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多位人民代表昨日踊跃发言
不许右派倒算社会主义革命
据新华社12日讯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分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代表们继续用各地区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事实，批驳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的种种反动言行。
有的代表曾经丧失人民立场，散布过右派错误言论，今天在会上作了检讨。
上午发言的代表共七十一人。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黄长水在发言中说明解放前后华侨在国内外截然不同的地位，并且对人民政府一向关怀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的利益表示感激。
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揭露和分析了右派分子在上海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的阴谋活动。
他说，这些丑恶的右派分子在上海人民的猛烈反击下原形毕露了，现在他们应该向人民彻底交代，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倒出来。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说，目前全国人民热烈地进行着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说明全国人民坚决拥护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他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自己，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邵力子在发言中还建议尽快地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孩子。
他特别强调要在农村中大力推行节育工作。
广西省副省长李任仁代表陈此生、莫乃群、雷荣珂、蒋在球、莫寿全、杨文贵、陈基义、赵乐群、蓝昌法十位代表作了联合发言。
他们表示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倡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贯彻民族政策情况发言。
他说，解放后新疆地区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根本改变了旧的民族关系，建立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友爱的新的民族关系。
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说，中国基督徒热爱祖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地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同右派分子流传在基督教内的影响展开斗争。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在会上揭露了罗隆基从历史上到现在的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同时也批判了他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主张。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韩兆鹗，在发言中检查了他在陕西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以及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事实。
他说，直到这次到北京后，他还受章伯钧的指使，去见领导同志，想试探对章伯钧问题的处理办法，想为章伯钧解脱，这是极端错误的。
他表示现在要坚决地同章伯钧等划清思想界线和政治界线。
今天上午还有五十四位代表作了书面发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蓝公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水利部设计局局长须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副校长陶淑范，国务院参事张砺生，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副主席马兴泰，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作家谢冰心，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王葆真，福建省代表刘永生、林一心、李质忠、侯振亚、郑依牳、谢雪红、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山东省省长赵健民，上海交通运输局局长蒉延芳等代表的书面发言，都从各地区、各方面的工作成就，从视察结果和亲身体验，严正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
山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宋子纯，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安徽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潘锷鏱和鲁定华、傅子诚等代表的书面发言，还着重批判了章乃器的反动言论。
田德民特别揭发了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韩国屏“伸冤”的事实。
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茅以升、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辽宁省副省长车向忱的书面发言，分别讲到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们的重大的教育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水利部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桢，天主教南京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和上海第2医学院副院长胡文耀，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和广州市建筑工程局局长林克明，医务工作者徐佐夏、柯麟、黄家驷、章央芬，医务工作者王淑贞、林巧稚、何碧辉、俞霭峰，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财经出版社董事舒新城，政协河北省副主席李国伟，中华造船厂总经理杨俊生和造船工程师萨本炘，哈尔滨医学院教授石增荣，成都市卫生协会主任王文鼎，北京大学教授马坚，黑龙江省副省长李延禄，青海省副省长扎喜旺徐，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等代表的书面发言，报告了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情况，对有关方面的工作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上午大会执行主席是：
罗荣桓、李雪峰、刘格平、荣毅仁、崔建功、舒舍予、黎锦熙、桑吉悦希、朱顺余。
今天下午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李济深等六十七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第1个发言。
他在发言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他说，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向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发和坚决的斗争。
司法部部长史良对右派分子向人民司法工作的恶毒攻击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她说，右派分子黄绍竑利用合法地位，公开替反革命分子“鸣冤”，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行，是违法的行为。
罗隆基所要成立的“平反委员会”，是违反了宪法关于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规定。
她说，我们按照宪法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右派分子反对我们肃清反革命，完全是徒劳的。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在发言中揭露了章乃器企图离间挑拨工商业者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的卑鄙目的，他指出了右派分子散播的毒素对工商界的严重危害。
杨东莼在发言中联系反右派斗争着重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他分析了知识界在反右派斗争中产生混乱思想的最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没有经过实际的锻炼，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
因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还没有转变。
杨东莼说，七年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但是这种进步不能估计过高。
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思想混乱情况的大暴露，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
一切追求进步的、善良正直的、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的群众斗争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来自云南的十五位少数民族代表作了联合发言，他们是：
刀京版（傣族）、召存信（傣族）、余海清（彝族）、李光华（拉祜族）、李和才（哈尼族）、李桂英（女、彝族）、和万宝（纳西族）、胡忠华（佧佤族）、张子斋（白族）、裴阿欠（傈僳族）、雷春国（景颇族）、赵偅奇（回族）、熊开友（苗族）、龙明传（侬族）、龚绶（傣族）。
联合发言由张子斋宣读。
十五位代表在联合发言中严正斥责了龙云的反苏谬论和企图离间少数民族同党的关系的阴谋活动，驳斥了龙云的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的反动论调。
联合发言揭露了龙云统治云南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
联合发言说，龙云统治时期，是云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他把多民族的云南，变成暗无天日的“民族监狱”，变成举世闻名的“鸦片王国”。
在抗战时期，黄金、美钞、鸦片是所谓的“三宝”，而龙云就是这“三宝”的大户，人民称之为“三宝太监”（这时全场不断发出笑声）。
就在那个时候，龙云曾把他搜刮的大批金钱存到美国银行。
联合发言说，解放以来，云南各族人民并未认真同龙云算旧账，只希望他靠拢人民，为人民做点好事，即使做不了好事，也不要再做坏事。
但是龙云并没有从人民的宽恕里得到应有的教育，一直冥顽不灵，坚持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
联合发言警告龙云：
必须幡然悔悟，向人民投降，重新作人；
否则，人民是绝不能允许的。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光英揭露了毕鸣岐和章乃器一唱一和，在整风中发表一系列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荒谬言论。
华侨代表蚁美厚、苏振寿、周铮、伍禅、谢应瑞、马玉声、吴桓兴、吴益修、廖胜、方君壮等十人作了题为“华侨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联合书面发言。
发言中说：
我们华侨代表已经接到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联合通知，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打击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企图。
作曲家贺绿汀在书面发言中就如何在机关、团体和学校中建立保证每个人都能积极工作的制度提出了意见。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吴春安、申纪兰、郭玉恩、曲耀离在联合书面发言中表示，欢迎中小学毕业生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工作的杨廷宝、林克明、朱兆雪、梁思成四位代表，就建筑工作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联合书面发言，提出了批评建议。
在今天下午会议上单独或联合发言或书面发言的还有：
河南省副省长王毅斋、轻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总局总工程师林文彪，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林志澄，广东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林锵云，甘肃省交通厅厅长杨子恒，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载涛，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谢立惠、柯召，冶金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鞍山总院设计总工程师孙德和，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电影工作者徐肖冰，工业劳动模范刘英源、李永、李树森、刘德珍、刘世梅、黄润萍、郭树德，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工程师蓝田，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朱继圣，江西省农学院院长杨惟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王德安。
下午大会执行主席是：
沈钧儒、林枫、赖若愚、熊克武、胡和勒泰、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党内也有右派分子
曾彦修蜕化变质了
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
本报讯
07月11日，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举行座谈会，揭露和驳斥身为共产党员的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言论。
他污蔑党已经蜕化变质，沦为保护既得利益的宗派集团，群众对党“怨声载道”
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宋家修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6月02日答人民出版社黑板报记者问，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
在这篇向党进攻的答记者问中，他污蔑党“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
“怨声载道，人民对当权的政党不满而愤怒”。
他甚至混淆黑白，拿我们的党和祸国殃民的国民党相提并论。
他说国民党腐败惊人，而共产党呢？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要把持政权”。
因而“党和非党相隔十万八千里”。
他在5月30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露骨地说：
“国民党1927年取得政权，‘九一八’时人民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我们取得政权现在七年，虽然还没有人喊出打倒我们的口号，但已有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了。
他又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回到南京、上海，大搞其‘五子登科’，一两个月就威信下降。
我们党虽未像国民党，但入城七、八年来，已有类似迹象”。
他又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
他对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大声喝采，支持他们向党进攻。
人民出版社地理组编辑黄世绵说，曾彦修的反动言论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起了里应外合，向党进攻的作用。
人民出版社校对科副科长、民盟盟员张仲恢说，曾彦修说“党和非党相隔十万八千里”，我作为一个非党干部，体会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党在各方面还是注意联系群众的，虽然工作中有缺点，但不能那么说。
曾彦修还说什么“群众怨声载道”不知根据什么？
事实上，解放以来，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试问那些人“怨声载道”？
人民出版社经济组编辑钟远藩说，曾彦修反复讲党员干部有“保守主义”，他说的“保守主义”并不是工作上的保守主义，而是说共产党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持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说什么“有十几年党龄和一点文化，少不了当一个科长”。
曾彦修总是把共产党看成为一撮保护已得利益的宗派主义集团，看成为蜕化变质的党，他把我们党的性质、党的根本目的和反动透顶的国民党混为一谈了。
事实很清楚，不是党蜕化了，倒是曾彦修本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变质蜕化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王济庚说，曾的答记者问，起了两种作用：
一、号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等于号召右派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二、对党内说，是号召党员叛党。
人民出版社行政处副处长王志明、党支部书记邢显庭、编辑王淑吉等纷纷揭发了许多事实，证明曾彦修的特权思想严重，例如计较生活、地位，小事情就发大脾气骂干部，而且交党费也要三催四催，党小组长通知他开党的会议，他常常不愿参加。
副社长周保昌列举事实来证明人民出版社的党支部是做了许多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也有缺点，但曾彦修说支部蜕化了，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
人民出版社编辑黄士绵说，储安平说“党天下”，曾说“把持政权”，互相呼应，没有两样。
人民出版社党支部书记邢显庭说，曾是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较储安平有过之无不及。
他诽谤中央宣传部，企图否定出版事业八年来的巨大成就；
还主张“砍掉”出版局，办“同人出版社”
大家还指出了曾彦修无视事实，毁谤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否定八年来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说出版工作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后更糟糕了。
曾彦修说，“解放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是没有方针，没有领导的”，“中宣部从未正面指示出版方面应出些什么”。
人民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赵晓恩说，我认为曾彦修的这种说法，不像出诸于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共产党员的口中。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方针，没有领导，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
是完全自流、盲目地进行的吗？
我对全面出版的情况不了解，单就人民出版社来说，只要举一个事实，就证明曾彦修是胡说。
1954年党中央批转中宣部的报告中，专对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任务，作过既具体又明确的指示，我们是循着这个指示来进行工作的。
这个指示下来时正是曾彦修来我社担任工作的时候，怎么会忘记了呢？
为什么要说没有方针呢？
他列举了几年来所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学术著作，有力地驳斥了曾的造谣毁谤。
不少同志揭露，曾彦修主张取消直接领导国家出版工作的文化部出版局，他说：
“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
同时，又主张办“同人出版社”。
许多人说，有些右派分子不是在主张削弱，甚至取消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吗？
这不是里应外合，又是什么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与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蓝钰一呼一应，一口否定八年来出版事业的成绩，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挑起出版界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进攻和诽谤。
人民出版社计划财务室副主任邓步城指出，曾主张办同人出版社，是和右派分子要办同人通讯社、同人报纸没有分别的，那就是恢复新闻出版的资本主义自由，这是他完全否定党的领导以后所提出的纲领。
曾彦修的反苏言论也受到大家的批判。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周保昌和其他同志的揭露，曾彦修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在出版工作上学习苏联经验，认为过去就是因为学习苏联把出版工作搞糟了。
曾彦修在会上作了简单的发言，他说：
“我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今天大家这样说，当然好像我就是最坏的人啦。
我应当再三考虑”，大家对他这种拒绝批判，毫不交代检讨的态度，非常不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委员会通过两个审查报告
新华社1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和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今天上午分别举行了会议。
预算委员会通过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
这两个委员会将分别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提出这两个审查报告。
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只收到提案二百四十三件。
所有提案都先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有关的专业审查组分析研究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再由委员会全体会议详加审查，逐案通过。
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历次全体会议逐案通过的“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草案”，并将提请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宋庆龄
我国今天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
绝大多数人民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道路。
但是，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作出英勇的努力。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改掉我们旧的思想方法。
大家都知道，人的习惯和思想的改变，总是很迟缓的，它们经常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人们为了促成这种变化所进行的劳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但是，习惯和思想必须改变，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前进中的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整风运动”。
这和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以及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都是达到我们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人们一致公认，我们国家的生活从这些事情得到了鼓舞的动力。
许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发言。
缺点与缺陷被揭露出来了。
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和物质的伟大变化取得一致。
这些变化，尤其是社会的变化，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发生着的。
它们造成了新的和复杂的情况。
我们还缺乏处理这些情况的经验。
正如同生活和工作中的调整一样，“矛盾”——各种不同的紧张状态的存在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每一个社会总是经常存在着一些矛盾的。
在中国，由于矛盾有着新的内容，所以引起了特别的注意。
同时，由于我们国家所继承下来的文化和经济的落后，使我们不能立即满足人民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全部要求，这些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
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
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
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事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尽管它们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宪法，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某种残酷的手段来掠夺它的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呢？
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呢？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
我们了解紧张的性质和原因。
我们曾用大炮来对付大炮，把我们自己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
我们却不用武力来解决人民之间的分歧。
在旧社会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导向苦难和冲突。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毛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1个项目。
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这些问题是追求着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的问题。
它们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
只要我们认识这一点，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新的运用。
这是基于事实的。
在我们国家里，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敌对的阶级关系正在逐渐缩小和消失。
这是通过我们历史情况所容许的逐步的、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
结果，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广大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团结的社会，而积极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队伍已经削弱和瓦解。
因此，我们就有了在我们国家里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和理论的基础。
我们有一个劳动人民掌权的、争取进步的政治制度，因而人民可以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
我们也有必要的条件来扩大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纠正任何错误，对需要解释的进行解释，使我们提高自己去迎接前面的新任务。
这是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主义的方法。
这对我们说来还是新的，因为在漫长的革命战斗里，所要解决的矛盾是阶级的对立。
所以，每一个人，尤其是居领导地位的人，必须取得新的态度和新的认识。
这就是共产党号召人民帮助它进行的“整风运动”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
由于我们有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全国大团结，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来寻求真理。
我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把我们的团结提到更高的高度，认真地互相学习。
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总的说来，这个运动是健康的，它证实了人们对它所寄予的希望。
它正在进行，并且将继续推进。
不过，某些发言也显示着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
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
我们国家解放才不过八年，旧社会的残余还是很多的。
有些人弄不清楚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事；
也有些人完全反对我们；
还有些人，他们了解我们的方向，但是并不甘心与我们步伐一致，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狭隘利益而反对整个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政府已经打开了大门，听取一切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接受每一个意见的义务。
有一种判断的标准：
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全部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
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
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国家基础发生动摇。
他们把攻击集中于曾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他们的目的在于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
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
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
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
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
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间所引起的反应，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
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以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
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
饥饿、贫困的孱弱的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
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
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
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
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
我要问他们：
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规条。
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成其为社会。
一切法律规条都是要实施的。
问题是：
它们的执行是为了谁的利益？
国家所反映的是它的经济基础，所采取的限制是有利于控制经济的那个阶级的。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少数人控制了提供多数人工作和生计的生产手段，那些限制是有利于大资本家和地主的。
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提供所有人以生计的东西已归公有，限制就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利了。
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不满意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政治协商的人究竟怀着什么目的呢？
他们希望用什么来代替我们的东西？
社会的道路只有两条：
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
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
第3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3种势力”一样。
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
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
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我认为这种论调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消灭从远古以来就使社会分裂的阶级对立的历史进程之中。
但是他们现在所主张的等于要求恢复最尖锐的阶级对立——要恢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造成世界范围的财富消耗和从未见过的战争浩劫的最尖锐阶级对立！
如果一个人竟看不出，这同邀请帝国主义者卷土重来再一次蹂躏我们国土和人民相差无几，他在政治上就是太幼稚了！
而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比中国的资本主义强大得多——虽然它不能和我们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团结在一起的人民力量相较量。
这些人要在我们国家里贩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行的。
你不能采用一种制度而不要它的经济基础。
历史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
让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国人民对这些论调的答复吧！
即使是那些老实地对我们国家和制度若干特征还模糊不清的人，也在嘲笑地加以驳斥。
我们要前进，不是要后退。
我们要有一个为一切人、首先是大多数人所行使的民主。
我们是要让所有人而不是仅仅少数人过比较好的生活。
我们需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没有共产党，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成功，我们就连社会主义的希望也没有了。
共产党为此作了最大的斗争和牺牲，因此受到了热爱和尊敬，在我们国家生活里应该居于首位。
我们人民当前的目标就在于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使它更深刻、更广泛。
我们今天的愿望就是帮助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支持它，因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的唯一办法，是我国在国际上独立与尊严的唯一保证。
难道没有别人能够领导走向社会主义吗？
答复是：
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世界上从未见过一个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领导而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一切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最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情况，只有共产党在行动上最勇敢、最坚决。
它把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在坚持实践中运用到中国革命中。
正如事实所一再证明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打败国内外敌人所必不可少的阶级决心。
我认为上海的工人曾用一句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不是说，其他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地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呢？
显然不是这样。
那样想法也是脱离实际的。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我知道党的政策是非常尊重一切有志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人的。
我们知道，党在今天所奉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这就是党主张中国一切民主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想法的基础。
在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业。
为此需要集合一切的力量和每一个人的知识。
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
党派的“共存”与“互相监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这一切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真诚合作和有效配合。
至于应该由谁来领导我们全国力量的伟大团结和运用，历史已经使得共产党具备了领导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
现在有人企图对这些条件表示怀疑。
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共产党是完全不懂科学和技术的，所以共产党人不能领导这一个或那一个机构。
我从过去历史中已经充分看到，共产党人怎样学会了他们所不懂的东西，他们不但应用了所学的，并且还把所学的更向前推进。
我认为，党一定会学会科学和技术，同时党还会对科学和技术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贡献。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有党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号召他们勇敢地对付面临的问题的鼓舞，我们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现在，“整风”、“鸣”、“放”正依循两条密切结合的道路进行。
一方面，我们在极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在决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和希望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那些人之间划出一道深刻的界线。
我们在面临思想进攻时如何站稳立场上学习了很多有益的教训，也学习了如何全面地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至于在那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照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
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福利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同时，中国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和社会主义的朋友们，在思想上都认识到这个运动对每一个人的教育意义。
他们明白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些共产党员的身上，这些病菌也存在于每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不充分尽职的人、由于过去的成就而居功自傲的人、把自己看得比国家更重的人、以及脱离群众、沾满了官僚主义恶习的人的身上。
中国人民不但通过当前的运动来批评共产党员，也通过它来鉴别自己。
他们以爱国者的身份来检查自己——努力去熟悉他们目前所担任的、以及他们未来所要面临的工作，他们在学习怎样谦虚、正直、诚恳、谨慎、永远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们正在帮助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取得成功。
我们自己也在努力仿效他们。
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引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
这就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朱副主席接见埃及约旦伊拉克和平人士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于今天上午接见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后来我国参观访问的埃及阿·路·依·艾尔库利、哈·法·依布拉欣，约旦雅·依·哈穆德、依·胡·哈玛德，伊拉克哈·阿·奥马尔、丹·雅西姆、阿·沙里夫七位和平代表。
陪同接见的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包尔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

请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彭真设宴欢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1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晚上在北京设宴欢送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彭真在酒会开始的时候致词。
他说，通过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进一步增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加深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彭真代表北京市和全中国人民向代表团的访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他们把北京市人民和全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友谊带给卡拉奇的市民和全巴基斯坦人民。
拉赫曼团长接着致词说，我们就要离开中国了，我们是带着下边这样的心情离开的：
中国人民是要和平的，中国人民是要同巴基斯坦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和平相处的。
拉赫曼说，你们的国家发展得很好，你们的发展是这样迅速，以致任何的亚洲国家都引以为骄傲。
拉赫曼还表示，代表团将把中国人民良好的祝愿和问候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赛福鼎，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巴友好协会会长刘格平，以及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共九十多人。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及夫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及夫人也出席了宴会。

