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做粮食投机买卖！
宁乡套购粮食的罪犯已依法判刑
新华社长沙2日电
湖南省宁乡县最近破获了一个做粮食投机买卖的罪犯集团。
县人民法院已依法将这个集团的主犯成秋华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其他罪犯谭新华、谭文富、龙春泉等也按情节轻重分别判处五年或四年有期徒刑。
这些罪犯在今年青黄不接的春夏荒时期，利用有些地方部分困难户缺粮的机会，采取涂改、拆换和买卖购粮证的办法，向国家粮食部门套购粮食，以黑市高价转卖给缺粮户进行剥削，破坏国家粮食市场的稳定。
罪犯成秋华等四人都是宁乡县石家湾乡的富裕户，他们以驾船为掩护，先后在湘阴县临资口等地以每百斤大米十到十一元的价格，套购了大米二万三千多斤，随即运往望城县的九龙庙、蛇家滩等地河岸上，以每百斤十五到十六元的黑市高价出售，获得暴利六百多元。
宁乡县有关部门根据群众检举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进行了侦查，在获得确凿罪证后依法将他们逮捕。

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
这个决定是安置和改造各种坏分子，维护国家法纪，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地发展，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主义新的道德风尚，得到了高度的发扬，社会秩序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定局面。
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坏人都改造好，没有来得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都扫除尽净。
在国内，除了那些残留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少得多的应该依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以外，还有一些坏人。
他们不务正业，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且屡教不改。
他们是社会的渣滓，他们浸透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恶习，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调戏妇女，诈骗钱财，侵犯人民利益。
他们有些是有轻微罪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他们也有些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又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的坏分子。
还有一种是不服从国家的工作分配，不服从就业转业的安置，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而又不断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坏分子。
对于上述几类坏分子，必须实行劳动教养，才有可能予以改造，才能维护国家的法纪，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秩序。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是，右派分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的法制，却极力反对我们的政府对于这些坏分子的取缔。
右派分子谭惕吾曾经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举了石油工业部的坏分子王裕丰的事件，来攻击我们的司法工作。
实际上，王裕丰在解放前是一个伪职员，解放后留用在抚顺矿务局工作，1951年调来北京石油总局，1952年评为二级技术员，1953年又提为一级技术员。
他本来不懂技术而待遇很高，理应努力工作，但是他却消极怠工，说政府把他大材小用了。
到了1956年08月，他就干脆不上班，带了老婆、孩子，跑遍昆明、成都、重庆、汉口等城市，到处招摇撞骗，骗吃强住，并且大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石油工业部对于这样品质恶劣的坏分子不得不宣布开除。
王裕丰到处碰壁以后，又回到北京，同石油工业部无理取闹，纠缠了好几个月。
今年02月15日晚上九点多钟，他竟闯进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宿舍院内，指名骂人，砸东西，并企图打人，一直闹到半夜一点多钟，百般劝说无效，最后北京市东单公安分局不得不把他扣留起来。
问问谭惕吾：
难道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像王裕丰这样的坏人，人民政府对这样的坏人就不应该加以约束和惩处，而应该让他任意捣乱任意破坏下去么？
我们决不要以为前面所说的那些流氓、阿飞、盗窃、诈骗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及其他各种坏分子，仅仅在社会上有，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和企业、学校内部也有；
他们不仅在城市里有，在农村中同样也有。
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把这些人改造好。
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对于这些不劳动，不工作，到处起破坏作用的人，人民政府如果放任不管，不加以适当的处理，这种恶劣倾向就会继续蔓延发展，这种坏分子还可能增多起来，社会秩序就会无法维持，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就会被他们败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且他们又往往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对象。
事实证明，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
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
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
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
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
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办法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把那些坏分子收容起来，加以安排，给他们适当的劳动条件，例如由国家投资举办一些农场和工厂，组织他们生产，甚至强制他们生产，用这样一种办法来使他们有饭吃。
这样说来，劳动教养既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
同时也是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
这正表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
国家对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劳动教养的办法体现了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
同时，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都已写入我国的宪法。
像这样一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破坏纪律秩序，败坏社会公德的人，他们是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又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这是人民所不允许的。
　
但是，应当指出：
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
劳动教养的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
例如不准他们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他们的工资，除了有的需要酌量扣出一部分作为其家属赡养费和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以外，其余部分他们有自由处理的权利。
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些条件，实行了这种办法，就使我们能够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能够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只限于决定中所列举的那些人。
决定中规定了应该受到劳动教养的人的具体条件和审查批准的权限，这样就保证了这项办法的正确执行，避免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
同时，在劳动教养期间，凡是表现良好的，有条件另行就业的，或者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都可以酌情批准。
这些规定，既表现了政府处置坏人、维护国家纪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决心，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坏人的宽大政策和仁至义尽的精神。
劳动教养的决定，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就具有立法性质。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法制建设中的又一创举，是贯彻宪法第100条的一个具体措施。
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
劳动教养办法具有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和长远的目的，它不仅适用于目前，而且适用于整个过渡时期。
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以后，如果还有这种坏人存在，劳动教养的办法仍然有它的实际意义。
因为坏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够彻底加以改造。
不管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进行什么造谣和污蔑，都是不值得我们去理睬的，因为他们攻击污蔑我们的事情，往往正是我们办得很对、办得很好的事情。
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经验，改进工作，使这一项工作获得预期的成效。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
国务院命令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08月01日第78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8月0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二、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
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
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必须遵守劳动教养机关规定的纪律，违反纪律的，应当受到行政处分，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处理。
在教育管理方面，应当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规定他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制度，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三、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
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
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五、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
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

堵住粮食征购工作的漏洞
不能把单干户撇在一边
江西省寻乌县南桥乡有单干农民四十六户。
占总农户2.85％，实行“三定”政策时，确定他们的公粮任务是一万零四百五十九斤，占全乡总任务的2.5％。
购粮任务二万二千一百一十四斤，占全乡总任务的3％。
去年实际完成公粮九千八百七十一斤，有十户没有完成任务。
完成购粮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一斤，有二十九户没有完成任务。
为什么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这样差呢？
主要原因是由于放松了对他们的领导与管理，单干户就采取“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的态度，拖过去了。
有人认为“单干户很少，影响不大”，这对不对呢？
事实的回答是：
不对。
因为单干户的任务未完成，同样会影响全乡任务的全面完成；
由于单干户未完成任务，留粮多，他们就进行投机倒把，从而影响了市场秩序；
同时，这种情况也会引起部分社员的不满，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主要是过去的余粮户——富裕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因此，单干户粮食征购数量虽不多，但是，它反映着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问题。
南桥乡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在今年夏季，对单干户加强了领导和管理：
（1）召开单干户会议，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宣传征购政策。
同时，布置今年全年和夏季的征购任务，号召他们自觉地按时按质如数完成任务。
（2）由基层政权组织对他们加强领导和管理，督促他们按时完成任务。
征粮和购粮由其自己负责缴库，不采用农业社包干办法。
（3）对他们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
同时对他们中有实际困难的也应分别不同情况帮助解决。
但是对个别搞投机倒把的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或依法处理。
对去年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也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工作。
刘旭春

戏剧界不要右派作家电影界不要右派导演吴祖光
本报讯
首都戏剧和电影界人士，8月02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和批判剧作家、电影导演吴祖光的右派言行。
在吴祖光的笔下：
新社会竟是“杀气腾腾”
旧社会却是“生气勃勃”
吴祖光在5月31日全国文联第2次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见戏剧报第14期）和剧本月刊8月号的“谈后台”文中，不只是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还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加以否定，并进行恶毒的攻击。
他说：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
他举出“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轻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
作为“乱”的证据，恶毒地说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
他污蔑党“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说“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
他更进一步地谩骂“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要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他还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的巨大意义；
说什么“肃反这种斗争方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都是罪恶的。”
在“谈后台”一文中，他把新社会的后台说成是“杀气腾腾”，“有‘大战一触即发’的光景”；
而把旧社会工作条件恶劣，宪警特务横行的后台却描写为“那里的生活是那样生气勃勃，那样色彩丰富。”
吴祖光甚至毁谤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和他“在1943年所提到的‘多礼的社会’（即蒋介石统治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于在戏剧里也难得看到‘真话’”。
在座谈会上，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蔡楚生指出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艺术界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如果我们和这种言行和平共处，将会把我们的事业带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悲惨道路。
他要求到会的人，从各方面来对吴祖光加以无情的驳斥和揭发，划清政治界限、思想界限，斗争到底。
田汉解剖吴祖光
有点像厌恶进步的“别里科夫”
但他是向党进攻的“别里科夫”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简单地介绍了前一阶段对吴祖光错误思想批判的经过，和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后，揭发了吴祖光可耻的两面派手法。
他说：
吴祖光一面假装诚恳，找许多人谈话，并写检讨企图蒙混过关；
而在背后却继续发表谬论，甚至想对帮助他改正错误的人进行报复。
田汉在分析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径路后说，有人说他像契诃夫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那样，厌恶进步，厌恶新鲜事物，在晴天穿雨鞋，向后看不向前看。
田汉说他虽有点像别里科夫，他却不是那样消极的人物，而是向新社会，向领导社会前进的党恶毒进攻的“积极分子”。
田汉批驳了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在戏剧报、剧本月刊等投出的明枪之外，还揭发了发表吴祖光在去年年底和今年02月间的文汇报上射出的两枝冷箭。
即在“为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叫屈”中，吴祖光攻击新社会不近人情，以至说“解放是无情的代名词”，又在“将军失手掉了枪”中，吴祖光攻击今天新观众对“失手掉了枪”的戏校学生的宽容。
说：
“我们的工作实在应该好好地干了。
当人们发觉溺爱是罪恶的时候他们会把不称职的演员捅下台来的。”
所谓不称职的演员，据吴祖光自己说就是指共产党人。
最后田汉主张对吴祖光不能再溺爱了。
他已经成为和人民敌对的人了，应该让他彻底交代。
几位老戏剧家具体论证：
我国戏剧事业获得了国际声誉
不容吴祖光把它说得一团漆黑
老戏剧家欧阳予倩、曹禺、阳翰笙、陈白尘、陈其通等以具体的论证严厉驳斥了吴祖光对党的文艺事业、组织制度、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所进行的污蔑。
欧阳予倩首先举出文学、戏剧、美术、电影方面的领导同志驳斥了吴祖光外行领导内行的谰言。
他又说，党领导的戏剧事业的优异成就，已获得许多国际上著名戏剧家一致的称赞。
他说他在戏剧界过了几十年，而解放后这几年来的成就却是他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
吴祖光把党的事业说得一团漆黑，甚至说得比国民党还坏，不能不使人无比愤怒。
欧阳山尊举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台具体情况，并不像吴祖光所形容的“杀气腾腾”，而是一个使演员有良好的艺术创造条件，同时和观众有密切联系的后台。
为了让吴祖光能够随时去后台，剧院还给过他一枚出入证。
可是，吴祖光却昧良心说假话。
中国戏曲学校校长晏甬也用他们学校的实际例子，有力地粉碎了吴祖光说新社会没有培养出人才的谬论。
吴祖光的文学史观：
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把现在
叫做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时代
座谈会上，汪明、吕恩、方琯德等用具体的事实揭穿了吴祖光多年来，以及整风运动以来丑恶的两面派活动。
曾是吴祖光的“小集团”成员之一的汪明揭发吴祖光的家里是一个流言蜚语聚散地。
汪明说，吴祖光看不惯新社会的一切制度和新事物，反对历次政治运动，他说“运动最伤人心，只能使人见面哈哈哈，什么真话也不敢说”。
当汪明在肃反中受到组织审查做了结论，对吴祖光说明他感激共产党的心情时，吴祖光却说，“好呵，你该说感谢你们，请你们再整我们一次，让你过过瘾”。
吴祖光说，“新社会一个人作了事有成绩，总要虚伪地说‘党领导的好’，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难怪作品也公式化概念化”。
他认为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应把现在叫作“公式化概念化文学时代”。
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要求戏剧电影界人人参加这个斗争。
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吴祖光的言行，彻底打垮右派分子。
击破他们的各种各色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雄火社农民积极卖余粮
本报讯
山西省洪赵县雄火农业社经过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讨论和批判粮食工作上的资本主义思想，广大社员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出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麦子丰收思想歉收
这个社自1952年建社以来，小麦连年获得增产。
今年的七百二十八亩水地小麦，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五百斤以上，比以往任何一年产量都高。
但今年在田间评产、制订预分方案时，不少干部不愿意据实估计产量，甚至支部书记也说，今年小麦每亩顶多只能收四百五十斤。
一句话，许多人都想隐瞒产量，少交公粮，少卖余粮。
当乡里召开评比会议的时候，前往参加会议的党支部书记、社副主任就把总产量少报了三万斤。
在给社员分粮的时候，有些干部使用许多手法，尽量让社员多分麦子。
有的在用斗量麦的时候，用力在斗里插一两下，这样每斗可多分八、九到十一、二两。
有的用秤秤麦，称平了又把秤驮往里移，每秤多分四两。
全社分麦就多分了一万四千斤。
对于交公粮和卖余粮，有些人表现很不好。
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驻社干部提议除留足公粮以外，还要留下八万斤余粮，然后再给社员分。
经再三研究，才决定留足公粮，但还是不同意留余粮。
统购统销好不好全体社员来讨论
有些社员对交公粮不积极，又不愿多卖余粮，是只顾自己，忘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投机并未完全消灭，这对社员引诱很厉害。
一部分富裕户囤积粮食的思想抬头了。
今年在制订增产计划的时候，片面地宣传，而对支援国家谈的却很少。
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这也是社员不肯多卖余粮的原因。
同时，批判了那种想做粮食投机买卖的资本主义思想。
针对上述思想情况，先后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全体社员大会。
会上表扬了在合作化、统购统销和麦收交粮中的模范社员和干部，讲解了发展生产的政治目的。
强调指出，发展生产不单是为了改善自己生活，还要积极地支援国家建设。
说明没有国家的援助，不能进一步增产的道理。
在分配中，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那种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的倾向，是片面的错误的，归根到底对农民也是不利的。
国家支援农民农民支援国家
经过讲解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讨论下列问题：
合作化以后社员的实际生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统购统销好不好？
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只顾个人不顾国家对不对？
怎样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在讨论中，大家算了几笔账：
（1）过去全村有八十九户借粮食债的，当时的利息是麦前吃一斗秋粮，麦后还一斗麦；
秋前吃一斗麦，秋后还三斗秋粮。
劳苦一年不够还债。
现在呢？
不仅没有一户借粮的，而且是生活年年提高。
（2）算一算富裕户是否减少收入？
老中农张青顺过去收入十石，除公粮和肥料投资外，留五、六石粮食。
去年除分了三千斤粮，还分了一百多元现款。
这样算了十一户，只有两户减少了剥削收入，而劳动收入都有增加。
（3）今年春季开始的时候，麦苗长得不好，国家贷了四万多斤化学肥料，每亩追了四十斤，小麦才长得这样好。
贷了两万多元买了一架抽水机，明年全社全部耕地都能变成水地。
这样一算，大家认识到：
咱们社要不是国家支援，怎末也不能这样年年增产。
在讨论到国家支援农业社的时候，许多人提出社对国家应该如何支援？
有人还认为卖余粮不要超过增产部分的40％，还是不想多卖。
于是进一步讨论了留下那么多的粮食的用途，让吃吧，每人去年吃到四百五十七斤，已足够吃了，现在还有60％左右户有余粮。
让换菜、换肉吃吧，从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未免太不节约。
走黑市贩卖粮食吧，是违法的，资本主义老路走不得。
最后，大家都说，今年咱这里丰收，咱们够吃够用，其它地方收成不好，国家有困难，那就应该多卖给国家。
多卖余粮才是光荣的爱国行动。
早交公粮多卖余粮
经过几天的反复讨论，开了社员大会，作出决议：
（1）早交公粮、交好粮；
（2）根据社里今年丰收的情况，晒干扬净，多卖余粮，按照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留粮。
最后，党支部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当前以总结粮食统购统销解决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为中心，集中对社员进行一个月的宣传教育。

江宁农民不受地主富农蛊惑
扫除夏粮统购的障碍
本报南京讯
再一次广泛深入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江宁县农村已全面开展。
目前江宁农村资本主义的歪风已“乌云消散”，正气上升，粮食征购工作正在顺利开展，节约风尚开始发扬，争取秋熟丰收的信心大大增强。
自从城市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小台风”吹到江宁农村之后，不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趁机造谣破坏，打击干部，拉拢落后群众，企图把合作社搞垮，把统购统销政策推翻。
前进社地主方永发向群众说：
“我是地主，没得吃活该，你们贫雇农没得吃可以到社里去扒。”
湖熟镇国民党员吴世成故意到干部食堂恶水缸里掏掏团饭，满街跑叫诬蔑干部浪费粮食饿死农民。
地主、富农分子还造谣说：
“合作社不好，统购统销饿死人，生活没有改善。
在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行的煽动下，少数对合作社有抵触情绪的农民也叫不好了，趁机攻击合作社，想退社单干。
中共江宁县委在7月13至17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通过两条道路学习，分析农村形势，揭发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
决定开展一个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以此为动力，推动当前秋季生产，完成夏季征购任务。
会后，各乡以乡为单位，以三天时间，集中训练了全县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近万人。
这批宣传骨干团结农村教师、学生以生产队为单位已普遍分别开完了生产积极分子、共青团员、贫农、中农会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有的还召集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训话。
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以后，他们都提出以搞好生产，完成夏购任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回答坏分子的进攻。
东山镇东山社干部群众原来只肯出售一万斤粮食，进行两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后，就出售了九万五千斤麦子，超额完成了夏购任务，全社四十八个生产队订好了秋熟超产计划，九百六十七户社员户户都订好了勤俭持家计划。

不准右派分子篡夺人民电台的领导
鲁莽陈锐“组阁”活动垮台
本报特约新华社哈尔滨讯
黑龙江和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最近向右派分子鲁莽、陈锐展开了斗争。
鲁莽是共产党员，现任黑龙江广播电台文艺部副部长。
陈锐是共青团员，哈尔滨市广播电台政教组副组长。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进行小集团活动，企图篡夺党对省、市电台的领导权。
当鲁、陈同时在市电台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一度篡改了市台的政治方向。
鲁莽和陈锐还提出“要无情的揭露”的口号，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如去年正当哈尔滨市电车、汽车拥挤，乘客和乘务员发生一些纠纷时，陈锐就在广播中组织了汽车乘务员向社会诉苦，企图以此来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
鲁莽和陈锐十分仇视新社会，他们曾决定要在今年下半年办一个杂文、小品文的专题广播节目，定名为“包公私访”，专门揭发所谓“黑暗面”。
鲁莽、陈锐还计划在繁华的街头设立一些听众接待室，在接待室设置隐蔽的录音机，以便把某些来访者的“激愤的语言记录下来广播出去”。
在大鸣大放期间，鲁莽、陈锐认为时机已到，凡是右派分子的言论他们都主张全文照播，并且在采访中对右派言论有闻必录，坚持发表。
右派分子鲁莽、陈锐在广播电台贯彻资产阶级方向的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阴谋窃取领导权。
他们在鸣放中一面向省委领导进行攻击，一面在暗地里进行所谓“组阁”活动，对电台的领导干部安排，也拟定了名单，准备让大家签名，然后再要省委照办。

