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吴有训欢宴程茂兰博士
新华社2日讯
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在2日晚欢宴留法刚回国的程茂兰博士。
程茂兰二十岁时勤工俭学去法国，曾在法国许多工厂工作过，在法国从事科学研究有三十二年，曾得数学硕士、天文学博士，而且还是法国科学院奖金获得者（1945）和法国科学骑士勋章获得者（1956）。
程茂兰专长恒星光谱光度学，夜天光和极光的光谱研究，曾发表过论文六十八篇，是国际知名的学者。
现在他回到离开三十多年的祖国，将参加天文学的研究工作。

多卖粮食给国家
张王元农业社社员认识提高
据新华社郑州2日电
河南省安阳县张王元农业社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社员售粮生产情绪高。
张王元农业社今年夏季丰产，实收粮食一百零六万多斤，全社按实产扣除留粮，应卖给国家粮食三十九万九千多斤，但是因为有些干部、群众想多留少卖，在卖出二十一万多斤以后，就想不再卖了，一度形成有的生产队瞒产不报等现象，影响了购粮工作的开展。
这个社中共党支部针对以上情况，7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干部、群众会议，认真进行了粮食统购政策教育，并运用社里实际例子，开展了算国家支持、查自己贡献；
算粮食制度优越性、查黑市；
算政策照顾、查留量的“三查三算”，解除思想顾虑。
经过查算，社员们认识到：
去年虽然受了灾而史无前例的没有逃荒、要饭现象，没有一户挨饿，这都是国家实行的粮食制度的结果。
查算也证实了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农民的留粮并不是逐年减少，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逐年提高。
社员们因此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关怀，国家的粮食制度不可缺少。
社员思想认识提高后，四、五天时间内就完成了统购任务。

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割断同梵蒂冈的政治经济联系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今天一致通过决议，号召全国天主教友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坚决自办教会，摆脱殖民地状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决议说，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
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决议说：
“梵蒂冈教廷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
它一方面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派了被我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驻在台湾，继续进行破坏新中国的阴谋活动；
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我国各教区发出煽动神长教友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通谕’和‘命令’，甚至以‘叛教’、‘裂教’的罪名和‘摘神权’、‘弃绝’等手段来威胁打击爱国的神长教友，力图把中国教会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
决议说，“我们对此感到无比愤慨”，我们“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这种反动无理的措施”。
决议斥责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一致表示要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决议号召“全国各地神长教友，站稳爱国立场，团结一致，对存在于教会内的右派分子和他们的错误言行，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坚决同他们划清政治上的界限，提高自己的爱国主义觉悟，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天主教徒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闭幕，决定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
新华社2日讯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今天上午闭幕。
会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并通过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决议。
这次会议从7月15日开始，出席的代表共二百四十一名（因病因事请假四人），他们来自全国二十六个省（自治区）、市的一百多个教区，代表着三百多万天主教徒。
会议总结了几年来中国天主教徒反帝爱国运动的成绩和经验。
代表们还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经过热烈讨论，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爱国、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等若干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会议认为，中国天主教徒应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并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出一百五十名委员，其中包括一名总主教和十名主教。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
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和大会的一项决议。
决议中强调提出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教会，彻底割断同梵蒂冈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在今天的会议上代表主席团向大会致闭幕词。
皮漱石指出，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办的道路。
现在代表们都认识到，目前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旧中国带给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殖民地状态，是与我们国家的独立地位完全不相称的。
中国天主教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拒绝梵蒂冈教廷的无理干涉，独立自主地自办教会。
最后，皮漱石希望代表们把这次会议的决议和精神传达给全国三百万神长教友，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带动全体神长教友，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会议期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曾应邀到会讲话。

我国承认突尼斯共和国
毛主席电贺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
新华社2日讯
突尼斯驻埃及使馆于7月30日照会中国驻埃及使馆，通知突尼斯制宪议会7月25日决议废除王国，成立共和国，原首相哈比布·布尔吉巴被选为总统，并请中国驻埃使馆将上述决议转告中国政府。
新华社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8月02日致电祝贺布尔吉巴当选突尼斯共和国总统。
电文如下：
突尼斯共和国哈比布·布尔吉巴总统阁下：
欣闻突尼斯共和国成立和阁下当选为突尼斯共和国总统，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突尼斯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08月02日于北京
新华社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莫卡德姆，正式承认突尼斯共和国。
电文如下：
突尼斯共和国外交部长莫卡德姆阁下：
我荣幸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正式决定承认突尼斯共和国。
祝突尼斯共和国繁荣和突尼斯人民幸福，祝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08月02日于北京

打退阶级敌人的反攻
云南加强管制不法地主富农
本报昆明2日电
云南省农民在争取大丰收的同时，正加强对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同时，云南农村中不少地方的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反攻倒算，凶杀农村中的积极分子。
麻栗坡的二、六两区，发生地主富农倒算的有八起。
八保乡地主余顺元公开威胁群众说，“那个再叫我地主，我就烧他的房子。”
富民县罗免乡地主胡兰芳向农民索回土改时被分的家具，并说：
“你们用了这几年，该还我啦！”
丽江县白沙河乡有些地主富农，现在又不承认过去土改时划的成分。
据华宁县葫芦冲乡的调查，全乡五十一户地主、富农分子，有反攻、倒算、向农民索回土地房屋、家具行为的就有七户。
在这一阶段中，不少地主富农分子，造谣煽惑群众，并进行破坏凶杀活动。
鲁甸、巧家等县的地主富农分子企图破坏合作社，煽动群众不出工。
龙陵县阿坪乡地主蒋明文，5月底从缅甸潜回砍伤阿坪社的生产队队长和积极分子两人，纵火烧毁九家社员的房子。
蒋犯在逃跑时被我击毙。
金平县四区通坝乡反动地主刘永福和富农王正安组织暗杀集团，密谋暗杀我合作社的积极分子，现已全部被我逮捕。
不少已经改变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最近一个时期，也大肆造谣煽动群众，破坏生产。
目前，云南农民在紧张争取大丰收的同时，正加强对地主富农分子和破坏分子的管制和斗争。
对已改变成分而现在又开始破坏的地主富农分子，将重新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加以严格管制。

江陵县大张旗鼓展开宣传教育
农民奋起夺回被倒算的房地
据新华社武汉讯
湖北省江陵县农民最近揭发和回击了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不法地主向农民倒算非法夺取的土地和房屋等已经被农民要回，有的不法地主被取消候补社员资格，改为合作社管制。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进攻以后，江陵县不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相呼应，在农村中造谣惑众，破坏生产，甚至公开打骂干部，向农民倒算，向农业社发动了猖狂进攻。
冲河乡共有八户地主向农民倒算。
地主张美中向贫农张美超夺回了土地改革时分得的三间瓦房。
过去曾当过土匪的吴士典和二十多个地主串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造谣破坏。
少数社员因受这些不法地主的欺骗而要求退社。
针对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各地都结合当前生产，组织了大批宣传队伍，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宣传教育。
地主张美中在冲河乡群众的反击下，不得不低头认罪，退出了倒算的三间瓦房。
马山乡马南社一百二十多个社员，愤怒地揭发和斗争了破坏农具、挑拨社员反对领导的不法地主陈业青，现在陈业青已被取消候补社员资格，改为合作社管制。
经过这次揭发和反击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批判了过去认为“地主富农入社了，合作化了，阶级斗争结束了”等麻痹思想，大大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朱集乡原有二十七个党员不愿领导生产，而愿意做生意，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次在自我检查中都表示了要将生产领导好的决心。
冲河乡绪心社原来要退社的二十一户社员，现在也决心不退社了。

深入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最近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参加者有全国二十六个省市，一百多个教区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甫和教徒代表共二百四十一人，代表性是很广泛的。
会议讨论了两条道路问题、教会内的肃反问题、中国天主教徒反帝爱国运动的问题、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以及宗教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辩，驳斥了许多错误言论，并且同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到会的代表们经过了反复讨论之后，终于达到了一致的认识。
他们表示中国天主教徒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定要团结一致，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世界和平。
关于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代表们进一步揭露了梵蒂冈过去和现在对我国的种种反动言论和政治阴谋，基本上划清了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在政治上的敌我界限，确定在宗教上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地自办。
这是一个根本的方针问题。
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是牵涉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
梵蒂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梵蒂冈，利用梵蒂冈为它的侵略政策服务。
梵蒂冈一贯反共、反苏、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对我国一贯采取敌视的态度。
梵蒂冈不仅在我国解放前就长期利用中国天主教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而且在解放后仍然力图继续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
梵蒂冈一方面承认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另一方面指使和支持暗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我国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梵蒂冈发出的秘密的“通谕”和命令就有好几起。
如1952年01月18日的“致中国天主教徒通谕”、1954年10月07日的“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等，都是以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
当着中国天主教徒展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时候，梵蒂冈就利用它的宗教职权，以所谓“摘神权”、“停神功”、“弃绝”等手段来处罚爱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徒，企图借此阻挠和打击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
这些事实，使爱国的天主教徒看得很清楚：
远在梵蒂冈的天主教会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
它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也侵犯了我国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国的许多爱国的天主教徒早就已经表示了他们的决心，要同梵蒂冈划清界限。
现在，他们经过了这一次代表会议，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必须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爱国组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
他们将通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全国的天主教徒，调动三百万天主教徒的爱国的积极性，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可是，正当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举行的时候，梵蒂冈当局一方面发出消息，诬蔑和破坏“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不准教徒参加，并且不准教徒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组织，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绝罚”（开除教籍）处分；
它还要求教徒为实现它的政治阴谋而“流血致命”。
同时，梵蒂冈又命令上海天主教会，再次否认该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企图从上海打开缺口，准备将来向中国各地爱国的天主教会进攻，以实现它继续利用中国天主教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可是，梵蒂冈打错了算盘，它的这种荒谬而狂妄的反动命令，立即激起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无比愤慨，受到了一致痛斥。
代表们并提出了严正抗议。
中国天主教徒的这种正义的爱国行为，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中国天主教徒完全有权自办中国的天主教会。
中国天主教会不但要同梵蒂冈割断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而且要梵蒂冈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天主教才能够在不丧失爱国立场，不损害我国主权和人民利益，并且有利于教会本身教务的条件下，同梵蒂冈建立一定的宗教联系。
这次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开得很好。
它进一步提高了天主教人士的政治觉悟，确定了今后爱国爱教的努力方向。
这个会议的结果表明，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前进。
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把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传达到全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中去。
大家努力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把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让中国的天主教徒们都能够和全国人民步伐一致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社会主义教育在各地农村
◇陕西　在今年夏收以来，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歪风邪气。
右派反动言论在农村的传播，引起了农村中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共鸣。
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最近指示各地党组织必须立即对广大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要坚决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反动行为，该法办的必须法办。
对那些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应该迅速查清破案，并且公开宣判或宣布，以教育群众。
◇辽宁　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省农村在挂锄期间，普遍开展一次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活动。
指示说：
宣传时要联系当地的具体情况，着重进行正面教育，揭发和驳斥一些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和谣言，同时，要注意分清反动言论和某些落后农民某些落后思想的界限，防止基层干部乱戴帽子。
◇吉林　当前农村秩序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右派分子反动言行的影响，残余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富农分子乘机活动，扰乱农村秩序。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龙坑乡有个富农硬把合作社的马牵走，并持刀扬言要杀人；
有的坏分子乱伐国家森林，个别地方还发生杀人放火的事件。
一些富裕中农串连退社。
中共吉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在最近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各地在挂锄期间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山东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即将在山东全省农村中展开。
中共山东省委已发出指示，指示说，在今年秋收以前，各地要集中力量向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农民群众进行一次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主、富农的反革命行为，以实现秋季大丰收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
至于灾区仍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并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绍兴二十万农民制止倒算
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三名被拘捕
本报杭州2日电
记者刘凡报道：
浙江绍兴县二十万农民愤怒反击了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倒算的言行。
该县？
北乡的地主公开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要收回土地证”，并煽动社员退社。
富盛乡的反革命分子还采取步骤，妄图搞垮农业社。
他说：
“先把干部打下去，再把中心社搞垮，然后把一般社一扫而光。”
山乡一个姓张的地主竟向农民提出要归还土改中没收的船。
富盛乡田姓地主向农民索夺土改中被分掉的房子，并动手打人。
绍兴县农民对这些坏分子的疯狂进攻，给予了猛烈的回击。
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划清了界限。
四林乡有些正副社主任原先消极畏难，打算辞职；
现在大部分人表示坚决领导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
鉴湖乡壶觞社联合大队社员因坏分子挑拨，分散了农具，现在已将农具全部归社。
在斗争中，许多社员纷纷要求政府镇压一切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坏分子。
07月下旬，县公安局依法拘捕了有严重罪行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田春陶、倪益生等三名。

缅甸国会访华代表团离京
将在青岛等地参观后去越南访问
据新华社2日讯
以德钦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刘贯一陪同，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北京去青岛参观。
代表团将在到华东和华南各地参观后去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李济深副委员长和委员们，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外交部的代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
缅甸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和越南大使馆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李济深副委员长致欢送词，感谢代表团这次访问为中缅友好作了很多工作，并且请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缅甸去。
德钦登貌团长在告别词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各地给予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招待表示感谢。
他说，缅甸国会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加深了中缅友谊，他相信中缅友谊在今后还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苏联政府赠周总理飞机一架
新华社2日讯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受苏联政府的委托，今天早晨在北京西郊机场把一架伊尔十四型飞机赠送周恩来总理。
阿布拉西莫夫在向周恩来总理赠送这架飞机时说，让这个礼物成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爱的表现。
周恩来总理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他说这架飞机将作为政府专机交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管理，供政府负责人和政府邀请的贵宾使用，以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苏联政府的友谊。

他们为了什么？
张浅
化学工业部勘查公司保卫科科员、中共预备党员阎义采，在7月间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向章伯钧喝采叫好，而对党作了恶毒的攻击。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进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到那时候，粪堆上也会生长出鲜花来，草木迎风也能发出轰雷般的巨鸣，……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应携起手来，筑成坚固的思想长城，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勇敢的向第3类的人提出挑战。”
根据阎义采后来的解释，他说的“拥护这个理想的人们”，即“第1类人，是指章伯钧等人”。
而他要向之挑战的“第3类的人”，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
阎义采为什么这样仇恨党的高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呢？
据他回答大家的质问时说：
“我在1945年就参军，……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当了科长、处长，而我今天还是小小的科员”，所以要“勇敢的向第3类人提出挑战”。
阎义采的短短几句话，彻底暴露了这个反党分子和某些右派分子的马脚。
原来，他们是只要个人升官发财，而不惜使人民人头落地。
什么“互相监督”，“百家争鸣”，对他们来说，都是幌子。

研究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
他们在哲学研究所研究什么？
研究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
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
新华社2日讯
中国科学院在1、2两日举行大会，揭发和斥责党内右派分子许良英、李德齐。
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许良英过去的许多老朋友、老同学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举出大量具体材料，揭穿了许良英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面貌。
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的许良英，自1946年入党以来，每遇到个人野心遭受挫折时，即和党对立，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更加猖獗。
06月08日起，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的社论，许看了以后咆哮如雷，要撕掉人民日报，他贩卖右派分子的谣言，胡说“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级干部宗派主义的反对，这些高级干部想报仇，太不‘德道’”；
“毛主席妥协了”等等。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
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
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
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他扬言不惜“牺牲党籍”，并且为自己准备了两条退路：
“回乡种田”或者“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做‘地下工作’”。
许良英在会上作的“检讨”中，他是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观上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他还说担心别人误会他的“政治面目”。
批驳他的人同声指责许的“检讨”是极不老实的。
批评者揭发的许多材料已足够证明许良英的政治面目很清楚——是右派分子；
许的反动言行明明是通过主观的；
许是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应。
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许良英要继续彻底交代他的反动言行。
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两天的会上，许多人还揭露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大家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李德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
他污蔑毛主席，反对人民群众喊毛主席万岁和在报上登载人民群众向毛主席欢呼的照片；
扬言要改革中国的宪法，说宪法中可以不写“共产党领导”的字样，主张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
主张把北京的中山公园变为伦敦的海德公园。
他是想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散布反革命言论；
他主张政协的权力应该超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等等。
李德齐特别热衷于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说“对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一定要狠？”，
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要施“仁政”。
他说，他的被镇压的反革命地主母亲由于给他寄过钱，因此她对革命也间接有“功”。
他并且为他的这些反动言论辩护，说是出于“小资产阶级道德观”。
到会的人指出，李德齐这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李德齐在整风开始以后，借口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要同体力劳动相结合，先后六次到北京郊区保福寺“生产”农业社向农民点火。
他鼓动农民不要把蔬菜卖给国家，说国家的收购价格“太低”、“对农民不上算”等等，挑拨农民同国家的关系，还煽动农民向政府“告状”。
但是，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没有得逞，遭到农民的驳斥和拒绝。
会上发言的人指出，李德齐在会上作的检讨大多重复了别人已揭发出来的材料，李德齐应当多交代新的材料，特别要老实检查思想动机。

他们高呼“江丰万岁”他们辱骂党是“严嵩”
美术界反党小集团面目狰狞
据新华社杭州2日电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全体教职员工，连日来举行反右派斗争大会，揭露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反党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早于1951年，江丰在杭州时就已经形成，它的成员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莫朴，副教授金浪、金冶等人。
他们惯用相互吹捧、相互标榜的手法来抬高江丰的“威信”。
金浪曾说：
“党内的美术家中，除江丰外，都互不服气，美术事业非江丰领导不可”。
1951年08月01日，当江丰调往北京时，庞熏琴、金冶等人假借名义，动员师生员工欢送。
江丰登车时，庞、金两人竟振臂高呼“江丰万岁！”
这些右派分子一贯狂妄地抗拒共产党的领导。
当今年春天中共浙江省委到华东分院检查工作，发现该院解放初期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错误，就报告中央。
中央发了通报后，江丰就将通报原文抄给金浪，诬指报告不符事实，说省委偏听偏信，指示金浪向省委和中央提出反对。
在反右派斗争中，当江丰反党言行被揭露后，金浪就为他设法嫁祸于党，说“这不能怪江丰，江丰个人有什么权力？
追究起来还不是周扬和中央的错误！”
现在还逗留在北京的右派分子莫朴在5月27日写信给金浪说：
“在北京的有良心的真正为无产阶级美术事业努力的同志们，为了反对钱俊瑞、蔡若虹，为了揭露文化部、美协的主观主义和把国画问题嫁祸于江丰的恶劣行为，……大家都激动地发了言。
对人民日报发表对江丰的攻击，表示愤怒的抗议。”
信的最后还说：
“我们不是孤立的，……我和江丰还是要回来的，虽然是苦斗，然而我们必需斗下去！”
江丰、金浪、金冶等非常仇视党，仇视历次的政治运动。
他们污蔑共产党的集体领导为家长式领导，说“党本身就是墙”，甚至把党和领导者比作“严嵩”，骂共产党员“政治僵化”。
金浪说：
“政治是教条，政治扼杀艺术，搞艺术的人被政治整死了。”
金冶还说：
“肃反搞得杀气腾腾”，“积极分子是靠肃反起家，是投机分子，是拍马屁”。
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金冶竟恶意地散布流言说：
“这个方针是和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意见书完全一致的。”
在大放大鸣期间，身为共产党员的金浪却说：
“党过去整人，现在给别人整了！”
“党的臭名满天下了！”
，
他又说：
“老实说，党内是不民主的，我对党是不满的！”
经过连日来的揭发，这批美术界的反党小集团的成员的丑恶嘴脸已经完全暴露了。