增产油料的一个百年大计
罗叔章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张鼎丞检察长和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等的六个报告。
从这些报告中显示了国家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挥了六亿人民全心全意献出自己的力量，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
从而给了最近03月以来借着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严正的驳斥，代表们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上都给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谭惕吾等以迎头痛击和不懈的斗争，右派分子在今天已成了瓮中之鳖，人民已设下了天罗地网，不投降就粉碎，右派分子们！
赶快勒马悬崖，不要自绝于人民吧，人民是会宽宏大量的。
我是食品工业部的工作者，请允许我谈谈关于垦复和发展木本油料油茶林和如何合理利用新油源。
1956年冬季和今年05月我曾经到山东、江苏和湖南视察了油脂原料问题，深切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俗话说：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油不但是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原材料，如制造肥皂、甘油、油漆、硬化油、硬脂酸、选矿剂、润滑油等等，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全国解放后，由于大力推广各种榨油先进经验，提高了出油率，一九五五、五六两年曾共增产节约油脂二十一万余吨，但是几年来油脂产销情况还是很紧张的，尤其今年因为产油区农民自留油增多了，致使国家收购量比去年减少二十多万吨，虽然压缩了工业用油并减少出口油十二万吨，内销油仍较去年减少十万多吨，因而有些地方压缩了供应定量，人民对此是有意见的。
从各方面情况看来，油脂供应的紧张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影响是很大的。
油脂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
为了缓和油脂供应的紧张情况，今年食品工业部协同粮食部和食品工会召开了全国的油脂增产会议，讨论了若干措施，拟再增产油脂八万吨，但是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油脂供应紧张的严重问题。
从各方面考察，我认为我国油脂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
油料产量赶不上人民对油脂的需要量（包括工业用油料）。
到1956年为止，大豆、花生等主要油料作物的总产量比1949年约增长一倍多，但除花生、棉子外，大豆、芝麻、菜子的年产量还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其中芝麻、菜子的年产量比解放前约减少一半以上，在油料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大豆、花生、芝麻、菜子等主要油料也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尤其是分布在我国南方各省的二千多万亩油茶林仍然大部荒芜着，如湖南省原有油茶林七百万亩，还荒芜百分之四十，江西省原有油茶林六百万亩，还荒芜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浙江省原有油茶林一百二十万亩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荒芜林。
甚至有些地方砍伐现象也很严重。
1957年全国油料产量一千七百二十四万吨，供给榨油的仅七百五十六万吨，可出油一百六十六万七千吨，如果到1962年按八大建议数字产油三百一十至三百二十万吨，应有供榨油料一千六百二十二万吨，这个数字能否到达，我们十分关心，因为历年油脂不能完成计划，主要关键是原料不足。
另一方面，对可以用作榨油的油料，也存在着利用不合理的情况，如某些地区农民将油料直接作为饲料或下地作肥料（只山东昌潍专区去年直接下地的大豆即有五百六十五万斤，损失油四十三万八千斤），还有国家拨作饲料和副食品的一部分米糠和大豆应该预榨一部分油也多未榨取。
再次是充分利用先进机榨设备不够，今年机榨减少加工油料不下一百万吨，按平均一百斤油料少出二至三斤油计算，就损失油四千至六千万斤，这些都是严重的浪费。
从当前看，从长远看，缓和油脂供应的紧张情况，就必须解决油脂原料的增产问题。
要解决油料增产，除对现有的油料播种面积加以注意和作必要的安排，并解决某些油料收购价偏低情况外，特提供以下两点意见：
恢复和发展油茶林
一、百年大计有计划有步骤的垦复与发展木本油料油茶林。
油茶是我国大宗的特产木本油料之一，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西、浙江四省，面积在抗战前全国约有二千多万亩，产油十五万吨，除供当地食用外，出口很受欢迎。
由于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遭受摧残和解放以后没有注意垦复，所以目前在二千多万亩中仍有七百万亩老荒林，约占百分之四十。
已垦复的也还没有达到战前产量。
如战前平均每亩产油量十五斤左右（据湖南省浏阳县东门区新田乡四个农业社统计，战前每亩平均产十六点八斤），目前一般只能平均产油六至七斤，但个别地区少数茶农因垦复下力，经营得法，产量颇高。
如湖南省桃源县黄婆乡袁老七的油茶林，每亩能产油一百二十斤，浙江省青田县棋国第1农业社社员辛光明的油茶林每亩能产油二百一十五斤，可见只要作好垦复工作，平均每亩产油二十五至四十斤是可能的。
全国二千多万亩油茶林如能全部垦复，按每亩平均产油二十五斤计，即可产油二十五万吨；
如每亩能产四十斤，则可产油四十万吨，这个潜力是很大的。
而且南方各省荒山很多，如能进一步培植发展，产油量将更大。
油茶是山地作物，它的特点很多，如：
不与粮棉争地；
栽培技术容易，经营管理用工少（油茶每亩每年花三个劳动日，种水稻每亩每年花十五个劳动日）；
种植以后生长年龄达百年以上；
出油率高，广东、浙江地区有一种红花油茶，含油率达百分之七十（这种品种将来应大力推广）；
油茶品质优良，属不干性油，为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用植物油，茶枯既可作肥料，又可作洗涤剂；
茶油出口每吨可换回七吨化肥，七吨化肥相当于三十吨饼肥的肥效；
油茶林区的风景好像四季常青的大公园；
油茶林对自然灾害抵抗较强，对土壤除忌碱性外，适应性较大，在我国南方各省，除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为重点油茶林区外，其他如四川、广东、云南、福建、湖北、贵州等省的丘陵地带与山地，均可大量发展。
大量发展油茶林不仅是解决我国上述各省油料资源的有利途径，同时还可改善山区农民的经济面貌
（如湖南永兴县枣子社只是茶油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即有四十元，如提高单位产量，再加提倡养蜂副业，收入还可增加）。
根据上述情况，就可以证明，大力垦复与发展木本油料——油茶林，不论从增产油料和它本身的经济价值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新造油茶林须要六年到七年才能收果，垦复只要两年到三年就可得到丰收，所以新植与垦复所耗用的劳力与财力是不同的。
因此荒芜林多的地区，应首先从垦复现有荒林着手，并着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有条件发展的地区，应尽可能的发展新植林。
不论垦复、新造林，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要求政府加强领导与规划。
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土壤、气候等条件，凡适宜油茶生长的地区，均应规划发展油茶林，并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在油茶生产为主的地区，要把油茶生产放在首要地位，适当安排垦复劳力（劳力缺乏的山区，应设法支援，如江西的作法就很好），建立保护管理制度，建议林业部门建立经济林的专管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加强管理和技术指导。
（2）妥善处理油茶林入社问题。
茶林不入社，便无法纳入农业社生产计划，林主心里没底经营也不积极。
已经入社的也有些作价偏低，影响社员生产情绪，因此必须作到合理评产，给林主以应得报酬，对垦复茶山的工分也应略高于农业工分，并与当年农林副业统一计算分配，以提高农民垦复茶山的积极性。
（3）发放贷款、补助口粮。
垦复茶山须经三年才有收益，政府应考虑发放一部分无息贷款以示鼓励。
如按七百万亩荒芜林计算每亩贷款五元（每亩需工三至五个），需要三千五百多万元，可从第3年起分批收回。
由于挖山刨山是重体力劳动，据农民反映每人每天至少需食三斤米，这就需要补助口粮一千六百多万斤（每人每天约补助二点五斤米），希望能在粮食统销指标内加以报销。
（4）在税收问题上尽可能的加以照顾。
凡新植林及垦复林在收益前应一律免征农业税，其收益未达到同等土地的常年产量前，可酌情免征或减征农业税，对自留油应免征货物税。
我认为垦复和发展油茶林是解决增产油料的百年大计，而且是在现有二千多万亩的基础上各方面的条件均比较好的情况下，只要政府决定了垦复和发展油茶的方针政策，各级政府领导重视起来是可以保证在第2个五年计划前后就能增产油料，至少也能减少一些油脂的紧张情况。
合理利用新油源
二、如何利用新油源。
为了缓和一些目前油脂的紧张情况，我建议：
（1）利用米糠榨油：
我国年产米糠约五百万吨，其中由国家掌握集中在城市的米糠达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吨，只要把这一部分利用起来榨油，即可增产油脂十二万四千吨，而且榨油后的米糠易于保管运输，对喂猪没有不良影响。
米糠中含有解脂酵素，如不及时榨油极易变质，产生酸败霉味，猪就不喜食。
因榨油约减少十四万吨米糠，粮食部准备用一定数量的杂粮弥补，也不必顾虑饲料的减少（如增拨十四万吨高粱等于一百六十五万亩土地产量，但增产十二万吨油脂，则相当于种植大豆一千八百万亩，种植菜子一千一百万亩，这是很合算的）。
利用榨过油的糠饼作喂猪饲料，民主德国和资本主义各国早已大量实行。
我国各地的多年喂猪试验中，亦证明效果甚好。
因此对利用米糠榨油应大力推广。
（2）利用饲料大豆榨油：
粮食部估算全国每年留在农村作饲料用的大豆数量约一百万吨，如能用来榨油可出油十二万吨，目前这些大豆不经榨油而直接去喂牲口是很可惜的。
大豆经榨油后蛋白质变性易为牲口吸收，我国东北农村向来都是习惯用饼喂牲口，据河南、山东、安徽等省部分地区试验，牲口喂的很好，农民都支持这一做法，对因榨油减少的饲料数量约十二万吨，希望粮食部采取增拨办法补足农民。
增拨十二万吨大豆等于二百万亩土地产量，增产十二万吨油，则等于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一千八百万亩。
这一笔帐有关部门不可不算。
但在加工政策和办法上必须做到对农民方便有利（可采取以饼、油换料，代农民加工或收购油品补给相当饲料等办法），河南新乡专区和江苏太兴县在这方面已取得良好经验，广大农民都很欢迎。
（3）在保证豆腐质量的条件下，利用冷榨豆片制豆腐：
豆腐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用大豆做豆腐其中油分也是部分损失在水和残渣中，这是人们看不见的一种浪费。
而大豆经过冷法压榨，减少一部分油脂后再做豆腐，并不影响豆腐质量和数量，根据中央卫生研究院的分析，冷榨大豆豆腐除脂肪稍为减少外，其他营养物质均有增加，中心问题是必须掌握好作豆腐的技术。
从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情况看，这些地方用冷榨豆片制的豆腐比北京用大豆制的豆腐还好吃；
这是我们亲自吃过比较过的，希望有关部门大力组织制豆腐的技术交流，提高豆腐质量，只要保证使冷榨豆片豆腐不次于当地的大豆豆腐，就可逐步推广。
1956年我国各城市用作豆腐的大豆约为三十万吨，如经过冷榨出一部分油，也可增产油脂六千万斤。
（4）开发野生植物油料：
我国野生油料遍及各地，数量不少，目前已发现二百多种，可以用来榨油的有七十多种，其中有二十多种可供食用，四十多种可供工业用，但野生油料分散、收集困难，有些油料出油率低，成本高，在价格和税收方面应该有鼓励农民积极收集的措施，工业部门应加强化验分析、研究榨油技术经验介绍用途。
供销合作社应大力加强收购工作。
这一工作有关工业部门和合作社如能重视、领导起来，给农业社一些支持，是可以发展的，生产出来的油最低限度也可以解决农村中一部分照明或浇车用的油料。
（5）沿海渔区应注意生产鱼油和海豕油，这是制硬化油的好原料，据舟山渔民反映，过去不愿生产是怕没有销路，现在工业部门已经试验成功产多少均可全部收购，这不但可以代替一部分食用油，也可增加渔民很多收入，希望水产部门能发动渔民大量生产。
以上问题如获解决，油脂紧张情况，是可以大大的好转的。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提请代表们指教。

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
刘清扬的发言
大会以前，再一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使我们更进一步在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明确真理的思想认识上，更提高了一步，并更坚强了我们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信心。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的财经工作报告以及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和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
从这些报告的丰富内容中，明白看出，我国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摆在我们面前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创造的伟大辉煌的成就。
我对于政府各项工作报告，完全同意并衷心地拥护。
从政府各项工作的报告中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仅仅在几年之中，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论在财政、经济、工业、农业、文教卫生以及向科学进军等发展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都使我们全国人民对于祖国更美好的将来，坚定了信心和希望。
并使久已为渴望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广大劳动人民长远利益的保证。
尤其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以事实胜过雄辩的显明成绩，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以有力的反击。
去年的财政赤字是难免的
李先念副总理报告中说：
在1956年决算的执行中，有了超支的赤字。
如从决算的意义来讲，有了赤字，总是不大好的，因为多少总不免给下年度的经济安排增加一些困难。
但要从实事求是来分析，像在1956年，既遭受严重的灾荒，又在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中，以及生产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过程中，决算的超支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完全应该相信，在我们人民政府对财政的管理上，每一个钱，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不容怀疑的。
建议大会应该批准。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
对于1956年度决算超支的数额，是以将近三分之一用于国家领导人民战胜灾荒的斗争。
由于巨大台风迫及七省灾患的严重性，不但使粮食生产减少反而增加防汛、抢险、救济等巨大开支。
仅就河北一省的灾情来说：
四千五百万亩田地被淹没，一千五百万人民无衣、无食，没有房屋居室。
国家除了及时拨款救济而外，并从远近的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调进粮食三十六亿三千万斤。
这样巨大的数目，需要以每天六列火车，全年三百六15日不停的运输，一直送到灾民手中。
凡这一切运费，都由国家担负。
食粮并未涨价，一千五百万灾民，得到粮食及时供应，并未饿死一个人，竟能平稳的度过严重灾荒的困难。
如果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要想保障一千五百万灾民生命的安全是不可能的。
在解放以前，我国人民遭受的水旱灾害，人民只有忍受：
物价昂贵、饿殍载道、民不聊生、无人闻问的惨痛。
这都是我们亲自体验过的。
如以今昔的情况对比，凡是有良心的人，谁会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
谁还想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除非他是别有用心，与人民为敌。
右派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
解放胜利后，八年以来，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为全国人民作了许多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不但不以此自满而骄傲，反而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竟首先从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并以大公无私的民主精神，邀请党外人士协助党整风。
全国各界人士，明确认识执政党的每一个政策措施，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
所以许多人抱着热爱党的心情，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党整风。
批评缺点和错误，是希望改进部分党员的工作作风，更有利于党的加强领导，能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并且我们对于党以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真诚无私的改进工作。
因而我们以满怀信心，预期党的整风，必然能得到全面的胜利。
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参加党整风，首先必须站稳人民立场；
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更好的团结；
更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并对于我们自己，更要得到教育和学习的机会。
必须如此，才不会违反毛主席所指示：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论的六项原则标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趁党整风的机会，暴露了他们别有用心的企图。
完全否认了党的伟大成就，恶意地夸大个别党员的错误或缺点，猖狂地向党进攻。
尤其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反动右派分子，更加严重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他们竟以知识分子民主政党领导人的身份，不但不以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而执行中国民主同盟第2次代表大会：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决议而积极努力，反而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拉拢了一小撮大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羽翼。
竟以有组织、有计划等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进行反抗党领导的卑鄙活动。
并且利用非党的报纸，作为他们反共的工具。
不但如此，听农工民主党的干部说：
章伯钧还在拉拢落后知识分子，想再出版另一种反共刊物，章伯钧声言自己担任主任编辑，作为他们煽乱、点火的工具。
凡这一切极其阴险凶恶的阴谋，都是章罗同盟所企图反共、反人民的行动。
他们企图向共产党争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复辟，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迫害广大人民的利益。
民盟今后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章、罗二人，以宗派组织和狼狈为奸的手法，盗窃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大权，他们不尊重其他副主席，更以两面派的作风，控制并欺蒙民盟中央的领导同志们。
他们更借着共产党对他们争取团结而取得的政治地位，便于拉拢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合流图谋不轨。
他们这些无耻的反动行为，不但愧于共产党对于他们的团结教育，并且公然破坏国家制度的根本，他们已显然是人民的罪人。
对于民盟本身来说：
他们不但愧于以鲜血的斗争而获得中国民主同盟光荣历史的诸位先烈，他们更诬蔑了我们绝大多数忠于党的领导、努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真诚埋头苦干的盟员同志们积极工作的成绩，使民盟工作遭受到重大的损失，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但由于我们中央负责同志的政治嗅觉不灵，对于右派分子两面派的思想言行，失于麻痹大意，而欠缺警惕性，也是我们严重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
现在我们应该认清这一次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就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必须站稳阶级立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与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要他们挖掘出反动思想的根源，向人民彻底坦白交代，要他们深刻反省，自觉地接受改造。
否则他们便是自绝于人民。
人民不会宽恕他们的。
我们全体盟员同志，有决心和信心，今后要特别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提高和改造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并坚定不移地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党的领导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警告妇女败类林希翎
我站在妇女立场，并向丧心病狂、反党反人民的妇女败类林希翎警告：
不准许他们无耻的右派分子诬蔑“五四青年运动光荣的传统”作为他们向党猖狂进攻的口号。
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与他们的卑鄙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五四时代的青年男女并肩奋斗，是跟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光荣旗帜前进的。
他们对内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
并争取妇女解放，要求男女平等，以共同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
五四青年坚持斗争数十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获得全国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才能完全达到我们理想的目的。
尤其我们曾受过双层封建压迫的妇女，党把我们解放出来，并获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
今天有谁敢于出来反抗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凡我们爱国爱党的妇女和青年，是绝对不容许的。
像林希翎这样毫无心肝的右派妇女，竟在青年学生中大作反共宣传，疯狂地向党进攻，而想把人民所切望的社会主义制度，拉回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去，他们显然已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阴谋，绝对不会得逞的。
谭惕吾未免欺人太甚
林希翎既在谭惕吾家中住过多日，然后并到各处作反党活动，何以谭惕吾竟推说不知道林希翎的一切行为，这未免欺人太甚。
我们久已知道，谭惕吾的反动思想，是有她的历史根源的。
在三十年前的大革命时代，在北京大学西斋女生宿舍里，我们曾和反动的女学生作过尖锐的斗争，谭惕吾就是站在和我们对立的一面，今天在座的代表中，有人会证明这一事实。
以谭惕吾自己的反党谬论与林希翎的行为印证，她要想脱却与林希翎的反动合谋是不可能的。
她必须清楚地向人民交代他们的关系。
否则他们将在全国人民的愤怒之下，会被从人民的队伍中驱逐出去。
在整风过程中，发现了右派野心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的谬论，并不是偶然的。
正如毛主席的指示说：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由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暴露了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这就成为严肃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
我们在这一场为人民除害的政治斗争中，已然受到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
而且使广大人民也能清楚的认清敌我之分，而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以加强警惕性，更能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奋斗到底。

章乃器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韩望尘说：
听到说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时候“惊心动魄”的不是我们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而是章乃器自己。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李、薄、乌三位副总理以及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副委员长的报告，并保证坚决贯彻执行。
首先使我特别兴奋的是，当这次大会的预备会的先一天，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
这个讲话给了我们一个明辨是非、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们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了它，头脑更加清醒，眼睛擦得越亮了。
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这种诚恳虚心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党这样做，正是为了清除“三个主义”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做好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我完全相信，党一定有决心，会把风整得很好。
可恨右派分子，竟钻整风的空子，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等人，他们趁鸣放的机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贩运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
有的污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
有的叫嚣“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有的甚至狂妄地提出“各党派轮流执政”；
等等。
他们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但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容许，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工商业者，也绝对不能答应的。
谁不知道，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幸福百倍；
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我们党外人士，解放前连爱国的自由都没有，不知有多少人被惨杀。
今天是什么情况？
许多人士被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还有不少的人，参加了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工作。
党和毛主席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正说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才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做这个领导的核心，还能有今天吗？
人们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全国六亿人民一致的心意。
宪法总纲第1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右派分子叫嚣不要党的领导，不但在客观实际面前，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而且也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有系统的严正的批判。
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听了总理的报告，谁说成绩不是主要的！
谁说右派分子的阴谋不是毒辣的！
通过事实对比，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增强了我们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我的工作，主要在工商界方面，而章乃器一再对工商界施放毒素，实在不能容忍，我要揭发他的阴谋诡计。
章乃器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
究竟居心何在？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积极的一面不断增长，这是事实，但怎么能说没有两面性呢？
就以我们陕西省来说，合营后，有的人思想动荡，患得患失，遇事缩手缩脚，不愿多负责任；
甚至还有极少数人，羡慕自由市场，要求退出厂店；
有的白天对社会主义消极怠工，晚上又是资本主义，到处承揽私活；
西安、咸阳、马嵬坡等地还有少数私营户进行药材黑市投机活动，成交价格有的高出牌价一至五倍。
马嵬坡中药材市场交易员陈玉海从去年06月至今年01月20日仅手续费收入有据可查的就是六千五百多元。
至于掺杂掺假、以劣充优、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在私营户中，也并没有完全消灭。
如省供销社药材经营管理处和有关部门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发现和处理的假麝香就有二百多两；
西安市商贩董廷建经常从事捣贩国家统购物资，获取暴利，生活奢华。
更严重的是，西安市工商联领导人中，曾有人企图叫合营企业里有能力的私方人员，退出企业搞地下工厂。
试问这不是消极性是什么？
不是两面性是什么？
毛主席明确指出：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章乃器混不过去了又说：
“那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
这是什么话！
我来问：
在工人阶级中，有谁提出就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一类的话呢？
我们西安市有的工商业者，一面高喊要放弃定息，一面又不愿以定息收入购买公债。
这种情况，工人阶级根本就不会有的，这不但是对工人阶级有意的污蔑，是对资产阶级擦胭抹粉，而且企图以此煽动工商界，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抗拒改造，把我们从先进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回去跟他走向资本主义的死路。
实在是太可恶了！
太猖狂了！
我在这里正告章乃器，你的算盘完全打错了，工商业者在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除了个别的顽固分子外，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章乃器曾说过：
“当教条主义者仍然笼统地不加分析，提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时候，工商业家是惊心动魄的，是不能接受的，这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方针也是不符合的。”
让我告诉大家，我们陕西省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是承认两面性的。
承认的结果又如何呢？
截至今年03月底，据西安、宝鸡等四十三县市的私方人员不完全的统计，已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七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其中有七千六百二十一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和获得物质奖励，占参加人数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四。
这些铁的事实驳斥了他的邪说，惊心动魄的人，决不是我们工商界，而是“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经济算盘”的两面派分子章乃器！
章乃器硬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
我认为这是他别有用心的在那里“故弄玄虚”。
这是对党和政府的和平“赎买”政策的歪曲，模糊工商界的视听，散布资本主义毒素；
要不然的话，我们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处在“瓜将熟、渠将成”的时候，章乃器何苦赶忙来“摘未熟之瓜，毁将成之渠”呢？
我问章乃器一句，你口口声声说拥护社会主义，但你这种拖工商界后腿的谰调，那里能嗅出丝毫的社会主义气味？！
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什么？
章乃器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更是胡说八道。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官僚主义只是一种工作作风，而且是阶级社会制度下的产物。
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不同性质的东西，是不能对比的。
经他这样一比，就好像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官僚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官僚主义正是从阶级社会里遗留下来的，共产党提出官僚主义，是要清除它，而不是保存它。
一种不好的工作作风，怎能说它比资本主义“更危险”呢？
他这种说法，是反社会主义最露骨的表现！
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应该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敢于而且也能够反掉官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
不管右派分子怎样花言巧语，都是枉费心机。
总而言之，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决不是偶然的。
章乃器是一贯地贩运资本主义毒素，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
而且，是这个复辟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我再警告这些右派分子，你们应该深切体会周总理语重心长的恳切劝告，憣然悔悟，立即向人民交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反动行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对你们开着的；
如果你们胆敢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人民不会宽恕你们。
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使我更加明白了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
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更进一步地提高警惕，明辨是非，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并在党的正确领导帮助下，继续在学习、工作实践中，加强自我改造，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时我们工商业者要以企业为改造基地，贯彻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厉行增产节约，展开社会主义竞赛，一方面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积累资金；
为消灭人类一切贫困、愚昧、灾难，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而奋斗！

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何遂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近两年中，我去过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各地视察，处处看到人民生活都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连塞外的敦煌也是一样，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伟绩。
人民都是拥护政府、热爱党的。
右派分子所说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的反党谬论，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现在我就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提几点建议。
我对于历史，是一个门外汉，这次视察听到一些反映，自己也有一些意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请予指正。
不可“贵古贱今”
第1，我国史学界一向有“贵古贱今”的风气，尤其是对现代史，被视为“新闻”，史学家多不愿搞这一套。
因此，现代史的研究就成为我国历史科学中很薄弱的一环。
这个事实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1953年刘大年先生在苏联所作“中国历史的现状”的报告中，即已指出：
今后要“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
但实际考察一下，这几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状况，并无显著进展。
迄至目前，许多大学搞现代史的教研组，对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仍是摸不清楚。
向来，这些方面，只是作为讲革命史的背景而提出探讨的。
所以除了一个概括的结论外，很少有人真正下功夫去搜集、摸索这方面的具体史料。
以我今年03月视察过的武昌东湖历史博物馆来说，武昌是辛亥革命发源地，这一段史料竟付缺如。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谁要多讲了些国民党方面的史料，便被认为思想上有问题，这样片面的看法影响着现代史研究更全面和更迅速的开展。
中国现代历史，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反抗三大敌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
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从镇压革命斗争走向崩溃的历史。
前一方面肯定是主要的一方面，但是如果对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弄不清楚，又怎能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
怎能真正弄清革命史中的一些基本道理呢？
我建议：
史学界应号召史学家们努力作这方面的钻研，积极的收集史料，进而编写一部更完整的“中国现代史”。
加强资料工作
第2，资料是科学研究的“空气”，许多大学的先生们都苦于资料不足，不敢发表研究文章。
我建议：
1、现代史不比古代史，有许多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曾经是历史过来人，譬如在座的许多代表就是曾参加过1911年辛亥革命和以前及以后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
我想，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了解这一时代的面貌，我们曾经亲历过一些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应该把自己的见闻经历，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发表出来，供给史学家研究（李六如代表的“六十年的变迁”即是一个好例）。
2、应加强现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过去出版过不少史料书；
但数量不大，不被珍视，不能满足各地研究工作的需要。
我想，一些确有参考价值的绝版书（如扪虱谈虎客的“近代中国秘史”，陶菊隐丛书等），应该予以选择整理重新出版。
3、有许多历史事件是带有地域性的，如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的地方，又如护国战争与云南的关系最大。
事实上，各地几乎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外地的人是较难调查整理的。
而且各地都有一些熟悉当地历史掌故的老年人，其中不少自己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编写。
因此，我建议：
分布在各地大学的历史系应该抽出力量来，分别地进行调查整理当地史料。
4、我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安师范学院等处，听到这样一条意见：
即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集中了数量可观的材料，但缺乏人去整理，而各地大学历史系有人也较有时间，就是缺乏材料，这个矛盾需要解决。
希望能把材料按地区分下去，大家来整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加强人力配备
第3，科学研究是要人去搞的，据了解，目前各大学真正能搞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先生们是很少的，有一位教现代史的先生说：
“只要配备人力，给予时间和必要的资料，就能搞出东西来。”
的确，如不加强人力配备，是很难获得很大成果的。
我建议：
各个有条件的大学历史系，可附设现代史研究的独立机构，这样也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史学工作者。
最后，我感到，近年来，现代史的园地似乎嫌寂寞了一点，因为现代史涉及到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争鸣”的顾虑可能大一些。
我热切地希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照耀下，中国现代史的园地也能作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丁贵堂说：
我在旧中国海关工作了三十四年，解放后继续留在海关工作。
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告诉我：
“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我完全同意并衷心热烈地拥护周总理、李、薄、乌三位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和彭秘书长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
我们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每年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最近一年所获得的成绩更是空前的。
就是联合国也承认去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是举世第1的。
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对这样伟大的党和政府还能不衷心热烈地拥护吗？
而右派分子竟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有计划、有纲领地挑拨煽动，发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猖狂进攻，并硬说在国家工作中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
他们妄想篡夺党的领导，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有“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没有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等的谬论。
周总理已给了这些谬论以最严厉的正确的批判，给了右派分子以当头棒喝，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拥护党，爱护国家，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国人民必须与这些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给予他们坚决的毫不留情的痛击。
我是一个海关工作者，在旧中国海关工作了三十四年，解放后继续留在海关工作，现在将近八年，前后两个阶段对比一下，给予我的感受和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右派分子说：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我十分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亡。
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得到解放，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会再一次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奴役，更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斗争总是不能达到彻底的胜利。
就拿我亲身经历比较深刻的海关的例子来说，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人民的海关，海关就要永远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旧海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大家都知道，海关是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因之一个国家海关的管理权，对那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旧中国海关的管理权从1853年起就被帝国主义篡夺了，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为止，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旧中国海关始终由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谓海关总税务司所统治。
全国各地海关主要职位，也一向由上千的外国人盘据着。
所有旧中国海关的章则法令都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条款而制定的。
除不平等的条约条款外，帝国主义代理人，又随时为便利洋商任意制定特别办法，以辅助他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
所有反动政府的法律、法令未得所谓外交团和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的同意，不能在旧海关中实行。
所有海关的税收都被扣留作为外债赔款的担保，没有总税务司的同意，反动政府不能提用一文。
旧中国海关并不受反动政府法律法令的约束，它在旧中国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但是反动政府并不以丧失海关主权为辱，在剥削中国人民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上，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统治者是一致的，而且是密切合作的。
反动政府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是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的。
他们与帝国主义历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完全证明了这点。
除掌握旧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外，总税务司对于旧中国的政治外交亦常代表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进行干涉。
因此，中国海关在鸦片战争后一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和政治侵略的直接工具。
帝国主义利用旧海关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还表现在中国关税的不自主上。
每个国家的海关税则应该是按照国内生产的发展需要来制定的，凡是独立自主的国家都有关税自主权，以便随时自由地调整海关税率，以保护国内生产而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
但是旧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1843年起就被帝国主义取消了，在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前一百零六年的长时期中，旧中国海关税则始终受帝国主义的限制和束缚，不能独立自主。
所有税率不是保护国内生产的，而是便利帝国主义倾销物资、收购原料。
生产器材与消费资料征收了同样的进口税，甚至有些生产资料比消费资料的进口税率还高。
这就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
帝国主义多年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种种的优惠便利，并利用旧中国海关的很低的关税税率，向我国大量地输入商品，其中主要的是消费品，并吸收我国的廉价的原料，以进行对我国的经济侵略。
在解放前七十三年的时间，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每年都是大量的入超，直到1950年新中国才将这个逆差扭转过来。
帝国主义又利用所谓机制洋货免税的特权和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又在我国设立工厂制造消费品，如卷烟、火柴、棉布、面粉、肥皂等等，并且在市场上倾销，以抵制中国自制产品，使中国脆弱的轻工业被绞杀殆尽。
海关本有缉私的责任，而旧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把持下，不但不缉私，而且处处便利走私。
从1931年起，旧中国海关表面上虽设有查私机构及大批陆海武装力量，但是那是帝国主义借缉私之名以掩护他们自己的私运和企图控制我国国防。
同时，并用来对付我国人民，使帝国主义及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既能垄断对外贸易，又能掩护他们的走私。
帝国主义通过旧海关长期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不但摧毁了旧中国非常薄弱的工业，并且打垮了我国社会经济所固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更使我国加速地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情况益趋恶劣。
美帝国主义的商品更大规模地用各种隐蔽和公开的方式由各地走私进口。
加上所谓“剩余物资”和“救济物资”的倾销，使旧中国的已经奄奄一息的工商业受到更严重的摧残。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48年08月间，广州织布、橡胶、卷烟、火柴、电池、五金等行业，被迫停业的竟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上海机器制造业被迫歇业的竟达百分之八十，其他如制革、毛织、制袜、火柴、造纸、食品、纸烟、新药、水泥等业都因美帝商品的倾销，受到沉重的打击，国内其他地方工商业也大半朝不保夕，纷纷减产或停止生产。
工人失业，农村破产，全国经济濒于绝境，国家的命运已岌岌不可终日。
因此，旧中国海关的历史与在解放前百年来中国人民被侵略、被压迫、被掠夺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解放后海关才真正变成了中国的海关
为了收回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未能根本达到目的。
只有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胜利了才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相结合的统治，中国海关才变成了人民的海关，才真正掌握了中国大门的钥匙。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要想取得海关管理权和关税自主权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挽救中国于灭亡，更是不可能的。
海关是这样，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也都是这样。
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有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也不能保护革命胜利的果实，不能保证不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反动派重新奴役中国人民。
面对这些历史的铁的事实，右派分子还能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吗？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吗？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事件，对党的这种英明、伟大、谦虚和诚恳的措施，广大群众不但表示热烈欢迎，而且直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我们深信，通过这次整风，党将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壮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帮助党整风，很多非党人士毫无保留地给党提出了意见。
虽然有些意见，包括我个人的在内，由于看问题主观片面，个人的观点不同，感觉不同，把缺点夸大或批评得不恰当，但都是从团结出发的，党是欢迎这些意见的。
对右派分子不应当留情
右派分子就不然了。
他们对党一贯不满，到处说党的坏话，到处攻击党，放明枪、射暗箭，冷嘲热讽，在党群之间极尽挑拨离间的能事。
他们不论是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也好，使用两面手法暗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阴谋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内心一直就是向往着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整风运动一开始，这种人就认为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借口给党提意见而到处放火，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夸大缺点，歪曲事实，发表荒谬的言论，组织进攻集团，策划活动，企图把党整垮，以便达到他们野心家的目的。
对于这种右派分子，人民决不应当稍有留情的，对于这种人“言者无罪”是不适用的。
我们必须完全粉碎他们的阴谋，彻底批判掉他们的荒谬言论。
我们必须坚决地和他们划清界线，和他们作斗争，不获全胜决不休兵。
右派分子们，现在是你们赶快回头，彻底交代的时候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对你们还是开着的，如果坚持反动立场，抗拒彻底交代向人民认罪，那么人民必将决不能饶恕你们。

