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
向首都高等学校毕业生作报告
新华社17日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16日晚上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联合举行“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到会向北京市二十九所高等学校本届毕业生一万二千多人作了报告。
报告会是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持的，北京各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也出席了报告会。

国防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讨论了军事建设概况汇报和两个草案
新华社17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在7月16日到17日举行了第3次全体会议，到会的有副主席、委员共六十九人。
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国防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建设概况的汇报，并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关于军官退休优待办法的暂行规定两个草案。

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
现在我们都公认毛主席这样的论断是正确的：
在我们国家里，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反革命分子不多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明，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摧毁反革命势力的历史任务，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阶段。
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过去几年来的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
这本来是很容易了解的事。
然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那些企图用庇护反革命分子和成立所谓平反委员会来取得政治资本的英雄们，却竭力散布种种谬论，特别攻击1955年开始的在机关学校进行的肃反运动，说它“糟糕透顶”，根本没有成绩可言。
另外一些人，或者由于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或者由于把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当作全体，也随声加以附和。
为了澄清这些错误意见，对于肃反运动（主要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究竟有无成绩，成绩大小，必须根据事实，加以实事求是的讨论。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复杂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敌人是隐蔽的。
正因为这样，我国人民在肃反斗争中，不但依靠专门的国家机关——公安部门——的工作，而且首先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
我们认为，只有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这个斗争，才能比较容易发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能比较少犯错误。
要错误少就得经验多，而经验是需要积累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估计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绩和错误。
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1，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在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在这些反革命分子里面，有美蒋特务机关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有老早就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
把他们清查出来，对于我国的国防和建设的安全，无疑有极大的意义。
第2，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
一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不少长期潜伏的和美蒋派来的特务间谍分子。
1956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减少了40％以上，其他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
对于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帮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展。
第3，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例如隐瞒参加反动组织、隐瞒反动身份、隐瞒历史上的恶迹等等的问题。
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划清敌我界限，而他们自己也将背着沉重的包袱。
现在，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
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
第4，经过肃反运动，群众比较懂得了怎样去识别隐蔽的敌人。
使广大群众具有对隐蔽的敌人的警惕性，具有识别暗藏反革命的能力，不仅过去和现在需要，将来也仍然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集团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还存在。
大家都看到6月09日报纸上的一条消息：
06月07日晚上，一个特务分子在广州文化公园扔了定时炸弹。
如果不是被两位青年学徒发觉，就不知道会有多少游客死在特务手里。
很明显，群众的这种革命警惕性，经过肃反运动是更加提高了。
以上所说的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
否认肃反运动有成绩的有几种人。
一种人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
人民认为肃反很必要，他们却认为肃反本身就是错误。
人民因为肃反的结果得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而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他们则因为自己的阶级本能，在思想感情上总觉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而对于肃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对于领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心怀怨恨。
这种人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例如黄绍竑，在解放以前本来是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刽子手。
这样的人，对于肃反运动怎么会不竭力反对和加以污蔑呢？
另一种人承认肃反运动有成绩，却认为成绩太小了。
他们说，“搞来搞去没有搞出多少反革命分子”。
在他们看来，八万人的数目是太小了，值不得“小题大作”。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首先，就是不说肃反运动给予整个反革命活动的沉重打击，也不说由于肃反运动才投案自首的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单是八万个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什么小事。
难道一定要八十万个，八百万个，才值得我们兴师动众去肃清么？
其次，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
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又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民主同盟成员潘恩溥，是一个叛徒和中统特务分子。
他曾经破坏内蒙古东胜旗革命运动，出卖党的负责人，致王若飞同志被捕，田得秀同志被害。
又如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于民一，原来是1938年混入革命队伍的中统特务。
又如，公安部十局副处长张荣桂，竟是一个混入共产党十八年的特务，早在1935年他就参加了国民党反革命组织C．C．。
让反革命分子掌握了重要职务，窃据了要害部门，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敌人在我们的革命堡垒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弹”。
这些炸弹一旦爆炸，就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难以逆料的损失。
还应该指出：
在1955年—1956年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而且这里面还有相当数目的重要的特务间谍。
广州市第15中学教员黄然，1955年03月经澳门的特务分子张维安、张维柱介绍，参加了蒋帮特务组织，被委任为“广州工作组组长”。
他曾八次用密写、暗语等方法同特务组织联系和寄送情报。
武汉市劳动局调配处会计王鹏，是蒋帮保密局的上尉通讯员，解放前干过逮捕进步学生、监视中共代表团等罪恶勾当。
1949年，他在日本的“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员训练班”受训，1950年就潜回大陆进行特务活动，向敌人送过密写情报多次，并阴谋架设电台。
山西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四级工程师王孚中，骗取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审查结果竟是奉保密局太原站长田畯之命，携带电台一部，潜伏下来进行特务活动的军统特务。
有人说，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间，大部分并非身居要职，也不是现行犯。
但是第1，对于重要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不能简单地拿数字去判断；
第2，没有身居要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对于人民的危害性也决不允许忽视。
许多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河北滦县“千人坑”大惨案，有一千二百八十名爱国同胞在这个惨案中遭到活埋。
当时河北滦县日伪警察所警务股书记张占鳌，就是这次惨案的凶手。
在埋人坑前面，曾经有一位妇女搀着一个小孩，跪在他的面前求饶。
毫无人性的张占鳌竟一木棒把这位妇女打到坑里，然后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腿扔了下去。
解放以后，他改名换姓，混进了黑龙江省龙江县的教育界，当了小学教员。
1947年蒋军侵入山东省昌邑县的时候，该县角兰乡自卫团长毕音祥，同一帮匪徒活埋和惨杀了本乡的十五名革命干部，积极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其中五个人是毕音祥直接动手杀害的。
这个刽子手还惨杀了土改积极分子李永胜的全家，包括一个三岁的孩子。
直到这次肃反运动，才把他从第1汽车制造厂的杂工中清查出来。
像这样万恶的凶犯，能够听任他们消遥法外吗？
这样的刽子手，隐瞒了自己的血腥的历史，甚至改了名，换了姓，混在人民内部，虽然暂时同反革命组织中断了联系，暂时隐蔽不动，但是有什么根据相信他们已经痛改前非，真正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
一旦他们认为时机到来，他们就会重新擦亮屠刀来对付人民。
06月25日报载，山东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全家九人，有七人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
行凶的主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班长，对革命群众有过血债。
这一次他只是怀疑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细，就对申林台全家下了毒手。
对于这样的豺狼，难道不应该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动手以前，就把他们清查出来么？
彻底肃清反革命，这是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
正因为这次肃反运动在历次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新的巨大的胜利，清除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弄清楚了许多人的政治问题，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所以党和人民政府才有把握作出这样的论断：
反革命还有，但已经不多了。
再还有一种人说，肃反成绩的确很大，但是错误缺点更大，因而得不偿失。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当然，我们说肃反运动有巨大的成绩，并不是说在肃反运动中没有错误，没有偏差。
肃反运动确实有错误，在极少数单位，错误还很严重。
无论错误大小，有了错误就必须纠正，不能含糊。
但是这些错误同上述的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
肃反运动中究竟有那些错误呢？
错误的性质有两类。
一类是有些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漏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
另一类是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
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人。
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
究竟为什么一些共产党员会犯这种现在看起来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呢？
这是因为，反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本来是一件难事。
加以许多单位没有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把坏人当作了好人，或者把好人当作了坏人。
漏掉了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清查，不能因为肃反有了成绩而懈怠疏忽。
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种错误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有一些没有反革命活动、但是隐瞒了政治问题的人，在肃反运动中也曾被斗争过。
因为隐瞒政治问题而引起怀疑，隐瞒者本人不能说没有责任。
经过清查，现在才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
如前所说，弄清了他们的政治问题是好事，但是把其中有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却是错了。
此外，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
这些错误仅仅是发生在1955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时间很短，一经发现，就采取了纠正的措施。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
当然，如果可以避免的错误而没有避免，那是不能用“难免”论来推卸责任的。
但是像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
或者认真地进行，那就确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地防止错误的发生和扩大，尽可能地避免不能补救的错误。
这些措施确实避免了许多错误，但是仍然没有避免了也不可能避免所有的错误。
就错斗了好人的问题说，无论是直接被错斗的人，或者是同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自己参加了错误的斗争、感觉抱歉的人，或者是完全旁观、代打不平的人，对于这样的错误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认识。
错误都是不对的，不好的，不应该掩护和粉饰的；
身受错误损害的人，尤其不免有种种痛苦。
这是事情的一面。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
这种错误是为什么发生的呢？
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
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
是明知其为错误而故意犯错误？
不是的。
犯错误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假公济私、明知故犯、因而必须惩处的例外）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而且很难知道自己是犯了错误。
在最英明的统帅所指挥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证被炮火攻击的都是该受攻击的。
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到误伤。
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或者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
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看作冤仇呢？
同样，每一个能够客观地权衡利弊得失、分清大是非和小是非的人，对于肃反斗争中的错误，以及其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的错误，也不难作出正确的而不是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
毫无疑问，在斗争中，同一些人伤了感情，发生了一些副作用（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难于弥补的副作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我们认为，在一方面，暂时受伤害的人应该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整体，不要怨恨不已，必报复而后甘心；
在另一方面，在斗争中误伤了好人的人，特别是各单位肃反斗争的领导人，必须向一切受了伤害的好人公开承认错误，进行赔礼道歉。
当着原来参加斗争的群众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个工作许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已经取得了许多被错斗的人的谅解。
有些地方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应该立即毫不踌躇地认真补课。
即令有些人暂时还不谅解，我们相信，当他们彻底了解了肃反斗争的意义，看到了肃反斗争的某些错误确是难以完全避免，那些犯错误的人对他们确是毫无私怨，而且在认识了错误以后坚决纠正错误，向他们诚恳地赔礼道歉，当众恢复他们的名誉之后，他们终有一天是会完全谅解的。
说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指就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来说的。
至于某些单位，错斗了一些人，而并没有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根本那里就没有反革命分子，当然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即使在这样的单位，也不能抹煞肃反的成绩。
把一个单位的全体人员的政治面目弄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是成绩呢？
至于用这样的局部的情况去判断全体，那自然更不正确了。
无论如何，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给肃反运动泼冷水，决不能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泼冷水。
人民事业的进步；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依靠而且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任劳任怨、百折不挠的奋斗，依靠而且只能依靠他们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经验，提高觉悟。
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
对他们泼冷水，实际上也就是对革命泼冷水，对社会主义泼冷水。
反革命分子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还需要继续警惕，继续识别，继续清除。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是革命的人民的方针。
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对于过去的肃反运动的成绩和错误，作出透彻的分析和恰当的估计，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用事实来驳倒那些根本反对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才能够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肃反运动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才有利于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也才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积极性。

曾昭抡曾在科学界刮起一阵狂风
钱三强等揭露曾昭抡钱伟长的政治野心
下午的会上，首先由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作交代。
曾昭抡是科联副主席，钱伟长是常务委员。
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内容。
很多科学家要求在会上发言。
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钱三强在会上指出，右派分子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不能简单地看成科学界的事，而是章罗联盟窃取我们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第1炮。
钱三强说，曾昭抡在交代中说他没有参加预谋。
我们问曾昭抡是什么人？
曾昭抡一直是民盟右派，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俞大维集团的人物，由俞大维派到美国研究，准备回国以后搞国民党国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
他同右派分子张东荪一直到现在还有关系。
曾昭抡居然说是糊里糊涂掉在泥坑里，完全是骗人。
钱三强说：
刚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曾昭抡先来到北京，召集前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院士，指手划脚，俨然以科学院院长自居。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他就破坏科学院。
当时中央的政策就是把科学界封建割据的局面打破，加以调整，曾昭抡就拉走化学研究所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搞垮化学所。
他的把头作风达不到目的时，就设法拆台。
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科学工作者。
钱三强说，今年春天，科学界刮起了一阵狂风，所谓“人心向院”，所谓“抢科学领导权”，造成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很大混乱。
这件事现在已有线索可寻。
曾昭抡访苏回国以后，说苏联现在提出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科学院是错了，苏联现在要以大学为科学研究中心。
据留苏学生的报告，曾昭抡到苏联以后，到处问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并把这些个别的缺点作成总结，企图用以推翻我国教学改革的成绩，取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曾昭抡回国以后，先在少数人中放空气，然后扩大传播，说最好科学院和高教部合一。
曾昭抡的目的就是合一后他一起抓。
钱三强指出，右派分子召集的六教授会议所谈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实际上是他们企图作为向党中央进行政治讹诈的条件。
钱三强还着重指出钱伟长交代不老实，把他的阴谋活动说成是“想办一所理工大学”，他问钱伟长：
办理工大学与你的真正野心有何共同之处？
他说，钱伟长到现在还没有“脱裤子”，要求他把那肮脏的丑恶的东西彻底交代出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吴有训揭发曾昭抡1949年曾说想做科学院院长，要他检查交代。
吴有训说，科学院和科联是一家，但曾昭抡唯恐科学院和科联发生了关系，这是什么思想，也要检查。
吴有训指出，钱伟长交代的所谓“个人野心”是要在中国办一个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工业大学，简直是笑话，清华大学不知要比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大多少倍，这算是什么“野心”？
严济慈说，他参加了14日科学院的座谈会，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今天的交代没有一点新东西，非常不满意。
严济慈说，钱伟长口口声声要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他的心目中不是科学院、不是科学规划委员会，而是民盟。
严济慈还要钱伟长交代和储安平的关系。
他说，储在九三学社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
在5月下旬到6月初，储曾给钱四封信，并到清华大学去过一到两次，都谈了些什么内容？
侯德榜说，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科联就是生动的事例：
党领导科联就给我们原动力。
我们得到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和帮助，今后的工作可以进入新的阶段，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向科学大进军。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科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学会负责人、各省市分会负责人等一百多人。
会议预定举行四天，20日结束。

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四省
稻香千里丰收在望
本报讯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正在迎接丰收。
从东海之滨的浙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再到黄海之滨的苏北平原，一千七百多万亩早稻正在抽穗扬花，中晚稻也在发棵分蘖。
夏风吹来，田野里绿色的涟漪相传千里，稻香沁人欲醉。
在浙南地区，早稻抽穗结实最早的温州专区已陆续开镰收割，7月底可完成夏收夏种。
温岭县十九万亩连作早稻，估计每亩可收四百斤以上。
山区文成县不少农业社，预计能增产三至五成。
在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苏（州）松（江）平原，双季早稻已普遍耘趟两三遍，预计7月中下旬可以开镰收割。
杭县今年种植的十八万亩早稻抽穗整齐，每兜发棵十五到十七株，每穗有七、八十粒。
据这个县四维区农民估计，今年可增产一成到一成五。
松江专区金山县今年种的五万亩双季早稻，比去年早播、早发，品种纯，杂草少。
全县初步估计比去年增产8％。
群众普遍反映：
双季稻是双喜稻，人有口粮、牛有草。
在江浙山区、苏北灌溉总渠两岸的里下河地区和徐（州）淮（阴）平原上，7月初喜雨，旱象解除。
早中稻一般发棵较好，正在发棵分蘖。
江苏北部徐淮平原历年以种旱粮为主，近两年来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实行了“旱改水”，扩大了稻田种植面积。
渠北二十一个县去年种稻约为二百五十万亩，今年扩大到四百万亩（包括旱稻、旱直播等）。
阜宁县近二年来已由杂粮县变成“水稻县”。
这个县今年扩种的三十万亩水稻，预计每亩可比种杂粮多收七十斤粮食。
江苏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三千七百万亩，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
目前，江浙两省稻区农民正在进行紧张的防汛排涝、兴修小型水利和田间管理工作，力争全年丰收。
本报讯湖南省即将进入收早稻、插晚秧的紧张农忙季节。
各级党委正在采取具体措施，争取全面丰收。
据省农业厅在7月上旬统计，全省早稻、中稻生长良好，除少数季节较迟地区外，丰收已成定局。
晚稻和红薯等旱土作物，都适时播种和栽种，现在正在加工培育。
在邵阳、衡阳、常德等部分发生虫害与渍水的地区，当地党委正在发动群众积极防治这些自然灾害。
为了及时收好早稻，插好晚秧争取全面丰收，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中共浏阳、常德等县委，早在6月下旬就在重点社调查在大农忙中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并找出了全面组织劳动力、发挥劳动潜力的具体办法，在全县推广。
各地供销社也积极组织货源，供应收获季节中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
湘潭专署已号召各县在收割早稻中要细收细打、颗粒还家，向广大社员进行增产节约教育。
据新华社南昌16日电江西省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收割早稻，北部也有个别县已经开镰。
丰收喜讯不断传来，许多增产的农业社社员拿着装有新谷或新米的礼盒到当地党政机关报喜，表示感激党和政府的领导。
根据目前各专、县向省农业部门报告的材料，今年江西省早稻总产量将稍高或不低于丰收的1956年。
去年早稻的总产量是五十七亿斤。

聂荣臻在全国科联扩大会议上讲话
科学界必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
据新华社17日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扩大会议今天开幕。
上午，科联副主席侯德榜宣读了主席李四光的开幕词。
开幕词说：
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人民进行激烈的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我们应当积极地展开反右派分子的斗争，特别是要严正的批驳和揭露科学界中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和罪恶阴谋。
对科联今后工作，李四光在开幕词中指出：
贯彻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各专门学会和科联学术方向，适应今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各专门学会必须逐步地实事求是地从组织与活动上使自己名副其实地成为以科学家为主体的专门性学术团体，提高学术质量，以期迅速地全面地赶上国际科学水平。
科学事业不是“中断”而是发展了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故意抹煞成绩
聂荣臻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解放八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努力，在工农业生产、卫生保健、培养建设人才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他指出，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和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科学事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八年来科学队伍大大地扩大了；
原有的科学研究机构充实了，大批新的科学研究机构设置了；
工作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
规模巨大的设备有的已经建设起来，有的正在建设；
急需并且重要的空白部门也开始建立。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长期的科学远景规划，这个规划指出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方向，显示了科学事业的光辉远景，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科学家的热情。
这是我国所有正直科学家都一致公认的事实。
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故意抹煞一切成绩，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事业不是发展了，而是中断了等等。
当然，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还是很不够的。
但是应该说这几年已经为今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同样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聂荣臻指出，为什么在短短的八年中，我国科学工作能够取得较多的成绩呢？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事业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否定科学事业应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凭个人兴趣来进行研究工作。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有计划、要有组织、要有领导，这就是说，应该制订发展科学事业的远景计划、年度计划，要有重点同时又要照顾全面，要根据工作需要该集中人力来做的就要集中，该分散进行的就应该有意识地分散，要加强分工和协作，要有统一的领导。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订科学工作的计划，并且认为对科学工作根本不能订计划，主张无条件地分散，认为不需要统一的领导。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
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
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的成绩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
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
在我国科学家中有一些人，还不了解我国有必要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或不习惯走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所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长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和生活。
这一些人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是会逐渐改变这种观点的，事实上其中有些科学家已经或正在改变他们的观点。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些科学家的弱点，别有用心地发展和助长这些错误观点，引导科学家走向错误的道路上去，从而破坏我们的科学事业。
右派分子敌视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家必须站稳社会主义立场
聂荣臻指出，右派分子的反动纲领是以对有关科学体制问题提供意见的方式提出来的。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这点郭沫若院长早就揭穿了。
可是有的右派分子被揭露后，在他们作检讨时，仿佛人民批判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该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这种说法是必需予以驳斥的。
任何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一向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
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决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意见，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厚的敌意，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
聂荣臻指出，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深入开展的时候召开的。
几个月来，右派分子有计划地向科学界散布很多反动的言论，挑拨科学家、青年同政府间的关系，挑拨科学家之间的关系。
他们兴风作浪，唯恐科学界不乱。
这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科学领域内，对右派分子的这一进攻，给以有力的反击，这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科学界目前正在对曾昭抡、钱伟长等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
聂荣臻说：
在这一场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更加看出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必要。
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明确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就有可能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
这样，即使他有丰富的知识，不但不能对人民有贡献，甚至对国家造成损失。
他说，应当承认，在我国科学家中不少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是相当浓厚的。
在他们的头脑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
这种状况，既妨碍科学家本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会给青年以不良的影响。
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科学家就应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在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思想改造方式是积极地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是一次生动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希望科学家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聂荣臻最后表示，各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通过各种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刊物等，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他希望学会这个作用今后进一步发挥起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学术活动更加活跃起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尽力支持各专门学会和科联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上午的会上也讲了话。

党是引导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挥者
杨显东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
我是一个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
一向从事棉花的研究和改进工作。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中国科学事业在解放后比国民党时代落后了。
今后十二年不是赶上国际水平问题，而是补过去十二年课的问题。
好像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不仅毫无成绩，而且倒退了。
我现在就亲身的经历，将解放前后棉花科学技术工作的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用铁的事实，来彻底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党阴谋。
改良棉花品种取得巨大成就
首先谈一下我国棉花品种改良情况：
远在清朝末叶，我国纺织工业就有了某些发展。
从1898年开始就在湖北等省推广陆地棉良种。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也曾在国内推广陆地棉良种。
可是，直到1949年，所能推广的陆地棉良种的面积只有四百二十万亩，在那时全国棉田中，仅仅占到百分之十左右。
解放后，经过短短七年的时间，陆地棉良种的面积，已经达到八千四百零五万亩，占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比1949年增加了十九倍。
由于棉花良种的普及，我国棉花纤维品质也大大提高。
在解放初期1950年的时候，全国商品棉中，棉花纤维在一英寸以上能纺细纱的，仅仅占百分之七点三，但是到1955年，便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点二八。
由于棉花良种的普及，保证了我国纺织业的需要，也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有中级纱和细纱原料完全依靠外棉进口的情况。
在良种选育的方法上，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棉花科学工作者运用中棉和陆地棉的种间杂交以及陆地棉和海岛棉的无性杂交等方法，育成了长绒棉二号和长绒棉三号的良种棉。
这种选育新品种的科学方法，已引起了国际科学工作者，尤其是苏联科学家们的注意。
在解放前，对于纺织高级细纱的海岛棉，能不能在我国种植，一直是个疑问。
虽然也经过多年的试验，但没有找出什么可靠的答案。
解放后，我国棉花科学工作者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试验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证实在我国的新疆、云南、广东等地区都可以种植海岛棉。
这就为发展我国纺织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解放后我国的棉花品种和品质改良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我要问右派分子，对这一事实作何解释呢？
改进栽培技术，出现大面积丰产棉田
在棉花栽培技术方面，我国农民是有悠久历史的，是有丰富的经验的。
但在解放以前，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重视农民群众的宝贵经验，棉花科学研究工作，只注意选种，不重视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改进。
反动政府也不允许科学工作者经常下乡。
有些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接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竟遭到反动派的诬陷。
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因而长期以来农民的经验不能总结，植棉技术得不到提高。
解放以后，棉花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才注意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植棉技术经验。
同时，学习和运用了苏联先进的植棉科学技术。
现在，我国栽培棉花已经有一整套的科学栽培技术。
目前，广泛采用的密植、早播、深耕、整枝、施肥等等先进技术，在从前的棉花科学界都是没有肯定或者是根本否定的。
由于改进了栽培技术，发掘了增产潜力，解放后全国各棉区已不断地出现了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高额丰产和大面积丰产的成绩。
1952年山西翼城县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棉田，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零二十一斤籽棉（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9.9倍）。
1955年新疆玛纳斯河棉区在八万多亩的大面积棉田上，平均每亩产籽棉四百斤（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2.8倍），其中高额丰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每亩一千三百九十二斤籽棉（比全国平均高12.2倍）。
长江流域一带的两熟棉区，过去栽培粗放，产量很低。
解放后，大力研究和改进了两熟套作技术。
现在，许多地区已经作到了棉粮两熟都丰产。
如湖北省八百多万亩两熟棉田的单位面积产量，1955年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多。
湖北平均产三百斤籽棉（比当年全国平均产量高2.2倍）以上的大面积丰产合作社就有五百多个。
群众掌握了治虫的先进技术
再看一看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工作。
在国民党时代，从事棉花病害研究的人员，只能带点简单的药械在农场或到农村去作一下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宣传和示范工作。
棉区农民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群众性的防治工作是极少的。
使用的药剂也是些效力不高的，如烟草水、棉油乳剂等。
喷洒药剂的器械更是少得可怜，主要是用手工浸沾法。
解放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国已大量地应用666、1605、1059、滴滴涕等现代化的、效力高的农药。
近代化的治虫药械已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
先进的治虫技术已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掌握。
近几年，治虫的范围，约达到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解放前，我国根本不会制造666、滴滴涕、1605、1059等农药。
但是，在解放后，由于党的重视和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现在我国已能大量生产666、滴滴涕。
今年又可以开始生产1605。
1059的试制也已经获得成功。
熏蒸棉籽杀虫用的溴化甲烷和棉种消毒用的西力生，我国也已能自己制造。
在药械制造方面，从1950年起，我国就能生产七万多架喷雾器喷粉器。
在1956年，每年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一百万架以上。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自从1955年开始，我国已经试用飞机防治棉虫。
这些成就在旧中国真是不可想像的事！
统一分级，优级优价
就棉花分级标准来讲，由于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原棉统一分级标准。
在反动统治时代，这个问题研究了几十年，可是根本就没有见诸实行。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在1950年就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棉花分级办法，公布了全国统一的“棉花分级标准”。
这些办法和标准，在短短四年内，已在全国各初级棉花市场普遍贯彻执行，农民卖棉花能得到优级优价的好处。
实行棉花标准最早的是美国，搞了四十一年，全国棉花标准才初步得到统一。
到现在有了六十年，它的棉花标准还只能在中级棉花市场执行，也只是给中间商人从中取利，农民卖棉花得不到优级优价的好处。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棉花科学工作队伍逐步壮大
在棉花科学工作的队伍中，解放后，也逐步壮大和发展起来。
现在，全国有七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都在进行棉花试验研究工作。
棉区各省、自治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综合试验站以及棉花专业试验站，都在进行棉花科学研究工作。
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筹设全国性的棉花专业科学研究所。
国家这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右派分子竟说我们的科学工作不及反动的国民党时代，这是恶毒地诬蔑我们的党和全体的科学工作者。
再回想一下我们一些科学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遭遇吧！
以我自己为例：
我于1927年在金陵大学毕业，后来又到美国留过学。
当时一心想从事棉花研究工作，为我国棉花改进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的一点愿望完全落空了。
反动政府是不关心怎样来发展我国的棉花生产。
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不靠派系活动，不靠人事关系，连一个工作也找不到。
我在国民党时期，混了十九年，曾经失业过七次，调换工作十三次。
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四年，最短的只有两个月，平均一年半就得调换一次工作，而且常常不让我做棉花科学工作。
有一个时期，我竟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当干事。
像我这样的遭遇，在旧社会是不少的。
请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所有从事棉花工作技术人员是怎样呢！
我们都能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安心地进行工作，积极地为发展我国棉花科学和生产而努力。
这就是新旧社会对待科学工作者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旧中国，一个科学工作者，连找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机会都很困难，试问这样的时代，科学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植棉科学技术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当然，我们并不说解放后几年来，我国棉花科学技术工作已经没有什么缺点了。
缺点还是存在的。
例如我们虽注意了棉花品种推广工作，但棉种混杂和退化现象还没有克服；
对于克服棉花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雨涝灾害的各种技术措施，还研究得不够；
在棉花栽培技术方面，有的地区还不能很好地掌握因地制宜的原则。
这些工作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改进的。
但是总的来讲，解放后，我国棉花科学技术改进事业的成绩是极其巨大的。
仅就棉花产量而言：
1955年，我国棉花皮棉总产量为三千零三十六万担，比1949年的八百八十八万担增加了两倍半，比解放前1936年我国棉花最高年总产量一千六百九十七万担，高出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方面，1955年为皮棉三十五点一斤，比1949年的二十一点六斤，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由于我国棉花产量和质量的迅速提高，已经根本扭转了解放前我国原棉依赖进口的情况。
我上面所谈的，仅仅是我国棉花科学技术工作，在解放后八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粮食作物方面，以及农业科学的各个部门，也都已经同样地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党的重视科学、并且实际上能完全领导科学工作；
也充分地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科学技术工作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的。
右派分子说：
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说：
党是引导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最英明的指挥者。
右派分子想借此混淆是非，来实现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是狂妄无知，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

