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水利管理　抗住干旱威胁
天山南北一千万亩小麦丰收
本报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近一千万亩小麦已大部黄熟，当地农民正紧张地进行收割。
今年入春以来，新疆天气乍寒乍暖，天山、昆仑山的积雪融化得很少，干旱现象严重地威胁着小麦的发育。
各地领导干部发动农民起来进行了抗旱斗争。
通过找水源、挖泉井、加强水利管理、改进灌溉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
不但保证了小麦的顺利成长，而且提高了小麦的产量。
据估计，今年新疆小麦的总产量比去年将有所增加。
喀什专区的一百九十多万亩小麦，可比去年增产三千七百多万斤。
过去一贯产量较低的吐鲁番盆地的鄯善、托克逊和吐鲁番三县，今年每亩平均产量也达二百斤左右，比去年约增产六、七十斤。
今年新疆各地的夏收准备工作，一般都比往年做得细致及时。
大部分农业社都在收割前将夏收用具准备停当，并合理地调配了人力和畜力。
为了胜利完成夏收任务，各专区（自治州）、县的党、政负责同志都亲自下乡帮助抢收。
预计到25日前后，新疆小麦除北疆一少部分春麦外，绝大部分地区即可收割完毕。

吉林耕畜体质增强幼驹增多
本报长春电
吉林省牲畜瘦弱、死亡的现象有了扭转。
榆树县去年春天半膘的耕畜占50％，今年则有80％以上的耕畜达到七、八成膘；
白城、安广今年耕畜死亡率比去年同期降低了80％。
农民饲养耕畜的积极性也比去年高。
05月末，全省已有九万多匹马配种，农安县三十二个国营配马站所配种的头数，比去年同时期提高40％以上。
由于注意接产护驹工作，幼畜身格健康，死亡率大量减少。
吉林省喂养牲畜情况好转，主要是改变了去年盲目集中饲养的办法。
去年冬天，吉林省农业厅召开全省牧畜工作会议，提出了“划大群为小群，分队、分槽”饲养管理的方法。
并且合理地调整了饲养员的报酬，建立了使役、责任、奖惩等制度。
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允许社员家庭饲养一定数量的小牲畜，开垦小片荒地，以增加饲料来源。

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范例
07月09日，我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叙述了我国政府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经过，并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政策。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就这个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代表们并且指出，我国政府同缅甸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商谈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我国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增进同邻国的友好关系的一个积极步骤。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着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之一。
在封建时代，中缅两国虽然关系密切，但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
1885年英国统治缅甸之后，就利用这种疆界不很明确的情况，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侵占我国的领土。
在那时候，中缅边界问题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
在那时候，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而且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这个问题来挑拨中缅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缅甸也已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独立国家。
中缅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同印度一起，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这样，中缅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
在这种新的条件下，用和平协商和互相尊重的精神，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就成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因此，公平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为了认真地执行这个基本政策，我国政府对于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资料和实际情况，曾进行了系统的详细的调查研究。
由于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它的历史背景又十分复杂，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既要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又要注意到目前的实际情况；
既要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又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我们认为，如果只从某一个孤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复杂的问题，那么就可能得出不正确的判断，而只有把各方面的情况都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才会得出公平合理的结论。
我国政府针对中缅两国之间三段未决边界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基本政策和科学态度的具体表现。
这个原则建议，在对待历史事实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不抹煞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反对牵强附会、夸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这样就既维护了我国的民族利益，又维护了中缅两国的友谊。
而维护中缅友谊，也是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国政府所提出的原则性建议，已经使存在了七十年之久的中缅边界问题接近于最后解决。
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促进中缅两国之间的友谊，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和团结。
几年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不断利用中缅边界问题，力图挑拨中缅两国的关系，制造紧张空气。
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破坏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便于他们进行侵略活动。
但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落空了。
事实表明，只要我们亚非国家坚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合作，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合理解决的。
我们相信，通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把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加以全面的完满的解决。
让我们在中缅边界上树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的纪念碑，让我们在中缅关系史和亚非国家关系史上写下新的令人兴奋的一页，让我们把中缅友谊和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事业不断地向前推进！

地方杂肥潜力大
本报讯
据河北、山西、辽宁、浙江、福建、北京等十一个省、市供销社统计，到今年06月初，已销售到农民手中的杂肥有一百零四万吨多。
为支援农业生产需要，许多供销社正在大力组织和挖掘地方杂肥。
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产杂肥单位随意提高杂肥的销售价格。
这种现象亟待纠正。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
新华社16日讯
今天，科学家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今天的座谈会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到会的科学家有十四位发了言，有三位作了书面发言。
赵九章在发言中批判了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指出这完全是对党的诬蔑。
他认为党是真正保护和爱护科学家的。
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党作了不少措施来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
他自己平时已能以六分之四或六分之五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
他说，由于党支持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已大为改善，以气象为例，抗战期间要用中国的资料作气象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解放八年来，我国的气象观测台、站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不到一百台发展到现在的一千三百七十七台，高空气象台由过去的几台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台。
赵九章说，他最近在日本时，美国代表对我国气象研究工作的发展表示惊讶。
他质问曾昭抡所谓大学和研究所矛盾很大，是人为的挑拨还是客观的事实？
他以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例，说明这个研究机构不仅支援了产业部门（地质部、气象局），并且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地质勘探学院进行广泛的合作，这几个学校的一些专业就是研究所协助之下搞起来的，彼此间并无矛盾。
钱伟长曾昭抡是科学界的野心家他们的作法同章罗联盟是一致的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
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
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
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
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前误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
钱学森并揭发钱伟长一贯耍两面派的手法。
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2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
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
钱学森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杨石先说，曾昭抡成为罗隆基小集团的重要人物是由来已久（在抗战初期）的。
杨石先指出，曾昭抡不仅是想“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而是要取而代之。
他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
在去年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曾昭抡身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有意见不在会上正式提出，而要钱伟长先摸摸底，制造一个反对方案，企图用民盟和几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压迫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并企图在知识分子中争取一些群众。
这种作法和他们对整个国家局势的估计是一致的，和章罗联盟的全部行动是一致的。
曾昭抡说这个小组是临时偶然提出的，是被章罗所利用了，完全是蒙混大家的花言巧语，必须予以揭穿。
杨石先还代表叶企孙、黄子卿、恽子强、柳大纲、华罗庚等揭发钱伟长在科学院第2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期间，曾提出一个挑拨性的提案，并怂恿几个学部委员签了名，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就送出。
他质问钱伟长：
你在这个提案里提出“目前高等学校内还有反对科学研究，尤其对科学研究散布着不公平的攻击”，建议学部大会“公开批评”，这是在想干什么？
你不只一次对我说：
学部组织工作做得不好，你所想作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的组织工作吗？
张光斗说，钱恶毒地攻击党所规定的科学体制，说成是“本位主义”的根源，“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一堵墙”。
实质上是钱不喜欢这样的科学体制，是攻击党的领导。
钱提出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张光斗说，如果科学研究工作去“就人”，就会使力量分散，研究工作的内容也将随着人的兴趣、专长而定，既没有组织，又没有计划。
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路线是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
右派主张以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取消党的领导
他说，钱在“争鸣”月刊上说，我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把科学院、高等学校、企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统一管起来。
科学规划委员会只管计划，不管经费，不管条件。
科学院的学部只管科学院的工作。
这些话实质上是反对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总领导，反对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更基本的是反对党的领导。
张光斗指出，钱在高等学校中，也有一套攻击党的领导的主张。
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教学路线，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学路线相对抗。
他提出“教授治校”、要成立“教授会”、把“人权下放”、“经费权下放”、“教学权下放”等等，“党委会负责管事务”和所谓“思想工作”。
他还提出“公开办党”，“党务由群众参加”，这是明明白白地要取消党的领导。
黄子卿说，他和曾昭抡认识三十多年，青年时代就是同学。
他了解曾的为人是一贯地好抓权和弄权，对人不对事，以个人爱憎为标准。
曾昭抡把持化学会二十多年，从化学会成立到1952年一直是化学会的主要人物。
我国化学界不团结的症结主要是由于曾的把头作风。
曾在化学会排斥异己，把一些名望很高的化学家排斥在化学会之外。
化学会所办的刊物化学会会志（即今日化学学报），一直抓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编辑委员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发表文章也由他一人决定。
一直到1952年，北京开化学会代表大会时，根据群众意见改选化学会，才改变了曾的把持局面。
以后，化学学报才真正走上轨道。
黄子卿还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曾是弄权的典型。
他说1956年化学会开会，代表都由曾提名，曾把代表分为三类：
特邀代表、普通代表和列席代表。
当时，傅鹰教授在胶体化学方面是全国闻名的，却连个列席代表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曾不喜欢傅在特邀代表的名单中，却有一个1948年才毕业的助教。
解放初期，科学院要搞化学名词。
曾当时是化学会会长，科学院让他提名。
曾当时提的差不多都是有机化学家，却没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
这样搞出来的化学名词当然不合用，不能令人满意。
后来在化学界的批评下，曾昭抡不得已又成立了一个名词研究委员会，扩大到一百多人，故意分散力量，使它根本不能起作用。
张维指出，曾昭抡、钱伟长把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说成是短时期内偶然的事情，这是和事实不符合的。
他认为他们的活动就是
“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
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成立于5月13日，但是从曾昭抡交代过的事实说明，曾远在去年08月北戴河时，就和章、罗交换过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在一封民盟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信中也说明他们在四、05月间已经对科学体制问题在各地盟员中征求过意见。
这封信集中地说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张维说，章伯钧在交代中提到6月05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曾去找过他。
张维质问曾、钱在章的密室中除了策划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外，还策划了些什么？
张维还揭露钱伟长到处点火的事实。
06月06日是钱最忙的一天，在参加过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回到清华大学以后，下午三点到五点和学生座谈清华大学的校长选举问题，五点到六点又有学生访问他。
钱当时的情绪给学生的印象是唯恐天下不乱。
六点以后，钱又去看大字报。
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平时不很熟悉的教师，钱热心地问他是否准备在“自由讲坛”上讲话，钱可以让学生去找他。
张维说，他从1947年起和钱共事。
他认为钱的反党言行并不是偶然的。
他说，党对钱伟长一贯是信任和重视的，但是钱从刚解放时起就表面上表现进步，背后却极尽污蔑党的能事。
院系调整时，钱和费孝通搞了一个“十院三十二系”的方案，和当时的教育部院系调整方案对抗。
他说，钱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参加了学校里很多主要事务的研究，但他反说有职无权；
而钱在学生中搞理工合校的运动，事先却没有和学校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商量过。
张维揭露钱还对党中央的负责人进行过恶意的攻击，钱说：
“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
张维质问钱伟长，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应该彻底交代。
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
翦伯赞说，现在许多右派分子都说“被利用了”，“被拉下水了”。
他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不能说是被利用的，他们在提出这个反动科学纲领上起了主动作用。
他说，这个科学纲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哨战。
右派分子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阿斗”，以为可以在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建立据点。
他们不仅看上了年老的科学家，还看中了第2代，作长远打算，搞点“自由市场”，拉拢群众，组织力量。
他们认为这一下打中了共产党的要害。
翦伯赞说，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他们把我们估计过低了。
他说，科学研究的时间、资料等问题，我们还可以提意见讨论，提意见也不免偏急，讲得走了一点火，但我们是想搞好工作，不是像右派分子要搞垮共产党，要反掉马克思主义。
动机好的提意见是走火无心，而右派却是放火有意。
他说，高级知识分子决不被他们利用，一定要把右派打垮。
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
冯德培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得到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
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要首先解决立场问题。
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几年来在广阔范围内和空前规模上获得重大发展，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时间、设备、资料、干部问题，我们是要讨论和解决的，但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这些问题，右派分子就把它们说的乌烟瘴气。
冯德培说，关于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不仅要考虑今天的时间，还要考虑明天的时间。
解放前科学家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作三年五年计划根本不可能。
现在完全有条件作五年十年计划，甚至一个科学家死了，还可以预计他的事业的继续。
现在一般研究人员的时间问题已经解决，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科学家的时间问题，领导上也正在研究解决。
其他设备资料问题也是如此。
右派分子竟然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是什么话，即使用旧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是不老实，不凭良心，是通不过的。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等，他们一致不满意曾昭抡、钱伟长在上次座谈会上的交代。
侯德榜说，党对八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满足，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开展整风，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有些人竟乘机混水摸鱼，诬蔑党，企图使党在人民中失去威望，取而代之。
这是何等重大的罪行。
傅鹰说，各校领导方面都在积极设法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问题，但右派分子要抢先一步搞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来，这是不是想让全国科学家误认为是民盟代他们说了话，领导上才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的。
这不仅仅是曾昭抡交代的“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而是右派想要领导科学。
陈望道说，从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程序来说是一个欺诈。
这个纲领制订过程是鬼鬼祟祟的。
对于制订过程的报道也不是光明正大的。
这个文件的制订，参与其事的只有五个人，加上后来改稿的费孝通和最先起草的一个干部，也总共不过七个人。
而光明日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时却说已广泛征求了盟员的意见。
郑振铎、罗尔纲和因身体不好未到会的陆学善都提出了书面发言。
千家驹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生平最深刻的阶级教育
千家驹今天在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
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
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1炮；
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
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止是“和平共处”而已。
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04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
第1，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
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
我反对过去人事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
这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
搞点“自由市场”，这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
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由”。
第2，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的经济规律。
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
固然，政府制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
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附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善尽美的。”
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3段话的根据。
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
“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
二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
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
这里，虽反映有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
第3，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
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
但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
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都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
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
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么呢？
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
第4，我把解放后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估价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
我说：
“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分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分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党派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错误意见。
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的问题。
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吗？
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就大成问题了。
这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
章、罗已经把我作为他们所要猎取的一个对象。
“争鸣”月刊同意由我来编，他们又推荐我做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证明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争取我。
他说，这一事件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
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多种多锄　查漏补缺
云南各地力争大丰收
本报昆明电
云南省各地农业社的生产活动已进入中耕夏锄阶段。
在中耕夏锄中，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增产窍门，争取农业大丰收。
楚雄、玉溪、曲靖、蒙自、大理等地很多农业社利用闲田废地、田边地角进行种植，开垦小片荒地增加产量。
玉溪地区各县提出开展多栽多种、查漏补缺运动。
全区仅间种、套种及田埂地角种植小杂粮、小油料、饲料一项，预计将增产杂粮五百多万斤。
祥云县在十三万多亩地里分别间种十八种早熟作物，预计全县能多增产九千多斤小杂粮和薯类。
绥江县和平乡为保证农业大丰收，在栽插结束后开展了田间大检查：
查苗、查窝、查田边地角、查作物成长情况等。
他们边查边算账，动员社员立即弥补漏洞。
丽江县六十多个农业社把所有的土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化验，按照土壤化验结果，分别加施不同性能的肥料。
在山区水源缺乏和多砂壤土地区的农业社，订出了增加中耕次数保持土壤水份的计划，改变了过去盲目施肥、盲目改良土壤的现象。
昭通、会泽、思茅、宜良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田间，帮助农业社总结、推广先进生进经验。
有些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抽调部分工作人员深入高寒山区，帮助农业社提高农业技术，争取丰收。

“渔米之乡”到处出现烟囱林立的工厂“三角地带”已经摆脱半殖民地的状态
宁沪杭形成近代工业网
本报上海16日电
日益增多的近代工业，正在给美丽的江南景色增添无限异采。
最近，本报驻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记者，分别就宁沪杭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说明近年来江南地区的近代工业发展很快，闻名的“渔米之乡”正在同时形成为一个庞大的近代工业的基地。
解放前只以轻工业闻名国内外的富庶的江苏省，现在已经拥有了数量、规模都很可观的重工业。
从黄海之滨，到京沪沿线，许多重工业企业被恢复和建设起来了。
现在江苏主要的重工业产品，如电力、原煤、肥田粉、水泥、机床等产量，都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四倍到十倍。
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永利宁厂，今年生产的肥田粉，足够供应全江苏省十万余亩耕地面积施肥之用。
栖霞山麓的江南水泥厂，过去筹建十六年，未能生产出一吨水泥，现在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泥厂之一，年产量已达到四十万吨。
黄海边上有着丰富蕴藏量的锦屏磷矿，解放前不过是一堆破屋和一片污水坑，仅靠少数职工的手工劳动维持生产，自1953年起，这里新建了一个大型斜井和一座机械化的磷灰石加工车间，今年年产量可超过解放前一年的八倍多。
去年10月，这里又动工新建一批包括有六个新式矿井和选矿厂、发电站等现代化设备的基建工程，这一工程完成后，锦屏磷矿就将成为我国第1座自动化电气化的新型磷矿。
近代工业的兴建使京沪沿线的许多城市改变了旧日的面貌。
受尽了战争创伤的古老的徐州，正在建成为一个新的煤矿之城。
一对对新型矿井和一处处新矿区正在逐年增加。
解放初期这里只有夏桥和韩桥两对矿井，产量极低，从1953年开始，经过大规模勘探证明，在徐州市周围广场一千余平方公里的地下，蕴藏着近百亿吨的煤，足可建设成一个新的煤业基地。
现在新的矿井正陆续开工兴建，老的矿井也进行了改建扩建，采煤机械化程度已达90％以上。
人们称这儿为“华东的顿巴斯”。
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蹂躏了三十多年的南京，现在已是江苏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工厂已由解放前的二十个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其中一千人以上的就有二十五个。
问题还不在于数量的激增，而在于这些工厂的生产水平都远非解放前所能比拟，如现在的南京机床厂，解放时只能配制一些马拉“耕种机”和草绳机等简单机械，现在这个厂已拥有二千多职工和二百九十五个工程技术人员，几年来他们已为国家制造出四千多台各式车床。
在已经试制和生产的十九种车床中，有七种是新式的电动车床。
有些并参加过出国展览。
许多工厂自己设计或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如高压容器、“雷米封”、火星塞、萤光灯、手提摄影机和特种水泥等，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生产过的。
目前，又一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如磷肥厂、肉类蛋品加工厂和下关电厂，正在南京市区和郊区加紧施工中。
为了供应宁沪杭地区的新兴工业和江南人民以充裕的动力，一个庞大的电力网已在兴建中，宁沪线上的望亭正在兴建一座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火力发电站——望亭发电站，据最近消息，电站的锅炉、汽机等四个主要车间，已经基本完成，第1台机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发电。
在浙江风景优美的新安江畔，一座规模巨大的新安江水力发电站也已经动工，这个水力发电站建成后比我国丰满水电站还要大，它的发电能力有五十八万瓩，全年发电量十六亿度，比目前浙江所有的电厂发电量大十倍以上。
上海的发电厂近年来也完成了规模很大的扩建工程。
与建设电站同时，江南地区第1条十一万伏超高压输电线——上海望亭线已经建成并开始输电。
将来这条输电线将改装为二十二万伏的干线，形成为包括江、浙、沪、皖地区的江南大电力网。
江南的经济中心上海，近年来工业发展得更快。
这座我国最大的轻纺工业城市现在已同时成为一个拥有独力制造体系的生产力巨大的重工业城市。
从以下几个数字中即可以看出它的发展速度：
上海钢材产量解放前最高的一年是八千吨，现在年产量已达到六十八万多吨，增加八十四倍；
解放前电动机的年产量最高只有三千瓩，现在已达到二十八万多瓩，增加九十三倍，其它如发电机年产量超过三百多倍，自行车产量超过二十三倍，——主要的变化还不在于产量的激增，而在于上海已摆脱了不能独立制造工业品的半殖民地的落后状况，走向独立地成套地制造各种高级工业品，据统计解放后上海已生产出约一万种旧中国历史上从未生产过的新工业品，其中包括成套发电设备、各种精密机床等等。
上海的轻、纺、化学工业，也都有极大的发展。
运往江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一年比一年多。
在充分利用旧有设备的同时，上海也进行了并还在继续进行规模宏大的工业基本建设。
好几个大型重工业工厂已完成扩建工程。
上海郊外目前正在兴建三个新工业区，在这里将要新建几十个中小型的机电、化工、仪表工厂。
历史上很少近代工业的“渔米之乡”浙江，现在在秀丽的钱塘江畔，也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工厂。
据统计浙江在解放后新建、改建并投入生产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二十多所。
浙江沿海舟山、宁波、温州等渔区，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鱼粉厂、造船厂，现在还在兴建的有鱼类烘干厂、冷藏厂等。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东海之滨将出现全套水产工业。
浙江省丝绸、棉纺织、发电、水泥、机械制造、明矾、蜡纸、面粉、酿酒、制药、榨油、制茶等七十一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有六十七种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列入国家计划的二十六种产品中已有柴油、内燃机、民用船舶、麻布等六种产品产量提前一年完成了国家五年计划。
几年来浙江试制成了全套的制氧机、冷冻设备、苏式台钻和被称为纸中王牌的“电溶器纸”等近三百种新产品。
这些产品有一部分已达到国际水平。
古老的浙江丝绸工业，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
国家正在杭州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丝绸印染联合工厂，这个工厂建成后，将采用全套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来缫丝、织绸、印染，彻底改变过去丝绸印染工业半手工业生产方式。
浙江丝绸的年产量现占全国三分之一。
八年来生产的绸缎长度，可围绕地球赤道三转多。
近年来，还试制了云霞缎、鸳鸯绉、健康呢等五十多种新品种和五百多种新花样。
已被损毁了二十多年未曾修复的杭（州）甬（江）铁路，1956年已全线通车，它把长江三角洲的沪、杭、甬连接起来，这条铁路的建成，对繁荣江浙地区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乌云不能长久遮住太阳，右派分子的谎话骗不了人”，这是江南人民声讨右派分子的共同声音。
解放后江南工业建设的伟大成绩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

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提出纪念办法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向全军提出了关于建军三十周年的纪念办法。
纪念办法包括军内活动和对外活动两方面。
在部队内，要举行纪念会，由负责干部向部队作报告，并向基层干部和士兵进行一次传统教育；
领导干部应与士兵共同进行节日活动，参加士兵勤务工作，与士兵谈心，征求士兵意见；
要利用军内刊物、有线广播等展开纪念宣传；
部队文工团队、电影队、俱乐部等应组织各种文娱活动。
在对外活动方面，部队要组织在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部队干部和英雄模范人物向工厂、学校、农业社宣传军队斗争历史和建设成就；
约请地方党、政干部和模范人物向部队报告祖国建设情况，组织群众参观军内各种展览和部队生活；
组织军民联欢以及慰问烈、军属等活动。
部队还可与驻地附近的复员军人代表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参加部队的纪念活动，或派代表对他们进行慰问。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昨天发出通知，决定08月份在全国各地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电影展览。
电影展览由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主办。
参加展览的新片有故事片“战斗里成长”、“激战前夜”、“沙漠里的战斗”，纪录片“移山填海”、“在长征的道路上”和“空中比武”等。
此外，参加展览映出的还有历年来各制片厂出品的有关军事题材的影片，如“翠岗红旗”、“钢铁战士”、“董存瑞”、“上甘岭”、“钢铁运输线”、“伞兵生活”、“飞行在世界屋脊上”、“护航”、“在和平建设的岗位上”等二十九部。
电影展览自08月01日开始。

