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主要河流进入汛期
长江汉水出现首次较大洪峰
黄河中、下游洪峰又将出现
据新华社25日讯
现在全国各主要河流都进入了大汛时期，由于雨区在黄河流域、淮河支流沙颍河流域和沂沭河上游地区，所以长江和淮河干流都还没有发生严重汛情。
华北的海河，东北的辽河和松花江的水情也还是基本平稳的。
黄河花园口一万秒公方以上流量的洪峰尚未下泄入海，支流大汶河昨天有洪峰出现，东平湖的水位还比较高。
淮河支流颍河和涡河的水位都逐渐回落。
华南珠江目前水位较低。
由于四川等地下雨，长江上游及其支流嘉陵江、汉水等曾一度呈涨势。
07月中旬，汉水也出现一次较大的洪峰，下游新城到武汉间的水位都突破了当地警戒水位。
淮河除支流颍河和涡河等水位还有些变化外，干流无大变化，水位比较正常。
据新华社郑州25日电
黄河中下游干支流流域又连续降雨，黄河又将连续出现洪峰。
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在昨天就发出防御更大洪水的紧急指示要求：
首先抓紧洪水间歇时间，检查和整修堤坝，充实防汛器材，健全防汛机构，整顿防汛队伍；
其次，作好一旦发生特大洪水时的分洪滞洪准备工作，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滩区和已滞洪区群众的迁移安置工作。

周总理接见日民间广播代表团及日本记者
新华社25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田尻泰正为首的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以及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在北京的记者。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梅益和温济泽。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
上海各民主党派整顿斗争队伍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反右派斗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大部分进行阴谋活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来，并且进行了适当的批判和斗争，这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已经孤立。
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领导人在23日晚上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肯定了这个成绩。
这一次联席会议是各民主党派为了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而举行的。
会上同时指出：
反右派斗争还只是开始深入，各党派内部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还极不平衡，群众发动得还不深不广，反右派和整风的核心力量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特别在领导层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这个运动认识不足以及优柔寡断、温情主义等主观上的弱点。
因而在组织工作上还没有为适应运动的需要而作相应的改变，部分党派也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行动方案。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会上一致同意应该尽快地把整风领导小组建立起来，已经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的应该充实、加强。
会上各民主党派代表指出，目前有些右派分子还在顽抗，有的“以逸待劳”，准备把斗争拖下去，有的假投降，有的拉问题不大的人做联合检讨，企图蒙混过关。
因此大家认为，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充分搜集事实，研究分析右派分子的论点，彻底加以揭露和批驳。
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领导人还一致认为，在彻底打垮右派的基础上，需要通过整风进行较长期的和艰巨的思想工作，教育自己党派的成员。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就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政策作了解释。
最近前来上海协助地方组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员王昆仑、孙晓村、闵刚侯、葛志成、方亮等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还决定在反右派斗争期间，这样的联席会议每周举行一次，以交流情况、经验，便于对右派分子联合作战。

埃及人民的喜庆节日
今天是埃及的“人民节”。
五年前的今天，埃及人民废黜和放逐了埃及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使埃及从长期的帝国主义和异族统治之下取得了真正的独立。
过了四年之后，1956年，又是在这一天，埃及人民收回了苏伊士运河公司，拔除了帝国主义在埃及的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条根子。
埃及人民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所争取得来的独立，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而在过去一年之中，埃及人民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英雄的气概，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在保卫独立和维护主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我们可以想像，今天埃及人民将以怎样欢乐的心情，庆祝这个标志着埃及像凤凰一样新生的节日。
我们六亿中国人民也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埃及人民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
埃及人民争取独立的胜利，揭开了埃及历史上新的一页。
埃及人民从此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建设自己的祖国，消除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贫困和落后。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之中，埃及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
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收归国有，更使得埃及可以利用公司的收入，来为埃及人民谋更多的福利。
而埃及经济上的独立，将进一步巩固它的政治上的独立。
一个富强的新埃及，将在非洲大陆上巍然屹立。
不仅如此，埃及人民争取和维护独立的胜利，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埃及的国界。
这个胜利鼓舞了中东和非洲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加速了殖民主义制度的崩溃。
殖民主义者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它们对埃及的独立是多么深恶痛绝呵！
在埃及独立以后，殖民主义者就费尽心计，要把埃及拉进它们所策划的军事侵略集团。
它们企图用这个手法，使埃及的独立化为乌有，使埃及重新成为殖民地。
可是，觉醒了的埃及人民并没有陷入殖民主义者设下的这一圈套，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失败了。
在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后，美英法等殖民国家更是暴跳如雷。
它们对埃及进行了多方的讹诈和威胁，企图压迫埃及改变这一维护主权的正当措施，继续粗暴地侵犯埃及的主权。
最后英法旧殖民主义者和以色列勾结一起，甚至向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乘此机会推翻纳赛尔总统所领导的埃及政府，来加强自己在中东和非洲的殖民统治。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却玩弄了极其阴险的两面三刀的手法，一度曾伪装成“和平使者”，实际上只是为了夺取和代替英法在中东的殖民地位。
但是殖民主义者失算了。
最后失败的并不是埃及，而是殖民主义者自己；
垮台的也不是纳赛尔，而是艾登和摩勒。
苏伊士战争的结局，应该说，给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上了很好的一课：
他们凭着所谓“实力地位”在殖民地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于埃及人民和世界上所有争取独立的人民来说，埃及过去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去年围绕着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斗争，也是重要的一课。
事实已经证明，埃及在过去五年中奉行独立的、和平中立的政策是完全做对了。
正因为这样，埃及才能在国内团结了一切爱国的力量，在国际上得到了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从而胜利地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考验。
埃及的这个经验，对于所有正在为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埃及人民的胜利斗争，也说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弱小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与主张正义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
帝国主义对于埃及人民的胜利是不甘心的。
当埃及人民在欢笑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们却在咬牙切齿。
特别是美国，它在排挤了英法在中东的地位以后，正在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
它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孤立埃及和叙利亚，必欲推翻这两个坚持独立的国家而后快。
但是，经过五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埃及人民的眼睛已经越来越亮。
尽管前途还有困难，还有严重的斗争，埃及人民维护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必将节节胜利。
而埃及人民可以相信，在他们这个正义的斗争中，我们中国人民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起，随时随地准备向他们伸出我们的支援的手。

我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红十字会函复日方
驳斥所谓下落不明的在华日人问题
新华社25日讯
1957年05月13日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佐藤正二向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交来一封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在中国的所谓“下落不明”日本人问题的信件和一份载有三万五千七百六十七名所谓“未归国者”的名册。
接着在6月05日和14日日本众议院议员广濑正雄又以众议院“海外同胞撤退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两次致电我周恩来总理，要求允许他率领代表团来中国就上述问题进行谈判，并且将来电抄致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协助。
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和中国红十字会已分别于7月25日函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佐藤正二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联络事务局，对日本政府和广濑正雄提出的在中国有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予以严正驳斥。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李德全会长也简复广濑，拒绝了他来华访问的要求，并且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致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的电文抄致广濑。
上述函件、电报全文如下：
沈平致佐藤正二的信
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佐藤正二先生：
你在1957年05月13日交来的要求调查在中国的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的信件，我已转达我国有关方面。
现在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答复如下，请你转达日本政府。
众所周知，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且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出发，对愿意回国的在华日本侨民，曾经多方给予便利和帮助。
自从1953年03月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政府同意之下，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就协助日侨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以来，在总数约三万五千名的在华日侨中，经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上述日本三团体的共同努力，已有两万九千多名回到了日本。
目前在我国的日侨还有六千人左右，他们都是愿意长期或者暂时留居我国的。
中国政府还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以后他们中间有人申请回国，他们也将继续得到中国政府给予的各种便利。
在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还曾经根据上述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的建议，双方就探询个别日本人近况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在协议中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对此尽量予以协助。
但是一切上述协议都同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毫无关系。
十分清楚，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下落不明”的日本人。
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08月16日的声明中和1955年11月04日我以驻日内瓦总领事的名义答复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的信中，都曾经说得非常明白。
关于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驱使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而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是应该由日本政府向日本人民交代的问题。
现在日本政府为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道理地要中国政府代它作出交代，而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成千成万的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去被奴役和杀害的问题避不答复，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友好往来有了不断的发展。
我们十分了解在日本人民中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要求迅速恢复中日邦交的普遍愿望。
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是有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为此，中国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日本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
但是，十分遗憾，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却采取同我们完全不同的态度。
日本首相岸信介在最近出访东南亚和美国的期间，曾经发表了一系列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并且前往台湾，与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举行会谈。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又一再向我国政府提出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混淆日本人民的视听，阻挠和破坏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抵制日本人民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要求。
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和作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绝不能同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日内瓦总领事
沈平
1957年07月25日
中国红十字会致三团体的电报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
最近我们收到日本众议院议员广濑正雄氏1957年06月05日和14日的电报，声称他要以众议院撤侨委员会名义率领一个代表团，以谈判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为目的来访问北京。
在贵我双方早已顺利解决在华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之后，竟又接到上述电报，我们深为诧异。
如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华日侨总数约有三万五千人左右。
其中有二万九千多人已由我会本着人道主义和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精神根据贵我双方1953年协议，协助回国。
目前侨居我国的日侨，都是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留居我国的，其中包括近几年来作为华侨妻子随同华侨返国的原日籍妇女。
这些人中如有表示愿意返回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仍愿继续协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存在什么“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
至于贵方过去提出的探询个别日本人近况的问题，我会仍愿根据贵我双方1954年11月03日备忘录第19条的精神，尽量协助。
日本某些方面如果企图以此为借口，一再提出在中国有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55年08月16日的声明中就已经指出，关于过去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驱使来我国参加侵略战争因而失踪的日本人问题，应该由日本政府向日本人民作出交代。
中国人民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目前日本某些方面在日本政府的怂恿之下，竟一再提出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这显然是企图混淆日本人民视听，抹煞贵我双方过去的成就，尤其是企图抹煞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几年来协助在华日侨回国的努力。
此外，还不能不注意到最近日本首相岸信介曾经前往台湾同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集团举行会谈，并且发表了一系列同美国腔调一致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
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蓄意破坏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并且追随美国，阻挠日本人民迅速恢复中日邦交的愿望的实现。
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表现，而且也是违背日本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
谨将上述情况通知贵三团体。
特此布达，并颂公祺。
中国红十字会
1957年07月25日
李德全致广漱正雄的电报广濑正雄先生：
你在6月05日和6月14日致周恩来总理两电的抄件已经收到。
现将中国红十字会7月25日致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的电报抄你一份。
我们不能同意你以日本“众议院撤侨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提出的来我国谈判所谓“下落不明”的日本人问题的要求，因为这个问题是并不存在的，因此你的要求也是不能接受的。
很遗憾，我无法协助先生。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
1957年07月25日

海康右派煽动地主疯狂倒算农民坚决回击要求依法惩办
新华社广州25日电
新华社记者梁福擎、陈日晶报道：
广东省海康县的一些地主分子在海康县副县长、民盟海康县负责人吴林的煽动和支持下，最近正在疯狂地向农民进行倒算，已经有七十九户地主声言要向农民夺回土地改革时被没收的房屋，有些地主竟公然强行搬进农民的家里居住。
今年06月，吴林借“视察”名义到海康县南田乡到处串连地主和被管制分子向农民进行倒算。
吴林到处为地主叫嚣说：
“这些人年纪那么大，生活又苦，政府不是照顾五保户吗？
为什么就不给他们发还房屋？”
在县城镇，吴林竟跑到基层干部的办公室胁逼干部退回地主唐权母的果园。
海康县第1中学教师、地主分子林则英要求农民倒退房子，也得到吴林的支持，吴林曾数次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镇委书记按照地主分子的荒谬要求处理。
在吴林的煽动和支持下，当地的地主分子一呼百应，已经有七十九户声言要夺回已被没收的房屋。
其中前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周炳元甚至公然强行搬入原屋居住。
县城镇有的地主分子还肆意恐吓农民说：
“你们要马上迁走，否则以后就要同你们算租钱。”
有的地主甚至向干部威胁说：
“你没有立字据就没收了我的屋，不成！”
地主林文超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所谓“最心爱的人”吴林说：
“我们处境相同，祸福同当。”
早在今年05月，吴林在广东省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所谓“请发还房屋”的荒谬提案。
他除了否认他自己的地主成分外，还无理要求将房屋交还他本人居住。
吴林回到海康县以后，就不断向副县长曾德才提出荒谬要求，要马上将他在土地改革时被没收的房屋交还给他，又几次气势汹汹地要挟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华，要他转告中共县委书记，按照他的意旨执行。
以后，吴林的弟妇就到沈塘区政府索还房屋，并向在土地改革时分得吴林家中物资的农民恐吓说：
“你们分得我家的衣服还剩多少？
穿破了没有？”
吴林是不是地主呢？
他的家乡的农民给他算了一笔账：
吴家九口，有三个劳动力，全不参加劳动。
土地改革前他家有十六点八亩田，全靠雇短工耕种，一年里就剥削这些短工六百个劳动日；
家里还有一名长工和婢女。
他家在北家、溪头等村的土地都全部出租，每年收租谷四十石以上。
吴林还强占了北谭村的四十亩公田，给他的狗腿子吴福海管理，并雇短工耕种。
吴林还一贯放高利贷，根据土地改革时的计算，他放出的高利贷款折合银元有一千五百元。
此外，根据当地农民揭露，吴林在解放前还历任国民党遂溪县“清党特派员”、“海康县党部秘书”、“遂溪县党部执行委员”、伪“广州市公安局科员”、“广州新闻处检查所电讯检查员”、“南路游击司令部参议”、“遂溪县干训所教官”等反动职务。
土地改革时，当地农民曾依法将吴林的大瓦房和大洋楼各一座没收分配。
吴林为了保持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党和农民群众表示极端的不满和仇恨。
因此，这次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到处煽动地主向农民进行倒算。
吴林的罪行激起了海康县全县农民的义愤，他们都纷纷要求和吴林算剥削账。
本月初，县城镇农民曾开大会斗争强夺农民房屋的地主分子周炳元，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吴林和一切向农民倒算的地主。
海康县党、政机关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对农民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用批判、说理和辩论等形式展开深入细致的斗争
上海反右派运动扩展到各行各业
本报上海25日电
本报记者季音综述上海反右派斗争的形势说：
上海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进行了一个半月了。
这场由右派分子挑动起来的空前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现在正愈来愈广泛、深入地推广到各行各业。
在这座曾是我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起来保卫已得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击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上海从6月上旬反击右派以来，首先以主要力量反击了与北京章罗联盟有联系的上海右派集团及其他右派骨干分子，这类骨干分子大约有三十名左右，他们数量虽少，但为害甚大。
05月间上海卷起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就是他们一手制造出来的。
经过一个半月来的斗争，现在人们对这些人物的面目和来历，已看得更清楚了。
上海的这些右派分子多数存在已久，他们大致上有这么三种类型，一种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扮演反共反人民的反派角色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上海右派的饶将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等人，就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是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当权派，如鲁莽、杨兆龙、徐仲年等人，他们在解放前的反动年代中都身居高位，声势显赫，反共反人民更是他们的本行。
第3种是历史上有污点、在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中被群众批评和斗争过，但他们毫不改悔，反而怀恨在心。
或者资产阶级思想中毒很深，个人地位欲望的野心不能满足，最后发展到从政治上对党对政府不满。
这三种人中，有些人兼而有之，既是右翼政客，又是个人野心家。
三种人中，第1类人往往起着领导、组织和煽动的作用。
几年来，他们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遇到重大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或重要会议时，便乘隙活动，散布反动谬论，掀起一股歪风。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们曾经紧张了一阵，希图把布达佩斯街头的风暴刮到上海来，但党及时地对群众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对右派分子的谬论进行了驳斥，粉碎了他们的企图。
党曾经一再地对这些右派分子提出过忠告，指出他们错误的危险性，奉劝他们洗心革面，改正错误。
甚至像右派分子孙大雨在去年上海政协会议上疯狂地攻击党的领导，恶毒地诬蔑数十个党的干部为“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还一再找他谈话，晓以大义，希望他收回错误的发言，向受到他诬蔑的同志道歉。
对其他右派分子，党也采取了说服教育的办法，希望能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他们表面上敷衍，内心则毫无悔改之意。
而现在已查明，右派中的一部分人远在去年夏天已秘密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展开活动，或则利用地方政协会议等合法讲坛，挑党的工作中的毛病，掀风作浪，或则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基层进行“纵火”。
上海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展开后，上海市委连续召开各界座谈会，虚心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同时着手改进工作，民主生活活跃，群众情绪很高，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到后期，利令智昏的右派野心分子烧起了一把反党野火，他们完全不顾党一再提出的关于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强使整风离开了正当的轨道，使许多高等学校、机关团体和工厂都受到波动，这时候，党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他们。
右派分子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终于由全面进攻而全面暴露了。
这些企图陷共产党人以“四面楚歌”的先生们，出乎意外地很快就落进了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富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上海工人群众，在这次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们是最有觉悟的阶级，他们最先起来回击右派的进攻，同时也给全市人民敲响了警钟。
许多中间群众最初对这个斗争曾感到迷惑与缺乏准备，上海市委分别召开了数十次各种座谈会和报告会，与数以万计的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的人士反复商量，说明共产党人和右派分子的分歧，和开展这个斗争的必要，逐步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
中共上海市委始终把团结与争取中间群众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市委曾组织了各部门党员负责人广泛地向中间群众进行个别访问，倾听意见。
上海反右派分子的斗争，由于对右派的揭露比较充分，从政治上、思想上的批判比较彻底，中间群众的发动比较好，迫使右派分子不得不向人民低头伏罪。
本月01日，上海右派集团的“军师”陆诒，第1个被突破，初步揭开了右派集团的黑暗内幕，交代了右派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地向党进攻的许多事实，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的公布，教育了人民，鼓舞了斗志，也动摇了右派分子，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等右派骨干最初都强作镇定，以为共产党就是“一阵风”，躲过这阵风，还是他的天下，但是最后都不得不一个个在事实面前低头，他们的威风已经打垮，在群众中已经孤立。
上海反右派斗争现在已在过去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更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是：
斗争正由初期的集中主要力量反击右派骨干分子，而进一步扩展到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文学、政府机关、群众团体等许多方面，同时地把斗争深入开展起来。
斗争的方式也正由运动初期声势浩大的反击，进入到更深入、细致的批判、说理，辩论会的形式正在被各部门所采用，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里以辩论会的形式，与右派分子的若干反动论点展开面对面的论争，成效很好。
随着斗争的深入，右派分子的数量也有增加，从党外到党内，都揭发出了一些新的右派人物，发现了许多贴着各式商标的反党论点。
愈来愈多的群众，正在投入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回顾上海一个半月来，整个斗争的发展还显得不平衡，右派分子暴露得也不平衡。
这除了客观上的原因外，主要是有些单位党的领导人在“鸣放”时不敢放手让毒草出笼，他们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是好人这个根本事实认识不足，夸大了毒草的危害性，因而阻碍了毒草的生长，这些单位现在斗争也就冷冷清清，这些同志现在都很后悔。
事实说明，右派言论对群众的迷惑作用并不大，他们的本钱很有限，是经不起群众的批驳的。
现在这些单位正在采取补课办法，把运动开展起来。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进展
包钢建厂工程正式动工
新华社包头25日电
包钢厂区的第1批工程，包括铸铁、铸钢、机修、锻造、金属结构等十一个工厂的机修区，今天正式动工兴建。
建设包头钢铁联合企业的五千多名职工，今天上午在阴山以南黄河北岸的包钢厂区，举行了建厂工程开工典礼大会。
列入包钢首批开工计划的机修区，占地达五十多万平方公尺。
目前，整个厂区还是一片绿色的草原。
一、两年以后，机修区里将首先出现林立的厂房，成为包头钢铁联合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工厂陆续投入生产以后，每年可以生产数万种铸造的、锻制的和用各种类型钢材制的机件，担当起从耐火、焦化到炼铁、炼钢、轧钢等生产系统全部的机器检修和修配任务。
包头钢铁联合企业投入生产以后，每年大量消耗的重达二十多吨的钢锭模、直径五公尺的大料钟等二十多种重型的金属部件，也将全部由这个区域的工厂来制造。
继机修区工程开工以后，包钢的耐火材料、焦化、炼铁、炼钢等系统，将从明年开始陆续施工。
机修区十一个工厂中今年开工的六个工厂提前完工以后，除了为将来各生产系统服务以外，还将首先为包钢规模更大的基本建设工程服务。
在今天开工典礼大会会场草地上，彩旗招展。
许多曾经在鞍钢建设中荣获先进单位称号的职工们，举着他们在鞍山获得的锦旗，来参加大会。
包钢总经理杨维在大会上宣布了包钢建厂工程正式开始。
接着，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苏谦益，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王再天，中共包头市委员会书记、包头市市长李质，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徐克，以及修筑包兰铁路的部队首长何辉燕和苏联专家扎哈洛夫等都在大会上讲话，向建设包钢的职工表示祝贺。
大会结束后，王再天在今天开工的金属结构工厂基地上，剪彩破土。