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马思聪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张鼎丞、董必武、彭真诸同志的报告。
解放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在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上是这样，在文化事业建设上也是这样。
从音乐工作方面说，成绩也非常显著，音乐院校的数目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学校的设备和学生人数更不止增加一倍。
此外，国家还建立了许多专业的音乐团体。
这几年来，我国出现了很多年轻而有才能的歌唱家、演奏家和作曲家，其中有十来位获得了国际音乐比赛奖。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右派分子否定不了的。
过去，曾经有些外国人污蔑中国，说我国是一个没有音乐的国家。
实际上我国音乐文化发达得非常早，而且有极为繁盛的时期，很久以来我国人常常称自己的国家是“礼乐之邦”，把乐作为自己国家的光荣的特征之一，可见音乐在中国人民生活当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了，事实也是如此，孔子用来作为教育方法的六艺，乐就被列为第2位，在孔子以前，就已有了关于从黄帝到周代的各个朝代的代表音乐的传说。
所传说的咸池、大韶、大夏等等音乐当然没有方法去加以证实，但这种传说的产生却说明了产生传说的时代以音乐文化的发达和对于音乐的重视，从周代起，就开始建立乐制了，宫廷有乐队，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乐器已经种类繁多，金石丝竹之属有好几十种。
至于乐曲，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被记载下来的曲名非常多，看来也是很丰富的。
乐曲的形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唐代更是中国历史音乐文化的黄金时代，音乐普遍流传于宫廷和老百姓，乐曲种类的繁多、内容的丰富、形式的复杂和完整在历史上也是空前。
唐以后，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经济上的长期落后，音乐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
近三、四百年来，我国音乐更是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后面了。
这是我们应该急起直追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向我们提出了应该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的要求，也为我们进行音乐创作准备了精神的、物质的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光荣的任务。
进一步鼓励作曲家的创作实践
和解放以前比较起来，我们的工作条件已经好得多了。
但是，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的音乐工作需要来说，还有着很多不够的地方，今天我从创作和演出这两个重要方面来谈谈。
解放以后，国家对作曲家采取了薪金制，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但在创作报酬制度方面却注意得很不够，至今还没有建立出一套合乎需要的制度来，结果没有能从创作劳动报酬这方面去鼓励创作实践，这是一个缺憾。
作曲家写歌曲，还有刊物或报纸可以发表，得到一些稿费报酬。
但是写器乐曲，即使写出的作品能够得到演出，得到广播，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如果不出版，就得不到任何报酬（而器乐曲的出版比歌曲困难得多）。
目前演出团体演出作曲家的作品是不给报酬的，广播电台对音乐广播节目虽有一定的报酬，但对作曲者却是不给报酬的。
有的作曲者给自己的作品写了点说明，文字部分可以得到稿费，而作品本身却得不到任何的报酬。
最近有些地方的广播电台据说是为了增产节约而把原来已经不大合理的给演唱者演奏者的报酬又降低了三分之一。
唱片的版税也规定得过低，音乐家的劳动没有能得到合理的报酬。
几年来唱片厂给曲作者、词作者、演唱者、演奏者、指挥者的全部酬金的总数，还不到上缴利润和税款的二十分之一。
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一两年，有关方面也已经讨论了一两年，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为了繁荣音乐创作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规定出合理的稿酬制度和音乐作品的上演酬金制度。
此外，国家还应建立音乐作品的收购制度，因为像交响乐、歌剧等大型作品，如果没有收购制度的保障，许多作曲家是不敢尝试的。
为音乐家的演出创造更好的条件
音乐家艺术实践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出，在这方面现有条件还不能满足需要，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演出场所，北京有许多音乐团体，有许多歌唱家和演奏家，也经常有外国音乐团体和音乐家来表演，但却没有一所音乐厅。
解放以后北京已新建了好几个大剧场，但连同旧的剧场都已分配给各剧团、剧院所有，只是音乐没有自己的场地，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从东单对外贸易部起到天安门的公安部，这一条街的半边就有五个大礼堂，据说使用率非常低，为什么能够修建这些礼堂而不能修建一个迫切需要着的音乐厅呢？
上海、天津、成都等大城市也是没有音乐厅，很多音乐团体不能经常演出，很多音乐家想演出没有地点。
除了缺少音乐厅外，演出的组织工作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欧洲有很多国家有演出公司，专门做音乐家演出的组织工作。
苏联也有类似的机构，我以为这个办法很好，现在我们专业音乐团体演出少，音乐家演出得更少，一个音乐家想要演出，他总无法从场地到卖票自己去包揽一切，如果有类似演出公司的组织，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也就能帮助解决人民缺乏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缺乏演出的矛盾了。
对于音乐家在艺术实践中所迫切需要的必要的器材，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解决，例如苏联以及全世界的演奏家都普遍采用的斯坦威的钢琴，目前在中国就只有一架。
因此许多中外的演奏家常因为没有好钢琴而使艺术表演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力培养音乐专家
中国音乐曾经有过极为繁盛的时期，但现在许多地方的确还比较落后，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除了应该很好的学习丰富的民族音乐遗产外，借鉴外国经验也很重要。
近几年来，我国聘请了一些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音乐专家来讲学，对于提高我们的音乐水平有很多帮助，目前我们还缺乏音乐专家，要大力培养，请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培养专家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所以今后还应该继续聘请各种乐器和声乐，音乐理论的专家到我国来教课。
音乐在人民生活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在为建设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努力的同时，广大的人民日益要求有更多更好的音乐粮食。
满足他们的需要是我们音乐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一个繁荣的音乐高潮是会提早到来的。

我要从新做人
马哲民的发言
我虽不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家庭，却是从旧社会中来的旧知识分子；
旧社会的恶劣生活习惯，沾染很深，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虽学习过和写作过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只算理论上或概念上被接受的教条，没有与工农实际斗争，密切结合，做到为工农服务，并不能改变原来思想的本质。
虽参加了一些民主革命运动，徒然加强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反而妨害了我底思想，向社会主义前进。
所以我过去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参加民主革命所作的一切，按照今天社会主义要求来衡量，便成为阻碍自己进步的绊脚石。
我必须面对真理，彻底粉碎旧日我底一切，以求在新社会做一个新人。
我也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
一
现在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
我们旧知识分子，到底是否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决不是单凭空口白话，或主观愿望和感情作用，而是要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清清楚楚的认识，站得稳立场，受得住考验。
而这些根本性问题，又以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信仰中国共产党，为其前提。
党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并进行社会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铁的事实。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不会有这一切，尤其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现。
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底表面上的道理，仿佛也能说，并有二、三十年跟着党走的历史，能够说不真实吗？
可是，由于事实的考验，深刻地检查，才知道并不完全是那末一回事。
譬如我原来是党员，只因不能克服困难，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掉了队，被党开除；
后来本有机会，说明当时不得已的情况，争取恢复组织生活，只因怕牺牲，怕丢掉个人自由的生活，对党的同志，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解放以后，我虽向党交代了一切事实，但还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尚以为个人对党无罪，不向党思想见面，反想回避这种缺点，怕党搔着这种思想上的疮疤——硬说：
我对党只是无条件帮忙，帮得多少，算得多少，试看这种严重的思想毛病，还能说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献给人民吗？
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因对党的态度不正确，乃使我对党的领导，也有错误的看法。
不错，自毛主席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对党的政策，基本上是拥护的。
同时，我也常常在争取党的同志，共同工作，并将自己的工作，汇报给党的同志（有时是以这样做来逃避工作责任）。
但我却往往只强调接受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忽视党的组织领导。
我个人并不十分觉得对党负有直接责任，必须经常请示党；
甚至于直接和党组织的接触，更是不多。
因而就将党的领导，偏重于政策方针，忽视了领导、保证和监督执行这种政策方针的“核心力量”（党组织）；
这不仅不能很好的贯彻党的领导，反而容易发生单独行动，脱离党领导的危险。
因而把工作看做是党交给我的工作这种意义，是不明确的，有时甚至对党有分庭抗礼的思想；
这以今天社会主义的要求来衡量，当然是很大的错误。
再就对党员的看法说，我也不是从那确实具有无产阶级、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贞的高贵品质去衡量，而是从那是否有特殊外表才华或所谓能力去认识；
甚至把那久经锻炼，质朴无华，不为任何困难低头的老党员，以为是德高而才不大，他们只能对敌冲锋陷阵，而难于胜任更复杂的建设工作。
所以和我谈得来的党员，多只限于一些知识分子，很少与工农党员接近。
因而对工农党员，根本没有感情，更没有热爱。
由此可见我的接近党，靠拢党的过程，实在潜伏着很多不正确的思想，对党不满的情绪；
假使这种思想，不加克服，更进一步的跟着党走，更进一步的接受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因而我常有党是党，我是我，不能血肉相连，打成一片的思想。
二
同样的问题，在我对待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上，也有存在，如果单讲理论，我也可以谈上一大套，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不那末简单。
比方说要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任务，首先要明确对人民敌人专政的实际意义或革命意义；
可是在这一问题上，我就时时因敌我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忘记了敌人对人民的残酷，和人民革命的目的，反而恐怕人民对敌人的过火。
如我对待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等，都发生过这种情绪；
尤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虽然拥护“有反必肃”，却斤斤计较“有错必纠”，以为这方面做得不够，意见很多。
而不知道这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表现，就是人民革命的目的，决不能与那由运动所带来的某些所谓偏差，相提并论。
又比方说：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人民内部对抗性的矛盾，算是基本上消灭；
但人民内部原来是剥削阶级的分子（如地主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反革命分子，乃至盗、窃犯等等，固然还有存在，必须发挥专政的作用；
就是为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应该在集中与专政的作用中表现出来；
并且必须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来扩大民主；
而我底思想认识，常侧重于扩大民主生活的方面，以致无形中与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思想合流而不觉，这也不是偶然的。
由上述进到社会主义，必须站稳的立场上，我底思想认识，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而这种错误，又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表现出来。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虽在原则上赞成，并不怀疑；
但因我对待这一政策的实践，很是不够；
我就没有带头作好学习，更没有决心，下到工厂和农村里去，体验工人和农民生活，向他们学习。
也即是说，我还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认识；
加以自解放以来，我很少参加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缺乏思想锻炼的机会；
民主党派的生活，缺乏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教育，更成了知识分子培养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
因而我底那种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便容易被保留下来。
由于我底错误思想之存在，一碰到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便经不起考验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自章罗联盟，操纵民盟中央，并利用民盟今年03月的全国工作会议，公开进行他们底阴谋布置（据费孝通在大会中的发言，承认在民盟二届代表大会时，便种下了思想毒素，我到还没有检查到，真是糊涂）。
会议后半，他们还分途请客，大肆拉拢民盟的地方骨干。
章在请我们的吃饭中（我是吴春选约去的，说是开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组会，到会的人有楚图南、费孝通、吴景超、沈志远、钱端升、冯素陶和我），便谈了这样的一些话，他大意说：
“我体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是中国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他们底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乃至生育问题都要管到，这是空前未有的大担子，恐怕连毛主席原先都没有想到。”
又说：
“中国最多的是民主主义者，最少的是社会主义者，但却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中最大的矛盾；
如果中国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充分的民主，那民主主义者怎样发挥积极性去服从社会主义呢？”
谈到这里，他便大谈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必须贯彻；
并说：
“他所提出的给予人民政协的监督权，就是贯彻这个方针的方式之一。”
章还说：
“我从习仲勋那儿探听了一下口风，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不易搞，所以我在这次会议中，极力主张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中心任务，有了这，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创造了条件，否则只是空谈，兑不了现。”
章还说：
“毛在上海对老朋友谈，他宁愿不干主席来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后来章又说：
“民主主义者人数有几亿，我们知识分子就有几百万。”
云云（他底这些话，不是连续讲的，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加以组织而成；
并且因我是迟到早退，可能有些话没听到）。
后来章伯钧歪曲传达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特别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问题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的传达，以加强他底这种谬论的力量。
因为我那时的思想情况，是错误的认为国内的阶级关系，既基本消灭，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内关系上可以相对的缩小，内部的民主生活，可以相对的扩大，没有深刻地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与加强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不可分的；
因而我和章底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所以我听了他底话，受了他底毒而不觉。
其实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眼光来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章所说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当然就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矛盾，章所说：
社会主义少而民主主义多，当然就是工人阶级少而非工人阶级多；
他所说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给予民主主义者的充分民主，便不能使民主主义者去服从社会主义；
当然要工人阶级承认非工人阶级的充分民主，否则非工人阶级便不能服务社会主义了。
同时，他还把这个问题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相结合，那就更明显地指代表社会主义的，只有共产党，而其他民主党派，则代表非工人阶级；
并且是前者人少而后者人多；
正可以利用这个矛盾，聚集起来，向共产党争天下。
这样一来，他们憎恨党的领导，而曰“党天下”，憎恨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三害的根源”等等，当然就不奇怪了。
并且可以想到，章底这套荒谬理论，实在可以将一切反私营工商业、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右派思想，贯通一气，造成他所妄想的，联合向党进攻的形势，最后达到他消灭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实行反动统治复辟的目的。
根据章底这种谬论，提出了“政治设计院”以对党“分庭抗礼”和“平分春色”，恐怕他还觉得是很客气了。
章的所谓“爱社会主义又爱民主自由”，大概是从这个反动思想上来的；
难道章竟不知道没有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便要亡国，还谈什么民主自由！
罗那时所鼓吹的政治纲领，突出的是对知识分子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与费孝通底“早春天气”等谬论为基础；
必须给知识分子以特别地位和温暖，而不强调改造。
以罗底这种政治纲领，和章底那政治纲领来比较，仿佛是各不相侔，且有小巫大巫之别；
但因后来发展到罗提“平反委员会”，叶笃义底组织知识分子大政党和“党退学校”以及“放弃科学的领导”等等来看，实又成为章罗联盟，利用民盟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当时因章所谈的和我原来的意思，有些共鸣（实则那时还不知其真正涵义），及罗底知识分子观点，系为民盟工作会议中一些人的共同见解（出发点或各有不同），我便将这种毒素，带回武汉，没有加以正确分析批判的传达了一些给湖北省的盟员；
并以我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结合章、罗的思想，来指导我底言行。
在大“放”大“鸣”中，章、罗一方面是派人到各大城市去点火；
另方面是在北京大发谬论，提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的要求，及喊出了“反对党天下”，“党退出学校”，“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根源”等口号，影响各地盟员和盟外人士，莫辨是非，乱鸣一通，淆乱人心。
虽因武汉市大专学校的“鸣”“放”较迟，尚未进入到这些大问题的阶段；
然思想上已有这些谬论作基础，即使在对待一般问题上（如对肃反问题），也能热火朝天。
最恶毒的是章伯钧故意歪曲4月30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毛主席建议首先取消学校党委制等，益促使武汉市的第1阶段“鸣”“放”的歪风达到高潮，形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形势，并把民盟湖北省委会在“鸣”“放”中的活动，涂上了和章、罗活动一脉贯通的色彩，我是主任委员，当然要负责。
同时，还使我自己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予了党和人民以很大的损失。
例如：
我主张允许知识分子在肃反中吃了苦头的发发牢骚，吐吐苦水；
我认为我们学校在肃反中有所谓杀人逻辑；
又如：
我认为老干部容易是经验主义，新党员容易是教条主义；
我认为某些党员，有特权思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为他服务；
我说：
“有人说入党的有木头人”；
再如：
我说：
“党的某些教条主义，能和党外的机会主义，交锋一下也好”；
我说：
“6月0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些教条主义，要一棍子打死”；
我说：
“学校党的人事部门，有人说是阎王殿”等等。
这就足以证明我那时的思想，已在事实上做了章、罗思想的俘虏；
我底言论，也事实上成了章、罗的应声虫。
只因我这次参加大会，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得到湖北代表小组各位代表的热忱帮助，尤其党员同志的帮助，以及听了各位代表在大会中反击右派的惊心动魄的发言等等，并经过我自己的思想检查，才理解到章罗联盟，正是为完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任务，而为反动统治复辟，铺平道路；
其结果只有使中国人民永劫不复。
而我也因为存在有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自由主义思想，乃对章、罗活动，发生关联。
现在我愈检查我底思想深处，愈发现它的丑恶。
我是多年受过党的教育培养，并在党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我对那为贯彻革命任务，而执行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能够怀疑和反对；
我对那不惜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百折不回，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中国共产党，和党底骨干党员，能忍心加以污蔑、攻击，而独独同情于因肃反运动所波及的那些落后分子，以为没有做到“有错必纠”，甚至不惜代表他们向党反噬；
我底这种思想，还能说是爱党，拥护党，没有失掉社会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吗？
我自己把自己究竟看做是什么呀？
我底这种思想，我底这种言论，把我划在章罗联盟一起，还有一点不应该吗？
我愈想愈觉我底思想的丑恶，我愈想愈只有痛恨自己！
我只有不辞任何惩罚，不计任何个人利害来向人民，向党承认这种错误。
我甘愿承受民盟的整风来对我底错误和罪过，加以彻底清算！
我决心要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提高自己，并向人民赎回我底罪愆！
我只有从新做人的一条道路！

满族人民的衷心话
载涛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各项工作报告。
我学习了讨论了总理的报告后，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收获和提高。
若没有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祖国不会站起来得到今天的国际地位，若没有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是不可能这样胜利的走入社会主义。
我们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小地位，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六亿人民的如天之福，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果实，是历史上的奇迹！
从报告中所举出的增产数字来看，可以证明我国生产发展速度广度的突飞猛进。
这不用说在解放前历代的生产情况根本不能和今天相比，即从解放以来几年的成绩来看，也是逐年增加，日新月异。
至于广大人民的生活，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物质上，都随着生产的发达，得到显著的提高。
我在视察中看到，无论汉族人民或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和教育下，生产日有提高，因之生活日有改进。
即以我们满族人民的情况来说，比起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的被压迫、歧视，任其自生自灭的悲惨遭遇，真是有天渊之别。
现在我们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欢欣鼓舞的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劳动，学习先进技能，提高生活，衣、食、住、行和政治、文化，都有显著的增进。
各地满族人民在见到我的时候，都表现了感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对于党的伟大、正确的政策，都表现出衷心的拥护。
明显的事实、辉煌的成绩摆在我们的面前，而右派分子却毫无良心的加以歪曲以至诬蔑。
他们果然是没有看见吗？
不是，他们是另有居心，是想把进步的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以便资产阶级得到复辟。
我现在郑重地警告右派分子，你们的梦想是枉费心机，我代表我们满族人民警告你们，你们的反动思想，荒谬言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使之粉碎。
社会主义是坚决不容许丝毫动摇的。
我们一定全力保卫这项伟大事业，保卫我们翻身的果实。
现在我们各地的满族人民在政治生活上，就热烈的要求学习马列主义，像成都已经和当地蒙民一同组织起学习会。
在文化教育上，广州成立了满族小学；
各地历次的参观团，也都有满民参加，大家看到飞跃的建设成绩，更增加了绝大的信心，更提高了要求进步的热情。
我谨代表我们全体满民，说出衷心的话：
今后永远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前进，为建设更光辉、更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王化云的发言
张云川在右派集团向人民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化云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本次会议上的各项报告，并且在今后工作中一定要努力贯彻执行。
在预备会期间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我对这个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文献，理解得还不够深刻，但已感到自己的眼睛比以前亮了好多，对右派集团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今天我想谈一谈为章罗联盟效力的张云川在右派集团向人民猖狂进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把党的工作说成一团漆黑，丑化党员，诬蔑积极分子
张云川是我们河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他是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又是民盟中央委员兼民盟副秘书长，不用说是一个不很小的人物，他和他的大头目们一样，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旗子，向人民大放冷箭。
在中央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和其他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一样，把实事求是的肯定成绩说是“公式”，把说成绩的人说是言不由衷、说假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想封住人民的嘴，由他们这一小撮人任意胡作非为，颠倒是非，把黑的说成白的，以达到他们把人民中国说成漆黑一团的目的呢？
如果不是这样，他又有什么根据说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诬蔑党员站在群众头上，有革命的特权，大小干部是大小官，而且官气十足，官阶森严等等？
在党员和干部中，无疑有作风不好的人，但这是少数，甚至于是极少数，并且正因为有缺点有错误，所以党才进行整风，以便改正，这应该说是最伟大、最光明的举动。
可是在张云川嘴里就把个别的、局部的，变成了全面的、全体的。
在这里张云川特别对积极分子不满，说积极分子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用最恶毒的话骂积极分子是汤勤（审头刺汤剧中严世藩手下的奸险小人）。
后来他感觉这说得太露骨了，所以又声明说我说的是假积极分子，是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
可是我们知道他说的假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说的真积极分子，请看他指责党说：
只相信少数的人，把他们当做积极分子，依靠他们信口雌黄，就把谁进步谁落后排了队，使党和群众隔离开来。……但是党却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说他们积极、进步、靠拢党。
从此可以看出张云川是如何的仇视靠拢党的人。
张云川假借梁山泊的故事和人物对党的统战政策、统战工作也大肆攻击，很为卢俊义坐了梁山泊的第2把交椅，李逵、柴进不受重视，大鸣不平，以挑拨民主人士和我党的关系。
尤其恶劣的是这种观点在此次小组会受到大家的批判时，他把另一位代表拉到室外说，我说的李逵……是指的你带兵起义，安排为委员，黄琪翔没带一兵一枪反摆在你上，是替你不平，竟然当场进行挑拨活动。
张云川为什么对工作只说缺点不讲成绩，对我们在各种岗位上艰苦工作的广大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民主党派里的积极分子也好）说得那样坏，把一切都说得那样坏呢？
这是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向人民进攻的一个大法宝，因为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就可以丑化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就便于造谣中伤，混淆黑白，煽惑人心，以便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
既然人民中国都是坏人坏事，你们不下台何待？！
在郑州积极收集右派喽啰，死心蹋地执行章罗同盟大发展的任务
张云川在北京完成了头一个进攻的战役后，又急急忙忙的跑到郑州，执行章罗同盟大发展的任务，为章罗收集破铜烂铁，作为争天下的资本。
在郑州他宣传北京大学大鸣大放的情况，他宣称林希翎的意见大部分是对的。
这不是想在郑州也把反对社会主义的火燃起来是什么？
在他布置发展任务时交代说：
“对向党汇报的假积极分子，你们不要发展。”
发展什么人呢？
很显然，他们要发展的也不过还是那些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张云川自己亲自寻找的对象大部分也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为什么专找这些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又想干什么？
请张云川告诉我们他们的目的。
不过他此行成绩不大，因为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
张云川到郑州不久，人民就开始揭发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了。
06月0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了，右派头子看到形势不好，就一面收缩，一面抵抗。
难怪这时张云川给李伯球、章伯钧写信埋怨说：
“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载着农工民主党座谈会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感稀奇！
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也令人很觉那个。”
可谓出乎张云川意料之外，但张云川并不肯就此而止，仍然继续散布恶毒的言论，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
农工民主党成员向他请示对北京反击章、罗右派分子的态度，他回答说鲜花毒草看是谁看。
可以看出张云川反动的立场是如何的明确坚定，像章伯钧、葛佩琦这些反人民的“英雄”们，不是已经受到台湾、香港和美联社的欢呼了吗？
张云川的发言也受到了台湾的欢迎。
可是张云川还假惺惺地说章伯钧、葛佩琦的言论，没有市场，不必要追，而对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这件事，则断定“这不是真的”，换句话说，恐吓信是有意捏造的，是人民的阴谋了，这是何等的恶毒！
谁能说张云川的爱憎不分明呢？
在视察中常常造谣诬蔑，颠倒是非
张云川这种反动的荒谬的言行，不是偶然的，他在江苏、安徽、河南、新疆等省区多次的视察中，常常是把农村干部说成大部分是坏的，甚至故意捏造什么灾区把树皮、树叶都吃光了，到了那个地方，人们问他树上的叶子是那来的，他说，我说的是过去；
说这里饿死了人，那里也饿死了人，买粮也挤死了人，民有饥色，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满意党等等谎言，这就是说他们把造谣诬蔑、颠倒是非当作实现复辟的依据和策略。
但你们这样作，你们真的能达到偷天换日目的么？
你们的野心真的能够得逞吗？
我认为这完全是梦想。
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的天下是金城汤池，妄想动摇国本，是人民所决不允许的，劝告右派先生们要清醒一下，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你们的罪恶的言行吧！