聂荣臻接见米海依等
粟裕宴请日前军人访华团
新华社15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今天上午接见了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匈牙利组主席索菲涅茨·米海依，委员乌依哈茨·拉斯洛、班多·加波尔等，并且就中匈科学和技术友好合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接见时，中匈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狄景襄和委员李轩也在座。
据新华社16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招待以远藤三郎为首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
李伯球的发言
一、我感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反右派斗争的号角把我从错误的泥坑里警醒。
我的严重错误首先是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市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鼓励大鸣大放，上了章伯钧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圈套，变为章伯钧放毒、点火的工具之一。
并且在去年以来，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党中央执行章伯钧的路线，把农工党引入极可疑的、危险的方向。
最明显的是今年农工民主党04月会议，章、黄处心积虑要实现黄琪翔的副主席，我做了他的支持者。
会议以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要“亲政”要掌握全部权力，正企图更多地引用“心腹”，进行大发展。
所幸党和人民及时揭发和反击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把农工党挽救过来。
二、现在从几件重要的事实来看看章伯钧、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活动的真相和我的错误。
1．章伯钧利用他的地位假借帮助中共整风，直接指使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举行六个方面的座谈会。
章伯钧说：
“九三做得好，走在前头。
民盟中央同市委正在分头搞，农工民主党也不应落后。
中央和市委合办，市没有钱中央支持。”
首先邀集了为召开座谈会而联系的各方面联络人。
其中就有不少章伯钧的心腹，如张申府、王又庸、王枕心等。
章伯钧在会上说：
“帮助中共整风，要破除顾虑，多邀集农工党外人士包括其他党派的人来参加。”
并说：
“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来头，顾虑少。
中下层知识分子顾虑多，说话的机会又少，也要组织他们座谈。
北京市要在06月底，人大四次会议前开十几个座谈会。
北京搞开了，中央要派人到上海各地去帮助地方搞。”
在章伯钧亲自督促之下，座谈会开得很常，一次接一次。
他还指使李健生用个人名义召开了两次妇女界座谈。
初次座谈报道，章认为太简单，要求干部每天整理记录，把问题突出来赶给光明日报发表。
内容要多，占版面不妨大。
每一方面座谈会章伯钧都来作一番鼓励（只有文化工作者和书画家座谈会章未到）。
座谈会上出现了不少反党领导的谬论。
尤其是张申府邀集来的师大教授胡明、朱启贤等，大发民主办校实质上反对党委制的狂言。
今天来看显然章伯钧是配合光明日报和民盟的布置，来挑拨不满分子去点火、放毒、推波助浪。
并还企图扩大他的影响，拉拢不满的知识分子，收罗“三教九流”。
2．与开座谈会同时，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
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次。
最值得注意的是06月06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执行局委员、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
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
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
（1）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仅县要发展；
还要发展到农村去。
（2）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动经验的老人。
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
劳改的、办刑的期满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要得到安排。
（3）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展组织（张于07日离京赴郑）。
（4）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何仲珉来办。
（5）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参加。
从近来各方面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章伯钧那几天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最紧张的时候。
他正要引进更多的“心腹”来掌握农工党中央，进一步发展组织扩大宣传，来扩大影响，准备更大的“资本”。
3．章伯钧去年以来就念念不忘办“中华论坛”，章伯钧由北戴河回来时，常常邀集农工党中央和地方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大谈改变宣传工作，首先要把“学习通讯”改为“前进报”。
同时又要复办抗日时期重庆办过的“中华论坛”，并要亲自主编办成“东方杂志”。
经常说要何仲珉、丘锷仑、丁方拓、吴孟辉参加编辑工作。
我们不同意这样办，要求建立期刊筹备小组，并由执行局会议推定李伯球、严信民、黄善继、夏康农、徐彬如、张云川组成小组。
曾召开过一次会，初步的交换了意见。
（吴孟辉记录）小组谈后，我曾约何仲珉、丘锷仑、张育康谈，将小组记录综合成期刊计划大纲以供讨论。
这种期刊计划大纲初稿，我到广东、上海视察曾约集同志们讨论。
大致都同意办成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帮助思想改造结合实际来分析时事政策的刊物。
但与章的意见完全不同，章即置之不理，还是谈他自己一套的“中华论坛”。
到了今年章更要早日办起来，并露出心底要张申府、何仲珉来办了。
4．关于“政策研究委员会”问题。
按照农工党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决议，是要成立党员代表筹备委员会。
中央执行局亦决定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
但因章不愿建立筹备委员会，要设一政策委员会，黄琪翔就让这个小组无事可做而解散。
以后因我们反对章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改为政策研究委员会而已。
03月间，全国工作会议时，他在会上说要把在民盟设立几个委员会的办法搬过来。
有一次他邀集执行局的人谈表示要安排张云川、何世琨各主持一个委员会。
后来因张、何在三中全会反对选副主席上同他发生了争执，问题才搁下来。
这次会议预定要成立党员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章无可奈何，又坚持只以中央执行局委员为筹委拒绝增加人，其实章伯钧是不愿召开代表大会的，他要使筹备工作取消。
一定要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于各部、处协商分配的干部名额，黄琪翔说章不同意，要多留名额给他安排。
显然章伯钧这时候是要竭力安排他腰包里的人，并准备收罗“三教九流”的人物，以便在农工党为所欲为。
5．关于三中全会选黄琪翔为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问题。
我01月中由上海回到北京，黄琪翔即找我到他家里谈，关于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秘书长相关的问题。
他说：
“徐冰同志问到政协委员补缺问题。”
他又说：
“同则沉同志商量过此事，认为解决副主席不困难，解决秘书长困难就大。”
黄要求我同意将来开会把副主席和秘书长分开两次会来解决。
并表示当了副主席、人大常委，那末体委副主任、法案委员都可让出来。
又一次是黄约则沉和我到黄家，仍然谈关于这一连串问题。
则沉当面说黄的副主席没问题，并说：
“我本来认为秘书长可推伯球，但这有困难，伯球要好好虚心检查自己。”
我当时很感激则沉的批评。
我再到则沉家时表示要支持季老任副主席，如一时未实现，由季老任秘书长，他如仍在南京则我代他。
并提出季老任政协常委。
我和则沉还谈到在农工党如何团结进步分子，并适当安排问题。
我在去年夏即坚持要求王深林摆脱山东工作专任农工党中央事，所以对则沉的安排意见，我完全同意。
但后来协商政协委员提名时，我坚持同则沉谈过的意见都被章伯钧拒绝了。
在农工党全国工作会议时则沉病了。
则沉病前告诉我他曾向章建议约一些负责同志商量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章不愿谈。
04月会议时深林、信民采取消极态度，我处于孤立的境地。
章伯钧任意发纵指使。
临到选举前一天，章伯钧才正式提名黄琪翔为副主席，杨逸棠、王一帆为执行局委员。
当时张云川代何世琨提出书面指出黄琪翔与杨虎关系未交代，坚决反对选副主席，引起激烈的争论。
章却宣称：
“先作出决议，一切交章伯钧全权办理，然后再酝酿选举。”
我当时一面反对作出这样的决议，一面却极力支持黄琪翔为副主席。
今天看来，这又是我上章、黄圈套的一个大错误。
6．关于发展组织和处理干部问题。
章伯钧强烈地提出大发展组织是在北戴河回来之后。
他主张打破“防区制”，主张上中下层、青年、大中小城市，全面地无限地发展。
他对农工党有重点的、以中上层、大中城市为主的发展工作是不满意的。
他对天津的发展却大为赞赏。
我在北京市发展组织虽然坚持医药界和原有基础的发展为主，并在工作上以培养骨干，团结中间，面向落后为原则。
但群众工作偏重面向落后，并赞赏撒网式的发展，去年到今年05月以前，即发展了一倍半。
这是附和了章伯钧的。
到了今年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大发展”的谬论更谈得有劲头。
全国工作会议的决议，除了坚持重点和原有基础、中上层为主的方针以外，还接受了章伯钧的意见要向文化界美术工艺等方面发展。
并且要在没有组织的大、中城市都发展，小城市也可以根据可能与必要发展组织，这就为章伯钧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大发展就要有一大批干部，在全国工作会议中，各地组织的负责干部建议，各地可以现职干部由中央调来支持中央新建组织工作。
但章伯钧不愿按照组织系统去抽调干部，而从自己的腰包里提出几十个所谓“老三党”名单。
劳改过的、判过刑的无所不有。
以这些人为有政治经验。
章伯钧去年将出国前即打算安排连瑞琦为上海市委第1副主委，刘宗宽为重庆市主委。
后来经当地同志反对，才把刘宗宽改为四川省委副主委，把连瑞琦提为政协委员。
据王一帆交代，章伯钧当他去广东、江西时要他去整一整梅日新和廖少议。
今年04月会议期间，对各地干部则大加拉拔。
会议后又要蔡一鸣、詹云青来京面谈。
章伯钧口头上说要共产党员来参加民主党派工作，但实际上是想利用来作“掩眼法”。
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05月间章、黄正商量要请徐彬如同志来作农工党中央秘书长。
但征询统战部以后，他们认为可改任副的。
06月05日，他们还商量要徐彬如任副秘书长的事。
这显然是章伯钧为了加深“毒蛇的保护色”的诡计。
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常用奸险阴狠的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
他常常把张云川丑诋积极分子，说成是骂他，并说张云川写信骂过他是卖党求荣的石敬塘，而发怒。
去年10月间张、何同黄琪翔争嘈后，章伯钧还找王深林、严信民和我等谈假装要整张、何，这些都是借以掩盖自己同张云川同样反共面目的手法。
7．章伯钧最可耻又最可恶的是一贯地反苏反共、仇恨斯大林，据章伯钧自己在检查小组供认远在1930年曾经同叛徒叶青合作过，只因李、季告诉他叶青连妻子都出卖才作罢。
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党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引进了朱代杰、朱静陶两个托派来做中委；
大骂斯大林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主义。
章伯钧还供认，那时候同陈独秀来往，同陈公博也通声气。
去年来反苏反共更无忌惮，丑诋斯大林，恶意中伤苏联的领导人员。
他把贝利亚事件说成是派系斗争。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伟大的胜利比汉朝刘邦的帝业。
并且以为蒋介石太愚蠢了，马歇尔没有做好民盟的工作等。
夸耀民盟的功劳来显示章、罗是“英雄”。
对于毛主席表面颂扬，实质上是诋毁。
他以为毛主席得力于“四书”和“资治通鉴”。
俄国就是没有中国“文化”。
章伯钧对刘少奇委员长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关于民主党派在社会基础的分析和李维汉部长的发言，诋为“教条主义”。
06月09日还在黄琪翔家里说：
07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讥笑周总理“当场难堪，无话可答”。
章伯钧对于农工党中央负责干部，更是毫无人性的、恶毒地明枪暗箭。
今天向这个挑挑，明天又抢这个打那个。
去年以来同统战部有工作关系、直接来往的，章伯钧是最疾忌的。
去年有一次在黄琪翔家里指着我和深林、信民等说：
“你们那一个没有向统战部控告我呢！
恐怕只有黄琪翔没有。”
章又常常通过黄琪翔来对付我们。
黄表面比章和善，但是他执行了章伯钧的意图，并使农工民主党按照章伯钧的一切布置，逐步走上极可疑的和危险的道路。
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及时地对右派分子反击，农工民主党将面临更严重的危险。
这里，我对黄琪翔提出希望：
你既然立誓要和章伯钧路线斗争到底；
你就应该把章伯钧要你执行工作的真实企图是什么？
你自己要求于章的又是什么？
彻底揭发出来。
你过去投到蒋介石下面鬼混，以后到德国去做反动的军事代表团，回国后又绕了很大圈子才到香港，很多同志都反对你这种种行动，但章伯钧是支持你的，这几年章伯钧又依靠你来搞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同你到底密契的是什么？
你同黄绍竑又是来往很密切的。
你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发。
（三）我现在怎样认识自己的错误呢？
我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
我痛心、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卑劣的个人权位思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做了章伯钧点火的工具，掉下右派分子阴谋的污泥坑里而不自觉。
现在我感谢党警醒了我，挽救了我，感谢同志们批判我。
我决心要在党领导下彻底改造自己，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并接受严肃的政治考验。
首先我反省到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严重地害了自己，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就是错误的、主观片面的。
以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基本上已经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了。
阶级斗争结束了，今后问题只是思想问题。
因此强调扩大民主生活，认为要扩大民主生活中，来进一步贯彻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引导群众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进行思想改造。
中共整风运动开始，党号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风。
我认为可以努力联系群众，搜集意见，来发挥帮助的作用。
所以章伯钧布置农工党六个方面的座谈会，我完全没有警惕到他别有用心，只嫌他布置得太急、太多而已。
座谈会开始进行后，完全放手各方面给联系人去定名单，（联系人中很多章伯钧指定的）定时间。
初期还担心群众有顾虑，总是鼓励鸣放，打破顾虑。
并指出意见对的要求得到解决，意见不对的也要有交代说明。
记录整理出来，把所有问题排队同有关单位商量，可解决的解决，下面如有当放不放或当改不改的，反映到上级党委，一定会贯彻放、贯彻改的方针。
要求参加座谈的人相信共产党，发扬三爱：
爱共产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针对三害，实事求是，大鸣大放。
对于座谈会出现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敌意的谬论，还认为毒草也让它长出来，再加批判和消除。
同干部分析座谈会的思想情况时，还强调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巩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怕逆流。
所有这些看法和说法都成为右派分子挑引不满推波助浪了。
都是充分表现立场模糊，政治上思想上右倾麻痹十分严重的情况。
所以丧失政治警惕，不仅看不见章伯钧的阴谋，并且不自觉地走上了章伯钧的圈套，变为替他点火、放毒的工具。
我又反省到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以一个青年投身于第3条道路，落后的根是很深的。
后来虽已觉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的阶级教育，思想没有改造好；
并且背了进步包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这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随时找机会冒出来。
看不见阶级斗争错误认识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这种观点蒙蔽了自己，并且从去冬视察和今春以来知识分子的反映中得出一个错误的看法：
那就是认为有些机关宗派主义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沾染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思想。
因此把有些人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和反感，理解为在整风运动开展鸣放的情况下必然有的现象。
加上好求表现的恶劣思想，认为民盟过去对院系调整、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高教部的重视。
农工党以医卫界为重点以后，常常希望能有机会，发挥作用来表现一番。
所以这次我极重视医卫界的反映，对各区联合诊所，开业医师，关于药价诊费调整问题，打算向综合各区座谈意见，再加调查和分析，然后向卫生机关提出来。
我在农工党工作中经常感到苦恼的是：
政治任务重，做工作的人少。
政治上基本态度一致的同志，在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方面，又常常发生矛盾。
对于工作态度上应该解决的问题，常常不能采取一致的主动的办法。
反过来有些问题由黄琪翔出来沟通意见和支持得到了解决。
钟岱任组织部副部长问题就是由黄琪翔提出及坚持而解决的。
我认为这是对工作有利的好事。
我自己更认为几年来所负的责任同所处的职位不相称，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
今后还要继续担任工作任务，除季方以外就应该由我来担任秘书长。
但近来因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内部的内部事务一再表示不过问，章伯钧对我们更肆无忌惮地一打一拉。
农工党04月会议后，章立即颠倒是非，进行挑拨对黄琪翔说：
“反对你的是季方。”
同时又劝王深林请假去青岛休息，立意要把我排斥出中央，把应该解决的秘书长问题压住不解决，并对杨逸棠放出恶毒的诡计，说要建议我去北京市当副市长。
这些都是使我愤怒的。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上了他的圈套呢？
我应该挖出埋藏在我思想深处的劣根来。
这不是别的：
而是全心想求得秘书长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既打开工作的关键，又满足了个人权位思想，错误地想通过黄琪翔去沟通各同志意见，自以为徐彬如等同志一定会支持我的。
所以希望黄琪翔多征询彬如等意见，同时还努力想减少章伯钧的疑忌，尽管心中十分不满章伯钧，但是章伯钧的公开合法的地位权力还不得不屈从的，对于他布置的工作还是听他指使行事。
以为我工作积极负责，黄对章的说话，解决秘书长的问题就更有力。
这样的想法显然是忽视政治原则斗争，陷入人事圈子了。
并且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完全没有估计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对章伯钧只看作是一个敲诈的流氓政客，对章、罗联盟的一套阴谋活动和他野心勃勃的做法都是没有估计到。
因此把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言论，只看作荒谬的狂言。
自己充当了章伯钧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工具，还自以为我一向矢志忠于党的领导，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人民民主专政。
并且党和人民给我极大的信任，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有根本不同。
竟然没有自觉到正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阴谋活动紧张的时际，我做了破坏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的恶劣事情。
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还不认识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还顾虑章伯钧可能后台过关，初时的斗争就不够坚决，更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实在痛心到无地自容，痛心自己竟掉下右派阴谋的污泥坑里。
我每一想到辜负党、辜负人民的信任，我就要痛哭。
但我决心要在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同章伯钧等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线。
决心在社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和劳动人民的监督、劳动生活的磨炼来彻底改造自己。
我衷诚地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但其中有与事实不符的，请允许我要求检查真实情况，给我严厉的教育！

食品工业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李烛尘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
从各个报告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数字中可以看出，1956年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一年。
这一年是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大变化的一年。
同时，又是为1957年新的胜利和迎接更加宏伟的第2个五年计划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们是不会高兴这些事实和数字的，他们企图一笔抹杀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全国人民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绩，他们这个企图所包藏着的祸心，就是阴谋使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使共产党“垮台”，使我们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现在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回击之下，他们的阴谋逐步被揭露出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开展和深入这个斗争，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收兵。
现在，我就食品工业方面的情况作一些介绍，从食品工业近几年来的变化和成绩当中，也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于我谈到今后发展食品工业方面的一些意见，请大家讨论指正。
食品工业迅速发展
食品工业的产品是人们吃、穿、用三大重要生活资料之一。
几年来，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对食品的需要在逐年增长，从几种主要产品1956年比1952年实际生活消费量来看，增长是很快的，食用植物油增长56％，食糖106％，卷烟49％，盐的销售比1952年增长68％，酒类61％。
由于社会需要日益增长，这就促使了食品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早在国民经济恢复终结时期的1952年，食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一般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最高年产量。
当进入了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期以后，食品工业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全国食品工业总产值（指食品工业部所主管的行业）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0％以上，占全部消费资料工业总产值19％以上。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内，食品工业生产的增长，基本上依靠旧厂潜力的发挥，但也根据了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进行了一些新企业的基本建设、新投入的企业有制糖厂、榨油厂、罐头厂、葡萄酒厂、麦芽厂、乳品厂、芳香厂以及其他食品厂。
到1957年，食品工业部所主管的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水平，虽然受到了农业原料供应不足的限制，但比1952年仍然有较大的增长。
例如盐1957年计划生产700万吨，比1952年提高40％，食用植物油1957年计划生产122万吨，比1952年提高24％，食糖1957年计划产量87.4万吨，比1952年提高93％，卷烟1957年计划生产量403万箱，比1952年提高55％，酒类1957年计划生产量52.4万吨，比1952年提高128％，肥皂1957年计划生产量24.2万吨，比1952年提高106％。
其他如罐头、乳制品、蛋制品、1957年计划产量比1952年增长二倍以上。
食品工业的发展，给农牧业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对于加强工农牧业之间的经济合作，巩固工农联盟，起了很大作用。
第1、食品工业的发展，为需要加工的农产品找来了出路，农民可以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换取较多的工业品。
第2、许多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如酒糟、甜菜废丝等，正是猪和牛等牲畜的良好饲料，如一个日处理甜菜1，000吨的糖厂，每年产湿废丝15万吨，掺用其他饲料，可喂牛近万只，羊十几万只。
一个年产8，000吨的酒精厂，每天的酒糟就达20吨，掺用其他饲料，年可喂猪7万头。
第3、食品工业的发展，对满足广大农村需要，保持物价稳定，用工业品交换农业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适当地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和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根据盐、食糖、酒、卷烟等四种产品的五年积累（包括工、商利润和税金）的估计，将有一百亿元以上。
仅罐头、蛋制品、乳制品等出口产品也换回了大量外汇，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不难看出，过去几年食品工业的成绩是主要的，它对于国计民生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因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随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需要的食品的数量是极其巨大的，例如全国每人每年多吃一斤油，一年就需要增产30万吨油；
全国每人每年多吃半斤糖，一年就需要增产15万吨糖。
所以在第1个五年计划执行以来，食品工业虽然是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许多食品市场供应紧张，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人民生活确实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食品工业今后还须要大力发展。
现在，我想着重谈谈与发展食品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问题。
积极开辟原料来源
首先关于食品工业的原料问题，这是当前食品工业遇到的最大的矛盾。
虽然几年来经济作物是有较大增大的。
如以1949年为基数，到1956年甜菜产量增加749％，甘蔗增加242％，花生增加171％，芝麻增加9％，油菜子增加34％，烤烟增加906％，畜产品增加65％，但是正如周总理在八大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有些经济作物如花生、菜子、芝麻自1954年以来一直没有完成计划。
甘蔗、甜菜也有两年没有完成计划，1957年播种计划也没有完成；
不少经济作物品种不好，有效成分的含量不高，优良品种推广工作和耕作技术指导作的不够，例如全国甘蔗中土种还占到40％左右；
东北某些地区的甜菜由于没有注意合理轮作，曾影响了甜菜产量和含糖分的下降，烟叶的种子有退化的趋向；
在开辟原料来源，特别是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方面也做的不够，例如木本油料中的油茶林，就有40％尚未恢复，菠萝、椰子、葵花子和一部分草本、木本的芳香植物等等，都是不需要好地来种植的，但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
某些农业原料的收购价偏低，也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过去几年来工、农业计划协作不够，食品工业原料没有很好统一规划和安排，所有这些，都影响了食品工业原料的供应。
但应该说明，几年来，工业部门本身主动地协助农业部门进行农业原料的规划和选育优良品种等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除了在甘蔗和甜菜方面配合农业部门作了一些优良品种的试验研究和繁殖推广的工作，并得到一些成绩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配合协助农业部门做什么工作，这是需要我们今后改善的。
根据上述情况，为了解决食品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我们认为必须很好地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甲、必须注意改进原料品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原料的有效成分的含量。
关于提高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了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和改进肥料供应条件，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经验外，还必须从改进原料品种和质量着手，因为这方面潜力是很大的。
例如，甘蔗土种与良种单位面积产糖量要差一倍到三倍。
油料作物中的菜子优良品种与一般品种在同一地区同一条件下，每亩产量相差50斤左右，含油率相差10％，因此每亩产油量就相差一倍以上。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片面的注意单位产量高，不考虑原料品质的有效成分含量，也是不对的。
例如甜菜单位产量虽然提高了，但含糖分下降了，结果反而使单位面积产糖量减少，这不但不能增加工业生产，而且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因此，我们除了要求农业部门加强良种的选育和推广的工作外，建议在农业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由农业、农垦、林业、食品各部门分别建立必要的试验场和良种繁殖场，这样做，将促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更有利于改进品种和质量工作的开展。
乙、积极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发展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
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为了增加食品原料供应，大力开展新的原料来源，特别是发展同粮食不争地的经济作物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初步估算，如果油茶林全部恢复到战前2.000万亩水平，使每亩产油达到40斤左右，约可增产20—30万吨茶油。
显然从这方面来下功夫，原料增产就大有可为了。
丙、及早地对于食品工业原料基地加以规划，这是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过去食品工业对于原料基地的规划工作是注意的不够的。
有些需要原料基地的行业到现在还没有着手筹划建立，过去已经形成原料基地的如烟叶、油料等，由于没有加以规划，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致最近几年来食品工业在原料供应问题上随着发展的要求，越来越感到被动。
因此，建议国家计委和农业部门在不影响发展粮棉的原则下，统一规划和建立主要行业的原料基地，从根本上来解决原料的供应问题。
丁、原料的分配调拨问题。
目前不少食品行业，原料的调拨分配，还必须依靠商业部门这一中间环节，结果往往使得工业部门的生产安排，不易得到保证。
因此，关于原料的分配调拨问题可否考虑：
1．有些原料可由城市服务部门统一收购，由工业部门协同服务部门制订分配方案，进行调拨供应；
2．有些用粮食作原料的，则仍由粮食部门统一分配调拨；
3．有些原料，可以由工业部门直接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由工业部门进行分配调拨；
4．有些原料尽可能使工厂直接和农业社签订原料供应合同。
总之改进原料的分配调拨工作，必须从尽量减少长途运输，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原料供应，降低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出发。
戊、必须合理地调整收购原料的价格。
对于收购价格偏低的原料应加以调整，这对于稳定和发展生产是有很大作用的。
但调整的价格必须合理，调整的步骤也只能是逐步的，关于像有些地区，棉子收购价格只等于棉子饼的价格，甚至还低于棉子饼的价格，有些野生的资源收购价过低，影响到农民不愿采集，对于这些情况，应该及早作合理的调整。
以上就是我对于食品工业的农业原料方面的一些意见。
充分利用现有原料
第2，关于食品工业的增产节约问题。
发展食品工业的根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原料。
但是，我们工业部门本身在农业原料的利用方面，也有很大潜力，这是我们工业方面应当首先努力的。
食品工业的原料利用方面，在先进与后落之间相差是很悬殊的。
如土榨油坊中用同样百斤油料的出油率高低相差2—3斤含油高的原料出油率相差3—6斤，毛棉油精炼率，济南油厂达94％以上，而其他条件相同的油厂仅为91—92％。
河北省白酒厂的淀粉出酒率，1956年全省平均为70％，涿县白酒厂高达75.8％，而商都酒厂仅有56％左右。
甘蔗土糖产糖率，福建为10.5％，广西只有7.34％；
机制甜菜糖总损失率，阿城只有2.9％，友宜、红光、和平三厂则在3.3％以上。
肥皂工厂的废液全国尚有六分之一没有回收甘油，罐头工厂中的次果、果皮，有些酒精厂和白酒厂的酒糟，糖厂的甜菜废丝与滤泥等，都还未得到充分的合理利用。
根据上述情况，食品工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主要要求：
在制盐工业方面：
1957年除了要求争取完成国家计划700万吨外，再增产56万吨。
由于盐业职工积极努力，各地党政领导重视支持以及有些地区当地驻军大力协助，及时解决了旺产季度劳动力不足等困难问题，因而到6月底全国原盐产量已完成457万吨，预计如无大的灾害全年可以争取完成原盐700万吨以上。
油脂工业方面，全年全国增产食油8万吨，要求大多数土榨油坊出油率平均提高1％；
在小型机榨油厂或土榨油坊对农村留用的饲料大豆争取一部分加工榨油；
在大、中城市利用部分粮谷加工厂的米糠进行榨油，并提高机榨的出油率和棉油的精炼率，要求机榨油厂平均提高出油率0.5％。
制糖工业方面，要求下一个生产期，增产4.5万吨，属于今年第4季榨季的1.5万吨，其中全国机制糖厂在下一个生产期从提高总得糖率中增产1.1万吨食糖；
土糖坊在推广加水压榨的经验中平均提高总得糖率0.7％，约可增产1.2万吨糖。
推行小锄低砍，多收甘蔗可增产2.1万吨。
酿酒工业方面，要求全国白酒在1956年基础上，小曲酒提高淀粉出酒率5％，大曲酒提高2％，可增产65度白酒1.2万吨，节约粮食3万吨，并进一步解决酒糟利用问题，以增加养猪的饲料。
其他如卷烟、罐头、乳制品、蛋制品、肥皂等若干行业，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大力争取原料，积极采用代用品，减少浪费，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从今年上半年执行的结果来看，由于各级党政的领导，食品工业部已经在增产节约方面开始获得了一些成绩，我相信只要我们全体职工作进一步的努力，各有关部门加以支持，特别是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多加督促检查，预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改进工业管理形式
第3，关于改进食品工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也即是改进工业体制问题。
首先是我完全拥护这次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近两年来，为了纠正中央在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统得过严的缺点，我们又研究了体制问题，现在政府正准备适当地扩大地方权利，以便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关于改进食品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除了要首先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上下关系，扩大地方职权而外，还必须要解决目前食品工业存在着多头领导的问题，即有些食品工业中的一个行业分属于好几个部门领导，因而，妨碍了这些行业的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
建议一个行业原则上应归一个部门统一规划和管理，克服目前多头领导的弊端。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的，目前食品工业所存在的某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我坚决相信这些困难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我国食品工业也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发展，宽阔的前途是展开在我们面前的。
目前食品工业领导方面的缺点错误是不少的，希望听到各位代表的批评意见，以便我们努力改进。

我国水利建设的成就是解放前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
须恺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薄副总理和彭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下面我想专就解放前后的水利建设问题表达一些意见。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别有用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诬蔑共产党，抹煞成绩，甚至大声叫嚷：
“中国被共产党搞糟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等等，荒谬绝伦，令人不可容忍。
全国人民从各个方面的实际成就，以铁一般的事实来斥责粉碎右派分子的胡言乱语，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凭我从事水利工作连续四十年的亲身体会，将解放前后的全国水利事业面貌，就荦荦大者轮廓性的对比一下，看一看究竟我们中国给共产党搞糟了还是搞好了？
首先，看一看最足以反映水利建设成就的农业生产，主要的粮食生产的情况发生了怎样一种变化。
解放以前，水旱灾荒，连年不绝，因之粮食生产年年不能自给而必须依赖国外大量进口，当时“暹逻米”“西贡米”“花旗面粉”充斥市场，今日在座长者都能记忆，旧日海关进口货物统计材料更能充分证实这一点。
中国号称农业大国，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就是那样低落。
在全国解放的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二千一百多亿斤，经过几年来的农业和水利建设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1956年全国产量达到了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饱的问题，还有小量可以出口。
这样的转变，有人或者觉得算不了什么，不错，我们望前看，距离我们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要求的目标还远，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回忆一下解放前的几十年经过，就成为大可珍贵的一页了。
应该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没有摆脱自然影响，水旱灾害，照常存在，而且有时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严重，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斗争，才能逐步战胜天灾。
但是从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看，应该承认水旱灾害的深度已开始有所减轻，个别地区并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否则就很难形成农业上全国性的逐年增产局面。
紧密联系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几条主要河流的解放前后的变化面貌，可以帮助说明问题的内在情况。
八年的水利建设已经使许多常年受灾的地区改变了面貌
第一谈到黄河，由于黄河现道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淤积而日趋高仰，由于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漠视和无能，在国民党时代，洪水流量达到三千秒公方左右就会发生决口，统计每三年可以发生决口两次。
北决泛滥华北平原，南决糜烂淮河平原，陆沉惨痛，两大平原亿万人民的记忆中，比我当更为深切。
但是自从黄河下游掌握在人民手中十年以来，汛期流量一般都在三千秒公方以上，不少年次在一万六千秒公方左右，而黄河未曾有过溃决，主要是由于人民政府投下了巨大力量，彻底加强了大堤工事，从而扭转了旧时三年两决的局面。
设想一下，如果黄河仍像从前一样的决口规律，那末十年以来，就会发生过五六次决口，就会造成过没法计算的巨大灾害。
前后对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根治黄河，我们在解放以前只是一种遥远的崇高的理想而已，可是现在三门峡水库已经正式开工了，再有五年左右，黄河的历史面貌，就将彻头彻尾的改变了；
“黄河是中国的祸害”的按语，就将成为历史陈迹了，这是古今中外所不能想像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能有这样的事迹出现么？
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次，谈到永定河，它是以“小黄河”的别号载在中国水利史上的，因为它的为害性质和黄河一样，仅仅河流较短水量较小而已。
我们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完成了官厅水库，这个名为永定而实际上长期迁徙无定的河流，才真正的进入了永定阶段。
同时旧日畏之如猛兽的洪水，已经驯服的发出了光明的电，已经细水长流的进入了人民首都，为人民生活需要服务。
试看，这样的改变自然、改变历史的伟举，解放以前如何能想像到只在短短几年时期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么！
此外，在华北河流中，潮白河开辟了下游新河道，大清河开辟了独流减河，漳卫河初步疏浚了四女寺减河，主要的是就目前实际可能范围，扩大洪水出海泄量。
已成工事，没有疑义对消除水害的要求还远远不能适应，但是同旧日相比，由于汛期泄量加大，汛后泄水加快，对于水灾的范围和深度均得减轻，是没有疑义的。
如1954年和去年那样大水，如果没有几年来的治水工事，灾情一定更为严重，天津市亦恐难以幸免，我想这个成绩估计，并不夸大罢。
淮河的治理，大家比较熟悉。
淮河流域，从前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
解放以来，一方面将淮、沂、泗、沭各河洪水互相干扰为害的根本状况加以变革，主要的将沂、沭洪水各自开辟出海道路，消除了淮河流域的侧面威胁；
一方面对淮河本身在蓄泄兼施，干支并治，上下游兼顾的方针原则下，修筑水库，浚治河槽，控制利用湖泊洼地，扩大入江入海尾闾，积极推进各项治理工事不遗余力。
在目前阶段，不论大雨、小雨、无雨，旧日的灾害在区域的大小方面，在灾情的深度方面，已经大大减轻，改变了旧时面貌，其中如苏北里下河区域，已经摆脱了历史上经常水旱灾害的局面，应该说治淮成绩是十分显著的。
在长江流域，除加强了堤防工事以外，举办了荆江分洪，汉水下游分洪，洞庭南湖整治等等蓄泄操纵工事，在一定的洪水标准下，消灭了灾害。
全国其它河流，同样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新的水利措施，产生了新的成效。
如果人们争取机会实地去看一看，拿目前的情况和过往的比一比，就可以深切知道短短八年中间，已经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一种想不到的前进的变化！
解放后扩大灌溉面积已超过了过去全国灌溉面积的一半
现在再从水利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灌溉事业的发展方面看一看。
在1949年全国灌溉面积仅有三亿多亩，到1956年达到了五亿多亩，就是说，解放以来扩大了两亿亩左右，比几千年来积累所得的灌溉面积的半数还多，其中有一亿多亩更是在1956年一年之中扩展的，这足以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比伟大的力量。
灌溉以外，解放后对沥涝地区也推进了不同程度的防涝工事，受益面积有九千多万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对于自然灾害，已经展开了强有力的战斗，是我国历史上向所未有的战斗；
由于我国幅员的广大，河系的众多，历史性灾害的深重，要想全面彻底消除灾害是长期的艰苦工作。
但是在这几年战斗的开始阶段，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保障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水利科学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大闸大坝一般自己都可设计施工
水利建设，防洪灌溉事业以外，在水力发电事业方面，发展速度也是难能少有的，于开泉代表已经有所论述，不再多说。
在航运建设方面，如塘沽港的整修，湛江港的兴筑，长江上游航道的整治，以及平原河流无数船闸工程的建筑，都对水上交通运输起了前所未有的功效。
末了，也是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我国水利科学技术在解放以后获得了显著提高。
就我所知道，在1927年以前，虽则一个小小的水闸，例如湖北的金水闸，苏北的双金闸，还是外国工程师所设计的，这不是当时的技术人员无能到那样地步，乃是当时政府媚外和迷信洋人所形成的。
1927年以后，直到解放前夕，我国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建筑了少数船闸、泄水闸和小型水电站，从现在看来，那是无足称道的。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整个国家谈不到水利建设，就谈不到水利技术的使用，更谈不到水利技术的提高。
解放以后，如上面所讲，全国范围积极开展水利建设，党和政府除一方面从学校培养人才外，一方面对原有技术人员给以充分信任，使大家得到良好机会在工作实践中锻炼并提高各自的技术水平，尤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苏联专家的精湛技术的指导和培植，提高得更为迅速。
在目前可以说，除掉像黄河三门坝那样艰巨工程外，一般国际水平的大闸大坝和水电站等，基本上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力量来完成全部设计和施工，当然碰到特殊疑难问题，还必须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
总之，目前的水利技术水平，和旧时已不能等量齐观，这也是解放以来所获得的重大成就。
由此可见解放以来，水利建设01日千里，是解放前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是铁一般的事实。
但是我们水利工作者大家都认识到目前的治水工作进度，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全国人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
同时也承认在工作中间，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例如水土保持工作，农林水利各部门未能密切配合；
不论防洪灌溉或治涝，大小型未能有机联系；
农业水利与工业水利未能统一规划；
规划设计有些标准过高有些漫无标准；
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未能事前合理研究解决；
科学研究未能与生产需要紧密结合等等，都给各项水利事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损失。
因之，对于已有成绩固然不应有任何自满情绪，对于缺点和错误正需要全国人民给以批评，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
不过，像右派分子那样故意混淆黑白，将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成绩一笔抹煞，那种别有用心的诡计，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伸出铁腕来粉碎它们的阴谋，如同保护眼珠一样的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永远胜利前进！