祝埃及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包尔汉电贺埃及人民节
本报讯
中埃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7月26日致电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祝贺埃及“人民节”。
电文如下：
纳赛尔总统阁下：
当阁下和贵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人民节”的时候，我代表中埃友协向阁下和埃及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五年前的今天，埃及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法鲁克王朝。
去年同一天，收复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这是全世界人民热烈庆祝的胜利，但是，万恶的帝国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发动了侵埃战争，企图卷土重来夺取苏伊士运河。
埃及人民曾在阁下的领导下奋起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在战后又以同样坚决勇敢的精神，捍卫了苏伊士运河主权的完整，击败了帝国主义的一系列阴谋，竖起了反殖民主义争取主权独立的光辉典范。
祝埃及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祝中埃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永恒光辉。
　中埃友好协会会长包尔汉　7月26日

邓小平接见越南妇女代表团
新华社2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今天上午九时接见了以阮氏十为首的越南妇女访华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副主席邓颖超、章蕴等。

上海新闻界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驳斥王中反党的新闻观点
揭发出范琰、吕文、陈伟斯、许君远的反动言行
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在24日举行的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第4次会议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王中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作了一系列的攻击，企图以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新闻学说。
根据座谈会上印发的材料和到会者揭露，王中企图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
在他所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说：
“我的基本论点是新闻事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不能够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因此他认为一切政党的报纸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商品性，其次才是政党的宣传工具。
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他竭力提倡所谓的“为读者服务”，不要指导性，要有趣味性等等。
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郑拾风说：
王中在谈到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和思想性、指导性等问题时，总是用尽一切恶毒的词句。
他甚至说，要说阶级斗争，人们大便也可以连系上。
因为人们大便后，多吃饭身体健康，可以去杀敌斗争。
郑拾风还揭露：
王中根据“人咬狗是新闻”的理论，认为新华日报所登的一条消息谈合作化后96％的农业合作社增加收入是大家知道的事，不是新闻，4％减少收入倒是新闻。
这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就不必宣传，要写新闻就得从缺点中去找。
这种论调很奇怪，竟完全同右派分子的论调一样。
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学生赵桂祥等在会上控诉王中对他们的毒害。
赵桂祥说，在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教育下，今年毕业的同学，许多人不敢到党报去工作，怕被“教条主义”束缚。
储祖诒等揭露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在他们写毕业论文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
他说，几乎所有的毕业论文，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王中的错误理论。
有的人写了一篇论晚报的论文，根据王中所推崇的新民报晚刊“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方针，认为应该强调娱乐性、趣味性，供人消遣为主，根本抹杀了报纸的思想性。
据新华社上海25日电
07月12日到24日，上海新闻界连续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揭发上海新闻界右派分子的各种丑恶面貌和反动言行。
到24日为止，已被揭露的除了徐铸成、浦熙修和陆诒等外，还有徐铸成在文汇报的两员干将范琰和吕文，有新闻日报冒充共产党员到处放火的记者、陆诒的骨干陈伟斯，以及前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等人。
范琰原来是个从1942年起就投靠国民党并且参加过国民党多次反动活动的人。
徐铸成派他到西南采访，他就是抱着“到西南开辟战场”的野心去的。
范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是依靠四川民盟右派分子的帮助写成的。
范还到四川“人艺”放火，到湖南放火，到四川高等学校放火。
他告诉特约记者说：
凡是批评共产党的搞子越尖锐越好，我们保证发表。
范琰24日在会上作了半个多钟头貌似诚恳的检讨，但谈的都是些别人已经揭发了的小事情，把自己说成似乎是被利用了；
对自己和民盟右派分子的关系讲的吞吞吐吐。
他检讨后，接着就有十来个人发言，指责他的检讨极不老实，要求以后继续检讨。
吕文（民盟盟员），原来是以反共著名的天津益世报驻东北特派员。
吕文今年0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的发言中，恶意地挑拨党同非党记者的关系，借口“采访不自由”，企图取消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他把记者分成四等，说非党记者现在到处碰钉子，心情灰溜溜的，他自己感到人生都乏味了。
文汇报编辑部没有全刊登他的这篇发言，徐铸成曾经提出抗议。
新闻日报的周人侠等揭露鸣放期间到处放火的记者陈伟斯，原来是解放八年来身披三张“画皮”的骗子手。
陈自称是“老干部”、“共产党员”、富有“社会主义良心”，其实是曾经两进两出于解放区的革命叛徒和逃兵，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反共青年组织，出卖过革命同志。
鸣放期间，陈伟斯借工作之便在外面到处点火，单是在工商界就点了三把火，企图挑拨公私关系煽动小业主退出公私合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举办部队文艺广播会演
据新华社24日讯
为了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从7月27日起至8月31日，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对部队广播的时间里（十八点四十分至十九点，六四○千周），举办部队文工团文艺广播会演，连续播送部队文工团的最新创作。
参加这次广播会演的有总政治部文工团、空军和海军政治部文工团、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西藏、新疆、内蒙古的部队文工团和战斗文工团、战友文工团、前线文工团、胜利文工团等。
这次广播会演的节目有歌曲、歌剧选曲、舞曲、器乐演奏、相声、山东快书等大小几十个。

决不容许右派谬论玷污中学生的纯洁灵魂
上海新沪等中学教员反击右派分子
罗海沙的“闹事司令台”垮了台
本报讯
上海市新沪中学、时代中学、曹杨中学、第2师范、第一速成师范，最近分别举行座谈会，反击右派分子罗海沙、黄浚思等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
这几个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少数右派分子极力煽动群众搞大民主，企图打乱整风步骤。
如新沪中学教员、民革虹口区筹委会副主任罗海沙，在幕后活动，煽动闹事，邀集该校民盟、民进负责人，开民主党派联席会议，策动成立“闹事司令台”组织，拉拢该校民盟盟员郑保定，共同商定“十大罪状，十项建议，三项态度”，指示郑在大会上提出要“撤换党支部，开除坏党员（支部书记），撤销陆校长职务。”
据揭发，原来罗海沙是陈铭枢的亲信，当陈铭枢向党进攻的时候，曾来上海活动了二十三天，与罗海沙会面二十四次。
在本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后，罗曾勾结民革另一成员为陈铭枢写假检讨，并约陈到虹口公园密商。
罗海沙一贯反共，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复兴社，之后又在特务头子戴笠手下作过少将专员，并与特务头子郑介民关系密切，抄过黑名单，监视过进步分子的活动。
曹杨中学民进支部在黄浚思把持下，在鸣放期间，处处和党支部对立，一切活动不让党支部知道，却千方百计打听党支部的情况。
黄浚思并公然提出：
“对党员只能狂风暴雨”。
他主张要在学校里建立所谓两党联席会议，企图与共产党轮流来领导学校。
上海市第2师范学校的右派分子刘非，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叫嚣他是“代表上海五万名中小学教师请命的”。
这个自封的“请命者”，最近在该校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现出原形来了。
原来刘非是个政治骗子，到处放火的“专家”。
刘非曾狂妄地叫嚣要为反革命分子“洗雪”；
刘非为了积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还假冒奉上海教育局长之命到过上海市第4师范学校、四平中学、平凉路小学、市南中学、榆林区第1中小学等许多学校去搜集材料，在这些学校里，专门找曾判过徒刑的反革命分子、被开除青年团团籍的人、受过行政处分的人、对党对行政不满的人交谈，并公开声称，自己和这些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还答应军阀关麟征的过房女儿、宋美龄的亲信李某，要为她“洗雪不白之冤”。
李某曾经捏造说市东中学领导把一个职员逼成神经病，这件事就成了刘非向党进攻的一颗炮弹。
刘非不仅冒充市教育局长委派的人员，而且还到处冒充“代表”柯庆施书记、刘季平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宣传会议中心小组、教育局等单位和个人到许多学校里，进行放“火”活动。
这几个学校正在继续对这些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要他们彻底交代阴谋活动。

及时改进工作　巩固整风成果
北京许多高等学校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
本报讯
北京许多高等学校的党委会，对群众在整风中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认真地进行了处理，贯彻了边整边改进的精神。
在级别问题方面，一部分党员，感到自己的级别被评定得偏高了，就自动地向党组织提出要求，考虑降低。
各校党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后，正式宣布同意一些人的要求，从7月份起降低一级。
北京矿业学院有四个同志，北京俄语学院有三个同志，北京石油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各有七个同志，降低了级别。
关于福利补助费的问题，各校整风办公室都成立了福利检查小组，进行了调查研究。
现在，各校党委会按照各校福利检查小组提出的方案，宣布领福利补助费不合理的从7月份起分期扣还。
有些党员干部已经自动把福利补助费退还给公家处理。
北京工业学院有一年多没有公布福利补助金开支情况，现在，决定每月公布一次福利补助金开支情况。
在住房分配方面，许多高等学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拟定改革住房分配方案，开始解决住房不合理的问题。
如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都把工棚改为临时住房，解决了一部分宿舍不足的问题。
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和副院长魏景昌、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吴子牧等自动让出了房屋或进行了调整。
在干部的学习条件和教学设备方面，各学校也着手改进。
北京医学院对各级干部培养和提高的问题，提出了初步建议，交由各系、实习医院制定计划，最后再由院方批准实行。
中央民族学院马列主义研究班同学要求印发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讲义和资料，经领导研究后，决定除原来印发的八十万字外，另外再增印二十万字的资料和三十万字的讲义，并购买革命史挂图。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教授石心圃提出，实验室氧气瓶隔离室的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解决，影响工作，现已着手改进。
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过去对非党干部的工作分配和其他方面，有些不够妥善的地方，现在已着手纠正。
北京钢铁学院有一个保育员，后来调到实习工厂做学徒，大家认为对她的工作分配不当，已决定调回原单位工作。
此外，各校在一般生活上的不合理现象，也在逐步解决。
由于广大党外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经得到及时的解决，这样就逐步改善了党群关系，并更加激发了群众帮助党整风的热情。
目前，各校正在继续解决大家已经提出来的问题。

叫喊各党派轮流执政的黄心平受到批判开始低头认罪
本报讯
天津市女三中教员、曾经狂妄叫嚣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分子黄心平，在21日该校举行的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开始低头认罪。
黄心平承认：
当贝利亚事件、匈牙利事件等“国际风暴”发生以后，他受了“影响”，“对一党专政发生了怀疑”。
当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他就有了“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想法。
整风运动开始后，他认为这是向党进攻“千载难逢的机会”，是“降低共产党威信最好的时候”。
于是，他提出“三大主义是导源于一党专政”。
他故意丑化党员，还希望叫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他还打算用写文章、办刊物的办法来扩大影响，同时可以借此追求名利，猎取“政治资本”。
黄心平曾经找过他们校内一些爱发牢骚的师生“谈过话”。
他说，他对女三中的工会发生过“兴趣”，图谋利用工会组织闹事。
会上，女三中教师和职员纷纷发言指出黄心平虽有转变，可是交代的仍不彻底，没有说明他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并且缺乏深刻的批判，要求黄心平彻底交代一切问题，并作深刻检查，向人民请罪。

右派分子捏造假信煽动闹事被广州一中师生彻底揭穿
本报讯
最近广州市几所中学先后发现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右派分子利用今年升学问题比较紧张的机会，散发反动信件，煽动学生闹事。
右派分子这种阴谋活动，已严密注意并遭到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坚决回击。
广州第1中学高三班曾收到一封署名“苏州市第1中学全体高三同学”的信，信中说：
“……高教部决定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凡成绩满四分以上者，可免试送入高等学校，它意味着某些人享受特权”，信中还说“应该对这个问题加以极大注意，我们应该而且有必要采取一致的行动”。
这封信曾引起一些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但也有人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当即把这封信交给学校。
后经查明，实际是右派分子煽动学生闹事的一个阴谋。
这封自称是“可靠消息和事实”的苏州来信，原是上海同济大学两个右派分子——建筑工业系助教盛剑如、铁道系学生迟文信捏造的。
而事实上，上海、江苏、广州的教育部门都已决定，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今年一律不保送。
真相大白之后，同学们都觉得从这件事中受到很大教育，有些同学说：
差一点上了右派分子的当！

“推翻共产党”的迷梦破灭了
西宁破获一反革命组织
据新华社西宁24日电
青海省公安机关最近在西宁市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中国国共党”。
主要罪犯孙敏先、梁一栋、孙耀武、蒋震亚、王璗镠等全部落网，同时并查获了大量罪证。
根据已经查获的罪证和初步审讯的口供证实，“中国国共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联络密码，并在暗中积极活动的反革命组织。
其目的是企图“搞武装斗争，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政权，建立他们的所谓“全民政府”。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组织路线是“知识分子为领导，农民阶级为部队”；
经费的来源是“一部分在国内取得资本家的支持，另一部分到国外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
现时的任务是“积极积蓄力量，发展壮大组织，设法搞好经济基础，等待第3次世界大战起来消灭共产党”；
掩护活动的方法是“往返青海、河南，买卖药材、手表”。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总头子孙敏先（别名小毛，代号昆仑），是国民党一个官僚的儿子，解放后一贯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不满。
1955年孙敏先从河南省宜阳县原籍潜来青海，混入西宁高中，平时惯于颠倒黑白，造谣惑众。
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另外几个主要分子，也是别有来历的人物。
如“国共党政治部”负责人之一的梁一栋（又名廷佐、代号祁连），家庭是地主成分，他的哥哥梁廷忠是一贯道点传师；
梁一栋解放初期曾混入兰州市公安局当民警，“三反”时因犯有错误畏罪逃来青海，后来混入西宁高中。
“国共党武装部”负责人蒋震亚（又名中宇、代号山豹），也是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去年寒假期间，孙敏先就同以上几个主要分子纠合一起，开始筹划成立“国共党”；
他还以代找职业为名，从河南省叫来他的旧相识王璗镠（别名从革、代号山虎，无正当职业，其父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镇压），以壮声势。
今年02月间，积极着手草拟“组织章程”。
经过多次秘密来往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就在4月间在西宁北塔寺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共党”。
这次会议并通过了“党纲”，举行了宣誓，确定了中央机构和负责人。
右派分子在全国向党猖狂进攻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并估计局势是：
“农民的革命情绪已经到了饱和点了，只要有武器，有人领导，可以一呼百应，遍地而起”。
于是他们就加紧活动起来。
总头子孙敏先指定他的所谓财政部负责人王璗镠，于5月18日赴河南省进行活动。
临行前，孙敏先指示了三项任务：
一、发展组织；
二、搞经费；
三、刻制“中国国共党中央委员会印”和各部的印鉴五枚。
这个反革命组织还在积极准备购置电台，设立所谓“印刷所、医院、地下活动组”等等反革命工具和据点。
从这个反革命组织有计划的活动的时候起，我公安机关即已发觉，经过几个月的缜密侦察，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和各有关单位的配合下，案情已经大白，就在17日将全案主要分子全部依法逮捕，并搜获了大量罪证，其中有“中国国共党党纲”、“宣誓词”、“党费证”、中国国共党成立大会上孙敏先的祝词和全部发言稿、会议记录、刀子两把（孙敏先身上搜出）、反动信件二十余封、反动书籍一部分。
现在，这一案件正由有关机关进一步审讯中。

揭露了右派　教育了大家
长沙三中教员现在清醒了
本报讯
连日来湖南长沙市第3中学的教职员，有力地反击了该校的语文教员右派分子杨继华。
杨继华在整风开始时，曾在新湖南报和长沙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动文章“我的管见和忠言”，说全国上下的选举是宗派主义包办的，选举不如干脆叫派举。
说宗派主义在全国已泛滥成灾了。
这篇恶毒的文章发表后，曾激起了全省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新湖南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揭发和驳他的文章、读者来信。
因而他更加痛恨党报，就在该校煽动了一些立场不稳的教员，联名反对新湖南报和驳斥他的人，说他们是“一棍子打死”，甚至骂他们为特务。
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杨继华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得清楚了。
据揭发这个教育界的积极反党的“英雄”，原来是在右派骨干分子、民盟长沙市组织的秘书长杜迈之的支持下兴风作浪的。
在近来的几次反击右派的大会上，教职员们揭发了杨继华的许多反动言行，有些教员并检讨自己过去认识不清上了右派分子的当，表示今后要和杨继华划清界限。
曾炎斌谈到签名问题时说，签名反对新湖南报的作法，实际上是完全站到了反人民立场上。
程光澧说他只是想给党报提点意见，希望和风细雨地批判，主观上并不同情他，但这样签名实际上支持了他的反动行为。
现在他们都已站稳了立场，正在继续追查批判杨继华的反动言行。

福州大学生组代表团到前线访问驻军
据新华社福州25日电
福州市大学生访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今天出发到海防前线访问。
访问团由一百名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学生组成，包括舞蹈、歌咏、器乐和球队等四个队，他们将在前线地带进行为期二十天的访问活动。
“八一”这一天，他们将在前线某地，和战士们一起欢庆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日。

