工程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吴厚福的反动言论。
吴厚福曾恶毒地污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不信任，政治歧视。”
又说：
“现在是被人当作垫脚石，一旦共产党掌握技术，就要被一脚踢开。”
此外，他还发表了“肃反是唐·吉诃德式的无的放矢。”
“青年团充当打手、包打听”等许多反动言论。
该院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以亲身的体会，证明吴厚福的发言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攻击。
方孝伦工程师说，以吴厚福本人来说，解放前是技术员，解放后提升为厂里的科长，调部后又提升为六级工程师，并领导机运组的业务。
机运组设计的总修机厂，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型的机器制造厂，装配着相当数量的工作母机，吴厚福在这方面并不完全内行，领导上让他边做边学，参阅国内好多机密资料。
这些不胜枚举的事实，怎样解释共产党不信任呢？
在纺织工业部另一个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上，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成员，有力的揭发与驳斥了财务司的右派分子民盟盟员、农工民主党党员罗虚牧。
右派分子罗虚牧一贯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在大鸣大放时期，到处点火，屡次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污蔑共产党有“裙带风”等十大照顾。
直到6月14日，他还给章伯钧写信，支持章伯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认为章伯钧的反党言论是“忠言谠论”正“切中时弊”，表示“非常拥护”，希望这个反党的罪魁能够听到他的“小小的声音”。
他并在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上，公开污蔑史良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这个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已经原形毕露，群众正在坚决对他围攻。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西安分社的批判会上
屈伸承认自己有变天思想
本报讯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连续召开会议，批判西安分社宣传学习部副部长屈伸的反动言行。
根据几次会议揭露，屈伸经常散布谬论，从各方面向党进攻。
他骂一些积极起来批判右派分子的民主人士是“政客”，“随风转舵”。
到街上看到有人排队买东西，就说：
“这是我们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这样”。
他常说：
“集体领导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说新闻审稿查对事实“比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新闻检查还厉害”，说“肃反运动糟的一塌胡涂”、“党员陷害好人”。
会上，大家又对屈伸一贯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作了揭发。
屈伸过去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曾先后四次参加过国民党，1931年间，屈伸曾到江西参加国民党“围剿”我工农红军的罪恶战争，并亲笔写过所谓剿共的“战斗要报”，得到反动头子何应钦的“嘉奖”。
解放后仍和特务分子有来往。
在几次会上屈伸一味狡辩，说他的谬论是受外力影响，是思想方法的错误，这种抗拒态度引起大家极大不满，要他继续交代。
经几次质问，他才承认自己有变天思想。

青岛商检局职工斗争坚决
陆侃如的反党据点被突破
本报讯
连日来，青岛市商品检验局全体职工对反党急先锋陆侃如（九三青岛分社主任委员）向党进攻的重要据点——该局的九三直属小组，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这个小组是今年03月才建立的，共有四个社员，据组长童素秋交代“我入社不是想进步，是因为对共产党不满，为了找靠山。”
其他人入社的动机和她都类似，这样他们就很自然地作了陆侃如向党进攻的“义勇队”了。
经过全体职工的揭发和批判，他们开始承认自己是直接或间接地接受陆侃如的指令，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进攻。
据交代，在整风开始以后，陆侃如先后给他们四点指令：
一、指示他们讨论“取消党委制，不要共产党包办”的问题，并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煽起了他们和党“分庭抗礼”的情绪。
二、指示他们，要扩大组织，人愈多愈好，不求质量，只求数量。
三、指示他们要对党施加压力，无论肃反、工资、整编、党员作风，大大小小、滴滴点点的问题都可以谈，要尽量摆出来，愈尖锐愈好，夸大也不要紧。
四、要求党支部成立所谓“整风检查小组”，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
童素秋交代说，在鸣放的会议召开以前，他们就研究了向党进攻的重点，打击对象（党员、积极分子）的名单和根据，在座谈会上他们集中火力辱骂党和党员，打击主持正义的人。
如说肃反运动残酷到草木不生的程度；
说干部政策的德才标准是漫无边际；
说党把群众看成“俘虏”、“小偷”、“废物”；
说各室的党员主任不懂业务，应撤出去；
把人民民主专政比成秦始皇的专制。
为了执行陆侃如的指示，由童素秋起草，小组开会讨论补充，写出一份“青岛商检局党支部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七大“罪状”，俨然是“血泪控诉书”。
当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这个右派小集团又在童素秋家里开小组会密谋对策，准备顽抗。
经过全体职工的揭露和追问，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以上一些事实。

又一批右派分子在福建现形
据新华社福州4日电
一个月来，福建省各高等学校师生员工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
厦门大学右派分子、中文系主任郑朝宗、南洋研究所研究员陈碧笙和学生李罗芳，福建师范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钱履周、佘宝笙（女），福建医学院右派分子、副院长黄震亚、陈阅明和讲师潘秀森（共产党员），福建农学院右派分子、教授黄震和学生赵天珍等，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猖狂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各校师生员工从6月中旬开始，以说理的方式，彻底揭露和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和阴谋。
福建医学院师生以解放后教师增加四倍、毕业生达七百多人，超过解放前十一年毕业生总数二百七十人等具体事实，来驳斥黄震亚、陈阅明等所谓“党不能领导学校”等谬论。
福建农学院的师生也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系统地击破了右派分子黄震等所谓贫雇农是“新恶霸”等谬论。
在斗争中，各校右派分子都被驳得理屈词穷，最后表示低头认罪。

回族败类——马文鼎
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青海省委员会连日举行会议，声讨右派分子、回民中的败类——马文鼎。
解放几年来，马文鼎虽然吃着人民的饭，一身兼任青海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和青海省农林厅副厅长等重要职务，可是他一直留恋解放前作威作福的“良辰美景”，并且希望马步芳卷土重来。
整风开始后，他就对人翘起大拇指说：
“要整就整大的”；
又翘起小拇指说：
“整小的没有意思”，煽动群众攻击党的领导。
而他就在这个时期明目张胆地专找工作中的缺点加以扩大，甚至无中生有，播弄是非。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马文鼎又喊压力太大、乱扣帽子。
他还故意地把发言积极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把批判右派的人说成是右派。
马文鼎经常在农林厅散布“以党代政”、“有职无权”的空气，事实上，他平时对工作不闻不问。
在选全国人民代表时，马文鼎造谣说，选马兴泰为回族代表，是因为马兴泰无才无能，共产党好掌握。
他又对马德庆同志说：
省长把我们回民压着呢，你去找青海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哭诉去。
他就想用这种伎俩挑拨离间回民同党和人民政府对立。
马文鼎还诬蔑土地改革是作坏事情。
讽刺党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政策是替下面增加老爷。
他还一笔抹杀青海省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成绩，说党不重视提高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水利工作搞糟了。
马文鼎常常向人宣扬他在“参谋长”任内屠杀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
他还对人说：
“如果我有像鹰一样的翅膀，飞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地方多好。”
他对马步芳、白崇禧则怀念不已：
念念不忘白崇禧发给他的一个奖章，说白崇禧看得起他。
马文鼎还常夸耀马步芳残酷统治青海人民的“才能”，说马步芳“英明果断”。
所以他一贯对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阳奉阴违。
例如在让他争取反革命分子中，他只争取小的，包庇和放走大的。
放走了反革命分子谭呈祥、马忠义等，还用钱接济逃亡的反革命分子韩国治。
他还嫌这样作不够，公开喊着在青海应该释放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天津扩大反右派的战线
若干教授的反动面貌被揭露
据新华社天津4日电
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场。
南开大学共开辟了五个反右派斗争的战场。
右派分子、经济系教授李宝震，利用南开大学民盟支部副主委的职务，在教师中进行了一系列恶意挑拨和煽动，他同九三学社反对共产党不满的一些人，和对院系调整及“三反”、“五反”等运动不满的人，曾经集中在一起开会。
他们在会上全盘否定南开大学历次运动的成绩，并且恶意地攻击南开大学党委委员、副教务长滕维藻，提出搞垮滕维藻，挤走系主任季陶达，以便控制经济系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学。
在这个小集团中有副教授任振威、教授杨敬年、傅筑夫等人。
他们提出，如果打不倒滕维藻，就实现最低的纲领——散伙。
在新开辟的数学系战场上，揭露了曾经跑到公园里订过攻守同盟的右派分子、数学系助教阎树重、章延汉和物理系助教陈本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天津大学教师反右派斗争也已深入到各系。
到处煽风点火、污蔑学校是“不见天日的牢狱”的右派分子、机械系教授赵蕴山，受到了广大教师的责问。
他是天津大学民盟支部的副主委，在大鸣大放时，他到处扬言污蔑“肃反”运动，替被捕、被斗的人喊“冤”，并在教师中散布“共产党对知识分子要用就用，要打就打”、“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技术”、“党委领导学校根本不行”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右派分子、化工系教授向子刚，也在反右派斗争中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
他颠倒黑白，污蔑“肃反”运动是“有些人得罪了个别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就被斗争”，并且大骂“肃反”中积极分子“舌头沾满着鲜血”。
教师们愤怒地揭露了这个身为人民大学的教授，而实际上还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当过国民党少校的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使得一度猖狂的右派分子，美术系副教授王麦杆等人，也低头认罪了。
他承认有控制“美协”和美术家出版社来作为自己反社会主义阵地的阴谋。

我的罪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解放以前，我有过长期的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恶活动。
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原希望我能够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
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1949年和1950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
最近更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在政法学院削弱、摆脱党的领导，使政法学院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诋毁政法部门和高教部门的党所领导的工作，企图从而削弱党对政法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领导。
我是罪人，我的罪行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
我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接受章罗联盟领导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章罗联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罪恶集团。
章伯钧是我所瞧不起的马路政客，但从我入盟以后，章恭维我是大知识分子，是高教界的重要人物，并说我在盟内应该连升三级。
尽管他没有同我谈过他企图破坏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所谓“政治设计院”这一阴谋，可是我和章伯钧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争论。
03月12日当章说盟今后应多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还表示过赞佩。
他谈到我们政协起上院的作用时，我还以为他很有见地。
罗隆基和我受过相同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昆明时早就有过频繁的往来。
1955年04月他要我联名在文化俱乐部请理工文法的大学教授（从前我说是政法方面未上课的教授，因为是临时答复质问，记忆上有了错误）座谈学习苏联、教研条件、工作安排、新老关系等问题时，我也欣然同意。
自章、罗抓知识分子问题以来，由于我自己有罪恶思想，妄以为章罗的领导（这领导实际上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
我接受了章罗在盟内的领导。
这样使我愈陷愈深地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走入章罗联盟的道路。
由于我和章罗联盟思想上的共鸣，客观上就产生了行动上的配合。
在政法学院开始了罪恶活动，多方面破坏党的领导
我由于对政法学院的党有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我就在政法学院和政法方面进行了反党的罪恶活动。
章罗联盟自封为大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他们包藏祸心，首先企图在高等学校中赶走党。
由于我自己也有反党的罪恶思想，所以听到了他们的假传达后，便信以为真，便以为有机可乘。
整风一开始，我就公然提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来领导。
由以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来领导。
为了最后达到削弱政法学院党的领导和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满足我自己的野心的肮脏目的，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
我企图破坏政法学院党组织坚强的团结，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
妄图实现使党内部闹不团结和削弱党的阴谋。
汇报制度、档案、鉴定都是党的人事制度。
我诬蔑这些制度，说汇报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因此关于学生的档案和鉴定也成了问题。
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我又寻找对党不满的对象，进行挑拨、离间和煽动。
我看中老教授和老的司法人员，恶毒地说他们受到歧视。
我对青年教师也同样进行挑拨，说他们不受重视。
更突出的是，我利用政法学院讲师杜汝辑对肃反的不满情绪，示意他在整风中“大鸣大放”大闹特闹。
在我院的毕业生中，有些人对工作分配是有不满的情绪的。
针对这一情况，我捏造事实，说1954年分配到天津的毕业生除一人外，都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且我是知道这个事实的。
在整风初期，我在学生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我鼓动一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学生章文岳向党进攻。
章写给我一封充满了反动内容的信。
我支持了他对班领导以至于党组织的狂妄攻击。
我还肆无忌惮地给了他一封回信，要他坚持反动的立场，向党进攻。
要破坏党的威信，从而达到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阴谋，单枪匹马是不行的。
我于是寻找助手。
除了煽动、拉拢个别的人进行反党活动外，我还企图利用学校民盟和工会组织来作我的助手。
我强调盟和工会要对党进行监督，实际上就是要盟员和工会会员寻找工作上的缺点来作为攻击党的根据。
我还要求发展盟员，企图使盟有力量来和党分庭抗礼。
此外，我还长期地、明确地有着这样一个和党闹对立的思想，我企图通过盟员来了解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
这个思想自1952年起就存在着，也充分说明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党思想也是长期存在的。
要最后把政法学院变成我的独立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大权独揽，而是有把政法学院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企图的。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政法学院建立起来了，随后就有了新的培养目标和新的教育方针。
这几年来，年幼的政法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办学的思想根深蒂固，经常作祟，我也只接受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形式，而拒绝接受其精神实质。
我对于早期的二年制和对于当时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必要的和正确的思想改造的教育，总是格格不入，不以为然。
我仍然迷恋于较长期的和所谓“正轨”的教育，而实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
关于大法学院的各种方案，我没有谈过，在回国以前也没有听人谈过。
但我的确是企图拉些原来教过政法的人到政法学院来担任教学工作的。
如楼邦彦，也同他谈过几次；
复旦大学的张企泰，我虽没有同他谈过，心中也希望他能来；
尚在德国的陈育凤，我也希望他来。
这几个人都是我从前的学生。
这些人我都希望他们自己会要求回国，要求来院，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拉人的意图。
因为我知道明目张胆地拉人是会露马脚的。
这种愿意为我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校服务的人来得多了，资本主义的学校的复辟也必然成为唯一可能的结果。
我诬蔑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诬蔑高教部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心目中的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很容易有工作。
我于是在批评宗派主义的幌子下，诬蔑政法部门的“清一色”，妄图使政法部门对干部不再强调政治条件。
这样，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也自然可以有工作了。
政法部门充满了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们之后，也必然会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的反动道路。
我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长期以来，企图利用“教授”的好名称，来满足我的政治欲望，企图把学校作为地盘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
政治野心家的野心总是得寸进尺，总是没有止境的。
尽管我在整风初期乱鸣乱放，大放毒素时，我还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样大的政治野心，但政治野心是水涨船高的，野心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
我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
我的罪恶活动的危害性，今天我认识到了，要远比我在作出罪恶活动时严重得多。
我真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在解放以后仍有密切联系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
自1937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
在1947年冬到1948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
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
这还不够，解放后，在1949年和1950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的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
信中还讲到许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所决不会讲的话。
1949年03月09日去信有这样一段：
“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
09月06日去信有这样一段：
“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
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他于10月04日来信也承认了。
在1950年06月30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
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
祖国是已经解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极端顽固的买办思想，而且在批判白皮书的学习之后还继续保持下去。
不但不值一文钱，而且对人民有害的书偏要出版，不义之财仍然要取回。
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而且一直没有交代，更是罪加一等。
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1937到1948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
第2、第3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
第4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
在此期中我成了费正清的亲密朋友。
他又把美国在华的不少官员和记者介绍给我。
在官员中，在昆明做过领事的石博思和我往来频繁。
由于费正清和石博思的介绍，我认识了十来个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而这些记者在大战期中又往往是美新处和战略情报局的人员。
美国的所谓“教授”在大战期中也有不少人搞情报工作的。
我记得昆明美新处的负责人最早就是一个叫做柏克的记者。
我是1948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
解放前后，在京美国记者同我有过接触的有：
赖文霍德之妻，斯蒂耳，巴乃德，柏克，赖盎斯（女）等人。
赖文霍德夫妇是我1947年到1948年在美国时由于费正清的介绍而认识的。
赖服务于克简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印发一种有关国际事务的定期通讯，也当然是一个特务机关。
其妻在我回京的次日即去了上海。
斯蒂耳是所谓老牌“名记者”，首次在昆明蒋梦麟家见面，以后陆续见过几次，解放前即已离京。
巴乃德也是上述克简基金会的访员，是回京后由赖文霍德之妻介绍而认识的。
柏克即上述昆明美新处的最先负责人，是我在纽约时在我爱人的哥哥陈公与的妻子（英人，美籍）处认得的，1948年在京时仍为记者。
赖盎斯也是陈公与的妻子的朋友。
当1949年02月，北京初解放后，巴乃德和赖盎斯来访过我，出门后，附近解放军同志即进来作必要的查询。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此事即结束了。
但我尚不知改过自新。
因他们不断来电话要求访我，我在2月27日还去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此时，人民政府下令停止外国记者活动，他们也终于消了声匿了迹。
但当赖盎斯在4、5月离京返美，清华美籍教授温德为她饯行时，邀我作陪，我仍然去了。
这要是温情主义的话，也已经是买办的温情主义，而不是一般人的温情主义了。
这些特务记者同我谈的，在围城期中，是关于和平解放或是武力解放那个可能性较大的问题，也问及学校情况，哪个人逃了等。
进城后，主要是他们希望我能设法介绍他们给负责人见面。
我拒绝了。
他们也问及学校情况以及已否上课，已否接管等。
当时，美国帝国主义的领事柯乐博，在我军一进城后，即连二接三地要找我。
我不愿意他来我家，我去过一次，他也提出了要我介绍见负责同志的请求。
我说负责同志太忙，决不会见，而且我也不熟悉，要他不要再麻烦我。
自此以后，我从未和他再见过面。
他3月初送来过一封信转达哥伦比亚大学要我去，并要我将复电副本送他。
我直接电复，拒绝前往，也没有把复电副本送给柯乐博。
以后，7月04日美国国庆，他有请柬来，我早晨打去电话祝了国庆，但推有事下午没有去参加。
此外在北京解放后，我和美国人杜乐文还有过三、四次往来。
杜是在昆明时由现在在北大的美籍教师温德的介绍而认识的。
他当时是美国红十字会的驻华代表。
他在昆时，在医药上曾给我们不少帮助，过从较密。
他比我先到北京。
解放前他做过有关救济工作的美国驻华代表。
以后他做木器家具出口的买卖。
他的弟弟杜乐武和他住在相邻的房子中，在战时曾做过美军的情报工作。
胜利后，他的职业是木器家具出口商，经常请茶会等等，协和的医生们也时有参加的，围城期中或解放几天后，即举家离京。
在解放之前，我是认识不到这些妖魔鬼怪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的。
党对我不咎既往，给了我宽大的对待。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
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
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算清自己的帐，新的要算清，旧的也要算清，要彻底交代一切罪恶的活动，也要彻底交代一切错误的言行，特别是关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有关的罪恶活动。
我记得的我一定要在几天之内逐件交代清楚。
（这是钱端升在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的发言，本报略有删节，插题系本报所加。）