供销合作总社职工投入战斗
批判叶石麟朱德祥
本报讯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机关职工，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叶石麟、朱德祥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
“中央合作通讯”编辑室编辑叶石麟，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他说：
“共产党主张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是摆样子的。”
他反对共产党领导，说：
“若是共产党好，人民可以选举你，何必强调共产党领导呢！”
“打天下的不必坐天下”。
他否认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方法，说世界上有四种政府，中国、苏联都属于“用坏方法办好事”的一种。
土产局右派分子朱德祥，赞同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谬论。
他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主张成立“防止整风报复委员会”。
他污蔑党的干部政策。
他说党对犯错误的非党干部有时候比对待敌人的手段还厉害。

右派分子俞燮元的窘境
本报记者　傅冬
他叫俞燮元。
是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右派分子。
俞燮元进校四年，从没好好上过一天课。
成天捣乱、破坏。
今天打坏这个教室的用具，明天打破那个教室的电灯；
他跑到矿业学院把水电总闸弄坏，他用冰块砸校卫队员的头。
同学们帮助他，教育他，他就骂人家监视他。
整风了，他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更频繁了。
他和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接了头，参加了北京大学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
他到处贴标语，明目张胆地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他说，“社会主义不行啦！
青年应该起来革命！”
“胡风不是反革命！”
“匈牙利事件是革命！”
“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
在反右派运动中，同学们对他展开了说理斗争，责问他道：
“你要革什么人的命？”
。
“苏联应匈牙利工农政府的邀请，根据华沙条约出兵，为什么是“干涉？”
“匈牙利事件既是革命，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
他答不出，就要无赖骂党员是鼠目寸光，是教条主义，是守旧分子。
同学们再逼得紧一些他就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我的认识，我就是这么认识。
我这是帮党整风。
你们不同意，我也不强迫你们。”
俞燮元曾经走进北京医学院，偷偷地贴了七张“百花学社”的油印报。
北医的同学一看，火起来了：
“这上面乱七八糟的说的是些什么！”
问他是那里来的？
为什么贴这种反动的油印报？
俞燮元反而指责人家：
“你们学校的学生真成问题，我好心来帮你们整风，你们还阻止！”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了，三十多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数落他。
俞燮元有些慌了，偷偷地把进来时填的会客单揉坏扔了。
同学捡起条子一看，上面写着：
“姓名：
俞士城……地址：
地质学院学生楼五楼”。
北医同学逼着他把剩下的二张标语也撕了。
并请地质勘探学院的校卫队来把他带了回去。
学校里三天两天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他好生苦恼，和外面的线断了，他出去想寻个办法。
07月中的一个下午，他从学校出来，顺着公路走到一个村子跟前，碰见了九间房供销社的一位同志。
“你不是来过咱们这里的大学生吗？”
对方热情地请他去社里坐坐。
这一下，他的劲又来了，当着一大群人大讲特讲起来：
“葛佩琦说的对，统购统销是搞糟了，农民都骂共产党。”
“肃反也搞糟了。”
“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又不许人家说话！”
人们警惕起来了，“同志，你来我们村子干什么？”
有人问他。
“我吗？
我来搜集农民对党不满的意见。”
消息很快地在村子附近传开了。
进来四、五十个人把他包围起来。
人们问他：
“你说，农民骂共产党，你了解到些什么材料？”
“你们农民文化低，说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流氓。”
他接着大肆散布反共言论，可是他发现情况不好了，人们的眼光变了。
一个人站起来，指着他道：
“人民拿血汗来培养你，你却来污蔑我们。
我们不要你这样的大学生。”
你要“解放”谁？
要来“解放”我们工人、农民吗？
我们用不着你这样的人，党已经领导我们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你还要解放什么？
第2天，合作社派了代表到学校去，抗议俞燮元的胡说，要求学校批评教育他。
俞的五十多岁的老妈妈听信也赶来了。
老妈妈一见他，就气愤地说：
“现在政府给你饭吃，给你书读，你却干别的勾当。”
在高中念书的弟弟和妹妹也来了。
弟弟斥责他：
“你为什么站在敌人的立场反对人民？
你的朋友是谁？
敌人是谁？
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你的朋友？！
真正帮你，要你走社会主义的人，你倒把他们看成敌人。
我的年纪比你小，可这一点，我比你清楚。
你应该好好交代。”
俞燮元走到那儿，那儿就有批判他的人们等着他，就有愤怒的眼睛瞪视着他。
他臭透了，他真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天津反右派斗争正扩大和深入
从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右派分子追出一些幕后的牵线人
本报特约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市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入。
天津市反击右派的斗争是6月中旬首先在民主党派上层和高等学校内开始的。
07月初，经过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辨明了是非、划清了界限，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据统计，在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的一百五十一个单位中，有一百三十八个单位已经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直接投入这一斗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约在十万人以上。
在工厂职工中也将进行一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
手工业合作社中的思想批判也即将开始。
反右派斗争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结合起来，促进了斗争的日益深入。
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在开始时由于领导无力，只是泛泛地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
当6月中旬斗争深入到基层以后，不仅在基层揭露了大批的右派分子，而且从这里揭发出了幕后的指使者——市级组织负责人的反动活动。
如天津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通过对民盟小组成员、工程师王桂丘、栗培英、关颂坚的斗争，不仅揭发了王桂丘等诬蔑党组织、企图夺取设计院的领导权的反动活动，而且揭露了幕后的牵线人——市民盟常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王大川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党的阴谋；
而在对王大川展开斗争后，又揭发出民盟基层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如第3中学民盟支部的右派分子肖传经和疏浚公司民盟小组的右派分子都和王大川有密切的联系。
又如，在揭发了天津医学院农工民主党支部成员雷爱德等企图夺取医学院领导权的阴谋后，又揭露了幕后的指使者——农工市筹委组织处副处长吴孟晖的反动活动。
同时，通过对农工党市筹委委员杨济时的斗争，不仅揭露了他本人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和进一步证明了吴孟晖等是章伯钧在天津的坐探，而且揭发出了工程技术界右派分子黄植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逐步克服温情主义，积极地参加斗争，医务界人士在斗争开始时，由于爱情面，对杨济时的斗争十分软弱无力，许多人发言还称兄道弟。
但通过揭发出的事实，群众的眼睛愈来愈亮，大家都积极对杨济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在群众觉悟提高之后，许多单位在斗争过程中揭发出了新的右派分子。
和平区最近又发现了五名右派分子，河北区税务局一干部在鸣放时一言不发，但他却在背后和别的机关干部说了许多恶毒的反党言论，说什么物价涨、物资缺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要是土地私有制就没有这些问题；
宗派主义与社会制度有关，党不消灭宗派主义也不能消灭等等，并且同意章乃器的论调。
这个右派分子最近在斗争深入的过程中被揭发了出来。
为使斗争与工作两不误，便于长期把这一思想斗争坚持下去，有关部门正分别结合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战斗，以便进一步深入斗争，争取全胜。

总结第1阶段的成绩　克服草率收兵的温情主义思想
湖北反右派斗争即将乘胜扩展到各行各业
本报武汉31日电
通讯员一丁报道：
湖北省反右派斗争已在省市（武汉市）领导机关、大专学校获得了第1个决定性胜利。
目前斗争正在向各行各业扩展。
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资产阶级右派借口帮助党整风，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在湖北、武汉地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马哲民（章罗联盟的“大将”之一，民盟湖北省和武汉市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耿伯钊
（大恶霸地主，湖北省安陆县的“土皇帝”，民革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参事室主任）、王一鸣（武汉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市委副主任委员）、王一蛟（农工民主党市委委员、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彭一湖（湖南省岳阳县大恶霸地主、民建中委、市参事室副主任）、晏勋甫（民革市委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市参事室主任）、朱裕壁（湖北医学院院长）、程千帆（武汉大学教授）、陈泰阶（华中工学院教授）、韦卓民（华中师范学院教授）、柯象寅（华中农学院教授）、邓介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肖作霖（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市建设局副局长）及党内右派分子、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江云等。
为了击退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中共湖北省委及所属党的组织，发动了广大群众，对右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批判和揭发，查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集团，其中最凶恶的反动集团，如以民盟为掩护的，以马哲民为首的马哲民、戴今生、项粹安、陈中正集团；
以省参事室为据点的，以耿伯钊为首的耿伯钊、辜达岸、胡复等七人集团；
以武汉大学为据点的、以程千帆、吴开斌（武大学生，与林希翎有密切联系）为首的程千帆、吴开斌、李正宇等人的集团。
这些反动集团曾经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
例如马哲民反动集团、在马哲民的策划下，除了在中南财经学院进行了许多反党的活动外，还曾经先后指派陆鸣秋、张云冕、韦卓民、艾玮生、陆华柏、高庆赐、陈泰阶、陈中正、柯象寅等人分别在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点火，利用省民盟机关刊物“工作简报”，污蔑共产党，并向全国各地散发这个所谓“工作简报”。
还派人到工人农民中和武汉附近地区挑拨离间，煽动闹事。
又如程千帆、吴开斌、李正宇等人的集团，在武汉大学抓住了“鸣放委员会”、“报刊联络站”等组织，以中文系三年级为阵地，通过“火焰报”、“辩论会”、“座谈会”等形式，向武大党组织和许多党员、团员、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的攻击，并且提出了“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等反动口号。
对学校党政领导干部肆意谩骂和威胁，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
可是，不管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及其反动集团如何凶狠狡猾，终于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不得不现出原形来。
参加这一段斗争的近八万人。
多数人经过这一段斗争，提高了觉悟，站稳了立场，过去有些人曾经怀疑人民日报6月08日以后的许多社论上所提到的“阶级斗争”是不是小题大作？
是不是有些过火？
是不是闭塞言路，压制批评？
经过这一段斗争，他们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罪恶活动和狰狞面目，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才不致迷失方向，造成错误。
许多参加斗争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以及机关干部，都认为这两个多月的斗争是最丰富最生动最有教育意义的政治课。
中共湖北省委在7月29日至31日召开的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对于这一段斗争的经验做了总结，在肯定了这段斗争已经获得了第1个决定性的胜利后，进一步指出：
在已经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单位还必须进一步揭发批判。
在少数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中存在着温情主义草率收兵等右倾思想更有待于克服、纠正。
有一些单位以及许多工矿企业学校和专县机关还没有开展反右派斗争，因此，应当把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根据上述情况，会议对于如何使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继续深入，并扩展到各行各业，做了全面的具体的安排。
预计在这次会后，湖北省的反右派斗争将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健康的发展。

江丰破坏党对国画的政策
到处纵火，几条线分头进攻　自封为王，一贯抗拒领导
本报讯
文化部召开的美术工作座谈会，在7月30日和8月01日继续举行。
美术界人士在会上继续揭露和批判江丰的反党言行。
华君武说，党以前批评江丰，是因为他违抗党的文艺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
正是主要由于这种影响，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术界对中国画重视不够，团结国画家的工作没有作好，出版社、文艺刊物，很少出版和刊载国画作品。
美协对国画家，实际上采取了关门主义态度，在全国美协及各地美协的领导机构内，国画家没有得到应得的地位。
江丰常把“学术问题”作为挡箭牌，这些难道仅仅是学术问题吗？
去年04月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着重地批评了这种错误。
作为美术界领导人的江丰，非但不愿改正错误，还坚持违抗党的政策，甚至歪曲和污蔑党的政策说“现在是只要传统，不要革命了”，难道这也是学术问题吗？
张仃提供了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违抗党的方针的一些事实。
他说，1954年，我刚到彩墨画系时，老国画家们都在那里进修学习素描，他们在院内抬不起头来。
国画家不能独立订教学计划，必须经过西画教授们的核准。
青年教员虚无主义思想很严重，他们怀疑民族绘画遗产有什么可继承的，对国画发展的前途没有信心。
同学们选系选科要煞费动员。
那一年李宗津根据江丰的指示，组织了一次绘画系教授关于国画的讨论会，这次会实际上是对国画的一次围剿。
江丰和同他主张一致的一些人，企图按照他们的方法“改造”国画。
从那次会后，中西画家更不团结了。
其实，那时毛主席关于国画工作早已有了指示，可是我们不知道，江丰不让我们知道。
周扬同志在全国美协理事会上，关于国画问题的讲话，以及钱俊瑞同志关于国画教学“双轨制”的建议遭到江丰同志的拒绝。
我是彩墨画系党支部书记，可是在系里听不到党的声音。
谈到党在国画方面的方针政策，好像是非法的，因为这与江丰的意见相抵触。
今年春天，党中央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江丰表示反对。
他说：
“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转。”
他当时提出所谓“革命学派”来对抗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洪波在会上揭露了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一贯不尊重党，江丰把
自己摆在党之上，他常常和犯过错误的人勾结一起，来反对他们所谓的宗派主义。
艾中信揭发说：
江丰的反党情绪，在最近期间，发展到了顶点。
他说过：
“毛主席我也不怕。”
市委的会议，他拒绝参加；
彭真同志作关于“百花齐放”政策的报告，发了票，他不去听；
最近周总理在紫光阁同文艺界人士讲话，我们几次三番催他，他坚决不去。
会上揭露的愈来愈多的材料说明，江丰的反党活动，联系着好几条线。
邓野在会上介绍了江丰在华东美术分院就迁校问题煽动师生闹事的真相。
那里的右派分子金冶等企图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因为得到江丰的直接支持，十分嚣张。
江丰还煽动金冶反对浙江省委的调查报告。
陈若菊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右派分子庞熏琴通过他女儿庞涛（党员）向江丰汇报情况，得到江丰的支持。
庞曾对江丰说：
“如果有人说我反党，怎么办？”
江丰说，“不要怕，我支持你！”
秦征、时宜、谷浩等揭发，江丰曾亲自深入到油画训练班、雕塑训练班和雕塑工厂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煽动。
江丰还说过：
“美协我也有人，他们一言一动，我都知道。”
洪波说，美协的彦涵，就是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期间最积极活动的一个。
会上继续揭发江丰不择场合、不分党内党外，散布的大量反党的和不利于党、不利于团结的言论。
叶浅予说，由于受了江丰的影响，美术界许多人对文化部有不满情绪。
叶浅予说他本人对“文化部要取消彩墨画系”很为不满。
这一次听了华君武的发言，才知道是受了江丰的欺骗。
秦征说，有一次，江丰邀了油画训练班的六个学生，到他家里吃喝。
江丰向他们讲了大量经过制造的关于党中央的、美协党组的事情，并且对周总理、周扬和钱俊瑞进行攻击。
这次谈话的许多被江丰夸大了的内容，事后为几个非党同志当作新闻来传播。
江丰曾向雕塑训练班的学生说：
“延安整风时，周扬搞我；
现在，还在搞。
我不怕。
这是‘政治陷害’。
我要斗争到底。
我有王牌，我有他们的老底。”
他还向学生们说：
“过去的老国画家都是汉奸，从前他们压在我们头上，现在文化部还要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
还说：
“文化部的领导只晓得听上面的话，上面放一个屁也是香的。”
江丰还说，“毛主席偏听偏信。”
据艾中信、洪波等揭发，江丰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很有好感，说可以起牵制作用。
他对现在我国的选举制度不满，认为不民主。
民盟盟员李宗津在1日的会上说，在江丰向党进攻的活动中，他起了炮手的作用，又说，“去年04月以后，江丰来找我的机会多了。”
可是他并没有交代他的反党活动的事实。
在他发言的时候，小条子一张接一张地递到主席台上，要求他交代怎么充当“炮手”的真相。
座谈会将在下星期一继续举行。

铁的事实驳倒了谬论
江云承认自己堕落为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武汉31日电
武汉市出版界和文艺界最近连续集会，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内右派分子江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江云在5月31日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党的出版方针、文艺方针发射了一连串的毒箭：
她说：
“领导上提出出版社要通俗化、群众化、地方化等‘三化’，现在我们是阳奉阴违，因为如果听‘三化’的话，出的书就没人看，没人买，出版社就得关门”。
就在这次会上，她还为胡风、流沙河叫屈。
江云的反党言行是一贯的。
根据揭发的材料看，她平日就反对辩证法。
她说辩证法是“江湖术”“辩证法辩来辩去都是共产党对，别人总不对”。
她同意这个出版社的另一右派分子搞“同仁出版社”的做法。
现在，经过几次大、小会的批驳，江云的反党言论已经被揭穿。
在铁的事实面前，她承认自己已堕落为右派分子。

“长江文艺”为什么向右转
原来副主编李蕤在把舵
据新华社武汉2日电
曾经是办得较好的武汉“长江文艺”，在最近三个月已经走到资产阶级方向去了。
但是，是在谁的主使下使它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呢？
现在已经完全查明：
他们就是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副主席兼“长江文艺”副主编李蕤，以及李蕤的得力助手、刊物评论组临时负责人姜弘。
根据“长江文艺”编辑部最近时期来的初步检查，这个刊物从5月份到7月份，在杂文、短论、文艺笔谈等栏目内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多都是“毒草”或有错误内容的。
“长江文艺”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在最近连续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
这些有毒和有错误的文章中除个别的是自由来稿外，都是李蕤和姜弘想办法组织来的。
其中有些文章，如像“注意脚边的小草”和“且说‘常有理’”等，是李蕤和姜弘写的。
今年春天起，因为刊物的主编、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和另一副主编王淑耘，担任其他工作和离职学习而没有过问刊物的具体事务。
这样，李蕤便成了刊物的全权领导人。
他就抓住这个空隙，利用党发动群众帮助整风的机会，和姜弘一起大举向党进攻，把刊物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去。
李蕤和姜弘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在大鸣大放的时期，他们不管在一些座谈会上或在一些私人的接触中，只有听到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或发现了“有怨气”的、是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立即跟上去，抓住所谓“具体矛盾”，组织那些人写杂文、写短论。
李蕤和姜弘的右派面目被揭穿后，他们虽然承认有严重错误，但却没有很好地进行交代。

不准“地头蛇”重新抬头
保定百货业职工痛斥段濯清
本报讯
保定市百货业系统的职工和私方人员，连日来对公私合营友联门市部副主任、右派分子段濯清进行批判和揭露。
段濯清到处说，国家应该把合营时的资本还给资本家。
他到处煽动工商业者反对共产党，说“政府对私方人员就是管凉不管酸，痛快的就是穷小子（指职工）”。
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段拍手称快。
他公开宣扬拥护蒋介石，说：
“我就拥护草字头的！”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
“过去谁见了我不称‘段爷’，现在处处受限制。”
据这个店的职工揭露，保定肉食供应紧张时，他到处造谣说“出口了！”
煽起人民的不满；
他把劳动竞赛比作耍狗熊，说：
“看你耍的好，就给块馍吃（指奖品）”。
段濯清在解放前是个一贯投机倒把、仗势欺人、无恶不作的“地头蛇”，绰号叫“段扒皮”，“大白脸”。