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取得巨大胜利
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
本报讯
到最近为止，首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
目前许多学校正陆续开始暑期生活。
在暑假期间，除一般学生放假外，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将继续学习一段时间。
在暑期生活的前夕，清华大学等十一所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人，都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报告。
同时，各校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决定在暑期中继续把各方面已经提出来的一些正确的批评和建议进行研究，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报告。
他指出，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自5月10日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起初揭发和批判了学校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缺点和错误，接着又击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的进攻，保卫了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保卫了清华大学的社会主义的方向。
蒋南翔还指出，在这次运动中，学校领导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也获得了改进。
由于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目前已经处理了四十五件有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
今后学校还要继续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
在运动中，清华全校师生员工有力地反击了右派分子，在教师中批判了钱伟长、黄万里、孟昭英等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学生中批判了冯国将、马琦等人的谬论。
在党内，也揭发了右派分子。
现任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袁永熙的反党活动。
全校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在运动中受到了考验和锻炼。
蒋南翔在谈到反右派斗争的初步经验时，他强调指出没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新清华。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高芸生在向全院师生做的报告中说，从5月中旬开始整风以来，我院的右派分子刘景芳、刘宝智、赵锡霖大肆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但他们的阴谋被揭穿以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立即投入了反右派的斗争。
在运动中只有少数人立场不稳，曾跟着右派跑。
高芸生说，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钢铁学院潜伏的毒疮，在医治毒疮过程中，也锻炼了我们的抗毒素。
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中，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也提高了我们队伍的政治斗争的战斗力，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
外交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李恩求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报告时说，在这次斗争中，大家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实际的阶级教育，澄清了许多糊涂思想，坚定了阶级立场。
李恩求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党团员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丧失了立场，作了右派分子的俘虏，此外也有些人在斗争中有右倾情绪，思想立场模糊，有温情主义，有些人抗毒素免疫力很弱，易受腐蚀，这都是值得警惕的。
北京邮电学院代理院长兼党委书记孟贵民在24日向全院师生员工做了报告。
他强调指出反右派的斗争是长期的思想斗争，目前全院斗争虽然初步告一段落，但还要继续深入。
他还希望暑期回家的学生应该积极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宣传，以帮助提高社会各界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提高广大人民的觉悟。
北京矿业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吴子牧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说，两个多月来的运动，我们不仅学习了为什么要整风和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我们更认识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面貌，懂得如何同他们作斗争。
虽然现在反右派斗争在我院将要告一段落，但在暑期以后还要继续深入开展。
目前，首都这些高等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暑假生活。
这些学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还留在学校里，继续进行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政治学习，并进行整顿党和团的工作。
毕业班的学生也还留校进行短期预习，迎接国家的统一分配。
许多学校的负责人都指出：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伟大任务。
目前斗争告一段落，在新学期开始后，尚需继续开展反右派斗争。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现仍在继续对右派分子展开批判，在本月底下月初也将陆续放假。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向右派进行斗争
拆穿庞熏琴的阴谋
新华社24日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2日召开全院师生大会。
揭发批判以该院副院长庞熏琴为首的右派集团的反动言行。
党支部副书记王云凤揭发了庞熏琴瓦解党支部的阴谋。
她说庞熏琴利用党内的右派分子刘守强制造党的分裂。
刘守强反对上级党委派党的干部来学院工作，认为有他和何燕明（另一个右派分子）就可以完全把工作搞好。
整风期间，庞熏琴、刘守强等右派分子打击领导小组，认为党支部已经瘫痪了，不能领导整风，要求改组党支部。
刘守强并要求右派分子庞熏琴、何燕明加入党的整风领导小组，说何燕明“搞运动有办法”，说庞熏琴是代表民盟的，“整风运动必须由庞熏琴来领导才能搞好。”
工艺美术家、副院长雷圭元在发言中揭发了庞熏琴从前是搞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绘画的，后来其所以转到工艺美术事业上来是由于他想夺取工艺美术的领导权，认为工艺美术是“冷门”。
雷圭元还说明庞熏琴过去在中央美术学院时就是一直反对领导的。
他警告庞熏琴要老实交代反党言行，不要走绝路。
教员罗慕云重点批判了庞熏琴的反动的“体制方案”。
她说，庞熏琴右派集团主要的纲领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织条例简则”也就是“体制方案”。
这个“简则”的实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方案的第2条“院务委员会由各方面选举产生，包括各系代表，教授、讲师、助教代表、职工代表、共产党、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代表”，这就把党的作用降低到一般群众团体的地位，根本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
第3条规定了院长、副院长由选举产生，国务院只不过替他们办理任免手续而已。
由此可见，右派分子口头上说他们还是要党的领导，实际上他们是把共产党一脚踢开，由他们来把持工艺美术事业。
讲师陈若菊揭发了庞熏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是对党进行攻击、歪曲事实，并企图骗取全国人民支持的一株毒草。
它把文化部比作“忍心的父母”，把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对学院的领导看成是“无理而又粗暴的干涉”，歪曲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党组书记白如冰的讲话，把白如冰描写成一个盛气凌人的官僚主义者。
而这些都是不合事实的。
助教梁任生说庞熏琴为了夺取工艺美术界的领导权，一贯地排挤工艺美术的老前辈、排斥党员专家，标榜自己。
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是专家张仃、教授张光宇设计的，但庞熏琴却到处宣扬自己，夸功显能。
并且他还在背后打击这两位专家，说“不能学张仃和张光宇，不能追求原始意味（民间美术）。”
梁任生还揭发了庞熏琴在苏州曾借工资问题，煽动手工艺人对政府的不满，恶毒地说：
“工资制度不人道，是变相的剥削。”
庞熏琴在会上表示向人民低头，要继续检查交代。
这个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刘雪庵“不搞政治，只搞音乐”的丑恶把戏
本报讯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支部整风小组近日来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揭发和批判该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执行教学副院长职务）、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刘雪庵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所谓“不搞政治，只搞音乐”的丑恶把戏。
该院教职员也应邀出席。
刘雪庵自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发表了不少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
盟员、美术系讲师吴让宾指出：
刘雪庵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以音协的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马思聪去掉，那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这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调又有什么两样呢？
刘雪庵的发言是在5月23日，比储安平的“党天下”还要早十天。
吴让宾说，刘雪庵在音协的发言中还十分恶毒地说“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我们不禁要问：
政治性强了有什么不好？
难道使艺术脱离政治才好吗？
刘雪庵的反党言行，是以若隐若现的手法出现的。
吴让宾揭发刘雪庵借口“本校老教授入党的不多，在本校实行党委负责制是否有条件”来引起大家对党的领导发生疑问。
整风以后，刘雪庵就用盟的名义召开讨论学制的会议，从教育部的司长、党总支、教务科长、各组先生一直到中学教师都请来参加；
在会上大发言论，企图表现他能领导教学，而党在教学上无能为力，要党听他的话。
美术系讲师、民盟支部秘书高冠华揭发了刘雪庵修改支部大会要求民盟中央彻查章伯钧、罗隆基等的反动言行，并建议进行改选的宣言稿的经过。
他说，刘雪庵不但将宣言稿中讲到要保持民盟的光荣传统、八年来共产党领导六亿人民的功绩、和章罗联盟想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来一次大混乱等段删掉，并把稿中的“反动”字眼全都删掉了，而且在删掉时还说：
“盟外的人可以说他们反动，盟员怎么能说呢？”
难道在反右派斗争中，盟内盟外还有两个不同的立场吗？
高冠华还揭露了刘雪庵发展组织来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阴谋。
刘雪庵企图在该院四位领导人中，除他自己和另一位党员负责人外，发展其他二位成为盟员，造成三对一的局势，作为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的他便能掌握全校的大权了。
该院筹备委员会主任老志诚也揭发了刘雪庵没有让他有充分考虑的时间就叫人送了表来，并且在他出国前的繁忙中来催促他填好，甚至还代他填了一些。
现在看来，这种积极不过是为了达到刘雪庵个人的政治目的。
刘雪庵的两面派手法也是颇为高明的。
盟员、音乐系教授薄一彬揭发了刘雪庵6月11日晚在民盟市委会上鼓励和支持右派分子继续放毒的发言，还说什么“不要使右派分子感到压力”和“我很赞成陈新桂的态度”等等来为右派分子开脱。
当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刘雪庵就赶快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的名义向党报投稿，来掩饰他的右派言行。
美术系主任李瑞年和音乐系副教授卜瑜华都指出刘雪庵发表在人民日报6月28日的那篇“鱼妖的重唱曲”，好像是批判右派，其实是想蒙混过关的两面手法。
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党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刘雪庵口口声声说他有职无权，实际上他不仅是有职有权，而且越职越权。
音乐系副主任洪达琳指出，在全校布置了学“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间里，刘雪庵却以副主任的身份来讨论另外的问题，这难道是有职无权吗？
音乐系秘书耿生廉也揭发刘雪庵不通过系里，就独自将干部调出系外工作。
吴让宾说：
刘雪庵曾正式提出，要求人事工作要向院部汇报，反对人事制度掌握在党的手里。
团委书记林中霖更揭露刘雪庵不仅想掌握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领导权，还说教育部不懂艺术教育的业务，曾建议成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甚至还说：
“我在整风运动中得到改造，好让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跨前一步”，可见他要达到个人掌握全国艺术教育事业的野心有多大了。
刘雪庵一向以进步的面孔、专家的身份出现，还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大字报上写着，他“不是搞政治，是搞音乐”的。
音乐系教授沈思岩说：
刘雪庵既是搞业务的，怎么来了一年也不开课呢？
盟员、音乐系讲师沈蔚颂揭发说，刘雪庵既然厚颜无耻的搬出一套自己所谓的“光荣历史”，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搞的是什么音乐罢：
刘雪庵解放前，曾经两次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在白色恐怖下，有血气的人都看清了应该走那条路，而刘雪庵却还加入国民党。
在刘雪庵的交代中，他说为了和郭沫若合写“屈原”插曲，曾被列入黑名单，几乎性命难保。
其实，他写的更多是反动歌曲。
如：
壮丁入伍歌、民族至上歌、战歌、空军之歌、海军之歌、以及国民党多种典礼的乐曲。
他那更麻醉人民的歌曲，就是众人皆知的“何日君再来”。
他作的伪空军之歌获得了头奖以后，于是被桂永清、周致柔等国民党海军、空军司令所赏识和器重。
他作过伪空军学校的音乐教官，他到伪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担任设计委员是桂永清介绍的，有少将的军衔；
他还替四川最大的军阀、人人皆知的欺压人民的恶霸杨森作过一首“家歌”。
全国解放后，刘雪庵装出了一付进步面孔，他无耻地将1945年就在重庆演出过的钢琴曲“南来雁”，略加修改后从1953年起，几次冒充新作品、发表或演出。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整风小组的负责人和该校教职员坚决地表示，如果刘雪庵不彻底交代反动言行，对他的斗争决不罢休。

北京市文联追击党内外右派分子
施白芜、张明权、孙毓椿、考诚等的反动面目暴露了
本报讯
北京市文联的右派分子施白芜、孙毓椿、考诚，党内右派分子张明权，在整风中向党恶毒进攻。
经过群众的揭发斗争，他们的反动面目已完全暴露。
施白芜在文联整风座谈会上大叫“肃反运动搞糟了”，并捏造事实说：
“市文联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挨了田家（市文联秘书长、肃反五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整。”
并诬称：
“田家是市委派来整人的”等话来煽动群众。
他厚颜无耻的把自己二十多年的反动活动粉饰成为“是二十多年来革命的同路人”。
在会上跌足捶胸大哭大闹，高喊：
“我们这儿有没有陷阱？”
共产党员邓友梅答应说“有！”
又喊“有没有暗箭？”
右派分子考诚说“有。”
右派分子们便得意忘形的以为已有了千军万马。
施便宣称这次他是下定了“滚钉板、豁出去”了。
孙毓椿也自称是“抱着复仇的心情参加整风”。
她在会上煽动群众对党“上下内外齐攻”，并点名要党员负责干部发言“揭露内部情况”，煽动在肃反中被查过历史的人起来“报仇”，辱骂拒绝这样作的人是“失掉气节”。
右派分子们也在会外大肆活动。
施白芜看见共产党员邓友梅在会上曾帮助他大力攻击党，就找他去大加称赞，进一步挑拨说：
“你可小心人家整你！”
孙毓椿起草大字报，动员党员在上面签名，并辱骂“拒绝签名的党员。
她诬蔑说文联“三害”的根子在市委，煽动人们把火点到市委去。
她恶毒地诬蔑说“共产党哪点比国民党强？”
考诚在群众中诬蔑全国肃反运动是“瓜蔓抄”，文联的肃反运动是“宗派主义”，他向人们宣传胡风不是反革命，并捏造事实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压迫知识分子。
他看到报纸上葛佩琦骂党团员起了“便衣警察作用”时，就喊共青团员来听他朗诵，并连声说：
“我太同意”。
在右派分子们的进攻面前，有些共产党员丧失了立场。
原肃反小组的工作人员赵坚、葛翠琳等人公开向右派分子们暴露肃反的材料。
右派分子们煽惑了部分群众和党员之后，便进一步夺取整风运动的领导权，要求“民主选举研究小组”，监督领导小组的工作。
党内的右派分子张明权（创作委员会委员、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整风一开始就提出要同党“争取中间群众”。
他煽动党员和群众拒绝执行市委关于整风的指示。
等到施白芜等右派分子的进攻一展开，他就公开同他们站在一起。
张明权动员党员签名支持右派分子们夺取整风领导权的要求。
当施白芜在会上抢天呼地地叫骂党后，主席宣布散会，张明权又把群众拦住煽动说：
“这个会开得好！
我很激动！
很痛心！
也很高兴！
也有很多意见要讲！”
制造更紧张的空气。
他也支持党外右派分子的诬蔑说，“肃反是党内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现”，主张公布五人小组的全部记录。
当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时，张明权又一再强调“和风细雨”，“不要打得太狠”来阻挠斗争的展开。
现在张明权的领导小组职务已被撤销，群众已经起来对党内外右派分子展开进一步的斗争。

妄图取消党的领导　要党对修正主义投降
安徽文联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本报讯
安徽省文艺界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省文联的右派反党集团。
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是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
文联主席、文联党组书记戴岳则在幕后进行指挥。
王影、石青、钱锋等党内的右派分子同一些党外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
他们的主要论点有五个：
一、党能领导文艺事业也不能领导文艺事业。
二、在贯彻“鸣”、“放”方针时不需要党的领导。
三、反对文艺刊物编辑部在工作中的“心中有数”。
四、主张办“同人刊物”，从而摆脱党的领导。
五、反对对毒草进行批评。
在王影等人的把持下，“江淮文学”从3月份起一直向右转，发表不少有毒的作品。
安徽日报对这些作品提出批评，他们就向安徽日报和省委展开猖狂的进攻。
他们诬指批评者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安徽省委关于这次批评问题的结论。
他们不仅以“江淮文学”为阵地，向批评者和党发出了许多暗箭，而且密谋印发材料，分送中央和友邻省、市，破坏省委威信；
到处散播谬论，诽谤省委在贯彻“鸣”“放”方针方面是中央的反对派；
利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讲坛，企图推翻省委的上述结论。
石青承认，他们的“最低纲领”，是要党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向他们来检讨认错。
在广大群众的揭露和批驳下，现在这一右派反党集团中有人开始作出交代，有人还拒不检查交代，斗争正在继续开展。

曹宝禄是曲艺界的败类
本报讯
北京曲艺界在23至24日召开座谈会，批判右派分子曹宝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魏长林、顾荣甫、刘司昌等揭发曹宝禄发动大家在整风中诉苦，对鸣放得少的人大为不满。
曹宝禄宣称他自己下定了“放到即使像反革命那样还要放”的决心。
曲艺老艺人王贞禄逝世后，中国曲艺研究会写了一封致哀信和发一百四十元钱委托曹宝禄去向家属慰问。
但曹宝禄阴险地扣下了信，欺骗王的家属说政府不管你们，这一百四十元是我设法向中国曲艺研究会暂借来的，企图挑起王的家属对政府的不满。
他还歪曲说政府把电影话剧演员看作是第1等人，京剧演员是第2等，评剧演员是第3等，曲艺演员是第4等。
企图煽起更多曲艺艺人对政府的不满。
曹宝禄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在戏曲界放火的座谈会后，回来大肆造谣。
他还恶毒地说：
“解放前有人打了我们，我们还能骂几句，今天我们挨了打连骂也不敢骂。”
很多艺人在会上指出，曹宝禄在解放前一贯欺压同业，是曲艺界的把头。
解放后，党对他不咎既往，他现在担任着北京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曲艺杂技工作者联合会的主任委员等，但他还硬说党不“重视”他，诬蔑党把他当作贼。
他的种种谬论引起到会艺人们的愤慨，遭到了有力的驳斥。

瞎子算命
　华君武

费孝通勾结黄沙进攻“新观察”
主编戈扬丧失立场支持右派活动
“新观察”编辑部连日召开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新观察”杂志编辑部自7月09日以来，连续召开工作人员大会，检查刊物的方向，并展开反右派斗争。
在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费孝通勾结该刊右派分子黄沙的反动阴谋，并批判了该刊主编戈扬同志的右派思想和支持右派活动的错误。
“新观察”自去年秋天起，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文章；
整风开始后，刊物上更出现了一批反党的毒箭。
对这些反动的文章，编辑部非但长期不准备反驳，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送给读者。
如“西游记新编”（56年22期）、“六亲不认与墙”（57年11期）、“女工的要求”（57年1期）、“野兽的厨房”（56年24期）、“蓓蕾满园乍开时”（57年10期）、“为什么放得不够”及“风雨小集”（57年12期）、“记者是干吗的？”
（57年11期）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编辑部的人写的。
这些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道，这篇报道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
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拨性的煽火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地位。
又如费孝通攻击党、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重访江村”一文，编者也当作好文章向读者推荐。
更为严重的是，在今年0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刊物上，原拟刊登“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一文。
这篇文章比文汇报的“民主墙”报道更十倍露骨地渲染北大右派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是篇煽动学生闹事的报道。
这篇文章在刊物付印二十多万份后，由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临时抽掉了。
“新观察”所以产生向右转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编辑部以右派分子黄沙为代表的一小伙人和右派分子费孝通相勾结，当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猖狂的时候，他们在编辑部趁机兴风作浪，企图篡改刊物方向；
刊物的主编戈扬同志，身为党员领导人，有严重的右派思想，丧失了党的立场，在外部影响、内部力量的冲激下，对黄沙等人的反动言行加以附合、纵容和支持，同时她自己也在编辑部散布了不少右派言论，造成编辑部邪气上升、正气不张的情况，使刊物最后走上了资产阶级方向。
黄沙、费孝通里应外合猖狂进攻
费孝通在9日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交代：
“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
费孝通的这个得意学生，就是“新观察”的记者、社会生活组副组长黄沙。
1950年黄沙到“新观察”工作后，就一直和费孝通过从甚密，对费孝通言听计从。
费孝通经常来找黄沙，成为“新观察”编辑部的“密友”。
费孝通通过黄沙，一方面大量向“新观察”贩卖毒货，用曲笔写反动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一方面用各种方法，向编辑部散布反动思想，企图把这个销行三十多万份的刊物，完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思想阵地。
据黄沙交代：
去年十四期“新观察”上发表了费孝通用晦涩隐蔽的手法，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一文后，黄沙问费孝通：
“你这篇文章提出许多问题，但却没有解决。”
费孝通说：
“我是先肯定它（指人代会），然后改造它。”
“新观察”的另一个记者在苏州时，费孝通也对这位记者说：
“以后人代会的代表改选要凭真本事了。”
费孝通所谓要“改造”人代会，是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异曲同工的，目的是要把人代会“改造”为资产阶级的议会，把他们认为没有“真本事”的工农代表改选掉。
费孝通今年春天去江苏农村作农村调查时，曾向编辑部吹嘘，他这次调查如何重要，将来要在国际上发生影响等。
编辑部还特地派了记者和摄影记者跟他去。
当那篇“重访江村”的稿子寄到编辑部后，他接连来信来电报，要求一定要在人代会前夕6月01日出版的刊物上刊出。
以做为他在人代会上的政治资本。
这是一篇别有用心的文章。
费孝通现在自己也承认了，是“要更有力的反对党的政策”，“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
费孝通还处处表示对“新观察”特别“关心”，在他去苏州前，曾两次到编辑部，畅谈“新观察”还没有“解冻”，应该“解冻”等等。
编辑部一部分人被这种思想俘虏，纷纷议论怎样“解冻”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几个人分工连夜收集报刊上的右派言论，最后由一位编辑执笔写成“蓓蕾满园乍开时”的综合报道。
费孝通就在这时候，还曾想给“新观察”写一篇“记者来访”，意在诋毁现在的新闻工作没有“新闻自由”，后因故未写，黄沙便根据费孝通的反动观点写了一篇“记者是干吗的？”
费孝通在苏州时，给“新观察”的记者说：
“苏州鸣放得不好，党和群众的关系很恶劣，党员90％不好，只有10％是好的；
知识分子90％受群众拥护，只有10％是不好的。”
他还进而给记者出题作文：
“你们可以写一篇杂文，题目是‘骑在墙上的人’。
现在有一种人专替党和群众在砌墙，墙砌得越高越好，他可以骑在墙上两边说话，像胡愈之就是这样的人。”
费孝通还计划把“新观察”作为完全由他控制的阵地。
在费孝通授意下，黄沙便在编辑部提出，让编辑部把费孝通包下来，费孝通写的文章全部在“新观察”发表。
他说：
“费孝通说他不愿做民族学院那些乱七八糟的行政工作了。”
不久，费孝通到“新观察”编辑部也说：
“新观察”最好能改成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刊物。
并提出“新观察”要有固定的作者队伍，读者要看那个作者的文章，就只有在这个刊物上才能看到。
费孝通向“新观察”推荐的作者是谁呢？
是储安平、潘光旦之流。
费孝通希望“新观察”变成一个他控制下的右派同人刊物。
黄沙一伙人的反动言行
黄沙不但忠实地执行费孝通企图改变“新观察”方向的阴谋，大批贩运费孝通的反动思想到编辑部来，而且在编辑部到处散布诬蔑党的言论。
他说：
“圣经上有一条叫‘信德’，这个教条，是不需要科学证明必须相信的。”
他认为：
“现在党就有点像宗教，不管你信不信，而是非信不可。”
并说：
“现在的情况是党干涉我们的生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农民吃猪肉也要干涉。
连你想什么也要干涉，像鬼魂附身一样。”
他认为这几年的思想改造没有用，改来改去仍是原封不动。
他说：
“思想改造是个科学问题，现在动不动就查祖宗三代，从出身历史上检查自己，这完全是宗教。”
他诬蔑几年来的政治运动，说这些运动“就是今天搞掉这些人的积极性，明天搞掉那些人的积极性”。
他在编辑部煽动人不要参加轰轰烈烈的运动，他说：
“将来社会的希望全在被斗的人身上，这些人被斗了，倒能埋头研究点东西。”
他认为现在没有“新闻自由”，诬蔑现在的记者都不是“为民请命”的“战士”，而是“仪仗队”；
报纸报道工农业方面的成就都是粉饰太平。
在匈牙利事件后，他曾再次写过入党申请，他在这次运动中招认，过去要求入党是为了“骗取党籍”。
他说：
“匈牙利事件后我觉得党也应该有变化，我是想进入党内，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
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最嚣张的时候，他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学生“向党要民主”。
他到北大参加反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大会后，认为反驳林希翎的人是和解放前学生运动中的“三青团”一样。
在他和朱行合写的“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的报道被抽掉的时候，他非常不满。
费孝通5月31日从苏州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到编辑部找黄沙，黄沙向费孝通汇报了北京大学右派分子的情况。
费孝通在六教授会上的发言材料，就是黄沙供给的。
在黄沙汇报情况的时候，费孝通问黄沙：
“解放前你们搞学生运动，闹反饥饿，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因为背后有东西，你说他们现在的背后是什么？”
黄沙说：
“总的说现在是人和人的关系失调，父子不像父子，朋友不像朋友，夫妻不像夫妻，这失调到肃反已登峰造极，人受不了，这时候总爆发了。”
在去年肃反总结时，黄沙就曾提出“人的价值”问题，他说：
“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好好的人，明天就有可能被无辜的判为反革命。”
他认为党的整风不解决问题，他说：
“这不是某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
黄沙还在编辑部拉拢一部分臭味相投的人，如朱行、龚之方等人，在整风中向党进攻。
艺术组的编辑朱行，原是共青团员，朱行在黄沙的腐蚀和龚之方影响下，思想完全变质了，政治上堕落了，成为黄沙的左右手，在编辑部散布反动言论，跟着黄沙叫嚷：
“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作效率高，资本主义不产生官僚主义”，要反掉官僚主义“应该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打垮人的自尊心，这次打垮这批人的自尊心，下次又打垮另一批人的，把所有人的自尊心都打垮了，党就容易统治了”等等，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朱行仍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坚决退出了共青团。
艺术组组长龚之方，在整风会上诬蔑党“入世未深”，“不识好歹”，诬蔑现在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没有道义、忘恩负义的，解放后不认识朋友了。
他诬蔑党群关系，比旧社会的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还不如。
他说，一个人本来还是敢讲讲话的，但“一入党后就鸦雀无声”，马上就变成唯唯诺诺的人了。
他讥讽肃反运动，他说党是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来领导肃反的。
黄沙、龚之方、朱行等在编辑部拧在一起，形成一股逆流。
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
大家一致认为：
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
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
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她认为肃反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
“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
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
“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
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前一个时期，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猛烈向党攻击，“新观察”内部的右派分子也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狂妄叫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戈扬不但应和了他们的反党合唱，把党的原则看作教条主义，而且说：
“过去历次运动，我都是战战兢兢怕犯错误，惟有这次反教条主义，我是心情愉快的。”
会上还揭露：
戈扬对编辑部一些虽有缺点，但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同志，进行压制；
对黄沙、朱行、龚之方之流，开始没有批评教育，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掉党的立场，越来越纵容、支持他们，他们便一天比一天更加嚣张起来。
戈扬曾把编辑部的人们分作两派：
“先进派”和“保守派”。
所谓“先进派”，就是黄沙、朱行等人，所谓“保守派”，就是那些积极为党工作的人。
她甚至认为右派分子黄沙在编辑部是最具备入党条件的人，朱行比她还“先进”。
朱行到北京大学采访后，同情右派分子对党的所谓“控诉”，戈扬不但不加驳斥，反而称赞朱行的态度是“青年人可贵的正义感”。
对“北京大学是不是在闹事”一文，戈扬不但不反对，而且顺从了黄沙、朱行的意见，把这篇文章发排、付印，后被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发现，才临时抽掉了。
当文汇报对党进攻最疯狂的时候，戈扬对它大加赞扬，认为：
“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他们贯彻中央方针最坚决。”
对人民日报则抱着怀疑态度，认为：
党报不一定党性就强，人民日报不一定代表中央的方针。
当人民日报发表李维汉同志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戈扬非常不满意人民日报把李维汉同志所说的话“有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错误的”作为小标题，她认为这阻碍了鸣放，于是便执笔写了“两个报纸标题比较”一文，攻击人民日报，为右派言论撑腰。
后来，这篇文章被一位领导同志发现，才没有发表。
但就在那一期上，仍然发表了经过戈扬亲自修改的那篇“为什么放得不够”的文章。
由于戈扬存在着严重的右派思想，经过戈扬的手，一批为右派的罪恶活动煽风点火的文章，接二连三地放出来了。
戈扬在会上对自己的右派思想和丧失立场的严重错误作了初步检查。
编辑部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八一”前夕访红军连队
新华社记者　徐学增
“八一”前夕，记者在绿色的宝岛上，访问了两个红军连队。
这两个连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第1连和第2连，现在守卫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
这是两个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连队。
一连在朱德元帅率领下参加过南昌起义；
二连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暴动的一个连队。
他们曾经分别跟随毛主席和朱德元帅会师井冈山，并且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十师二十八团的一连和二连。
据说，这两个连队还是毛主席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试点单位。
三十年来，这两个连队一直并肩战斗，互相支援。
他们参加过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严酷战斗。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上，他们是开路先锋，被称为团里的两把尖刀。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始终并肩站在斗争的前列。
威震天下的平型关大战，他们参加了，而后，又在苏鲁豫皖四省和苏皖边区转战多年，沉重地打击过日、伪、顽军。
日寇投降后，他们并肩挺进东北，在东北战场上奋战三年多，接着，又随大军入关，一直战斗到祖国的南边，守卫在祖国的海防线上。
三十年来，他们经常在一条路上行军，在一个村里宿营，共同担负着同一个艰巨的战斗任务。
有时一连担任主攻，二连配合；
有时二连打开了突破口，一连在后面跟进。
长征中渡大渡河时，一连配合二连攻击。
攻打腊子口时，一连攀登上最险要的悬崖，打垮敌人，掩护着二连和其他兄弟部队胜利通过。
1939年07月，一连和二连在皖东北遭到了敌伪联合进攻。
敌人夜间在青纱帐布置下四千多人，还有一个日本快速连队，企图一举消灭一连和二连。
但是，一连和二连分别从两侧出击，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全歼日寇一个整连。
最后，一连和二连还全部安全地转移了。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这胜利的取得，是同这两个连队配合得好分不开的。
三十年来，红军连队这个光荣称号一直鼓舞着这两个连队勇敢前进。
在战争期间，只要一提到我们是井冈山上下来的红军连，或提到我们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手培养起来的连队，战士们一个个精神百倍，斗志高昂，有了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遇着再硬的敌人也要把它砸垮。
1941年，苏北陈道口战斗，一连担任突击任务。
那时没有炸药，也没有炮，战士们就在机关枪和手榴弹掩护下，用铡刀砍断了三道铁丝网勇猛前进。
一个十九岁的共产党员，肠子打出来了，抱着肚子继续战斗。
干部大部伤亡了，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有人说了句：
“我们是井冈山上的红一连，不能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丢脸。”
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产生了，战士们自动组织起来冲开一条血路，打垮了敌人，取得了胜利。
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一连和二连战功卓著，多次荣获英雄称号，涌现了大批的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
现在，在他们连队俱乐部里，挂着的种种奖旗，张贴着的许多介绍英雄的事迹的图片和文章，就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战斗道路的记录。
现在，这两个连队都住在并立的两座依山近水的新盖的营房里。
营房周围种满了鲜花、瓜果和菜蔬，营房前面还有战士们修挖的鱼塘和猪圈。
官兵们是十分珍惜自己连队的荣誉的。
一连和二连的宿舍里，各有一个空床铺，终年没有人睡，但上面却放着被、褥、枕头，还挂着蚊帐。
人们告诉我，一连那张床铺是朱德元帅的，二连那张床铺是林彪元帅的，因为林彪元帅曾在二连当过连长。
在一连的花名册上，第1个名字是朱德；
在二连的花名册上，第1个名字是林彪。
点名的时候，每当叫到这两个人的名字时，一连一班的战士会立正说：
“朱德因公外出。”
二连一班的战士便报告说：
“林彪有事请假。”
我走进这两个连队的驻地时，见战士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
近几年来，他们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有了惊人的进展，成为具有现代战争能力的连队了。
单是一连在去年军事训练中就涌现出七个射击优胜班，六十七个优等射手。
射击总评和政治测验全连也是优秀，先后受到上级三次嘉奖。
战士们告诉我，他们勤学苦练的劲头很大，因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本领呀，“红一连”的战士不能给毛主席丢人。
在向正规化、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这两个连队仍然保持着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
士兵尊重军官，军官爱护士兵是人民军队的特色，也是这两个连队的特色。
人们记得很清楚，在零下四十度的东北战场上，二连八班有个战士生了病，官兵们用“爬犁”拉着他踏雪前进。
为了不使病人受到严寒的侵袭，连长陈克家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盖在病人身上，自己却多背上一些东西奔跑御寒。
在和平的日子里，一连政治指导员晓时也常用自己的薪金买一些可口的菜给病员吃，并且亲自打水给重病员洗澡、擦背、换衣服，感动得战士流了泪。
战士们一致认为，军官们不仅在职务上是他们的上级，在政治上是他们的引路人，在军事上是他们的导师，而且在生活上、感情上还是他们比亲兄弟还关心他们的亲人。
一连和二连在拥政爱民工作上也是一贯出色的好的连队。
我到的这天，正是他们帮助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兴修水利完工的第2天。
他们上山砍竹自编的挑土用的筐子还堆在广场上，铁锹、洋镐还放在营房墙角下。
他们处处尊重和爱护人民。
在红军时期，二连因军民关系好受过奖励。
北京解放前夕，一连在北京城南黄厂铺因群众纪律严明，获得过驻地居民赠送的“万民伞”和“遵守纪律好榜样”锦旗各一面。
这次帮助当地人民兴修水利没有一个干部和战士不是积极分子，甚至使得领导上无法找出一个特别好的人来进行表扬，因为大家都很好。