戴岂心公开叫嚣：
“我们要自搞一套”！
据新华社上海4日电
上海水产学院最近揭发出一个阴险毒辣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小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是水产学院九三学社支社主任委员、水产加工系教授戴岂心。
早在1952年戴岂心调来水产学院不久，他就纠结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形成反党小集团。
在这次“鸣”“放”中，戴岂心在九三、民盟的联席会上，他说：
“水产学院之所以有问题，主要是党委领导不行。”
“我们要自搞一套。”
戴岂心诽谤党委两位副书记说：
“只能在家里带孩子。”
他几次挑拨引诱刘副院长（非党员）“与党抗衡”；
及至引诱不成，他即马上摆出狰狞面孔骂刘副院长，甚至狂妄地说：
“刘如不照我的意思做，要搞大民主给他看。”
戴岂心甚至得意忘形地叫道：
“我的目的就是要在幕后控制水产学院，要变水产学院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要由我戴岂心指挥。”
为了控制水产学院的领导权，戴岂心等又集中攻击人事科，先造谣污蔑“人事科乱得很，糟得很”，“学校主要矛盾在人事科”，然后把他的爪牙打入整风中成立的人事处理小组，说什么“我们是法官。
我们要以审判者的姿态审判人事科长。”
大叫“要立即撤换××科长。
要公开思想改造与肃反档案材料”。
说什么“人员调动一定要通过工会”。
事实上，戴岂心早有一个“组阁计划”，谁任什么职务，谁抓什么，都计划好了，只缺人事科长一职。
但是他曾向人说过：
“人事科长难道不能由非党人士充任么？”
全院二十一个教研组，被戴岂心集团控制的就有十八个。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全校师生揭露了戴岂心的凶恶面目以后，戴岂心百般狡赖，他说：
“不要紧，我的朋友研究过，共产党的规律是开始大张旗鼓，最后就无声无息了。”
这个反党小集团骨干分子之一的骆启荣遵命大耍无赖手段，公然叫嚣“我就是拒不交代，顽抗到底”，“杀我的头也可以”。
戴岂心等右派分子的顽抗态度，激起了学院教职员工的万分愤慨，他们向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头子戴岂心表示说：
“你一年不投降，斗你一年，你顽抗一辈子，就斗你一辈子！”

章伯钧伸进农业部的爪牙
本报记者　慧之
右派头子章伯钧初步交代说他“认为北京的活动大有搞头”。
这里介绍的材料，证明他所说的不是空话。
他确实在这个大有搞头的北京，搞了不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平地起风波
农业部党组织从5月10日正式动员整风，到6月初止，领导小组已陆续召开过七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
就在这时，忽然出现了巨浪：
几天之内贴出了三百多张大字报，座谈会上的发言也变了声调，夸大缺点，颠倒是非，对党的攻击、谩骂，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骂共青团是打手。
骂积极分子是无耻之徒。
06月06日的座谈会上，几个右派分子盗用四个民主党派（农工、民盟、九三、民革）的名义提出了所谓联合建议，要求成立“平反”组织。
盗用民革支部名义所作的单独建议中，除提出民主党派参加“平反”外，还要参加领导党的整风。
这样便引起了群众的思想混乱，党的整风步骤也受到了冲击。
为章伯钧打先锋
无风不起浪，原来在农业部党组研究整风计划的同时，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曾宪朴从章伯钧处接到了乘机进攻的指示。
05月08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宴请二十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发动向党进攻。
会上确定曾宪朴为农林水利方面座谈会负责人，以后又确定沈增侃（农业部种子局技师、农工民主党成员）为农业部座谈会的联络员。
章伯钧在会上还鼓动说：
“毛主席说：
美国总统制很好，四年一换，大家轮流着干嘛。”
曾宪朴回农业部后也得意地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做组织生活。”
这以后，他们之间就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在曾宪朴和沈增侃的主持下，农林水利界的座谈会开了四次。
与此同时，在农业部内已经形成了以曾宪朴为首包括沈增侃、郭树藩（种子局技师、民革成员）刘国芳（种子局科员、民革支委兼秘书）等人的右派小集团。
这个集团又与另外两个小集团密切联系、互相呼应，一齐向党进攻。
曾宪朴是个十足的两面派，公开谈话时不是拥护共产党，就是赞扬社会主义。
背地里却时时都在向党放暗箭。
刘瑞龙副部长宣称对莫定森在三反时的悬案问题已准备处理，但因问题发生时莫在浙江工作，因此要他写一下当时情况，曾宪朴便乘机挑拨说：
既然道歉，又要人家写材料，我就不满意。
并鼓动说：
我就不怕死，也不早死。
曾宪朴还亲自到各个处里去制造矛盾，到处宣传党不重视老年人，青年和老年有矛盾等。
第4处没有一个老年人，他也硬说有青年和老年的矛盾。
除在部内活动外，曾宪朴还向水利部、北京市农业局和农业大学等处活动过。
曾宪朴的反党是由来已久的，几年以前就曾制造过所谓“当家部长”的谣言，企图挑拨党和非党部长的关系。
沈增侃在种子局内联络上郭树藩等人以后，便共同策划先搞下种子局，而后再搞粮食局、经济作物局、行政处、公务班以及农垦部等单位。
从生活福利下手
右派主将指示：
进攻时要发动群众，提问题不要单从个人出发。
因此，他们首先从生活福利、提级评薪方面下手。
制造了所谓“福利费政治化”，说领福利补助费的党员最多，提级加薪的都是行政干部和党团员。
提这些意见的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同志，用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谎言。
种子局的同志统计一下，自从成立这个局以来，共补助过七个人，其中六名是群众，只有一人是党员，而且有两个右派分子还是补助对象。
农业部去年全部升级人员中，党员也只占25.3％，全部三百一十六名技术人员中只有六名没升级。
事实给了右派分子沉重的打击。
当然，搞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只不过企图用此煽动群众而已，请看，他们在提出某领导同志多领补助费、多住房之后，不是紧跟着就提出要撤销这个同志的整风领导职务，同时又要求让他们参加领导整风吗？
攻击人事和肃反工作
他们进攻的矛头还常常指向人事部门和肃反工作。
有人骂人事司干部是人事警察。
警告人事秘书要他好好学习做人，不要再干这个人事警察了。
郭树藩对他在肃反中被审查一直不服气。
整风开始后，到处诬蔑肃反运动，要求公开人事档案，废除人事秘书。
他们为什么这样仇恨肃反和人事部门呢？
是不是某些地方委屈他们了呢？
不是的。
就以郭树藩来说吧，他和特务头子戴笠有过密切的往来，肃反初期有三封信检举他是现行特务，检举人之一是他的妻弟。
人事部门派人跑了十几省，调查了一百多人，最后替他做了结论。
这有什么对不起他呢？
说共产党有显微镜的沈增侃，解放前曾由谷正纲介绍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八年来却一直没有交代过政治历史问题。
这就难怪他对人事和肃反工作不满了。
病菌当然最怕显微镜了。
一切为了排除共产党
右派分子进攻的另一手法，是否定一切，把社会主义说成一塌糊涂。
当农业部党组确定以“农业生产指导中的主观主义”为整风重点时，右派分子马上指使人写了“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
的大字报，说农业部几年来根本没起作用，而是人云亦云地跟着农村工作部跑，谈不上什么主观主义。
这个大字报的真正用意，是说既有国家的农业部，就不必要有党的农村工作部。
右派分子沈增侃还污蔑说：
宗派主义者有三个论点：
第1是阶级论，第2是出身论，第3是历史论，现在许多党员都用这个论点来看一切问题，不合这个论点的就认为有毒。
又说农业部有三面镜子，一面是显微镜，用来看旧人员，旧技术，觉得一切都有毒，有细菌。
一面是放大镜，用来看党员，看自己，觉得自己成分好，品质好，本身虽小也就大了。
还有一种是红色眼镜，只要是红色都好。
右派分子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谬论，便恶毒地提出了所谓“上边去掉头，下边砍掉脚，中间插一把”的方案。
也就是说上边取消农村工作部，下边去掉地、县委农村工作部，农业部让他们来搞。
所有这一切不是为别的，都是为了排除共产党的领导。
回头是岸
右派分子不管使用什么手法也逃避不了人民的眼睛。
当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以后，再也不受他们蒙蔽，再也不容许他们胡作非为了。
从7月初开始，农业部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分别或联合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反击右派言论。
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有的躲躲藏藏，有的还企图顽抗。
现在反右派斗争方兴未艾，人民要求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右派分子们何去何从，这要看他们自己怎样抉择了。

重庆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
正深入揭露少数顽抗分子
据新华社重庆4日电
重庆市各高等学校这几天都在总结一个多月来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并进一步动员群众揭露少数顽抗的右派分子。
重庆九所大专学校先后从6月下旬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各校参加反右派斗争的教师和学生共有一万六千多人，先后揭露出四十多个右派小集团。
在各校整风开始时，一小撮右派骨干分子依托这些小集团，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首先是攻击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西南师范学院以教授罗容梓、陈东原，讲师董时光组成的右派集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设计教研组主任赵长庚为首的小集团，都是故意夸大、捏造学校工作中的缺点，以证明他们所谓的“党委领导制是三大主义的温床”等无耻谰言。
这些右派分子疯狂叫嚣党委“退出学校”，提出什么“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等口号，以达到篡夺学校领导权的目的。
右派骨干分子还有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的章晶修（周南士）、崔炎等人组成的小集团，重庆大学邓季雨等。
这些嚣张一时的右派分子在群众的反击下，原形毕露，有的小集团已经土崩瓦解，有的已在群众中完全孤立。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以赵长庚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曾煽动部分学生闹事、罢课，受骗的学生蒲玉清等在群众大会上控诉了这个右派首脑分子毒害青年的罪恶。
各校师生经受了这一场重大的考验，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大大提高。
不少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冒着酷热，同年青人一起参加各种会议，积极争取发言。
有些教师和学生一样，参加收集材料、编写大字报、油印报等工作。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师生为了驳倒本系的右派分子朱永隆，先后举行大小会议五十多次，使这个顽固的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低头。

上海市郊农业社需要新血液
征求三千中学毕业生为社员
新华社上海5日电
上海市郊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将征求三千名中学毕业生为社员。
各个农业社组成的联合征求社员委员会，在4日发出征求第1批三百名社员的通告。
通告中规定：
他们吸收条件是常住在市区的年龄十六到二十五周岁的青年，文化程度在初中毕业以上，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并愿意遵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
征求第1批社员工作，将在本月06日到8日进行。
上海郊区农业社联合征求社员委员会在公开发出征求社员通知之前，大部分农业社都作了欢迎和安排中学毕业生当新社员的准备工作，他们对即将参加生产的新社员的住宿、用膳都作了妥善安置，有的社主任还打算亲自带几个毕业生一起下田，随时把生产经验教给他们。