国务院命令
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08月01日第78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8月02日
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
第1条　为了适应华侨投资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和保障华侨投资的利益，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华侨汇款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可以享受下列优待：
（1）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后，仍为投资人所有。
凡投资满十二年的，可以收回股金，以人民币支付。
（2）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股息定为年息八厘，以人民币支付。
（3）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所得的股息，经过外汇主管机关批准后，可以汇往国外，但是不得超过本年股息的50％。
（4）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投资人，如果要求工作，可以根据公司有关企业的需要和投资人的具体情况，优先录用。
第3条　本办法也适用于港澳同胞汇款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
第4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国务院命令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08月01日第78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08月02日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
（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
第1条　国外侨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一向有捐资在祖国兴办学校的优良传统。
为了进一步鼓励华侨在国内兴办学校，发展文教事业，满足广大华侨子女求学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华侨兴办学校，由创办人提出建校计划、筹足开办经费并且确定经常费的来源，报请当地市、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或者转请上级人民委员会批准。
第3条　华侨兴办的学校（以下简称侨校）名称由创办人自定。
需要新校址的，由创办人提出意见，依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经当地市、县人民委员会核定，划拨地基。
当地人民委员会和国营建筑公司应该把它做为公共事业给予协助，解决它的建筑材料和施工等困难。
第4条　侨校应该与公立学校同样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令，并且接受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
第5条　侨校设立校董会监督校务，负责筹措学校经费，保管学校基金，审核预决算，并且与捐款人保持联系。
第6条　侨校校长由创办人或者校董会提请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任免，或者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征得创办人或者校董会同意后任免。
校长应该定期向校董会报告工作。
第7条　侨校教职员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调配，但是创办人或者校董会也可以向学校推荐。
教职员的政治待遇与公立学校相同。
第8条　侨校可以征收学杂费，以补经费的不足。
第9条　侨校对侨眷子女和华侨学生入学应该予以优先录取，但是对非侨眷子女也应该按适当比例招收。
第10条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积极鼓励支持，并且予以指导和协助；
对于侨校，不得任意停办、接办或者更改校名。
第11条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卓有成绩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12条　本办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南方日报07月28日社论★
胆敢翻案！
——兼论农村里的牛鬼蛇神
右派分子吴林（民盟海康县负责人、海康副县长）翻土改之案，带头向农民反攻倒算，在海康县煽起反攻倒算、造谣生事、破坏合作社。
（详见人民日报07月26日一版）这一毒辣事件大大增长了人们的见识。
我们同右派展开斗争已经一个多月了。
右派分子组织的猖狂进攻已经被打退。
但是，他们还没有缴械投降，放下武器；
所以，这一场斗争还必须坚决进行，不能草率收兵。
为什么对他们的斗争要这样坚决呢？
理由是他们要倒算，要翻案。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少数右派分子却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甘心放弃剥削，梦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以，他们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不甘心，要来一个倒算，来一个翻案。
这些右派分子，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还要替已经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翻案，还要替已经被打垮的地主阶级分子翻案。
不是有个右派分子罗翼群吗？
他口袋里不是装着几十封这种翻案材料吗？
他到兴梅“视察”不是大受地主阶级分子和被管制分子的欢迎吗？
现在，人们又看到右派分子吴林，被地主分子称赞成“最心爱的人”，地主分子恐吓农民，要向农民倒算的时候说：
“你不还房子给我，我找吴林县长告你一状！”
请大家看看吧！
右派分子就是这样胆大妄为的，是这样罪行深重的，依照他们的主张行事，是要亡国的，人民群众不仅丧失一切既得的利益和幸福的前途，而且要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
所以，同右派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非坚决进行不可。
右派分子不缴械投降，不低头认罪，不彻底交代，是不行的；
投降了，认罪了，彻底交代了，才不至于走绝路。
右派分子大放厥词，猖狂活动的时候，在农村里也吹起一股歪风。
地主、富农敌对阶级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对右派言行高兴极了，拿他们的言论来“武装头脑”。
他们利用当时农村里宣传和贯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实行民主办社的过程当中，干部对新的工作方法还不熟习，对两类矛盾的界线还不善于鉴别的弱点，利用我们的政治工作薄弱、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薄弱的弱点，放肆活动。
地主分子向农民反攻倒算了，有的要索回房子，有的要索回土地。
地主、富农分子破坏合作社，有的兴风作浪，挑起退社、闹分社、闹散社的风潮，有的攻击党组织的领导，搞垮干部，篡夺合作社的领导权。
迷信活动日见增加，赌博之风盛行，神棍赌徒，肆无忌惮。
严重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械斗事件，屡有发生。
凶殴打杀干部的案件，不断出现。
这些情况，在全省各县里，有的县多些、严重些，有的县少些、轻些，但是都不可忽视。
上述这种现象，叫做牛鬼蛇神出洞。
我们在农村里的工作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对这种现象，觉得很不正常。
牛鬼蛇神出洞，究竟正常不正常呢？
可以说：
有可能是正常，也可能不正常。
牛鬼蛇神，是本来就有的，是个客观存在；
不过，过去藏在洞里，表面看来牛鬼蛇神就似乎不存在。
他们闷得久了，现在看到城里右派分子替他们讲话，替他们撑腰，“申冤诉苦”，看到农村里也大讲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出工作中有许多存在的问题，就认为是时候了，纷纷爬出洞来，张牙舞爪，兴风播毒。
这是合乎规律的。
他们自动爬出洞来，现出原形，正好一把抓住，同他们展开斗争。
如果我们把思想武装起来，动员群众同他们展开斗争，把他们一一缴械，又从而教育了群众，锻炼了自己，那么，事情就应当说是完全正常了。
当然，如果相反，由于我们思想混乱，犹疑不定，或者看到牛鬼蛇神张牙舞爪而悲观消极，那么，事情就应当说是不正常。
现在不是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为什么现在又说要同牛鬼蛇神展开坚决的斗争呢？
岂不是“一时讲一套”，岂不是“难办事”？
这就是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的症结所在。
我们说：
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是千真万确；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必须用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千真万确；
但是，谁也没有说民主可以施于人民的敌人，专政的武器可以从此废弃。
现在，事情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我们向右派分子坚决反击，这就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农村里的事情就更加清楚，那些敌对阶级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要反攻倒算，翻土改之案，要搞垮合作社，要篡夺合作社的领导权等等，那还不是非常明显的阶级斗争吗？
他们既然胆敢向农民发动阶级斗争，为什么我们不发动农民来向他们进行阶级斗争呢？
不论城里的事情和农村里的事情，都在说明阶级斗争并未结束，在一定的期间、一定的条件之下，阶级斗争还很激烈。
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则实行专政。
现在农村里兴风作浪的牛鬼蛇神，有一些是根本没有公民权的，没有公民权的人，怎能乱说乱动？
对他们怎能实行民主？
农村里把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安排入社，有些是社员，有些是候补社员，有些管制生产，这些无非是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分子的进一步宽大的措施，他们即使被承认为社员，摘掉帽子，也还要在人民监督之下继续改造，决不能胡作胡为的。
现在农村里出现的许多牛鬼蛇神，按其所作所为应当划入“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以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这一类，对这一类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此外，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制裁，虽然这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有原则的区别。
在过去一段期间，许多同志对于两类矛盾的界线，民主与专政的界线搞不清楚；
或者虽然口头上搞清楚，但由于缺乏感性知识，碰到具体问题便觉得“难办”。
有些同志因牛鬼蛇神的出现而惊惶失措，或者给他们的歪风吹向右歪。
现在，事情明确了，思想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不是“难办”，而是“易办”了。
至于革命队伍当中，包括党员、团员，如果有人同牛鬼蛇神联成一气，例如参加倒算以及其他罪恶活动等等，那么，他们也应划入牛鬼蛇神这一类，一视同仁。
现在事情究竟怎么样办？
应当发动群众坚决向敢于猖狂进攻的敌对阶级分子、残余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展开斗争。
凡属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的分子必须拿到群众中去斗争，违法者依法惩办。
严禁赌博，以赌营生的地痞、流氓、赌棍应当依法惩办。
迷信活动要干涉。
这种活动牵涉众多群众，他们是无知被骗的，应当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
为首分子借此诈骗敛财，破坏社会秩序，必须追究和按情节轻重处理。
严禁械斗。
械斗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是严重违法行为，政府不是不管，而是不能不管。
发动械斗的为首分子，要受法律的制裁。
牛鬼蛇神说：
“打干部不要紧，政府不管”。
这是什么话！
打人，侵犯人权，是犯法的。
人民犯了法，也要办罪。
对殴打干部的人，一律要查究，轻则警戒，重则法办；
至于行凶杀人，则不论是谁，都要办罪。
最后，话得说回来。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会采用民主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民主办社，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方针，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学会正确贯彻这一方针。
我们对农村里的内部矛盾，必须继续主动地去处理。
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工作作风，必须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作认真的改进。
而我们打击农村里的牛鬼蛇神的猖狂活动，也同样是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搞好生产办好合作社这个目的。
　（本报略有删节）

厉无咎对社会主义“有咎”
民建武汉市委和市工商联对他进行批判
本报讯
民建武汉市委会、市工商联于7月26、27日联合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民建中央委员、武汉市分会副主委厉无咎等右派言行。
厉无咎把他在“鸣放”中所散布的谬论，以及诬蔑政府煽动中、小工商业者反对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阴谋活动，一概轻描淡写地推在由于“阶级感情”作祟等原因上。
厉无咎解放初期就一贯与国营经济争夺市场，同时是抗拒税收和公债的“狠手”，为了税收问题，他从武汉闹到中央，一再抵抗。
他曾煽动全市公私合营的四大纱厂叫喊困难不购公债，由他起草请愿书向政府请愿。
他说，认购公债就和国民党时期摊派苛捐杂税一样。
厉无咎在整风初期，到处搜集材料，向党和人民进攻。
他还一再反对武汉工商业者对李康年、吴金萃等人的错误言论的批判。

“宇宙旅行”奥妙无穷
北京天文馆招待解放军官兵
本报讯
新建的北京天文馆的天象厅2日开始接待第1批六千位客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京机关、部队的官兵，来观看人造星空的表演。
02日这天有一千多官兵在这里分别作为时一小时的“宇宙旅行”，去探索星空的秘密。
当大厅的壁灯暗淡下去，四周墙壁上的天安门、景山和苏联展览馆等剪影亮起来，夜幕笼照了大地，大厅中间的那架精巧的天象仪，便在圆顶银幕上放映出了美丽的星空。
通风器不断向室内输送新鲜的空气，这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夏季晴朗的夜晚，坐在院子里欣赏着满天星斗。
在西北方向出现了北斗七星，距这不远正北方向的是北极星，傍银河两岸望眼欲穿的两颗明星是牛郎星和织女星。
月亮也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来，这时，西边出现的一颗彗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像一架飞入高空拖着一条长尾巴的飞机一样。
讲员说：
“二十九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大家可以在北京地区看到天空上出现同这完全一样的彗星，今天请大家提前来欣赏它。”
许多星对于解放军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在战争的年代里，穿过敌人封锁线夜袭敌人后方，夜间急行军去阻击敌人、追赶自己的大部队或者侦察敌情，常常是靠着它们来识别方向。
但是对于宇宙间那些肉眼看不到的许许多多恒星、银河系和一些不为人们注意的现象却很少有人了解。
在这里，大家从银幕上看到很多像轻纱一般围绕着的银河星云，距我们最近的在仙女座方向的大星云，也有一百五十万光年远。
一小时的夜晚很快就度过，大地又重现曙光，讲员饶有风趣地说：
“同志们，祝你们早安！”
为了庆祝“八一”建军三十周年，接待前来参观的最可爱的人，北京天文馆工地的建筑工人和这个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日夜赶工，使原计划8月中旬才能完工的天象厅工程，终于提前半个月完成了。
（附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天象厅里作“宇宙旅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要在二十九年以后才能看到的慧星。
　本报记者　王志渊　袁毅平摄

张泽多只有反动的一面性
吉林人代会上戳穿了他进步的伪装
本报讯
吹嘘自己一贯进步和没有什么两面性的民建长春市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张泽多，在吉林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完全被揭穿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贯进步，而是一贯玩弄两面手法，伪装进步的，反动的家伙。
有一年工商界推销公债，没有完成任务，他把长春市各区工商联主委找去，严厉批评了一通，说要赶快完成任务。
但是在会后却暗中告诉工商户不要认购，说是很快就要减免了。
他曾对别人也说过：
他有“三恨”。
一恨土改对地主斗争太残忍；
二恨镇反中对反革命分子太狠毒；
三恨肃反无中生有。
他攻击现在的人事制度比商鞅变法的十家连座还厉害。
他仇恨党，把党比成披着羊皮的“狼”。
他还把工商业者比成“猪”。
他说，改造就是把“猪”喂肥了，最后挨一刀。
大鸣大放期间，张泽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了，他曾经在吉林省工商界与章乃器一唱一和互相呼应，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张泽多则说如果定息是剥削，那么工人把工资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也是剥削。
他认为资产阶级两面性不是主观存在的，而是工人阶级硬给扣上的。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贺电
北京国防部长：
兹值迎接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谨祝贵军日益精强。
衷心感谢您给于我们的深厚的友情。
请向各位先生问好。
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梦想国民党回来，向往资本主义自由
张士心居心险恶
西安市工商联和民建市委加以揭发
本报讯
西安市工商联和民建西安市委员会连续举行会议，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西安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士心的反动言行。
张士心一贯对资本主义十分留恋和向往，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有钱，就有自由；
在新社会却没有个人自由。
张士心在工商联内，总想挤走当秘书长的共产党员，挑拨干部同这位秘书长之间的关系。
张士心身为工商联副主委，工商业户有人想抽逃资金，张不但不劝止，还说什么“业要由主，抽逃资金算不了什么。”
他还打算煽动一些人退出合营企业，搞地下工厂。
张士心更肆意攻击三反运动把贪污分子整的“惨不忍睹”，又诬蔑人民政府的税收工作是“横征暴敛”。
解放前张即和国民党在西安的特务头子王新民等结为把弟兄。
解放后，他暗中包庇反革命分子。
曾经送了一批日用品给盘据在南山的国民党匪军杨志俭部队，以及给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接济财物，希望将来这些反革命分子“回来”时给自己找出路。

欢腾的“八一”之夜
夜间足球赛　老将胜小将
据新华社天津2日电
在庆祝“八一”的欢腾之夜，天津市举行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1次夜间的足球赛。
比赛的双方是队员平均年龄四十五岁的球坛宿将组成的联队和队员平均年龄仅有十七岁半的天津市足球业余运动学校学生队。
联队的老将都是正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十二单位青年足球锦标赛的有关的指导员和裁判员，其中有我国国际裁判和国家裁判。
球赛一开始，老将们的脚头和传递功夫就博得一万二千多名观众的喝彩。
踢左内锋的孙锦顺是驰聘球坛三十年、并几次把球踢穿球网而被誉为“铁腿”的足球界老前辈。
他和踢左前卫的叶北华配合有方，传递巧妙，原来他俩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搭挡。
他们曾在1930年和1936年一道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
昨夜他们两个人一直配合得很好，叶北华左脚劲射，右脚横扫，一人独建两功。
孙锦顺在十八码线外罚任意球时也射入网内一球。
很多内行人都赞赏“铁腿”这刁钻的一脚。
走在后边的名将高宝正一人前后堵截，左右横拦，也十分骁勇，有时还盘球直闯对方禁区。
学生队十分勇猛，但惜于缺乏智谋，终于以二比三败给了老前辈。
刚刚建成的天津市民园草地灯光足球场设有四座高架灯组，放射出的八万烛巨光，照耀得球场如同白昼。

毕鸣岐的“私房话”
本报记者　锺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有一个“智囊团”，军师们的名字是：
米禄斋、赵天爵、许素华和高幼珊。
在天津工商界深入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米禄斋、赵天爵倒戈起义，揭露了毕鸣岐的一些“私房话”，这些“私房话”很能帮助我们认识右派分子毕鸣岐的丑恶面目。
08月01日，在民建天津市委和天津市工商联常委扩大会议上，据米禄斋和赵天爵揭露的材料说：
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后，毕鸣岐就策划进攻。
他对亲信们说，这个机会要好好抓紧，千万不能放松。
他撒出一批亲信，到处去明察暗访，专挑领导方面的毛病，和“群众”对领导不满的意见，作为进攻党的“子弹”。
他还教给亲信们一套“理论”，说什么阶级关系早不存在，资产阶级已没有消极一面；
谁要说现在还有，就说他是教条主义。
进攻计划定好以后，毕鸣岐就到北京放炮，叫亲信们在天津响应，还说如果没有材料，就看他的文章。
他还叫亲信们多找些人，替同行大鸣大放，要是谁有顾虑，就说有毕主委撑腰。
当全国各地展开反击右派的斗争，毕鸣岐的反动言论也受到批判以后，他的“智囊团”非常恐慌。
许素华往来京津道上：
在北京给毕鸣岐起草假检讨，到统战部摸底，到外贸部探信；
又到天津安定军心，打掩护安排退却。
许素华叫毕鸣岐的亲信们散播说：
毕主委没有什么大错；
只不过有点骄傲自满，在北京检讨得很好，还有人向他学习哩！
中央某首长还跟他握手，某首长也跟他点头；
天津市副市长他还得当，小汽车也还在坐，请大家千万放心，毕主委真个不错。
可是，毕鸣岐的反动言论在北京屡受批判，天津工商界又要他回去彻底交代。
毕鸣岐回到天津，避重就轻地作了几次假检讨，他说他别无错误，就只是那四篇文章，出了一些小毛病。
许多人揭露了他替章乃器吹嘘、拉人支持章乃器，以及他在天津的一些反动言行。
米禄斋、赵天爵更揭露了毕鸣岐历来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现在列举一些如下：
在“五反”运动的时候，关于他们隐匿敌产的事，米禄斋问交代不交代，毕鸣岐坚决不许交代，这事到如今也还是一桩悬案。
在人前毕鸣岐说，“五反”教育意义很大；
私下里毕鸣岐说，“五反”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对国家得不偿失。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毕鸣岐去朝鲜回来，公开说中朝战士英勇，背地里夸美国军队威风。
肃反的时候他造谣惑众，说哪里有什么反革命！
对胡风问题他歪曲说：
是周扬给胡风扣帽子，是文艺界搞宗派斗争。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说这使农民吃不饱，更没有粮食作饲料，所以猪肉排队也难买到。
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要有定量，资本家和工人的食量不同，粮食定量当然也不同，毕鸣岐挑拨说这是不平等，说这跟沦陷时期日本人的配给制一个样。
毕鸣岐说农业合作化不好，洪水冲走牲口和粮食，他说就因为合作化了没人管，要是单干就不会这样。
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们都说总路线是灯塔，毕鸣岐说：
“灯塔我能看见，但我的钱却没有啦！”
毕鸣岐举手通过宪法，回到家里却切齿咬牙，说共同纲领的一句话就是“五反”的根据，宪法比共同纲领更厉害。
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米禄斋的妻子对毕鸣岐说：
“你真行！
买的东亚公司的股票也有利息可拿了。”
毕回答说：
“行什么，早晚不都得给了人家！”
亚非国家在万隆举行会议的时候，国民党特务炸毁飞机谋害了一批和平战士，全国、全亚非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莫不痛心疾首，毕鸣岐却为特务暴行喝采，说国民党特务真有办法！
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九龙制造暴乱，毕鸣岐说国民党真不简单，骚动可能发展到大陆上来，说不定还会变成一场大战。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全国人民下决心一定要解放台湾，毕鸣岐却说台湾有美国舰队，说解放只能是空喊一阵。