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三点意见
邓裕志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薄一波、乌兰夫三位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所做的各项报告。
这些报告都说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伟大成就，并且有力地揭露了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
这些报告使广大人民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场，使他们不能再用巧妙的言论来欺骗群众。
在下面着重谈谈有关基督教方面的三点意见。
一、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斗争到底
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不能说右派的思想和言论没有影响，没有市场。
我们基督教界人士有许多人曾经受过英美式的教育；
我们曾经有过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我们曾醉醇过英美式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也曾有人向往过“中间路线”。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上述这些曾经被否定的思想在有些人中间或多或少的又重新抬头。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
这几年来新中国建设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任何一个没有把良心湮没的人都能清楚地看见的。
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所享有的是真实的符合客观需要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决不要中国人民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被奴役的地位；
我们决不能允许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要用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许多革命志士用鲜血得来的独立和自由。
在1956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提出一个“三大见证”的口号，就是彻底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
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这三个见证今天是，将来也还是中国基督徒努力的方向。
我们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领导；
我们要坚决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流传在基督教内的影响展开斗争。
我们相信经过这一次揭露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运动以后，那些曾经受他们蒙蔽和欺骗的基督徒一定会醒悟过来，重新站稳人民立场，为中国教会的爱国运动和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继续警惕和粉碎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
除了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以外，我们还需要警惕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阴谋。
帝国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不甘心的，因此这几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进攻。
他们一直歪曲说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或者说只有表面上的宗教信仰自由。
他们制造了许多关于中国教会、关于中国基督教人士的完全没有根据的荒谬可笑的谣言。
大批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英美传教士还留在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研究他们对付中国基督教的新策略，继续散布思想毒素。
在过去一年中曾经有不少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出版物从香港寄到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那里，这些出版物歪曲圣经，散布消极悲观思想，宣传帝国主义的“威力”和对战争恐惧的心理，宣传基督徒和共产党的对立。
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不单单是要继续控制新中国和许多其它曾经在他们“势力范围”的国家里面的基督教，他们的阴谋是同他们的颠复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举一个例：
1956年08月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曾经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同年10月匈牙利事变发生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一个负责人曾经在1957年03月28日英国基督教刊物“大英周刊”上骄傲地说：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匈牙利教会生活里开始”；
“1956年08月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为这个新的日子铺平了道路”。
在匈牙利教会里的反动分子重新上台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又在1957年02月28日的另一个基督教刊物“见证”上说：
“我们在布达佩斯开会的时候已经知道将要在匈牙利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根据我们从匈牙利教会内部得来的消息，这个负责人在匈牙利事变最紧张的时候曾经几次从日内瓦用长途电话同布达佩斯的匈牙利教会里的反动分子联系，指示他们赶快利用时机在人事上造成既成事实，把倾向法西斯的分子捧上台来。
事情还不够清楚吗？
这并不是什么宗教活动，并不是对匈牙利教会的自由的“关心”。
而是帝国主义赤裸裸地通过匈牙利教会内的反动分子来进行的对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颠复活动。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们企图在匈牙利做这样无耻的事，他们也企图在新中国做同样的事。
他们在匈牙利是失败了。
我们新中国的基督徒对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一定要加倍地提高警惕，使他们对于新中国教会和对于我们祖国的破坏活动都能随时被揭露、被粉碎。
三、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体会
在过去几个月中在全国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和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中，基督教界人士曾经提出不少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意见。
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合理的，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提出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带有片面性，把责任完全推到党和政府的身上的。
吴耀宗先生在今年03月的政协会议上除了反映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情况外，还提了两点具体的意见：
第一希望政府加强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加强宗教事务部门的人力，特别在基层方面；
第二建议根据宪法第88条制定一些与执行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例。
这些建议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这两个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迅速的具体的见之于实行。
在过去二年我曾经到过山东和安徽进行视察工作，我亲自体验到宗教政策的贯彻同基督徒的积极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基督徒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参加得越积极，宗教政策就一定执行得更好；
另一方面宗教政策执行得越好，基督徒的积极性也就越高。
例如：
河南洛宁崇阳乡北？
村住着二十来户人家，他们都是基督徒。
因而从1954年起，这个村庄就改名为“福音村”，村里的信徒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他们都已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白天一起下地劳动生产，晚间一起唱诗礼拜、互相帮助，从不吵架。
1956年在县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上，这个村被评为模范队，得到政府奖给农药一袋，锦旗一面。
今春福音村的生产搞得更出色，全队麦田全部施行了两次追肥，有的经过三次，并且及时除草，适时浇水，麦苗长得特别旺盛，大秋地也整理得很好。
因而这次评模中福音村又被评为模范队，社里赠给他们一面红旗，他们将红旗插在教会的前面，现在全村信徒们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另外像中华基督教会江阴区会共有信徒五千四百四十三人，其中生产劳动模范、军属模范、扫盲模范八十六人，人民代表二十九人，农业社干部及其他行政干部二百三十四人。
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1956年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的信徒三十人，各级政协委员十人，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干部二百六十二人，被评为先进模范者四十四人。
据上海一百余所教堂不完全的统计，共有先进模范光荣称号的信徒一千零六人（尚未包括“五好”积极分子在内）。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基督徒是可以贡献一份力量的。
从这些事例也可以看出贯彻宗教政策应从两方面来做。
一方面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士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全国信徒爱国主义的认识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政府对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还存在着的问题加以更好的注意和更迅速的处理。
诸位代表，解放八年来我们基督徒和全国人民一样，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并且亲身体认到我们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忘我的劳动下，迅速地在改变它的面貌。
举一个使我们高兴的例子：
过去我们自己不能制造汽车、飞机和各种复杂的机器。
今天我们自己都能制造了，并且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发明和创造。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祖国就可以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今天我们人民的生活也在逐渐提高，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幸福，感到兴奋，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要更好地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地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同时我们更要进一步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破坏建设的阴谋。
我们基督徒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努力生产，努力工作，让我们可爱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正确的道路
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及其他同志的报告。
我国人民在解放后的短短七年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五大运动基础上取得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
在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就使我国社会和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稳步地前进着。
我现在仅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情况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旧的民族关系根本改变
解放后，新疆地区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根本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教育，从而提高了各民族人民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使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不断的增强，在民族团结友爱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在1953年至1955年，自下而上的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成立了五个自治州、六个自治县和一些自治乡。
1955年10月正式宣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
从此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并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几年来，根据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执行民族政策工作中，我们特别重视了民族干部的培养。
例如：
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派送民族干部到内地学习等。
此外，还通过各种群众运动培养和提拔了大批民族干部，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干部。
现在全自治区有民族干部六万一千三百三十名，约占全自治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七五。
较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二倍。
民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上也有相当的提高。
培养了大批的各民族骨干干部和领导干部，他们都在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工作。
例如政府的自治区主席、专员、县长级的民族干部约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五九。
县人民委员会科长级干部中民族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二九。
各级党委机关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干部担任负责工作。
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受到尊重的。
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中，大都使用着本地民族的语文，这就便利于民族干部行使职权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同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
解放以来，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和各族人民的需要，大力发展了工业建设，截至1956年，全区范围内共有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十七个，限额以下的工矿企业六百五十八个，在限额以下的工矿企业中三百一十一个厂矿是在解放后建立起来的，工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四十九点一倍。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矿企业中民族工人的数目已增加到一万九千五百四十六人，占全区工矿企业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二，其中大多数职工都掌握了新的技术。
这就是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培养了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的队伍。
全自治区的耕地面积较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六，粮食总产量较1949年增加了一点零六倍，棉花的产量增加了十倍。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自治区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自治区仅有一所大学，1956年增加到了五所，中等学校现有一百二十四所，较1949年增加了三倍，大中学校的学生数目共增加了六倍，小学学生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全区的医院较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点二，病床增加了四倍半。
这几年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团结了宗教人士、各民族的代表性人士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并帮助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因此，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目前自治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并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关于这一点赛福鼎同志已作了详细的说明，我不必要多谈了。
总起来说，解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地证明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证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新疆各族人民唯一的正确道路。
对此全自治区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实践体会是很深刻的。
右派分子企图不要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自治区各族人民对右派分子这些幻想是十分愤慨的、是坚决反对的。
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当然我区在执行民族政策上也是有缺点的，如有的自治州、自治县至今还没有制定出自治条例，没有在国家的统一法制的基础上，根据各自治地方的特点，制定需要的单行法规。
上级领导机关对于所属自治州、自治县的职权尊重不够，对于较落后的自治地方的各方面的发展重视不够。
在实行了区域自治的民族中，对于其自治地方的其他民族的一些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
有些自治地方的人民警察中，没有适当照顾自治民族成员，有些自治地方的机关中，本民族干部还少。
尤其商贸部门的民族干部则更少。
因此在商业贸易工作方面，由于对民族特点和需要了解不够以及语言方面的隔阂而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发生的问题。
各个自治地方的财政权限还未明确划分，因此使各该自治地方不能很好的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工作和发挥更大的积极性。
有些民族区域自治机关中，对于本民族文字的使用上，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对于民族风俗习惯也还有不够尊重的现象。
在个别汉族干部和民族干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精神不够。
应该说明：
上述的缺点是在缺少工作经验和干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前进中发生的，但必须肯定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抹煞这些事实。
我们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在我们的巨大成绩中找出个别缺点钻空子，我们一定要坚决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右派分子企图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民族团结，以及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自治区各族人民是会清楚的注意着他们的阴谋诡计。
自治区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着党和人民政府。
我们各族人民生活在伟大祖国的怀抱里，要更加巩固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勇往直前的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今后我们将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定期地检查其执行情况，加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更进一步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关系并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克服与防止在少数干部中存在着的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
要重视发挥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划分各级自治机关的财政权限，因为明确划分财政权限，有利于自治机关更好地根据地方的具体条件发展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更好地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达到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应当是数量与质量并重。
只有培养出大批具备一定政治业务水平的民族干部，才能充分发挥自治职权，顺利发展各项事业，并能加强与巩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再加上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的帮助，就会使我们的建设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为了培养民族干部，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此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特别重视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并在财政上予以照顾。
同时在民族地区还应重视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培养翻译干部的工作。
在培养地方民族工人方面，解放后，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民族工人。
但有些地方还重视不够，例如中央有关部门调配直属中央的国营厂矿中需要的工人时，大部分是由内地各省调派的，这在一方面是对的，但应该首先吸收当地的民族工人，若人数不足时，再有计划地由内地招聘。
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就业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壮大少数民族工人的队伍。
这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衷心地爱戴和拥护各民族的救星——中国共产党，衷心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同全国的各个兄弟民族一起，依靠各少数民族的老大哥——汉族人民的帮助，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我们坚决相信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请看甘肃省的事实
邓宝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位国家领导同志的报告。
开国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一切爱国的人们，看到祖国这样伟大的发展和变化，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尤其是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旧中国渡过了大半生，可以说是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亲眼看到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更是感到今天的来之不易。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瞻望将来，我们都会体会到：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但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之流，竟然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想把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想把全国人民从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拖回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
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断乎不能容忍的。
这次会上，许多代表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严正的批判，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正义愤慨。
我是甘肃人民的代表，我应当出来说话。
我要用甘肃的事实，来揭穿右派分子抹煞开国以来的成就，特别是抹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谰言，让大家看看，右派分子对现实的歪曲污蔑，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解放前的甘肃——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解放前的甘肃，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特别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二十多年期间，甘肃各民族人民被拖到了绝境。
那时候，生产破坏，农村破产，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遇到灾荒，更是束手无策。
1929年的大旱，单是兰州一地，灾民饿死街头的就在万人以上，出卖儿女的到处皆是。
反动统治者对于甘肃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真是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
他们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竭力挑拨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纠纷，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
正是由于反动统治的结果，甘肃的经济文化处于极端落后状态。
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全省除了玉门油矿略具规模以外，只有三十几个破破烂烂的小厂矿，职工不过七千人。
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二点一五。
粮食产量，只有四十三亿多斤。
境内仅有的几十公里宝天铁路，还是有名的“盲肠”。
大部分县不通汽车，不通电话。
全省小学生不到三十万人，大学生只有一千多人。
长期的反动统治，留给甘肃人民的只是一部血泪史。
解放后的甘肃——拨云见天，安居乐业
解放以后，甘肃人民是拨开乌云见青天。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1956年，更是大变革、大发展的一年。
这一年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六年。
到1956年底，甘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全省已经有三百多个生产厂矿，正在建设的有六十多个厂矿，其中包括炼油厂、石油机械厂、热电站等十几个大型工业。
职工增加到三十万人，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十五点八六。
粮食产量，达到一百零九亿斤。
已经从历史上的缺粮的省份变为余粮的省份。
百分之九十的农业社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八十五的社员增加了收入。
大量的旱地变成了水地，单是1956年增加的水浇地就达到四百三十六万亩，超过了解放后六年间所修水浇地面积的总和，相当于解放前几千年间所有水浇地面积的一半还多。
在最干旱的地区，有一百多个乡，由于水地增加，已经可以摆脱一般旱灾的威胁。
新修的铁路有一千五百多公里，正式通车的有八百多公里。
公路达到一万四千多公里，县县通汽车，区区有电话。
就连历史上以艰险著名的阴平古道（文县），在1956年也修通了公路。
全省小学生增加到一百一十六万多人，大学生增加到六千多人，单是群众集体举办的小学就有三千多所，学生十六万多人。
全省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民购买力从1950年平均每人六元提高到四十五元，全省棉布销售量从1950年的九十五万多匹增加到四百三十多万匹。
各民族人民已经结成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关系，这个关系，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正在一天比一天加强。
现在，全省人民正以无比的热情，努力把甘肃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的工业基地。
长期以来，甘肃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逐步地实现。
从解放前后的甘肃情况的对照中，从甘肃八年来特别是1956年以来的发展变化中，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八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
它有力地证明了右派论调的彻底破产。
我们并不掩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肯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在八年来的工作中发生过缺点和错误，也并不放松应有的努力来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
尽管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而且其中有些确是难以避免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也决不加以忽视，只要一有发现，就想办法纠正，并且从中取得教训。
特别是甘肃地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而原有的基础很差，我们的经验又很不足，更需要随时注意，力求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地辨明是非，尽量少犯错误，不重复过去的错误，不使小错误变为大错误。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同成绩比较起来，毕竟是极其次要的，而且决不是不可克服的。
右派分子故意夸大缺点，颠倒黑白，把我们的工作说得“一团糟”，实际上是完全蔑视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劳动成果，竭力打击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图中伤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便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当然，立场的不同，思想感情的不同，对于好和“糟”的看法，必然也是不同的。
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广大人民看来，是挖掉了穷根，是天大的好事；
而在右派分子看来，则是挖掉了命根，是天大的糟事。
他们特别感到痛心疾首，也是很自然的。
右派分子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其实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能早就把他们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右派分子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
像一切狂妄的野心家一样，右派分子是毫无自知之明的。
他们既不了解人民，也不了解自己。
他们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把人民估计得太低了，以为人民是可以愚弄的。
他们以代表人民说话的姿态出现，到处点火，以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跟他们走，共产党就会垮台。
北京的储安平，承章、罗联盟之命，不辞千里迢迢，派记者到兰州点火，给甘肃的右派分子撑腰。
他们的利令智昏可以说是达于极点了。
而结果呢？
火是点起来了，可是并不像右派分子想的那么美妙，燃烧起来的是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怒火。
玩火者必自焚。
这对于右派分子说来，应该是一个极其辛辣的教训。
现在，右派分子已经陷于孤立。
如果他们不想自绝于人民，就必须立即洗心革面，向人民作彻底的交代，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否则，真要后悔莫及了。
反右派的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待右派分子不能温情，对右派温情，就是对人民寡情。
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同全国人民一道，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胜利，也一定能够胜利。

党的中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卫生部执行这个政策有毛病
王文鼎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李德全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就中医工作问题，发表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歧视中医的思想开始扭转，但谬误言论仍存在
卫生部门自1955年批判了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后，党对中医工作的政策才在卫生工作中摆正了。
轻视、歧视、排斥和打击中医的思想开始有了扭转，中医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中医的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不但对于很多慢性病，即使在不少传染病的治疗上，全国各地已有许多事例证明中医有很好的疗效，在维护人民健康上曾作出一定的贡献。
这说明了党对中医工作的政策是正确、伟大的，我是竭诚拥护的。
但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党提出整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后，从报纸上或座谈会中经常地可以看到或听到一些使人痛心的谬误言论。
他们说：
“中医理论是不科学的”，“中医有疗效也不科学”，“高中毕业生学中医是误人子弟”，“中医政策矫枉过正了，把中医抬得太高了”。
甚至还有人说：
“贺诚做的是对的，只是激烈了些”，甚至更有人说团结中西医太不恰当。
不难看出，这些谬误言论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发言并不是针对着中医，而是针对着党中央，实质上他们是在反对党的中医政策。
谁都看得清楚，全国五十万中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保护者、培植者和发扬者，没有党的领导和党所制定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遗产是谈不上继承和发扬的。
如在贺诚领导卫生工作的时期，却真有散失灭绝的危险。
必须弄清是非，究竟是党所制定的中医政策有错误，还是有些卫生人员的思想有错误呢？
抑或是中医政策有错误，还是执行中医政策的卫生部门有错误呢？
我认为党所制定的中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丝毫没有错误的，而产生错误的根源，一方面是在于有些卫生人员思想上有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于卫生部门执行党的政策中也有毛病。
建议卫生部党组织彻底清除贺诚的思想影响
应当正视现实，由于贺诚思想批判在卫生部门中开展得很差，甚至有些单位根本就没有开展批判，因而在不少卫生工作人员中和贺诚同志相类似的错误思想并未得到纠正，仅只是在认真贯彻中医政策的高呼声中暂时隐伏下去，因而到了一定的时期就又会抬起头来，形成和党的政策的对抗。
这说明了卫生部门过去对开展贺诚思想批判领导无力，缺乏勇气和魄力，在全体卫生工作人员中彻底清除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为贯彻中医政策真正奠定思想基础，因而给开展中医工作上带来了危害；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卫生工作人员如果不将资产阶级思想真正加以改造，而用一时的隐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随时随地都会抬起头来的。
因此，我建议卫生部门党的组织应在整风中进行补课，从党内到党外，应当逐步彻底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卫生部自贺诚思想批判后，是在积极地贯彻党对中医工作的政策，在主观愿望上也是愿意把中医工作搞好的，并且在中医工作中也确实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比起贺诚在领导卫生工作时期是有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客观上不应抹煞的好的一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卫生部领导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左右摇摆、拖拉作风的影响，致使中医工作还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甚至发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西医学习中医工作需要考虑到两种学术体系的特点，才能顺利推行
西医学习中医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卫生部在开展西医学习中医工作时，我认为没有很好考虑到中、西医学是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特点，开展得有点过快，人数过多。
就我了解的情况，二年脱产学习班收效最好，容易贯彻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
不少二年脱产学习的西医经过系统学习并且和临床实际结合以后，不但消除了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反而对祖国医学发生浓厚的情感，认为中医的理论是有许多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它的治疗规律或法则是有科学的道理的，只是缺乏现代科学的阐释，而这正是西医学习中医以后应当担负的光荣任务。
因此，我认为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应当将领导的重心放到二年脱产学习班上，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提高和改进。
如果说二年脱产学习班是成功的，那么在职学习班就不能不是失败的了。
对于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企图用同一内容和方式，达到同一的目的和要求，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法，就不能不将工作导致失败。
学习任何一种学术都是有连续性的，特别是学习中医，如像在职学习班01日曝之、10日寒之，又不能和临床实习相结合，就很难谈上学习的效果了。
学习中医是必须紧密地结合临床实际的，因为中医的理论只有通过临床实践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和它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否则光啃书本是啃不出名堂的。
余云岫不就是啃了许多中医书籍没有结合临床来深刻体会和深入钻研，结果不是把中医否定了，认为中医不科学吗？
在职学习班失败的原因是很多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一种学习方式和方法本身上有错误，既不能学好条文，又不能学会治病，三年时间拖的又长，应该当机立断，彻底转变，根据自愿原则和实际情况，迅速改变成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要再继续被动下去了。
四所中医学院既经开办，即应加强领导
很显然，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同时开办四所中医学院也是有点急躁，既然已经开办了就应当下决心，拿大力，把现有四所中医学院办好。
我认为当前最中心的问题是在于充实领导、充实师资和充实设备，加强教学领导，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使学生确实能学好。
但是，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医学院是办错了的谬论，他们骨子里仍是否定祖国医学遗产，这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
中医研究院已成立快二年了，现有六百多名干部，其中西医约一百七十名，中医约六十名，其余为一般干部。
从短短的二年时间上看，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成绩是不应作过高的要求，但中医研究院的工作成绩确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认为中医研究院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没有贯彻，因而长期地不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将中医研究院的方针任务、研究步骤和工作方案正确地制定下来，甚至某些反中医的言论曾在中医研究院公开横行过，打击中医的事实也在附属医院出现过。
因此，中医研究院必须进行整顿，不但在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应当加以调整和精简，更主要的还是应当在党的政策方针上求得思想认识的一致，从思想上加以整顿，才能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正确的基础。
此外，如中医带徒弟，中医参加医院工作等等，我认为都是有成绩的，但也有毛病。
总起来看，卫生部在贯彻执行中医政策上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我认为是有急躁情绪，粗枝大叶，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检查差，尤其是及时解决问题更差，致使中医工作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正是由于领导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所造成的。
但我们绝不允许由于中医工作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就把中医工作的成绩也抹煞了。
我认为中医工作的成绩是基本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不是教条。
因为中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发展前进中所产生的，和贺诚领导卫生工作时的错误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而卫生部领导上克服了三个主义之后，这些缺点和错误是能够纠正和改进的。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警惕，在卫生队伍里是暗藏着有野心分子，他们企图夺取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他们已经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言论，有人说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又有人说凡是党委或党组抓得紧的防治单位科学技术特别落后；
又有人说卫生部许多部长没有一个西医专家，所以卫生工作一团糟；
甚至有人主张医护联盟对干部进行考试，学术不及格就要下台；
又有人说苏联医学没有一样是先进，例如保护医疗制无痛分娩法我们说很好，然而也在他们否定之列。
这些恶毒言论不胜枚举。
我们应该注意，发表这些恶毒言论的，正是那些自封为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的人们，与章罗联盟有密切的联系，希望全体卫生工作者要和这些有野心的右派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坚决地向他们回击。

关于改进公费医疗制度的意见
徐佐夏、柯麟、黄家驷、章央芬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承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
我们是医务工作者，本着中央提出的增产节约的精神，就公费医疗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来，请各位代表指正。
从1952年政务院颁发了公费医疗实施办法以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有了保障，患病后不需要顾虑个人的经济负担，为治不起病而担忧，大大的鼓舞了工作人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怀和我国制度的优越性。
但在公费医疗实施中，还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不合于增产节约的精神。
据报载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各个地区都对于公费医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就充分说明在现行公费医疗办法中，存在着问题，应当改进。
一、现行公费医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公费医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在实施办法上，采取了一切费用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
二是思想上表现在医务人员和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一切错误思想，和对公费医疗的重大意义缺乏正确认识，因而使公费医疗经费造成浩大的支出和严重的浪费。
公费医疗办法实施以后，全国各省市关于公费报销的疾病范围逐步扩大，就目前公费医疗情况来看，已经近似无限制的状态。
一些可看可不看的疾病也在看，甚至一些根本就不是病的，因情绪不好，蚊子咬，苍蝇叮，夏天生痱子，冬天皮肤干燥等，也到处看。
又有因要美容，因不使身上发生不好的味道，而要求将单眼皮做成双眼皮，要求将狐臭给以根治等。
还有因为是生理上的缺陷，并不是病，而申请到前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去看。
纵然在医学技术上对某些生理缺陷确能治得好，但如果将治疗和纠正这些缺陷的经费，也列入公费报销，就不够合理了。
在体格检查方面，如果系公费医疗管理部门为展开预防保健工作而组织国家工作人员定期有计划的检查，当然应由公费开支。
但某些个人的事情，如婚前检查，夏季游泳检查等，也都由公费报销，这也不够合理。
在避孕问题方面，特别从提倡节育以来，提出结扎输卵管、输精管及人工流产的人很多，这些绝育手术，有的地区也由公费报销，这根本就不是病，由公费开支也是不合理的。
由于公费医疗经费的使用范围不明确，形成了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现象，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存有单纯依赖思想，不论大病小病或根本不是什么病，都要公费担负，这样就使公费医疗经费的支出，形成无底洞。
医务人员和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对公费医疗缺乏正确认识，也是造成开支浩大和浪费的另一重要因素。
例如有的医务人员在诊断时草率从事，凡病人来到，不管有病无病一概处方发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怕找麻烦，任意迁就，很少注意到节约和爱护国家药材。
又如随便使用价昂的药品，如抗生素、维生素、磺胺类药剂以及效果并不确实的昂贵舶来药品，有个别中医多量使用人参、鹿茸及其他贵重补养药品。
个别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随便看病，拿药不吃，或硬要指定吃那种贵重药，打那种贵重针，不需要住院的要住院，住院到了应该出院时候而又不肯出院，以医院为家。
这种现象，尤以疗养院的慢性病病人为多，使医疗经费造成大量超支和浪费，使医疗机构病人增加和忙乱，使病床的周转率降低，使行政单位劳动纪律松懈，缺勤率增高，也直接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行政任务的完成。
二、改进公费医疗的办法
目前改进公费医疗的办法，主要是克服浪费、加强管理，为国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使公费医疗经费使用得当，而又能保障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为此：
第1，采用国家负担与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办法，向病人收取门诊挂号费和住院费的一部分。
公费医疗经费应该明确使用于医疗方面，其中包括药品、手术、理疗、化验、X光检查等。
目前一般公立医疗机构所收的挂号费，包括医疗机构诊病的手续费和纸张费。
按实际情况来看，所取挂号费用，是远远的不够各项开支的，绝大部分还要依靠国家补给，国家既然负担了大部分费用，而只向病人收取一些挂号费，其目的不在于挹注，而在于减少病人完全依赖公家的思想。
住院费与门诊挂号费相比较，住院的花费较门诊为大，故可按比例收取一部分。
一般治疗医院住院费可收的比较多些，疗养院因住院期较长，为照顾到个人负担不要过重，可收的比较少一些。
向病人收取门诊挂号费和部分住院费，虽能加重了个人负担，但费用数字不大，一般国家工作人员，都可能负担得起。
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是应该的，是合理的。
如有人确实不能解决费用问题，还可请求行政或工会给以帮助。
第2，改变经费管理方法，门诊费交行政单位掌握，住院费仍由卫生机构掌握。
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有人提出将公费医疗经费交由各行政单位掌握的办法，是好的。
过去在公费医疗工作中缺乏卫生与行政部门的联系，多数行政部门不加过问，凡工作人员的医疗问题，一推了事，互不通气，互不协作，产生了很大的弊病。
行政单位应发挥这一工作的积极作用。
但行政单位大小不同，人数多少不一，如果把全部经费拨交各单位掌握，势必一些小的单位由于掌握经费少，不易调度，如果这单位中有一两个住院病人，就会将全单位的经费花光。
因此，建议只将门诊费用交由各行政单位自行掌握，住院费用仍统一由卫生机构掌握。
根据全国几年来公费医疗工作情况来看，一般门诊病人发病率比较平衡，——也就是大单位发病人数多，小单位发病人数少。
加之如采用收取门诊挂号费的办法，既可减少看病人数，又可减少经费支出，对行政单位不会产生困难。
至于门诊和住院费用的划分问题，据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大约是门诊占百分之六十，住院占百分之四十。
公费医疗管理方法改变，和采取国家负担与个人负担相结合的办法以后，门诊费用势必减少。
可将每人每月公费医疗经费标准平分，按百分之五十作为门诊费用，拨交各单位使用。
第3，加强对医务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
公费医疗中浪费现象的产生，与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思想认识有很大关系。
由于部分医务人员不能掌握治疗原则，任意迁就病人，也就容易促使个别病人提出过高和无理的要求，加以个别医务人员不悉心诊断，不珍惜国家资财，滥用贵重药品，滥用补养药品，造成经费超支与药材浪费。
所以加强医务人员的教育，端正医疗作风，是克服公费医疗经费超支与浪费现象的重大关键。
其次，对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加强其思想教育，要他们树立珍惜国家财产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养成节约的美德，纠正不服从医疗制度，浪费药品和供给制思想等错误行为。
并在机关中积极开展卫生保健工作，贯彻预防为主方针，以减低发病率和缺勤率，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以至避免公费医疗经费的超支和浪费。
以上意见，是否正确，请指正。

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
鲜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两项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前几天在大会会场内，有几位老朋友向我说：
“民主之家”出了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真是“败坏门风”啊！
你怎么不说话呢？
同志们，我不是不说话，我痛心得很，我愤怒得很，愤懑之极，正不知从何说起。
在这几位老朋友启示之下，使我回想起从1940年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起，随后发展为民主同盟，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底国民党反动政府迁回南京时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的重庆“民主之家”的盛况。
由于民主同盟故主席张澜同志住在我家，所以民盟同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共同志，都经常在我家碰头，形成以中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集议场所，郭沫若副委员长当时给它起了个名叫“民主之家”。
民主同盟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中共的鼓励、策动、扶持、领导之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民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有它的革命局限性。
但由于始终没有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陶熔教育下，奠定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
以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凯和其他很多烈士们的血和很多舍身忘家、艰苦奋斗的同志们的汗，曾为了这个目的在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想不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基本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年一年地按计划胜利完成的今天，竟会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出自民盟，出自“民主之家”。
不错，章伯钧、罗隆基都是当时“民主之家”的成员，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在今天他们又都做了民盟的副主席，在政府中有很高的职位，只说他们受党的教育培养多而且深，应当如何力图为国报效才是，谁想他们竟会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更甚至想把民盟引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呢？
现在大家都把他们的罪行揭发出来了。
他们是政治野心家，不满于现有的政治地位，想趁党整风的机会捞一把，搞一个匈牙利事件，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企图。
他们也不回想回想自己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政治地位怎么样，可以说丝毫说不上；
生活怎么样，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我曾经多次奔走张罗接济过他们。
解放以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又是怎么样呢，这可不用我再说了。
可是小人难养，欲壑难填。
大家知道章伯钧在开国初期就做了交通部长，但他自始就对人民付托的光荣职务毫无责任感，消极怠工，自己却以搜集古董字画自娱，还恬不知耻地自以为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如此而已”。
请看这是什么心情？
罗隆基见章做了部长，自己不免相形见拙，就随时流露出对党的不满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
直到民盟改为集体领导，章、罗都作了副主席，罗亦作了森林工业部长，他们之间的矛盾才逐渐消失，随着他们反党、反人民的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于是又结成了章、罗同盟，并力向党进攻。
试问像这样的人，究竟要党和人民对他们如之何而后可呢？
人们都看得十分清楚，真正帮助党整风，清除三害，譬如为果树除虫，是为了保证果树的繁荣，使它能够多结美好的果子，那有说是把果树连根拔掉，还说是在帮助它在除虫害的呢？
章、罗两人在整风中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盟内还有不少是非不明，立场不稳的人，听他们的指挥，和他们秘密勾结，由中央以至各地区，在盟内散布章伯钧伪造的传达报告，在盟外上下串联，四处放火，企图造成紧张局势，以达到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要不是多数持正的同志及时揭发，广大人民群众予以迎头痛击，让他们的罪行继续发展下去，其为害还堪设想吗？
反动的右派分子们，你们估计错了。
你们以为利用少数落后的旧知识分子，就可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了吗？
你们不想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坚定的信仰，对新社会产生了热爱。
开国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有目共睹，比起反动统治时代，真是八年比一百年，霄壤迥别。
人们丝毫也不会为你们的谰言所动摇的。
你们以为群众无知，容易欺骗，可以用夸大个别缺点的手法来耸人听闻？
你们不想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在斗争中翻身过来的，他们的嗅觉非常锐敏，他们的眼睛非常明亮，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看得最清楚，右派分子的一举一动，他们立即发现；
他们珍惜自己的革命成果，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决不让敌人有机会来破坏。
右派分子的阴谋诡计是决不会得逞的。
民盟的败类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们企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妄想窃取广大人民的革命果实，真是败坏了“民主之家”的门风。
作为曾是“民主之家”东道主的我，对此特别感到愤怒，特别痛心。
今天我以一个民盟的成员作了人民代表在此发言：
我要声讨他们，控诉他们，我要和全体热爱社会主义拥护正义的同志们一道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不到全部胜利决不收兵！

合川县云门乡农民揭露
章乃器土改时袒护地主
本报成都17日电四川合川县云门乡部分农业社员于11日集会揭发1951年在该乡参加土地改革的章乃器的反动立场。
汤士忠等揭发章暗地给地主撑腰的阴谋活动。
章在开地主会时常把农民武装队员派到远处站岗，偷偷地和地主谈话。
地主们也常悄悄去找章密谈，因而使得地主们更加嚣张。
汤士忠说有次我去追地主黄绪然应交出的财产，他说“章团长（章是土改参观团团长）说过有就交没有就算了，你们不敢怎样，章团长是给我们办事的”。
地主王仲文还对我说：
“章团长说你们分到的果实还不稳当”。
我那时觉悟不高，以为章是中央来的还说不稳当，就把分到手的磨子水车送还了王仲平。
谭绍成说，土改时地主的儿子王作舟见我背着枪，就说“你们对地主这么毒辣，章团长说不符合政策，你们枪杆恐怕背不稳当，说不定二天要掉过来。”
章在土改中处处袒护地主。
陈伯均说，我们斗地主就像挖了章的心头肉一样，他处处拿政策吓唬我们，打击农民斗争情绪。
当时农民都背地骂他是地主后台老板。
章对工商业兼地主更加袒护。
赵崇贵说，地主郑崇文很狡猾，我们用手指着同他斗争说理，章就训我一顿，说我违反政策。
农民们见章对地主处处包庇，很多农民说，有了章乃器地主阶级打不垮。