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战线
全国各地中小学毕业生
成批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新华社4日讯
全国各地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们，最近一个时期纷纷成批下乡，愉快地走上了农业生产战线。
沈阳市到7月底为止，已经有六百多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参加了农业生产。
另有四百多名高中毕业生下乡实习，为将来参加农业生产作准备。
锦州地区已有一千零三十三名中学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战线。
在下乡之前，沈阳市许多中、小学毕业生向中共沈阳市委、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报社写了信，表示要到农村“扎根”，作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目前，全市各个区里每天都在接待着要求下乡的大批学生。
07月25日，哈尔滨第1批参加农业生产的二百零二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生产去了。
这批下乡毕业生的家长和五千名在校的学生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
许多下乡的毕业生都从他们的老师和同学，父母和亲友那里得到了鼓励。
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化成也亲自来欢送这批学生。
07月30日，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党政负责人，还冒雨到哈尔滨市郊看望不久前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
08月间，哈尔滨市还将有几批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郑州市第1批三十三名参加农业生产的应届中、小学毕业生，是7月26日离开学校走向农村的。
目前，这一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已被分配到郑州近郊的蔬菜、棉花等经济作物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今年上海应届中学毕业生共有七万多人，其中已有五千多人没有报考高中。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自行返乡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去当厨司、作皮匠或跟父亲学中医。
南郊中学初三学生徐生林今年毕业后没有考高中，就到朱行乡张幕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推销员，劳动很卖力，受到农民称赞。
08月01日，他在上海市应届中学毕业生积极分子大会上，介绍了他为什么喜欢农业的原由。
育群中学高三学生吴自强在会上听了徐生林等人的发言以后，登台表示：
如果考不上大学，他就到农村去。
成都在今年招生考试发榜前后的半个月内，由几百名报告员和几万名居民积极分子，就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向全市居民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
共青团市委和妇联还组织了许多报告会和座谈会，邀请农业社、手工业社的干部介绍了各业情况。
各校教师再次拜访了毕业生的家长，同毕业生谈心，或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农业社和手工业社，提高他们对劳动生产的认识。
中小学毕业生和家长们经过反复的动员，大都表示要自行作好升学、就业和自学的三种打算。
目前，成都已有不少中小学毕业生没升学就直接参加了劳动生产。
家在农村的毕业生都回到了农业社，家在城镇的，都纷纷表示，考不取学校就参加劳动生产或在家里自学。
在河北省，各级共青团组织目前正在大力协助农业社，对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学生作适当的安置工作。
根据共青团河北省委的指示，各地团组织把学生安置在生产岗位后，还要继续加强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在劳动中碰到的困难。
在分配学生农活时，注意照顾他们的体力；
团干部也和学生们建立密切联系，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保证劳动质量，避免单纯追求工分的思想。
武汉市6月中旬第1批参加农业劳动的青年，在学习生产劳动中进步很快。
许多青年已掌握了简单的农活技术，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等。
在生产中，他们都能作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干活。
青年们在农业合作社受到了热情的关怀和照顾。
开始时，一般都不分配作较重的农活。
儿女少的社员，更是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关怀这批下乡参加生产的青年。
不久前，广州市举行了应届毕业生代表会议。
有一位广州市第18中学的初中毕业生秦桂芬受了大家的称赞。
她是广州市应届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先行者，到农业社已经工作一个月了。
秦桂芬到农业社后，她马上参加了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写宣传的大字报、快报，社里的民校也要她去担任教员，文化俱乐部来找她做文娱辅导工作，体育积极分子又要求她担任辅导员，这一切都使她深深地感到，今天的农村是多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人。
（附图片）
河北省北戴河初级中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毕业生，受到农业社的欢迎。
抚宁县卢王庄乡东方红农业社副社长赶着大车前来迎接。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北戴河初级中学的八个毕业生来到了海滨农业社。
这是他们参加劳动的第1天，社长武连贵带领他们正在开辟一个种植果树的试验场。
　
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摄

接受群众正确意见认真改进工作
重庆、广州许多机关和大专学校已经做出初步成绩
据新华社重庆5日电
重庆市各机关和大专学校，根据群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正确意见，积极改进工作。
重庆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党外人士提出的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意见，订出了具体的改进办法：
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根据自愿和专长，组织若干小组，参加市人民委员会对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阅读有关的文件，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集体或单独、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市属各部门的工作。
市人民检察院采纳了关于改进领导同群众联系方面的建议，大部分处、室已取消了组长一级的机构，处长并亲自看案卷和审查证据。
市卫生局也规定负责干部要定期到医院参加门诊、护理、预防接种等工作。
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根据群众意见，改变了审核图纸的方法。
各大专学校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中的缺点。
不少单位还主动改进了有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和对群众疾苦不够关心等现象。
重庆商业局、第2工业局、财政局、劳动局等十几个单位的负责干部，都自动让出一部分房屋和家具，解决职工住宿拥挤的困难。
城市服务局、公用局、监察局、计划委员会等单位的一些领导干部还自动退还以往公家补助不当的补助费。
据新华社广州5日电
广州市首批整风单位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继续认真处理在整风中人民群众和干部提出的各种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市商业部门根据群众意见加强了组织货源工作，市场供应情况有了改善，副食品的价格略有下降。
从7月份起各公司在货源分配上也接受群众意见取消了搭配残次商品的做法。
中共市委对工商界人士在市委举行的十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也已分别送交有关单位研究处理。
对私方人员兼职兼薪、私方人员看文件以及参加会议的范围等一百零五个问题，已经作出规定。
工业系统经慎重研究，已解决了有关职工福利等的二十四个大小问题。
城市建设委员会也接受群众意见检查了过去用地的情况。
港务局接受了搬运工人的合理要求，在东堤至西堤一带的码头搭了凉棚，并帮助四百多户职工修理了房子。
文化界方面，市文化局为解决市属粤剧团存在的问题，决定对各粤剧团作全面调整。
文化局还加强了对各区文化馆的辅导工作，并拨款四万六千元来解决大部分区文化馆建立小型舞台的问题。
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对学校教师提出的进体育场地活动困难的问题已作了解决。
各单位还处理了有关工作人员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
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还经常深入下层了解工作情况，和干部、工人、学生谈心。
市委每一个常委委员都直接和一些基层单位建立了联系。
市人民委员会、各区人民委员会、市公安局、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干部都规定了具体时间和详细办法接待群众，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在成长
参加幸福之途农业社的毕业生受到群众称赞
新华社沈阳4日电
辽宁省北镇县大祖乡幸福之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在参加农业生产后，进步很快。
这个社几年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共有一百一十名，他们在合作社的关怀培养下，提高了政治觉悟，较普遍地安心农业生产，并且掌握了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受到群众的称赞。
这些毕业生已普遍变成合作社的骨干力量，成为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
截至目前，这些毕业生已有一人作了社主任，三人参加了社的管理委员会，两人参加了社的治安委员会，一人参加了监察委员会。
此外，社的各个岗位上，都有初中、高小毕业学生。
其中有的是生产队长，有的是技术员、统计员、保健员、保育员或民校教师。
这些初中、高小毕业生自从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非常努力。
社里对他们不但表示欢迎，而且按合作社的需要，以及考虑到毕业生的身体情况和年龄大小等不同特点，分配给他们力所能及的活计。
合作社还经常注意对毕业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总结他们在生产中的成绩，以鼓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在生产中起先锋作用。
今年抗旱时，毕业生们个个带头，基本上完成了全社的播种任务。
这些毕业生由于进步很快，目前已有两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十八人参加了共青团，另外有两人参加过县的劳动模范会议，十四人成为社里的优秀社员受到了奖励。
幸福之途农业社为了提高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毕业生的知识技术水平，还组织了农业技术学习，动员老农对他们进行实际指导和请拖拉机站技术员给毕业生讲农业技术课。
此外，农业社还很重视安排毕业生的文娱活动。

河北各机关在整风中改进工作
本报讯
河北省各机关根据边整风边改进的方针，一面广泛征求意见，一面逐步改进工作。
整风运动开始后，各界人士对河北省五个专区长期存在的水利纠纷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河北省领导机关负责人立即到发生纠纷的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协商办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些纠纷问题。
关于夏季粮食征购工作，河北省粮食厅根据各地区群众的意见作了改进，并经过多次深入调查研究，修改了粮食消费定量标准。
司法厅为了正确处理麦收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及时派出两个工作组深入到县、乡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粮食厅为了克服干部忙闲不均的现象，根据群众意见对干部的使用重新作了调整，并规定了职责权限。
在肃反工作方面，凡有遗留问题或肃反对象提出意见的单位，都抽出专人或组织专门小组来进行研究处理。
此外，关于领导干部坐车用房问题和一般干部的生活福利等问题，各机关都提出了初步意见或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改进。

皂户李乡的过去和现在
宋杰
这里记述的材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山东省惠民县皂户李乡的一般情况，但从这个调查材料里，人们却可以看到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以后，山东农村的面貌是怎样在改变着；
同时也证明了最近那些右派分子的所谓“农民负担重，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等言论，是何等的荒谬！
三个年头的对比
皂户李乡紧靠黄河北岸，是一个以产小麦、大豆和其他杂粮为主的产粮乡。
这个乡由于土地涝洼，历来都是较贫困的。
这个乡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第1年——1956年，又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占全乡百分之十几的二千三百多亩土地失收，但比该乡没有组织起来以前的1949年，和解放前产量最高的1936年，农民的实际收入确有显著的提高。
让我们看看下列数字（注：
文内钱数均依当时的实物价格计算，然后折为人民币，下同）：
上面的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首先告诉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皂户李乡的农业生产正在逐步发展，农民的收入也逐年增加了。
在解放前的丰收年——1936年，拥有两万多亩土地的皂户李乡，平均每亩土地年产粮食仅一百六十斤左右。
1949年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设工作，这个乡的总收入就提高11.2％。
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这个乡由小型的互助组逐渐发展成三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在全乡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的第1年，虽然遭受到严重的内涝灾害，但由于农业合作社的巨大优越性，全乡总收入超过解放前的1936年28.16％，比没有组织起来的1949年也增加15％以上。
上面的数字也证明了：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业税的比例逐年减少，农民实际收入的比例逐年增加。
1936年，这个乡的农民仅向反动政府缴纳的公粮和各种赋税就达六万七千七百五十多元，占总收入的18％以上，再除掉小量的生产费用，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仅占总收入的55％左右。
解放后的1949年，虽然还处在解放战争时期，但农民的赋税总数减少了21％，再除去生产费用，农民实际收入占总收入的70％左右。
到1956年，这个乡的总收入已增加28.16％，但农业税收的总数还始终稳定在1949年的水平。
1956年的生产投资比1936年增加21.7％。
由于农业税的比例逐年减少，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46.5％。
这里还应该说明一点，解放前农民实际收入的总数，包括人口只占全乡10％、土地占20％以上并兼营大量副业和部分商业的九十一户地主和富农在内。
这些人不仅收入多，而且是从农民手里剥削来的，占全乡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终日过着衣不蔽寒、食不饱肚的贫困生活。
这些真正的劳动农民解放后的生活是如何变化提高的呢？
让我们再进一步分析。
他们开始过富裕的生活
这里也先用一些数字，把这个乡各阶层人口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情况，分三个时期简述如下（详见附表）：
从附表的数字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占全乡农户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经过土地改革和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平均每人（包括几年内增加的25％左右的人口，下同）的实际收入增加70％以上，因此不仅改变了过去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并使一部分农户有了节余。
这个乡皂户李村六十多岁的老年农民邢德胜说：
在解放以前，他们这个二百六十多户的村庄，经常出外做苦工的贫农有七十多人，常年讨饭的不下十多户。
就是那些稍有土地的下中农，平均每人的收入也不过三十元左右，随时都有因灾荒、病亡而造成倾家荡产的危险，那能像现在这样经常吃细米白面呢！
占农户30％左右的上中农，实际收入虽然仅增加15％左右。
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很快的。
据皂户李村六户中农社员的调查，1936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五十二元左右，当时由于存在着发家致富的思想，消费开支仅有三十多元。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实际收入增加15.6％，而消费开支增加73％。
解放后减少收入的只是那些为数很少，过去靠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而生活的地主和富农。
解放前，地主、富农每年的收入高于一般农户三倍到五倍，有的竟达十倍以上。
解放后的几年来，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没有养成很好的劳动习惯，收入略低于一般农户，但收入比解放前的贫农和下中农的收入高出70％左右，因此他们也不是什么“饥寒交迫”，而大多数是有吃有穿，丰衣足食。
　我在这个乡的期间，亲眼看到许多翻身后的农民家庭，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
贫农李中泉在没有解放以前，全家五口人仅收入一百七十多元，那个时候别说吃鱼吃肉，就连吃盐吃菜也为数很少。
解放后他家的收入增加一倍以上，每年不仅能吃到四分之一的细粮白面，吃肉吃油的数量也由过去平均每人每年一斤半左右增加到八斤以上。
随着财富的增加，这个乡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也逐年提高。
仅据洋布一项的统计，1949年度（同年09月初到下一年08月底，下同）全乡仅购买了二百一十三点六一匹，1955年度增加到九百六十九点七六匹，去年09月初到今年06月底的十个月内，已购买九百八十九点七六匹。
农民也说话了
最近那些代表地主阶级的右派分子叫嚣什么“农民生活没有改善，不要共产党领导”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激起皂户李乡广大农民的愤怒。
近日来这个乡的农民不断的集会，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阴谋。
许多农民愤怒地说：
那些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用一些表面上好像“恩赐”我们的话来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工农联盟，想让我们回到受剥削的老路上去，我们看透了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阴谋。
曾经逃荒在外多年的老年农民邢德胜说：
我们坚决同工人兄弟站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专稿）（附表）

顾客排队的时间缩短了
——天津市第三商业局系统改进工作有成绩
本报记者　钟林
天津市第三商业局管理食品、副食品和饮食等行业的公司和许多商店，贯彻“边整风、边改进”的精神，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服务质量，缩短了顾客排队买货的时间，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不久以前，在天津市要想买点猪肉、白糖或烧饼……，排队的时间非常长，有时站了好久的队，还买不到东西，群众很不满意。
怎样才能缩短顾客排队的时间呢？
天津市第三商业局各有关方面组织专人，在5月间，经过调查研究，首先找出造成顾客排队太长的主客观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某些商品的产量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购买力不断发生的变化，对食品和副食品的供应更加重了压力。
如有领导的自由市场开放后，大量进城作买卖的农民要在城里买东西吃；
下半年布票对折使用后，许多人把原来买布的钱投向食品和副食品，因此这些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严重起来，顾客排队的时间也相应地增长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居民看见某些商品缺少，他们虽然并不迫切需要，也去排队购买。
　从商业工作的主观方面来看，有些商业工作人员有惜售思想，他们认为卖东西要“细水长流”，怕“东西卖光了有损门面”。
于是，他们售货的时候有意慢腾腾地磨时间，本来有的货也不敢拿到柜上来，或者硬要规定买不同的东西必须分别排队，……这都使顾客排队次数加多，时间延长。
有些商业单位不仅不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及时改变自己的供应计划，反而层层扣留货物，这也加重了顾客排队的拥挤现象。
零售单位不根据业务情况安排营业时间和人力，售货方法不妥当，也是造成排队过长的原因。
原因找出来了，改进工作的办法也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下面几种办法是在若干单位行之有效的：
密切产销之间的联系，寻找代用商品，组织和扩大货源，实事求是地向消费者说明商品供应的情况，是商业部门缓和排队拥挤现象的重要一环。
以和平区蔬菜食品杂货分公司为例，他们的鲜蛋货源不足，经采购员通过一家干鲜果店的老关系，从农村源源取得了鲜鸡蛋的供应，同时还增加了鸭蛋、鹅蛋，基本上克服了蛋类商品脱销和顾客排队拥挤的现象。
白糖和红糖供应不足的时候，他们就购进蜂蜜和红枣来代替，并且实事求是地向顾客说明情况，请顾客以蜜和枣代糖。
批判和克服某些商业工作人员的惜售思想，进一步树立便利顾客的思想，提倡售货前作好准备，也可以缩短顾客排队的时间。
南开区的一些小肉铺，事先把肉切成“份肉”，有“一角的”、“二角的”、“三角的”……，分别陈列在肉案上，卖起来很快。
为了缩短顾客排队的时间，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变更营业时间和调整劳动组织。
长春道菜市场每天要卖七、八头大猪，从前只有两个案子卖肉，早上排队买肉的队伍常常超过一百人。
现在增加了两个案子，还另配备专人收款，排队的顾客最多可以不超过二十人了。
从便利顾客的原则出发，售货方法也作了许多改进。
城厢区一个饮食业门市部，把“分摊售货、顾客自取”的办法，改为“买牌入座，看牌送货”，和平区饮食总店采取了“扩大门市部，增加座位”，“批发和零售分开”，“压缩正餐、增加早点”等办法；
糕点公司教育售货员要对顾客说实话，并且采取“定时、定次、定量”供应。
这些改进办法都大大缩短了顾客排队的时间。
许多商店还加强了和居民的联系，经常访问消费者，征求意见；
订期邀请居民开座谈会，向居民报告货源和供应工作的情况，主动地争取居民的监督、谅解和支持，也收到很好的效果。
天津市第三商业局所属的许多单位，在改进服务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是，局里的同志们认为，许多改进工作的措施还缺乏细致的鉴定，基层单位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还没有因时因地制宜地加以具体解决，对改进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入工作，还需要继续不懈地努力。