我承认错误
潘大逵的发言
我现在以沉痛的心情当着全体代表面前，老老实实地交代我的问题，诚诚恳恳地承认我的错误，决心今后加强学习，彻底改造自己，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但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现在的思想乱，检讨不够深入，还恳求各位代表不断批评和帮助。
首先，我要对罗隆基的罪行除了我在四川代表小组和民盟谈过的以外，还要作一些补充的揭发。
我与罗隆基从小同学，熟识多年，回忆起他过去的一切，才认识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得寸进尺，欲望无穷，专搞宗派的野心家。
只要列举下面几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他常以“八年清华，三赶校长”而自鸣得意。
在清华读书时，他就以组织小集团搞学生活动出名，结果他出了风头，当上了学生会会长，这就初步培养了他的政治野心，想当领袖的欲望。
2、在美国留学时期，他把一些国家主义信仰者组织起来，成立大江学会，并使他自己当上了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
3、回国后，他除了参加国社党外，亦曾与青年党接洽过，但因不能爬到领导地位而终止。
4、他在昆明开始搞民盟工作的时候，就搞小圈子，那时他特别联络几个清华同学和青年党党员（其中有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和我，另外有青年党党员唐小蓂、杨怡士、郑独步等），而与盟内进步分子闹对立，所以他的小宗派应该说从1950年起改组，而不是开始。
5、抗战中在重庆民盟第1次临时代表大会中，他联合起有党派和无党派的盟员对青年党作斗争，但他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夺取左舜生（青年党领袖）的秘书长地位。
6、解放初期，他未能得到如章伯钧和史良一样的地位。
他以为党对他不重视，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太小，所以他就在那时（1950年）尽可能的多拉一些人，无论是教授或在其他方面失意的盟员。
7、七中全会他得到了副主席的地位，满足了他部分的一时的欲望，但仍以未得到部长职位为憾。
8、去年他得到森林工业部部长位置以后，又以不符合于他的专长而口出怨言；
而且还以为不过是排朝站班，比跑龙套的角色稍高一级而已。
9、今年春他又对王造时分析国际形势、知识分子问题，企图利用王造时在上海为他作宣传，以迎合知识分子落后心理为自己拉群众，抬高声望。
10、从以上看来，他的口味就越来越高，圈子越搞越大，在反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上，就把过去视若敌人的章伯钧勾结成为亲密的战友。
章罗联盟就因此形成，满以为政治资本扩大了，不但可与党讲价钱，而且要想与党分庭抗礼了。
这就可以说明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的野心家。
此外，他还是一个只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一贯反苏反共的阴谋者。
他妄想改变我国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转为亲美反苏的路线，在我与他的来往中，我知道他有下面的一些看法：
1、美帝侵朝时，他与张东荪都认为首先发动战争的不一定是李承晚。
2、他同意铁托、卡德尔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认为苏联是干涉匈牙利内政。
3、他认为英法侵略埃及后，由于美国施加压力，致使英法停止侵略，战争才没有大打起来。
根据上面几点，他得出结论，是国际舆论对美国艾森豪威尔的评价越来越高，对苏联与和平民主阵营的信任越来越小（他说英美法共产党员退党者日多，文幼章都不愿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国际局势并非日趋缓和，台湾解放不易等等谰言。
此外，他还说过贝利亚事件不过是苏共系派之争，马林科夫下台，他早有预见。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觉得他过去在斯大林逝世时的讲话，没有感情是应该的了。
这可见他不但在思想上反苏反党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在感情上也是反苏的了。
为甚么他有以上一切思想呢？
这说明他的意见不但基本上是美帝意见，而且他的思想感情也是与美帝一致的。
解放前他除了与司徒雷登、魏德迈等有接触外，在昆时与美使馆人员朴劳斯及美领事等亦经常来往，并常将盟的内部文件交给他们。
解放后，他亦经常阅读美国杂志，而他竟把这些美帝观点作为他的“外交纲领”，从此可见他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贯的，至于他对党的内政方针采取反抗的态度，也是很明显的，如他夸大知识分子的进步，忽略知识分子的改造；
强调肃反的偏差，主张设立平反委员会；
批评共产党发展太多，主张民主党派大发展等等谬论，早已被大家批驳，就不用多说了。
其次，我要对我自己如何参加、执行章罗联盟的宗派阴谋加以检讨。
罗隆基在盟内搞无形组织的小宗派是从昆明开始的，在那时是与盟内左派分子闹对立。
到了1950年略有发展（中央的人有张东荪、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叶笃义、张志和、范朴斋等，地方上有马哲民、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王文光、李德家、张松涛和我等人），开始与章伯钧争领导。
我当时不满意我的工作的安排，他就鼓励我在四川搞一宗派与楚图南对立起来，后来西南大行政区撤销，盟中央有意调我到京工作，罗隆基则坚决反对，不肯撤离他所谓的据点，并以我在西南是地方领导，到中央是专职干部的说法来迎合我的落后思想，使我在四川为他效劳。
五一年后宗派的形式改变了，章罗在近年也合作了，现在的方式：
一是由集体而变为个别或少数人的接触，交换意见，二是通过会议坚持他们的主张（如今春工作会议的大鸣放，大发展，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等等），三是通过章罗二人的密商（如去年他们在北戴河的会商，和今春的四个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等等），再布置他们的计划。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而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
他们有时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
这样，凡是与他们接触较密的人们，就受到了他们深刻的影响（当然受影响的人，必然是思想上与他们有共同基础），对某些意见还以为是代表组织的正确指示，就不知不觉的按照他们的阴谋方向进行了工作，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章罗的主张，影响了四川的干部和盟员，因而在整风中起了最恶劣的带头点火作用，把四川盟搞得一团糟，我应该引咎负责。
我在四川又怎样执行章罗的阴谋呢？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六个字方针提出后，章罗都以为盟今后的地位和作用，将大有变化，比以往的劲头大多了；
对四川盟也就特别发生兴趣，以为那里大有潜力可掘，特别是想在文教界中拉拢群众，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好与党分庭抗礼。
所以他们提出政治设计院我就在四川提出民主党派成员必须在学校里参加施工设计，打牌不可以专做梦，桌子脚不可以三缺一等等荒谬主张，简直忘记了宪法上的规定，党为全国人民的核心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妄图与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言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甚么呢？
章罗在政治上既有这样的野心，因此，他们的组织路线就是大发展，罗隆基批评四川发展盟员太少，远不如其它各地，我在四川也就认真执行了他的主张，着重自愿参加，打破三个为主的界限，强调发展青年、中间、落后，希望在大鸣放中以敢于向党批评来提高盟的威望，便于吸收成员；
所以主张发展手续可以放宽，流水式也好，中小城市也好，都可不必限制。
我因受到罗隆基的批评，我对发展得较多的地方组织如重庆就大加赞扬，对发展得少的如成都就表示不满；
我还疑惑田一平对发展组织兴趣不大，怪统战部对发展组织支持不力。
罗隆基去年到成都视察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同我商量，开了几次座谈会，访问了一些人。
其目的也不外在于：
一为盟干部打气，说盟有前途，要大发展组织，二在搜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偏差，所以他特别注意有问题的老知识分子，他在成都收到了一些被斗过的人的信件，这就成为他后来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根据之一；
他今春路过成都机场时，又大夸他的意见提得好，称赞储安平谈得不错，史良、李仲公等的意见提得很坏，这明明是说凡是攻击党的就好，拥护党的就坏，也足以说明他蓄意反党、反人民了，其用意的恶毒尚不止此，他在我面前说明这些意见的动机，就是想利用我传达他这种意思到四川盟的干部和其它的人，实现他到处点火的阴谋。
我在盟的工作作法上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对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感到兴趣；
特别强调与统战部协商，但由自己作主。
因此，我对盟的工作安排，人事调整，都往往由盟自己作决定，而在事后才告诉统战部一声。
我强调接受党的领导是在方针政策上面，重大问题才去请示一下，所以我就采取了与党的关系不是越靠越拢而是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就说明我也坚决执行了章罗脱离党的领导、自搞一套的作法。
不止于此，我还对四川党的领导进行诬蔑，企图挑拨党与党，党与群的团结关系，妄想削弱党的威望，抬高盟的地位。
这是十足的英美资产阶级政党的恶劣作风。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我完全接受了罗隆基和费孝通的意见，因而我在成都作传达的时候，只是宣传了他们二人的主张而忽略了胡愈之与楚图南的意见。
我也夸大“肃反”、“思改”中的偏差，因此，我不但响应了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甚至发展了他的范围和内容。
在学校党委制的问题上，我不加辨别地接受了章伯钧的错误传达，也跟着说党委制过去给学校带来了一些损失，因而主张专家治校。
在鸣放方面我强调知识分子的进步，一切问题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主张毫无标准的鸣放；
甚至说鸣放精神不应限于学术，也可适用于政治；
互相监督也不应限于组织，个人也可以发挥监督作用等等谬论。
以上说明我在公开抗拒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策上面，与章罗并无不同，现在我才认识到这是违反宪法、反党、反人民的极严重的错误。
最后，我对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要深刻地检查一下。
我现在才认识到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决不单是受了章罗思想的影响而是他们的思想引起了我与他们共鸣，这即是说我的思想本质和根源是与他们有共同的基础的，所以他们的主张与我一拍即合。
我出生于地主家庭，从十四岁起就到清华读书，开始受美帝教育，直到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七岁了，这说明我长期受了美帝资产阶级教育的毒素。
在美国求学时代，我的政治倾向也是非常落后的，我经常与当时有国家主义信仰的同学在一起（王造时、彭文应就与我非常接近），1927年宁汉分裂的时候，我尚主张在美的留学生不必有左右袒的表示。
1930年回国即接受褚辅成、沈钧儒二老之聘，在上海法学院教书，就贩卖英美民主政治，改良主义的中间路线等思想。
当时在私立大学教书与国立大学相比，待遇是很差的，生活也是较苦的，所以对国民党又加上一层的不满意。
抗日救国运动一起，我参加救国会，但是与我接触较多的，还是王造时。
抗战中在昆明参加民盟，那时经常来往的是罗隆基。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的右倾思想的根是很深的，我的右倾朋友是很多的。
解放以来除土改外，我没有很好地参加其它各种运动，虽然我的生活地位比解放前，无论从那方面来说，是好得多了，可是我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旧有基础上原封不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一切遗毒，还是根深蒂固地潜伏着，人生观改变得少，思想进步得慢，以致这些毒菌一旦遇着适当机会，就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危害人民。
在整风中，我不是从人民的立场来进行善意的批评，现在我认识到这个错误，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和痛心。
最近我的儿子、侄女（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都分别由东北和武汉来信，一面表示惋惜，一面表示愤慨，都说党和人民对我不薄，生活比过去国民党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自己也知道要不是在1949年得解放，不但生活不下去，就是性命也难保），真想不到过去参加民主革命的人而今天竟会如此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最近我的两个小儿子（都还在成都读小学）听见说我是右派分子他们又弄不清这个名词的含义，到处向人家打听，损伤了他们幼小天真的心灵，我想起他们不禁使我非常悲痛，再一想起党和人民几年来对我不断的培养、教育和对我的重视，而我竟丧心病狂地不顾一切后果，发出了违背宪法，损害社会主义，破坏党群团结等等谬论，这就使我更痛心了，不仅为落后分子作了代言人，而且是为反革命分子撑腰，起了到处点火的作用，还配得上作一个人民代表吗？
我现在决心立志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今天的检讨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我一定要继续彻底交代。
我现在诚恳地向人民认错伏罪，坚决与章罗联盟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之路。

进一步发展我国造船工业
杨俊生、萨本炘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张检察长、董院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们对积极发展我国造船工业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解放后几年来，我国造船工业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有很大的发展。
旧中国的造船工业，实际上是修配工业；
所谓造船，只是用外国材料，外国机器在中国作一些装配工作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建造以前不能造的复杂的舰艇，自行设计和正在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七千多吨排水量的沿海油轮（即四千五百吨装油量沿海油轮），已设计八千吨排水量的沿海货轮（即五千吨载货量沿海货轮），还准备设计和建造约二万吨排水量的远洋货轮。
几年来造船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飞跃的进步。
兴建了好几个新型船厂，造船工业的队伍是较前壮大了，已经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种优良条件。
即温和的气候、不冻及冬夏季水位落差不大的港口、相当数量的技术工人。
同时，我国又有一万二千余公里海岸线，数十万公里可通航的河道，丰富的物资可供运输等条件。
而我国造船工业的落后状态，和这些优越条件是不相称的，这些有利条件还没有被充分的利用起来，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作为造船工业的技术人员来说，对于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问题，有下面几点意见。
一、关于造船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造船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一般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苏联和其他国家对造船科学研究工作是很重视的，研究工作不仅在正规的研究机关内进行，而且还有计划的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工厂的实验室密切地配合工作。
因此，近二十年来世界上船舶性能的经济效能，在船体方面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一，在轮机方面也是如此。
这种经济效能的提高，是各国对造船科学研究工作重视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偶然的事。
我国在造船科学研究方面，仅在上海有一个造船科学研究所，而且规模很小，不能适应今后船舶工业发展的需要。
现在该所主要的设备仅有一个小型试验水池（上海造船学院最近新建了一个长一百公尺的水池，所有仪器将于今年第3季度自国外陆续运到装置），是解放后兴建的，1954年开始做船模拖曳试验。
当时兴建这样一个小的水池，是因为受投资限制，用以来积累经验和训练人员，尚未始不可；
如要进一步做精密试验，这样的设备就太不够了。
因为水池小，船模用得小，所得结果就不可能很准确。
国际间公认的标准是六公尺的船模，水池长度大约为船模的五十到六十多倍。
因此，该所水池要扩大到三百到四百公尺，才能适应今后需要。
同时，还应配备浅水池，适航性水池以及船舶结构、振动、机械装置和造船材料等研究试验设备。
为了提高造船科学技术水平，造船科学研究所内设备的充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和研究工作人员考虑，认为在第2个五年计划研究建设投资希望应有一千万元左右，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数字，希望主管机关予以支持。
二、造船工业需要协作和支持
造船工业是最大的综合性工业，需要各种重工业的配合，根据我们几年来从事造船工作的体会，其他工业如冶金工业、机械工业、电机工业等和我们的协作以及对我们的支持是不够的。
首先讲冶金工业。
现在我国除能生产一部分内河船用钢材外，海轮用的钢材，还没有大量生产，现在修造海轮用钢材都是进口货，如我们修苏联海轮，因钢材供应不及时，往往影响交货期限。
这一问题，不论是从船舶工业来说，从节用外汇来说，都是值得我们慎重考虑和研究解决的。
其次，船上所装的动力机，国内所生产的是小马力的，过去绝大多数民用船舶的主机是船舶工业局所属各厂自己制造的，一千到二千马力的都是往复式蒸气机，现正试造二千四百马力单流式蒸气机，还未完成，一千马力以上的柴油机和较大马力的船用气轮机，国内还不能制造。
最近第1机械工业部第4机械工业局已准备设计制造大型船用气旋机，将使我国船用主机的性能，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
同时我们还希望一机部及早考虑制造低速柴油机，设计资料可向外国购买，免得多走弯路，在确定第2个五年计划发展方针时即宜注意及此。
要是气旋机，柴油机制造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能配合交通部门的需要，设计制造他们在第2个、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要的几种基本船型。
其他如电机制造工业、油漆工业、木材工业等，都希望能考虑一下船舶的特殊需要。
船上用电机是多种多样的，要求体积小、重量轻，有时要封闭式的；
电缆有时也有特殊要求。
出口船舶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目前油漆、木材等材料往往难得符合理想，近几年来修造苏联船舶，因国产器材未能达到苏方规格，往往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总之，对于船用器材，我们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一般尚未为各方面所接受，使我们在工作中非常被动。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对造船工业能更多的协作和支持。
而且，仅是大的工业企业的协作是不够的，还应该为造船工业创造条件，使它能有一些必要的卫星工厂，如航行仪表、船用非标准的制品等，这些工厂可以采取造船工业部门直接经营或固定协作关系的形式。
没有协作支持，船舶工业唱独角戏是唱不起来的。
三、应该重视造船工业，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进出上海港口的外国船只，繁忙地运来了国外的器材，运走了我国的各种工农业产品。
假使以每年一千万吨的货运量来计算（这个数字是不大的），每吨货物平均一万海浬运程，每吨货物大约要付八个英镑的运费，一年就是八千万镑。
如果出口物资占一半，一年要付外汇四千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三亿多元。
假使有一部分货运由我国自己的船舶来担当，就可以节省一笔外汇。
我们认为：
外贸和运输部门没有积极争取自备船舶、自运货物的决心，没有及早的把这件事大声疾呼地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注意，对每年要付大量外汇作运费不以为意，从而工业部门便不能很好的组织力量解决自行建造海洋船舶的问题。
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建造中小型船舶方面虽获得一点成绩，但大型船舶的建造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进出上海港和其他港口负担远洋运输的远洋船（载重万吨左右），是现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类型的船舶，我国是否能够建造呢？
我们认为，要建造万吨远洋船，不是没有一些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以我国近年来造船工业和机械工业已有的基础，只要组织得好，采取一些措施，万吨远洋船可以很快的开工生产。
这里首先是建造远洋船的基地问题，建设新厂时间是比较长的，投资也是比较大的；
但改建一些有基础的老厂，可以边改建、边生产，特别是有修理和改装大型船舶的船厂，对于这些厂的改建工作，应该及早定案，积极地加速进行。
四、不同意等待的论点
现在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要等待冶金、机械、电机等工业有了足够的发展，才能发展船舶工业。
这只有一小部分道理，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发展趋势曾有过这一情况。
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英国、日本等海运国就是显著的例子。
社会主义建设是按比例平衡的有计划的建设，应当相应的配合发展，不能彼此等待。
若一环等一环的等待下去，我国的造船技术在十二年内如何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呢？
至于造船工业中有一些特别困难的机件，目前国内不能解决，在一定时期内仍需兄弟国家协作帮助，但总不能因为有一些困难而就放弃造船工业的发展。
五、争取修造外国船舶，平衡外汇
自造船舶，自运物资，可以节省部分外汇，这是发展造船工业一个方面的好处。
除此以外，据我们了解，最近几年世界造船工业空前景气，日本、英国、西德等国家造船业异常紧张，日本的造船任务已排至1960年。
要向他们订购船只颇不容易。
我国几年来曾为苏联及其他国家修造了一些船只，所获得的外汇虽不算多，但通过苏联验船规范的执行，对提高我国船舶工业技术水平，收获却不算少。
同时，对苏修造船出口工作，解决了各厂生产任务不足、劳动力过剩等困难，也解决了苏方远东船舶的一部分修理问题，对苏方的海运起了一些作用。
已经交出去的船舶质量，也都合乎国际标准，获得了苏方使用单位的赞扬。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发展，争取外国新船订货。
一条五千吨海轮，约值人民币六、七百万元，要抵上多少苹果、桔子、猪肉的出口啊！
为了造船出口，争取外汇，在最近几年，即使进口一些外国器材加工建造后再出口也是合算的。
我国人力充足，能以“技术劳动”的形式对外贸易，比农产品出口优越得多。
从近年世界造船工业的空前景气和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说，争取“技术劳动”出口是有前途的。
同时，对船用钢材的大量生产和大型主机的制造等，仍望有关部门积极进行，以期逐步做到用本国器材造外国船舶。
六、关键问题是什么？
为了使造船工业能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应抓紧下列几点：
1．从速组织船舶订货，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由国家计委分批的把造船任务肯定下来，确定船型，并即组织设计工作。
凡是国内任务，能国内自造的必须国内自造，在国内自造有些困难的，也要尽量设法克服困难在国内勉力自造。
由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限制，所造船舶可能不尽理想。
造船工业部门应该精益求精，力求逐步提高；
使用部门也要体谅情况，先求能造能用。
至于国外任务，在近几年内需用些国外技术协助及进口的国外器材，也是必要的。
2．从速组织协作。
上面说过，光是造船工业部门，独角戏是唱不起来的，必须其他工业协作支持，特别是冶金、机械、电机等工业。
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船用的钢材、主机、电器，应及早组织试造和生产。
特别是解决新式大型船机问题，尤为迫切。
3．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改建了一些船厂，打下了一些基础；
但对于建造大型船舶还是努力不够的。
造大船的工艺装备还很落后，必须迅速扭转这一情况，迅速改建一些有基础的老厂，以适应第2个五年计划的需要。
为了建造大型船舶，改建工作必须积极进行，不能再犹豫、观望。
最后，我们在这里表明我们的态度。
解放以来，我们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而一些右派分子却利用党整风机会，进行颠覆活动，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我们坚决同他们划清界限，进行尖锐斗争。
同时，在这个斗争中，进一步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进一步发展船舶工业，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以上各节，是否有当，请各位批评，指教。

回族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坚的发言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论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都要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绝不愿意走回头路，绝不会受右派野心家的诱惑，走资本主义道路，转回到漆黑一团的旧中国的苦海里去。
道理很简单，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设想的。
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当中，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改变了落后贫困的面貌；
在政治上，我们获得了平等的民族权利；
在经济上，我们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生活；
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我们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我们回族人民在这八年期间的变化。
在清朝统治下，我们回族人民屡次起义，反抗清朝的压迫，屡次遭受大屠杀，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不必多说，就说辛亥革命、五族共和吧。
那五色国旗上虽有白色代表回族，但是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时代，“回族”和“回民”的名称都不许使用，说我们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根本不承认我们回族是一个民族，说我们是“国内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
我们回族中的败类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之流，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还随声附和，说自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民”。
现在右派分子又在重弹否认少数民族的旧调，我们少数民族表示坚决的反对。
（一）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承认我们回族是一个民族。
在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回族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并且日益增进着亲密的团结，回族内部也真正团结起来了。
回族人民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居住最分散的，但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充分保障散居各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我们回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受到了保障。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各届的委员中和地方的政协委员中，回族代表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般比例。
在党的帮助下，回族干部成长得很快。
据1955年底的统计，全国国家工作人员中已有回民三万六千五百七十人，其中有不少的妇女干部，他们分散在全国的国家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矿场、企业、铁路、交通、医务等各种工作岗位上。
从中央到地方，并有不少回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
据不完全的统计，县长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千八百多人，其中有副部长二人，副省长三人，市长一人。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涌现了大批回族积极分子，其中大量的优秀人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据1956年底的统计，已有回民党员六万一千人。
千千万万优秀的回民青年参加了共青团的组织。
仅据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和甘肃、河北、青海、辽宁四省1955年的调查，就有回族共青团员二万七千多人。
回族少先队员更是不计其数的了。
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受到法律的保障，也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和照顾。
1953年05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以发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宗旨。
1956年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来培养下一代的宗教人材。
回族的宗教界人士，有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的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各省、市、县的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回族宗教界的知名人士。
1952年0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全国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
无论机关、部队、学校、生产部门，对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均应予以尊重，不得嘲笑、讽刺。
在生活上应给以照顾，使能达到一般人员的生活水平。
在回民较多的单位，应建立回民灶。
后来，中央财政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又联合发出关于回族职工伙食补助费的决定。
各省市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也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结合当地情况，作出了关于单独设立回民灶和不能设灶者发给伙食补贴的决定。
执行的结果，给回民解决了生活方面的很多困难。
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执行这一政策，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
例如，北京大学东方红清真食堂，自1949年成立以来，就办得很出色。
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其他高等院校的清真食堂或回民食堂都是办得很好的。
又如公私合营天津市仁立毛织厂，虽然只有七位回民职工，也建立了回民食堂。
天津市有些单位因回民职工太少，专建回民食堂或回民灶确实有困难，领导上就主动地和附近有回民食堂或回民灶的单位商洽联系，帮助他们参加了那些单位的伙食。
如天津钢厂一分厂、计委会、油脂公司等单位，对回民职工的伙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没有上述这些条件的机关，工厂和企业单位，一般都实行了伙食补贴的办法。
虽然补贴的钱数不多，但是对解决回民的伙食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做法对回民职工安心生产和积极学习生产技术，加强民族团结，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还有些单位没有注意解决回民职工的伙食问题，致使回民职工长年吃着冷食和咸菜，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学习情绪。
据个别部队的回族战士反映，在大厨房里给他们做的饮食里常常发现猪油和猪肉片。
因此，我建议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人数太少的回民学生、战士和职工尽量地集中起来，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们的风俗习惯。
有些单位虽然设立了回民食堂，但是窄狭肮脏，而且缺乏应有的设备，例如唐山市开滦煤矿和华新纱厂的回族职工普遍的反映是：
回民食堂又小、又脏、又冷，简直不像个食堂。
回族职工虽然屡次要求改善，但领导干部充耳不闻。
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的回民食堂也许还有，希望各地的领导同志好好检查一下。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过去八年中，我们的国家依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宪法的规定，在回民聚居地区执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现在已建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州，在甘肃的有临夏、固原、吴忠三个回族自治州，在新疆的有昌吉回族自治州。
还建立了九个回族自治县，在云南的有永建、寻甸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河北的有大厂、孟村两个回族自治县，在甘肃的有泾源、张家川两个回族自治县，在青海的有化隆、舋源两个回族自治县，在新疆的有焉耆回族自治县。
此外，在贵州还有一个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在全国各地还成立了百多个回族乡（镇）。
自治地方的各级干部，包括州长、县长等领导干部，多数是回民，他们都是有职有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方案后，又将建立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也是我们回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回族人民多少年来的共同愿望，而且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我们回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敬爱的毛泽东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回族人民在经济上的发展
全国回族人口约计三百九十万人，散居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中的约占三分之一，居住在广大农村的约占三分之二。
不管他们居住在城市或农村，他们的生活都是极其贫困的，所以“穷回回”的称号适用于全国回族的劳动人民。
八年以来，回民从根本上改变着历史所造成的贫困落后状态。
几年来，人民政府在培养回民的就业条件，介绍就业方面作出很大成绩。
在许多大、中城市和一些回民多的小城市中，采取了举办政治、文化、技术训练班、业余学校，或用带徒弟的办法来对回民青年男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创造就业条件，并且在劳动就业的登记和录取中，给予优先的照顾。
目前一般的大、中城市，特别是东北的工业城市中，已基本上消除了回民中的失业问题，回民中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现在北京市回族中的职工家庭约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天津市回族中的职工家庭约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三。
在东北地区的沈阳、鞍山、本溪、抚顺、安东、海城等六个市的回民职工家庭占回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强。
再以昆明市为例，自1952年到现在，已有六百多个回民先后被介绍到工厂和政府机关中工作，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员已有了固定的职业。
在1952年以前，除西北地区外，全国各地回族中的土地改革都先后完成。
西北几个较大的回族聚居区，到1954年，土地改革也先后完成。
土改前后，回族农民土地占有的对比，有很大的变化。
回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他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农业合作社。
到1956年底，回族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
一般地区参加高级社的回民农户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回汉杂居地区建立的民族联合社，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民族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发展生产，更有很多优点和长处。
回民的手工业生产，在回民经济生活中占相当的比重，最低占百分之一点五五，最高占百分之二十八，平均占百分之三。
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回民手工业已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普遍地组织了手工业合作社，把原来很小的手工业作坊扩大成规模不小的手工业工厂。
例如：
临夏回族自治州，已经组织起七十二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入社业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四点二五。
平凉市手工业者已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六四参加了合作社。
城镇中回民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完成了。
城市中占回民百分之九十上下的面食业、牛羊行、小商小贩等各种行业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1）行业种类多，而情况复杂；
（2）一般是资金缺少，过去大部分靠赊欠经营，一般仅能维持生活；
（3）经营随季节变化不定，大部分营业不稳定、不可靠；
（4）由于回民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故经营牛羊肉、饮食业者多，而这些行业不仅同广大回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着，同时各个行业之间又相互地依靠和支持。
在对回民的各种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考虑到上面所说的这些特点，提出特别的指示，各地遵循指示而进行改造，从而获得回民的衷心拥护，顺利地完成了改造的工作。
在国家的领导下，使生产、经营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城市回民的经济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资本主义经济改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
城市回民的职业和生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过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回民经营着不稳定的、不可靠的职业，大部分人的生活有困难，现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回民的职业和生活，基本上都有了保障。
在云南回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地区却一般对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说的那些特点，工作就做得不很好，不仅忽视回族人民的特殊困难，而且对回民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特长，利用得很不够。
例如，在农村中去年只抓农业生产，忽视马帮运输、小商贩和手工业的安排和利用，结果是农业生产尽管有很大发展，但实际收入并未增加。
再加以相当多的回民商贩和手工业者，骤然转入田间劳作，困难很多，农具和技术都赶不上汉族，因而造成了减产和损失。
在城市中，回族人民多数以牛羊行为中心，也由于个别食品公司部门采取一般措施，未利用回民在这方面的特长，以致形成了人为的牛羊肉供应紧张，引起牛羊行本身和有关的饮食、干巴、牛杂碎、饮食摊贩以及屠宰、皮革等行业营业额的下降和波动。
经过去年民族政策的检查，有关地区和部门才开始注意这些缺点和错误。
向西北移民的工作，是于1955年冬和1956年春进行的。
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省和北京、天津两市，迁移回民三万多人到甘肃和青海去进行农业生产。
他们被安置在甘、青两省的回族自治州、自治县或回民多的地方。
他们受到当地政府和各族人民热烈的欢迎，帮助他们安了家，迅速地投入了生产。
移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偏差和错误还是值得注意的。
由于对移民作宣传的时候，只讲移到西北去的种种好处，却没有说明有些什么困难需要克服，而且把城市的居民移到农村去，生产和生活都不习惯，有些移民被分配到汉民的村庄去，与汉民同院而居，由于彼此的风俗习惯不相同，曾发生了种种困难，也不能安居乐业，希望中央民委会派人去检查这件工作。
有些回民不能忍受困难，终于转回来了。
我认为移民工作应该有一个通盘筹划，把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更妥当些。
（三）回族人民在文化教育上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去发展回民教育。
政府连年来拨发了教育补助专款，补助回民学校的经费；
拨发贫苦学生助学金，还给回民的贫苦学生补助衣服、书籍、纸笔等各项费用，以便更多的回民子女能够上学。
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帮助回民建立小学、中学或回民班。
在一般学校里，还设立了不少的回民灶。
回民的学校教育，在解放后有很大的发展。
据1956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有回民小学一千多所，回民小学生已达三十多万人，占回民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六十；
全国有回民中等学校三十所，有中学生三万四千多人，平均一百零四个回民中就有中学生一人。
高等学校的回民学生已达到了三千人。
每年出国留学的学生中都有回民学生。
回民教师逐年增加，现在已达一万人以上，其中有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三百二十九人，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等一千多人，小学的校长、教导主任、教员等八千五百多人。
回民的社会教育也有了全面的开展。
回民青壮年参加了扫盲学习。
各地建立了许多回民夜校、识字班和其他学习组织。
回民中识字的人在逐年增加。
在不少地方，回民建立了文化俱乐部，建立了业余剧团和文娱组织。
好多地方的文化俱乐部，不仅开展回民的文娱活动，而且进行了各种政策、法令、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艺术、体育界有很多回族的知名人士，在旧社会里被歧视，艺术才能得不到发挥，他们在人民的新中国已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和扶持，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如京剧界的马连良、雪艳琴、侯喜瑞等都是著名的演员；
河北梆子戏的金玉茹、山东吕剧的王俊英等著名的回族演员，都是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一等奖的获得者。
据北京市不完全的统计，京剧界比较有名的回族演员有五十多人，曲艺界和杂技界有一百名之多。
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歌舞团和电影界，也都有许多优秀的回民青年演员。
在特种工艺方面，苏州有第一流的刺绣能手，七十三岁的金静芬，上海有擅长象牙雕刻的杨文义，天津有刻砖老艺人八十三岁的刘凤鸣，都是全国知名的回族工艺家。
在卫生事业方面，已建立了回民医院四所，卫生院十三所，卫生所三十所，妇幼保健站十四处，接生站一百二十六处，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少数民族医疗队。
（四）各条战线上的回民
八年以来，回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各条战线。
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警、治保功臣模范代表大会上，有十三名回民功模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国回民为抗美援朝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某团就是回族人民的子弟兵，他们曾在朝鲜立下了光辉的战线。
自1950年以来，就有一团回民军队奉命警卫在祖国的海防上。
曾有大量回族知识青年，在参军后被分配到海、陆、空军各个兵种的军干部学校去学习。
还有成千上万的回族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先进人物。
1955年09月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二十名，其中有回族代表十多名。
1956年05月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出席代表六千零一十一名，其中有回族代表五十八名。
我国的国家运动员游泳健将穆祥雄是天津的回民青年，曾在国际竞赛中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五）关于教育回族干部的问题
党和政府对于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曾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发布了许许多多的法令和指示，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还有些不明白道理的人在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要使回族人民汉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说法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得不够普遍深入，某些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一定的影响。
王连芳同志在“谈谈云南回族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一文里曾着重地指出这一缺点，他说：
“应该肯定，云南回族干部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为回族和其他民族服务的，不论在游击战争时期，在土改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他们都作了许多工作，并获得了回族人民的爱戴，引以为自己民族的光荣。
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某些回族干部却滋长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突出的是干部缺乏民族化的作风，不敢真实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尽管这些干部主观上确是热切地期望自己民族的进步，但常常划不清民族与阶级、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的界线，在关心本民族利益和关心祖国利益的关系上，在领导民族前进和尊重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上存在着若干糊涂观念。
加以某些汉族领导干部有意无意地抹煞回族特点，鼓励汉化，就使回族干部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他们片面地认为不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和禁忌是‘进步’，照顾回族的特殊需要是‘迁就落后’，甚至以厌烦情绪对待本族群众；
结果回族群众对他们大失所望，不仅降低了回族干部应有的作用，而且引起了回族人民对党的不满和离心。
这种情况，目前虽是少数的或是个别的，但却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严重错误，必须十分严肃的加以批评和克服。
我认为除了在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继续克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当前是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之一）外，主要还是应该加强对回族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一个回族干部真正宝贵之处，在于他与自己民族有着天然和血肉的联系，在于他能够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反映本民族人民的意见，在于能够根据党的一般政策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领导本民族前进。
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本民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必须尊重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并和群众共同参加自己民族的宗教的节日，必须体贴回族人民基于历史的痛苦创伤而造成的一些特殊的心理状态，必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解决目前的特有困难。
否则就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就不能联系群众和提高群众。
当然，在强调干部作风民族化的同时，应明确其根本目的；
回族干部，在代表和反映本族人民的要求时，应善于正确地分析群众意见，帮助群众分清是非，从而进一步带领群众前进；
但一刻也不脱离回族群众，是领导回族前进的先决条件，则是不容怀疑和动摇的。
我认为这些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在当前确有反复强调的必要，回族干部脱离群众的倾向是必须而且可能加以扭转和克服的。”
我完全同意王连芳同志的这个正确的意见，我希望负责教育回族青年的教师们和领导干部们特别注意这个重大的教育问题。
（六）结语
我们回族人民在短短的八年中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方面获得前面所说的那些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谁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回族人民一定要与全国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其他的兄弟民族一起对谁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回族人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创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只有跟着我国各族人民一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走，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保卫祖国的坚强力量
在渡海登陆作战演习中，水陆两用坦克为先遣部队开辟道路。
　张举、邓守智摄
解放军战士们在进行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
　张泽西摄
左上图：
班长陈本勋带领全班战士，夜袭“敌人”。
王黄徐摄
左图：
为了培养掌握现代化作战指挥艺术的干部，人民解放军中建立各种军事学院和学校。
这是军事学院的学员们在专修室里。
　胡宝玉、沈秉钧摄
右上图：
炮兵某部的战士们，在实弹射击中成绩优秀，获得了“优秀炮兵班”的称号。
班里战士们在日常训练中，各种动作都做得既敏捷又准确。
张泽西摄
右图：
海军战士们进行操炮射击练习。
　刘峰摄
（本组照片均为解放军画报社稿）

