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抗议书
抗议梵蒂冈无理剥夺上海教区权利
新华社1日讯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抗议书，抗议梵蒂冈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的无理措施。
抗议书说：
“罗马教廷无理剥夺上海教区合法权利的命令，是错误的、无效的、决不能接受的”。
抗议首先说，梵蒂冈“不顾上海教区一再提供的真实情况，坚持否定上海教区选出的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并颁布授予所谓“和平通功”者以“特权”的“命令”。
我们全体代表以忠于天主的虔诚心情，全面而缜密地研究了上海教区自1956年03月中旬依法选举出了代理主教后与罗马传信部来往的全部函电，深刻认识到罗马对上海教区所采取的措施，违背了圣教法典的规定，无理剥夺了上海教区应有的权利，这完全是歧视和破坏我国圣教会传教救灵事业的行为，是打击与阻挠上海和全国神长教友进行爱国爱教正义事业的整个政治阴谋手段之一，使我们一贯保持圣而公教会精神的爱国神长教友感到痛心和愤怒。”
抗议说：
“上海神长教友反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这是公民爱国的神圣职责，也是爱护教会当尽的本分。
上海教区依法选举张士琅为代理主教，是合乎教区十多万教友灵魂福利的正确措施。”
抗议接着说，梵蒂冈竟赞扬反革命分子龚品梅为“最称职的主教”，诬蔑我国政府逮捕他是“不合理”的措施，这是企图“在上海教区制造分裂与混乱，再重新把上海教区置于反革命控制之下。”
抗议说，梵蒂冈要授予特权的所谓“和平通功”者，就是那些丧失中国人民立场的祸国害教的败类。
“如果中国神职班都成为这样的所谓‘和平通功’者，那末我们的教会不仅要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也为全国教友所不容。”
抗议最后说：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严正地声明：
上海教区依法选举张士琅为代理主教，既合乎法典规定，也合乎教区利益。
我们完全支持上海教区神长教友这种站稳中国天主教友立场、维护教区利益、反对罗马教廷破坏上海教区的正义行为。
罗马教廷无理剥夺上海教区合法权利的‘命令’，是错误的，无效的，决不能接受的。”

事实粉碎了谎言
——读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正当反右派斗争转向深入、并向全国各地扩展的时候，国家统计局的这份公报，给了我们一个反击右派分子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抹煞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有力的武器。
它用确凿的数字，全面叙述了1956年我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工业、农业、运输业、邮电事业、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和基本建设以及在改善职工生活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每一个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问题的人，都不难通过这份公报认清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1956年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工业产值的增长提前一年，并且超额9.5％完成了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
其中电力的产量达到一百六十五点九亿度，原煤的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九十二点二万吨，生铁的产量达到四百七十七点七万吨，钢材的产量达到三百九十二点一万吨，棉布的产量（不包括手工业）达到四十六亿公尺。
这些也许都是很枯燥的数字；
但是，每一个多少了解一些中国工业发展历史的人，只要不作昧心之言，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些惊人的数字。
它同旧中国的工业水平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1941年是解放前我国电力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发电量才五十九点六亿度；
1956年电力的产量同1941年相比，增加了179％。
1942年是解放前我国煤炭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原煤产量才六千多万吨；
1956年原煤的产量同1942年相比，增加了71.2％。
1943年是我国钢铁工业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生铁产量才一百八十万吨左右；
钢材的产量才六十八万吨左右；
1956年生铁的产量同1943年相比，增加了165.2％，1956年钢材的产量同1943年相比增加了471.5％。
1936年是我国棉布产量最高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的棉布产量也才十六点五亿公尺；
1956年的棉布产量同1936年相比，增加了178.9％。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的时候，工业生产的水平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已经一落千丈了。
例如生铁的产量只剩下二十四点六万吨，煤的产量只剩下三千多万吨。
我们在这样微薄的工业基础上奋起直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水平远远地抛在后面。
在这些确凿的材料面前，谁能否认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呢！
右派分子污蔑农业合作化“搞糟了”。
事实怎么样呢？
事实是去年虽然是农业合作化刚刚基本完成的一年，但是初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战胜自然灾害、争取农业丰收等方面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大家知道，1956年农业的自然灾害是多方面的、严重的。
许多地区遭受了水灾、台风和旱灾，受灾面积在二亿亩以上。
受灾人口约五千多万人。
不少农作物，特别是粮食、棉花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但是，由于1956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农田水利的建设，各种先进生产经验和生产措施的推广，大多数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还是比1955年增加了。
拿粮食总产量来说，仍比丰收的1955年增加了4.4％，提前一年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
不可能设想，“糟得很”的农村怎么能够在农业生产上表现出这么大的力量？
有人说：
“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事实又怎么样呢？
事实是去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前年提高了14％，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了30％，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比前年增加了11％。
换句话说，去年职工的工资总额比前年增加了大约二十七亿元，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达七百四十万人，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达六百六十万人。
另外，国家投资新建的职工住宅达二千五百万平方公尺。
这些数字不正说明广大职工的生活是有保障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吗？
是不是“工人的生活好了，农民的生活苦了”呢？
从公报里也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同样有所增加。
去年凡是没有受灾和受灾不大的地区，大约有80％左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产量，大约有75％以上的农户增加了收入。
灾区虽然减产或者收成很少，但是经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生产自救，加上政府的援助，社员生活一般也得到保证。
去年商业零售额比1955年提高19％，这也说明人民购买力的巨大增长。
我们不准备列举公报中所有的数字，来一一驳斥反动谬论。
任何正直的人，都可以从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里，看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究竟有没有成绩？
有多大成绩？
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
当然，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从来不讳言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已经概括地指出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
由于我们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不完全一致，因而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就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这就是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大了一些，职工增加得多了一些，等等。
这些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虽然给1957年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一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同巨大的成绩相比，这些缺点和错误毕竟是次要的。
右派分子企图抓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煽动一部分人起来闹事，要“打倒”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幻想现在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反对抹煞成绩，但是从来也不在成绩的面前陶醉；
我们反对夸大缺点和错误，但是从来也不讳言缺点和错误，并且坚决纠正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在巩固成绩，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工人阶级在1956年胜利的基础上，又对完成国家计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8％。
我们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努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用实际行动来回击右派分子的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先去体验农村劳动生活
湖南组织学生参加抗旱工作
新华社长沙电
共青团长沙市委组织的一千五百多名支援农民抗旱保收的学生劳动大队28日全部下乡。
这次自动报名参加农村抗旱工作的都是长沙市十六所中学和四所补习学校的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身体强壮的学生。
他们中间80％以上是应届中学毕业生。
在这次抗旱保收中，实际地体验农村劳动生活，为将来参加农业生产作好准备。
这次学生劳动大队分别到目前旱象严重、劳动力不足的洞庭湖滨的湘阴县和长沙郊区农业社进行义务劳动，时间是一星期左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批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决定
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在今天上午举行。
会议在听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说明后，讨论和通过了一项决议：
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会议在听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说明后，经过讨论通过决议，批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这两个办法都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问芬兰共和国代表团的名单。
会议最后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名单。
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通过）
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决议：
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新华社1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的决议（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通过）
1957年08月0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决议：
批准国务院关于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千年的近亲常来往
彭真市长设宴欢送缅甸国会代表团
新华社1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晚设宴欢送以德钦登貌团长为首的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
缅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彭真在宴会上的致词中，感谢缅甸联邦国会访华代表团带来了缅甸人民的友谊。
他说，我们两国不但是亲戚和近邻，而且我们两国总理制订的五项原则将不断增进我们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彭真请贵宾们把北京市人民和全国六亿人民的友谊带回缅甸去。
德钦登貌团长在讲话中，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我们两国人民有一千多年的亲戚般的友好关系。
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使这种关系中断了。
自从我们两国独立以后，重新建立了友谊关系。
德钦登貌最后表示要用面对面的交谈以及友情和忠诚来进一步增进缅中两国的友谊。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北京市的副市长们以及首都政法、文化、教育、宗教界人士。

周总理接见科伦坡市政议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1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今天午间接见了以科伦坡市长苏加塔达萨为首的科伦坡市政议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接见时，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也在座。
接见以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彭德怀元帅举行盛大酒会
粟裕大将设宴招待各国驻华武官
新华社1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今晚在北京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出席酒会的，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彭真、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黄克诚大将、徐海东大将、罗瑞卿大将、谭政大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各界代表，以及陪同出席酒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等共一千多人。
彭德怀元帅在酒会上致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为中国人民开拓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支军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酒会上，宾主们频频干杯相互祝贺。
据新华社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今晚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设宴招待各国驻中国武官。
粟裕大将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由于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是由于全军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同时，也是由于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
因而，也获得了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援。
他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成就时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对我们进行了兄弟般的帮助。
粟裕大将在讲话中指出，由于和平力量的不断壮大，目前国际局势正朝着有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
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仍继续执行扩军备战政策。
在远东，美帝国主义仍继续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在我国领土台湾设立导弹基地，最近又横蛮的破坏朝鲜停战协定，将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
因此，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提高警惕。
粟裕大将强调说，我们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类带来新的灾难。
我们绝不侵略别人，但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们。
我们奉行国际关系中著名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我们愿与在座各位为增进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为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共同努力。
粟裕大将提议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日益增进的友谊，为各位武官和夫人的健康干杯！
宴会结束后放映了电影五彩纪录片“星火燎原”。

把优秀学生送到农村去
哈尔滨市举行欢送大会
本报讯
据黑龙江日报消息：
哈尔滨市五千多名青年学生和家长，最近在兆麟公园集会，欢送全市二百零二名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做祖国第1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
在这批下乡的中小学毕业生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共青团员，还有全五分的优秀学生，他们决定到农村去，经过了许多的思想斗争，冲破了来自各方面的障碍。
第2中学的曲秀云，为了说服自己的妈妈，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许多学生的家长，也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二十二中的董崇治的父亲董近之，不但在下乡前给董崇治买了帽子和球鞋，还亲自送孩子到新发社。
并协助其他同学办理粮食关系和迁移户口等。
这批下乡的新生力量也受到了各个合作社的热烈欢迎。
王岗区新发社共为下乡学生腾出了三十多间房子；
还特意糊了棚，粉刷了四壁。
为了满足毕业生在文体活动方面的要求，社里新做了六副篮球架子，又在街内缝制了十个篮球。
社内还成立了初中班和自学小组，以帮助毕业生们进一步学习和提高文化。
社领导还决定在开始劳动时尽量让他们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并指定专人对他们帮助。
这对下乡的毕业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附图片）
下图：
哈尔滨市十一中三年级学生陈桂香回乡后和女社员一起薅草。
崔祥忱摄

有文化的人来得越多越好
广东各地农业社积极欢迎应届毕业生
本报讯
综合南方日报消息：
广东各地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也正在积极准备欢迎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
有的农业社除了准备安排本乡应届毕业生以外，还表示欢迎外乡的知识青年入社当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
中山县石岐市郊有十二个社作了具体安排，一共准备吸收三百一十六个中、小学毕业生。
各农业社除了准备分配这些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或副业劳动以外，还将根据他们的特长和兴趣，分配他们兼任群众教师、技术员、俱乐部干部等职务。
潮安归湖乡农业社地多人少、知识青年十分缺乏。
归湖乡今年有十二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二十三个初中毕业生和一批高小毕业生。
该社除了准备将他们安排入社以外，还要求外地能有一百五十名到二百名毕业生加入他们的农业社。
许多农业社还积极设法为毕业生做好参加生产的准备工作。
中山县长洲农业社已经指定技术员和有丰富经验的社员，对毕业生讲解生产知识，帮助他们学习生产技术，并且拨款购置劳动工具，使每个入社的毕业生都有锄头、？
、禾镰等工具使用。
一些社员还准备修好篮球场和俱乐部，让毕业生在工余组织社员开展文娱活动。
最近，广州市有不少应届中学毕业生自动同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系，准备在考不上高一级的学校的时候，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河北省一万多名初中毕业生
放弃升学打算回乡参加生产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消息：
暑期以来，河北省有一批中小学毕业生已自愿放弃升学打算，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并决心作一个新式农民。
据初步统计，仅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就已有一万多名。
这批知识青年回乡后，大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近一个时期以来，河北省各级党政领导，积极运用各种宣传力量，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上及学生家长宣传劳动光荣的道理和积极安置中小学毕业生的重大意义，批判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为不能升学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张北县委第1书记胡子奇同志在张北中学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着重讲解了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邯郸专区有的县采取了逐级负责的宣传办法，区干部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人，使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宣传工作达到了家喻户晓。
当这些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时候，各地党政领导对他们作了欢送、欢迎和具体安置工作。
目前也还有些县对安置回乡知识青年的工作抓的不紧，只是停留在指示上，缺乏具体的组织工作。
甚至有些乡社干部对安置学生参加生产，还有顾虑或嫌麻烦等思想。
这些问题应该提起各县领导上注意，尽早解决。