及时提出先进的奋斗指标
太原许多厂矿增产节约运动一往直前
本报讯
中共太原市委在6月间组织大批报告员再次向广大职工宣传“勤俭建国”的方针以来，太原市许多厂矿采取紧急措施，扭转了部分职工的松劲情绪，使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前一阶段，在某些接近完成全年增产节约计划的单位，已经出现了满不在乎的论调，以为不用费劲也可以把增产节约计划完成得很好。
这些厂矿的领导人员接受以往的教训，为了防止盲目自满情绪的重新抬头，发动职工长年坚持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最近都分别通过一定的会议及时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用更高而又可靠的增产节约指标来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
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原计划全年节约一百五十三万余元，前半年就完成了一百多万元；
这个厂在7月初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生产中还有许多浪费的漏洞需要堵塞，例如检修质量不稳定所造成的浪费就很严重，在1至5月份检修的机车中，返工的占88％以上，同期内，机械加工发生的返工废品也有九十二件。
根据代表们进一步寻找浪费漏洞的结果，这个厂决定在下半年再为国家节约一百万元。
西山矿务局及时根据生产情况，将原计划全年增产原煤十五万吨修改为四十五万吨。
太原钢铁厂电炉炼钢部、炼钢部、炼铁部等车间，也分别修订了增产节约计划。
电炉炼钢部原计划全年增产节约一百万元，前半年实际完成一百三十万元，这个部决定后半年再完成一百万元，并提出了三十项保证措施。
　
　（顾页）

新产品
新型机车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最近设计和试制成一种建设型货运机车。
经过改造锅炉、汽机等部分后的这台新机车，比铁路上普遍行驶的冖ㄎ一型机车的牵引力提高22％。
新机车上还有自动加煤、自动注油、风动摇炉等装置。
手提电影摄影机
国产手提三十五毫米电影摄影机最近在国营南京电影机械厂开始生产。
这种手提电影摄影机构造小巧、轻便，全部重量只有四·五公斤。
这种电影摄影机最适合拍摄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艺术片的外景。
不用皮革的皮鞋
不用橡胶的雨衣
不需要橡胶做的雨衣和不用皮革做的皮鞋，最近在天津试制成功。
用近代化学厂试制成功的聚氯乙烯塑料——人造皮革做出来的皮鞋不用上油，穿脏了只要用湿布一擦就行，这种皮鞋比普通皮鞋亮，不透水也不裂。
没有皮革的臭味。
把聚氯乙烯塑料经过高温轧制成一种半透明的薄膜，就成为做雨衣的好材料。
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用这种材料试制了雨衣，非常轻便，折叠起来只有一本书那么大。
（据新华社讯）
自动转弯的塔式起重机
国内第1架能自动转弯的二—六吨塔式起重机，在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试制成功了，全部是用国产材料制造的。
这架起重机的最大起重量是六吨，吊杆最大幅度是二十公尺，最大起重高度是四十公尺，适合在金属结构厂房及八、九层楼高的建筑物装配时应用。
新华社记者赵成　摄（附图片）

最新的缫丝机器
最近，苏联乌兹别克丝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工作人员创造了一种缫丝机械，它能代替人的眼和手劳动。
这种缫丝机械能自动地解开蚕茧的外层和整理丝头，然后又能自动地缫丝。
在缫丝结束的时候，控制仪就会向专门的机械装置发出信号，接着立刻就制成生丝。
用老法缫丝的时候，工人需要用手解开一定数量的蚕茧，还要把丝线整理得很均匀，现在这些复杂的工作可以用机械来代替了。
它所生产的生丝质量也很高。
使用这种自动机械，每个工人的生产量比人工缫丝多二倍半。
它完全消灭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减少了热水和酸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现在苏联马尔格兰丝纺织联合工厂已装设这种缫丝机械，并且开始用它来进行生产。
在第6个五年计划内，苏联将要在所有丝纺织企业中装置这种自动机械。

武汉冶地区电力网增加生力军
青山热电厂开始发电
本报武汉电
02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武汉青山热电厂的汽轮发电机经过快速运转以后，一股强大的电流从三万五千伏高压线送进了武汉冶地区的电力网。
新建的武汉热电厂开始发电了。
武汉青山热电厂是苏联采用最新技术帮助我国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是目前关内的第1个大热电厂。
这座电厂的机器设备上，安设有灵巧而精确的自动警报器、自动调节器和自动测温、测压等装置，生产中一旦发生事故，它们就能自行换上备用设备或自动停车。
生产过程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从根本上消除了一般旧电厂中容易发生的不安全现象。
这座热电厂将供应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重型机床厂、汉口肉类联合加工厂等大型工厂用电的需要。
它是武汉冶地区电力网的主力。
这个热电厂还要供应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以蒸汽和热水。
这座热电厂从1955年11月开始建设，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第1期厂房工程。
（肖定）

生产优质钢铁！
鞍钢开展产品质量大检查
据新华社鞍山5日电
鞍山钢铁公司决定在8、9月份进行一次质量大检查，以便生产更多优质产品满足国家生产建设需要。
这是鞍钢公司经理马宾代表公司在最近召开的厂矿长干部会议上提出来的。
在今年上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鞍钢的烧结矿、冶金焦、生铁、重轨等二十种主要产品，都突破了国家规定的质量指标。
但是，鞍钢目前仍然有部分产品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今年上半年，有铸铁管和一种新钢坯没有达到国家的质量指标；
产品的合格率较低；
重轨钢改变用途的仍然很多，釸钢片不能大量的生产；
粤土砖气孔率高；
用厂对耐火砖、中板的质量有意见。
马宾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提高产品质量的重大意义。
他说，多生产一吨一级品重轨，就比工业用轨能多给国家创造一百多元的财富；
生产一吨釸钢片，不仅相当于四吨普通钢材的价值，而且还能为国家节省外汇。
他要求各厂矿反复地向职工群众深入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的意义。
马宾经理指出，通过这次全面、深入的质量大检查，要建立贯彻提高质量的奖励、检查、监督等各种制度，以便保证给国家生产更多的优等质量的钢铁产品。

祁连山里勘测忙
矿藏丰富的祁连山区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绵延千里的山峰戴着冰雪头盔，山谷里的云杉林长得郁郁葱葱，山麓草丛中遍开着各色的花朵。
歌喉婉转的花雀拍着翅膀悬在草原上空歌唱。
为祖国寻找各种资源的勘查人员正趁着这大好时光在人迹罕到的丛山中加紧工作。
森林调查员是出工最早的人。
他们称自己是“唤醒祁连山的黎明”的人们。
在山南扎马什林区工作的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组，清晨四点钟就起床。
他们携带仪器骑马入林的时候，远山、近山还刚刚在晨光中露出轮廓。
他们必须在十一点钟以前做完野外工作，因为森林里牛虻特别多，太阳快当顶的时候，成群的牛虻便追逐着人马叮咬。
这时候，他们只能在密封的帐篷里点起蜡烛来做室内工作。
沿着黑河逐段勘查的电力工业部兰州水电设计院第一普查队刚刚搬到油葫芦滩。
他们要勘查这一段像葫芦一样的河身和两岸的地形、地质情况，看能不能找出开发山区宝藏用电的电站坝址。
在祁连山南麓亹源盆地的西北煤田地质局控制测量队，正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造标和观测。
现在这里每天都下几次雨，而且常常雷、雨、冰雹交加。
为了在下雨间隙时间工作，他们不是等雨停了才上工，而是冒雨出发到工地上等候，云散雨收就动手观测。
雨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他们的衣服几乎每天都被淋湿。
他们也熟悉了什么样的云会带来雷电，看到“雷云”冉冉下降，就把仪器、小刀、钥匙等导电物件丢开，找个低洼地方蹲着躲避。
就这样，他们的工作进度没有受到气候的影响。
寻找铬矿的地质部六四三队四分队的工作地点最高，他们的帐篷扎在拔海四千多公尺的三岔什。
这里空气比较稀薄，爬山的时候不仅要“拉风箱”——张嘴喘气，而且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
他们常常要爬到拔海五千多公尺的终年积雪的山峰上去采取矿样。
在这样艰苦寒冷的环境里，这个分队两个月来已经找到五、六个范围较大的铬矿矿点了。
　（据新华社讯）

“经纬”二十年
　莎荫
最近，我访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建设的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经纬纺织机械厂。
去的时候，正遇上数千名职工进行反右派斗争。
本来打算把斗争情况写一则新闻，可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工人找到我，向我提这样一个要求：
把经纬机械厂二十年的变迁写一写。
遥想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就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纺织工业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纺织机械制造业在那时还是个“○”。
上海有些资本家想把这个“○”补起来。
当时，这些民族资本家们认为办一个年产五万纱锭的纺织机械厂，不仅有可能，而且生意也不会坏，于是就让曾在美国纺织机械厂实习过的黄朴奇负责筹备。
他们把这个想像中的纺织机械厂定名为“中国机械厂”。
然而建厂的钱还没有凑足，“七七”事变了，不久，筹备处也解散了。
从柳州初创到重庆复灭
正当这些民族资本家们放下办纺织机械厂的打算的时候，另一个曾经在南通、上海搞纺织工业的资本家李升伯却开始筹划办一个纺织机械制造厂。
这个厂就是“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
公司的招牌1943年在广西省柳州市的磐石挂起来，但是从“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出来的产品，不过是纺织机械上所需要的几种零件——锭子和罗拉。
“经纬”刚刚诞生一年以后，日寇便侵入了广西，“经纬”不得不跟着它的老板李升伯慌慌张张地逃到贵州。
李升伯刚刚把他那微薄的“家产”在独山安顿就绪，日寇的炮火便跟踪而来，“经纬”就陷于大火。
李升伯不得不背上公司的一块空招牌流亡到重庆。
到重庆不久，“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的招牌便出现在重庆化龙桥大街上。
不过，那时的“经纬”已经只有五六台工作母机了。
从“美援”到官僚资本
抗日战争胜利了，碰得焦头烂额的李升伯知道自己再也无力恢复这个厂子了，于是便投奔了官僚资本——交通银行。
伪交通银行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要投资可以，但是“经纬”必须先找到一百五十万美金的资本，伪交通银行才肯投入一百五十万美金。
李升伯到哪里去找一百五十万美金呢？
他找到了美国的进出口银行，想乞求一笔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开始说要看建厂计划，后来干脆说：
“中国需要机器可以到美国买！”
“美援”借不到，官僚资本不给投入，从重庆搬回上海的“经纬”连十个人的生活也维持不住了，这时，李升伯急中生智，就买了一座廉价拍卖的铁丝工厂，用拉铁丝来维持“经纬”的招牌和架子。
正当“经纬”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伪交通银行突然决定把一百五十万美金交给李升伯。
这已经是1948年的秋天了。
李升伯就用这笔钱向美国订购了一批机器，同时，在杭州找到了一片公地，开始了筹建工作。
但是，一个年产十五万纱锭的细纱和粗纱机的工厂，一百五十万美金是建设不起来的。
李升伯已订购的机械不能运回；
在杭州也只建了一幢仓库。
到1949年上海、杭州解放的时候，“经纬”已濒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瘫痪状态中。
“经纬”的真正诞生
“经纬”这个名字，在旧中国旅行了几万里，经历了数不清的厄运，它的真正的诞生只是在解放以后的新中国才成为现实。
上海、杭州解放，人民政府接收了官僚资本留下来的这个名称和一些机器。
决定把民族资本家在旧中国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办完。
在1950年便开始了筹备工作，经过短短一年左右的准备，经纬纺织机械厂便在1951年05月在山西榆次市西郊正式破土动工了。
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来自祖国各个角落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拥到了工地上，火车满载着来自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新机器也开到了工地。
新中国在发展自己独立的工业上是不吝啬的，国家给经纬纺织机械厂投资四千五百多万元。
在旧中国十多年中没有建成的“经纬”，在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在短短三年又两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而且这个“经纬”比历史上的“经纬”大了四倍多，它能在一年中产八十万纱锭的粗纱和细纱机。
“经纬”的产品遍布全国
经纬纺织机械厂在它投入生产后的两年又十个月中，已经生产了我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十三种新型的纺织机械，生产的总数量达到两千七百二十六台，其中两千三百多台已经在全国的许多纺织厂里安装起来并投入了生产。
标志着“经纬出品”的纺织机械在东至牡丹江、西至宝鸡、南至常熟、北至首都的二十一个纺织厂和十二个学校、研究部门中都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邻邦——缅甸也可以看到。
今年，经纬纺织机械厂正在生产着五年计划以外的产品，因为它的五年计划在去年就提前一年零八天完成了。
上半年，全厂又生产了五百多台粗纱机、细纱机等七种纺织机械。
新中国从来就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
经纬纺织机械厂肩负着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艰巨任务，正在研究和试验着一种叫“超大牵伸”的细纱机，这是现代纺织工业上的头等技术，人们可以预见，在不久将来，新中国就会把它的不要粗纱机的纺织厂盖起来。
“经纬”二十年的变迁就写到这里了。
那位委托我写这则报道的老工人还要我把一个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原问题是这样问的：
“有人说新中国‘糟得很’，请大家评评，究竟什么时代，什么事情糟得很？”
（新华社专稿）