否定出版事业的成绩否定党对出版社的领导
曾彦修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首都出版界召开座谈会揭露曾彦修的反动言论
新华社17日讯首都出版界15日和1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和驳斥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出席座谈会的有出版界人士和几十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百余人。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张致祥也出席了这一座谈会。
在会上发言的有十四个人。
彻底驳倒右派言论，才能改进出版工作
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说明这次座谈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展开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一是进一步研究改进出版工作。
他说：
半年多来，特别是整风以后，文化界人士对出版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
其中绝大部分是好的，对改进出版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工作，我们已在改进；
有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将提出方案同大家共同研究。
黄洛峰说：
但在整风中也有少数右派分子对出版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这中间，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共产党员曾彦修是代表人物之一。
必须彻底驳倒右派言论，辨明大是大非，我们才可以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改进我们的工作。
出版事业成绩巨大，右派分子不能抹煞
老出版家舒新城以从事出版工作四十年的亲身经历和他看到的解放前后出版事业的变化驳斥右派分子关于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反动论点。
舒新城说：
解放后出版事业的突出精神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和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凭着“良心”在搞出版事业，但绝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搞“自由竞争”，还有不少皮包书店，偷印书稿，出黄色书，出一折八扣的乱七八糟的书，搞出版事业的甚至是不识字的人。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黄色书刊和投机书店逐步消灭；
抢出同类书争夺市场的恶习也逐步改革了，政府对旧出版业的人员作了统一的安排，书刊定价标准逐步统一。
几年来建立了许多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书刊统一发行，使许多偏僻地区的读者也能买到书籍；
另外还建立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文字出版社，这些成就是很显著的。
解放以前，反动政权对出版事业没有任何的“领导”，只有摧残，检查书稿，禁止发行，各地方也可以任意禁书、扣书，捕编辑，压经理，借故索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我为了“扬州闲话”就被人控告，打官司，结果是送了十几部“四部备要”才了事。
关于体制问题，舒新城说：
人民出版事业的出版、印刷、发行分工是好的，这可以使各方面分别提高工作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也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人力和物资，执行中有些缺点是次要的。
在旧中国的所谓出版、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制并不好，特别在解放后不适用了。
那时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对同行进行竞争，出书以“一本万利”为主，为学术目的出书是极少的；
印刷方面常常为了利润而接收外件搁置书刊；
自己不搞书店，没有地方可以发行。
舒新城说：
当然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个人对出版工作也有些意见，但右派分子否定人民出版事业的巨大成绩，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经营体制，都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
舒新城说：
解放后我们增加了四千多万小学生，二千多万成人参加了扫盲学习，这六千多万人需要通俗小册子。
党是看到了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出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通俗书籍，但右派分子看不见这六千万人，他们反对出版通俗书籍。
因为他们的头脑中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是有思想根源的，绝不是偶然的。
广大群众需要通俗读物，曾彦修却说小册子“泛滥市场”
人民出版社的宋家修在会上驳斥了曾彦修的“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性著作，而让小册子泛滥于市场”的谰言。
宋家修说：
我们六亿人口中五亿多是工农群众，他们还有很大一部分不识字，识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党要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要特别着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多出些通俗易懂的书给他们读。
就是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吧，也都是旧社会的过来人，脑子里都有自己原来的一套，他们绝大多数人过去从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他们要从头学习。
我们还是应该赶紧让马列主义占领市场掌握群众呢，还是应该让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泛滥于市场？
过去几年所出相当大量的小册子中，确实有一部分选择不严，但其中好的通俗读物不在少数，很多知识分子都承认这些书籍对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方面起过不容否认的作用。
关于出版学术著作的问题，宋家修说，仅就人民出版社而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外，就出版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亚里斯多德、费尔巴哈、狄德罗、卢梭等人的著作。
即将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参考资料的规模之巨大、内容之丰富，不仅我国过去所未有，就是放在各国所出的同类书中也能显出自己的长处，其他的例子何止数十百种。
宋家修说，这证明曾彦修的说法完全是抹煞事实。
工人出版社鲁牧，通俗出版社朱中文等列举事实，批驳曾彦修否定通俗读物的作用。
同时质问曾彦修，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
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
世界知识社副总编辑张明养在会上发言说，八年来的出版工作有很大成绩，完全不是如曾彦修所说的“一团糟”。
解放后出版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曾彦修应当说是知道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闭着眼否定成绩呢？
因为曾彦修实质上是反对出马列主义的书。
出版事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规定“第1要出马列主义”，曾就说“难道我们单靠些教条主义小册子就能立国吗？”
张明养说，曾彦修处处强调党对出版工作不重视，没有方针没有领导，他主张办“同人出版社”“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难道这是要加强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吗？
谁也不会相信。
真象是：
曾彦修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曾彦修企图推翻出版事业方针，让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泛滥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曾彦修不是不知道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前出版事业是有方针的，而是他深恶痛绝地反对这些方针，否定这些方针，要推翻这些方针。
具体来说，就是他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出版方针。
梁纯夫说，曾彦修好像非常赞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要在这个方针基础上来考虑出版制度。
但事实上，曾彦修所了解的方针和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本质上是完全两样的。
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是建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
而曾彦修的方针却完全否定了这一基础，其目的在于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让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著作”泛滥。
老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少候在会上质问曾彦修：
究竟根据什么事实，什么统计，断定我们解放以来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也不翻。
赵少候说，如果曾彦修不是把阿里斯陀芬、莎士比亚、莫里哀、托尔斯泰、普式庚、但丁、歌德、雪莱、狄更斯、马克吐温、泰戈尔等当作三四流作家的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相当大的成绩的。
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十二卷已发行到二十四万册，莫里哀的剧本已出到九种，不久就要出他的多卷集。
至于现代的进步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斯梯、英国的杰克林赛、美国的马尔兹、巴西的亚马多、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等等的著作，我们都出版了。
赵少候说：
由于翻译工作者思想觉悟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细心翻译，再加以各出版社编辑部的认真加工，现在的翻译质量比解放前提高不少。
曾彦修所说几年来只翻了些外国人胡说八道的小册子，这才是真正的胡说八道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沈鹏说，我们和右派分子没有共同的语言。
右派分子说“糟得很”，我们就说好得很。
沈鹏以解放前后美术出版事业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景况，驳斥曾彦修所谓解放后出版事业“没有领导”“一团糟”等等谬论。
沈鹏说，倘若“没有领导，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美术出版机构的成立就很难设想。
沈鹏还举出以木版水印技术驰名国内外的北京荣宝斋在解放初负债累累，几乎倒闭，而从改为国营后，业务蒸蒸日上的事例，说明如果没有领导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沈鹏说，几年来的出版工作是有领导、有方向、有成绩的。
曾彦修或者是戴上了右派眼镜看不到，或者是故意装作看不见。
但无论属于何种原因，曾彦修都不能否认他别有企图。
他要偷运另外一套“领导”、“方向”，达到另外一种成绩。
沈鹏说，曾彦修所谓“领导”问题的一套反动纲领如果实现，自然就不会“没有方向”了。
马列主义著作可以不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的通俗读物可以不要，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著作可以不要，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不学，计划可以不订……。
沈鹏说，我们看，曾彦修遵循的是怎样的“方向”啊！
人民铁道出版社的施公先以事实驳斥了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否定出版事业成绩的谬论。
他指出：
曾彦修所说党“把持政权”“砍掉出版局中国不会亡”真是与黄绍竑、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异曲同工。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李国钧，人民出版社的范用、陈今、邓步城和新华地图出版社的刘宗弼。
曾彦修在17日座谈会结束时发了言。
他说，他长期以来自高自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不好好学习，以至犯了错误。
但是他又说，他只是在思想上对党有不满，而不是政治上反对党。
会议将继续举行。

广东渡过台风侵袭
警报解除一些地区将有暴雨
新华社广州17日电南海台风昨晚以十级风力于广东东部海丰县至宝安县间登陆，今晨黎明前，以八级风力在广州市南部掠过，吹向西江上游。
目前风力已减弱至六级。
初步估计：
有八人死亡，一只渔船沉没，还有数十只下落不明。
受中心台风波及的海丰县塌房三十余间，未割的熟稻约损失二成。
台风登陆前的两三天，有关的几个县组织了三十多万农民抢割稻谷，三万多名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和城镇工人下乡参加防风工作。
沿海的海军和航运部门都派出舰艇和船只出海通知渔船回港避风。
有四个县还帮助一千四百多家房屋不牢固的住户迁居避风。
灾后，各级领导部门正继续深入了解灾情，处理善后。
新华社17日讯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17日中午十二点发布台风解除警报及暴雨预告：
南海的台风已于昨晚二十三点在汕尾偏西地区登陆，并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今晨八点已移到了广州西北方约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
目前台风已经减弱，此次台风威胁已经基本解除。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受台风残余势力影响，广东及广西东部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南海北部海面尚有五、六级的偏南风，以后将继续减弱。
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西南部将有暴雨；
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东北部将有大雨或暴雨。

民建和工商联联席会继续揭发
毕鸣岐要同党在企业中争领导权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会，今天继续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进行揭发和批驳。
在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七人。
胡子昂为会议的执行主席。
毕鸣岐首先在会上作检讨，他在“检讨”中开始承认“自己不仅是在朝着反党、反人民的方向发展，而且已经进行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他说：
“我一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要说搞宗派，就是向党搞资产阶级的大宗派，没有什么小宗派。”
他又说：
“我有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一大部分，是和党合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毕鸣岐还承认一部分别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几年中，在他的思想深处和行动中，总认为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力量愈强，他的代表性就愈大，他企图以此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
例如解放初期私营经济比重很大，后来经过改造比重越来越小，他就感到不安，怕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他就不能做代表性人物了。
毕鸣岐在谈到他好争权夺利的问题时，初步承认他是存在着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垄断思想。
毕鸣岐还承认他曾经借一些依据不足的材料，对政府机关进行攻击。
毕鸣岐在承认上述一些问题后，接着又作了很多解释，同时很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好似自己没有错似的，态度很不老实。
在毕鸣岐检讨以后，发言的人都对他的检讨不满意，批评他的检讨内容空洞，态度虚伪。
北京市工商联主委乐松生、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和天津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万国权，都列举事实、揭发毕鸣岐在整风期间，借视察工作的机会，到处点火，进行挑拨离间的反动言行。
万国权说，毕鸣岐到天津染料化学工业公司第7厂视察时，对私方人员说，你们提的合理化建议很多，积极性比工人高，比工人贡献多。
毕鸣岐还对该厂私方人员谈到“摘帽子”问题，说什么现在这不过是个概念问题。
他说我（毕鸣岐自己）愿意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政府不让我摘。
毕鸣岐还别有用心地说，你们这里公私关系不错，但我在工商联的办公桌上看不到这样好的关系。
因此，在毕鸣岐视察后，这个工厂资方人员和工人的关系就恶化了，后来经过政府很多工作才扭转过来。
万国权接着根据毕鸣岐的亲信交代的材料，证明毕鸣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对于抗美援朝，毕鸣岐一开始对共产党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表示怀疑；
以后，他作为赴朝慰问团的一个副团长从朝鲜回来，背地里却说：
“美国炮火威力大，朝鲜已片瓦无存，要不停战，朝鲜问题很大。”
毕鸣岐污蔑“五反”运动说：
“五反”运动得不偿失，许多工商业者受了很大打击，抬不起头来，积极性发挥不了。
对于在工商界进行“肃反”运动，毕鸣岐说，“工商业者都经过改造，那里来的反革命分子？”
又说什么“‘肃反’比‘五反’还难，‘五反’有钱就可以交代过关。”
全国工商联常委千家驹认为毕鸣岐的几次检讨是假检讨。
当民建和工商联批评章乃器的时候，毕鸣岐说：
“章乃器如果请我吃饭，我就替他出个主意，当着众人假检讨一番就过去了。”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检讨了。
千家驹肯定毕鸣岐是原封不动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委徐崇林指出，毕鸣岐是买办阶级分子，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只有消极的一面。
但毕鸣岐还多方美化民族资产阶级，说民族资产阶级如何伟大，与工人阶级差不多。
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在发言中认为，毕鸣岐是有计划地从经济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企图夺取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复辟。
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他总是同国营企业对立，骂服从国营公司领导的王芷洲是国营公司的尾巴，说工农联盟不如资农联盟，不满意税收，仇恨税务局长，到最后还迟迟不申请公私合营。
在高潮以后，又抗拒领导，支持董少臣要求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的意见，说中共天津市委的干部是“冀中来的土包子”，说工商联的党员干部是来监视的，说“到社会主义，究竟谁领导谁，就要看谁有能耐了”，“变成工人阶级就可以取得工作上的领导权”等等。
毕鸣岐这些言行的目的就在于夺取领导权。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何宗谦揭发毕鸣岐为了满足他的政治野心，一贯不择手段的卑鄙行为。
何宗谦说：
1950年天津市工业会和商业会合并，选举工商联委员，毕鸣岐被选为天津市工商联第4副主委，就很不满，争选第2副主委。
1957年01月，天津市工商联改选，毕鸣岐对他的亲信赵天爵、高幼珊等说：
“我当选主任委员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一定要比朱继圣多几票才好看。”
于是，毕鸣岐就叫赵天爵、高幼珊、米禄斋等人只投毕鸣岐的票，不投朱继圣的票。
何宗谦揭露，毕鸣岐为了争夺天津民建会主委，曾对他的亲信说：
“我把天津对外贸易行业的五百个经理都拉入民建会作会员，看民建会选我不选我。”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最后发言指出，毕鸣岐和章乃器一鼻孔出气。
他今天的检讨，是通不过的。
他告诉毕鸣岐，我们要和你斗争到底，直到你彻底交代，从根本上认错为止。
他说：
“我们对你揭发批判，是帮助你，是希望把你救出来，但究竟救得出来、救不出来，在你自己。”
会议主席胡子昂在会议结束时说：
毕鸣岐的检讨，从态度说是十分恶劣的，从内容说是在检讨的形式下对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对他的批评进行解释和抵赖，甚至反攻别人。
两会根据天津市地方组织和会员的要求，责令毕鸣岐回天津继续检讨。
如果在天津检讨仍不彻底，将来还要到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来检讨。

上海民盟的背叛
本报记者季音张竞
本报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曾指出：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上海民盟的情况就是这样。
上海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展开以后，人们在大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反党活动的材料中，愈来愈明显地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上海民盟的领导机关，是这次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的一个主要的指挥部，一个右派分子的大本营，许多恶毒地向党射击的子弹，都是从这个角落里发射出来的。
人们从上海民盟的领导成员中，发现上海民盟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右派集团，右派分子已掌握了上海民盟的领导大权。
上海民盟的领导集团，现在已查明有半数以上是右派分子。
但重要的还不在数量上，重要的是这一半人都是担负了实际领导工作的人，陈仁炳是领导机关又领导基层工作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彭文应是分工领导教育和妇女工作的副主任，右派分子孙斯鸣则是坐镇市委实际掌管民盟工作的副秘书长。
他们形成了上海民盟市委的实际领导核心，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的大风浪中，把上海民盟的政治方向，转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险道路上。
招兵买马早有准备
已经查明，上海民盟这次对党的猖狂进攻，早在一年前就进行了积极的组织准备，其中主要的就是拼命扩充队伍，增强右派力量。
一年前，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盟右派首领章伯钧在北京叫喊：
“民盟大有可为，民主党派至少应该发展一、二百万人……”这个号召得到了被右派分子操纵的上海民盟的积极响应，从此他们就开始了不顾一切的“大发展”，他们竭力反对各民主党派在发展对象上的分工，提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口号，迫不及待地督促各文艺团体中的民盟支部委员，要他们赶快拉盟员，“拉慢了就会被别的党派拉走了”。
责难前文艺区分部发展组织太“保守”，到后来，陈仁炳等人索兴亲自出马，抛开基层组织，深入到各部门进行“个人联系”。
上海民盟隐藏在这个“大发展”背后的政治野心，在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各种卑鄙活动中，完全暴露了出来。
他们在这次“大发展”中有两个“重点”，或者说是两个主要目标，第1个目标就是“向名牌进攻”（用他们的术语叫做“抓名牌”），陈仁炳常常说：
“××单位只要那几个知名人士争取过来，局面就是我们的了。”
为了抓名牌，可以不惜一切工本，千方百计地用登门拜访、请客吃饭、汽车接送等卑劣的手段，甚至答允可以不宣誓、不写自传、不参加任何会议为条件。
上海名歌唱家董爱琳，曾被他们确定为发展对象，陈仁炳先通过别人的关系一再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请她吃饭，几次都被董爱琳拒绝了，最后董被逼得没法，勉强答应了他的一次邀请，他便在席间大吹其对音乐的爱好，接着又向董爱琳炫耀沪剧方面我们有丁是娥，越剧方面有戚雅仙，京剧方面有……，就是音乐界盟员较少，特别是歌唱方面更少，所以希望你们名歌唱家也能来参加……”这席话引起了董爱琳强烈的反感，当时就拒绝参加民盟，可是陈仁炳没有死心，一星期后，又跑到董爱琳家里动员她入盟，当董爱琳一口回绝后，陈仁炳还死皮赖脸地说：
“希望这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请你再考虑。”
对京剧演员言慧珠、童芷苓等陈仁炳也用尽了阿谀奉承的本领。
为了争取名画家刘海粟入盟，他们甚至在刘未入盟前，就把他列入市委委员，大概是作为入盟的一个交换条件吧。
上海民盟“大发展”的第2个重点是“向落后开门”。
他们到处物色那些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有意识地找他们开座谈会，美其名为代表知识分子“利益”，实际上是从中物色发展对象，作为向党进攻的资本。
在去年12月，由陈仁炳一手主持的“上影”五次座谈会上，就有这么两件事情：
陈仁炳看到舒绣文几年来没有拍什么戏，估计她对上影厂领导一定会有意见，便有意邀请她参加座谈会，趁机争取她入盟。
不料，舒绣文非但没有在座谈会上发牢骚，却为上影厂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上影厂七年来的成绩不能否定。
这使陈仁炳大失所望，以后就再也不理舒绣文了。
并告人说：
“发展舒绣文，盟要脱离群众的”。
在那五次座谈会上，另一演员房珊，因对评级不满，与领导上的情绪很对立，并说共产党没有民主，只有民盟才有温暖，表示想参加民盟，陈仁炳一听大为得意，马上就批准她入盟。
盟内有人反对他这种做法，但他却说：
“吸收这样的人进来，对我们非常有利。”
就在这五次座谈会前后，上影的盟员一下就由七人发展到三十三人。
有人把这种突击式的发展组织称之为“火线入盟”。
即是说，这些人是在与共产党的作战中经过了“考验”的。
是可靠的“同志”。
上海民盟除了大规模的发展外，右派分子同时还注意在各个部门培养盟的骨干，布设据点，像“上影”的吴茵，“人艺”的章曼萍，都是为右派分子重用的心腹。
他们在这次放火中都起了据点的作用。
通过这种种办法，上海民盟组织在短短一年内，竟由九百人扩大到三千四百几十人，增长了三倍多。
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是抱了正当的愿望而入盟的好人，但是在不少的基层单位中，民盟小组或支部变成了落后分子、失意分子的小集团，他们的组织生活，就是发牢骚，骂领导，甚至进行反党的活动。
所谓思想改造的任务，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更可疑的是上海民盟还把一些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历史不明的人也吸收入盟，在上海司法部门中有两个定了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发展为盟员。
而这无疑正是上海民盟市委右派野心家所预期的目的。
誓师大会杀气腾腾
今年0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并提出要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怀叵测的上海民盟右派分子满以为天下大变了，可以趁机向党大举进攻了，于是就在5月14日召开了一个全市民盟干部大会，策动全市各单位民盟组织向党开火。
会议由右派分子彭文应主持，他一走上讲台，就说：
“今天是誓师的大会，是民主进军的大会……”向谁誓师？
向谁进军？
不用说，目标当然是各级党的领导了。
道貌岸然一向以“学者”自居的沈志远，在这次大会上，竟完全换了一付杀气腾腾的面孔，他以从来没有过的“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姿态，做了一个长篇的煽动性的报告，报告中几乎用尽一切恶毒的言词，对共产党进行了极其露骨的污蔑和中伤。
他污蔑人事部门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工作……”他把某些单位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夸大成“钢骨水泥的很厚的墙，”或者是“不可跨越的”“相互不能沟通”的深沟。
他恶毒地在“教条主义长期统治”的大帽子下，说“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思想几乎达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的学术界显得非常的沉寂。
没有任何独立思考，听不见有什么自由辩论的空气。
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
他又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夸大起来，然后又别有用心地喊出一连串煽惑人心的口号：
“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批评这些人，我们要反对这些人！”
“我们一定要求有一分职，就要有一分适合于这个职位的权，同时要求有适合于这个职权的信任！”
“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来侵犯我们应当有的责任，我们应当有的权利！”
不仅如此，他在报告里一再强调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等等的思想、作风、措施、制度进行全面的大检查。”
要大家“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以前的制度、方针、政策，不要怕片面，提出来再说。”
他还非常肯定地说：
“那些过了时的、不合理的、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的制度”必须“坚决的，彻底的加以消除。”
最后，他还唯恐大家没有勇气出“师”“进军”，一再拍胸脯保证给大家撑腰、支持。
经过沈志远这一番“鼓动”，在四百个盟员干部的心里烧起了熊熊的烈火，本来对党有些意见的，被他挑得激愤起来了，原来靠拢党的也在心里蒙上了一层疑虑。
当他们拿起沈志远所传授的“火把”回到各单位之后，一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云就在上海的天空翻滚起来了。
全面发动，五路进攻
就在这次誓师大会之后，上海民盟的各级组织向党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其中有五个方面是他们进攻的重点，即戏剧音乐界、电影界、高等教学、司法、新闻，这几方面都由民盟的主要人员直接负责。
陈仁炳、彭文应在文艺部门最先打响了，他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人民艺术剧院、京剧院、国画院、曲艺界、评弹界四处纵起“火”来。
“上影”和“人艺”的火烧得最早也最猛，“人艺”的右派分子张立德、章曼萍等人逼着要领导承认“宗派主义”，鼓动演员们散伙另组剧团，拒绝领导上着手改进工作。
右派分子骂国画院是“一言难尽，一塌糊涂，一团糟”，提出不要国画院；
评弹界和曲艺界也掀起了闹工资福利的风潮……许杰、戴家祥和孙大雨，在高等学校里也分别行动起来了。
民盟华东师大支部负责人许杰召开了中文系民盟小组会议，会上他们辱骂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是“监工”，提出要“中文系的党退出去”，“学校里撤销党委会”，“民盟要与党委享同样地位。”
并且领导他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组织了什么“整风筹委会”，美其名要“帮助党整风”，但却不许党总支的同志参加。
他们画漫画，出大字报，骂党员是“特务”，是“阎罗王”，甚至提出要由非党人员来召开“整风会议”，领导党的整风。
同校历史系的民盟盟员戴家祥，化名“楚歌”，贴出了一封“告全体同学书”，说“三大主义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是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因此造成人民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人身生存没有保障，……”他号召同学们“起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专制集权”。
另一角里，司法工作方面的枪声也打响了，民盟上海市委在5月18日召开了一次三十多人参加的司法工作座谈会，别有用心地对司法工作展开了疯狂的污蔑，攻击，造谣说上海第1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社会镇反案件有34％错判了，说什么“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现在还有草菅人命的昏官”，他们同时又把攻击矛头对着工农出身的司法工作者，讽刺他们“没有文化”，“连判决书也不会写，”挑拨司法部门中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什么党对司法部门的知识分子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民盟右派分子对这次攻击异常满意，对发表污蔑言论的李国机、刘和平大加赞赏，请李国机签名留念，请他们吃饭，并且对刘说：
“如果谁要你检讨，你就写稿到（民盟）市委组织部。”
新闻战线上，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陆诒都投入了战斗。
上海民盟右派分子就这样在四处掀风作浪，发出了一切最难听、最恶毒的咒骂声，不准别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讲一点工作的成绩，5月的上海，被上海民盟右派分子烧起的这把漫天野火，烧得到处黑烟滚滚，天地为之变色。
被反共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民盟右派人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民盟右派分子戴家祥生动地道出了他们当时的心情。
一天，他兴冲冲地跑到学生宿舍对一群学生说：
“你们这里有党员吗？
这次整风，共产党从中央到学校都很恐慌，我准备给以致命的打击！”
上海的民盟正是这样地向共产党发起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搬石头与夺帅印
“搬石头”，“夺帅印”，这是上海民盟右派骨干陈仁炳、陆诒提出的两句行动口号，这两句话最本质地道出了他们的野心，也贯穿在他们的整个行动中。
这次民盟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中，几乎都有这么两部曲，第1曲是骂倒一切，把所在单位的工作形容为“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紧接着就高唱要“搬石头”，领导人要“下台”，“重病要用重药医”，要“认真执行纪律”等。
进行得最露骨的是“上影”，陈仁炳和吴茵在上影召开了五次座谈会之后，把记满了“黑暗”的会议记录分送给中央和上海市委，但就是不送给上影的党组织，陈仁炳说出了他的心意：
“我们的底牌摊出来了，看他们怎么办。”
他一再呼吁电影界“要搬开大石头”，挑拨说“有些人早应下台，就是没有下台，党对自己的儿女拍得很轻，对别人就不是这样。”
以后，“上影”经理袁文殊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检讨了领导工作的缺点，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群众都表示欢迎，但陈仁炳仍不甘心，立即写了一篇“虚心些，再虚心些”的文章送到文汇报，攻击袁文殊的检讨是“绍兴师爷式的诛心之论”，咒骂“官官相护”，要求党“无情地做挖墙脚的工作”。
背地里，陈仁炳对人说，这次他不搬掉“上影”的领导人，决不甘心。
为什么民盟右派如此热心于“搬石头”？
受到罗隆基和沈志远赏识的右派分子吴茵最近已说出真相，原来她早就蓄意想“上台”做“上影”的厂长和艺委会的主任。
最近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透露出民盟右派是有一系列“夺帅印”的具体计划的，他们有的要做局长，有的要做校长，有的要做主任，各有各的目标，例如不遗余力攻击文化局工作“一团糟”的陈仁炳，他的目标是“上海文化局副局长”；
陆诒的目标是“新闻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陈仁炳还对沈志远说：
“民盟要争取一个上海市副市长。”
自然，这还只是这些野心分子的“初步目标”而已，他们最终是要“共产党下台”的。
就在5月间，他们曾经抓住上海徐汇区政协的一次小纠纷，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要把中共徐汇区党委书记王钧赶“下台”，“给全国做出一个典型。”
“上台”与“下台”，这就是斗争的中心。
千方百计夺取报纸
民盟右派分子异常注意夺取舆论的工具。
上海不少民盟基层组织，在党开始整风时，即要党“把黑板报交出来给我们办。”
许多单位的黑板报成了民盟右派攻击党的一个阵地。
争夺报纸的领导权，更是上海民盟右派的一条重要战线。
文汇报是老早就被上海民盟宣传部主任徐铸成等人占领了。
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新闻日报。
上海民盟宣传部副主任陆诒在5月初党开始整风时，就对新闻日报党组织挑战，提出“小会不过瘾，要搞大会。”
第1天的大会上，陆诒第1个起立作了准备已久的长篇煽动性发言，说新闻日报的主要矛盾是党的“严重的宗派主义”。
他还布置了一系列的发言，用许多歪曲事实的例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大会越开越偏激，最后发展到点着鼻子骂积极分子是“无耻之尤”，“浑身涂满了人民的鲜血。”
墙报上也出现了指名辱骂党的负责干部是“棺材脸孔”等等的文章。
陆诒等人在会内会外展开了紧张的活动，新闻日报内部，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上海民盟市委用最大的力量投入了争夺报纸的战斗，过去从不联系基层的沈志远，当时竟亲自出马直接领导新闻日报的民盟支部，为陆诒撑腰。
陆诒在新闻日报大会上的一个长篇发言，被全文刊载在上海民盟的机关刊物“盟讯”上。
以后，沈去北京开会，就把这个重任托付给沈的亲信陈仁炳来接管。
上海民盟的右派大将们纷纷起来，从外部策应争夺新闻日报“帅印”的战斗。
彭文应在市委宣传会议上，紧接陆诒的发言之后，也呼应地攻击报纸。
右派分子徐铸成介绍了他赶走共产党员的所谓“拆墙经验”，要陆诒在新闻日报“推广”。
彭文应并要陆诒在未夺得“帅印”之前，先争取做“夜班”，因为夜班可以最后决定稿件的取舍，控制版面。
在这期间，确实有一些右派分子的稿件，经过陆诒的手登到报上去了。
上海民盟何去何从
上海民盟野心分子烧起的这把大火，延烧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扑灭了。
事情的结局与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
当人民揭穿了他们的阴谋之后，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
广大正直的盟员也都离开了他们。
过去受到他们蒙蔽、煽惑而盲目跟着放火的盟员，也清醒过来，愤怒地向他们展开了斗争。
复旦大学盟员赵荣远等四人最近在给沈志远的一封公开信中，揭发了沈志远的反动言行，沉痛地检查自己由于沈志远的恶毒宣传，思想上一度发生混乱，做了右派分子的“火把”。
这一封信的最后说：
“告诉你，我们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绝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把民盟拖到反动方向！”
这是上海民盟广大盟员的呼声。
愈来愈多的上海人民正在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他们也决不允许上海民盟背弃人民民主事业，走上反社会主义道路。
上海民盟右派野心家陈仁炳、陆诒等人最近都已作了初步交代，供认了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但他们的交代尤其是陈仁炳的交代还很不老实。
其他如彭文应、孙斯鸣、韩鸣等右派骨干，还在用各种方式顽抗，没有向人民供出他们的罪行。
身为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沈志远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暧昧，已经受到群众的指责。
人们希望上海民盟的整风领导小组真正硬起腰干来，与右派分子无情地展开斗争！
上海民盟将何去何从，这是一场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到了须要立即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打碎章乃器的新攻势
冯和法
右派分子章乃器经过一个多月来各方面对他的批判，帮助，不但毫无悔悟，而且居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我的检讨”为幌子，对党、对人民发动了新攻势。
章乃器算是没有辜负台湾反动报纸称许他“沉着应战”的期望，但全国人民对他这种反动透顶的言行，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们来把他的所谓“我的检讨”解剖一下，看看章乃器还在怎样继续他的攻势。
擦脂抹粉是掩盖不了的
章乃器在他的这篇所谓“检讨”中耍尽了无赖手法，他对别人揭发他的铁一样的事实，一字不提，而还敢厚颜无耻地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
他认为他的错误只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但是，仅仅这一些
“检讨”也是假的。
他不是批评他的个人主义，而是赞美他的个人主义使他能够“脱离泥坑，走上革命”。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能够使人“走上革命”，如果不是一句梦话，那就要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了。
如果章乃器指的“革命”，是要革共产党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那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他说：
“那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
那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
姑不论昨天的革命者是否今天和明天就必然不会成为反革命，问题是，章乃器把自己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是不是真如他所自许的这样一个艳如桃李，冷如冰霜的人呢？
可惜的是，各方面揭发他的丑史已经盈篇累牍，而他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章乃器，你为什么不回答大家对你所揭发的问题？
例如：
你在以“七君子”案件入狱时，叫人打电话给胡子婴同志给你掩藏你勾结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密电本，这是不是事实？
你出狱后，为向蒋介石献媚，主张“多建议，少号召”，来反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抗日号召，这是不是事实？
抗战时期你不仅当上了桂系的安徽财政厅长，而且又勾结陈诚，当上了三青团的头子，这是不是事实？
你勾结上海银行，又要挟上海银行，勒索一笔巨款，来做你的所谓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兴工业家”——上川实业公司、上川企业公司的老板，这是不是事实？
在重庆组织民主建国会的初期，你就提出中间路线，来取媚国民党，这是不是事实？
解放以后，你还是主张民建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要为资本家服务，这是不是事实？……这一系列的丑史，有那些是自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所应有的呢？
你说，在解放前，有“三种威胁经常纠缠着我”。
但是除了国民党错捕了你，使你成为“七君子”之一，以后你就以此招摇撞骗，作为政治资本外，在解放前你受到过什么政治威胁？
在解放前，你除了当大老板，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有过什么经济威胁？
同样，在解放前，像你这样亦官亦商，八面玲珑的大人物，谁敢来碰你，你有过什么社会威胁？
章乃器说：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
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
这是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所指的“革命”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在这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自然可以称为“革命乐观主义者”。
所以，他千方百计地要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就是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他看来自然是一种“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
他前几天在人代小组会上不是还说他是“左派”，还应该让他来发挥反右派斗争的“积极性”吗？
章乃器很像“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脸向背后，我们和他虽然站在一起，他看到的只是后面，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前面。
同他“接近过的人都可证明”，章乃器的所谓“积极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
我们同章乃器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我们同他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至今还继续施放毒素
如果说，章乃器的“自我检讨”没有一些“检讨”的味道，那就是不理解他的惯用字汇的原故。
在他的文章中，许多“社会主义”在实质上难道不就是资本主义吗？
他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中不是成为“忠于党”和“忠于社会主义”了吗？
那末，他的“检讨”本来就不应依照我们对这两个字的一般理解去解释的。
他在小组会上对他的几个主要谬论发了言，报上说：
“章乃器开始认错”，这未免“委屈”了他，自命“真金不怕火”的章乃器怎肯不继续“沉着应战”而就轻易认错呢？
在他的“我的检讨”中丝毫没有认错的地方，相反的，他不仅继续对他的反动谬论进行辩论，而且还进一步施放了大量的毒素。
看他是怎样“检查纠正和澄清”以下几个论点的：
一、关于定息问题。
他认为他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矛盾，我们是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讲演的传达中听到的。
章乃器这里所谓“有人”是指谁？
他的用意无非是，他所以说定息不是剥削，是根据毛主席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话引伸出来的，所以，如果错误，责任不在他章乃器。
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已经够恶毒了。
更可恶的是他下面说到毛主席在发表出来的讲演中，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一面时，他借此又一度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暗示别人说，毛主席的前后说法不同了。
二、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本质区别问题。
他在这里坚持说：
“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
毛主席明明是说“被剥削与剥削”，而他还是不承认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
据我们理解，在阶级没有最后消灭以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始终是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
章乃器在所谓“检讨”中对这个问题只是对他的反动谬论作了进一步的肯定，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检查纠正和澄清”的地方。
三、关于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问题。
章乃器对此不仅轻轻地以“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来推诿责任，而且嫁祸于人，说：
“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
难道章乃器不是“某些右派分子”的头儿吗？
画上等号的难道不就是章乃器自己吗？
他说：
“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
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原来章乃器的说法并没有错，只是“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所以“否定”了他的说法。
实际上，这又何苦来！
难道章乃器不欢迎所有右派分子拥护（也就他所说“混淆”）他的说法，他不正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大帅吗？
大帅怎好“脱离群众”呢？
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问题。
他对此轻轻以“我没有这样说”推脱了事。
但是，赃证俱在，白纸上黑字是抹不掉的，他不得不来个当“继续检查改正”，以图继续狡辩。
五、关于工商业者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问题。
他对此又是一个“这不是我说的”，推得多么“轻松愉快”。
请看：
“‘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他是说得多么直截了当！
自然，他的手法是“高明”的，到处打埋伏，随时可以狡赖。
既不是你说的，为什么在国务会议上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你要起来辩解呢？
请看，章乃器对于他的反动谬论有那些“认错”和“检讨”？
他在为他的谬论继续辩护中，始终不忘施放毒素，挑拨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团结。
他说：
“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换句话说，一切批判他的人，他认为是“教条主义者官僚们”的人，就是在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利于团结和工作。
他说：
“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计，片面强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一面”，换句话说，别人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分悲观”，和片面强调他们的消极一面了。
在这篇所谓“检讨”中，大骂“教条主义者”一类的字句是少见了，但是，他的一些遮眼法是大家早已熟悉，怎么也骗不过人的。
反动言行欲盖弥彰
大家认定章乃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头子之一，已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对他的声讨。
对此，他是不可能始终“轻松愉快，心安理得”的，于是，除了一再把自己扮成“革命者”，用“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一类废话来作“丑表功”外，就是矢口“呼冤”。
他说：
“一个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他（为什么不用“我”字？
——引者）在思想战线上肯定是属于右派的。
但我经深刻检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他明确地否认了自己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思想战线”是否“右派”，他也是闪烁其辞的。
好吧，就按照章乃器自己所提出的六点来看，究竟是他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是别人“歪曲”了他。
第1，他把官僚主义视作比资本主义还可怕的敌人，他毁谤社会主义企业，认为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企业的效率比资本主义不如。
他一再夸大资本主义的优越，资本家“善于用人”、有“事业心”，反过来不是毁谤社会主义一团糟还是什么？
他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个别缺点夸大到比人吃人的阶级对抗社会还不如，还说“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
第2，在右派分子中，他的分工不在学生方面，而是在工商界方面，他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难道他就不希望工商业者闹事？
他认为国家没有以平等人格对待工商业者，“教条主义的官僚们”打击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两面性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和经济上的“五毒”等等说法，目的不是挑拨工商业者的不满，希望他们闹事又是什么？
第3，他到河北、杭州、上海，到处点火，报上已经有不少的揭发，难道都不是事实吗？
他到青田视察，挑拨农民对统购统销的不满，粮食部长希望粮食问题出乱子，和另一右派分子曾昭抡，以教育部副部长身份，惟恐教育工作不乱，又有什么分别？
他怎么还有脸说自己“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
第4，他恶意地歪曲斯大林对于党员品质的说法，不仅把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说成是“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而且，还说：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照他的说法，苏联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员作为党性来说，就没有共同之处。
他说：
“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这句话本来没有错，但他把这句话和苏联比较，难道不是暗示苏联共产党员就不是这个样？
难道还不是挑拨我们的党和苏联的关系吗？
他说他“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但他是这样的赞美资本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企业“优越性”，还能说他是“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吗？
第5，最近在民建会已经揭露了他不少的“小组织”。
整风以来，他支持上海的黄苗夫，鼓励北京的吴金萃，要他们猖狂进攻，难道不是事实？
他“夜以继日地劳动”，还能说是为了“对得起党和国家”，而不是反对党和国家吗？
第6，他根本否定阶级本质的区别，从而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
他把共产党员比作“西望长安”剧本中的政治骗子；
他暗示党“垄断”革命理论，把一切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概称为“教条主义”；
他毁谤统战部偏听偏信，“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
他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合唱，诬蔑党有“大党主义”，而且还是“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他居然还敢说他的批评没有超出批判“三害”范围，“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
章乃器是一个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自从他的反动言行遭到各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把他的反动活动缩小到思想问题或者理解问题的范围之内。
现在，他再一次掩耳盗铃地说：
“我始终认为：
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
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
全国人民决不会被章乃器所骗的。
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思想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右派分子章乃器既然站上台来，向党和人民挑战，自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回击，现在，他企图退缩到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去，只是他自己像驼鸟一样，把头缩到沙中去而已。
甘心自绝于人民
章乃器对于别人所揭露的事实一概置之不理，别人批判他的话只以“歪曲”两字轻轻推开。
在人代会四川小组会上，他公然说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联合指示是对他的话的“歪曲”，现在，他竟敢在人代会大会上，假借“检讨”的幌子，继续发动攻势，散播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他在所谓“我的检讨”中不仅把自己洗刷的干干净净，并在洗刷自己的时候肆放毒素，而且在他的“检讨”的结束部分，更是阴险万分，又施放了一支毒箭。
他诬蔑批评他的人是利用了“众口可以铄金”、“曾参杀人”的策略，7月10日他给粮食部共青团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详细。
他写道：
“在民主党派中，有些造谣专家。
他们从‘曾参杀人’的故事中取得了‘智慧’，以为慈母对于爱子，尚且经不起三次同样的谣言，而发生动摇，那末，领导对于干部，群众对于个人，当然更经不起几次同样的谣言。
因此，他们就有组织地、从各方面放出同样的谣言，以蒙蔽领导，欺骗群众”。
他诬蔑了全国反对他的人，把大家骂成造谣专家；
也诬蔑了领导，认为是轻信“谣言”。
章乃器，你究竟是否还有一些人心？
周恩来总理指出：
“我们希望，经由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对他们开着的”。
现在，右派分子章乃器不仅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耐心的帮助，坚持反动立场，而且还敢在“检讨”幌子下继续向党和人民进攻，这表明章乃器已经越走越远，不惜自绝于人民。
我们为了辨别大是大非，使全国工商业者更清楚地认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就必须对他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他的一切反动阴谋。