瑞士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国庆
新华社1日讯
瑞士驻华大使贝努义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招待会，庆祝瑞士联邦国庆日。
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祝贺瑞士国庆。
周总理提议为瑞士联邦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为瑞士联邦主席汉斯·斯特罗伊利身体健康干杯。
周总理还提议为中国和瑞士两国友谊的发展干杯。
贝努义大使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请他的中外客人为中国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健康干杯。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国务院聂荣臻副总理、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和中国各方面的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苏联党政领导人
电贺“八一”建军节
新华社1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布尔加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尼·赫鲁晓夫7月31日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电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请允许我们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三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经历了多次革命战争火焰的考验，战胜了中国人民的无数敌人，并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自由和独立。
由于人民解放军经常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它由一些起义的部队成长为全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的头等的军队。
现在，拥有最新装备和一切现代化兵种的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坚决地捍卫着中国的自由和独立以及中国人民的各项社会主义成果，捍卫着远东的和平和安全。
我们预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军官和将领们以及伟大的全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伏罗希洛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布尔加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　尼·赫鲁晓夫
1957年07月3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会师陕北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徐海东
一
1934年0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找来了。
他带来了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的信。
信上说：
“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
当时，我们刚和四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心中非常高兴。
我们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西征。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们一路打，一路走。
第1道封锁线在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
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1道封锁线。
可是，当天又在大柳树碰上一○七师三个团，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的办法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
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
可是，部队相当疲劳。
枪响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像小老虎，战斗一结束，都像小绵羊似的，一个个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
我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看战士累的不行，决定休息两个钟头，吃点干粮打个盹再走。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
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儿休息半天；
准备当晚来它一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
半天休息过后，战士们都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
我骑着马，前后跑着，同志们情绪很高，纷纷问我：
“军长，前面还有仗打吗？”
“能不能再干一个痛快的？”
显然，同志们对前两仗很满意。
我向大家说：
“同志们，你们准备着吧，现在我们如同老虎钻进了羊群，前边还有敌人四个师等着我们哩。”
大家听说前面有四个师，个个精神百倍。
行军一夜，没有掉队的。
拂晓前，我们走出了一百里之外，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我传下了一道命令：
“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大队的敌人，像潮水似的，尾追着我们。
可是，他们跑不过我们，一个多钟头，我们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脱开。
天亮，我们通过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又追赶上来。
我看了一下地图，胡山寨一带地势对我们很有利，决定在这里跟敌人大干一场。
中午十二点以前，敌人的四个师从三面包围上来。
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
刘镇华的六四师、六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
要歼灭我们，当然是妄想。
可是，摆在面前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的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华啦。
我们当时研究，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干掉三分之一，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不慌不忙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
我的指挥部，设在胡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
到处是红旗飘扬，到处是敌人点起的烈火。
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
我早有命令：
敌人不到跟前不打，不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不反击。
我军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迎接着敌人的进攻。
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我看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令下，我军扼守的各个山头，像洪水似的涌了下去。
敌人吃不住我们的反击，跑的跑，退的退，四个师全部垮了。
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我们送了一百多挺。
四千多人作了俘虏。
从俘虏当中查出有一个团副，两个营长。
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四师金师长负伤。
部队减员大，而俘掳的人数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我们要急于西进，这些俘虏成了麻烦。
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
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
我们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要他们去做义务宣传员。
俘虏集合起来之后，我给他们讲了话，宣传了我们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
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
当我一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
个个惊奇，纷纷议论。
这个问：
“可是真的？”
那个说：
“你们不骗人吧！”
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说：
“你们放心吧，共产党人胸怀宽大，说放就放。
我们本来不打算和你们打，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可是你们却叮住我们不放；
希望你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当兵，即是你们有的人再去当兵，也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士兵。”
我的话没说完，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
有的说：
“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
有的说：
“人不能不要良心。”
我们把俘虏放了以后，当晚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
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很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2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
他拿出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
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开辟新的根据地。
向哪里发展，中央不做决定（因不了解具体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条件选择：
第1，地形好；
第2，敌人力量薄弱；
第3，群众条件好。
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武装坚持老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同西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便开始长征了。
二
1935年02月，我军转战数百里，又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
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像毛主席说的：
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
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我们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每到一处，我们即发动群众，留下干部发展游击战争。
02月底，我们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
九间房一战，我们歼了独二旅的五个营，活捉了旅长张汉明。
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
会议并决定：
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
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5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
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
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苏区发动了第1次“围剿”。
因敌人的兵力强大，我们不和它硬干，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
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七十里，高了兴来它个一百二。
敌人像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撵。
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我们。
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住下，又跳又唱；
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我们的战士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我军的作战方针又不便讲，有的就讲怪话，发牢骚。
有的说：
“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
有的说：
“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一天，行军路上，我见了一个团的团长，就问他：
“部队情绪怎么样？”
他说：
“同志们有些不耐烦了，老埋怨领导上带着跑。”
我问他：
“干部有没有不耐烦？”
团长犹豫了一会，吱吱唔唔地说：
“有，也有一点。”
我看得出他也有这种情绪，便向他说：
“战士跑得不耐烦了，可以原谅，干部要是也不耐烦可不对头”。
说得他有些难为情。
“告诉同志们，耐心些，”我最后向他说：
“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跑也不让他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
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
有的说：
“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
有的说：
“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住下打的时候。
当夜，我们又开始了急行军。
第1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2天又走了一百二十里，翻山过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
“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住下。
我便向部队宣布：
“现在不走了，等着敌人，哪一股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的甩在二百里之外。
三天后，杨虎城的独立旅，像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赶来。
先来者必领“头赏”，我们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打下去，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
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
一天，我到一个连里去，问战士们：
“怎么样啊？
同志们！
还埋怨跑路么？”
大家纷纷回答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敌人的“围剿”失败了。
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
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
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0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长途跋涉，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路的一个小镇，捉住了一个乡长。
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
我和政委吴焕先同志跟伪乡长谈话，叫他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
城里敌人回电话说：
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
此计没成。
我们从乡公所地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拾起来看，上面有一条消息：
“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达到松潘……”。
我拿着报纸去找程子华同志。
他生病躺在担架上，看见报纸，便说：
“这很可能，我离开中央的时候，就听到北上的事。”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又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
但是，我们确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
红二十五军立刻西征，牵制敌人的主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
我们下定决心：
就是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中央和一、四方面军接应过来。
会上，有的同志提出：
“接不到中央敌人切断了后路回不到陕南怎么办？”
我说：
“人是活的，接不到中央，我们奔陕北去找刘志丹同志会合。”
这次出山，我们扩充了七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
长征有了条件，连日部队向西挺进。
我军行走了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过盩厔、骆驼口、佛坪、西江，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地方双石铺。
这是古战场，据说，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
我和指挥部的一些同志，谈论着马谡的故事。
望着这附近的群山要岭，我还开玩笑说：
“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
想必真的像唱戏人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
政委吴焕先同志还取笑说：
“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
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
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我们一个没放跑，全部歼灭了。
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
他姓何，名子忘了。
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
他还供出：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二号一早，就向天水挺进。
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连日转向凤凰山、沿何镇，强渡渭水，攻占了秦安。
然后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的主力。
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
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我：
“中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想念毛主席。
他们现在哪里？
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
我只好向大家说：
“同志们，快啦，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
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有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
鞋子破了，赤着脚走，肚子饿了，紧紧裤带。
走啊，打啊，边打边走。
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
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
从瓦亭到平凉，日夜行军。
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一个多营），在泾川干掉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打死，活捉了四百多人。
战斗结束后，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吴焕先同志牺牲了。
这使我非常悲伤，连着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和吴焕先同志是1927年秋参加黄安暴动的，在鄂豫皖苏区，我们又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转战万里，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可爱的同志。
前些天，他还向我说：
“海东，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
我当时还笑着说：
“我以前也不认识你，现在不是认识了吗？”
现在，他倒下了，为党的事业，他倒下了。
他，再也见不到中央，见不到他日益想念的毛主席了。……
我们从泾川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
毛炳文派了八十辆汽车的部队，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从背后赶来。
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地形不熟，便决定到陕北找刘志丹同志会合。
一天夜晚，天很黑，我们强渡泾水，开向陕北根据地。
三
一天，我军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
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
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
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一个羊群，有五百多只羊。
一盘问，是羊贩子，我们和贩羊的人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
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
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
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
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我们开始进入苏区，因为部队机枪多，穿的又比较齐整，每个战士都戴的八角帽，领头上还缀着红领章，说话口音不对，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
可是，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就分外亲切。
消息传的很快，一天，刘景范（刘志丹同志的弟弟）、习仲勋同志（地委书记）先后找到了我们。
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
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像到了家一样。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
在这里，我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
志丹同志态度沉静，穿的十分朴素，讲话更为谦虚。
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就像是一个纯朴的农民。
两军会合之后，我们即着手改编部队。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我是军团长，刘志丹同志是副军团长。
1935年09月18日——国耻纪念日。
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精马壮。
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
会场上红旗飘扬，遮日盖天。
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
主席台的两旁，是两张大字标语：
一是：
“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一是：
“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
会上，中央代表团的同志讲了话，刘志丹同志和我也讲了话。
此时，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除了陕北原有的敌人四个师外，东北军张学良的七个师也跟着我们的后面赶来。
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2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
两军会合之后，战士们说：
“一定要打个漂亮仗。”
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想：
一定打响第1炮。
开始讨论了，大家都望着地图，默默地思考。
刘志丹同志向我说：
“海东同志，还是你先发言吧。”
志丹同志对陕北的情况比我熟。
我向他说：
“还是你多提些意见。
你是老陕北。”
志丹同志在指挥上很慎重。
他望着地图，考虑了一会，把手指向米脂、横山一带，用一种商讨的口气说：
“咱们在这里下手如何？
这里是高桂滋一个师，金井岳一个师，这两股部队是陕北的土皇帝，战斗力不强，歼灭了他们，我军可以打出三边，发展苏区。”
我考虑着志丹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稳当的计划，吃掉这两个乡土部队，把握大一些。
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
再说，现在不是发展苏区的时候。
因此，我建议打蛇打头，最好先打东北军。
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把意见提出后，有的同志同意，有的同志说：
“啃硬骨头当然过瘾，可是，东北军战斗力强，不易打。”
我说：
“东北军是我的老对头，我知道它的底细，虽然上层军官反动，可是广大士兵不愿意打仗，他们部队里，有很多士兵当过红二十五军的俘虏。”
经过一番讨论，我们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打硬的，打东北军。
据情报：
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率领三个师，从陕西向我进攻，一○○师、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一○○师留一个营在甘泉，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另一○七师驻守洛川、鄜县，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合水向我进攻。
我们决定：
围攻甘泉，（这里驻守一○○师一个营）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个埋伏。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
部队在甘泉以西休息，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
一看地形，非常理想：
甘泉北，是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像是一条口袋。
而且，两边山上树木密茂，便于埋伏。
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决心下定了。
但是，我考虑到敌人刁滑，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回来后，我和志丹等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我军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
估计：
我军第1天包围甘泉，第2天延安敌人可能起身，那么，第3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
围攻甘泉的第2天，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区。
出发前，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
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我的指挥所，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
把便衣派出去后，我拿着望远镜，蹲在山头上。
等到第3天上午，却不见敌人的影子，我心里好急，暗暗想：
贺立中（敌一○○师师长）这回耍滑头了，你不是一向找着我们打吗？
今天怎么了，莫非走漏了风声！
正在猜想的功夫，派出去的便衣跑回来了。
我心想：
好了，一定是敌人来了。……
“来了，来了！”
便衣跑到我跟前，高兴地叫着。
我贴在一棵大树下，从望远镜里，看见敌人的先头部队。
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会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击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
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
看来，贺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横的敌人，虽有防备，但是，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
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贺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
“徐海东鬼计多端，我当他会打我个埋伏呢！
现在出了龙潭虎穴”。
就在他正说这话的功夫，我的指挥枪响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
几千敌人，像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
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
有的企图往前突围，我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
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
“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
“放下武器一律优待！”
敌人这个部队里，有好多士兵曾经做过我们的俘虏，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
战斗还没完全结束，我从指挥部的山上走下去。
一下被俘虏围住了。
我当他们要暴动呢，不是，原来很多被俘的兵士认识我。
有的说：
“军长，我这是第2次向你们缴枪了！”
有的说：
“我是第3次缴枪了。”
还有的发誓说：
“军长，我一枪没放。”
他们纷纷表白自己的“功绩”。
我说：
“都是好弟兄，放下枪就是朋友。”
有的俘虏问我们的战士：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
我们同志回答的很好：
“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
”
战斗只有六个多钟头，一○○师全部被歼。
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师长贺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
缴获的武器堆积如山。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劳山附近休整。
七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带队去杨泉侦察，又在那里歼灭了一○七师一个营。
这两仗，把敌人“围剿”的气焰打下去了。
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
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榆林桥，又消灭了一○七师四个营。
这个团是东北军的主力，团长高福源（外号叫“高包脖子”）曾经当过张学良警卫营的营长。
我命令部队把他查出来，可是查了半天，没查着。
我走到俘虏群里，随便拉出一个俘虏，向短枪队说：
“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
这个俘虏连声求告说：
“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
说着嘴向旁边一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旁边。
我向“高包脖子”说：
“高福源，你出来吧，看你打的那么坚决，我当在活人当中找不到你呢！”
他只得低头认罪。
打完这仗，我们得到了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确实的消息，他们离我们不远了。
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旗镇。
我想：
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
四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
一○○师搞掉了，一○七师搞垮了五个营，米脂方面高桂滋、金井岳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
我们讨论了一番，把后方留下，部队立刻南下。
一天，我正计划攻打张村驿——这是个小镇，敌人不多，周围四个围子有三百多条枪，因对我们妨碍甚大，我决定把它收拾掉。
战斗刚开始，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七匹快马。
一看，是军团部派来的通讯员。
拿出信一看，写的是：
海东同志，
毛主席今下午到司令部来，请见信速回。
程子华
我立刻命令部队：
停止攻击。
骑上我那匹枣红马，加鞭就往回奔。
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只嫌马跑的慢。
到底慢不慢，一百三十五里，当中还有两座山，三个钟头就赶到了。
已经是初冬了，赶到司令部我满身大汗，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来了。
一块来的，共四个人，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
哪一位是毛主席？
不认识。
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认识，正当他介绍的时候，毛主席伸出手，亲切地说：
“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我用两只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
盼望了好久，总算见着了。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问同志们吃的、穿的。
我回答之后，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我：
“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我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
毛主席看着地图，问我：
“海东同志，你看下一步怎么打？”
我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折起地图，亲切地说：
“好吧，先按你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一块吃了饭。
我动身回前线的时候，毛主席说：
“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这几年，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哪里用过电台？
我向毛主席说：
“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毛主席笑着说：
“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我离开毛主席回前方的时候，骑在马上加鞭飞奔，感到全身是力量。
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我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加充满了信心。
回到前方，我立刻将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的情绪沸腾起来。
这个问我：
“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
那个问：
“哪天能看见毛主席？”
我说：
“咱们把张村驿打下，我领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这几句话，比什么口号都有鼓动力。
战士们喊着口号“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
一鼓作气，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
接着把张村驿附近的据点都打开了，缴获了很多粮食。
战斗结束后，我向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
这是我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1封电报。
当天，毛主席回了电报，说我们打得好，并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一军团、十五军团会师了，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陕北会师的各路大军，打了直罗镇，歼灭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
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庆祝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张治中函彭德怀元帅
最敬重的彭德怀元帅：
今年“八一”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斗三十年伟大而光荣的纪念日，我谨向您，并请转达我向诸位元帅、将军，诸位校官、尉官，全体士兵同志们致以最诚恳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来英勇奋斗的经过，由成长而至壮大，是极艰苦的，但是成功的。
它由最初十年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解放了全国人民，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功勋！
多么光荣的卅年史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创造这样伟大的功勋和光荣的史迹呢？
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粗浅看法，是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所创造、所培养、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切是为革命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而牺牲的，所以立场明确而坚定，就自然会产生旺盛的战斗士气和坚强的战斗力量。
其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中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显著成就。
它不仅逐步丰富了指挥艺术和作战技巧，并且使指战员们愉快地掌握了政治目标，踊跃地达成了政治任务，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很快就发展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长胜军。
第3，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种特别创造性的制度，就是军中民主制度。
它能使上下级间、官兵间意志沟通，感情融洽，特别是上级对下级、官长对士兵的爱护精神，产生了同甘苦共生死的上下团结、官兵团结的坚强无比的力量。
第4，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政爱民的精神，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是值得称赞。
譬如他们为农民耕种收割，捐赠拖拉机，奋不顾身地救灾救人种种事实，凡是能为人民服务的地方，皆乐为之，所以形成了军民团结。
人民对解放军是那样亲爱那样喜悦，称为最可爱的人，儿童们把“解放军叔叔”当作最亲爱的人的称呼。
像这样军民团结的精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对解放军来说，军队这样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当然在必要时就能发挥无限的潜力作用和后盾作用。
以上不过是我粗浅的分析，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特点是很多的，我是没有资格能说得完全的，但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就是衷心的表示敬佩和赞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保卫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必须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我们坚决相信，解放军已经完成了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编制和装备，比过去战力强大了十百倍，是具有充分条件，一定能达成这样的神圣责任的。
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特再一次表示最诚恳最热烈的愿望和祝贺！
我现在北戴河休息，未能趋前庆贺，并致歉意。
敬礼　张治中
07月27日

“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
——忆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斗前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杨成武
1939年11月，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报辟一专栏哀悼日本侵华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察南黄土岭战役“光荣牺牲”。
其中一篇题为“名将之花雕谢在太行山上”的悼文里，如泣如怨地写道：
“自从皇军成立以来，对中将级将官牺牲，是没有这个例子的。
这次阿部规秀中将的隆重牺牲，我们知道，将士们一定是很奋力作战的，战斗力已超过了阶级的区分”。
阿部规秀中将是日本的名战术家，对日本天皇的霸业“赤胆忠心，战功卓著”，因而取得了日本军阀给予的“名将之花”的称号。
然而，法西斯将军中的“名花”，毕竟经不起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的冲击，终于“花落瓣碎”，饮恨在太行山上。
诗人田间在黄土岭战役胜利后，写了一首“马上取花”的诗，“黄土岭一战，‘名将之花’，吐血而亡”和“拙将取花，未取先垮，名将取花，马上取花”的诗句，始终鲜明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黄土岭之战，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但是，中国人民的名将——八路军猎取这朵“名将之花”的英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雁宿岩歼灭战
1939年10月30日，我在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分局组织工作会议。
当晚，接到了我分区司令部的报告：
坐镇张家口的阿部规秀中将派出过村大佐，率领一千多日伪军进驻涞源，据侦悉敌寇拟分三路向我分区的艮方镇、走马馹、灰堡地区扫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一部伪军共有六百余人由过村大佐指挥，有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我艮方镇地区扫荡迹象，企图消灭在艮方一带活动之我军。
敌人的这一行动，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涞源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
我们可从涞源两侧经察南挥兵北上，直捣阿部规秀中将的老窝——张家口。
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涞源一线的据点，看成是插进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割裂，以阻挡我向张家口进击，企图巩固其察南占领区，因而敌寇在涞源常驻重兵，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向我扫荡。
09月底，敌人已从南线开始秋季扫荡的尝试，出动八百多兵力进犯我四分区之陈庄，但落得个全军复没的下场。
现在，敌人又在北线开始其报复性的扫荡了。
对于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我们已做了充分的准备。
部队已经过整训，特别是陈庄全歼敌人八百余人的胜利，强烈地鼓舞着我分区的部队，纷纷提出：
“向陈庄作战的兄弟部队学习，我们也要来个歼灭战”，“用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胜利庆祝晋察冀军区建立二周年”。
面对这块送上门来的“肥肉”，我们的指战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同时，在这一带地区作战，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
涞源是我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1个县城，有坚强的党组织，经受过37年敌寇十三路的残酷扫荡和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
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38年秋末才被敌人进占，但是县城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被我控制，就是在城里我们也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
敌人一有动静，我们便能立即掌握。
这些有利的群众条件，形成了对敌斗争的“无形长城”，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陷敌人于被动挨打的窘境。
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我国历代抗御民族敌人入侵的古战场。
东连紫荆关，西接平型关、雁门关，南面，雄伟的内长城横跨过白石山，纪念民族英雄杨六郎的六郎峰、六郎庙屹立在白石山脉内长城边的插箭岭上。
从涞源到艮方只有一条山道，一过内长城，是光秃陡立的石山。
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宽仅四、五十公尺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
如果把部队埋伏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歼。
根据这些条件，经研究后，我们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
决定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艮方一线进犯之敌，伏击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并立即请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
聂司令员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为了确有把握消灭敌人，决定以主力一、二、三团参战，并命令我立即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月01日，我从阜平赶回分区司令部——管头。
途经艮方，与驻在艮方的三团团长纪庭谢、政委袁升平同志进一步研究作战方案，并指示各团按方案行动。
在从艮方回管头的路上，雁宿岩的主峰强烈地吸引住我的视线。
这山峰，在我们的眼前显得无限秀丽，然而她在民族敌人的面前却会喷射出万道烈火，把他们烧成粉身碎骨。
11月02日，我们在分区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怎样打击敌人。
我们决定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以第2团由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率领，第3团由团长纪庭谢、政委袁升平率领，分别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相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
会后，干部分头察看地形，部队立即进入战斗位置。
11月03日清晨，晴空万里，朝霞映红了群峰，太行山显得格外壮丽。
七时许，我军同三路敌人先后打响。
白石口之敌在我游击队诱击下，疯狂地向三岔口前进。
当敌进至雁宿岩时，我二、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漫山遍野地压下来，一团则从敌人屁股后面杀出，二百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山下的敌人开火。
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得山岳颤抖。
敌人遭此猝然打击，显然惊慌失措，但仍占领河套附近的小高地顽强抵抗，并以机枪大炮掩护，向我三团阵地组织五次反扑。
三团的指战员们以手榴弹、刺刀奋勇迎击，一、二团从敌人侧背猛烈扫射，打得敌人纷纷滚落山坡。
接着我们展开了全面攻击，至下午四时，敌人已被杀伤大半，被压缩在上、下庄子附近和雁宿岩西北的一个高地上。
黄昏前，上、下庄子之敌被我消灭干净，只剩下西北高地上的敌人。
这时，我各路部队集结高地下面，把敌人围的水泄不通。
数千把雪亮的刺刀，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闪射出万道金光。
山顶上的敌炮兵，疯狂地向我轰击；
发出临死前的哀鸣，群峰被蓝烟笼罩着。
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山头的主攻，营长赖庆尧在最前沿指挥。
冲锋号一响，三连的支部书记脱下棉衣棉裤，高举驳壳枪，呐喊一声，领着全连像一股疾风刮上山头，把敌人压下去了。
突然，一排六○炮弹飞来，山头成了火海，敌人反扑上来，三连的勇士们被压下山腰。
不一会，山腰上杀声冲天，三连又冲上去了，控制了整个山头。
临死挣扎的敌人，倾全力再次反扑上来，山头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支部书记身负数伤，浑身是血，仍挥动着染满鲜血的驳壳枪，指挥部队同鬼子搏斗。
但因后续部队没及时赶到，勇士们又被压下山来。
夕阳已西沉，山头一片蒙胧。
难道还能让残存的敌人继续疯狂挣扎么？
第3次冲锋立即开始。
绰号“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投入了战斗。
冲锋号震荡山谷，枪弹像骤雨一样浇落敌人阵地。
神枪手孟宪荣的机枪指处，敌人纷纷倒下。
站在他旁边指挥的纪庭谢团长大声喝采：
“好呀，神枪手狠狠地揍啊！”
，
紧接着他振臂一呼：
“同志们冲呀！”
随着团长的喊声，曹葆全排长领着全排像着了魔一样冲在冲锋队伍的头里，刹那间就冲上了山顶，大队如狂潮一样涌上去了。
敌人被压下沟底，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在沟里，鬼子被浓烟烈火吞噬了。
六百多名日伪军除生俘十三名外，全部被消灭在河套里。
打扫战场时，在敌尸堆中找到了重伤的过村大佐。
他还要保持皇军的“体面”，不让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他包扎、急救。
后来因伤势过重，也死在雁宿岩上。
其余二路的敌人，慑于我军威力，仓皇溃退，缩回涞源城去了。
阿部规秀饮恨黄土岭
雁宿岩歼灭战，丢尽了皇军的“体面”。
使得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11月04日，倾张家口之兵力一千余人，亲自率领，出动数百辆卡车急驰涞源，沿着过村大佐的旧路，向我进行报复性的扫荡。
企图再让我在雁宿岩伏击，而以优势之兵力反击我们，消灭我们之主力，然后直扑艮方，再西取走马馹或东进黄土岭、寨坨一带实行“三光”，以挽回皇军的“体面”，巩固其察南占领区。
我立即将此一情况在电话上向聂司令员报告。
聂司令员决心让这个“名战术家”领略领略毛主席革命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给他一个下马威。
指示我们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艮方，让他们扑空，然后掩蔽起来，迷惑敌人。
尔后以游击队一部在艮方东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之包围歼灭，除以一、二、三、二十五团和炮兵营等参战外，并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我们指挥，参加这次战斗。
部队立即进行再战动员。
“给阿部规秀中将一个下马威”，“再来一个歼灭战”的战斗口号，强烈地扣击着指战员的心弦。
11月05日，一千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曾雍雅同志指挥的游击支队，在白石口与敌打响。
以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的巧妙战术，紧紧缠住敌人，使敌人求战不能，追又追不上，气得暴跳如雷，到得艮方后，只能以“三光”泄愤。
当晚，艮方一带，熊熊大火，彻夜不熄。
阿部规秀中将因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次日即倾师东窜黄土岭。
我们则放长线钓大鱼，丝毫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
这时，我一团和二十五团在寨坨、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的去路，三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后前进，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形势。
是夜，黄土岭上黯然无光，寂如坟墓。
从太行山上吹来的寒风发出嗖嗖的声响，好像为法西斯匪徒敲起了丧钟。
07日，黄土岭上阴雨绵绵，群峰被白雾复盖着。
拂晓，敌人继续东进，十二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坨附近，十五时，其尾巴已离开黄土岭。
这时，我一团、二十五团拦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及二团从西、南、北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二公里长宽仅百十公尺的山沟里。
数百挺轻、重机枪喷射出的子弹像暴风骤雨一样倾泻在敌人头上，炮兵部队亦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
只打得黄土岭上火光闪闪，硝烟蔽天。
敌人依仗其雄厚兵力，向我寨坨阵地冲击，企图跳出我包围圈。
遭到我坚决反击后，乃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窜涞源。
我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把口袋口紧紧扼住，并逼使敌人步步后撤。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部队因连日奋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伤员也逐渐增多。
一、三分区的群众全部动员起来，协助我军作战，民兵悉数出动替我们放哨、警戒，侦察敌情，青壮年组成担架队到火线抢运伤员，妇女们挑着烫热的窝窝头、开水送给我一线作战部队。
群众参战的热潮，大大鼓舞着我军歼敌的决心和信心。
战地医院也紧张地进行着对伤员的急救、包扎。
白求恩大夫出现在那里，那里的伤员就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长期地和我们并肩作战，他以对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赤诚，以他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我们许多同志。
在雁宿岩战斗前夜，他带领着手术队从军区赶来参战，深夜了，他还要我向他介绍作战计划，研究战地抢救伤员的工作，并立即赶赴战地夜以继日的为我重伤员动手术。
当他处理完雁宿岩战斗的伤员时，黄土岭上已传来了炮声，他立即带着手术队赶赴干河净分区医院。
刚要动身，忽然发现一个头部负伤的伤员感染了胆毒，若不立即动手术，便有性命危险。
为了抢救这个伤员，他立即卸下已绑在牲口上的手术器械，为这个伤员施行手术。
经过抢救，这位伤员是安全脱险了，而他却因此使自己原来手上的伤口，受到致命的传染，虽然用尽各种方法医治，终于光荣牺牲。
这消息立刻传遍整个战地，白求恩大夫对法西斯敌人的深沉仇恨，忘我的为阶级战友服务的崇高精神，感召着我们的指战员。
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和白求恩大夫的精神的鼓舞感召下，向敌人展开全面的激烈攻击。
经过反复冲杀，把他们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
这是发挥我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火射击。
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号。
阿部规秀中将这朵“名将之花”就在我们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了”，他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这朵“名将之花”阵亡时的狼狈情形，“朝日新闻”报的那篇悼文有了详细的叙述：
“皇军被敌人逼退到上庄子时，中将仍很果敢地到第1线观察地形、敌情。
忽然，飞来了敌人的迫击炮弹，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破片打中了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等到下午九时五十分遂与世长辞了。”
阿部中将被击毙后，敌人恐慌异常，8日晨飞来了五架飞机投下几个指挥官维持黄土岭的残局。
我围攻至8日下午，消灭了九百多敌人主力之后，正在围歼残敌之际，敌人以重兵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分五路向黄土岭合击，均进至距黄土岭三十里左右，企图围歼我们，来个大规模的报复扫荡。
我们遵照军区的指示，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不断从敌人侧背施予打击。
至11月底，敌人终于经不起我们的打击，垂头丧气地全线溃退，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彻底胜利。
经过了近一个月反扫荡斗争火焰燃烧的太行山，此刻显得格外威武。
“名将之花”是雕谢在太行山上了，但是中国人民英勇、智慧之花——八路军却以更鲜艳多采的姿态盛开在太行山上。
敌警备司令的哀鸣
经过雁宿岩、黄土岭两次对敌寇的致命打击，阿部规秀中将和过村大佐相继被我们击毙以后，平时如狼似虎，咆哮惯了的日寇，却换成一副狐狸的狡猾脸孔，发出嘤嘤哀鸣之声。
黄土岭战后不几天，敌警备司令小柴，突然给我一信，里面写道：
“杨师长麾下：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之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
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
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
现鄙人有两件事情求教：
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岩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
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
以慰英灵。”
我们立即回他一信，首先揭穿其所谓“国家之争论与我们无关”的胡说，指出他自己就是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是全中华民族的死敌。
并告诉他：
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对于已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宽大处理。
他们生活的很好，已开始认识侵华罪行，表示反对侵华战争；
对于作了你们的“炮灰”，蒙受你们给予的灾难的战死者，我们已妥为埋葬，并立有石碑，以兹标志……。
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鸣之声，当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
我们以更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
让万恶的日寇永远在英雄的太行山面前发抖吧！