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马卓洲介绍河北肃反运动情况驳斥右派谰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现在我仅就肃反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最近时期，许多党外朋友，为了帮助共产党的整风，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党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有益的批评。
但就在这个“大放”“大鸣”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以为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揭下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面孔，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
他们有的讲：
“肃反搞糟了”，“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有的讲：
“肃反是庸人自扰”，“成绩谈不到，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他们制造了这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议论之后，提出了要组织一个什么“平反委员会”。
他们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不要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这些反动议论，河北省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同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表现了极大的愤慨，许多机关工作人员说：
“我们不需要这种人看我们的成绩，只让他看看事实就够了”，有的群众说：
“这些先生们难道不是在替反革命说话吗？”
肃反运动究竟是搞糟了？
还是搞得很好呢？
为了驳斥右派分子的谰言，让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河北省的肃反运动的一些情况。
河北省的肃反运动是从1955年07月开始的。
现在除少数地区和少数单位尚在继续清查外，从全省范围来看，肃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
就目前已经定案的来说：
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
在河北省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中清查出六千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我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都是一个巨大胜利。
这个胜利，使革命组织纯洁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前进。
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开展肃反运动的必要
回忆发动肃反运动的初期，当时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处在谁战胜谁的重要关头，阶级斗争是异常尖锐的。
那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甘心他们的失败，为了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他们千方百计地或明或暗的进行着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以厂矿企业、基建、财贸系统发生的破坏事故而论，1954年比1953年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强；
1955年上半年又比1954年上半年上升了百分之四十。
这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疯狂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不仅有一般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人民群众称之为“活剥皮”、“活阎王”等罪恶昭彰、血债累累的杀人罪魁；
不仅有隐蔽较深、活动巧妙的派遣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分子，还有在我们机关、企业、学校等系统内部发展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这里可以顺便举出如下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如河北省农业厅清查出来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田铁平，1945年打入了我通化专署司法科后，即曾积极搜集我方情报，并于1946年02月03日，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和指使下制造了通化暴动事件，伤亡干部群众近百名，暴动被我平息后，田还将我俘虏的暴徒和敌我伤亡情况向其上级特务机关作了报告。
直到肃反运动中，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还隐藏着手枪五支。
丰润县从中学教员中清查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关任千，日伪时期曾当过警察局的股长、科长，日本投降后，又在东北笼络顽伪人员成立合江省府特派专员本部，任副专员，指挥其部下刺杀了我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和公安局副局长高英杰同志，这一个长期追捕未获的反革命杀人犯，也是在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
唐山启新水泥厂有一个暗藏反革命分子冯汝贤，在解放前夕接受了中统特务组织的潜伏任务，埋伏在工厂里以组织护厂队建立通讯小组为名，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1955年春天，正当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之际，他积极制造旋坏了风车轴的破坏事故，又同潜藏在该厂的另一反革命分子冯德忠策划、指示他们的伙伴偷出了本厂“八代斯”烈性毒药，阴谋撒在饭菜中，毒害车间支部书记常庆兴等人，由于被及时发觉，破坏了他们的阴谋，我们的支部书记才免遭反革命的毒手。
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剥削阶级中少数抵抗改造的分子，由于固有的阶级本性，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终于发展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新生长的这些反革命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承德市小学教员于锡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他是被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从1955年05月24日至06月21日即先后发出恫吓信四封：
他写给承德市委书记的信中说：
“听了你在承德市作的关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报告，使我对你更加愤恨……我告诉你，你再痛骂胡风组织，恐怕你有危险……，我们要为先烈复仇，消灭共产党，打到北京去”，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剥削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并且要向我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台湾的国民党存在，敌人派遣特务间谍的阴谋活动就不会停止。
张家口市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清查出来的张玫生，就是接受了“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任务的一个特务分子，挂着医务人员的招牌，曾千方百计地搜集我军政机关设施、飞机场以及“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各个方面的情报。
以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必须展开肃反运动来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加以清查吗？
右派分子的所谓“肃反是庸人自扰”不正是替这些反革命分子辩护又是什么呢？
右派分子反对肃反，其居心不良，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那些口口声声反对肃反运动的人，企图夸大缺点错误，抹煞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动摇革命的成果；
显然，这些人并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残余，极端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幻想复辟的一种表现。
动员广大群众清查反革命的必要性
肃反斗争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
群众路线，是我们工作的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我们搞好肃反工作的根本路线。
正是由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才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因而，全省收到了经群众揭发检举的大小问题的材料达九万多件，有了这批材料，我们才较为顺利的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
例如通县女师教员宋光弼，由于伪装的巧妙，已经骗取了“模范教员”的称号，就是经群众揭发和查证，才弄清他是国民党黑龙江省代理书记长和哈尔滨市特别党部书记长的。
又如涿县教员李肇熙，还曾一度伪装为肃反积极分子，也是经过群众揭发和查证，才弄清了他是一个中统特务分子。
事实说明，如果不发动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只靠专门机关孤立的来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反革命分子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被孤立和暴露出来，要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是根本不可能的。
动员广大群众清查反革命的方法，还可以避免只靠专门机关少数人员去肃反容易发生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即使发生了某些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
更不用说群众通过斗争锻炼，提高了警惕性这方面的好处了。
因此，那种反对发动群众搞肃反斗争的人，不是不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就是实际上不愿意把肃反斗争进行彻底。
帮助大批人员查清了历史卸下了包袱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还查清了一大批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帮助他们放下了包袱，分别作出了结论。
据全省不完全统计，有九万多人向组织上坦白交代了自己隐瞒的各种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这对分清敌我界限，扩大我们团结范围，暴露和孤立反革命，调动积极因素都有重大意义。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对于大批的旧知识分子与旧人员进行了巨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收到了伟大成绩。
但有少数人因为隐瞒了他们参加过反动组织，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或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政治关系，或平素有反革命言论，当组织上还未查清他们这些问题时，就极易影响着对他们更好的团结使用。
每当运动到来，常常因为这些人的敌我界限不清，而牵挂了他们。
有一些人则背着历史包袱，对革命组织怀有戒心，存有隔阂，工作情绪不高，在机关中形成了一个所谓落后层。
而正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政治上历史上的污点，也就常常成为敌人利用活动的对象，他们也就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这样的事实在运动中揭发了不少，如何使这些人划清界限，放下包袱，扩大我们的团结范围，缩小敌人的活动基础，堵塞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漏洞，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次肃反运动把这一问题解决了。
当查清了他们的问题，对他们作出正确的结论后，使他们放下了包袱，很多人政治进取心空前提高，对党和政府表示感激。
如沙河县孔芳斋说：
“我原来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会相信我。
现在我才认识到党对人民的关怀与爱护，我决心把晚年贡献给社会主义。”
再如峰峰市文教系统袁子良的血债嫌疑，经查清予以否定后，袁感激的说：
“共产党真英明，我的问题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能弄清的。”
总之，这样就消除了以前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调动到积极方面来。
这是运动中根本的积极的方面。
当然有些人在运动中曾经被斗争过，有的还斗得厉害了一些，一度伤了感情，但我们相信，经过必要的解释工作，他们是会明白这些道理的，他们是会更加向党靠拢的。
广大群众在运动中提高了政治觉悟
几年来，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处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机关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存在右倾麻痹思想和不问政治倾向，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机关的某些角落中找到了市场，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机关中公开散布反动思想。
对此，我们平时麻痹，觉察不够，在肃反运动中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揭露了机关内部的一些所谓“阴暗角落”，发现了一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
这些小集团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起了很大的腐蚀与破坏作用。
他们散布反动思想；
有的拉拢落后，打击进步，对抗领导；
有的两面态度，利用弱点，制造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
有的发展低级趣味，追求下流生活，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腐蚀干部。
从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些小集团活动曾是敌人欢迎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分子组织的。
我们在揭发这些小集团的斗争中，从中也确实找到了反革命，比如：
张家口市原华北地质局以反动地主反革命子弟陈柳星为首的“社会革命党”反动组织，自1954年到1955年07月已发展了七人，其成员有反革命子弟，也有犯过错误的及其他思想落后的分子。
当然，这些小集团的成员不都是反革命，但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多数却是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
对这些反动的流氓的小集团活动，给以严肃的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对提高群众觉悟，增进内部团结，打击邪气，提高正气，都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肃反斗争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清查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提高了觉悟，积累了经验，因而运动的结果，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具体工作中确实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
如上所述，肃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成绩是巨大的，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这个正确的论断，是无论怎样也推翻不了的。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具体工作上确实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主要是在1955年秋天肃反斗争的高潮时期，部分地区和单位，曾经一度产生过斗争面过宽的偏差，错斗了少数好人，就全省来说，大约占当时的肃反清查对象百分之五左右。
1956年的运动，错斗好人的现象就大大减少了，今年开展运动的单位，基本上杜绝了这种情况。
在运动中还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人本身确实存有一些问题，群众对他们的行为有所怀疑和不满，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这些人受到清查或斗争，虽然最后定案不算反革命分子，但清查或斗争他们是应当的。
为了便于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可以举出这样两个例子：
石家庄市华新纺织厂助理技术人员孙汝林，1950年在唐山中学时曾参加反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建国党”，1951年该案被破获，孙潜逃。
后来隐瞒历史混入革命阵营，肃反中经群众小组帮助，交代了这一问题，最后定案时，考虑当时孙年纪还小（十六岁）又不是该组织的骨干分子，参加工作后再无其他活动，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又如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周敬侪，因伪造历史，工作中散布落后言论，肃反开始时公开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辩护，并写匿名信谩骂省文联编辑部，因而一度被确定为肃反清查对象并且被群众斗争了。
这些人经过反复查证，甄别定案，最后都实事求是的做出了恰当的结论。
这对国家对他们自己难道不都是有好处的吗？
在群众运动中这些人被清查或被斗争，难道是不应当的吗？
当然，错斗了好人，确实给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应该有足够认识的。
但这个错误，一经发现，我们都做了纠正，有的还正在深入反复的检查和采取各项善后工作的措施。
我们相信，由于这个错误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是完全可以消除的，产生的某些不良后果，也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漏的错误。
一些单位由于发动群众不够充分，或者调查研究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以致有少数暗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被清查出来。
在大放大鸣中，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更加证实了这种情况。
这个方面我们也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肃反斗争进行彻底。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为着彻底纠正我们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更好的巩固成果，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省从1956年04月份就提出了复查善后工作，并相继数次召开了专门会议具体进行了部署，强调领导干部亲自阅卷，弄清问题性质，做到定案有据，处理适当，强调及时处理申诉案件，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结论。
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除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律依法交司法机关处理外，对于那些在运动中被错斗过的好人，都诚恳地分别向他们进行了赔礼道歉，恢复了名誉。
取得他们的谅解。
事实证明：
肃反运动即使在个别地区单位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一经复查，缺点错误都得到了纠正，损失也得到了弥补。
我还要说明，在几次复查和善后工作中，不仅查出了错案，也查出一些被漏掉的反革命分子。
因此，在坚决纠正缺点错误的同时，仍然要贯彻有反必肃的精神，不能有丝毫麻痹。
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抓住个别案件的错误缺点，就加以片面夸大，企图从个别的少数的事实中引伸出肃反运动搞糟了的结论，从而达到否定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恶毒的目的。
可是这只是右派分子的梦想，他们的论调，是经不住驳斥的，因为他们既没有事实的基础，也没有群众的基础。
他们的材料和它的来源是可疑的，他们是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说话。
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示我们说：
“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正告那些攻击肃反运动的右派分子，应当从毛主席这个指示中，得到教育，彻底转变反党、反人民、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
为了把肃反工作做得更好，继续纠正错的和漏的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我们热诚的拥护毛主席提议的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在今年或明年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的指示，这对改进工作，正确地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健全我们的法制有很大好处。

浙江蚕桑问题和工商业者改造中的若干问题
姚顺甫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秘书长在本次会议上的报告。
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又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能更好地辨别是非，认清前进的道路。
我们国家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短短七年多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光辉成就，我们工商业者的心情同全国人民一样，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而欢呼。
可是也有些人的心情不是如此，这些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他们不要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无耻的利用人民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非法的活动，到处散布心怀恶意的言行，致使一部分思想模糊的工商业者沾染着右派分子的毒素，产生出许多不利于自己改造的谬论。
现在周总理报告中已经作了严正的批判，唤醒了我们。
我们极大多数的工商业者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反右派分子的正义斗争。
这个斗争愈来愈广泛，愈来愈深刻了，我们工商业者在这样富有活力的政治生活中，受着严重的考验和锻炼，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
我们要永远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加强学习，积极自我改造，继续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我下面还想谈两个问题。
一为浙江蚕桑问题，一为有关工商业者改造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浙江蚕桑问题
先谈关于浙江蚕桑问题。
一、蚕丝事业的前途
蚕丝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已有四千余年历史，产区遍及二十三省，曾经占世界第1位。
解放几年来，对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起着很大作用。
出口生丝每吨可换回钢材九十二吨，从1950年至1954年的五年中，全国可出口的丝绸（内销不计在内），可换回当时全国铁路的全部钢轨。
以浙江一省来说，解放八年来丝绸产量如果全部出口，可换回钢材二百五十四万吨，可以铺设一百四十八条沪杭铁路。
这一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同志替我国蚕丝事业忧虑，认为：
人造丝生产愈来愈多了，品质愈来愈进步了，蚕丝前途是否会黯淡无望？
人造丝是否会取而代之？
我认为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现在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第1，从人民的爱好和需要来看。
在外销方面，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丝绸的需要逐年有所增长，以苏联为例：
如以1952年为一百，1956年生丝需要增长为一百五十，绸缎需要增长为二百零九，因而目前我国的供应，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新国家要丝、要绸，仅能满足他们要求的百分之四十。
而且都要求真丝绸缎，对人造丝交织品要求不高。
特别是由于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外销市场正在逐渐扩大，亚非地区有二十八个国家，远洋西欧有十六个国家，同我国互通贸易。
何况美帝的禁运政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外销供应更趋紧张。
在内销方面也同样是供不应求，以浙江情况来说，上级指定浙江负责供应任务，还有江西、安徽、福建三省，一直处于难以安排的情况中，如果要满足四省的要求，则供应量还要增加三倍。
这说明内销也是十分紧张的。
特别我们应该估计到，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绸缎的需要逐步增加。
以苏联为例，目前丝织品的需要水平每人每年为二点八公尺，波兰更多，为四点三公尺。
而在我们中国则少得可怜，把全部的丝绸都用来内销，每人分配不到一点五公寸。
因此，要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必然要大力发展蚕桑，生产大量丝绸。
其次，大家都知道，人造丝是有缺点的，一般的人造丝，牢度不好，经不起摩擦，伸缩性大；
以合成纤维尼隆来说，强力虽好，但吸湿率很差，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左右，因此对夏秋服装并不很适宜。
但也要肯定人造丝尼隆的优点，这种优点，也正在被蚕丝所利用着，例如用人造丝来织造绸缎的花朵，可以染成不同颜色，或者用交织来增多绸缎品种，提高了绸缎美观，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所以人造丝并不可怕，相反的我们要求在祖国赶快建立人造丝厂，提高品质来满足丝织原料的需要。
在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蚕丝生产更重大的意义，拿浙江情况来说，按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产茧指标为五百万担，制成生丝，其中以半数原料织成绸缎合计产值约十二亿元，而浙江粮食生产指标为三百二十亿斤，产值为二十二亿元左右，但所占种植面积则不同，桑园仅占浙江全省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现在只占百分之三），所以，我认为对蚕丝经济作物应该有足够的重视。
二、当前情况及存在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说明我国蚕丝事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浙江蚕丝事业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
如以战前（1931年）鲜茧的最高年产量为一百，到1956年只达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二。
同其他经济作物来比较，如粮食等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平，茶叶等产量也接近战前水平，相互比较，蚕丝事业显然远远落在后面了。
人所共知，浙江是一个蚕丝基地，但去年春蚕发种八十三万张，今年只发七十九万五千张，还因桑叶不足而倒蚕约六万张，桑叶价格涨至二十元一市担，今春收购蚕茧只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江浙两省现有丝厂将有停工待料的危险。
这一基地的景象竟如此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对蚕丝生产没有被摆在恰当的地位，因此，便产生了粮食同桑叶“打架”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片面强调粮食增产，对蚕桑区域的三定政策的定产不够合理，造成蚕农“重粮轻桑”的思想，不得不动脑筋，把桑园变成了三定政策定产的“保险地”间作了其他作物，严重地影响了桑叶的产量。
加上施肥量很少，采桑次数又过多，桑叶产量势必逐年低落，扼杀了无数蚕宝宝的可贵生命。
但是桑园间作物的收获，远远不能抵偿蚕茧减产的重大损失。
浙江省本来是一个缺粮省份，增产粮食当然是头等重要的，但对大力发展蚕丝生产，换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工业化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没有足够掌握因地制宜，就会出偏差，桑园面积仅占粮食面积百分之四，“粮桑打架”实在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各级政府经常认真重视起来，把蚕桑生产放在必要的适当的地位，浙江蚕桑生产今年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这是主观主义的毛病，要深刻的接受这个教训。
根据1954年发种纪录，嘉兴专区的九个产茧县占全省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四，可见浙江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这个专区，只要下决心是可以领导得好的，管理得好的，技术上也肯定是有办法的。
偏差不只是“粮桑打架”，还反映在蚕茧收购价格问题上。
早在去年，我曾提出了合理调整蚕茧收购价格的意见（提案第86号），国务院五办也曾派员到浙江来调查，但农业部根据国务院财云字第34号“关于蚕茧收购价格的指示”决定说：
“按照目前蚕茧的收购价格水平，农民种桑养蚕的收益同种粮食的收益比较，除四川省显得较低外，其余各省一般说来已不算低。
1957年全国春茧价格除四川省……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七外，其余各省仍维持1956年的水平，不再调高”。
（请参阅“提案办理情形报告”第5号第18页）。
事实怎样呢？
全体代表们，请听听浙江蚕农的呼声吧！
他们说：
二颗茧子比一颗枇杷，六颗茧子比一颗梅子。
减价不够合理，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茧价的不合理，有些蚕农倒掉蚕儿，出卖桑叶，因为今年桑叶价最高到达每市担二十元，但是极大部分蚕农是以十余元一担的桑叶买来饲蚕，照牌价出卖茧子，硬着头皮亏本给国家，像这种爱祖国、爱蚕丝事业的心情，使人感动的事例太多了。
有些蚕农留茧自用，改作丝棉（好茧做丝棉，是大材小用。
一百斤蚕茧可做丝棉十五斤，按中百牌价每斤八元，可得一百二十元；
如按自由市场价格每斤十二元到十六元，平均以十四元计算，可得二百一十元，但一百斤蚕茧价格，只值九十元左右）。
倒蚕卖桑，自留剥棉，所造成的损失是何等重大！
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价格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浙江桑园每亩产桑最高为三十担，最低仅一至二担，平均也不到五担。
如果以三十担的产量来说，茧价还可以相应调低；
但以每亩平均产量四百五十九斤来说，茧价必须适当提高，以刺激生产鼓励蚕农积极性。
这些实际情况，主管部门为什么不很好地作一番调查研究呢？
我认为，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蚕茧的收益不能单纯地同种粮食的收益比较，应该同其他经济作物比较，还要同其他日用商品的价格比较，这里还要着重看看七年来浙江省提高茧价与提高蚕茧质量和生丝本身均匀度的提高，得到什么变化？
值得比一比，茧价1956年比1950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一，茧质提高，降低缫折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提高生丝均匀度百分之十一（这些变化当然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改善企业管理，发挥劳动生产积极性有它的因素在内），但对提高茧质，降低生丝成本的关键也不能轻易忽视的，并且要结合各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反复研究，慎重订定收购价格。
如果不这样做，便会脱离实际，便是主观主义，便会造成对国家、对人民的严重损失。
我们认为应该吸取教训，纠正偏见。
三、今后意见
建议中央帮助解决五个问题，并请中央规定浙江蚕桑生产的任务：
1．要求中央明确地安排浙江蚕丝生产应有的地位。
2．为了大力发展蚕丝生产事业，要求中央：
核减浙江省粮食任务一亿四千万斤，即严禁在约一百四十万亩的桑园种间作物；
并在杭、嘉、湖蚕桑经济作物重点区合理供应蚕农的口粮。
3．每年保证供应蚕桑专用化学肥料一万一千五百吨（1956年规定有七千吨）。
4．在桑园单位面积产量没有均衡提高之前，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茧价，以鼓励蚕农栽桑、养蚕的生产积极性。
5．要求将浙江蚕茧改进费全部拨归浙江使用，作为充实科学研究，并培养蚕桑丝绸技术人员之用。
明确浙江的蚕桑生产必须在1962年以前为完成一百二十万市担鲜茧的生产任务而努力！
工商业者改造中的若干问题
其次，再谈谈有关工商业者改造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八年多来，由于党和毛主席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教育，由于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使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途程上走完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1步，目前正在继续向劳动者过渡的方向迈进，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若干问题。
为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我提出如下四个问题，建议政府加以考虑，研究解决。
第1，关于私方实职人员生老病死、退休、退职的生活福利照顾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毕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是有关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而问题的存在，足以影响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举例来说，某些女工商业者由于产假没有明文规定，请假须扣除工资（有的企业按百分之五十发给），她们为了生活，不得不于产后几天就做工，影响了身体的健康。
又如病假工资，前一时期为了工龄问题，反映意见很多，最近国务院规定不以工龄计算，而规定发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但在具体执行中仍难于划分杠子。
有的人因工伤事故不能工作，也得扣除工资，他们反映积极工作得不到合理照顾，如杭州重工业泰新祥记电焊厂有个私方叫李时年，工作很积极，后因工作轧伤了手，不能享受医疗待遇，请假期间还扣了工资，从此工作不肯积极。
类似情况决非少数。
因此有的人患病后为了怕扣工资，带病上班，敷衍了事，于公于私都是不利。
去年陈云副总理在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
“企业核定资产虽然超过了二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可是在具体执行中，根据反映，执行得太刻板，真正困难的得不到解决。
又如死亡后的善后问题，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致陷某些人的家属生活于困难。
像杭州市新华颜料店一个私方甘珊仁病故之后，每月定息不到四元，一家五口的生活处于困难的境地。
又如某些合营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年老体弱的私方人员原可照章办事，退休、退职，但没有具体办法使老有所养，就很难动员，而对这些年老体弱的人来说，“力疾从公”，于公于私，也没有好处。
因此，为精简机构，整编人事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对发展生产，增加积累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或者有人认为目前有些地区已举办了生活互助金，遇有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可在互助金中解决，但这仅是治标的办法，何况各地举办生活互助金还不够普遍。
根本的办法，就需要研究一套规章，俾使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有所依靠。
与这一问题密切关连的是私方人员的工龄问题，因为若干生活福利措施，特别是退休、退职或死亡，就会牵涉到这一问题。
我认为私方人员的工龄可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算。
因为：
解放之后，工商业者在政治上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反对帝国主义，参加各项爱国运动；
在经济上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先后走上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几年来，对供应产品和城乡交流、交纳税款、培养人材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作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际上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当然也为我们自己接受改造创造必要条件）。
如果这一说法没有错误的话，那末一般从建国之日起算工龄（其中不同的情况，还得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比较符合事实，也符合赎买政策的原则，因此我认为对工龄问题作出合理的规定，既可以消除私方人员不少顾虑，也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第2，关于中小工商业者私方人员摘帽子的问题。
根据杭州市调查，清产核资户除八个大厂不计在内，股东人数为六千七百七十五人（包括不在职股东），其中资金在二千元以下的，共五千零二十七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四，平均每人资金为四百七十九元，每人每年定息收入平均不到二十四元，每月不过二元。
这二元钱的收入，就意义上来说，已经失去了“不无小补”的作用。
他们目前生活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工资收入，他们急于要求摘掉帽子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
“中小摘帽子，不要登报，不要搞高潮”；
但是，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摘掉帽子的要求，正如大旱之望云霓。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负责工商联工作的感到处理十分困难。
处理，没有规章，无所依据；
不处理，群情迫切，难以说服。
为了更有利于改造，有利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愿向政府郑重提出建议：
凡在工作上有积极表现，并在思想上有显著进步的私方人员，请政府提前考虑他们摘帽子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以符合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从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再就企业核定资产在二千元以上到一万元的工商业者来说，他们内中有部分人也想摘掉帽子。
根据杭州市的调查，这一类型的工商业者共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清产核资户总人数六千七百七十五人的百分之二十点三（如加上清产核资在二千元以下的私方人数，则占核资户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三），每人平均资产为四千四百七十元，平均每人每年的定息收入为二百二十三元，以每月计算，平均不到二十元，这部分人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想放弃定息，摘掉帽子。
这一问题，我也建议政府加以研究。
第3，关于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的名称问题。
自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已根本上起了变化，资本家已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了，而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的名称却仍然存在。
以资方代理人来说，名义未变，但已无资可代，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工资，而这部分人员大多数具有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再以家庭工来说，过去多数是一方面搞家务，另方面协助搞些企业工作。
高潮后经过经济改组，都已经专职在搞企业工作。
由上述可见，资方代理人和家庭工根据实际情况，已是名存实亡。
既然是徒有“虚名”，不如取消这一名称。
更符合于实际，且可发挥积极作用。
我还认为：
他们之中，思想觉悟比较高的人，建议工会可否加以吸收（即使在与私方人员同一厂店内工作），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第4，关于小业主多劳多得的问题。
政府在去年对小业主统筹安排，在货源、资金、税务等各方面均得到了适当的照顾以后，除少数的还有一些困难之外，一般的来讲，都已经普遍好转，由亏损变为盈余。
但是由于对多劳多得的方针，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有的小业主仍然是按照过去的工资支付（小业主的工资一般是比较低的），对于盈余作为企业的积累；
而有些小业主却认为既是多劳多得，略有盈余，就任意挥霍。
由此引起了不良的政治影响，认为老实的吃亏，调皮的便宜。
我认为，为了鼓励积极经营，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是应该贯彻的。
因此，建议可否参照过去四马分肥办法的精神作出具体的规定，利润如何分配，请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税收，另方面可以鼓舞小业主的经营积极性，而使消极经营的可以受到教育，这是有利于对小商贩的改造的。
以上四个问题，我认为都有关工商业者的进一步改造问题，也涉及到方针政策。
为了社会主义，我不甘缄默，提供政府参考。