探亲
海南岛那大县木排镇，是当年琼崖纵队坚持革命斗争的一个老根据地。
在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琼崖纵队的战士们和当地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共同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困难。
军队和人民团结得像水乳交溶一般。
现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马白山少将，就是当年在木排地区领导人民斗争的琼崖纵队支队长和琼崖纵队的副司令员。
马白山将军，这是海南岛人民群众很熟悉的名字，正如同家里人一般。
当马白山将军和部队在山上坚持斗争的时候，人民群众就透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给部队送来了粮食。
一位老乡宁肯把自己的耕牛杀了，也要把肉送给部队。
有一次，马白山将军左臂负了伤，就是在群众的家里隐蔽，并在群众的热心看护和治疗下才痊愈的。
人民群众对革命部队的热情支援，深深地铭刻在马白山将军的心中。
马白山将军常对他的战友们说：
“在艰苦的时代里我们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可不能把它忘记呀！”
最近，马白山将军抽空回到木排镇，探望亲人去了。
张健昌　欧阳西摄（解放军画报社稿）（附图片）
十七年前，马白山将军在战斗中负伤，就是符妈妈和几位老人热心护理才治好的。
过去战斗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橡胶园。
“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吃着野菜，我们都把革命斗争坚持下来了，往后的艰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将军说。

高虎瑙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　苏振华
广昌一战，国民党用大炮敲开了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占领了广昌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我腹地推进。
前四次“围剿”的创痛，使敌人拘谨万分。
十几万人一踏上红色地区，战战兢兢，好像每一寸土地都喷射着火焰。
他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构筑碉堡，平均每天只能挪动二、三里。
那时正是1934年的春天，阴雨连绵，山水横流，敌人的脚步更加滞缓。
红军便抓紧这个空隙，在广昌以南、头陂一带，进行了休整。
那时，我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担任政治委员。
这个团是广西百色起义来的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参加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
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以一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十九路军的一个主力团，用它的全部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参加广昌会战后，十三团就在头陂南边的半桥镇休整。
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
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
我们五师被配置在五军团和四师之间，十三团担任坚守半桥镇东侧的高虎瑙和王土寨，这是敌人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
我们的东面，是四师的防地，半桥镇以西，由五军团的部队负责。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我们将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敌人搏斗！
虽说打阵地防御战还是第1次，但因为过去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大家还是信心百倍，斗志高昂。
一天，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我们团部，他后边跟着五师师长李天佑同志和师政治委员陈合金同志。
他把我和团长黄镇同志喊去，一同看阵地。
军团长说：
高虎瑙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一定会死力争夺。
接着，他又详细地指出：
阵地应该如何配置，兵力应该如何使用，工事应该如何构筑……。
上级首长这样布置，我们都觉得太对了，一句意见也提不出来。
军团长立刻警告我们说，“这样不行，你们应该自己考虑更好的作战方案，仗是要你们来打的。”
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那时候，师首长每天都要到前沿来，彭军团长隔不了一两天也要来一趟，检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
工事在他们严格的要求下，不断地修正着、加固着。
部队日夜在讨论，演习；
演习，讨论。
这十几天，确实紧张，确实疲劳，可是我们的工事却构筑坚固了，不仅在高虎瑙阵地、王土寨阵地上，而且在战士们的心上！
就在结束准备工作的第2天下午，忽然阵地上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工事上的泥土被震得梭梭直掉。
我们急忙跑出团指挥所一看，山头上黑烟滚滚，还有许多炮弹在半空爆炸了，绿色的黄色的硝烟，停留在空中，夕阳也变了脸色。
“难道今晚就开始吗？”
我们互相望了一下。
经过很简短的交谈，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敌人不敢夜战，这是试炮，真正的攻击在明天。
“对，明天拂晓！”
黄团长肯定地一劈手，立刻喊叫起来：
“通讯员，传令各营，后半夜四点钟，进入阵地！”
天刚拂晓，十多架敌机就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来了，敌机丢下的炸弹，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堕在阵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晃。
一批飞走了，又来了一批。
接着，对面山上就开始打炮，高虎瑙以及友邻部队的阵地，立即陷在一片烟火的海洋中，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了，整个大地好像都在一片粗重的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敌人攻击前，一定会进行炮击。
可是打得这样密集、这样猛烈，却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团长焦急地在工事里走来走去，参谋长卢绍武同志正在不断地轮流和三营、二营通话，喊得脸红脖子粗。
我们从敌人的炮声和参谋长的话声中，聚精会神地探测着敌人的动向。
忽然，卢参谋长使劲拍打起电话机来，又用嘴吹，用手摇，最后懊丧地把话筒放下，叹口气说：
“电话线炸断了！”
我转身对团长说：
“我去二营看看。”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被硝烟遮蔽着，黯然无光。
指挥所就在王土寨的后山脚，到二营的阵地，只需要爬二百多米的一段山坡。
在烟尘弥漫中，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
弹坑里热烘烘的，土块、石头被炸药熏黑了，发出呛人的焦味。
我沿着交通沟到各个工事去检查战士们的战斗准备。
工事里一片沉寂。
战士们紧抓着枪和手榴弹，头上、身上披满了灰土，脸色和灰土一样惨白，一对对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敌方，紧靠工事的土壁，不动，也不说话。
工事构筑得坚固，被打坍了的很少。
在这点上，可以说，敌人几乎是白费了大量的炮弹。
就这样，一直打了两个多钟头。
忽然，我发觉弹着点逐渐移到第1线工事的后方去了。
我正在诧异，营部的旗语兵一头钻进隐蔽部，急促地报告：
“团部打来旗语：
敌人要进攻了，准备射击！”
这时，果然听到对面山下人喊马嘶。
二营长梁纪生立刻传下命令：
“进入射击位置！”
只见战士们站起身，轻松地拍打泥土，从胸怀里拿出武器来。
通过了望孔，可以观察到敌人的进攻。
高虎瑙阵地前面，敌人非常密集，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显然，敌人是想夺取这个制高点。
王土寨前面大约有一个师的兵力。
而从东面，从西面，都传来敌人冲锋时的呐喊声。
我看了看表，敌人是正九点钟开始攻击的。
敌人很快就进入到我们的射击距离之内，于是，重机枪粗犷的音调突然呼啸起来；
不久，许多轻机枪的清脆的嗓子一齐合唱了，迫击炮则用鼓点敲着节拍。
——在战场上，我们的枪炮声，比任何动听的音乐，更能激动、振奋人心。
我看见战士们都在专心一意地射击着，和刚才挨炮弹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制敌人。
尽管不少敌人倒下了，但活着的还是一股劲朝上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鹿砦的跟前。
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一个个踮着脚蹦跳起来，一边尖声惨叫，好像站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
后面的大部队，大概因为眼看快冲到我们阵地了。
精神分外抖擞，只顾朝前拥，从倒下的人们身上踩过去，于是一批紧接着一批滚跌下来，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号叫。
好像冲上海滩的浪潮，虽然来势凶猛，却终于扑倒在乱石砂砾之中。
这时，高虎瑙阵地前面，突然冒起一股股黑烟，接着“篷篷篷”爆炸声像千百面大鼓一齐敲响。
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二营长也立即派出战士到投弹孔打手榴弹。
子弹虽缺，土造手榴弹倒有的是，麻绳尾巴的，掼起来很便当。
我们的骄傲的敌人，这时却变成了泥鳅，在外壕前三四十米这一段地带，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叽哩哇啦，又哭又喊。
——想不到军团长指示敷设的“副防御物”，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的手榴弹又帮助这些麕集着的敌人解决了“纠纷”：
于是吵闹的沉默了，蹦跳的安静了，各人以各种不同的姿势躺下来了，那些还没有进入竹钉地带的敌人，只好匆匆忙忙滚跌下山去。
敌人第1次密集队形的冲锋，只以丢下数不清的尸体而告结束。
我们工事里却热闹起来，战士们忙碌地到阵地前去抓受伤的俘虏，搜集枪械弹药。
我告诉二营长，迅速整理部队，准备对付敌人第2次冲锋，就钻出了工事。
这时，才注意到，敌人的炮火打得正紧，炮弹带着尖叫从头顶飞过。
一眼望去，在一营集结的地方，浓密的硝烟像黄色的布幕，悬挂在低空，什么也看不见。
看样子已经有几百发炮弹落在那里了。
我想到，一营作为准备队，没有筑什么坚固的工事，只是挖了些掩体，这一顿炮弹吃得消吗？
想到这里，好像踏空了一脚，心猛然往下一沉，急急忙忙往山下奔去。
我一进指挥所，就听见团长正在对通讯主任喊道：
“赶快要一营报告伤亡的确实数字！”
他的脸色焦黄，额头上满是汗珠，嘴唇微微有点抖动，一看就知道，情况很严重。
突然，一个战士几乎是滚进了指挥所，满身烟火。
我认识他是三营的通讯班长小刘，矮矮的，脸孔黑里透红，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有了三年党龄了。
我们一边帮他扑灭身上的火，一边焦急地问他：
“怎么了？
怎么了？”
他喘着气口吃地嚷道：
“报……报告，韦……韦营长牺牲。……要……要弹药！”
我和团长都跳了起来。
通讯主任放下听筒，对我们说：
“军团长亲自来电话。”
一会又补充道：
“上午，他越过师，直接来了三次电话。”
从听筒里，我听到了熟悉的军团长的声音，我连忙朝团长招招手。
我们两个人像小孩子似地，头和头靠在一起，把听筒放在两人耳朵之间，仔细地听着军团长说话。
军团长第1句就说：
“你们打得很好！
知道吗！
在你们面前，是敌人的精锐部队！
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
我们请求他补充弹药。
他用爽脆的声调说：
“马上派人送来！”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
团长对话筒里喊了一声，直起身就对通讯主任说：
“你去代理三营营长！”
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员喊叫起来：
“三营的！
三营的电话接通了！”
团长摸过去，抓住听筒就问，“怎么样？
怎么样？
伤亡大吗？
能坚持吗？”
他的脸色，由紧张而逐渐和缓，一连声回答着：
“好！
好！
对！……注意节约子弹……抓住时机，组织小部队的反冲锋，用刺刀！
敌人害怕它，我们的战士却喜欢它！”
敌人的第2次攻击很快被我们击退了。
前沿阵地沉寂下来，只有炮弹不断地在山梁后爆炸，敌人还死力地控制着我后方的交通。
军团部几次派人送来弹药，师部和兄弟部队送来了饭菜，可是，都无法送上阵地；
而且，不幸的是电话线又断了，和高虎瑙阵地的联络，竟至完全断绝。
我们正在焦急，忽然看见从高虎瑙山上滚下来一个人，他一会儿飞跑，一会儿卧倒，穿行在炮火中间，等他跑到指挥所，我们才认出又是那个通讯班长小刘。
他掏出一张纸，递给团长，一边说：
“为了送这封信，我们班里牺牲了三个同志。”
这是一张普通的被揉皱了的光连纸，上面有几块鲜红的血迹，墨水大部分被汗水漶化了，但还可以辨认出那些匆忙写出来的笔迹。
纸条上这样写着：
团首长：
我们三营有信心守阵地，只要补充些弹药，那怕剩下一个人，也不让敌人跨过高虎瑙一步！
一营，你们好好掌握，可以不要派来。
三营
我们都很感动。
这就是我们的红色战士，据守在这样危险的阵地上，考虑着的却还是全局的安危。
我看见团长反复地读着那几行歪斜的字，捏着纸片的手指微微有点抖动。
我知道他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
沉默了一会，他问小刘：
“三营伤亡多少？”
“大概有一半。”
小刘回答。
这时候，有两个人跑进团指挥所来，原来是军团参谋处的侦察科长和管理科长。
军团首长听说好几批弹药送不上去，很是焦急，派他们来坚决要利用中午敌人停止攻击的空隙，将弹药送上阵地。
敌人又发动了第3次攻击。
虽然兵力是增加了，队形更加密集，而且也还有飞机替他们开道，炮火替他们助威，可是敌人的声威已经大大减弱了，蓝衣社的督战队，再不是冲在前面，而只是举着“二十响”在队伍后边乱喳呼了。
乱糟糟的敌人缓慢地向山上爬着，“冲呀，杀呀……”的嚷叫声，好像大风暴过去后海上的回音。
只要我们枪一响，就有一大片敌人连忙伏倒下去。
而我们的战士呢，一个个目光闪闪，神采焕发，有的干脆跳到工事的土堆上，骑马似地跨坐着，像打靶那样瞄准打。
有的跳出工事，晃着刺刀，向敌人招手喊叫：
“你们来呀，来呀！”
竹钉地带因为被尸体铺满了，冲锋的敌人踏着自己人的尸体，接近到我们工事前沿来。
战士们打出手榴弹，然后就突然冲到敌人面前，用染血的刺刀拼杀。
敌人有的还摆着枪刺招架几下，有的干脆转身就向山下滚去。
除了被刺死的以外，活着的敌人逃得慢一步，就被我们的战士连拖带拽地拉进工事里来。
当然，我们也有不小的伤亡，有些匆促修补的工事，又被打坍了，我们的人员在迅速减少。
阵地前沿，满目是刀光血影。
我和战士们一齐喊着鼓动的口号：
“同志们，遵守自己神圣的诺言！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喊叫！”
“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保卫土地！”
“为十三团争光！
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阵地前就是敌人的坟墓！”
三营教导员李国华同志一听到我的声音，吃惊地回过头来，声色俱厉地朝我嚷道：
“你怎么还在这里？
这是什么时候，快回到指挥所去吧！”
一边不容我分说，推着我就走。
这时，代理三营长的通讯主任已经牺牲，又换成供给主任了。
他正在亲手用一挺机枪扫射敌人，打完一梭子，这才把机枪交还给战士，回转身对小刘叫道：
“通讯班长，你送政委下去！”
我嘱咐了三营长几句，便钻出了工事。
这时，我的视界更广阔了，阵地上浓烟滚滚，不时现出战士们和敌人肉搏的身影。
枪炮声混成一片巨响，整个高虎瑙在脚下跳动。
我们在被炮火犁松了的山坡上奔跑着。
炮弹不断在四周爆炸，呛人的火药味和热扑扑的烟尘，直冲进鼻孔。
我口干舌燥，喘得厉害，可还是灵活得很，时而卧倒，时而飞跑。
小刘紧跟着我，一步也不拉，随时注意着四周，不断向我发出口令：
“向左！”
“卧倒！”
慢一些，他就动手。
我一边喘，一边说：
“小鬼，好厉害，学你们教导员的吧？”
他不理我，呼哧呼哧喘气，严肃地喊着：
“注意流弹！
姿势放低！”
正在这时候，一颗迫击炮弹几乎正对着我们的头顶落下来，躲让已经来不及了。
他一手把我猛然推倒，自己却迎上去。
我只看见他飞起脚，使劲朝那颗刚着地的炮弹踢去忽然金光一闪，我就失掉了知觉。
一大堆泥块和石头的雹点把我砸醒。
我抬起头看看，一只敌人的黄色飞机正在俯冲投弹，阵地上已经听不到喊杀声了。
我跳起身，浑身发麻疼痛，但试着活动了一下，并没有不灵便处。
四处看看，又喊了几声，听不到回答。
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弹坑，坑边有一堆血，已经被沙土吸干。
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只好自己朝团指挥所走去。
我心情很沉重，一路上，总觉得有个年青的严肃的声音在耳边响着“卧倒！……快跑！……”
这一场血战，一直连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敌人最猛烈的一次攻击，终于又被我们击退。
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鼓噪着进攻了一次，可是，那已经是完全失掉了锐气的一种自慰式的攻击，目的也不在于占领我军阵地，而是想抢回去一些死尸。
尽管枪炮还打得热闹，白军士兵们一听到被遗弃在我前沿的伤兵的惨叫声，有的就蹲伏下来，不敢前进了；
有的转身就跑，不管我们的战士怎样喊叫和招手，他们也不理睬了。
太阳还有树头高的时候，战线终于完全沉寂下来。
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炮声，友邻部队阵地上的激烈战斗，也接近尾声了。
敌人在那里同样地留下了大批死尸，狼狈地撤退了。
黄昏，等待在团指挥所的人们，一齐朝高虎瑙、王土寨阵地上奔去，这里有军团部、师部派来的军政工作人员，有临时组织的担架队员……。
敌人炮火封锁了一天，阵地上牺牲或负伤的同志，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能抬下来。
团长命令一营上山去负责警戒，三营撤下来休息。
我们站在高虎瑙后山麓迎接战士们。
我们挨个地把战士们仔细看了一遍。
他们穿的还算什么衣服呀，拖拖挂挂的，破得不像样子；
脸上污垢斑驳，有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有一半人用布片包扎着头部、手臂上的伤口。
一天激烈的战斗，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疲累，饥饿，加上流血，一个个都变得苍白而疲累。
我呆呆看着他们。
我想到早晨进入阵地时，是四五百人的大队伍，仅仅一天，却只剩下了这么几个人：
一个连队，只站一行；
一个营，只要轻声喊口令，就全都听到了。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次恶战，从来也没有这样残酷！
我们都很激动，尤其是看到那些虽然过度疲劳了，却还神气地立正站着的战士们；
我们的战士是太忠实太勇敢了。
最后一个生还的营长走在最前面，袖管捞到臂腕上，腰皮带上插一支卜壳枪，满脸油汗，有一股豪壮之气。
他向我们简单地报告了战斗情况。
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轻轻说：
“大家辛苦了，感谢你们。
快去吃饭，休息。”
晚上，敌人后撤了，我带领直属队的人员去打扫战场。
月亮刚从东边山头上升起来，幽蓝的光像轻雾一样，在山野间弥漫。
我沿着绵延十几里的战线巡视。
敌人的尸体这样密，甚至难于插脚。
在尸堆里还有敌人的伤兵在哭泣，呼号，好像撞击着一根根空洞的枯木，声音凄凉而空漠。
供给处的同志带来几个大箩筐，为战士们收集鞋子和其他装具。
我们看到，每一只敌人的胶底鞋，都有几个被竹钉戳穿的小洞，鲜血从洞里流了出来。
担架员在尸堆里翻认着我们的烈士。
我看到了团总支书记管中会、三营营长韦在纪，以及许多熟识的同志们的尸体。
这些烈士保持着牺牲时的各种姿态，有的正在用劲向前刺杀，有的抱着手榴弹准备投掷，有的紧紧攫住敌人的脖子，手指一直陷进了肉里。
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的脸都是朝向北方，他们附近都有好几具敌人的尸体。
我久久地看着他们，想像着他们和敌人搏斗时的情景。
他们牺牲了，可是他们的容貌，他们的声音，却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消失。
我仰望苍蓝的夜空。
我想，明天还将有一场恶战！
（选自“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本报有所删节）