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声势浩
大大小小的章乃器一个个揪了出来
新华社3日讯
新华社记者林耀、冯健综述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说：
根据全国工商联最近接到的报告，全国工商界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各地党政部门领导下，已经在全国八大城市和二十四个省、自治区的一百多个中小城市展开了。
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是从6月12日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常会决定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行开始的，以后逐步扩展到了全国各大、中城市以至一部分小城市。
一个多月来，各地相继揭露了一批从各个方面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
如北京市，6月18日以来连续举行了十多次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长吴金萃和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上海市揭露的右派分子有市棉纺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和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
天津市的广大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毕鸣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批判了市工商联常委、右派分子荣子正；
武汉市揭露和批判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一鸣，这个“章家店武汉分店的经理”，在武汉工商界贩卖了章乃器的大批毒货。
各地揭露出来的工商界右派分子中间，还有一些是一贯吮吸农民血汗、罪恶很多的地主分子或代表地主利益的“士绅”。
如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彭一湖、民建昆明市主任委员杨克成、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等，他们对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政策，一贯怀有强烈的不满，这次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有的地方还揭露出一些右派小集团，如章乃器在民建中常会内培植的小集团，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打击会内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员，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
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在工商联内安插亲信，组织了所谓“核心领导小组”，把持当地工商界的领导权。
此外，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
山东省的袁熙鉴、葛兰生；
河北省的高振声；
四川省的李仲平、康心如；
浙江省的沈九如、许祖潮；
贵州省的梅岭先；
湖南省的黄英士；
安徽省的张善瑞、张东野；
江西省的罗时炀；
西安市的张士心；
沈阳市的王子仁、齐心和青岛市的黄元吉等等。
各地工商界的这些败类，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妄图摇撼共产党的领导，摇撼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自从1956年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有所暴露，大鸣大放以来，他们的叫嚣和活动就更加猖狂、更加露骨，而且相互呼应、配合。
各地工商界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是很多的，只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恶毒了。
当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提出“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请共产党下台”等谬论时，章乃器就污蔑共产党是“大党主义”并提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和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等谬论，企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天津的毕鸣岐这时就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不要强调什么阶级关系。”
王一鸣也无耻地自命为“无产阶级思想通”，紧跟着天津的董少臣，就公然要求撤退公私合营企业里的公方代表。
章乃器和工商界其他右派分子竭力丑化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脸上擦粉涂脂。
他们说什么“红色资产阶级”，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家和工人今天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发表谩骂、污蔑工人阶级的文章，阻挠广大的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企图把工商业者拉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他们故意把公私合营企业说得很糟，叫嚣“合营前是温暖如春，合营后是恐怖世界”。
他们把定息说成“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工人阶级自愿付出的，不是资本家要的”，主张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延长定息年限等。
配合着他们的荒谬言论，这些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也是疯狂的。
早在去年5、6月，章乃器就曾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机会，在上海、浙江、河北、广州等地工商界散布毒素，进行反动活动。
今年05月，毕鸣岐也利用“视察”工作的时机，在天津市一部分公私合营工厂里点火放毒，公然挑拨人民政府和工商界的关系。
上海的右派分子黄苗夫在章乃器的全力支持下，甚至向全国各地三次散发了油印的反动小册子。
坐在民建中常会机关内部的右派分子许汉三，利用职权，擅自将右派分子吴金萃污蔑工人阶级的文章和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一连印了四次，发给各地民建地方组织；
许汉三还勾结北京市工商界右派分子，召开会议，为章乃器搜集情况，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有些不法资本家这时也趁机蠢动起来，广州公私合营应和饭店私方经理冯柱等人，集体毒打工人严焯，以致严焯浑身多处受伤、昏迷多日的严重违法事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
但是，这些右派分子失算了。
他们牛鬼蛇神的丑恶原形，正一个个地被剥露出来。
在近两个月的反击右派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广大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积极地参加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所在机关、企业的职工，曾经“视察”过的地区的人民，以及过去曾被某些右派分子压迫、剥削的农民，都愤怒地和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或者写信在报纸上揭露。
十手所指，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声势。
右派头子章乃器不仅在民建中常会和全国工商联受到工商界领导人物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受到各地工商界的斥责和声讨。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小组和所有的工商界代表在发言中都对章乃器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驳斥。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实质上是1956年工商界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当时主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
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教育和改造。

制定行动纲领　阴谋篡夺领导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个反党集团
新华社南宁3日电
广西省文艺界揭露出一个有行动纲领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集团。
据参加这个联盟的右派分子陈宪章在省文化艺术界连日举行的反右派斗争会上交代，这个集团阴谋夺取党对文艺界的领导，攻击中共广西省委，攻击省委的机关报——广西日报。
这个集团以民主促进会广西省筹备委员会为掩护，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并且联合了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桂林市文联副主任李文钊等人进行反党活动。
几年来，这个集团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反对省文化局党组进行的。
今年05月，广西省宣传会议召开以前，这个集团确定了向党进攻的行动纲领是：
一、通过反对文化局副局长秦似，向文化局党组进攻；
二、反广西日报，认为广西日报是广西舆论界的阵地，把这个阵地拿下来他们才好开展工作，并认为要反对广西省委必须先打下它的机关报；
三、反对中共广西省委，但这种活动进行得很隐蔽。
他们处处散布谬论说：
广西“鸣”“放”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两个盖子。
一是舆论盖子，这就是广西日报；
一是领导盖子，就是中共广西省委。
为了向共产党进攻，他们还串通了共产党内右派分子、省人民出版社编辑主任王成作内应，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共产党内部的材料。
宣传会议期间，这个反党集团以民主促进会广西省筹委会名义召开过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实际变成反共产党誓师大会。
会后，他们向广西日报猖狂进攻。
借口广西日报总编辑姚天纵压制“鸣”“放”，联名向会外发出了宣言式的控告信。
右派分子李文钊亲自给别人写向共产党进攻的发言稿。
参加这个集团的右派分子胡明树还亲自走访过上海文汇报，在北京、杭州等地收集材料，写了许多反动文章，并酝酿办同人报和同人杂志，以图扩大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继续大会发言
揭露右派向解放军进攻的阴谋
钱端升承认解放后和美国特务“还有信件来往”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北京市第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大会讨论又进行了四天，在六百余人民代表声势浩大的反击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
几天的会议中，代表们继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白文华指出：
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嫉妒，十分不甘心，他们公开叫嚣要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以民主党派的名义鬼鬼祟祟在驻京部队里发展组织和进行活动。
他们并利用“戏剧报”、“文艺报”煽动部队文艺工作者，反对军队的党和政治机关对军队文艺工作的领导，想在文艺部门打开一个向军队进攻的缺口。
白文华指出：
这个罪恶活动总牵线人是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李健生等。
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燕京神学院院务主席王梓仲，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渭，中华基督教会鼓楼西堂牧师殷继增三位代表的联合发言中揭露了右派分子在宗教界的阴谋活动。
他们指出：
章罗联盟亲信陈新桂利用北京基督教刊物“田家”大肆渲染宗教政策贯彻不好，煽动农村中的基督教徒对共产党的不满。
陈新桂等右派分子还公开污蔑基督教内进步分子是筑墙的罪人。
三位代表指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妄想破坏基督教徒同全国人民爱国大团结，破坏基督徒的三自爱国运动。
国务院法制局顾问王之相、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副主任劳君展在发言中指出：
九三学社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一个多月，但是基层组织里真正行动起来的很少，主要原因是社的领导层中有右派分子，严重的右倾情绪和温情主义占着优势。
他们并指责了由于前一个时候社的领导方面片面强调发展组织，并准备在1957年底将全国社员发展到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因而在发展上强调数量忽视质量，使九三学社成了培育反动政治资本的土壤。
对于已经被揭发的右派分子，代表们也乘胜追击，要右派分子彻底向人民交代。
在这样形势下，一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认罪。
薛愚在检讨中承认他想逐步篡夺党在药学上的领导权。
承认他在一面搞学术活动，一面在搞社会活动，以增加自己资本。
钱端升也承认自己是打着“学者”招牌的政治野心家，承认他的行动是接受章罗联盟的领导，承认他和披着“中国近代史学专家”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从1937年起就有密切联系，在解放后还有信件来往。
不过他对自己反动活动还没有深刻检讨。
但是还有一些右派分子仍想顽抗。
一向拒绝交代反动言行、谩骂人民代表的右派分子谭惕吾，在检讨时还极不老实。
她说她和林希翎的关系的错误在于“自由主义”，她竟表示要和黄绍竑“划清界限”。
代表们对她拒不交代自己罪行的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恨，在她发言时，大会主席团收到了九十张抗议她检讨的条子，要她低头认罪，不要自绝于人民。
在这几天的发言中，代表们强调今后知识分子加紧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说，由于过去旧社会的影响，我们戏曲界同行往往醉心于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个人名利，受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的侵蚀。
解放以来，我们同行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总没有更直接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加以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在政治锻炼和学习上自觉的努力还不够，往往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有人甚至以为自己已是“工人阶级的化身”了。
实际上本身的旧思想、旧意识并没有很好地改造，因而对新社会的新制度、新生活经常感到不习惯，有的还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一旦碰上政治斗争大风暴，就很容易露出马脚，摇摆不定，甚至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拖入泥坑。
梅兰芳希望戏曲界同仁们不再因循迟缓，加紧对旧思想旧意识的改造，展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
会议将继续举行。

在反右派斗争中争取了中间分子
江苏财政贸易机关的积极分子由百分之三十增至百分之七十
新华社南京3日电
江苏省省级财政贸易机关和国营公司在反右派斗争中，争取了中间分子，战斗队伍正在不断扩大。
目前各部、厅、局、行、社积极分子已由斗争初期的30％左右增加到60％到70％。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一部分人思想有顾虑，其中有的一度被右派分子用两面派手法拉拢过去，有的在大鸣大放中讲过错话，平日和右派分子感情很好，有的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危害性认识不足；
因此，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很不积极。
针对上述情况，各单位领导小组普遍作了克服温情主义的报告，并且说明错误言行和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有本质区别，帮助他们划清同右派的界限。
还通过座谈会或个别谈话，提高他们阶级觉悟。
经过一系列工作，这一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消除了思想顾虑，主动检讨自己，积极投入斗争。
石油公司、人民银行等单位一些原来不关心斗争的人，在认清右派分子丑恶面貌后，都积极参加战斗。
中间分子向左转，各个战场的斗争力量更加充实，右派分子越来越显得孤立，大多数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

妄图煽动工人破坏包钢建设
张云伯受到职工迎头痛击
新华社包头3日电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云伯企图煽动职工离开包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阴谋，已经被包头上下水道工程公司职工揭发出来。
张云伯是包头上下水道工程公司工程师。
他平时高高在上不接近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以后，他突然接近起群众来了。
他到工地、科室和炊事房等单位，在支援包头的外地职工中间进行煽动，说包头有十怕：
“风沙大、气候不好、物价高、交通不便、医疗不好、死孩子、找保姆难、商店服务员态度坏”等，他假惺惺地对一些初到包头的职工家属说：
“小孩子要来包头就得早死两年”。
在单身职工中间则煽动说：
“你离开家庭这么远，谁无父母妻子，领导上太无人情了。”
张云伯还从人事制度、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方面，向共产党进行恶毒污蔑。
他装成“伸张正义，替别人伸冤诉苦”的样子，对一部分不安心工作的职工说：
“现在的人事制度比劳动改造好不了多少，我们是被无形的绳子捆在这里。”
他还到工人中间去散布歪曲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谣言，他说，“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就要在按劳取酬的帽子下下降工资，从个人利益看，现在没有多大希望。”
“国家年年提高劳动定额，实质上是增强劳动强度，和资本主义的实质没有区别。”
他还用许多恶毒的话，挑拨职工同企业领导的关系，并且狂妄地宣称“公司在10月份就要垮了”。
这个对新社会充满仇恨的右派分子企图煽动职工离开社会主义建设队伍，破坏国家在包头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阴谋，激起了广大职工的义愤。
在公司召开的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云伯的大会上，许多工人、干部，纷纷揭露了他的反动言行，并且用各种强有力的具体事实，回击了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污蔑。
（新华社专稿）

撕破“改进报纸”的假面具
孙北的反党阴谋破产
新华社沈阳3日电
从7月中旬以来，沈阳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连日集会，揭露文艺组组长、共产党员孙北企图把沈阳日报拉向资产阶级方向的阴谋活动。
在大鸣大放期间，孙北打着“改进报纸”的旗号，拉拢报社内部的一帮“老报人”，制定了一个所谓“改进方案”，提出“坚决打破过去按‘总路线’为顺序的排版方法”，取消按报道计划进行采访的方法，使报道工作脱离党的中心工作，提倡有闻必录的纯客观报道。
这个“方案”中还强调“副刊”的独立性，报社的独立性，反对市委对报纸的“过分干涉”。
这个“方案”实际上取消了总编辑对报纸的全面领导权，规定总编辑只担任一版编辑室主编，大部分共产党员干部，都被安排在“方案”中规定没有处理稿件权力的采访部。
孙北一贯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时了，诋毁毛主席的讲话忽视了民族文艺方向。
孙北对沈阳日报从6月开始刊登的反对右派言论的文章极为不满，并挺身而出质问领导，说这是向鸣放伸出的一个拳头。
孙北并在社内煽风点火，制造矛盾。
他公开煽动记者说：
“一个记者要没有唯恐天下不乱的精神，就不能当个好记者”。

江西新闻出版界
一批右派分子现原形
据新华社南昌3日电
江西省级新闻出版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猖狂地反对共产党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
如右派分子戚志信（江西日报文教组编辑），竟要求检查一年来在江西日报上刊登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写的文章和报告，辱骂这些重要的文章和报告“像大地主”，“霸卡”了报纸篇幅。
他还捏造事实，说由于省委对报纸“干涉过多”，因而妨碍了编辑人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挥，还叫嚣要“扩大编辑权力”，“如果总编辑不同意，编辑也有权把稿件登在报纸上”。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副组长曹涤尘和宣传组的编辑金弋等人，还积极酝酿要筹办一张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许共产党员参加的“同人报纸”。
曹还直接提出要取消共产党对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他认为：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不会比现在糟。
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张理、孙德卿还公然要取消中共江西省委，说什么再过十年，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的人都会变成官僚主义者。
孙德卿也主张实行“主编制”，来达到取消共产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

沈阳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第一声
里扬雷山是两个毒草“作家”
本报沈阳3日电
辽宁省文联及“春雷”编辑部，最近初步揭发了里扬、雷山等人的右派言行。
这是沉寂的沈阳文艺界开始反右派斗争的第一声。
里扬是小说“归来”的作者（署名采石），发表于7月号的“春雷”杂志上。
在这篇小说里，里扬明目张胆地为历次运动中死有余辜的坏蛋“招魂”。
她煞费心机地捏造了两个所谓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在“三反”运动中互相勾结，在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情况下，任所欲为，陷害无辜的好人。
最后，还搬出一具所谓被害者的鲜血淋淋的尸体，用以污蔑党所领导的三反运动。
这颗向党射击的恶毒的炮弹，受到了“春雷”编辑部小说组组长雷山的全力支持。
雷山一连两三天和她共同泡制“归来”这颗毒草，并自告奋勇赶写了一篇捧场文章。
在编辑部讨论7月号的作品时，雷山极力主张把“归来”放在头条，虽然遭到大家反对，他还面红耳赤地力争。
雷山还瞒着大家擅自将反右派的“鼓风炉”（杂文专栏）头条栏目移后，将小说“归来”放在首篇；
发稿时并把“归来”的标题制了铅版，并添了两幅插图。
由此可知，雷山不但兼任了这颗恶毒的炮弹的制造者，而且还是一名“勇敢”的射手。
激烈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沈阳各个战线展开，唯有这里的文艺界还是风平浪静。
“春雷”发现的情况并不是唯一无二的，沈阳另一个文艺刊物“芒种”就有更严重的问题，但至今还没有反右派斗争的声音。

站稳立场反帝爱国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3日讯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今天举行第1次会议。
委员们在会上一致表示，今后决不辜负全国三百多万天主教友的期望，站稳中国人民立场，带领全国神长教友更深入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会上提出，对于天主教内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要决心进行揭发和批判，通过说理辩论，分清是非，扫除爱国爱教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样，才能使全国神长教友更加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和办好教会而努力。
会上选出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辽宁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当选为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
杨士达（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李伯渔（陕西盩厔教区主教）、李维光（江苏南京教区代理主教）、王文成（四川南充教区主教）、赵振声（河北献县教区主教）、董文隆（山东济南教区代理主教）、李德培（天津教区神甫）和曹道生（山西太原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等当选为副主席。
李君武（北京教区副主教）、易宣化（湖北襄阳教区主教）、杨高坚（湖南常德教区代理主教）和汤履道（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分别当选为秘书长、副秘书长。

章罗联盟如何篡夺光明日报
储安平开始吐露了一点事实
据新华社3日讯
由于两天来举行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的继续揭发，储安平对章罗联盟和他本人的反党活动开始作了某些吐露，但其整个交代仍极不老实。
据储安平交代，章伯钧对彻底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人事安排，“肚子里早有文章”。
在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职总编辑后，章伯钧曾准备进一步任命储安平为光明日报的副社长，由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在章伯钧召集“六教授会议”前夕，章伯钧和费孝通曾到光明日报与储安平聚会。
那天，他们就曾谈到
“形势严重”，“学生要闹事”。
章伯钧说“共产党如出动军队就给自己打了花脸”，他主张民主党派要赶快出面“帮忙”。
储安平说，他4月初去看罗隆基，罗当时就告诉储安平说，“宪法要提出修改”，并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五年计划都有很多问题，要储在报纸上组织“专家”讨论。
据会上有人提出的书面揭发，储安平当时曾请罗隆基就上述方面发表文章，罗说他“不便”写，储当即请示罗，他自己是否可以写，罗表示可以。
可见章罗联盟以“党天下”的谬论作为向党进攻的一枝毒箭的阴谋，本是久有策划。
储安平交代，在他5月下旬去访问章罗联盟的首要分子钱伟长时，钱伟长曾问他毛主席关于鸣放的底究竟如何？
钱还对储说不仅大知识分子中问题很多，并且工程技术界和中、小学里“意见也很多”，他建议光明日报立即组织座谈，进行放火。
随后，钱伟长又亲自带领储安平去看清华大学的大字报。
他还说他和钱伟长交换意见时，他准备主要攻击“宗派主义”，而钱伟长主要反对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在向党猖狂进攻中分工合作。
在储安平的交代中，他还谈到彭子冈曾替储到大公报拉人，亲自给他介绍“干部”，以便帮助其实现改组光明日报的计划。
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发表后，彭子冈曾两次给储安平打电话，说浦熙修正在四处找人为他“声援”，并且告诉他，费孝通对他的问题表示了意见，说是“路滑难行”。
储安平虽然在今天的会上交代了某些事实，但他的整个交代仍然是避重就轻，吞吞吐吐，避免直接谈到章罗联盟的反党政治阴谋。
人民日报高集、光明日报于友和大公报王芸生等人，在发言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储安平交代中的不老实态度。

修改规程制度简化保密手续
电力部成立各种专门小组研究处理群众意见
本报讯
电力部机关的精简机构方案，也已经大体确定。
在司、处的设置上，将根据加强协作的原则，将工作关系相近的司合并；
不必设司的单位，把司撤销。
在精简上层机构的同时，一部分调整出来的干部已经下放到基层。
到目前为止，电力部机关和水电总局两个单位，已经下放了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二百多人。
电力工业部设在天津、沈阳的供应办事处，与基建总局设在天津、长春的供应站，也已经在7月份分别合并。
电力工业部和所属北京的六个直属单位，普遍成立了由负责同志主持的各种小组，来负责整理、研究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并提出处理意见。
电力部机关和水电总局，对现行的四种比较重要的规程、制度作了适当修改。
还根据国内情况的变化，简化了保密手续，放宽了参观、实习和索借资料的限制。