职工说：
“领导作风真变了！”
北京市国营厂矿很多工作都有改进
本报讯
北京市国营工矿企业最近一个多月来，积极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作风，已有初步成绩。
各厂矿企业都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干部作风、生活福利、肃反问题等小组，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分头研究和解决目前急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在改进领导作风方面，各单位都作了许多工作。
许多单位制定了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制度。
石景山钢铁厂规定科长以上干部每周下现场不得少于十二小时；
北京第1机床厂规定党委委员分工参加车间干部会研究工作，每季访问一次宿舍。
北京有线电厂领导干部最近一连四天都用半天时间深入车间检查工作，查出四百零二个问题，当时解决了一百一十个，其余经过研究，95％已经提出了解决办法，并指定了专人负责执行。
例如，锻铸工段修建的炉子早已完工，因为没有地方砌烟囱不能使用，工人提意见一年多没有解决；
这次在现场研究决定重新设计，很快就可修好。
这些问题解决后，群众反映很好。
有的说：
“领导作风真变了。”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各单位已经订出制度，开始执行。
每人每月参加体力劳动八至十六小时，多数参加车间的辅助劳动（如搬运等），有的参加服务性劳动（如卖饭票、洗碗、打扫卫生等），有的参加一些小型土木建筑工程（如修路、平土等），有的当学徒学技术。
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同时由于领导深入实际，有些问题也解决得快了。
例如，北京市内电话局有一百多名线路工人每天在外边工作，过去因为食堂不给准备干粮，午饭只得在外边买着吃，工人提过意见也没有解决；
领导干部到线路上去参加劳动亲身体验以后，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各单位都更加注意了有事同群众商量。
中下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比较普遍地有了改变。
某厂车间主任李世永最近作风有很大转变，群众反映：
“主任同过去比，简直是两个人。”
有些单位对于少数作风恶劣、群众十分不满、又不愿改正错误的干部，当众进行了批评，并且准备把他们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取消不合理的待遇
部分领导干部的某些不合理的待遇，各单位都取消了。
因私事坐小汽车的现象没有了，一些单位的小食堂取消了。
少数单位的个别领导干部过去曾经多领补助金或者不该领而领了补助金，现在这些同志已经表示愿意退出，有的已经退还。
在奖金方面，不少企业过去都有领导干部奖励制度，而且奖金比一般职工多。
现在各单位都取消了这种制度。
此外，少数单位的领导干部过去看戏坐前排，专人送饭，专人理发，专人看守宿舍，这种不合理的照顾，现在都已取消。
北京铁路管理局过去规定，具有十二年革命工作经历、科长、处长以上干部的子弟才能入该局所办的实验小学读书，收费较少，现在已经决定将这个小学改为普通职工子弟小学。
少数领导干部过去住房比较宽裕，职工有意见。
北京电子管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等单位的领导干部，现在已经腾出一些房屋供职工居住。
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
关于职工提出的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各单位一方面向职工说明不可能要求在短时间中解决所有工资福利问题的道理，一方面尽可能解决那些急需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根据第1机床厂等七个单位的统计，职工共提出有关生活福利、劳动保护方面的意见八百三十六件，现在已经解决了五百七十七件，其余正在研究解决中。
群众对住房问题最关心。
有些单位在国家允许范围内修建了一些宿舍；
不少单位都对破漏房屋进行了修理。
京西矿务局有一千一百八十间宿舍漏雨，现已修好了一千一百零四间，花钱不多，职工反映很好。
有些单位对原有宿舍做了调整。
新华印刷厂、第1汽车附件厂等单位还专门为宿舍问题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征求大家对于改进住宿和房屋分配的意见。
不少单位改进了食堂管理，增添了一些设备，改善了食堂条件。
京西矿务局城子矿为了使井下工人吃到热饭，每天给三班工人送饭，很受工人欢迎。
在疾病医疗、劳动保护和托儿所、浴室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关于复员军人工资问题和学徒工转正问题，各单位也抓紧做了处理。
妥善进行肃反善后工作
各单位还妥善进行了肃反善后工作。
在肃反运动中，三十五个国营工矿企业在参加运动的十二万职工中，查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使工人队伍更加纯洁了；
查出和查清了更多的有重大政治问题或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人，因此，成绩是基本的。
但也有若干错误和缺点，主要是：
斗错了少数好人，有的结论不够恰当或者不确切，有的斗争方式粗暴。
肃反运动结束以后，各单位曾经进行过两次复查和善后工作，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最近，又对肃反清查对象逐一进行了复查，并和每个人进行了谈话，征求对肃反的意见。
经过这次善后工作以后，绝大部分人表示满意；
只有少数人还有意见，各单位正在继续进行善后工作。
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作，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各厂矿企业继续把现有问题排队，抓紧解决；
同时，要求各厂矿企业在最近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增产节约运动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征求职工群众的意见，以便更好地依靠群众，改进工作，改进领导。

节约基本建设用地！
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是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关于基本建设中大量征用农田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说明，目前基本建设中浪费土地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如果不很快地加以纠正，不仅会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很大的损失，而且会引起国家同农民关系上的不利后果。
希望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党委迅速作一次检查，把建设单位多占的和占而不用的土地，立即退还给农民耕种；
对于在征用土地中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查明责任，严肃处理。
希望国家建设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工矿企业、学校及其他建筑用地的定额，重新审查和修改各城市的规划草案；
在新的城市规划未定之前，某些建设单位如急需用地，应尽可能地在现有的建筑空地中拨给。
为了工业建设的发展，征用一部分农田，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但是，有许多建设单位在确定用地的时候，却存在着忽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现象：
一、“征多用少”和“早征晚用”。
太原市二十二个建设单位征用土地一万零二百一十四亩，荒芜五千零九十八亩，其中荒芜三年之久的有一千二百五十七亩。
成都市荒芜铁路用地五千九百亩。
西南重机厂选厂时，提出要一万零五百亩用地，而实际上只需要三千八百亩到四千三百亩。
据成都、武汉、长沙、北京、杭州和河北等五市一省的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因建设而征用的土地达十万亩，其中浪费约四万多亩。
辽宁省大孤山矿，提出要按照二十五年远景计划一次征用土地五千亩。
宣化龙烟铁矿过早征用土地二千四百亩，四、五年来一直出租给农民耕种。
二、因计划批不准或计划削减而多征用的土地，任其长期荒芜。
西安市三百九十九个建设单位征用土地六万三千三百二十亩，原计划建筑面积八十万九千四百平方公尺，以后建筑计划削减41.3％，而征用的土地没有相应削减，以致浪费很大，仅国家物质储备局、某军医大学等十五个单位，就浪费土地达一千三百三十七亩。
武汉重型工具厂等九个单位，因计划变更而浪费了土地九百六十三亩。
青岛市1955年收回了已经划拨而未使用的土地达一千一百一十六亩。
三、有些建设单位过分强调特殊，过多征用土地。
例如某军用化工厂，厂区面积仅一平方公里，周围的隔离地带就要五点七平方公里。
湖南陶瓷研究所，借口高级知识分子多，坚持征用农民二十亩橘园，雇工经营，引起农民很大的反感。
有些单位不发给农民被征用土地和房屋的补偿费，政治影响很坏。
如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百货公司，征用土地四十亩，地中的果树不但不给补偿费，反说“我们用地不用树”。
四、选择厂址时缺乏全面观点，过多征用良田。
有些建设单位，只考虑到把工厂摆在平地可以减少土方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却没有考虑到征用良田太多会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据城市建设部同志反映，陕西汉江北岸的汉中市郊有良田四十五万亩，每亩年产粮食八百五十斤，最初拟定的第2个五年计划准备在该地区放二十多个工厂，将要征用良田二十二万多亩，几乎占用市郊良田一半。
苏联专家贝利可夫在四川金堂选择电厂厂址，由于周围厂址已定，不得不占用“千斤亩”的农田，该专家很痛心地说：
“我干了二十多年的选厂工作，从来没有选择高产额农田作厂址，这一次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五、对农民安置不当，影响农民的收入和生活。
邯郸市的新建纱厂，借口农民文化低，不懂技术，拒绝吸收被征用土地的青年农民进纱厂做工，而去保定、邢台等城市大量招收工人。
六、对工农业用水缺乏全面安排，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
西安市坝桥区新建纺织工厂采用地下供水以后，农民现有一百四十九个生活用水的土井已有一百一十三个不能正常供水，五十一个农业灌溉井也有六个受影响。
西宁市北川工业区，北川河最小的流量四秒公方，在1964年以前，工业用水量达三点五秒公方，加上农业用水量，北川河无法供给，将是一个大问题。
由于发生以上这些矛盾的情况，已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
有的说：
“政府要我们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却把大量的土地荒芜，真是痛心。”
为了纠正上述浪费土地的现象，根据1953年12月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指示的精神，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各企业、学校及其他建筑用地情况，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切实地克服只顾经济、文化和军事建设，忽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片面思想。
要求各建设单位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节约用地的指示，暂时不施工的不要过早征用，尽量利用可资利用的荒地和空地，少用或不用人烟稠密地区的土地和良田。
二、国家建设委员会在组织厂址选择时，应当尽可能考虑少占用肥沃的农田，并且根据我国可耕土地面积较苏联狭小的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重新制定城市规划、工厂、学校等用地定额，作为征用土地的法定依据。
建议水利部会同城市建设部对新工业城市工、农业用水问题，作出全面规划，逐步统一解决。
三、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应加强对土地征用工作的领导，严格监督用地单位的征购土地工作，坚决纠正有些地方主管部门在划拨土地工作上“要多少给多少，要那里给那里”的不负责任的作风。
要提倡有些地方所采取的精打细算的办法，例如：
河北良乡在协助部队征用土地时，经过反复勘察地形，仔细核算，结果比部队申请的用地面积节省了四百多亩。
同时，为了克服浪费耕地现象，各地党委应该组织用地单位对土地征购和使用情况作一次通盘检查，对于目前不用的土地，应当尽可能收回交给农民耕种；
对于被征用土地后安置不当的群众，应当重新妥善安置；
对于拖延未发和不发土地、房屋等补偿费等违法乱纪行为，应当立即加以纠正，补偿农民损失。

边疆的电厂
新华社昆明3日电
云南边疆一座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在1日开始送电。
这座新建的发电厂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所在地芒市。
这个电厂不但能供应市区和附近农村的照明用电，并可满足新建的新式农具厂、粉丝厂、印刷厂等工矿的生产用电。
芒市火力发电厂是去年初动工兴建的，发电量为二百四十瓩。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电贺禁止氢弹世界大会
本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给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贺电，全文如下：
值此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开幕之际，中国妇女谨向为反对原子武器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特别是日本人民和妇女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将全力支持你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
谨祝大会胜利。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伦敦的一笔龌龊交易
本报评论员
08月03日，阿拉伯半岛的英国军事当局宣布，英国地面部队已经进入马斯喀特地区，准备迅速扩大对阿曼起义者的进攻。
英国这一决定，发生在杜勒斯同英国当局就阿曼问题举行会谈以后，并且事先曾经通知了美国。
这就表明，美英两国已经联合起来对阿曼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了。
阿曼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一方面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支持英国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机会，露骨地对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把布赖米绿洲让出来。
为此，华盛顿的官员公开抱怨“英国军队开到布赖米绿洲可能刺激沙特国王”，并使“美国在英国和国王之间处于两难的地位”，因为“沙特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
对于杜勒斯说来，夺取波斯湾的石油比在裁军问题上谋求协议兴趣大得多。
他在伦敦同英国当局就阿曼事件会谈的内容，双方都讳莫如深。
但是阿曼教长驻开罗的代表一针见血地揭穿了美英两国之间的龌龊买卖，这就是“让美国在布赖米绿洲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而英国对阿曼教长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英国向杜勒斯提供军事部署情况，并在会谈后迅速派出地面部队，这反映美、英两国在这场秘密交易中可能已经达成了某些暂时的妥协。
近年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势力已被局限于波斯湾内一隅之地，而波斯湾西岸的几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对于英国更有着重大的关系。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除了加紧镇压民族独立运动以外，还得抵御美国的排挤和侵蚀。
阿曼人民起义以来的半个多月里，英国这种狼狈的处境已经暴露无遗。
它一方面对阿曼起义人民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同时又多次在华盛顿与伦敦同美国相周旋。
现在，为了达到镇压波斯湾沿岸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目的，看来英国不能不用出让部分利益来取得美国的支持了。
但是，目前的问题已经触及到英国在中东的殖民统治的根本。
英国这种饮鸩止渴、勾结美国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做法，决不能长期维持它在波斯湾的残局。
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本身，就孕育着更尖锐的矛盾因素。
就在美英会谈期间，美国报纸已经提出“长期解决”的方案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8月02日的社论说：
“即令阿曼战争停止了，邻近各王国有可能再打起来。
由英国、美国、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五国来保证波斯湾安全的建议，是值得来加以研究的”。
可以想像，在这个“五国保证”下，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会成了一个什么局面。
很明显，阿拉伯民族主义决不是凭着镇压阿曼人民的起义就能遏止得了的。
英国勾结美国所采取的进一步镇压措施，除了更加暴露伪装阿拉伯人民的朋友的美国的虚伪狰狞面貌以外，也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愚蠢。

佐林批评空中视察建议不切实际
斥杜勒斯故意回避裁军根本问题
希望一致通过停止核试验的决议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讯：
在8月02日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佐林发言批评杜勒斯故意回避禁止核武器和裁减常规军备这些裁军方面的根本问题。
佐林在谈到杜勒斯所提出的关于防止突然攻击的措施的建议时说，这个问题是苏联第1个提出来的，苏联代表团将仔细地研究杜勒斯提出的西方关于空中视察区的建议。
他接着说，不过，现在就可以事先说明，这一建议一定会引起一些问题。
例如，建议中包括的北极区，那是个数千公里不见人烟的地方，更不用谈军事工事了，可是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马尼拉条约组织在北非、近东、巴基斯坦、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中的军事基地却不包括在西方建议提到的任何一个视察区之内。
而突击可能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一个方面。
佐林强调指出，裁军小组委员会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就在裁减原子核和常规军备方面需要采取的措施取得协议。
在这方面的第1步应当是大家协议停止——即使只是暂时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和建立对这个措施的国际监督。
佐林说，对裁军的监督只有在它是在常规和原子军备方面的裁军措施的总计划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能有意义。
如果不结合明确的实际裁军措施，监督、视察问题无助于解决当前的主要任务。
裁军问题的实质是要废弃核武器和大规模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
佐林让大家注意苏联政府在6月14日提出的关于在国际监督的条件下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两三年的建议。
佐林接着批评西方国家代表团阻挠单独就立即停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态度。
西方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同裁减武装部队、尤其是停止生产军用的分裂物质问题的解决联在一起。
佐林最后说，我们希望，参加谈判的代表们能重视各国人民发出的要求，就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通过一项一致协议的决议，作为走向停止扩充原子军备的第1步，为今后在裁军方面采取种种局部措施开辟道路。

出席禁止氢弹世界大会
各国代表陆续抵达东京
据新华社5日讯东京消息：
各国代表正在陆续到达东京，准备出席预定从6日开幕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
到今天下午为止，已经到达东京的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奥地利、秘鲁、西德、葡萄牙等国家的代表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安德琳。
曾经在香港一度受到日本政府留难的以蔡廷锴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智利代表、著名诗人聂鲁达等预定在今天夜里到达东京。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团的入境问题，由于大会的国际筹备中心的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被迫让步，在3日获得解决。
但是，他们的行期已因此被拖延，将赶不上参加开幕会议。
同时，日本政府仍然无理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入境参加这次大会。
一位美国代表捷柯今天发表谈话说：
“我来到这里是要表示许多美国人需要停止试验核武器”。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
沙多诺到达河内访问
据新华社河内5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河内，同来的有议员萧玉灿和桑尼托。
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是应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的邀请到越南访问的。
孙德胜在飞机场致欢迎词。
他说，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共同的目的是反对殖民主义，谋求民族独立、主权和幸福生活。
两国人民怀着共同的愿望，即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沙多诺在致词时说，我们一向关心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
他相信这一次访问将更加紧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之间的友谊。