斗争中成长
——回忆陕北红二团斗争片断
铁道兵政治委员　中将　崔田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同样遭到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各地农民协会、自卫队都被解散了。
1928、29年，陕北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群众以树皮草根度口，真是斗米万钱，民不聊生。
但是，国民党和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苛捐杂税，不但没有减免，反而“包给”士绅土棍，这班家伙又加重一层收刮，农民更是苦不堪言。
1928年秋冬前后，绥德、清涧各地农民，在党的抗粮抗税抗捐的号召下，有的数百人，有的千余人，纷纷进城请愿，但是因为组织不好，党的力量又过于薄弱，结果，被狡猾的伪县长一顿花言巧语，骗将回来。
这次的斗争失败了，不但未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受了冻，挨了饿，贴了盘缠，毫无收获。
但是得出一条经验：
“农民斗争，不要进城。”
秋灾易熬，春荒难度。
1929年春荒十分严重，在这青黄不接之时，群众嗷嗷待哺。
我们接受了28年抗粮斗争的失败教训，采取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的办法。
哪村有“义仓”就到哪村去，谁家的粮多就向谁家借。
就这样，义仓打开了，粮食分到了，这个办法立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人数越来越多，人多势也大了。
把管仓的崔余六吓得病死了，把许多管仓的士绅土棍吓跑了，薛家峁的区长薛运统吓的跑到山上要跳崖……。
这次的斗争，不仅帮助群众度过了春荒，同时揭露了军阀官僚、地主士绅的欺骗伎俩，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使党与群众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
使这次斗争无论是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为了使群众的斗争情绪进一步地巩固下去，到1931年，我们恢复和扩大了绥德北区、清涧店区、东区、城区等地党的组织，采取了粉笔队、农村小贩的形式，用革命歌曲、秧歌、话剧和对联下乡，宣传红军和工农政府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和政府。
劳动群众的觉悟逐步地提高了，有了革命的要求，就批评我们说：
“你们光说不顶事呀！
要干要有枪，纸旗旗干不了大事！”
正在这时——1932年春天，高朗亭在绥德清涧之间，忽然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第9支队”的红旗。
我们大吃一惊，连忙派绥德南区区委委员张承忠、崔正冉等十多个党员去追，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奔波，才找到了他们。
从此，这支队伍才成了党领导的一支武装。
三支枪起家
同年05月。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讨论开展武装斗争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
有一天，清涧东区一个磁贩，担着担磁器到绥德南区铁笳坪村来找我。
这个人浑身上下一副农村小贩装束，但言谈举止，却带有一股学生味道。
见到我，只见他把担子一搁，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磁贩，名叫王巨德，是陕西省立第4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山西贩大烟时，同白锡林买了一批武器回到陕北，想缴清涧花岩寺民团的武装，但因没有党的领导，失败了。
只剩下三支枪。
王巨德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决心找共产党，首先找到了白树勋（即白如冰）同志，写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们。
“我有三支枪落到哥老会的手里了。”
他说，“我能去把他们逗来，想把枪掌握到我们手里，希望在党的领导下搞事情……。”
当时，崔正冉同志已经由高朗亭支队调回担任区委。
研究后，就确定由他负责缴枪。
崔正冉在村里开了个小铺，卖些“干炉”“烧鸡”之类作掩护，一向是我们开会联络的地点。
虽然我们都很穷，但仍给王巨德凑了些盘缠。
王巨德的鞋子也破得不像样，脚指头都露在外面了，我将我唯一的一双布鞋给他穿了。
不久，王巨德和崔正冉便把这三支枪缴到手，还争取了一个枪法很好、比较老实的山东人。
与此同时，我和崔田夫、高朗亭等，赶到了葭县乌龙堡附近的一个农村里参加陕北特委的扩大会议。
会议是在高禄孝家的套窑里开的，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同志。
窑洞里没有一点光线，不分昼夜地点着豆油灯，我们开会、休息、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这里。
虽然是夏天，我们在窑里披着羊皮袄还冷。
开了约一个星期的会，还不知道外面的村子是个什么样儿。
会议批判了消极等待思想，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和根据地；
并且决定先在安定建立一支队、绥德清涧建立二支队、神府建立三支队。
会议还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新吸收了张达志、高长久、崔田夫等同志参加了特委。
可是，特委扩大会议刚闭会，我们正分途疏散的期间，由于叛徒告密，特委委员毕洪波（维舟）、高禄孝等五个同志被捕了，马明方、马文瑞等同志大白天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了出来。
被捕的五个同志押到绥德枪杀了，他们，都是很勇敢的同志。
临刑时，毕维舟同志沿途高呼口号，敌人砍去了他的右臂，然而，他立刻举起左臂来，高呼着：
“打倒军阀！”
“中国共产党万岁！”
……
这一不幸事件，虽然当时给特委领导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但是各县开会的同志已将会议的精神带回去了，对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的任务影响不大，而且很快的行动起来了。
我们这一路出了葭县，星夜赶到了绥德的刘家湾，打算回到我们开的一个小药铺（县委机关）去。
那知道我们刚到街口，就有个党员拦住了我们，说：
“快走，药铺给封啦，正在抓你们呢！”
我们就直接跑到南区，向区委布置了工作，并根据特委扩大会的决定，把王巨德、崔正冉搞到的三支盒子枪组成了第2支队，并由他俩负责。
从此，在绥德清涧的交界地区，这仅有三支枪组成的武装，积极地活动起来了。
首先向民愤最大的“包粮的”高利贷地主们开刀。
07月，杀了包粮的高正东及收款的狗腿衙役；
8、9月，杀了薛家峁区长薛运统，高利贷崔化成，士绅白××。
这样一来，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了，二支队就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诞生了！
并随着群众斗争的开展，迅速地壮大起来，到1934年，便扩大成为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第2团了。
腊八大会
清涧县的解家沟，是离黄河不远的一个较大的市镇。
1933年腊月初八，一年最后的一次集市——腊八大会到了。
因为一年来的经济关系，好歹都要在这个时候作个交代，所以赶会的人特别多。
地主、豪绅、高利贷和衙役狗腿子们，也趁这个时候来催粮逼债；
黄河对岸山西的许多小商贩，也贩运着各种土产“年货”洋货赶会来了。
于是，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便利用这个绝好的群众场合，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揭发土豪劣绅的罪恶，宣传红军、工农政府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制度……
安定的一支队因为军事冒险，攻坚失败，把剩下的十余支枪埋了起来，我们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张爱民带十多个同志组成了一个江湖班子（类似现在的曲艺队），一路上用说唱作掩护赶去安定，将埋藏的枪支取出，星夜赶回了清涧。
腊八会的前一天，我化装成一个卖年画的，和他们赶到这里，住在距解家沟十里左右的王家山，二支队也调来了，共同讨论将一支队的武装返回安定活动的问题。
王家山。
是清涧最先“公开”的一个村庄。
（公开，就是全村人都赞成革命，我们可以公开活动。）
因此，我们计划白天好好休息，夜晚西渡无定河向安定转移。
同志们正兴高采烈地擦着武器，一个队员不小心，“砰！”
的一声，冲锋手枪走火了，队长批评他：
“幸亏是在公开的村庄，不然就叫你暴露目标了。”
另一个队员却接过话头，开了个玩笑：
“队长，枪走火是想吃人哩，这是打仗的预兆！”
不一会，果然发现了敌人，好几十个民团从村旁小道上过去了。
队员们要开枪，队长制止了他们。
那个好开玩笑的队员叹了口气：
“哎！
又打不成了！”
太阳慢慢地落下山坡，赶会的人们，有的已经开始往回返了。
这时，解家沟的一个新党员白玉华同志气喘喘地跑了来，说：
“今天的传单把赶会的人都轰动了，大家都说好，可是老乡们又说：
‘你们光说不做，今天镇上那样多无恶不作的大土豪，你们怎么不杀！
？
有逼粮逼税的狗腿子，你们怎么不管！
？
’”
白玉华同志一番话将大伙心里的火点燃了。
实在，“腊八会”集中了四方恶霸，真是摆酒席也请不齐的。
支队长白雪山用眼瞅着我，意思是：
“你看怎么办好呢？”
我说：
“咱们大伙合计合计吧。”
我刚说完，队员们就争先恐后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了，大家一致认为：
这是送上门的“生意”，不能不干。
于是决定立即进行准备，只待黄昏到来。
日落西山，天色渐暗。
等到掌灯时分，赶集的人已经散了。
我们便分三路下山，把土豪们住的院子全部围了起来。
这夜，风特别大，吹起了遍地的雪花，扑在脸上冷飕飕的，但年青的我们，心却热得很。
土豪恶棍狗腿子一个也未漏，统统捉住了。
我们警告了民愤比较轻的，至于农民恨之入骨的恶霸，不客气，一家伙拖到河滩上杀了九个半——一个用石头砸了个半死。
镇上人见到我们不光说“打倒土豪”硬是真干，心里确是万分痛快，说：
“杀得好，杀了这些坏家伙，咱穷苦百姓也好松口气了……。”
“腊八会”捕杀了一批地主豪绅，这消息使远近各城镇大大为之震动，扩大了共产党、红军的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这消息，也随着来赶会的山西小商贩，像风似地传过了黄河，山西人民也说：
“这下救星到啦，陕北有了许多红军，厉害得很呢！
这队伍可真是给穷苦百姓办事情的……。”
小岔子村出了大事情
1934年春夏之交，我随着二支队到清涧县城区巡视工作，住在离县城约十里地的小岔子村。
在这里，我们召开了区委会，讨论如何开展城区的工作，“公开”城区的村庄。
小岔子其实并不算小，计有百余户人家，在陕北还算较大的村庄了。
这个村里，党的工作很有基础，还在大革命时期，这个村就闹得轰轰烈烈的，广大群众受革命的影响很深，34年当时，差不多已经是公开的村庄了。
因此，我们刚刚住下，村里的“无线电话”〔注一〕就布置好了，只要城里的白军一动，我们就立刻知道，大伙很放心，连警戒也未放。
这个村里，人们除了种庄稼从事农业生产之外，副业生产也极为普遍。
不是推粉喂猪，就是作挂面，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副业。
游击队一来，老乡们欢迎极了，纷纷把游击队员请到自己家去吃挂面。
我们忙着开会，顾不上到各家各户去串门。
哪知道我们正开会的时候，白军董连长带着一连人，从黄河岸边的河口开来，路过小岔子去清涧城换防。
我们没料到白军会从黄河边来，敌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敌人进村了，一位老大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快快！
上山去，白军进村了！”
老大娘的话刚落音，枪声响了。
我们的游击队员提着枪四面八方从窑洞里跑出来，与白军干开了，一边打，一边抢占山头。
我收拾好文件正要出门时，子弹呼呼地朝院落射来，封住了出路。
这时，亏得一位从白军争取过来的队员，他有战斗经验，枪法很好，在他的火力掩护下，我们也冲了出来，撤到了山上。
上山以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也不敢冒进，于是双方就在山头上对峙了一天。
黄昏，白军退回清涧城了，我们也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山村宿营。
晚上，大家就在一起研究如何来对付敌人，怎样保护小岔子村不受敌人的摧残，开展“公开”城区村庄的工作。
这时，一个平常最不爱讲话的队员，绰号叫做“笨人”的，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说：
“明天，白军一定要到小岔子来的，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埋伏在村子里，他不来便罢，要来，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我们一想这办法很对，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布置了工作。
第2天，白军果然来了，首先是民团团长领着几个团丁跑进村来“招安”〔注二〕。
他们刚进村，“笨人”便敲起了锣来，扯开嗓门喊着：
“老乡们，团长要训话，你们赶快出来听啦，团长说：
隐藏红军不报的要杀全家，要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咧！……”
“笨人”一喊，把埋伏好的队员都喊出来了。
游击队的同志大多数是农民，再一化装，更像庄稼汉。
大家装成老老实实来听训话的，一下子包围了民团。
首先打死了民团团长，接着把团丁的枪也缴了，村外的白军一听枪响，知道情况不妙，更不敢冒然进村，我们也立刻把队伍拉到山上。
情况很紧张了。
把进村的民团歼灭了。
白军在离我们三里地的大岔子村，向我们进行火力侦察。
老百姓不敢在村里呆了，怕白军进村烧杀，纷纷扶老携幼，卷起铺盖，拉着牲口，跟我们上了山。
这一下热闹了，娃娃哭，妇女叫，个个眼盯着游击队。
我心里焦急万分，怎么办呢？
便叫游击队掩护着全村老小几百口人，转移到一个较隐蔽的山洼里。
把队伍布置好后，就把老乡们召集在一起开会，首先向老乡们说明：
“老乡们，现在问题闹大了，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回村去向白军投降，任敌人宰割；
另一条是全村老小都组织起来，闹革命！
把‘无线电话’搞好，成立赤卫队。
留下少数的年青力壮的赤卫队去整治那些敌探流氓，保护村庄。
敌人来了就转移。
其余的男女老少都去走亲戚，每个人负责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宣传，让家家都向着红军，把左右附近的村庄都闹红，咱们人多力量也就大了，白军就没有办法……。”
山坡上许多人脸上露出了喜色，但还有些人犹疑不定。
我们刚要想再讲清楚道理，只见一位老汉忽地站起来，愤怒地说：
“这有什么犹豫的，白军就是不叫咱们活，回村投降就是等死，只有组织起来闹革命才是一条活路……。”
“对！
闹起来，咱们都去走亲戚！”
“闹到底，闹红陕北，跟上红军和高桂滋拼！……”
“…………。”
老乡们是激怒了，本来是胆小的人，看到许多飞舞的拳头、梭镖，也决心跟着游击队干。
这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党员），看样子社会经验挺丰富，他恐怕人多心不齐，走漏了风声，就趁势站起来说道：
“要干，咱们就只能有一个心眼，谁也不许中途变卦，谁也不许出卖自己人！……”
“那还用说，绝不向敌人妥协！”
“那个告密杀他的头！”
群众的斗争情绪真是节节高涨，全村男女老少，四、五百口人就连夜携家带眷，赶着牲口，抄小路投各人的亲戚家去了。
区委也立刻通知各村党的组织，把土豪劣绅暗地看守起来，好好接待小岔子村去的群众，加紧突击“公开”村庄的工作，组织贫农会、赤卫队。
清涧一带原来就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群众觉悟较高，经过小岔子村这样一闹，附近几个村庄，很快就全给闹红了。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区迅速地扩大，在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葭、吴堡等县游击区，建立了乡、区、县苏维埃。
年底，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政府。
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也普遍公开建立。
就在这一年，安定的一支队、绥德清涧的二支队、神木、府谷的三支队、葭县吴堡的四支队，改编为红一、二、三、四团，到12月省工农政府成立时，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并建立了十八个游击支队。
从此，游击区的党，也就由秘密的、非法的变为公开的、合法的了。
到1935年，这是陕北革命大发展的一年。
陕北游击队在1934年底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就在刘志丹同志的率领下，首战南沟岔歼灭高桂滋的一个连，随即，又配合红二十六军主力于清涧县河口镇，高杰村、定仙墕、张家屹台、葭县的慕家？
、安定的杨家园子等处，整营整团整旅的歼灭敌人。
并于红二十五军入陕前，占领了延长、延川、安定、保安、安寨等县。
（红二十五军是1935年09月18日在永坪与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的）粉碎了高桂滋、关麟征、孙楚、李生达等军阀对陕北苏区的进攻围剿。
一度曾因为陕北游击队主力南下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而未遭到打击的高桂滋，也慌了手脚了，他原来在这时曾给蒋介石发去八个字的电报、说什么：
“一弹未发，赤匪已平。”
简直骄傲的不得了，尾巴翘得老高，现在，却不能不张惶失措、手忙脚乱的向蒋介石发报求援报丧了。
他的电报原文是：
“防广兵单、防不胜防，若不增兵，陕北将成第二江西也！”
〔注一〕无线电话：
每个山头放一个哨，敌军一出动，我们就得到消息。
〔注二〕招安：
即敌人来招降。