化工部精简机构大批司局长下放
本报讯
化学工业部在紧张的反右派斗争中，同时注意研究群众意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在最近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改进企业的管理和精简部局机关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这个部的编制人员将由一千四百二十一人，减缩到八百人；
现有的二十一个司局单位将合并成十二个单位。
将有十七个司局长级干部，十一个处长级干部，下放到所属企业和事业部门。
整风开始以后，中共化学工业部党组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对部局机构作了多次的分析研究，认为部的机构重叠，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人浮于事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由于许多事情都集中在各管理局，各地企业及事业部门有了问题，都得上北京请示商讨，这样，公文来往多了，会议多了。
招待所经常住满了到部里请示工作或参加会议的人员。
也由于注意了充实部局领导，生产单位的干部就相对地减弱了。
如这个部所属的永利化学公司塘沽碱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只配有一个厂长，许多事情积压许久未作处理，有了事就要找部、局请示，这样不仅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而且由于部局对下面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有些指示也就不完全正确。
中共化工部党组着重分析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化学工业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综合利用；
有些大城市就要成立地方管理机构，有些地区要成为化工基地，建立化工企业联合公司。
加强地方上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干部必须下放。
另一方面，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化学肥料要求增长八、九倍，不加强企业单位的领导，要想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
党组和部务委员会研究了这个情况，决定撤销干部司、劳动工资司、教育司，建立人事司，统一管理原有三个司的业务；
撤销设备局、安全司、设计局、地质矿山局，其业务合并于基本建设司、生产司、技术司等单位。
有些司局厅室，建制仍然不变，但机构需要紧缩。
这样的合并调整，司局所管理的业务是更加集中了；
而领导干部，司局长级可以下放40％，处长级干部可以下放50％。
各司一般不设处一级领导机构，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兼任司长或办公厅主任。
力求减少人员，抽出更多的干部，下放到企业或事业部门。
对基建、计划、技术、供销等部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人员、编制、干部质量方面，根据今后的任务，作适当的加强。

同党外人士交知心朋友
据新华社讯
陕西省商业厅领导上过去布置工作很少征求一般干部的意见，厅务会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没有及时向干部传达。
最近领导上采纳群众的意见，在安排第3季度商业工作时，预先发动各科室干部提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由厅务会议反复讨论作出决定，再向各科室干部进行传达。
这样做使一般干部都很满意。
西北纺织管理局的党、团员过去和党外知识分子不大接近，一些党外人士见了党员也很拘束，不能畅所欲言。
在整风中，党员和党外人士交了知心朋友。

山西商业部门改进工作供应点增加
营业时间延长
据新华社讯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机关、厂矿的党、政领导根据群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正确意见，正在逐步认真地改进工作。
商业部门的工作最近作了比较大的改进，如粮食和商品供应点和代销店增加了，营业时间也相应延长了。
文艺界提出的关于剧院分配、剧团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也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过去对领导干部生活上的一些特殊照顾，都已经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处理。
对于生活福利问题，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亲自组成专门小组进行处理。

市长接见群众代表访问选民
南昌、吉安加强处理群众来访来信工作
本报讯
最近，江西省南昌、吉安市人民委员会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决定。
近两年来，南昌、吉安市市长以及许多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能定期接见来访群众，亲自批阅一些重要的群众来信。
但是，就全市范围来说，有些单位和有些人民代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还有缺点。
如南昌市有少数单位，重公文、轻来信的倾向依然存在，有些领导不亲自接见群众和不批阅群众来信，对于群众来信层层照转、互相推诿，敷衍草率处理的现象也有所发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南昌、吉安市人民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讨论，规定了一些具体办法。
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决定：
继续贯彻市长接见人民群众来访制度，领导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并由一副秘书长具体掌管；
市属各局处、会及各区人民委员会应有一个局长、处长、主任、区长或副职负责领导，并由一负责秘书工作的同志直接掌握。
需转办的来信，一般应在三至07日内转出。
吉安市除了规定市领导人员接见来访群众的时间外，并要求人民代表每月至少抽出一个时间到选民家里去，组织小型座谈，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条条有结果　件件有交代
煤矿设计院已经解决很多问题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北京煤矿设计院，在开展反对右派斗争同时，对于职工提出的二千一百一十一条意见分别具体情况作了认真处理。
其中属于改进工作方面的意见有六百四十三件，现在已经解决了五百四十件。
如野外工作人员反映缺乏书报杂志，工会已决定予以增加。
托儿所的家长反映托儿所被褥杂支收费标准太高，已决定降低将近三分之一。
在去年评级中提级较高的已有六个党员干部自动降低了级别。
对于福利补助不合理的已分别情况停止补助或退还了补助费。
对于肃反中个别结论欠妥的也正在进行修改。
属于批评思想作风的问题，也分别作了调查对证，转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
对于职工中提出不合理的或者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分别作了解释。

杨子恒的葫芦里装些什么药？
本报记者　顾雷
民盟甘肃省主委、甘肃省交通厅长杨子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代他的反动罪行时，曾经极力把自己说得“微不足道”，说自己没有接受过章罗的指示，只是思想上的结合。
但是，人们只要看看杨子恒的历史就知道他的反共反人民面目是掩饰不了的。
从1931年到1935年，杨子恒率领反革命部队一直在积极扑杀革命力量。
至今，人们不能忘记平凉小教场终夜枪杀红军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不能忘记在张家砭一坑埋掉七八十个红军的惨景，不能忘记在子午谷牺牲的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不能忘记被杨阻击后不得不由川边入河西走廊而死掉的成千上万个革命战士……。
但是他在自传里竟然恬不知耻地写道：
“1927年大革命时我因公到汉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勇敢前进的做法，对于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些初步认识”。
远在1940年，杨子恒就和章伯钧拧在一起了。
1947年，杨子恒在章伯钧的指使下，曾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实现章伯钧同共产党三分天下的阴谋。
全国解放后，章伯钧从北京把杨子恒派回甘肃，还说：
“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
他到了甘肃以后，即派三个人到天水一带招兵买马，后被政府制止了。
但是杨子恒并不甘心，仍积极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坚决反对民盟“以文教界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方针。
他的方针是“落后的人，盟不发展，叫谁去发展呢！”
杨子恒在甘肃还经常散布章伯钧的影响。
如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是章伯钧在知识分子中经过深入调查，才建议党中央召开的。
说罗隆基是“智囊”“文章才华比胡适还强得多”。
章伯钧发表反党言论以后，杨子恒更兴高彩烈地说他是“有一套的政治家”。
杨子恒对共产党处处抱着敌对的态度，一直公开地反对党的领导。
有一次，省运输工会主席在大会上念评比条件时，说了“在党领导下”的话。
作为交通厅长的杨子恒却生气说：
“在党的领导下，我就不管了。”
他常告诉别人说：
“党的领导这些话不要再强调了，老一套的办法不适用了，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当他看到有些盟员接近党员时，也骂他们“没有骨气，没有立场，你怕反对了党员没饭吃吗？！
”
为了破坏党的威信，杨子恒从来都是否定党的各项工作成绩的。
税收政策在杨的眼里是“杀鸡取蛋”。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他说：
“统得太多了，很多人没有饭吃！”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
“资本家太苦，吃不上饭，共产党政策不好，限制太严！”
他对农业合作化的评价是：
“糟得很，办得好的只是个别的，其原因是社内有贫农二流子！”
在干部政策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过去是德为主，现在建设时期是先才后德”，又说“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尕娃，如何能办好事？”
杨子恒还一味鼓吹“甘人治甘”。
在甘肃省第1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杨子恒竟妄想挤掉马鸿宾（回族）副主席，夺取他的职位。
他唆使亲信给马鸿宾写条子：
“请你下台，请杨子恒上台。”
杨子恒为了扩大自己的羽翼，利用自己的职务，把交通厅、民盟变成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
曾做过日本特务的达尔刚，是杨的座上客，被杨安插在交通厅。
反革命分子王光壁曾任杨的军法处长，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1951年，王到香港接受了蒋匪特务的任务，回来积极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独立第38纵队”，企图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
这时，杨子恒竟把王由北京接到兰州，为他改名“王生辉”，派到新光秦剧社当秘书。
后来王光壁被捕了，杨子恒对此问题却没有交代。
今年05月中旬，光明日报派记者欧至培、韩洪文到兰州点火，杨子恒大力支持。
现在，杨子恒仍无悔罪表示，对于章、罗反党联盟仍有恋恋不舍之情。
但杨子恒还是混不过关，因为甘肃省的人民是不答应的。

河南不少单位规定接见制度
群众能够及时和领导谈心
据新华社讯
河南省许多机关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积极改进工作。
省公安厅领导上规定每月有三个下午为厅长接待干部日。
使一般干部能够及时地和领导上畅谈心事。
此外，并规定厅长一年要有两个月，处、科长每年要有二到三个月时间，深入下级公安机关检查和帮助工作。
省监察厅厅长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四次，并亲自审批了一些重大的控诉案件。
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还主动腾出多余的房子来解决一部分干部的住房问题。
有些单位组织机构不合理的现象，也进行了初步调整。

章伯钧决心要造反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严信民
抱着卑鄙目的走进解放区，还说作了政治俘虏
解放前章伯钧在香港的反共活动，虽然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但中共中央仍本宽大无私、与人为善的精神，邀他回国共商国是。
可是章伯钧并未为这种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所感动。
相反，他却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带上“谈判”的私货，走进船舱。
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
“大势已去”。
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
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
话虽如此说，实际上济南的解放，并未使他死心。
“谈判”的私货，随着航程一直北上，一直带进解放区。
章伯钧的私货到了东北，但却找不到市场。
难怪他郁郁不乐地写信给留港的农工民主党中委们说：
“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
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的损失。
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
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
章伯钧在解放后的东北，深感怀才不遇，看不惯新鲜事物，唯一感兴趣的，是古董、字画，与一贯投机倒把的奸商章乃器却有同好，朝朝暮暮出入于古董铺之门。
真是“宗兄”宗弟，难兄难弟，“求人无所得”，在古玩上却收获不小。
到北京后，章伯钧的情绪很坏，动辄就要骂人，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党务的时候，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中央进步同志和民盟一部分进步分子的时候。
当然只要中共方面负责人一到，他会马上换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的。
章伯钧第1次见到他久别的老友季方同志时，开头就说：
“我作了政治俘虏！”
这就是说，他深感在人民的天下，他那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无技可施之苦。
当有人问道，新民主主义与农工民主党的纲领有无区别时，章伯钧说：
“根本没有区别。
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
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有什么办法呢？”
他又对农工民主党一位青年干部说：
“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
章伯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就是初到北京，他仍偷偷摸摸地派人或指示地方负责干部搞军事活动，华东、中南甚至西北都有所活动。
百万雄师下江南，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蒋匪，举国欢腾，而章伯钧呢？
他狠狠地说：
“蒋介石真不中用，连我们的本钱都输光了。”
这里的“本钱”指的是江西、福建等省地盘，是章伯钧理想中的章姓王朝的策源地；
犹普鲁士之于德意志帝国一样。
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
说人民的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
一次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章对地方来的几位干部大发雷霆说：
“你们太不中用，现在天下是人家的。”
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
章伯钧和人民的界限划得真清楚。
毕竟中国地大人多，独霸天下是不易做到的，于是后来出现了章罗联盟。
也就是说要创出一个章罗两姓的天下。
今年04月，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和北京市委首次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
“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一下子就得了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要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
这几句话和上面的话联系起来看，说明章伯钧是何等荒诞狂妄，居心叵测。
他嫉妒、怀恨中国人民得了六亿人口的天下。
他将人民的天下看成毛主席一人或一家的天下，他认为这个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
右派野心家无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史，无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具规模的今天，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更看不见在光芒万丈的明天，人民生活无限幸福的远景。
两面手法，仇进步，仇三反
在政治上，章伯钧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到北京以后，他一方面用尽心思敷衍共产党，博得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不是嫉恶，而是嫉进步如仇。
1949年底农工民主党召开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时候，大家批判了过去的中间路线，决定学习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对中间路线的批判，章伯钧是表面同意，心怀不满的。
最后为了应付周总理，才狼狈地承认了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七分反蒋，三分反共”。
农工民主党各地组织在全国解放前夕，解放期间，在章伯钧的阴谋活动下，混进来大批政治面貌不清以至反动的分子。
由中央到地方的进步同志不肯背这沉重包袱，多主张结束，章伯钧等称之为“取消派”。
他应付这派人的说法是，“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并说：
“人只能慢慢地，而不能一下子死去。”
章伯钧所喜爱，并视为心腹的只是那些替他招兵买马，主张分庭抗礼的右派，乃至政治上有过严重问题的犯罪分子。
季方同志，是他一贯憎恨的人，因季后来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多年，章以为季是共产党员，自动提名为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交通部副部长，连农工民主党中央人事处（当时还不是组织部）都付托了他，并说：
“我将党交给你”。
这是给中共看，表示信赖共产党。
可是实际呢？
季在农工民主党内是有职无权的，一件事情不得章伯钧的点头也行不通。
中央党部的大权，实际上是操在历史上有血债的章的亲信手里。
后来季方同志和我（王深林后来也参加了）主持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彻底摧毁了章伯钧亲信的贪污集团。
有的停职反省，有的撤职，有的判刑。
章伯钧除运动开始时假惺惺地作了动员报告外，整个三反期间，未踏进过党部的大门，未约过我们谈一次话。
他恨三反，恨我们，说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反到他的头上。
三反刚一结束，章就赶到党部，怒气冲天地指着季的鼻子说：
“你从来就是反对我，你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右派。
我以为你是共产党，叫你在党里负责，谁晓得我错认了人。”
当时我是在旁的。
这就是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对伟大的三反运动所持的态度。
我们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主持三反的人，在章的面前，成了罪人。
农工民主党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在各地统战部大力帮助下整顿了组织。
到1951年底第6次全国干部会议时，李维汉部长就支持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即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并积极对成员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
当然，苦闷已久、跃跃欲试的章伯钧，感兴趣的不是巩固，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发展。
发展就得有所布置。
章伯钧吸收了两位老共产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一则撑撑场面，再则借以迷惑统战部，而处心积虑以求之的是调黄琪翔来京，作为他的忠实伙伴。
这一愿望，经过多次要求，终于实现了。
再就是调伪装左派、见利勇为的李伯球来京。
这样调兵遣将的结果，终于结成了章伯钧所谓的农工民主党的领导核心，结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右派阴谋集团。
在民盟，一直到去年夏季以前，章伯钧为了与罗隆基争领导，不能不利用一下左派，所以他总是以左派面貌出现的。
但是疯狂的政治野心，自己的阶级利益，终于又使他不能不疏远左派，进而与罗隆基集团结为联盟了。
对于民盟主席，多少年来坚决站在进步方面，得到共产党信任的沈衡老，章伯钧从来是不服气，看不在眼里的。
沈老尽管因健康关系很少过问盟务，章并不因之甘心。
1953年当沈老进了医院的时候，章就断言病已无望。
沈老一度病危，章伯钧兴致勃勃。
对盟务备极热心。
后来病势好转，性命无虑，章无精打彩，像失去了灵魂一样。
可是他在口头上又常说，我从来是尊重衡老的，在重要会议上我都是推他发言。
这就是野心家章伯钧作人的品质。
章黄李策划整左派。
说知识分子是农奴，认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天要变。
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是不加掩饰地，由领导到一般干部，由中央到地方，支持着右的、落后的乃至曾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
就连章伯钧的骨干分子王一帆也交代说：
“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后，在家里约了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王一帆等吃饭，以建立集体领导为名，说要整农工民主党的左派分子。”
微妙的是右派骨干交代出了这个事实，而一向以左派自居的李伯球，却竟如是其健忘。
由于章伯钧对农工民主党是如此的领导，由中央到某些地方的组织内，常常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甚至颠倒黑白，以非为是，以是为非。
章伯钧不止一次地说：
“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的农奴”。
其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够尊重的，够信任的。
我看倒是章伯钧自己才把农工民主党的成员视为供自己驱使的农奴。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认为天要变。
不光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天要变，中国的天也要变。
可是从未听过章伯钧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天要变。
当然，在章伯钧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天是永恒不变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天不仅不变，社会主义世界的天倒要变成资本主义的天。
章伯钧自认为对黑格尔的哲学有研究，想必是将资本主义当作永恒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神化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倒是短命的，还要还原到它的资本主义母亲的胎盘里去。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正是相反，只有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决没有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理！
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到处煽动造反说唯一出路是“匈牙利事件”。
“长期共存”、“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被章伯钧加以歪曲，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
我们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章伯钧却用“两院制”，“你下来，我上去”，来宣扬资本主义有活力，有优越性。
全国人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实践马列主义，章伯钧则说，“马列主义不能吃，不能穿，只有干巴巴的那么几条。
倒是‘论语’、‘曾国藩家书’要走起运来”。
党和政府要大家学习苏联，章伯钧却仇恨苏联，说苏联根本没有文化。
他对美国的原子力量，西德的生产、技术称赞不已。
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
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一天天在扩大，在发挥作用，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章伯钧却觉得没有民主。
说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就像西郊公园里的老虎一样”。
章伯钧是个出色的、反动的政治煽动家。
今年春天他视察天津新港回来车过武清灾区。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座谈会上就描绘地说，“那里离北京仅四十里，老百姓就得从先一天起，带着铺盖卷露夜排队，等候第2天的只供三天充饥的混合粮、萝卜干或一块豆饼。
有时还得吃树叶。
而这边呢，高楼大厦，黄油面包”。
这就是章伯钧描绘的一幅天堂地狱图。
最后他还提到天津码头上的工人也出了问题。
去年冬，章伯钧借交通部长之名视察水道，专轮漫游长江苏杭一带。
归来又在中央座谈会上说，“我到处刺目惊心的是，共产党党部都是最好的洋房，负责人出入是小汽车。
我看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会造反的”。
又一次在农工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
他去看储安平时，除谈到农民、学生问题不能解决外，还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不是教育所能解决。
看来，章伯钧是下了决心要造反的，并且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到处进行煽动。
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内部都有问题。
在天不变，即共产党领导权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那么，天怎样变呢？
在他看来，匈牙利事件就是榜样。
可是章伯钧却忘记了匈牙利事件的最后胜利者，并不是纳吉，更不是霍尔蒂分子，还是共产党！
共产党，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失败的。
让疯狂的右派冒险家们碰得头破血流吧！