古巴人民扩大反独裁斗争
圣地亚哥市总罢工　游击队打击政府军
　据新华社5日讯
哈瓦那消息：
古巴的局势仍然非常紧张。
古巴国内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在继续扩大。
在古巴的第2个大城市——圣地亚哥（在奥连特省），7月31日又发生了反对巴蒂斯塔的游行示威和全市性的政治总罢工。
参加政治总罢工的人数达到全市人口的90％。
绝大多数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商店职员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罢工到8月03日仍在坚持着。
在8月02日，罢工已经扩大到奥连特省的其他六个城市。
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和政府军队在8月02日又发生了一次战斗，据政府的军方总部的公报说，这次战斗是在马埃斯特腊山脉以南的佩拉德罗发生的。
在此以前，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占领了奥连特省的另一个村镇布埃西托，烧毁了政府军的前哨所并且缴获了大批武器。

喷水的树
07月底的时候，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发现一株喷出像小泉水那样的水的红蕾花树，这株树的树枝喷出一线线的明净的液体。
这株树长在一个华纳先生的家园里。
华纳说，在两天中，他家人整天都是在这株“冷却树”下避暑。
当地一位植树园主认为，这株树是在春天大雨的时候吸进去的水“过多”，因此在“消除过多的水份”。
（新华社）

坚决支持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
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　许广平
08月06日是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第12周年。
十二年前的今天，美国把一颗原子弹投掷到广岛的中心，三天后，长崎也遭受了另一颗原子弹的袭击，这样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旷古未有的原子浩劫。
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惨痛灾难，不仅唤起了日本人民、也唤起了世界人民对原子弹投掷者的切齿痛恨和他们为反对原子武器、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
几年以来，世界人民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斗争有了重大的发展，特别是美国在比基尼岛和英国在圣诞岛试验氢弹之后，目前各国人民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性和平运动了。
今年的8月06日在东京召开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是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大检阅，也是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向企图制造原子战争灾难的人们所进行的一次强大的示威。
国际民主妇联在今年06月的赫尔辛基理事会上，大力号召各国妇女加强行动，把8月06日这一天变成一个抗议核武器试验的世界日，这正表达了世界亿万妇女的普遍愿望，她们迫切要求和各国人民一齐行动，使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斗争更加高涨。
在世界人民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斗争中，各国妇女和母亲们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首先是日本妇女，她们并没有被这惨痛的灾难所吓倒，她们站在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斗争最前列。
去年08月举行的第2届母亲大会，有来自日本各地、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宗教、政治信仰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参加，这表明日本妇女在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是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了。
现在第3届日本母亲大会已于本月03日在东京召开，我们相信，日本妇女保卫和平的运动将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就。
英国妇女当英国政府决定在太平洋的圣诞岛上试验氢弹的时候，她们掀起了抗议的热潮，妇女们穿着黑衫到议会请愿，冒着倾盆大雨示威游行，她们坚决有力的呼声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有史以来第1次在广播的妇女节目中专门向妇女进行解释，但即使如此，英国的妇女们并没有被欺骗，一位伦敦的母亲仍然打了一封电报给英国首相说：
“上帝能饶恕你，可是母亲们不能！”
在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妇女也为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而积极斗争。
波恩、不来梅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妇女要求西德政府放弃以原子武器装备西德军队，反对在德国领土上贮存原子武器。
此外，在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锡兰、北欧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妇女，都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了她们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制造和试验的抗议。
美国一位知名妇女巴尔奇小姐（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名誉主席）也表示赞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反对原子威胁。
我们中国妇女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妇女一样，一贯主张禁止制造、试验和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我们主张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事业，而不是用于战争，因此我们积极响应国际民主妇联的号召，坚决支持各国妇女和各国人民反对原子武器氢武器的斗争，愿共同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这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在8月06日这个世界人民共同纪念的庄严日子里，我们中国妇女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向遭受过几次原子灾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向坚决为反对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斗争的世界人民和妇女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民最广泛的团结，将一定能够制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对人类和子孙后代的严重威胁。

埃沙两国支持叙利亚指责约旦
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继续给约旦撑腰
叙埃报纸斥美国利用约旦为侵略走卒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利亚政府8月04日收到了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就约旦外交大臣里法伊向叙利亚提出的最后通牒给叙利亚政府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两国政府都指责了约旦的态度，并且支持叙利亚在回答约旦当局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
这家通讯社引用大马士革政界人士的话说，由于叙利亚的答复，使里法伊不能实现目的在于使叙利亚驻安曼的外交代表团撤退的阴谋。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8月04日说，叙利亚在接到约旦的最后通牒以后，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来保证叙利亚的安全。
据开罗“消息报”报道，在开罗的埃—叙联合司令部的军官们8月03日晚上彻夜举行会议并且同这个司令部在大马士革的分部进行了联系。
“消息报”又说，已经把埃—叙联合司令部最新的会谈情况通知了沙特阿拉伯。
开罗消息：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4日访问了埃及外交部长法齐和叙利亚大使阿泽姆，讨论由于约旦的最后通牒所引起的叙利亚和约旦的关系问题。
哈苏纳说，他也在和联盟其他成员国接触，研究联盟可以根据它的章程采取的措施。
据安曼消息：
约旦政府发言人在8月04日深夜否认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里法伊曾经对叙利亚提出最后通牒，威胁要对叙利亚采取武力行动。
按照这个发言人的解释，里法伊对叙利亚大使馆代办说：
如果叙利亚政府不制止“反约旦宣传运动”，约旦担心，这种局面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约旦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卫自己的尊严”。
这个解释被认为实际上仍旧是重复对叙利亚进行威胁。
据华盛顿消息：
艾森豪威尔8月02日接见新任约旦大使优素福·赫卡尔。
艾森豪威尔称赞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并且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约旦。”
赫卡尔对记者们说，他和艾森豪威尔“一般地”谈论了中东局势。
他“希望在美国的全力协助下”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他还希望“加强约旦和美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
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报纸在4日一致谴责约旦向叙利亚提出的最后通牒。
叙利亚“光明报”说，里法伊这个“卑鄙的警告”证明，“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约旦挑起了疯狂的浪潮”。
“光明报”指出，卖国给美国人的约旦统治者打算割断约旦同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以便使约旦继以色列之后成为第2个美国基地。
叙利亚“沙姆报”说：
“我们认为，里法伊所说的话，是他的主人美国人指使的。”
埃及“共和国报”主编萨达特质问道，约旦的挑衅是不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部分？
是不是杜勒斯在伦敦会谈的结果？
埃及“金字塔报”说，原来在特拉维夫建立的新帝国主义的桥头堡，现在已经转移到安曼。
它说：
“（美国）第6舰队必然作好了准备，待机出动，因为现在约旦已经制造了所希望的意在引起敌对爆发的事件。”
埃及“人民报”说，里法伊决心继续充当帝国主义的走卒，以前是英国的，而现在是美国的。

满园欢笑关不住轻歌曼舞抒友情
本报莫斯科5日电
联欢节中的莫斯科日日夜夜欢乐歌舞。
08月04日晚上又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歌舞节。
在中央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绿色剧场的舞台上，大约有二十个国家的青年艺术家们表演了他们最精采的歌舞。
这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几十处剧院里、公园和广场的露天舞台上，各国青年艺术家们继续演出了戏剧、音乐、舞蹈和杂技；
克里姆林宫里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舞会；
狄纳莫运动场上也又演出了一场有几百人表演的苏联巴蕾舞。
高尔基公园能容纳五、六千人的绿色剧场里，观众挤得席无虚座。
还有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们不能进场，只好在场外高处欣赏夜景。
九点钟，歌舞节的演出在一阵嘹亮的炮声中开始。
苏联劳动后备学校的军乐队声势浩大的演奏和几百人的大合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中国青年艺术团京剧演员们表演了“雁荡山”中水战的一段戏，自始至终台下掌声不绝。
西班牙少女轻快的舞蹈、阿根廷歌手清朗的独唱、波兰演员情调愉快的舞蹈、苏联演员姿态优美的巴蕾舞都为观众所赞赏。
演出中，最长的节目是罗马尼亚的舞蹈。
披着轻纱的少女和骑着白马的少年同黑羊、大熊一起跳舞，随着音乐的旋律一直跳了大半个钟点。
节目最短的是芬兰歌手们的齐唱“当我傍晚散步的时候”，只有半分钟。

结束在匈牙利的访问
胡志明到贝尔格莱德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5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匈牙利进行了四天的访问后，已经在今天乘飞机离开布达佩斯。
到机场欢送的有卡达尔、道比、明尼赫、马罗山等匈牙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昨天下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卡达尔进行了谈话。
在座的有：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罗山。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今天从布达佩斯乘飞机到达贝尔格莱德。
到机场迎接的有：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伏克曼诺维奇等。
胡志明主席在机场发表了谈话。
他表示相信他同铁托总统的会见将进一步加强越、南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联欢节第8天·
东方歌舞迷人又动人
哑剧比赛无声胜有声
据新华社莫斯科5日电
08月04日（联欢节第8天），莫斯科举行了青年歌舞节、哑剧比赛和青年学生同苏联极地工作者的会见等活动。
欧、亚、美三洲十个国家的职业的和业余的演员参加的联欢节哑剧比赛在莫斯科引起了普遍兴趣。
苏联青年演出了克雷洛夫的“娶三个老婆的人”。
巴黎滑稽喜剧演员们演出的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是“生命的成长”和“地下电车道”。
在“生命的成长”中，一位毫无化装的演员在台上几乎始终不离原地单靠手势、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表演出一个人从出世到暮年的全部生活过程；
“地下电车道”反映了形形色色的巴黎人从清晨到深夜的生活。
荷兰演员斯普尔演出的滑稽剧“女人和帽子”也使全场为之绝倒。
波兰的业余哑剧团以天才的艺技演出了果戈里的“军大衣”。
以色列的利赫坦巴姆一人演出了六出哑剧。
我国青年九人也参加了比赛演出。
晚上，阿拉伯各国代表团在音乐剧院为联欢节参加者表演了丰富多采的东方艺术。
黎巴嫩的民间舞“达布卡”、叙利亚的古典舞“天空”、伊拉克的舞蹈“居尔德”、苏丹黑人青年的歌唱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埃及代表团表演了富有东方风味的美妙迷人的舞剧“啊，夜晚”中的一段。
阿尔及利亚青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们婉转的歌声和悠长的合唱充分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坚强的斗争意志。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举行了黑非洲人民文化晚会。
苏联的南北极工作人员下午在国际学生俱乐部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向他们介绍了极地生活和有趣的科学研究。
在会见过程中，从地球的两极同时发来的贺电，引起了大家一阵欢呼。
中国代表谭铭璋代表中国青年在会上接受了苏联北极工作人员送的小白熊，这只小白熊已被命名为“白远友”。
世界闻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晚上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会见了各国青年。
中国诗人萧三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英空军继续滥炸阿曼
据新华社5日讯
马纳马（在巴林岛）消息：
英国当局8月04日在马纳马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英国空军在8月03日继续出动袭击阿曼起义者。
英国官方发言人在同一天承认，英国一架“沙克莱顿式”轰炸机8月03日在阿曼起义者控制地区的上空进行袭击时，它的尾部被阿曼起义者的步枪击中。
他说，没有人受伤。

金龙飞舞轰动联欢节
中国青年的艺术博得热烈喝采
据新华社莫斯科5日电
中国的金龙8月03日下午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舞台上飞腾翻滚把这里观众的情绪引到了一个顶峰。
他们以十分钟的不停的掌声和喝采声伴随着舞台上中国金龙的飞舞。
这些严格的欣赏家们的心被中国青年的艺术深深打动了。
大厅内漆黑一片，观众眼前是一片轻轻飘浮着的云层，见不到一个演员，只见一条长约八丈、金光闪烁的蛟龙在云中翻腾飞舞。
低音唢呐的声音像风在呼，海在啸。
金龙忽左忽右地游行，追逐着红珠，一会儿盘着朱柱而上，用背拱着红珠，忽然红珠从龙背上滑了下来，金龙着了急，疾如飞箭地飞了出去。
风的呼啸声愈烈，它游得愈快，观众的情绪也就愈加兴奋激动。
到最后，金龙引来了一条母龙。
在二龙戏珠的时候，观众已经忍不住地站立起来，大声喝采。
节目还未结束，台下的中国观众就纷纷被包围。
各国观众衷心地向他们祝贺道谢。
一位老太太对一位中国青年说，这条充满活力、威武无比而又善良的金龙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淳厚伟大的民族气魄。
另一位老太太在身边找不出更好的纪念品，把一个莫斯科的火柴盒送给了她旁边的一位中国姑娘，以表示祝贺。
在后台，演员们被观众抛上了天空，姑娘们被拉着一同跳舞。
观众对中国的舞蹈感到陶醉。
阿塞拜疆功勋艺术家叶戈罗夫说，中国的舞蹈艺术是灿烂丰富的。
孔雀舞富有最浓厚的诗意，龙舞给人以青春活力的感觉。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舞蹈，但是人们从里面都得到了艺术最大的享受。
著名的巴蕾舞演员叶夫根尼亚·鲍里索芙娜对中国舞蹈特别感兴趣，她每次都来看，并且打听下一次比赛中国有那些节目。
（附图片）
非洲青年艺术家在表演舞蹈。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阿曼教长号召起义者继续战斗
呼吁苏美两国领导人对英国进行干涉
阿拉伯联盟要求万隆会议国家制止英国侵略
据新华社开罗5日电
阿曼教长加勒布·本·阿里已经号召阿曼起义者不要理睬英国的威胁而继续战斗。
阿曼驻开罗代表哈尔赛8月04日在开罗发表了加勒布·本·阿里在8月03日向他的军队发布的命令。
这项命令说：
“英国侵略飞机在今天投掷威胁性的传单，要我们向帝国主义军队所支持的暴虐的（马斯喀特）苏丹投降。……但是，继续战斗吧。
他们的炸弹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正义的，真主给予站在正义一边的人以胜利。”
哈尔赛同一天说，阿曼教长已经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对英国进行干涉，以便在教长所属地区的人在获得独立的基础上求得停火和恢复和平。
他说，这封呼吁书写道：
“我们请求你进行干预，以实现停火并举行谈判，以便在我们和侵略者之间恢复和平，从而在尊重我们的边界和独立并确立我们权利的条件下，尊重马斯喀特苏丹国的边界。”
哈尔赛今天还先后访问了美国和苏联驻埃及的大使馆，要求苏联和美国的政府制止英国对阿曼的侵略行为。
据新华社5日讯
开罗消息：
阿拉伯联盟8月04日斥责英国进攻阿曼是对中东和平的威胁，并且要求万隆会议国家出面制止这种进攻。
阿拉伯联盟在送给所有亚非万隆会议国家的备忘录中说：
“英国的进攻是违反联合国原则、万隆原则和国际原则的行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等单位
批驳楼邦彦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北京市司法局最近连日举行会议，对政法学界的右派急先锋楼邦彦的反党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驳。
整风开始，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即对党展开了猖狂进攻。
他反对整风采用“和风细雨”方针，说“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党员讲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群众有意见可以到大马路上去讲”。
当司法局党组正在积极地召开座谈会，征求非党干部对党的意见时，楼邦彦却说，“大楼里（指司法局和高、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没有整风气息”，“大楼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盖子还没有揭开”。
又说，这次整风的规律是：
“党组不如一般党员，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共产党不如民主党派”，因此，“群众要对党施加压力”。
他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行大加赞扬，并对北大毕业的干部煽动说：
“你们应该回去（指北京大学）看看，小弟弟比你们老大哥进步多啦！”
右派分子陈建国、赵维侯、郭可宏等在楼邦彦数次煽动之下，连续张贴了污蔑党的大字报。
当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受到反击以后，楼邦彦马上大喊陈建国被“围剿”了，要陈建国“沉住气”，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呼吁，他们还共同研究了污蔑党的发言要点。
司法局干部朱金涛等揭露，整风开始不久，楼邦彦即拉拢一部分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经常进行密谈。
他以个人名义召开座谈会，搜集反党材料。
他还要求参加司法局整风领导小组，搜集党的缺点和错误。
楼邦彦还在北京政法学院座谈会上放火，污蔑党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棍子打死”，以挑拨党同老教师的关系。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非党局长座谈会上，他造谣说，“知识分子在机关里不被重视。
肃反运动中被整的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整错了”。
楼邦彦是政法学界右派阴谋家钱端升小集团的急先锋，他同钱端升的反动言行遥相呼应。
他认为，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太多了，他这个副局长是“有职无权”。
他说政法界从上到下宗派主义严重，应该吸收更多的非党人士担任政法界的领导工作。
他还同钱端升共同阴谋策划“院系再调整”，组织“大法学院”，同共产党对抗。
大家指出，楼邦彦的阴谋是十分恶毒的，他企图削弱或取消党对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的领导，由右派分子取而代之，使我国的政法教育和司法工作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不能允许的。
许多人揭发，楼邦彦积极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
当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被揭穿后，楼邦彦认为储安平受了打击，并到处为储辩护。
他对陈建国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不过是知识分子常有的“因词害意”。
他在九三学社支社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只做两个月的准备工作，没有做什么事情”，又说，报上的宣传是“歪曲造谣”。
他还应文汇报右派分子浦熙修之约，准备“平心静气，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
他自己也承认，他企图把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拉到学术理论上去，并歪曲“言者无罪”和“言论自由”，以保护储安平。