克服温情主义　展开说理斗争
首都高等学校乘胜追击右派分子
师生们说：
一个月斗争胜过几年政治课
新华社16日讯
首都三十多个高等学校的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目前已向深入发展，一个多月来的斗争，获得了初步成果。
首都各高等学校师生从6月上旬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后，到6月中旬，右派分子已经溃退；
到7月上旬，斗争已在首都所有高等学校中普遍展开，各学校从班、系以至全校，普遍展开对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揭发和批判。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各校师生员工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右派分子已经孤立，运动已经向深入发展。
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钱伟长，在6月中旬还口口声声向全校师生说：
人家揭发他是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同谋者，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少数积极分子在学校里贴出揭发钱伟长是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受到一些人的责难，认为“侮辱了科学家”，也贴大字报反对。
06月下旬，章伯钧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的“六教授会议”事件揭发后，钱的真面目逐渐一点点揭露出来，人们都看清楚了，他原来是章伯钧的“点火于基层”的献策者，这时，许多教授也揭发他的所谓“万能科学家”，除了在力学方面有些成就外，在有些地方是剽窃了其他科学家的劳动成果。
师生们在7月上旬的几次会议上，纷纷质问钱伟长和章伯钧的关系，要他进一步交代，再也没有人贴出所谓“侮辱了科学家”之类的大字报了。
全校师生在7月13日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对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又作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这个章罗同盟在科学界的掮客的面貌已完全暴露。
清华大学这一斗争，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6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里首都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变化过程。
与此同时，许多比较露骨的右派分子，如葛佩琦、王德周之流，也受到了彻底的批判。
经过一个月的斗争，许多学校已经积累了一些说理斗争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用道理和事实，把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驳得体无完肤。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在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斗争中，就是把她所谓“三害根源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一套“理论”，逐点驳斥，一点一点地驳倒，最后把这个“理论”的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全部剥出来。
航空学院师生在批驳这个学校右派分子周大觉的所谓“新阶级形成论”，学生们就到北京的一些工厂去调查，把调查的材料用大字报公布，用事实来证明周大觉所谓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在“管理经济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领导者阶级”的说法，完全是污蔑。
北京大学师生经过一个月来对右派分子谭天荣、陈奉孝、刘奇弟、龙英华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的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右派分子的面貌也已完全暴露。
这种把右派分子的“理论”逐点驳倒，把他们的真面目完全揭穿的办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斗争方法。
虽然林希翎等人还在顽抗，但是已经没有市场贩卖他们的私货。
为了进行说理斗争，现在各学校里的师生不顾炎热的天气，正在紧张地进行说理斗争。
他们在进行说理斗争之前，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有些人反复研究了右派分子的各种“理论”的论点，有些人到图书馆借阅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研究许多理论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专门对右派分子提出的所谓“事实”，进行调查。
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曾经是首都各高等学校前一时期开展反右派斗争中的主要障碍。
在6月上旬开始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时，师生中有些人对本单位里有没有右派分子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发现了右派分子，还撕不破情面，缺乏阶级斗争的勇气。
使整个斗争形势起决定性变化的，是各高等学校师生在6月中旬集中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各校的中共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分析了学校内的斗争形势、学校内右派分子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情况和特点，并且着重批判了学校中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以后，随着斗争逐步展开，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一点点被揭露出来，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才得到克服。
在各校师生积极投入斗争、克服了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后，有少数学校的师生在反右派斗争中召开的一些会上，采取过一些简单化的方法，没有着重用道理和事实驳倒右派分子，而只是依仗群众的压力。
这种做法表面上虽然声势很大，实际不能击中右派分子的要害，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收获也不大。
中共北京市委和各学校的中共党委最近已对这种偏向进行纠正。
现在各学校的中共党委仍在继续注意克服和防止温情主义、右倾思想和简单化的斗争方法，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各高等学校有一些右派分子在斗争展开以后，反动“理论”已露出原形，欺骗手法也被揭穿，丑恶面貌无法掩饰，开始交代了一些问题，承认错误，并且得到师生们的欢迎。
但是也有一些右派分子还在继续玩弄各种手段，企图蒙混过关，正在受到师生们严正的批判。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斗争，首都高等学校的师生都受到了锻炼。
他们说，一个月的斗争，胜过几年的政治课。
也有人说，这次斗争医治好了他的“政治伤风”症。
现在，各校师生正在前一时期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获得的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获得更大的成果。

在京广西籍人士庆祝人代会通过建立僮族自治区
新华社16日讯
在京的广西籍各界人士今天在和平宾馆举行联欢晚会，庆祝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广西省副省长莫乃群、副省长兼桂西僮族自治州州长覃应机等都参加了这次晚会。
乌兰夫代表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全广西各族人民表示祝贺。
晚会中并有文娱节目的表演。

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
湖南破获特务案件五起
新华社长沙16日电
湖南省公安机关最近先后破获了五起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的派遣特务案件，主要的五名特务分子颜厚德、左才林、段翰香、黄守善、姚刚以及他们所发展的其他七名特务分子已经被依法逮捕。
颜厚德、左才林、段翰香、黄守善、姚刚都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受过所谓“敌后建党”、“心理作战”以及行动破坏、情报搜集、密写通讯等特工技术训练。
特务机关委派颜厚德为“国民党中委会二组湘南敌后组织部第2组组长”，黄守善为“国民党中委会二组情报联络员”，姚刚为“国民党中委会二组湖南青运联络组组长”，段翰香为“国防部二厅通讯员”，左才林为“国防部二厅衡阳直属谍报员”，并且向他们交代了具体的任务，把他们派遣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
这批特务分子从去年07月起携带大量活动经费和密写药剂等分别潜来长沙、衡阳及茶陵、祁东等地，分别潜伏在城市、农村和铁路沿线地区，颜厚德、黄守善、段翰香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特务组织，搜罗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敌后建党”。
他们利用各种卑鄙手段，通过所谓“亲友路线”和欺骗利诱的办法，分别在茶陵、衡阳、祁东、邵阳等地发展了三青团分子廖远卓，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周世根，反动军官萧奇勋、萧树勋、黄昌寿，地主分子张修溪、黄大志参加了他们的特务组织，还多次搜集情报供给国民党特务机关；
同时，在某些落后群众中大肆散布反革命谣言，吹嘘美蒋实力，挑拨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破坏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
当地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周密侦察，掌握了这一批特务分子的确切罪证，当颜厚德、黄守善、段翰香的活动正在嚣张之际，就将他们分别逮捕归案。
姚刚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从香港潜入大陆，妄图在内地开展所谓“青运联络”活动，但潜来长沙不久也被破获；
特务分子左才林在知道和他同一系统的特务段翰香等已经被捕的消息后，仓皇逃遁，也为公安机关及时截获，其他七名特务分子也先后全部落网。
公安机关在逮捕这批特务分子时，在他们的住处和身上共搜出了密写药剂、情报底稿、反动传单、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文件等三十多件和特务活动经费一部。
由于罪证确凿，抵赖不了，这些特务分子已经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同钱伟长联成一气向党进攻
孟昭英反社会主义阴谋毕露
本报讯
最近几天，清华大学师生在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同时，又展开了对右派分子、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批判。
孟昭英利用这次党整风的机会，和右派分子钱伟长联成一体向党进攻。
一贯的反共反苏言论
许多教师和同学都揭发了孟昭英在人民教师和科学家的幌子下面，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
孟昭英从小就在教会学校上学，大学上的是燕京，后来由于受了司徒雷登的赏识，被送到美国去留学。
在他的心目中，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他曾因为英文说得好，被美国人称赞而沾沾自喜，自命为高等华人。
他自己说：
“我除了皮肤是黄色的，眼睛是白的以外，简直就是美国人了”。
“在国民党时代，我甚至希望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当总统。”
1943年，他为了要出洋还在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参加了国民党。
刚解放时，他准备到美国去工作。
孟昭英在谈到反苏反共思想时说，一个反革命分子曾造谣诬蔑苏联红军，他深信不疑，并代作宣传。
对于苏联的科学技术，他是非常轻视的。
他反对党的土改政策。
他的二哥是一个恶霸地主，在土地改革中被镇压了。
他总认为共产党是“乱党”，实行恐怖政策。
许多教师和同学都指出，在三反以前孟昭英的反苏反共立场非常鲜明，公开说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党员看成是监视别人的人，进步分子是“盲从”，是共产党的尾巴，积极分子都是假的。
他自己是硬骨头。
他并且公开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土改。
这些都说明，孟昭英在三反运动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好好接受改造，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留恋资本主义道路。
到整风开始，他认为有机可趁，就向党发起恶毒的攻击。
到处煽动，向党进攻
整风一开始，孟昭英就开始抓住机会向党进攻，因此他的反共面目又现了原形。
他一方面扬言党群关系既不正，又不常，党现在是相当严重的脱离群众了。
另一方面，他散布空气，威胁党要听取各种反动意见。
他还想把整风领导权夺过去，提倡用“三反”时的办法“整”党。
他在座谈会上煽动群众，说什么党委没有决心整风，态度还不端正，校长只陶醉于掌声、陶醉于清华的成绩。
他又说什么统战部长李维汉很不虚心，他6月04日在统战部会上的发言不是放而是收。
他又说，自三反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见面全是一套“马列主义”，而心里想的又是一套，不讲真心话，这样的社会风气是很危险的。
他说党群之间的墙是共产党砌的，现在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后，享乐在前。
他又说学校负责同志对群众的关系是牵导，不是领导。
他描写党员是一群“唯唯诺诺不动脑筋”的人，说党员独立思考能力差，党的领导说什么，下面就说什么，人云亦云，不动脑筋，虽有脑筋也不敢动，是“木脑瓜”。
他抓住党的领导这一环猛力攻击，说党动不动就是“阶级”“路线”，对党施加压力。
他还对学生说肃反工作发生了大偏差，把同学的思想批判看作为敌我斗争。
他对老教师则煽动说，青年党团员有“取而代之”的计划。
孟昭英到处危言耸听，煽动点火。
董树屏教授在批判孟昭英右派言行时说：
孟昭英这次是想乘党整风企图达到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
他一向歪曲党和国家的政策，例如说肃反发生很大偏差，肃反后人与人不说真心话，新社会比旧社会还虚伪等，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否定肃反成绩。
他还对我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不满，说农村人民生活很苦，下边干部做偏了。
他在关心什么人的生活？
我看他是在关心地主阶级的生活罢！
机械制造系王祖唐副教授说，孟昭英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反对党的领导。
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他骂党团员“唯唯诺诺”，说自己是“硬骨头”，其实他是右派的顽固分子。
他根本不想改造。
近一年来，他借口工作忙，无时间，不愿意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但在整风开始后，他就对九三学社有兴趣了，就积极起来了。
他是想借此机会来向党进攻的。
真是有职无权吗？
孟昭英还拿着一件“有职无权”的武器，一面煽动群众，一面向党进攻。
在整风中，他一直说他是“有职无权”，“当系主任还不如系参谋”。
可是事实上是怎样呢？
孟昭英现在身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无线电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今年年初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国访问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无线电系讲师吴佑寿质问说“不管是系内新专业的设立，还是关于教学计划的修订，或是留助教的问题，以及评薪评级等，你都参加了讨论，而且许多事都是最后要和你商量以后才作决定的。
从这些工作的讨论研究过程中，很难说你是‘有职无权’的。
如果你还认为在党委领导下有职有权是空话，那么到底你还要什么权？
是否要取消党的领导？
是不是要党对什么事情都不提意见？
是不是这样孟先生才认为是有职有权了呢？”
董树屏教授也揭露孟昭英说，他说自己有职无权，自己系里成立新专业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
相反，他独自答应另外成立一个新专业，而却不与其他同志商量。
他这不是有职无权，而是独断独行。
同钱伟长一唱一和
土木系吴柳生教授说，孟昭英和钱伟长在言行上好像出于一个行动纲领，如毒化青年思想，如说不能用阶级立场看问题，丑化党，离间党群关系，说党要将老教授“取而代之”等。
徐亦庄副教授说，孟昭英和钱伟长共同举着一面“反对宗派主义”的大旗向党进攻。
他们都在座谈会上煽动，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挑拨党群关系，交流所谓宗派主义的材料，这难道是偶合吗？
张维教授、李丕济教授、韩丽英讲师和刘润生同学等人，还揭露了孟昭英错误对待由工程物理系转交无线电系三个专业一百五十个学生的问题。
大家认为，这件事是和钱伟长发动“理工合校”大签名的计划互相配合的。
刘润生同学说，孟昭英先生对工程物理系学生的大字报很感兴趣。
当6月06日晚上我向孟主任汇报同学的情况时，他很激动地说，叫他们回工程物理系去！
我们系里根本没有要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吧！
上街吧！
到高等教育部去，搞一搞吧！
我当时就问孟先生，这些同学明明调到我们系了，像孟先生所讲只会加深矛盾。
但他说，矛盾不是我们制造的，让学校去解决吧！
孟先生主张学生去闹事，用意何在？
当时如果把孟的话和同学讲，一定会引起混乱的，难道这是帮助党整风吗？
难道这不是向党进攻吗？
这件事证明孟的言行是和钱伟长一唱一和，互相呼应的。

民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会议揭发
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军师
本报讯
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主要设计人曾昭抡，11日晚在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整风扩大会议上作的交代，部内的同志们感到极不满意。
12日，许多同志贴大字报指出，曾昭抡的交代只是谈已经被揭发的问题；
尽量解释，推脱责任；
强调思想落后，偶然被人利用；
归罪于章、罗个人的野心，并没有揭发他们整个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
为了帮助曾昭抡进一步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15日晚，民主同盟高等教育部支部继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
担任过有名的反苏反共刊物“时代评论”的总编辑
会议主持人沈一帆首先说，11日晚上曾昭抡初步作了交代，这是好的。
但是他的交代还极不老实，许多重要事情都还没有谈。
沈一帆揭露了曾昭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等地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曾昭抡在昆明时就同罗隆基有来往，同其他右派分子潘光旦等也有来往，关系很不平常。
是否那时他们就有了小集团的基础？
是否就进行了第3条路线的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来接收北京大学以前，曾昭抡在昆明曾经对人讲过，“国共对峙起码有五十年，民盟大有可为”。
这是什么意思？
曾昭抡到北京以后，他又同张东荪、叶笃义等积极搞民盟的工作。
但奇怪的是，1946年“李闻事件”以后，他却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钱和护照溜到美国去了。
这里面的细节，要他自己交代。
沈一帆说，曾昭抡还承认从国外回到香港的时候，曾参加了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但没交代有那些人参加，有些什么活动？
据我所知，他不仅参加过右派座谈会，还搞了其他活动，如担任过有名的反苏反共的刊物“时代评论”的总编辑。
曾昭抡之所以在香港留下来，是周新民、萨空了上船去劝下来的，并不是他看到国内形势不好而留下的。
他还承认1952年“三反”以前，他同罗隆基小集团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每星期都见面，可是只交代了一件民盟北京市支部专职干部破坏选举的阴谋活动。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阴谋活动，曾昭抡要彻底交代。
披着科学家外衣，实际上充当章罗联盟的军师
教学指导司李洁民接着发言。
他说，我认为曾昭抡交代的态度是不端正的。
仅从报纸上揭露的一些材料已足以证明，曾昭抡是一个披着科学家外衣，摆着一副慈祥面孔，在人民内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阴谋家；
是章罗中间的一员骁将、冲锋陷阵的先锋；
是章罗的军师，章罗小集团的灵魂。
李洁民质问：
曾昭抡曾幸灾乐祸地认为目前中国局势紧张，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要发生匈牙利事变，时局一触即发。
他身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为什么唯恐学校不乱？
居心何在？
曾昭抡还企图以救世主的身份出来收拾混乱局面，多么狂妄！
在党开始整风以后，他们小集团的成员到处放火，曾昭抡向他们小集团泄露国家机密，策划活动，挑拨党和人民、和青年的关系，唯恐天下不乱，希望这一场大火烧垮中国共产党，使资本主义死灰复燃。
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罪恶多么严重！
在民盟内排挤进步分子，篡夺盟中央的领导权
留学生管理司陈端仪说，曾昭抡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一贯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民主，崇拜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而且一贯积极地为这些丑恶的东西作宣传。
直到1957年，他代表高等教育部向匈牙利教育代表团团员、匈牙利高等教育司司长介绍我国高等教育情况时，还在宣传他崇拜的美国教育制度没有什么不好。
1948年，他从美国转英国回到香港，就同章伯钧、周鲸文等右派分子在一起开座谈会、办杂志、写文章，极尽宣传美国、宣传中间路线的能事。
同时他在香港民盟的干部中间散布消极情绪，他劝大家都回家去，“不要在香港吃苦了”。
他拥护当时司徒雷登、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阻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反攻。
他在讨论新政协的纲领时，又同章伯钧等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坚持主张只要民族主义，不要新民主主义。
陈端仪说：
我要质问你——曾昭抡，1945年国民党兵工署拿钱给你，送你到美国去，不久你又忽然从美国回到香港。
你是回来参加革命、参加民主运动的吗？
如果是，那你为什么同一伙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干这么一些反革命、反人民的勾当？
你受谁的委托，接受谁给的任务，受谁的指使？
罗隆基上星期在民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去年他去北戴河以前，有一段时间他同章伯钧由于争权夺利的关系合作得不大好，你就对这情况很焦虑，积极地奔走，找了章伯钧，又找罗隆基。
你说：
“你们要好好合作，要做好文教界的工作”。
从罗隆基的这一坦白中，可以看到曾昭抡是章罗联盟的主要骨干。
我们要问曾昭抡，你这样积极地来促成章罗联盟，你的用意何在？
你这个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要他们结成联盟以后，做好文教界的什么工作？
怎样来做好这些工作？
去年你和章、罗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你们就在民盟排挤进步人士，你们计谋把沈钧儒主席挤掉，换上章伯钧作主席，罗隆基作第1副主席，把胡愈之秘书长挤掉，换上你们的右派分子潘大逵，把文教委员会楚图南主任挤掉，换上你自己。
根据浦熙修上周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揭发，这样一些主要的人事安排，你是都参加了的。
你们在计谋篡夺民盟中央的领导权以后，紧接着你们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就向党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特从北京大学化学系赶来参加会议的四位教授，孙承谔、蒋明谦、邢其毅和唐有祺也要求发言。
在北大期间玩弄权术，挑拨离间，排挤打击别人
孙承谔教授现在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他说他和曾昭抡同事过十七年。
曾昭抡从1931年到1951年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二十年。
1931年到1937年正是日寇入侵、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曾昭抡却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钱，带学生到日本去旅行。
抗日战争期间，他就开始和罗隆基勾结在一起，同去见过美国“特使”马歇尔，不知干了些什么？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党正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当时他却拿了国民党反动派“国防部兵工署”的钱，带了一些人到美国去了，说是准备回来给国民党搞什么“国防科学研究院”的。
这些问题要他交代清楚。
曾昭抡在北大期间，利用小人排挤老教授，搞得大家不团结。
他曾经和特务胡美勾结在一起活动，后来那个特务是畏罪自杀的。
解放以后，他又勾结另一坏分子排挤冯式权、邢其毅等教授。
孙承谔说，“三反”的时候，曾昭抡则逃避检查，我曾亲自到高教部来请他回北大去开会，他去了却说是给大家作“报告”。
大家揭露他的丑恶行为时，他竟然根本不去了。
他为什么逃避，也希望他作交代。
蒋明谦教授，曾作过曾昭抡的学生和助教。
他在会上愤慨地揭发了曾昭抡过去一贯玩弄权术、操权弄势的丑恶面目。
他说，曾昭抡在北京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时，一贯在教授间挑拨离间、排挤打击。
刘云浦等好几位教授都被他排挤离开了学校，和他在北京大学同事了十七年的孙承谔教授，他也排挤。
他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以后，还不肯放掉化学系主任的位子，继续玩弄了一年多的权术，最后所有教授因为不满意他的把持，退了聘书，他才不得不离开北大。
蒋明谦还揭发了曾昭抡几件玩弄权术的丑行。
第1是1950年，曾昭抡故意拉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仅有的五位研究员，企图把化学研究所拉垮，原因是没有让他做科学院副院长。
第2是从1933年到1951年，曾昭抡一直把持着中国化学会。
第3是在解放初期，曾昭抡让北大化学系的教师为他写了许多“方案”，又用别的单位的名义把这些方案送给政府，去骗取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
科学界的大骗子，凶恶的把头教授
曾经受过曾昭抡打击、排挤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邢其毅说：
曾昭抡在国外留学是学化学工程的，留学回来正是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大战中德国使用毒气杀人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大加鼓吹，他搞起毒气化学来了。
以后他就打着学者的幌子，拿化学当作政治资本，借以接近政府，进行政治活动。
在昆明的时候，曾昭抡并不好好教书，他带人到原西康省等地长期旅行，哪儿来的钱？
究竟去干了些什么？
希望他交代清楚。
抗战胜利以后，他拿伪国防部的钱到美国去，回来后他就大吹其原子能，并写书宣传。
从他那一些行径看来，他哪里是什么学者，简直是个科学界的大骗子。
他的面目慢慢被人看穿，在化学界吃不开了，甚至在“中国化学会”中连个常务理事都几乎没有份儿的时候，他又钻到化工界去了，搞上了一个
“化工学会”的副理事长。
他的目的是什么？
曾昭抡应该彻底交代。
部里的同志们也许不了解“教授治校”是怎么一个问题，今天就总可以清楚了吧！
曾昭抡就是旧北大的把头教授中凶恶的一个。
这就很难怪许多教授一听见“教授治校”四个字，马上就会想到封建把头又回来了，所以一致地说，假若现在“教授治校”，革命就白革了！
唐有祺教授说：
曾昭抡上次交代时说，罗隆基阴险毒辣，要利用人时就拉拢，不要时就踢开。
其实，从我的观察中，曾昭抡在这一点上和罗隆基并无二致。
据我所知，曾昭抡在化学界一直是运用这个手法来活动和取得地位的。
这种手法的运用对象，有时是一个个的人，也可以是一个阶层的人。
例如他经常在教授之间挑拨，并假借和利用年青人来打击教授。
他是十足的学阀和政客。
他最近在他设计的“关于科学规划的几点意见”中，还说什么“一视同仁”。
难道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还不够大公无私吗？
他的这种手法完全是为了积累他的政治资本而使用的。
欣赏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积极宣传崇美、亲美
接着财务司朱其芳说：
曾昭抡对章罗联盟的反党活动没有交代，也没有表示态度，这特别激起了高教部全体盟员的愤怒。
曾昭抡说，“过去以运动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违反知识分子规律的”。
这已经流露出他对思想改造等几个运动是害怕的。
我要问，曾昭抡你为什么害怕？
这不难看出你害怕的底子：
一、你是很欣赏英美式的民主，特别赞成所谓“美国式的文明”。
你离开美国后在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崇美、亲美的文章。
二、你返国后在香港参加了章伯钧组织一系列右派性质的座谈会。
三、解放后你和罗隆基、张东荪等人搞宗派活动，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四、你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闹宗派，控制化学系。
思想改造时，北京大学几次要你去，你都不敢去。
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上有恶毒的东西，心怀鬼胎，是要害怕改造的。
你扪一扪良心，比一比既往。
难道说你现在的情况还不如解放前的情况吗？
在高等教育部你担任了副部长，在分工上将建设祖国的工业教育由你主管，地位很高，责任重大，可见党对你是很信任的；
也给予你很好的生活条件。
在你出国访苏时，也得到了国外友人的尊敬和优待。
这些荣誉和信任，不是党和人民给予你的吗？
这能说党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不信任吗？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工业司周仲岐、办公厅马惠英、教学指导司冯植森、综合大学司陈荷英。
工业教育司全体同志还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曾昭抡提出质问。
会议主持人沈一帆最后说，希望曾昭抡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再作交代。

肮脏的一群
——记上海右派集团几个主要人物的一些“旧账”
本报记者　张竞、季音
上海右派集团在章罗联盟领导下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初步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已经在报端大白于世了。
有人问道：
这些右派人物是些什么人物呢？
他们为什么这样刻骨地仇视社会主义？
这样刻骨地仇视人民和共产党？
为了让读者们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些右派分子的来历。
上海右派分子的小头目陈仁炳曾经要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那末好吧，现在我们就来给这些先生们算一算他们的“旧账”。
当我们翻开这些右派分子的旧账，满篇是丑恶的血腥的纪录。
原来这些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大多是各式各样的帮凶，其中有直接参与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有手拿朱笔进行文化思想杀戮的新闻检查官，有起草“戡乱宣言”的文化特务，有上任三载、腰缠万贯的国民党官员，……总之在他们的账面上，记着许多笔我国劳动人民的血债。
反革命的谋士，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在上海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中，复旦大学杨兆龙担任了向社会主义法制进攻的先锋，他闭着眼一再地诬蔑说我国没有法制，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大加赞赏。
为什么这位自封的法学家对新中国人民的法制如此毒恨？
当我们查了他的旧账之后，便明白了。
原来杨兆龙解放前就是国民党专门用来对付革命者的检察官，是美国反动法学家庞德培养出来的门生。
远在二十年前，他就十分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立法精神好”，在一篇题为“党化司法的意义与价值”的文章中，他向国民党献策实行“党化司法”。
以后，他坐上了国民党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司长这把充满血腥气的交椅，就直接参与了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共产党员王孝和，就是在他签字之下，被杀害的。
在上海右派分子中，更多的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谋士、走卒之流，徐仲年就是这末一个人物。
在上海右派分子的一片叫嚣中，徐仲年叫出了一阵最难听的乌鸦声。
他在一篇“乌昼啼”的文章中，骂共产党员是“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是“牛鬼蛇神”，用尽恶毒的字眼。
我们查了一下徐仲年的旧账，才知道他仇视共产党并不从现在开始，而是由来已久了。
远在1933年，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文化机构中的一员大将，是陈立夫、叶楚伧、张道藩这些国民党反动头子的座上客，他参加过国民党中宣部办的“中国文艺社”，担任过“中国文艺社”的刊物“文艺月报”的主编，以及其他国民党和三青团御用刊物的要职。
1941年，他由吴稚辉和张道藩介绍正式参加国民党为“特别党员”，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大学直属区党部执委、宣传股长等“要职”，和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理事，他和张道藩每星期都要见一次面，接受张的指示。
抗战胜利后，徐仲年更积极地成了反共战线上的一名走卒。
1945年12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在重庆组织了一个“陪都文化界座谈会”，假借文化界的名义来攻击共产党，他就担任了这个座谈会的主席，国民党特务头子方治特地派了八十个便衣打手保护着他登上了主席台。
徐仲年在会上完全扮演了一个特务角色，他发表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演说，说共产党是“败类分子”，“丧心病狂”，“口里喊民主，实际行动是封建；
口里喊团结，事实是谋分裂；
口里不住的喊不要内战，实际是在发动内乱；
重陷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至今还毫无悔改之意，且变本加厉，扩大祸乱。”
徐仲年的这篇反共演说会后即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对他的演说，特务头子方治连声称赞“很好”。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后，徐仲年积极响应国民党反动派的“戡乱动员令”，1947年08月30日，他还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戡乱动员大会”，并且参加起草“戡乱宣言”，对共产党用尽了咒骂的字眼。
但咒骂并不是他的唯一本领，必要的时候也能歌唱，例如他写的小说“如法泡制”里，就曾歌唱过蒋介石，说他是“蔼然仁者”。
——这就是徐仲年的爱和憎。
我们再来看看：
上海右派集团的一些其他人物，他们的账面上几乎都有着这样一笔见不得人的肮脏账。
上海右派分子骨干、上海民盟副主任兼秘书长陈仁炳，一向标榜“进步”，但最近人们揭穿了他的假面具，他过去一直和孔祥熙勾勾搭搭，由孔祥熙拉进财政部做了七、八年专员。
他还长期以来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一个特务赵望有密交，上海解放前后，他首先帮助这个特务加入了“民盟”，以后就钻进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到1954年才被公安部门逮捕。
贪婪地压榨人民的“慈善家”
上海的右派分子在这次向党的进攻中，突然都变成了一批悲天悯人的慈善家，他们不断地为基层工人农民叫苦，仿佛只有他们最关心工农的生活。
其中叫得最响的是王造时，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疾呼，要“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说什么“基层群众有苦说不出”。
王造时之流真是这样的慈善家么？
前江西“前方日报”的一群职工，最近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封控诉信，彻底地剥下了这些慈善家们的伪装。
职工们的信中说：
“当时，无论物价怎样飞涨，王造时从不考虑增加工人一点点工资。
有一次，吉安市几个报社的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王造时坚持不答允，并打电话给伪警察局长，深夜叫来警察、特务，强迫工人上工。
工人梁广生等就因为不上工，被他叫警察抓去扣押了两天。”
“王造时还常常亲自到工人宿舍里，喊工人起床上工，谁要起慢一点，王造时就用手杖敲他的头。……王造时对待学徒、勤杂工，则更为残酷。
学徒的工作比正式工人更繁重，严冬深夜还要赤脚在雪地里进进出出用水洗机器，可是，学徒除了理发和吃一点粗饭外，三年没有穿过一双新袜子，他还说人家应该感谢他。……”
上海前“自由出版社”的职工，最近也揭发了老板王造时贪婪地剥削工人的许多事实，职工们说：
王造时“平时对职工的生活困难毫不在意，一看到社里有钱，就马上设法支取，甚至在出版社负债累累、无法维持的时候也如此，有两名职工垫出三千八百元现款，王造时竟昧着良心企图把这笔垫款抵作他个人的欠薪。
到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后，王造时对所有职工的欠薪分文不发，自己却捞进了六百余元，等到最后一批书籍由新华书店收购，王造时还贪得无厌地从中又捞进二百元。……他还用企业的名义向人民银行借了五千元，落入私人腰包，抵赖不还；
对工人阶级监督企业，一贯采取蔑视态度，全体职工和经理部都认为应该先缴税款，再发工资，王造时坚持不答允，用三角尺猛击出版社经理。”……
请看口口声声“关心群众疾苦”的王造时，就是这样一个贪婪无比的不法资本家。
我们不妨再说右派骨干、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的一件丑事。
解放前，彭文应依靠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的牌头，自称代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企图霸占上海北四川路一一八四号的一幢房屋。
这间房屋原来的老房客姓周，抗日胜利后，姓周的按照合法手续重新搬回开店营业，一家十五口靠这爿店过活，但是彭文应看中了这爿房子，不顾别人死活，几次威吓，硬要姓周的把房屋让给他，姓周的不肯，彭文应便亲自率领了打手数十名，到姓周的店里大打出手，把店铺打得稀烂，有一个暴徒还拔出手枪，威逼姓周的立即让出房屋，最后姓周的只得让出一半房屋。
上海右派分子们的的旧账中，这些贪婪地压榨劳动人民的事情，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上任三载，腰缠万贯”的吸血鬼
右派分子这次用以攻击共产党的共同语言就是“共产党已经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了。”
他们肆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今天的社会形容得“暗无天日”，“危害万民”。
狂妄地要共产党“下台”、“下轿”，让他们来接班。
可是，请看看他们这帮人过去是怎样“爱民如子”“深得人心”的呢？
上海右派集团的一分子夏高阳，从1940到1943年，就曾在浙江温岭当过三年“县太爷”，他的“德政”，在温岭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人民到今天犹有余恨。
他用种种欺骗手段，掠夺农民和盐民的大批土地和盐田，低价拍卖给地主豪绅，从中渔利。
他又用边抓、边谈、边放的手法，施行他“禁”盗匪，“禁”烟毒的“仁政”，实际上是无论罪恶多大，有钱就有理，结果温岭的盗匪越“禁”越多，甚至可以浩浩荡荡的白日开入城镇大肆抢劫。
温岭有许多民谣“歌颂”这位“夏县长”，如：
黄献金（当时横行浙江沿海的海盗），
势力大，
高阳本是他一家；
鸦片白粉走私来，
坐地分赃县太爷。
夏高阳，黑心肠，抓壮丁，刮田粮；
不是抗日打东洋，干的什么勾当自明亮。
夏高阳在温岭统治三年的结果，把一个物产丰盛，堪称鱼米之乡的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满目荒凉，而他自己却是“腰缠万贯”，下任时，竟带了二十担随身箱笼满载而归。
正如民谣所形容的：
夏高阳，有能耐，买卖壮丁发横财；
来时“穷秀才”，去时成了富翁夏“万财”。
来了夏高阳，百姓遭灾殃，
腰包金银满；
万两。
浸透了剥削阶级毒汁的人
热衷于个人的功名利禄，是右派分子们历史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解放前，他们为此目的，不惜卑躬屈膝，阿谀奉迎，到处钻营，耍两面手段，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卑鄙地追求功名利禄的历史。
这里我们要以右派分子孙大雨作例子。
孙大雨一向以“进步教授”自居，但是，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中，群众剥下了他的伪装，显出了原形。
原来孙大雨早在1942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投靠孙科和张道藩，参加翻译蒋介石的法西斯著作“中国之命运”。
抗战胜利后，他想谋取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拼命讨好三青团头子陈雪屏，以后他的升官发财目的没有达到，就由罗隆基介绍加入了民盟，但同时又加入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发起的反动组织“国际文化协会”，脚踏两头船，那边有利就往那边倒。
人们揭发孙大雨的好利与自私，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他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诗论”，据新文艺出版社编辑说他的书是“唯心主义加形式主义”，但他说他的文章是
“字字有份量”，硬要出版社按三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和最低定额来出版，最后因出版社不同意，被迫以十八元一千字计算，而这仍是出版社现行的最高稿费。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他整日装病在家，不参加会议，学校几次打电话要他到校，每次都由他妻子回绝了，凑巧有一次学报编辑部也同时打电话通知他结算稿费，在电话机旁边的孙大雨，一听到“稿费”两个字，立即一跃而起，接过话筒说：
“我那篇文章是三万六千七百九十多个字，要给我多少钱我也可以告诉你……。”
如此贪财的孙大雨，对人却刻薄到极点，甚至对自己的母亲妻儿也不例外。
解放前，孙大雨一个人能配给到两份火油，他母亲要用一些，他就要自己母亲按照市价拿钱来向他买。
现在，他每个月有三百多元薪水，他妻子是小学教员，收入很少，但是他在家用上硬要妻子与他平均负担，不肯给家庭多拿出一元钱。
上边所说的，仅仅是上海右派集团中几个主要人物的一部分旧账。
这些账，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本着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解放后，并未向他们算过，现在他们既然要向党和人民“算一算旧账”，那么就一起来算一算吧。