章罗联盟的“裴多菲俱乐部”
本报记者　刘时平　穆扬
在章伯钧交代“章罗联盟”的反动活动时，曾经有人问：
“是不是想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章伯钧回答说：
“今天要不是打下来，可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
那末章罗联盟到底对政协文化俱乐部有些什么企图，干了些甚么阴谋勾当？
据文化俱乐部的主任史公载谈：
早在1955年秋季，罗隆基就以改进俱乐部业务为借口，要史公载等向章伯钧、章乃器等征求意见。
当时，章伯钧提出：
“俱乐部的服务对象，应包括北京市区和郊区各大学教授和其他方面的大知识分子。”
改变文化俱乐部的性质，是企图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个重要步骤。
当时史公载虽然还没有能够识破这个阴谋，但是坚持了只有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委员、党派干部，以及参加政协的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才能作成员这个原则。
因此这个俱乐部没有变成为各大学教授和其他大知识分子的俱乐部。
去年全国政协大楼建成后，为了精简机关编制和充实政协大楼的活动内容，领导方面主张把文化俱乐部房屋交出去。
但是罗隆基坚决反对这一主张，理由是：
在东城，就有民盟、民建、民革三个党派，要给这些党派机关的干部有一个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
文化俱乐部也就没有分出去，罗隆基还乘此机会，把俱乐部要到自己手里，当上了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罗隆基真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着想吗？
当然不是。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原来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干部可以拿俱乐部出入证参加文化俱乐部的各项活动。
但是，罗隆基改为每两周给干部们发一次舞会票，其他时间就不许干部到俱乐部去活动。
这件事引起了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的不满，曾经推派代表提出抗议。
史公载把这一情况汇报给罗隆基，罗隆基听了不以为然。
史公载坚持要改变那种作法的时候，罗隆基才勉强同意。
但是罗隆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发展会员时，拒绝吸收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在研究发会员证的范围的时候，初拟的草案中包括各人民团体的正副负责人和书记。
罗隆基坚决反对。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曾数次申请发给他会员证，也都被罗隆基拒绝。
而对一些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人，即或这些人和政协毫无关系，只要申请，罗隆基就很快发给会员证。
比如右派分子陈体强上午申请，下午罗隆基就指令发给会员证。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罗隆基还对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说：
“应该停止发会员证了。”
罗隆基企图把文化俱乐部改变成大知识分子俱乐部的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和章伯钧已经开始利用这个俱乐部，组织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活动。
06月06日，章伯钧就在这个俱乐部召开了北京六教授会议，谈论在中国制造一次“匈牙利事件”。
章伯钧把农工民主党的办公会议，也搬到文化俱乐部开。
据已经知道的在5月上旬到6月上旬，农工民主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了两次办公会议和九次座谈会。
这些会议都是讨论点火问题的。
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除了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外，还有非农工民主党成员。
在京剧界点火的李万春和在西医界挂帅的李宗恩都参加了会议。
章伯钧的反动“大将”王一帆、张云川、王寄一、杨逸棠等到东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去放火前，章伯钧就在文化俱乐部为这些人设宴饯行。
就在罗隆基和章伯钧猖狂活动的时候，全国人民对他们的进攻展开了反击，这个文化俱乐部才没有变成为裴多菲俱乐部。

重视调查接近群众
安徽各地领导作风大有改进
本报讯
安徽省各地在整风中突出的改进是领导方法上更注意调查研究，领导作风上更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
阜阳专区在麦收时曾分别派人深入全专区的三十多个合作社去调查小麦产量，然后再推算出全专区的产量，这样得出的数字就和各县上报的数字相近，消除了上下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意见。
安庆专区为了研究和推广稻草肥料问题，先派技术人员去了解施用稻草肥料田的土质、水利等情况，同时又派很多人到其他县里去找，看是否有同样情况，结果发现全专区有四十多个合作社去年都采取了这个办法，效果一般都好。
这时，地委才召开了全专区县委书记会议，决定在群众有习惯、有经验的地方推广。
最后在四十万亩的稻田里采用了这个办法，基本解决了晚稻缺肥问题。
机关工作比过去也有了改进。
过去蚌埠地委的负责同志和党外人士接触少，认为和党外人士接触有统战部负责，现在专区、地委的负责同志都主动地向党外人士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于风）

从辩论中求真理
——记通县大高力庄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辩论
安耀光、张玉峰
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最近，我们在通县张家湾乡大高力庄民主社，讲解和讨论怎样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老农王永瑞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粮食留的太少不好。”
这个意见立即得到了八队队长马才等人的支持，有的说：
“每人每天一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哩。”
有的嚷：
“农民的锅盖都焊上了，揭不开了。”
有的抱怨：
“农民没劲了，牲口饿瘦了，干活拉东西都打幌油了”。
甚至有的提出：
“每人每天应增加半斤粮食，要不没法生产了。”
这是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粮食统购统销到底好不好？
留粮到底够吃不够吃？
改善生活的根本道路是什么？……，都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澄清。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是吃亏了吗？
工作组研究了大家的思想情况，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大家来对证，于是确定用半天时间大家进行争辩。
大家都同意这种作法。
辩论一开始，一些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的人，都抱怨“留粮指标打的太紧”，说：
“过去农民肥的流油，现在农民饿了肚皮。”
马上有人问：
“过去什么人肥的流油？”
有人说：
“少数地主富农肥的流油，大多数农民瘦成一把骨头。
咱村解放前二百九十五户中，就有一百八十七户是贫农，他们过的不是‘肥的流油’的日子，而是替地主富农扛长活、作短工、累死累活‘汗流浃背’的日子。
现在，大伙都入了高级社，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家家有吃有喝了，因为去年受了灾，生活有点紧就抱怨起政府来，这不是好了疮忘了疼是什么？”
刘文明说：
“就说马才吧，解放前他穷的偷东西，地主富农变着法的逮他，吓的他扔下老婆一翅子跑到天津，还给他老婆写信回来说，我没法子养活你，你改嫁吧。
他老婆不肯，挟起木棍来到处讨饭吃，黑夜连个存身的窝窝也没有。
解放后，翻了身，今年还盖起了新房子，要不是共产党他那有今天？
可是他不听干部的劝告，请人盖房子一连管了好几天饭，把粮食浪费了，反倒回来埋怨政府供应粮食少了，粮食不够吃了，供应多少粮食能搁住浪费呢？”
宋文藻说：
“说话总得前思思后想想，不能脑瓜子一热，上下嘴唇一对就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
谁不知道咱们县早就是一个缺粮县，年年都依靠国家调入大批粮食。
1954年调入了三千五百四十八万斤，1955年调入了九百二十五万斤，去年调入了五千五百六十万斤。
去年光咱一个村国家就供应了五十二万七千八百斤粮食，保证了大家吃粮。
要是在解放前，碰上这样的灾荒年，不是逃荒，就是饿死。
刘福厚不就是在灾年逃荒到宣化去，饿死在那里吗？
去年那么大灾，咱村没有一个逃荒的，更没有一个饿死的，这不是粮食统购统销的成绩是什么？”
大家都说：
“说的对。
这是大实话。
农民不是吃了粮食统购统销的亏，而是沾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光了。”
留粮到底够不够吃？
这时候，王永瑞提出：
“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到底够吃不够吃？
有人说：
“我们整天拿八斤半的大锄耪地，没有二斤粮食那够？”
六队老队长韩万才说：
“别看我六十多岁了，你每天给我二斤玉米面，不掺菜，看我吃完吃不完？”
马上有人说：
“庄稼主过日子什么时候光啃过粮食不掺菜？”
有的说：
“够不够还得看怎么个吃法：
省吃俭用，细水长流就够吃；
有米一锅，有柴一灶就不够吃。”
有的说：
“这话说的对。
就说洪学俊吧，他家八口人，成人少，孩子多，实行以人定量后每人才平均二十三斤，可是人家知道节省，一开头就掺吃代食品，现在还有五十多斤存粮呢？”
王永瑞问：
“咱村那家不吃代食品？
为什么家家都不够？”
管财粮的宋文藻说：
“空口无凭，有账为证。
从去年闹灾后咱全村只买了土豆一千斤，干白菜一百五十斤。
不要忘了咱村是三百二十八户呀！
算算一家才合几斤？”
这一抖老底，引起了哄堂大笑。
王永瑞光笑不言声了
王永瑞说：
“嘿，说实话吧，我怕的是往后一年四季永远都是一斤，那庄稼主过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呢？”
有的说：
“政府什么时候说过粮食供应指标永远是每天一斤？
不是早讲过增产多了，留的粮食也就多了吗？”
有人举起河北日报说：
“这不是登着抚宁县渤海社的事吗？
人家那里去年增了产，每人留粮合五百三十斤。”
有人说：
“毛主席讲了，在几年内要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或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还用得着担心永远是一斤吗？”
大家的眼光集中到王永瑞身上。
可是，他却光笑不言声了。
经过自由讨论和热烈争辩，问题基本上搞通了。
大家都反映很好，情绪很高。
原来对粮食政策不满意的人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早把道理讲清楚，我们不会光钻牛角尖！”

他们坐在水井旁边……
我家在河北怀柔县黄花域乡东官村。
在我家北边约四里地的偏僻山沟里，有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
这些人家住得很分散，这儿几家，那儿几家。
在这小村的周围生长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栗子、杏、核桃等果树。
在小山坡上还生长着很多碧绿的松柏树。
在房前房后的山坡上，是一坝又一坝的梯田。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美的。
可是，这里人们的生活有一个大困难——缺水。
每天，他们必须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驮水，往返一趟就得用小半天的工夫。
每家光吃水就差不多要占去一个人力。
但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自从高级合作化以后，这里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向上级申请援助。
在去年秋收以后，人民政府派来了工程师，运来很多引水用的管子。
于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水就从高低不平的山沟里，顺安装好的水管流到这个小村来了。
并且在每四、五户居住的地方就有了一眼井。
现在，他们不但吃水特别方便，而且还可以引水灌溉田地。
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
现在天气正热，这里的人们在休息的时候，坐在水井旁边，望着清清的井水，情不自禁地说：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什么困难都会被战胜的。
·赵世平·

受涝地区赶快补种晚秋作物
07月上旬，河南、山东、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连降暴雨，遭受了水灾，农作物受到一定的损失。
根据过去几年经验，对受涝较轻或涝后还有一定收成希望的秋苗，不要轻易毁种，应该积极排除积水，进行除烂叶、清泥、中耕培土、追肥，以迅速恢复禾苗生机和争取多收。
受灾较重而无收成希望的，应抓紧时机进行补种，这对于弥补受灾损失和缩短灾荒具有重要意义。
1954年07月河南省水灾后，补种晚秋七百多万亩，由于加强田间管理，仍获得四成的收成。
晚秋可以补种的早熟作物很多，在淮河流域一带，荞麦到“处暑”还可以下种，胡萝卜、蔓菁等播种的时间还可以晚一些。
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在“立秋”前还可以播种秋玉米、晚谷子、晚大豆、秋马铃薯及荞麦、秋菜等，有的地方甚至在“处暑”前还能补种这些晚秋早熟作物。
由于晚秋播种季节性很强，及早进行抢种补种，才能保证较好的收成。
在补种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秋种小麦所必需的面积，因为小麦是这些地区的主要作物。
如果顾此失彼，贻误小麦适时播种，影响小麦产量，也是得不偿失的。
补种的晚秋作物，由于播种较晚，生育期较短，应注意提高栽培技术和加强田间管理，特别在幼苗时期，杂草生长极快，适时中耕除草就更为重要。
今年受灾地区，对抢种补种晚秋和加强晚秋管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在进行补种工作当中，要认真加以总结和推广。

夏玉米需要追肥
夏玉米的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分布在华北的中南部、淮河流域、陕西关中以及南方的一些地区。
目前它的单位面积产量低于全国玉米平均产量，因此，努力提高夏玉米的产量，对发挥玉米高产性能和增加粮食总产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正是夏玉米生长旺期，做好追肥工作，就能争取增产。
玉米是吸肥力强的作物。
夏玉米由于生育期较短和一般施的基肥不足，及时追肥更为重要。
山东黄县和河南孟县是全国夏玉米有名的高产区，它们丰产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及时追肥。
对夏玉米追施硫铵、豆饼商品肥或人尿、粪水等速效性肥料，效果都很好。
1956年山东莱阳、济宁等六个农场的玉米，每亩浇尿，一千到二千斤，平均可增产24.3％。
目前有些地方的肥料不够充足，除了积极开辟肥源外，对现在仅有的肥料，加以合理利用，也能发挥很大效用。
对夏玉米的追肥，如果肥料较多，可以实行分期追施——在定苗后和抽穗前进行二次。
河南洛阳夏玉米丰产劳模韩俊昌，则是采用了“三攻”施肥法，掌握攻苗、攻杆和攻穗的三个环节追肥，连年获得千斤丰产。
如果肥料不多，还是采用抽穗前一次施肥的效果较大。
河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54—1956年的夏玉米施肥试验结果：
每亩用二十斤硫铵，施在播种前的较不施的增产17％，定苗后施的增产23％，抽穗前施的增产48％。
在施肥方法上，集中施肥也是很多地区的良好习惯，一般在玉米根旁三、四寸的地方开穴或开沟追施，施后复土，这样可以节省肥料，提高肥效。
各个地方农业部门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应该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的施肥试验成果和群众经验，抓紧时间做好追肥工作，对争取今年玉米丰收将会起巨大作用。
（丕荣）

抓紧盛夏好时机
山东农业社储备饲草
本报讯
山东省济宁、嘉祥等县农业社，抓紧盛夏季节，发动社员大力开展割青草活动，储备牲口饲料。
济宁县接庄乡大众农业社，通过麦季预分，对全社全年需要的饲草、烧草数量及夏秋两季农作物的出草情况，作了全面的计算，计算出实需尚缺九十四万三千余斤。
这一问题在社员代表会议上讨论的结果，除提倡社员拾柴、割草、放牧小牛外，同时因地制宜地组织集体割湖草，预计两个月能割青草九十六万斤。
据6月底的统计，该社第4、第7等四个生产队，已割草二万三千多斤。
定陶县孟海区各农业社，在“明年缺草，今年解决”的口号下，各社开展了割青草运动。
有的社还抽出一定的劳力（多是妇女儿童），专门负责割青草。
截至7月08日，全区已割青草八十万斤。
估计全区缺草一百一十五万斤，到8月初就可全部解决。
嘉祥县五老洼农业社朱园生产队，为鼓励社员割草的积极性，实行了包草到户的办法。
发动社员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报在今年六、七、八、09月和明年三、04月这六个月的时间内，能向队包交多少青草。
对社员交草的报酬，亦作了合理规定，由社根据季节情况，每月议价一次。
因此，社员的割草劲头很大。
（山东记者站）

有粮煮酒喂猪还喊缺粮！
湖南邵阳县和平和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丰收，秋收分配时每人平均口粮五百斤左右（杂粮除外）。
按理说，分这么多口粮是够吃的。
但是今年03月却有些农民要求国家供应粮食。
当时，社长把政府发下来的八千多斤补助粮全部分配了，还是不解决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这是农民要求过高，同时浪费现象严重。
像4月份有不少人叫缺粮的时候，可是用稻米煮酒的却大有人在，我调查了十来家中贫农社员，其中三分之二的户煮了酒。
据了解，双井农业社二百多户，去年煮酒用粮至少一万二千斤。
另外，用主粮喂猪的现象也很多。
从上述情况来看，国家给农民的留粮标准是不低的，否则怎么会有人用稻谷煮酒、喂猪呢？
这也说明了农村中叫嚷粮食不够吃确实有虚假成份。
当然，去年由于采取了按人平均主义地分配粮食，以致造成没有小孩或小孩少的户粮食不太够吃，这种作法今年当会加以改进。
一个老农民对我说，粮食够不够吃，决定在怎样吃法。
过去农民总搭着吃些杂粮，吃点稀的；
但是现在呢？
一天三顿都是大米饭，这样当然就不够了。
我认为这位农民说的对，也是真话。
李兴民

河南某部官兵奋不顾身
救出灾民一万多人
新华社商丘2日电
参加豫东防汛抢险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机关的八十三名军官和士兵，在商丘、雎县、鹿邑等县，从被洪水淹没的城镇和村庄里，抢救出一万多个受灾同胞，打捞出七千匹布和大批国家的物资。
07月14日，在连降几次暴雨之后，商丘市西北十二华里的邓斌口，在包河南岸被洪水冲毁了一处决口。
那时，正是风雨交加的夜晚，这支部队赶到这里，跳下水去用五十多个人的肉体结成防线，在决口的激流中坚守了一夜。
等到天明大批民工和堵口物资来到以后，很快地堵住了决口，使商丘市的十万人民免受洪水灾害。
接着，这支部队又奔赴告急的雎县城。
战士们撑着橡皮船，在被洪水淹没的雎县城抢救出一万多受灾的同胞。
在水浅船行不动的地方，战士宁肯跳下水中拖着船走，也不让船上的灾民下来涉水。
有的战士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十分饥饿，但是，从水中打捞出的大批红糖和食品，没有人去吃一口。
战士张训亮、潘文勋在水中拾了几只鸭蛋，也带回交给防汛指挥部。
这支部队在完成雎县抢救任务后，又乘着九只橡皮船和四只木船，直奔鹿邑县的玄武集，参加堵口工程。
经过十五天的紧张斗争，洪水低头了，被淹没的土地已露出了地面，他们才返回驻地。

“老城头”的冰窖
“老城头”是浙江玉环县最高的山头。
山上多雾，气候寒冷。
中共古城乡支部根据山头气候的特点，在去年冬季发动一千多社员，冒着严寒在山上掘了二十六个冰坑，并把九万多担冰雪担进了坑内。
今年天气开始炎热以来，古城乡开始出卖冰块，供当地渔业合作社冷藏鲜鱼。
到6月底止，全乡已出售冰块八万多担，全乡七个农业社的社员增加收入九万六千多元。
据金城二社杨家自然村五个生产小队统计，冰块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80％以上。
社员金传盛一户单冰块一项就分到了二百多元。
这件事要是在合作化以前，那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王刚·

认清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道理
河南、山西农民踊跃卖粮食给国家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农民踊跃交纳夏季公粮。
据7月下旬初步统计，全省已入库公粮达到了预计完成任务的94.4％。
有六十八个县、市的夏季公粮征收、入库工作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
现在未结束地区正增设临时收粮点，积极组织公粮入库。
今年河南省的公粮仍然按1956年应征税额稳定不变的办法征收，地方附加由1956年的20％降低为15％。
在灾情减免上，贯彻执行依法减免和社会照顾的政策。
对缺粮社（户）夏季应交公粮折交代金，交代金也有困难的可以缓期到秋季征收。
这样就照顾了灾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在受到党和政府的教育、关怀下，各地农民为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灾区同胞，反击右派分子，纷纷掀起了交纳爱国公粮的热潮。
新华社太原3日电
山西省在夏粮统购期间注意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现在农民们踊跃卖粮给国家。
山西省小麦歉收，总产量约比去年减少四亿多斤。
国家已根据这一情况，核减了各地统购任务。
但统购开始时，有不少农民还要国家少购，有的农业社先满足社员留粮然后再出售给国家，影响了夏粮统购任务的完成。
针对这一情况，各地利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向农民解释“先国家后集体，而后社员”的原则。
晋南地区还通过各种会议组织农民和基层干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效果很好。
这一地区的河津、临猗等二十五个县，五天内就完成统购任务的一半。
襄汾县五星农业社社员，在讨论了留粮标准低不低和谁支援谁的问题后，社员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最后确定了全社除交公粮十万零六千斤外，再卖出数万斤。
垣曲县窑头、芮村等八个乡，经过讨论后，不到三天就全部完成统购任务。
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全省统购入库的进度比去年提前了半个月。