人民卫生出版社
编译“谢切诺夫选集”
中文的“谢切诺夫选集”最近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编辑和出版。
俄罗斯生理学之父伊万·米哈依洛维奇·谢切诺夫（1829—1905），是科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
他主要的研究工作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神经中枢问题的，二是关于血液气体问题的。
其中特别是关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问题的研究，使他在全世界生理学家中间获得了光荣的声望。
他并且用这一发现来解释复杂的心理生理现象，从而使心理现象有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对于生理方面，而且对于心理和哲学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个选集一共收集了谢切诺夫的十二篇重要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关于中枢神经方面的。
此外，选集还收集了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和维金斯基为纪念作者而写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简明而公允地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及其事业，对于读者阅读谢切诺夫的原著有着很大的帮助。
　
（静）

保卫我们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
张志让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多方面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
其中有些是直接向我们的国家基本制度进攻的。
章罗联盟公然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来改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党天下”的诽谤把党对国家的领导说成是党对国家的私有。
右派分子许多谬论所要表示的主题之一，是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比我们的民主。
但他们的目的却并不是真要民主，而是要借此迷惑群众，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归根到底，他们是要削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我们的国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人们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远没有完成。
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比我们的民主，或者认为它有个别制度比我们的民主。
这两种看法，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了而没有融会贯通。
对这点融会贯通了，就很容易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显然没有任何真正民主的地方。
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全体人民真正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享受了民主。
这是我们的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产阶级享受的民主。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民主，他们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一样，都是处于被资产阶级压迫的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决定了，它的政治制度不可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受民主的制度。
资产阶级标榜他们的所谓民主政治，历来所举的也只是所谓普选制和代议制两点。
而实际呢，广大人民无论在法律上或实践上都并没有享受普选权，所谓代议机关也并没有代表广大人民，而只代表了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国家用尽方法来使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更不能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
财产条件啊，教育程度啊，居住期限啊，这类限制，名目繁多，都是法律上对普选权已经规定的限制。
到了举行选举的时候，资产阶级更不择手段，用欺骗、利诱、威胁、迫害等各种方法来破坏选举活动。
它控制着宣传机构、集会场所等物质条件，来为劳动人民代表的竞选造成实际困难。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规定了候选人交纳巨额保证金的制度，来限制竞选。
这就是它的所谓普选权。
结果是，议会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
劳动人民的代表不同程度地占着少数，在美国甚至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它的所谓代议制。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是少数人享受民主的制度。
右派分子把这种制度说成是比我们的制度更民主，因为他们所要的正就是这种民主。
我国的广泛民主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人民代表大会首先就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公民是真正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这在宪法上是明白规定的，在事实上也是完全做到的。
选举年龄和被选举年龄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所定的那样高，而是年满十八周岁。
选举经费都由国库开支，这就在物质方面保证了选举人和候选人能在实际上行使选举权利。
法律对破坏选举的行为加以处罚的规定，保障了选民的选举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选民有权直接或经过一定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人民代表，并按照法定程序撤换人民代表。
在这种制度下，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真正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一切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自己的权限，并直接或间接受它的领导和监督。
一切国家机关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这样，人民就真正能够经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人民群众就真正能够经过这种政治组织经常参加国家管理。
所以我国的政治制度是有高度民主基础的政治制度。
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一样。
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在宪法的纸面上得到了自由。
他们处在那种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自由对他们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只是资产阶级享受的自由。
美国的作者就写过这样一句讽刺话：
法律对一切人都是公平的。
它对失业者和百万富翁都同样禁止在马路边上露宿，它宣布他们同样都有权购买或创办一个巨大的报纸企业。
右派分子认为这种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本来不是他们所要的。
在我国，广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仅在宪法上得到了保障，还由国家供给物质上的便利，来保证它的实现。
几年来，人民广泛自由地讨论国内外政治问题、国家政策、法律问题、以及机关团体工作、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广大人民的意见、愿望和批评可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文艺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工商业者、宗教信徒等，都有自己的组织。
这样广泛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
在剥削阶级国家，劳动人民同国家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以国家要千方百计地限制劳动人民的自由，劳动人民的自由如果真正实现，就必然对统治阶级不利。
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同国家和社会有不可分的、根本一致的利益。
国家保障人民的自由，人民实现自由也只是要帮助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要减弱它的作用。
右派分子却不然，他们说，在我国自由太少了。
他们认为缺少的是反对国家基本制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却正是人民所不要、人民所反对的。
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控告的权利，这也在宪法上得到了保障。
国家机关对一切人民来信来访，包括控告的来信来访在内，都非常重视，必须认真处理。
宪法的规定和机关的实践，鼓励了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的积极性，发扬了民主。
至于我国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劳动权利、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更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从谈起的。
由上可见，我们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但民主制度只在人民内部实行，对人民的敌人则实行专政。
工人阶级团结全体人民，首先是农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保护人民。
没有专政，就根本没有民主可言。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人民敌人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两方面。
右派分子高谈民主，实质上是要取消大多数人的民主，恢复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
阴谋政治野心家对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一向非常关心，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怎样肃清的问题，而是怎样从其中取得政治资本的问题。
设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有些右派分子作了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到处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不要专政的一面。
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不要专政的人们，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也不要集中。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
集中和同它相对而言的民主一样，是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需要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民主是进一步扩大了，但我们仍然需要集中，集中仍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也仍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大业。
它要求高度的统一领导和全面的统一计划。
它要求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
它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发挥高度的热情、智慧和力量。
所以我们要集中，也要民主。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实行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保证了集中领导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向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制度，在宪法和法律上也早已充分表现。
宪法也规定了：
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群众路线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向遵行的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
这个领导方法是这样明确地表现和保证了党和国家集中领导的民主基础。
我认为有必要把中共中央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的有关部分引述一下。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能够充分发挥群众和集体的作用。
在它本身中，集中就是和民主相结合的，集中就是以民主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的。
所以民主集中的领导是最民主的领导，它同命令主义的领导恰恰相反。
右派分子不要专政，也不要集中领导，而只高谈民主，只要求“自由化”。
他们企求“绝对民主”，想借此来破坏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往往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和议会里议员们用争吵方式讨论问题的办法，看作是真正民主的制度。
其实这两种制度也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表现。
资产阶级内部在对待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利害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要压迫、镇压无产阶级，维持剥削制度，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在这根本利益相同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各部分相互间还是有剧烈的利益冲突的，还是有尖锐矛盾的。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企业同企业之间有尖锐的矛盾，垄断企业同非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各垄断企业相互间，也有这种矛盾。
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都要在政治上得到自己的代表。
资产阶级各政党就分别地或共同地代表了这些利益。
同时，各政党本身相互间也有利益上的冲突。
竞选、分脏对他们都有切身利益关系。
各议员个人也还有他所代表的资本家的利益和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需要维护。
所以多党政治和议员争吵，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有需要的。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日益表现它们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但多党的存在和活动、竞选和相替执政，仍有掩蔽资产阶级专政，欺骗人民的作用。
议员们在议会里争吵，表面上讲的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一套话，实际上是在保护资本家的利益。
他们争吵的问题无非是涉及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资产阶级各政党利益冲突的问题、资产阶级国际间利益冲突的问题以及怎样对付国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所以这个办法也同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
因此，这两种制度都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发展和维持的。
诚心要民主的人，如果认为这些制度是真正民主的，那他就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了。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随时协商、分小组讨论、一面代表又在大会上发言，然后表决。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像资产阶级内部的那种利益冲突是没有的。
人民代表讨论问题，是要就问题的本身求得最妥善的解决，也就是要求得有利于整体而又照顾到局部的解决。
所以不需要争吵，协商是最适宜的方式。
分小组讨论，能使所有代表都有参加讨论的机会，不像议会争吵那样，其势必为少数有势力或利口的议员所霸占。
发言既没有过多听众，更能专心致志，不感拘束。
代表还都有向大会口头或书面发言的机会，这还是一种大会讨论的方式。
所以我们人民代表大会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适合我们的需要，也是真正民主的方式。
迷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应该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来考虑这一问题。
至于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既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的确需要到大会里来争吵，这是另一问题。
人民代表分赴各地视察的办法，也发生了极大的民主作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各代表，都自行选定视察项目、地点、对象以及要接触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实地视察。
视察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一般都重视代表们所提的意见，认真加以处理。
这种视察办法是一种新的创造，它可以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可以帮助人民代表了解实际情况，集中群众智慧改进各部门的工作；
还可以鼓舞广大群众发挥国家主人的作用。
这一办法进一步发挥了人民代表的作用，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真正民主性质的表现。
我们的国家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大公无私的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它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
我国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也只有在这一领导下，才能团结各民族，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就根本没有可能。
事实上，在这领导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胜利，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辉煌的成就。
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它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从最近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活动情况来看，党对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领导，不但不要减弱，而且还要更加加强，更加明确。
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梦想实行多党政治，他们是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爱护不爱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是人民所要的。
所以一切愿为人民利益努力的人们，必须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王铁崖的反党阴谋破产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大学支部法律系和历史系两个小组，最近联合召开多次会议，邀请两系部分教师参加，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王铁崖的反动言行。
王铁崖把北京大学丑化成漆黑一团，诬蔑北大的党政领导都是“行政主义”，说教学工作中的计划、检查和汇报等制度，就是“行政主义”的具体表现。
他强调所谓“行政主义”就是学校里官僚主义的根源，把素常学术空气比较浓厚的北大说成是“机关化”、“衙门化”，叫嚣着要“肃清官风，发扬学风”，“要坚决的和北大的领导作斗争”。
王铁崖向党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他所在的法律系。
他说：
“党的领导只能停留在校一级，不能下到系一级，党不应干涉科学研究和教学。”
他放肆地污蔑了法律系的党员领导同志，说什么“官风很盛，系主任是首长，教员是下级，简直是衙门”，要求工会“召开大会向法律系领导施加压力”；
然后又扬言：
“法律系两个副主任都是党员，不必要”。
他在北大盟员座谈会上更进一步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异曲同调地说：
“每个岗位上都安排一个或几个党员掌大权，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王铁崖也向校一级的党的领导“作了斗争”。
他认为北大的“官僚主义”和“行政主义”表现在“把权集中在江副校长一人之手”，说什么“北大过去是江副校长一长制，现在是江书记负责制，没有什么改变”。
在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王铁崖公然提出取消党委制的主张。
他说：
“校委会应该由党委和民主党派共同来监督”。
又说：
“我认为应如清华某些人提出的五条线（指党、政、工、团和民主党派），若只一条线（指党），必生问题。”
他一方面无中生有地说：
“毛主席已肯定了‘教授治校’”，一方面又给党在学校的领导工作划定一个圈圈，说什么“党在学校里只能管细致的思想教育，而不应该去‘干涉’教员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
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指出，他的思想实质就是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改变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
王铁崖仇视人民的政法工作与政法教育事业。
他说：
“目前政法界的问题，主要是宗派主义。
司法改革、院系调整、对旧法学人员没有妥当安排，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又说：
“关于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政法学界一棍子打死。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但前两年不是团结，而是打击；
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他污蔑政法教育部门说：
“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政法干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宗派主义的派出所”。
王铁崖参与了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大法学院”的方案。
根据龚祥瑞教授的揭发，这个“大法学院”的方案一旦实现后，王铁崖将在钱端升手下当一名总务长。
陈芳芝教授和历史系其他同志揭露了王铁崖的另一计划：
王铁崖想以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为基础，把外交学院、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大来，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外交部领导。
这个阴谋计划，就是想篡夺党在这方面的领导权。
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发表后，王铁崖和北大历史系教授杨人楩曾两次讨论“联合政府”的问题。
章伯钧也指示浦熙修找“对政治有研究的人，像王铁崖”来写一篇文章，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论证“联合政府”，并为“党天下”的谬论辩护。
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求王铁崖交代他和章罗联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罗家衡污蔑肃反政策
本报讯
在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的集会上，右派分子、上海法学会副会长罗家衡的反动言行受到了揭露和批判。
罗家衡污蔑党和政府的肃反政策，与右派分子黄绍竑南北呼应，恶毒地向肃反政策进攻。
1955年罗家衡就竭力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讲“仁慈”，实行“大赦”。
在去年0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响应和配合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污蔑肃反运动的发言，说：
“黄绍竑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所指出的各种缺点和错误都是事实。”
意图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他说：
“对于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者受奖政策的执行，有没有偏差和错误，也是一个问题。
譬如，以抗拒来说，是不是真正抗拒；
以坦白来说，是不是出于自愿；
以立功来说，有没有诬攀或挟嫌报复的情况，使好人受到冤枉的事，亦极关重要。”
上海法学会会员顾葵就此指出，罗家衡身为市人民代表，却公然对肃反政策表示怀疑，恶毒地攻击人民的公安、司法工作，用意所在，无非是想破坏党和政府的政策，动摇和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以达到他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今年05月，罗家衡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时又污蔑工农出身的干部，挑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团结。
他说：
“司法部门采取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方法来对待党外知识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又说：
“回顾本市司法部门的情况，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
因为“绝大部分有权的司法干部（指审判员和检察员），是各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
他要求调回旧司法人员，而把在“才”“德”上不合乎他的胃口的工农干部调出司法机关。
罗家衡这些挑拨是非的言论受到了有力的驳斥。
顾葵指出，罗家衡要使司法工作倒退到司法改革以前的情况，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第1卷
“古希腊罗马哲学”出版
为应学习西方哲学史读者的需要而翻译编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是篇幅达三百余万字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第1卷。
这一卷选录了古希腊罗马重要哲学派别的主要原著和材料，按照不同的学派以时代的先后编辑；
重点在于介绍唯物主义学派的哲学思想，但对主要的唯心主义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目的地选入了。
因此其中既有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和伊璧鸠鲁等，也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则选录的比较多。
其他在哲学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如爱利亚学派、智者派和斯多葛派等，也酌量选录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这一卷中对仅遗留下来少数残篇或只能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了解他们思想梗概的哲学家，采取了“著述残篇”和“文献记载”的栏目予以介绍，对有大量著作流传下来的哲学家，则以“著作选录”的栏目选辑了他们学说主要方面的著作。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选录范围，是从公元前五百八十多年前以泰利士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起，直到晚期希腊哲学派别（即晚期怀疑派和新柏拉图派）为止，共包括了三十多个哲学派的和哲学家的著作或文献记载。
这一卷的取材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派的著述，是根据英文、法文和德文本译出，同时也参阅了希腊文本。
其他大都根据原著译出。
此卷所选各篇，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并参考了弟尔斯的“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残篇”和比尔耐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等十八种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名著。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除了这第1卷“古希腊罗马哲学”之外，还有“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和“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诸卷。
计划在五年内陆续出版。
翻译和编选的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负责组织对西方哲学史有研究的八、九位同志共同进行的。
出版篇幅这样巨大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不但在我国是历史上的创举，就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这部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初学西方哲学史的一般读者帮助一定很大，而对于研究哲学史的专家，也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韩相明）