什么话
河南信阳专署计划委员会干部刘铁华对新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他说：
“吃人的旧社会虽然过去了，但可怕的遗风依然存在”，他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
“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
他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
“破格用己，姤贤忌能，以顺为贵，以直为仇”。
是“捧一顺二直倒霉”。
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民盟盟员郭文轩说：
“过去蒋介石兼过委员长、总裁等职，人民不敢吭声，是以力服人；
现在大小领导只凭党员一点，是以党服人。”
“共产党真比国民党还恶”。
还说“党员站在九霄以上，把群众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党员不是高人一等，而是高人十等。”
他还骂党员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说现在“政府、银行、军队以至报纸上都带着人民二字，什么都说成人民的，这是集古今中外愚民政策之大成。
即是最基本的人民——工人阶级也是家无隔宿之粮。”
抚顺油母页岩研究所工程师汪竹云说，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有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我们现在也有“四大家族”——党、政、工、青。
不过新的“四大家族”的范围比过去扩大了些。
吉林省城市建设局苏雪说，现在，共产党“老是用阶级斗争来治理人民”，“旧社会分成贫富，现在分党内外，这种斗争是对人民的摧残，……这边是天堂，那边是地狱……分而残杀，分而治之，这是强力的统治。”

农业、林业、水利、农垦、水产等部反右派斗争得胜
右派集团瓦解右派分子陷于孤立
据新华社1日讯
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农垦部和水产部的反右派分子斗争正在广泛展开。
这几个部的右派分子已经陷于孤立。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这几个部的右派分子利用大字报、墙报和各种会议，向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些运动和工作，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农业部的右派分子、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部负责人曾宪朴说：
“农业部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不明确”，他认为每年农业生产会议的总结都提“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是公式化，他造谣说，有时候写总结的人连会议都不参加“就闭门做出了总结”。
他还大骂农业部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是“猫”和“老鼠”，诬蔑部的领导干部作风恶劣到连“国民党也不过如此”。
他和另外一些右派分子农工民主党党员沈曾侃、民革成员刘国芳分别在部外部内攻击新疆植棉经验的推广工作。
沈曾侃提辞刘国芳执笔写大字报造谣说：
由于推广了新疆植棉经验，去年“几千万亩（棉田）减产”，今年“二尺布票当一尺用”。
沈曾侃还挑拨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他诬蔑农业部在使用干部上是“唯阶级论”、“出身论”和“历史论”。
水产部的右派分子九三学社水产部支部负责人王海波，肆意诋毁国家制度，并且暗示其他右派分子要起来要求修改宪法。
水利部右派分子李域对我国的民主生活横加诬蔑，说“共产党是假民主，还不如帝国主义的民主”。
这个部的民革成员右派分子高炎大骂共产党员“真缺德”，他说：
“好党员是少数的，坏党员是普遍的”。
农业部的右派分子郭树藩，在肃反中有人检举，受到审查，他便大喊“肃反违犯宪法”。
诬蔑“肃反五人小组办公室是国民党的宪兵队”，他大叫要为肃反对象“报仇”，要打“先锋”，要“拚”，并且进一步挑战，要把90％以上的共产党员搞臭，“叫毛主席看看”。
各部的广大工作人员，对右派分子的攻击和诬蔑极为愤慨，从6月中旬以来，即先后举行各种会议，出大字报和墙报，向右派分子举行反击。
农业部的工作人员，举出大量事实和数字，说明农业工作方面的成绩，驳斥了曾宪朴等人企图否定农业工作成绩的谰言。
杨树藩、胡竟良等几位棉花专家指出：
去年棉花减产是因为主要产棉区受灾严重，并不是因为推广新疆植棉经验坏了事，他们还举出一些统计数字，说明新疆植棉经验在棉花增产上所起的作用。
经过广大工作人员的揭发，这几个部里的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了。
受右派分子影响或被拉拢、利用过的一些人，也开始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起而揭发右派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已经开始孤立，有的右派集团已经七零八落。
现在，各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继续举行各种会议，围攻还不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

劳动部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认识
揭发出幕后活动的右派分子
本报讯
劳动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幕后活动的右派分子刁劲波。
整风运动开始，刁在群众写的大字报上加油添醋，故意加上许多煽动性标题，进行人身攻击。
他称赞葛佩琦和林希翎“勇敢”。
他主张“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
他恶意攻击党说：
“党本身就有宗派主义”，污蔑党的领导干部都是“狡猾、无能、靠资格吃饭”没有“感情”的人。
他还挑拨党同民主党派和共青团的关系，说：
“民主党派是儿子党”，“共青团和三青团一样，像灶王爷一样专打小报告”。
劳动部在揭发刁劲波之前，还揭发驳斥了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行。
现在劳动部的右派分子已经孤立起来，广大群众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原来有些人只认为右派分子是“个人主义”“思想方法片面”“情绪偏激”“以词害意”，现在他们开始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

四川省和成都市机关干部
乘胜追击右派
本报讯
四川省和成都市的机关干部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隐蔽在机关中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出来。
省公安厅李一痕，原是三青团员，在档案室工作时，他暗中销毁两份反革命罪犯重要口供材料；
鸣放中，他大嚷要在劳改犯中大鸣大放，煽动劳改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并在一篇题名“火”的大字报上写道“火终于烧起来了，越烧越猛，我添进一颗炭，又扬起一阵风”。
他还声言要打几副铐子把共产党员铐起来。
铁路第2工程局主任干事王季洪污蔑肃反运动，他认为肃反造成恐怖世界，使技术干部至今还谈虎色变，他并煽动被审查的人起来用暴风骤雨手段反对党的领导。
民政厅盟员胡传祥在北京接受范朴斋指使，返蓉后，到处点火，公开提出把所有共产党员们挤出盟的口号。
交通厅叛党分子廖世明看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即认为党要垮台，中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为“保全生命”，他连忙在大字报上公布党和国家机密，公开支持肃反审查重点周子骏等匪案。
成都铁路局揭露以张化纯为首的反动小集团“三也革命小组”，在总纲章程中公然写道“反对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宗旨，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社会是我们的目的，凡反对共产主义要变中国为非共产主义的人士均为三也革命小组之友人盟军”。
现在各机关连日召开会议乘胜追击右派。

在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
右派分子被驳得抬不起头来
据新华社广州31日电
在正举行的广东省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会议进行六天来，代表们已初步揭露出了二十名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在代表们摆出大量事实进行驳斥以后，他们都已理屈词穷。
曾污蔑人民已到“饿死边缘”的民革中央委员罗翼群，当和他同行下乡视察的林志光起来指证他在平远县散布反动言论时，竟突然站起来反咬林志光是“加罪于人”。
当代表们根据事实对他进行斥责后，他才不敢再嚣张。
在代表们的追问下，罗翼群承认他和黄绍竑在北京和广州时彼此有往来，并曾交过三分歪曲肃反的材料给黄绍竑，但他说这仅仅是思想联盟，后来有人指证，罗翼群到北京开会时，黄绍竑曾叫他回广东后要向省政协提出成立“平反”机构。
当时黄绍竑还对他说：
“你去广东提，我也在中央提。”
罗翼群这才承认与黄绍竑有政治联盟。
同章伯钧、李伯球有密切关系并且在广东组织了反党集团的云应霖曾经到处攻击共产党，并且拒不交代反动集团的活动，只说一些反动言论是出于“个人名位思想”所致。
代表梅日新立即揭露云应霖曾在农工民主党中央会议上非常赏识右派分子张云川关于“一千二百万个共产党员是一千二百万个管家婆”的谬论，当章伯钧的大将杨逸棠、王一帆到广州点火时，云应霖曾同他们数次密谋。
在事实的面前，云应霖不得不交代反动集团七人的名字。

天主教徒代表反对梵蒂冈分裂上海教区
维护天主教会独立自主的权利
据新华社1日讯
出席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代表，愤怒抗议梵蒂冈教廷于7月10日发布的否认张士琅为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制造教会分裂的“信件”。
同时，还谴责梵蒂冈费特通讯社发表的诬蔑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徒反帝爱国运动的谰言。
这次会议是7月15日开始的。
在22日上午，会议主席团把梵蒂冈教廷破坏上海教区的信件和费特通讯社的电讯稿向大会宣读以后，激起了全体代表的愤慨，他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对否认张士琅为代理主教的问题上，先后有十位主教和一百七十多名代理主教、副主教神甫和教徒在大会上发言。
他们痛斥梵蒂冈的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上海教区的利益，而且是一种具有反动政治目的的阴谋手段。
七十七岁的张士琅严词驳斥了梵蒂冈的这种反动措施，他说：
“如果盲目执行梵蒂冈的命令，就会使教会陷于混乱，把教友带到背叛祖国的绝境。
我不能够接受这个反动的命令，我要坚决维护上海教区教友的利益。
因为我这样做是正义的，所以我的良心很平安。
今后梵蒂冈如果进一步用所谓‘绝罚’（开除教籍）来打击我，我也坚决不接受，仍然领导教区照常工作，决不能把上海教区变成帝国主义反对新中国的工具。”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一致表示：
要坚决反对梵蒂冈分裂上海教区的阴谋，决心捍卫我国天主教会应有的独立自主权利，并要与上海教区和全国各个教区的神长教友紧密团结在一起，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彻底粉碎梵蒂冈的一切阴谋活动。
最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对梵蒂冈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
在7月29日和30日的讨论中，代表们又驳斥了梵蒂冈的喉舌费特通讯社的两篇破坏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电讯。
这个通讯社在5月18日和7月13日作了两次报道，诬蔑中国天主教即将成立的“爱国会”是“裂教”，公然不准教徒参加，无理要求教徒“在身体和精神的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拒绝签名”；
不准教徒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一切组织，否则就被“绝罚”；
这个通讯社还狂妄的“号召”教徒以“流血”“致命”来对抗人民政府。
在大会上，有二百三十四名代表针对费特通讯社这种破坏活动发表了意见。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认为，爱国会是政治性的组织，梵蒂冈根本无权过问。
但是，他为了煽动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以达到破坏我国教徒反帝爱国运动的政治目的，却阴险地把即将成立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说成是共产党“控制”的“唯命是从的工具”，诬蔑参加爱国会“有害于教徒的信仰”，并说“对教会也是一种危险”。
他们说：
事实证明，控制中国教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过去霸占在我国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
他们认为反帝爱国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危险，只有追随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的道路才是危险的。
代表们经过讨论，都深刻地看透了梵蒂冈的反动面目。
代表们说：
梵蒂冈一再要我们“听命”，但我们所要听的仅是教廷纯宗教上的命令，例如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遵守。
对于利用宗教形式而进行政治干涉的命令，决不能听从。
代表们一致表示：
我们不仅有权利参加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而且还要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志愿军热烈庆祝“八一”
新华社平壤1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热烈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昨天下午，志愿军领导机关在驻地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
应邀参加大会的有以朝鲜内阁民族保卫省副相崔贤上将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和驻地的朝鲜政府党、政首长。
在会上，志愿军副政委王平上将作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报告。
朝鲜内阁民族保卫省副相崔贤致祝词，并赠送锦旗。
晚间，举行了文艺晚会。
昨天和今天，志愿军各部队都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纪念晚会，不少部队还举行了战术、射击、军事体育、田径等各种竞赛和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生活的图片展览。
守卫在上甘岭地区的部队和某海岛上的部队，还同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海军某舰队的体育队进行了联欢。

来自兄弟之邦的贺电
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敬爱的彭德怀元帅同志：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越南人民军全体干部和战士，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部长同志并通过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和将领同志们致以兄弟的祝贺。
我们敬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军队、巩固国防、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日益取得更多的新的成就，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武元甲大将
1957年08月01日于河内
蒙古军事和公安部长道尔吉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请允许我代表蒙古人民军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和在您所领导下的伟大中国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致以最衷心的敬意，并祝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为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为巩固各民族间的友谊和全世界的和平而获得新的巨大成就！
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公安部长道尔吉中将　乌兰巴托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博齐沃夫斯基贺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同志：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之际，大将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祝您在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准备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您身体健康。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
兼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长博齐沃夫斯基将军
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同志
敬爱的部长同志！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之际，请您和中国武装力量的全体成员接受全体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和我个人的衷心的祝贺及兄弟的战斗敬礼。
我们一致认定具有卓越战功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军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战友，是同苏军站在一起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支柱。
一种特别的友情使我们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友情是由于意识到我们两国兄弟军队在不同的边界上保卫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我们军队以在千里遥遥的远东边界上，在太平洋岸和南海岸上，有着光辉的中国人民的军队肩并肩地同苏军一起，警惕地注视着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敌人的阴谋而感到骄傲。
因此，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人们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提高军事技术和加强战斗威力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让捷中两国军队间的兄弟的战斗友谊在两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巩固！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防部长　波·洛姆斯基上将（签名）
1957年07月22日　布拉格
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利昂廷·萨拉扬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
值此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周年之际，谨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全体人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热烈的、衷心的祝贺，祝忠实和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安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人员，在军事和政治训练中获得新的成就。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部长　利昂廷·萨拉扬上将
于布加勒斯特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同志：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之际，谨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军全体人员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英勇的战士们致以最衷心和兄弟般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敬祝人民中国的武装力量在为保障兄弟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胜利、保障亚洲和全世界和平而提高和巩固战斗训练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贝·巴卢库上将

歌舞团的指挥也有右派角色
本报天津31日电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的共青团员们，跟团内的右派分子展开激烈斗争，右派分子们已开始低头认罪。
05月间，这个歌舞团的乐队指挥、右派分子阎家鸣，合唱队指挥、右派分子林青，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
他们诬蔑党支部是“宗派主义的化身”，是“一切坏事的后台老板”。
他们说：
“歌舞团的领导已经从头烂到根，不能领导歌舞团；
歌舞团要由他们这些‘艺术干部’组成‘艺术委员会’来领导”。
团内的另几个右派分子：
李光、郁增凯和杨巨川，则诬蔑歌舞团的党是“帮会统治”，是“法西斯”，说歌舞团是“监狱”，是“集中营”；
他们否定肃反等运动的成果，提出“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口号。
整风开始，党召开群众大会征求意见，这个右派小集团事先在密室策划“先攻谁，谁先开炮，谁后开炮”，并规定要在几点钟掀起高潮。
但是，由于歌舞团的绝大部分党员，耐心地教育群众分清大是大非，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歌舞团的右派分子们就开始溃退了，老乐师杨裕？
在一次大会上发言，用他几十年的经历，讲他在旧社会穷得曾把乐器卖了换饭吃，只有在解放后参加了歌舞团，他的力量才得到了发挥，生活也逐渐得到改善。
他质问右派分子阎家鸣和林青说：
“你俩原来都是普通的中学生，才到歌舞团的时候甚么都不知道，团长把着手教你们，党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你们成为指挥，现在你们却反起党来，还说党不能领导歌舞团，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现在，歌舞团的右派分子们虽然已经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低头认罪，但都还没有作彻底交代。
团员们正在分组讨论，准备对这个右派小集团的反动言行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