这里是过去的战场
“八一”建军节前夕，记者访问了九年前“淮海战场”上的碾庄。
在1948年11月，伟大的淮海战役就是以“碾庄战斗”为序幕开始的，蒋介石匪帮的精锐师团——黄伯韬兵团的十七万人马在这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
战争中，碾庄的房屋、树木被毁于战火，居民也避散各地。
可是，碾庄一经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迅速恢复了战争的创伤，人们都回来了，重建新的家园。
今天，这里已找不到战场的痕迹。
三百多户人家分布在解放后新植的林业中，三百多个不知道战争灾难的儿童在新建的校舍中读书，这里呈现的是农村建设的美好远景。
　新华社记者　许必华摄（附图片）
不过九年时间，栽的树都长高大了。
在充满朝晖的树林里，孩子们在赛跑。
共产党领导碾庄人民改变自然面貌。
今年，碾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又要把三百多亩旱地改为水田。
去年，他们种的水稻获得丰收，最高产量达到四百八十八斤。
这是社员们正在把水引入旱地，7月初，这里正是栽晚稻的时候。
今年这里的小麦丰收了，一亩田就打了一百七十多斤。
年已花甲的沙老太太，正在过着幸福的晚年。
她抱着的小孙子，今年三周岁了，名叫“普选”，这是为了纪念第1次普选而起的。
在村子的东南面，新建了一所小学，入学儿童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
这个学校的旧址是一座破庙，人民解放军攻打碾庄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驯化后能否分泌麝香？
麝能否驯化？
驯化后能否分泌麝香？
为了探索这个秘密，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中药材经营管理处决定在盛产麝香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的深山中建立我国第1座养麝场，对麝的生活、习性等从事系统的观察和研究，并作驯化养殖试验。
麝香是凝结在雄麝肚脐里的分泌物，是一种贵重的药材和香料。
历来各产区在采集麝香时都是不论雌雄老幼，一律捕杀，造成很大损失。
四川省年产麝香约三万两，每年捕杀的雌雄麝近二十万头。
这次决定建场驯麝，就是试图从根本上改变那种“杀鸡取卵”的办法。
如果这一试验成功，将来不仅可以把麝变成家畜，而且还可采用从活麝身上取香的科学方法，作到有计划地生产麝香，进一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据新华社成都3日电）

黄河水情平稳
新华社郑州2日电
黄河各站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
到今天8时，黄河上至京汉铁路郑州大铁桥附近的秦厂，下到入海的利津各站水位，都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而且在继续下降。
07月下半月，紧张了十几天的黄河水情缓和下来了。
这几天，黄河秦厂以上干、支流流域，只个别地区有小雨，黄河干、支流都没有出现大水的征候。
目前，沿河上堤防守的十五万多名防汛队员，都已先后撤防回家生产。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指示各级防汛机构仍要进一步加强防汛工作。

中匈科学技术合作事业又向前迈进一步
中匈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闭幕并发表公报
新华社3日讯
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公报。
全文如下：
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3届会议于7月08日在北京举行，并于8月03日签订了会议议定书，宣告闭幕。
在这一届会议上，双方委员们听取并通过了委员会上届会议的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同时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匈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双方曾就两国的部属科学研究所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根据本届会议议定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造纸、油漆制造、墨汁墨块、润滑油、水库土坝、桥梁打桩等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设计资料。
此外中方还将接待匈牙利专家来中国进行煤炭工业、药用植物的栽培与加工和兽医卫生事业的考察。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将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器材、电缆制造、氧化铅、锌选矿以及农业、卫生、煤炭、地质和汽车拖拉机等方面的有关资料。
会议期间，匈方代表团的委员、专家分别和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就两国的科技合作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会议期间，匈方代表团还访问了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等城市。
会议是在非常热忱、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通过这次会议，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展览馆在摩洛哥
中国参加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展览团团长文士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年05月第1次参加了摩洛哥独立后的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
中国参加这次卡萨布兰卡国际博览会受到了摩洛哥政府的特别重视。
当我到达卡萨布兰卡港时，摩洛哥政府国民经济部特派卡萨布兰卡港商业局长、外交部特派礼宾司长为代表到机场迎接。
据说，在博览会的历史上，由官方代表迎接展览团长，这还是第1次。
在中国馆开始展出以前，摩洛哥独立党主席法席和不少重要官员都到中国馆来访问，对中国馆的筹备工作表示关怀。
05月04日，博览会开幕的第1天，摩洛哥国王、首相和大臣们首先参观了中国馆。
05月06日为中国馆日，国王又携妻女第2次前来参观。
摩洛哥人民对中国展览馆有极大的兴趣。
在博览会展出十六天中，中国馆的参观者共一百二十万人以上。
每天上午十时博览会一开馆，大批观众就涌进了中国馆；
而在夜半一时闭馆前十分钟，还有数千观众恋恋不舍的在馆内欣赏他们心爱的展品。
留言簿上写下的六千多条赞语和感想，各报发表的几十篇报道中国馆情况的文章，显示出摩洛哥人民参观中国馆后的满意心情。
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议长巴尔卡在留言簿上写道：
“中国馆所陈列的手工艺品本身就体现了你们有着古老的文化，但展出的机器和重工业产品则显示着太阳已从东方升起。”
独立党机关报“旗帜报”说中国馆的“一切都使人惊讶和重视”。
“卡萨布兰卡人报”这样写道：
“在我们看来，中国馆至少是博览会中最令人惊异的馆之一。
因为它展示了五千年来的文明和生产方面现代化装备的光辉进步。
而且并未因这种进步而失去几千年来世代留传下来的艺术风格。”
摩洛哥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许多观众对我们说：
“来到中国馆就好像到了中国。
想住在这里，不愿意离开了。”
很多人一见着我们就喊：
“白依来希尼，哦默额尼比（即友好万岁的意思）。”
为什么摩洛哥人民对于中国馆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呢？
“中国馆显示了东方的希望，使摩洛哥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未来！”
一位摩洛哥的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下的这段话，可以用来答复这个问题。
在展品中，最使观众赞赏的是重工业产品。
很多人看到中国自制的机器时，就情不自禁地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握手致贺，有的甚至还兴奋地高呼“中国万岁”的口号。
伊斯兰教文物也使观众特别感到兴趣。
他们非常惊奇中国能够印制可兰经。
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向我们要“中国穆斯林生活”画册。
他们很高兴知道中国穆斯林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留言簿上，几乎每天都有人写下了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的问候。
到中国馆来参观的观众，并不仅仅是摩洛哥的朋友们。
在开幕那天，有五位阿尔及利亚人（其中二位是女的）向展览团说：
“我们特地前来祝贺中国馆的胜利开幕，并且感谢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支持。”
一位来自畿内亚的中学教员侯赛尼·阿曼这样说：
“现在全非洲人民都在向往着中国，因为中国的今天就是非洲的未来和希望。”
华侨在摩洛哥人数不多，散居各地。
他们都纷纷赶来参观中国馆，他们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因为祖国几年来的巨大进步而感到骄傲。
一位老华侨蔡宗斋说：
“我小时住在农村，离开祖国后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国家能够制造机器。
今天看到祖国建设的进步，太兴奋了。
请你们回国后代我们问候毛主席、周总理及全国人民。”
当一位青年华侨张叔夏接到我们送给他一本“北京”画册时，他兴奋地跳起来说：
“这是我的心呀！”
在展览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贸易活动。
中国绿茶是摩洛哥人民最喜爱的，而且也是摩洛哥的最主要的入口商品。
为了满足摩洛哥人民的要求，我们曾在展览馆附近特设了一个中国茶亭，除了卖茶以外，还免费供给观众饮茶。
每天，在茶亭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
十多天中共卖出了三万三千多包茶叶。
我们和摩洛哥商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中国展览馆这次在摩洛哥的展出，增进了中摩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我相信，中摩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友好往来今后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附图片）
摩洛哥国王（左前第1人）参观中国工业馆

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到京
新华社2日讯
冰岛统一社会党主席埃纳尔·奥格尔森和他的夫人、子女一行四人前来我国访问，已经在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央委员刘宁一等。

北京和海参崴两个百货公司
订出条件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据新华社3日讯
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全体职工，接受苏联海参崴百货商店的倡议，双方开展社会主义友谊劳动竞赛。
今天上午，这个商店的行政、党和团的支部、基层工会联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这项竞赛开始。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中国商业工会副主席赵正之，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副部长苏一夫都到会讲话，勉励全体职工通过这次国际间的竞赛，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预祝双方竞赛获得重大成就。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协
在雅加达设立总会
据新华社雅加达3日电
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会议决定在雅加达成立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总会。
会上选出了文教部长普里约诺教授担任总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还选出了民族委员会委员曾珠森教授和腊苏娜·赛义德夫人分别担任第1、第2副主席。
这次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的全国性代表会议是从7月29日到8月01日在泗水举行的。
自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在1955年成立以来，友好协会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从北苏门答腊到西伊里安的三十七个地方都成立了友好协会的组织。
会员包括政府官员、宗教界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
各地友好协会常常放映新中国电影、举办图片展览会和演讲会，广泛开展了促进两国人民友好的活动。

团结晚会上燃起反殖民主义篝火
青年议员集会宣示保卫和平决心
·联欢节第6天盛况·
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联欢节第6天（8月02日）的主要活动是同殖民地国家青年团结晚会。
下午六点钟，各国青年一万三千人汇集到奥斯坦金诺公园的小池畔。
青年们见面后即展开了亲切的交谈。
十点左右开始举行团结晚会。
许多国家代表在会上讲了话，谴责殖民主义。
随后，六名青年分乘木筏来到水池中央点燃了巨大的篝火，四面八方都放出了礼花，公园各地燃起了篝火。
许多的演出和会见分别在公园各地举行。
无数热情的手伸向冈比亚、圭亚那、怯尼亚、马耳他等殖民地国家青年代表。
最后举行了盛大的友谊环圈舞。
歌舞技艺乐队比赛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开幕。
参加比赛的有苏、意、英、波、罗、民主德国、西德、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乐队。
评判委员会主席、著名的歌唱家和爵士乐队领导人乌杰索夫认为这次竞争者的水平都很高，因此争夺冠军将会是一场很激烈的竞争。
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等国的青年艺术家在2日分别举行了民族歌舞演出。
各国出席联欢节的青年议员一百五十多人2日在国际俱乐部举行了四小时的会见。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项南、戴爱莲也参加了会见。
·许多议员都在会上发了言。
锡兰议会副议长滕纳昆发言说，锡兰政府支持青年保卫和平的斗争。
他宣读了锡兰总理给联欢节的贺词。
巴西议员费雷罗宣布，巴西议员任何时候也不参加战争。
在苏联全国议员团副主席凯罗夫发言谈到祝塞浦路斯民族解放斗争胜利时，会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最后大家通过决议，表示了保卫人民利益和保卫和平的决心。
英国、希腊、意大利、波兰、法国的青年农民这一天在苏联农业展览馆会见了苏联征服荒地的英雄们——来自哈萨克、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拖拉机手、联合收获机手、农学家和机械师们。
会上还放映了影片“我们在荒地上”，代表们还参观了展览会中展出了垦荒成绩的“西伯利亚”馆和“哈萨克”馆。
这一天还举行了农业工人、建筑工人会见和讨论职业教育问题的集会。
联欢节期间各国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公司的记者一千多人汇集到莫斯科来，采访联欢节新闻。
02日，他们之中三百多人在莫斯科中央新闻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会见，讨论新闻工作者在为和平、团结和友谊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地位问题。
苏联青年代表们同民主德国青年举行了会见。
民主德国和西德的青年在这一天的会见再次表达了德国人民要求统一的决心。
各国青年分别参观了莫斯科的一些著名工厂和附近的农庄。
研究文学的学生们举行了国际讨论会，讨论文学传统和革新的问题。
苏联作家费定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这一天各国学生和莫斯科各界人士还齐集在莫斯科大学，为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俄国第1所大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式。
（附图片）
（下图是团结晚会的一个场面）

布达佩斯群众集会
欢迎胡志明主席
新华社布达佩斯3日电
布达佩斯在2日下午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匈牙利国务部长马罗山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说，匈越两国代表的会见可以促进两国更好地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
匈牙利人民一直是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的。
现在，我们同样支持越南人民为建立统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
马罗山说，在匈牙利去年10月反革命事件的艰难日子里，越南人民支援了我们，严厉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干涉匈牙利内政的企图，今年01月，又给予匈牙利三百万卢布的物资援助。
这是我们应该感谢越南人民的。
接着，胡志明主席讲了话。
他说，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革命事件。
因此，我们完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兄弟党和人民至今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完全支持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晚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宴会。
胡志明主席和民主德国的儿童们在一起。
柏林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庆祝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波兰国防部举行盛大集会
我国驻阿大使和驻丹麦武官举行招待会
据新华社华沙3日电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波兰国防部8月02日在国家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出席庆祝会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人民军和各界的领袖和代表，以及人数众多的华沙市民。
在庆祝会主席团席位上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拉夫斯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武官姜一震，以及波中友好协会和各党派、团体的代表等。
据新华社地拉那3日电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世高8月01日晚在地拉那举行酒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据新华社柏林3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武官叶昌渠上校8月01日晚在哥本哈根举行了招待会。

我商品展览会无法进行筹备工作
日本政府竟想推卸责任
新华社3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外务省今天发表声明，推卸日本政府迫使中国停止在日本名古屋和福冈举行商品展览会的责任，并且继续坚持要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中国工作人员按指印的态度。
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态度，已经使得展览会的筹备工作无法进行，中国方面才在最近宣布暂时搁置在日本举行展览会的计划。
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长近藤晋一在今天发表的谈话中，还在空谈日本政府对中日贸易“一贯地期望它有所发展”。
他竭力否认日本政府对展览会有“任何加以阻挠的企图”，并且把日本政府用要中国人员按指印的办法阻挠展览会的行为说成是“遵守日本的国法”，说成是“理所当然的”。
在前年，那时岸信介内阁还没有上台，中国曾经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举行过商品展览会，展览会的中国人员并没有按指印。
同一天，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川岛正次郎、池田正之辅、宇田耕一等领导干部在东京举行了会议，决定目前不立刻派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到中国，而要看看今后的发展。
但是，他们又决定要由自由民主党“负责促进”对中国的贸易。
日本政府和自由民主党曾经在7月27日决定派遣池田正之辅到中国商谈有关中日贸易的问题。

日社会党青年部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广州3日电
日本社会党青年部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今天离开广州回国。
临行前，代表团团长荒濑修一郎向新华社记者说，代表团在过去五十二天里，访问了中国十三个城市，通过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各地青年的帮助，这次来华访问的目的已经完满地达到。

金日成向选民谈朝鲜第1个五年计划
号召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而斗争
新华社平壤3日电
金日成首相8月02日在平安南道文德郡选区对选民们说，从今年开始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
在这个期间，不仅要使人民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要有进一步的改善。
金日成说，第1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朝鲜北部每年将能够生产九十五亿瓩时电力，一千万吨煤，六十万吨化学肥料，两百万吨水泥。
粮食产量要达到三百七十万吨，以便完全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并有余粮。
每年生产的纺织品要使朝鲜北部每人能分到十七公尺。
另外要建设大量的住宅。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金日成是以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候选人的身份向他的选区的选民们讲话的。
他谴责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片面废除停战协定的重要条款、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行为。
他说，他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废除停战协定的道路，他们不能逃避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所负的责任。
他说，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一向主张和平统一祖国，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
为此，必须维护停战协定，把停战转变为巩固的和平，南北朝鲜的武力不应增加而应削减，应该打开南北朝鲜之间的障碍，南北朝鲜进行实际的接触。
他说，我们必须主张召开有关国家的国际会议，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他号召南北朝鲜人民要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继续斗争。
他说，这一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朝鲜人民必将取得胜利。
金日成说，自从1948年举行第1次选举，选出了最高人民会议，创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来的九年中，朝鲜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并且在战后的人民经济恢复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如果朝鲜人民没有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建立并且巩固了人民政权的话，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的胜利的。
他强调为了执行当前的历史任务，朝鲜人民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
金日成号召南北朝鲜的一切爱国力量要团结在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周围，完成争取民族解放和祖国的完全独立的事业。
要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团结，要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争取民族独立的一切国家的人民加强友谊合作。
他最后号召选民们一致参加8月27日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

青年运动会上初见胜负
田径和游泳许多项目举行了决赛
足球和男女篮排球都已进入复赛
据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8月02日举行了田径和游泳方面的许多项目的决赛。
匈牙利选手董佩克取得了男子二百公尺蝶泳的冠军，成绩是二分二十五秒四。
苏联运动员沃格取得了女子一百公尺自由泳的第1名，她的成绩是一分六秒七。
在女子标枪中，苏联的扬谢姆取得第1名，她掷了五十一公尺六十公分。
在男子一百一十公尺高栏中，南斯拉夫运动员劳格尔以十四秒五的成绩取得第1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3日电
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足球预赛在8月02日进行完毕，苏联、苏丹、匈牙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取得了复赛权。
在这一天的比赛中，中国队以一比五败于匈牙利。
在这一天举行的篮球预赛中，中国男子队以五十九比七十五败于苏联。
中国队两胜两败，在第3组中成绩次于苏联和巴西，已不能取得决赛权。
在女子篮球预赛中，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朝鲜取得了参加第一决赛组的权利。
中国男子排球队在这一天以三比○胜埃及，女子排球队以二比三败于民主德国。
中国网球选手朱振华8月02日以三比○击败苏联选手莫泽尔，黄大暄以三比一战胜芬兰选手赫德曼，梅福基因对手弃权也取得了一场胜利。