三门峡工程迎着困难前进
人门岛削掉了一半
本报讯河南日报消息：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以后，职工们不断克服困难大踏步前进。
现在，左岸主体工程基础岩石开挖已完成七万余方，坚硬的人门岛被削去一半。
由于两千五百瓩的列车发电站通过八公里的高压输电线把电流送到了三门峡，强大的动力系统建立起来了。
一分钟装一卡车石碴的“乌拉尔巨人”——三立方电铲投入运转以后，出碴赶不上爆破进度的现象根本扭转。
07月05日下午，职工们用新的爆破方法放响了第1个大炮，人门岛上有二千五百方石头倒塌下来，变成了碎石。
新爆破法的试验成功，为完成7月份大坝岩石开挖工程奠定了基础。
辅助工程也有了进展。
右岸黄土台地上的汽车基地提前平整完毕，推土机群正在砥柱石右边的半山腰中给混凝土拌和楼和右岸工段系统平整场地。
三门峡下游横跨黄河的钢桥，是供明年施工的要道。
来自兰州黄河铁桥工地上的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激流中矗立起钢板桩围埝以后，正采用长江大桥管柱支承桥墩的方法来浇注三号和四号桥墩的基础。
他们争取在大汛前把这两个桥墩的基础浇出水面。
在三门峡上游的史家滩渡口，船工们正匆忙的向左岸抢运机械、器材和生活用品，以便保证大汛到来不误施工。
连接陇海路的会三永久公路，除坝头一小段外，全线完成，并铺好了柏油路面。
会三铁路有十三点七公里已经通车。

两年以前，这里还没有一户居民……
克拉玛依变成了三万人的城市
新华社克拉玛依16日电克拉玛依已经被建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石油城。
克拉玛依市筹备委员会12日正式宣布成立，开始进行建立市的筹备工作。
这个市的管辖范围除作为油田基地的克拉玛依以外，还包括周围中拐、大拐、白碱滩、乌尔禾等探区，全部面积达五千多平方公里。
克拉玛依石油基地的建设速度在我国工业建设中是少有的。
两年以前，克拉玛依周围几千平方公里，除流动在这里找寻石油的野外地质人员以外，没有一户居民。
1955年，克拉玛依第1批居民由三十多名钻井工人组成的一支钻井队，来到这里探索地下的石油秘密。
从那时开始，石油钻探职工经过两年艰苦的大规模钻探活动，证实了克拉玛依是一个有很大工业价值的大油区，探明了相当可观的一片储油面积，找到的可采原油储量已经大大超过国家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要求新疆地区探明的储量任务。
随着这个油田的发现和钻探规模不断扩大，矿区职工人数从1955年的三十多人激增到现在的一万五千多人（包括建筑、安装等职工在内），连同职工家属，目前有将近三万人口。
但在去年07月以前，克拉玛依还没有一间永久性的房屋。
去年06月间，这里最后被证实有工业价值含油以后，才展开油田基地的建设工作。
在短暂的一年中，矿区建筑工人克服了缺水、缺土和一块砖、一根木头都要从外地运输的重重困难，建成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的房屋和机修厂房。
原来寸草不生的戈壁上，现在林立着一片整齐而崭新的房屋。
在石油城里，有矿区党政领导机关办公的房屋，有一百四十二幢职工宿舍，有贸易、邮电、银行、书店等部门以及职工医院、托儿所、子弟学校、职工文化学校、俱乐部和二十多个职工食堂。
现在矿区职工都已经从帐篷、临时地窖迁进新屋居住，有八百多户职工家属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团聚落户。
过去一直严重威胁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一条敷设在地下的长达四十二公里的输水管线，今年06月间从玛纳斯河畔通向石油城。
这条输水管线目前每天能从玛纳斯河输水两千多立方公尺供应生产和生活用水。
现在克拉玛依附近地区的钻井和工厂用水都能得到保证。
住宅区的生活用水已经充分供应。
这里还修建了好多自来水龙头和蓄水池。
居民可以很方便地在自己门前取水使用。
原来荒无人烟的克拉玛依，现在已经改变了以前的面貌。
在住宅区，一片淡红色和乳白色相间的房屋上空，满布着纵横交错的输电线、电话线、广播线，空中飘荡着悠扬的广播音乐声，马路上大小汽车往来如梭，人群熙来攘往。
在工业区，机器轰鸣，焊火闪闪，入夜，四处一片灯光。
到今年底，这里还将有十多万平方公尺的建筑物出现。

丰满九年
从十三万瓩到五十万瓩
本报讯吉林日报消息：
丰满水力发电站的发电能力，已经由十三万瓩增加到近五十万瓩。
到1958年全部扩建计划完成以后，发电能力预计可提高到五十七万瓩。
丰满水电站发电能力的增加，曾得到苏联人民很大的帮助。
丰满水电站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最后建成的一项水力发电工程，国民党败走时还将它破坏了。
1948年03月解放以后，经过全体职工九昼夜的抢救，才恢复送电。
但是当时这个水电站仍然面临着特殊工程没有完成、堤身漏水等严重困难。
根据我国同苏联政府的协定，1951年苏联政府就派了一个水利专家组到丰满帮助工作。
后来，苏联政府又帮助这个水电站进行了发电设备的扩建。
苏联帮助设计和制造的发电设备，比日本帝国主义的先进得多。
日本人设计的发电机每台能力是六万五千瓩，苏联设计的是七万二千五百瓩。
一台发电机增加的能力，就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火力发电站的容量。
在送电设备方面，苏联帮助设计和制造的是采用空气开关，比日本人利用油开关既安全又经济。
苏联政府在四年间供给丰满水电站的工业设备，有三十六万二千五百瓩的水轮发电机组，四十五万千伏安变压器设备，以及十五万四千、二十二万电压等很多组开关设备。
因此，丰满水电站才能够把发电能力从十三万瓩提高到近五十万瓩，并把对东北地区南北部送电的能力提高一倍以上，把对吉林地区的送电能力提高八倍。
苏联专家还帮助这个水电站培养了能够独立建设新型水电站的技术人材，并帮助他们学会了管理这样大型水电站的技术和组织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名劳动模范、丰满水力发电站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赵庆夫同志，在对吉林日报记者介绍这些成就的时候说：
我们全体职工对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的进攻，特别是对龙云之流的反苏谰言非常愤恨。
去年，我随同彭真同志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龙云也去了。
我们在苏联各地参观，在许多工厂中都看到了苏联同志们为中国制造的各种机器。
但是回国以后，他却大肆挑拨中苏友谊，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附图片）
雄伟的丰满水电站外景。
新华社记者胥志成摄

五个人的小厂
吴荣江
蚌埠市的环球墨水厂是一个只有五个人的小工厂。
我第1次走进这个墨水厂的时候，看到包装好的木箱快要碰到天花板，屋里挤得只有一条很窄的行人道。
我不禁怀疑起环球牌墨水的销路，不然，为什么只有几个人生产的工厂，会有这么多产品没有销出去呢？
见到厂长，我就问起销路问题。
厂长贾鉴章回答说：
全国墨水鉴定的结果，环球牌墨水的质量超过了市场上一般的墨水。
现在只嫌产量太少，今年上半年还供不应求呢。
厂里这些墨水早已有了顾主，只是在等船启运。
环球墨水厂有十几间小房子，分生产间，包装间，洗瓶间，还有两小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也堆满了墨水瓶，有一间里面还放了一张床，白天当板凳，晚上睡人。
全厂只有两张办公桌，四张椅子，都是旧的，一切用具也很简陋。
工厂是这样简朴，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勤俭办厂上。
1954年，是环球墨水厂开办的第1年，也是最困难的一年。
五百元资金全都买了原料和辅助材料。
因为资金少，只能做些墨水零卖，服务对象主要是小学生。
全厂工作由贾鉴章和现在的会计凤迪祥二人担任。
一个人在家里卖，一个人就出去推销。
因为他们注意质量和产品价钱便宜，销路逐渐打开了。
国家给予的贷款等帮助，特别是去年投资五千元，对这个厂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今年，环球墨水厂除了有五个正式人员以外，忙的时候还用十个左右临时女工。
工厂发展了，但是他们还保持着过去的特点，不追求立刻改善生活，不讲究装璜工厂门面。
从厂长到工人，都是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
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建筑公司的人来找厂长。
贾鉴章接洽事情后转回来说：
这个公司有一批废料当劈柴卖，我们装墨水的木箱过去都用好木材。
后来我们两家就商量着用他们的废料加工木箱。
现在已做好第1批四千二百个木箱。
据我们计算，每个木箱比过去便宜了四角钱，共节约了一千六百八十元。
贾鉴章带我参观了洗瓶间。
那里，临时女工正在擦洗从各地收购来的旧墨水瓶。
利用这些旧瓶，使墨水瓶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
这个厂虽然很简朴，但是对职工生活也尽量加以照顾。
有一次，一个女工建议给推水工人邢源恺买一顶草帽，厂里接受了这个建议；
因为雨天打伞推水不方便，还给他买了一件雨衣。
不过，他们不是说买就到百货商店，而是到旧货店去。
厂长为了买雨衣，曾跑了许多旧货场，终于买了一件质量很好、但是价格便宜一半的雨衣。
由于勤俭生产，这个厂的成本逐渐降低。
办厂第1年，生产每百公斤墨水成本费是九十元，去年上半年降到八十一元八角，今年05月份又下降到五十六元。
这个小小的工厂，在生产发展中一直保持着勤劳朴素的作风。
几年来的盈利比投资资金增加了几倍，而且在一年多点期间给国家上缴了五千多元的利润。
环球墨水厂为什么能盈余这么多钱呢？
以贾鉴章厂长的话说，就是用过家庭日子的精神办工厂。

制造软木砖
在西安新建成的国营陕西软木厂，已经在最近正式投入生产。
在全国已有的软木厂中，它的生产规模最大，它的设备最新。
它每年可以制出六千立方公尺的软木砖。
这种软木砖有绝热、隔音、耐压、不透水和气的性能，是在轮船、火车、食品库中建造冷藏设备的重要原料，同时也可以用它制成各种瓶塞子。
陕西软木厂目前生产的产品除小部分内销外，大部分出口。
这座工厂今年已经接受苏联订货，供应一千立方公尺软木砖。
制软木的原料叫栓树皮，也称耳树或花栎树。
这是陕西南部秦岭山脉和巴山北坡盛产的林木。
（新华社）

小李萍
陈健
三门峡工地一个推土机中队里，有个女学工，因为个子矮，大伙都喊她小李萍。
小李萍今年十七岁，生在河北省唐山市。
十四岁那年，她小学毕业，就梦想做一名工人。
当工人可不那么简单，别的先不谈，就凭她那小小的年纪和小小的个儿，哪个工厂也不收。
有人说：
“要她做什么？
当保育员吗？
那一定会和孩子一块哭得不可开交。”
她把心愿告诉了派出所的所长，央求他在户籍簿上把她的年龄虚加两岁。
所长说：
“那怎么能行。”
她感到委屈和气恼。
别的女孩子盼望新年，是为了穿花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
小李萍说：
“我盼新年，是为了多长一岁好进工厂。”
早晨，她站在大街上或工厂门口，望着上班的工人，竟羡慕得流出眼泪。
傍晚，她还是这样的站着，迎接那些下班的工人。
华新纺织厂、启新水泥厂和唐山钢铁厂的职工们，也许从来没有注意，在他们的工厂门口，经常站着这个小女孩，红朴朴的脸，圆圆的大眼睛，闪烁着乞求和渴望的光芒。
去年07月，她的愿望实现了。
水利部在唐山招考一批女学工，她考取了，并且愉快地接受了领导上的分配——学推土机。
在学习上，小李萍不缺乏坚韧的毅力，只有一条使她苦恼：
人小，个子矮，没力气。
很多人劝她：
“小李萍，算了吧！
你坐在推土机里就失踪了，咋能搬动离合器？”
对这些听来又像讽刺又像玩笑的话，小李萍只当做耳旁风。
小李萍到官厅时，才十六岁多一些。
真的，她多希望自己再长高一些呵，那怕是半寸也好。
为了快点长高，小李萍就下决心注意生活规律和饮食营养，多运动。
从此在球场上，经常看见小李萍跑来跑去，不知底细的，还以为她成了球迷。
来三门峡的消息，使小李萍非常兴奋。
关于三门峡工程，她听得真不少了。
但她记得最牢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有七千台机械为它服务。
七千台！
这能是开玩笑吗？
这回她真要开开眼界啦！
到了三门峡，她不算学生，算徒工了。
一个徒工，要帮助师傅做好多零活，师傅说：
“小李萍，提一桶水来。”
她慌忙走下陡削的山脚下，桶灌满了，提不上来，师傅说，两个人提吧。
提也不行，小李萍个子矮，水桶老是滑向她那边，溅了她一身一头水。
小李萍坚持自己锻炼，开始打半桶，逐渐打满桶，连连打了几个满桶后，两个胳臂酸疼了几天，终于锻炼出来了。
擦机器也不那么简单，人小，胳臂短，整个人都上去了，工作服成了擦油布，机器擦完了，她自己就像在油灰里打了个滚。
别人笑她，小李萍说：
“没关系，我的任务是把机器擦干净。”
春节时，所有推土机的徒工都要进行第1次实地测验。
测验内容是发动机器。
发动及格了，就要进行操作实习了。
正巧这时小李萍病了。
她那能放过这个机会，从床上爬起，也参加了。
她脸色苍白，心里忽咚忽咚的乱跳，但表面却很从容地走上了推土机。
她用力搬动摇把，一连两次，没有发动起来，下边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不中，没有动。”
她慌乱一下，把盖在眼前的短发撩到耳后去，用尽所有的力气，猛地转动了一下，机器马上发出呯！
呯！
呯……的响声。
人群涌上去，伸出手，把她从车上接下来，都伸出大拇指说：
“小李萍！
中，第1炮就打响了。”
最近，小李萍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
从火车站上，把三立方公尺容量的电铲用她的推土机拉到工地进行安装。
她和师傅并排坐在推土机的座位上，眼睛直视着前方，遇到陡坡和峡谷小道时，师傅想帮助她，她阻止了：
“我自己来！”
大胆稳健地开了过去。

庐山上的水电站
江西省在避暑胜地——庐山兴建的水电站枢纽工程，目前正在浇筑二级电站的拦河大坝。
这座水电站全部建成后，不仅可以充分供应庐山的照明用电，还能满足山下九江地区工业动力的需要。
牛奶做原料的化工厂
在水草肥美的黑龙江省萨尔图牧区，正在建设一座乳产品化工厂——安达乳糖厂。
这个工厂将利用牧区盛产的大量牛奶，加工提炼出乳糖、干酪素和奶油。
乳糖是制造青霉素、金霉素等贵重药品的必需原料，干酪素是制造人造皮革、人造云母、胶片、涂料、染料等胶质化工工业的原材料。
安达乳糖厂到明年上半年可以完工投入生产。
工厂的主要设备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供应的。