解放军诞辰军民同庆
全国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据新华社1日讯
驻守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地——南昌，今天举行了“八一”纪念塔奠基典礼以及三千多人的庆祝大会。
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机关、部队和驻京各军事单位，举行各种活动热烈庆祝建军三十周年。
在上海，节日这天，有三千五百多市民冒雨前往黄浦江外滩，参观了海军舰艇。
他们立在甲板上，静听海军战士讲舰艇的历史和战斗事迹。
上海各区今天到处都在举行军民联欢会。
晚上，一个规模很大的广播联欢大会把全市卷入了欢乐的高潮。
昨天晚上，上海市各界人民还举行了“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庆祝大会。
在广州，今天上午举行了空军飞行表演，广东省人民代表和广州市各界人民以及回国参观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一万五千多人参观了表演。
今天晚上，广州市举行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游园联欢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军史图片、兵器模型展览会，也在今晚开幕。
广州市各界人民昨晚还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大会。
在济南，山东省和济南市各界人民二万五千多人昨晚举行了庆祝大会。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和驻济南部队首长王新亭上将都在会上讲了话。
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艺会和联欢舞会。
今天，济南驻军主办的军史展览会开始正式接待参观的人群。
节日这天，驻青岛海军还举行了海上武装表演。
辽宁省、沈阳市党政军民四千五百多人昨晚举行了庆祝大会。
会后，举行了丰富多采的军政民联欢大会。
连日来，沈阳市各区还先后举行了军政民联欢会或游园会。
许多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的黑板报都出了庆祝“八一”的专刊。
在武汉，“八一”前夕举行了庆祝大会。
在庆祝“八一”建军节时，7月31日上午，驻武汉部队和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代表还特地前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献花圈致敬。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人民在节日前夜举行庆祝会。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号召大家继续加强军民团结，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兰州，汉、回、藏、维吾尔、蒙古、东乡等十多个民族约二万人，昨天下午在五泉山公园集会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
会后，举行了游园，十几个剧团表演了精采节目。
在新疆各地，也展开了“八一”建军节的庆祝活动。
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和南疆喀什专区等地政府和人民，在“八一”前对边防军进行了慰问，新疆军区并特别派出了文工团、杂技团前去喀什等地为边防战士作慰问演出。
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机关和当地驻军两天来和七一棉纺织厂等工厂、农业社、学校进行联欢活动。
祖国西北边疆重镇阿勒泰今天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以布卡诺夫少校为首的苏联驻哈萨克斯坦斋桑边防军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
今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技艺队演出节目，招待当地驻军和苏联友人。
驻内蒙古自治区、天津、重庆、西宁以及其他地区的部队，也都在今天或节日前夕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首都一百六十多画家群起揭露
徐燕荪是国画界的右派把头
新华社1日讯
国画界右派分子徐燕荪的反动言行在今天举行的北京国画界座谈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
这次座谈会是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共同召开的，到会的有国画家一百六十多人。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陈缘督、吴一舸、吴镜汀、于非闇、殷伯衡、段履青、叶浅予、王友石等。
文化部和美协还收到许多揭发徐燕荪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信件和材料。
许多人在会上揭露，徐燕荪一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是北京国画会的常务理事，在国画会里实行个人专制，他担任中国画院副院长以后，更企图以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代替共产党的领导，霸占国画院。
他公开地说，“国画院是我骂出来的，我这个副院长也是我骂出来的”。
于非闇揭发，徐燕荪等还拟了一个所谓“国画院全面计划草案”，企图以它代替文化部批准的“国画院实施方案”和“画师画士聘请条例”。
徐燕荪在这个“草案”中和对人谈话时，经常强调“国画界的事应由国画家来办”，“决不能叫共产党来把持”，他又为自己辩护，而恰恰在这里露出马脚，他说：
“反对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反党”。
他排斥党员画家张仃参加国画院工作，并打击非党画家叶浅予等，说“叶浅予应当消灭，他不仅是帮凶，而且是刽子手。
国画院绝不允许他插手”。
徐燕荪还野心勃勃地拟定人事名单，拉拢他的亲信、“徒弟”，甚至把肃反对象拉进国画院和国画会，扩大私人势力，以致形成许多人纷纷向他送礼，请他吃饭，公行贿赂。
右派分子李伯球的妻子不会画画，也被徐燕荪介绍到国画会。
陈缘督等人揭露，解放以后徐燕荪一贯公开和直接地违抗党的领导，在国画界横暴跋扈，打击进步和正派的人士。
他常常骂靠近共产党的人是“献媚”、“无耻之徒，认贼作父”，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可恶的耳报神”。
他还谩骂北京市文联的党员领导人说，“那群孙子，见过什么世面”、“他们懂什么，不配领导我们”，并说“国画会要办就得由我们主动，不能净听市文联的，不然一脚把他们踢开”。
他还挑拨党群关系，破坏美术界的团结，在国画院成立时，徐燕荪和叶恭绰、王雪涛两次在私宅召集壮年国画家开会，煽动他们向美术界进攻，布置到会的人写文章，挑拨党群关系。
徐燕荪说，张仃、李可染等的彩墨画“怎能叫国画？
只不过是中国人画的而已”。
他还说“虚无主义者已经深入到人民日报，就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一样”，企图挑起国画界对党报和美术界领导的不满。
徐燕荪一贯反对和破坏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
殷伯衡等揭露，徐燕荪在肃反中，曾包庇反革命分子。
段履青揭露，在肃反运动中，徐燕荪指使他的亲信向人威胁说：
“你如果揭发徐燕荪，就把你一同卷进漩涡里去”。
徐燕荪还认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是教条主义和浪费时间。
老国画家王友石等揭露，整风开始以后，徐燕荪在章伯钧、李伯球指示下，在国画界点火，向党进攻。
05月上旬章伯钧、黄琪翔等在北京鸿宾楼利用请客方式发展党员，徐燕荪也参加了宴会。
05月下旬章伯钧、李伯球召开文艺界座谈会，徐燕荪到会发言，大肆污蔑党不重视国画。
06月初，徐燕荪和叶恭绰在荣宝斋又召开了国画界座谈会，徐、叶藏在一间房内暗地指挥。
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燕荪觉得情况不对头，四出试探摸底，还威胁国画院中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说，你们斗什么，将来领导你们的还不是这些老画家。
徐燕荪被人们称为“国画界的恶霸”。
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自己也是资本家。
解放前他加入过青帮，开设赌局，抽鸦片、玩弄妇女，成为地方一霸。
他还以小说中的奸雄“曹操”自居，刻制一个图章，上刻“小字阿瞒”四字。
座谈会上群情激愤，有三十余位画家要求发言，会议将在8月03日继续举行。

三个纵火犯
揭露光明日报记者在西安“点火”的罪恶事实
本报记者　朱波
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记者——欧至培、郑笑枫和韩洪文叫作三个“纵火犯”。
郑笑枫是4月中旬来西安的。
他来西安不久，就和西安地区的右派分子王捷三、李壮猷、刘不同等取得了联系，四处点火。
04月29日，储安平又派欧至培和韩洪文来到西安，光明日报集中力量要在西安“点火”的阴谋是十分明显了。
这三个人在西安积极组织座谈会“点火”。
他们没有和省、市委统战部联系，强调要依靠民主党派。
但是，民盟省委张光远向他们介绍的出席座谈会的几个公正人士，却不被吸收参加。
他们依靠的是右派分子李壮猷。
他们要求李壮猷介绍一些意见多而又敢说话的人参加座谈会。
经过他们数次商量，决定了座谈会的名单。
其中右派分子占了多数。
名单确定后，欧曾到中共西安市委统战部去走了一下“过场”。
统战部权秉华副部长看到名单后，曾向他提出，有些人没有什么代表性，应该增加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士，欧却强调说名单是和各民主党派再三研究确定的，拒绝权的建议。
权副部长还是劝他再和各民主党派商量一下。
欧仍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但是欧从统战部出来后，反而对人说座谈会的名单是市委统战部同意的。
欧、韩等为了把这一炮打响，为了使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来，在右派分子李壮猷协助下，又对约请的人进行了个别访问，了解他们发言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出席会议的人进行动员鼓动工作。
他们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报吹嘘了一番，有意地污蔑人民日报。
在个别访问中，那些对党没有意见的人，又被取消了被约请的资格。
如西安医学院的张同和教授，他们从李壮猷那里了解张同和有很多意见，曾列为被约请的对象。
欧至培访问张同和时问张，“听说你试验成功的‘前额叶切断术’，曾受到党委的压制？”
张说，“没有这回事，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学院党委都非常支持我，我现在还在动这个手术；
就是我们同行中有些人反对这个手术。”
欧听张一说，再没有谈什么，就把张同和从被约请的名单上抹掉了。
座谈会是5月04日下午开的，一直开到夜十时才结束。
欧至培在这个座谈会上号召参加的人“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是整风，主要提缺点，不要谈优点，你们敢说，我们敢登，不要骇怕打击报复，光明日报一定为你们作主撑腰。”
欧还说“今天这个会没有党员，这是为了畅所欲言，所以不约请党员”……欧还为储安平吹嘘了一番。
这是西安地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最恶毒的一次会。
会上，右派分子王捷三（西安师范学院教授），刘不同、李述礼（都是西北大学教授）、钱祝钧（西北大学副教授）、王子云（西安美专教授）等人肆意诬蔑党的领导、党的统战政策，以及党在肃反运动等方面的成就（详细内容，请看5月11日、12日光明日报），右派分子钱祝钧在发言中还非常狂妄地断言说党在明年后年就要垮台（这句话在会后被钱祝钧删掉了）。
右派分子还互相为他们的反动言论喝彩、帮腔。
欧、郑等人非常欣赏右派分子那种疯狂的姿态，他们和右派分子说说笑笑，显得非常亲密。
但对那些较公正的人士就冷淡了。
例如西北俄专教授李蔚麟在发言中概括地谈了一下成绩，韩洪文就很不耐烦地说：
“这有啥意思。”
右派分子刘不同、王捷三竟当场就批评西安医学院教授刘蔚同说：
“你的发言对共产党的意见并不多，没有什么内容！”
刘蔚同、李蔚麟等人回忆起当时座谈会的情形时说，会议上右派分子十分嚣张，他们指手划脚，高谈阔论，洋洋得意。
光明日报的欧至培、郑笑枫、韩洪文也很得意，常和右派分子交头接耳，并在中途吃饭时，再三向大家敬酒。
右派分子认为这是成功的会。
他们非常感激光明日报，称光明日报是“自己的报纸”。
刘不同说，“今天的会议真使大家谈的舒服，想不到会有今天，要是前二年，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这些人是胡风反党集团了。”
座谈会一直开到夜十时多才结束。
但是右派分子都毫无倦容。
王捷三兴奋地说：
“这样的会再开下去也感觉不到疲倦！”
座谈会的记录在光明日报上公布之后，在西安地区各界人士当中震动很大。
一些正直的人们都表示非常不满，他们打电话质问民盟省委，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而那些右派分子看到光明日报后，则欢欣若狂。
有些学校的右派分子曾给西安地区的新闻单位打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报道他们的“鸣放”，说党报不如光明日报，党报没有新闻自由。
而参加座谈会的右派分子，在会后更嚣张，王捷三到处“放火”，到处发表反党言论，刘不同、李述礼、钱祝钧等都成了主要右派分子。
特别是刘不同，他在西北大学大肆活动，成为西大右派分子的主帅。
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纵火犯”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西安地区的人民却不允许反党火焰蔓延下去。
现在，在反击右派斗争中，坚定的人们更加坚定了，过去那些受迷惑的人现在也清醒了，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
声讨叛徒徐洪慈
本报讯
上海第1医学院全体同学，连日冒着酷暑集会，声讨和揭发右派分子徐洪慈的反党言行。
徐洪慈是医疗系三年级学生，原来是共产党员。
他在整风运动中，纠合一些认识不清的同学，贴出第1张大字报，提出了五十一条荒谬的主张，如“取消党团员特权”、
“普选不民主”、“肃反肃错了，要平反”等等。
当这张大字报受到党支部的批评时，他就大叫：
“党支部孤立我！”
当受到同学们的反驳时，他又贴出所谓“忠告”的大字报，谩骂某些同学是“两面派”。
接着，他又煽动医疗系三年级十一、十二两班同学举行了两次所谓“扫除障碍”的座谈会。
他对同学们说：
“党委虚伪，口头上讲鸣放，实际上不支持。”
煽动同学仇视党。
徐洪慈的叛党行为，得到了该院另一右派分子范日新的支持，范日新当众称赞徐是“模范党员”。
范日新又对徐说：
“你不要怕，要坚持，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你年轻，我年纪比你大，经验比你多。”
他准备宣布退出共产党，并准备鼓动“最起劲的”共青团员退团，单独成立政治组织，保卫“五十一条”，号召全校同学继续大鸣大放，派代表团到各大学去演讲，妄想达到进一步搞垮党的目的。
徐洪慈的反党言行，受到了全校同学的驳斥。
一时被他蒙骗的少数同学，也清醒过来，作了检讨和揭发。
全校三千多同学，表示要坚决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公然发动群众攻击党委
王铭勋蜕化变质
新华社沈阳1日电
中共沈阳市委候补委员、东北工学院机械系主任王铭勋蜕化变质，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机械系右派分子在5月09日的鸣放座谈会上恶毒地向院党委书记康敏庄“将军”，并发动群众签名攻击中共沈阳市委，身为市委候补委员的王铭勋也签了名。
当签名的教师推选王铭勋去市委“请愿”时，王兴高采烈、得意忘形，鼓掌接受。
右派分子为了有组织地向党进攻，曾策划成立一个凌驾党和行政组织之上的“非常委员会”，院党委明确指示王铭勋不能同意这个组织，并叫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向群众解释，但他不执行党委的决定，并向右派分子说“党委干涉中心组活动”。
王铭勋还和右派分子一起见了辽宁省委第1书记黄欧东。
院党委曾指示王铭勋先不要传达黄欧东的讲话，否则传达讲话稿必须经黄欧东亲自看过。
王铭勋不但不执行党委的这一指示，把黄欧东的讲话作了传达，并且在某些重要地方有意加以歪曲和隐瞒，如黄欧东明确回答右派分子不同意成立“非常委员会”等非法组织，但王铭勋没有向群众传达这个意见，继续煽动群众，要成立“非常委员会”。
机械系中心组领导权被右派分子篡夺后，系的鸣放会成了污蔑党、谩骂党的讲坛，大字报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
王铭勋是大字报社长，他亲手编发右派分子污蔑党的文章，还给右派分子提供下一步反党的计划。
他为了鼓励右派分子，还提出“干革命不要怕坐牢”等口号。
在反右派斗争展开后，王铭勋给右派分子打气说：
“不要灰心泄气。”
为了防止右派集团分崩离析，他又亲自组织右派集团订立攻守同盟，作了两次假检讨。
群众对王铭勋的假检讨非常气愤，一致要求他对反动活动的目的作进一步交代。

到现场调查拿出确凿的罪证
天津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新胜利
本报讯
天津大学八百多应届毕业生继天津大学全体学生在6月间同右派斗争的第1回合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从7月11日至22日又取得第2回合的胜利。
同前一阶段比较，这一阶段的斗争具备了新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同学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家有了反击右派的思想武器；
同时，也从前一阶段的斗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对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
早在同学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学生里出现了一些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的“鸣放社团”。
如李朝贵、卢田修等组织的“春雷”社，陈勇等组织的“风雨”社，万嘉蔚等组织的“纱布”社，朱呈祥等组织的“D、D、T”社，王渭等组织的“鸣放”社，以及以张伦基为首的内燃机专业四年级少数学生。
这些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这些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些是得到幕后支持的。
右派分子王厚强是黄绍竑的外甥，他就得到了黄绍竑的支持。
他在校内搜集所谓“冤枉”材料，到处替人“伸冤”。
尽管右派分子们如此猖狂，但是觉悟了的同学们是要坚决打垮这些右派分子的进攻的。
同学们追击右派分子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揭露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许多学生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自动组织起来到右派分子曾经点过火的地方去调查；
有些班的同学，虽未跟右派分子在一个会上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也主动将自己知道的事实检举出来或是用大字报形式揭发出来。
经过十多天的揭发和说理斗争，在事实与真理面前，右派分子已完全孤立了，其中大部分人已向人民低头认罪。