今日的铁扇关
王介方
上犹江，这条奔流在江西南部深山峡谷中的河流，很秀丽。
在平静的地段，她那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两岸青葱的山影。
春天，碧青的流水，两岸满山满谷的鲜红的杜鹃花，更加增加了她的妩媚。
她又是那么犷野，当你站在悬崖上，望着那多滩急流地段，飞溅着白色的浪花，那急速地滚动着的旋涡，那奔腾的冲击着岩石的气势，真使你感到好像有狂奔着的群马直向你身边奔来一样。
上犹江，她只是赣江很多支流中的一条普通的支流。
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她，而现在，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们正在这里建设一个我国第1个坝内厂房式的大型水力发电站。
这个水电站建成以后，将供应江西南部有色金属矿山以廉价的电力。
我最近到水电站工地。
水电站是建筑在上犹江上一个叫铁扇关（一个峡谷的名字）的地方，两岸陡壁，像一面向天空张开着的纸折扇形状，奔腾的上犹江就在它的中间流过。
这里本来是个辟静的地方，在附近山坡上，只疏疏落落地住着十几户农民。
现在呢？
公路修到了这里，在一个一个已经被削平的小山头上，在傍着上犹江的山坡上，布满了建设工人们的临时宿舍和为建设工人们服务的商店、医院、邮电局……。
晚上，满山满谷上亮着电灯。
啊！
这里出现了一个临时的山间小城市。
铁扇关已经不再是个敞开着的峡谷，一条封着峡谷的重力拦河坝已经从河床上修起来了，这个水坝，是个坝内厂房式的重力坝。
发电站的厂房就在这个空心的混凝土大坝里面。
厂房分主厂房和副厂房，主厂房有九百平方公尺。
副厂房分三层，每一层各有六百平方公尺。
在主厂房里现在正在安装水轮机。
这里将要安装四台水轮机和发电机。
副厂房是水电站的操纵室、压风房、工程师值班室……电站的变电所就建筑在坝的上部。
全部工程预计在今年10月可以完工，高压电线正在加紧建设。
那时，从这里发出的电力，就可以输送到附近的矿山。
（附图片）
建筑在江西南部的上犹江水电站离竣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是起重机正在安装十五吨重的闸门。
李介范摄（新华社稿）

勘探富饶的渭北煤田
陕西渭北的黄土高原，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目前，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勘探活动。
据现有资料证明，这里煤的储藏量达八十五亿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煤田之一。
下图：
在这个起伏不平的渭北黄土高原上，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黑色金子——煤。
右图：
为了精确的了解地下煤层厚度，有数十台钻机分布在渭北煤田上日夜不停地进行钻探。
　新华社记者　姚宗仪摄

吉林肥料厂提前建成
每年生产的化学肥料接近1952年全国产量的一半
新华社吉林25日电
规模巨大的吉林肥料厂提前建成，第1套设备正式投入生产。
这个肥料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合成氨（即阿母尼亚）和甲醇，都是从空气、松花江水和质量很坏的煤变化来的。
吉林肥料厂生产的合成氨，主要是用来生产硝酸，硝酸和合成氨合起来生产的硝酸铵，就是这个工厂大量出产的化学肥料。
合成氨、硝酸、硝酸铵的生产相当复杂，先后经过九个车间，构成一套完整的生产系统。
这个厂的另一种主要产品甲醇，目前还没有开始生产。
吉林肥料厂的规模很大，按照设计能力，它每年生产的化学肥料几乎等于1952年全国化学肥料产量的一半。
从明年开始，这个工厂将进行扩建，产量还可增加四、五倍。
吉林肥料厂是在苏联全面无私援助下建成的。
工厂从1955年上半年正式动工兴建，原计划在明年建成并出产品。
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后，为适应农业技术改造的需要，这个工厂采取了加速建设的步骤，因而提前建成，并使第1套设备尽先投入生产。
预计在9、10月间，这个厂的设备就能全部投入生产。
在这以前，这个工厂曾用外厂的合成氨加工了一批化学肥料。
吉林肥料厂的建成，对于建立我国化学肥料工业的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这个厂的规模巨大，生产技术先进，生产的化学肥料硝酸铵，比目前各地大量使用的几种化学肥料含的氮量都高，而氮是农作物不可缺少的养料。
这个厂生产的合成氨和硝酸，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
这些原料除能生产化学肥料以外，还可以生产塑料、油漆、染料等很多产品。
从吉林肥料厂的远景发展来看，这个工厂在扩建后将用这两种产品和其他一些产品作原料，来生产卡普隆等一类的人造纤维，增加纺织工业产品。
吉林肥料厂生产的甲醇，即可为我国发展塑料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
甲醇按比例和汽油（或者苯）掺合，可以当作很好的燃料，供应汽车和拖拉机使用。
这个工厂开工生产后，还将为我国掌握现代化工设备培养大批技术人材。

向现代化的机车和货车制造厂迈进
大连机车车辆厂大改建
据新华社大连25日电
新华社记者顾铁风报道：
古老的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正在加快脚步向现代化的机车和货车制造工厂迈进。
工厂的几十个古老的主要车间，正在进行大改建。
工厂的厂房和设备，过去都是按照修理性质的工厂而布置的；
正在进行的大改建工程，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预计这座工厂在明年完成改建以后，它每年能制造二百七十台机车，两千五百辆货车。
这个工厂是在1907年到1911年间陆续建成的，它原是为日本侵略者修理机车和车辆服务的。
1930年以后，厂里曾经出产过台数很少的机车，但是机车的锅炉、气缸和主车架等，都是从日本运来的。
解放以后，这个厂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54年起独立制造冖ㄎ一机车；
这种机车，最近又作了进一步改造。
第1台改造过的现代化冖ㄎ一机车快要试制成功了。
此外，这个厂还在去年独立设计、制造成功了新型的机车——和平型机车。

太阳能炊事器
第1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六设计分局最近制造成功。
用它能烧饭、烧菜。

宿舍不够怎么办？
新华社记者　田林
在最近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有些人民代表对解决职工宿舍和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是一个重大而适时的建议。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郑州、洛阳、武汉等城市。
在这些城市里，我看到职工宿舍栉比林立，有的像工人城，有的像工人村。
也就在这些地方，记者却到处听说宿舍不够住，说宿舍情况很紧张。
究竟职工宿舍是否盖得太少了呢？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最近调查的材料来看，职工宿舍不是盖的太少，恰恰相反，盖得太多了。
要再大量修建，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就负担不起了。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职工宿舍修建面积约为四千六百万平方公尺，这个数字和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数字相比是适当的。
但是，在实行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就盖了六千五百一十五万平方公尺，超过五年计划41％以上。
如果加上今年已经批准要修建的宿舍，数字就更突出。
职工宿舍增加的速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国生产发展的速度。
根据计委的初步材料计算，我国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副业的生产总值，1956年虽然已经达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指标，但是仅仅只超过2％多一点。
这些宿舍，按照编制五年计划时所作定额（带眷职工占60％，每个职工平均占宿舍建筑面积二十平方公尺）计算，可供三百二十多万职工居住。
而五年计划规定增加职工的人数不过四百二十二万。
除去一部分原在乡村或城市有家不必要国家供给宿舍的职工以外，这些宿舍本来是可以够住的。
但是几年来，尤其是去年职工增加过多，有些职工可以不带家眷而带了家眷，以及要求带家眷的职工太多，宿舍问题就在各地紧张起来。
在这四年当中，只是新增职工要求国家供给宿舍的就有五百六十一万人。
加上1952年以前没有解决宿舍问题的人在内，供求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大。
这个矛盾目前能否很快得到解决呢？
答复是否定的。
因为要统统解决，就至少需要一亿一千二百一十八万平方公尺宿舍，按照前四年职工宿舍的平均造价每平方公尺五十七元计算，需要投资近六十四亿元。
四年来，国家用于职工宿舍建设的投资已达三十六点四四亿元，占四年来基建投资总额的8.9％。
如果投资增加到六十四亿元，就将占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基建投资的15％。
而且，单单支出这笔费用还是不够的。
因为多修了宿舍，多住了人，就要多添福利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如商店、影剧院、医院、托儿所、中小学、邮电局、理发店、洗澡堂、饭堂等等。
根据包头、洛阳等城市的调查，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个人约需要增加公共事业建筑和福利建筑面积一点八平方公尺。
以公共事业建筑和福利建筑平均每平方公尺造价为七十二元计算，每人就又需要增加投资一百二十九元多。
还有，增加人口还必需相应增加市政工程——道路、供水、排水、交通等等。
把宿舍、公共事业和福利建筑、市政工程三项合在一起，根据国家建设委员会初步计算，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人需要建设费用五百五十八元到六百九十五元，每增加一户带眷职工（以全家四口人算）需要建设费用二千六百二十到三千二百八十元。
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公共事业、福利事业、市政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设备投资。
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09月对全国九十九个城市的普查，职工要求家属宿舍的约有一百一十万人，加上后来新增加的职工，估计全国共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
就按要求家属宿舍的职工占60％计算，也需要住一百万人的单身宿舍和住一百五十万户的家属宿舍。
要统统解决这些职工的宿舍问题，至少就需要四十四亿八千八百万元到五十六亿一千五百万元。
这些钱约相当于去年我国工业建设全部投资的70％到86％。
这些钱如果用来建设钢铁厂，它的生产能力比目前我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大。
这些钱如果用来建设纺织厂，它的纱锭和布机可以等于目前我国纺织工业全部纱锭和布机的两倍左右。
这样巨大数量的钱，国家是拿不出来的，否则只有不搞五年计划，不搞社会主义建设。
无限制地满足职工对于宿舍的要求，要国家把职工宿舍统统“包下来”，不仅国家的财力不能对付，国家的物力也同样不能对付。
比如去年虽然用了最大力量修建了二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而去年增加的职工就要求宿舍四千四百多万平方公尺。
今年，原材料特别紧张，木料、钢材、水泥等等都不够用，即使国家有钱，要盖更多的宿舍也无能为力。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从目前各地解决宿舍问题的情况来看，出路似乎有两条：
一是合理分配住房，使现有的宿舍多住一些人；
一是在中小城市由职工出资自建或用自建公助的办法和降低建筑标准的办法，来增加宿舍建筑面积，多住一些人。
二者都可以办，都应该办，因为有些地方宿舍分配确实很不合理；
自建、助建和降低标准确实能多盖房子。
但是这二者又都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大城市的问题。
因为不仅这两种办法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即使把人都住下去，城市公用事业和福利设施、市政建设等等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又有宿舍问题。
那么有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第3条路呢？
有，那就是这次人代会上有些人民代表和此间研究经济生活问题的人士指出的：
改变统统“包下来”的办法，按照具体条件和情况分别处理。
比如可以不来城市或可以不来大中城市的职工家属不来，可以回乡村或回家的职工家属回去，可以晚一点建立家庭的不要急于建立家庭，等等。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宿舍问题，而且可以减轻目前城市的过重负担，对农村经济也很有利。
有人说：
“五世同堂”、“三世同堂”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有些原来分居的“五世”和“三世”最好还是不要急于“同堂”，有些“五世”和“三世”还可以发展得慢一些。
据报载，近来已经有一些职工自动把家眷送回农村或中小城市。
看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
　（新华社专稿）

广东工艺美术品在京展出
本报讯
广东民间美术工艺品本月21日开始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展出。
展出的美术工艺品中，有继承了“广窑”优良传统的石湾陶器，有近代著名的广彩瓷器，有椰壳雕刻和榄核雕刻等，共五百多件。

广东第1座钢铁厂
新华社广州25日电广州市郊将要兴建一座广东省有史以来的第1座钢铁联合工厂。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说，这个厂建成以后，年产钢材两万七千五百吨，铸造生铁八千吨，可以基本上满足广州市工业生产的需要。
这个厂所需要的原料将取于本省铁矿。
由于就地取材，运输方便，将有成本低、收效大的好处。
这个厂将在今年11月间开始施工，明年年底建成投入生产。
为了帮助这座厂早日建成，冶金工业部已经同意拨调两个炼铁高炉，并且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到广州协助设计工作。

把铁路修上青藏高原
青藏铁路的航测工作基本完成
据新华社兰州25日电
世界上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的航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我国技术人员和帮助航测的苏联专家，根据航空拍摄的相片初步研究指出，在青藏高原上修筑铁路拔海虽然很高，但是地势并不太陡。
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上有较佳的？
口和河谷，可以让铁路线顺利通过。
未来的青藏铁路将是一条比较理想、合乎干线要求的铁路。
青藏铁路从噶尔穆到拉萨计长一千三百多公里。
现在空中摄影工作已经结束，摄影面积将近有五万平方公里；
利用无线电波测量地面高度的工作，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基本完成。
记者访问航测队兰州基地时，室内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整理相片，并且标明高度。
千千万万张连续拍摄的照相，要很细致地联接起来，成为一条从噶尔穆到拉萨的航空图片长带。
图片包括的地面景物，宽的地方有六十多公里，窄的地方也有五公里。
以后，设计人员坐在办公室里翻阅航空图片时，就好像飞行在青藏高原上空，能够准确地研究和选择铁路的线路方案。
从去年11月开始的艰巨的铁路航测工作，是在苏联全面帮助下进行的。
苏联派来了特殊装备的飞机和二十位富有经验的专家；
苏联科学上的新成就——无线电波抄平，也在航测中应用成功。

新产品
巨大的变压器
本报讯
一台能够供二百万人口的城市照明用的巨型变压器，最近在沈阳变压器厂制造成功。
这是我国最大的一台二万千伏安二十二万伏高电压的巨型电力变压器。
送电距离可达八百多公里，从沈阳能送电到北京。
体重八十吨。
高度在五公尺以上。
没有内胎的轮胎
本报讯
目前一般的轮胎离开内胎就不能使用。
天津橡胶工业科学研究所最近却试制成功了一种没有内胎的轮胎。
这种轮胎的主要优点是不怕刺伤，补胎方便，生产工序简化，内压比较稳定。
同时，由于没有内胎，减少了内部的摩擦，还可以延长轮胎的寿命。
这种轮胎里增贴了两层特殊胶料：
一层是密封层，防止漏气；
另一层是自封层，它的功用是在轮胎被钉子刺穿以后能自动封合。
五种优质钢钢板
据新华社讯
重庆钢铁公司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了五种优质钢钢板，并且已经大批生产。
这五种优质钢钢板中，有我国工业建设迫切需要的锅炉钢板和桥梁钢板。
锅炉钢板是专门制造中压锅炉用的，它每平方公分能承受六百磅的压力。
桥梁钢板，不仅适合在一般地区建设桥梁用，在摄氏零下二十度的寒冷地方也能保证不受气候影响。
锅炉钢板等，过去是依靠进口的物资，现在就可以逐渐减少进口，许多厂矿和建设部门也可以得到及时供应。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西药
据新华社西安25日电
一种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西药新产品——辛可芬，最近在西安制药厂正式投入生产，第1批产品已经出厂。
这种药物是白色结晶的有机化学合成剂，共用十几种化学物合成。
辛可芬有退热、止痛和排泄尿酸等效能，是目前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良药。
西安制药厂现在除了制造辛可芬注射剂以外，为照顾广大农民应用时的便利，还将大量制造口服辛可芬药片。
辛可芬是我国制药工业第1次制造的新产品，西安制药厂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生产辛可芬的工厂。
过去，我国医药上用的辛可芬都是进口货。
今年，西安制药厂生产的辛可芬数量，相当全国进口量的一半；
明年这座工厂的新建设备能力发挥以后，生产的数量要比全国需要量多十吨以上，可以供应出口。