燃料工业的过去和现在
——再给右派分子算一笔账
叶剑韵
电 ：
旧中国七十年只留下一百八十五万瓩的发电设备，解放后第1个五年计划就建成二百零五万瓩。
煤 ：
今年产量将达一亿一千七百万吨，旧中国五十多年一共只生产十亿吨煤，现在只要八年半就能生产这么多了。
石油：
解放前四十二年全国石油总产量只有二百七十八万吨，今年一年原油的产量就将达到一百五十万吨。
燃料工业是现代一切工业、交通运输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动力。
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被称为国民经济中的先行部门，它的发展快慢，直接关联到国家所有重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建国八年来，我国的燃料工业是前进还是后退了？
到底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
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也是右派分子颠倒是非的一个方面。
这里，让我们提供一些材料，看看它的过去和现在。
五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首先谈谈电力工业。
从1882年外商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上海电气公司开始，我国的电力工业绝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
1936年，全国电力工业（包括东北）的发电设备容量为一百零四万瓩（包括工业自备电厂为一百二十八万瓩），其中帝国主义经营的为七十一万瓩，占全部容量的68％；
同年发电量为三十亿七千万度（包括工业自备电厂为三十八亿度），其中帝国主义经营的就占了76％。
1936年各帝国主义经营电力的情况如下表：
发电设发电量
国别备容量（瓩） （百万度）
日本435，005 1385
美国183，500 813
英国33，600 54
法国34，320 53
比利时21，90029
德国8201
（其中缺台湾数字）
正由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垄断了旧中国的电力工业，这就决定了旧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从1882至1931年五十年间，电力工业的设备，每年平均只增长一万四千五百瓩。
1932年到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关内电力工业平均每年只增长三万八千瓩。
从1936年到1947年，这十一年间，就发电量来说不仅没有增长，相反的却减少了七千万度。
1936年我国发电量占世界第16位，亚洲第2位，到1947年降低到世界第22位，亚洲第4位。
当时的发电设备，几乎那一国制造的都有，牌子很杂，规格不统一，机器陈旧落后。
发电厂的燃料消耗也极不合理，煤耗每一度电一般在一点二公斤以上的标准煤，最高的达到四公斤，设备利用小时，每年平均在二千五百小时以下，设备出力一般仅到60％左右。
解放后，经过三年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全国发电量比1949年增加了二十九亿五千万度，平均每年增加了九亿八千万度，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9％。
1952年全国发电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年发电量22.2％。
1952年按人口平均的发电量，已由1949年每人八点一度提高到十二点六度。
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基本上改变了电力工业原有的落后状况。
线路损失、厂用电力、煤耗三项指标与1934年比较，均降低了50％左右。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电力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有一百零七个；
其中电站九十二个，变电工程十五项。
这九十二个电站的设计规模是三百七十六万瓩，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全部设计规模为四百零六万瓩，为1952年全国所有发电能力的二倍。
五年之内，可建设完成的限额以上的电站有五十四个，这些建设单位五年内共增加发电能力一百七十四万瓩，加上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五年内全国共增加发电能力二百零五万瓩；
这个数字为1952年全国发电能力的一倍多。
这就是说，从1882年我国在上海出现第1个电站以来，七十年的时间，旧中国只给我们留下了一百八十五万瓩的发电设备。
而我们以五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二百零五万瓩的发电设备。
下面是1953至1955年三年间我国电力工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国家中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1953—1955年平均发展速度（％）19.210.57.57.46.85.910.8
这个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第1个五年计划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是超过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
今年我国电力工业的计划产量是一百八十八亿六千万度，这和1936年的三十八亿度相比较，增加了将近四倍。
在标准煤耗、线路损失、厂用电等经济技术指标方面，有的下降了三、四倍，最少的也在一倍以上。
至于技术设备方面的进步，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现在，我们不仅自己设计了上犹、狮子滩等水电站，即是像新安江这样比丰满水电站还要大的水力枢纽工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也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供应设备了。
我国一年内增产的煤炭等于英法五年增长的总和
其次就煤炭工业来看。
我国把煤炭用于生产和生活，比欧洲的国家要早得多，比美国更要早得多。
马哥勃罗在他的游记里，曾专门写了一章我国古代人民用石（煤）作燃料的情景。
可是，一直到解放以前，我国的煤炭工业和其他一切工业一样，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从十九世纪末期我国开始建立近代煤炭工业起至解放前夕，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煤炭的总产量约计十亿吨。
每年平均产量是二千万吨。
而1957年我国原煤的年产量将达到一亿一千七百万吨。
这就是说过去五十年的产量，现在只需要八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我国是一个多煤的国家，粗略估计，储量将在一万亿吨以上。
在旧中国所有的煤矿，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把持着。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英帝国主义霸占了开滦和焦作等煤矿，德国人霸占了博山、坊子以及井陉等煤矿，日本人霸占了东北的各大煤矿。
抗日战争以后，我国较大的煤矿，又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
日本投降后，又全盘落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手里。
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把很好的煤田挖得像个马蜂窝，不少的矿井挖垮了，工伤事故极为严重。
解放后，1949年我国原煤产量只有三千零九十八万四千吨，1952年就达到了六千三百五十二万八千吨，短短三年原煤产量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五。
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煤炭工业的成就是巨大的。
截至1956年止，全国原煤年产量已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较1952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
这个生产水平，已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一。
在基本建设方面，在五年内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一百九十四个，其中，矿井一百七十九个，油页岩矿二个，洗煤厂十三个。
这一百七十九个矿井总的设计能力，加上五年内限额以下矿井的设计能力，共为一亿三千多万吨。
这个规模为1952年全国矿井能力的百分之一百六十六。
这个数字表明：
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煤矿的建设规模，比旧中国五六十年来建设成就还要大一倍半。
在改建扩建旧有矿区的同时，还开始了若干新矿区的建设。
至目前为止，已开始建设的有河南省的平顶山、鹤壁矿区，山西省的义棠、轩岗、潞安等矿区，甘肃省的山丹，四川的中梁山，陕西的铜川，内蒙古的石拐子等新矿区。
我们知道：
煤矿工业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的企业，建设起来很费时间。
例如光打一口年产百万吨的矿井，从勘测、钻探、设计、施工一直到出煤，就得七八年的时间，即是一口年产三十万吨的小井，也得两三年。
何况在五年内我们的建设单位有一百九十四个哩！
而其中有三十一个是年产百万吨以上的大井，好几个还是全世界数得上的。
像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矿方圆有二十多公里，光刨去煤层上的土，就要开挖五亿六千多万立方公尺土石。
这么大的工作量，如果用人力去挖，每天出动一万人，得挖五十一年。
把这里挖出来的土石堆成长宽一公尺的土墙，可绕地球十四圈。
而我们用四年不到的时间，在海州露天矿就挖出了相当于五条苏伊士运河的土方任务。
现在这项工程已经移交生产，并大量供应各地煤炭的需要。
我国煤炭工业不仅建设规模是巨大的，而且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第1个五年计划规定原煤产量要增长78％，从目前的生产情况来看，实际增长速度将达到90％。
就绝对数字来看，五年间我国原煤产量平均每年增长一千万吨以上，这个数字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比较起来，相当于英法两个国家1951至1955年五个年头煤炭产量增长的总和。
五年的时间，我国原油增长了百分之三百四十四
最后再谈谈我国的石油工业。
我国石油工业原有基础极为薄弱。
解放前最高的石油年产量为三十一万九千吨（1943年）。
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又肆行破坏，使原已落后的石油工业弄得更残破不堪。
1947年全国生产原油仅六万吨。
形成这种落后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长期的侵略和掠夺。
解放前，我国的整个石油市场完全为帝国主义所经营的亚细亚、德士古、美孚等公司所垄断。
据解放前四十二年的估算，上述三个公司在我国获得的巨额利润，就可以买二百八十万台拖拉机，或者四万八千多架战斗机。
外国资本占领了中国石油市场以后，国民党根本就不想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
从1907年至1949年四十二年间，一共只钻了四万公尺井；
全国地质干部二十余名，钻井工程师十余名，采油工程师三名，全国石油资源情况是一笔糊涂账。
四十二年石油总产量只有二百七十八万吨。
全国炼油设备虽有八十六万吨，原油生产能力仅为三十五吨。
解放后，党和政府拿出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石油工业。
从1953年至1956年，投资总额达十四亿多元。
钻井进尺达八十二万公尺；
仅1956年的钻进量，就等于解放前四十二年的十倍。
现有一百七十台钻机，等于解放前的二十一倍。
地质勘探人员发展到解放前的一万多倍。
几年来我国原油增长情况如下：
1949年122千吨1950年202千吨
1951年305千吨1952年436千吨
1953年622千吨1954年789千吨
1955年966千吨1956年1，163千吨
1957年1，500千吨（计划）
1952年原油生产量为1949年的百分之三百五十七。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之三百四十四。
几年来勘探的结果，在新疆的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在四川盆地的石油沟、黄瓜山、高木顶，在甘肃的酒泉盆地，在达里木盆地，在鄂尔多斯地区，在华北及松辽平原，有的已发现储油构造，有的发现储油迹象。
据专家们推测，没有发现的不算，已知道的光天然石油的储量就有十七亿吨。
这比世界上著名的石油国伊朗还要多出近十亿吨。
建国八年来，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原则，高速度的恢复和发展的结果，我国的燃料工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国燃料工业的基础薄弱，生产水平技术水平与世界各主要国家比较起来还十分落后。
但是，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原则指导下，依靠燃料工业战线上百万大军的忘我劳动，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燃料工业是有着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的。
我们的辉煌成就，这是定而不移的事实，让那些别有用心惯于说谎的右派分子，在事实面前发抖吧！

牛奶做原料的化工厂
在水草肥美的黑龙江省萨尔图牧区，正在建设一座乳产品化工厂——安达乳糖厂。
这个工厂将利用牧区盛产的大量牛奶，加工提炼出乳糖、干酪素和奶油。
乳糖是制造青霉素、金霉素等贵重药品的必需原料，干酪素是制造人造皮革、人造云母、胶片、涂料、染料等胶质化工工业的原材料。
安达乳糖厂到明年上半年可以完工投入生产。
工厂的主要设备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供应的。

红果酒
红果（山楂），是我国北方的一种极为普通的水果，产量大，又易于种植，因此售价低廉。
它所含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炭水化合物、钙、磷、铁、胡萝卜素（可转变为维生素甲）硫胺素、（维生素乙1）、核黄素（维生素乙2）、尼克酸、抗坏血酸（维生素丙）等，都比葡萄、橘子、苹果、梨为多（其中仅蛋白质含量比橘子少、硫胺素比葡萄、橘子少）。
国营青岛美口酒厂用红果试制成功了一种新产品——红果甜酒。
这种酒具有红果的特殊芳香和葡萄酒那样的醇厚风味。
根据计算，每十分之一公升红果甜酒所含营养成分（以含热量计算）相当于四个鸡蛋或1.3市斤牛奶。
适量饮用这种酒，很有助于身体健康。

中苏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合作
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发表会议公报
新华社17日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6届会议公报。
全文如下：
本年07月上半月在北京举行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6届会议，最后于1957年07月17日签订了会议议定书。
在这届会议上讨论了有关交流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方面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的问题，并听取了委员会上届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报告。
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中苏两国相应的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之间的直接接触，决定在1957年召开讨论工农业迫切问题的科学技术会议。
会议审核了关于共同解决农业和地质方面一系列问题的计划。
根据所签订的议定书，苏联将无偿地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水电站和建筑材料工业企业、制造电站和冶金生产设备以及轻工业机床和机器的设计与工艺资料；
炼钢，生产橡胶、轮胎，制浆造纸工业制品，制造染料和医药的工艺资料；
农作物种子和苗木以及各种参考情报资料；
各部门文献和某些工业制品的样品。
苏联将接待中国专家考察电机和测量控制仪器的工业生产工艺，考察水力机组的生产和某些重要化学产品生产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将无偿地供给苏联：
生产某些有色金属及其生产原料的准备和利用天然石作耐火材料的工艺资料；
耐火材料工业和选煤厂所用的某些设备，粮食加工及茶叶分级机的图纸；
煤井中采煤巷道的水砂充填工艺说明；
各种厚煤层标准开采方法说明；
粘度测量方面的研究和蘑菇栽培资料；
工业制品、某些接触剂和医药、农业产品和植物的样品；
多年棉花、黄麻和其他农作物种子、高产量的桑树和茶树的插条和苗木的参考资料和情报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接待苏联专家考察机器设备在热带气候条件下的试验与工作状况，考察茶叶工业的成就以及陶瓷制品的生产。
在会议期间，会议参加者和被邀请的中国专家听取了苏联代表们所作的科学技术报告。
会议是在非常热诚和充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在各兄弟国家间无私的互助的原则上为进一步发展中苏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保大力发展蔬菜水果生产
争取七、八年内水果产量增至十亿公斤
本报讯保加利亚正在大力发展精耕作物——蔬菜、葡萄、水果。
在今后几年内，保加利亚将大规模地扩充生产蔬菜的温室面积，扩大葡萄和果园的面积，并争取水果的产量在七、八年内从1955年的一亿九千万公斤增加到十亿公斤。
保加利亚是个多山的国家，坡地很多，土壤比较贫瘠，不适于种植谷物和棉花，而适于发展葡萄和果园业。
保加利亚在欧洲是一个有名的出产蔬菜和水果的国家，在这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并且一向为欧洲各国所重视。
1956年0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蔬菜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曾一致强调指出了保加利亚在园艺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解放后，保加利亚政府对种植蔬菜和水果十分注意。
1948年的蔬菜生产量就已增为战前的两倍，而到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52年）已增为战前的五倍。
1951年小温室的面积比1939年多三十倍。
最近十年来，已在全国五万一千二百公顷土地上种了一千万株果树。
今年，保加利亚的早熟田间番茄种植面积将由去年的三千二百公顷增加为四千一百公顷，出口量将由去年的五千万公斤增加为八千万公斤；
早熟小温室黄瓜种植面积将由五十公顷增加为一百一十公顷，出口量将增为四百万公斤。
葡萄园和果园面积也要增加很多。
蔬菜和水果的生产对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有很大的意义，它们在保加利亚的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烟草而占第2位。
1956年鲜番茄出口量达到五千万公斤以上，鲜椒出口量达到二百四十万公斤以上。

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艺术大师丢勒作品在京展览
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局举办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十五—十六世纪艺术大师丢勒作品展览”于本月15日在京故宫博物院开幕。
展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速写等四百余幅。
展览完毕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以柏林德国艺术院的名义将全部作品赠给北京中国画院。
聂鲁达和亚马多夫妇到北京
智利进步诗人聂鲁达夫妇和巴西作家亚马多夫妇15日下午坐飞机到北京。
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据新华社讯）

各种世界观哲学家友好地交换意见
国际哲学家会议在华沙开幕
新华社华沙17日电国际哲学家会议17日在华沙开幕。
这次会议是代表各种哲学流派的东西方哲学家第1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会议。
中国哲学家也是第1次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是巴黎国际哲学研究所组织的，波兰方面是由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以及波兰哲学协会负责筹备的。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派有代表参加。
据波兰科学院院长科塔宾斯基谈，这次会议是为了加强哲学方面的联系，使各种不同世界观的哲学家们友好地交换意见。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近六十位哲学家和约二十位波兰哲学家。
中国哲学家潘梓年、冯友兰和金岳霖以特邀身份代表中国哲学学会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的将有“思维与行动的相互关系”、“哲学和人文学对实践的意义”和“哲学家的社会责任”三个具体问题。
会议将要进行四天，每个问题都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发言。

在兄弟之邦
波兰人口增殖率占欧洲第1位
波兰人口到1970年将达到三千五百万（目前波兰人口为二千八百零七万），这是波兰人口问题专家根据目前波兰人口增殖率推测出来的。
波兰的人口增殖率现在占欧洲第1位，每年约增加五十万新公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波兰也提出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原因。
另外，波兰的婴儿死亡率逐渐下降，在每一百个新生儿童中死亡数从战前的十六降到1954年的八点二。
同时，居民平均年龄相对提高，目前的平均年龄男子为五十九岁，女子为六十四岁，而在1931—1932年时，则男子为四十八岁，女子为五十一岁。
苏联青年到荒地去收割
苏联各地大批青年源源不断来到荒地。
本月13日莫斯科州第1批两千一百个男女青年到达阿克摩林斯克，他们准备到新切尔卡斯区的农庄和国营农场去帮助荒地上的劳动者进行收割。
在他们到达的前几天，哈萨克国立大学的八百二十名大学生也来到了这里的荒地上进行劳动。
民主朝鲜新建儿童夏令营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正在风景优美的顺安郡“北仓沟”里建设一个儿童夏令营。
这个夏令营背着烽火山，山上有茂盛的松树和榆树林；
面临着见龙水库，水库贮满长达十余里的清水。
一年四季，在这里都可以听到各种山鸟的歌唱。
在水库里，夏天可以游泳、划船，冬天可以滑冰。
夏令营中有三层楼的现代建筑物，备有三百张床的寝室和二百个座位的食堂，还设有俱乐部、体育场、野外图书室和水中阁。
除夏天作为儿童锻炼身心的胜地外，在冬天，这个夏令营还可以作为教师和劳动青年的休养所。
（附图片）
匈牙利儿童夏季露营生活

布拉格二十五万群众集会欢送苏联嘉宾
赫鲁晓夫说兄弟国家团结就无所畏惧
据新华社17日讯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应邀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一个星期以后，7月16日乘“图—一○四”喷气客机离布拉格回国。
在离开布拉格以前，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苏联代表团其他人员前往布拉格旧城广场参加了二十五万人的群众欢送大会。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萨波托斯基、西罗基和诺沃提尼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捷共中央第1书记诺沃提尼、苏共中央第1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讲了话。
诺沃提尼在讲话中说，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使得捷苏友谊更加巩固，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友谊的充沛力量。
我国的安全和进一步的和平发展是依靠同苏联、同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合作以及同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合作来保证的。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不断增进和发展，任何困难和任何障碍都是用不着害怕的。
他指出，我们的敌人正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友谊。
赫鲁晓夫说，美国帝国主义者每年拿出一亿多美元来专门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颠复活动，这不是偶然的。
在谈到捷苏两国的经济联系的时候，赫鲁晓夫指出，这种联系是牢固的，但是需要进一步扩大，以便两国工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够更好地配合起来。
他说，这样做可以使两国的经济能够更加发展；
并且在和资本主义世界竞赛中，能够保证居民有高度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还谈到苏捷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对一切政治问题都具有完全一致的观点。
他说，两国都赞成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政党进行接触。
他说，我们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无论是国家的关系也好，党的关系也好。

新“白皮书”
崔奇
杜勒斯最近连续发表的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使人们想起了八年前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那时候，艾奇逊曾把美国重新统治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
而今天，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又使艾奇逊的继承者们陶醉了。
“似曾相识燕归来”，美国统治集团一看，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似乎并未绝种，于是艾奇逊式的幻想又复活了。
杜勒斯醉熏熏地污蔑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是“不喜欢共产主义”的。
他甚至“有信心地”“假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
“便于工作的假设”
在艾奇逊的幻想破灭了八年之后，杜勒斯还要重新咀嚼这些梦呓，这是为什么呢？
不消说，他企图鼓励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勇敢”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其实，连杜勒斯自己也会知道，他并不能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
何况他本身的处境就是狼狈不堪的。
杜勒斯是在美国现行对华政策走入绝路的情况下发出号叫的。
他躺在一只搁浅的船上，却想扮演英雄的角色，这只能是一幕低级的滑稽戏而已。
杜勒斯说，他所以要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消逝”，不过是“一种便于工作的假设”。
这儿所说的“工作”，就是指的美国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和活动。
由于在美国国内和国外，要求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压力一天天地在增长，因此顽固执行这个政策的杜勒斯的确感到不“便于工作”了。
于是，杜勒斯就臆想出一条出路，他向美国公众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消逝”了，美国何必承认它呢？
何必同它打交道呢？
他想，只要这样一喊，那么继续执行敌视中国政策的阻力就会减少了。
谁在支配着杜勒斯的嘴巴？
但是，杜勒斯失算了。
敌视中国的言论，就是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多少市场。
至于他的“假设”，更没有使他“便于工作”。
连美国参议员汉弗来也认为，杜勒斯所说的“假设”是“没有采取现实态度”。
“纽约邮报”指责杜勒斯是在“作白日梦”，“喜欢妄想”。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首席记者戈登·沃克最近在他的通讯中，也反对杜勒斯的说法。
他写道，根据他在远东的广泛旅行的经验，“在任何地方他都没有发现有很多意见足以支持认为赤色中国政权仅仅是暂时的看法”。
沃克并且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
美国国务院驻远东的官员们“正在对他们给华盛顿送去的辛辛苦苦搜集的报告的下落感到不解，这些报告的大部分提出了具体的理由，证明为什么杜勒斯先生的话是没有道理的”。
真的，美国外交官员的报告到那儿去了呢？
这是一个谜。
看来，杜勒斯是不喜欢这些报告的，因为这些报告的内容同他的“便于工作的假设”根本不能相容。
看来，杜勒斯甚至连美国外交官的情报也是不需要的，他所需要的只是垄断资本集团的意旨。
杜勒斯的“假设”究竟是根据什么东西呢？
什么也没有！
完全是阶级本能和为垄断资本效劳的奴性，在支配着他的嘴巴……。
人为地制造无知状态
为了执行不承认中国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杜勒斯之流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美国人民不知道新中国的真相，甚至不知道新中国的存在。
因此，多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禁止美国公民访问中国，禁止美国记者到中国采访。
这样，它就可以对有关新中国的新闻实行全面的封锁和歪曲，把千百万有思想的美国公众都闷在葫芦里，并且泡在一个造谣污蔑的大染缸里。
可是，这种人为地制造的无知状态，不能不使美国广大公众感到不满。
特别是美国新闻界，他们要求自由采访的权利。
这种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了。
因此，最近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由于政府人为地造成的无知状态而陷于窘迫的境地”。
这就是杜勒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如果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那么八年来用谎言所堆积起来的一条长城就会崩溃，建筑在这上边的对华政策也就会进一步动摇；
但是，要想长期把美国人民封锁起来，那也是越来越困难了。
杜勒斯最近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这就是证明。
是什么东西在“消逝”？
杜勒斯关于中国的许多演说，可以看作是艾奇逊的白皮书的续篇，它同样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刻骨的仇视，但同样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无可奈何的失败。
杜勒斯同艾奇逊一样，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消逝”。
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消逝”？
不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而是美国统治集团反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一个又一个的梦想，一个又一个的“白皮书”。
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绝对也不想改变，也不会改变的！
但是，美国统治集团的现行对华政策是不是能够永远坚持不改变？
它不许美国公民访华，不许美国记者到中国采访的禁令，是不是也能够永远坚持不改变？
我们还是等着看事实吧。
（附图片）
这是刊登在美国“圣路易邮电报”上的一张漫画，题目是“它总有一天会倒塌的”。
它讽刺杜勒斯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逝”的白昼梦。

苏联和西德会谈即将举行
新华社17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外交部7月16日通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同意两国政府代表团在7月22日开始就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通知指出，举行谈判的协议是通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互换信件和两国政府互换照会方式达成的。

莫斯科等待着青年客人
本报记者程光锐
这些天，莫斯科的许多报纸，都在显著的地位逐日向读者预告：
“到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还有××天”。
联欢节一天天接近了。
莫斯科人正在愉快而又紧张地迎接这个盛大的欢乐的节日。
在这座被称为“联欢节的城市”里，目前你到处可以感到一种节日前夕的气氛。
“菲斯齐瓦里”（联欢节）已成为莫斯科最流行的言语。
人们在谈起“菲斯齐瓦里”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马上就溢于言表。
联欢节的招贴画和联欢节的梅花形徽章已成为莫斯科最时髦的装饰品。
人们把各色各样的招贴画贴在街头上，挂在橱窗里；
把梅花形徽章印在糖果盒上，悬在窗口或凉台上，用五颜六色的花草绣在公园的花圃里。
共青团广场上的几个车站正在粉刷，许多外国代表团将在这里下车。
捷尔任斯基公园正在布置，亚非国家的青年们将在这里会见。
莫斯科正在为几万青年客人的住、食、行进行妥善的安排。
为了使青年客人们有个安适的住所，在莫斯科东北区，一座“旅馆城”已经布置起来。
这个“旅馆城”是由五十三座大楼组成的，每座大楼里约可住五百人。
这样，这个“旅馆城”的客人将达三万人。
此外，莫斯科河畔新建的“乌克兰”旅馆的一千零二十六个房间，也将用来接待青年客人。
青年客人们的饮食处所也正在安排。
我们看到“旅馆城”中“金色麦穗”饭店旁边，正在搭盖用绿条帆布做篷顶的临时食堂。
像这样的临时食堂，在“旅馆城”中有二十二个，每个可以容纳五百人同时用餐；
全部临时食堂可以容纳一万一千人同时用餐。
在莫斯科全市还为青年客人们准备了九个餐厅、八十七个食堂以及很多的咖啡座和小吃部。
莫斯科还准备了一千三百辆公共汽车和六百辆小汽车给青年客人们使用。
联欢节的主人——莫斯科的青年是怎样准备这个盛大节日的呢？
为着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斯图卡林同志。
他告诉我们：
莫斯科所有的共青团组织都把联欢节的准备工作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
莫斯科许多工厂和学校青年负责美化街道的工作，目前共青团市委正在组织这项工作的区际竞赛，装饰得最好的区将得到优等奖——一辆“伏尔加”牌小汽车。
目前，莫斯科各个区的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
07月29日那一天，莫斯科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将分区同外国青年代表们进行联欢。
中国青年代表将成为无产阶级区青年的贵宾；
印度青年代表将受到五一区青年的邀请；
埃及青年代表将到莫斯科河区青年那里去作客；
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青年代表们，将分别受到苏维埃区、列宁格勒区和日丹诺夫区青年们的接待。
为了使这个青年人的节日更美丽，为了增添它的和平和友谊的气氛，莫斯科的青年们已经准备好了大批的鲜花、三万只鸽子和五十万件礼物。
同时，莫斯科的青年们还以义务劳动作为对联欢节的献礼。
他们普遍地参加了整理和布置环境的各项工作，并且在列宁格勒区特别为联欢节新辟了一个“友谊公园”。
我们在两天前访问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区，从共青团区委书记波立树克同志那里了解到他们准备联欢节的情况。
无产阶级区是莫斯科的一个工业区。
这里有许多大工厂，著名的利哈乔夫汽车工厂就在这个区里。
在革命时期，这个区的工人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10月革命后，列宁常到这里来，并且在这里的狄纳摩工厂对工人们发表过演说。
同时，无产阶级区的工人们同中国工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利哈乔夫汽车工厂同我国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利哈乔夫工厂的工程师曾到我国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去进行过技术指导；
长春汽车厂的第2辆“解放牌”汽车就送给了利哈乔夫工厂，现在还摆在这个工厂的样品间里。
在联欢节期间，这个具有优秀革命传统、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区，将负责接待来自中国的青年客人们。
无产阶级区的青年正在紧张地进行联欢节的准备工作和迎接中国青年客人们。
到7月11日为止，利哈乔夫汽车工厂的青年工作队，已提前生产了九十四辆十分美观的新型玻璃顶公共汽车，供给联欢节使用。
狄纳摩工厂的两个青年工作队，也利用业余时间装备了一辆“莫斯科联欢节号”挖煤机，准备送给中国的青年代表们。
他们记下了每一批中国青年客人们到达莫斯科的日期，准备前往迎接。
他们还准备好了许多精彩的节目，以便同中国青年们联欢。
07月14日，莫斯科的青年们热情地迎接了第1批青年客人——中国青年体育队的二十七名队员。
两年前，当华沙第5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闭幕后，各国青年代表们握手告别的时候，曾经说，“再见吧，朋友，莫斯科见！”
两年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
再过几天，来自寒带、温带和热带，来自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青年，就要在这个和平和友谊的城市见面了。
（附图片）
“海燕”体育协会的青年花样滑冰家们正在排演马茹卡舞，准备参加青年联欢节塔斯社稿弗·马斯鸠科夫摄

莫斯科群众欢迎党政领袖访捷归来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强调苏捷会谈成就巨大
据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以后，16日下午由布拉格乘飞机回到莫斯科。
在飞机场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代表团受到了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柯西金、别尔乌辛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和莫斯科劳动人民代表的欢迎。
现在正在莫斯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到机场上欢迎他们。
离开机场以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以及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其他人员随即前往卢日尼基列宁中央运动场，参加莫斯科劳动人民为他们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
在群众大会上，莫斯科小马力汽车制造厂、“巴黎公社”工厂的两个工人和苏联作家潘费罗夫讲了话。
他们代表莫斯科劳动人民对代表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期间所获得的成就表示欢迎和祝贺。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接着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谈到了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情况，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会谈的成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赫鲁晓夫说，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到处都表现出对苏联人民的真诚的兄弟友谊和感情。
赫鲁晓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在人民政权年代里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根据列宁主义原则的精神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消除了资产阶级时代曾经存在的民族隔阂。
赫鲁晓夫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决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热情地、和睦地建筑着新社会的牢固的基础，难道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胜利的明证吗？
难道这不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上九亿人民现在所走的道路的可靠保证吗？
布尔加宁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并且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
在这次会谈中，苏捷两国共产党代表之间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原则性的问题上，意见始终是一致的。
他强调说，这次，在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交换意见时证实，在所讨论的党的一切问题上，两党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布尔加宁接着说，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领导人会见和会谈的时候，我们讨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合作的问题、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一致和团结问题以及一些最重大的国际问题。
他说，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帝国主义者想阻挠自由人民建设幸福的新生活的一切企图碰到我们的这种团结，就像碰在铁甲上一样碰得粉碎，而且将来还是会碰得粉碎。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

赫鲁晓夫接见胡志明
新华社莫斯科17日电据塔斯社报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7月17日接见了在前往欧洲国家访问途中路过莫斯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谈话时在座的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阮文镜、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齐米亚宁。

阿劳动党中央通过决议
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
新华社地拉那17日电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7月10日到12日的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进一步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决议。
决议说，1956年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商业的贸易周转额比1950年增加了120.9％，商业和社会服务网比1950年扩大了58.5％。
同1950年比较，1956年内向人民销售的棉织品约增加了75％，毛织品约增加了59％，袜子约增加了110％，糖约增加了57％，油脂约增加了112％，干酪约增加了135％，肉类和鱼约增加了56％。
决议说，党和政府在1956年内曾经采取措施，两度降低零售价格（这些措施使人民获益二十二亿五千万列克），并且提高了低薪劳动者的工资，增加了优抚金。
这些措施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
决议接着指出了有关进一步改进社会主义商业的组织工作和产品的供应工作的一些措施。
决议提到了有关增加食品生产、促进工业品的贸易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有关农畜产品的储存和加工以及巩固消费合作社和进一步发展私营商业等问题。

不许进一步迫害阿尔及利亚人民
法政界号召反对延长紧急处置权
法国当局决定增调军警到阿境加强镇压
本报综合报道据新华社讯：
巴黎消息：
法国国民议会7月16日晚间开始讨论关于延长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紧急处置权并且把这些权力的行使扩大到法国本土的法案。
关于这一法案的讨论将继续三天。
根据所谓“紧急处置权”，警察可以进行任意的搜查，可以长时间拘押受嫌疑的人和随时对受嫌疑者的家宅进行突然搜查。
“紧急处置权”是法国政府在1956年03月要挟国民议会授权在阿尔及利亚行使的。
在这以前，国民议会内政委员会曾经两次拒绝了这个法案中要求把紧急处置权扩大到法国本土，以便对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实行残酷镇压的部分。
法国政府的这一法案在国内引起了严重的不安。
法国国民议会的许多议员和各党派的知名人士也都感到忧虑。
全国和平理事会发表声明，号召举行群众大会和集会，并且派代表团和拍电报去议会反对这个法案。
号召为否决这个法案而斗争的还有塞纳省和平运动委员会，各和平运动团体，“新左翼联盟”，“人民解放运动”以及塞纳—瓦斯省共产党和激进社会党联盟。
法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政府提出的这种紧急处置权。
“人道报”号召一切党派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来保卫自由。
法国人权联盟最近在马拱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谴责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横暴行为变本加厉”，谴责法国政府在法国本土使用特别全权的计划。
人权联盟还要求和平调解阿尔及利亚问题。
据巴黎报纸报道，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参加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军事检阅的一批伞兵15日在巴黎一些区里对北非劳动者进行了真正的“猎捕”。
在巴士底广场、巴比塞大街、北火车站等一些地方，他们在路上殴打他们碰到的任何阿拉伯人。
有好几十个阿拉伯人受伤。
“人道报”指出，警察完全放纵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阿尔及利亚消息：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长拉戈斯特16日宣布，法国政府已经决定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法国驻军增调到阿尔及利亚，此外还将从法国本土增派警察到阿尔及利亚去，以便加强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事法庭15日以参加解放斗争的罪名判处十个阿尔及利亚人死刑，其中有两个妇女——一个二十岁，另一个才十九岁。
“解放了的巴黎人报”报道，法国当局还逮捕了四个参加解放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