右派在新闻事业中的代理人
王中的反党新闻学纲领受到抨击
据新华社1日讯
根据新闻工作座谈会从7月25日到8月01日连续举行的七次大会和小会的揭露证实，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
王中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是一本长约五万言的所谓“新闻学原理大纲”。
在这本著作中，王中认为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认为“读者需要”和“为读者服务”是报纸的本性，又称为“商品性”。
至于报纸的阶级性和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认为这是政党给硬加进去的。
王中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看成是对立的矛盾。
王中说人民日报及其它一切省委机关报是“满脸铁青”，报纸的编辑像“清教徒”。
他把党报同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邸报”、“官报”相提并论。
王中认为，报纸的党性是由于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所造成的。
王中说，党委“约束”、“限制”报纸。
报纸不“自由”，变成了“寡妇脸”。
要解除“约束”，就必须打倒王中所说的“机关性、书记性”，就是取消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使党报变质。
王中要求并且到处宣传报纸不要“指导工作”，他认为多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指导性，少了“服务性”，“编报卖”与“买报看”就成了尖锐的矛盾。
王中说，这是报纸编辑部“教条主义”的结果。
王中还主张把人民日报和现在的省委机关报变成工作报和“内部通报”，另成立所谓群众性的“经济区域”报。
实际上王中的阴谋就是孤立和打击党报，提倡办一些资产阶级的同人报、社会报。
王中对自己的一套反党的新闻学纲领，绝不是像他自己所声称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各地新闻单位进行宣扬、传播，企图用他的纲领来作为各地党报的指导思想，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
去年他曾率领一个“调查组”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日报等处调查报纸的缺点和所谓“读者的需要”，每到一地，他就讲演报告，贩卖他的纲领。
在调查时对报纸的缺点总是加以渲染夸大。
在调查中处处拉拢和他有共鸣的人，并煽动这些人对党委领导报纸的不满情绪。
调查以后，他就经常在学生中夸大党报的缺点，来证明目前的报纸非照他的理论改变不可。
今年05月，他来北京参加了新闻工作座谈会。
在这次会上，许多右派分子发表许多反动的言论，他大为欣赏。
回上海的途中，他又到济南、南京，在新闻界传达这些反动言论。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内，王中也一贯拉拢师生，搞宗派活动，兜售他的反党的新闻学纲领。
他鼓励系内教师按照他的纲领进行教学工作，要“卧薪尝胆搞十年”，在自己的领导下搞成一个“学派”。
他主张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要固定地分配给几个省的新闻单位，以便经常和他们互相“联系”互相“帮助”。
他还鼓励他的学生到非党报纸和地方报纸去，说在这些地方“大有可为”，叫学生不要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新闻机关。
他还经常在学生面前宣传报纸的党性如何不好，要学生发展个性。
他经常对学生辱骂共产党的老干部，说老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
他还带挑拨性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已变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殖民地、附属国，并且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王中一有机会，就找在各地新闻单位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进行串连拉拢，宣传他的反动纲领。
今年05月，他在北京，就曾和北京各新闻单位的一些复旦大学毕业生有过广泛的接触。
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受了王中的反动思想的毒害，有人因为要发展“个性”，对他们现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工作岗位表示不满；
有人甚至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进行嘲笑、诋毁。
王中在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就更加以挑拨，他说“我老早说叫你们不要只想进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种大机关，你们不听，活该。”
王中对许多右派分子以及某些人的右派言论他都感到亲切。
他公开说他欣赏资产阶级的一套。
他还常说，他是不看人民日报的，看解放日报也是寻找有“趣味”的事情，他真正愿意看的是上海的新民报和文汇报。
一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他不是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解放日报去了解，而是经常听一个在文汇报兼职的新闻系讲师的似是而非的传达。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始终躲躲闪闪，吞吞吐吐，说自己只是学术思想上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
新闻界人士对王中的态度深为不满，新闻座谈会还要继续对王中的反党言行进行系统的批判，并正告王中端正态度，认真交代。

哈尔滨工大反击傅丰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正在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右派分子、三年级学生傅丰祥。
两个月前，傅丰祥贴出了他弟弟介绍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情况的北大来信，并连夜把葛佩琦的反动论点抄贴出来，还加上“放的彻底，鸣的痛快”、“共产党领导者们，清醒清醒你们的头脑”的按语。
他还支持另一个右派分子王欣生，又向一右派分子康永山献计，叫康永山把准备召开的“诉苦大会”，改为“平反大会”。
人民日报的“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他还说：
“共产党怕击中要害”，“肃反运动是精神暴力运动”。
傅丰祥的反动言论，激起了同学们的极大愤怒。
人们在辩论大会上，同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说理斗争。
这时，傅丰祥给自己扣上一个帽子，想在帽子下面开小差。
混不过去时，他就拍桌子，以回老家来要挟。
同学们揭穿了他的这些花招，正在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他。

暴风雨中的共青团员们
福建日报记者
06月09日上午，福州第2中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期考和升学考试，学校第二楼下正在举行的教师鸣放座谈会上，传出了一阵激烈的叫骂声，有人在喊：
“党员校长要撤职查办”“不撤职就罢教！”
“打倒刽子手，惩办凶手！”
“我们要派代表到市政协会去控诉”……。
学生们想，这是为什么呢？
中午，在走廊里又出现了几张触目惊心的大字报和漫画。
有一幅画画的是前教导副主任、党员林天柱，额上写着“校霸”两字，脚下踏着几具死尸，全身鲜血淋漓。
旁边大字报写着：
二中肃反“严重违法乱纪，私设刑堂，害死三条人命。”
另一幅画的是党员校长乐澄清，额上写着“反动思想，地主作风”。
还有一份“文告”，上写着：
“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站出来，揭发乐澄清的罪恶。”
这些叫嚣是那里来的呢？
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是该校副校长、民盟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右派分子张家址在进行反共阴谋活动。
但多数学生却不知是怎么回事。
学生们看了这些煽动性的大字报、漫画后，再不能安心自修了。
大家都在谈论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面对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情况，党支部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有意识地让共青团员和群众自己去明辨是非。
这天，高三毕业班学生、共青团员林永年、陈其樵、王世秉三人看了辱骂党、污蔑肃反的大字报和漫画，心中都暗暗在想：
说害死三条人命，这不是造谣污蔑、歪曲事实吗？
我们校内肃反两个人自杀，一个是反革命分子林学泉畏罪自杀，一个是黄祖菁被他哥哥和亲戚检举带枪下海为匪，没等领导上帮助搞清问题，就走上自杀的道路，怎能说校长害死的呢？
更没有三条人命！
我们学校在这次肃反中成绩是很大的，他们这样不是把肃反成绩都否定了吗？
他们就决定分头去同自己认为是正直的同学商讨办法。
大家的看法都一致：
认为学校中有坏人在搞鬼。
共青团员应该挺身而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半夜里，大家又回到各班去找了一百多个团员来讨论这件事，结果决定第2天一早就行动起来。
第2天，共青团员们贴出了第1批驳斥右派分子的大字报。
学生们一进校门就被许多的义正辞严的标语和大字报吸引住了。
在这里，共青团员们用事实和真理驳斥了右派分子的造谣诬蔑。
王世秉写的一张大字报，有力地驳斥了葛保龙的谎话。
葛保龙说在肃反中自杀的学生黄祖菁是“三好”学生，王世秉指出这根本不是事实。
他又指出葛保龙所谓黄祖菁“两次自杀，校方见死不救”完全是撒谎。
黄祖菁畏罪自杀，被发现后马上由校医急救，又送医院，怎能说见死不救呢？
“沉尸灭迹”更是胡说。
黄祖菁死后，学校曾替他购买棺木、立有墓碑。
学生们从大字报和标语中了解了事实的真象，头脑清醒过来了，先后有几百人在反击右派的签名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09日中午，右派分子辱骂党，污蔑肃反的大字报、漫画贴出后，右派分子张家址洋洋得意，到处探听学生们的口气。
问这个“有什么感想”，问那个“应该如何办”。
学生们回答他的是到处贴满了反击右派的大字报。
在学生们的反击下，张家址慌了。
在这期间，学生们还粉碎了右派分子另一个阴谋：
右派分子为了把事情扩大到社会上去，决定派代表到正在举行的福州市政协会议上去“控诉”二中的肃反。
针对这一阴谋，学生们自己也决定派代表到市政协去，他们要通过市政协会向全市人民讲明二中肃反的真相，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
右派分子派的代表听说学生们也要派代表去，而不敢前去了。

曾彦修、蓝钰、萧乾、胡明一鼻孔出气
首都出版界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实质
新华社1日讯
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正向深入发展。
在7月23日、26日和31日分别举行的出版界三次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人对曾彦修、蓝钰、萧乾、胡明等右派分子的各种共同性的反动论点作了系统的说理批判。
工人出版社陈希文、吴从云在联合发言中着重驳斥曾彦修、蓝钰等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错误言论的辩解，说成只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
联合发言说，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机关的人民出版社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下工作的，但是曾彦修却说什么“人民出版社是没有后台老板的”，他主张“有关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这不是明显的在政治上反党是什么？
曾彦修认为党不能领导出版事业，这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公式
“党不能领导Ｘ”不完全一致吗？
曾彦修诅咒说：
“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彦修才主张寻找他喜欢的“后台老板”，反对党对人民出版社的领导。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原说，和我国其他各项建设工作一样，向苏联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方针之一。
他说，从1950年到1956年，中国出版界总共翻译出版的苏联书籍有一万三千多种，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苏联当代学者宣传和解释马列主义的学术著作，以及大量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学书籍。
这些书籍的出版，大大地帮助了在我国人民中广泛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工作，给我们增加了有益的思想养料；
大规模地宣传了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和辅导作用；
广泛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面貌和社会主义的新人的品质，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
陈原十分愤慨地斥责曾彦修等右派分子说，他们不但颠倒黑白地抹杀这些铁的事实，并且给学习苏联经验，翻译苏联书籍加上了妨碍出版事业发展，毒害了读者，束缚了思想自由等等罪状。
陈原说：
曾彦修、蓝钰等为什么痛恨学习苏联呢？
本质就在于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党和国家对于出版事业的领导，反对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把这些叫做“大一统”，叫做“垄断”。
陈原说：
正是确立了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权，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出版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结束了旧中国出版的无政府状态。
正是因为计划化，才保证了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贯彻，保证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出版自由。
陈原又指出曾彦修所以反对翻译出版苏联书籍，骨子里是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在会上说：
我们历史上没有民族文字的出版社。
解放后新成立的民族出版社，总共用七种文字，出版了一千二百多种，总共一千二百万册的图书。
民族出版社是实行计划亏损补贴的，并且亏损一年比一年多。
民族文字版的书籍，篇幅一般比汉文版多，有的多一倍以上，但价钱却比汉文版低，这样的政策，难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吗？
通俗读物出版社祝修恒以事实揭发了右派分子蓝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时的卑鄙手法。
蓝钰在散布他的各种右派思想时，常常不是自己明白地出来表示意见，而是授意别人去写文章，然后帮助修改，有时甚至改得面目全非，但仍然用别人的名字发表，并且不让别人用笔名，因为他怕“外界猜来猜去又想到他的头上”。
在别人的文章发表后，蓝钰又以“舆论代表者”的姿态出现，以引用别人文章的手法来私运他个人的反动观点。

他们要用共产党的钱来办反共产党的报纸
看看这些“同人”要办什么样的“同人报”？
他们要“用共产党的钱来办反共产党的报纸”
本报南京30日电
本报记者甄为民报道：
南京新闻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中，已揭发出四起筹办反对党和国家领导、贯彻资产阶级方向的“同人报刊”的事件。
他们共同的纲领是要和党报和人民报刊唱对台戏。
这四起办同人报刊的事件是：
新华日报记者祖中远（共产党员）、编辑强剑衷（共青团员）和财经组副组长张少昕（共产党员）筹办的“星期日晚报”；
一个是新华日报编辑余中奇筹办的所谓“新人民日报”或“新新华日报”；
一个是文汇报驻南京记者陆续（农工民主党成员）等筹办的“鹰啼序”或“江南草”诗刊；
还有一个是右派分子刘敬坤（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共产党员）等筹办的反动报纸。
这些报刊和杂志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不要党和政府的领导，要走资产阶级政治路线。
从整风开始以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散布党委领导办不好报纸、党委干涉过多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等谬论，宣称要办一种和现在出版的报刊唱对台戏的报刊。
如祖中远、强剑衷、张少昕所筹办的同人报要“言人所不敢言”、“凡是党报不登的它都要登”。
强剑衷、张少昕还互相呼应地叫嚣：
要新华日报“领导退休十天，让党内外先进分子掌握报纸”，妄图改变党报的方向。
而余中奇更狂妄地“要用共产党的钱来办反对共产党的报纸”，他并“愿意当这个同人报的发行人，将来坐牢吃官司，我一人去”。
说什么“判几年徒刑出来，还要办这样的报，再吃官司，出来，再办”。
右派分子刘敬坤这位自称“党内民主人士”，“纳吉”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人物，则声称他要报道“预见别人看不到的国家大事”。
这些同人报发起者已搜罗了一批人马，并着手筹集了经费。
祖中远已经为他们的同人报约稿。
余中奇则两次写信给上海新闻界右派分子许君远要他下山来做台柱。
在连日举行的新华日报、南京大学和江苏农工民主党反右派斗争会议上，筹办不要党领导和党唱对台戏的同人报刊的主张，已开始受到批判。
新华日报时事组组长、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夏晨中说：
“同人报名义是一个虚伪的帽子，自有阶级以来，作为上层建筑底报纸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
他们主张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报刊，显然是要走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
许多同志用报纸刊登了毛主席报告、发展农业纲要后报纸发行量显著增加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等事实，驳斥了所谓“党委领导办不好报纸”、“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谬论。
有些受右派影响、参加了“同人”报刊的“同人”，也已开始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揭发和交代了一些反动活动的内幕情况。