空军叔叔的礼物
——一架真正的飞机
新华社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为了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把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赠送给北京市少年航空爱好者。
昨天上午，在北京市少年科学技术馆举行了这架飞机的赠送仪式。
空军司令部刘克江上校对一百多名少年航空爱好者说：
“为了使你们更好地学习航空知识，将来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服务，成为祖国航空事业的接班人、祖国天空的英勇的保卫者，空军司令部赠送给你们一架拉9式战斗机。
这架飞机代表着空军全体指战员对你们热情的关怀和希望。”

苏联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贺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同志：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周年建军节之际，谨代表苏军总政治部向您，谭政同志，致以最热烈的敬意和祝贺！
请允许我祝您在以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人员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苏联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A·热尔托夫上将（签字）
1957年07月30日

肉的投资不是少而是多了
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比例怎样？
“肉”的投资不是少而是多了
新华社2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
最近记者同中央经济建设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和专家们接触中，发现他们对于五年计划前四年“骨头”同“肉”的关系问题的看法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肉”的投资不是少而是多了。
“骨头”通常是指工业、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等方面的基本建设；
“肉”是指宿舍、文教卫生、贸易、邮电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基本建设。
去年年底以来，很多人认为“骨头”同“肉”的关系有些失调，前者投资太多，后者投资太少。
据有关方面比较保守的估计，五年计划前四年，国家计划内和计划外的非生产性的建筑，共建筑了一亿六千多万平方公尺。
其中仅住宅就有六千五百多万平方公尺。
1956年，电影放映单位，比1952年增加了六千三百多个；
剧场增加了七百四十四个；
医院增加了四百六十多个，医院的床位增加了十万张以上，疗养院增加了五百二十九个，疗养院的床位增加了四万六千多张。
这些文教卫生事业的基本建设比1949年都增加了几倍，前四年非生产性的建设花的资金，估计在九十亿元以上。
“骨头”同“肉”的投资比重，有关方面提供的一些材料可以展示出一个轮廓：
据国家建设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北京、武汉和太原等十六个城市，前四年“骨头”和“肉”的投资比例，大约是二比一；
预计全国第1个五年计划两者的投资比例也可能接近上述比例。
据有关部门的计算，上述比例同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这方面的投资比例也相差不多。
根据上述事实，有的专家得出结论说，“肉”的投资并不少。
如果无限制地盖房子，建电影院和医院等等，无限制地增加对“肉”的投资比重，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发展成“大胖子”状态，就会患“软骨症”；
工业建设和其它经济建设就难以快步前进。
如果考虑到很多宿舍、办公大楼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建筑标准过高和建设过早的情况，“肉”的投资还可能多了一些。
例如有的新工业城市，新建的工厂还未建成一个，几层大楼的招待所，高标准的办公大楼、大礼堂、大俱乐部、宿舍等等就盖了很多。
从去年年底提出“骨头”同“肉”的关系以来，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们一直在注意调查研究这个问题。
目前这种新的看法表明，国家可以不再增加“肉”的投资比重或适当减少这方面的比重；
这就可以用更多的钱来投入工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建设。
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很多经济专家正在研究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骨头”同“肉”的比例问题。
此间经常可以听到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要找到各种经济建设的正确比例，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而且还需要经济上的代价。

增产节约运动一刻也不能停滞
吉林省委根据新情况提出新要求
本报讯
中共吉林省委不久前检查了工矿企业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并对如何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部署。
吉林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的决定。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的检查，今年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收获是很大的。
据上半年的统计，中央所属工业完成总产值计划117.4％，比去年同期（按可比数，下同）增长24.6％；
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108.9％，比去年同期增长14％；
二十五种主要产品中，有二十四种完成了计划。
地方工业完成总产值计划105.6％，比去年同期增长8.25％。
手工业合作社完成产值计划104.4％。
成本也都有所降低。
吉林化工区的建设工程，在第2季度完成计划工作量104.7％。
检查中发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
有些单位认为困难突破了，任务完成了，或者完成任务没有多大问题了，便产生出一种自满松劲情绪，还有一些单位，虽然没有松劲，但下一步如何办，找不出方向，提不出问题，因而使运动一时呈现出一种停滞消沉的现象。
中共吉林省委认为，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的情况下，要向群众提出新的要求，规定新的任务。
各经济管理机关、各企业单位都应该认真检查一下上半年对增产节约方案的执行情况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情况，根据新的情况发动群众对增产节约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然后以实现新的方案为中心把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
运动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全面的，同时也必须有重点。
上半年有些单位对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经济核算注意不够是不对的，但普遍抓住了增产和节约原材料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正因为抓住了这个重点才取得了上半年的成绩。
由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修订下半年的增产节约方案的时候，就不能普遍以增产节约原材料为重点了，而应在巩固上半年节约原材料成绩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和各企业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重点要求；
在努力实现不同的重点要求中，又必须普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
基本建设单位在修订增产节约方案的时候，必须认真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反对盲目追求现代化、机械化、高标准和要求全能、不愿协作的阔少爷作风，当然也要注意防止为了节约反而造成浪费的偏向。
中共吉林省委认为，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还必须抓住推广先进经验这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今年上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所以能获得那样的成绩，同去年所推广的先进经验所发挥的作用有不小关系。
但是，今年上半年许多单位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做的不如去年。
因此，下半年各单位必须以实现修订后的增产节约方案为中心，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
召开专业会议，有计划地组织参观表演，产业相同的单位建立先进经验交流网等，都是推广先进经验的有效办法，应该继续运用这些办法，做好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
为了调整企业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吉林省委还要求各单位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开好职工代表大会，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二、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解决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克服目前某些职工中在滋长的纪律松弛、极端民主、对生活福利要求过高等不良倾向。

奶油制好了！
海拉尔市最近新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乳品工厂。
这座乳品工厂每天能处理一百多吨牛奶，一年可以生产四百九十多吨奶油、四百四十吨乳糖和三百三十吨酪胶。
这是工人赵志泉（右）和王淑琴（左）从奶油搅拌机里取新制好的奶油。
新华社记者阿尔泰摄

湘绣名花
本报记者　艾玲
看到锦绣，人们自然想到中外驰名的湘绣。
就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的展览室里，湘绣品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在这里，我见到刺绣行家们特别欣赏的是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坐着一个穿戴凤冠霞佩的大概是光绪年代服装的官宦老太太。
这引起我的疑问：
他们为什么对这张照片特别发生兴趣呢？
后来看到行家们一边鉴赏，一边露出惊奇的神态在赞叹：
“绣得真到家啦！”
“绣绝了！”
于是我才知道他们赞佩的是刺绣这张画像的人那种高超的技巧。
据说这个绣像现在仍在上海展览着，誉称为我国稀有的刺绣作品。
这张古典刺绣品，原来就是出席艺人代表中的湖南湘绣业代表——廖家惠同志旧时的杰作。
四十年来，廖家惠绣过千万朵鲜艳美丽而又永开不谢的花朵，也绣过不少的神态活现的画像。
她绣淡白绿色的芙蓉花，真像一朵朵出水芙蓉从锦绣上长出来一样。
人们惊奇地问她有什么窍门能把花绣成这样逼真？
她拿着一朵真花笑着说：
“这有什么窍门呢？
真花是个什么样，我们就绣它个什么样呗！”
你们看，一般花瓣未开时，花筋是看不到的，只有花瓣盛开时，花筋才完全显现出来。
可是，刚开的花就不一样，它有时像撒娇似的先伸张两三瓣，那时花瓣上只有花筋的影子，人们却没有绣出这个影子来。
原来她绣芙蓉花的窍门就是把若隐若现的影子绣出来了。
廖家惠自小喜爱绣花，更爱养花，有时还到花园里细心琢磨花的特征。
只要绣出的花能给人以美的真实感，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力，是不计较的。
往往一个小花瓣，就得配上十几种颜色的线。
不过，廖家惠更擅长的是刺绣人像，而人像需要有更高度的刺绣技术。
廖家惠有着丰富的刺绣经验，她那多而稀奇的针法，能把一个人身上的肤色、内衣、外衣浮现出来。
绣眼睛的时候她除了要使用多而稀奇的针法外，还要用一种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丝线绣了一层又一层。
她把一缕像绿豆一般粗的丝线，劈分成一百八十股，绣起来还不触到手上。
这是多么惊人的手法！
廖家惠的母亲也是绣花的能手。
廖家惠十三岁就开始正式刺绣花卉、鸟兽……；
二十岁会绣人像，成为母亲最好的助手。
母亲看见女儿长大了，就给她说媒，找婆家，想为女儿找一条幸福的道路。
可是廖家惠说：
“妈妈呀，咱们穷人那有幸福的路走？
不如在家和妈妈一起过日子。”
从此，廖家惠就守在母亲跟前终日辛勤劳动，日夜没离开过花架，绣完一幅又一幅。
这个年青的少女，把爱情寄托在绣花上，把自己的善良愿望绣在锦缎上。
可是，不久母亲离开人间了，她的二哥也病殁了；
留下大哥和妹妹相依为命。
哥哥会绘画，妹妹会绣花，度着漫长的清寒苦日。
兄妹俩手艺高超，许多出色的绣品当时在国内外都赢得了盛名。
可是，他们得到的劳动报酬很少，生活非常困苦。
哥哥终于在贫病交迫下死去了。
廖家惠一时心痛欲绝，泣不成声地仰天长叹：
“唉！
我给人家绣的是花好月圆，为什么给自己绣下的是草枯花萎……？”
廖家惠当时不明白苦难的根源，为了抗议命运的折磨，丢弃了绣花针，拆毁了花架，回到乡间隐居了整整九年。
长沙刚解放，人民政府大力抢救湘绣的生命。
办起“红星”湘绣厂。
有一天，廖家惠忽然接到一封信和一副眼镜，是侄儿捎来的。
侄儿说：
“姑妈，毛主席来啦，湘绣出头的日子到了。”
也在这个时候，长沙市委书记来访她，国际友人来拜望她，她才明白穷人的苦难熬到头了。
她拾起旧年的绣花针，连夜绣出一幅毛主席像。
现在她是长沙湘绣生产社姑娘们的老师。
几年来，由她带领着绣出许多出色的绣品，其中有一幅一丈多高的巨型画像“伟大的会见”，在莫斯科展览时受到极高的评价，她高兴地对人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湘绣像今天这样兴隆过。”
她计划三年内培养出十个年轻姑娘，让她们具有和自己一样的艺术水平。
（附图片）

看谁设计的职工住宅好
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竞赛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迎接和完成第2个五年计划厂矿职工住宅的建设任务，国家建设委员会委托中国建筑学会，从8月0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厂矿职工住宅设计竞赛。
中国建筑学会已经发出了厂矿职工住宅设计竞赛的办法和纲要，要求参加设计竞赛的项目，切实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
在经济方面，要求降低标准，降低造价，使今后建造的职工住宅的标准不要同当地居民的房屋标准差别太大。
纲要中指出，只要设计工作者注意体验当地广大职工的生活，认真吸收当地建筑的优良传统，在设计中考虑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挥设计的创造性，就能以极低廉的价格，建造出适应工人生活习惯的住宅。
纲要中规定，设计竞赛的项目是平房住宅和二层、三层住宅。
国家建设委员会为了鼓励创作，提高设计水平，对参加这次竞赛的优良设计，将分别发给奖金或奖状。
一等奖，给予奖金五千元及奖状；
二等奖，给予奖金三千元及奖状；
三等奖，给予奖金一千元及奖状；
四等奖，给予奖状。
得奖名额不加限制，完全按照设计水平评定。

裱画妙手
本报记者　胡道源
195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上，有一幅名贵的古画——孙位高逸图，吸引了许多观众。
孙位是唐代有名的画家，他的作品在国内已经找不到第2件了。
这件仅存的珍品，相传已经一千多年，可是画色精采，画面完整，连裱画的绢和上下轴子都没有一点损伤。
许多观众惊奇地问：
怎么能够保存得这样好呢？
其实，这幅名贵的古画，早就破烂得拿不上手了，满画都是洞眼，大的像铜钱一样，小的和蚁穴一般，有些地方简直成了蜘蛛网。
好奇的观众听见讲解员说到这里的时候，仔细看看画面，一点补缀的痕迹都找不出来，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是哪一位裱画能手裱的？
这位能手就是上海市装裱生产合作社的周桂生。
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位艺人。
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他从事这门手艺已经四十一年，早年在南浔一个有名收藏家那里工作过十来年，博览过许多古今字画，领会了历朝字画的神韵；
加上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现在已经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裱画能手了。
裱古画不能用现代的纸，因为纸的厚薄、粗细、有光无光、光强光弱、有无纹路、纹路的宽窄，各个朝代都是不相同的。
就拿纹路来说，宋代的有三个指头宽，元代的一寸多，明代的八分，清代的六分，现在的只有四分了。
拿纹路只有四分宽的纸去补有三个指头宽的古画，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补绽来吗？
因此，什么朝代的画，就要补什么朝代的纸。
那么，裱那张唐代古画的纸又是从那儿找来的呢？
原来周桂生平时留心收罗古代旧纸，那怕是一小块、一小片，也要当作财宝留下来。
现在周桂生的箱子里有北宋的宣纸、明代的素缎和各色各样的破纸旧绢。
可是裱那张画，要找唐代的纸是不可能的，他就用一张纸纹相近的明代画卷的上下边来做原料，在他的妙手之下，终于补成功了。
纸的纹路虽然相同，但是补的总是补的，怎样能够使行家也看不出补纹来呢？
这就是周桂生的真功夫。
他补画的时候，首先要把破口和补上的纸两面都用小刀刮平，托上去朝阳光一照，看不出补纹来才动手补，等到补的纸干了，正面还要刮一刮，一个补口要刮四次才放手。
破口补好了还不算，因为虽说是一个朝代的纸，颜色也有新旧，周桂生就用各种颜料配成画纸一样的颜色，一笔一笔地在补接的地方涂，不仅要涂得从正面看分不出新旧，还要涂得从反面看也分不出新旧才行。
画破了的，还得根据原来的笔意、风格、色泽去画。
周桂生就是这样精工细作，花了近五个月的功夫，把那张破烂不堪的唐代名画补得完整无缺了。
上海博物馆的许多古代名画，都是经过他装裱过的。
（附图片）