我所了解的章乃器
胡子婴
右派分子章乃器，抗日战争之前参加过救国会，从1935年到1937年，他写过很多有关抗日救国的文章，救国会的七人之狱，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有较好的政治影响。
解放之后，他参加第1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还是第2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粮食部部长。
06月19日之前，他一直是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
06月19日两会的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因他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而作出决定，停止他两会的一切职务，责令他检讨。
这一决定在报上发表以后，曾经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和我说：
章乃器没有被说服之前是不会做检讨的；
也有人和我说：
你去劝劝他吧，他是很能干的，这样下去对他很不利，怪可惜的。
以上这两种说法都出之于与他不甚相识的知识分子之口，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认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害性，都为他个人的“才华”所迷惑。
说这样话的人是少数，但我认为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原因，第1，他过去抗日救国坐牢的一段政治历史，已深入人心，人们已把他当革命英雄人物看待；
第2，他确是有一点才华，善于辞令，善于文笔，与他不甚相识而听他讲过话，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是很容易引起爱才之心的；
第3，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比章伯钧、罗隆基辈隐蔽得多，没有那种“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论调的明显，人们不容易识别他的反动本质。
但从少数知识分子的这种反映也可以看出他比章伯钧、罗隆基等的手段更阴险，更毒辣。
揭露他一贯的反动本质，使大家认识他的真面目，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反动本质是一贯的
要识别章乃器的反动本质并不很容易。
我和他有过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应该是比较熟悉他的，但由于我和他共同生活期间，正是他政治上表现较好的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也保留着一段较好的印象。
同时也由于我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感到反动两个字简直与章乃器连不起来。
在这次人民日报社论揭露他的反动本质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他是一个刚愎自用，个人领袖欲非常强的人。
为了满足他的领袖欲望，他常常不择手段。
他所到之处，总是制造纠纷和不团结。
他只能听悦耳之言，不能接受合理的批评；
个人的恩怨记得非常牢，有机会就要报复，为了个人恩怨，可以抹煞真理。
他善于原谅自己的错误，善于巧辩、诡辩。
他对自己连最起码的是非之感也没有，譬如他乱搞男女关系，明明犯了错误，却会说他是对的。
他目空一切，骄傲自大，对共产党，在口头上，除了毛主席以外，其他的党员他都不买帐。
他的这许多恶劣品质，我是熟悉的，也是非常厌恶的。
但我只把它看做他个人的事，而没有认识到他在政治上的危害性。
这次人民日报揭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之后，我又回忆他的历史，经过分析，才认识到他的反动本质，不是突然的，而是一贯的。
现在把我记忆所及，将他从历史上反党的领导的一贯性，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他的抗日救亡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政治资本
他的政治地位是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得来的。
当时他反蒋抗日救国，搞得轰轰烈烈。
他的唇枪笔剑，都非常锋利，确也鼓动了当时许多人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当时的学生最崇拜他。
他也曾因抗日救国牺牲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的职位，最后和其他救国会的领袖共同入狱，成为有名的“七君子”之狱。
他的这一段历史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历史，但根据他的具体行动，他的抗日救亡行动，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范围，并没有半点无产阶级的立场。
“七君子”出狱之后，正好是“八一三”前夜，蒋介石已经被逼抗日了。
他一面在宋子文主持的伪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里工作，一面在报纸上写出了“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蒋介石。
在他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
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
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在他抗日救国时，就同时在勾结军阀反动派。
同时，入狱之前，在救国会的组织中，他是经常和人闹意见的，他同钱俊瑞闹得最尖锐，因为钱是共产党员；
其次是沈衡老，因为沈衡老当时是接受地下党的领导的，又是救国会中大家公认的家长。
抗日一开始，他刚从牢狱里出来，就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并且投在宋子文的门下。
他的抗日救国，也无非为自己创造卖身投靠的政治资本。
用尽心机想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上海沦陷，他和朋友们经过香港到了武汉，就到安徽做国民党的财政厅长去了。
当时安徽省伪主席是李宗仁。
他写信给我（我在香港），说李宗仁本来要他做省府秘书长而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所以退而要他做财政厅长，如果他不答应，变成争地位了。
因此他就托词安徽财政厅长是“实逼处此”。
他问我的意见如何。
我当时感到他对我是真主意假商量，既答应了李宗仁，为什么还来问我的意见。
在我看来，省府秘书长和财政厅长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天下的官，和贪官污吏为伍，没有什么光彩。
我到了重庆，还是和朋友们联名写信给他，要他到重庆担任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
我觉得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比做官好些。
他自然没有听从我，他连救国会的许多领袖们的意见也不接受，何况是我。
后来他回到重庆，经常夸耀他在安徽理财有成绩。
当时他常常说，他不需要用吹牛拍马的手段取得当局的宠爱，他是只凭他出色的才能和政绩，使当局少不了他。
在他入狱期间，也曾经要救国会的宣传干部吴大琨用假名写文章，为他宣传他创办中国征信所、票据交换等等的才能，企图向国民党送秋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对他个人减轻政治压力。
他的这些自吹自擂，实际上是招供了他是用尽心机想取得蒋介石政府对他的信任。
章乃器回到重庆后，和救国会领袖们的思想更远了。
因为当时皖南事变已爆发，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动愈来愈变本加厉了。
许多在后方的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救国会领袖们是站在民主运动的前面的，是受党的领导的。
他就和救国会领袖们闹意见。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救国会应该有独立的行动，不应该跟共产党跑。
而且对沈衡老成为救国会领导，他也不买帐。
因为沈衡老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不高兴。
终于他退出了救国会，救国会也因他做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而开除了他。
想搞第3种势力，没有办法才到解放区进行投机
离开了救国会，章乃器就失去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搞了个“新兵服务社”向国民党送秋波。
但国民党没有给他青睐。
后来他一面利用胡厥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组织，一面利用黄任老职业教育社的群众基础，发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建国会。
他是标明走中间路线的。
所谓“不左偏、不右袒”，他的政治主张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他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一个庞大的第3种势力。
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非常迎合资本家的胃口，特别是“军队国家化”，非常迎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惧怕共产党得势的心理。
当时是蒋介石的天下，“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实际上要共产党缴械给国民党。
最近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否定资产阶级，他的骨头烧了灰也找不出反党的东西，真是睁了眼撒谎。
他的上述的主张，都是白纸上写了黑字的。
他的转向共产党，最后终于由香港到沈阳，是由于蒋介石封闭了各民主党派。
这说明他是被迫向左转的。
到了沈阳，他大买古董。
当时古董的价钱一落千丈，朋友们问他为什么买这许多古董？
他说：
“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
这就充分说明他在解放区的政治态度的投机性了。
后来民建总会在北京复会，他和黄任老、施复亮三个人为召集人，他总是和他们两个人闹意见，闹不团结。
不但如此，他还和许多人闹意见，又说统战部在民建搞小圈子。
他对民建会最不满意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员，他说共产党员没有执行党的政策。
另一种就是接受党领导的非党人士，他说他们是为了个人名利。
他仇恨他们比敌人还要入骨，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反对党的领导。
他惯于玩弄词句骗人。
譬如他把党和党员分开，他说他接受党的领导，但他反对党员。
又如他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他的文章里，这种论调很多。
这就是他迷惑人的恶毒手法。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贯的志愿
1955年春，民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作工作报告时，讲到一半，插进了他自己的话。
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中国民主建国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1956年冬，民建召开二中全会，他向中常会提出了几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交大家讨论。
主要的内容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特性，所以没有两面性，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是向全世界资产阶级宣布起义的。
他的这些荒谬言论，当时都曾经受到批评。
大家帮助他纠正错误，但他没有接受，而且把批评他的人怀恨在心。
陈毅副总理曾批评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他就记恨陈毅副总理；
李维汉部长和许涤新副部长也都对他进行过批评，他对他们两人也是记恨的。
反之，如果是一个反动分子表示对他信任，他就会引为知己。
例如，抗战时他在安徽做伪财政厅长时，伪省府主席调换了一个广西派的中等头目廖磊，对章乃器是比较言听计从的。
因此，他将廖磊引为知己。
在他的心目中，廖磊和李维汉部长相比，廖磊是知己，李部长是冤家。
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只认识个人的恩怨，他没有真正的是非。
章乃器这次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阴险地散布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经有许多人驳斥过了，我不再重复。
总的说来，他的反党是一贯的。
就是在救国会时期，他就反党了。
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反动军阀的地位远比共产党高得多。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贯的志愿。
发起民建会的政治主张，是他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我招供。
解放之后，资本家得到了改造，有了进步，但他原封未动。
他骂资本家的进步言论是违心之论，骂马列主义理论是教条主义。
资本主义理论在他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他一开口用不着什么构思，就是成套的资本主义理论。
到处诋毁共产党，挑拨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
解放以来，只见他公开诋毁共产党，他劝大家“不要对党员有迷信”，说共产党员有李万铭，也有刘青山。
他说马列主义理论不是共产党所能垄断的。
意思是他运用起来，比党员还要正确。
他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他斗争得来的。
总而言之，他在工商界中尽力贬低党的威信，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他爱护党中央的威信，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也是睁了眼说谎）。
另一方面，他又迎合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迎合他们对改造的抵触情绪，大量散布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是革命的红色资产阶级，定息不是剥削，资本家进入社会主义比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要光荣得多等等谬论，来讨好工商界。
他还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挑拨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企图煽动工商界脱离甚至反抗党的领导，变成他的群众，变成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资本。
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从中国共产党第8次代表大会中对合营后资本家的技术专长和经营经验评价为民族遗产，国家财富之后，他以为共产党在承认错误了，国际局势将影响中共的政策了，他的一直潜伏着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成熟了。
所以从那时以后，也就是从去年第4季度开始，在民建二中全会前夜，他的反动言论就大量出笼。
他用“思想问题不能用决议来解决”的说法，箝制大家对反动言论的批评，而他却大量散布反动言论，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商界很大的混乱。
很多人不愿意再上政治课，说政治课都是教条主义，除非章乃器去上课，认为只有章乃器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凡是讲正面话的人都受到打击。
一切最无理，最猖狂的话都上了墙报。
工商界中出现了一些小章乃器，他给他们撑腰。
这些人气焰万丈，而章乃器却说这是党整风的结果。
他说这是过去用压服，现在要用说服了，说服是要用高深的理论的。
言下之意，你们不懂理论，你们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人，你们就慌张了，只有他对工商界有四十年的研究，他最懂得工商界心理，又懂得理论，只有他有办法，这就是他预期的效果。
事实证明，章乃器一贯是反党的，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没有熄灭过。
只要有机会，他的这一愿望就会变成反动行动。
这种反动行动很早就已开始，现在不过是更集中地表现出来，因为他错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
坚持反动立场狂妄达于极点
现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已经公布，他歪曲毛主席的话的卑鄙伎俩，已全部大白于天下。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他的反动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全国人民已广泛地掀起了反右派分子的斗争。
但是他没有做检讨，只听见他说：
“要他做检讨，他只有反批评”；
他说周总理对他的批驳是断章取义，李维汉部长是偏听偏信。
他的狂妄，他的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强性，到达了极点。
如果还有人以为这不过是理论上的错误，还为他的才华惋惜，这除了说明立场有问题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工商界和知识分子，必须投身反右派的斗争，而且要从反右派的斗争中检查自己。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右派分子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有点共同之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倒并没有那么热切的情感。
我们常常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动摇不定。
我对章乃器的许多反动言论，一开始只把他看成哗众取宠，把他当做为了个人满足领袖欲而不择手段，没有从政治上去认识他的反动性与危害性。
经过不断的揭发与斗争，才逐渐对他的反动本质明确起来。
为什么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会这样的麻痹？
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我们的立场不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因此对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就不可能有敏感性。
因此，我必须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自己的右倾思想，锻炼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逐渐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使自己能够像工人群众那样的对政治上的是非，直觉地就辨别出来。
在反右派斗争中，隐瞒起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口里尽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脚底下是虚的，战斗力是不可能强的，这对于自己没有好处。
我们自己必须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进行一次思想消毒。
再不老实交代就将自绝于人民
对于右派分子来说，周总理已经讲过：
“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说法。
因为我们 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愈来愈巩固，也不怕右派分子造反。
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是从治病救人出发，希望他们及早回头。
我们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及早回头。
一切右派分子如果在这时还想狡赖、诡辩、耍手段，不老老实实地彻底交代，那末只有自绝于人民。
（原载7月09日新闻日报）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
凡坤
一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民盟湖北省主委、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这些天来，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原形毕露。
原来他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
他派人四出点火，要盟员“揭开党的黑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
整风运动初期，马哲民对光明日报记者说：
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这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
他还说：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把人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
为此，他首先派遣民盟省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到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去点火。
在一次武汉市盟员大会上，马哲民甚至说：
“这次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说，比如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
马哲民的亲信陆鸣秋，并冒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的名义，秘密地到华中工学院去点火。
当马哲民派人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搜集“肃反”和“工资改革”资料时，华师盟支部的一些干部不赞成背着学院党委来搜集材料。
于是，他们便撇开这些靠拢党的盟员，自己动起手来。
并再次派陆鸣秋到这个支部，号召全体盟员：
“不要讲什么观点立场，要揭开党的黑幕。”
05月下旬，民盟湖北省委的右派分子，并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由武汉师专教师参加的“黑会”，会后并派张云冕、李秋山到各校去推动组织这次“黑会”的经验。
马哲民还叫省民盟委员到各县去搜集工人、农民对党的意见；
并要大家注意青年学生的活动。
他说：
“只有这些人动起来，才能‘鸣放’得起来……工人、学生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他煽动学生到北京请愿。
他说：
“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简直是放狗屁。”
身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的马哲民，抓住了青年学生年纪轻、缺乏经验的弱点，明目张胆地煽动他们，企图利用他们作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他俨然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者，出席同学们的大、小会议，天天接见学生代表。
当少数同学提出“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低”的意见之后，马哲民便趁机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说，认为，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也没有夸大事实”，他“完全支持”。
他说：
“中南财经学院问题太多，正处在紧急关头，大家提出这些意见是挽救了财院。”
他还说：
“过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总结中，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放狗屁。”
接着他煽动同学说：
“你们的问题，学校能够解决的尽力解决；
不能解决的，请示高教部；
如果高教部解决不了，那应为了不贻误你们的青春，你们要求离开财院、转院我也同意；
只要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也可以。”
有些同学听了马哲民这一席话之后，很泄气。
只想闹转院。
这时，马哲民又一再向同学们表示，他“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楚”，并说：
“准备把同学们的意见转给高教部，请他们派人来解决。
如果他们不来人，我们就派代表团上北京。”
在马哲民的煽动下，同学们立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出发前，马哲民又火上加油地说：
“你们去闹，没问题。
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要将他一军。”
马哲民并恶毒地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煽动学生对党不满。
他对农业经济系的同学说：
“你们的培养目标是明确的。
目标是科长、场长等管理干部。
但是，这些位子都被老干部占了。
这些人业务不高，但都一定得当领导，除了领导之外，其他工作他们不能做。”
他还说，目前党和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超越了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
他企图煽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与党闹对立，动摇党的基础，从而把党搞垮。
他教唆以往靠拢党的教授，要以“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帮助党整风”。
马哲民煽动中南财经学院的教师们与党闹对立。
他积极鼓动过去在“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人“尽量吐苦水”。
他对过去靠拢党的教授说：
“你们这些人，平时是帮助党筑了墙的，总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恶恶之，因此，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要“逆以往之道而行”。
也就是采取“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
李光维教授曾反驳他说：
“党所恶的是人民的敌人，难道也要我去好吗？”
王祥麟教授（民盟支部主委）说：
“有一次马院长对我说，党员干部是法西斯作风；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教条。
他想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自己却不说，而要我去提。
我说，学校不要党委领导恐怕不对头。
他立即板起面孔说：
是你的思想没搞通；
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说服党内的顽固派。”
他散布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谣言，要求盟员多提意见，“说服”党员退出学校。
马哲民捏造事实污蔑党，把工作中的部分缺点扩大为全部；
把个别党员的错误，扩大为全党的错误，企图以此达到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
华中师范学院邵子风教授说：
“有一次，在盟武汉市委常委会上，马哲民公开说：
老干部是“坚持三大主义（指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熟读四子书（抓辫子、扣帽子、摆架子、要面子）”；
说“老党员都是经验主义，新党员是教条主义，应付不了解放后的复杂局面。”
去年，马哲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从四川视察回来，向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王祥麟等说：
“四川某大学有一个教授对我说：
共产党员是一些木头人，思想简单。
这位教授不愿入党，不愿与这些木头人为伍。”
在一次民盟省委召开的“高校党委制座谈会”上，马哲民派陆鸣秋代他宣布说：
“中央已决定改变高校党委制，只有少数党员不肯退出，因此希望到会者对党委制多提些意见，尽量揭露缺点，以便说服那些党员。”
经过讨论，除了有两三个人附有条件的赞成取消党委制外，大多数到会者都反对取消党委制。
然而，马哲民仍然说：
“党委制越来越阻碍了高等学校的发展。”
在总结时，他故意歪曲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认为“党委制不能存在”。
早在去年夏天，他就开始推销章伯钧“两院制”的主张。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作指导的。
06月12日，马哲民对中南财经学院的教职员作报告时说：
“今后人民内部的差别，是同一前进目标下的进步快、慢之分，没有多大差别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阶级观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
他极力攻击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
积极支持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要搞资产阶级民主、搞“两院制”。
他说：
“政协初期是一个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就改变了。
有人提出：
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议院的性质。
我主张这样提。”
（马哲民1956年08月在庐山松门别墅的报告）。
他还说：
“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上议院形式；
人民代表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议院的形式。
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了。
民主党派要自信起来，我们也要万岁了。”
（1956年07月14日在民盟武汉市委基层干部座谈会上报告）
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马哲民便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中的民盟支部积极扩大组织。
他说：
“民盟是知识分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只渡船。”
马哲民并派专职干部陈中正，到华中农学院去指示：
“盟组织活动，可不必和党商量。”
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与党分庭抗礼，马哲民极力主张民盟在武汉市创办报纸，以扩大盟的影响。
他污蔑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是教条主义，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等辩护。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对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猛烈回击的时候，马哲民仗着平时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和两面派手法进行顽抗。
他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是教条主义残余；
说人民日报指出右派分子进行阶级斗争不对。
同时，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陈新桂等人的反动言论辩护说：
“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是立场问题，还不敢做结论。”
他还说：
“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资产阶级民主。”
他认为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
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叛徒，先叛党，又叛盟，至今还埋怨蒋介石不争气。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
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日本鬼混过两年回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便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
1926年，北伐军胜利到达武汉后，马哲民回国。
大革命失败后，马哲民贪生怕死，不服从党所分配的工作，偷偷摸摸地带着眷属跑到上海，加入了汪精卫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
抗日战争时期，马哲民在成都。
当蒋管区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以进步面貌跑到重庆，参加了民主同盟。
但是，由于他贪生怕死，他在重庆被捕后，马上摇尾乞怜于张笃伦（伪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
为此，民盟中央要开除他的盟籍。
因为章伯钧竭力帮忙，才马马虎虎搁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笃伦任伪湖北省主席，马哲民又连忙跟他赶到湖北，通过张的关系，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
马哲民在解放后每每回忆起反动派对他的恩惠时，不由得牢骚满腹，逢人便说：
“蒋介石不好好地搞，不争气。”
从这里即可了解到：
马哲民为什么要反共、反社会主义了。

黄绍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听说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藏有秘密资料，他曾经利用这些资料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施放过不少的明枪暗箭，而且还利用这些资料来装备过像林希翎、谢昕一类的右派分子。
黄绍竑的公事皮包内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资料呢？
虽然这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探索的。
去年年底，黄绍竑到广东来视察政法工作，前后八天，他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机关，召开了律师座谈会和陪审员座谈会，参观了劳改工厂、看守所、公安展览会和法庭开庭情况，提审了四个犯人，调阅了一批案卷。
黄绍竑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充分暴露了他不可告人的视察目的和动机。
黄绍竑视察政法工作，不是为了改进和提高这一工作，而是为了找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岔子，为了替反革命分子找“鸣冤”的材料而来的。
因此，他对那些被视察的单位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采取各种方法，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他认为有用的资料。
黄绍竑对公安工作“很感兴趣”，要视察公安工作；
但是公安厅三次请他去听汇报，他却不去，而且从所接触的人员中多方探取有关公安工作的缺点和错误。
他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参观时，坐下只问了两句：
“犯人吃得饱不饱？”
“有没有打骂犯人现象？”
立即下到监仓去访问犯人。
他与犯人直接谈话，问遍了三个监仓没发现问题，便又提审了四个犯人。
在提审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玄时，他对这个特务说：
“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甚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甚么不好的，都可以对我讲。”
请看，黄绍竑已狂妄到何种地步！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于反革命分子处处寄予同情和关怀，对他们的一切如同身受，稍有“不平”之处被发现，他便要挺身而出为他们“鸣冤”“叫屈”。
他在看守所中看见图书室理论书籍多于文艺作品，便立即对工作人员说：
“应该多购置一些三国志、水浒传等旧文艺书籍，这也有教育意义的，理论书籍枯燥无味，犯人不会爱看的。”
这真不知到底是黄绍竑自己的看法，还是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很可能有共通之点。
在劳改单位中，有些部门因过份强调人道主义待遇，将犯人供给标准提得太高，引起附近群众的不满，向公安部门提了不少意见。
黄绍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是建议有关单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而是强调工作人员要去说服群众。
黄绍竑在参观看守所时，曾经同那些从香港偷运炸药、定时炸弹、纵火器等，准备于1956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暴乱的蒋帮特务分子谈过话，表示对这些人很关心。
黄绍竑如果真正关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应该认识到惩办反革命和一切罪犯的严重意义。
但是，黄绍竑刚刚参观了看守所，就在广东省检察院对工作人员说：
“我认为一般监督工作比起诉工作还重要。
因起诉的案子罪恶危害不一定都很大，但干部违法乱纪常常造成很大的损失。
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很大的，这是面而不是点。”
言外之意，是干部的某些违法乱纪现象比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危害还要大，所以监督干部比惩办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更为重要。
更进一步试探黄绍竑内心深处的意见，那岂不是要将专政的锋芒从敌人的头子转移到革命工作人员中有缺点和错误的人的头上？
黄绍竑的理想如果一朝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便归于乌有了。
黄绍竑想得真美，只不过这是他这类右派分子过于天真的幻想罢了。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非常重视，而对工作中巨大的成绩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听汇报、看总结，对错误和缺点要反复推敲，追查到底。
这当然是允许的，而且也受到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
但他对成绩部分却很少过问，甚至不闻不问。
他参观展览政法工作成绩的“广东省公安展览会”时，竟一溜而过，请他提意见，他只笑笑。
这那像一个专为视察政法工作而来的人民代表呢！
不过这些情况，与黄绍竑个人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不足为奇的。
无怪乎他在中央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种说法，是“宣扬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
在黄绍竑眼中，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就是错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更是错误。
黄绍竑和全国人民对成绩和错误既然是站在两个这样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信写到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
我是政法系统的干部，经常跑省市政法机关，所以有机会听到各方面对黄绍竑的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对探索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的秘密资料显然有些用处。
张德永
1957、7、7于广东

动手早、规模大、质量好、行动快
全国春季造林一百九十七万公顷
五年来造林总面积比解放前三十五年大三十二倍
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杨义报道：
今年我国造林的计划面积等于英国本土森林面积的二倍；
春季造林就完成了这个计划的65％以上。
据二十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春季造林共约一百九十七万公顷。
全国上半年的造林数量，超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头四年的平均数。
造林质量今年也有显著提高。
据了解，在全国范围内春季造林一般有80％合乎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最高的地区达到了95％。
解放后几年来，特别是十二年绿化祖国的号召提出后，全国声势浩大的造林运动是空前的。
据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五年来全国造林面积大约占到了全国土地的1％，绝对数字达到了解放前三十五年造林总面积的三十三倍多。
现在我国的森林总面积已经超过了印度，而在世界几个主要国家中仅次于苏联、印度尼西亚、美国和加拿大。
当然，由于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现有森林面积和国土、人口比仍然很小，落在许多国家的后面。
今年春季造林有五大特点：
一、今年各地党和政府对造林工作的领导加强了，不少领导干部领导群众亲手造林。
二、北方地区今年改变了过去分散造林的作法，采取了集中、成片、成沟地营造的办法，因而收效大。
三、今年各地春季造林，一般动手早、规模大、质量高、行动快，如气候条件非常复杂的河南省，2月底开始春季造林，仅一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
四、今年造林各地很注意使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注意了发动群众开展山林副业生产，发展收益快、收益期长的经济林。
如北方推广了山西晋北大泉山林中种杂粮经验，南方推广了林、粮间作技术。
五、今年春季造林中青年人的作用很大，他们的造林工作普遍获得：
“认识好，劲头大，信心足，顽强坚韧不怕困难”的好评。
今年春季造林工作成绩辉煌，是由于去年的绿化规划鼓励了广大干部和群众；
去年又开展过造林工作检查，各地对今年造林都作了些技术上的准备。
各地都建立或健全了造林的专门机构，今年都召开过造林专业会议。
各地林业部门在开展林业宣传的同时，还普遍为农业社训练了林业员。
各地还整顿了农业社的林业组织；
合理解决了社员的造林报酬问题；
一般实行了包栽保活、包抚育的措施。
当前造林工作中仍然有一些缺点须注意克服，而且各地的成绩是不平衡的。
如去年开展的造林检查，由于对成就估计不够，曾经影响了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造林积极性。
有些地方还对农业合作化为造林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估计不够因而未充分依靠农业社积极造林。
这些地区造林进度迟缓、不平衡。
有些基层干部强调群众目前利益，愿意砍伐，不愿造林。
地区之间还有种苗余缺不均等问题。

“北方大理石”驰誉亚非
埃及将用来重修塞得港
日本准备用它装饰大厅
本报讯
辽宁日报消息：
埃及将用我国辽宁、河北两省出产的“北方大理石”重修塞得港和开罗。
中国矿产公司决定从第3季度起，先将八千多平方公尺大理石销往埃及，7月份就可装船出口六百多平方公尺。
我国除云南省的大理县出产著名的大理石以外，在辽宁、河北两省也出产这种石头，人们称为“北方大理石”。
它具有云南大理石同样的美观、滑润、坚固的特点，而且比云南大理石块大，可以做大建筑物的墙板、地板、圆柱和楼梯台阶，是一种高贵的建筑材料。
辽宁省出产的“北方大理石”有两种，一种是本溪市郊所产的“东北绿”，曾用来装饰北京苏联展览馆中的大圆柱；
另一种是金县出产的“东北红”。
现在，这种“北方大理石”已经引起许多亚非国家的兴趣。
除埃及外，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要在东京建筑一所自称为“空前未有”的大楼，也准备用“东北绿”装饰大厅。
日本神荣生丝株式会社已买妥了一批河北省出产的晚霞大理石，在7月份就可装船出口。
新加坡森林有限公司已经同中国矿产公司签订协议，愿意代销我国大理石。