胜利度过大灾荒，继续争取大丰收
高树勋谈河北省的生产救灾和水利建设
我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且坚决为贯彻实现各报告中所提出的重大任务而奋斗。
现在，我谈谈河北省的生产救灾和水利工作。
河北自然灾害多
河北省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水、旱灾害较多，尤其是水灾，几乎每年发生。
从1949年建国以来，较大的水灾就有四次，每次淹地都不下三千万亩，特别是1956年，雨水过大、洪水过猛，虽然，汛期有两万多干部、一百五十多万民工和数万人民解放军夜以继日地向洪水搏斗，曾保住了一些重要堤防和地区的安全，但是，因为洪水超过了保证标准一倍甚至数倍，下游入海尾闾泄水能力低于上游的来水量的数十倍甚至近百倍，在没法抗拒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河流漫决，造成了严重的水灾。
全省淹没耕地四千五百万亩，减产了粮食五十亿斤，棉花三亿多斤；
冲毁了不少村庄，倒塌了二百六十多万间房屋；
受灾人口一千五百万，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这就给灾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干部党员同灾民共患难
一年来，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向灾荒作了艰巨的斗争。
一方面，积极地向灾区运送了大批物资，及时发放了救济款，领导着人民进行了排水种麦，以期稳定灾民情绪，缩短灾期；
另一方面，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大力开展了副业生产。
这里，共产党员和干部表现了高度的同灾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站在斗争的前列，那里最苦、困难最大就到那里去。
有的党员、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为了抢救灾民和国家物资，为了救灾渡荒忙坏了自己的身体，甚至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通过向灾荒斗争和生产自救运动，保障了灾民有吃有穿有住，情绪稳定、没有发生过外逃现象，饱满胜利地渡过了灾荒。
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为争取农业大丰收创造了条件。
没有合作化就糟了
我们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是紧紧依靠农业合作社进行的。
农业合作社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
当去年灾后，各农业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组织了群众排水种麦，在短短一个月内，播种了冬小麦三千八百万亩，现在小麦已经收割完毕，缩短了灾期；
发动了社员打贮青草、青贮玉米秸、有计划地采取对牲畜放牧、寄养、寄牧和国家调剂等方法，基本上把牲畜保存下来；
统一规划了劳力，恰当地安排了农、副业生产，解决了劳力、技术不足的困难和农、副业生产的矛盾，保障了副业的普遍开展。
在副业生产高潮时期，参加副业的灾民达四百六十万人，占灾区劳力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到今年麦收以前，灾区副业收入二亿多元，可买二十五亿斤粮食，有力地解决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困难。
此外，通过农业社给灾民盖房九十二万多间，使灾民有了住处。
这些，没有合作化是不可能办到的。
正如灾民所说：
“如果没有合作化的集体力量，不仅牲口保不住；
人也恐怕住不上房子，吃不上饭。”
回想在旧社会里，每逢灾荒年，不知要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例如：
南和县北高村1917年闹水灾时，饿死了三百七十多人，外逃六百七十人，妻离子散的二十三户，卖儿女的二十八户，当时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虽然这个村去年水灾要比1917年大的多，由于合作化的集体力量，大力搞了副业生产，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好，并且还有富余，在信用社里存了五千多块钱，类似这样的情况是不胜枚举的。
因此，可以说合作化不仅经得起灾荒的考验，而且通过向灾荒斗争，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没有粮食统购统销也就糟了
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
由于实行了粮食统销政策，国家才有力量进行粮食的统一调剂，保证了灾区粮食需要和物价的全面稳定。
一九五六——1957年度国家调给河北省的粮食有三十六亿斤，这些粮食，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灾民既有粮食吃，价钱又很合理，一个钱也没涨，有的还落了价。
灾民说：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没有它，人民就不能活！”
这真是肺腑之言。
不能不使人想起，若是在旧社会里，遇到这样的灾荒年，物价不知要涨多高，不知要有多少人饿死。
河北省1943年遭了旱灾，当时群众向地主借一斗粮要还三斗，上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生命。
那种惨景与现在恰恰成为对比。
可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确实是“救命政策”，为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的。
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
在向灾荒斗争过程中，中央先后拨发给河北省急赈款、救济款一亿一千多万元，以工代赈工程款七千万元，贷款一亿一千元和调运了大批救灾物资，帮助解决灾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困难。
只救济款一项，就相当去年河北省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的两倍多，相当去年全省农业税收的多数。
有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的人民和许多兄弟民族，节衣缩食，并为河北省灾区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而爬山涉水，披星戴月，经历了重重困难。
我们能够胜利地渡过灾荒，是与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我代表河北省人民向中央和全国人民衷心致谢。
很明显，国家拿出巨款来解决人民的困难，全国各族人民能以发扬如此高度的阶级友爱，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没有的事情，只有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当了家做了主的人民，才能作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河北省四千万人民深深体验到：
有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天大的灾荒也是可以战胜的，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近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硬说：
“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党和政府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生活苦得很”、“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糟得很”等等谬论，采用最阴毒的也是他们惯用的诬蔑、造谣和骗人的手段，企图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饱经事变的中国人民，爱憎是分明的，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为维护党的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坚决向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作无情的斗争，任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水利建设已有很大成就
河北省由于水、旱灾害较多（主要是水灾），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每年国家要从各地调入大批粮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粮食自给自足，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措施，就是必须要根治水患，开发水利。
这不仅是河北省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而且也是中央和全国各地很关怀的事情。
解放几年来，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在水利建设上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作了土方工程17000万公方，投资三亿多元，（不包括中央直接在河北省举办的官厅水库工程）相当国民党时期1941年到1948年全国水利总投资的八倍。
在防除水患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和陡河水库；
恢复和加固了各河堤防，整理了中、下游河道；
开辟了独流减河和青甸洼等滞洪区，挖了三十多条较大的排水工程；
同时在山区修建了谷坊四十多万处、小型水库五百多座、以及多种多样的水土保持工程，目前已在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起到了保持水土作用。
在群众性的防涝方面，完成了土埂畦田、沟洫畦田等三千万亩，洼地改造六百万亩。
在农田灌溉方面，除了新建和扩建了一些较大型的灌溉工程外，几年来共打井一百三十万眼，建立了抽水机站二百多处，再加上小型渠滩、水柜等，全省浇地面积已由解放前的一千二百三十五万亩增加到二千七百万亩。
这些工程，在防洪、防涝和防旱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水利建设，全省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等方面已有了深刻的体验，特别是1955年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使农业增了产。
如张家口地区几年来用洪水淤放了一百四十九万亩，农作物长的很好。
天津专区根据洼地的特点，改造和改种四百二十万亩，据其中的二百一十万亩的统计：
即增产粮食四千八百万斤，产麻一千四百万斤，1956年虽然遭受了严重水灾，而该地区在五十个洼地收获粮食即达八亿多斤，占全区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六，比1954年全区产量还要多。
又如满城县由于进行了全面规划和综合治理，一年来山区水土保持已经初步控制了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
平原和洼地修了三十九万亩的沟洫畦田和台田，使十年九不收的“蛤蟆坑”、“后悔地”也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亩产一、二百斤粮食，丰产地达到八百多斤。
河北省人民几年来以巨大的热情进行的各项水利建设，并且凭借着这些水利工程向水灾、旱灾进行的艰巨斗争，获得了重大成效。
就以水灾为例，1956年河北省是有水文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比1939年要大的多，但是，1939年全省淹没了七千一百万亩地，洪水浸入天津市两个多月；
而1956年比1939年淹地少，天津市安全无恙，京山、京浦等线正常通车。
这就是个鲜明的对照。
水利建设中偏重于“线”忽视了“面”
当然，在水利建设工作中，我们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主要是：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够。
在治水当中偏重于“线”的治理，忽视了“面”的控制，有些工程修成后遗留下一些新问题，形成了上下游地区间的水利纠纷；
在举办工程上，治“本”工程少，而是长期以来处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被动状态；
在领导思想上，对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因素注意不够，存在着单纯依靠国家投资举办工程的思想；
再加上对群众治水的丰富经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推广，因而影响了群众性的水利工作的广泛开展。
这些，必须提起高度的注意，认真克服。
为了有效地减轻河北省的水旱灾害，解决粮食自给自足问题，在水利建设上，我们认为，必须全面规划和进行综合治理，把国家举办的大、中型工程和群众性的水利建设事业密切结合起来。
把群众性水利建设推进一步
一、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特别是在近期，则要以群众性、综合性的水利建设为主，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
对于群众性的小型防洪、防涝和防旱工程，近两年来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合作化后带来了有利条件。
今后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我们已根据海河流域规划总的要求，草拟了全省以群众性水利建设为中心的近期水利规划，以第2个五年计划为规划年限，并着重安排了1958年的工程项目。
现在，已到专、县、乡和群众中间征求意见，印证情况，搜集资料，作进一步补充修正。
我们计划：
在山区继续大力搞水土保持工程，特别要多修小型水库，因为小水库对发展山区灌溉、控制山水径流是很有成效的，尤其是在常年有水的沟谷里作，可以蓄水浇地，能够结合当前生产需要，群众积极性就更高，这是发展山区水土保持的重点。
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地搞些整修梯田、培育林木、淤地坝、鱼鳞坑、水平沟等工程，使之同小水库配合起来，全面发挥水土保持的作用。
今年要求修成小水库四百座，植树造林一百二十万亩，连同谷坊工程和其他田间工程共可初步控制流域面积五千平方公里。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通过各种水土保持措施，把全省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山区面积初步控制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
为了做好山区农、林、水、牧的综合治理，我们已经成立了山区生产建设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其发挥综合领导的作用。
在平原地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防涝除涝工程，开展沟洫畦田、土埂畦田，整修排水沟渠，充分利用坑塘蓄水，控制地面径流。
低洼地区的改造和利用，也进行了全面安排，开展台田、围田或排灌工程，并且根据洼地生产条件，推行作物改种。
今年上半年已修沟洫畦田、台田和低洼地区改造工程八百多万亩，秋后还要继续大力开展。
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解决五年一遇的雨水不致成灾。
在防旱方面，当前以发掘与利用地下水源为主，大力发展水井、开挖灌渠，扩大浇地面积。
初步计划在五年内再发展二千万亩。
到1962年，灌溉面积扩大到四千七百万亩，全省农民每人平均有一亩多一点的水浇地。
为了实现以上计划，准备在今年秋后，发动县、乡、社普遍制订水利规划，并且要求今冬明春，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水利运动，把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推向高潮。
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密切结合
二、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水利建设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举办大、中型水利工程，使大、中、小型水利设施密切结合起来。
群众性的水利工程在防洪防涝和防旱方面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它的设计标准低，御洪御涝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像河北省河流这样多，汛期暴雨集中，地形复杂，一遇大雨大水就没法控制。
因而必须修建枢纽性的大型工程，全面地根治海河水系。
这样，不仅能解决水灾对河北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保障首都、天津等城市和铁路交通的安全，也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根治海河水系，最近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我们感到十分兴奋。
几年来，我们看到治淮的巨大成就和治理黄河的伟大开端，令人十分鼓舞。
我们迫切希望海河水系的系统根治工作也能够按照计划尽早开始。
鉴于海河水系范围很大，勘测设计和施工任务都非常繁重，远非一省力量所能胜任。
现在公布成立的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还是一个联络机关，下边没设办事机构，我们希望在委员会下设立实职机构，建立固定组织，配备足够的干部力量和技术力量，对全流域的治理规划、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直接掌握进行。
海河水系的治理步骤，应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力量和劳力等方面的条件来规定。
近期应首先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
从河北全省看，漳、卫、南运河和子牙河、大清河等三条河系，包括着冀南、冀中广大粮、棉产区，历年为害最重，应先期治理。
在编制流域治理规划当中，对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程措施，曾提出着重治理南运河、子牙河和大清河南支的任务，河北省人民和河北代表小组，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希望能在五年内全部得到实现。
如果国家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可能的话，我们要求中央将以上三条河的根治工程，列入第2个五年的国家计划之内实施，以解除这三条河流的水灾，解决粮食的自给自足保障农业大丰收。
以上意见，请批评指正。

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死
刘积学一贯反动妄图复辟
据河南日报报道　在7月06日民革河南省委召开的座谈会，深入揭发了右派分子民革河南省副主委刘积学的反共罪恶历史和解放后的反动言行。
段若虹说：
刘积学自被迫投降人民以来，对共产党始终是仇恨的，因此他常常散布荒谬言论，恶毒地向共产党进攻。
1951年学习中国革命读本时，他曾说：
“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把‘士’摆在前面，是因‘士’为四民之首。
工人‘既穷且愚’，这样的人怎能领导呢？”
1950年，当大家都在欢乐地庆祝共产党生日的时候，刘积学却大骂“共产党是啥东西”。
史锡荣说：
有一次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同志作报告，有人问“这是谁？”
刘积学说：
“还不是穷嘴呱？
舌的张玺吗！”
段若虹说，这很明显，刘积学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辱骂共产党。
段若虹继而揭发了刘积学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活动。
他说：
刘积学不仅解放前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就在解放初期刘积学担任民革河南组织召集人时，他认为那是聚集反共力量的好时机，在他的参谋长李静之、大将王友梅、宋聿修等的主谋策划下，大肆吸收反革命分子参加组织，企图把民革形成反共基地。
其中包括早已被镇压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孙尚阳、王友梅在内。
他还准备吸收郭筱白。
郭筱白得知这个情况，随即去四川与新蔡县外逃匪首展俊甫、郭筱舫（伪三青团部主任）联系，他对这两个匪首说：
“我将到开封工作，这可有机会了，我在那里活动，你们在外边活动，以后看机会里应外合”搞暴乱。
前些时，刘积学和他的参谋长李静之，还企图降低条件来发展民革组织，把“三反”对象、“肃反”对象、被清洗的和对党仇恨分子，吸收到民革组织中来，以便扩大队伍作为和共产党对抗的政治资本；
主张民革到小城市发展，及发展青年人。
共产党开始整风，他们又共同策划到处搜集、歪曲和捏造事实，向共产党进攻。
刘积学一贯抵触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段若虹说：
在土地改革时，刘积学很不满意地说：
“多少年来都是地主养活农民，要不然农民早就饿死了。”
1954年刘积学还说：
“土改时说地主剥削农民，这‘剥削’二字我就不通，自己干事挣来的钱，买地是合理合法的，那时佃户给地主种地还要感恩，不叫种地就要饿死，给地种是对他有恩。”
还说：
“所谓‘封建’地主，这句话也不通，‘封’是‘封疆’之封，‘建’是建邑之建，皇帝封某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
谁建的他？
要分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
由于刘积学反对土改，所以省里开的两次动员土改的重要会议，他都中途退席。
段若虹说，刘积学对党和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极力反对、大肆诬蔑。
他曾说：
“现在粮食统购统销，要饭就没处要，只有转个圈回去。”
刘积学的反动立场、恶毒阴谋，还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
他曾说：
“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怪好，实际上问题不少。”
又说：
“社会主义走的太快了，农业合作化走的太快了！”
看，刘积学说这话的目的，还不是煽动群众反对新社会，让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吗？
刘积学对镇压反革命是非常不满的。
他说：
“我个人虽未受过过火的压迫，但是乡间革命非刑吊打、逼死人命、坐班房押起来是有的。”
刘积学并把群众雄伟的革命行动诬蔑为“以暴易暴”。
段若虹说：
刘积学所代表的是他的亲朋厚友，如他的朋友陈贯群，是在保定枪杀过几十个学生的刽子手，而当他见到该犯被镇压的布告时，却表示很惋惜；
还有，反革命分子郭筱白、段厚甫、梅子美、张建华和竹沟事件的刽子手王友梅等，都是刘积学的亲朋厚友，或得力的大将；
刘积学的侄子刘残蕚、刘佩之，叔伯兄弟刘庆元等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都是刘积学为之喊冤的，都是刘积学恶毒污蔑乡间革命过火的事实根据！
发言者广泛地揭发了刘积学反共的罪恶历史。
贺升平说：
我和刘积学熟识的很早，我对他的认识也最清楚。
刘积学从历史上就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
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又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他们是以反共起家，以反共为他们的终身事业的。
当孙中山先生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时，刘积学这一派便站出来反对。
孙先生死后，他们更是明目张胆地公开地支持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事件。
像戴季陶、张继、谢持、邹鲁和刘积学等都是主张杀共产党人最坚决的人。
贺升平气愤地指出：
刘积学先后作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河南省的参议长二十年，他一举手就有无数的人头落地。
刘积学所举的那只手，的确沾满了劳动人民、革命志士的鲜血。
别光典说，解放前，刘积学在河南有许多爪牙，他们是最顽强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团。
像郭仲隗和已被镇压的王友梅，都是这个集团的大将。
他们长期以来，盘踞在河南的反动政治舞台上，压迫剥削人民，无恶不作，河南人民叫他们为“地头蛇”。
刘积学就是这一伙伙的头子。
这一伙人都听刘积学的话，在他的指示下，王友梅勾结宛西大恶霸别廷芳，在宛东一带也杀害了许多革命同志和革命群众；
郭仲隗在刘河事件中也杀害了不少革命同志，这真是罪恶滔天。
高仰源、房西华等揭发河南解放前夕，刘积学一手掌握制定“治安方案”，还吁请蒋介石派五个军常驻本省“清剿”，并要组织省防军三至五个师，集中使用；
提出强制捐献粮款充“剿匪”经费；
主张集中一切力量从事“剿匪”工作。
开封解放前夕，刘积学还在信阳指示亲信组织散匪合力反共。
座谈会中，许多人发言要求右派分子刘积学、李静之彻底交代其罪恶活动，否则将自绝于人民。