谁说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
周静宇
我国的工人和农民经常喜欢用回忆、算账和对比的办法来鞭策自己明确前进方向。
每个人都替自己算过账，每算一次，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就提高一次。
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也一次比一次坚强。
右派分子说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说什么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等等，好像解放以后到处都是漆黑一团。
现在同过去比较，解放以前同解放以后比较，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改善了还是下降了？
我想，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先看工人的生活
1929—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对三百零五户的工人家庭进行过一次调查。
这份材料记载着：
这些工人“仅仅以工资来维持生活，十家中短亏的有八、九家之多；
若以全家收入来维持生活，也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
“收入中有22.2％是出重利借来的”，“借债的户数占88.2％，当物的户数占78％”；
当时“押店和当铺的月息多在二分左右，印子钱的月息大半在十分以上”，而工人举债，多数是“印子钱”。
这份调查材料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个工人全家四口，有三个人参加劳动，每月收入四十余元，但因丧父负债，每月需要付出利息三十余元。
这样的收入，“仅供还债，遑云生活”！
因此，这个官方调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工人生活“备受剥削之苦、陷于不拔之境。”
上海是工业集中，工人运动比较发展的城市，当时，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要高得多。
既然上海的工人生活“陷于不拔之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痛苦到什么程度，那就不难想像了。
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周恩来总理说：
“在七年中间，我们解决了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间，提高了将近37％。
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工人生活改善的方面当然还不止这些。
譬如从1952到1956年，我们的国家为职工修建的住宅达七千多万平方公尺；
1956年01月至6月，全国有一千六百七十八个厂矿推行了自建公助住宅的办法，有六万零二百多人建筑了自己的住宅。
从1951年起国家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铁路、航运、邮电和百人以上的厂矿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
1951年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为二百六十万人，到1956年已增加到七百四十一万人。
职工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已有二百多万职工摆脱了文盲状态。
我们还可以从职工的实物消费量做个比较。
根据1934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一书中列举的工人实物消费情况，再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对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西安等二十七个城市五千七百九十三户职工家庭的调查，工人实物消费的情况如下：
单位　1929到1930年（上海）1956年27个大中城市1956为1934年的％
粮食（斤）272.6331.89121.7
猪肉（斤）811.53144.1
鲜菜（斤）缺218.76——
棉布（尺）16.3835.06215.3
上表说明：
我国工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而在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们不仅能吃饱穿暖，而且副食品也比过去增加很多。
北京电车公司一级司机在1924年就到这个公司做搬道工作，后来当上司机，每月所得工资连窝头也吃不饱。
现在，他一家三口，每月收入六、七十元，家里经常吃的是大米、白面，每顿有菜，每星期能吃一顿肉，每天还抽半包恒大香烟，四季都穿洋布衣服，冬天还有棉大衣、皮鞋，家里还有自行车一辆，缝纫机一架，收音机一架，手表、座钟各一个。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再看农民的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90％以上的农民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70％到80％的土地则集中在只占农村户数7％、人口10％的地主富农手里，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租种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每年除了交纳地租粮六百亿斤以外，还有其他的各种超经济剥削。
当时，贫雇农每年被地主、高利贷者以及反动政权所掠取的粮食占到他们自己净收入的70％左右。
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材料，1936年地主富农每年每人的平均消费额为三百二十七元六角，而五口之家的劳动农民全家全年消费额只有六十一元二角。
贫富悬殊，十分明显。
解放以后农民生活情况怎样呢？
大家知道：
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六百亿斤地租的沉重负担。
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当中，国家共拨款五十多亿元用于水利建设、救灾救济经费和推广新式农具、提高生产技术等方面，七年中共发放农贷八十亿元，替农民创造了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
周恩来总理说：
“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
1949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是三百二十六亿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亿元。
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九。
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农民的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
1950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没有过的。”
下面是几年来农民平均实物消费量的增长情况：
每人每年平均实物消费量单位　1949年　1956年　1956为1949年的％
粮食　　斤　276425153.98
植物油斤　1.73.8223.53
猪肉　　斤　6.97.7111.59
食盐斤　811137.5
食糖和糖菜　斤　2.67.7296
棉布和布制品（包括土布）尺　6.920289.8
应该说明：
1949年的数字是包括地主富农在内平均计算的，如果只算一般农民的消费，则还要低些。
总之，我国农民在短短七年当中每人每年的实物消费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力地证明农民的生活不是下降而是显著地改善了。
当然，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农民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些差距。
据湖南省统计局最近调查资料分析，湖南农村在战前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农民每一家庭成员平均收入是六十九点七一元（指全部收入扣除生产资料、税款等支出，按不变价格计算）。
1956年湖南在严重灾害的情况下，每户农家的纯收入仍达八十三点二元，每人每年的实物消费（包括粮食、食油、肉类、棉布等）比战前最高水平都有了增加。
土地改革以来，湖南已有80％的贫雇农生活上升到中农水平。
因为自然灾害和人口过多等原因，农村中还有13.2％户的生活比较困难，他们每人每年的平均消费量为：
粮食四百六十八斤，食油二斤十五两，肉类五斤十五两……这说明他们的生活还不算顶苦的。
某些右派分子发出了农民生活比过去降低了的叫声，无非是反映了少数地主剥削者的意见。
因为农村中生活水平真正比过去降低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一小撮地主高利贷者。
他们过去靠剥削生活，一旦要他们从事劳动而生活比过去有所降低，难道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工农之间的差别究竟怎样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有些人不得不承认农民的生活的确比过去改善了，但是，他们说农民的生活同工人比起来还是改善得太慢，而且工农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了。
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中国职工和中国农民平均实际消费额的增长情况如下：
抗日战争前1936年五年计划前一年1952年1956年1956为1936年的％
职工　130167.7199.8153.7
农民　61.272.884.2137.6
上表可以看出，1956年职工的实物消费额，比1936年提高了一半，农民的实物消费额也提高了三分之一，从1952到1956年职工消费额每年平均增长4.5％，农民消费额每年平均增长3.7％。
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比例1952年为二点三零比一，到1956年缩小为二点一八比一，1955年职工增加工资较多，而这一年农业方面却发生了自然灾害，以致形成了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水平略有扩大，但是如果再扣除城乡物价差别等因素，则1952年职工与农民消费水平的比例为一点八三比一，1955年为一点七八比一，1956年则为一点九五比一，应该说明：
上述职工的消费比例包括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水平。
如果扣除了这部分因素，工农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周恩来总理说：
1956年，职工全年的平均工资是六百一十元，比农民一家的全家收入高一倍多。
如果只从收入的货币数字比较，似乎工农生活确是很悬殊，但是，如果将城乡不同的生活条件估计在内，情况就不同了。
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从全国看来，大约每人每月的平均开支只需五元，在城市维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却需要十元，因此，我们认为：
工农生活水平固然有差别，但是，并不是过分悬殊，而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因此，在工农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差别，也是应该的。
随着工农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工农的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如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
1952年1956年1956为1952年的％
高等学校学生（万人）19.440.8210.3
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万人）4.013.9347.5
工农家庭学生所占比重（％）20.534.1——
中等学校学生（万人）315601191.0
其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万人）178396222.5
工农家庭学生所占的比重（％）56.665.9——
上表所说的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是指体力劳动的工农家庭子弟、一般职员子弟不包括在内。
从上表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年来工农子弟进入高等学校的已经增加了近两倍半；
进入中等学校的增加了一倍多。
1956年高等学校中的工农子弟超过了三分之一，中等学校已经达到三分之二。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上述一切事实，说明了解放以来我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来说，当然还是很低的，但就中国历史情况来说则是从来没有的；
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升平盛世（如唐朝的开元、清朝的乾嘉）都是在开国以后一百年间达到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仅仅在短短七年时间，出现了真正的升平盛世。
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怎能设想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
我们知道，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目前，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而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困难还是很多，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来积累建设资金，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更多的改善。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
哈达下月访问我国
新华社雅加达2日电
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定于9月间到中国访问。
哈达在8月01日对印度尼西亚新闻社记者说，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将着重研究中国的工农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友情深厚　愿望相同
中日青年亲切会见
新华社莫斯科2日电
08月01日，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邀请日本青年代表团在苏联农业展览会餐厅里举行了会见。
上午十一点钟，餐厅里数百人济济一堂，分外融洽。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项南首先代表全体团员欢迎日本青年。
他说，中、日两国不论在文化上、经济上、历史上甚至地理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种联系从外表上也可看出。
他们之间的文字和语言也是那样相近。
他说，中、日两国间几千年来友好的关系，只是近几十年来才被中断，这是不符合我们两国青年的共同愿望的。
我们的共同愿望是要和平，要恢复中、日邦交。
项南的讲话受到了日本青年长久的鼓掌欢迎。
日本代表团团长佐野也讲了话。
他代表全体日本代表感谢中国代表团的邀请。
他说，他同项南有同感，听到项南的话很受感动。
他说，日本青年热爱和平，我们有决心为中日友好而奋斗。
我去年曾去上海参观，我深深体会到中日友好的重要。
我有决心为中日友好奋斗到底。
接着，两国代表互相赠送了礼物。
日本代表团的礼物中有一面写着“友好是和平的力量”的旗帜。
会上两国代表都表演了音乐和杂技节目，并且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他们虽然语言不通，可是写成文字之后彼此都能看懂，在会上两国青年还拉着手合唱“东京—北京”的歌曲。

庆祝我解放军建军三十年
我国驻外使节举行招待会
保加利亚人民军举行大会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韩振纪中将、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助理武官王祥生、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梅永熙、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武官宋登华上校、驻蒙古大使何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武官丁甘如大校、驻越南大使馆武官邢荣杰大校、驻印度大使馆武官张彤大校、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武官茅琛上校、驻缅甸大使馆武官蒋克定上校，在8月01日晚分别举行了招待会或酒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各国政府和武装部队领导人，许多国家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也都出席了招待会。
新华社索非亚2日电
保加利亚人民军官兵8月01日在索非亚举行庆祝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不久前随同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契尔？
夫少将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介绍了中国人民的成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道路。
报告之后放映了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
在同一天，保加利亚人民军各个团队和国内所有的军官之家都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图片展览会。
有些军官之家还举行了庆祝会。
这两天来，保加利亚的“人民军报”、“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劳动报”等都刊登了纪念中国“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文章和图片。
报纸着重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索非亚广播电台也举办有庆祝这个节日的专门节目。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奥共发表联合声明
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才能保证欧洲和平
新华社柏林2日电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奥地利共产党8月01日在这里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和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从7月22日到29日在柏林举行的会谈，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团结一致。
分别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1书记乌布利希和奥地利共产党主席柯普勒尼希为首的两党代表团在会谈中就两党的政策交换了情报，并且讨论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
这次会谈表明双方对于讨论过的一切问题看法完全一致。
联合声明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明显地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力和中心。
两党表示坚定不移地拥护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声明还指出，两党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主义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
大国如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对于维护和保证和平将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两党支持苏联在伦敦裁军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并且认为，在欧洲建立限制和控制军备的地区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两党认为保证欧洲和平和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包括所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内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
联合声明还着重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认为奥地利的独立和中立是和平和互相谅解政策的一个重大成就。
奥地利共产党认为动员奥地利全体人民来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和中立是自己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两党在联合声明中还指出，由于西德局势的危险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
声明说，奥地利共产党完全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争取德国重新统一的斗争和纲领。
联合声明最后说，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邀请德国统一社会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奥地利访问，德国统一社会党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国女篮和男游泳两队
在预赛中获胜进入决赛
新华社莫斯科2日电
中国男子游泳队今天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八百公尺自由泳接力预赛中，以九分三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中国1956年全国最高纪录（九分五秒一），取得了决赛权。
中国队在预赛中的成绩仅次于苏联队。
苏联队的成绩是八分五十四秒六。
除苏联和中国队外，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苏格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取得了决赛权。
中国女子篮球队今天在预赛中以五十二比六十三败于保加利亚队。
波兰队以六十四比三十胜比利时队。
现在，女子篮球第2组预赛循环赛已经结束，比利时队负三场，中国、保加利亚和波兰都胜二场，负一场。
保加利亚和中国队积分较多，都取得了加入第1组的决赛权利。
第1组的六个国家将在8月05日开始比赛，以循环赛方式确定一至六名次。

日本公众欢迎中日交往
岸信介政府无理阻挠我商品展览会筹备工作
据新华社2日讯
东京消息：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决定将邀请中国民间艺术代表团前往日本作访问演出。
协会同时决定将派遣日本民族舞蹈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
中国民间艺术代表团在日本的公演，将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每日新闻”社联合主办。
公演时间预订在今年年底到明年春季的期间中。
同时，日本硫安工业会1日召集化学肥料制造商的代表，讨论对中国输出的问题。
会议决定邀请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在9月前后访问日本，协商日本向中国输出肥料问题。
据新华社2日讯
新华社记者获悉，原定今年秋季在日本名古屋和福岗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停止进行。
为此，记者特访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他说：
“由于日本现政府的阻挠，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已无法进行，只有暂时搁置这个计划了。
至于延期到何时举行，现在是很难说的。”
他还说：
“中国方面是在受到日本方面许多团体和代表的热烈邀请以后，才决定在日本名古屋和福岗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的。
随着我们就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原计划在上月初派遣工作人员前往日本筹备举行展览会的事宜。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坚持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中国人员只能在日本境内停留‘二个月以内’，否则就必须按捺指纹，因此中国的人员就不可能去进行筹备工作了。”
他还说：
对于按捺指纹问题，中国方面已一再明确地表示了态度，日本政府是早已知道的。
我们认为日本政府采取这种措施，实际上就是为了阻挠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名古屋和福岗举行。
对此，我们表示十分遗憾。

柏林发表胡志明主席访德公报
德越赞成签订裁军协定巩固和平
新华社柏林2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报在8月01日发表。
公报说，胡志明主席应皮克总统的邀请同他的随行人员从7月25日到8月01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城市进行了访问和参观，受到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公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和政府委员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讨论了国际局势、德国和越南的形势以及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
双方在亲切诚恳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对当前国际局势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公报说，双方指出，各国签订裁军协定，一定会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和巩固和平，也一定会促进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和越南。
双方强调指出，他们支持苏联在伦敦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的建议，支持无条件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量毁灭性武器的要求。
双方一致谴责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南越准备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双方强调指出，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原子战争的准备，以及南越的军国主义化都威胁着和平事业，这是统一德国和越南的严重障碍。
公报指出，双方完全支持两国为了和平统一自己的国家所作的努力。
公报最后强调指出，双方决心继续加强和扩大两国的友好关系。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南斯拉夫出版
本报贝尔格莱德2日电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近已由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文化出版社译成马其顿文全文出版。
同时，这家出版社还用马其顿文全文出版了陆定一同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

胡志明拜会道比
并同匈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会谈
新华社布达佩斯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8月01日到达布达佩斯的当天下午，拜会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
宾主之间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随后，胡志明主席开始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进行会谈。
晚间，胡志明主席参加了歌剧晚会。
这一天的“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都在第1版刊登了胡志明主席的照片和来访的消息，并且发表了社论。
“人民自由报”的社论说，胡志明主席这次对匈牙利的访问将是匈越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发展史中的新的一页。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
十二年内解决住宅不足问题
新华社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8月01日决定，通过的关于发展住宅建设的决议中，苏联将在最近十年到十二年内消除国内住宅不足的状况。
决议中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城市和市镇的住宅总面积已经增加了二点七倍。
而由于实现国家工业化计划和产生许多新的工业中心，城市居民在三十年中就增加了两倍多，尽管城市住宅建设不断扩大，居民的迅速增长使得住房问题仍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决议规定，在这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6—1960年）国家建筑住宅的面积将由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规定的二亿零五百万平方公尺增加到二亿一千五百万平方公尺。
用私人资金和国家贷款建筑的住宅面积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三百万平方公尺。
原先规定的只是八千四百万平方公尺。
用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知识分子的力量在集体农庄建造的住房将达到四百万幢，几乎比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建造的住房多一倍。
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将比上个五年计划增加七百八十亿卢布。
为了使住宅建设工业化和降低建筑成本，决议规定，把制造预装配房屋企业的年度生产能力提高到两千万平方公尺，同时把每年利用地方材料建造的预装配房屋构件增加到一千万平方公尺。

苏联阿富汗加强合作
两国外长会谈并签订协定
据新华社1日讯
据塔斯社30日讯：
今年07月间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就双方有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决定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合作。
在谈判中，苏联政府同意为在阿富汗北部进行石油勘探给予阿富汗以技术和物质援助，这种援助不附有任何政治性或其他类似的条件。
苏联政府还答应帮助阿富汗为开发经济训练国家技术人员。
双方就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两国国界详细规定的条约问题取得了原则上的协议。
双方将任命有关的代表在最近的将来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
双方还同意将进行合作来开发两国的边境水道。

葛罗米柯谈苏联西德谈判
西德借口遣返问题进行阻挠是别具用心
据新华社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声明说，西德政府代表团在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当中提出所谓遣返德国公民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他说，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西德方面应该停止围绕着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宣传和叫嚣。
葛罗米柯应目前正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西德政府代表团团长拉尔的请求，在7月31日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就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
上面的声明就是在这次交谈中发表的。
葛罗米柯在声明中说，在两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过程中发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故意把所谓从苏联遣返德国人这样一个杜撰出来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竭力企图把这个问题作为会谈的中心内容。
可是，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在会谈前交换照会时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从苏联遣返德国公民回国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
葛罗米柯指出：
西德政府代表团在“这次莫斯科谈判中提出遣返问题，这只能证明西德方面不愿意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而且很遗憾，它另有打算。
如果注意一下今年0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举行议会选举的话，就不难识破这种打算的性质了。”
他强调说，“苏联政府主张在事实上改善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
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首先应当发展贸易和科学、技术、文化联系，而且还应该停止围绕着人为的所谓遣返问题进行宣传叫嚣”。
在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拉尔先生说，他将回波恩向他的政府报告两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进行情况。

赛马·舞蹈·栽花
——联欢节第5天——
据新华社莫斯科2日电
世界青年联欢节第05日（8月01日），莫斯科跑马场上举行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赛马节。
比赛开始时，五位军官骑着的黑色骏马随着音乐作了各种舞蹈表演。
随后举行了各项比赛。
由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担任评判委员会主席的联欢节古典舞蹈和代表性舞蹈比赛在柴可夫斯基大厅开幕。
这是历届联欢节中最大的一次比赛，有二十二国的一百零四名演员参加。
参加历时四小时的第1次演出的有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民主德国等国的青年艺术家。
乌兰诺娃在大剧院为联欢节参加者举行了第1次演出，她在芭蕾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中扮演的朱丽叶深深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戏完后，观众们迟迟不愿离场，许多人冒雨候在剧院工作人员进出的门旁，希望能看她一眼。
自联欢节开幕以来，莫斯科大剧院、小剧院、奥布拉兹卓夫领导的中央木偶剧院等许多剧院都在为各国青年们演出古典和现代名剧和歌舞。
民主德国、埃及、芬兰、塞浦路斯都分别在1日举行了第1次民族歌舞演出。
这一天，一百位匈牙利姑娘在中央苏军之家的花园里栽种了大量的玫瑰花，纪念在1944年—1945年解放匈牙利的战斗中和1956年10月肃清反革命叛乱中光荣牺牲的苏军战士。
这一天，国际学生俱乐部在莫斯科大学为未来的科学家们安排了一次会见。