半月农情
夏至（6月22日）——小暑（7月07日）
广东、福建、云南的南部地区（粤东、闽南、云南亚热带）的早稻已经基本收割完毕，北部地区的早稻正在收获。
长江流域各省的早稻大部抽穗灌浆，有的勾头待收。
全国多数地区的棉田已进入开花期。
华北地区的春播玉米已有半人多高，已播的夏种作物普遍出苗。
东北和内蒙古等地进入紧张的夏锄阶段。
北方地区的水稻插秧已告结束。
这就是近半个月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
放松夏锄，就有撩荒的危险
北方杂粮产区，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一般还是处在夏锄阶段。
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夏锄比别的地区日见紧张。
麦收后复种的作物相继出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农民都投入了间苗工作。
有些地区自然条件相差不多，但是夏锄进度快慢悬殊。
辽宁、吉林有些地区已经锄完了头遍，进入二遍，可是，内蒙古有的地区连头遍还没有动手。
北方地区由6月下旬起气温渐高，草苗生长迅速，夏锄缓慢的地区，不急起直追就有撩荒的危险。
棉苗生长好，管理不能松
大部地区的棉花生长良好，一般苗高一尺到一尺半。
早播的棉田，已出现幼铃。
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等省的棉苗比去年好。
山西的棉花因春季气温低一度生长迟缓，到6月下旬前后就转过来了。
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的棉田有缺苗现象。
辽宁省的棉花一般生长较好，但是部分地区在6月下旬受到雹害。
许多棉区自6月中旬以来普遍发生虫害，其中主要是棉蚜。
有些棉区的农业社只重视小块丰产棉田的防治，放松大面积棉田的治蚜工作。
目前棉蚜还在为害棉苗，棉铃虫又已发生。
兼治这两种害虫是最近一个时期的重要事情。
棉花追肥，一般应该由7月初开始。
追肥用的肥料够不够？
不够怎么办？
每个地区，每个生产单位都要具体地合计一下。
作好抢收抢插的准备
“大暑”以后，长江流域各省就要开始收割早稻。
作好准备，迎接丰收是这些地区农业社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地区，早稻收割以后，就要立即栽插连作晚稻。
从收早稻到插晚稻一般只有二十天的空隙。
因此，妥善安排抢收抢插的劳力，才能收好早稻，插好晚稻。

台风紧急警报
本报讯
16日下午六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台风紧急警报：
今天下午两点，台风中心位置在北纬二十一度、东经一百十六点五度附近，即东沙岛西北方约五十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台风中心正以每小时十二海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今天午夜前后将在广东的汕尾附近登陆，汕头至香港之间的沿海地区及附近海面上，风力可达十——十二级，台湾海峡、广东东部、中部的其他沿海地区，南海的东北部、西北部、东江流域的中下游等地区风力将增大至六——九级，广东东部将有暴雨出现。

吉林的养鹿事业
王凌云
鹿的全部躯体都是制药的原料，其中特别珍贵的是鹿茸。
吉林鹿茸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吉林的养鹿事业历来著名，早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捕获野鹿进行饲养繁殖。
省内东南部山峦起伏，林木茂盛，气候温和，还有丰富的鹿饲料——幼柞林。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特别重视鹿的繁殖。
几年来陆续建立养鹿场有九处；
在双阳、伊通、永吉、磐石、敦化、珲春等县的部分农业社也都养鹿，其中双阳县的五个农业社就养了千多只鹿。
估计在今年末，全省养鹿的总数将达到六千多只。
其中除有一小部是黄臀赤鹿（马鹿）外，其余为梅花鹿。
由于养鹿的饲养管理水平提高，目前养鹿场每百只母鹿年内平均可获得七十只成活的小鹿，最高的达到八十七只。
吉林的养鹿事业有很大发展前途，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鹿场共给国家生产鹿茸四万五千两，总值二百二十五万元，可换回钢材一万零六百四十二吨；
预计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末，全省养鹿的头数将达到一万七千多只。
鹿对自然环境适应性很强，发病率也较低，和养一般家畜没有多大区别，但要终年在舍内饲养，并不能使人接近。
鹿除爱吃柞树叶外，青绿和干藏饲料也都喜吃。
（附图片）

广西省今年救灾工作成绩显著
据新华社16日讯
广西省接受了去年因灾死人的教训，今年的救灾工作已经有了改进。
首先是加强了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
省、专、县、乡各级都先后建立了救灾委员会和办公室，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广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目前救灾工作的紧急指示”，并于6月10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专门布署了夏季生产救灾工作。
会议确定当前农村工作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强调全面安排，全力以赴，深入检查和作好粮食统销、救济、疾病医疗等工作，并使之同生产紧密结合，从思想上关心人民疾苦，用一切办法保证不再饿死一个人。
为了及时掌握灾情，广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在6月10日发出了“关于夏荒期间查灾报灾的规定”指示，要求各专、县生产救灾办公室向省救灾办公室建立经常的定期汇报制度，乡、区向县，县向专区建立相应的定期汇报制度。
在全省范围内还实行“全面规划、逐户安排、定工生产、定额辅助”的办法，使灾区群众从生产到生活，从钱到粮都有了统一的安排。
全省已经发到灾区的救济款有五百多万元，农贷款一千二百多万元。
为了保证灾区群众有钱能买到粮食，省民政、财政、粮食三厅共同发出通知，将一部分救济款折粮发放。
为了解决吃过头粮问题，各地进行了粮食补销工作。
广西省6月份计划从云南、贵州两省和省内调运粮食二千二百五十万斤到灾区。
目前广西省和云贵两省支援的汽车一千二百三十多辆及其他运输工具正向灾区赶运。
广西省卫生厅并已增拨各地医疗款二万零五百元。
发出磺胺类药品六十多万片，抽调医务人员五十八人分赴重灾区工作，防止灾区疫病流行和抢救病人。

我国救灾工作的伟大成绩
——驳斥右派分子说“人民政府救灾不力”的谰言
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　熊天荆
近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在救灾工作方面，他们同样以幸灾乐祸的态度，散布了许多谰言。
说什么“人民政府救灾不力”，“灾区人民苦的不得了”，“群众处于死亡的边缘”等。
我是负责具体救灾工作的，有必要把建国以来的救灾工作情况，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作一番简略介绍，帮助各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毒辣阴谋。
历史上灾后的悲惨景况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的国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长期处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很低，农业经济很落后，人民不可能有充分控制自然灾害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救灾，而且直接造灾。
他们滥伐森林，破坏水利，使灾荒一代比一代增多，一次比一次严重；
并且乘人民之危，横征暴敛，发灾荒财。
因此，每当遇灾，便呈现出一副极为悲惨的景象。
“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道殣相望”、“人食人肉”，是记载上常见的词句。
我国人口的生育率虽然大，而过去人口的增长率却不很大，1835年即清道光15年，全国人口为四亿零一百七十六万，到国民党时代经过一百多年，仍只四亿五千万，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常常有大量的人口死于灾荒。
据“中国救荒史”记载：
清嘉庆15、16年，道光26年、咸丰7年、光绪2、3、4、14年等八年的统计，死于灾荒的人口达六千五百七十八万人；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1920年到1936年中十六年的统计，死于灾荒的人口也达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人。
自然，记载并不是完全的。
这些悲惨的历史，年青的人想像不到的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即得到了扭转。
建国八年来，受灾面积最多到二亿二千九百多万亩（1956年），最少有五千六百多万亩（1951年）；
受灾人口最多到七千四百多万人（1956年），最少有二千七百多万人（1952年）。
受灾最重的1954年，因灾死亡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一人；
1956年，因灾死亡一万零六百七十九人。
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溃堤决口、山洪暴发或海潮袭击，来不及躲避的情况下淹死的；
真正饿死的1954年仅四十四人，1956年也仅五百七十八人。
这和旧社会灾后死亡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临着多年来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的残破不堪的局面，第1件事是如何战胜当前的特大灾荒。
1949年12月政务院生产救灾指示说：
“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高度的注意，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1950年01月内务部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说：
“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救灾负起高度的责任，不要饿死一个人！
如有对灾情不了解，对春荒无准备，饥饿来临毫无办法，那就应受到责罚；
反之则是人民的功臣，应受到奖励”。
中央并明确提出救灾的方针是：
“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并辅以政府必要的救济”。
几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的干部、群众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创造了一系列的有效办法和采取了各种有效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百年未有的水灾、五十年来未有的台风灾、几十年来未有的旱灾以及历史上少有的霜冻等严重灾害。
不仅很少有饿死人的事，而且不论如何大的灾或连灾的地区，都能马上恢复生产，争取丰收，创造出了许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救灾工作的伟大成就
灾来时的抢救工作
为着改变自然面貌，增加抗灾力量，国家在根治河流、大型小型的水利工程上，水土保持、封山育林工程上，采取了许多伟大措施，而且已经或正在发挥效果。
但是，由于我国的国土很大，自然条件又很复杂，解放以后短短几年的努力，还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灾害，因此，这几年仍有不同程度的灾荒发生。
但灾是可以抵抗的。
有灾发生，各级党政领导总是把抢救做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上百万、上千万的干部、群众投入防汛、抢险、抗旱、防霜、捕虫的斗争，小灾可以完全消灭，大灾可以缩小损失。
1954年江淮流域的洪水大于1931年，1931年武汉市曾被淹四个月，死人无数，而1954年武汉市水位比1931年决口时高出近三公尺，该市人民住在水的包围中，极为镇静和极有秩序地与洪水搏斗了三个月，水涨堤高，终于把洪水打退。
这一年安徽、湖北等六个重灾省，把一千三百多万抢救出来的灾民，转移到非灾区，灾民到那里，干部到那里，供应也到那里。
灾民可携带的财物没有损失，从转出到迁回，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有一位老先生说：
不是我亲自视察，我几乎不能相信有这样的事，人民的力量真是伟大！
1956年又是一个大水年，哈尔滨市松花江的水位高出市面二、三公尺，在全市人民英勇抗御下，也确保了该市的安全。
这一年沿海各省又进行了抗御台风的斗争：
上海市在得到警报后，极短的时间，做好了防御工作，使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有效的保障，损失至微。
江苏省数百里的海塘江堤，挡住了台风、海潮的冲击。
此外，如大规模的抗旱，同样取得了伟大成绩。
1952年春季，开展了全国性的防旱抗旱运动，修渠、打井，共扩大灌溉面积三千二百四十余万亩，对保证这一年的丰收起了极大的作用；
去年湖南大旱，合作社组织社员车水翻山、越涧，终于使旱灾成为“插花灾”。
再如大规模的防霜，1953、1954两年，虽然遭到历史上少见的大霜冻，但经过各省发动群众浇水救苗，终于挽回了收成。
这类事迹，不胜枚举。
在每次抢救灾害的斗争中，广大干部都奋不顾身，那里危险守在那里。
为抗灾牺牲的干部，有县长、乡长、部队的连排长，及其他干部和积极分子，仅1954年保卫武汉市的斗争，就牺牲了一百零八位优秀的同志。
上述这些伟大事迹，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成灾后的恢复工作
成灾以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生产。
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口号是“生产救灾”。
发展临时性的副业是治标，恢复并发展原有的农副业是治本。
水灾、风灾后，堵口复堤、排水种麦、抢种晚秋、修盖房屋等；
霜灾、旱灾后，抢救禾苗、加强田间管理、抢运种子、实行补种改种等。
这些，常常要投入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要有广泛的动员和细致的组织。
1954年江淮流域遭到百年未有的大水，受灾各省，灾区与非灾区共同努力，利用各种办法争取多收粮食，湖北、安徽等五省共多收粮食七十九亿斤，对缓和灾情起了很大作用。
加上副业生产，几个月后，1955年的春天，除了有一些住房还是棚子以外，已看不出受灾景况。
这还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
合作化以后，人都组织起来，物资、工具和资金都集中起来，生产自救的力量更为增强了，灾区生产恢复的又快、又好。
1956年河北省的水灾是最大了，但河北省种麦三千八百多万亩，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种麦面积。
在这期间，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南等五省统计，灾民的副业收入达四亿零八百多万元，可买粮食四十多亿斤。
这就给灾区人民目前的和今后的生活以有力的保障。
解放头几年，在我国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的时候，是这样办，现在仍是这样办，这就使我们已不再重见历史上灾后的悲惨景象，而能有信心地战胜灾荒，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有吃有穿、安居乐业的生活。
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高度关怀
大力进行救济和扶持
灾民度荒主要靠生产自救，对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自给的灾民，政府作了大力的救济和扶持。
每年国家都拨出大批款项用于生产救灾。
建国八年来国家发出的救济款共达十二亿九千余万元，其中1956年灾后到现在，拨给各灾区的救济款即达三亿七千余万元，加上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及发放灾区的贷款，共达八亿六千万元。
单只救济一项，按每人每月救济二点五元计算，即可维持二千四百六十多万人半年的生活。
其中河北一省，即发放了救济款一亿一千零四十万元，受救济的灾民，在重灾区一般占40％，多的达70％，在轻灾区也占20％。
仅去年冬季就救济了四百二十六万人。
为了救济的公平合理，我们提倡“领导掌握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原则。
各地在执行这一原则中，创造了许多好的发放办法。
如湖南、江苏的“一次评议、分期发放”，河北的“定工生产、定额救济”，许多地区的救济款、贷款、优抚款等结合发放的办法，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特别是每当灾民处在危急的时候，广大农村干部，克服艰难困苦，亲自上门救济，使灾民转危为安。
1954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之后，继之以寒潮大雪，许多干部带领群众破冰、扫雪、架桥、开路，使灾区物资供应未因风雪而中断。
而且背粮、携款、带衣逐户查访急救，使被风雪围困的灾民免于挨饿受冻。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历史上那一个政府曾对灾区人民作过这样多的支持？
没有过的。
灾区群众说得好：
“旧社会闹灾没人管，现在闹灾不愁吃、不愁穿，有米有面过荒年，如果不是共产党，卖儿卖女卖庄田！”
保证灾区粮食供应
救灾的迫切任务是保证灾民有吃的。
开国之初，粮款有限，只能保证灾民有粮掺着代食品吃；
近年粮食多了些，调运也便利了些，特别是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已有把握保证灾区得到比较正常的粮食供应，虽然还要节约度荒，但比之以前已大大不同。
拿1956年来说，从全国各省调入七个重灾省的粮食达七十多亿斤，这些粮食如果用载重三吨的大卡车来运，就需要一百三十一万多辆大卡车，需要摆成长达一万三千一百多公里的行列，这等于从北京到广州来回三趟之远。
去年调往受灾最重的河北一省的粮食，即达三十六亿八千万斤。
河北全省有灾民一千五百万人，调入的粮食按每人二百四十五斤计算，可够全省灾民吃一年。
当然，调入的粮食不是全部平均分配给了灾民，而灾民尚有其他的副业收入，因而虽然遭了特大的灾，灾民生活还是相当安定的。
如果不是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要想把这么多粮食统一调配到灾区，是很难办到的。
同时，要保证灾区粮食供应不缺，粮价一点不涨，也是不可能办到的。
建立机构深入查灾
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为了统筹安排各项救灾事宜，都成立了有有关部门参加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和办公室，层层制订了生产救灾的全面规划，使生产救灾的各个环节，都能有效配合，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了及时掌握灾情，解决灾区存在的问题，有关地区都规定了自下而上的报灾和自上而下的查灾制度。
国务院和有关各部，曾多次派高级负责干部亲赴各地视察和就地指导工作。
受灾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更不断深入灾区检查。
至于专、县负责干部下乡查灾的人数就更多了，河南省去年雨雪期间，派出查灾的各级干部达五万多人。
许多灾区实行了“县干部包乡、乡干部包社、社干部包户”的层层包干负责制度，这些干部长驻灾区，与灾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出主意，想办法，与群众共度灾荒，不到收成下来不回机关。
许多负责救灾工作的干部，如广西省前民政厅厅长杨德华同志，始终一贯的关心灾民的疾苦，曾向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样的同志人数不少，是值得赞扬的。
由于各级干部对救灾的认真负责，不断加强领导和检查，一般都能做到：
情况反映迅速，问题解决及时，保证了灾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救灾工作中的缺点
生产救灾的成绩是说不完的。
我们应该对同灾荒作斗争的历史性的胜利、干部和人民的无限努力，给以足够的估计。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人民政府救灾不力”，缺点多于成绩，是不符合事实的。
应该看到：
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合作化后，生产关系的改变；
政府、人民、军队站在一条战线上向灾荒作战；
全国一致支援灾区，“要什么有什么”；
是救灾力量的来源。
否则，不能了解为何能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
救灾工作的成绩很大，但缺点仍是很多，有的且特别严重。
救灾的战场很宽，常有为了这里，忘记那里；
重视重灾区，忽视轻灾区；
重视中心区，忽视边缘山区等现象。
救灾工作需要许多工作部门配合，有时配合不够，如钱到了，粮没有到；
发放救济款时，没做到完全公平合理。
这就必须检查有力、纠正及时，否则就会给灾民以不应有的损害。
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人民生活，如广西省在1956年春季发生饿死人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分别给予有关负责人员以严厉处分。
我是负责全国救灾具体工作的，未能事先察觉，建议领导及时给以制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为基本消灭灾荒而斗争
我国地区广大，每年都可能有灾荒发生。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用人力减少灾荒，但尚不能消灭灾荒；
和灾荒作斗争还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基本消灭灾荒的努力方向，纲要规定：
从1956年开始，在七年至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和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灾和病害。
我们应当再接再厉，为逐步实现中央的这一伟大号召而斗争。
首先，要因地制宜，采用各种有效措施，改造自然，改造土地，如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以及适当的改革耕作制度等。
安徽省在耕作制度上推行“三改”（即在淮北地区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改种高产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1955、1956两年增产粮食共三十四亿四千万斤；
河北省天津专区实行洼地改造、改种，1956年在五十八个洼淀里改种了四百四十多万亩耐水高产和早熟避涝作物，收获粮食六亿六千多万斤；
这些办法，都是很好的。
其次，连灾地区要加强救灾、防灾机构，制订全面的、长远的防灾规划。
防灾工作，各地都要注意，连灾地区尤其要注意。
这些地区原有的救灾委员会和办公室，应当继续加强，有灾领导救灾，无灾筹备防灾。
还需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地形条件、生产条件以及历年灾荒发生发展的情况，订出全面的、长远的防灾规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实现消灭灾荒的要求。
再次，要提倡农业社储粮备荒。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1956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
今年夏、秋作物丰收的地方，应当开始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经过典型试办，号召有条件的农业社，根据纲要的要求，实行储粮备荒。
我们已有丰富的救灾防灾经验，强大的救灾防灾的物力与人力，只要我们严厉地克服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打败灾荒，并逐步消灭灾荒！

湘绣将在兄弟之邦开花结果
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到我国湖南省学习“湘绣”技巧的两位姑娘——敖斯勒浩和则日玛，在名师的指导下，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已经掌握了绣翎毛、花卉、昆虫等技巧。
图为刺绣技师秦洁民（左）在指导她们学习。
　张云龙摄（新湖南报社稿）

世界青年运动会月底举行
将有五十国的四千运动员参加比赛
本报莫斯科16日电
第3届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即将在7月29日到8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
15日苏联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安德里阿诺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第3届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在规模上超过了前两次。
到目前为止，有五十个国家的四千运动员将参加。
在这次运动会上将举行二十三项男子比赛，十四项女子比赛。
芬兰、法国、埃及、中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国都派出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
英国将参加十二种比赛，代表团由一百三十七人组成。
南斯拉夫将派出一百二十个运动员到莫斯科。
苏联的代表团有五百人，他们将参加二十种比赛。
这次第3届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虽然与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同时同地举行，但是在组织上它是完全独立的。
在决定举行这次运动会时，许多国际体育组织都表示支持和同意。
许多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人接受了第3届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的邀请，有一百四十五位国际级裁判员将参加大会工作，其中包括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理伯（法国）、乒乓球联合会主席孟太鸠（英国）、田径赛联合会主席纳贝尔（芬兰）等。
许多国际体育选手、十六届世界运动会得奖者将参加大会比赛。
现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外国代表将住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宿舍里，那里已经粉刷一新。
第1批代表已经来到了莫斯科。
参加此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本来可以更多一些，可是某些国家却阻挠运动员参加这次运动会，例如美国国务院就禁止运动员出境，因此美国只有一个现在欧洲的乒乓球队参加。

严防外国在中缅之间点火
“仰光日报”评论中缅边界问题
新华社仰光16日电
有影响的“仰光日报”14日发表社论说，从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缅边境问题的报告看来：
“可以认为今后问题的解决仍然会是顺利的。”
社论说：
“边境问题自然是很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想使缅甸政治局势中的问题复杂化的外国集团的人们，以及某些已经陷入外国的外交圈套的缅甸人，希望在殖民主义者在很多年以前造成的问题上在缅甸人和中国人之间点火。”
它又说：
“美国人假装为了我们而难过，他们在进行干涉。
这使我们想起了他们为了要把蒋介石保留在他们那一边而对台湾进行的干涉。”
社论强调说：
“由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相互和面对面的讨论和由中国与缅甸来解决的原则是正确的方针。”

人民中国走向新的胜利
——真理报发表社论评我人大会议闭幕
据新华社莫斯科16日电
“真理报”今天以“人民中国走向新的胜利”为题发表社论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已经结束。
中国人民有权利认为，过去的一年将是他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巩固地确立了。
它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
社论说，正是由于实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最深刻的革命变革——即一种所有制改变成另一种所有制——是在没有破坏社会生产的正常进程的情况下发生的。
此外，在取得社会主义改造战线方面的胜利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高涨。
社论接着以具体事实说明了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
社论说，在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开展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在这个巨大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员们首先让非党群众的代表讲话，并且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
在全国各地举行的会议上，用这种方法揭露了很多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这一切都有助于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机构改进工作和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同时，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乘机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
人民政权的这些敌人百般地企图缩小共和国的成就，恬不知耻地夸大缺点，硬把这些缺点说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产物”。
但是，想要破坏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信心的企图可悲地破产了。
结果，孤立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右派分子自己。
社论说，这次会议前不久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这次会议开幕前夕，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注意地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讲演。
这个讲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出现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这个讲演给了中国人民在新环境中以明确方针，帮助他们判别哪些言论和行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哪些言论和行动是和它敌对的。
这次讲演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达到新的更紧密的团结。
这次讲演中所发展了的一些论点对于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讲演增强了中国千千万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的力量，他们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敌对进攻。
当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在反对右派分子想使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中，不能站在斗争之外。
会议代表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社论指出，这次会议再次表示了中国人民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希望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会议参加者严厉谴责了某些右派分子的反苏言论，并且一致肯定他们对伟大的中苏友谊的不可动摇的忠诚。
会上对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裁军、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其他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表示支持。
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说，“苏联的这些建议，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主张。”
社论最后指出，人民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有力因素。
苏联人民衷心祝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胜利完成，并且兄弟般地希望中国人民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从新的基点上迈步前进
——民主德国工业生产情况鸟瞰——
王揖
基本矛盾
“战争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分裂破坏了经济的整体”——在我们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企业领导干部或普通工人的时候，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这样的申述。
尽管战争的结束和分裂局面的形成都已十多年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但是这些话题今天仍然是十分新鲜的。
因为它不仅显示了广大德国人民对战争的愤恨，也不仅在很多城市和工厂中今天还可以看到战争和分裂的烙印；
而更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评价民主德国工业恢复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需首先研究这两个因素。
战争带来的最大的损失，是很多城市和工厂被严重破坏。
在德累斯登，副市长迪特里希给我们展示了一副满纸残垣碎瓦的巨大照片。
这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已经决定了德国的命运以后发生的悲剧。
美英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不让德累斯登的工业落入日益逼近的苏军和面临着解放的德国人民手中，在雅尔塔会议后的第3天和第4天，出动了成千架飞机，狠命地炸毁了这个有着七百五十多年历史的美丽古城的80％的建筑物。
一直到今天，人们在这个城市里还可以看到断垣残壁。
战争带来的另一种破坏，是在美军一度占领期间发生的：
在巨大的贝伦煤、电、化学联合企业里，美军把人造汽油的全部装置炸毁了。
在著名的矮克发胶片和人造纤维工厂里，美军劫走了所有的精密仪器和技术人员。
在世界上第1个制造显微镜头的蔡司光学仪器厂里，美军偷走了所有的重要设计文件，并且鼓励蔡司的董事们在西德开设了一个同一产品牌号的小小的工厂来和耶那蔡司抗衡……。
根据统计，民主德国工业生产力因为战争破坏和战后拆卸的损失，约为50％左右。
至于分裂所造成的困难，更是很多人难于想像的。
只需举出这样一个数字，就可见一般。
根据战前工业分布的情况，现今民主德国地区的机器制造业，约占战前全德的30％，而煤和钢铁的产量，只占6％左右。
这种机器加工能力大而原料少的情况，一直到今天还是民主德国工业生产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这个矛盾带来的第1个结果，就是必需大量进口原材料来维持工业生产。
例如：
1957年需用硬煤九百一十七万三千吨，其中要进口六百三十五万吨，需用冶金焦煤二百四十三万六千吨，要进口一百七十万吨；
需用非冶金焦煤二百六十九万四千吨，要进口六十九万吨。
而要进口，就必需要出口。
加之民主德国的粮食、肉类、油脂、菜蔬和水果都不能自给，也都需要用出口工业品去换取。
根据粗略的统计，民主德国的工业产值中，约有30％至40％是供输出的。
这就带来了第2个结果：
民主德国原有的企业中，战后约有60％的机器不能更新。
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和克服分裂后的困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民主德国政府几年来坚毅不屈地在同一个时间内执行着不同的困难的任务：
积极建立工业原料基地；
恢复生产并使之很快地能有所积累；
大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使之达到和超过原有的——也是欧洲最高的生活水平。
这一切，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战胜困难
在战后十二年的今天，我们访问这个伟大的兄弟国家，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已经从重重困难的压迫下巍然地站立起来了，并以巨大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目标。
为了满足工业原料的需要，很多新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
斯大林城——一个以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而形成的新的城市——第1次出现在地图上了。
这是一个每天可产三千二百吨钢的巨大的企业（目前民主德国年产生铁一百五十万吨，钢锭二百八十六万吨，钢材二百二十万吨）。
褐煤的生产，也从1950年的一亿三千万吨提高到1956年的二亿零五百万吨。
供应纺织工业使用的人造纤维工业也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到1960年，民主德国人造纤维的年产量将达到了一万五千多吨的水平……。
民主德国工业建设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它战胜特殊困难的自然条件方面。
这里还是用煤来作例子：
民主德国的硬煤产量每年仅一百八十多万吨，工业和民用煤主要靠褐煤。
所谓褐煤，它根本没有我们一般人所想像的那种成块的形状，更没有闪闪发光的黑黝黝的颜色，说得形象一点，那只是一些松松散散的褐色的土块。
褐煤的煤层不深而分布的面很广，多是露天采掘。
因此，为了开采褐煤，就得翻山倒海地毁掉许多田地和房屋。
我们参观了莱比锡城南约二十公里的一个贝伦露天煤矿。
这个煤矿的开采方法同我国抚顺和阜新矿完全不同，它不是在剥离了表土后就向下和向四周开采，而是在一个一公里半的宽度内一线推进。
因此，掘煤面不断地推向莱比锡城市。
一个带路的工程师不无忧愁地告诉我们：
再等四十年，我们就要掘到莱比锡城郊了。
那时，你们站在奥斯特里亚旅舍的房顶上，就可以参观我们的工作了。
采掘的褐煤，还需要经过复杂的加工过程。
褐煤的水份占57％—60％，热量仅二千卡里罗。
要用作燃料，就需要经过机器加工造成煤砖，使水份减到10％，热量增至四千卡。
平均制造这样的一吨煤砖，需要褐煤二点九吨。
如果要炼成冶金用的焦煤，还需要继续将煤砖加工。
民主德国东部科特布斯专区的劳哈马大型炼焦厂，就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用褐煤炼焦的工厂。
这个工厂1951年才开始生产。
它用一种特制的高炉，使煤砖经过二十小时的加热处理，最后变成焦煤。
生产一吨焦煤，平均需要一点六吨煤砖。
这也就是说，一吨焦煤需要四点五吨褐煤。
推动民主德国工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迅速和有效地恢复旧厂。
德国同志们在破坏严重和机器增加很少的条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使很多旧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并且大大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这里可以举出劳伊纳工厂为例。
劳伊纳原先是法本公司的一个企业。
它目前的产品包括人造肥料、农药、塑料半成品、油漆接触剂、人造汽油等共三百七十五种。
这个工厂的设备在战争结束时有80％都被破毁了，四百个高级技术人员中有两百个跑到了西德。
剩下的人员中，也还有个别的坏分子。
我们参观这个工厂的前三天，该厂的副厂长桑道尔夫还刚刚因为反动言行而被解职。
但是，这些困难都被一一克服了。
他们曾用拆东补西的办法，使很多机器重新开动了。
我们参观的煤气压缩车间，那儿原有九组机器，现在拼成了七组，若干机器上还打着补锭。
他们还团结了原有的老工人和尽力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的技术人员。
结果，这个工厂在1950年就已经达到了收支平衡，目前很多产量都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其中四分之一的产品远销中国和埃及。
哈雷专区党委书记布鲁克·佛兰茨告诉我：
现在西方国家不再说我们不能恢复劳伊纳了，他们已经不得不确信我们事业的发展，羡慕并且梦想再次夺去这个重要的工厂。
为了这个目的，在西德的股票市场上，甚至开始出售他们并无股权和股分的劳伊纳工厂的股票了。
崇高目标
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到1956年为止，已经达到1936年水平的218.6％。
目前它正从一个新的基点上迈步向前。
根据第2个五年计划的精神，必须继续发展国民经济，在生产上超过西德，在技术上达到世界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民主德国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广大的工人群众，正以惊人的努力工作着。
他们一方面积极增加工业原料——特别是煤和塑料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大力改进机器设备和研究新的技术。
煤炭生产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现有露天矿的剥离工作量和加速新的煤矿基地的建设。
剥离赶不上煤炭采掘的情况，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存在。
在五年中，挖煤的速度提高了51％，而剥离速度只提高了36.4％。
目前，有三十个露天矿，剥离了的面积，仅够一、二个月的开采（只及1951年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十个矿的产量，相当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
为了转变这一情况，在今年国家计划中，已经大大加强了生产采掘机械的投资，计划从今年起到1960年止，国家将新增加一百四十个大型的采掘机。
增加工业原料的另一个来源，是广泛地运用塑料制品。
统一社会党中央工业部长隆哥维奇告诉我们：
“塑料在工业上已经不能叫作代用品了，它是一个新的极其珍贵的原料。”
他说：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建筑中用的排水管已经改用塑料产品了；
机器上的轴承，塑料也比钢材为佳；
民主德国生产的P—70汽车，外壳全部用塑料，坐垫也用塑料产品；
至于日用品中，塑料皮包很难区别它是真皮或者假皮，其它如枱布、衣料、袜子等等，民主德国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都有着良好的声誉。
至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当然也同样有着很多困难。
主要是供应本国使用的某些机器的生产不足。
我们曾经参观了民主德国最大的罗斯托克瓦诺夫造船厂，这个工厂的船身制造能力很大，但是机器供应不足。
党委会的同志告诉我们：
如果能得到足够的机器，每年可以多造六只一万吨的远洋货轮。
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速度的增长。
虽然有不少的企业领导同志告诉我们，在第2个五年计划过程中，他们的机器将全部更换，可是从全国来说，主要的仍然是要尽量利用现有设备，并且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不断改进操作方法。
根据隆哥维奇提供的材料，1955年工人共提出了二十七万多项合理化建议，增产了价值二亿五千马克的产品，1956年的合理化建议更多了，增产总值达到了三亿六千马克。
技术革新的另一方面是改进产品设计。
1955年到1956年，新发明了三百多种工作母机、量具和仪器，其中不少的产品在莱比锡展览会上得到了很多的好评。
为了了解新的技术的发展，我们参观了一个正在建筑中的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喷气式客机设计处。
这是民主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合作的结晶。
民主德国即将生产的喷气式客机，在速度、航程、乘客容量各方面同图一一○四都差不多，但它却具备了另一些特点：
四个喷气筒，分两组装在机翼之下的一个杠杆之上，既可以减轻机内的噪声，也便于随时更换；
同时，由于机体和动力装置的协调较好，在消耗燃料方面也更经济一些。
我们参观了十六个民主德国的工厂，同很多经济领导工作者谈过话。
我们深深赞佩德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的智慧。
我们衷心地祝贺他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中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