东西巴基斯坦政局在变动中
巴舆论对美巴会谈结果感到失望
新华社卡拉奇16日电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15日下令结束对西巴基斯坦的总统统治，这个省的共和党政府已经恢复了职权。
对西巴基斯坦实行总统的直接统治是在今年03月21日开始的。
当时由于在野的穆斯林联盟竭力要推翻西巴基斯坦的共和党政府而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
据报道，西巴基斯坦共和党政府将在最近改组。
这个政府必须在两个月内面对省立法会议。
穆斯林联盟正在集中力量，准备在立法会议开会时击败共和党。
东巴基斯坦的政局也在变化中。
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许多领袖已经退党，因为他们不满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委员会支持苏拉瓦底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的决议。
他们表示支持大毛拉巴沙尼在7月24日在达卡召开会议，讨论组织一个新的全巴基斯坦政党的可能性问题。
新华社卡拉奇17日电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问美国的结果没有在这里引起热烈的反应。
“卡拉奇时报”16日的社论说，美巴联合公报“非常令人失望”。
“关于这个公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空洞的内容。”
苏拉瓦底的访问正是在巴基斯坦面临着经济困难和政治不稳定两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巴基斯坦一直希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并且在克什米尔问题和同印度的河道用水争端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但是，这里的政界人士注意到，苏拉瓦底在美国并没有和美国政府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
“巴基斯坦时报”一篇社论说，“总理卖力讨好他的西方朋友，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间必然不会提高他的地位；
除非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显示出巴基斯坦可望得到确定的政治上的利益，作为对政府站在亲西方一边的报答，否则人民将拒绝这种政策，并且会抛弃那些极为狂热地执行这种政策的人。”

中匈足球队作最后一场友谊赛
匈牙利队以二比零获胜
本报讯匈牙利足球队第3队昨日下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对我国联队一队进行了来我国后的最后一场友谊比赛，比赛结果，匈牙利队以二比零获胜。
我国的国际足球裁判王维屏担任了这场比赛的裁判员。
客队获胜的两个球都是左内锋劳霍士踢进的。
第一球是在开赛后十分钟，客队前锋在两次交叉换位后，右翼约可蒂契在接到中锋输送来的球后，很快地一脚吊中，劳霍士飞快赶上，一记“落地开花”，球从右下角直入网内。
这时联一队锋线软弱、涣散，后卫防守松懈，球多被客队控制，其间客队错过了好几次绝好的破门机会。
至三十分钟时，联一队在观众的鼓掌、呐喊声中，发挥了原有的威力，组织了四、五次出色的进攻。
一次在乱军中，前锋在五、六码突放冷箭，可惜球中自己队员身上弹出；
另外两次客队守门员德娄克已冲出扑空，主队右内锋孙福成射空门，可惜操之过急，球擦门柱出界；
另一次是前卫高吊球射空门，但机警的客队后卫已退守门口，将球顶出。
在这十五分钟时，虽未进球，客队已饱受虚惊。
下半时，客队展开了快速的进攻，几次飞快地传球几乎球不着地向前挺进，在这种情况下，张俊秀虽也几次接住了对方射门的险球，但球中横木、门柱弹出却有四次之多。
到最后五分钟时，客队劳霍士在右翼约可蒂契的巧妙配合下，两下穿插便将球带至门前，一记猛射，又进一球。

亚非集团和希腊分别提出要求
把阿尔及利亚和塞浦路斯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新华社17日讯纽约消息：
联合国亚非集团国家16日决定要求把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12届会议议程。
这一届会议将在9月中旬召开。
希腊驻联合国代表也已经在15日正式要求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希腊代表提出的项目是：
（一）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在塞浦路斯岛人民中实行民族权利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的问题；
（二）英国殖民当局侵犯人权和对当地居民干下暴行的问题。

共和党想打击民主党在南方的势力
美参院决定讨论民权法案
新华社17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参议院16日以七十一票对十八票决定把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民权法案列入参议院的议程。
十八票反对票都是南方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投的。
华盛顿人士认为这是十一年来民权立法第1次在参议院取得初步胜利。
有消息说，南方参议员企图使用无限期拖延讨论的办法来阻挠民权法案。
而政府方面鉴于南方参议员的反对，将采取妥协态度，冲淡法案的内容。
按照目前的提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授权联邦政府设法使联邦法院颁布禁令或者其他命令，防止剥夺黑人投票权或者其他民权的行为。
违反这样的命令的事情将作为违法案件，由联邦法官在没有通常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二）禁止私人和官员干涉或者企图干涉黑人的投票权；
（三）设立一个两党委员会来调查关于歧视黑人问题的申诉。
如果这个法案能够获得通过而且切实执行，它将大大影响美国南方各州的政治，因为八十多年以来，由于南方黑人选民的选举权遭受剥夺，南方民主党的种族主义分子一直得以控制着南方的政治。
有消息说，共和党政府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想在明年的国会选举中争取选票，夺回目前操在民主党手里的对国会的控制权。

寓言新编
江帆
狐狸法官说：
处它绞刑太轻了，我看还是把它淹死在河里吧。
（根据克雷洛夫寓言改编）

对付以色列的侵略威胁
叙利亚军队在边境严阵戒备
据新华社17日讯大马士革消息：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昨天说，叙利亚绝不会对以色列进行侵略。
但是，他重申15日的话说，叙利亚将以全力来回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
阿萨利的这番话答复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最近发出的所谓警告，本—古里安说，以色列将对叙利亚的任何“挑衅”予以“强有力报复”。
同一天，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叙利亚当局已经把叙利亚的这种态度通知了联合国巴勒斯坦混合停战委员会，并且要求委员会“警告以色列当局，叙利亚虽然依然忠于停战协定和联合国宪章，但是将以武力答复对它的领土发动的任何进攻。”
据开罗电台昨天下午广播，沿以色列边境线一带的叙利亚军队已经奉令“进入紧张状态，准备应付任何意外事故。”
这家电台说，设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埃及联合司令部在过去两天内同在埃及的总部一直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尼泊尔统一民主党领袖
辛格接受组阁邀请
据新华社新德里16日电德里报纸今天报道说，尼泊尔统一民主党领袖克·伊·辛格已经接受国王邀请组织一个尼泊尔新内阁。
辛格表示希望组织一个九人内阁，其中统一民主党党员有五人，另外四人是由国王提名而为统一民主党所同意的人。
辛格没有接受组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包括各主要政党的联合政府的要求。

“心理震动”的“新建议”
前法国内政部长、社会党人莫克本星期在巴黎“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建议，据说这个建议是在去年09月就提给了当时的摩勒政府的，大概是因为法国政府忙于作战和随之而来的政局动荡之故，这个建议被搁置了一段时期。
现在，法国殖民者显然认为是拿出这个建议来试探舆论的时候了。
莫克建议的主意，就是在阿尔及利亚“用行政命令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穆斯林居民的，一个欧洲血统居民的。
这两个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将用一个“地中海同盟”和一个开发计划同其他法属非洲圈在一起。
连这个建议的提出人本身也承认，这个计划从法律观点看来是非常“奇怪的”。
因此他曾经请了一位法国的“高级法学权威”帮忙。
其实，对于资产阶级的法律来说，要作出任何合乎资产阶级愿望的解释，是并不困难的。
值得捉摸的倒是为什么法国资产阶级要这么一个计划，并且现在把它透露出来。
在这一点上，莫克总算没有要大家为之多绞脑汁。
他说，迫切需要提出这样一个“心理震动”的建议，以便加强法国在联合国大会9月会议上的地位。
他还解释说，他担心法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能再依靠美国的充分支持。
这样，事情就明白了。
所以要把这个计划说成是“奇怪的”，是因为这个分治计划的策划者就不相信它会真正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办法。
提出这个计划的主要动机是在于宣传。
联合国大会秋季会议的会期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这个日期的逼近使法国殖民主义集团坐立不安。
大会一开，伤脑筋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又要提出来，而这一次的形势对法国是更加不利的。
为了不让联合国来干预它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暴政，法国政府使用了各种方法。
流氓手段也耍过，就是退出会议，但是采取这种手段的结果极不光彩。
用叩头的办法来求得美国再一次的帮忙，就像上届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形一样，也还是可以抱希望的。
美国目前也有不少需要借助法国一臂之力的地方，所以杜勒斯最近不惜抛头露面，为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镇压在帮腔，不赞同一部分美国参议员提出的进行干预的主张；
虽然在国务卿的心里，未始不想一有机会美国就插足进去。
但是，为了搪塞舆论，多少得增加一些底牌。
要继续抱华盛顿的大腿，也得讲究一点策略才行。
按莫克自己所说，他的建议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提出来的。
莫克建议的提议人希望用这个办法引起“心理震动”，并且加强法国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的地位，这中间包含多少主观主义，暂且不去说它。
但是这个建议客观上承认了法国政府现行阿尔及利亚政策的破产，同时仍粗暴地无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决权利，这倒是最可以注意的。
（胡）

抗议美空军滥行轰炸演习
日本一农民要进行静坐斗争
北海道工会组织将派一千名工人支援
新华社17日讯东京消息：
住在北海道美军千岁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位日本农民野崎健之助最近通知札幌市政当局说，这个空军基地上的美国飞机在下次进行轰炸演习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自杀性的静坐斗争。
据共同社报道，北海道的工会组织已经决定在野崎进行斗争时派遣一千名工人去支援他。
野崎说，自从1950年以来，千岁基地上的美国飞机每个月要举行十五次演习，有时美国飞机在离地面只有三十码的空中飞行。
震耳欲聋的飞机吼声和炸弹爆炸声使他的妻子的神经遭到破坏，他的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听觉遭到损害，一些家畜死亡了，就是活着的乳牛也被飞机吼声和炸弹爆炸声吓得不再产乳。
野崎说，他已经因此而损失了很多钱。

推翻王室收回运河成立议会
埃及下周欢庆三个佳节
新华社开罗16日电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人民将在下星期埃及革命五周年之际，盛大庆祝三个节日。
埃及当局已经公布7月22日为“国民议会节”。
最近选举的国民议会将在这一天在开罗举行开幕式。
纳赛尔总统预定发表演说。
埃及当局还把7月23日定为“陆军节”。
埃及武装部队将在这一天在开罗共和国广场举行阅兵典礼。
五年以前这一天，以纳赛尔为首的一批埃及军官发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
在7月26日，埃及人民将庆祝两桩重大事件：
在五年前这一天，埃及革命政府正式废黜了埃及最后一个国王法鲁克；
一年前这一天，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埃及当局已经把7月26日定为“人民节”。
在这一天，将在塞得港、伊士美利亚和苏伊士三个城市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处举行庆祝典礼。
07月25日，亚历山大港将举行海军检阅。
纳赛尔总统7月26日将在亚历山大港发表关于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演说。

日本青年不愿当兵军事当局非常狼狈
本报讯据日本报纸报道：
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风气，已经给日本政府加强“自卫队”的计划带来了困难。
日本防卫厅今年04月至6月在全国招募本年度第1期陆、海、空军新兵九千八百人，可是到截止期6月10日止，报名应募陆军的只有五千九百七十人，而原计划招募陆军七千七百人。
因此，防卫厅只好将截止期延长到6月底，并且召集全国各都、道、府、县的地方联络部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决定利用电影、广播宣传车等等大规模地展开宣传。
然而结果情况并未好转。
“北海道新闻”的统计数字表明，去年或前年的报名应募人数都为招募名额的三倍以上，今年应募新兵的报名人数显著减少。
日本防卫厅认为，要使新兵的质量能够达到最低水准，至少也得在三个报名应募者之中挑选一人。
目前日本青年不愿当兵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日本防卫厅极大的不安。
（附图片）
在7月01日举行的日本“练马部队”的新兵考试中，虽然事前大吹大擂地宣传，可是报名者极少，冷落的考场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个人。

日纺织业发生严重危机
连月纷纷破产倒闭
据新华社17日讯东京消息：
07月上半月，日本有四十三家纺织企业（大部分是棉纺织企业）破产，这些企业共欠债十亿三十多万日元；
06月份破产的有六十六家，共欠债二十三亿七千二百万日元。
日本纺织企业破产倒闭这种严重情况被认为是二次大战后所仅见的。

更换血液
在卡萨布兰卡地方，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已经流尽血死了，但在六分钟后又被救活了。
由于这个婴孩的父母的血型互相矛盾，医生们决定给这个婴孩更换他身上的血以解除他的痛苦。
在更换血液期间，这个婴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是在注射了新的血液之后，它又跳动起来了。

杜勒斯供认存心拖延裁军谈判
美国不打算禁止原子武器
威尔逊宣布年内裁减军队十万人
据新华社17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7月16日又一次强调，美国不打算使原子武器不再存在下去。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伦敦会议的情况。
他说，裁军是一个很大的而且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使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如何把这种原则变成细节和切实可行的东西，仍将要引起很大的困难。
他说，至于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美国目前并不打算使这些武器不再继续存在下去，在达成协议以前，美国也不打算停止把裂变物质用来制造原子武器。
有记者问，美国为什么拖延了很长的时间“逐步提出”它的裁军建议。
杜勒斯推托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存在着分歧，美国和它的盟国对其中一些问题要进行“充分的探讨”。
杜勒斯既不愿意迅速达成协议，又害怕承担使裁军谈判破裂的责任。
他说，美国目前不赞成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休会。
美国预备“无限期地谈判下去”。
据新华社17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16日命令美国武装部队在今年年底以前裁减十万人，以节省军费两亿美元。
美国武装部队目前的法定人数是二百八十万人，裁减后的人数将为二百七十万人。
三军的裁减数目如下：
陆军从一百万裁减到九十五万人；
海军从六十七万五千裁减到六十六万；
海军陆战队从二十万裁减到十九万；
空军从九十二万五千裁减到九十万。
但是，由于陆军目前的实际人数是一百万零二百一十七人，海军是六十七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人，海军陆战队是十九万七千三百九十二人；
空军是九十一万四千八百零四人，所以实际的裁减数目将是八万九千多人而不是十万人。
威尔逊在发布这个命令时指出，美国军队的裁减将不会大大影响包括美国驻西欧部队在内的海外部署，也不会大大影响美国军队的实力，因为美国正在进行“最大的努力”来使作战部队“现代化”。

梅农将同纳赛尔谈英埃关系问题
据新华社开罗17日电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今天清晨从伦敦到达开罗。
梅农是在回国途中经过开罗的。
他在机场上对新闻记者说，他在开罗停留的一两天内，将同埃及总统纳赛尔讨论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英、埃关系问题。
他说，他认为这种关系没有理由不恢复，他个人希望这种关系会恢复正常。
梅农在离开伦敦以前曾经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一起研究了纳赛尔同尼赫鲁最近会谈的结果。

美国在西德建筑火箭基地
新华社16日讯海得尔堡消息：
美军官方15日宣布，美军在欧洲的头两个奈克式火箭发射基地的建筑工作已经开始，这两个基地都在西德。
一个在美国空军驻欧洲司令部附近的瓦克哈姆，一个在朗道。
早在去年年初，美国军方就曾经宣布，它将把超音速火箭运往欧洲来加强它“整个空防体系”。
从那时起，在西德建筑火箭发射基地的筹备工作就开始进行。
据透露，美军计划在西德西南部总共要建筑十一个奈克式火箭发射基地。

谈判之意不在裁军
张振亚
在美国裁军谈判代表史塔生还没有吐出他的横生枝节的全部“裁军建议”之前，熟悉华盛顿内幕的“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就道出了美国政府对伦敦裁军会议的真实立场。
06月30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即使苏联代表接受了史塔生在伦敦对他们提出的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对苏联和美国的领土进行空中视察和裁减军备的全部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签订一项条约仍然是个疑问。”
在历届裁军小组会议上，美国代表一向表现的一个行动规律是：
每当苏联代表在谈判中前进一步，美国代表就要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从最近伦敦会议上美国代表的行动看来，老戏显然又在上演了。
当苏联代表进一步接受了美国代表提出的天空视察的主张并提出停止核武器试验两年到三年的建议的时候，美国代表表示只愿意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十个月，并用最后通牒的口气扬言，不接受美国这个主意就什么协议也达不成。
照赖斯顿的说法，好像美国政府越临近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越犹豫不决。
其实，华盛顿在裁军谈判上一直是有意采取一种拖延的策略的。
其所以采取拖延的办法，是因为全世界人民要求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压力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但另一方面华盛顿又极不愿意达成裁军协议，因为这件事同美国政府的现行基本政策是不相容的。
裁军，特别是禁止核武器，首先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所谓“新新面貌”的军事方针相违背。
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就是把美国的军事战略主要建立在核武器的“威慑力量”上。
为了这种考虑，美国政府1958年度财政预算把发展导弹的费用增加了几乎一倍。
（由过去几年的每年十二亿美元增加到二十二亿美元）核武器的发展在美国军备计划中被列于最优先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佐林刚刚提出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和国务卿杜勒斯就一致大叫：
美国绝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
斯特劳斯更公开叫嚷：
美国必须继续“发展、试验、生产和储存这种（原子）武器。”
在美国总统最近宣布美国需要继续核试验之后，人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无意终止核武器竞赛和放弃核武器，就更确定无疑了。
美国政府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直接相关的。
裁军对于迄今以军事开支为其重要支柱的美国军事化经济是一项威胁。
美国许多重要企业是依靠军事订货发财，早已不是秘密了。
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
例如，战后几年来已因庞大的军事订货而发展成为美国最大工业部门之一的飞机制造业现在就是主要依靠政府的军事订货来维持它高度的企业活动水平的。
其他一些重要企业，也同国防部的开支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美国的经济对于裁军问题的发展极为敏感。
合众社在报道中说：
“可能达成裁军问题协议的消息已引起了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趋势。”
就是透露了靠军备竞赛大赚其钱的一些美国企业对于裁军前景感到不安。
这就难怪美国政府要像赖斯顿所说的“犹豫不决”了。
美国政府不愿达成裁军协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交顾虑。
战后美国一直通过加剧国际冷战局势、缔结军事联盟和协定的手段把它的“盟国”紧紧束缚在美国的战车上。
达成裁军协议所势必引起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会破坏这种情况，加大它的“盟国”的离心力，削弱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地位。
这是美国统治集团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在伦敦裁军会议进行时期，华盛顿一再向它的军事集团成员国家保证，西方国家的裁军计划决不包含在未来的全球战争中放弃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就是出于这种顾虑，目的在收紧缰绳，不使冷战有所松弛。
英国“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在评论最近的裁军谈判时，作了这样的评述：
“在过去两年中，日内瓦最高级会议所引起的乐观气氛并未获得证实……造成这一切失望的根源是华盛顿根本不愿意拆毁它的冷战堡垒。
为建造这个堡垒，它曾花了大量的钱和心血，它还有这样多的既得利益要依靠保存这个堡垒来维持。”
这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了。
不过关于美国统治集团对裁军谈判的态度，最好还是引用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时代”周刊的话。
最近这家杂志赤裸裸地说：
“伦敦谈判的主题，严格说来并不是裁军，而是在进一步制定决斗的规则！”
原来如此。
美国谈判代表在伦敦裁军谈判桌上提不尽的“建议”，其真实意图竟在这里了。

关于“新细胞学说”的讨论
苏联勒柏辛斯卡娅于1950年提出了“新细胞学说”；
她认为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演发为细胞。
她的主要实验根据是：
磨碎了的水螅细胞能重新演发成细胞；
鸟卵营养物质的卵黄球能演发成细胞；
动物创伤愈合时，从生活物质形成了新的细胞，等等。
也就是说，细胞不仅通过细胞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还可以通过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例如解体了的细胞的“生活物质”形成细胞。
这个学说，曾一度为苏联和我国科学家所接受。
但科学家们在重复勒柏辛斯卡娅的实验时，并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
于是从1953年起，在苏联展开了讨论。
我国科学家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说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解剖学报”、“实验生物学报”、“科学通报”和“生物学通报”中，刊登了一些论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实验结果。
针对“新细胞学说”主要根据之一的水螅方面提出反证的，有武兆发“对‘水螅活质的演发’一问题的重新研究”（“解剖学报”一卷四期）的论文。
据作者的观察，被勒柏辛斯卡娅所描述成“细胞”的，实际上是被水螅吃了的水蚤或剑水蚤的脂肪球，这种脂肪球在水解和氧化作用下，能形成貌似细胞的空泡；
作者并把喂过水蚤、剑水蚤的水螅同饿了几日或不喂此类食物的水螅磨碎后作了比较，发现后者没有脂肪球发生。
作者又把磨碎了的水螅细胞在能杀死生命的条件下，如经高温或“福尔马林”的处理，发现也能产生这种貌似“细胞”的空泡，因此证明它只是一种物理化学过程，并非生命的演发过程。
针对卵黄球演发方面提出反证的，有薛社普和蒲以森的“鸡胚发育期中‘细胞从卵黄球形成’问题的研究”（“解剖学报”二卷一期），以及武兆发的“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鸡卵黄球并不形成细胞”（“科学通报”1957年第3期）等论文。
薛、蒲二人主要研究胚下腔和进入内外二胚层间的卵黄球的变化；
同时对血岛的来源，以及血细胞、血管的形成过程也作了研究。
在他们的实验过程中，并没发现勒柏辛斯卡娅所描述的卵黄球可以演变为细胞或血岛的现象。
他们发现，卵黄球是胚胎的营养物质，本身并没有生命的特征，最后是被分解和液化；
虽然卵黄球在胚下腔和二胚层间，有时能逐渐分解为颗粒或小滴状，但终究不是有生命的细胞。
特别是采取了胚盘局部烧灼的方法，发现从中胚层到达烧灼区，仍然有血岛的形成；
而烧灼区以外，由于和中胚层被烧灼区所阻，不能形成血岛。
这证明血岛来源于中胚层，也反证了勒柏辛斯卡娅关于卵黄球演变为血岛细胞的说法。
在武兆发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染色方法，能够把卵黄球和细胞核染上完全不同的颜色，便于实验观察和区别；
他同样证明鸡胚的胚下腔中的卵黄球并不形成内胚层细胞，落入血岛区的二胚层间的卵黄球也不形成血岛细胞。
至于创伤愈合方面，在朱润的“创伤愈合和组织再生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报”五卷二期）的两篇论文中，也提到了对勒柏辛斯卡娅的不同论点。
在第1篇关于白鼠皮肤切除创伤愈合过程的组织学研究中，作者认为从自己的实验中，很难用“生活物质”的演发来说明新生表皮组织的形成。
在第2篇关于横纹肌纤维的再生方式的研究中，作者说在他的实验中并没有发现如勒柏辛斯卡娅等所观察到的：
从细胞瓦解下来的核质，可以演化成肌细胞的核，再进而形成肌细胞的过程。
而作者认为肌细胞的形成，是从受伤肌纤维的收缩物质退化后所遗留的肌核和它四周的肌浆发育而成的。
虽然这些位科学家同勒柏辛斯卡娅在实验上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但他们一致认为勒柏辛斯卡娅的出发点还是正确的，最初的有细胞形态的生命必然是从不具备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发展而成。
问题在于在今天的条件下，生命已可由生物的完备的繁殖机能来产生，是否还需要按照原始的生命发展的低级形态来重演，这就需要事实来证明。
（吴宣）

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打退右派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
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
芮沐
右派分子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里面特别提到了政法科学。
这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认为已经找到的对他们很有利而且认为很有把握以攻得进的一个重要缺口。
他们是想错了。
在政权问题上，阶级敌人是毫不放松的。
他们仇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认为必须在政法科学领域内占一地位，培植潜力，随时复辟，以向中国人民的全部政治力量进攻。
他们鄙视人民革命政权必须粉碎敌对阶级的国家机器与全部法制的理论原则，他们否认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说得更正确些，他们否认我们利用法律工具来镇压敌人，但随时随地却在借我们的法律来向人民政权进攻。
首先在肃反问题上，他们认为我们违反了人权的法律保障。
另外，他们说我们的司法搞得一团糟了。
他们要求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肃反平反委员会，要我们的政法干部“下台”“下轿”。
他们痛恨我们1952年的司法改革与院系调整。
他们要求我们改变对待旧法学的态度。
说什么：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是不科学的。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
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我们说，反动统治下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伪法统、废除了旧六法，在这个原则性的变更中，谈不到继承的问题。
但是右派分子像杨兆龙之流竟创造了“资产阶级法律里具有人民的立场”的无耻理论来为旧法学的复辟作张本。
他们掏出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学课程准备加以宣传，而且明目张胆地说：
“只要像解放前一样教就够了。”
右派分子十分重视保护科学家。
我们也主张保护科学家，问题在于保护那些科学家。
钱伟长之流把保护科学家放在问题的首要地位的用意在那里呢？
我们说，在政法领域内这是旧法学的“招魂”手法，用意是十分恶毒与可耻的。
右派分子说我们把旧法人员“一棍子打死了”。
“国际法要绝种了”。
那个已经是臭名昭著的科学体制意见书里说：
“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
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
这是恶意的歪曲。
自从人民政府把旧法人员全部包下来以后，除了一部分对革命较有贡献，政治上思想上较健全的人直接参加了工作以外，其余的一律要求进行改造。
凡是愿意主动改造的，无不欢迎其参加学习。
从新法学研究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出来的人，很早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但是学过旧法的人里面，确有无数的与人民为死敌的人，有政客，有流氓棍子，有不学无术的。
这些都将招回来吗？
右派分子的确是想全部招回来的。
他们荷包里塞满了心腹走狗。
钱端升的“大法学院”里，在人们没有发觉他的阴谋以前，已为爪牙们安排好了岗位。
北京大学经济系里的右派分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竟提出了十六七个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意识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要塞进系里来。
这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呢，还是保卫科学呢？
人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右派分子不同意我们的政策法令。
他们为他们的所谓平等自由，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鬼鬼祟祟的勾当，叫嚣“法治”。
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错了，说我们农业集体化政策错了，说我们的定息政策错了。
章乃器说，我们没有对资本家给以“公民的平等权利”，所以违反宪法。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宪法上的“公民的平等权利”。
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改变的基础上已经给了资本家以平等权利；
章乃器之流是反对的。
我们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非常正确，非常好，因为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会遭到灭亡，但是罗隆基、黄绍竑之流坚决反对这种法令，要求平反，要求检查。
关于这一点，那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里说明了右派分子的理由。
这里说：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是不是我们的政策与法令绝对不准许人家提意见和批评呢？
不是的。
是不是我们在执行政策法令上没有发生缺点呢？
也不是的。
右派分子的企图显然不是指这些。
他们是要把旧法人员招回来向党与政府的政策法令进攻。
人民日报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里说得好：
“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我们许多重要法令也的确都是经过广泛的讨论才制定，或者经过一个阶段的试行才公布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都提过意见。
但是政策法令在确定以后则不准动摇。
这些右派分子鼓动政法学者或其他社会科学者首先“不要满足于宣传解释”，而要不分场合、不分前后地提意见，用意是可想而知的。
右派分子诬蔑人民的社会科学把政策法令误为客观规律，真是血口喷人。
右派分子要在政法科学界占地位，让资产阶级法学复辟，把旧法学的“魂”招回来，其目的就是要公开的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党的领导实行进攻。
右派分子的这个可耻的科学纲领是明显地反党反人民的。
它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怪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只字未提。
这个纲领事实上是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所包含的关于政法科学方面的意见和我们人民的政法科学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必须揭穿它的阴谋，并与它的彻底反人民的立场坚决斗争到底。
我们向他们严正地指出：
不论他们用什么手段，旧法学的“魂”是再也招不回来的！