章伯钧的手脚伸进了天津医学界
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据天津日报报道：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筹委会于3日、5日举行了两次扩大会议，并于7日举行了基层组织干部会议，揭发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在医学界“点火”的罪行。
许多人认为农工民主党天津筹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和组织处处长、天津市第1中心医院副院长杨济时的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农工民主党天津医学院支部主任委员雷爱德等的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等，都是在章伯钧直接指使下进行的。
章伯钧直接派人在天津不择手段发展组织
在扩大会议上，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筹委会组织处秘书张瑚说，章伯钧右派集团分子长期以来，把持了农工民主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利用组织到处大规模地发展，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来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
去年中华医学会等在北京举行代表大会时，章伯钧、黄琪翔等曾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各地的医务界人士，大肆拉拢，这次宴会共花了三千多元。
农工民主党中央曾于去年派组织部副部长钟岱亲自来到天津，后来又派了一个由侯瑞桓、吴孟晖等组成的工作组到天津来，积极发展组织。
张瑚揭露，李伯球曾经讲过：
“发展对象不要光从进步不进步去考虑，主要是积极发展”。
张瑚说，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筹委会主任委员万福恩曾不止一次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言论，他在第1中心医院就说过：
“我们医院里今天不是一个党了，今后我们要多负些责任。”
他并说过：
“每个医院里都要有民主党派”，还说“我真替共产党惭愧，共产党孤立了”。
“共产党发展党员很恶劣，不要落后的，我们要。”
张瑚还揭露：
杨济时今年04月间从北京农工民主党中央开会回来以后，曾对市筹委会的一个干部说：
“我们这回开会很有意义，我们天津的工作同各地组织比起来很不简单，成绩很大。”
而据别人揭露，在这一次会上，章伯钧曾说过：
“天津一下子就发展几百人，天津的发展工作，是我派人去这样搞的”，“我们要准备条件，几年内发展到五万到十万党员是并不多的”，等等。
张瑚说，杨济时还曾在第1中心医院说：
“我们应该在中下层发展，这个医院的党团员在下层简直就不能推动工作。”
钟岱还指示我们，要告诉杨济时等人给外地的医务人员写信，拉他们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组织。
张瑚还说，筹委会组织处副处长吴孟晖曾主张在“鸣放”期间多开座谈会，利用这个机会多联系人，特别在工程技术界要积极发展，要在各个区同时建立组织。
吴孟晖还特别强调“只要人家自愿，咱们就发展。”
05月12日左右，吴孟晖到北京去了一次，回来就说：
“咱们的发展指标中央说保守了。”
许多人在会上揭露，农工民主党中央在6月11日还给天津市筹委会来指示，要求“抓紧当前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发展”。
他们问：
当时正是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时候，所谓“有利条件”是指什么？
根据以上事实，许多人在会议上指出，农工民主党在天津市的组织发展工作由章伯钧亲自派人来搞，以后又受到了章伯钧的表扬，并且在发展工作中只顾数量不管质量。
他们愤怒地谴责章伯钧大力发展组织是企图对抗党的领导并且利用农工民主党成员作为他的政治资本；
大家坚决要求彻查市筹委在组织发展工作中与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一脉相承的联系。
杨济时挑拨党群关系破坏中西医团结
05月底，杨济时也对记者发表了污蔑共产党、挑拨党与群众关系的反动言论。
他说：
共产党员一入了党就觉得比人高一等，成了特殊阶级。
这好像信教的教徒，一念圣经就成了教徒一样。
现在，剥削阶级取消了，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阶级，共产党是第1阶级，民主党派是第2阶级，群众是第3阶级。
因而共产党员有种种特权可享，不懂业务，可居领导地位。
他说，天津这么多共产党员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有几个？
揭穿开来看，没有几个，那些共产党员只不过是“空城计”罢了。
他还说，共产党提出“中西医团结”这个口号是不太恰当的，中西医之间本来不是仇人，也没有恶感，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好了。
他又说，天津市卫生局没有一点对的地方。
雷爱德在天津医学院点火要共产党员下台他当院长
06月初旬到下旬，农工民主党天津医学院支部在雷爱德、郭世绂、吕玉印的主持下，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出刊了“农工论坛”大字报。
第1期“农工论坛”即夸大该院党和行政领导的某些缺点，甚至歪曲事实，否定一切。
如说该院院长朱宪彝（共产党员）“日夜忙于琐碎事务、朝夕开会”，“既不教学、又不研究”；
副院长蔡公琪（共产党员）“一向工作不拘小节、马马虎虎”；
教务长武惠（共产党员）是“一团和气，人称好好先生”。
“学校领导人物作风如此，请问如何能搞好学校？”
第2期“农工论坛”又抓住该院工友“宛德忠事件”大作文章（宛曾因有偷窃嫌疑，被查问过），无中生有地硬说院领导方面曾经“私设公堂、捏造事实”，并表示“无比的愤怒”、“抗议迫害”，要为宛德忠“伸冤”。
这样一来，就起了“点火”的作用。
右派分子又贴出一张署名“津医共荐”的大字报，主张由雷爱德任院长，吕玉印任政务长（人事处长），于湘湖（民盟盟员）任总务长，查良钟教授（农工民主党党员）任顾问，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幕后提线的是黄琪翔李伯球
市筹委会委员兼组织处副处长刘绍武代表市筹委就天津医学院支部问题所组织的检查小组，在基层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
这个报告中除进一步揭发出雷爱德等的反动言行外，并揭发了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市筹委会的某些负责人在幕后支持雷爱德等的一些事实。
比如，黄琪翔、李伯球来津时，都曾到过医学院支部，杨济时也去过几次，并与医学院支部某些成员在饭馆吃过饭，到底他们干了一些什么，是值得怀疑的。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吴孟晖对雷爱德等反党活动的幕后支持。
吴孟晖曾对雷爱德、郭世绂等人说：
“‘农工论坛’大字报不要用支部的名义出，这样就被动了，可以用个人名义出”。
吴孟晖并曾要求该支部总结“帮助党整风”的经验，以便向其他支部“推广”。
后来，“农工论坛”的反党言论被揭发后，吴孟晖还说“错误不大，与右派言论有原则的区别”。
并且安慰雷、郭等人“不要紧张”，还说“不要打击吕玉印的积极性”。
06月20日晚上，吴孟晖唆使医学院支部向中共医学院委员会进行试探，说“把草拟的检讨书给党委看看，党委如说发表，就说明问题严重；
党委如说你们自己考虑，同样说明问题严重；
如党委说毋须发表，则表明问题不严重。
根据党委的态度可以测知后果。”
刘绍武在报告中说，医学院支部进行反共活动决非偶然，更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根据以上事实，不难使人看出，医学院支部以及雷爱德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与章伯钧右派集团以及农工民主党市筹委会杨济时、吴孟晖等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一脉相通的。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筹委会一再推广雷爱德篡夺领导权的经验
该党市公共卫生局支部副主任委员汤沐华在发言中说，市筹委会过去一再推广医学院支部的“经验”；
直到5月30日，市筹委会还以第3期“工作简报”着重介绍了医学院支部的“经验”；
万福恩在一次基层工作汇报会上，也特别推荐与赞扬医学院支部的“经验”。
汤沐华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杨济时、吴孟晖、侯瑞桓等在会上都发了言。
吴孟晖在发言中虽承认参加过农工民主党中央很多次重要会议作记录，还替章伯钧写过很多私人信，很得章伯钧的赏识。
但谈到今年03月农工民主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时，他只是说章伯钧在那个会议上的报告给了他两点“印象”，一个是强调“政治自由”、“组织独立”等口号；
一个是强调农工民主党组织今后要大发展等等。
对于章伯钧的种种反动活动，他却轻描淡写，不老实交代。
市筹委会干部胡照南当场就揭发说：
“吴孟晖对章伯钧的反共言论一向是欣赏的，并且还常赞扬章伯钧有‘政治家风度’。
在光明日报发表章伯钧的‘代论’的时候，吴还大肆宣传，叫曹大洲（筹委会干部）去买三十份光明日报，要发到各支部学习（后被别人阻止）。”
究竟吴孟晖和章伯钧之间是什么关系？
必须彻底交代。

陈仁炳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本报上海12日电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一些活动。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
1949年民盟召开中央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
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的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
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
在1951年的民盟中央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
罗隆基还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
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抡，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总比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
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
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因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
罗隆基原来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改变想以陈仁炳代彭文应。
陈仁炳说，照他分析，这个集团的纲领是：
（一）结合一些将自己和小集团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在盟内进行抓地位抓领导权的勾当，以与进步的靠拢党的同志对抗，与党的领导对抗。
（二）公开的或隐蔽的反对苏联，反对教学改革和各方面的进步措施。
（三）仅仅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对新事物、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
陈仁炳又说：
“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
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陈仁炳自己供认，他在电影、京剧、地方剧、文学、出版、阅览等方面都放过火。
他利用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和言的丈夫失业问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
在文学界，他曾特地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谈话，后来就利用谈话材料，加以夸大，到处渲染。
在音乐界，有一个乐团要买一套交响乐唱片共十二张，领导上批准买了四张，陈仁炳据此到处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教育界，他在民盟一次座谈会上，主张中小学教师要大放大鸣，不要害怕，并说全校数职员大会，不算大民主。
在国画界，当檀香扇问题已由政府合理解决后，他仍和右派分子夏高阳商量，想再度煽起艺人对政府的不满。
在民盟机关内部，陈仁炳专门发展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入盟，作为政治资本。
他还想改组盟市委组织部，缩小其职权，把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独立起来，以便他直接控制。
陈仁炳说：
“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扩大这一集团在盟内的势力，夺取更多领导权，在文艺界、文化界结集更多落后的不满党的领导的分子，作为对抗党的领导的基础。”
以上这些是陈仁炳在复旦大学整风小组上交代的，但他的交代极不彻底，对许多重大问题仍避而不谈。
复旦大学民盟整风小组责令陈仁炳继续交代。

全体司法干部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史良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我想就司法工作讲一点意见。
人民司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去年以来，人民司法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全体司法干部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全国各地人民法院，认真地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理了大量的刑、民事案件，正确地发挥了对敌人实行专政和调处人民内部纠纷的职能。
同时，在审判活动中更进一步贯彻了国家的法制。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选出人民陪审员二十四万六千多人；
辽宁、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各级人民法院，已经有80％到90％的案件，依法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
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实行公开审理的案件，已占全部案件的90％以上，其余是依法不应实行公开审理的。
除了认真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外，我们积极地建设了人民律师制度，以进一步维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到今年06月底为止，在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人口在30万以上的市和少数农村地区的县城，均已建立了律师组织，现全国已有律师协会筹委会19个，法律顾问处820处，律师和工作人员2，528人。
律师工作深受群众欢迎，凡是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法律顾问处接待当事人都是应接不暇的。
为了培养后备司法干部，除了高教部领导的设在综合大学内的六个法律系外，司法部还管理有四个政法学院，并在上海、济南、重庆三地建立了三所法律学校；
现正加强师资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培养司法干部的需要。
此外，人民法院和律师组织，还运用自己的全部活动，广泛地向群众进行了法律宣传。
仅据江苏等四个省区的151个单位统计，去年一年，光法律讲演就作了2，474次，听众达百万人以上。
这就大大有助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守法观念，有助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纠纷和促进群众之间的团结。
这一工作今后必须加强。
应当指出，我们的工作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例如：
办案质量还不够高，办案也有不及时的现象，有的地方执行各项审判制度还不够认真，司法干部的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实际工作的需要，律师工作的组织与业务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等等。
我们热忱地欢迎各方面的批评，我们坚信，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司法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将得到很大的克服。
右派分子热心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但是，正当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指示，进一步检查和改进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陈铭枢等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猖狂进攻，其中罗隆基、黄绍竑、谭惕吾、王造时、杨兆龙、杨玉清等人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开展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首先集中攻击了我们的肃反工作，说“肃反搞糟了”，“搞错了”，他们到处叫嚷，鼓励反革命分子“翻案”、“叫冤”。
黄绍竑对于司法工作表现了异常的“关心”，一直装着人民民主法制维护者的样子，其实他感觉兴趣的并不是怎样帮助我们改进工作，他是利用视察工作的机会，搜集个别的“错案”材料，到处替反革命分子“鸣冤”。
这位俨然以反革命分子的“包龙图”自居和反革命分子眼中的“英雄”，不仅在去年的人大和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替反革命分子说话，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干出违法的勾当。
最近报纸上揭发的他庇护反革命分子谢昕等事例，就是最好的说明。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开脱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罗隆基就提出要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
这就是说，他们企图超越国家法定的人民司法机关并摆脱党的领导，把那些罪恶深重已被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大批放掉。
这是一个多么毒辣的阴谋啊！
大家都知道，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试问，如果不搞肃反运动，我们今天能够过这样平静的日子，能够安安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吗？
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作出正确的答复。
当然肃反运动中也有缺点和错误，即有个别错判的案件，但是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
而且即令是个别缺点和错误，我们亦丝毫没有放松纠正的工作。
各地人民法院对于错案已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严肃认真地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纠正和处理。
这在周总理和张鼎丞检察长的报告中已经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我完全同意他们对于肃反运动所作的估价。
右派分子为什么对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视而不见，却偏偏要夸大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呢？
为什么那么热心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呢？
原来他们是别有用心的。
右派分子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
右派分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说我国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
他们又说镇压反革命是“违宪”、“违法”，这是违的什么人的“宪”、什么人的“法”呢？
如果说我们是违了国民党反动派之宪、之法，那是事实，而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永远和彻底地废除了蒋记宪法和整个伪法统，这早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17条中作了明文规定。
如果要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之法，那末，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
而像黄绍竑之类这样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和罗隆基所要成立的“平反委员会”，却正是违反了宪法关于坚决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审判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规定。
右派分子反对我们肃清反革命，反对我们发动群众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是完全徒劳的。
全国人民和人民的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对于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坚决加以肃清和依法处理的，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坚持“有反必肃”的方针。
我劝右派分子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是人民的中国，早已不是你们所向往的反动统治的旧中国了。
右派分子大声疾呼要为旧法“招魂”
右派分子不只是反对镇压反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人民民主法制。
他们说司法改革对旧法官、旧检察官和其他旧法人员是“一棍子打死”，责备我们对旧法不“继承”，他们大声疾呼要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员“归队”，使旧法复活，旧司法人员上台。
他们说我们的审判人员，特别是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审判人员“不懂法律”、“中文水平低”、“不会写判决”，说旧法人员的工作质量“还是今天司法机关在职干部所不及的”。
因此，他们就到处叫嚷要人民的司法干部“下轿”、“下台”。
那末要谁“上台”呢？
他们是要右派分子“上台”，罗隆基说出了心底话：
“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
这些右派分子企图篡夺人民司法机关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的阴谋，不是非常明显的吗？
我严正地警告右派分子，人民民主政权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牢牢地保护它，国家的审判权，一定要紧紧地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右派分子要夺取是妄想。
事实上，在广大群众的声讨下，他们的阴谋是完全破产了。
所谓“民愤”不过是右派分子之“愤”罢了
司法改革的巨大成绩是人所共知的，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我们的司法机关，对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一点，我在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1次会议上曾做过报告。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彻底地废除旧法统，坚决地批判反动的旧法观点，并把那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不适宜作人民司法工作的旧司法人员，清除和调出人民的司法机关，那末，我们的司法机关，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民司法机关，我们的司法工作，就不能合乎人民的要求，合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
当然，旧法人员中有很多是愿意改造的，我们批判旧法观点，也正是为了帮助他们能更好地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们的司法机关担负着镇压敌人、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秩序的严肃而又繁重的任务，一切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必须是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严守国家法纪的人。
我们现有的司法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勤恳、谨慎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敌我分明；
他们在法庭上对诡计多端的罪犯进行着坚决而机智的斗争，对人民的利益则谨慎而仔细地保卫着；
他们为了调查弄清案情，往往登山涉水，跑很多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虽然他们的工作那样辛苦，但仍然是热情饱满，积极工作。
人民司法干部所有这些优良品质，岂是国民党反动衙门和一切压迫人民的反动法院中的法官老爷们所可比拟的吗？
他们中虽然有些人还缺乏足够的法律科学知识，政策水平还不高，但在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中经过培养和锻炼，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
我们除了举办了中央和东北、西北、中南政法干部学校外，各省、市还开办了干部轮训班。
几年来，在职司法干部经过中央和省一级的业务训练机构训练的干部已达两万余名。
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在职干部的业务自修，广大在职干部都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等基本知识，和各项现行的法律、法令及有关的政策。
去年以来，还加强了业务学习，推行了表扬先进工作者和推广先进工作经验等制度。
所有这些，不正是说明我们的司法干部在基本上是能够依法正确地处理案件并正在努力提高吗？
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到处造谣咒骂我们这些干部，说我们“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呢？
试问，我们的司法干部有什么“民愤”呢。
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坚决地执行我国人民民主法制，镇压了反革命，反对了残存的旧法观点和旧衙门作风，因而使右派分子颇为伤心。
如果要说是“民愤”的话，那显然不是人民群众之“愤”，而是右派分子之“愤”罢了！
不让青年上他们的当
右派分子为了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司法机关的组织成分，他们还企图控制和把持政法院系的教育。
他们把法学教育的改革和院系调整叫作“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说教学改革是“把旧法学家一棍子打死了”，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说我国法学教育“已经倒退20年”。
请问，20年前法学教育是怎样的呢？
当时教的、学的都是些什么？
培养些什么样的人才呢？
我是在旧的法律学校当过学生的，据我所知，旧的法学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而且有许多学生不上课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今天，我们的政法院系，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训练“人才”，而是为人民政权培养政法工作干部。
我们把旧的资产阶级的法学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对学生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开设了许多新的课程，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其内容与性质更是与过去根本不相同的。
所有这些，难道是“倒退20年”了吗？
右派分子的目的就是要学校的学生去学习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律，而不要学习社会主义的法律、为人民服务的法律。
他们为此还拟定了一套恢复旧法学教育的方案，并且准备了右派分子掌权的名单。
他们要在政法院系中
“驱逐党棍子”，咒骂老干部是“吃党饭”，说他们不能搞法律教学工作，说“政法学院老干部把旧知识分子看成地主、资本家，采用的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甚至说教旧法的人好像“奴隶”一样。
事实上，党对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老法学家是重视的，在政法院系中，现在不但有不少老教授正在开课教书，有的还担负着更多的重要职务，而右派分子竟然抹煞事实，恶意地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挑拨法学界的党群关系，反对共产党。
他们还在政法院系的学生中，造谣点火，说不是党团员不能当审判员，政法院系的毕业生只能当书记员等等。
我们就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来看吧！
这个法院里共有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52人，其中党员17人，团员11人，其余24人都是非党团员。
这怎么能说政法部门“清一色”呢？
我们再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几年来先后分配到该院的政法院系毕业生共10人，现在都担任着审判员的工作。
应当说明，书记员的工作，是整个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当书记员，我认为是必要的，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使他们熟悉审判业务，都有好处。
现在有些人轻视书记员的工作是错误的。
政法院系的培养目标，其中有一项就是培养能够担任审判工作的人才的。
右派分子竟企图以此来煽动政法院系学生闹事，乘机篡夺党对政法院系的领导，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反击，不让青年上他们的当。
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罪恶阴谋
由上可见，右派分子的阴谋是要在我国恢复旧法统，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法制，以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这个罪恶的阴谋，现在是无法再掩盖的了，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粉碎！
人民的司法工作，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进一步地为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
全体司法干部，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彻底打垮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同时，我们希望右派分子及早悔悟，不要自绝于人民。
最后，我还要严正而明确的讲，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定要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李济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
我国自开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第1个五年计划将于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这短短期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际地位，全国人民长期以来所渴求实现的共同愿望，现在已经逐步实现。
在这一事实面前，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建设经验又十分缺乏，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把我国很快地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是有一定的困难，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也不免会发生一些错误和缺点。
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本着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积累经验，改进工作，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力量，我们完全相信，在工作中，将一定能够改正错误、缺点，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那些只看见小的缺点，不看见巨大成绩的人，真可说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至于那些有意地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的人，则简直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了。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少数右派分子，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自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过去仍然并存的五种经济，已经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物质基础的转变。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阻止不了这一股时代进步的洪流。
但是，经济的物质基础的转变，并不等于上层建筑之同时转变，也不等于说，人们的旧思想也随之马上转变过来了，思想的转变还须要一个过程。
因此，在物质基础转变之后，就得进行加强思想改造，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这样，他们才不致于对新事物，在思想上发生抵触。
在这一次巨大的社会主义变革中，曾经长期受到旧社会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态度上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有一种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几年来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能够跟着时代前进，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性，贡献了力量。
另一种人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虽然也起过一些作用，但是他们的思想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因而对新事物认识模糊，甚至有时发生抵触情绪。
还有一种人，八年以来，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原封不动，他们总是怀念过去，觉得旧的比新的好，对新社会没有一点感情。
他们随时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企图依照他们旧的资产阶级“图式”来建设他们的反动的“极乐世界”，再加上他们个人的恶劣品质和政治野心从中作祟，终于从对新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1948年，他们不是曾经发表声明拥护过召开新政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么？
现在他们忘记这回事了。
1949年，他们不是曾经参加过制订和举手赞成通过共同纲领么？
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以及各项重大的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不是曾经表示无保留的赞成和拥护么？
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
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纪念日各民主党派联合敬献的锦旗上，不是大家一致同意写着“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庄严语句么？
现在他们也忘记这回事了。
以上事实，在我则记忆犹新，而他们则对于过去所作过的庄严政治诺言，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之名，发表许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并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这是一种“人而无信”、“背信弃义”的行为。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之流，便是属于这一类右派分子的代表人物。
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向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揭发和坚决的斗争。
但是有不少来自旧社会的人，由于受着旧思想的支配，总不容易了解这一场阶级斗争的严肃的政治意义及其深刻性与尖锐性，因而难免有时产生一定程度的温情主义。
我们知道，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是真心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拥护展开反击右派斗争的，但是他们对于在斗争中产生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总不免发生抵触情绪。
为什么在他们思想中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
这是由于他们自解放以来，虽然经过了八年的思想改造，而政治觉悟的提高，却非常缓慢，远远赶不上时代进步的要求，因而在严肃的战斗面前，徘徊却顾，斗志不坚。
从这里使我深深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如果不坚定要求脱胎换骨的意志，痛下针砭并在实际斗争中陶铸锻炼，便不容易破旧思想立新思想，并在革命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是非。
我们当中有不少来自旧社会的人，尤其是民革的同志，对旧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熏染。
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虽然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严重的考验。
我们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政治考验。
我们必须坦白真诚，知过而勿惮改；
我们必须信任党，信任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更须认识思想改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深刻的自我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便不能使新我战胜旧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以此期待于来自旧社会的人们，并以此策励我自己。