伏老欢宴胡老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15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大克里姆林宫设早宴招待了胡志明主席。
越南方面出席的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
苏联方面出席的有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福尔采娃、什维尔尼克、波斯伯洛夫、柯西金和别尔乌辛等。
伏罗希洛夫、胡志明和勃列日涅夫在宴会上讲了话。

佐林剥开美国裁军方案的皮
重申苏联主张根本解决裁军问题
新华社16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16日讯：
苏联代表佐林7月15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批评了美国的裁军提案。
他说，美国代表史塔生7月12日在小组委员会上综述了美国目前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列举了美国同意实行的五点。
可是，不难看出，这几点只不过是一些泛泛之谈，决不说明美国立场的实质。
这次说明绝对无助于对澄清美国的立场、决不会有利于谋求彼此所能接受的协议。
佐林接着就史塔生谈到的五点把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作了对比。
他说，史塔生的第1点说：
“停止试验”。
美国建议停止试验十个月，这一点也不会妨碍根据已作好的计划进行定期试验，并且美国提出停止试验的前提是就其他裁军问题达成协议。
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由于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立场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苏联建议立即作出停止试验各种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两、三年并对此实行国际监督的决定，并且不使这个决定取决于其他裁军问题的解决。
史塔生的第2点说，“停止生产炸弹”。
大家知道，美国没有建议停止生产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建议就将来停止生产军用裂变物质的问题达成协议。
这里美国坚持各国有权用已经积聚起来的可分裂原子材料制造和改进原子武器。
苏联建议停止生产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目的是使这个措施对消除原子战争威胁具有现实意义，并且应该在采取这个措施的同时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从各国军备中取消这种武器，销毁现在储存的所有这种武器。
史塔生的第3点说：
“开始把炸弹用于动力站之需”。
美国建议逐步把可分裂物用于和平目的。
而与此同时，它坚决拒绝从各国军备中完全取消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苏联认为必须从各国军备中完全取消原子武器和氢武器。
使裂变物质仅用于和平目的：
原子能电力站和运输等等。
史塔生的第4点说：
“永远不用核武器对别国进行侵略”。
美国建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苏联又是建议如何解决的呢？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担不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义务，他们为使用这种武器于军事目的而辩护，说它是主要的“威慑”武器。
苏联建议各国现在就郑重保证不使用任何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于军事目的。
史塔生的第5点说：
“继续尽最大的努力达成协议，规定在第1个步骤的条约以后签订广泛的裁军条约的问题”。
我们同意美国关于必须达成广泛的裁军协议的声明。
佐林说，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主张根本解决裁军问题。
我们在3月18日向小组委员会提出的一项建议可以作为达成广泛的裁军协议的基础。
苏联这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争取达成这项协议。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国青年代表团赴莫斯科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16日讯，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
青年代表共六十七人，他们是中国各阶层青年中选派出来的。
代表团团长胡耀邦，副团长马约翰、周巍峙、项南、吴学谦。
团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丁立准、丁明志、于得水、万泰和、王云祜、王保京、王晋、方言龙、丘正义、叶至善、石昆滨、冰耕野、申效曾、古德·项谦、江文汉、毕文廷、衣不拉英肉孜、托乎塔尔汗、齐胜山、刘瑛、伍觉天、陈生、李孝芳、李廷顺、陆军、狄树勋、李纯、李治国、宋承喜、李敏华、沙马乌子、苏淑南、陈清泉、周士贤、岳尚武、周振远、林萍、林璇、金章郁、吴修辅、吴培信、吴爱莲、恰巴格桑旺堆、郑镇玉、涂世华、赵煜澄、荣鸿仁、郭永健、翁克敏、殷美娣、马烈孙、唐新朋、常城、张士骞、张纪元、阎遐、钱李仁、冀敏秀、赛池、萧健、聂轰、谭卓芬、谭郁玲、谭铭璋。
艺术团团长周巍峙，副团长鲁勒、韦明。
体育队领队马约翰，副领队黄中、李梦华、李凤楼。

国际文化简讯
“漂亮朋友”禁令已解除“悲惨世界”将拍成电影
一部以印中友谊为主题的孟加拉语影片正在加尔各答摄制中。
这部影片的片名叫做“在蓝天下”。
它将表现出被冲突和紧张局势所困扰的世界中的国际情谊和兄弟感情。
影片是根据著名女诗人维尔马的印地文原著改编的，它描写一个思家的中国小贩在印度人民中找到了新的家庭和朋友的故事。
优秀导演哈查里卡将负责导演这部影片。
孟加拉电影界第一流的明星和其他印度和中国演员们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拍摄。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即将摄成电影。
它将由民主德国德发电影公司和法、意两国的电影公司联合摄制。
由著名的电影导演保尔担任导演。
法国政府不久前被迫取消了不准上映根据莫泊桑同名小说摄制的影片“漂亮朋友”的禁令。
这是法国电影工作者和广大观众两年多来斗争的结果。
这部彩色影片是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影片公司联合摄制的。
它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放映过，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的阻挠，一直没有能够在法国上映。
这部影片不久也将在中国复制放映。
英格兰赫弗德地方最近发掘出将近两千年前的一座贵族的坟墓。
墓里有一辆车子的残骸、一些大块的弯曲的铁条、铜条和十四颗镶着漂亮的珐琅的钮扣。
此外，还有一只玻璃碗和一部分陶器。
据英国博物馆一个人说，这次发现是考古学的一次宝贵的发现。
也有人猜测，这个坟墓是库努贝林国王的墓。
沙士比亚笔下的一个叫辛贝林的人物就是以他为根据的。
　（新华社）

日本放宽对华“禁运”
社会党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
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政府今天正式决定并且宣布把对中国的“禁运”限制放宽到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水平。
日本政府的这项决定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内阁会议结束后由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宣布的。
爱知宣布的公报说，日本政府正式作出这个决定，是由于考虑到巴黎统筹委员会在5月间讨论放宽对中国“禁运”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考虑到同中国贸易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
日本通商产业省在内阁会议后接着宣布了被解除“禁运”而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二百七十项货物名单。
被解除禁运的货物中包括工作母机、火车、通讯设备、钢铁制品、化学品和橡胶制品等。
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今天就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发表声明说，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能仅仅靠采取解除一些商品的“禁运”的办法来解决，而应该迅速地解决发展日中贸易方面的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声明再次要求日本政府解决互设贸易代表团、签订支付协定和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以及中国商品展览会代表团人员进入日本时按指纹等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贸易界对日本政府今天宣布的放宽对中国的“禁运”限制的决定普遍感到失望，他们希望能放得更宽些，特别是希望放宽对船舶和重型机器出口的限制。

苏捷党政代表团会谈结束发表公报
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
两党对所讨论的问题意见一致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16日上午十点钟在布拉格宫签署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
苏联方面在公报上签字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1书记赫鲁晓夫，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是捷共中央第1书记诺沃提尼。
公报说，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就和双方有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的代表们满意地指出，自从今年01月签订了苏捷联合宣言以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关系都继续有顺利的发展。
这些关系的坚固基础就是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从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思想和目标、以及从深厚的互相信任和尊重中产生的伟大友谊。
公报指出说，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就两国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政策的配合问题和科学与技术的合作问题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在经济方面签订了一些具体协定。
就其他一些协定举行的会谈正在顺利地进行。
不久即将签订的1958—60年的长期贸易协定将起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
两国公民的互相访问、经济工作者、社会团体人员、科学家和艺术家代表团的相互往来正在扩大。
公报说，在会谈过程中，两国代表团对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表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公报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普遍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为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为立刻停止试验这些武器而奋斗。
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够再事拖延。
公报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完全相信，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互相共处，而不管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
公报接着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共产党代表们之间进行的会谈证实了两党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意见完全一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们告诉苏联共产党代表们关于捷共最近为了坚决地实现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所作的努力。
他们还告诉苏联代表们捷共中央在最近两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重要决定，这两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大大提高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效率的问题和党的思想工作中当前的问题。
公报说，苏联共产党的代表们肯定地并且完全一致地赞扬捷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公报说，苏联共产党代表们告诉捷共代表们关于苏共为进一步发展苏联工农业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他们特别说明了苏共中央06月全体会议的经过情况，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活动。
公报说，捷共中央和捷共全体党员完全同意这些决定。
他们坚决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集团的反党意见和宗派活动，并且认为揭露这个反党集团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苏联共产党内部团结的事业，它的中央委员会的纯洁性、以及为顺利地执行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总路线的斗争。
据新华社布拉格16日电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为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伊·季·格里申7月15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招待会。

一艘英国军舰交费过运河
据新华社15日讯
开罗消息：
一艘英国军舰14日交纳通行费后，通过苏伊士运河。
这是运河恢复通航以来通过运河的第一艘英国军舰。
一千五百七十五吨的英国反潜艇护航快舰“凯里斯波海湾”号是从亚丁经过运河驶往地中海的马尔他岛去。

世界最大的几家图书馆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是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
包括手稿在内，它的藏书达一千八百万册。
其次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和手稿共一千四百万册；
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书和手稿、杂志共一千一百多万册；
苏联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藏书和手稿一千万册；
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藏书和手稿八百万册；
英国博物馆图书馆藏书和手稿六百万册。
中国北京图书馆占第7位，藏书和手稿四百五十万册；
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藏书、手稿三百五十万册；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藏书二百万册。
（新华社）

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在进行中
以色列军队最近不断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进行挑衅，制造紧张局势。
这个情况说明：
一个针对叙利亚的帝国主义侵略阴谋正在进行之中。
这值得一切关心中东和世界和平的人们的密切注意。
叙利亚因为同埃及一起，坚持实行和平中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因而被帝国主义者们、特别是正在中东积极扩张的美帝国主义看作是眼中钉。
从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失败以后，美国就竭力孤立埃及和叙利亚，对它们施加各方面的压力，企图扫除在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而叙利亚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内的政治情势，就成为美国进行侵略的第1号目标。
美国对叙利亚的侵略主要采取颠覆活动的方式。
美国一方面给叙利亚制造经济困难，阻挠它的棉花、小麦、大麦的出口，在叙利亚国内煽动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亲帝国主义的右翼势力，鼓动它们起来实行政变。
特别在约旦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利用巴格达集团国家和约旦等，对叙利亚形成了压境之势，叙利亚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受到了鼓励，跃跃欲试。
他们曾经企图驱逐叙利亚的爱国的青年军官，甚至于暗杀他们，夺取对军队的控制，以便于实行政变。
他们也曾经企图在议会补缺选举中取得胜利，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但是叙利亚国内爱国的民族主义的力量相当强大，美国的这些阴谋都遭到了失败。
因此，美国现在采取了更加露骨的手段来颠覆叙利亚。
从埃及和叙利亚报界所揭露的事实和各方面的动态看来，美国的阴谋是这样的：
美国从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把武器偷运进叙利亚国境，企图在游牧部落和某些山地居民中组织武装暴动。
同时，美国指使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在以、叙边境挑衅，使得叙利亚军队向边境集中，便于阴谋者夺取大马士革、阿勒颇等重要城市。
万一此计不成，以色列就将对叙利亚发动进攻，然后约旦、黎巴嫩等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在美国指使下，将以对付以色列侵略为借口，把军队开进叙利亚，名为支持叙利亚，实则支持叙利亚的亲西方势力，推翻现在的叙利亚政府，实现政变。
美国的这个阴谋，得到法国的支持和配合。
因为法国在二次大战以前曾经对叙利亚实行所谓“委任统治”，它对叙利亚的情况是很熟悉的。
它不难在叙利亚找到一些代理人和内应。
所以，在以色列军队在以、叙边境进行挑衅以后，以色列外交部长梅厄夫人就到巴黎去同法国政府商量。
在她从法国回去以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就对从美国去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叫嚷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
他后来又说，以色列军队已经接到了如何对付叙利亚“挑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如何向叙利亚实行挑衅的指示。
同时，黎巴嫩和约旦也忽然似乎改变了它们前些时候对叙利亚的不友好的态度。
以亲美著名的黎巴嫩外交部长马利克宣布，黎巴嫩认为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就是对黎巴嫩领土的进攻。
而约旦的国防部发言人也说，约旦军队随时准备着。
约旦认为对叙利亚的侵略就是对约旦的侵略。
很明显，帝国主义侵略叙利亚的阴谋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个阴谋同英法侵略埃及的阴谋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用以色列作为侵略的工具。
所不同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从侵略埃及失败中学了一点乖，这次将不直接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牵线，使阿拉伯国家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然后从中取利。
美国最近把价值二千零七十万美元的大批军事物资运到黎巴嫩，给予约旦一千万美元军事援助，显然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尽管帝国主义者们如何巧妙地伪装和掩饰，他们的侵略阴谋是瞒不住任何人的。
如果他们竟然这样迅速地忘记了侵略埃及失败的教训，胆敢在中东重新挑起侵略战争，破坏中东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必然要遭到更大的失败。
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叙利亚人民将会坚决地给予侵略者以回击。
而他们的正义斗争，也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全力支持。
埃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说明中东人民维护他们独立的斗争尽管十分艰苦，但是在中东人民的坚决努力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下，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他们。
本报评论员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
指责荷兰把西伊里安划入欧洲“共同市场”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新任代理秘书长苏维托·库索莫维达格多今天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荷兰政府把印度尼西亚领土西伊里安划入西欧国家所组织的“共同市场”，并且预定在那里采取共同投资开发资源的行动，这实际上是恢复它从前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策。
苏维托说，这种殖民政策的执行甚至有可能发展为集体殖民统治的形式。
苏维托表示希望那些参加欧洲“共同市场”而同印度尼西亚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能够估计到这一点，并且避免引起大家所不希望的政治纠纷。

叙总理警告法国和以色列
如敢侵略将遭到全力反击
新华社大马士革16日电
叙利亚总理阿萨利昨天说：
法国和以色列可能在考虑“像去年11月侵略埃及那样大规模侵略叙利亚”。
阿萨利是在评论一项关于法国和以色列军队在叙利亚南部边界一带集结的消息时这样说的。
他警告说：
“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任何有法国支持的侵略都将遭到全力回击。”
这位总理拒绝了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4日在美国电视广播中提出的他愿意调解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纠纷的建议。
他说：
“阿拉伯人下定决心在关于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我们将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这种权利。”
同时，叙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马鲁夫·达瓦利比在同一天谴责苏拉瓦底的建议是“帝国主义宣传”。
他对报界说：
苏拉瓦底违背了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的长期的政策。
刚刚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的叙利亚外交部长比塔尔也在15日抨击了苏拉瓦底的建议。
他说：
“我们非常惊奇他竟会发表这种言论，特别是在库阿特利总统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我们同他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
比塔尔是在13日经开罗回到大马士革的。
他谈到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密尔最近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说：
阿密尔同沙特国王这次会谈“是成功的，并且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比塔尔说：
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危机正在结束中。
他表示相信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改善，以克服帝国主义对阿拉伯国家的阴谋。
比塔尔还宣布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外交部长已经接受了访问叙利亚的邀请。
访问大概将在冬季进行。

尼日利亚各区一致要求必须在1960年完全独立
新华社16日讯
拉各斯消息：
尼日利亚西部地区执政党行动派的第3次代表大会决定争取在1960年04月02日获得尼日利亚的完全独立。
尼日利亚东部、西部和北部地区一直要求在1960年获得完全独立。
但是，在不久前结束的在伦敦举行的关于尼日利亚独立问题的会议上，英国拒绝规定给予独立的具体日期，虽然它表示在原则上同意尼日利亚独立。
同时，尼日利亚东部地区政府党以及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也宣布要为尼日利亚在1960年实现独立而努力。

恢复阿尔及利亚和平　不许法西斯主义得逞
法劳动人民在国庆节示威
据新华社16日讯
塔斯社巴黎讯：
法国广大劳动群众用进一步加强团结，用争取民主权利和恢复阿尔及利亚和平的实际行动，纪念了7月14日法国国庆节。
马赛的工人和市民响应了“维护正义与自由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高呼：
“恢复阿尔及利亚和平”，“不许法西斯主义得逞”。
土伦的劳动人民也响应了当地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进步共和联盟和一些民主社会团体的号召，举行了示威游行。
“争取左翼力量团结委员会”在巴黎近郊维勒蒙布里组织了一个集会。
共产党议员雅克·杜克洛，激进社会党议员艾尔努，以及人权联盟和其他一些共和主义组织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集会。
杜克洛和艾尔努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左翼力量在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日本自由民主党决定大野伴睦担任副总裁
据新华社16日讯
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今天举行的总务会会议上，决定由这个党的顾问大野伴睦担任副总裁。
大野伴睦是前吉田自由党的首脑人物，历任前自由党干事长、总务会长等要职，并且曾经在1953年担任第5次吉田内阁的国务大臣。

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代表大会开幕
苏拉玛里特国王号召支持中立政策
代表们通过决议要求禁止核武器
新华社金边16日电
柬埔寨执政党人民社会同盟第5届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金边开幕。
苏拉玛里特国王在致开幕词时再次宣告，忠于中立政策是全体柬埔寨人的神圣责任。
苏拉玛里特国王希望全体盟员都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谴责那些背弃或者企图违反这一政策的人。
他说，人民社会同盟举行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最重要成就就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柬埔寨实行和平中立政策，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柬埔寨的主权得到尊重。
人民社会同盟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在大会上报告了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人民社会同盟政府在各项工作上的成就。
他着重谈到了柬埔寨的经济问题。
在西哈努克在6月21日辞去首相职务以前，反对党曾经激烈地攻击了柬埔寨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
西哈努克强调说明了他的政府为了刺激生产、扩大对外贸易和改善商品供应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并且谈到柬埔寨政府下令成立纺织、汽车工厂等为发展柬埔寨工业所采取的步骤。
在这方面，西哈努克特别谈到动用中国援助的情况。
他说，最高计划委员会已经从中国援助款项中拨出了二千五百万瑞尔（币名）给各省作为发展农业生产之用，另外还拨出了六十万瑞尔的中国援助款项购买抽水机。
西哈努克还谈到了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
在外交政策方面，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和苏联之间最近签订的四个协定，以及第1批中国援助物资的到达。
在昨天举行的开幕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并且支持日本人民的反对核武器试验运动。
大会决定把这项决议送致联合国。
这次大会的议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工作和文化等方面的二十三个问题。
在西哈努克报告以后，代表们建议在议程中加添一项关于“反对派对政府的污蔑”的问题，这个建议获得通过。
有消息说，这次代表大会将对反对党派和某些力图改变柬埔寨的中立政策的国家进行反击。

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发言人
要求摆脱美国转向独立
揭露美国“专家”控制政府各部门
新华社16日讯
曼谷消息：
据泰国报纸报道，泰国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发言人、议员乃克莱·纳拉帕蒂和另一位议员乃沙旺·达趋在11日联名向议会提出一项紧急建议，要求议会成立一个由各个政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调查和研究政府怎样实行和为什么要实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此以前，乃克莱曾经在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正在加紧干涉泰国的内政，他说，美国的“专家”像蜘蛛网一样控制了泰国各个政府部门。
泰国正面临着外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
他要求泰国政府摆脱军事协定的束缚，转而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乃克莱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主张由泰国各个政党和爱国的独立政治家组成联合政府，以便制止由帝国主义干涉所引起的危机。
“永恒报”11日发表题为“外国干涉”的社论说，在泰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意志日益坚决的情况下，外国帝国主义采取了在泰国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在拥有实力的集团中制造分裂的手段。
这家报纸要求政府防止外国帝国主义对泰国的危害，迅速和坚决地制止挑拨离间。
“自由通讯报”12日的社论指出，泰国广大人民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实行五项原则的中立政策，摆脱美国束缚，不要充当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助手。
社论强调说，泰国把自己完全和西方阵营联系在一起，只会使自己在各方面遭受损害。

独夫佛朗哥一旦毕命西班牙王室将要复辟
据新华社16日讯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办公厅主任路易斯·布兰科15日在议会上宣布：
如果六十四岁的佛朗哥死了或者退休了，西班牙将恢复君主制度。
由于佛朗哥独裁政权在国内遭到的反抗日益强烈，西班牙长枪党和保皇党之间的矛盾在不断扩大，佛朗哥企图用同意恢复君主制度的诺言来维持目前的统治。

纳赛尔表示愿同运河使用者
讨论运河管理问题
新华社16日讯
哥本哈根消息：
埃及总统纳赛尔对丹麦“号外报”驻开罗记者说，埃及愿意同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就运河管理问题进行商谈，但是反对外国干涉埃及事务。
纳赛尔的谈话刊登在昨天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报纸上。
纳赛尔说：
“我们愿意进行商谈，但是不同意外国干涉我国的事务。
我们不承认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但是我们愿意同运河使用者商谈。”
纳赛尔在谈到仲裁问题时说：
“我们已经声明过，埃及愿意把任何同苏伊士运河有关的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院，但是对方也必须保证遵守这个法院的决定，然后埃及才接受这些决定。”
在谈到艾森豪威尔所谓苏联把潜水艇卖给埃及在地中海造成了不健康情势的谈话时，纳赛尔说：
“我们的政策仅仅是购买武器进行自卫，对付可能的侵略者。”
纳赛尔说，美国在1953年曾经答应对埃及供给武器，但是条件是在埃及派驻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
埃及拒绝了。
当记者问他埃及是否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时，纳赛尔说：
“我们愿意做除了放弃我们的独立以外的任何事情。”

美国使节首要任务干涉驻在国的内政
纽约“幸福”杂志的供状
本报讯
纽约“幸福”杂志在今年4、5、6月号连载了三篇有关美国国务院的文章，其中赤裸裸地承认了美国驻外使节干涉驻在国内政的活动。
文章说：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大使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
美国驻外大使的第1个“任务”，就是“代表美国的利益”干涉驻在国的内政。
文章说：
“所谓‘外交官不应干涉内政’的外交惯例，仅是一句空话。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进行干涉，而是怎样进行干涉。”
文章引用前美国驻意大利和驻法国大使杰弗逊·卡弗里的话说：
“任何大使如果他不去干涉驻在国的事务，他就等于没做工作。”
文章还说：
“麦格赛赛、吴庭艳如果没有美国大使的撑腰，就不可能当总统或总理。”
文章进一步介绍了美国大使的“工作方法”，是“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分别对待”。
“假如驻在国政府是由一人独裁者，美国大使必须首先搞好和执政者的关系。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大使必须参与反对政敌的斗争，支持‘友好’的继承者——如驻危地马拉的大使在1954年推翻阿本斯政权的做法。”
对待“已承担义务”的国家，办法则是“强调美国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且尽一切可能向他们施加压力”。
如果是“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方法就隐晦了，是用“强调美国的和平意图和它帮助亚洲新兴国家的愿望”来达到目的。
文章中厚颜无耻地把美国前驻日大使艾利逊和驻奥地利大使汤普生的活动捧为“成功的例子”。
艾利逊“和日本政府私下决定”把冲绳岛的问题搁置一边。
而汤普生是不但干涉了奥地利内政，而且“他在匈牙利事件中直接充当指挥者的脚色”。

美国大城市里的人过着梦魇般的生活
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
06月份一期的美国“新共和”杂志刊载一篇文章说，目前住在美国大城市里的人所过的是“梦魇般的生活”。
这篇文章说，不论在纽约、芝加哥或者费城，人们的“社会的地位是由工作地位决定的，而工作地位又往往由向上爬的本领所决定。
刺探内情、媚上欺下、阴谋诡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手段。
最基本的日常服务以它的冷漠著称，例如下雨天公共汽车司机不理会你，医生和医院把你当作排成队的会行动的死尸”。
住在美国大城市里的人还“生活在一种经常感觉灾难即将到来的状态之中”。
暴死事件是这样经常发生，以至人们对这些事情已经变得“漫不经心”了。
以纽约为例，“一个女人在横穿先驱报广场的时候被卡车撞死，脑袋粉碎；
飞机撞在帝国大厦大楼顶上；
有人在拥挤的地下铁路的月台上被挤跌在铁轨上，从大楼大厦上面掉下来的花盆和木栅栏打中一个老年黑人或打死一个司机；
每天数不尽的殴打致死的事件；
这类事情已经毫不稀奇，以至报上也从不登载”。
此外，还有原子战争演习，更造成“横扫全城的草木皆兵的恐惧”。

美国新式飞机运入南朝鲜侵朝第7师改编为原子师
蒋介石集团又得到五艘巡逻快艇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汉城消息：
侵占南朝鲜的美国第8军总部昨天宣布，这支侵略军所属的美军第7师将在7月间装备能够发射原子弹头的武器，正式改编为“五原子编制师”。
第8军总部发表的公报中说，侵朝美军的改编为“五原子编制师”是“全面改编美国陆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
美国在6月21日片面宣布废弃它对朝鲜停战协定第13款卯项所规定的义务以后，已经在6月28日开始把能够携带原子弹的新型飞机运入南朝鲜。
前美国远东陆军司令怀特紧接着在6月29日宣布，在南朝鲜的美军第7师和第24师已经被指定要改组成为“五原子编制师”。
根据美国陆军部的规定，“五原子编制师”与美国一般陆军师的三团编制不同，它将由五个战斗群组成，以适应进行原子战争的需要。
在侵朝美军改编为“五原子编制师”的过程中，美国将进一步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规定，把能够发射原子弹头的“诚实的约翰”火箭炮、长射程榴弹炮以及新式坦克和机关枪运入南朝鲜。
新华社1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15日又给台湾蒋介石集团五艘巡逻快艇。
这些快艇是根据所谓“共同安全计划”在西雅图移交的。
美国政府14日还派了八架勇士式喷气轰炸机参加驻在台湾附近的第7舰队。
新华社16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在分配新财政年度给予远东地区的“军事援助”和“防御支持费用”时，决定“优先考虑”南朝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
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正式报告透露，在总数近七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中，将有86％给予南朝鲜、日本和台湾，在总数达六亿六千多万美元的“防御支持费用”中，将有84％给予南越、南朝鲜和台湾。

肮脏战争辱没了法兰西维尔高尔退回荣誉勋章
新华社16日讯
法国著名作家维尔高尔不久前把一枚荣誉勋章退给法国政府，以表示他对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肮脏战争的抗议。
他还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抗议信。
信中说：
“抗议已经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我现在把荣誉勋章退还给你，因为它再也不是荣誉的代表了。
国家使这种荣誉蒙上了耻辱。”

“名号”和“实质”
　汗一
罗隆基这次是“吞吞吐吐”出了名的，但是看看他对浦熙修的吩咐，说明他实在是个直截了当不过的人。
“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不管换了什么人来，只要是党组就要反对，这是何等的明白。
右派分子，也和其他任何反对共产党的人一样，并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个名号，而是反对这个党的实质。
这次不是很有些右派分子号召“共产党员站出来”“起义”吗？
对“站出来”了的或是“起义”了的共产党员，虽然名号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就表示十分欢迎。
倘是整个党的变质，就更是万分欢迎。
世界上也不乏这种实例的。
同样，只要共产党不改变自己的实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无论改成什么名字，例如工人党，劳动党，人民党等等，他们还是要反对的。
这实例也是不胜枚举的。
其实反对社会主义，也不是反对它的名号，而是反对它的实质。
右派分子不是说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吗？
不过他们要搞的是不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既不能动私有制的基础，也不改变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的上层建筑。
英国工党先生们已经为这种“社会主义”奋斗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世界上也有人正在热心地建设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右派分子归根结蒂所要反对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专政和消灭私有制。
而人民所要反对的却正是这种右派分子。

海上跳伞
驾着一朵朵白云
在天际飘摇
撒下一簇簇琼花
盛开在海上
头上是万里云飘
脚下是万丈波涛
海洋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舰队飞驰过来
向我们亲切的拥抱
文雄　安禕

滇池初夏（木刻）宋克君

“火线入盟”
董代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火线入党的英雄事迹。
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受到锻炼，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经受了战火的考验，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党。
因此，火线入党的本身就是一种考验，一种锻炼。
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中，真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也就在这一段不平常的时间中出现了另一种“火线入党”和“火线入盟”。
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是利用了这一段不平常的时间，挑起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企图在各个战线上点起火来，他们就想在这些烧起火来的战线上找到他的伙伴，为他们的反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阵线”扩张势力。
放火专家陈仁炳就是一个“火线入盟”的“发明人”。
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了一把野火，的确是构成了一条斗争非常激烈的“火线”，而且他亲自督战，召开五次烧火的座谈会。
他在会前就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并且责备了上影民盟支部“软弱无能”，“斗争性”不强，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厂中只有七个盟员，怎么能派用场，任大事呢？
他要大发展也有“路线”的，不是随便发展的。
他要找的是一贯对党不满，有情绪的，有牢骚的，有历史包袱的……等等，但是他还要对这些人来一次“考验”，来一个“火线入盟”。
五次座谈就是一场火线战斗，他找来的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在会上极尽煽火的能事，于是在这条“火线”上就充满了“对党的诽谤谩骂和对民盟的恭维歌颂”。
这个放火专家陈仁炳就从这条“火线”上挑选起对象来，在五次座谈会的过程中，从七名盟员发展到三十三名盟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四倍，而这些人就称之为“火线入盟”的人了。
这条“火线”很长，右派分子的火放到那里，线就拉到那里，那里就来了一套“火线入盟”的把戏，因为这是右派集团章伯钧的大发展路线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比如中国京剧院李慧芳就指出“农工民主党一面在京剧界放火，一面利用时机大量发展党员”，而且“居然就有演员填了表，6月12日提出申请，6月13日就批准”了。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是大好机会，真是不平常的时候，真是来了个“昏天黑地”了，“有机可乘”了，“大有可为”了；
于是就来个“大发展”，而且要在到处放火的同时，来个“火线入盟”，来个“火线入党”，用以“锻炼”一下这些被诱饵上钩的分子，以便使他们投入“火线”，到处放起火来；
以便利用“火线入盟”的分子，当做政治讹诈的资本，虚张声势。
这些利令智昏的人被主观愿望冲昏了头脑，真好像他们就要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了，真好像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就可以实现了。
其实，在他们手里握着的不过是一支唐·吉诃德的早已折损了的长枪，那里抵挡得住人民时代的巨大的风车。