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成就
张易生
195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第1次制定和开始实行一个年度经济计划。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从印度支那停战以来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为越南北方铺平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越南十七度线以北地区约有耕地二百万公顷，其中90％以上为稻田，战前常年产量约三百万吨左右。
产量最高的1939年，使用的稻田面积为一百八十四万公顷，播种面积二百二十四万公顷（复种指数121.7），大米年产量为二百四十五万吨（大米单位面积产量为每公顷十三点三公担），按七成的出米率回算，稻谷年产量为三百五十万吨（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十九公担，单季稻作平均产量每公顷十五点六公担）。
战争期间耕种面积和产量大大缩减。
停战实现以后，由于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强调执行土改和生产结合、经济恢复以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主的方针，并大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
由于翻身了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由于水利灌溉系统的修复和扩展，十几万公顷荒地得到垦殖，防涝抗旱、改良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工作都有了进展，因而，越南北方两年来虽然也遭遇到严重的旱灾、内涝、风灾，但粮食作物还是连续丰收。
1956年，农作物（包括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二百八十五万公顷，粮食作物（包括杂粮）播种面积二百七十六万公顷，稻谷播种面积二百二十八万公顷（使用的稻田面积为一百八十二万公顷，复种指数125.3），粮食总产量五百一十二万吨，稻谷产量四百一十三万吨，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二十二点八公担，单季稻作平均产量每公顷十八点一公担，都创造了新的最高纪录。
农业生产上这种巨大的成就，使得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保证北方人民免受历史性饥荒的威胁，并且在储备之后还有余粮可以接济南方人民和输出。
这种成就同时也是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
工业总产值1956年已达战后最高峰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越南轻重工业都很落后。
越南北方的工业虽然比较南方稍为发达些，但在战争期间遭受破坏，许多厂矿都减产以致停止生产。
虽然这样，原有厂矿恢复生产的速度还是很快。
鸿基煤矿接管初期，每月产煤仅两万吨，1956年上升到全年产煤近一百二十万吨。
海防水泥厂接管后半年内仅产八千吨，1956年产量增到二十万吨。
南定纱厂整修到1955年底才开始投入生产，1956年就产纱七千吨、布近二千万公尺。
荒废了的老街磷灰石矿，恢复生产后，1956年产磷灰石两万余吨。
海防、七溪等地磷酸盐厂恢复生产后，产量从1955年下半年的七千吨上升到1956年的三万余吨。
接管的和老解放区原有的国营企业（如黄文树造纸厂），经扩建后投入生产的，共有二十八个单位。
1956年国家新建的现代化厂矿共十八个单位。
其中已有七个在1956年建成，六个在最近陆续建成，五个正在继续建设中。
由于国营工业的力量增长、产量增加，国营工业的产值从1955年的一百八十五亿越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6.7％）增长到1956年的一千四百八十亿越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6.4％），即增长了七倍。
因此，现代化工业产值（包括私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中的比重，也从1955年的不到20％上升到1956年的60％。
1956年间，越南劳动党根据越南经济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着重指出，越南北方在现阶段要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发挥手工业和私营工业的潜力，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借以初步满足解放后、土改后购买力增长了的城乡人民的需要。
按照这个方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更注意扩建、发展一些投资少、施工易、生利快、收效大的日用品工厂。
预计1957年工业总产值将比1956年增长一倍以上。
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虽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了（1955年83.3％，1956年53.6％），但绝对数字却增长了（1956年比1955年增长85％，预计1957年将比1956年增长一倍）。
在国家领导下，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营贸易已处于国内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接管新区城市初期，私商在越南北方的商业阵地上占有绝对优势。
1955年上半年，私商还占有国内贸易总额的84％，批发的75％，零售的94％。
1956年，国营贸易上升到占总额的40％以上，批发的一半以上，零售的33.5％，私商则下降到占总额的55％以下，批发的一半以下，零售的60％左右。
单就国营贸易营业额的增长说，1956年比1955年总额增长一倍多，批发增长一半以上，零售额增长近三倍。
国营贸易掌握了主要商品的批发环节，对国内商业起了领导作用，并几乎完全掌握了对外贸易，这对于国家进行市场管理，逐步稳定物价，促进城乡和国内外物资的交流，调节各种商品的供应，是有力的保证。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越南民主共和国1956年对外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加一倍半（不包括国际援助），其中出口额增加两倍半，进口额增加一倍。
1956年国内贸易总额则比1955年增加三分之一，其中零售额增加一半。
1955年上半年米价暴涨，粮食供应曾一度紧张，现在则米价十分稳定，粮食库存丰裕。
这种情况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虽然还有一些日用品的供应，由于跟不上城乡人民需要和购买力的增长，而显得有点紧张。
此外，交通运输系统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日益好转
停战后初期，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财政曾颇困难。
由于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对财政、经济工作加强领导，设法增加收入减少支出，并且还得到国际援助，所以越南的财政情况就日益好转，1955年和1956年财政收支都达到平衡，从而使经济建设的进行获得保证。
1955年和195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收支的内容，同抗战时期比较起来，有了巨大的变化。
就收入方面说：
以前农业税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60％以上。
两年来工商业税和国营企业的收入迅速上升，已同农业税并列为主要收入。
1956年，工商业税和国营企业的收入都已多于农业税。
这些情况表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开辟了新的财源，农民的负担已相对地减轻。
就支出方面说：
以前军费、行政费在支出总额中占绝大比重（1952年93％，1953年77％）。
两年来，国防和行政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经济建设和文教社会事业的支出则迅速上升。
1955年支出总额中，国防支出占32％，加上行政支出共占49％；
经济建设支出占36.5％，上升为第1位，加上文教社会事业支出共占47％。
这可说是从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的开端。
1956年支出总额中，经济建设支出占总额的46％，比国防支出大一倍以上，比行政支出大两倍以上，加上文教社会事业支出共占58％以上。
这样，越南民主共和国财政的性质，就明显地变成和平建设财政了。
（附图片）
越南鸿基煤矿的自动装煤桥
越南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青年手植三千树各国友谊万年青
莫斯科友谊公园奠基
据新华社莫斯科2日电
参加联欢节的各国代表们8月01日在友谊公园栽种了三千棵友谊树。
友谊公园位于靠近莫斯科运河的希姆基，原先是一片荒地，为了纪念本届联欢节，而辟出六十公顷来建筑友谊公园。
下午五时，二千五百多名各国青年代表和五百名苏联青年代表陆续到达场地。
公园里各国的旗帜在迎风招展，入口处各色鲜花组成了巨大的联欢节徽。
少先队员们和成千的莫斯科市民们排列在这个未来公园的入口，迎候贵宾。
当植树的代表们到齐后，四个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吹起了铜号，少先队员安德留莎向代表们报告植树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各国青年随后分头到公园的各个角落去植树。
苏联青年首先在公园的入口处栽种了五棵橡树。
五棵树象征着五大洲，橡树意味着各国青年永恒的友谊。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谢列平、儿童作家卡西尔、小说“俄罗斯森林”的作者列昂诺夫也来和各国青年一道植树。
每棵树上都要留下种树人的名字。
每棵树都要由一位少先队员专门负责养护。
西非洲的黑人奥金图埃亲手种下了一棵杨树，负责养护这棵树的第777小学五年级学生尼娜交给他一个保证书，庄严地保证要使这棵友谊树长大。
中国代表团团长胡耀邦也参加了植树，他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拉兹杜霍夫合种了一株枞树。
中国的青年代表在一条林荫路的两旁种上了树苗，他们把这条路命名为中国林荫路，并且在树上写下了“我们的友谊万年长青”几个大字。
（附图片）
中国青年和各国青年在一起种树　塔斯社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任人唯财
施旅
这是一间烟雾弥漫的不大的屋子。
屋子的那一头摆着一张长桌子，坐着一排喷着雪茄或者叼着烟斗的议员先生。
到处都塞满了人。
新闻记者们拿着记事本和铅笔，紧张地等待着。
摄影记者举着各式镁光摄影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影机，镜头都是正对着坐在议员先生们对面的一位年约五十七、八，有着稀疏的头发，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细长个子——新近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美国驻锡兰大使的马克斯韦耳·格拉克先生。
格拉克先生今天来到这里，并且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是有一番缘由的。
他原是在肯塔基州经营养马业的，同时是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一路开设的一百四十家妇女服装商店的老板。
去年他忽然官瘾大发，要在政府工作上“发挥一些作用”。
于是他就捐了几万美元给当时正在紧张竞选中的共和党，顺便表示了一下他的“希望”。
果然钱没有白花，格拉克先生很快就如愿以偿了。
虽然养马和卖女用衬衣的才干很难同驻锡兰大使的事务联系得上，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我有的是钱和生意经。
所以，当他接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通知，要他在7月25日出席有关他的任命的作证会时，他确实是兴高采烈的。
到了那一天，在下功夫修饰了一番之后，格拉克先生怀着满意的心情到委员会举行作证会的地方去了。
但是众目睽睽，不免使他感到“像一头猫一样地神经紧张”起来。
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苗头的确有些不对哩。
作证开始了。
“你知道锡兰政府现任总理的名字吗？”
“……”没有回答。
“你知道锡兰的近邻印度政府现任总理的名字吗？”
“……”又没有回答。
在一阵紧张的沉默之后，会议室中爆发了哄堂大笑。
新闻记者都忙乱起来。
格拉克先生就这样成了新闻人物。
格拉克先生对于有人竟大事宣扬他在作证时答不上问话一事，一再表示“我很遗憾”。
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具有独特才干的人。
就在作证的六天以后，7月31日，他对新闻记者吹嘘说，关于锡兰的情况，他在不到四个礼拜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别人花了成年的时间所学习的东西。
他自豪地举出，他现在已经能够正确地念出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的名字了。
不过这位“天才外交家”却不免要绉着眉头补充一句：
“即使在现在要想起印度总理的教名也还不容易。”
在这位美国新任驻锡兰大使未及上路就成了新闻人物之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是不是因为格拉克给共和党捐了那笔钱，给他当驻锡兰大使的。
据美联社报道说，总统当时“脸红起来”，他承认他是根据“朋友们”的推荐并且考虑了格拉克的商业经历而任用他的。
总统为什么脸红不得而知。
近来华盛顿任命愈来愈多的大资本家担任大使的职位。
格拉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新官。
他们捐了许多钱给共和党，当个几年大使，又有何不可呢？

伦敦示威群众向杜勒斯递交意见书
要求停止核武器试验
美国一团体决定到试验场表示抗议
据新华社伦敦2日电
08月01日晚间伦敦举行了“制止核试验”的示威游行。
遵照前一天内政大臣巴特勒关于禁止示威群众经过美国大使馆的禁令，大批警察跟踪着示威者不准他们进入使馆所在地的格罗斯维诺尔广场。
政府的这一行动显然是因为杜勒斯正在这里。
但是示威者设法派了一些代表到大使馆把抗议意见书交给了杜勒斯。
意见书说，“停止试验的协议是否应当同其它裁军建议联系起来的问题看来就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意见书敦促杜勒斯在目前的讨论中带头同意在试行期间无条件停止试验，在这个期间就可以积极努力在其它裁军措施上取得协议。
类似的意见书还交给了唐宁街十号的麦克米伦首相以及法国、加拿大和苏联的大使馆。
据新华社2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以非暴力行动反对核武器全国委员会”1日宣布，不顾政府原子能委员会的警告，它仍将派代表团去内华达州试验场抗议核武器试验。
原子能委员会在7月31日曾经扬言要用武力对付这种抗议。
这个团体的一个发言人斯科特说，它的会员中将有三十五人到四十人在8月06日到达内华达试验场的入口处，然后设法进入试验场表示抗议“非道义的和不会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核武器试验。
据新华社2日讯
纽约消息：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国际事务委员会1日建议各国的基督教徒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核弹试验，而不必等待签订条约。

劝诱约旦投向巴格达集团
苏拉瓦底到达安曼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日电
安曼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8月01日在从美国回国途中到达约旦首都安曼。
他将在约旦作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
开罗电台在8月01日晚上认为，苏拉瓦底目前的安曼之行是为了劝诱约旦参加巴格达条约，是怂恿现在的约旦统治者们干脆取消他们的国家同叙利亚和埃及缔结的军事联盟。
叙利亚“光明报”说，苏拉瓦底将参加美国、巴基斯坦、伊拉克和约旦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谈。

日本将要求美国供应新武器
并确定明年扩充陆军计划
据新华社2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防卫厅在8月01日举行的会议上决定了日本陆军在1958年度的扩充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日本要把陆军从目前的十六万人增加到十七万人，并且增加预备“陆上自卫队”一千五百人；
同时要新设一个混成团、一个空挺（降落伞）团和三个教导团。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厅曾经在7月31日拟订一项清单，准备要求美国在1958年度供给它种类繁多的新式武器，来武装准备扩充的日本陆、海、空军。
根据这项清单，日本将要求美国供给下列新式武器：
六种类型的导弹（“奈克”式、“？”
式、“鹰”式、“麻雀”式、“鲍马克”式、“芋头”式），“诚实的约翰”式火箭发射器，F—八十六D型超气候喷气战斗机和日本国内生产超音速战斗机所需要的零件。

杜勒斯在伦敦干什么
顾思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7月29日戏剧性地飞到了伦敦。
08月01日，法国外长比诺也应召前往同美英外长会谈。
这是从去年秋天苏伊士战争以来西方三国外长第1次聚会。
杜勒斯到伦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在裁军问题上策划新的阻挠手段，以抵抗苏联和世界舆论要求签订裁军协议的强大压力；
另一个是同英国讨论阿曼事件，为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向英国施加压力。
裁军谈判和阿曼问题，是目前国际局势中的两个重大事件。
把裁军谈判变成一匹“断腿马”
裁军问题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关头。
根据上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裁军小组委员会今年03月开始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到7月底应该告一段落，并在8月01日向联合国提出报告。
但是，过去四个多月的记录，却使西方国家在世界舆论面前无法向联合国交账。
在谈判过程中，苏联曾经几次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达成协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西方国家却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横生枝节，使得谈判一事无成。
美国代表并采取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怠工手段，他用所谓“一次给一勺”的办法提出一个美国“方案”，前后拖了将近两月，直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全部提出来。
美国的这种做法，使得它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因为这把美国阻挠裁军、无意中止军备竞赛和不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好战脸孔，更加暴露出来了。
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由于互相推卸责任而引起的混乱，也日见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跑到伦敦去，以便设法挽回这种被动和混乱的局面。
杜勒斯所采取的第1个手段，是大肆张扬他这次亲自出马的重要性，仿佛他是为了解决裁军会议的僵局而去的。
但是目前裁军问题的关键，就是美国愿不愿意达成协议的问题。
如果美国有此意愿，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马上就可以签字了，裁减常规军备的第1阶段的协定，也到了“只等东风”的地步。
可是，美国就是不肯在这些切实可行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却极力把这些问题同其他许多人为的问题牵连在一起，使它们越来越复杂化。
为了继续拖延谈判，杜勒斯一到伦敦后，就马上拉拢英、法，想要在空中视察问题上搞出一个共同的建议。
但是，空中视察是关系一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因此要实行这种视察，就必须以双方都表现出具有禁止原子武器和全面裁军的诚意为基础，并且只可能随着相应的裁军协议逐步实施。
苏联为了求得协议，已经以美国主张为基础提出了具体建议：
第1步在远东、北美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实行视察，这是同初步的裁军协议相适应的。
但是，美国却不接受这个实事求是的建议，而采取了一种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做法：
一方面拒绝停止核子武器竞赛和散布不信任气氛，另一方面又叫喊“开放天空”。
杜勒斯在7月22日的演说中就说：
禁止核子武器和大量裁减常规军备都是“行不通”的，签订裁军协议是“不可信赖”的，因此，美国不打算削减它的军事实力，并且还要继续大力发展核子军备，也不能撤退包围苏联的各个军事基地及其军队。
很明显，杜勒斯目前抓住空中视察问题大做文章，根本不是为了解决任何问题，而是要故意使对方无法接受，造成无休止的争执，从而既达到阻挠裁军协议的目的，又不负破裂谈判的责任，并且把责任倒推到对方头上。
美联社新闻分析员罗伯茨在7月30日说：
杜勒斯的主要目的是要“保持一匹有两条或三条腿断了的马”。
也就是说，要使裁军谈判继续拖下去，但又要使它寸步难行。
美国为什么还要这样拖下去呢？
这是因为舆论的压力难以抵挡。
而且，西德在今年09月就要举行大选，如果伦敦谈判完全破裂，那么追随美国的阿登纳在国内就会更加失尽人心；
而如果裁军谈判取得进展，执行美国武装西德政策的阿登纳同样要遭到失败。
因此，美国为阿登纳打算，也必须使裁军谈判的不死不活状态再维持一个时候。
从美国坚持重新武装西德也就可以看出，美国毫无实行裁军的诚意。
英美石油战的又一个回合
杜勒斯在伦敦策划阻挠裁军谈判的过程中，抽空同英国政府商谈了阿曼问题。
虽然他们商谈的内容还没有透露，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这是英、美争夺中东石油之战中的又一个回合。
阿曼是在阿拉伯半岛东部、波斯湾外面的一个教长国。
1955年11月，英国利用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占领了阿曼。
在此以前，在10月间，英国占领了沙特阿拉伯的布赖米绿洲。
英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夺取这两个地方的石油资源，防止美国势力的渗入，并巩固它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缘和东缘的一连串殖民地，保护在波斯湾地区的石油利益。
在布赖米绿洲问题上，英国和沙特阿拉伯长期发生争执。
英国不肯退出。
据“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在今年英、美百慕大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曾经要英国从布赖米绿洲退出。
后来，美国国务院又特地派了助理国务卿汉德逊到伦敦去，对英国施加压力。
美国的理由是，美国正在拉拢沙特阿拉伯来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因此有必要把布赖米绿洲还给沙特阿拉伯。
但是英国看穿了美国的打算是要赶走英国、夺取这里的石油资源，所以不肯答应。
07月中旬，阿曼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要求恢复阿曼教长国。
阿曼人民的起义，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一部分。
英国对于这场起义感到惊慌。
因为起义如果成功，不但在阿曼的石油资源保不住，布赖米绿洲也要保不住。
影响所及，目前英国在波斯湾的盛产石油的殖民地如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都可能起来竞相效尤。
这就给了对英国在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虎视眈眈已久的美国以大好机会。
而如果局势发展到这步田地，英国的没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西德“法兰克福总汇报”就指出，如果没有从波斯湾石油所得的外汇收入，英镑就会崩溃。
因此，英国立即开始了对阿曼起义人民的武装镇压行动。
英国不仅支持和帮助马斯喀特苏丹的军队，并且出动了英国空军对起义者滥肆轰炸，从怯尼亚调去了地面部队。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在英国议会下院中公开承认，英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英国的利益直接牵涉在内”。
他还说，波斯湾对英国的重要性是用不着他来强调指出的。
从英国目前的部署看来，英国打算先用空军轰炸来动摇起义者的斗争意志，然后以陆军从布赖米绿洲和马斯喀特南北两路发动钳形攻势，以消灭起义者。
但是这一带是酷热的沙漠地区，并且有高峻而荒凉不毛的山脉，因此，英国的镇压行动未必能迅速奏效。
而阿曼人民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可以预见到也将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阿曼人民得到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
他们的斗争可能会有曲折，但是终将取得胜利。
美国对于阿曼人民的起义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
美国当然不希望阿曼人民取得真正的独立，但是它看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来排挤英国在波斯湾的利益的机会。
布赖米绿洲的问题，又在美国报纸上被提出来了。
美国宣传机器竭力指出阿曼的起义是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同时强调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正在大力加以争取的朋友。
言下之意就是英国必须识相一些，放弃继续占领布赖米绿洲和阿曼的打算，而应该让美国来接手。
这也就是杜勒斯到伦敦去向英国施加压力的真正意图。
反映英国官方意见的英国报纸，对于美国的这种打算充满着愤激情绪。
“泰晤士报”警告说，由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由于英国和美国石油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敌对要求”，由阿曼事件而导致英美分裂是一个“现实的危险”。
保守党的“每日邮报”要求“迅速地、坚定地和决断地行动，以捍卫自己的广泛的和切身的利益”。
这家报纸嚎叫道：
“这可能是我们在中东的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我们失策，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了。”
“油浓于血”，我们现在又一次看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禁止氢弹世界大会筹备就绪
参加的有中苏英美等二十八国和六个世界性组织
新华社2日讯
东京消息：
预定从8月06日起在东京举行的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已经筹备就绪，大会的日程和中心议案已经确定。
在7月22日成立的国际筹备中心积极地推进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从8月06日开幕到10日的五天中，将举行来自世界各国和日本的代表共约二百人参加的世界大会的国际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将分为和平活动家会议、非战主义者和宗教家会议、放射能科学家会议、国际法和裁军会议等几个小组和亚洲太平洋区域会议、欧洲区域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
从8月12日到16日举行的全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
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
禁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
受害者的救援；
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等。
大会将分为工人、青年、妇女、宗教、学生、自治体（地方政府代表）、农民和渔民、工商业者、受害者等九个小组进行讨论。
预定参加大会的外国代表有中国、苏联、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锡兰等二十八个国家和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六个世界性组织的代表共约一百人。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威廉·莫罗，智利代表、列宁国际和平奖金受奖人、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蔡廷锴，印度争取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苏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凯罗夫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安德蕾亚·安德琳等著名人士。
日本全国各地将有五千名代表前来东京参加大会。
在各县、市进行的选派代表运动的过程中，已经有许多县、市举行了县（市）民大会。
宫城县、青森县、大分县的县民大会，县知事、市长等地方政府的长官都积极地协助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担任了大会的主席。
熊本县等六个县也在选派代表的过程中，正式成立了有县知事、市长、县议会、市议会和工人、妇女、农民、学生、宗教等各种团体广泛参加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地方协议会。
截至6月底止，日本全国四十六个都、道、府、县中，已经成立了四十个禁止原子弹氢弹地方协议会。
还有六个地方正在积极筹备成立同样的组织。
在东京举行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同一期间，北海道、大阪、山形、广岛、长崎等地也将举行盛大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县（市）民大会。
新华社香港2日电
由于日本政府在签证问题上继续故意留难，参加第3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迄今还滞留在香港未能成行。
中国代表团在7月30日从广州到香港后，曾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就签证问题进行了数次交涉，但日本总领事馆一直表示没有接到日本政府的通知，不发签证。

美任命驻锡大使丑事扩大
艾森豪威尔老羞成怒亲自出马辩护
新华社2日讯
华盛顿消息：
围绕着美国驻锡兰大使格拉克的任命问题而引起的风波，已经愈演愈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8月01日要求国务院解释政府任命大使的政策。
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近讨论格拉克的任命时，格拉克竟然回答不出参议员向他询问的锡兰总理和印度总理的名字。
尽管如此，外交委员会还是批准了他的任命，并且在后来得到参议院的同意。
在参议院回答问题时，格拉克谈到他在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大选中曾经向共和党捐了钱。
美联社在8月01日报道说，锡兰人正在就格拉克的任命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认为这个任命是对锡兰的一个侮辱。
副国务卿赫脱昨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格拉克的任命作证时受到参议员两小时半的盘问。
外交委员会主席格林说，他认为“当初不应该提名格拉克，我认为他不够条件”。
但是赫脱说他“仍旧相信格拉克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大使”。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7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替格拉克辩护，而且在新闻记者提出格拉克向共和党捐钱的问题时，表现得激怒了，而且脸红起来。
他说，像格拉克那样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他是一百四十家妇女服装店的老板），一定能够熟悉锡兰的情况和他的职责。
格拉克在同一天说，他正在每天花十小时的时间在国务院熟悉锡兰的情况，但还是刚刚能够背出锡兰总理的名字。
鉴于事情愈演愈大，共和党报纸正奉劝格拉克“找一个体面的方式辞职。”