旅馆、饭店、汽车、电影院……
为什么这样拥挤？
新华社25日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
城市公共福利建筑和公用事业为什么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最近对十五个城市人口增长情况的调查，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是很重要的答案：
城市里被抚养人口太多，增长太快了；
这些人口平均已经达到所调查的城市全部人口的60％左右。
在许多城市里，好久以来人们就感到公用事业等不能满足需要，很多公共场所拥挤不便。
拥挤，已是许多城市的公共交通和旅馆、饭店、百货公司、医院和文化娱乐等场所的普遍现象。
这种状况的来由，过去一般看法只是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用事业等赶不上工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
这种看法引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应该更多地增加公共建筑和公用事业的投资。
已经调查的十五个城市被抚养人口太多增长太快的情况，意味着主要不是用更多的钱提高城市公共建筑和公用事业在整个建设中的投资比重，而可以用适当控制被抚养人口增长的办法，来防止公用事业投资过大而又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问题。
这十五个城市的人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关调查的。
这些城市包括上海、武汉、株洲、洛阳、郑州、重庆、成都、兰州、包头、大同、太原、哈尔滨、长春、鞍山和沈阳。
这些城市1956年的基本人口（指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方面的基本成员）比1953年增加了一百零一万多人，增长28％；
服务人员增长5％；
而被抚养人口却增加了二百四十八万，增长70％（其中15％参加家务劳动）。
向记者提供情况的人说，由于计算方法上的问题，被抚养人口增加的实际数字要大大超过二百四十八万。
在增加的被抚养人口中，除原住在这些城市的妇女生的孩子以外，有一百二十一万人是属于外地特别是农村迁来的家属和这些家属生的孩子。
向记者提供情况的人说，这个调查不是很精确的，但它反映的问题看来是肯定的，是有全国意义的。
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人口都增长很快，全国一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已发展到十三个，解放初期只有五个；
五十万到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已增加到了三十多个。
城市人口所以增长这样快，城市里被抚养人口增长太快是主要因素之一。

紧紧守着基本建设的第一关
西安的设计单位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建筑材料
本报讯
本报记者李茜报道：
西安地区的设计单位在精打细算，合理设计，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建筑材料。
据不完全统计，西安电力设计分院、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西安煤矿设计院、西安市设计院等四个单位，今年已为国家节约了一千四百九十多万元资金。
在建筑材料节约方面，仅西安电力设计分院和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就为国家节省了二千七百多吨钢材、四千二百多吨水泥和六百八十多立方公尺木材。
按照国家定额设计的就没有问题吗？
各设计单位首先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对已经设计出图尚未施工的图纸进行了审查和修改。
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的院长、总工程师同设计人员一起重新审查了兰州白银厂的职工俱乐部、清真食堂和交通大学风雨操场的图纸。
开始有些人认为，白银厂的俱乐部和清真食堂是按照国家1957年规定的定额设计的，问题不会很大。
但是审查的结果，问题却不少。
如清真食堂的原设计中除了厨房和餐厅以外，还有小卖部、办公室、淋浴室、厕所和储藏不同菜类的几个储藏室。
经研究后，决定将办公室、淋浴室、厕所等取消（这些设施厂内都有），将储藏室合并，这样就节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面积和六千八百三十元投资。
白银厂的一个职工俱乐部，原设计中除大厅以外，还有文化室、美术室、阅览室、儿童活动室、电话总机室、衣帽间等大小二十七个房间。
他们研究后决定把一些不必要的房间取消，可以节省三万四千八百多元的投资。
交通大学的风雨操场，原来设计有暖气，有教员休息室和淋浴室，甚至连观众站的地方都是木头地板。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标准也是过高了。
他们已经向交大提出建议，准备作适当修改。
现在，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已经对设计出图尚未施工的二十多项工程图纸普遍进行了一次修改。
国外设计也有值得研究之处
西安电力设计分院除了修改自己设计的工程图纸以外，还配合建设单位对正在施工的八项国外设计作了适当的修改，共为国家节约了七百多万元。
他们修改国外设计的原则是：
凡是同我国实际情况比较，标准过高、安全系数过大的，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作适当降低；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凡是国内材料和设备能够代替国外产品的，就尽可能改用国产材料和设备。
例如西安第三发电厂的保温工程，原设计采用的材料是进口的碳酸镁板，经研究后改为国产的矽藻土或泡沫混凝土，可以降低造价一百多万元。
尽量采用国内设备和地方建筑材料
这些单位在新设计的一些工程中，也开始根据“勤俭建国”、“因陋就简”的精神，尽量利用国内设备和比较便宜的建筑材料。
如西安煤矿设计院过去设计的年产三十万吨的矿井一般要一千万元的投资，最近他们开始设计的年产三十万吨的石咀山矿井，由于全部采用国内设备，并在不影响生产效率和产量的条件下，适当降低了一些地面设备的机械化程度，把辅助厂房设计成砖木结构，把宿舍设计成砖柱土坯结构的平房，只要七百至八百万元的投资就够了。
西安煤矿设计院上半年设计了三万三千多平方公尺的土坯窑洞楼房，作为一些机关、企业的宿舍。
这些土坯窑洞楼房比同样面积的混合结构楼房可以节约五万九千多元的投资，并可节约很多钢筋和水泥。
发挥集体智慧，设计多种方案
这些单位在设计时特别注意发挥集体智慧。
西安电力设计分院在接受了设计宝成路北段一条十一万伏高压输电线的任务以后，即向设计人员提出课题，后来根据大家提出的十种电杆设计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和进行经济技术比较，终于设计成功了一种“×”形双回路混凝土预制电杆。
用混凝土预制电杆代替铁塔架设十一万伏高压输电线，在世界上还是第1次采用。
一条“×”形混凝土电杆要比一座铁塔省一吨半钢材和一千多元的建设资金。
这个设计院为宝成路北段设计的十一万伏高压输电工程，因此就可节约二百一十吨钢材和十五万元的投资。
目前，这种电杆已经开始在其他地区推广。
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在进行兰州1957年四、五层楼房住宅的定型设计的时候，开展了设计方案竞赛。
参加竞赛的四十七名设计人员提出了二十四个设计方案，经过该院技术委员会的讨论和评比，选定了四个较好的方案，并以华冠球小组集体创造的方案为主，吸收其他三个方案的优点，设计出了一种既经济又适用的住宅，造价比1957年国家定额还低5％到10％。
同建设单位的不合理要求进行原则斗争
这些单位的设计人员们由于认识到设计是基本建设的第1道工序，对节约资金关系重大，所以他们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承担的设计任务，力求避免各种浪费。
有的设计单位曾经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提出了推迟或取消一些建设项目的建议。
如电力工业部曾批准1958年增设一条长寿至重庆的输电线路，西安电力设计分院接受了这项工程的设计任务以后，详细地计算了当地的供电和用电量，发现1958年不建这条线路当地的电力也可以够用，就向电力工业部提出停建这项工程的建议。
现在，电力工业部已经同意了这一建议，可使国家节约一百四十多元的资金。
有些设计单位还对建设单位提出的一些不合乎节约原则的要求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如西安仪表厂委托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宿舍工程，原来要求有暖气设备，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因为西安地区的气候并不太冷，可以不要暖气设备，同时取消暖气设备还可以减少职工的房租负担，便建议建设单位不安装暖气。
经过双方请示国家建设委员会，最后由国家建委决定不装暖气，结果给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

别尔乌辛被任命为
苏对外经济关系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4日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把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的中央经济关系局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米·格·别尔乌辛同志为这个委员会主席，解除他的中型机器制造部长的职务。

叙外长主张努力促进埃叙联盟
两国团结是对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
新华社大马士革25日电
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7月24日说，纳赛尔总统提到拟议中的叙埃联盟的话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心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比塔尔是在评论纳赛尔22日在埃及国民议会的演说时这样说的。
纳赛尔说，埃及将响应叙利亚所主张的同埃及结成联盟的愿望。
比塔尔说：
“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两国团结的运动。
这种部分的阿拉伯团结在完成之后，可能会导致整个阿拉伯的团结。”
比塔尔在引用了纳赛尔所说的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进攻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身的进攻这番话以后指出，阿拉伯的民族团结是任何阿拉伯国家保全独立的唯一基础。
大马士革电台在评论纳赛尔的演说时说，叙利亚议会对于埃叙团结有非常好的反应。
电台指出，叙利亚和埃及的团结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是对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

在中爪哇省地方议会选举中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占优势
据新华社雅加达25日电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爪哇省地方议会选举中已经得到二百一十四万多票，在这个省中还有两个州和日惹特别区没有举行选举。
而在上次普选中，连日惹在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这个省得票的数字是二百零九万多票。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爪哇得票数字已经超过普选时得票最多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但是在还没有举行选举的两个州中，国民党拥有很多选民。
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各省中，中爪哇省选民之多仅次于东爪哇省。
东爪哇省地方议会选举将在7月27日举行。
目前四大政党都在努力争取在这个省份中获得选举的胜利。
在上次普选中，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在东爪哇省得票最多，其次是国民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马斯友美党。
投票选民有八百多万人。
西爪哇省地方议会选举可能在8月上旬举行。
其他各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日期还没有确定。

埃及政府分地给农民
在三十年内收回土地价格
据新华社开罗25日电
埃及政府24日在十三个农业地区把总共二万多英亩土地分配给了六千家无地或少地的农户。
这是按照埃及土地改革法规定要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户的八十万英亩土地中的一部分。
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二十八万多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了六万八千多家农户。
这一天，在达卡利亚省省会曼苏拉附近的村庄里举行了一个分配土地的庆祝大会。
这个大会是这几天埃及全国庆祝革命五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项目。
埃及负责土地改革的国务部长赛义德·马雷代表埃及总统纳赛尔出席了大会。
同一天，埃及政府还把九百所标准房屋分配给贫困农户。
这些房屋是政府建造的，住户要在二十年内偿还政府房屋造价。
埃及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一般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二百费丹（一费丹合六点三市亩）另留给子女一百费丹，所有多余土地一律由国家征购后分配给农民或由地主按市价自行出卖给农民。
得到政府分配土地的农民也要向政府偿付地价，这价格相当于政府向地主征购的价格加15％的手续费。
农民要在三十年内付清地价，并付年息3％。
埃及负责土地改革的国务部长赛义德·马雷24日对新闻记者说，在埃及土地改革以前，大约有一千六百个大地主占有了埃及可耕地总面积的35％，广大小农户所有耕地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左右。
现在，大地主所有土地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广大小农户所有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0％。

巴基斯坦民主党支持建立全国性政党
号召民主力量组成统一战线
新华社卡拉奇25日电
巴基斯坦民主党最高委员会7月23日一致决议积极参加大毛拉巴沙尼于7月25日在达卡召开的民主党派代表会议，欢迎致力组成一个全巴基斯坦的政党的活动，并且对巴沙尼和民族党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步骤表示满意。
民主党最高委员会是在7月21日在东巴基斯坦的巴里萨尔开幕的。
会议举行了三天，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名最高委员会的委员和二百五十名党代表。
民主党主席丹尼什在会上重申执行独立的中立外交政策的要求，并且说，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美军事协定在过去四年中已经使巴基斯坦在政治上面目全非。
他指出，这些军事条约增加了紧张气氛和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他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成员国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反对美国人在巴基斯坦享有治外法权。
丹尼什说：
“我们的强大的盟友不是联合王国和美国，而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人民，我们应该争取他们的友谊。”
当应邀参加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会议的民族党的代表在会场出现时，全场高呼“东西巴基斯坦人是兄弟！”
“打倒英美帝国主义！”
“废除美巴军事协定”等口号。
民族党领袖米安·伊夫蒂卡鲁丁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东西巴基斯坦的民主力量组成一条统一战线，以便实现巴基斯坦所追求的理想。

布尔加宁复函麦克米伦
斥责英国在裁军问题上立场矛盾
建议共同保证不援助破坏和平的国家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24日讯：
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7月22日把布尔加宁答复英国首相6月14日来信的回信交给麦克米伦。
布尔加宁在回信中指出，无论从麦克米伦的信中，或是从英国在裁军小组委员会上采取的立场来看，都看不出有任何给人以希望的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愿意就裁军问题，包括停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爆炸试验的问题，采取共同协商的措施。
布尔加宁指出，现在已经十分有必要就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问题达成协议，把这个问题同裁军的其他措施分开来。
布尔加宁指出，英国政府提出要看是否能在裁军的其他措施上达成协议来决定是否暂停核试验问题。
布尔加宁写道，这样提问题，意味着事先注定停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一定失败。
这种立场是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立场。
布尔加宁接着写道，英国政府一心要使整个裁军问题同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包括像统一德国这样复杂的问题纠缠起来。
即使那些在外交上是一无所知的人看到这一切也不禁要怀疑：
英国政府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是否真正想达到联合国向裁军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宗旨。
接着，布尔加宁在复信中谈到了关于欧洲安全的问题。
他写道，实际上英国是回避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进行认真的讨论。
布尔加宁建议，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保证不给任何一个破坏欧洲和平的国家以军事或者经济援助，不管它们同侵略国有没有什么同盟关系。
布尔加宁接着写道，在欧洲囤积原子武器和欧洲国家掀起原子军备竞赛的做法，都是威胁性地加深了在欧洲爆发原子战争的危险。
布尔加宁为此促请麦克米伦注意苏联的一项建议，即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约定不在德国境内存放这种武器。
布尔加宁又说，他表示遗憾的是，在麦克米伦的回信中对苏联政府向西方国家政府提出的、谴责把武力作为解决中近东悬而未决问题的手段的建议避而不谈。
他写道，苏联政府仍然认为，大国承担这一义务会促使中近东整个局势的稳定和正常。
布尔加宁强调指出，苏联对中近东问题的态度一直遵循下列方针：
致力于确保中近东的持久和平，同时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但必须尊重中近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布尔加宁在回信中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的统一是现有的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事情。
布尔加宁指出，应该由它们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布尔加宁写道，英国政府同美国和法国政府一样，违背关于战后发展德国的四国协定已经很多年了。
布尔加宁问道：
西方国家现在所采取的复活军国主义和同西德复仇主义势力结成军事联盟的行动难道不是像新的慕尼黑政策吗？
布尔加宁在回信中写道，苏联政府认为，加强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经济联系将有助于建立两国间更加密切的关系。
在谈到扩大文化联系的时候，他指出，遗憾的是，英国当局在最近几个月以来拒绝实行许多从前双方已经取得协议的，苏英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措施。
布尔加宁提议在最近由不久以前建立的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的代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代表举行谈判，以便共同筹划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方面的实行计划。

法国当局老羞成怒
在国内大捕阿尔及利亚人
新华社25日讯
巴黎消息：
“法兰西晚报”报道，里昂市当局23日晚间出动了军警一千二百多人，对北非籍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至少有七百多名阿尔及利亚人被逮捕。
这是自从本月19日国民议会通过授予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紧急处置权”以来，在法国本土所进行的一系列搜捕活动中最大的一次。

波兰逮捕一美国间谍
新华社华沙25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波兰内务部保安处最近逮捕了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西柏林办事处派遣到波兰来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个特务，名叫韦斯卡。
韦斯卡是一个曾经犯有经济罪行的西德公民。
他在去年逃到瑞典后设法混入波兰，并且冒充瑞典公民。
去年夏天他去西柏林时同美国情报机关人员建立了联系，在那里受了间谍训练，然后被派回波兰进行间谍活动。
他还曾经企图建立间谍组织。
他是在搜集到谍报材料后试图前往西柏林的时候被逮捕的。
波兰保安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了用密写药水写的关于波兰国防重要情报的谍报。
在侦讯期间还查获了他所接受的指令和间谍任务文件等。

老挝内阁危机延续
富马受命组织新阁
新华社河内25日电
据万象电台今晚广播，老挝国王已经授命梭发那·富马亲王组织新内阁。
老挝皇廷办公厅在今天上午从琅？
拉邦打电报给在万象的富马亲王说，在卡代·萨索里特正式表示放弃组阁以后，沙旺王子曾经同一些重要政界人士举行会谈，随后，国王作出了授命富马亲王进行组阁工作的决定。
富马在接到授命他组织新阁的电报后，立即回电感谢国王，并且表示至迟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将就是否接受组阁任务问题作出答复。
富马亲王在5月30日辞去老挝首相职务以后，内阁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
据万象电台昨天晚上广播，老挝国家党领袖卡代·萨索里特24日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被迫拒绝组织新内阁”。

胡志明离波兰去民主德国访问
波兰赠予胡志明一级复兴勋章
新华社华沙25日电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波兰访问四天以后已经在今天离开华沙前往柏林。
在胡主席离开华沙的时候，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和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曾经前往机场为他送别。
在检阅仪仗队以后，胡主席特地向欢送的几千群众招手致意。
机场上还有许多儿童不断向胡主席热情欢呼，他们挥动着手里的波越两国国旗高呼“胡志明爷爷健康！
向越南小朋友致敬！”
胡主席亲一个抱一个，并且送给孩子们一朵花，萨瓦茨基主席在一旁充当胡主席和孩子们的俄语翻译。
最后当贵宾们快要离开的时候，胡主席用波兰话向送行者说“波越友谊万岁！”
“再见！”
“谢谢！”
胡志明主席在波兰的四天访问给波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华社华沙25日电
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24日在华沙接受了一级波兰复兴勋章。
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志明主席的随行人员参加了授勋典礼。
萨瓦茨基代表波兰国务委员会致词时指出，决定授予胡主席勋章是为了表示波越两国的兄弟关系，表彰胡志明主席在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在越南和平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以及在加强波越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合作中所作的贡献。
胡志明主席在接受勋章后讲话表示感谢。
接着，他代表越南人民赠给波兰人民一幅旗帜，上面用波越两国文字写着：
“波越友谊万岁”。
胡志明在这天举行了招待会。
出席的有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波兰领导人员、波兰各界代表和一些国家的驻华沙使节。

苏伊士战争内幕
万峰
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场不体面的战争结束以后，伦敦和巴黎都出版了一些关于战争内幕的书。
在伦敦出版的有“苏伊士之战”，作者是“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的副主编保尔·约翰逊。
在巴黎出版的有布罗姆贝尔歇兄弟写的“远征埃及的秘密”。
此外，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记者们，也发表了不少揭露内幕的报道。
这些书籍和报道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是在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以后就立刻着手准备了的。
下面就是已经透露出来的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的内幕故事。
英、法在外交烟幕下准备侵略
在埃及宣布运河公司国有化的第2天，即1956年07月27日，法国外交部长比诺就同英国首相艾登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英法双方在电话中同意，必须从速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推翻纳赛尔，拿回运河。
双方都把这个共同的决定通知了各自的国防部。
到了8月间，伦敦有一个叫做“铁拉宾”的机关开了张，这个机关就是英、法对埃及作战计划联合参谋部。
本来按侵略者的想法，越早动手越好，但军方因为没有准备，要求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赢得时间，英、法便制造外交烟幕，来掩盖军事上的准备。
这个烟幕就是伦敦会议和孟席斯使团的活动。
军事准备进行得很秘密。
在塞浦路斯的以司托克威尔将军为首的英国司令部，一开始给这次作战行动起了个代号，叫做“哈米尔卡”（古迦太基一位统帅的名字）。
后来，又把它改名为“莫斯卡梯尔”（剑客）。
英国在外交烟幕下大规模往地中海调兵遣将，表面上说是为了“演习”。
法国也接连地往东地中海地区运兵。
到了9月19日，伦敦会议已开完一个星期，军队、舰艇、飞机、大炮都已准备就绪。
将军们已摆好架势，专候命令了，但政治家们还没有布置妥当。
法国部长们急不可耐地向摩勒说：
“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他回答说：
“别急，艾登答应我要等到圣诞节前才开始。”
就这样，战争没有马上打起来，又推迟了一个多月。
以色列充当点火者
战争推迟的主要原因是，担任点火者角色的以色列还没有准备好。
据意大利记者司弗查报道，英、法利用以色列来点火的阴谋，是在8月初英、美、法在第1次伦敦会议时由英国提出的。
英、法都同意利用以、埃之间的纠纷，趁火打劫。
他们计划先让以色列进攻埃及，打到运河区，英、法就根据1950年英、美、法三国宣言和1954年英埃协定出兵打进去。
据说杜勒斯最初反对，但后来同意把它作为后备计划。
以色列大约从1956年08月初开始，便积极准备向埃及进攻。
法、以军事当局频繁接触，并交换了军事情报。
它们共同作出了入侵埃及的计划。
以色列参谋军官驻在法国国防部，一直到战争开始的时候。
外国武器大量运进以色列。
10月14日，法国国防部长布歇—莫努里的得力助手托马从以色列军事情报处长比列斯处得知以色列决定在10月29日进攻埃及。
第2天，法国参谋长沙里飞往伦敦，会见艾登，向他摊开了如下的作战计划：
以色列先攻入西奈半岛，在西奈半岛上吸引并消灭埃军主力，接近运河区；
英法则以“威胁运河”为借口在运河区登陆，迅速占领运河区和整个埃及。
16日，艾登和劳埃德飞巴黎，在“马蒂侬”旅馆同法国总理、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密谈了五个小时，谈定了整个作战计划。
当时，以色列还有些动摇。
法国百般给它打气。
摩勒和比诺告诉本—古里安说，如果以色列能接受全部“剑客”作战计划，法国可以提供驱逐机及其它武器。
据今年05月25日“伦敦新闻”透露，法国曾将“SS10”式的反坦克导弹给了以色列。
10月22日，本—古里安偷偷地飞到巴黎，在军用机场上事先布置好的一所房子里，同摩勒举行了密谈，仔细商定了作战计划的细节，然后飞回特拉维夫。
第2天，法国的空军就开到了以色列。
10月27日，以色列总司令部的军官同法国军官举行了进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当天，英国驻以色列大使尼科尔斯同本—古里安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这以前，英国曾把它所掌握的全部有关埃及军事的情报交给了以色列。
侵略失败了
这样，10月29日晚上，“剑客”作战计划的第1部分，即以色列对埃及的入侵开始了。
在这场入侵中，法国的海、空军直接参加了作战。
数小时以后，即10月30日早晨，艾登召集内阁全体会议，当天摩勒、比诺也赶到了。
下午四时（格林威治时间），英、法向埃及、以色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它们把军队撤到离运河区十哩以外。
英、法还要求埃及“允许”他们占领塞得港、伊士美利亚和苏伊士。
以色列很快就同意。
埃及当然拒绝了这种侵犯主权的荒谬要求。
10月31日，英、法便对埃及发动进攻。
可是，英、法的算盘没有打对，埃及没有上侵略者的当。
它迅速地把主力从西奈半岛调到运河区一带，粉碎了英、法的乘虚而入的计划。
由于埃及举国一致的英勇抗敌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强大压力，这场侵略战争在11月06日就被扑灭了。
美国是同谋者
从已揭露的内幕来看，美国在这场侵略中扮演了同谋者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它有它的打算，尽量想搞得隐蔽些，并使英法的侵略为华尔街的利益服务。
在埃及把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后，杜勒斯非常恼火。
如前所述，他对于英、法的整个侵略计划是完全知情的。
从美国命令在埃及的美国侨民在10月28日以前撤退完毕，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发动侵略的日期都是知道的。
但是当英、法在磨刀霍霍准备侵略时，杜勒斯唯恐过早玩火会给共和党在大选中丢掉政治资本，所以他不同意搞得太早。
另一方面，美国又积极给英、法出主意，替它们的侵略计划打掩护。
10月09日，杜勒斯打电话给艾登，说他有一项重要建议：
成立运河使用国协会接管运河，以抵制埃及，而且说，美国对英、法的计划是支持的。
艾登同法国商谈以后，在二十四小时内赶制了一个“协会”方案。
他早已准备好的在12日议会中的演说，也不得不通篇改过。
在英、法发动侵略以后，它们通过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以“NATo”为标帜的飞机参加了这场侵略战争，就是明显的例子。
1956年11月底，英国“每日电讯和晨邮报”就说：
说穿了，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的防御体系，英、法就不敢在中近东采取行动。
杜勒斯在1956年09月26日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苏伊士运河问题时，曾经满有把握地说：
“我不认为埃及有可能‘大获成功’。”
当时，杜勒斯在大谈其经济压力时，心里是有数的。
可是现在埃及居然大获成功了，杜勒斯的恼怒可想而知。