青春的经历
本报记者　戴枫
在苏联各地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都有许多青年男女在那里劳动着。
他们是刚跨出中、小学校的大门，才走上劳动岗位的。
他们一面积极劳动，一面努力学习。
彼雪科娃就是其中的一个。
彼雪科娃是莫斯科北郊巴里雪夫村列宁集体农庄的一个女挤奶员。
今年春天刚满二十一岁。
十五岁那年，她在七年制学校毕业后就来到了集体农庄，选择了挤牛乳的工作。
六个年头过去了，她一直早出晚归，专心喂养奶牛，使得奶牛获得了高额产量。
尤其是去年，她喂养的每条奶牛生产了四千七百多公斤奶，远远超过了计划。
她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人民给予她的荣誉：
劳动红旗勋章。
一个夏天的早晨，我到巴里雪夫村去访问了彼雪科娃。
她健壮、漂亮而能干。
在一间挤奶员的休息室里，她向我谈起了她参加农业生产的经历。
这间休息室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光荣榜。
榜上叙述着全农庄三个女庄员荣获勋章的成绩，第1名就是彼雪科娃。
彼雪科娃说：
“我的经历非常普通，正像成千上万在苏联农庄里劳动着的青年一样。
1951年夏天，那时我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是个爱唱歌的、跳跳蹦蹦的姑娘。
那年夏天，我读完七年级，毕业了。
在我的面前摆着两条路：
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
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心中千头万绪，一时拿不定主意。
因为学校老师早告诉过我们，全部毕业生都要升学是不行的，没有那么多大中学校。
不考的或者考不取的毕业生就应该去参加劳动生产。
劳动战线上正等着我们这些青年战士。
我又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带我到田地里帮助拔草、补土豆苗的事。
那时父亲看见我累了就笑着说：
‘体力劳动是累人的，可也是最锻炼人的呢’。
他的话赶走了我的疲劳，使我感到了劳动的幸福。
我父亲是个农庄庄员，一辈子没有离开农庄一步。”
她接着说，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坏，如果加把劲，是会考取学校的。
但是我一想到老师的话，想到父亲，想到农庄的未来，我的心就倾向于参加生产了。
我特别想到老师们对我说过的，我们现在的农庄就像近代化的工厂一样，科学和机器的结合在农庄里很快地发展着，那里需要意志坚强的人、有知识的人。
我还听到过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阿历克姗甫娜讲述过的她做了十二年挤奶员的经历。
这一切都吸引了我，更正确地说是教育了我。
最后我决定留在农庄，参加坚苦的体力劳动。”
“我永远忘不了六年前的9月08日，那是我成为正式农庄庄员的一天。
奶牛饲养场场长分给了我四条胖胖的奶牛要我照管。
我摸摸它们的头，拍拍它们的背，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它们。
每天清晨四点是我上第1班挤奶和喂料的时间。
三点钟就要起床。
工作确是很辛苦，不过我精神很愉快。
因为我的一双手在为人民创造财富呀！”
彼雪科娃最后还谈了自学结合工作的经验，她说，从工作的第1个年头起，我每天按时上班工作，一面还坚持自学。
开头，我几乎利用了全部工余时间读完了有关饲养奶牛的书籍、报告。
有时，自己读了书还不懂，就请教别人，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工作中坚持学习不容易，但一旦坚持了下来，成绩是会非常显著的。
例如现在我已管理到十六条奶牛了，而且条条奶牛长得肥胖，产奶量一天天提高。
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高兴，因为事实证明了我选择的参加体力劳动生产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的知识充实了，实际经验增加了，还有更主要的是：
意志锻炼得更坚强了。
彼雪科娃又介绍我认识了两位姑娘：
二十一岁的尼娜和十八岁的丽达。
她们二人也是不久前从学校毕业后，来到农场作挤奶员的。
尼娜首先说，“我们从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节目中听到过，你们也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农业劳动生产，这太好了。”
尼娜是两年前在十年制学校毕业的，没有考上大学。
她就同其他青年男女一起来到农庄，她选择了挤奶员的工作。
开始她只管理五条奶牛，现在跟彼雪科娃一样，已管理十六条奶牛了。
尼娜又说，她的选择参加体力劳动生产完全是正确的。
两年前，虽然是十年制学校毕业生，脑子里除了一些书本知识，有些只是空空洞洞的幻想。
两年的实际劳动，好像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姑娘了，她已成为一个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结合的、天真热情和意志坚定结合的姑娘了。
现在她已开始复习功课，预备在明、后年考大学。
年纪最小的丽达静静地听着别人讲话，听到高兴处臂膀一抬，翻翻眼睛，做个鬼脸。
她也是十五岁从七年制学校毕业之后，自动来农庄工作的，到现在已整整三年了。
她说她对工作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两三年内那里也不去，所想的只是把奶牛喂得更好，产奶量快快增加。
她说：
“我们在跟美国比赛啊！
我们提出了我们的产奶量一定要赶过美国。
这个工作多有意思！
多有意义啊！”
农庄管理处的同志陪我从奶牛饲养场回来，路上又遇到了一大群男女青年，管理处的同志说，他们也全是在中、小学校毕业后参加生产的。
他的话里充满着自豪。
农庄里有这么多具有知识的青年，大家积极劳动，同心协力要努力赶过美国。
这怎么不令人自豪呢！

利用两用吉普游历三大洲
在伦敦，最近有四个男女青年利用了一辆半新旧的水陆两用吉普车，从伦敦出发，前往澳大利亚旅行。
他们的旅行路线是：
第1段渡过英吉利海峡到巴黎，再到日内瓦、米兰诺、威尼斯后贝尔格莱德；
第2段以伊斯坦堡为起点，经过安卡拉、中东国家和巴基斯坦直到印度，然后由加尔各答，渡海到仰光、苏门答腊、爪哇等地。
最后一段的行程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悉尼。
（公岩）

印度尼西亚内阁
同意推行新生活运动
新华社雅加达3日电
印度尼西亚内阁会议昨天晚上讨论了民族委员会提出的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建议之后，表示同意这个建议。
内阁并且组织了一个以第1副总理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拟定推行这个运动的步骤，以便从8月17日起实行。
民族委员会将协助政府推行这个运动。
民族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由苏加诺总统以民族委员会主席身份提交内阁的。
苏加诺并且参加了昨天晚上的内阁会议。
新生活运动是苏加诺总统倡议的一种精神革命运动。

友谊的心声
人民日报编辑同志：
我自出生以来直到现在从没有出过国，当然也没有去过贵国。
我的中国话是在日本国内学习的。
最近我用中文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怕有许多地方不合中文文法。
虽然如此，我相信这首诗标志着日本人民对贵国的关心程度。
如果贵国人民从这里看得出我国人民对贵国的热烈爱戴的话，那就感激不尽了。
林茂太郎　7月16日
北京，我真想看看你
日本　林茂太郎北京，我从未见过你可是我的同胞成群结队像候鸟一般飞向北京据说你的面貌已大大改变人们丰衣足食，活泼有劲真值得作我们的榜样北京，我从未见过你过去只知道“骆驼祥子”的北京那肮脏、杂乱的城市
“老张的哲学”的北京地主阶级子弟们游学的那无可奈何的城市还听说过北京是绿化的城市能媲美维也纳的美丽你，美丽的城市据说已万象更新已成为亚非国家的榜样我知道
现在你关系亚非国家的命运
像太阳一般照耀着一切角落
像灯塔一般屹立在怒涛海面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已成为我国爱好和平人士的
信念
北京，你是我们的理想
自古以来
我国与贵国有密切的关系
过去曾经是这样
现在应该是这样
将来也一定会是这样
我国和平人士陆续飞到北京
像候鸟一般
带着我国人民对贵国的热烈
爱戴
北京，我从未见过你
但是我知道，你是多么美丽
你是多么雄伟
我们的灯塔，北京
我真想看看你（按：
这首诗经本报编者略加修改）
在银幕上又和你见面了
亲爱的乙羽信子女士：
最近看了日本故事片“狼”和“缩影”，很高兴地通过银幕，又跟你见面了。
你在这些影片里成功地创造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拦劫邮车的寡妇——秋子和备受压迫和蹂躏的日本艺妓——银子的形象。
你曾经说过：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角色的性格。
只有在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以后，创造的角色才能感动人，任何想走捷径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显而易见，跟你在其他影片里创造的角色一样，在创造这两部影片里的角色时，你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
你那高度艺术创造性和细腻的演技，深深地感染着中国观众，紧紧地抓住了中国观众的心。
在电影院里，我听到低低的啜泣声；
散场时我还看到不少妇女用手帕擦着哭红了的眼睛。
这是中国观众对以秋子、银子为代表的许许多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日本妇女洒下的同情的热泪！
你是一位有理想的、愿意通过自己的艺术为广大观众服务的演员，我相信，听了这些话你一定是很高兴的。
你的名字对中国观众并不是陌生的。
因为我们不仅在银幕上看到过你，而且在你去年来中国参加“日本电影周”时，还和你见过面。
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跟观众见面那天晚上的事情吗？
你一走进电影院，观众们就热情地鼓起掌来了。
千百双手呵，伸向你。
你从其中的一双手接过一小包东西。
你紧紧地抓在手心里，深怕被挤掉。
后来一打开，——是一只很别致的和平鸽别针！
你还曾委托记者，通过报纸向这位不知名的观众致过谢呢。
你知道吗？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学生送给你的礼物。
她把别人送给她的、自己心爱的礼物转送给你，为的是表示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挚的友谊。
这小小的礼物，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心意呵！
长江、黄河的水和江户川、天童川的水都流入海洋，可是海洋阻挡不住中日两国人民争取和平、增进友谊的愿望！
尽管目前两国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和平和友谊并不需要护照！
让和平鸽子展开友谊的翅膀，飞过海洋，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吧！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仅在银幕上、而在我们的电影院讲台上，能再一次地看到你。
祝你在艺术创造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观众　瞿麦　1957、7、20、于上海

叙利亚政府领导人
接见沙特阿拉伯大使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日电
叙亚利代理总统库德西在8月01日上午接见了刚刚返任的沙特阿拉伯大使赛义德。
同一天上午，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和外交部长比塔尔也接见了赛义德，同他讨论了叙沙关系以及阿拉伯各国的一般局势。
阿萨利在会后告诉报界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以击败阿拉伯人民的死敌”。

古巴政治危机持续未已
独裁总统下令取消人民的宪法权利
反对党成立联合阵线以推翻反动政权
据新华社3日讯
哈瓦那消息：
古巴总统巴蒂斯塔8月01日下令暂时取消古巴人民的宪法保障并且实行新闻检查来压制人民的不满。
最近古巴的情况一直是不稳定的。
据美国“视界”杂志报道，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古巴政府逮捕了约两千人；
墨西哥、洪都拉斯、巴拉圭、秘鲁、萨尔瓦多、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各国的大使馆里充满了请求避难的人。
另据塔斯社纽约1日讯：
古巴的各反对党宣布成立一个“反对党联合阵线”，这个阵线的目的是：
在举行普选以前，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临时政府。
据“纽约时报”报道，反对党联合阵线发表声明说，巴蒂斯塔对造成当前的局势和屠杀反对他的政权的青年，负有责任。
革命党、民主党、社会党、民族革命党和人民党的一部分都参加了这个新组织。

杜勒斯在裁军会议上玩西洋镜
乱画视察地图故意不谈裁军
本报伦敦3日电
杜勒斯出席了昨天的裁军小组会议，并代表西方四国，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所谓“防止突然袭击可能性”的“新”建议。
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骗局。
杜勒斯在伦敦故弄玄虚和装腔作势的伎俩，至此已达顶点。
但是，正如肥皂泡之非破不可一样，杜勒斯苦心设计的骗局，在昨天的裁军小组会议后，已被全部拆穿。
杜勒斯提出的建议要点如下：
一、美国本土全部、阿拉斯加全部、加拿大本土全部，以及苏联领土全部，开放为空中视察区。
如果苏联拒绝这一“广泛建议”，则可把空中视察区的范围缩小为苏联、加拿大、美国、丹麦、挪威等国家位于北极圈以北的全部领土……。
二、如果苏联接受了上述协议，四国建议，在欧洲的空中视察区是：
南至北纬四十度，西至西经十度，东至东经六十度。
如果苏联拒绝了这个“广泛建议”，那么可以讨论一个更有限的欧洲视察地区，但必须包括“足够的”苏联部分领土和东欧国家的部分领土。
三、地面视察哨的活动范围，不应小于空中视察区。
杜勒斯在裁军小组会议上“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一脚踢开了停止试验和禁止使用核武器问题，也闭口不谈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问题。
他假装忘记了联合国大会给予裁军小组的任务，这就是：
拟订一个公约，以实现大量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以及彻底禁止使用和停止生产核武器和一切大规模屠杀的武器。
杜勒斯方案表明：
美国和它的盟国不要求裁减军备，更不想停止试验和生产核武器；
他们所要求的只是“防止突然袭击”。
但是，根据最起码的常识，人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逻辑：
保持大量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继续生产和大量储存核武器，恰恰是增加了侵略者实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杜勒斯的“新”建议不仅毫无现实意义，而且是企图为美国继续进行核武器竞赛披上合法的外衣。
拆穿西洋镜，杜勒斯来伦敦的真正目的，除了和英国政府“讨论”阿曼问题以外，就是要阻挠裁军谈判，同时又想逃避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比万揭露西方国家阴谋
旨在帮助阿登纳竞选
新华社伦敦3日电
工党议员比万斥责西方四国的“柏林宣言”是企图影响波恩09月选举使阿登纳获利的“阴谋”。
比万在8月02日出版的“论坛”周报上发表文章，他指出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政策包含着危险。
他警告说，“希特勒曾经利用俄国作为妖魔来破坏西方的外交。
阿登纳也在耍同样的把戏。
尽管没有那样刺耳、也没有和希特勒一样的好战腔调，但是在实质上，主题是一样的”。
他指出，阿登纳之流正和希特勒一样，想蒙蔽西方人民，以便复活德国军事力量，使它再一次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
比万说：
西方国家给苏联的保证是“纸上空谈”。
他重申了他的看法：
德国问题应当在“有俄国参加的更广泛的全欧问题的解决办法中”求得解决。
比万批评西方国家坚持把政治解决和裁军联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必定使两者相互矛盾而终于无法解决”。
他说，西方国家坚持这种态度的唯一解释是：
“它们既不要一般的裁军协定，也不要政治解决”。

美参院破坏民权法案
通过修正案侵犯黑人投票权
新华社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8月02日以五十一票对四十二票通过了一项对政府民权法案的修正案，从而使政府提出的民权法案失去了原来多少还有的一点点积极意义。
按照原来的法案，联邦法官可以不经过陪审团对侵犯黑人投票权的人判以徒刑或罚款。
修正案却要求在判罪时必须通过陪审团。
据指出，在美国南部各州，陪审团通常都由种族主义分子组成，它不可能卫护黑人选民的权利。
这个修正案是在南方民主党议员极力支持下获得通过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本来想利用民权法案来为共和党积累一点政治资本，但是，参议院的这一行动否定了他的这种打算。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说，修正案是对整个民权法案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副总统尼克松也说，“这是参议院历史上最惨痛的日子之一，因为这次表决是一次反对投票权的表决”。
参议院在上星期也曾经以五十二票对三十八票通过另一个修正案，把联邦的强制执行权限于投票权问题，而原来的法案规定强制权可以适用于一般民权，其中包括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等等。

美国变本加厉庇护驻外军犯
众院通过剥夺外国审判权的法案
新华社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8月01日以三十一票对四票通过一条修正案，限制政府把在外国犯罪的美国军人移交驻在国法庭审讯。
这项新法案将授权美国陆、海、空军三部的部长来最后判断一个在海外服役的美国军人是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犯了罪，并且由他们在一切涉及到在国外被控告犯罪的美国军人的案件的时候，判断美国政府是否对这件案子有初步管辖权。
只要他认为美国对它有初步管辖权，政府就不能把犯罪者交给外国法庭，除非有“特殊的情况”，而使那位部长认为可以对驻在国的要求表示同情。
这项法案将使美国目前同它的盟国缔结的“部队地位”协定遭到破坏，根据目前的协定，被控告在不值班的时候或是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犯了罪的美国军人都要移交给他们驻在的国家的司法当局审讯。
政府发言人说，这个法案将破坏部队地位协定的意向，如果不破坏这个协定的文字的话。
这个法案是由哲腊德案件引起的。
美国政府和最高法院不久以前在日本和世界舆论压力之下，决定把枪杀日本妇女的哲腊德交给日本审讯。
但是美国的许多议员却一直在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

美国敌视阿拉伯人民的凶相毕露
杜勒斯要英国赶快压服阿曼起义
英空军轰炸阿曼并向伊布里增兵
本报伦敦3日电
据英国报纸报道，杜勒斯在1日与麦克米伦、劳埃德秘商阿曼事件时，表示美国基本上支持英国的行动，但要快点解决。
在2日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中，杜勒斯回避记者所提出美国是否支持英国的行动的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地方性的骚乱，我们希望它将尽可能快地结束。”
这不但证实了英报关于英美秘密谈判阿曼问题的消息，它还令人想起了昨天这里流传的另一个消息：
英美同意在中东划定界线。
同一个杜勒斯，在约旦事件中曾大叫维护约旦的“民族独立”，而今天当起义的部落要求恢复固有的权利的时候，却支持英国的军事镇压政策。
就这样，杜勒斯又一次在阿拉伯人民面前暴露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真实面目：
一个维护和加强中东的帝国主义的工具。
据新华社3日讯
巴林消息：
英国空军轰炸机2日轰炸了阿曼起义者控制的地区。
在巴林的一个英国官方发言人2日说，皇家空军“沙克莱顿式”轰炸机、“毒液式”和“流星式”喷气战斗机在这一天袭击了菲尔克堡和尼兹瓦堡。
菲尔克堡起义者部队的营棚和茅屋以及尼兹瓦的城堡被炸毁。
这是英国官方第1次宣布使用轰炸机轰炸阿曼起义者，在这以前，英国一直只宣布使用喷气战斗机进行袭击。
据法新社消息，英国正在向伊布里增兵。
消息说，由八十人组成的一个喀麦隆高地人部队的分队已经在2日由皇家空军运输机从布赖米绿洲运往伊布里。
另外一个分队正从陆路向伊布里增援。
伊布里离开尼兹瓦和菲尔克堡约一百公里，是紧靠着阿曼起义者控制地区的英国军队的重要据点。
另据开罗消息：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赛2日指责英国军舰封锁阿曼海岸并且绑架了许多到麦加朝觐后乘船回家的阿曼人。
哈尔赛说，大规模绑架行动发生在阿曼海岸线以外的公海上。

艾森豪威尔贪好“礼物”
莫尔斯骂他“政治上不道德”
新华社3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员莫尔斯8月02日在参议院指责艾森豪威尔“政治上不道德”，并且违反了利益冲突法的精神，因为他接受“成千上万美元的”礼物。
莫尔斯说：
“我认为美国总统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
他如果想以没有违反这个法律的文字为借口，那是不能卸过的”。
莫尔斯举例说，艾森豪威尔接受过下面这样一些礼物：
“一辆四千美元的拖拉机，一头一千美元的牡牛和其他牲口以及设备为他的农场使用。”
这个参议员说，这些昂贵的礼物违反了禁止政府官员和职员接受可能影响政府工作的钱或其他报酬等礼物的法律。

苏联外交部指责美英法和西德联合宣言
西方想借德国问题破坏裁军谈判
新华社3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8月0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7月29日在柏林签署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联合宣言的主要用意，显然是想把裁军问题同德国问题纠缠在一起，以便破坏目前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
声明指出，西方国家在裁军方面采取任何步骤，都是以这个步骤是否阻碍西方国家关于建立军国主义的统一的德国以及使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些计划的实现为转移的。
由于西方国家政府提出以解决德国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就使得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裁军问题的解决受到了牵制。
苏联外交部指出，美、英、法三国政府在柏林联合宣言里没有提出任何有益于重新统一德国的建议。
这个宣言不过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竞选手腕，其目的是想保持阿登纳和他的党在西德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的地位。
声明说，苏联政府一直准备支持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所作的一切努力。
苏联准备向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德国提供必要的保障，以维护它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及安全。
声明指出，西德政府并不像四国柏林联合宣言中所说的是一个“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说话的唯一政府”。
除了它以外，德国还存在着一个维护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真正希望德国重新统一成一个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因此，“德国统一的问题不可能由外国背着德国人民并且牺牲两个德国中任何一国的利益而加以解决”。
声明说，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企图玩弄全德选举的口号，力求把这说成是统一两个德国的适当方式。
然而，在目前的德国局势下举行全德选举是不可能的。
苏联政府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德国联邦的建议，为打破德国统一问题僵局创造了现实条件，这个建议既有利于德国人民，也有利于巩固欧洲的和平。