·美国黑幕·
“沉默的一代”
“纽约标准邮报”刊载了乌梯卡大学四年级学生菲尔浦斯在一次演说比赛会上的讲词。
他认为目前美国的一代是“沉默的一代”。
菲尔浦斯说：
“我们是言听计从的一代，处处得顾虑到自己的安全，因而我们大家沉默寡言。
我们的特点是，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缺乏朝气和唯命是从”。
他还说：
“由于政治的原故，我们变成了沉默的一代人。
我们不敢有任何思想，也不敢表达任何思想，因为我们怕，二十五年后，他们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那里去，在那里我们因有在儿童时代所形成的思想而被受到迫害。
我们大家明白，这样的事在过去发生过，所以我们不愿意使我们再处于这样的地位”。
他最后说道：
“我们这一代是前一代培养的。
我们将是下一代的培养者，既然我们这一代默默无声，那么下一代不仅是沉默，而且将会成为聋子、哑吧和瞎子”。
美国人不爱看书
据美国戞勒波舆论研究所最近发表资料说：
美国人是文明国民中最不爱看书的国民。
在美国成人人口一亿零三百万人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高中毕业生），如果问以看书不看（不管是什么书），能回答看看的仅占17％。
同样的情况，在1952年为18％，在1950年为21％。
可见不看书的倾向，正在不断增加。

美英法共谋拖延裁军谈判
对开放天空和停止核试验问题仍各怀鬼胎
本报伦敦2日电
原定在7月30日举行的裁军小组委员会会议，因为杜勒斯到伦敦后，要同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幕后商谈，已经一再延期。
一再延期的事实说明，美国虽然能够纠集其他西方国家一道阻挠裁军协议，但是杜勒斯和英法要磋商出一种拖延谈判的共同策略，以便在谈判结束时把没有达成协议的责任推给苏联，也并不容易。
连日来，杜勒斯和英国政府首脑和裁军小组的西方代表，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
法国外长比诺，也在8月01日特地从巴黎赶来参加。
据英国报纸透露，杜勒斯的主意是：
一、要求将伦敦谈判再延长两个星期，以便美国提完它的“新”建议；
二、提出一个“开放天空”的具体计划，作为谈判的资本；
三、在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接受美国的以所谓中止军用裂变物质生产为先决条件的建议。
对于美国的这些具体做法，英法有自己的考虑，认为对它们不如对美国有利。
这就使得共同的方案一时拿不出来。
经过三天活动的结果，西方国家在延长谈判期间这一点上，据说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在“开放天空”和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仍然各怀鬼胎。
因此，据西方国家通讯社报道说，美国的那个像“天方夜谈”里的“讲不完的故事”一样的所谓“新”建议，还要拖两个星期才能全部拿到谈判桌上来。
这几天来，美国报纸和通讯社进行了一种露骨的宣传，把杜勒斯说成是特地到伦敦来“挽救”裁军谈判的使者，把美国说得似乎比英法对裁军要积极些。
但是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西方国家中存在分歧的事实并不意味这分歧是根本性的；
这些分歧不过是关于如何运用一项已经一致同意的立场的。
这里所指的一致立场，就是西方国家拖延裁军协议的基本政策。

艺术和铜臭的斗争
英国公众要求保存圣詹姆斯剧院
不让大富豪把它变成写字间大楼
据新华社2日讯
伦敦消息：
著名的伦敦圣詹姆斯剧院正面临着被拆毁的威胁。
百万富翁芬斯顿不久前购买了这座剧院，并且决定把它拆除，在原地建造一幢可以获利更多的写字间大厦。
为了挽救这座1820年开幕的历史悠久的剧院，英国全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英国艺术界许多活动家，有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包括前首相丘吉尔，都参加了这个运动。
以著名女演员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佛为首的伦敦演员代表团7月31日访问了住房建设大臣布鲁克要求制止拆除，并且告诉他，已经有人愿意出钱买下这座剧院使它得以保存，但是这位住房大臣却说他无能为力。
在这以前，费雯丽在7月20日还曾经率领英国演员协会的会员、英国第一流的电影演员、舞台演员、电视演员、舞台工作者和业余戏剧爱好者一千二百人在伦敦西区的大街上举行示威，要求保存这座在英国艺术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剧院。
当时交通为之阻塞。
她还在上院辩论艺术问题的时候向上院提出了反对拆毁这座剧院的抗议，因而被逐出上院旁听席。
（附图片）
英国著名女演员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佛率领英国演员协会的会员在伦敦西区的大街上举行示威，要求保存圣詹姆斯剧院。
　（新华社稿）

阿曼部队乘胜挺进
俘获苏丹的兄弟并击毙英指挥官
加勒布呼吁万隆会议国家制止英国侵略
据新华社开罗2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哈尔赛1日上午宣布，阿曼起义者的部队正在向伊布里推进。
伊布里在尼兹瓦和布赖米绿洲之间，是英国人指挥的部队的主要据点。
哈尔赛说，阿曼部队在向伊布里推进时俘获了马斯喀特苏丹的兄弟塔里克·泰木尔。
泰木尔指挥着大约有二千人的一个营。
在另一次战斗中，一个名叫哈麦德·沙特的英国指挥官和他的七个士兵被击毙在车中。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否认马斯喀特苏丹兄弟塔里克·泰木尔被阿曼起义者俘虏的消息。
据新华社2日讯
开罗消息：
阿曼教长加勒布驻开罗代表哈尔赛1日晚间宣布，阿曼教长吁请“亚非国家出面调解以制止对阿曼的侵略”。
同一天，美国驻埃及大使罗伯特·赫尔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讨论了阿曼问题。
（附图片）
阿曼首都尼兹瓦的一个碉堡

中印两国艺术家亲切座谈
本报讯
07月31日上午，首都的艺术家和印度当代大艺术家乌黛·香卡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香卡舞蹈团的艺术家们举行了座谈会。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阳翰笙首先致词说：
“你们的艺术魅力，已经使每一个中国观众倾倒了，给我们的艺术生活添了光彩。”
他希望这个座谈会，能给中国年青的舞蹈家们一个学习他们成功经验的机会。
乌黛·香卡先生和夫人分别解答了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舞蹈的经验，和三十年印度舞蹈艺术发展的概况。
在印度朋友们的希望下，中国舞蹈家贾作光、明娜娃等表演了蒙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和汉族的花鼓灯、东北秧歌等多种民族民间舞蹈形式。
著名的京剧演员李少春也向客人介绍了中国京剧古典舞中的一些基本动作。
印度舞蹈家也作了精采的简短的表演。
两国舞蹈家通过各自辉煌的古老文化的共同语言，进行了生动的、富有亲密感情的艺术交流。
导演了世界闻名的印度诗剧“沙恭达罗”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吴雪，在座谈会上也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和人民对印度优秀艺术的衷心喜爱。
我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林林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从银幕上看人民战士的成长
舒路
由文化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电影展览”已在8月01日开始举行。
参加这一次展览的艺术片“战斗里成长”与“激战前夜”，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出品。
这两部影片集中地描写了人民战士的成长和守卫在国防前线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绩，是纪念“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给广大军民观众重要的献礼。
“战斗里成长”本来是一个受广大观众欢迎的话剧，经过原作者胡可同志改编为电影，不仅比话剧紧凑，而且在艺术上作了更深刻更真实的描写；
同时参加演出的许多演员都是全国话剧会演得奖的抗敌话剧团的同志们，他们是有修养有经验的话剧演员，因此为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增加了鲜明的色彩。
导演严寄洲、孙民二同志，虽是电影战线上的新战士，但从影片的艺术创作上看来，他们也是刻苦钻研的好战士。
“战斗里成长”深刻地揭露了我国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解放是他们唯一的道路，是一部概括力很强又非常感人的作品。
影片克服了话剧在舞台上演出的限制，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示了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图景。
影片主人公赵铁柱的一家，是数亿中国农民家庭的缩影；
老一辈子的赵铁柱的父亲赵老忠，是纯朴农民的典型。
他痛恨封建制度的压迫和欺侮，他希望通过合法的斗争，去反抗地主的压榨，可是在地主的政权统治下，农民的冤是无处申诉的。
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勤劳的赵老忠终于被地主活活地逼死。
这样的遭遇，正是几千年来广大农民苦难悲惨的遭遇的写照。
赵铁柱是一个有骨气的青年农民，他痛恨地主的专横，他最初的反抗，是个人的复仇，因此，当他父亲被逼死之后，他就去烧地主的房子，但是这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他不能不逃出故乡，四处流浪。
只有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才真的得了救，得到了教育和锻炼。
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敌占区，也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儿子也被逼得去参加八路军了。
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父子们偶然相遇，这时父亲已是身经百战的营长，儿子是营长的通讯员。
儿子盼望成为突击队员去解放自己的家乡，而父亲却教育他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教育他要认识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之间的关系。
从赵铁柱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人民战士的成长过程。
故事是在战斗胜利之后家庭大团圆中结束的。
儿子找到了母亲，母亲认出了父亲，父亲从新认识了儿子。
从影片里面，我们看到由于时代在前进，使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三代人有着不同遭遇，也使我们看到人民战士在党的教育下，如何在战斗里真正地成长起来。
这是一部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影片，特别是在建军三十周年的今天，来重温这历史课程，来回忆我们所走过的艰苦奋斗的道路，会更加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夺取人民胜利的果实，企图以污蔑、造谣中伤来离间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可是历史是见证人，影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见证人，人民已经认清了共产党是救星，人民决不会为这些谎言所蒙蔽。
影片“战斗里成长”在艺术创作上由于导演、演员、摄影师和其他创作人员的严肃细致的作风，使得影片中有些地方感染力非常强烈，如赵铁柱夫妻在爹的坟前烧纸，引起赵铁柱对爹的遗言的回忆；
夫妻二人的离别，孩子在甜睡；
一家人天各一方流离失所，铁柱走破了鞋换上妻子临走送他的鞋……等等悲剧场面，深深吸引着观众，使观众每每激动得不知不觉流下同情的眼泪来。
影片就是通过这样逼真的生活描写，揭示出无可辩驳的真理：
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而人民战士也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激战前夜”是表现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在一起，保卫祖国海防的故事。
影片故事是通过一群美蒋特务阴谋夺取我海马岛军事部署的情报而展开的。
这里有在中美合作所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务孙亚美，有曾经是反共刽子手、暗藏的黑帮头子陈封斋，有出卖青春的女特务林美芳。
他们仇视人民，妄想重新建立美蒋黑暗的统治。
然而人民解放军的侦察科长鲁维智，人民政府的工作组的女工作员周洁，依靠了广大的人民，终于在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前夜，破获了这个恶毒的阴谋，逮捕了这些狡猾的特务分子，保证了对海马岛防御战斗的充分准备和增援。
这部影片通过美蒋特务之间的矛盾，非常真实地暴露出美帝国主义企图长期霸占台湾和企图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同时也描写了女特务林美芳如何出卖自己的青春，向部队失去警惕的李参谋进行种种引诱欺骗，希望从他的手上得到海马岛的军事情况，可是这个阴谋为鲁维智和周洁识破了，教育了麻痹大意一味追求恋爱生活的李参谋。
这部影片所正面描写的鲁维智和周洁为保卫祖国海防，在无形的战线上和敌人作战的机智勇敢的形象，是十分感人的。
周洁勇敢地跳入大海去捕捉敌特；
敌特为了灭口杀死了被俘的特务，切断了侦察线索，引起周洁的痛苦等镜头，都充分表现出了这个青年女工作人员的爱国热情，虽然她对敌斗争经验不多，但她有纯洁的心灵和勇敢的性格。
鲁维智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知疲倦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的敌我界线是分明的，对李参谋，尽管李参谋坠入了迷人的情网而不能自拔，尽管李参谋冲动起来对他的态度很不好，而他总是严正地耐心地帮助李参谋，用事实教育他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
影片中鲁维智巧妙地组织了一场紧张的戏，让李参谋看看另一面的林美芳，这是非常有趣的安排和表现。
影片通过以鲁维智为首的一些人物，来介绍我海防前线军民的团结一致，反映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的精诚团结是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海防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说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八一”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两部影片的放映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向观众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战斗里成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也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平建设时代的斗争生活。
尽管影片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如电影技巧运用还不熟练，个别演员的表演还表面化一些，但是从整个影片的艺术表现来说，它们是完成了通过形象去启发教育观众的任务的。

各地戏曲艺人响应梅兰芳等号召
相约坚决不演坏戏
本报讯
全国各地戏曲界人士纷纷热烈响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兰芳等七人关于提高戏曲质量、不演坏戏的三点建议。
最近，上海、天津、武汉、西安、沈阳等地戏曲界都曾召开了座谈会。
广大戏曲演员一致表示，上演坏戏是对人民艺术事业缺乏责任心的表现。
大家认为，梅兰芳等的建议十分适时，和舞台上出现的毒草作斗争，在目前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积极意义。
武汉市各剧种的代表高百岁、高盛麟、吴天保、刘小中、沈云陔、詹玉魂等二十五人还在座谈会上通过了致电各地相约不演坏戏的决议。
很多著名演员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演出坏戏。
参加浙江省第2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周传瑛、王传淞、叶阿苟和尹瑞芳等十五人在杭州日报上说，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每个有艺术良心的戏曲工作者都不应该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和信任。
坚决不演丑恶、淫猥、恐怖的坏戏来毒害人民。
他们希望戏曲界用演好戏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梅兰芳等同志的号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秦腔演员苏育民、刘毓中、孟遏云等七人在陕西日报上要求演员摒弃一切个人名利思想，完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的进行艺术创造，才能辨别什么是好戏、什么是坏戏。
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演员应该演好戏，大家看了能受到好教育，特别对年青人，看好就学好，看坏就学坏。
京剧演员童芷苓、李玉茹，越剧演员傅全香、徐玉兰，沪剧演员丁是娥，淮剧演员筱文艳，锡剧演员张乾达、杨企雯、评弹演员刘天韵等很多人也都在报纸上表示坚决不演坏戏。

电影剧本征文
延期进行评奖
据新华社讯
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去年03月间举办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征文，原定在今年07月底评奖。
由于有关部门正在紧张进行反右派斗争，评奖工作决定延期进行。
这次应征的电影文学剧本共有二千六百零九个。
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北京、长春二个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处的郑重挑选，再经过评奖办公室复选，已向评奖委员会推选出“鸦片战争”、“海魂”、“上海姑娘”、“五更寒”等二十多个剧本，其中有藏族女青年悦希卓玛的“在遥远的牧场上”和蒙族青年孟和博彦的“嘎达梅林”。
有些已在开始拍摄。
由于应征作品绝大部分出自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军官等不同职业的业余创作者之手，题材极其丰富、广泛。
已被推荐的二十多个优秀剧本之中，只有少数剧本是专业电影编剧写的，其他都是青年作家同业余作者的作品。

“红岩”的“乱弹”
雁序
最近我收到了7月号的“红岩”文艺月刊，我一口气就把它的文章通读一过。
奇怪，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但这个刊物却置身于这个火热的斗争以外，不，说它在斗争“以外”还是冤枉了它的，它正在我们敌方的掩蔽部里射过冷枪来。
尽管那一组“短笛”是吹得如此悠扬，但笛声究竟掩不了“乱弹”（弹应作名词解，即子弹的弹）的火力。
“乱弹”中的一弹是“从捕杀麻雀想到的”，作者从报纸上关于麻雀是否害鸟、应否捕杀问题的讨论——即他所谓“一宗小小的麻雀公案”，把笔锋转到为“草木篇”抱不平了，说批评家批评“草木篇”是棍子。
他说对“草木篇”可以“不必穷追下去了”，应该“追”的倒是对它的批评态度！
第2颗“乱弹”更明确地射出来了。
有人批评了“星星”的稿约上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了一些人对文艺问题的“解冻”的提法，作者就认为这是语言文学的“厄运”了。
显然，在这位作者看来，忽视或无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足为病的，有什么了不起呢？
而“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以前，我们国家的文艺硬是冰封三尺，生机息灭，只有允许这样说，才不是厄运（？）！
这样，用心是够恶毒了。
王少燕的“墙”，借了一位官僚主义者的话来攻击党的整风政策，说“这儿的气候，根本就很少狂风暴雨，顶多有点和风细雨，这怕什么？”
好啊，既然官僚主义者对和风细雨“无动于衷”，那末党的政策就是“错误”、“无效”的了，这还要再加注解吗？
在这个所谓讽刺剧中，还有什么工地主任叫四面加紧砌墙，没开门窗，把工人砌在里面等“笑话”，而对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作了挑拨的工作。
作者故意借官僚主义的局长的口，说什么“你知道他们以前在国统区都搞些什么”啦，“审干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怎能信任”啦等等。
其实，讽刺官僚主义只是一个幌子。
故意把“墙”形容得如何如何严重，认为和风细雨不能整掉官僚主义，这才是作者的真实意图。
在“宝刀不老”这篇小说里，把我们的社会简直描写成“十八层地狱”一样。
老艺人秦汉钦身怀绝艺，在村子里被村主任打了耳光，没收了钢钗和檀板。
他呆不住，跑到城市里，但市文化馆长又不给他演唱——理由是仅仅因为乡里出给秦的证明书已经过时。
因此这个老艺人差一点冻死饿死。
正巧碰到一个每天只能得“几个馍馍钱”的“好心肠人”霍斌，而霍斌和他的母亲也都是艺人。
霍斌就把仅存的母子两人的伙食钱请了客。
以后那个老艺人又得到一个“好心肠”的资产阶级分子——霍斌的舅舅的帮助。
霍斌决心脱离革命，向老艺人学“绝技”，但又被文化馆长“粗暴干涉”，没有成功，文化馆长又赶走了老艺人。
而霍斌终于得了老艺人传授，成了名。
在这篇小说里，整个环境是“凄然欲绝”的，而这些村主任、文化馆长在作者的笔下，跟国民党反动派丝毫没有两样。
我们的国家在作者的笔下真是“一片漆黑”。
为了衬托秦汉钦和霍斌的悲惨遭遇，作者还不惜用我们隆重招待苏联木偶艺术家的场面来作最恶毒的对比。
自然，毒草不是不能放，但必须对它进行斗争。
可是“红岩”抛出这么许多毒草，对反右派斗争却根本不谈，这到底是何居心！