我们要起来战斗
于光远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斗争同时也是思想斗争。
目前我国还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从经济基础来说，社会主义改造虽已取得基本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很不完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继续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克服资本主义意识，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
没有这样一个思想上的革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可能的。
这个旨在克服资本主义意识，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思想斗争，已经进行了许多年。
解放以来，教育、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方面的改革，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在知识分子中间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以及今年开始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目标的整风运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斗争，虽然还没有解决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阶级斗争的谁胜谁负问题，但是在思想战线上一系列的胜利，对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资产阶级右派对马克思主义举行猖狂进攻，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指导我们国家各项工作的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旧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旧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反对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完善。
他们最后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使资本主义复辟。
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如意算盘是首先一个一个地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阵地，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再来整个的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选择的第1批对象除工商界外就是民主党派、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司法界。
这就是说，他们进攻的目标首先是文教界，他们争取的对象首先是知识分子。
而他们在这个时期采取的手段首先便是竭力反对几年来在国家各项工作首先是文教工作中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革，要求改变我们国家各项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
为了达到篡改国家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目的，除了正面地公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以外，他们还采取这样两种方法。
一是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要求我们国家的政策措施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上。
一是宣传修正主义的理论，给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崇好，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这两种手法都是应该揭穿的。
尤其是后一种更加应该注意，他的危险性更大。
并且右派思想装扮得越像马克思主义，它的危险性越大，因为人们不容易把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识别出来。
右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不能不给以有力的回击。
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积极参加战斗。
近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在哲学方面做得比较多，而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批判做得较少。
在这次右派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中，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就纷纷要求复辟，而没有立即受到有力反击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上不少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反动性，认识得还很不深刻。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加以分析批判，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必须采取从原则上加以否定的态度。
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我们要进行的工作也是很多的。
“修正主义或者右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它是资产阶级右派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最好的助手。”
不论修正主义者如何善于装扮，我们还是不难把它识别出来的。
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也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了很好的归纳，这些都是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中的有力武器。
在今天特别要引起重视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不再适用的说法，是极其有害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贯彻这个方针对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克服资本主义意识是有利的。
这个方针决不因为开展反右派斗争或是开展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修正主义的批判有所改变。
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研究学术的人，很多并不是右派。
一个人是否属于右派，是由他的政治态度而不是由他的学术观点来决定的。
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讨论是自由的，甚至对已经被大多数人认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允许别人对它加以批评。
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允许熟视无睹，不去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有力的驳斥。
右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
他们想在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受骗。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会因为右派的进攻就不去反对教条主义。
相反地，正因为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不但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修正主义，而且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修正主义的同时，还要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力求做到在同毒草的斗争中，有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说服力。
在学术领域内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科学研究在法国
科学研究在法国是由三个方面领导进行的。
第1，在教育部领导下的有各大学、国立科学研究院所属的四十个研究所以及国立技术研究协会。
第2，由实业界出资设立的三十多个工业组合研究机构。
第3，还有一些私人组织，如巴斯德研究所和一些私营公司的研究部门。
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核子能研究在法国开展得颇为迟缓。
到了1955年才由帕留斯基（G．Palew-ski）制订了一项计划，从而为原子能委员会获得一笔相当于一亿英镑的基金，供1955—58年间使用，主要是在工业建造方面。
现在法国已经约有一千八百名技术人员从事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但同英国的五千人和美国的一万五千人比较起来还是相当落后的。
它的第1个核子发电站建立在邻近亚威农（Avignon，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的马寇尔
（Marcoule）地方，规模不大。
第2个核子发电站计划在今年末季开始发电。
第3个预计在1958年建成。
到那时，全法国电气系统将从核子能来源方面获得五万启罗瓦特的电力。
每年从马寇尔的三个反应堆生产出来的二百磅钚将用于工业方面，而不打算制造原子弹。
但是，利用核子能制造军舰和潜水艇的发动机也正在研究设计中。
由于战后教育组织系统的紊乱，法国在科学方面的人才缺乏的情况颇为严重。
在1954年考入大学的十五万一千名学生中，只有二万九千人从事科学或工程学的专业学习，而其中仅有三千九百人达到可以毕业的水平，六百五十人可以转为研究生。
最近成立的兰杜西（Landu-cci）科学人力研究委员会建议，在未来十年内科学和工程学的学生数目应增加一倍，并且为进修学习增加助学基金。
此外，高等科学研究及技术改进委员会也把法国现有的技术资源作了详细调查。
它对法国科学研究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潜力进行了统计，从而确定了一些研究的目标和拨款办法。
现在这个委员会仍在继续调查目前科学人员训练的情况和发明在工业上利用的情况。
它还对各研究机关的互相配合和交换资料方面进行了检查。
（一宏）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动摇
杜国庠
反右派斗争有政治斗争，也有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也就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自从党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之后，右派野心分子就认为有机可乘、有搞头了。
他们企图从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起以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
他们自知没有工农群众的基础，所以妄图煽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分子和对思想改造阳奉阴违的人，迷惑青年学生来制造群众性的动乱，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
这正是为什么高教部门和科学机关右派分子特别猖狂的原因。
右派分子在学术上歪曲“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余外有九十九家，企图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
他们还反对说马克思主义好。
马克思主义好不好？
好得很。
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
我是从王阳明到马克思的。
为什么不走别的路，而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就是因为我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我们做科学就是争真理，不是争权夺利。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站在真理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来说，是最容易达到真理的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学术上的指导思想。
过去的社会科学是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因为它们的学说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和事物是辩证发展的，所以它是科学的。
当然马克思以前也有一些学者，发现了一些真理，这是由于他们符合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虽然这些发现是片断的，但这些仍是我们要继承的遗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理论。
我们接受遗产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它们。
米丘林学说是符合客观生物发展规律的，它的出现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而我国古代早已根据这个原理做了不少的事，只是没有像他那样归纳出一个原理来：
如我国的金鱼现在已有几百个品种，我国的菊花，已有上万品种，这都是按照鲫鱼和野菊们的本性，改变其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从而改变其生态，使之符合于人们观赏的目的的。
这些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
由此可见，继承优良传统和接受遗产必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来衡量。
不久前李政道等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我虽然不懂物理学，但我看其意义不仅限于物理学。
这事同样证明了不能离开具体的物质运动去理解空间的原理的正确性。
这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空间理论的正确。
物理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
科学的发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所必须服膺的，反过来说，如果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家就更容易发现真理。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是不让争鸣，而是要大鸣，要在鸣中发扬真理，批判谬误。
右派分子歪曲百家争鸣方针，企图利用百家争鸣来保存旧的、错误的思想。
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百家争鸣目的在于让大家提出不同见解来讨论，来追求真理，看看所提出的理论是否有一点真理，和能否达到真理，即是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规律；
不是要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和真理对立，使谬误和真理并存，而是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争论的，是能够在争论中壮大和发展的。
所以“百家争鸣”是对发扬真理发展科学有利的。
反右派斗争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意义特别重大。
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到处点火，一般说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但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的阴谋却比较隐蔽，一般人往往就不容易识别，这就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予揭露和批判。
右派修正主义者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否认马克思的根本——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
所以实际上他们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实际出发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因为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之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达到真理。
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的需要出发的。
在反右派的思想斗争中，我认为，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
右派思想所以还有一点市场，从思想工作方面来说，就是由于我们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因此，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来澄清群众思想中的混乱，对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予以击破，并在这个击破谬论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高能物理学会议
1957年04月15日到19日，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召开了罗彻斯特高能物理学会议第7次年会。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核子物理学家约三百多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四人和八十五个从美国以外二十五个国家来的著名研究机关的领导人。
这些国家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等。
会后，会议主持者还为外国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为时两星期的参观，使他们参观了美国各地的一些高能的装置。
去年有三个苏联科学家曾经第1次参加了罗彻斯特的会议。
他们在会上介绍了苏联的核子物理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在那次会议以后，有十四个美国科学家接受了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参加了去年0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高能物理学会议。
美国科学家曾经报告说：
他们在主人所给予的充分便利条件下，参观了苏联的一些科学装置，并且得到了许多关于苏联近三十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活动和成就的资料。
罗彻斯特的会议的目的，是要使世界科学界的成员们能够通过公开的和非正式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以促进高能核子物理学的基本研究。
当然，他们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全是属于非保密性的。
（程）

颇族自治州写生图片
云南德宏傣族？
颇族自治州写生
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今年初，组织了昆明、重庆、武汉、广州、上海、西安和北京地区的美术家和青年美术工作者邵宇、程十发、李晨岚等十人，到云南德宏傣族？
颇族自治州体验生活。
从今年03月初到5月底，他们几乎走遍了这一自治州的地区，作了许多写生。
07月06日至7月14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了他们的写生画展，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展出。
这些作品，对兄弟民族的生活状况和山川风貌都作了生动的反映。
在展览会的预展会上，中央民族学院傣族学生罕贵琛写道：
“这是我第1次看到以我们民族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展览。
由此更增进了我们对党的热爱，因为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可能有反映我们傣族人民生活的美术作品出现。”
由于篇幅所限，本报在这里向读者介绍六位作者的八件作品。
泉程十发（傣族老妈妈及小姑娘帮助边防军洗衣服）
牛车李晨岚
？
颇族战士像刘传辉
织布少女宋广训
课余（？
颇族小学生课余纺织）刘传辉
办喜事邵宇
春耕廖加复
象脚鼓舞邵宇

右派分子是水里捞盐瞎子过桥
易瑞生说：
我们也同意“算旧账”，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子和孙子知道老子过去受的苦，不要说蠢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完全同意李先念、薄一波等同志的报告，并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我是江西省萍乡县年丰乡第1农业社主任。
我过去没有读过书、不会讲话，现在看到右派分子说：
“农业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很苦，没有得到改善”，我很气愤。
如果不懂事的孩子这样说，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们小，年幼无知，可是右派分子们，你们这些家伙，念过多少年书，读过大学，有的留过洋，难道还不懂事、不知道旧社会的农民怎样困苦吗？
真的没有看到解放后农民生活的改善吗？
这真是一件怪事。
就拿我们社来说，全社二百八十三户，一千二百九十三人，在解放前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的生活。
我们农民种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地主富农的，收一担谷，要交六斗租，再加上反动政府要粮、要税和各种敲诈勒索。
这样，我们劳动一年，就没有剩下多少粮食，不得不再吃些野菜和东讨西借来活命。
几天吃不上油、盐，过年吃不上鱼和肉，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农民到冬天穿不上烂棉袄，盖不上破棉被；
绝大多数农民住的房子是四面都透风，在下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下。
国民党反动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还要拉夫捉丁和残酷压迫，我们农民不得不逃荒逃命，曾记得，在抗战打日本鬼子那年，我家那个村一百零四户都没得吃，生活逼着我们逃荒外地，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七十天的逃难中，饿死、病死和冻死了七十六个人，这有多凄惨啊！
右派分子们，你们不是主张算旧账吗？
那么好罢，现在就算一算我们江西的三笔账：
第1笔账，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三十四万多户红军家属（其中有些户参军的有二至三人），有十多万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还在解放军和地方工作的不到一千人。
第2笔账，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占领苏区以后，苏区人民被杀害的上百万人。
第3笔账，大革命前，江西有二千六百万人口。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大批屠杀与摧残，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三百多万人。
全省人口将近减少一半，现在才恢复到一千八百二十万。
右派分子们，过去的这些账，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你们忘了，我们江西人民可忘不了。
如果你们这些右派分子，真正要算账，现在不要说让你们还本，就是还点利息你们也永远还不起。
我们要诉苦，要使我们的儿子和孙子知道他们的老子过去是如何受地主、富农、资本家剥削压迫，如何受国民党反动派对老根据地人民大批屠杀和摧残。
右派分子造谣说，农民生活很苦，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就会知道农民的生活改善了没有！
解放以后，我们农民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翻了身，做了主人。
我们于1950年组织了一个十一户的互助组，1953年转为初级社，三十四户，1954年扩大到一百零四户，1955年冬转为高级社，扩大到二百八十三户。
因为合作化有很大优越性，生产大大发展了，耕地面积稻谷产量从1949年每亩四百七十斤到1956年提高到将近一千斤。
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增加，现在我们每户养到三头猪，有三十多只鸡鸭。
我们1956年每人全年平均纯收入达到九十多元，比解放前增加将近一倍半。
除个别户，在生活上稍有困难外，其余都达到了中农生活水平，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员，达到了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
过去在未建社前，我社每户平均全年要缺三、四个月口粮，1956年除了充分保证社员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卖了三十三万多斤余粮。
现在大家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生活逐年改善。
去年我社仅杀年猪共九十多头。
过去是破衣烂袄，现在是有单有棉，都换上了新衣服，被子也换上了新面子和新棉絮；
过去穿不上胶鞋，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穿上了。
在文化上我们也翻了身。
全社一千二百九十三人中，过去只有三十多个人上过小学，六个读过高小，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识字，能够看报纸，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现在我们社里，有一百三十多个孩子读初小，二十五个读高小，十五个读初中，在高中和大学的有七个。
解放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但得到了改善，环境卫生也随着有很大的改善，人口增加了。
从解放到现在二百八十三户中，增添了二百多个孩子。
八年来，因年老或疾病死亡的仅十五人。
群众说：
“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农业合作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这就可以充分说明，由于合作化的优越性，增加了生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与提高。
右派分子们，你们可能不愿意听人民生活改善的话，但我们要说；
不但要说，我们还编成山歌去唱，你们不愿意听我们偏要唱。
右派分子们，我现在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接受改造，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那就是水里捞盐，枉费心机，瞎子过桥，死路一条。
你们别妄想叫我们农民再过牛马的日子吧，我们是不过的。
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人民政府，有了农业合作社，我们扎了根，而且根还扎得很牢固，你们是打不倒的。
我们有六万万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知道，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许多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获得今天的胜利。
我们要坚决保卫革命的胜利的果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怕任何狂风暴雨，不怕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兴风作浪，如果你们要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我们就坚决打倒你们。

申正义而彰公道
张砺生的发言
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
并建议大会通过和批准这些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我在此次会议的大会上原未准备发言，但因近来右派中有一些心怀叵测别具用心的阴谋分子的背谬言行，使我不能容忍，因此我也就不能不说几句话以申正义而彰公道。
我虽属无党无派，但我却是真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和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以及中苏友好同盟合作的。
所以我对这些右派中的阴谋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苏合作的反动言行，是不胜愤慨坚决反对的，这些人的倒车复辟、动摇国本、为害人民的言行，我们应当以敌我矛盾视之，不应当以人民内部矛盾视之。
我之为人，向不愿作歌颂功德之事，善颂善祷这一套，我是不会作也不屑作。
但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艰苦卓绝，努力奋斗，将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腐朽败坏的政治社会制度一律推翻，尤其近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万恶帝国主义者驱逐净尽，建立了真正独立自由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尤以自开国以来也不过短短七八年的时间，所有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以及一切社会改革莫不具有辉煌伟大的成就，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只要不昧良心、不是瞎子、不是别具用心，就得认为我说这样话俱是事实，绝非歌颂谀词，兹仅就个人所感举几件大事例言之：
如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一群帝国主义和其头子的美国都不敢小视中国，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过去空前未有的地位。
解放军的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中外称扬。
万隆会议周总理所提出五项国际和平共处原则，为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所倾心称赞，给国际合作开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三反五反转变了社会上贪污欺诈之积弊；
土地改革与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但推翻了数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而且又进一步使他们走上了富裕的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私有工商业的改造使私营工商业由公私合营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公有化，资产阶级得到统筹安排的照顾；
肃反成绩的显著，在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正确方针下，反革命得到了肃清，才得使社会治安太平无事；
统购统销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民之生活；
其他再如铁路之大量修建，炼钢事业之空前发展，汽车飞机之制造，水利之兴修，无论什么事业都是在01日千里的突飞猛进中。
苏联的无私的帮助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少走弯路，胜利前进。
民族政策的正确使西藏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今年为第1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已超额完成者甚多，此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党领导正确的表现，将来的美好远景定能逐步逐年前进。
当此建国初始，在过渡时期内而人才物力都感缺乏，而错误缺点势所难免，所以党才有整风运动之提出，整风就是要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克服三害所引起的缺点，纠正错误，以期工作方面尽善尽美。
我以为三害以外还有个害根是自私自利（只顾私、不顾公，只顾己、不顾人之谓），更应当整而除之。
我以为整风只整共产党是不全面的，因为那些害是人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毛病，我主张整风是由共产党起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学校、各家庭、各个人都应当整之。
使人人洗心涤面当一个新人，并须常常整之，以免藏垢纳污，正常保持清新。
如我国古语所说的作个新人是要“日新、又新、日日新”，才够一个新社会的新公民。
领导党整风希望各方面提意见批评，而各方面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批评这是好的，但右派中的章伯钧等则是恶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们是动摇国本祸害人民的阴谋分子，因此我们人民应当群起而攻之。
尚望章等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从此革面洗心服从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当可予你们以自新之路，否则是自绝于人民，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纵容你们背信弃义的行为，定必有以制裁之。
我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有年，而中山的主张为反革命的阻碍未能实现，而今天共产党已多倍的实现了。
我想中山如有灵必含笑欣慰也。
社会主义的国家是真正人民的天下，而我们全国人民应当一边倒，诚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苏友好同盟合作，团结在毛泽东主席和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再进一步要实行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造成一个真正人类和平幸福美满的极乐世界。

孙起孟的发言
章乃器“心安理得”于坚持反动立场吗？
孙起孟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右派分子放烟幕，章乃器罗隆基同一腔调
从政治上、思想上看，右派分子的本质是什么？
概括地说，他们的本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党的领导。
右派反人民，就在这两条根本的东西上反；
人民反右派，也必须在这两条根本的东西上揭露他们，回击他们。
最近以来，右派先生们似乎开始有一些“自我批评”的精神，似乎他们很愿意戴上像“学习不够”“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等等一类的帽子，唯有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两条，却死不认账。
很可玩味的是，在06月25日同一天晚上，一个右派领袖叫罗隆基，在民盟的会议上宣称，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另一个右派领袖叫章乃器，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也作了连词句都几乎同罗隆基完全一样的自白。
他们的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是不谋而合的，还是谋而合的，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对于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的是，他们所最忌讳、最想遮遮掩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正是右派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点更加可以肯定无疑了。
右派先生会辩解：
他们不都在口头上，文字上表示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吗？
凭什么能够断论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是的，他们不仅表示过，而且在为全国人民已经揭露为右派分子的时候还在继续表示。
他们一定要这样地继续表示，那有什么法子呢？
他们有充分的表示的自由。
不过，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毕竟不是靠表示来作决定的，完全要靠事实和行动。
大量事实戳穿了右派分子的伪装，揭露了他们的真相：
他们的表示拥护党，是为了便于反对党，他们的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便于反对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想举章乃器为例，限于时间，仅仅只能就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和手法这一方面，向大会提供若干材料。
章乃器有他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且顽固地为它斗争
章乃器的反党是一贯的、阴狠的。
我们不必追溯很远，只需把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某些言论分析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他的反党的真正面目。
他的反党确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所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杀人不见血的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用尽千方百计去歪曲、污蔑，否定党关于资产阶级的根本理论、政策，恬不知耻地、无孔不入地贩运他的美化资产阶级的论调，从阶级基础的立脚点上根本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的否认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动观点，现在已经在全国人民面前破产了。
可能有人以为这是他最近的主张，或者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一时的错觉。
不是的，早在1951年06月，他就说过：
“经过一年多新时代的教育，他们的两面性动摇性已基本消除了。
如果我们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们，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
这个论调曾经在民建会内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严正的批驳，因而没有在工商界、社会上发挥多大的消极作用。
据我们后来了解，党也曾对他的这些论调进行批评，劝勉他改正错误。
假使他真正是接受党的领导的话，假使他真正只是思想糊涂的话，此后他就应当改弦更张了。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后来一直没有放弃斗争。
1956年，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章乃器又利用这个时机宣传更为猖狂、更为系统化的荒谬主张。
如资产阶级没有阶级两面性，肯定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工商界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先向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学习，而不能学习工人群众的优良品质，不如此工商界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和接受不易”等等。
会议之前，他曾经得意洋洋地说：
“有些问题可以耐心等待，时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以为斗争准能胜利。
可惜得很，他这一套的命运并不见佳，正相反，在与会者的一致痛驳之下，他只有把自己在政治上陷于更加狼狈的境地。
在这次会议的前面、中间和会后，民建会的同志不断地向他进行了团结教育的工作。
如果他仅仅是在认识上有些错误或者有些右倾，经过上述的批判斗争，他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同一次又一次向他伸出团结之手的同志们一道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另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且坚决地为之而斗争。
在那次会议结束之后，他还用书面发言的方式吹起继续战斗的号角，说什么“同志们！
请原谅我，我绝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党热烈期望我们大家都坚强起来，不要再有软弱性和动摇性！”
真是活见鬼，难道党会期望资产阶级“坚强起来”，不承认有两面性，坚决抗拒改造吗？
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请托过章乃器这样去号召资产阶级的！
他的这种反党的政治立场，在1957年02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就再也掩盖不住了。
毛主席报告中的第4个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的主要论点，明明是针对着章乃器之流的荒谬主张进行批驳的，这一点，章乃器不会不明白。
如果仅仅是认识问题，如果他的心目中还有党和毛主席的一点影子，这个时候他总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主张加以改变了。
但是他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不仅丝毫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教导的意思，反而在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加速了他的向党进攻的步调；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恶毒地歪曲毛主席的论点，把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只有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反动论调公然说是毛主席的主张，并且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来蛊惑工商界。
大概是党号召鸣放以后，章乃器的头脑特别发胀了，因此谬论层出不穷。
这一方面，别位代表讲得不少，无需重复。
应当指出的，这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同整个右派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时机向党猖狂进攻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章乃器的这种反动论调的发展，而且急求“出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的这一方面的反动活动正是整个右派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间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一看他的挖党的领导的墙脚，是多么“巧妙”，因而也是多么恶毒啊！
他并不像葛佩琦之流那样笨拙地正面点破，而是“意味深长”地令人按照他的路线去发展反党的言行。
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既然没有什么区别了，看你工人阶级还领导个什么！
资产阶级一样是个革命的阶级了，要说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这样，资产阶级为什么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
由此可见，他是在最根本的地方反对党的领导，搞垮党的领导。
为了掩护，他有时确也不能不说几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违心之论。
例如，他最近说过不止一次的“我爱护党中央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就是为反党打掩护的烟幕。
谢天谢地，亏得党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爱护”，因而眼睛明亮，终于看穿了章乃器是个右派分子。
他的所以放出这些有毒的烟幕，目的在于使劳动人民失却警觉，解除武装，以利于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
各位代表，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
对党进攻，葛佩琦之流使的是明枪，章乃器使的是明枪加上浸透了毒药的暗箭。
对于一切危害党的明枪、暗箭，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揭露开来，而且彻底、干净、全部地加以消灭！
人们可能要问：
章乃器的反党，难道完全不露声色？
那也不是，马脚有时还是要露出来的，特别是在他近期的言论和活动之中，狐狸尾巴就露得更多一些。
限于时间，在这里只说下面几点：
章乃器阻挠民建中央号召成员学习中共“八大”文件
第1，中共举行“八大”会议，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民建会的地方组织都期待着民建会中央紧接在“八大”会议以后作出学习“八大”文件的部署。
但是，在别的民主党派发出布置学习的通知的时候，民建会中央还是毫无动作。
问题出在那里呢？
问题就出在章乃器的反对和阻挠。
那时在京的民建会中央负责人都认为有必要早发通知，独独到负责宣教工作的章乃器那里却卡住了。
章乃器认为号召学习“八大”文件是形式主义，强调应当批判形式上的歌功颂德、拥护、号召一番。
后来在民建会中常委会议上有人批评了迟发通知的这件事情，章乃器还气势汹汹地反唇相讥说：
这是表现着资产阶级的竞争性。
他并且接着借题发挥，对党、对统一战线大肆污蔑了一通，说什么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
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
说什么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
说什么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中国只有一级公民云云。
这是章乃器的反党尾巴露得比较长的一次。
从上面的话里，我相信各位代表能够想像得出章乃器对党那副深恶痛绝的神气来。
章乃器为什么一面到处点火，一面大肆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
第2，章乃器长时间以来到处点火煽动人们，特别是煽动工商界向党进攻。
他用的一句含义无穷的口号是：
要抬起头来。
记得荣毅仁代表在听了他的话以后曾经补上一句，说头要抬起来，尾巴可不要翘起来。
我看这还不是章乃器的本意。
章乃器这句口号的实质是：
资产阶级抬起头来，工人阶级低下头去，共产党低下头去。
工商界中听了章乃器的煽动以后，也有想不通所以然的：
工商业者到底在那些方面抬不起头来呢？
要怎样才算是抬起头来呢？
唯恐有些工商业者不懂得其中奥妙，于是章乃器又出了点子：
你们不是还有自卑感吗？
人家不是还在说你们有消极一面吗？
你们的自卑感和消极从那儿来的？
还不是“五反”造成的？
你们不是有职无权吗？
要知道，像我章乃器这样常见毛主席周总理的人，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全是靠斗争得来的。
意思是，你们不斗还行吗？
唯恐这样的点火还不够，章乃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恶毒透顶地煽动道：
“教条主义者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
应该看到，八年来，他们经常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饱经了斗争火焰的洗礼，这对于他们的教育和锻炼是十分深刻的。
这种火焰转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们的享受。”
这里充满着污蔑我国和平改造政策的反动的阶级仇恨，这一段话使我们清楚地听到章乃器对于党的咬牙切齿之声，把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的工作人员描绘成吃人的魔鬼一样，这不是反对党，挑拨工商界向党进攻是什么？
更加恶毒的是，他自己一面在拼命点火，一面又大肆宣传阶级斗争熄灭的论点，企图使劳动人民完全陷于麻木不仁的境地，好使他们猖狂进攻，为所欲为。
早在去年11月，他就发表过这样的谬论：
“我体会到，党所要求的扩大民主生活的尺度是远远超过某些同志的看法的。
我所理解的党的看法是这样：
扩大民主生活，并不会削弱集中，而只会有利于集中……应该相信，尽管扩大民主生活，在我国也出现不了政治路线上的反对派”这些言论，完全是为右派的活动铺平道路。
到了今年06月，章乃器进一步宣传起敌我不分的论调来，他说：
“教条主义者连我们祖先不断告诉我们的‘化敌为友’的教训都忘记了。
他们死啃‘存在决定意识’的法则，然而是‘鼠目寸光’，看得很小很近，而且不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这里，章乃器的言论就简直在为反革命铺平道路了。
一面到处大点其火，一面高唱“化敌为友”，我们要问一问章乃器这一位自称“爱护党中央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的右派分子，你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
章乃器越来越露骨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第3，章乃器在今年05月14日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有比较露骨的反党的东西。
例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觉得，在‘折墙’和‘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
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在另外一段中，章乃器这样说道：
“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
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这两段里有特别露骨的恶毒的反党的东西。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所“创造”的对党极端污蔑的“大党主义”，而且根据章乃器的估计，“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我们要质问章乃器：
你所说的“大党主义”指的是什么？
你所说的“大党主义”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没有什么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
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尚且要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
依章乃器看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别的党派在政治上竟然居于领导地位，这样，共产党的“大党主义”是命定了的，是断然改不好的。
要去掉“大党主义”，除非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说得真“妙”！
我章乃器是在帮助党改正错误呀！
我是在帮助党“拆墙”“填沟”呀，党要是愿意去掉情况很严重的“大党主义”的话，那么，请考虑考虑改变自己的领导地位吧。
不然的话，“墙”是拆不掉的，“沟”是填不平的。
要党检查“大党主义”，这样，章乃器的反党的狐狸尾巴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章乃器的这种论调，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实质上完全是一回事。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致性，在别人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时候，章乃器却要公开为他辩解说：
“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社会主义的。
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
在另一段中，章乃器主张党当戏剧的编导，不要上前台，特别耐人玩味的是劝党对人民闹事的处理不要亲自出马，“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解释和说明”，而且还以恫吓的口气说，“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请把这一段话同另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论调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右派头子（“宗兄”和“宗弟”）的估计和看法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章伯钧认为：
“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章乃器：
以人民闹事为例）‘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章乃器：
处理不好就闹僵了）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
（章乃器：
人民闹事，要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马。）
（章伯钧的话，见1957年07月04日人民日报所载：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一文）总之，章乃器的意见是：
人民已经闹事了，请党到后台当编导去吧，前台有我们呢。
如果党要出马，事情闹僵了，可别怨我言之不预也。
请看：
这不是露骨的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
第4，集中地向中共统战部门开火。
不少民主人士在帮助统战部整风中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部分人提出这些批评和意见，只是为了帮助统战部在贯彻党的路线中改正缺点和错误，把工作作得更好。
对于统战部的政治路线是没有什么怀疑和意见的。
章乃器则不然，据他说，统战部“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
这短短的一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统战部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了。
而且他说得故意含糊其辞，使人可以发生两种都是合乎他的期望的错误理解：
一种是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统战部则是执行了另外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
但是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统战部这样严重的错误都不加纠正，那也是犯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
另一种是统战部执行的就是党的政治路线，那么，不仅统战部的路线是错误的，连党的路线也是错误的。
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极其恶毒的污蔑，这是他否定党的领导的另一种比较露骨的手法。
章乃器自吹“心安理得”也是右派卑劣手法的一种
各位代表，根据以上的材料，章乃器的反党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难道还需要如他所说的，观察若干年，甚至等他死后化验骨灰才能下结论吗？
在这里我们要以章乃器批评别人的话回劝章乃器：
你不要搞什么神秘主义了，还是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前面，立即对自己的反党活动，老老实实地作出交代吧！
靠耍无赖的办法闯过关去，肯定是办不到的！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尖锐的斗争。
关于右派分子，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对策和估计。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在进门以前，必须把自己的肮脏包袱打开，把里面的腐朽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混进来或者闯进来是不行的。
章乃器不是自己吹嘘“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吗？
不是觉得他自己比“投降将军”坚强吗？
这是烟幕弹，这也是一种卑劣的斗争方法。
我要问章乃器：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得”的什么“理”？
你在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号召工商界说：
“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你的“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坚强”，可能就寄托希望于这“最后”两字上吧？
党中央、毛主席说的话不算“最后”，周总理代表政府的说话不算“最后”，全国人民代表的说话不算“最后”，章乃器的“最后”算盘到底打在什么上头？
应当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
假使你们把“最后”的宝押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外，那么，你们只会堕入罪恶的深渊中去，这绝对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走上这条绝路，有什么“心安理得”之可言！
有什么“坚强”之可言！
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开着的，走生路还是走绝路，这取决于右派分子自己的选择，至于全国人民的反击右派分子的坚决斗争，决不会因为右派分子的耍些手法而改变。
我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们一定要同危害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敌人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