踯躅在黑暗的隧道里
——法国的财政危机——
张帆
目前法国财政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久以前，法国财政部长盖伊阿曾经黯然地说：
“我们必须走过一段漫长的隧道，然后才能见到光明。”
06月24日，布歇—莫努里政府提出的财政法案在国民议会以二百五十一票对二百十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
这个财政法案是否能够像布歇—莫努里政府所宣布的那样起挽救财政危机的作用呢？
巴黎的舆论对这一点是表示怀疑的。
财政赤字难以弥补
削减预算，增加税收，这是财政法案的一个主要内容。
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当前庞大的财政赤字。
几年来，法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在直线上升。
1955年的赤字是八千亿法郎，1956年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七十亿法郎，估计1957年将达一万二千亿到一万五千亿法郎。
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是扩军备战和殖民战争所引起的恶果。
法国的军费支出，1955年为一万零五百六十亿法郎，1956年增为一万二千九百亿法郎，1957年预算达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亿法郎。
其中阿尔及利亚的特别军费，1955年官方的规定是四百八十亿法郎，1956年一跃而为三千五百一十亿法郎，1957年又增加到三千七百八十亿法郎。
而实际上，除了特别军费以外，在常年军费和预算的其它项目下也有不少费用是用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
法国财政部长盖伊阿承认：
“财政赤字超过九千亿法郎，就不能用国库正常的办法加以弥补。”
1956年，为了弥补赤字，法国政府采用了发行公债的办法。
1956年10月发行的公债数字就达到三千二百亿法郎。
但是今年再用这个办法已经不行了。
03月份发行的公债推销额仅达八百亿法郎。
因此，法国政府被迫向法兰西银行求助。
05月底，摩勒政府向法兰西银行透支了八百亿法郎来应付当月开支；
06月底，布歇—莫努里政府又同法兰西银行签订了透支三千五百亿法郎（其中有五百亿法郎是短期贷款）的议定书。
向银行透支，毕竟只是一时应急之计，而且还会进一步促进通货恶性膨胀。
于是，法国政府不得不用削减预算、增加税收的办法来缩减赤字。
布歇—莫努里政府全盘接收了摩勒政府削减预算二千五百亿法郎的计划。
军费原定削减一千亿，由于法国承担着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军事义务，同时又进行着耗费日增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果仅削减六百六十亿。
其余部分主要是削减一般民用开支和经济、社会投资。
但是，在1957年预算中还需要追加侵埃战争的军事开支一千五百八十亿法郎以上，所以实际上赤字只能减少不到一千亿法郎。
新增的税收，1957年下半年为一千四百七十五亿法郎，其中落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间接税达九百九十亿法郎。
此外，邮政、电话的提价，也使政府增加收入二百三十亿法郎。
显然，削减预算和增加税收的结果，并不能使财政赤字减少多少。
怎样应付国库枯竭的难局，仍然是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
外汇储备行将枯竭
收缩进口、鼓励出口，是财政法案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采取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法国国际收支的危机。
1956年法国对外贸易情况急剧恶化，需以外汇支付的对外国的贸易逆差达四千一百四十亿法郎，几乎达到战后最高的水平；
1957年对外国的贸易逆差又继续增加，仅头四个月即达二千二百一十亿法郎。
对外贸易情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扩大了军事物资的进口。
1955年法国几乎没有进口什么军事物资，1956年进口军事物资六百亿法郎，1957年进口将达九百亿法郎。
同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又使很大一部分产品移用于军事需要，影响了出口的增长。
1956年军事消费四千三百亿法郎，其中最有出口竞争能力的电气、机械部门的产品占二千三百亿法郎；
1957年军费消费将达五千三百五十亿法郎。
此外，由于矿工应征入伍，增加美煤进口每年约五千万美元（约一百七十五亿法郎）。
对外贸易逆差的激增，就使法国外汇储备的情况日趋紧张。
法国不仅用尽了去年年底结存的外汇，而且还动用了去年从国际货币基金提取的两亿六千二百万美元、2月底美国私人银行一亿美元的石油贷款以及美国政府给予法国购买棉花等剩余农产品的货款三千三百万美元。
最近，布歇—莫努里政府又动用了法兰西银行并不富裕的库存黄金一千亿法郎，并且向欧洲支付同盟贷款五千万美元，但是外汇储备仍然极其有限，在偿付6月份欧洲支付同盟中的亏欠一亿多美元后，剩下的维持不到三个月。
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6月18日法国政府宣布重新对欧洲经济合作局成员国和美元区的进口规定限额，打算把全部进口从最近几个月的平均每月一千五百亿法郎削减到每月一千亿法郎。
同时，又决定用出口津贴、优惠税率、优先供应等办法鼓励出口，打算把出口值从每月一千亿增至一千三百亿法郎。
但是，在这个措施实施以后，虽然燃料和粮食的进口减少了一些，纺织业原料、贵重金属和非铁金属的进口却有了增加。
原因很简单，法国的生产依赖进口的原料，据孟戴斯—弗朗斯估计，生产每增加5％，即需要相应增加一千亿到一千三百亿法郎的原料和燃料的进口。
因此，改善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
布歇—莫努里在7月下旬的一次谈话里就悲观地承认，法国贸易逆差的情况“非常危险”，即使“最大胆的措施也不能保证立即改变这种局面”。
乞求外援也非易事
法国政府也知道自己提出的“财政法案”并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因此财政部长盖伊阿说：
“必须向盟国借款以避免严重的困难”。
可是一向摆出“施主”姿态的美国，这回却显得并不“慷慨”。
不用说山姆大叔是在等待时机提出条件，特别是企图染指最近发现的撒哈拉石油富源以及加紧扩张在法属北非的势力。
法国对此也有戒心，因此它又转而求诸于西德，提出了借贷十亿马克（约合二亿六千万美元）的要求，西德副总理布吕希已宣布同意从欧洲支付同盟的盈余里拨出一部分借给法国。
可是西德也提出了条件，并且借机就“共同市场”和“原子联营”问题向法国施加压力。
无怪乎巴黎“世界报”担忧地叫唤道：
“西德将会变成第2个美国！”
靠乞求外援来饮鸩止渴，法国的处境也真是够可悲的了。
然而，只要法国统治集团坚持违反法国民族利益的政策，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那么法国的财政情况就将长期踯躅在“黑暗的隧道”里，这将对整个法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并将进一步削弱法国的国际地位。

雅加达成立全国委员会
支援阿曼和阿拉伯人民
据新华社雅加达3日电
昨天雅加达支持阿曼和阿拉伯人民斗争的全国委员会已经成立。
这个委员会是由以前的支援埃及人民斗争委员会转变而成的。

雷曼说德共支持社会民主党竞选
号召把阿登纳的党赶下台
新华社柏林3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消息：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雷曼8月01日晚间在民主德国电台上发表演说。
他说，现在所以要求共产党人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并不是要表示相信社会民主党，而是因为这额外的一百万张选票对于把阿登纳的党赶下台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雷曼说，德国共产党的这个决定已经在阿登纳的党的队伍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他同时警告说，不要对选举的结果或者对选举后事态的发展抱任何幻想。
我们希望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
成立一个以社会民主党为领导的，不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府。
雷曼指出，在选举中决定性地打败阿登纳的党是西德人民重大的政治任务。
他说，共产党人参加选举斗争，他们争取行动一致，特别是同社会民主党人行动一致的斗争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雷曼说，如果所有反对阿登纳的政策的党派包括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邦主义联盟和日尔曼人联盟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在选举中击败阿登纳的党和实现一条导向谅解和获得和平的新途径，那么这在西德、在整个德国和欧洲会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发展。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陆学善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意见书内“保护科学家”这句口号，极尽了挑拨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之能事。
好像我们科学家都是些受压迫的、举目无亲的孤儿，而需要右派分子以“保护人”的资格来代我们呼吁，向党和政府讨价。
只要略具头脑的人，谁也不能不看到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护，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对科学事业有过这样的关怀。
这是铁的事实，决不是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所可以抹煞得了的。
正如郭沫若院长所说的，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础不强，所以必然有些科学家难免不能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但右派分子却借此作出结论，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长期请假”，要科学家放弃八年来党对我们的教育，要我们回到从前的对政治愚昧无知的状态，要我们成为政治上的文盲，不辨是非，听任一小撮右派政治野心家的播弄，离开党，离开社会主义，以遂他们复辟资产阶级的阴谋。
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右派分子的手段多么毒辣！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保障，八年以来一直在逐步改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还需要不断的改善，但是跟解放以前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所尽的努力，和反动派时代是不啻天壤之别了。
解放以前，大部分科学家固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政治不感兴趣，而反动派根本也不愿意有爱国心的民主人士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当然，什么代表、委员、招待外宾之类，是不会有你的份的。
但科学家既不问政治，理应有六分之六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了。
事实怎样呢？
“抢购银元”的事情忘了吗？
每月工资不够买二斗米的日子忘了吗？
特务横行，满城风雨，提心吊胆的日子忘了吗？
那时我们科学家满脑袋考虑的是“活命”问题，还能谈保证业务工作的时间吗？
说起经费，我还记得，当时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全所有一年的外汇额是美金二百元，图书、仪器、设备、试剂药品、试验材料都得从这笔钱里支出，如果拿来和现在科学院一个所每年在这方面的经费开支比一比，还要埋怨政府不保障科学研究经费，那真是含血喷人，全无心肝。
关于保密制度，过去有些地方订得过严过死是有的，但已经在设法改善，而且按一般来说，决没有“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障碍”和“造成学术垄断”的可能。
即以我们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凡是我们的研究题材和生产或国防部门有关的，他们的一切资料对我们一向是完全公开的。
当然，属于保密范围内的资料，对于一个不是这一门的专家或者是这一门的专家而他并不在研究这一个问题的科学家或教授，有何公开之必要呢？
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家的爱护无微不至，我还可以拿我本人来作个例子。
我是一个无党派的科学工作者。
1954年我得了冠状动脉栓塞症，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心脏病，危在旦夕，领导上一方面同医院联系，邀请全北京市的心脏科专家会诊，一方面极力劝我安心休养。
科学院党领导同志们轮流地来探望我，还再三问我生活上有无困难。
这种亲切的关怀，除了毫无心肝的人以外，谁能不受感动，谁能不感到党的温暖，同志间的热爱？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
解放前镭学研究所有一位同事郑大章先生，他是法国居里夫人的得意门生，是我国第1位放射学专家。
他得了心脏病，那时除了把本来已经逐渐在贬值的工资折半付给之外，有谁去慰问过他，有谁关心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因贫病交迫无声无嗅地死了。
这些右派分子，那时为什么不向反动政府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而现在反用来离间党和我们的关系，真是其心可诛。
“意见书”里最最恶毒的是提出“研究工作去就人”，“归队”，“不要火车头”和“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这些论点无非是叫科学家各行其是，不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不要有统一的学术领导，不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用马列主义来武装思想。
科学家经过了五大运动，八年学习，在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团结成一支强大的科学大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前进，而且军容一年比一年强盛，对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作用也一年比一年来的强大。
自从“向科学进军”和“十二年规划”提出之后，规模更是01日千里。
现在右派分子不惜用种种的谰言阴谋，想打乱我们的队伍，还恶毒地提出了什么“一视同仁”的口号来离间我们的接班人，要想把科学家拖回到无政府状态，不再给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从而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迟或搞垮。
可惜他们的心机是白费了，在解放已经八年的今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是不会把“狼”认作“外婆”的。
纵然他们伪装的十分巧妙，说什么这是“建设性的意见”，但是经不住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所授给我们的“照妖镜”一照，他们立刻原形毕露，真相大白。
但是右派分子为什么特别看中科学家知识分子呢？
为什么特别热中于拉我们知识分子背离党，背离社会主义呢？
我想这道理非常明显，我们知识分子虽说已经和资产阶级思想脱离关系，但是藕断丝连，在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让资产阶级思想在脑筋中复辟。
右派分子看透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来这一下“杀手锏”。
这对我真是一次生动的教育，严格的考验。
经过这一次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科学家的政治认识必然又可提高一步。
我完全拥护郭院长所提出的誓言：
我们科学家要长远地坚持自愿自觉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

尚丁是一个纵火者
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
上海出版界连日举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会上揭露和驳斥了右派分子尚丁的反动言行。
尚丁是“学术”月刊编委会常委、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
在今年04月间学术月刊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尚丁就提出了“组织毒草、培养毒草”的谬论。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期间，尚丁更对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他要在学术界放火，大肆叫嚣：
“外面都在大鸣大放，学术月刊却死气沉沉，睡在鼓里。”
尚丁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一支极其凶恶的毒箭。
他用恶意谩骂、抹煞成绩和歪曲事实的方法，企图推翻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
他说，出版社的正社长都是党员，出版社的编委会事无巨细，都由党包办。
并说，非党的人在出版社里是摆样子，出版局、宣传部挑选人有严重的宗派主义。
在宣传工作会议的出版小组座谈会上，他还诬蔑新知识出版社的党组织是“党党相护、狼狈为奸”。
他并在同一会上说，在领导周围有一批“保镖”的，一有事就出来替领导解释，因此群众不敢大胆鸣放，应该先把这些人撤下来。
当文汇报到处点火时，尚丁也在出版小组会上大叫新知识出版社的“臭盖子”没揭开，并向文汇报记者提供情况，让这个记者能配合他来揭“盖子”。
尚丁同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北京有人说，“清一色，党天下”；
他就污蔑说，“今天每一单位都要安一党员，党员不够了，就大发展，所以党员质量很差”。
他在5月间去过一趟北京，在北京的右派头子章乃器、章伯钧、陈新桂和顾执中等人都分别请他吃饭。
上海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的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王宜慎的丑形毕露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
山西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王宜慎，企图夺取国家出版社的领导权，篡改国家出版社的政治方向。
最近，在全社职工的揭发下，他的反动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右派分子王宜慎长期以来反对党的领导。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更大放厥词，疯狂地向党进攻。
王宜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党的政策和方针的。
他大肆鼓吹“同人出版社”的“优越性”，声言要创办“同人出版社”同国家出版社“竞争一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企图把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成绩一笔抹煞。
并且，“建议”各出版社自己确定出书范围，不要执行中央规定的通俗化、地方化、群众化的方针。
他说，现在出版物又缺又滥，就是出在这个“三化”的“病根”上。
王宜慎也诽谤肃反运动。
他说，“肃反的副作用很大，挫伤了人们的情绪”。
他对党和国家的工资、干部政策极表不满。
他说，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还不如过去。
王宜慎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
他污蔑党支部委员在一起研究工作是搞宗派活动，辱骂积极分子为“拍马屁”、“投机分子”。
此外，王宜慎甚至妄想取消党的领导。
他提出“建议”，要党和行政合而为一，由行政出主张，由行政去执行。
并且主张只要留下省委，取消一切党的基层组织。
右派分子王宜慎的这些反动言论，遭到了全社职工的严正驳斥。

白手、张雪芹的阴谋败露
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报道：
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白手（原名惠荣杰、又名惠杰）和张雪芹这两个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向党发动了一场猖狂的进攻。
然而为时不久，他们的阴谋即为广大群众所识破。
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白手就在社内座谈会上对党进行恶毒的污蔑。
他说，“出版社的党组织非常冷酷，是个官僚主义化了的组织，这与上级党委的官僚领导是分不开的。”
白手认为“党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宗派主义教育”，甚至认为“出版社的党对党员没有任何教育，只教导党员脱离群众”。
并说，“积极分子都是些唯唯诺诺、逢迎拍马、说小话、应声虫”。
白手还想摆脱党和行政的领导。
他要求无限制地扩大编辑在工作中的权力，从订选题到出书完全由编辑自行作主。
当时，社内出现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白手非常感到兴趣。
他化名写了一篇读报杂谈，说是写这些大字报的“都可以称为党和国家的‘功臣’”。
白手妄想煽动党员同志起来叛党，还张贴了一条标语，写道：
“共产党员们！
丢掉‘伸头挨整’的思想，请——站起来畅所欲言！”
以后，他又指挥其他右派分子，责问党是否有限制党员鸣放的决定，直接威胁党员“如果再不提意见”就要“攻击”他了。
右派分子张雪芹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同白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他说党员、积极分子都是毫无个性的公式人物。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出版社不要再培养奴才”（这张大字报他未敢贴出）。
他说，他欣赏流沙河的“草木篇”。
并说，林希翎有“才干”，章伯钧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物”，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言之有理”。
他看到报上右派分子的检讨，则说这些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他看到凤元初赞助储安平的谬论，则说凤元初是“真正的勇敢”。
他为出版社另一右派分子的“肃反害多利少”论作辩护。
当各种荒谬言论在出版社受到驳斥时，他和白手等人大放厥词，说这是“妨害大鸣大放，整风运动是在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
他们辱骂发表公正意见的同志是“言不由衷、人格卑下”，并公然提出要领导上治一治发表公正意见的“圣人”。
现在，右派分子白手和张雪芹在安徽人民出版社职工的揭露下已经丑形毕露。
全社职工斗志昂扬，正在对他们进行追击。

莫戈的反动言论宣告破产
本报讯
据青海日报消息，青海省人民出版社全体干部，先后数次召开会议，严厉驳斥右派分子莫戈的反动言论。
在整风期间，莫戈对党作了恶毒的污蔑，他非常嚣张地说：
“共产党几年来慢慢地变坏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愈来愈严重，已经发展到危险的地步。
现在知识分子提意见了，工人、农民都对党不满，他们有很多意见，只是不敢提，以后看吧！”
莫戈认为，由于共产党员有特殊享受，薪金高，荣誉多，因此在党同群众中间形成了一堵“墙”。
党同群众之间的“墙”是党员砌的，团员在外面挖了一条“沟”，假积极分子又绕沟架了一道“铁丝网”。
他恶毒地称党团员为“秘密警察”，并要党“改革”汇报和保密制度。
莫戈否认肃反工作的伟大成就，说“全国肃反工作50％是错了”。
莫戈攻击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说强调“工作需要”调动干部，这是教条主义。
在整风开始以后，莫戈在同志中无事生非，唆使别人向党进攻，企图借刀杀人。
他企图拉拢一些在某些问题上对组织有不满情绪的人，煽动他们对党“提意见”。
现在，莫戈已初步承认了错误，但是他还没有把反动言论的思想根源和全部问题挖掘和交代出来。