美术事业的盛举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伟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美术展览已经在首都开幕了。
展出的约三百件作品是全国、全军的美术家和青年美术工作者一年多来亲密合作辛勤劳动的成果。
这些有着坚实生活基础的作品，生动而有力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三十年来所走过的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
这些史诗般的画幅，深刻地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解放人民的重要工具，是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正因为这支革命军队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始终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才能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才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最可靠的力量，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使星星之火汇聚成烧毁压迫剥削制度的通天烈焰，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解放。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肩负起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任务。
我们相信这些美术作品的展出，会帮助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进一步理解前人走过的艰苦而光辉的道路，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是具有怎样高贵品质的人们才能“舍己为人、舍身为国”，无私地为争取阶级的解放、人民的解放和保卫人民利益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们也应该从这里获得教训，推翻剥削压迫制度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才取得的。
不知道多少先烈为了这个伟大事业流尽了自己的鲜血，党、革命军队在艰苦的岁月里，已经与全国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分开的。
今天，不管是谁想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想改变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和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所坚决不能允许的。
称得起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军史美术展览，也有力地证实了党对美术工作的重视，证实了文艺工作为政治斗争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向的正确。
像这样动员了全国四百多位画家进行了一年多创作劳动，在中国美术史上令人欢呼的盛举，假如没有党所从事的翻天复地的革命业迹的感召，假如没有党的支持、领导和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是不会成为可能的。
党和军队组织对美术工作的重视不仅今天如此，毛主席在井冈山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里，就提到前方缺乏绘画技术人材，请中央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送美术工作者到前委会去。
古田会议（1929年12月）的决议里还提到要出版石印或油印的画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起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鲁艺和它在各根据地的分校里，在部队艺术学校里，设立过美术系，培养出许多美术工作干部。
美术工作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它鼓舞着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启发人民的胜利信念。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大军所到之处，立刻四处就会有我们标语、漫画、宣传画出现，这对瓦解敌人也起过显著的作用，敌人把我们的宣传画称作为“攻心炸弹”。
党和军队一直把美术工作当作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尽力在组织美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美术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展出的约四百余件具有各种不同形式与风格的作品，也证明了我们在继承民族绘画的优良传统和吸收外国绘画的优点方面，已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和新的生命力。
展出的中国画和民间工艺品在表现现实生活中获得了可喜的成就，油画、版画、雕塑、素描……也呈现出了巨大的进步；
这些成就一部分体现在老画家的作品中，而另一部分正出现于青年美术家之手。
这一天比一天多的新人的出现，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飞跃前进的生活现实和惊天动地的斗争史诗，给艺术家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创作题材和形式。
许多老画家也拿出自己精心制作的优美画幅，作为纪念我军建军三十周年的献礼，表现了崇高的政治热情；
在此，特向他们一并致谢！
党和人民用血汗缔造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带来了美好的未来，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让我们在党的光辉历史所照亮的道路上，以豪迈的步伐由胜利走向胜利吧，让祖国的美术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英明的方针下开放出更鲜艳的花朵吧。

蓝钰—出版界的右派野心家
刘咨周　赵子文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蓝钰，是19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
他常以“通俗化的专家”自居，并且到处吹嘘：
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得到“群众的好评”。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这个一贯得到“好评”的所谓“专家”，原来却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纲领
在5月份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蓝钰提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纲领。
按照蓝钰的看法，今天出版工作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方针问题，体制问题”；
主要矛盾在于“除掉国营之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
他认为这是“大矛盾”，要“大整”，“改良主义不能解决”，必须来一个“根本改变”。
蓝钰所说的“根本改变”主要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第1，取消党和国家的领导，提倡出版社自治。
蓝钰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于党领导出版事业，极为不满。
他说：
“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如让别人也搞。”
他认为党员只凭资格吃饭，不能领导出版工作。
他附和右派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说：
“你明明不行，为何工资比我高，原因就是你的职位高”。
言外之意，共产党员在出版工作中是无能的，但是凭着党的势力，在把持着出版工作的领导权。
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权，蓝钰主张撤销出版局。
于是，他提出让出版界自治的主张：
“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
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
一切书评工作，关系调整，交换情况经验，以及新华书店，都由出版协会管起来。
第2，主张压缩国营出版社，成立私营出版社。
蓝钰对出版事业“一切只有国家的”，非常反感。
他主张“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同时开放自由市场”，也就是所谓“开个口子”。
他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整顿”方案是“裁并一批”，“压缩一批”。
开放自由市场的方案，是恢复私营。
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和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并存的局面，它的前途是怎样的呢？
蓝钰说：
“这样，社与社之间就会发生‘争鸣’（竞争），也可能有些社要在‘争鸣’中垮台，也不要紧”。
这里，蓝钰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第3，他主张裁撤一批作为社会主义宣传机关的地方出版社，把阵地让出来，使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能够深入农村。
支持和煽动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向党进攻
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的“时事手册”，在第11期发表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等有毒的文章都是经过蓝钰审阅和批准的。
“时事手册”以于干、邓蜀生为骨干的右派小集团向党的猖狂进攻，蓝钰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的。
整风开始以后，蓝钰就鼓动右派分子把矛头首先对准出版局的党的领导，向出版局施加压力。
他在“时事手册”整风的座谈会上提出：
“有冤伸冤，有苦诉苦”，煽动右派分子向党开火。
因此，“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十分放肆和猖狂。
但是，蓝钰还认为不够劲。
“时事手册”右派小集团，为了摆脱党的领导，还要向社会上控诉中宣部、新华社、通俗出版社。
他们起草了所谓“申诉书”。
蓝钰对这种作法是完全支持的。
在那个右派小集团企图鼓动群众闹事时，蓝钰竟向中宣部前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同志威胁说：
“如果‘时事手册’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愿时，我蓝某可以带队。”
有的同志嗅出了时事手册编辑部副主任右派分子于干的味道不对，建议应当进行反击，蓝钰横加压制。
06月29日，在通俗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反右派斗争时，有的同志提出“时事手册”有一右派小集团，蓝钰起来坚决反对，并且千方百计为这个右派小集团打掩护。
一个狂妄的个人野心家
蓝钰为了把人民出版事业拖向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第1个“奋斗”目标就是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
1956年初，通俗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刚刚转入专案审查阶段，当时专管业务的蓝钰，便发起了一个全社性的所谓“民主运动”。
他提出要“改造领导”，并且主张不要采取“和稀泥”的办法，而要“揭盖子”。
此外，他还主张由群众选举了专门的主席团。
各部室也丢开原来的负责人，由群众选举一个小组长，领导部室的所谓“民主”运动。
因此，有的部室开会提意见时，形成了控诉会。
这一场“揭盖子运动”，后来经出版局制止。
整风开始时，通俗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副社长兼总编辑杨赓同志正离职学习，蓝钰认为机会已到，就向文化部提出，坚决要把杨赓调回来整风，说是通俗出版社的工作问题，杨赓应负全部责任。
当“时事手册”的火已经烧了起来，而“政治学习”的空气还比“时事手册”显得比较平静的时候，蓝钰又找到一个借口，提出要借“时事手册”的“兵力”帮助他们开展反右派的斗争，而实则是发动“政治学习”编辑室的人整领导，而领导“政治学习”编辑室的，则是该社另一位副总编辑孟奚同志。
左打杨赓，右踢孟奚，这正是蓝钰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的第2次尝试。
蓝钰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今年春天，他并未取得文化部和出版局的同意，便亲自到沈阳、天津等地，借调查情况为名进行活动。
他在沈阳召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出版社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在天津也召集了同样性质的座谈会。
在两地的座谈会上，蓝钰都俨然以上级自居，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关于出版工作的全面性的发言，毁谤文化部的领导，贩卖他对出版工作的反动纲领。
他并且在座谈会上进行煽动说：
当前出版问题是出版界的整个的问题，“我们不能坐等领导的命令”。
这实际上就是要地方出版社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而受他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控制。

“公正”的立场
阎厉
他向党投了一颗炸弹，
你闭着眼默不做声。
党向他回击了一拳，
你瞪着眼大喊：
“这不公正！”

坚决洗干净
匡非
钢铁的堡垒
用钢铁的钉
钢铁的军队
要有钢铁的兵
红色的战舰
用红色的舵
红色的战士
要有红色的心
变节的逃兵
是敌人的亲
共青团的叛徒
要坚决洗干净
（选自北京大学“红楼”）

大蒜装水仙
燕凌
昨天唱白脸，
今天唱红脸；
脸变心没变，
越唱越走板。
整风他发言，
真辣也真酸；
反右他讲话，
轻轻又淡淡。
说起“缺点”来，
活龙又活现；
说起成绩来，
公式加概念。
本来是大蒜，
偏要装水仙；
种子没有换，
要变难上难。

家
周良沛
我，仿佛在路旁寻觅什么。
我原来是没有家的。
没有想到在离开故乡十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路过这生我的村庄。
记忆，是熟悉的，新的建筑、新的道路，对我却陌生了。
我在路上溜达了很久，连一个熟人也碰不到。
年老的人大都去世了，我们这一辈的人和中年人都还在军队里。
听人说这里最近回来不少老红军，也像我一样原是没有家的。
他们在那生他的那个角落，也像我一样在路旁寻觅什么。
我长久长久地在路上踟蹰，却拾回那些遗忘了的记忆。
过往的记忆总不是路边蓝色的小花，像过往的年代一样，是条痛苦的河。……
我对“家”，人们认为总有些不应有的冷漠。
而他们却不知道我是没有家的。
我出外流落时才八岁。
终日徘徊街头，受苦受难。
有一天，天还没亮，刺骨的风雪就把我冻醒了。
为了解冻取暖，我不得不用冻得红肿的脚在街上跑。
跑到一个慈育院门口，忽听到一声声微弱的婴儿哭声。
脚步，沉重了——在紧闭着的慈育院的门前，封住门的雪堆上，一个竹篮里放着一个弃婴。
孩子没有衣服，只有几根干草裹住。
这情景，使我想起那婴儿的贫困的母亲，也想起我自己。
我站着、站着，一直到路灯已熄灭了暗黄的光，一直到路上有了行人，也有了警察。
我盼呀盼，可一直盼不到慈育院的门打开，也盼不到一个人把这个弃婴拾走，他们最多也只是看一看，便叹着气走了。
于是，我盯着这婴儿哭了，并把他抱了起来，想用自己的身子暖和暖和他。
而他仿佛得到可以哭诉的机会，在我怀里哭叫得更厉害了。
我正在哄着孩子，后面有人把我一拉，警察把我拉到警察局去了。
尽管我在路上哭着、叫着，想挣脱他，而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
警官问我为什么作不道德的事——弃婴，我悲痛，瞠目，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我真想把这些日子所受的气都出在警官身上，可是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办法？
当他们最后把我赶出那黑漆的卫门时，我又想到那个弃婴，泪，无声地流着，想着想着，也放声大哭起来。
我第1次感到我在这么可怜自己……
九年后，我又到另一个城市了。
这儿，解放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
在猛烈的炮火声中，我听见一个伤员在门边的呻吟声，和断断续续的那么一句话：
“解放了！”
他惨白的脸上，牙齿紧紧咬住嘴唇，血，正滴在地上——我想着，他流血，不正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这一句话么？
那时，我真想抱住他染血的身子，然后举起他来唱歌。
可是我又疼他，怕震动他的伤口。
不几天，我跟着他们走了。
整日都在烽火中行进，像一条宽阔浩荡的铁流，冲破一切障碍，向远大的目标前进。
这时，我想的很多很多。
越想往日的痛苦，就越感到眼前的欢乐；
越想起我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就越感到我现在是生长在那宽阔无边的大家庭中。
有一次，在雷州半岛的一个刚解放的城中，我们同新招收的一大批新力军——一些还没穿军衣的学生住在一个破旧的旅馆的地板上。
凸凹不平梗住背脊的地板使他们还不能习惯在上面躺下，但没作声，可是我知道他们没睡着。
深夜，敌机来了，他们都惊慌地爬起来，紧紧地靠在一起，有几双眼睛死死盯住震动的房顶。
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
于是当敌机稍稍飞远了一些，我们便要他们疏散开。
当炸弹快要落地的“丝丝”声响起的时候，一个新战士又跃起来想再跑远些。
“趴下！
趴下！”
一个老战士严厉地喊了一声，就飞快地赶上去，用有力的双手将那个人按在地上。
这时“轰”的一声，炸弹落地了，眼前只见一片掀起的土浪，飞散的火药味。
我一想到刚才那两个人，心就紧了。
飞机一走，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奔到他们俩的跟前——老战士正伏在新战士身上，他一见我们，就爬起来抖了抖盖在身上的泥土，对着敌机刚飞过的天空骂了一句“你娘的”就大步走了。
那个新战士愣了半天，呆呆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很久才叫了起来：
“同志！
同志！
你叫什么！”
隐隐地只听见他说声“救火去！”
他又跃入一堆熊熊的火焰中去救灾了。
新战士拾起身边的一块弹片，一见鲜血满片，就本能地摸摸身上，但没一点伤痕，而顺着战士去救火的路，却滴着一滴滴鲜血，他感动得哭了。
我看着，想着，再次地感到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兄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而我现在为什么又来这山城寻家？
我是有家的了。
假若，我在这里碰见一位在寻家的将军，我一定伸出手抱住他，讲述一些比童年的梦幻更美的生活——我们“家”里的生活。
讲述我在南方的追歼战中，夜盲如何使我拄着棍子走，由于赶不上队伍，战友们如何拉着我走，拖着我走，并用那荷着过重的子弹的肩把我背着走。
那时，我曾这样想：
“即使瞎了也要摸着走；
即使掉了队，也要摸着同志们的脚印前进，紧紧跟着我可爱的家。”

“温情”的双手
赵曙光
“温情”的双手，
好像两瓶陈年老酒，
迷醉了他的心头；
“温情”的双手，
好像甜蜜的安眠药片，
拖着他呼呼梦里走。
“区区小事，不能出卖朋友”
他把这颗黑心紧搂在胸前。
右派分子不住地点头称赞：
“愿上帝与你同在，好心的
警卫员”。

演习（套色木刻）（八一美展作品）李桦

读古书
冯文炳
我写这篇小文的意思，是表示我极其坚决地反对今天的右派。
为什么用“读古书”这三个字做题目呢？
是因为我在报纸上看见的揭发的材料右派头儿章伯钧主张读古书，如孔子的论语等。
我今天谈的读古书，是读孟子。
如果我们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武装我们的头脑，则孔孟之书到今天是值得一读的，它首先能够教育右派分子要有是非之心。
下面我就读孟子。
孟子对着齐宣王说：
“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就是说要把国家搞好，哪里有什么能不能的问题呢？
只怕不努力。
然而在近代，也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我们总觉得中国问题是“不能”的成分多，赶不上列强，爱国者谁都有苦闷。
到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不能”，只怕“不为”，又决不许“不为”！
这不很明白吗？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团结一切力量，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说工作当中有缺点或错误，那是当然的，在这样大的国做这么大的事业而能不有缺点或错误，那不是说神话吗？
当然，成绩是主要的，美帝国主义者天天咒骂我们就因为我们有令他们发抖的成绩。
然而右派分子却看不见自己国家几年工夫得到的前无古人的成绩，强调缺点，这就合了孟子的话：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这证明他们没有是非之心！
用科学的话说，他们的立场同人民不一样，他们是反动的立场。
中国现在何以能够不是“不能”？
察秋毫之末的右派分子看得见这个大原故吗？
“发展重工业”在过去，我们谈得上这一句话吗？
那真叫做梦。
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做这个梦，一心想学外国，羡慕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
我们现在知道，这叫做单纯技术观点。
毛主席曾经严肃地然而很有风趣地问过我们：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死脑筋，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真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先生！
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农业合作化了，中国有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了，这叫做翻天覆地的大事，这是政治大事，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阶级斗争。
可笑的是我们过去单纯技术观点的学西方的迷梦！
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今天只是一个计划问题——而计划是一定要实现的，这靠全国人民的努力。
所以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非不能也”，只怕“不为”。
“不为”就是右派分子要开倒车，人民允许吗？
孟子是唯心论者，唯心论者对剥削阶级也有他的深刻的认识：
“不仁者，可与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
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我认为这番话足以说明剥削阶级的本质。
中国的右派，时至今日，他们所“安”所“利”，所“乐”，都是同人民处于极端相反的地位，真是危险。
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过五关斩六将
　梁汝怀
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位领导同志把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立场，喻之谓过五关斩六将。
语短心长，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近三、四十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经历了过好几个关：
经过了好几次革命战争的关；
也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关。
那些关的把关大将，都是些十分厉害的敌人：
有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
这些敌人，既横在关前，也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所以知识分子过这些关，并不全像当年关云长那样容易。
在这些关口上，他们有许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跃马横刀，既斩了守将，也扫清自己思想意识里的障碍，尽管历经险阻，总算闯过来，改造了自己。
有的先是趦趄不前，诚惶诚恐，到得关口，或则夹杂在千军万马中轻易地混过了关，或则又退了回去，始终未能过来。
有的在敌人面前或在自己的顽强的思想意识前招架不过，就下马请降，在过去那些把关大将帐下当一名俘虏。
也有的根本就是安于躲在那些关主帐下，不肯过关的。
人民力量摧毁了那些关主，但是这些人都仍然心在“故国”。
回首前尘，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辛酸的或者是甜甜的记忆。
这是甘苦自知，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
而今，来到第五关的关口上了。
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关。
这一关比起前四关来，说好过也好过，说难过也难过。
说好过者，有了前几次过关的经历，手里也就增加了战胜敌人、认识自己的武器，浑身也就勇气陡增；
何况在身后的，是更加壮大的党和工人阶级，给你最好的条件，最大的支持。
然而，难过者，把这一关的第六将更加刁钻，原来他非别人，正是一切非社会主义或者反社会主义的旧思想、旧意识。
有人也许哈哈大笑说：
我道是谁？
原来就是它！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已斩了此将也。
我说：
且慢！
将军之言差矣。
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许多知识分子说，只是初步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问题，辨清了与三大敌人思想界限的大是大非。
辨别那个大是大非是十分需要的，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看，不是也有许多人至今连这个大是大非也没闹清楚吗？
但是，万里长途，过了一关还有一关。
如今到得社会主义关前，客观上是时代和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更严格，主观上是个人思想意识上的旧包袱至此也可以丢得更多。
这就需要解决根本的思想立场问题，明辨另一个大是非。
这就是：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拥护共产党领导，还是不要共产党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还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虚伪的“民主自由”？
主张团结全国人民，还是主张分裂人民？
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要搞资产阶级专政？
要社会主义的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还是要同帝国主义勾藤搭纤？
弄清了这个大是非，比起前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能更迈进一大步。
改变了根本立场，从此步步都能走上阳关大道了。
当年关云长过第五关黄河渡口，守将秦琪也算得一员大将，然而“二马相交，只一合，关公刀起，秦琪头落”。
就此渡了黄河。
而现在横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这一将呢？
因为它正像变成蟭蟟虫儿钻进罗刹女肚子里的孙行者，是藏在每个人头脑内部、灵魂深处的，就不那么好斩。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生聚教训，都是在资产阶级的空气里，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感情，是如此多情，一拍即合；
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感情，却总有些陌生，格格不入。
对许多知识分子说，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容易，在思想立场上符合社会主义就难；
在道理上懂得社会主义容易，在意识、感情上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就非一朝一夕之功。
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会堕入右派泥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始终没有跟党一条心，思想上始终并没有入党。
他可以跟着党通过以前几关，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面前，就通不过了。
因此，斩这第六将，首先得有同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感情拼个“你死我活”脱胎换骨的决心。
这就需要绝大的勇气。
勇气出之于对丑恶、腐朽的旧思想、旧意识的憎恨，洗面革心，大彻大悟。
能不能坚决斩掉自己头脑内部、灵魂深处的敌人，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新的大义灭亲，这是每个知识分子（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在这次反右派斗争里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