我们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以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恶毒的攻击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也完全同意李副总理、薄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彭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
过去一年来，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很快的，我们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
总理的报告对过去一年来政府工作的估计，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是严正公允的。
陕西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将积极地为实现总理报告中指出的各项任务和方向而努力。
博得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喝采的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正义的谴责。
因为，他们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抹煞了成绩，夸大了缺点，捏造了事实。
右派分子的谬论中，有一部分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他们根本否认农村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已经改善的事实，否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工作的成绩，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
这当然是一种毫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荒谬的、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请听陕西地区铁一般的事实，对照一下右派分子谬论的叫嚣吧！
陕西地区的农村同全国一样，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就开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组织了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经过1955年冬和1956年春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今年春季，全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已加入了合作社。
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
与上述工作的同时，政府又以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在生产上对农民实行了有力的援助。
从1950年起到1956年，这七年间，不算间接用于农村的文教、卫生经费、农业的科学研究经费，仅发放农贷和水利、水土保持、农业、互助合作等几项的投资，即达三亿零一百多万元，相当于同期全省农业税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一九。
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援助是逐年增长的。
除过农贷；
仅农业、林业、水利、水土保持、气象等五项的国家投资，如以1950年为基数，到1957年即增加了四十一点二倍，每年平均增加五点八倍。
而在领导农民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改进耕作技术、供应优良品种等工作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能以数字计的。
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在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生产量得到了急剧的提高。
为了说明问题，摆一摆数字是完全必要的。
陕西是粮、棉的主要产区，我们就以这两项作物的产量为例吧。
以抗日战争以前一九三一到1936年六年的平均产量为基数，那时，陕西粮食的产量每年平均为六十三亿九千万多斤，棉花的产量是一亿一千万多斤。
解放以后如何呢？
解放以后粮食的产量：
1950年为七十四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四；
1951年为八十四亿七千万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四；
1952年有灾，为七十九亿五千万多斤，产量仍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
1953年为九十四亿八千多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四；
1954年是大丰收，为一百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九；
1955年遭灾，产量为九十亿零一千多万斤，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一；
1956年灾情较重，产量却增加最多，为一百零八亿七千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比1954年还高百分之八点七。
棉花的产量，除1950年略有降低外，也是逐年增加的。
1951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七；
1952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1953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四；
1954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二；
1955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
1956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比1954年还高百分之五点五。
这个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解放后，农村的生产是一直在发展着，产量是一直在增加着；
而合作化的结果，则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和增加的速度。
社的增产的结果，是社员收入的增加，社员生活的改善。
1956年决分的结果，全省百分之六十七的社员户比1955年单干、互助组和初级社时增加了收入；
不增不减的社员户是百分之十四；
减少收入的社员户只有百分之十九（灾区占的比例最大）。
农业和副业各项收入合计，每人平均分得七十五元四角五分，比1955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一八。
这个数字，是扣除了国家公粮和社的四扣以后社员个人的纯收入。
除开重灾区和特贫山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困难外，大多数人是过得很好的，或至少是不愁吃穿的。
表示农民生活已经改善的，收入增加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
这就是：
（一）农民吃粮的水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
（二）农村的社会购买力增加了。
1956年的农村社会购买力，等于1950年的二点一五倍。
（三）商品销售额中生活资料急剧增长。
仅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例，1950年该系统的生活资料销售额为一百九十八万余元，1956年即增加到二亿九千一百八十八万余元，增加了一百四十七点三倍。
（四）农村储蓄余额增加，1950年农村的储蓄余额为一百九十六万余元，1956年增加到七千四百零五万元，即增加了三十七点七倍。
（五）缺粮户减少了。
许多地方的社，在组织的初期，不少是缺粮社，经过1956年大部分变成了余粮社；
还有少数的社做到了“耕三余一”、“耕二余一”，个别的社甚至做到了“耕一余三”。
（六）国家销给农民的粮食减少了。
1956年比1955年少销一亿三千七百万斤。
这些情况说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农民生活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因此，农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人是十分满意或者基本满意合作化的；
对合作化这一样或那一样不满意，这一点或那一点有意见的人，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
反对合作化的只有极少数的人。
我们在咸阳县四个村子作了调查，这四个村子三百一十户中，后一种人只占百分之一点三，即四户。
其中地主一户，富农一户，漏网地主一户，上中农一户；
并且这四户人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这就是解放以后，经历了两次所有制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建立以后的农村的面貌。
这个事实向人们表明的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村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农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决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但是，右派分子却否定客观现实，把农业合作化说成一团糟，把农村工作说成漆黑一团；
把农村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武断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则伪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的同情者”，用明枪暗箭对共产党大肆进攻，对社会主义大肆攻击，对人民民主专政大肆攻击，企图煽动农民对共产党的不满，对合作化的不满，企图使农民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妄想“天下大乱”，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这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阴谋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我们陕西地区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已得的成果，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我们必须捍卫我们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捍卫共产党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陕西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
我们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国务院的指示和法令中，还有主观主义，在某些问题上不善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工作中还有片面性，还不善于在复杂、纷繁的现象面前，抓住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
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对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得不够彻底等等。
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
我们决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相反地，我们要常常在注意、发现和检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来自任何方面、任何人士的批评，并且决心改掉它！
缺点和错误，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对于批评我们缺点和错误的人，过去欢迎，现在欢迎，将来也欢迎。
对于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产生的，都要改正，并且也一定能够改正。
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
但是，我们决不容忍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有片言只字的攻击！
我们认为，右派分子的谬论，不是批评，是造谣，是诬蔑，是阴谋诡计！
我们要及时驳斥，坚决斗争！
有人认为反击右派，不符合我们“言者无罪”的原则，这是给右派分子打掩护的错误的说法。
右派分子的言行已超出了言者无罪的范围。
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行为。
这是关系着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大问题，不能有丝毫模糊。
我希望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一致起来，无论与右派分子是父子、夫妻、兄弟、亲戚、朋友的关系，都应该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与他们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以维护六亿人民的幸福生活，顺利的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人类理想的持久和平。
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一面坚决地斗争，一面彻底地改造
谢冰心的发言
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两篇文章中，我们感到了彻骨春寒的阴郁寂寥的空气！
他说是在谈知识分子，他“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的老朋友的心情”。
他戴上了浓黑的眼镜，把“一时之感，一隅之见”概括扩大到解放后的八年光阴，到新中国的四极！
这样就模糊是非，混淆视听，使得立场不稳、观点模糊的人，不加思索地起了共鸣，推波助澜地作了右派野心家的应声虫，结果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错误的路子！
像费孝通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知识分子，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到底占多大的比例？
从事实上看，我们可以坚决地说是极少数的，可以说是万分之几，而右派野心家却自欺欺人，想靠他们来篡夺安如泰山的人民政权！
右派野心家的利令智昏的愚蠢程度，是高得惊人的。
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计划是彻底失败了的，他们遭到了人民的迎头痛击。
六亿的工农兵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爱国人士都很清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人民政权不但推不倒，而且是摇不动。
“蜻蜓撼石柱”，折翼伤颈的是蜻蜓，石柱还在巍然地屹立着！
我们再看看费孝通文章里所说到的那些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人，是些大学教授，在抗战以前过的脱离群众、纸上谈兵的校园一角养尊处优的生活，抗战以后到解放以前过的颠沛流离欠薪卖书的生活，在贫病相煎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他们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因为他们切身的利益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中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他们是尊重爱惜的，在千头万绪的忙碌建设之中，还念念不忘于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改造，因为党肯定能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有很大贡献的。
在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喘息甫定，也有一时期的欣悦宁静的心情，但是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雪地上滚大了的：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根深蒂固地盘踞充塞于脑海之中。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转变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起了一定的矛盾的时候，他就改变了。
他们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却始终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资本主义的路上。
他们戴上了深厚的资产阶级的大黑眼镜，来看周围活跃前进的一切，尽管眼前是一片艳阳天气，鸟语花香，他们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自囿于“一隅”牢骚、怨望、消极的心情里面。
这些人不肯在自己已有的浅薄基础上继续前进，像毛主席所指示的：
“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却不去熟悉劳动人民，熟悉工农兵，以求和他们同呼吸同命运，使自己和他们情投意合，逐步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
他们是
“腼腆”地不敢去靠拢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却自己关在屋里啃书本，理论始终没有联系实际，永远弄不清什么是唯心的，什么是唯物的那一套。
而自己头脑中很完整的资产阶级一套理论体系，往往突围而出，当他们苦恼彷徨寻求出路的时候，右派野心家如罗隆基、章伯钧之流，就伸下魔爪攫取他们作自己的政治资本。
于是这些把自己拘囚在“早春天气”小圈中苍白无力的知识分子，一呼即出地出来“批评领导”了！
在这触目惊心的事实中，我们更痛切地感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挖尽，没有扫清，在乌云乱翻之中，就会迷失了方向，作了右派野心家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一面坚决地向右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一面深刻地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我们必须抓紧这学习、改造的机会，在反右派的胜利歌声中，跟着党，跟着六亿劳动人民，一同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我们也希望那些右派分子，能像周总理所指示的：
“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
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人民是不咎既往的，他们应当痛改前非，向人民赤裸地承认自己严重错误，“败子回头金不换”，天清气朗，花木葱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向着他们敞开的！

上海反右派斗争正乘胜推进
金仲华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
在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大家都很注意到上海。
上海是右派分子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一个基地。
上海和北京的一些右派头目和骨干分子，一向是互相策应、互通声气的。
从去年下半年到最近，这些野心家在上海活动得非常猖狂。
但是，上海人民，首先是强大的工人阶级，还有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并没有放过这些野心家伙。
在党的号召下，群众已经起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这些丑恶的右派分子已经原形毕露。
在强大的斗争火力下，右派分子陆诒不得不老实交代，开始揭露了右派集团罪恶活动的内幕。
这是上海人民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
现在，正在乘胜追击，争取更大和彻底的胜利。
右派分子早就待机而动
右派分子在上海搞些什么阴谋活动呢？
解放以后，有些右派分子留在上海，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
党和政府对于他们，总是从团结出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思想问题，所以尽可能在政治待遇、工作安排以至生活等方面，多多照顾他们，希望他们逐渐有所进步。
但是他们却别有用心，从来不表示满意。
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观察气候，待机而动，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去年党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提出了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们以为时机快要来了。
去年春苏共二十次党代会以后，到秋间波匈事件发生，跟着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以为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了。
今年02月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着党中央召开宣传会议，宣布开始整风，他们更以为时不可失，应当立即行动了。
他们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到处放火，企图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来“整”垮党，脱离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这样做法，不是冲昏头脑了吗？
是的，正是冲昏了头脑。
因为，在他们脑袋里作怪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实际上蜉蝣撼大树，他们是动摇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的。
但是从我们上海的经验说来，这一场斗争还是十分复杂而尖锐的。
右派分子由分散活动到紧密勾结
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而且有战略步骤的。
上海的右派分子本来分散在各方面：
属于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彭文应和陈仁炳，盘踞在民盟市委会；
另外两个民盟右派骨干孙大雨和陆诒，一在高教界，一在新闻界。
在上海的一个右派头目王造时，是“七君子”之中的伪“君子”，无党派，以大学教授和政法界的活动人物出现。
农工民主党有个夏高阳，九三学社有个王恒守。
其他不列举了。
本来他们分散活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接触频繁，互通声气，摸政治气候，商量发言稿，策划进攻和退守的战略，同北京的右派头目也密切连系。
章罗联盟结成以后，上海这些右派骨干也勾结得更紧密了。
他们活动的方式，是专找党和政府处理上有困难、虽然花力很多而客观上不易一下子解决的问题，提意见，找岔子，挑拨党政领导上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例如，彭文应以“卫生专家”自命，专从医疗卫生问题上做文章；
陈仁炳着眼在艺术家、演员等的工作安排和待遇问题，他在上影、人艺、京剧院和国画家方面，到处挑拨放火，挑拨艺人对党和政府的恶感；
孙大雨把高教界、文艺界党内党外五、六十个知名人士都说成“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检举，无中生有，存心捣乱；
陆诒针对着上海市公共房屋调配困难的情况，在报纸上连续发表煽动性的报道，煽动群众向房管处要求配给房屋；
王造时专门在政法界方面下功夫，拉拢旧司法人员和社会失业知识分子，挑起对政府不满；
夏高阳利用商业部门包给国画工作者画檀香扇和国画院的问题，不断挑拨是非；
王恒守则在高教界、科学界下功夫，污蔑党和政府领导高等教育的工作是“乱、偏、糟”，讥笑党员干部不能领导科学，等等。
总之，他们常常夸大事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作为民主党派的骨干，他们不是联系群众，帮助党和政府做好工作，而是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杜勒斯脑袋里的东西成了右派的行动纲领
他们有什么纲领呢？
今年03月王造时来北京会见罗隆基，交换关于国际局势的看法，决定了行动纲领。
他们的共同看法是：
一、国际局势未必趋向缓和，而要趋向紧张；
二、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可能；
三、中国闹成匈牙利第2，未始不可能。
根据这样分析，罗告诉王：
“越是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
这种看法，实在不像是中国人头脑里的东西，而更像是杜勒斯脑袋里的东西；
但是，从罗隆基、王造时的脑袋里反映出来，难道有什么可奇怪吗？
从这两个右派头目的口气看来，他们俨然要等待天下大乱，来收拾残局了。
值得注意的，在罗王谈话中，罗还劝告王，要多为知识分子说话，博取知识分子的拥护；
要“争取群众，就靠写文章和讲话”。
就是说，要扩大宣传，争取群众。
章罗联盟控制了两党两报，两个报纸是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
它通过储安平控制“光明日报”，通过女将浦熙修控制“文汇报”，大量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上海的右派分子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又指使陆诒进攻“新闻日报”。
他们要陆诒在“新闻日报”推广徐铸成在“文汇报”的“拆墙经验”，赶走党员干部，夺取报馆的领导权，让他们自己“挂帅”。
在“新闻日报”的鸣放大会上，陆诒大声狂叫：
“最后关头到了”，“民主党派要当家作主！”
但是，这个打头阵的右派分子并没有完成他的战斗任务；
相反的，他在群众起来反击时首先投降，而且把右派集团阴谋活动的底牌都交了出来。
到处点火　南北呼应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时候，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斗争非常剧烈。
他们天天开会，分析情况，组织不满分子向党开炮。
会前，他们放出空气，说市委“怕放，要收！”
会议期间，大鸣大放了，他们又放出试探气球，问这是否“放长线，钓大鱼”呢？
王造时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对于进攻和退守的策略是很花功夫研究的；
他企图混水摸鱼，又害怕自己变成了大鱼。
但是，当陆诒告诉他有些工人、学生在闹事，市委要求不打乱生产任务，决定有步骤地整风，暂时不推向基层的时候，他以为时机来了，立刻上台发言，要求“鸣放到基层”，煽动在基层放火。
另一个右派健将陈仁炳也上台大声号叫：
“让每一个基层都鸣放起来，挑几个（党员）出来算算旧账！”
就是说，要到处放火，要赶走党员，要整垮党。
这不是有些匈牙利闹事的味道了吗？
可是，这几个冲昏头脑的野心家，完全计算错了。
现在大家在跟他们算账了。
他们都是倒挂户、破产户，算不得账的。
王造时也在后悔，不该太冒进了吧。
我不知道他是否算得上一条大鱼。
但至少，他已经原形毕露，像一条小泥鳅了。
这是宣传阵地上的一场战斗。
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候，北京的右派分子还为上海的右派分子打气。
顾执中写信给陆诒说：
“我在北京放了一‘炮’，你在上海放的‘炮’我在北京也听得见。”
好大的口气！
现在北京新闻界和九三学社、社会主义学院已在检查顾执中这一尊大“炮”，看看它装的是什么火药，要他像陆诒一样交代。
到处撒网　搜罗落后分子
另一方面，是组织路线上的一场战斗。
去年章伯钧提出要发展盟员一、二百万，后来又狂夸要达到八百万盟员，这使得上海民盟市委领导上冲昏了头脑，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作为上海市民盟副主委兼秘书长的陈仁炳，事实上把持一切，大肆活跃。
他提出民盟发展的对象，是“中间和落后分子”，实际上他的底牌是：
“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
他专找在“三反”、“肃反”和思想改造中被斗过的人、有委屈情绪的人、对党不满的人、有思想包袱的人，表示要给他们撑腰；
他在座谈会上挑拨他们对党的不满；
他用请客、登门拜访、答应给予政治地位等资产阶级政客的方式来拉人，发展组织。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这个期间民盟发展的成员，都是陈仁炳心目中的“落后分子”；
但是这种右派路线的危险性，是十分严重的。
猖狂到极点
他们猖狂到了极点，对党疯狂进攻。
他们连络其他右派分子，打击积极分子，污蔑积极分子、进步人士是“桥头堡”、“护城河”。
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拆毁桥头堡，填平护城河”。
他们要使进步人士不敢靠近党，从而孤立党。
他们向党直接挑战。
陆诒在“新闻日报”的鸣放大会上，看到一个共青团员说了党的坏话，就向外扬言：
“一个团员起义了”。
陈仁炳在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中说：
“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内同志们大喝一声：
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
走什么一条路呢？
不是叛党反党的路是什么？
他还荒谬绝伦地主张什么“火线入盟”，就是准备在党的整风会上放火，争取叛党反党的堕落分子入盟。
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了吗！
值得注意的，所有这些右派分子，都是臭味相投，搞在一起的；
他们分工合作，分路向党和人民事业进攻。
陆诒在交代的材料中承认了：
上海右派野心分子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和分工的：
陈仁炳和彭文应抓民盟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和杨兆龙进攻司法工作，陆诒抓新闻工作，孙大雨和许杰则在高等学校放火。
其中陆诒是“军师”。
民盟上海市委在这一段期间，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和右派分子的把持下，成了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当然，“军师”之上还有“军师”，“指挥部”之上还有“总指挥部”，那就是北京的章罗联盟。
这一路反党队伍着重在争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还有另一个右派头子章乃器率领的反党队伍，则着重在争取工商业者、资本家。
这两个反党的右派队伍，还有其他右派分子，事实上是密切配合、互相呼应的。
右派集团已被打开一个大缺口
各位代表：
这就是这些右派野心家对我们猖狂进攻的事实。
他们不要党的领导，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要问，他还要不要人民的立场！
现在，人民已经向他们发出严重警告。
反右派的斗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上海，斗争展开的声势浩大。
右派“军师”陆诒已把他“锦囊”中的材料交代出来了，右派集团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
我们要警告那些右派分子：
赶快回头，老实交代，向人民投降，转回到人民的立场来。
右派分子只要愿意回到人民立场上来，还是会被欢迎的；
他们应该做的是彻底交代，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倒出来。
这次的反右派斗争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后一次意义深刻的斗争。
从政治上的彻底揭发到思想上的深刻批判，将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为什么要把右派分子彻头彻尾加以揭穿呢？
还是为了挽救他们，要他们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对右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抱任何姑息容忍的“温情主义”的态度。
为什么对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思想要这样彻底加以批判呢？
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要他们认识到必须改造自己；
所以任何蒙混和包庇“过关”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毛主席说，毒草可以做肥料，右派的错误言行也可以使人民得到一面镜子，用来检查自己、教育自己。
这次斗争将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生命力前进
我相信，通过这次斗争，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面貌有进一步的改变。
通过这次斗争，党的整风运动将更能正常地进行。
它将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创造更良好的贯彻执行的条件。
它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着生命力前进。
正当反右派斗争猛烈展开的时候，上海人民以百分之四点三超额完成了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计划的成绩，来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将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杨东莼的发言
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
杨东莼的发言
我想联系反右派斗争，谈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
一个多月来展开的广泛深刻的反右派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全体人民之间的一种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是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同时展开的阶级斗争。
这种大是非组成的矛盾是有两面性的，它既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大是非，牵涉到一个性质重大、范围广泛的政治题目，即：
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和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关联到我们国家和全民族的命运，关联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
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场斗争中鲜明地表示态度，在斗争的风暴中检验自己的立场。
有些善良的人神魂失去了主宰
应该说，革命的、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在这一场斗争中是表现得好的，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右派。
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其中包括许多善良正直的人，对这场斗争却采取了不是积极的态度：
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所表示的严正态度有相当大的距离；
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无动于衷，认为这场斗争与自己无关；
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右派的言论起共鸣，表同情；
当“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支持工农群众和左派反击右派的时候，工农群众和左派人士无不拍手称快，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却说“社论发表得太早了”，甚至说“社论对右派的反批评太过火了”；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这场斗争中含含糊糊、躲躲闪闪；
他们当中有些人有一种迷惘的感觉，神魂失去了主宰，似乎自己被一条纤细的丝线吊悬在万仞高空；
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这场斗争采取保留、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
这些情况，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随着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怵目惊心的言论行动的进一步揭露，已经有所扭转。
许多人已经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它的严重的政治后果，因而振臂奋起，投入战斗。
但是，不管怎样，这次斗争的前前后后，已经充分暴露了知识界思想上的混乱情况。
我们生活和工作在知识界中，我自己也算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为这种情况而感到心情沉重，也不能不探索一下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被右派分子灌了迷汤？
要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寻找原因
应该说，七年来，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的指导下，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关怀和帮助，依靠知识分子自己主观的自觉的努力，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他们划清了敌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他们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定的聪明才智；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经过刻苦学习和实际锻炼，已经逐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基本上适应自己社会政治地位的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们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进步应当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因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出现的思想上的混乱情况而把知识界的进步一笔抹煞，全盘否定。
但是，足够的估计应当意味着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应当是添枝加叶地为知识分子抹粉擦脂。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明明白白立场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但却有人不怀好心地向知识分子讨好献媚，倡言“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费孝通：
“早春前后”）。
明明白白许多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事务还缺乏充分的主人翁感觉，但却有人心怀叵测地鼓励知识分子不要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要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罗隆基：
政协第2届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明明白白知识分子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没有很好地理解一滴水只能放在浩瀚汪洋的大海中才能永不干涸的道理，但却有人恶毒地鼓励知识分子的自大狂，说“十个大学教授可以抵得上十万群众”（罗隆基）。
这些别有用心的、对党、对人民翘尾巴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在知识界里面播毒甚广，流毒甚深，以致有不少人被他们灌了迷汤，误认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一间房、两本书”的要求出来了，“马列主义不行时”的怪论也出来了。
自然，尽责怪这些狼子野心的知识分子也还是不全面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知识界对思想进步估计过高的现象，还应当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去寻找、去发掘。
这些年来，我在高等学校里边工作，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一起学习，习以为常地听到一种“提高一步”的说法。
就是说，每次学习运动将届结束，人们在写学习总结或谈到学习心得的时候，总喜欢说（或者是醉心于过高地估计成绩，不假思索地说），“通过这次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
例如：
“通过土地改革文件的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
“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文件的学习，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
“通过镇反、肃反运动，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
“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
“通过总路线文件、宪法文件、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文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八大’文件、‘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以及十大关系报告的传达，我的认识和思想提高一步”，等等。
应该说，人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学习，的确是有所提高的；
也应该说，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的确是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
但是，奇怪得很，提高一步又提高一步，临到反右派斗争的时候，结果却等于挨了一记“闷棍”，连六项政治标准也心中无底，从高处往低处狠狠地摔了一跤，一落千丈，回过头来还在抱屈地叫嚷“言者无罪”，抱怨地责怪党为什么早先不打个招呼，把六项政治标准揭示出来（这是指好心的知识分子而言，右派分子不在内）。
这种情况，除了把思想改造的成就估计过高、把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估计过大、而在每次学习中没有深刻地结合自己的血肉骨髓外，还能够找到其它任何别的解释吗？
总之，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暴露出来的知识界的思想混乱情况，向我们提示：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成绩，但知识分子自己把这些成绩估计过高，才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接受一次大大的惨痛的教训！
党对知识分子早有公允的估计和明确的指示
那么，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呢？
还在去年01月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报告”又接着指出：
“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
“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
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
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
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
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
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
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1，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
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
因此，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说：
“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从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可以明白：
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有着足够的估计，党对知识分子现存的缺点和弱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党对知识分子今后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也有着明确的指示。
党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是公平恰当的。
对照今天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行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情况，我们一方面感到党的领导的预见性和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也感到我们知识分子辜负了党的殷殷期望，“依然故我”，长进不大，我们应该是怀着负罪的心情来向党汇报的。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什么未能尽如人意？
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
现在应该问：
为什么我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方面未能尽如人意？
为什么我们的立场未能改变过来？
为什么在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的思想如此混乱？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实际的锻炼，没有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承受严峻的考验。
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猛烈一些，但当时的政治形势赋予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只是要知识分子划清敌我界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
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的已不是一般的人民立场，而是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场。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采取的是和平改造的、不流血的办法，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大变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引起了强烈深远的震动，但对于知识界的冲击却显得小一些。
冲击小一些并不见得是好现象，因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识界在立场方面的转变。
未经过风霜雨雪的、未经过深刻冲激的、未改变立场的知识界，一经投入波浪翻滚的沸腾的新生活当中，就不能不时时、处处感到不习惯、不协调、不熟习、不适应了。
为什么罗隆基费孝通的臭气熏天的言论在不少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
无他，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而已
正是由于知识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场的转变，所以章罗联盟就把魔爪伸入这片“沃土”，在这片“沃土”上培育毒苗毒草。
也就是说，以知识界为“垫脚石”，作为他们梦想的“政治资本”和
“群众基础”，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正是由于知识界放松了在火热斗争中的思想改造，放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进行立场的转变，免疫力不强，抵抗力不旺，所以罗隆基、费孝通之流的臭气熏天的文章，居然会在知识界的一部分人当中引起共鸣。
罗隆基恬不知耻地以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自居，在政协第2届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实质上是一篇反党的、向党挑战的“通牒”。
明眼人易于发现这篇发言的意旨，即：
一方面向党要挟，另一方面笼络一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要他们自甘落后，对祖国的命运不关心，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关心，对国计民生，丝毫用不着有什么主人翁的责任感，只有静待共产党来“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早春前后”，则是两篇包藏祸心的文章，字字句句埋了鸡骨头，行行段段搀杂了砒霜。
他一方面倾泻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纪末的颓废的感情，大谈其自己的“体质”与“气候”的适应关系，以便来感染那些在伟大时代仍然有落寞之感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他不怀好意地煽惑人们去揭盖子：
先揭“百家争鸣”的盖子，后揭“互相监督”的盖子。
他不主张“欲揭还罢”，而主张“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如果人们把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对知识分子在“春暖花开”时节“发挥政治积极性”的号召，把他在“早春前后”一文中要“冲开”“盖子”的那种气势逼人的姿态，再和章罗联盟的核心骨干以及其他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的事实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费孝通用心之险恶了。
一篇发言和两篇文章，出现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本来，透过纸背，人们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嘴脸；
细审他们的用语行文，人们也可以嗅到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气味。
但是，知识分子没有这么作，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为罗隆基这篇酸臭发霉、“收买人心”的发言喝采，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在为费孝通这两篇专门唱反调的“杂文”叫好。
为什么？
无他，臭味相投、声气相通、立场相近而已。
当人们揭穿了章罗联盟等右派分子的狰狞面貌以后，那些喝采叫好的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如何自处呢？
除了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锻炼自己的立场，提高自己的革命嗅觉和革命警惕，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么？
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脸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
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纱是看不清楚路途的
现在，人们应该有理由进一步问：
当章罗联盟的丑恶嘴脸揭露以后，那些“好心”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呢？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挽起袖子，坚决撕破他们的肮脏面子，坚决搞垮他们的臭架子，让人们看看：
这究竟是一流什么样的货色！
有人说，手软，下不了手。
为什么手软？
为什么下不了手？
一因人熟面熟，大家相处多年，脸面相碍；
一因这些人有些“才”，不要过分使他难堪，还得留点回旋余地，以便他们能在悔罪后有所报效于人民。
好一副温情主义者的面孔！
你和章伯钧、罗隆基等等人面熟，有交情，你不打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你置六亿人民于何地？
你对这批人情深谊厚，对六亿人民情寡义薄，这又是什么立场？
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等那么一小撮自高自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美留学生的确有“才”有“学”，的确够高深渊博的，但他们心怀贰志，“才”大“学”广，于人民又有何益？
你坚决作为右派打他们，如果他们能回心转意，洗心革面，朝向人民，为人民做事，这才算够朋友，讲义气，对人民也才会有好处。
否则，这样的温情主义，反映到政治上来，只能是一种毫无是非的自由主义而已。
我在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战斗中经常思索一些问题，待到我发现费孝通这位“学者”也在用“温情主义”的幌子来掩盖章罗联盟及其核心小集团的反动言行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温情主义”有如此广泛的“用途”！
这就使我警惕，深深地认识到：
野性难驯的狼总归是要吃人的，养狼是要贻患的；
对右派分子打击得不狠，不坚决，祸害也是无穷的。
不去掉温情主义的面纱，自己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来参加这场反右派的斗争呢？
总起来说：
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混乱情况来看，从知识分子对自己进步估计过高的现状来看，从党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的分析来看，从知识分子可能作为政治野心家的“垫脚石”来看，从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来看，等等，都从根本上说明一个问题：
一切追求进步的、善良正直的、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鲁迅，下壮士断腕的决心，无情地解剖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在反右派的群众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对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中知识界思想混乱情况的大暴露，的确是一次十分惨痛的教训。
能感到这份痛苦，能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加强思想改造，就能感到脱胎换骨的愉快，否则，一步掉队，百步就跟不上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主席的话是语重心长的！
我们应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
跟着毛主席走，跟着党走。
只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积极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从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才能死心塌地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保卫祖国的坚强力量
上图：
有着强大的摧毁力量的火箭炮兵部队。
胡宝玉摄
左图：
守卫在海防前线的高射炮兵部队。
他们时刻准备着迎击来自空中的敌人。
边震遐摄
右图：
工程兵部队架设浮桥，让战斗部队更迅速地去消灭敌人。
胡宝玉摄
上右图：
坦克密封渡河。
文伟奇摄
在防原子的战斗演习中，坦克乘载着步兵冲过原子沾染地带。
高林摄
有了这样的巨型挖壕机，在战斗中我们就能够争取时间消灭敌人了。
　胡宝玉摄
我们的工程兵部队实行了机械化布雷。
　孟昭瑞摄
（本组照片均为解放军画报社稿）