谈谈内行和外行
一峰
人民日报7月01日在“共产党人没有学不会的本领”的标题下，报道了共产党员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四位同志在工业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的动人新闻；
07月
06日又登载了剥下右派分子钱伟长“万能科学家”外衣的消息。
这两条新闻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人们不能不从这个对比中思索着生活中的辩证法：
科学是属于老实人的，在科学战线上，共产党的老干部只要是老实肯干完全可以从外行变成内行；
相反，如果不是老老实实，像那种自封为“万能科学家”的人，倒恰恰不是内行而是外行。
赵文刚同志十一岁就跟地主家扛活，十四岁参加了红军，艾丁同志是有着十九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解放后才转到工业战线上来。
苏汗云、曾扬清同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虚心学习，刻苦工作，遇事与群众商量，克服种种困难，向科学技术的堡垒进攻，在短短几年内，从阶级斗争的能手变成了生产斗争的内行。
这些模范的事例再一次地揭示出一条极平凡而又极重要的真理：
共产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管章乃器对这一点进行着怎样无耻的狂吠，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需要作更多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那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所具备的坚忍不拔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凡是读过“列子”的人都不能不注意到它的“汤问”篇，因为在这一篇里有一段极优美的愚公移山的故事。
北山愚公以九十之年，不顾“河曲智叟”的讥笑，下定决心要子子孙孙相继移掉他屋前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并且叩石垦壤，积极行动。
终于感动了上帝，他派了夸娥氏二子下凡把两座大山背走了——这确实是一段优美的神话故事，它生动地刻划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不肯在困难面前低头的英勇无畏的形象，这个形象，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国人民千千万万颗战斗的心。
记得毛主席在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反动的大山——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
果然不错，在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多的几个年头，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打倒了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用铁的事实回答了在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河曲智叟”的讥笑，他们再也没有资格说我们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不善于进行阶级斗争了。
可是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像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狂风暴雨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尽管我们今天还进行着紧张的、激烈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向大自然作斗争，向自然界宣战。
历史向共产主义的战士发出了新的前进的号角，向共产党老干部提出了新的考验，这就是我们能够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我们还必须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河曲智叟”，说什么：
你们共产党是革命的内行，是阶级斗争的内行，可是你们不是建设的内行，你们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科学，你们是不学无术，你们是土包子等等。
这种调子的领唱人就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之流。
罗隆基说：
“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因此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科学机关和大学校里，都请共产党员“滚开”，来一套什么“科学家治院”，“教授治校”之类的东西。
这在实质上他们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企图在科学领域里取消党的领导。
由曾昭抡、钱伟长等人所制定的反动科学纲领就是这种阴谋的具体化。
当然，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也不掩盖我们的短处，我们从来就说我们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我们中间还有不少的人缺乏应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些东西还必须从头学起。
但是还必须说明，我们缺乏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而是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里受压迫、挨剥削。
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剥夺了我们的学习权利，迫使我们不得不“少年失修”！
我们不少的同志正是由于严重的阶级压迫逼上梁山的，在时时刻刻都有杀头的危险的情况下，闹起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和人民教会了我们一门在阶级社会里最大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最大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
我们凭借着这种科学使中国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大变化。
根据这条历史经验，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对于我们今天缺乏的东西，是一定能够学得到、取得来的。
难道在过去党有能力把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儿子培养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今天就没有能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出色的科学家吗？
难道在过去为了革命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的共产党员，在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还会吝惜自己的精力来攻夺科学技术的堡垒吗？
而7月01日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四同志的生动事迹之所以那样激动人心，正是因为他们以铁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正是继续发扬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向科学技术的堡垒进攻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我们相信，在我们党内，在各种战线上，类似赵文刚等四位同志那样的事迹将会是层出不穷的！
同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有兴趣地读了7月06日人民日报关于剥下右派分子钱伟长“万能科学家”外衣的新闻。
我们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是爱国的、爱社会主义的、拥护党的领导、愿意和共产党员老干部并肩携手共同向科学进军的。
就是在上面提到的7月0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那条消息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袁树励、李艮等工程师对于老干部学会了科学技术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他们是人民的科学家，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良师益友。
在新中国，像袁树励、李艮等工程师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科学家的队伍里也还有像钱伟长那样的人。
正如杜庆华教授所说：
钱伟长的学术威望是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科学水平，他是骗取了党的信任而取得这些威望的。
他特别喜欢别人把他看成大专家，喜欢在科学的各方面都充内行，不懂装懂，在科学上有招摇卖弄的倾向。
也正如钱学森教授所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钱伟长和曾昭抡一起披着科学家的外衣，充当章罗联盟的军师，制定反动的科学纲领，企图在科学战线上打落共产党员，夺取党在科学界的领导权。
试问，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那就是说，要用资产阶级的科学纲领来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这岂不是天字第1号的反科学，这岂不是违反了在中国三尺儿童都会了解到的一点点科学常识？
忠实于科学的科学家在这里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我们祖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它所需要的科学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不仅需要成千成万的社会科学家，而且也需要成千成万的自然科学家。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走上时代的高峰，争取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把我们的科学事业提高到国际水平。
这是党和人民所要求于我们的，这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因此，我们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齐心协力，奋勇前进。
第1，愿共产党员老干部向赵文刚、艾丁、苏汗云、曾扬清等四位同志学习，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尽快地在科学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
并愿赵文刚等四位同志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不骄不懈、继续努力。
第2，愿党内党外的科学家，在反右派的斗争中都能够从钱伟长、曾昭抡那里吸取到教训。
科学就是科学，一点也装不得假。
科学是最老实的东西，科学家应当是最老实的人。

顾学颉、李易、侯岱麟妄想称霸古典文学界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
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揭发和反击了该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右派分子顾学颉、李易、侯岱麟（都是九三学社成员）等人对党的猖狂进攻。
05月上旬，整风运动刚开始时，顾学颉是以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形成瘫痪状态、人心思散”的论调发起攻击的。
他说，这是肃反运动带来的结果。
侯岱麟更高唱“肃反是一出‘新捉放曹’，非要把每个人都搞成反革命不可”。
顾学颉和李易一唱一和地说“统购统销搞糟了。”
“整风如下放，农民就要拿起扁担来。”
当全国人民把葛佩琦批驳得体无完肤之后，顾学颉还明目张胆地为葛辩护，肯定“共产党员是可杀的”。
顾、李、侯在整风期间施展各种卑劣手段到处拉人放火，利用合法的九三学社组织，进行非法的阴谋活动。
他们以旧社会政客的恶劣作风拉人加入九三学社，说九三学社不强调思想改造，不去开会也可以，现在就是“帮助整风”。
他们企图立即成立一个九三学社的小组，造成政治资本，借以更凶恶地向党进攻。
顾学颉为了攻击党的领导，诬称党支部“假公济私，阴谋陷害”。
他说：
党比封建时代的昏君还不如，党员都是“庸才”，要想入党，首先得变成木头，阿谀奉承，唯唯诺诺。
侯岱麟也诽谤地说：
“新党员都是拍马屁拍上去的”。
他们这些污蔑的最后目的，就是顾学颉提出的“人才归队、庸才学习”的口号，梦想否定成绩，达到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
顾、李、侯等人还妄想抹煞党领导的古典文学出版工作的成绩。
这些右派分子的野心，不只是篡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权，他们更提出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先射何其芳，后擒郭沫若”的口号，企图要坐古典文学的天下。
在这种野心的支配下，他们进一步在社内外大肆联络，企图创办一个古典文学的“权威杂志”——“艺文志季刊”，想要“网罗全国的古典文学人才”，甚至连汪精卫的秘书也包括在内，但是就不肯收容一个共产党员。
其用心良苦，和章伯钧要办“中华论坛”同出一辙。
当他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正式提出来的时候，声称“中宣部已经同意”，要求和社方建立出版关系，同时大肆组稿，企图用这个杂志来压倒党领导的“文学研究”、“文学遗产”两个刊物。
后来向中宣部了解，并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原来是李万铭的徒弟，干了一场骗人的把戏。
现在群众正在继续揭露和批判这些右派分子。

一个年轻的姑娘
　（外一首）
徐竟高
一个年轻姑娘，
暗暗找到社长：
“要是毕业回来了，
双铧犁一定给我一张。”
社长笑着对姑娘，
拍拍自己胸脯又拍拍姑娘肩膀，
姑娘满意地飞去了，
社长的眼睛捉回了她的理想。
是迎接新的庄稼汉
村庄上锣鼓喧天，
喜气洋洋，
是送代表进北京？
是迎劳模还家乡？
社长告诉我们：
是迎接新的希望、
新的力量、
新的庄稼汉。

两个“第十二夜”
巧得很，在北京的舞台和银幕上同时出现了“第十二夜”。
“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的一个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的喜剧。
舞台上的“第十二夜”，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演员专修班演出的。
演员专修班在不久前曾演出过高尔基的名剧“仇敌”。
“第十二夜”是他们毕业公演的第2个戏。
在这个戏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杨静、莎利、陈强、张莹等都是观众在银幕上就熟悉了的演员。
其中杨静并担任了两个角色——孪生兄妹瑟巴十显和薇珴拉，同时以青年男子和少女的不同面目在舞台上出现。
影片“第十二夜”，是由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影片色彩瑰丽，许多场面充满了诗情画意。
导演以简洁干净的手法来处理这个情节错综复杂的喜剧，能不损于故事脉络的清楚和有条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方）

唱歌当战斗
孙玉雷
1938年08月，我们自卫军三支队奉命赶到冀东滦河边上的牛镇。
沿途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平津铁路和永定河，这些都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要通过武清县几十个村的联庄区。
联庄本来是人民组织的自卫武装，日本进攻时，曾经打过日本，但是，由于地主分子占领导势力，不久就为日本人所利用了。
我们前次路过联庄，他们到处拦阻我们，这次当然还要与我们为难，而我们是任务紧急，没有时间和他们周旋。
一清早，指导员对我们作了“和平战斗”通过联庄的动员。
以后，我们就出发了。
一路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对今天的“战斗”没有信心。
我们是前卫连，心情更紧张些，有的同志硬认为上级“糊涂”，说唱歌顶什么用！……
那时，我当司号员，跟着连长、指导员走在前面，还听到连长说：
“指挥这样的战斗不容易，难哪！”
至于我，因为指导员宣布，由我指挥唱歌，就更多了一重心事。
中午，我们来到一片果林，林的那边，就可以看到联庄区的村子了。
这时，支队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火力队跟在我们连的后面。
整理好，我们就大踏步的走进了果木林。
黄灿灿的梨，一串串火红的山楂，引得人们直流口水。
不知谁从地下拣起一个山楂，还没来得及往嘴里填，就被人阻止了，责备他：
“你吃一个山楂不要紧！
可是它就能使我们的战斗失败”！
刚走出果木林，便听到“砰！
砰！”
的枪声。
我们放慢了脚步，迅速编成六路行军纵队，六挺机枪一字儿排在前边，连长发出了“齐步走”的口令，部队顿时威严起来。
“擦！
擦！”
的脚步声，和枪声混杂在一起，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部队接近村子的时候，连长回头向我点了点头说：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指挥员了。
指挥‘战斗’吧！”
我就迅速的跨出了队列，学着排长的样子，喊了几声一二一，当人们的脚步已合节凑的时候，我就发出了“战斗”的号令：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跟着一个响彻云霄的歌声，像波涛似的，从尖兵连开始，席卷了全支队的行列，形成了一股震天动地的力量。
联庄武装还在向我们射击，子弹不时地从我们身旁掠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去理它。
各联庄的武装都赶来了，火力突然密集起来。
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我们的歌声没有停止，只不过是加上了一阵伴奏曲——火力队从侧面压制一下对方。
我们毫不畏怯地前进。
我们的“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歌声传到那里，那里的敌人就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装，响起了“不要打枪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的喊声。
有些武装则整队的撤走了。
同志们的疑虑消失了。
我更是精神百倍，挥动着两臂，指挥着队伍，唱着“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直向村口前进。
枪声沉寂了，护村围子插上了白旗。
歌声把日本统治下的村庄唤醒了，你瞧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蜂踊在村旁，贪看着我们。
就这样，我们的歌声从这村响到那村，到傍晚，我们就穿过联庄区的几十个村落，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撒下的种籽开了花。
一个月后，我们回到联庄区的时候，遍地响起了“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的歌声，村村有成千上百的人们欢迎我们。
不久，就在这里组织起了人民的抗日队伍。

当日蚀的时候
（寓言——拟动画片脚本）
章明
这一天，同亘古以来任何一天一样，太阳在宇宙太空奋力运行。
大地上，草木欣欣向荣，百花吐露芬芳，初生的羊羔在草地上打滚，梭子鱼在小河里跳跃嬉戏，斑鸠热烈地唱着求偶的情歌，草叶上的小甲虫正用他的小腿梳理着他的触须……
忽然，那不能发光，没有生命的月亮走到了地球和太阳之间，变成了一块黑暗的斑点，掩盖了太阳的光辉。
大地顿时变得暗淡萧索了。
于是，在许多生物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河边的一丛芦苇被风吹得前仰后合，她拼命地摆动她那纤弱的腰肢，挥动她那细嫩的胳臂，丧魂失魄地大喊：
“不得了啦！
太阳要毁灭啦，世界的末日到啦！
我们怎么办？
往哪里走，往哪里逃？”
在她的旁边，有一只白鹤正用一只脚兀立在一块岩石上，长喙插在翅膀下面，眼睛半睁半闭，没精打采。
芦苇的惊叫把他从梦幻般的境界里唤醒了，他扬起长脖子，对芦苇喝道：
“住嘴！
你搅扰了我的沉思！”
“什么世道呵，你还在沉思！”
芦苇低声地咕噜着。
“我正在经历着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幻灭！”
白鹤不胜慨叹地说：
“我活了好几千年了。
当我幼年的时候，我很天真，我崇拜天，敬重地，也爱那天上的十个日头。
可是，到了后来，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砸死了无数生灵；
那十个日头又烤得赤地千里，草木不生。
从此以后，我就认定天地间没有一件好东西，我什么都不相信。
后来，自从女娲氏补好了天，后羿把九只假冒日头的乌鸦射了下来，剩一个太阳普照着万物，这些年来，倒也四季有序，五谷丰登，这样，我又渐渐对这个太阳发生了敬仰之情。
我常常在黎明之前飞到东海去迎接火红的朝阳，对他顶礼赞颂。
可是，万万想不到今天……”白鹤感伤得说不下去了。
“你怎么啦？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芦苇关切地问。
白鹤定了定神，又继续说：
“万万想不到今天，太阳上面竟长了一块黑斑，变得不成个样子了！
我本是爱他的，可是像这样怎么还能保持我对他的信仰和敬爱？
我再一次幻灭了！
而且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可悲！”
白鹤悲哀地摆了摆头，合拢了他的长喙准备重新插进羽毛里去。
“那么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芦苇问。
“今后我什么都不相信了！”
白鹤断然地说：
“你知道我是有洁癖的，我不能容忍任何微小的瑕疵，他既然长了黑斑，他就不配当太阳！”
“没有了太阳，我们还怎么能活着呢？”
芦苇担心地问。
这，白鹤却回答不上来。
正好，从树林里飞来了一只萤火虫，回答了这个问题。
萤火虫十分热情地安慰芦苇说：
“不用担心，没有太阳你也可以活下去的！
你看我吧，我不是也发着光么？”
说着，他便翘起下腹，迸住气，用尽平生之力，努力发出一些淡绿色的光来。
果然，他的光照亮了跟前的草木和土石，于是他便狂喜地大声宣布：
“我完全可以代替太阳！
我，我就是太阳！”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冷不防从岩洞里窜出来一只猫头鹰，一展翅膀，把萤火虫打到地上，随即恶狠狠地骂道：
“走开吧，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太阳！”
说着，又面对着太阳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哈哈！
你这可恨的太阳！
你也有今天！
你把我逼到岩穴里，昼伏夜出，受尽凄凉，如今也该我出出头了！”
于是他一耸身飞上了高高的树梢，厉声叫道：
“你们大地上有生的万物听着：
太阳上的黑斑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吧？
其实他的罪状远不止这些，你们都想想，他平日是何等地作威作福，荼毒生灵？
他用他的紫外线，杀害了多少好人？
难道我们还能容忍下去吗？
他不好，我们就要打倒他，杀他！
你们不要对他抱着迷信，没有他，世界也不会灭亡的，我们一致欢迎黑暗之神来做大地的主宰！
让我们一齐高呼：
黑暗之神万岁！”
猫头鹰的煽动并没有得到响应，却引起了一阵愤怒的嘲骂：
“你说的‘好人’就是那些腐体上的细菌吧？”
“别唱高调了，我们认识你！”
“打倒黑暗之神！”
芦苇也不满地咕哝着：
“别的我不管，我只知道没有太阳我活不了！”
白鹤惶惑地四面张望。
萤火虫挣扎着想爬起来。
这时候，山岗上有只金鸡发出了洪亮的啼声。
他惯于在天明之前发出这样的呼唤，帮助太阳战胜黑夜，现在他又热烈唱起来了：
“太阳，太阳！
生命的源泉，
宇宙的光，
快用你的热，
快用你的光，
烧毁那黑暗的斑点，
别让它掩盖住你的辉煌！”
……
当大地上发生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蚀中的太阳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
他从这里得到鼓舞，得到力量，也得到了警惕。
他于是运起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力量，奋力一抖擞，迸发出万丈烈火，喷射到四面八方，把宇宙太空照得通红！
一霎时，那黑暗的斑点已烧成灰烬，化为乌有。
无垠的苍穹，又涌出一轮比先前更明亮，更温暖，更新鲜，更年青的太阳！
在太阳的夺目的光华里，芦苇和白鹤揉了揉眼睛，渐渐地明白过来了：
“哦！
这不过是一次日蚀！”
萤火虫羞红了脸，暗暗想道：
“说真的，我的光是比太阳差一点。”
那只见不得天日的猫头鹰呢，却被太阳的第一缕强光照瞎了眼睛，从高枝上掉下来了。
大地上，又是春光明媚，一片花团锦簇。
万物在和煦的阳光里蓬蓬勃勃地生长。

抗日游击队员　（雕塑）
（八一美展作品）
萧传玖

谈党内的右派
　许邦仪
共产党内有右派。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正视的事实。
有一些好心肠的同志对于这个事实还有点儿将信将疑。
他们总是认为：
既然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是右派呢？
应该说，这种看法本是无可非议的。
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应当是一个右派。
可是，我们党内确实又有一小部分人是名副其实的右派人物。
如果我们忽视党内右派分子存在这个事实，我们就将会犯不可宽恕的政治错误。
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在名义上虽是“共产党员”，而实际上他们是社会上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是社会上右派分子在党内的应声虫。
他们在党内人数虽少，危害极大，乃是党的事业的心腹之患。
君不见，在这次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中，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竟然密切配合，乘机出击。
他们有的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同谋”或“共鸣”；
有的互相呼应，里应外合；
有的是“急先锋”，有的是“后卫队”；
有的是“作战参谋”，有的“呐喊助威”。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成了党的叛徒。
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既然都统称“右派”，也就可以说明他们是有共同性了。
他们之间的共同性，简单地说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
不过，一个是在党内反，一个是在党外反。
“内”和“外”，可以互相勾通，也可以互相支援。
有的党内右派分子就企图借党外右派分子的支援来达到个人反党的目的；
而党外右派分子就尽力寻找党内右派分子作为内应。
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内外的右派分子都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他们共同的攻击目标就是党。
党内的右派分子由于有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更容易欺骗人和迷惑人；
他们比党外右派分子更多一个“本钱”，就是多知道党内的一些机密（这次社会上右派分子对党进攻，就有一些党内右派分子提供机密材料）；
此外，有些党内右派分子在党内又是有较高职位的，他们对党的破坏性就会更大。
难道我们对于党内右派分子能够等闲视之么？
切切不可。
在这次政治大风浪中，党内的右派分子既然表现得对党那样无情，那末，我们也就应该在群众面前剥去他们漂亮的外衣，使人们认清他们丑恶的真面目。
在这一点上，理应同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来不得“温情主义”。
按照辩证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党内有右派是坏事，是我们所反对的。
但是党内的右派反党活动暴露以后，又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训，教育每个党员，并把不可救药的右派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使党更加纯洁，更加巩固。
这样，坏事也就会转变成为好事了。
正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党内右派分子之形成为右派，也有他们的发展过程。
有相当数目的党内右派分子发展过程的路线，往往就是从思想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至于原先就是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又当别论）。
他们在党内往往由于个人的欲望（地位、级别、待遇、享受、权力等等），得不到满足；
或者在党内受到一些“委屈”，于是就怀恨在心，到处不满；
于是就离心离德，三心二意；
于是就否定一切，尽找缺点，不看成绩；
只看阴暗面，不看光明面；
于是就别有企图，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于是就堕落成为右派人物，于是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就“吾不复梦见周公”矣。

连台本戏“取南郡”
中国戏曲学校的学生在这一周开始实习演出连台本戏“取南郡”。
这是清代三庆班的著名轴子戏，三十多年来没人上演。
这次戏曲学校学生由萧长华先生亲自教授，受到戏曲界人士广泛的重视。
连台本戏是我国戏曲传统的形式之一，它都是根据广大人民所熟悉的通俗文学作品改编，按题材的长短而连续演出，故事情节较强，因此一直为广大的观众所喜爱。
但最近有些剧团对上演连台本戏的内容不加选择，而且往往滥用布景，破坏了剧情，这种作法则是应该反对的。
　（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