编排“能手”
　郭敏
顾执中说，新闻的编辑没有阶级性，事实当然决非如此。
储安平就是一位擅于运用编排的政治性来俘虏读者的“能手”。
在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就曾强烈的表现出来。
前些日子在他掌握下的“光明日报”版面编排的恶劣自更不必说了。
1947年12月27日出版第3卷第18期的“观察”上发表了两封“读者投书”，总标题是“左鞭右打”，第1封引用了香港“华商报”的通讯，说左派鞭它，第2封引用了南京“中央周刊”的论文，说右派打它。
编者给这两封信加上这么一个寥寥四个仿宋体的标题登出来，其意在于显出这本杂志的不左不右，公正无偏。
这正是一种拉拢读者的手段。
储安平想借此引起读者的同情，使人感觉到储安平之流因为公正而遭到左右的鞭打。
然而事实是怎样呢，储安平只是貌似公正地对国民党轻轻地推一把，对共产党重重地踢一脚。
这是有杂志可查的，我们只要翻一翻“观察”不是就可以看到大量张东荪之流的反共言论吗？
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三昧矣。

质问“新观察”
林今
“新观察”最近发表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和煽动性的文章，这些言论和右派的思想一脉相承，表现了编辑部严重的右倾思想。
0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新观察”发表该刊对百家争鸣的综合报道，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一文，便是大量地贩卖了右派的私货。
这篇文章首先把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大赞美了一番。
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在那篇文章中写了些什么，他认为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没有春天，有的只是严寒和冰冻，现在也只不过是早春天气而已。
本来这只是反映费孝通个人以及极少数落后分子的心情，但“新观察”在复述这篇文章时，以赞美不绝的口吻说：
“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
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
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
他又肯定地说：
“早春天气的譬喻，看法大家一致。”
这里人们不觉要问，“新观察”用什么观点进行观察，而得出结论说早春的比喻是和大家的看法一致呢？
和谁“一致”呢？
“大家”是指谁呢？
这篇文章还传播了右派分子唯恐天下不乱，想把整风深入到基层，到处放火的思想。
右派分子居心阴险，企图打乱我们的整风步骤，混水摸鱼。
但“新观察”却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引证一个教授的话，说：
“百家争鸣的春风只吹高等学府，高等研究机关，只刮大城市，大屋顶，至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偏辟地区，却在玉门关外，他希望能见到‘羌笛悠然伴杨柳，春风飞渡玉门关’的新气象。”
新观察编者还嫌这个问题在文章中不够突出，还用肯定的口吻冠以小标题“春风应渡玉门关”。
用意何在？
“新观察”的第12期，发表该刊记者李今“为什么‘放’得不够”一文。
这篇文章的内容充满着反党情绪，7月11日“人民日报”的第8版罗荪“评‘为什么放得不够’”已有所评论。
我在这里要问新观察为什么对萧乾的错误言论抱着那么大的同情，而对周扬过去发表的报告和文章那么大的不满？
甚至要质问“文艺报”为什么不对周扬的报告和文章进行讨论。
对于丁玲为什么一定要她谈关于整风的感受和意见，这是什么居心？
我原来还不知道“新观察”为什么对费孝通发生这样大的兴趣，看到报载费孝通7月09日在人大的发言，才多少知道一点由头。
“新观察”第11、第12期连续发表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长文。
第11期是以首页显要地位刊载的。
作者署名字体之大是少见的。
我顺手查了两三个月以来的“新观察”，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名字能比得上“费孝通”这三个字大。
这还不算，编者还怕不突出，怕不被读者所重视，又加了编者按语，用黑体字排出。
编者的按语说：
这是费孝通先生对“当前农民生活进行了详细调查，提出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的办法”。
请看，编者对费孝通捧得如何之高呀！
可是，费孝通在这篇文章里究竟写些什么呢？
费孝通他一开头就说粮食不够，小孩上不起学等等。
他说如果有人问他“你过去熟悉的农村，面貌一定大不同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样了？”
他便答道：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还有点犹豫，不知怎样说好。”
他这篇文章明明是说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但生活并没有改善，这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吗？
我还想追溯到以前，1957年第1期“新观察”发表该刊记者访问郑州国棉三厂的访问记“女工们的要求”。
这篇文章对国棉三厂进行极大的诬蔑，把它描写成为地狱一样。
他说职工生病，无人过问，病了还不准请假；
没有房子住，不少人住在走廊和厨房里；
宿舍里臭虫多，咬得无法入睡，也没人过问；
饭厅充满了苍蝇，臭气冲天；
女工来了月经，也不给草纸；
等等不一而足。
而当那位善良的记者访问时，女工见他就只有流眼泪。
最恶劣的是这篇文章中的几幅插画。
一幅是画着一个宿舍楼，因为人多，挤得这个宿舍楼直哭。
另一幅是画着二个职工进入食堂时，带着防毒面具，而四周尽是苍蝇和蚊子。
人们真不可理解，“新观察”为什么把缺点夸张到如此程度。
这篇文章得到了香港反动的报纸“香港时报”的赏识。
该报在1月20日便以显要地位将全文转载，并且把那几幅插画原样付印出来。
它以显赫的标题，大事宣传。
“新观察”的编者发表这样文章，给党和人民带来什么，你想过么？
总之，最近一个时期来，“新观察”的表现是很恶劣的，是引起读者们的不满的。
在文汇报检查了资产阶级方向之后，文艺报也作了检查，而“新观察”直到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上，才作了初步检查，开始发表反右派的文章和漫画。
我们欢迎这个改正，相信它，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我们更期待它用事实来答复所有关心它的读者们。

问问他
张志民
最近我从农村来，
带来几句庄稼话：
谁说我们过得没以前好？
有眼的就该瞧见吧：
再没叫花子满街串，
再不掀锅没米下，
三十儿晚上
再没账主子逼死人，
十冬腊月
再不只披件破单褂，
扛长工的儿子上了大学，
喂猪的穿上了“毡疙疸”……
问问他——
这不叫提高，
难道叫“低啦”！
谁说合作社不行？
没瞧见也该听见吧：
猪多啦，羊多啦，粮食多啦，
穷少啦，病少啦，懒汉少啦，
孤老有人管，
灾荒有办法，
个人单干
谁种地使得起拖拉机？
祖祖辈辈
谁给俺们村作过“规划”？
今年一亩打石五，
明年一亩要打石八……
问问他——
这不叫优越，
难道叫“垮啦”！
那么说——
只有“黄世仁”家。

青春在歌唱
——看“布谷鸟又叫了”
丘扬
我想，春天之所以永远被人当做幸福和快乐的象征，不唯在于它的景物宜人，惠风和畅；
更多地在于它充满着茁壮的生机，万千头角乍露的幼苗从而成长壮大，赋予宇宙以清新壮美的面貌；
人们由之听到了年轻的生命在争取向上中的战斗脚步声。
“布谷鸟又叫了”带给人们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无疑的，青春本身是美好的，幸福的；
然而，严寒遗留下的冰雪、正在蜕变中的事物却又束缚着青春的生长，青春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她不屈服的战斗气概，冲破一切羁绊，勇敢地向更美好、更向上的境界不停地生长。
青春，这就是力量！
人们把戏里的女主人公童亚男称做布谷鸟，是寓有深意的，布谷，是春天、劳动和战斗就要来临的象征，童亚男恰好也是一个为更多的人争取幸福的旗帜。
她爱着人，也被爱着，但她懂得如何选择一片宜于爱情生长的土壤，旧时代的遗留物：
孪生的大男子主义和妒忌，曾经企图束缚过她；
一脑子都是生产但却遗忘了人的脑筋曾经冷淡过她；
想用行政命令安排爱情的人曾经摆布过她；
但她没有屈服，因为她懂得如何维护人的尊严、青春的骄傲，她更懂得从那里去汲取战斗的力量和支持，人民是爱她的，帮助她的，因之，一度无声之后，布谷鸟又叫了！
是的，春天总是会来的。
这是一首爱情、劳动、幸福的组诗。
作家、导演、演员也都是年轻人，因而这更其是一首充满着生命力的战斗交响曲！
我们久久罕见于这样风格清新、人物生动的农村喜剧了，但现在有了，将来还会继续多下去，因为我们的生活便是在一个永远的战斗的春天之中！
演出的情调诗般优美，03月江南的景色通过别具匠心的舞台处理体现出来了，和剧本一样，同是可以一新耳目的。
愿布谷鸟的叫声响彻北京舞台！
愿首都的观众去听听我们的青春是如何地在流畅、婉转、但又明快地放声歌唱！

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谭惕吾的发言
（一）
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我的言论，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是有罪的。
当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向党、向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时候，我没有站稳立场，为右派言论所动摇，提出了四点错误的建议。
这四点建议骨髓里面是反动的，是与右派言论和主张相符合的。
而且，我比其它的右派说得更具体更全面。
无形中，不仅把自己滚进了右派的泥坑里，而且还做了他们的急先锋。
现在检查起来，我非常痛苦、非常悔恨。
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
开始时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觉悟不够，我总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
经过了同志们的帮助，并经过学习文件和严格的自我斗争，我才开始认识到我犯错误不但有社会的根源，而且有认识上的根源。
一、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过去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习的是一套资产阶级的专政理论。
离开学校后在反动政府里，长期从事政法工作，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中毒很深，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很大。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虽然也学习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因为旧的思想和旧的观点没有经过深刻的批判，仍然占居了我的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从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可能深入到我的思想深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生活对我也感到不习惯。
虽然我心里很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因为对党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式等等不够了解，这样接受党的领导也只是一种抽象的接受。
至于党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领导，过去没有深刻地想过这个问题。
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谬论，以及资产阶级的法制观点，因为和我的反动的思想根源和反动观点是同出一脉，所以我就毫无辨别的同他们发出了共鸣。
二、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因而曾经一度参加了青年党，但是，很快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一些真正的爱国人士，而是企图利用青年学生作为政治资本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目的的野心家。
这样，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们。
我离开他们，并不是为了反对国家主义，而是反对他们那批人。
至于反动的国家主义思想一直没有经过批判，仍然很顽强地印在我的心里。
解放以后，我在下面问题上充分地反映出了这种反动思想。
（1）对1949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看法，我那时对于苏联保留旅顺、大连两个港口很不满意，我想，中国已经解放了，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国际主义可以作为中苏友好的保障，假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不仅大连、旅顺可以供苏联运用，其他地方也可供苏联运用，何必要保留两个港口。
我曾经说过：
“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友情，难道不比两个港口还更可靠吗？”
——这不是国家主义的思想在作祟吗？
这不是对国际主义的苏联在怀疑吗？
这不是对于条约上签订的为了保卫我们的国防，而苏军暂时留驻大连、旅顺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吗？
（2）表现在对于抗美援朝的看法上面。
我当时是有恐美思想，认为中国刚解放，蒋介石的反动残余还没有肃清，最好是趁着革命胜利的形势，一下子把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肃清，使全国统一起来。
我认为当时一下子统一中国是费不了多少力的，而后再去援助朝鲜，那就没有后顾之忧。
同时，认为苏联比我们力量强大，国内又没有战争问题，他又是联合国派驻北朝鲜的代表，美国支持南朝鲜向北朝鲜进攻，苏联应该出兵援助北朝鲜，我们再替苏联做些后勤工作，那就对于打败美国比较有把握。
苏联不出兵，要中国去援助，很可能打不退美国的进攻，反而惹火烧身。
这些思想完全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思想，完全缺乏国际主义的精神。
以上两个问题经过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苏军在大连、旅顺两地的撤除，经过抗美援朝的胜利和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无私的支援中国、支援朝鲜的许多动人事实的教育，并经过党派我到苏联和朝鲜两个国家去亲身接受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生活实践教育，我完全认识到自己过去那种想法是很错误的，对于国际主义有了认识，对党领导力量和领导的正确性更加强了信心。
因此，在后来中国对朝鲜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物资支援方面，我是感到异常兴奋，觉得党与政府做得十分正确。
可是这一反动的国家主义思想，并没有经过彻底挖掘，连根拔除。
这次又在国家制度的问题所提意见方面，使我犯了错误。
在这一反动思想支配下，我认为国家机器的作用是万能的，我认为党掌握了国家机构来领导国家就行了，何必再在党内搞一套与政府对口的各部，这就无形中否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无形中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3）又由于自己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性，对于右派分子所反映出来的所谓：
党政职权划分不清而产生出来的某些问题，没有全面调查研究，没有认识到，这只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不恰当所产生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这是由于党内有一套机构，政府又有一套机构而产生的问题，加以我对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不明白，错误地认为它们只是掌握政策思想和监督政府的机构。
我想，党的政策思想可以制成国家的法律法令，党监督政府的作用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来发挥。
因此，我建议把党内与政府的对口各部放在人大会里。
我认为这是符合列宁所说的“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溶成一体”的理论的，而忽视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系统的完整性。
同时，在我关于对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所提的意见，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
我根据上海市房改中的一个极个别的事例，向党提出了要遵守宪法的问题，是极为错误的。
我所根据的事例，不但是极个别的，而且事后检查起来，我所提供的事例并不是党的政策的错误。
上海市委制定房改政策时，是已经说明了以出租房屋为界限的，至于其中有个别作为生活资料的房屋也纳入了公私合营，那是因为这一部分房屋是连带在整个出租房屋中而合营进去的。
而我却以此提出作为生活资料的房屋不应纳入合营的意见，并用这样一个非政策性错误的事例来误解党的政策有违背宪法的地方，而建议党予以检查，这简直是给党的一种污蔑，是一种有罪的言论。
（4）由于自己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认为法律至上，心想党在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所主张和行动时，只有凭借党内指示透过党员和党的工作机构传达到群众。
但是已经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构掌握在党的手中，党的政策和指示只要是需要全国人民遵守和执行的，都可以利用国家立法机构制成法律法令，并由政府制成决议和命令颁发全国执行。
而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的法制方法是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要经过典型的实践，总结经验后才能制成法律法令的。
如果照我那种建议来做，反而会使法律法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反而会造成“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后果。
党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保证政治主张的执行，颁布内部指示是完全必要的。
虽然我所说的内部指示仅仅是带有法律法令性的指示。
但即使是这种指示，在没有制成法律法令前，完全有必要由党在工作中去取得典型实践经验，而后再制成法律法令。
因此我那种建议是错误的。
至于我所提的关于法院、监察、律师三个部门要党分开派人领导，不应由一个党委来领导的意见，它本身的错误性质，是在于它是根源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的，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中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相违背的。
（5）由于我理论学习不够，思想认识模糊，对于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没有认识，错误地直感地认为，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设在党内，参加工作的全部都是党员，就容易产生与党外人士隔离的宗派主义。
又因为我不懂得党内各部的工作方法和实际情况，心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年有两次到地方去视察的机会，而党内与政府对口各部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到全国各地视察，那就会容易脱离实际，而产生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
因此我建议把党内各部放在人代会内。
这样既可以领导非党人士进行工作，又可以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便于联系实际。
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的，是随时随地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
三大主义的根源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一种反映，并不是由于制度的本身产生的。
（6）由于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的劣根性，再加以参加革命工作太迟，对于党的领导力量和党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经验了解不够，自己又没有掌握到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样就在右派分子向党进行污蔑攻击的时候，缺乏辨别的能力，错误地认为他们所攻击的一些问题确乎是由于制度的缺点产生的，因此，引起了自己对党领导国家方式的怀疑。
这样，我就作了一个右派分子进攻党、进攻国家制度的工具，贸然地提出了那些错误的建议。
根据上述各种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出来我的立场是非无产阶级的，尽管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作，但是，我和党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我接受党的领导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思想的范畴，因为党当时所提出的口号是团结抗日，而我同白区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痛恨蒋介石那种攘外先安内的反人民反革命的亡国主张。
因此，在党的号召之下，我感到国家有了生机，这样就凭借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热爱党，靠拢党，决心跟着党走。
解放以后，由于党领导人民革命事业的成功，由于党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统一，由于党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由于党领导了国家建设的各方面的成就，我对于党还是爱戴的。
但是这种爱戴党与无产阶级爱戴党是有区别的，我爱党是由于党把国家搞好了，并不是把党当作我自己生命一样地去爱她。
加上，解放后，自己与党的关系不够密切，在工作中存在着浓厚的作客思想，这样，我就自己不知不觉地自外于党。
在整风运动中间，谁要是提不要党来领导国家，那我是反对的，我这种反对，不是为了维护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维护国家（我这个国家的概念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范畴）。
因为，我相信除了共产党领导国家之外，不相信有任何其他党派可以把国家领导好。
但是当别人提到党的工作的缺点和个别党员的缺点时，我并没有站在党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态度，而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对待别人所提的意见。
有时我自己还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向党提批评的意见。
由于自己的立场没有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对党没有建立起血肉相关的思想感情，没有很好地主动地从党领导革命事业方面、领导各种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方面、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的各种伟大的成就，去认识党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路线的坚强性与正确性。
反而把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夸大成为整体的缺点和错误，动摇自己对党的信心。
因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辨明不了方向，辨别不了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
我没有用捍卫党、捍卫人民事业的忠实的心情去向反党反人民的一群恶棍进行斗争，而自己反而受到那种反党反人民的气氛的影响，也发出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言论。
如果不是党及时领导全国人民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我想我会很危险地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的。
（二）
由于上述一系列反动思想根源和立场的错误，使我提出了极其反动的那样四点建议，开始时我不认识到这四点建议的反动性质，自认为我的建议是希望党加强对国家机构的领导，还认识不到它的危害性。
经过各方面的批判和帮助，经过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刘委员长在“八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副总理修改党章的报告，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人民日报有关整风的社论，我才认识到我的四点建议错误的严重性。
现在，我的思想是很明确地认识了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这种艰难复杂、曲折和巨大的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是坚强的，它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现在正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迈进。
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它和工农群众像心脏和身体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它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它随时随地联系实际，因此它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中国的党是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才取得了政权的。
因此，它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是丰富的。
它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变成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
像这样的党领导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信赖的呢？
我对于这一切，过去虽也曾学习过，但是，由于自己的反动思想没有挖掘，学习只停留在字面上和概念方面，没有深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没有深入结合新中国所以取得胜利的实际情况，来深刻地想一想。
因此，这些学习都没有在我的思想上生根，反动思想的歪风一吹，就把学习得来的一些概念都吹倒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占居了上风，妄想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政治理论和工作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工作方法，而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本质上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从封建经济的基础上长出来以后才进行革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它的任务是保障和促使原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向前发展，因此夺取政权就是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国家机器就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工具。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之前来进行的，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它的任务是要摧垮旧的经济基础，从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它要消灭剥削，而建立起没有剥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它要为绝大多数人民的繁荣幸福的生活创造出美满的前景。
具体到中国来说，党夺取政权之后，要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任务是空前艰巨的。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一套完备充实的组织系统，没有整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这一巨大的历史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如果按照我的四点建议作，那就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取消党的领导，那就会限制党在政策思想方面的领导，那就会把党放在国家之下，而不是成为国家的核心力量来领导国家。
尤其，由于我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以及自己站在自外于党的立场，对于个别党员在工作中的错误渲染成党的错误，怀疑党、不信任党，而认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应该有所修正，这样，我所犯的错误就更加严重。
经过这一次剧烈的阶级斗争，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由于自己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发出了反党反人民的有罪言论，经过痛苦的检查和严格的思想斗争，我才认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不具备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不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就不可能站稳人民的立场，和党建立起血肉相关的思想感情，旧的反动思想反动立场也不可能彻底改变。
只要立场不转变过来，只要反动的思想还或多或少的存在，那么，随时随地都会使自己犯严重的错误：
看问题，提意见，处理工作，待人接物都不会是正确的。
今天不犯错误，明天还会犯。
在这个问题上不犯错误，对那个问题上还会犯错误。
甚至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面前，自己辨明不了方向，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惨痛教训。
通过这次阶级斗争，我已经明确地认识了自己，我要坚决地在党的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痛恨地否定旧的我，而在新的觉悟的基础上逐渐地使新的我成长起来。
这就是我向党和同志们提出的保证。

进一步办好人民铁道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滕代远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总结了我国一年来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的经验，而且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和谎言，我仅就一年来的铁道工作作一点补充。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都对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全路职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全路先进生产者运动的蓬勃开展，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了1956年计划。
在基本建设方面，不论新线建设和营业线改造工程，1956年完成的数量均超过以往各个年度。
全年完成新建铁路铺轨一千七百四十七公里，很多新建铁路如宝成线、鹰厦线、丰沙线等工程非常艰巨，如宝成线全长六百六十八公里，北有秦岭，南有剑门山区，中间跨渭河、嘉陵江、白水河及涪江共十九次，大中桥共一百六十座，隧道三百座总长八十三公里，大部分线路通过地形险峻和地质复杂的山岳地区，工程艰巨的程度在中国铁路修建史上是空前的。
1956年除新建铁路干线外，还恢复铁路干线二百八十五公里，新建和恢复复线二百一十公里，由铁道部门代建的专用线共八百六十六公里。
1956年共计铺轨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1953年至1956年累计，新建铁路干线四千三百八十七公里，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恢复铁路干线三百二十四公里，新建复线三百五十六公里，恢复复线四百二十公里，新建企业专用线二千零四十五公里，共计七千五百三十二公里。
在客货运输方面，全年旅客周转量完成三百四十四亿人公里，比年度计划超过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超过五年计划1957年指标的百分之七点五。
全年货物周转量完成一千二百零三亿吨公里，比年度计划超过百分之十一点六，已接近五年计划1957年指标。
反对右倾保守运动的开展，鼓舞了铁路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先进生产者的倡议下，全路开展了机车日产百万吨公里竞赛运动，从而使列车牵引重量逐步提高，1956年01月，京汉、津浦、沈山、京山、哈大、沪宁等六大干线的列车牵引重量由二千二百五十吨提高到二千四百吨，05月份又提高到二千七百吨，在两次提高列车牵引重量的基础上，超轴吨数比1955年增加四分之一。
列车牵引重量的提高，对缓和某些线路区段的运输紧张状态有很大作用。
1956年运输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比计划提高百分之十一点三，已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指标百分之十三点二。
而运输成本比计划则降低百分之八点四，已提前一年达到五年计划1957年的指标。
上述事实表明：
1956年铁路上的职工群众，正像其他许多经济部门的职工一样，不论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或客货运输方面，都为国家作了很大的贡献，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是巨大的。
但是应该指出，在新线建设方面，有着急于追求接轨通车，忽略工程质量及与运输有关工程的偏向。
在运输方面虽然超额完成计划，但是在某些干线的某些区段由于技术改造没有跟上，运输能力有限制，未能完全满足客货运输的需要，这都是和我们领导上急于求成和缺乏预见有关的。
1957年度的铁路计划是按照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勤俭建国的方针和增产节约的指示，结合铁路当前的具体情况制定的。
1957年国家对铁路的投资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二，计减少六亿元。
为扭转几年来偏重新线建设忽视旧线加强的现象，1957年以投资的百分之五十七用于营业铁路的技术改造和机车车辆的购置，以百分之三十的投资用于修筑新铁路，预期在几年以内消除几条主要干线上存在的运输能力跟不上运输需要的矛盾。
1957年度铁路建设在新线的安排上，首先是包头—兰州线。
这条铁路主要用于担负华北与西北地区间的运输，支援西北建设，是替陇海、京汉线分散货流的第二干线，没有这条第2线，陇海线在经过初步改造之后，兼顾西北、西南的运输仍然是有困难的。
今年从南北两头同时开工，预计在1958年底或1959年建成。
宝鸡—成都线、鹰潭—厦门线。
这两条在去年铺轨修通的新铁路目前虽已开办临时营业，开始担负川粮和福建木材外调的运输任务，但尚有许多未完工程以及威胁行车的坍方地段需要继续修筑和整治，要求在年底前达到可以开办正式营业的标准。
去年兰新线铺到兰州以西一千零二十四公里的峡东，超过五年计划原定进度，但同样也留下许多未完工程，要在今年继续施工，争取作到可以正式营业的标准。
西南的内江—昆明、赶水—贵阳、都匀—贵阳等新线今年都是重点施工。
内江—昆明线和赶水—贵阳线主要集中力量修岷江大桥和凉风垩隧道，提前对这些工期长、控制全线修通日期的工程施工并作好全线开工的准备。
此外，连结京汉、粤汉两线的武汉长江大桥也将提前两年定于年内建成。
在今年财力物力的条件下，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基本上是恰当的。
关于南平—琯头线的修建，是1956年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考虑修建的，1957年是继续修建，计划铺轨至峨阳（距水口十八公里），以便与闽江组织水陆联运（南平至水口在枯水期轮船航行有困难）。
关于漳平—龙岩一线，一方面因勘测设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还需与该线煤矿等建设规模和进度相结合，因此目前还不能修建。
至于兰新线未能继续西进，是因陇海路洛阳—陕县段运输能力不足以及财力和物力所限未能列入计划。
此外，在恢复铁路方面，今年还决定先修复滇越铁路碧色寨—河口段，为云南省恢复一条国际通路。
为了按干线标准修通贵阳至广西的铁路，我们在去年先按旧标准修复了金城江至都匀段，权充便道之用，以便于明年开始改建。
都（匀）贵（阳）段今年则按干线标准重点施工。
1957年营业铁路技术改造的重点工程是继续改建陇海铁路宝鸡—兰州段；
在京汉线郑州以北，石太线阳泉以东、陇海线郑州以西陕县以东、京包线张家口以东的地段修筑复线，这些区段都是通过能力已达饱和而且近期运量又都是递增很快的，急需修建复线。
继续修筑北京、沈阳等铁路枢纽和安装南仓至沈阳间的自动闭塞装置。
另外还投资新造机、客、货车。
预计五年计划期间，运输计划将超额完成，而机车的购置将少于计划四十八台，货车将少于计划二千五百七十三辆，客车购置虽然超过计划数量，但与客运量的急剧增长相比，则客车仍感不足。
主要是限于制造能力，未能更多完成，这样就相对地减弱了运输的后备力量。
营业铁路技术改造工程今年任务较大，部署较晚，全路职工正在积极努力，尽可能争取完成全年的建设任务。
1957年的运输计划是在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的协作，改进物资调拨工作，减少不合理运输，提高运输的均衡程度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原则下布置的，全年铁路货物周转量为一千二百六十五亿吨公里，比1956年增加百分之五点一。
在客运方面，广泛采用车辆套用和成组周转办法，充分发挥客车的使用效率，提高旅客列车的旅行速度，全年旅客周转量定为三百五十六亿人公里，比1956年增加百分之三，从上半年的执行情况来看，由于增产计划的实现，运量有可能超额完成，为了避免第4季度可能出现的运输紧张情况，在第3季度组织煤炭以及其他物资提前运输将有决定作用，我们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
运量增长快、运输能力的增长未能等速的与运量上长相适应，这是当前铁路运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从今年起，我们将以几年的时间用相当的力量来加强营业铁路，大力进行技术改造，以便逐步改变这种局面。
目前铁路技术改造的方向从动力方面来说，一个是内燃化，一个是电气化，内燃化的投资比电气化更经济，但以我国石油工业目前尚不发达，应该更多考虑电气化。
铁路电气化的好处是不仅通过能力可以提高一至两倍半，使车辆周转时间可以缩短百分之十至十二，而且由于电力机车的热效率高，可以比使用蒸气机车节煤百分之五十至六十，1956年铁路机车用煤七百四十万吨，节约一半即为三百七十万吨，如能利用水电则节约更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如在运量繁忙的线路上，可于一年半至三年内赚回因电化所增加的投资。
在许多干线上可以推迟复线或平行线的修建，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钢铁和木材，在山岳地区修建新线时，如用电力机车，线路的坡度弯道都可较大，从而可以降低造价。
此外电力机车不需要水，乘务人员可减少百分之五十，维修费也较低，冬季防寒，林区防火，劳动条件以及避免市区的喧嚣和烟灰等，好处甚多，而其突出的缺点是用铜较多。
但根据目前需要，宝成铁路秦岭附近坡道千分之三十，非电化不足以适应西南物资的运输，如修复线则投资更大，而且在长大隧道中不能解决煤烟问题，其他如京绥线、北同蒲线根据地形困难和运量发展亦须逐步考虑电化，我们正准备进行设计，但还需有关部门协助配合，争取在第2个五年逐步实施。
一年以来，由于我们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因而使得铁路和人民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善的现象。
第1、有些列车工作人员对旅客服务态度生硬，解答问题不耐心。
有些车站和车内的清洁卫生工作也较差。
去年七、08月份旅客大量增加，除了将能够利用的客车全部投入运输以外，还抽调了五百多辆棚车输送旅客，使旅客感到很大不便，即使如此，有些车站也还有旅客两三天买不到票，上不去车的情况。
今后除尽量增加客车外，还要提高车辆周转，加速客车的运用效率，大力加强售票组织工作。
在旅客服务方面有些项目繁杂，取费标准也有不够合理之处，我们准备加以研究调整。
关于旅客饭食问题，由于餐车设备条件限制，不可能及时大量供应，今后除提高餐车饭菜质量外，尽量加强车站的食品供应，以弥补餐车的供应不足。
第2、由于铁路沿线绿化与农民的关系也需要有明确规定，目前的情况是：
一方面铁路在沿线路界以外种植了树苗，另一方面也有农民利用路界以内暂未使用的土地耕种农作物而铁路又在这些耕地上种植树苗，我们希望凡是为了防止砂害、雪害和洪水冲刷而栽植的防护林，最好仍按实际需要种植，并希沿线人民有力协助并加以爱护，不要轻易拔除或砍伐，以便确保路基的经常稳定使交通畅通无阻。
至于现有路界以外种植的树苗，我们已通知各路局就近与地方人民委员会合理处理保苗或移植；
在现有路界以内已耕田地上的树苗，也由路局与地方人民委员会协商在兼顾农业生产和保持路基干燥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保苗或移植。
现无路界可查的线路上，也可按以上办法处理。
第3、铁路货物运输的罚款制度是保证实现计划管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对铁路和货主相互制约的一种手段，罚款并不做为铁路的运输收入，因此把建立罚款制度作为“维护铁路利益”的作法乃是错误的，近年来我们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取消了一些对货主过高要求的罚款规定，有些罚款额过多的也适当降低，但是有些合理的罚款还是应该坚持的，对铁路方面来说，有运到逾期罚款，违反货车调到时间罚款等都是制约铁路按时运到货物与按时送车给货主的，过去铁路被罚都是要货主向铁路管理局提出要求铁路才支付罚款，从1956年11月10日起我们已经改为由车站主动支给收货人，这都是表示人民铁道对货主负责的作法。
对货主来说，为了纠正不合理地使用国家运输力或浪费国家运输力也应该担负一部分物质责任，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提醒货主更合理地利用国家的铁道运输力。
目前铁路货运的杂费也有失琐碎，我们也准备进一步加以简化。
此外，我们还有许多缺点，我们希望能够在全体人民的监督和帮助之下，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一步办好人民铁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