物以类聚气味相投
罗隆基在视察中喜恶什么？
编辑同志：
罗隆基说他在解放以后，没有进行过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不是事实。
这里就来揭露他一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事实。
罗隆基是江西安福县人。
1955年06月初旬，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来安福县视察。
当时，为了便利介绍农村情况，经过领导上的介绍，并且经过罗隆基本人同意，我们随同前去安福县，协助他进行视察工作。
罗隆基在安福县视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天，但他不放弃他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
罗隆基利用当时某些地方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企图达到破坏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他听到他的地主亲属说，没有米吃，立即同情地说：
“提意见，不解决，以后写信到北京来找我。”
但是，当他听到另外一些人反映粮食够吃时，就表示怀疑。
和罗隆基同村的贫农周？
生告诉他“粮食不够吃，是个别的现象。”
他却恶毒地讽刺说：
“你是积极分子吧！”
他到枫田乡副乡长家里了解粮食供应情况。
副乡长说：
“粮食一般够吃，不够吃的很少。”
他就说，“你们不要打官腔。”
枫田乡几位负责干部向他汇报粮食工作情况时，说：
“政策是好的，上级党的领导也是正确的。
现在工作中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是一项新的工作，干部缺乏经验和对政策学习不够，所以有的地方的工作还做的不够好。”
他就说：
“政策好什么？
搞得老百姓都吵起来了。”
接着他信口开河地说：
“毛主席亲自下乡摸了十七天，回到北京说：
粮食在农村是90％的人没有问题，而我下来摸的情况是90％的人叫起来。”
罗隆基在乡下视察的时候，喜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
例如地主、国民党员，和他的“好亲戚”“老朋友”等人。
罗隆基和这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罗隆基把我们赶到门外，不准我们入内。
当时我们一方面对他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又觉得罗隆基是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为了表示对于人民代表的尊敬，我们只好听从他摆布。
现在看起来这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
罗隆基和这些人究竟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一些什么事？
希望罗隆基本人公开交代。
罗隆基在离开安福时，曾经对他的侄子罗谊高（中农）说：
“你要工作，我那里有几十个警卫，还要增加人，你可以去，01月一百多分。
奎五来不行，他是共产党员。”
罗隆基在吉安地区视察工作期间，处处为自己扩大影响，彻头彻尾地露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本质。
罗隆基与别人谈话时，都要吹嘘一番：
“北京来电话，时间很短”；
“回去要开民盟全国代表会”；
“7月出国参加世界和大会议”；
“回国后要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带了三个警卫员”，等话，甚至还到处对别人说“这些人（指我们随行人员）都是我的佣人。”
把随行的国家工作人员当作他的“佣人”看待。
罗隆基在安福视察期间的生活作风，非常特殊。
例如，他嫌机关伙食差，到饭馆去，大吃大喝。
在干部和农民中的影响很坏。
江西省吉安专区　伍白水、吴丁亭

罗翼群放火不成烧了自己
本报6月22日社论在“不平常的春天”里写道：
“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
广东的右派分子罗翼群最近借视察之名下乡煽动农民反对共产党的遭遇，就是这段话的最生动的注解。
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罗翼群大发谬论，他说“广东人民接近饿死的边缘”
春天来到广东。
广东处处艳阳天。
不料，平地黑风骤起，斜刺里冒出一股毒烟，人们顿时嗅出这是牛鬼蛇神在作怪，其中一个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
党进行整风运动初期，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邀请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罗翼群心惴恶计，把毁谤藏在悲天悯人的外衣里，提出了所谓广东人民“接近饿死的边缘”的谬论，并攻击人民政府“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恶毒地挑拨群众同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
在这次会上，罗翼群还诬蔑肃反运动，把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成是“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
罗翼群的谬论，激起了各界人士严正的驳斥。
同时，在许多座谈会上，大家先后揭发了罗翼群一贯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但是，罗翼群对各界人士所作的义正辞严的驳斥，对大家在反驳中所列举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既不倾听，更不相信。
他决定要到农村作一次视察，一方面为他的谬论找寻证据，另一方面去到农村进行点火，企图用自己的谬论煽动群众作为他向党进攻的后盾。
罗翼群假借视察名义，亲自到农村放火，并为自己的谬论找根据
06月11日到16日，罗翼群在兴宁“视察”。
他见到农民就先问：
粮食够不够吃？
油、肉够不够吃？
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黄？
甚至面对着体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
你为甚么这样瘦弱？
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龙田乡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
罗翼群到了以后，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但是罗翼群从兴宁到平远，到蕉岭，从农村跑到学校，不知走了多少地方，不知碰到多少人，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就是找不到“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材料。
罗翼群走了几个县的很多地区，不但没有给自己的谬论找到任何根据，反而陷入愤怒的群众重重的包围
难道罗翼群这些包藏祸心的活动毫无结果吗？
不，有结果的。
他的活动，受到了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一小撮人的喝采。
他所到之处，谣言四起，敌人嚣张。
有的地主分子编山歌讽刺农民。
有人叫嚣“看干部和社员的头几时会掉”。
反革命分子造谣：
“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将广州炸滥了”。
在罗翼群到过的笃坡乡，更出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的反动标语。
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结果，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的反击。
在蕉岭
罗翼群理屈词穷，他只好说：
“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入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工的重围之中。
24日，蕉岭县第2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
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
25日，第2中学又派了代表几十人到县城请他参加座谈会，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罗翼群拒绝了。
第2天，第2中学师生、一中老师、一些机关职工，一起与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
罗翼群不能为他的谬论开脱，竟又诡称“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指的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
28日，蕉岭县城一千多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
“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
一看事情不妙，29日清早六点钟，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
在梅县
罗翼群推卸责任，他居然说“饿死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
但是，罗翼群并没有死心。
他从蕉岭到了梅县，企图继续兜售他的谬论，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
可是，罗翼群的算盘又打错了。
06月29日上午九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二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质问他：
“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的根据何在？”
接着，附城、水白、扶大、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翼群讲理。
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大街上都站满了找他辩理的人群。
上午十一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
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
罗翼群不能作答，他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
十二时左右，梅城镇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右派分子罗翼群”，“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语。
下午三时半，又有约一千名工人、教师在工人文化宫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在兴宁
罗翼群干脆赖账，他竟然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罗翼群在梅县，被正义的呼声吓得狼狈不堪，30日清早，他离开梅县去到兴宁。
距离兴宁县城四十里的官田乡的农民，为了当面和罗翼群辩论，预先在公路上等他。
当罗翼群乘车到达后，五十多个农民立即包围了他。
只是由于兴宁县城的工人代表和城郊农民代表反复向当地农民说明，要赶快把罗翼群送到县城去，农民才放他走开。
罗翼群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又立即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包围。
经过维持秩序工人的一再劝说，群众才给罗翼群让开路来。
不久，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进入旅馆访问罗翼群。
一个工人代表说：
我们这些有汗酸味的人访问你来了！
罗翼群回答说：
我要休息。
随后有人质问他：
现在你被你所说的“接近饿死边缘”的人们包围起来，你有甚么感想？
罗翼群竟无耻地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当天下午，兴宁各界人民举行了驳斥罗翼群谬论的座谈会。
这个会议原来邀请了一百五十人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工人、农民越来越多，一直增加到一千五百人。
会上发言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
一里多的路程，载罗翼群的车子走了四十分钟
07月01日，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继续痛斥罗翼群的谬论和他进行的反动活动。
当天，有两个群众集会要罗翼群去辩理。
但罗一出门，即被群众包围。
县人民委员会只好备汽车把罗翼群载到大会会场去，一路上，要靠人民警察的开路，汽车才慢慢地走动。
大会结束后，罗翼群刚从台后溜出来，去路就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
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雨伞柄戳他；
罗翼群在民警、工人纠察队保护下进了汽车。
汽车开动时，人群还紧紧地围着汽车跑。
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
这样，汽车只能在群众的紧紧包围中蜗牛似地开行，从大会会场到县人民委员会虽然只有一里多的途程，却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07月02日，罗翼群仍然陷在群众的包围之中。
没有人民警察的保护，罗翼群寸步难行
在兴宁县期间，罗翼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
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
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了，因为每天有大批工人和农民到旅馆中来和他辩理。
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
他的要求得到了应允。
但无论住在那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
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
他要理发，虽然理发店离开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百步之遥，但是已经寸步难行的罗翼群，怎么能平平安安地跨过这段短短的距离，到达理发馆呢？
于是只得把理发师请到宿舍来理。
罗翼群无计脱身，狼狈万状，人民政府想了种种办法，才使他回到广州
没有为自己的谬论寻到任何根据，又受到群众的反击，罗翼群决定要回广州了。
07月05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但中午车到河源，又被从四面八方到来的群众包围起来，要和他辩理。
与罗翼群缩在车厢里发抖，被群众簇拥着进了河源县人民委员会。
河源县长在群众的要求下，同意组织河源县各界人民代表反右派分子筹委会，同罗翼群辩理。
当晚，城乡五千群众冒雨参加了大会，对罗翼群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干部说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河源城到广州，中间要经过博罗、增城等地。
05日晚、6日早晨，这两县有许多群众准备等待罗翼群说理。
在这种形势下，罗翼群如何才能回到广州？
河源县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示。
省里考虑到广东省、广州市还有更多的人要同罗翼群辩论，又念他年纪大了，便决定派省政协副秘书长乘专车到河源接他回来，并且打电话告诉博罗、增城两县的领导干部，说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06日上午，罗翼群从河源县人民委员会刚一出来，又被一百多群众包围，要留下他继续辩论。
经过县长一再说服，群众同意他走了，但是在车身上贴满了标语。
麻袋紧遮身总算未被群众发现
车身贴满标语，一定会被群众认出。
于是，一出城，马上就用水把标语涮洗干净。
同时，车上准备了麻袋，让罗翼群躺在车后放行李的地方，告诉他一看到群众，就把身体用麻袋遮起来。
看来，罗翼群是衷心地感激政协副秘书长的安排的。
他安静地躺下来，用两条麻袋遮好肚子和两腿，两只手警惕地捏着麻袋边。
只要看到人群和村庄，他立刻用麻袋把自己盖严。
少停车开快车免得发生意外
汽车以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向广州开进。
快到增城的时候，在一个村庄旁边竖着一块门板，上面写着“质问罗翼群”五个大字。
还聚集着一些人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辆急驶的车子。
罗翼群发现了，连连求人告诉司机，继续加快速度。
罗翼群说在这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绝对不能停车，不然，他认为增城肯定过不去。
问他为什么？
他答道：
这个镇上有兴宁的许多商人，他们能认出我来。
车子进入增城时，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
因为满街都是质问罗翼群的标语，道旁又站着许多等待质问罗翼群的群众。
这辆时速已经超过四十公里的车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注意，有些人探头看着坐在车子里的人，显然是在找寻车上是不是坐着他们久等的罗翼群，可是，车子开得这样快，罗翼群又被麻袋盖得那样严，群众怎么能发现呢？
就这样，罗翼群终于在周密的保护下混过了沿途群众的耳目。
虽然是十分狼狈，但他却平安地回到了广州，结束了他这一次不平常的“视察”。
罗翼群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远在1924年他就是国民党右派中的一分子
人们不能不问：
这个疯狂之极的右派分子罗翼群是什么样的人？
罗翼群，原来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这个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继承人”的人，远在1924年就背叛孙中山先生，成为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从那时起，他就仇恨共产党，直到今天，他只要听见别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他就大骂“真是可耻”！
抗战时期，罗翼群是国民党的南路行署主任。
当时他曾多方迫害进步人士。
国民党的南路专员张炎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合作抗日，一贯反共的罗翼群就对他严加监视，并且不断告密，最后迫使张炎出走广西，结果落在国民党特务手里被杀害了。
罗翼群说现在“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这自然是诬蔑；
但是，罗翼群当国民党高官时期，广东农民的生活如何呢？
只说1943年就够了。
那年的旱灾比1955年要短，但是广东全省饿死的人在一百万以上。
当时，有些饿急了的人抢了罗翼群的一车米，被罗翼群捉到，他便指使他的亲信把抢米的人杀死了！
罗翼群还是兴宁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大恶霸，包庇烟赌，真正是无恶不作。
解放前，他还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勾结在一起，在中南地区吸吮了大批民脂民膏，在广州买下了洋房和小汽车。
罗翼群是一直仇恨共产党的。
广州解放前夕，在一次“纪念周”上，罗翼群鉴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摇摇欲坠，绝望之余，他对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大哭，骂孙中山先生没有眼光，错用了蒋介石，以致不能消灭共产党。
他的话，反动派当然是不满的，他因此受到蒋帮特务的警告。
于是他不得不逃到香港。
但当时他对国民党仍抱着“看看再说”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失望。
直到1949年09月，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地攻到广东边境时，他才在香港签名参加通电起义。
但是，蒋介石的统治毕竟给了他些好处，因此，解放以后，在他的自传里，他仍称蒋介石为“蒋校长”、“蒋总司令”。
直到今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他还公开称蒋介石为“蒋先生”。
罗翼群对旧政权也是念念不忘。
1950年他来北京时，住在北京饭店。
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故意将他的伪国大出席证摆在桌子上。
据熟悉他的人说，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表示他过去有那样“高”的地位，同时还留恋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妄图保留着想做蒋介石大官的愿望。
罗翼群的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在解放以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去年肃反时，罗翼群就恶毒地辱骂中共支部的人“简直是特务”。
还在很早以前，罗翼群就主张要组织所谓“公正人士”检查肃反。
去年罗翼群到北京开会时就提出要组织一个“由‘公正人士’组成的、没有共产党员和人民代表的机构来进行‘平反’”。
就在这次“视察”中，他也还念念不忘反共。
他在蕉岭第2中学就曾叫嚣“反共、反社会主义不要紧”。
尽管罗翼群过去如此反动，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他还是很照顾，但他并不满足，个人四处活动，想爬得更高。
他曾到北京活动，要求委他为民革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曾要求陶铸省长委他当广东省文史馆馆长。
要求未遂，他就对中共和政府甚至民革组织不满。
他曾弄了几十封以前被镇压或劳改、管制的人的来信，特别是其中三封信，整天藏在身上，当作进行反动活动的资本，并说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
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人谈到共产党的功绩，罗翼群竟骂别人“无耻！
无耻！”
究竟谁才是真正无耻呢？
罗翼群有了这次下乡的经历，该可以回答了吧！
（本报综合报道）

一个社采用三种包工形式
本报讯
山西省绛县东方红农业社实行包工包产以后，各个生产队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包工办法来加强棉田管理：
第1，实行大段包工。
例如第10生产队，把棉花定苗、锄三遍以及棉苗脱裤等农活划分为一大段，实行包工到户。
这样各户对棉田管理都很细致。
过去单身汉和多子女的社员，经常因吃饭和家务事弄得赶不上大伙统一劳动的时间而被扣工分，以户包工后，啥时候生产都随便了。
第2，实行小段临时包工。
如第11生产队把棉田的第1次管理（如锄一次或定苗），首先按草大草小、好锄难锄等情况，逐块确定不同工分，由社员自愿结合组织临时包工小组承包在这段包工结束后，由生产队长进行验收。
第3，实行逐块临时包工。
如第9生产队和第12生产队把棉田逐块检查，按需要加工程度和用工情况，确定每块棉田的不同工分，然后由社员自愿结合组织小组承包，一般以一块地一天锄完为标准。
在一块棉田加工管理结束后，由组长领导在地头评工，在队长验收后发给工票；
每段农活结束后，按工票总数记工分。
实行了以上三种不同的棉田管理办法，对棉田管理和社员劳动组织管理都有很大改进，社员劳动情绪空前提高。

上海市安排了下半年的工作
增产节约是一切工作的中心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昨天下午召开了一个有一万多人的大会，副市长曹荻秋在会上对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了动员，并指出：
增产节约运动是下半年一切工作的中心。
曹荻秋在报告中说，今年上半年上海工业部门增产节约运动获得显著成绩，全市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104.6％，占全年工业产值计划的51％；
上缴利润和税收，今年上半年也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3％。
曹荻秋在分析下半年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条件时指出，下半年原材料供应已经能够基本上满足生产的需要，市场也将进入旺季。
因此，工业部门必须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针对上半年运动中存在的缺点，曹荻秋要求到会的各部门的干部，今后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管理制度，采取措施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

从野生橡子中提炼粮食
上海科学家沈剑白等正在研究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上海一些大学教授和科学工作者，接受政府的委托，协助一位老科学家沈剑白，研究从野生的不能食用的各种橡子里，提炼和制造粮食。
在政府拨款筹建起来的实验室里，这位老科学家和他的助手，已从一种来自浙江的橡子里，提炼出洁白如面的淀粉和一种灰黄色的葡萄糖。
目前，他们正在作这种淀粉能否代替浆纱用的面粉等试验和进一步简化提炼淀粉的操作手续，积累研究资料，以便将这些方法介绍给盛产橡子的地方。
橡子同人们常吃的栗子都是属于壳斗科一类树木的果实。
这种树木遍布于我国寒、温、热三带，它所结的果实和栗子一样含有大量淀粉。
因为橡子的果仁里，除淀粉外还含有苦涩的单宁和皂素，所以历来不作食用。
成千上万担橡子在山里作为柴薪或肥料。
沈剑白的研究工作就是把橡子里的单宁和皂素提净。
几年来他根据国内流传在民间的经验和国外资料，找到了水浸、冰冻、加碱加温和发酵等许多去除单宁和皂素的方法。

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发现三处矽砂矿
据新华社通辽12日电
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上最近又发现三处蕴藏量很丰富的矽砂矿，为今年大量增产矽砂提供了可靠资源。
矽砂用途很广，它是玻璃、陶瓷、冶金铸造和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材料。

大规模养淡水鱼
上海郊区放养鱼苗二千多万尾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在上海郊区大大小小的鱼种池里，最近陆续放养了二千多万尾青鱼、草鱼、白鲢、胖头等鱼苗。
这是上海郊区规模最大的一次饲养淡水鱼。
到明年国庆节，每尾鱼就可以长到二、三斤重。
上海农业局还准备在郊区开辟新的鱼种池，购置渔船和渔网，在长江鱼卵孵化的季节，自己去捕捞鱼苗。
上海市服务局也准备在邻近的松江专区和太湖流域建立淡水鱼基地，他们派出工作组正在那里选择养鱼的河流和池塘。
上海市郊区和邻近上海的江苏省松江专区养殖淡水鱼的潜力很大。
据调查，仅郊区可放养的天然池塘和河流就有五万亩，如果充分利用，每年至少可以生产十五万担鲜鱼。
松江专区约有七十多万亩可以养殖淡水鱼。

小组固定包工，组内个人负责
本报讯
山西省和顺县白泉乡黎明农业社，为了加强锄苗的作业质量，今年在夏锄期间将临时作业小组改变为固定责任包锄作业小组，把全部秋苗由开锄到锄末一直包干到组，由组集体操作。
为便利老汉和有小孩的妇女参加劳动，组内附加个人包作责任制。
这样，既解决了社务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矛盾，也使辅助劳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为做到报酬合理，保持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队、组都以劳力和任务计算出完成任务所用的时间，执行超额累计奖励制。
凡在定时之内，按质超额完成10％的作业，就以超过部分应得的报酬加记劳动日一倍；
如超作20％，加记劳动日二倍，以此累计作为奖励。
如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或虽按时但不能按质完成任务者，轻的批评教育，重的扣分（扣分标准应少于奖分的50％）。
凡得奖的组，按社员在锄苗中的劳动报酬以比例计算分奖；
如被扣分应按社员劳力底分均摊。

彩石雕嵌
青田石作的彩石雕嵌还只有四五十年历史，同我国其他地区的镶嵌，有着不同的风格和独创之处。
艺人们利用青田石的各种天然色彩，锯成薄片，拼凑起来，雕嵌成各种花鸟、人物、山水。
色彩美丽，线条灵活，细可以表现柳丝，粗可以表现岩石。
人物的服饰雕嵌得好的，能表现轻罗软缎。
武将盔甲上的鱼鳞斑纹，也能以彩石的自然色彩表现。
　葛克俭　贺鸣声

灵活运用各种包工办法，加强田间管理责任制
户包地，人包活男女老少各施所长
本报讯
山西省河曲县城关乡曙明农业社第4生产队在今年夏锄工作中，不同营生采用不同的小包工办法。
具体办法是：
（一）户包地：
把较零碎的技术轻活，如棉花、烟叶、西瓜等作物的下种、间苗、中耕锄草、打卡等按户通年包给有技术的老年社员和妇女。
这样老年人和妇女可以根据体力状况和家务事多少，自由选择时间去完成。
（二）人包活：
对固定性的营生和技术活实行以人为单位常年包或临时包的办法。
如看水车和拨水是全年固定性的营生，全年内固定包给十三个社员去干；
掌耧、拔小苗等技术活由全队挑选技术老农按生产小段包给若干个人去完成。
这样既发挥了老农作用，又保证了质量的提高。
（三）组包片：
除以上各种农活外，全队又组织了三个作业小组，由队统一调整与安排营生，队干部分工领导。
作业组根据生产需要和技术特长分别几个人或一个人去完成一定的活。
这样做了以后，突出的解决了只顾抢工分不管质量，强劳力与弱劳力、技术老农与二把手的合理分工，白天劳动和黑夜记工等三个矛盾，加强了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农活质量大大提高。
过去老年社员常常没有适合的营生做，现在人人得到适当安排；
全队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社员八人，现已平均做下六十一个劳动日，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
过去天天黑夜记工，现在十天半月才记一次工，因此社员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男劳动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