苏联农业生产上半年成就巨大
小麦播种面积增加了七百多万公顷
肉类奶类产量比去年同期大大增加
新华社莫斯科25日电
苏联农业劳动者今年上半年在实现党和政府所制定的急剧提高农业的措施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今年春播作物的播种计划完成了105％，小麦播种计划完成了106％。
今年小麦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七百五十万公顷，比1953年增加了二千一百万公顷。
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增加得特别快，现在它已经达到五千一百万公顷左右，占全国播种面积四分之一以上，而在1953年只占10％。
畜牧业的发展特别迅速。
今年07月01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公有的牛比一年前增加了8％，猪增加了21％，羊增加了5％。
今年上半年，全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肉类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30％，奶类增加了26％，每头乳牛的挤奶量平均增加了18％。
如果和1953年上半年比较，那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奶类产量增加了一倍半，每头乳牛挤奶量平均增加了将近一倍。
畜产品生产的增加使得国家征购和收购的畜产品也大大增加了。
今年上半年国家征购和收购的牲畜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8％，奶类增加了25％，蛋增加了35％。

讨论两国经济问题
苏叙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
新华社2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政府代表团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7月25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就经济问题进行会谈。
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库兹明。
叙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部长兼国防部长阿泽姆。

说谎比赛大会
07月12日起，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阿堡特巴德开始举行了全国说谎比赛大会。
大会由五位法官、律师、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担任裁判，会期将继续到本月底止。
在此期间，裁判员将对所有提出的谎言进行评定，比赛优胜者将给予奖金。
巴基斯坦全国说谎比赛大会每年举行一次。

阿曼起义得到支持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呼吁给予援助
叙总理说帝国主义无法制止起义
据新华社开罗25日电
据开罗电台广播，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哈苏纳7月24日吁请阿拉伯联盟各国支援阿曼的起义，以“恢复这个国家的独立”。
哈苏纳在他发给联盟各成员国的一份备忘录中说，英国军队正要残酷地进攻阿曼的人民起义，大举镇压这个要求恢复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支援这个国家。
这份备忘录指出，阿曼在1955年11月被英国军队侵占以前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
据新华社25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7月24日说，帝国主义不再能制止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曼的“反殖民主义的爆发”。
他说：
“在阿拉伯人祖国各地，阿拉伯民族主义终将战胜一切殖民主义企图，不管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手段来保持它的统治。”
阿萨利是在评论英国向阿曼起义者发出最后通牒时说这番话的。
据新华社开罗25日电
阿曼教长驻开罗代表穆罕默德·哈尔赛今天说，英国飞机迄今只是袭击了阿曼的无辜老百姓，而并没有找到武装起义者。
哈尔赛还说，起义者现在已经控制了包括首都尼兹瓦在内的阿曼全部领土。

黑天鹅千里作客郁金香含笑迎宾
青年联欢节花絮
联欢节就要开始了，莫斯科到处盛开着鲜花。
郁金香、芍药、玫瑰正在含笑迎接每一个到来的代表。
为了迎接联欢节，莫斯科人在街道、广场和街心花园里新栽种了几万株树木，几百万株花草。
人们统计了一下，莫斯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所栽种的鲜花，可以摆满二百七十多万平方公尺的面积，如果集中在红场上，可以把红场盖上五十五层鲜花。
苏联动画片制造厂为联欢节拍摄了一部新的动画片“向朋友们致敬”。
这部影片中的主角、采访记者范范是历届青年联欢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参加者。
他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是节目报告人、乐队指挥和歌舞团的领导人。
范范挥动了魔笔，银幕上就出现一支由各国人民代表组成的歌舞队，表演各国的民歌和舞蹈。
“向朋友们致敬”这部影片将于本届联欢节期间在莫斯科上演。
苏联谢巴科夫市“灯塔”火柴厂为第3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制造了一千万盒纪念火柴。
在运动会开幕日，莫斯科各商店将出现这种带有各种各样美丽精致的盒面画的火柴。
盒面画上有的是两个摔跤运动员正在摔跤，有的是运动员正在掷标枪，有一幅是黄、白、黑三种肤色的三位运动员捧着一只振翅欲飞的和平鸽，有一幅是体操运动员正在做一个优美的动作，还有一幅盒面画上以运动场为背景印着这次运动会会徽。
几天前从布拉格开来的列车上下来了一批奇特的客人——二十只美丽的黑天鹅。
这是澳大利亚青年们送给这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礼品。
在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们坐轮船远涉重洋到了荷兰，然后乘飞机横越半个欧洲到了布拉格。
她们准备在联欢节期间在莫斯科的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的小湖畔同各国青年会面。
　（据新华社）

事实抹杀得了吗？
小白玉霜
我刚从宣化一带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对首都轰轰烈烈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不太了解，又加上在外不能及时看到报纸，许多右派言论没能及时看到，显然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比同志们落后了一步。
当我在报上第1次看到那些反动言论时，气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恨不得马上赶到北京和这些眜着良心说话的右派分子来算算账。
我虽然文化不高，不会写文章，但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让他们看看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右派分子说：
“党员干部的生活都提高了，而老百姓的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
还有人说：
“共产党把事情都搞糟了”。
那就让我们看看活生生的事实吧。
这次我在宣化龙烟铁矿演出，参观了他们的工地、疗养院、工人宿舍，并且和许多工人进行了个别谈话。
据他们说：
在旧社会里，干这一行工的受苦不说，就是连性命也难保。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用枪杆子逼着来的，干也是死，不干也得亡。
厂方不管工人的死活，由于坑道里缺乏应有的设备，大部分工人都得了职业病（即矽肺病）。
死在坑道里把我们当死狗一样的扔到了万人坑。
“想起这些不是人的生活，今天还觉得毛骨悚然。
再看看解放后我们工人的生活。
不但生命有了保障，社会地位和生活也大大提高了。
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再也没有人叫我们‘黑鬼’了。
人民政府为我们改进了生产条件，解放前用风钻钻洞，很多尘土都飞到工人的肺里。
解放后换用最新式的水泵风钻，这样就可以减少尘土。
洞的外面设有太阳灯，洞里有通风器。
把过去多少年来流传着的职业病基本上消灭了。
目前在疗养院住的四十多位老工人，他们的病大部分都是从旧社会带来的。”
再看看他们的生活待遇吧！
除了工资外，每人每月发理发票两张。
仅这笔开支，全矿工人一年就需要一万六千元。
厂里为他们修建了漂亮的洗澡室，每天工作完了都可以洗澡，而且不收费。
“在这舒适的洗澡室中洗过澡换上了自己的料子衣服，大皮鞋一穿，手表一带，真好像大学生一样。”
有一个工人同志带着心酸的口吻说：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几辈子都是传代工人，也不认识一个字，今天我的孩子居然上了中学，在旧社会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另外我还要说几件事给你们听听。
我们工人每天下坑道四小时，上来休息的时候发给我们保健糕点，每人每日鱼肝油丸两粒。
光我们这一个厂劳动保护费一年就用八十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元。
家属补助费十万元，福利费一百零七万三千七百九十元。
矿上有电影机五部为我们放电影。
另外我们自己还组织业余剧团，有京戏、评戏、晋剧……”。
这些好处真是数不胜数。
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那儿会有今天”。
眜着良心说瞎话的右派分子！
你们睁开眼看一看，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像你们所说的共产党把事情搞糟了吗？
成绩是次要的吗？
下面我想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右派观点和右倾思想在我们戏剧界的表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例如最近吴祖光在戏剧报11期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说解放几年来戏曲工作不但没有搞好，而是搞糟了。
这一切都是党的领导造成的。
他说目前戏剧舞台上那些活跃着的，有成就的演员，没有几个是解放八年培养出来的。
且不谈别人。
就拿我自己来说，不错，解放前我是已有了些名声。
可是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相比较，那真是有天渊之别。
在旧社会里，我识不得几个字，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像虫爬似的。
演戏时很多句词不懂就唱了，对人物分析就更谈不上啦。
没有导演排戏，两人说说就上戏。
忘了词就在台上乱编“水词”。
戏长了可以随便减短，行话叫“马前点”。
戏短了可以随便拉长叫做“马后点”。
当时的艺术质量可想而知。
解放八年来，我有机会上了学，现在已读初中，能写普通的信。
政治觉悟也提高了。
因此，也就有能力分析剧本和人物思想，初步懂得怎样排戏了。
我们到工地、前线去演出，有机会体验人民的生活，在创造人物上有了生活的源泉，因此艺术质量比解放前大大提高了。
就拿“秦香莲”一剧来说，解放前演了多少年，一代传一代，老是那样，没有什么提高。
而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配备了导演、文学家、音乐工作者、美术家，使我们学习了不少新东西。
所有这些成绩，不都是解放后党的大力培养和关怀才获得的吗？
再说，一个演员的培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从六、七岁就上台演戏，到解放前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就是栽一棵树吧，也不是七、八年就能长成大树的，何况是培养一个演员呢？
怎能要求在七、八年内就培养出像梅兰芳那样的演员出来呢？
吴祖光对剧目的看法是：
“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写照”。
我觉得这种说法真是片面性到了极点。
我国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流传下了大量的优秀剧目。
但由于在旧社会不重视人民的创造，很多剧目都失传了。
解放后由于党重视民族遗产，号召大批文艺干部下团帮助戏改工作，就剧目来说，就挖掘了五万八千多个戏。
发掘一千多个优秀剧目。
参加剧目整理的干部有一千多人。
受群众欢迎的剧目有几百出。
如刘巧儿、祥林嫂、秦香莲、西厢记、小女婿、白蛇传、李二嫂改嫁、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
有的演出多至一千多场。
又如有些剧种如昆曲、河北丝弦等，几乎要失传了，但，在党的关怀下，今天在舞台上又新生了，并且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这些惊人的成绩，难道不是依靠党的领导吗？
为什么吴祖光却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他又说：
“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
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是这样吗？
我们看看观众买票的情况吧！
有的人为了买两张票抗着被子夜里去排队，这难道是领导上塞给他们去看的吗？
每当演出一个新戏，都会接到群众大批来信，剧院对群众的来信从来都是重视的，群众有很多好的意见都被导演们采纳了，这能说群众不关心不喜爱这些剧目吗？
能说是硬“塞”给观众看的吗？
假使吴祖光同志能够深入群众听听他们的反映，也就不会如此的主观片面了。
另外吴祖光还认为戏曲的领导都是些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把组织和个人完全对立起来看。
因此按他的说法，就是企图想取消党的领导。
解放八年来，戏剧事业蓬蓬勃勃的发展，没有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
是谁使得艺术家的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是谁指出了艺术的发展方向？
是谁告诉我们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谁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就拿我们中国评剧院来说，如果没有党在思想方面、业务方面、组织方面的具体领导，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搞，那真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我坚决反对开倒车的思想，谁要是再把我们拉回旧社会的私营班社的老道路上去，我宁愿不干戏剧工作了。
是党给了评剧以青春，今天评剧剧种已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
谁要想使戏剧事业脱离党的领导，谁就是戏剧的罪人。
无论什么样的挑拨离间，也不能丝毫动摇我们戏曲工作者依靠组织的心。
我不会什么理论批判，只是把我个人的亲身体会写出来作一新旧社会的对比。
让那些有右派观点的人好好想想，他们提出的那些歪曲党否定党的错误言论究竟目的何在？
他们的思想根源又是什么？
现在是该诚心向人民交代的时候了，否则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右派分子的阴谋一定粉碎
许广平
刚才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届第4次会议，是一次不平常的大会。
在人民代表们愤怒的揭发和声讨的万丈光芒下，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给冲刷出来了。
人民反击右派的浩荡声势，像百川奔腾似地形成了强大的巨流。
前些时候，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是多么飞扬跋扈，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啊！
现在却在众目睽睽的怒视下，成了灰溜溜的“过街老鼠”了。
这一情况，又一次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说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结实地扎了根，谁要妄想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谁只有碰得头破血流。
回忆在大会之前，特别是6月08日以前，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右派分子曾经“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
气焰非常嚣张。
但是右派分子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大会开始以后，代表全国工人、农民、战士、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和华侨的代表们，一致义愤填膺，对右派分子绝不宽容地加以讨伐，或举实例，据理说法，或加申斥，揭露丑恶。
这里，大家一致的语言是痛击右派，一致的感情是更加信赖党，一致的目标是捍卫社会主义。
经过二十几天的小会、大会，右派错误的言行被揭发、驳斥得体无完肤，闭幕之日，若干右派骨干分子开始向人民投降了。
右派分子的遭到惨败是必然的。
有人曾经分析过他们的基本队伍，指出他们不过是一些“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钧之流；
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如罗隆基之流；
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黄绍竑之流。”
（程潜先生语）以他们这一小撮人的力量，竟敢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国人民挑衅，真如蚍蜉撼大树，不遭到惨败难道是可能的吗？
至于从右派分子采用的战略战术来看，尽管他们也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但其所运用的方法，除了歪曲、诡辩、造谣、欺骗、诋毁、诬蔑、煽动、放火之外，尽管伪托千万个理由，但没有一条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得住脚，因此，只有引起人民代表同声愤慨的驳斥。
例如一位工人代表说：
“如果谁要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我们工人就要拿起铁锤和他们拚”。
一位农民代表说：
“谁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打碎他的脊骨”。
又一位农民代表正告右派分子说：
“你们如果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末，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
十九位解放军和志愿军代表联合发言说：
“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垮它，消灭它”！
这位发言者还代表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宣读了一封信，生动有力地回答了王德周之流的反共叫嚣，信里说：
“王德周先生，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定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
就这样，在人民强大力量的面前，会上再也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敢于出来放肆，颠倒是非，胡言乱语，而开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地向人民伏罪了。
当然，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人民不会简单到以此满意。
还必须继续彻底全部的要他们把底子翻过来，把臭缸倒得干干净净，不搞得透彻、干净，决不收兵。
现在，右派阴谋已经揭露、真相业已大白之后，有些人还存有浓厚的温情主义，不敢对右派进行批判，觉得都是过去的熟人，碍于情面，不好下手。
必须认识：
右派分子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他们心怀贰志，一心想要恢复资本主义，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目标。
我们看：
章伯钧借口向党和人民“要求民主”，实际上是要党和人民按照他规定的路子走；
罗隆基要党和人民对他“三顾茅庐”，实际上是他要把人民当作阿斗来看待；
至于什么“自由选举”，“轮流执政”等等滥调，连美蒋敌人也在说这是他们“‘反共进攻’的大陆基地”，是右派分子要我们“自促垮台”，难道我们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并且在解放后受了几年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还看不出来吗？
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容情的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
在一切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勇于投入斗争，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不能缩手缩脚。
这是关系着我们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
如果我们还蒙着温情主义的面纱，不从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和自己的旧阶级斩断千丝万缕的连系，不站稳劳动人民的立场，尽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自己的魂魄就永无所安，不但于六万万人民的事业不利，而且也难保证自己有一天会不摔大跤的。
因此，认真坚决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也正是自我锻炼、自我改造的过程。
现在看来，右派的基本队伍已经溃败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也被我们打乱了。
但是，我们反击右派的任务，却还没有完成。
因为右派分子还没有彻底向人民投降。
比如有的还在假装糊涂，说什么反右派的斗争“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开始清醒过来”（张云川），有的过去公开叫嚣，要别人以“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来“帮助党整风”，现在却想为自己开脱罪行，说什么他“已在事实上做了章、罗思想的俘虏”（马哲民），有的还在玩弄花招，说什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章乃器），甚至如章、罗联盟的首脑也还在矢口抵赖，说什么他和章伯钧“只有思想上的联盟，没有组织上的联盟”。
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群众所揭露的大批材料，和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章乃器、陈铭枢等人的所谓“检讨”加以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私货向人民全部交代出来，我们必须追究到底，右派分子不最后全部缴械，我们决不罢休！
从这次反右派斗争当中，我们全国人民再一次地得到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是我们指路的明灯，我们全国人民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她。
只要遵循这坚强的领导，我们就能一步一个胜利地打败一切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勾当，今后，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斗争，右派分子的阴谋一定粉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哀悼意大利名作家马拉帕尔特
萧三
本月19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意大利著名作家枯尔秋·马拉帕尔特在罗马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我们觉得非常哀恸！
马拉帕尔特去年10月来到中国他一下飞机就表示他来中国访问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的无限景慕。
他认为人民中国成立后只短短七年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是惊人的。
马拉帕尔特是一个多么热情和富有正义感的人呵！
由于他的知识丰富，眼光锐敏；
由于他在来到中国之前贪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书刊，历史和地理的、古典和现代文学艺术的，他对于中国已不陌生。
在出席了鲁迅和孙中山纪念大会、游览了中国各地并逗留了一些日子之后，马拉帕尔特成了热爱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朋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祖国），他自己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
我们对这位正直的外国的新的最好朋友曾经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马拉帕尔特非常反对他本国第1个来到中国的前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看法，因为马可波罗曾经说，中国是个野蛮的国家。
相反，马拉帕尔特非常称赞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
他不只一次也不只向一个人谈述他对于中国最好的印象。
他经常说，中国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最可爱的，中国人是世上最高尚的民族。
（他出席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后对人说，中国人民很关心文化生活，这种情况在欧洲却是稀有的。）
在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之后，马拉帕尔特在纪念册上写道：
“参观后我心中非常激动（混乱）。
我对自己以前的工作感到不满”。
写好之后又对陪同去的人申述他对鲁迅的敬仰，认为鲁迅一生是为人民而工作，每一篇作品都有深刻的意义。
许多别的作家只求文字美，而内容毫无意义。
自己过去虽写了些较有意义的作品，但和鲁迅的作品相比则差的远。
他又说，对鲁迅爱护青年的精神也很感动。
从这也可见这位意大利作家的谦虚。
1931年马拉帕尔特写了一本书反对希特勒，这是欧洲第1本反法西斯的书。
墨索里尼为了这，监禁并放逐他五年。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每星期都给“时代”周刊写一篇文章。
他也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周刊“新生活”写文章和通讯。
马拉帕尔特去过苏联，写了许多关于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
匈牙利事件后，西方某些知识分子中间曾发生动摇，资本主义世界滚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
正在这个时候马拉帕尔特发表自己的赞美苏联的文字。
马拉帕尔特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是颇为高明的。
他直率地批评在中国所看见的一些戏剧、电影。
他建议我国文艺界多努力产生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
他几次向我们提议制出一部关于“长征”的影片。
看了“祝福”之后马拉帕尔特大为称赞说，内容好，技术高，主角白扬也演的很好……但在导演的某些方面还嫌不大成熟。
他说的是祥林嫂受到刺激时脸上的表情过于强烈，他说，用面部表情来表达强烈反应的这种技巧已经过时了……
马拉帕尔特和我国戏剧界会谈有关“雷雨”的一些问题。
他认为演员的水平很高，可和巴黎的演员相比。
导演水平也很高。
在中国能看见这样设备完全的剧院也使他惊奇。
他说我们的话剧进步很快，但外国不知道，因为我们只向外国介绍古典艺术，新的东西则介绍的很少。
他建议我们每年举行一次戏剧节，请外国有名的戏剧家和演员来观摩……
马拉帕尔特自己的写作面颇宽，写论文、速写、通信、小说、剧本。
他曾写过“列宁传”一本书。
他写的一个剧本“资本论”，描写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情况的，于1949年在巴黎曾上演九十多场，尽管资产阶级多方阻挠、反对。
最使马拉帕尔特感动的是中国的监狱。
原来，当中国艺术团在意大利演出的时候，意大利某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在报上写道：
“不要给我们看京戏，让我们 看看中国的监狱吧！”
也正是这个原因，马拉帕尔特特别去参观了北京的监狱。
第1个印象使他惊奇的是监狱里没有铁栏杆等等，里面非常清洁。
再则是犯人们可以在狱中来往走动，不受限制。
他说，中国监狱对犯人的待遇是真正人道主义的。
他说一般的刑法都是镇压，是惩办；
但在中国是教育。
这就是最大的特点。
马拉帕尔特举他自己住过监狱的经验说，平常的监狱每天只允许犯人“放风”一小时，但他看见北京监狱里的犯人可以在狱中来来往往，并且可以作工、学习、参加体育、文化等等活动。
这种情况在欧洲及其它各国是不存在的。
那里的罪犯整天被关在屋子里，而且常受拷打。
因此他说，从这里更加明显地看到了，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庄严的。
他又说过，中国人都尊重自己的劳动，这单从保存古物名胜一点就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和善有礼。
他在中国许多日子，走过许多地方，就没有见过一次人们打架、吵嘴、骂街的事情。
在纪念孙中山九十冥寿的前夕，马拉帕尔特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交谈了许久。
这使得他当夜兴奋得睡不着。
他说，他当天的小病也完全好了！
事后他逢人便说，毛主席是完人，他很平常，很伟大。
会见之后他写了十几页的通讯，寄给了“时代”杂志。
“新生活”、“时代”都给他拍来电报说，已经收到他到中国以后所写的几篇文章，并称赞他写的精彩。
（第1篇的题目是：
“从莫斯科到北京”，在“新生活”上发表了。）
马拉帕尔特游览了中国各地。
在重庆旧病复发，回到北京即入协和医院治疗。
我们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他总是说，要留在中国，要写完他那本已经写了二百页的关于中国的书。
到他觉得非回国去不可的时候，他几次哭了，临上飞机的时候也和送他的人们拥抱而且流泪了。……
他回国之后，意大利政府为了表扬他对文学新闻事业的贡献，给予他特别奖金。
回到罗马之后他继续进行医疗。
意大利各界人士，包括政府部长和他的朋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同志，都去医院探病访问。
一位政府部长，也是马拉帕尔特生平的朋友，去看他时，他盛气责备部长们对中国的无知和意大利现政府执行别国政策不承认人民中国……（据说，他生气地叫那位来访者“滚出去！”
）
。
马拉帕尔特深为自己未能在中国完成那部关于中国各方面生活的书而觉得歉仄。
但他说，回国后一定也写成。
我们也殷切地希望能读到这部有重大意义的书。
但是不幸，病魔终于夺去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光辉的生命。
这对意大利和我们大家是多么不幸！
这怎能不引起我们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同样深刻的悲恸？！
马拉帕尔特遗著有名的为：
“坏了”，“皮肤”，“托司康尼人咒骂”（注：
托司康尼人所说的意大利语被认为是最美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
一个外国的非党的大知识分子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久，却如此热情地爱我们的一切，爱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
谁都知道，今天在全世界我们有成千成百的这样的国际朋友，在这里不一个个例举了；
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内中也有所谓大知识分子，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而竟黑了良心，肆意诋毁谩骂，反对我们党的领导，反对我们人民和社会主义，你们站在马拉帕尔特的灵前，能不愧死么？
？
？！
！
！
1957年07月22日