读刘奇弟给谭天荣的公开信
锺怀
谭天荣和刘奇弟是北京大学学生中右派分子的首脑人物，是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大头目。
07月25日，刘奇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谭天荣。
他写这封信的动机何在，可以暂不判断，好在原信不长，照录如下：
你常批评我太主观，不客观分析问题，的确，我曾经是这样，但是我今天可不再主观蛮干了，而你却不是这样，例如：
1、你说群众现在还是同情支持你，这恐怕与事实不符，而且事实叫我无法相信，不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群众对你的最坚定的同道者和最亲近的朋友——我都这样的憎恨和反对。
2、你说一年之后就会胜利，像波兰一样地变革，但波兰究竟是怎样的变革的，变革之前又是怎样，工人委员会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不甚了解，我深信你也不会了解。
而如今我国的情况呢！
工人农民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现行的政策，来什么变革？
谁要我们变革？
3、你说天下要让我们才子佳人来管，我们首先看看天下和我们吧！
老实说，天下确实很太平，而我们确实只会拆烂污，即使退一万步“天下不太平”，若让我们来管，那只会更加糟糕，不信的话，回顾我们组织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百花社”、“广场”，那一个不是乌七八糟。
算了吧！
我看还是虚心点好！
寥寥四百字，就活生生地勾出了谭天荣的狂妄的一副嘴脸。
其不愧是谭的“最亲近的朋友”。
当然，这封信也稍稍拆穿了一点他们这个右派小集团“乌七八糟”的内幕。
这岂仅是谭天荣及其一伙人的写照，难道不是许多右派分子、许多右派集团的写照？
看来，不能说刘奇弟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不过，据说刘奇弟在写了这信之后又宣称，一俟他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就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
人们如果那么天真，以为刘奇弟已经转变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已经是“革面洗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1957年08月01日）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变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靠劳动人民的高度积极性，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现在将这一年来各主要部门的发展情况发表公报如下：
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
1956年我国农业合作化已经基本完成。
参加秋收分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入社农户达到一·一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2％；
集体经营的耕地面积达到十五亿多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90％。
到年底，入社农户又增加到约一·二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
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高级社的入社农户达到一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8％。
在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1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开始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在没有受灾和受灾较轻的许多地区，同上年比较，约有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产量，约有75％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
在灾情较重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等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我国的私营工业已经基本上转变为公私合营。
1956年内由私营转变为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约有七万户。
这些企业的总产值约占原私营工业总产值的99.6％，职工人数约占原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9％。
1956年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约32％。
我国的个体手工业者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1956年底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达到十万多个，人数达到五○○多万人，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
此外，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已经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由于手工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和国家对手工业的大力援助，1956年手工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约16％。
在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包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中，国营工业占54.5％，公私合营工业占27.1％，合作社工业（包括供销合作社的加工工厂和合作化手工业）占17.1％，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占1.3％。
我国的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转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直接转变为国营商店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达到一九九万户，这些商店的人数约占原私营商业总人数的85％。
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15％以上。
在1956年全国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占68％，公私合营商业占17％，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占12％，私营商业占3％。
我国的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
私营轮驳船和汽车都已经转为公私合营或合作化；
私营木帆船转变为公私合营和运输合作社的已经达到95％；
私营兽力车参加运输合作社的已经达到77％。
在水路和公路运输货物周转量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占78％，合作社营占17％，私营只占5％。
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胜利完成，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经济同个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使工、农业生产能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工业生产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1956年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都显著地超过了前两年。
全国工业产值（不包括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以下同）完成了年度计划109％，并且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各工业部完成总产值计划的百分比是：
电力工业部一○九，煤炭工业部一○七，石油工业部一○五，冶金工业部一○七，化学工业部一一三，建筑材料工业部一一○，第1机械工业部一○四，电机制造工业部一二二，森林工业部一○五，纺织工业部一○五，食品工业部一○五，轻工业部一○四。
同上年比较，全国工业产值增加了31％，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41％，消费品的生产增加了22％。
在列入第1个五年计划的四十六种工业产品中，完成或超额完成1956年度产量计划的有二十二种；
没有完成1956年度产量计划的有二十四种。
1956年生铁、钢、钢材、纯碱、烧碱、硝铵、水泥、蒸气锅炉、汽轮机、水轮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金属切削机床、客车、双轮带铧犁、谷物播种机、青霉素、氯霉素、各种磺胺、棉纱、棉布、麻袋、汽车外胎、自行车、机制纸等二十七种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现在将主要产品的产量（不包括手工业的产量）列表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1956年产量同1955年比较（％）
电力　亿度　165.9　124
原煤　万吨　10，592.2　113
原油　万吨　116.3　120
生铁　万吨　477.7　126
钢　万吨　446.5　157
钢材　万吨　392.1　157
水泥　万吨　639.3　142
汽轮机　万瓩　12.0　335
水轮机　万瓩　10.3　308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2.6　189
机车　台　184.0　188
载重汽车　辆　1，654.0　……
原木　万立方公尺1，075.1　86
棉纱　万件　524.6　132
棉布　亿公尺　46.0　132
纸　万吨　74.6　127
食糖　万吨　51.8　126
卷烟　万箱　390.7　110
食用植物油　万吨　86.2　96
盐　万吨　383.2　65
1956年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新产品继续增加。
试制成功的重要新产品有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一五，○○○瓩全套水轮发电设备，一二，○○○瓩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在千分之六的车道上牵引二，八○○吨的新型货运机车，耐高热合金钢，金霉素，有机玻璃，一二○瓩短波广播发射机等。
各工业部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比上年继续有所提高，如发电标准煤耗率降低了4.2％，高炉有效容积利用程度提高了12％，平炉利用系数提高了9.9％。
钢铁、机械、水泥等主要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和棉纱、棉布、机制纸的质量都有所提高。
1956年各工业部所属国营工业企业和各省市所属地方国营重点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比上年平均降低了8.4％。
1956年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
但是，由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发展更快，钢铁、木材、电力、煤炭等重工业产品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供应紧张的现象；
某些消费品由于人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和原料供应的限制，也出现了一些供不应求的现象。
三、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6年我国许多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台风和旱灾等灾害，不少农作物的产量计划没有完成。
但是，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各项先进生产经验和生产措施的推广，粮食的产量仍比丰收的1955年有所增加。
1956年全国耕地总面积达到十六·八亿亩，比上年增加了1.5％，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达到二十三·九亿亩，比上年增加了5.4％。
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三，六五○亿斤，完成计划96％，比上年增加了4.4％，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棉花产量二，八九○万担，完成计划81％；
大豆产量二○五亿斤，完成计划102％。
几种农作物的产量同上年比较的百分比是：
大豆一一二，棉花九十五，黄洋麻一○○，苎麻一○九，甘蔗一○七，甜菜一○三，烤烟一三四，花生一一四，油菜籽九十五。
1956年茶叶产量达到二四一万担，比上年增加了12％；
家蚕茧产量达到一四五万担，比上年增加了8％；
柞蚕茧产量达到一二四万担，比上年下降了3％。
1956年主要牲畜的生产计划大都没有完成；
某些农业地区由于饲料不足、饲草困难和饲养管理不善等原因，耕畜的头数有下降现象。
06月底调查，全国主要牲畜的头数同上年同期比较：
牛增加了1％，马增加了1％，驴减少了6％，骡减少了1％，绵羊增加了6％，山羊增加了13％，猪减少了4％。
下半年猪的数量增加较快，年底全国已经达到九，七八○万头。
全国国营机械化农场增加到一六六个，共有耕地面积六七二万亩，比上年增加了66％，拖拉机四，四二二标准台，谷物联合收割机九五○台。
全国国营牧场增加到三二八个。
1956年全国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增加到三二六个，共有拖拉机九，八六二标准台，全年工作量二，八七二万亩，比上年增加了四·八倍。
国家供应农村双轮带铧犁一○七万部，化学肥料一六二万吨，农药十六万吨。
全国用于农田水利方面的抽水机共有三九万匹马力，比上年增加了77％。
国家推广水车五六万辆。
1956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总额为三十三亿多元。
1956年除国家继续兴建了一些巨大的水利工程外，合作化的农民还新建和整修了许多渠、塘、坝、水库、井，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改善灌溉面积六，○○○多万亩。
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七万平方公里。
1956年全国垦荒面积二，九○○多万亩。
1956年水产总量达到二六四万多吨，比上年增加了5％，其中国营水产企业的生产量达到十八万多吨，比上年增加了8％。
1956年全国造林总面积达到五，○○○多万亩。
1953年至1956年累计造林面积已经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本年造林成活率只达到60％左右。
1956年气象台站数增加到一，三七七个，比上年增加了93％。
1956年全国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增加了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这对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是有巨大贡献的。
但是，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由于受灾过重和其他原因，产量有所减少，对于下一年度轻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基本建设的增长
1956年我国基本建设的规模显著地扩大了。
国家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一三九·九亿元，比上年增加了62％。
由投资而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比上年增加了39％，占投资总额的75％。
1956年工业建设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比上年增加了54％。
1956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共有六二五个，比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6年施工的建设单位增加了一三五个，其中有八九个已经全部竣工或投入生产，主要的有：
鹤岗兴安台立井，淮南谢家集第2号和第3号立井，石家庄热电站第1期工程，官厅水电站，第1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厂，哈尔滨电气仪表厂，北京电子管厂，西北国棉四厂，集宁和蚌埠肉类联合加工厂等。
此外，鞍钢第2初轧厂也已投入生产。
1956年运输和邮电建设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比上年增加了50％。
1956年铁路铺轨三，一○八公里，其中：
新建干线一，七四七公里，恢复干线二八五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二一○公里，由铁道部修建的企业专用线八六六公里。
到年底，兰州——新疆线的铺轨任务已经完成41.8％，宝鸡——成都线和鹰潭——厦门线已经全线临时通车。
1956年全国共修建公路一七，四九九公里。
为支援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而新建的几条公路都已经建成。
此外，还修建了七万多公里简易公路。
1956年新增加船舶运力十万多吨。
1956年农林、水利建设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比上年增加了93％，其中水利建设投资已经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任务。
射阳河闸、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和陡河水库已经建成，梅山水库已经基本完工。
1956年文教卫生建设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比上年增加了58％。
国家投资兴建的中等以上学校的建筑面积为六○七万平方公尺，新增加的医院床位为一·七万张。
1956年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实际完成的投资额比上年增加了55％。
1956年国家投资兴建的住宅的建筑面积达到二，五○○万平方公尺。
1956年全国国营建筑安装企业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比上年增加了47％。
由于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956年国务院各部所属建筑安装企业的工程实际成本比预算成本降低了4.6％。
1956年地质勘探工作进展很快。
实际完成的地质勘探工作量比上年增加了73％。
一年来已探明的主要矿量有：
铁十一亿多吨，煤八七亿多吨。
普查工作有更迅速的发展，地质普查工作量比上年增加了一·四倍，一年来发现了八○多个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地。
地质普查落后于勘探工作的情况已有改进。
1956年基本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保证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任务的超额完成。
但是，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一点，以致若干种重要建筑材料供应不够，动用了一些物资后备力量。
五、运输和邮电事业
1956年我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二○九，○七一公里，比上年增加了8％；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二二·七万多公里，比上年增加了40％；
内河通航里程达到十万多公里，比上年增加了约4％；
民用航空航线长度达到一·九万公里，比上年增加了23％。
随着生产的发展、基本建设的扩大和运输部门先进经验的推广，1956年全国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比上年有显著的增长。
铁路和公路运输的货运量和客运量都已经达到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现在将各种运输业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列表如下：
1956年　同1955年比较（％）
（一）货运量总计（万吨）37，145　134
其中：
铁路　24，605　127
沿海（轮驳船）1，085　122
内河（轮驳船）3，542　136
公路（汽车）7，913　159
（二）货物周转量总计（亿吨公里）1，454　123
其中：
铁路　1，204　123
沿海（轮驳船）　86　118
内河（轮驳船）　129　127
公路（汽车）　35　139
1956年，在运输量迅速增长的同时，运输建设和组织工作还跟不上运输量增长的需要，以致某些主要运输干线和运输枢纽曾经一度发生旅客拥挤、货物积压、线路和港口堵塞的现象。
1956年全国邮电局、所数比上年增加了2％，邮电业务总量比上年增加了18％。
配合农业合作化的进展，乡村邮电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56年底全国已经有50％以上的乡能通电话。
六、国内贸易
1956年我国国内贸易进一步扩大了。
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三八五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9％。
供应居民的主要商品的数量除少数商品外，大都有了较大的增加。
这些商品的零售量同上年比较的百分比是：
食用植物油一一六，猪肉九七，糖一一九，卷烟一○三，棉布一三四，胶鞋一五二，自来水笔一四○，自行车一四三，收音机一五九，煤油一一八，煤炭一二六。
虽然大多数消费品的零售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某些消费品（如食用植物油和猪肉等）还不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1956年由于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农畜产品和土特产品的采购总额比上年有所减少；
主要工业原料的采购量同上年比较的百分比是：
食用植物油料八五，棉花八八，绵羊毛七八，麻一○二，烤烟一一三。
1956年国家减轻了向农民征购粮食的任务，国家征收和收购的粮食比上年减少了16％。
但是，销售粮食总量比上年增加了6％。
1956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6％。
1956年我国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国家对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比上年平均提高了3％。
七、职工人数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职工生活的改善
1956年全国职工年底人数达到二，四○○多万人，平均人数达到二，二三○多万人（列入国家年度计划以内的职工年底人数为二，二四○万人，平均人数为二，一一八万人），除去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手工业者、小商贩、小业主、资本家等转变为职工的人数外，实际新增加的职工平均人数为二五五万人（按国家年度计划所包括的范围计算，实际所增加的职工平均人数为二三○多万人）。
1956年各部门展开了先进生产者运动。
全国工业企业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18％。
全国建筑安装企业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6％。
铁路运营人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20％。
1956年国家对企业、事业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前两年某些部门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偏低，本年工资提高的幅度较大，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提高了14％。
1956年我国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30％，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11％，国家实际开支的劳动保险、公费医疗、职工文教和福利等费用约占工资总额的14％，比上年有较多的增加。
1956年由于大多数计划指标的超额完成，新增加的职工人数超过了国家计划规定增加的人数，这对扩大就业来说是好的。
但是许多机关和企业增加人员过多，也造成了一些浪费；
加以这一年工资总额增加的幅度较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
八、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6年我国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加。
现在将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单位：
万人）列表如下：
1956年　同1955年比较（％）
高等学校（包括研究生）40.8　140
中等专业学校　81.2　151
普通中学　516.5　132
小学　6，346.4　120
中等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和小学学生数已经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
在各级学校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达到三四三万人，比上年增加了29％。
本年由于招生过多，许多学校出现了师资和校舍不足的现象。
1956年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共有六·六万人，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共有十七万人。
1956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农民和职工的人数有了增加，扫盲运动有了发展，全国共计扫除文盲约八○○多万人。
1956年全国科学研究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国家制订了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草案）。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比上年增加了79％。
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很快的发展。
1956年摄制影片一七六部，译制影片二三八部。
电影观众人次数比上年增加了41％。
职业剧团、剧场和剧种、剧目都有增加。
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56年全国性的和专区级以上地方性的报纸发行总份数比上年增加了34％。
杂志发行总册数比上年增加了22％。
图书出版总册数比上年增加了65％，其中用少数民族文字刊印的图书出版总册数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多。
1956年我国无线电广播电台发射机的发射电力比上年增加了55％，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县（市）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共计装设喇叭五十一万多只，其中有80％装在农村。
1956年全国医院、卫生研究机构和疗养院的床位达到三二·八万张，比上年增加了18％，其中医院床位达到二六·一万张，比上年增加了18％；
疗养院床位达到六·六万张，比上年增加了15％。
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性质的联合诊所达到五万多个，比上年增加了65％。
卫生部门对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几种疾病进行了调查研究和防治，例如，经过治疗的血吸虫病人达到四十多万人。
1956年全国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到四七○多万人。
全国运动员打破各运动项目全国最高纪录六五九次。
群众性的体育锻炼更加发展了。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说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是能够胜利完成的，并且有许多重要指标已经提前完成了。
全国劳动人民认识了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幸福的生活，正在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普遍地推行增产节约运动，信心百倍地为提前或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国青年会友忙
最忠实的朋友
在联欢节上，各国青年代表之间每天都有几十次的会见，他们借着这个机会交谈，以便增进了解和友谊。
这些天中国青年代表团每天都同四、五个国家的青年会见。
在利哈乔夫汽车工厂的华丽文化宫里，四天之内，中国青年代表们已经同苏联青年们举行了三次会见：
07月29日同莫斯科无产阶级区的青年们会见，7月31日同利哈乔夫汽车工厂的青年们联欢，8月01日又同苏联青年代表团的同志们见了面。
无论多少次的会见，无论多少次的倾谈，也谈不完中苏两国人民和青年的兄弟之情。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八亿战士的友谊，是思想一致、目标一致的人民的友谊，这是苏联人民的幸福，也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谢列平同志在两国青年代表们会见时讲的这番话热情而又深刻。
中国青年把苏联青年看作是自己的最好的榜样。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胡耀邦代表中国青年再一次向苏联青年同志们保证：
中国青年永远是苏联青年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
中苏人民的友情是谈不完的。
来自阿尔泰边疆区荒地上的苏联青年代表乌包莫夫带来了阿尔泰青年们对中国青年的问候，利哈乔夫汽车工厂的青年代表又一次谈起了这个工厂和中国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的长久友谊，赤塔来的苏联青年代表同中国同志的交谈更加亲近，塔吉克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拉吉勃娃赠给中国青年代表团一幅画着列宁像的挂屏，并且给胡耀邦同志穿上塔吉克的民族服装。
中国青年代表在苏联姑娘们胸前别上了和平鸽的徽章，莫斯科的青年赠给中国青年兄弟们他们亲手做的地毯和手风琴，中国青年送给苏联青年朋友们特种工艺品。
中国的青年乐手们用中国乐器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鹅湖舞曲”。
苏联滑稽演员用中国话演出杂剧节目。
这一天中苏两国青年的联欢处处流露着他们之间的永远说不尽的友谊。
患难之交友情深
07月31日上午，在全苏工农业展览馆的一处绿荫掩映的咖啡馆里，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青年代表们友好地会见了。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会见，是匈牙利10月事件后两国青年们第1次的相聚。
回忆起那些黑云密布的日子里两国人民间真挚的友情，看着眼前欢乐的聚会，年轻人的心怎能不激动呢！
爱琪·伏尔娃禁不住地用中国话高呼“中国万岁！”
当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胡耀邦把一幅印着“和平”“友谊”的花头巾赠给伏尔娃的时候，这位匈牙利姑娘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她说：
“我怎能不激动呢！
我爱中国人。
10月事件的时候，我们正在中国访问。
当时我们多么为祖国焦急而担心啊。
中国同志懂得我们，他们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中国同志们的这种深厚的友情，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今天的会见，使我想起了那些不能忘怀的日子。”
在10月事件中同患难，使中匈两国人民和青年的友谊更加亲密了。
匈牙利青年代表团团长卡玛恩说：
“10月事件后，匈牙利青年更进一步认识到国际主义的重要意义了。
我们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对于苏联和中国人民在事件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关怀、支持和帮助的感激。”
胡耀邦同志也说：
“10月事件后，中国青年对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匈牙利青年更加热爱了。”
在一张桌子旁边，几个中国青年凝神听着10月事件目击者巴尔·维纳丝介绍这次事件的经过情况。
在另一张桌子旁边，中国国营友谊农场的女拖拉机手刘瑛同布达佩斯奶酪厂女工阿拉交换着通讯地址，相约彼此一定相互通信。
中匈两国的青年们谈政治，也谈艺术。
他们热烈的倾听，歌唱，翩翩起舞。
他们利用了这短短三小时的会见来表达彼此兄弟般的友情。
北京向开罗问候
中国青年对于英勇的埃及青年怀着深厚的友情，他们想同埃及青年在联欢节上会见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1日上午，在全苏工农业展览馆的“金色麦穗”餐厅里，来自北京的中国青年邀请来自开罗、塞得港的埃及青年见了面。
大家在宽阔的餐厅里围桌而谈，中国青年们关怀地询问埃及被战争破坏的城市有没有修复，埃及青年们也问中国青年一些有趣的问题。
玛赫梅特·苏坦问北京城是什么样子？
万里长城现在怎样？
他说他很想到中国去一趟。
中埃两国的一百多个青年彼此用俄语或英语交谈，也有的用手势交谈，真挚的友情打破了语言的隔阂。
中国青年代表团副团长项南说：
“中埃两国青年的友谊不是普通的友谊，而是战斗中的兄弟的友谊。”
在会见中，中埃两国的青年都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中国青年演员表演了一个“牧童短笛舞”，受到了客人们的赞扬。
埃及的女演员表演了一个诗意的舞蹈：
尼罗河边，黄昏之后，几个带着面纱、头顶瓦瓶的妇女到河边汲水，在篝火旁边，人们正在跳舞，汲水的妇女们也参加进去，同他们一起跳舞。
这个节目也博得了主人们热烈的掌声。
会见结束时，大家又手牵手地跳了一个圆舞。
他们用中国话和阿拉伯话欢呼着“和平”、“友谊”、“中埃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美青年相见欢
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拦阻本国人民和本国青年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真相，它只怕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接触，因此它采取了新的“闭关主义”政策——限制甚至禁止来往。
但美国青年代表团，最多的是大学生，还是打破国内的种种阻挠来到莫斯科参加联欢节。
其中有一批人在31日上午邀请了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全苏农业展览馆的水上餐厅联欢。
这是中美青年的第1次会见。
中国青年代表团副团长吴学谦在会见时告诉这些美国青年说：
中国青年代表团也将请他们作客。
在这次会见时，中美青年都热情地以自己的歌舞和音乐款待新认识的朋友，三五成群地围坐谈心。
他们对中国兴趣很高。
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好感，这是一位美国青年讲话时说的。
显然，在美国政府长期封锁和欺骗之下，美国青年对中国的事情很不了解。
对世界政治问题的看法也是很“天真”的。
所以当坐下来谈心的时候，他们什么都问：
中国的时装，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建设，信教自由以及解放台湾，和平与战争问题。
一位美国青年认为在中国犯法的美国间谍不应该加以逮捕。
一位中国青年反问：
如果中国人在美国犯法，其处境会如何？
这位美国青年觉得自己理短了。
一位美国女研究生为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辩护说：
垄断资本不想战争，只想做生意，你若不信，请到美国看看。
一位中国青年问：
杜勒斯先生给不给我们入美国境的签证呢？
这位女士还认为会给。
于是，一位中国女大学生给她点穿说：
杜勒斯不给我们签证，这是肯定的。
要不，为什么不发给许多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出境签证呢？
这些争论反映了两国青年的认识的差异和思想的水平，但它完全没有影响联欢的友好气氛。
在阳光普照的宁静空气里，双方一起欣赏彼此的节目，长久地继续毫无边际的漫谈，互相赠送纪念品。
临别的时候，许多中国青年留下姓名给美国青年，而绝大多数美国青年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大概怕回国后被追究吧。
本报记者李何程光锐（附图片）
在中美青年友谊会见时，中国青年代表团副团长吴学谦（右）和美国参加友谊会见的主持人威廉逊（左）互赠礼物握手。
新华社记者吴化学摄（无线电传真稿）

在冷战和法西斯宣传毒害下
美国青年思想胡里胡涂
许多人认为限制言论自由是应该的
新华社1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刊载了帕都大学教育系雷默斯博士对美国青少年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出美国的冷战和法西斯宣传在青少年思想意识中留下的烙印。
雷默斯说，在他调查过的两万五千名高中学生中，他发现了许多“令人吃惊”的现象。
例如，这些学生有60％认为应当检查书报杂志；
83％拥护联邦调查局偷听电话；
34％认为政府应当禁止某些人发表言论；
26％认为没有拘捕状就搜查民房和人身是完全可以的；
13％认为宗教信仰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
几乎有一半的人（49％）相信人们不能自行判断好坏。
三分之一以上的人（39％）认为不应准许来访的外国人批评美国。
几乎有半数的人（46％）不愿再要妇女担任公职。
这个报告说，许多青少年还抱怨他们和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他们对学校的教师也表示不满。
雷默斯说，今天的美国高中学生是“思想混乱的、害怕的、依赖性很大的”。
他承认青少年们的这种情况是同“热战和冷战”以及“使人着魔的电视”分不开的。
雷默斯说，美国青年人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天成年人的情况，因为今天的美国成年人也是不稳定和思想混乱的。