为国为家为人民
俯拾今天装备全新，官兵还是家人，那怕来自南北，胜过同街同村。
志愿把我们结合，为国为家为人民，为了生产上升，为了粮食收成。
紧守祖国边境，维护后方安宁，不让起坏风声，不让破坏和平。
要是给我命令，我献出全力全心，要是给我爱情，我暂时心里受领。

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
　巴金　靳以
1957年07月24日，“收获”创刊号和广大的读者相见了。
它的诞生，具体地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并显示了党的英明的领导，大力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之下，我们所编辑的“文学季刊”“文学月刊”和“文丛”都先后地被扼杀了。
那时，我们不但失去了编辑的自由，和许多的作家一样，甚至于也失去了写作的自由；
可是在今天，党信任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
中国作家协会给我们任务，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和其他的兄弟刊物兴起社会主义竞赛，这就足以证明一个文学工作者和编辑工作者，在解放前后的天地悬殊的遭遇了。
我们还是很热爱编辑工作的，当我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把一本刊物呈献给读者，在那中间，除开成名作家的力作之外更能推荐出发光的新人作品，对于读者、作者和编者都是最大的喜悦。
在过去艰苦的环境下，每当印出了一本刊物的时候，我们是感到最大的安慰和又一次的胜利。
我们的努力没有落空，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没有辜负作家们的期望，我们没有埋没新人的才能，我们贡献给读者一本有益的精神食粮，能使他们增加一分生活和斗争的勇气。
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当党给了我们这个任务，尽管我们很高兴，可是也有很深的顾虑。
读者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作家的队伍更无比地壮大，新的作家正像我们祖国的新生事物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涌现着；
我们怀疑那可怜的“老经验”，不足以满足读者的要求，更不能够很好地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作家们。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成党给我的使命。
可是党再次地解除我们的顾虑，为我们解决了一切困难问题，要我们放手做去，同志们更百般地帮助我们。
于是经过了半年的计划和筹备，“收获”准期出版了。
在这一段具体工作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党的领导、支持与关怀，“收获”就不可能创刊。
党不仅给我们精神的鼓舞，还指示我们工作的方向与道路。
甚至有许多具体而繁杂的工作，都帮助我们解决了。
我们感激党对我们的信任，这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必须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作家同志们负责。
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大标准，是我们工作的指路南针，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致于迷失方向。
只有紧紧地依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做好编辑工作，才能使“收获”一年年地更丰盛起来。
在组稿的过程中，我们也深深地认识到，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中国作家们的创作劳动是极其旺盛的，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许多作家在辛勤地劳动着。
在创刊号出版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从几万字的中篇到几十万字的长篇六十九件，而且我们还知道有许多作家就将在年内和明年完成他们的巨著。
祖国革命文学事业的收获，实在是很大的。
在来稿中，我们更看到许多老作家的极其严肃认真的创作劳动和诚恳谦虚的态度。
有的老作家的原稿，密密匝匝地写满了蝇头小楷，看得出是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
经过两三年写作的时间，还很虚心地要求编辑同志的修改，并诚心诚意倾听广大的读者的意见。
有的作家不是埋怨我们发表得太迟了，而是说我们不该把他的作品放在创刊号，为的使其他作家的作品尽快地和读者见面。
我们一般是不妄改作家的作品的，即使有意见也是提出来，把原稿寄回给作家请他们自己修改。
就是在文章间发现了误书和我们不明了的地方，也一一地详细提出请求作家自己答复。
许多作家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许；
可是我们所有的编辑部的工作同志们不仅为作家们的创作态度和可贵的品质所感动，并受了深刻的教育，促使我们在编辑工作中要更认真严肃，诚恳和谦虚。
我们不惮烦地写了这些，就是要以我们深刻的感受和具体的情况来驳斥那些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
不要党的领导，文学工作和创作的“今不如昔”，作家和编辑间不可消弥的矛盾……
可是就这样，在“收获”还没有创刊之前，右派分子和有右派思想的人几次三番地利用“收获”别有用心地造谣生事。
施蛰存就恶意地说因为“文艺月报”有宗派主义，就先分出了一个“萌芽”，又分出了一个“收获”。
（大意如此）事实上，“萌芽”的茁长，是为青年文学工作者开辟一个新的园地，因此从编者到作者，差不多都是生气勃勃的青年人。
从期期上升的印数和每天大批的来稿看，都说明它受到广大青年读者和作者的欢迎和支持，也说明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它的发刊是及时而必要的。
“收获”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刊物，主要是刊登长篇和中篇为主，和“文艺月报”没有任何重复和冲突的地方，只为工作的方便起见，编辑部设在上海而已。
右派分子无中生有，造谣生事，不过是企图诬蔑祖国的文学事业，处处存在宗派主义，并挑拨兄弟刊物相互间的感情。
俞田（即王若望）在文艺报（12期）的文艺茶座中对峻青同志施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那中间有一项说到：
“收获”编委名单中，其大名亦列于老作家之前。
“收获”编委名单，原来是依姓氏笔划排列的；
这是较为细心的人即可看出。
可是一个作家，堕落到化名对同志做无耻的攻讦；
更卑鄙的是，一个文学刊物在他的眼中竟成为吹捧的工具，以己度人，好像天下人都像他一般丑恶。
在文艺报十一期上，“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的杜黎均发言中，“作协的刊物是否能像‘收获’那样自由刊登作品，发表意见？”
话虽然只有一句，但从这句话里暗示着“收获”竟是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什么作品都可以登，鲜花毒草可以杂陈；
尤有甚者，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不管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可以乱放乱鸣。
好像“收获”不受党的领导，不在革命文学事业之内，是一株野花闲草。
另外一面，又好像作协其他的刊物竟那么“不自由”，不能自由刊登作品，也不能自由发表意见，竟把书记处说成了过去的“审查官”，要审查稿件。
我们应该肯定地说，“收获”在选稿和编辑工作上，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党的领导和书记处从来也没有审查过稿件。
但编辑部工作同志，在接到稿件之后，确是经过一番审阅，至少是两个人，有时是全体同志——五个人。
有的稿件我们也要看过，如果还不能决定，我们送给编委同志看。
将来也许有的稿件，在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自动地送给党的负责同志看，让他帮助我们，替我们解决问题，但这不是审查稿件，这是协助我们把编辑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这样做，纯然因为是要把刊物办好，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也对作家负责。
我们不能把有害的作品送给读者，每个刊物的编辑同志都应该这样。
我们是很自由，但我们不能滥用自由，偷运毒草。
我们贡献给读者的将是有益的精神食粮，否则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甚至是对人民犯了罪。
我们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们更要求党加强领导，主要是使我们的工作不犯错误，在“收获”中只有饱满的、宝贵的粮食，对人民是有益的。
我们不要无边无涯的“自由”，这种“自由”能使人不知不觉陷入泥坑中去的。
“收获”创刊号已经出版了，发刊词就是我们的意见，所刊登的作品是和我们发刊词的意见相符合的。
不但创刊号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
我们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广大的作家，贡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以更多的香花和有益的食粮，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鼓舞人民向社会主义大道高歌猛进！
1957，7，30夜

南方的夜
　韩笑雄伟的棕榈亲吻着月亮林荫里灯光像宝石镶在绿色的楼窗蒙胧的街道像睡了的江巡逻兵清脆的跫音在白兰树下响夜多么静啊风多么香

怀念英雄杨根思
张乐平
我自小熟悉“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许多英雄人物，我喜爱他们的豪迈坦率的性格，向往着他们的叱咤风云的事迹。
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亲眼看见这样的英雄人物。
1950年初夏，上海文艺界去近郊列席解放军某军的英模大会，我也光荣地得到参加的机会。
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明天，我就要见着想望已久的英雄人物了，他们是解放事业中的英雄，他们比过去任何时代的英雄都要崇高伟大。
我一直想着，见了他们之后应该怎样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怎样通过我的画笔来表现他们。
到了目的地，我们被接待到招待所，大家正在安顿行李，忽然听到锣鼓喧天，掌声爆竹声响成一片，透过夹道欢呼的行列，我们看到一队步伐整齐的战士，拥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军人，跨着一匹披绸结彩的白马过来。
各部队欢送自己选出的英雄来报到了。
我直望着那马上的英雄，他身材瘦长而结实，两眼炯炯发光。
他就是著名爆破英雄杨根思。
第2天评模大会开始了，各路英雄分组进行评选，当选的英雄都向大会报告自己的事迹。
杨根思跑向讲台的时候，会场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等他开始发言时，会场一会儿就变得很肃静了。
杨根思不习惯在扩音器前讲话，他不时在台上走动着，他不善于讲话，更因为有着人民英雄所特有的谦逊，在讲话时显得不很自然，不时地拉着腰带，微昂着头，一边回忆一边讲述，而当他讲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声音洪亮起来，眼睛闪着光，咬牙切齿，好像敌人就在他面前。
杨根思是江苏泰兴县井湖乡人，贫农出身，为了糊口，幼年就到上海来，在一家地毯厂当学徒，做了八年工，受尽了被剥削的痛苦。
1944年回到家乡，看到日寇和伪军欺压人民，就毅然参加了新四军。
1946年，在鲁南枣庄附近的郭里集战斗中，他冒着蒙蒙的夜雨，一层又一层地炸垮敌人的密密层层的鹿砦，最后穿过敌人的交叉火网，炸毁了敌人的碉堡，占领了重要据点，开辟了胜利道路。
在这次战斗中，他获得了“爆炸大王”的光荣称号。
以后他又建立了许多战功。
在大会上，我因为听得出神，没有给他画像，觉得很遗憾。
第2天，通过组织要求为他画像，他答应了。
我们在一间会客室里见了面，他亲切地问我：
“坐着画还是站着画？”
我请他坐着，他就坐下了。
站在旁边的同志笑着说：
“这下杨根思受罪了！”
他立刻回答说：
“你胡说，画家辛苦为我画像才受罪，我有啥受罪？”
说完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原来他个性非常好动，果然，我动笔不到两分钟，就发现他有些不安的样子，因为勉强坚持，额角上都冒了汗了。
我问他是否要休息一下，他一边揩汗一边笑着说：
“没关系，没关系！”
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因为不愿使他过于难受，就用速写的形式，赶快完了工，又请他在画上签了名。
在分别时，他和我紧紧地握手。
英模大会后不久，全国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当年冬天，传来杨根思在朝鲜前线壮烈牺牲的噩耗。
那时我正卧病在床，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反复地读着报道他的牺牲的消息，我让妻子拿出他的画像，一直审视着他的亲笔签名，我想到他签名的手，也就是他最后拉响炸药包冲向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手。
我为杨根思画的画像，虽然没有表现出他的崇高思想和英雄气质，但是在这张画上，留着杨根思的笔迹，我愿将这幅画献给杨根思烈士纪念馆，让人民纪念杨根思，向杨根思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像杨根思在战争中所创造出的丰功伟绩。
1957年07月27日

“温情主义”
克约
温情主义者有几种人。
一种人，就是某些右派分子伪装的。
他们反对各种运动，特别是对“五反”和“肃反”不满，认为很残酷。
今天，他们检讨起来，就说自己是犯了“温情主义”的毛病。
这种“温情主义”是假的。
这些右派先生为什么对反革命分子和那些五毒俱全的资本家“温情”，而对劳动人民对共产党人就没有“温情”？
他们在“大鸣大放”中为什么要把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一棍子打死，甚至号召杀共产党人呢？
另外有一种人，才是真正的“温情主义”者，当他们没有分清敌我，不能明辨是非的时候，他们好像“东郭先生”那样，对“中山狼”有些“温情”；
但是，当他们在“大鸣大放”中看到某些右派分子无理取闹，企图用火烧垮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们也感到“过火”了。
这样的人，我们相信，只要当他们认识到“狼”性时，他们是会恍然大悟的。
因为右派分子的企图如果真的实现了，使过去曾经直接镇压过人民的某些分子重新当权，那就会有许多善良的人们（包括这样的“温情主义”者在内）“人头落地”；
即令是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执政，我相信其结果也不会比他们的盟兄盟弟当权差多少。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爱憎分明的，我们热爱劳动人民，憎恨剥削与压迫制度，并不是没有感情的“木头人”，而是有丰富的感情的真人。
只有右派分子才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恨人”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解放全人类，不独是历尽了一切艰辛，忍受了种种迫害；
甚至随时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惜，为的是去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
试问这种“殉道”的精神仅是为了“恨人”而不是“爱人”吗？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赞成“温情主义”的。
可以正告人们：
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为了爱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一切被压迫被统治的民族，为了爱这些大多数人，才去憎恨那些坚持剥削制度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
因为他们懂得马克思这个有益的告诫：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

灯光
张昆华天边的繁星渐渐隐退雕零，黎明前我接换第2号哨岗。
我警觉地巡视了周围一切，那两颗灯光引我沉思深想……一颗是寨边那位年轻母亲，也许正在给她的孩子喂乳；
一颗是指挥所里的大尉，要让边境在心中平安酣睡……母亲对孩子有海样的深情。
大尉像爱母亲一样爱边境。
有谁知道在那些夜晚，两颗灯光燃烧了多少永恒的爱
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