站稳立场，划清界限
李少春
我愤怒！
我非常愤怒！
右派分子们，竟敢乘着我们党号召整风的时候，施展其魍魉伎俩，猖狂地向党进攻，妄想篡夺党的领导。
他们那卑鄙无耻的手段，不论在科学界、文艺界、工商界……每个角落里，无所不用其极。
拉拢利用些头脑不清楚的人，为虎作伥，丧尽天良的肆意诬蔑党的领导，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是我们不能容忍而且不可容忍的大事，我们应当坚决的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投入这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平日，常常听到有些人说：
“我如何如何的受到党的教育，党的培养，党的恩惠，党的温暖，我一定要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
话尽管是这样说了，最重要的，应当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话。
到了现在这个紧要关头，那就应着古人那句话：
“疾风知劲草”了。
就在这阵子疾戾的邪风进攻我们党的时候，就有些人口称是糊里糊涂的受了右派分子的利用，而实际上已然作了“迎风放火”的人。
我想：
在他们检查自己的时候，空说什么“我一定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是空洞的，无用的。
应当大胆地，勇敢地，老实地揭露出右派分子预期的阴谋。
只有这样，才能在“疾风”中显出“劲草”来。
痛心的而又使人愤怒的，是右派分子在文艺界放火的行动，已经具体地伸入我们的中国京剧院，15日报端揭露的事实，有目共睹。
这种毒辣的阴谋，很明白是要摧毁我们的戏曲事业，把那些在解放后受到党的教育而逐步提高的演员，拉回旧社会去，达到他那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幻梦！
朋友们！
谁没有一颗心？
谁没有一颗良心！
我们仔细的想一想：
在过去我们艺人过的是什么生活？
在旧社会里是什么地位？
虽然我们在演剧技能上，有些成就，而旧社会里那些豺狼鬼怪，是怎样的看待你？
前尘不远，旧梦犹温，抚今追昔，能不凛然！
所谓谈虎色变，痛定思痛，我们应当有明确的认识了。
以我个人来说：
不错，李少春三个字，过去是有些人知道的。
但是李少春所以叫人知道，那只是为了生活“吃饭”。
就是单纯的一个吃饭问题，也并不那样简单。
为了赡养一家几十人吃饱了肚子，不论在什么环境，也要上台。
记得有一个夏天，我贴了“打金砖”，忽然我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急诊之下，勉强好了。
可是我不能不演，主要倒不是戏院不同意，而是我为了吃饭，等米下锅，不可能不带病上场。
像这样的事，我想同行们都会有此同感吧！
解放后的今天，这样的事绝对没有了。
党对我们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在地位上推崇我们，在艺术上策进我们，在事业上鼓励我们。
我们过的是幸福生活，真正的追求艺术，几年来，我们在国内国外的地位，真是“百尺竿头，指日而上”。
但凡一个有良心的人，怎能不亲亲切切爱护我们的党；
敬爱我们的党的领导；
诚诚恳恳的保卫我们的党的领导呢？
最近，我嗓子闹了点毛病，组织上不但替我介绍医院去检查诊治，还叫我多多休养，在休养期间，给我安排了适当的学习机会。
我想：
不止对我一人如此，对待同志们都是如此。
党的领导真是伟大的！
温暖的！
铁一般的事实在此，有什么理由，能够灭却良心，不辨是非的向党诬蔑呢？
但是，现在就有些人，已然接近了右派分子的边缘，公然给右派分子作了些事，这怎能不使人愤怒！
非常的愤怒呢！
毕竟党是英明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得出来：
你们虽然接近了右派分子的边缘，而实际上是被拉拢的，利用的。
你们应当感激党，感激人民，从泥潭里援以仁慈之手！
我想：
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感念及此，立刻回头，真正的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尽量的揭露出右派分子鄙卑龌龊的阴谋。

一颗红透的心
刘德鑫
我想起了一位老同志的故事，
在一个金光灿烂的早晨。
那是1936年的秋天，
他负伤在青甘边境。
团长给他一匹骡子，
走着走着，失掉联系，离开了红四军。
部队哪里去了？
部队哪里去了？
回答他的是黄土高原滚滚的风尘。
留在这里等于死亡，
北上抗日召唤着他的心。
这只雾海的孤帆呵，
开始寻找指点方向的标灯。
找不到部队怕什么，
延安——
那不是党中央所在地，抗日的中心？
走，向着延安，讨饭也得回去！
蛟龙必须归大海，
孤雁必须找雁群。
可是到延安不熟悉路径，
只知东渡黄河，两千里行程。
没有地图，没有健康的腿，
困难啊，像座大山把道路堵紧。
“凭太阳辨别方向，以万里长城为道路”，
他又前进了，用吞没山河的气魄，
健康的心！
太阳起床他出发，
太阳下山他宿营；
撕下裤管作饭口袋，
没有柴烧捡牛粪，
讨点麦麸吃，住进羊群的避风坑。
不管伤口生了蛆，不管眼珠陷得深，
凭一根竹棍，一颗红透的心，
前进！
前进！
前进！
终于呵，那末一天到了：
黄河在阳光下
迎接这个带伤讨饭归队的红军。
我想起这位老同志的故事，
在这金光灿烂的早晨。

不朽的英雄杨根思（油画）　宗其香

孑孓和蚊子
吕丹
一阵暴雨过后，雨水漫着大地，像决了口的洪潮，流向海洋、江河和湖泊。
同时，也冲进那幽暗的臭水坑……。
生活在臭水坑里的许多生物，都勇敢地跳进这新的水源，洗涤着由于长期生长在臭水坑中而沾染的周身酸臭。
孑孓却大叫大嚷：
“这简直是暴力！
残酷！
破坏我舒适的生活！”
紧接着是和风细雨，地面上清澈的水，一天多似一天；
汇成的巨流，不断地向所有的地方流着。
这一来，孑孓越想越恨，越恨也就越懊恼。
最后大声疾呼：
“你们都说臭水坑不好，但它孕育了生命！
而你们，正在屠杀生灵！
这是道德的毁灭！”
它说着，说着，又沉醉在回忆里：
“臭水坑哟，你是多么美丽哟！……”
它的这些言论，深深地得到蚊子的赞许：
“有胆识！
有骨气！
你们将要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我表示对你拥护、钦佩和支持。”
“只有蚊子才够朋友”，孑孓想。
因而它恨透一切，恨江河、恨水族、恨人类。
于是它疯狂地跳呀、撞呀、摇呀，想用它那细小的身躯，动摇整个世界。
可是当它意识到自己的打算不能达到的时候，意识到过去的环境已一去不返的时候，它无力了，衰败了，干枯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躯壳。
不知是谁发现了这个机密：
孑孓和蚊子本来是一家子。

我对蒲州戏演技上的观感
邓初民
谁也知道，歌、舞、诵（道白）、奏，是中国戏曲的四大组成部分。
是“诗”，是“史”，是“事”，也成为中国戏曲的三大混合要素。
蒲州戏（蒲州梆子腔）和其他几个古老的剧种一样，在这点上是保存了它自己继承来的传统特色的。
在许多戏中，都是“歌以称之”（称其意）舞以象之（象其形）的从剧中人应有之生活深度，予以艺术夸张，表现得非常美妙自然。
演到筋节处，会使人有一种神情开阔的感受。
的确，蒲州梆子腔是个比较古老的剧种，保存了三四百本古老的剧目，也保存了不少的较古老一些的传统表演技术。
所有“捋须”、“弹冠”、“提袍”、“拂袖”，以及“翎子工”、“髯子工”、“鞭子工”、“翅子工”、“步工”、“跷工”、“幡工”、“靴子工”……等等，无一不是配合着他们的手式、眼力、身段，在渗透了一定的生活感情之后而变为很优美的艺术舞蹈形式的。
就拿这次来京演出的几个主要角色谈吧：
“跷工”，是老艺人王存才的绝技，可惜在未来京前就与世长辞了。
据说他的跷技，并不在早年“名震京国”的老十三旦（洪洞侯俊山）以下。
“帽翅工”经阎逢春同志改进又有了新的发展。
“放饭”、“杀驿”、“忠义侠”等剧中，类多“帽翅工”参差其间，获得观众格外赞赏。
王秀兰同志，系蒲剧旦角中后起之秀。
她在“藏舟”、“洞房”、“明月珠”、“燕燕”与“红娘”几出戏中，对人物性格的刻划，每个戏各有不同。
她在表演上“词情声浪”与“内心情感”有许多地方耐人寻味。
至于张庆奎同志因十三岁名噪歌坛，艺名多呼之为“十三红”。
他的确是个很优秀的角色。
我认为他的“拆书”、“宫门挂带”和“三家店”等戏的演出，无论身架、动作、表情，似乎都已接近到艺术上熟透的阶段。
花脸除京剧外，在地方剧中，杨虎山同志也称得起突出的一个，“九江口”、“？
蜡庙”、“通天犀”、“赠绨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筱月来同志，虽然是个蒲剧小生，但他对“出五关”等关公戏也有所擅长。
据某些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同志们谈，明清以来，蒲州梆子腔在北京曾称之为“西部”、“西腔”、“梆子腔”、“勾腔”、“山西梆子”、“山陕梆子”等等，直至郭宝臣（元儿红）侯俊山（十三旦）以后（清末民国初）才渐次绝响于京师。
郭与侯所唱的梆子腔，系“高调蒲州梆子”（参合雁北音、张家口音与直隶土调混合而成），当然与今天的蒲州梆子腔有“同工异曲”的差别。
因此，我感到这个剧种是值得推荐的，它可能保存着自元曲以来的许多传统优秀表演手法与技巧，可供大众欣赏和研究，尤其是戏曲界同志们的欣赏和研究。

“革命世故”解
李光迪
读了萧乾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见本报6月01日第7版）之后，我很有一些感想。
现在就他所说的革命世故谈谈吧。
萧乾说“革命世故”的表现是“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还嘴，反而抢先检讨”；
还有，就是“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的“戒备状态”。
这是一幅可怕的图画。
虽然作者欲抑先扬，也用了一句“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作陪，但是他显然认为，新社会的精神面貌灰暗阴沉，一无是处；
人与人相互之间如临大敌，互相戒备。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但几年来我们社会上蓬蓬勃勃的飞跃发展，工厂农村里争提合理化建议，批评领导，改进管理，提高生产的普遍情况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拿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雕刻、舞蹈、音乐等文艺创作上演和展览方面来说，又有什么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这样全面的丰富的发展呢？
如果我国社会真是像萧乾所说的那样灰暗阴沉，劳动积极性如何能这样发扬？
精神生活如何能这样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代？
物质建设如何能有这样的发展？
萧乾或者想把人们在某些情况下所表现的谨慎说成是所谓“革命世故”。
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必须加以分析。
譬如说吧，国家从几乎灭顶的泥浆中站起来了，光辉灿烂，谁能不爱它？
社会主义使我国的八年跨过了过去的几千年，使广大劳动人民活跃在国家的舞台上，第1次做了中国的主人，第1次有目标、有信心、有办法、生活有意义，谁能不爱它？
领导人民得到这一切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谁能不爱它？
为了这种大爱，很多人不愿自己的一言一动对所爱的东西有丝毫伤害，唯愿自己的一言一动都能把事情作得更好；
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不愿意信口开河；
想到敌人和坏分子的存在，不愿意让自己的疏忽被他们所利用。
这些现象，乃是我们民族谦虚谨慎的美德在新条件下的发展。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那就是时移势易，自己的野心不得自由发挥，对事对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得自由表现，满目工农大众，满耳社会主义，身在群众之中，心为化外之人。
于是就来了一套对付革命时代的剥削阶级的传统世故，平常人云亦云，伺机发挥一通，这又是一种。
这两种现象当然不能包括社会现象的全部实际情况。
在掀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许多人，主要是中间阶层，不能在八年岁月之中就完全适应新的生活和新社会的要求。
新旧有所不调，反映为表现上的拘束，这也是一种。
萧乾的魔术就是要把这几种性质不同的态度混为一谈。
第1种态度是好的。
抱着第1种态度生活的人们对事对人对己爱憎分明，对人并不是不即不离。
他们有歌颂、有关切、有口诛、有笔伐，不是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
在他们中间有伟大的、深远的精神上的一致性。
他们的目标相同，道路相同；
同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将来的社会主义花园。
因此，党的号召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愿望的红星。
尽管在完全理解和身体力行方面，有先后多少之不同，但是党的号召也就是他们自己心欲言而口不逮的自己的看法，不怕人讥笑说是什么人云亦云。
第2种态度是保留了许许多多资产阶级思想而又视为至宝的少数人所有的态度。
本着这种态度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可就难了。
他们也有爱憎，但是需要深藏起来，于是就对人不即不离。
他们也有所要骂，有所要捧，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市场里，他们却不容易找到买主，于是只好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甚至对“什么号召”也要人云亦云，而内作保留。
至于第3种态度大体上介乎上述两者之间，这也是社会大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中，人们有所退缩，也有所追求；
有所留恋，也有所倾慕；
有所犹豫，也有所拥护。
在这样复杂交错的思想斗争和生活锻炼中，一般地说，人们还是在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调整前进。
如果萧乾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善意和公正的观察者，他对于今天社会的这些实际情况是不难看到的。
解放以来他有不少机会看到全国面貌的深刻变化，他住过农村，到过工厂、城镇和草原，他接触了各阶级各阶层的人。
难道说八年之中，他的所见所闻都是所谓“革命世故”，都是不即不离、不疼不痒、人云亦云、不问是非抢先检讨之类吗？
实际上，萧乾所指摘的一些具体现象其本身就值得研究。
就拿他所讲的抢先检讨的事例来说吧。
客人怪衣服烫糊了，向店员“飞帽子”，店员为衣服烫糊了马上检讨。
当然，这个洗衣铺应该赔偿客人的损失，但是主动检讨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对。
为什么那个店员就算是摆“革命世故”？
难道一定要犯了错误反而矢口否认，抓住“飞帽子”来大骂一通，才算是不世故么？
再譬如人云亦云的问题吧。
世间本来就无所谓只要人云了自己就不能云的事。
问题完全不在于有了号召能不能人云亦云地加以支持和拥护，而在于这种号召是否大道理之所在，是否众心之所归。
假如不是这样，而是没有道理，是违反人心的趋向，那么，即使靠着枪杆子和金钱驱使一小撮狐群狗党做了啦啦队，那种号召也还是落空，不但不能在广大人民中得到共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
国民党反动统治曾经无数次号召反共，结果反而被共产党和人民赶下了海。
假如是真理所在，是人心所向，这种号召就必然不但要引起深刻广泛的共鸣，而且要变成排山倒海的群众行动。
以一年多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说，那种敲锣打鼓、鞭炮连天的情况，即使有任何人听着心烦，看着讨厌，要想加以阻止也是势所不能。
因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群众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要求。
而且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流一滴血就顺利完成，当然也不能不激起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等等的交口颂扬。
萧乾究竟从什么地方看出广大人民和无数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号召所表示的万众一心的支持是“革命世故”，是空洞的人云亦云，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呢？
他认为他们应有的看法是什么呢？
当然在历次的号召中，也是有人把自己的看法藏起来而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的。
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坏打算，这种坏打算却藏不了多久。
本来万众一心的表现（人云亦云）同独立思考不是绝对对立的东西，而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
但是萧乾在他的“革命世故”论中却把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好像是现在只有毫无头脑的人云亦云，而消灭了个人风格、个人看法，消灭了独立思考，这就无以“异于禽兽”。
这种抹煞一切的论断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解放后许多人写了许多东西。
有的人写得生龙活虎、有的人原有的风格改变了；
这不一定是坏；
有的人缺少风格，平淡无力；
有的人根本没有写。
这有许多原因。
如果把这些情况统统说成是个人风格和个人看法被消灭了，那么，很多作家就不能心服。
而且，许多剧种和许多有独特作风的新演员的出现又将作何解？
类此情况，在其他文学艺术部门和整个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
即以萧乾为例，解放后萧乾写了几年的文章。
什么人把他的个人风格、个人看法消灭了呢？
独立思考和个人风格的问题当然都不仅是文艺问题。
试问萧乾，像章伯钧那种资产阶级流氓野心家的个人风格应不应该消灭呢？
像罗隆基那种美国买下民盟还有赚头的个人看法和主张应不应该消灭呢？
难道消灭了这样的个人风格，独立思考，也会变成禽兽么？
人人都应该独立思考，但是独立思考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概念。
有人凭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良心来独立思考，有人凭着资产阶级的黑心来独立思考。
归根到底，思想都有它的类型，有它的阶级本质。
当有的人根据英国工党的主张和作法来思考的时候，难道他是独立的吗？
我们主张人民应该凭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良心来思考，这种思考现在还不够，还不是普遍的，因此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号召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反对凭着资产阶级的黑心来“独立”思考，想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涂得一片漆黑。
对于这样的“独立”思考，我看不但党的领导不会“放心”，人民也不会答应。
共产党决不做人民不答应的事，所以尽管有人反对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