埃叙联邦条件逐渐成熟
叙议会代表团同纳赛尔进行了商谈
将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各项具体步骤
据新华社开罗1日电
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团长庞达里7月31日说，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和埃及总统纳赛尔讨论了埃及—叙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
他说，为了建立这个联邦，现在必须做的只是采取实际的步骤而已。
庞达里说，建立联邦的第1个步骤是成立一个埃及—叙利亚委员会来研究和制订联邦机构组成的细节，并且规定一个过渡时期，以便成立联邦委员会。
庞达里说，拟议中的埃及—叙利亚委员会将成立小组委员会来研究联邦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然后为两国政府准备报告以便正式签订协定。
庞达里支持纳赛尔总统最近发表的关于埃及—叙利亚联邦的声明。
庞达里说，这个联邦将是全阿拉伯联邦的核心。
代表团在开罗参加了埃及国民议会会议以后已经在7月31日离开这里回大马士革。

巧克力“宗谷号”
日本的南极探险船“宗谷号”，在苏联考察船“鄂毕号”的救助下，终于在今年04月底，脱险回到日本。
这时，长崎市刚好开展日本全国点心博览会，会上特地替它制出了“宗谷号”模型的巧克力糖，此糖全重三十七公斤半，能供给一百个人的食用。
（公岩）（附图片）

日本议员就中日关系提出质询
岸信介毫不掩饰反共立场
无中生有说日本受到中国的威胁
据新华社1日讯
东京消息：
中国周恩来总理7月25日对日本记者的谈话，引起了日本公众的重视。
正在休会期间的日本国会，根据日本社会党的要求，在7月31日举行了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
议员们在会上就中日关系等问题向首相岸信介等提出质询。
岸信介在答辩时表示，他自己就是“反共”的。
他说，“说我们是受了美国的压力才提出反共路线，这样的责备是不恰当的。”
他说，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因此，他的外交政策是“同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共同缔造世界和平”。
岸信介故意挑拨地说，“我看，共产党中国的责备，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只能认为是别有用心。”
岸信介诬蔑说，在日本，中国“渗入”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危险”比在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岸信介又说，关于是否要在政治上承认中国这一问题，“我们同一部分联合国会员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仍然要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没有改变。
在昨天外务委员会的下午会议上，社会党议员继续就承认中国的问题提出质询。
外务相藤山爱一郎在答复的时候说，承认中国的时间“不能奉告”。
他又说，关于中国贸易代表按指纹的问题，这不单是关系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轻率地加以改变是不好的”。

真是笨透了
本报评论员
我国周恩来总理在7月25日就日本岸信介政府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向日本记者发表的谈话，在日本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应。
07月31日，在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岸信介受到了议员们的责问。
岸信介在答复质问时并不否认他所奉行的对华政策是不友好的。
他仅仅否认他之所以奉行这种政策是由于“受了美国的压力”。
据岸信介说，实行这项“重大的国策”，是由于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岸信介这种辩解，实际上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我揭露。
周恩来总理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并没有说岸信介是受到美国的压力而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言论的。
周恩来总理说的是岸信介为了讨好美国而这样做。
岸信介把讨好美国理解为受美国压力，这恰好说明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岸信介矢口否认他敌视中国是因为要讨好美国，可是，世界上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并不止日本一个，在亚洲也不止日本一个。
岸信介是否认为只有像日本这样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的国家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呢？
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以及其他同中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在日本政治家岸信介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很明显，岸信介对“自由民主”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解释。
这种解释同我们的解释当然不同，同亚洲绝大部分国家的解释也完全不同，而同美国的解释完全相同。
岸信介的这种辩解，恰恰说明岸信介的政策是要使日本自外于亚洲大家庭，要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
周恩来总理对岸信介的批评，正是为了提醒岸信介不要走这条对日本民族利益不利的道路。
这是一种出于善意的批评。
可是岸信介却说这种批评“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只能认为是别有用心”。
什么叫做“别有用心？”
岸信介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印度对美国记者说过的诬蔑中国“试图渗入整个亚洲”的话。
他说中国在日本“渗入和进行颠覆活动的危险，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在这里，岸信介想把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和友好往来，诬蔑为一种所谓“渗入”和“进行颠覆活动”，似乎周恩来总理要求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岸信介的这种诬蔑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一向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自然包括日本的内政在内。
我们主张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因为这是对两国人民都有利的事情。
事实上，到中国来过的日本朋友，比到日本去过的中国人要多得不知道多少。
我国人民欢迎抱有不同政治信仰的外国客人来我国，是出于和平和友好的愿望，我国人民不认为因此而有资本主义“渗入”的危险，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抱有什么政治信仰，选择那一种社会制度，完全是这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
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会抱有同样的看法，这从日本各界人民对中国客人的热烈欢迎得到了证明。
岸信介的“共产主义渗入”的论调，除了对中国人民的好意加以诬蔑以外，其实质是对日本人民不放心，说得更清楚些，也就是对他自己奉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能否长此下去没有信心。
可是日本人民是否拥护岸信介的政策，那完全是日本人民自己的事，与中国人民何干！
至于中日贸易的问题，这同样是平等互利的事情。
岸信介虽然说，他仍然要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可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词令，是掩饰不了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的。
日本“读卖新闻”已经说过，“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岸信介内阁不如石桥内阁积极；
同样的岸信介内阁，在岸首相访美之后又不如访美之前积极。”
这就是当前事实的真相。
岸信介对中国人民的一片好意诬蔑为“别有用心”，而对于他自己真正别有用心地鼓励蒋介石集团进攻大陆的话，却说是“被误会了，并且被歪曲了”。
可是，是谁“误会”了，谁“歪曲了”？
难道这些话不是登在6月04日的“朝日新闻”上的吗？
为什么岸信介在“朝日新闻”登载这个新闻以后不立刻声明“朝日新闻”“误会”和“歪曲”了他的话，而到今天才来装出无辜的样子？
岸信介应该知道，白纸上的黑字，不是用如簧之舌能够？
得掉的。
从岸信介的态度看来，他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而其原因仍然是为了讨好美国。
日本外务相藤山爱一郎说，如果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因为中国的批评而动摇，那真是“笨透”了。
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岸信介内阁不改变它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让自己在日本失尽人心，那才真正是笨透了！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朝蒙罗等国举行庆祝集会
据新华社平壤31日电
平壤市各界人士今天晚上在牡丹峰剧场举行报告大会，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内阁副首相洪命熹、朴义琓，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李英等参加了大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张树芝少将等也参加了大会。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他赞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
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郑然彪代表平壤市人民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锦旗，由志愿军代表张树芝少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1日电
蒙古人民军政治部在7月31日晚上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庆祝会。
蒙古军事和公安部副部长巴特少将、朝格少将，外交部副部长奥其尔巴特，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出席了庆祝会。
人民军政治部副主任丹曾上校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他说，中国人民一定能解放台湾，粉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阴谋。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日电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7月31日晚在布加勒斯特军人剧院举行报告会。
武装部队部代理总参谋长马尔库斯坦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来的斗争史的报告。
罗马尼亚全国各地方部队中也将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报告会。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日电
苏联军队驻匈牙利司令部7月29日晚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庆祝会。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武官胡彬甫上校以及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都应邀出席了庆祝会。
驻匈苏军司令卡扎科夫大将在会上讲了话。
他指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团结和友谊对巩固世界和平的意义。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日电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7月31日晚间举行了招待会。
会上放映了中国影片“智取华山”。
据新华社布拉格1日电
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武官周永光7月31日晚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出席招待会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外交部第1副部长格里哥尔、人民军高级将领、以及许多国家驻捷外交使节和武官等一百余人。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日电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武官胡彬甫上校7月3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举行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匈牙利国防部副部长乌斯塔、内政部长比斯库、外交部副部长西克、以及许多国家驻匈牙利外交使节和武官等。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也出席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华沙1日电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武官姜一震7月31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了招待会。

美国一监狱发生暴动
犯人要求权利
新华社1日讯
芝加哥消息：
美国蒙大拿州的中央监狱六百名左右犯人在7月30日下午举行暴动，提出了“我们要求权利”的口号。
他们扣留了一些守卫人员，提出了二十项要求，其中包括：
改进监狱医疗条件，给犯人以较多的权利等。
这次事件持续了近九小时，直到州检察长答应“公正考虑”犯人们的要求后才结束。

·联欢节第4天·
街头杂技表演引人入胜
各业青年会见交流经验
据新华社莫斯科1日电
联欢节第4天（7月31日）最引人入胜的表演是街头国际杂技表演。
这天下午，几十万莫斯科人聚集到花园环道和高尔基大街观赏了这支壮丽的杂技行列。
苏、中、波、罗、蒙等国的杂技演员参加了演出。
汽车打扮得五光十色，一辆接一辆开了过来。
这里演出的有马戏、杂技、武术、柔术、车技、滑稽剧等。
游行队伍中有的人乘坐独轮自行车，有的人一面走一面翻跟斗。
？
着长鼻子的大象、高视阔步的骆驼、长颈鹿和大黑熊都参加了游行。
苏联驯虎女郎纳扎洛娃也带着她的老虎来了。
一群骏马在跳着狐步舞前进。
在这约两小时的游行中，中国青年杂技演员表演的耍盘子、叠罗汉、顶坛和自行车术受到街道两旁观众的热烈欢迎。
游行队达到终点“狄纳莫”运动场后，还进行了约一小时表演。
这一天，许多国家的艺术团体开始了自己的演出。
英国“车间”剧团第1次演出的是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马克白斯”。
扮演马克白斯的爱德华兹生动地塑造出这个人物的形象，获得很高的评价。
在职业青年会见中，二十八国的青年铁路职工在铁路员工中央文化宫举行了盛大会见。
联欢节代表中的儿童组织负责人们在少先宫讨论了“游戏和劳动在培养和发展儿童创造力中的作用”的问题。
学化学的学生在莫斯科大学举行了会见，交流他们的学习经验。
青年矿工们也举行了会见。

胡志明主席到达布达佩斯
离柏林前宴请民主德国党政领袖
新华社布达佩斯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他的随行人员今天乘飞机从柏林到达布达佩斯。
陪同贵宾从柏林来匈牙利的有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萨尔卡和越南驻匈牙利临时代办。
在机场欢迎胡志明主席的有道比、明尼赫、马罗山、基什等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匈牙利外交使节。
在机场上，胡志明主席受到了数千群众和儿童的热烈欢迎。
道比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讲了话。
新华社柏林1日电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结束了在民主德国的访问，今晨十点乘专机离柏林前往匈牙利访问。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格罗提渥、乌布利希、马特恩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德外交使节等。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员是在7月25日到达柏林的，在民主德国访问了一个星期。
胡志明主席还将要访问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然后经莫斯科、北京返国。
据新华社柏林1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7月31日晚间在柏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和各界人士。
胡志明主席和代行总统职务的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胡志明主席说：
几天以前格罗提渥同志发表的政府声明是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和世界和平的新的贡献。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并祝你们获得新的成就。
胡志明主席最后指出：
我们越南人民正在以全力反对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内政的干涉。
正像统一德国是德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一样，统一越南也是越南人民自己的事情。
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南北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
狄克曼接着发表谈话说：
胡志明主席的访问显示了德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团结。

阿曼教长代表重申维护主权决心
斥英美阴谋瓜分阿曼
也门国王要求阿拉伯国家援助受害者
新华社1日讯
开罗消息：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7月31日指责英国和美国阴谋瓜分阿曼和布赖米绿洲。
教长代表哈尔赛说：
“有消息说，杜勒斯和麦克米伦在伦敦举行会谈，目的要让美国在布赖米绿洲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而让英国对阿曼教长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些消息。
它们有一个熟悉的调子。
它们听起来就好像中东的强权政治的老把戏。”
哈尔赛说：
“现在仍然希望美国能帮助解决英国和阿曼之间的争端。”
但是他重申，除非是承认阿曼人的独立和主权，阿曼人是不会接受任何解决办法的。
哈尔赛还说，领导阿曼民族主义运动的阿里教长仍然在阿曼首府尼兹瓦。
同一天，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向所有阿拉伯联盟国家发出一项照会，要求各国火速援助阿曼的受害者。
新华社开罗1日电
埃及“晚报”7月31日报道，也门国王艾哈迈德谴责英国对阿曼的侵略，并且要求阿拉伯国家援助阿曼教长加勒布·阿里。
也门国王作这一表示的电报已经到达也门驻开罗公使馆。
据报道，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已经同阿拉伯联盟当局讨论了把阿曼问题提交国际机构的方式。

青年友谊运动会球赛激烈
我国青年足球和篮球双胜芬兰
据新华社莫斯科1日电
在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7月31日以三比零战胜芬兰，已经取得决赛权。
这一天一共举行了八场足球赛。
其中苏联以六比一战胜印度尼西亚，匈牙利以十五比零战胜黎巴嫩。
中国男子篮球队在同一天以九十六比六十六打败了芬兰队，苏联队胜巴西，捷克斯洛伐克胜埃及。
在乒乓球预赛中，中国选手徐寅生在这一天以三比零打败了法国选手卡菲伊罗，胡克明（女）和梁志滔在男女混合双打中打败了罗马尼亚选手汤帕和博特纳。
匈牙利选手费尔迪以三比一打败了中国选手胡炳权。

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如同闪电般的炮弹飞向远方　方云煜摄
航行在祖国海洋上的鱼雷快艇。
边震遐摄
雷达是守卫祖国的“哨兵”，守卫雷达的哨兵就必须格外小心。
春捷摄
护渔　张崇岫　汪迁安摄
共同的喜悦　陆平摄
阵地花园
张鸿摄
在武装维护日里
高长福　边震遐摄
战士们把宣传品装进宣传炮弹后，准备射到敌占岛屿上去。
　陆平摄

战士的歌声
韩笑我喜欢战士的歌声每一次听了都十分激动这歌声奔腾叫啸像长空怒风，暴雨山洪这歌声甜蜜多情像小溪潺潺，花香月明一听见这歌声就想起那朔风怒雪中进军的红旗炮火隆隆中冲锋的号声一听见这歌声啊祖国的山川和城镇人民的苦难和欢欣都一同汹涌在心中祖国呀，就凭这豪迈雄浑的歌声你的战士怎能不百战百胜

雾夜枪声
丁星
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海上浓雾弥漫，好像下着细雨一般。
小岛在沉静中，战士们经过一天的操课和修补工事，都疲倦了，熄灯哨子刚刚吹过，就已经睡得很熟。
渔民们也从船上回到家里，关上了门。
只有值勤的战士，还在警惕地了望或者巡逻。
只有永不停息的海水，还在哗哗地冲击岩石和沙滩。
突然，从海岛的南端，“叭——叭——叭——”地传来三下枪声。
紧接着，西边也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
196高地的观察哨上，立刻呜呜地吹起了小喇叭。
这是战斗的紧急警报！
睡在前沿148高地的战士们，一跃起床，提起武器。
副班长施瑞芝轻声督促着：
“快些！
轻些！”
只不过两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全部进入阵地。
在靠近村庄的营房里，战士们也听到了枪声和喇叭声。
他们迅速穿上服装，背起武器，熟练地把子弹带、手榴弹、铁锹、水壶、消毒包和雨布，一件不缺地带在身上，往自己的阵地冲去。
就连正在生病的战士陈长基，也没有留在营房里。
跑在一班最前面的，是掮着轻机枪的战士徐宝根。
他知道自己的阵地在最前沿，必须尽快赶到。
排长缪满宝紧紧地跟着徐宝根。
缪满宝今天下午刚从集训队回到海岛，晚饭后打篮球又撞伤了腿；
但是现在，他完全忘记了腿上的疼痛。
从营房到前沿阵地，要翻过三个山头。
道路很窄，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有的且在悬崖边上。
何况又是这样一片漆黑的雾夜！
但是，战士们已经熟悉这条山路，他们早就准备着这种突然投入的战斗，因此仍能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前进。
山上山下，只听得沙沙的脚步声。
如果说上山吃力，那么下山更艰难。
为了跑得更快一些，许多战士都是不顾危险滑下山去的。
从第1个山头往下跑时，战士潘教科一脚踏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连人带石头滑了下去，把左手跌肿了。
后面的班长徐荣生正要赶去拉他，潘教科已经站起来，继续往前猛跑。
插入堑壕以后，潘教科又被石头绊了一跤，扭伤了脚腕。
但是他仍旧哼也没哼一声，迅速起来，一直跑到自己的战斗位置。
在143高地附近，一班的战士们遇见了四班重机枪手刘良亮。
刘良亮背着两箱重机枪子弹，还有步枪、手榴弹和各种装备，这时已经累得喘不过气。
他心里着急，步子却渐渐慢了起来。
一班战士沈兴文连忙赶上一步，拿过他的步枪，背在自己肩上。
于是刘良亮加快了脚步。
战士们一到阵地，顾不得松一口气，就用同样迅速的动作上子弹，修整工事，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前方。
班长们低声派出通讯员，去向指挥员报告“战斗准备完毕”。
在一班阵地的最前面，徐宝根把轻机枪对准了山下的岙口，心里对自己说：
“敌人要是敢从这里上来，我就坚决把他们打下去。”
当步兵战士们占领阵地的时候，在炮兵阵地上，一切战斗准备也做好了。
一炮手打开瞄准镜，装上了夜间照明装置。
二炮手打开了护闩套。
装填手双手抱起了炮弹。
只要一声令下，炮弹就能飞向前面的海洋。
也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卫生员朱耀生扛着担架，炊事员们挑着柴米油盐，一齐到达196高地上。
整个海岛都在战斗状态中。
但是枪声没有再响。
不一会，指挥所吹起了集合哨。
战士们退下子弹，走出堑壕。
他们这才知道，刚才的枪声不是发现敌人，而是一次夜间战斗演习！
从阵地上回来时，战士们虽然个个汗水湿透了衣服，但是都很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
即使在熟睡的时候，他们也好像睁着眼睛，能够随时投入战斗，不让敌人踏上祖国的土地！

飞行中所诞生的
（外三首）
王琳德我的生命在飞行中诞生，飞行使我更珍惜友谊和爱情；
天空塑造了我豪迈的性格，战斗使我勇敢和坚强。
祖国造喷气机的队伍掠过城市上空，大街上的行人都停下来仰望；
一位外国记者说：
“哪国制的飞机
这样快哟？”
“祖国造！”
——一个红领巾骄傲
地回答道。
摇动着银色的翅膀为什么他总在这里摇动翅膀？
飞机的翅膀闪着银色的光亮。
也许飞行员能看见蓝色的头巾？
也许只是姑娘自己这样想。
防空哨在遥远的南海岸，对空监视哨的草棚矗立在岩边，大海的喧响和夜晚的云雾，都遮不住观察员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