扫垃圾的人
张碨
一、亲事
冯明清提起自己的亲事，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一些不顺心的故事。
那是从他当上街道清洁工以后不久接连发生的。
1953年的一天，冯明清迅速拖完了街道上的垃圾，混身收拾得干干净净，去看对象了。
见面以后，两人愉快地交谈着年龄和家庭情况。
忽然，姑娘问他：
“你在哪里工作呀？”
他说：
“武昌清洁队。”
“清洁队是干什么的？”
他用手一比划：
“就是街上扫渣子（垃圾）的！”
姑娘的脸刷地红了，她低下头再没吭声。
冯明清楞了一下，心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二话没说，就出门走了。
一路上，他心里很不是味儿。
母亲托人给冯明清又说了一门亲事。
他又去看对象了。
和前一个姑娘一样，这也是个读过高小的姑娘。
小冯小心地同她谈着。
终于她问他了：
“你在哪里工作呀？”
这次，他没有把工作说得那么具体，只含糊地说：
“在卫生科。”
姑娘轻声笑了笑。
事情谈妥了。
两个星期之后，姑娘忽然听街坊说：
“冯明清是个扫渣子的！”
她半信半疑地向人家打听了冯明清扫垃圾的地区，决心自己去看一看。
这天，她搭上公共汽车，到了武昌水陆街一带，果然，她看见冯明清穿了一身又旧又脏的衣服，正同别人一起忙着打扫街道上的垃圾。
这个爱面子的姑娘没有再多看这扫垃圾的人一眼，就走开了。
这个星期天，她没有赴冯明清的约会。
她再也不理他了。
冯明清的心里说不出的烦恼。
他粗声粗气地对母亲说：
“以后，你们再不要管我的亲事了！”
可是，母亲看他的亲事一次两次说不成，很是心焦。
她又托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这次，他一进门，就对姑娘说：
“我是个扫渣子的，你不嫌弃，咱就谈下去；
不行，干脆就算了。”
这个姑娘和以前的姑娘一样，也看不起他这个扫垃圾的人。
二、离队
从此以后，他常常发牢骚、说怪话，咒骂自己的工作没出息，太丢人。
每天出工的时候，他怕熟人看到，把口罩戴得差点连眼睛都遮住了。
在街道上拖垃圾车的时候，听见谁叫他“拖渣子的”，他就恼火，大声地和人家吵。
有时候，他懒得拖车子，就哄个小孩子替他拖，自己只在一边摇铃。
附近的居民提起他就摇头，说：
“清洁队那个姓冯的年轻人最挑皮。”
他下决心不干清洁工了。
他接连呈送了三次退职申请书。
组织上和同志们都劝他不要退职。
1955年上半年，他终于私自离开了清洁队。
他在外边赶了三天马车。
队里的陶队长到冯明清家里来劝他回队去：
“赶马车总不是固定的工作。
当清洁工没有什么不光彩，只要你作好工作，服务态度好，群众就会喜爱你，这就是前途。”
冯明清听不下去，他气鼓鼓地和陶队长顶嘴。
陶队长有点急了，严肃地说：
“不管怎样，清洁队还是个组织。
你有困难组织上会帮助你解决，难道你忘记了你那次生病的事情了？
不是组织上，现在那还有你冯明清这个人？……”听到这里，冯明清突然不作声了。
陶队长的话把他的思想引回到1952年初去。
那时候正是春节前夕，他发高烧，烧得直说胡话；
找医生不好找，治病也没有钱。
他父亲、母亲急的坐卧不安。
好容易挨到年初三，他的病一点也不见轻。
父亲只得到清洁队去，请求队里想办法。
队里立即把情况告诉了卫生科，卫生科马上派人把冯明清送到汉口最好的协和医院去治病。
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住院的一百七十多元医药费由公家代出，自己只出了十八元的伙食费。
出院以后，队里还让他休息了一个多月，工资照发。……想到这里，他的喉头像哽住了一样，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父亲也在旁边劝他：
“什么工作都是一样劳动，还是回队去吧！”
冯明清又回到清洁队里来了。
三、当选劳动模范
回队以后，组织上继续对冯明清进行教育，并且教他怎样改进工作。
同志们也常常鼓励他。
劳动竞赛开始了。
“怎样才能搞好工作呢？
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呢？”
冯明清日夜思考着这个问题。
他们小组一共有四个人，定额是平均每人每天打扫并拖运六车垃圾，实际上他们能提前完成任务，时间还很宽裕。
他就向组长建议减少一个人。
这个意见得到领导上支持，每个组都减少了一个人。
他们组里减少一个人以后，有时候一人一天能打扫和拖运十车垃圾，居民反映他们的清洁工作做得不错。
去年，正是炎热的夏天。
有一天，冯明清路过中营街一块空地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有四五尺高的垃圾堆。
又脏又臭，苍蝇成堆。
他想清除这堆垃圾。
可是，光靠他一个人在工余的时间来清除它，起码得一个月。
他去找居民委员会帮忙。
居民委员会的卫生委员答应发动居民中的青年突击队来同他一起干。
他们利用了冯明清两个早上出工以前的时间，拖走了四、五车渣滓，便把这堆垃圾清扫干净了。
附近的居民都称赞清洁队那个年轻人为他们作了好事。
他们打听出这个年轻人的名姓以后，就敲打着锣鼓到清洁队送表扬喜报。
冯明清被人拥出来，他不好意思地向人解释着自己并没有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一天，冯明清的心绪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我无意间作了这一点小事，群众就这样尊敬我！
真的，清洁工并不下贱呀！
今后，我要把清洁工作做得更好啊！”
他每天愉快地拖着垃圾车出去。
看见老婆婆、小孩和孕妇出来倒垃圾，他赶忙上去接过来；
冬天，外面寒风呼啸，冰天雪地，他知道人们不好出来倒垃圾，便走到居民们的屋门口，把一簸箕一簸箕的垃圾接过来倒了，又把簸箕送回去。
一次，有个老婆婆家里修了房子，剩下一堆碎砖乱草，没有办法运走，便找到正在扫运垃圾的冯明清说：
“同志，你能不能帮忙把它弄走？”
那时候，清洁队有三不拉：
修房子的垃圾不拉；
居民卫生日打扫的垃圾不拉；
稻草不拉。
他当时没敢答应。
回队以后，他和同组的人商量。
他们说：
“不要为它耽误了正事，又没有多余的时间，还是不去吧。”
冯明清心里想：
“老婆婆那么大年纪，怎么弄走这堆垃圾呢？
干脆利用中午一个来钟头的休息时间，自己去干了它算了。”
中午，他拉着车子，冒着酷热的阳光，把这堆碎砖乱草打扫干净了。
老婆婆感激得不知怎么好，又是忙着给他倒茶，又是拉着他问长问短。
冯明清突然有一阵幸福的感觉，累和热被遗忘了。
现在，附近居民都很喜爱他，大家亲切地喊他小冯。
老婆婆们还常把他叫到屋子里吃糖，喝茶。
今年，冯明清被选为劳动模范，出席了武汉市的劳动模范大会。
他的名字和他的事迹，通过报纸的宣传，被广大群众传颂着。
不少人说：
“在新社会里，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光荣的啊！”
至于冯明清的亲事，大家一定很关心吧？
现在，他已经同一个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结了婚，而且已经生了一个可爱的胖娃娃。

暴雨预告
新华社12日讯
今天下午7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暴雨预告如下：
预计未来三十六小时内，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端和山东大部等地区将有大雨和暴雨。

火画扇
林英发
广东新会葵树很多。
人们把葵叶割下晒干，压平，经过洗刷、火烘，用竹笏、葵藤或棉线织上边，就成为轻便而招风的扇子。
葵扇的种类主要有三旗扇和玻璃扇两大类。
三旗扇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大葵扇。
制玻璃扇用的葵叶，是葵农用特别栽培的方法种成的。
当葵笔
（葵叶的嫩苗）生长到适当长度的时候，就用草把它扎起来，不让它散开，等这葵叶的柄子长到适合做扇柄的程度，就割下来送进葵厂。
经过晒干和火烘以后，就成为质地轻韧、淡黄而有光泽的玻璃叶。
这种叶子剪成扇形，经过镶竹边，加扇脊，扎柄等程序，就制成颇为美观的玻璃扇了。
这种玻璃扇由火画艺人用火笔在扇子上绘上山水、人物、花草、鸟兽、虫鱼和诗词，就成了火画扇。
火画扇明亮光洁，色彩调和，深受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的喜爱。
画火画需要用特制的笔——一种大小不同的铁针。
火画工们就凭着它们来创造出千变万化而富有艺术性的火画。
画火画的时候，火笔不能烧得过红，过红了就会把扇子烧破了；
落笔也不能太重，太重了也会烧通扇子；
但是如果火笔的热度不够或落手太轻，也不能画出画来。
1956年02月，新会县技术熟练的火画老艺人赵晃、赵沾等组织了个火画扇供销组，后来又转成了生产合作社。
组织起来，解决了过去单干时不能解决的各种困难，使产量大大增加。
去年的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五、六倍。

畜力喷雾器减价
本报讯
为了支援农业生产争取大丰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决定自07月01日起将供应各省、市供销社畜力轮动喷雾器调拨价降低，并指示各省、市社相应地降低零售价格。
目前各地现行零售价每架在七百元左右，减价后预计可降到四百元左右，约下降百分之四十三。
（供销合作总社生产资料局）

组包片，户包垅每块土地有人管
本报讯
河北省邢台县北先贤村农业社从4月份推行组包片、户包垅固定地段的田间管理方法以后，扭转了几年来夏收夏种期间农活支配不开的混乱局面，各种农活完成得又快又好。
这个社四个生产队，分四个经济作物区，各生产队在包工包产后，根据各组劳力和技术条件，把各种作物固定到组。
在小组里，耕地、播种、收割、打场、除虫等农活是集体作的，锄地、整枝、打杈等农活则分垅包到各户，由各户负责到底。
如棉花从播种后到摘花期间的锄苗、定苗、整枝、打杈等全由包工的户负责。
在把农活分垅包到户时，为照顾社员劳动方便、出工平衡以及在自然条件变化情况下不影响生产，每户都分有好地、坏地、近地和远地。
包工的社员如果有别的原因不能完成包工的活，还可由本组或本队调剂解决。
这个社实行组包片户包垅的办法后，由于责任分明，作哪种农活挣多少分，社员心中有底，每天不用等组长派活，也不用评分计工，克服了长期以来的窝工浪费现象，社员不等打钟就下地了，劳动效率提高三分之一。
社员们在按时按质完成计划后，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早晨晚上老婆孩子还可以下地帮忙。
全村有五十多个从来没在社内参加过劳动的老头、妇女和小孩，都投入了田间生产。
由于户包垅后便于社员自己安排生产时间，家庭副业开展的比过去好，解决了缺少零花钱问题。
社的领导干部也不像过去那样忙乱了。
过去四个脱产干部日夜不闲还忙不过来，自从实行这个办法后，脱产干部减到了两个，他们还能参加田间劳动。

让青年农民学会耕作技术
（一）
农民向来就很重视传授耕作技术的。
过去，一个农村的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时，差不多都要学会犁、耙、耩种。
但是，合作化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不注意培养青年人的生产技术。
农业社在生产劳动中是根据个人的特长分工的，由于有些青年没有耕作技术或者耕作技术很低，他们就只能作些简单的活，因此就接触不到犁、耙、耧等农具，长此以往，青年人的生产技术水平很难提高。
要想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必须首先使农民学会使用各种农具。
特别是目前有大批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而他们都是生产上的外行，因此培养青年人学会农业技术的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除了进行组织工作，叫没有技术的青年作有技术农民的助手，给他们有学习技术的机会，在农闲时组织青年进行技术学习以外，还必须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这工作主要是动员老一辈农民把自己的耕作技术耐心地传授给青年一代；
教育青年农民虚心向老一辈农民学习。
　郑记成
（二）
从我们县的情况看来，各农业社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的倾向：
自从互助组起（1950年就有），只强调了因人制宜、合理排工，而忽视了培养年青一代人的生产技术；
凡是带技术性的活路，基本上都是壮年和老年人搞。
解放前，我们这里的成年农民都能掌握一般耕作技术，因为那时他们劳力少，事情多，不学不行。
可是集体生产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湖北浠水高潮社六、七两生产队，十四岁到五十岁上的男农民共四十五人，二十五岁以下的十四人，这些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由于一贯作些掮挑等简单活，因此不能掌握较繁的耕作技术。
二十六岁的“技术员”张祖云还不会用耕牛、不会下谷种。
六队技术员张文清（二十四岁），鼓起勇气要求下谷子，结果下坏了。
许多社的生产队的干部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各个社都有这样的情况。
夏龙翔

今年台风季节推迟，但已出现的第1个台风风力很强，第2个台风使部分地区带来危害农作物的暴雨。
因此，应该
记取去年教训加强戒备台风
王宪廷
今年西太平洋出现的台风，较往年略为推迟。
06月20日前后，始在关岛附近发现第1个台风中心，这个台风后来向西经过吕宋岛的东北海面，转北掠过我台湾省，再折向东北方变性为温带气旋去日本。
台风的中心附近风力最大在十二级以上（每秒四十公尺），25日台湾海峡曾出现七至十级的大风，江苏全省和浙江东部出现了大雨，江苏东部沿海并有七十五公厘以上的暴雨。
07月03日在南海出现一个热带低压（弱台风），南海西北部曾出现六级左右的大风，这个热带低压中心至5日始减弱消失。
这些情况说明今年的台风已经到来，而且第1个台风的风力就很强。
第2个台风，则已使部分地区出现危害庄稼的暴雨。
这些情况，提醒我们要加强戒备今年的台风。
1956年的防台风工作中，有几个较突出的教训在今年是应该记取的。
第1，充分发挥气象台的作用。
做好天气预报、警报，以避免和减轻天灾的损失。
目前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已在很多地区基本上能够传到农村、牧区和渔港，这就要求气象台努力提高预报的时效和准确度，加强暴雨预报、台风警报的工作；
另一方面，各地党政机关今年也要更密切的与气象部门联系，充分发挥气象台的作用，并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群众防汛防台的斗争，以争取今年的大丰收。
第2，作好防汛防台的检查与准备工作。
除要对堤防工程进行及时检查，仔细而轮番的检查，发现松弱堤段早作修补外，对危险建筑、蓄洪区还应作出妥善的迁移计划。
要注意检查防汛防台的物资准备（包括临时需要的安全仓库和房舍）是否充分。
今年各地区大多新种一些作物或增加了连作、复种面积，所需要的防汛防台物资准备，可能与往年有些不同，因此，应参照历年各地对各种作物进行预防或补救的经验，适当地增设防汛防台物资。
同时要注意检查有关部门传达天气预报的工作，要求在防台防汛季节建立必要的值班制度，并明确有关人员在传达预报中应负的责任，以免临时传递不及时，影响了防灾的效果。
第3，作好现场抢救的组织工作。
当暴雨、洪水已经发生，台风已经出现时，有关人员应以全力投入与天灾的斗争，在险要堤段和现场，必须有负责干部亲自领导，以便准确的掌握情况，及时作出应急措施，如及时开闭涵闸斗门，在天气十分险恶，已非人力所可抗御时有秩序地转移第2防线等。
对于大面积的庄稼，除要及时抢割外，还要注意收藏，去年安徽省抢割的一些水稻，因未注意收藏，以致在田中雨淋水冲损失很大。
对已受风吹水淹的庄稼，也要适时进行善后，如排除渍水，扶持、培根等，以尽量减轻损失。
各级领导还应该保有一部分机动力量，以便对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重灾村、社进行紧急抢救，减轻人员牺牲及物资损失。
对于天气异常猛烈，而防守力量薄弱的个别地点，地委以上有关部门，应与气象部门密切联系，充分掌握灾害性天气的发展情况，事前作出万一的准备，以便及早下令撤走人员、抢出物资，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
对于灾后的善后工作，如供应口粮，医护防疫及安定秩序，贷款、调剂种子、肥料及其它恢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等，都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才能使群众尽量少受灾害的苦痛。

长江、淮河流域雨量集中
渍涝地区正在排水
本报讯
07月上旬长江、淮河局部地区雨量集中，河水上涨，淮河泥河洼蓄洪区已开闸分洪。
06月30日起到7月04日止，江、淮之间、长江下游干流以南及浙江北部地区，连续下了暴雨，强度很大。
江苏南部一般降雨二百多公厘，以太湖地区的宜兴降雨五百四十公厘为最大。
浙江北部降雨二至三百公厘之间。
因此，苏南、浙北发生了渍涝。
渍涝的农田达五百多万亩。
这些地区正在日夜排涝保苗。
07月02日到3日，安徽省暴雨中心在江南山区，泾县、宣城一带，降雨三百公厘左右。
水阳、郎川、青弋、秋浦、大通各河水位猛涨，郎溪、贵池两县决圩淹地九万多亩。
长江流域的嘉陵江昭化站、涪江太和镇站及长江干流的清溪场、巫山、华容于6、7日出现洪峰，均超过警戒水位。
淮河流域在6日，沙河叶县最高水位八十七点八公尺，超过保证水位一点八公尺。
洪汝河项城水位八十一点七公尺，超过保证水位二点一一公尺。
泥河洼蓄洪区7日开闸分洪，削减后的洪峰下传至漯河、周口，但未超过保证水位。
沂沭河上游各站都出现洪峰也超过警戒水位。
　（吴宝通）

长芦汉沽盐场，提前完成全年产盐计划
新华社天津10日电
长芦盐区的汉沽盐务局所属的四个主要盐场，到7月07日提前五个月零二十四天并超额完成了全年的产盐计划。
这六个多月共生产新盐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八吨，较原计划增产七千七百三十八吨，为去年同时期的二点三倍，比历史最高产量年度的1955年同时期还高出了76.69％。
产品质量99％以上为甲等盐。

一笔“海外交易”
05月24日，埃及、伊拉克、约旦等十一个阿拉伯国家曾经联合建议美国参加对法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暴行的国际调查，并且要求美国停止对法国的军事援助，因为这种援助正被法国利用来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殖民政策。
拖了一个多月，美国才对十一个阿拉伯国家提出答复照会。
它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建议“不利于和平解决问题”；
而美国的军事援助“是在共同防御的合作安排范围内提供的”，“是符合美国政府政策和自由世界利益的”，因此不能停止。
殖民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美国的所谓“和平解决”和“自由世界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7月0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的“海外交易”一栏中，有一篇题为“沙中取金”的通讯。
这篇通讯无意间替华盛顿的外交辞令作了极好的注脚。
“时代周刊”垂涎三尺地报道了法国第1任撒哈拉部部长的谈话和已经在撒哈拉沙漠中探明的矿藏：
含量45％的一百万吨锰矿，一亿吨煤矿，含量53％—65％的数达二十五亿吨的铁矿，二千五百万吨铜矿。
另外，在撒哈拉沙漠中部的阿哈加尔山区，还发现了丰富的金、白金、镍、锡、铬、铀等矿藏。
至于石油，“时代周刊”说：
“前景更是光辉灿烂”。
仅在阿尔及尔以南三个地区中，即有三十五亿桶的藏量，而可能藏量是七十亿桶，其纯度是“无需提炼，就可用来开动内燃机”。
根据“时代周刊”的透露，就在美国国务院对十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正义要求迟迟不作答复的时候，美国的几家石油公司却在巴黎和法国政府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
09月份以后，纽约美孚油公司、城市服务公司等即将获得二千七百万英亩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
据美国石油商人估计，法国将出售45％的权益给美国的公司和英荷石油公司。
石油只不过是撒哈拉沙漠中丰富宝藏之一，但是从美、法最近举行的石油谈判就可以看出美国在给十一个阿拉伯国家照会中的所谓“和平解决问题”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所谓“自由世界利益”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
美国的照会的堂皇的外交辞令掩盖不了殖民主义外交黑店中这笔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鲜血来换取石油的肮脏的“海外交易”。
（超）

加纳表示将同亚非集团合作
并愿接受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新华社12日讯
伦敦消息：
加纳发言人10日说，恩克鲁玛政府在一般情况下将同亚非集团合作。
这个发言人说，只要是不附有条件，加纳政府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外国投资。
他含蓄地表示，加纳愿意接受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他还说，加纳政府正在准备必要的安排，以便在加纳和南非之间建立“长期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

印度尼西亚民族委员会委员就职
据新华社雅加达12日电
印度尼西亚民族委员会的委员今天在苏加诺总统的主持下宣誓就职。
苏加诺总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在这个委员会的四十五名委员中，有五名委员没有参加今天的宣誓就职典礼，缺席的委员中包括还没有产生的天主教等方面的代表。
苏加诺总统在典礼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
协助内阁，提高内阁的威信并且做社会和内阁之间的桥梁。
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应内阁的要求，或者自己主动地向内阁提出有关宪法和社会问题的建议。
他强调指出，成立民族委员会不会损害内阁和国会的地位。

国际简讯
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苏度假
苏虎米讯：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塞尔维亚国民议会主席维塞林诺夫和南斯拉夫国防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克雷阿契奇以及他们的夫人正在苏联的黑海沿岸度假。
谋杀阿国王和首相的阴谋
喀布尔讯：
灵通人士透露，以阿富汗前财政大臣马利克为首的一些阴谋分子曾经企图谋杀阿富汗国王查希尔·沙阿和首相达乌德汗，马利克的兄弟、前美马那省保安部队负责人也是这次阴谋的一个首脑人物，他们两人现在已被囚禁。
阿卜杜勒·马利克被认为是亲西方的，他去年访问美国时很受欢迎。
日新外相谈外交政策
东京讯：
日本新任外相藤山爱一郎12日在由“读卖新闻”主持的座谈会上说，他不认为同“共产党国家”恢复正常关系会同美日合作的政策相抵触。
他说，他的外交包括“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他要给后者以“相当的分量”。
（据新华社讯）

尼赫鲁同纳赛尔会谈
据新华社开罗12日电
印度总理尼赫鲁7月11日同纳赛尔总统举行了一次连续六小时的会谈。
尼赫鲁已经在今天从开罗飞往喀土穆对苏丹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
他将在7月13日回到开罗继续同纳赛尔会谈。
尼赫鲁在开罗机场对记者们说：
苏伊士运河问题和英埃关系在他同纳赛尔的会谈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说，英埃关系正在渐渐恢复正常。
尼赫鲁在谈到以色列船只在亚喀巴湾航行的问题的时候说：
“一般来说，我认为自由通航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们这怎样应用在亚喀巴。”
开罗报界非常重视尼赫鲁同纳赛尔的会谈。
开罗电台外交评论员说：
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埃及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好关系和维持中东的和平。
评论员说：
“埃及衷心希望毫无例外地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但是这些国家必须保证尊重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砂川町的怒吼
裴达
英雄的砂川町又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扩张军事基地的斗争重新爆发了。
06月27日清晨，砂川町的警钟打破了雨天的沉寂，号召农民、工人和学生奔赴当地的美军飞机场。
在那里，官方测量队正在冒雨偷偷地测量农民的土地。
在这以前，日本调达局长曾发表声明：
“如果不下雨就进行测量工作”，看来显然是在欺骗当地居民。
但是，经过斗争考验的砂川町居民，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测量队一出现就被他们发现了。
在砂川第4行动队要进入基地阻止测量工作的时候，美军宪兵赶忙关闭了栅门。
但是学生队伍从另一边冲倒了栏栅，涌进了基地。
这时，美国宪兵挥舞着摧泪弹阻止学生前进，同学生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测量队见势不妙，慌忙趁这个时候溜走了。
美军宪兵同学生们对峙了四小时之久，以后，终于由三十名手持棍棒的宪兵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发动了进攻，使三名学生受了重伤。
这时，不为强暴所屈的日本学生群情更加激昂，他们面对着美军机关枪高唱“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
对敌人的血腥统治，要以正义的鲜血去抗争；
狠狠打击卖国贼，赶走那民族敌人！
美军暴行激怒了日本各界人民。
当天夜间，砂川町居民在飞机跑道的尽头竖起了三根六十公尺高的旗杆，高高地挂起了日本国旗，并用以阻挠美军飞机起飞。
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在27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军宪兵击伤学生的横暴行为。
声明说，无论怎么凶暴的压迫，也不能使日本人民屈服。
29日，砂川町农民、工人和学生等三千多人举行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测量土地，废除使日本隶属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
大会通过宣言，坚决表示要紧密团结，斗争到底！
07月08日，日本政府出动两千名警察和十几辆装甲车，在砂川町强行测量土地。
与此同时，砂川町举行了三千人的群众大会，通过了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抗议书，严重抗议美国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强行扩大美军空军基地和进行原子战争准备。
大会第2天，砂川町居民和工人、学生、社会党国会议员共约五百人，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
“美国佬滚回去！”
的口号声、歌声越过紧闭着的大门，冲进了美国大使馆。
从7日开始，日本工人和学生团体开始大动员，预计将有六千人前往砂川町，支援砂川町居民反对扩大军事基地的斗争。
砂川町居民反对扩大立川基地的斗争，是在1955年春天美军当局决定扩建立川、横田、木更津、新澙、小牧等五个战略空军机场之后被迫展开的。
1955年，日本政府先后出动了五千名警察，数次和砂川町居民发生冲突，打伤了二百多名居民。
在那次斗争中，日本当局只在砂川町的土地上打下了三十个木桩。
当地居民坚决表示：
“尽管木桩能打在土里，但是打不进我们的心”。
这个口号立刻变成了日本全国人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转而对砂川町居民实现怀柔和收买的政策，但结果也遭到了失败。
1956年，砂川町居民提出了新的斗争口号：
“不让木桩打进我们的心，也不让木桩打进我们的地里！”
10月中旬，日本当局动员了两千名带着钢盔、手枪、木棍的警察向保卫砂川町土地的人民群众进行了两次凶猛的攻击，使成千的人受了伤。
砂川町居民和从日本全国各地前来支援的工人、学生们手挽着手，用数千人的身体结成了血肉的围墙，抗击了警察队的进攻，日本人民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他们誓死保卫的土地。
日本当局在全国人民抗议之下，终于停止了测量工作。
美军扩充空军基地的计划，在砂川町再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
两年多来，砂川町居民的英勇斗争，给日本各地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砂川町人民“宁愿被压路机辗死，也不让美军夺走土地”的坚强意志，表现了日本人民维护民族主权和独立的英勇气概。
各国的正义人民怀着敬佩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砂川町居民新的反抗斗争，希望他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
加强党的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对两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给予批评和处分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日电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6月28日、29日和从7月01日到3日期间举行了全体会议。
中央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乔治乌—德治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工人党第2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和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从国际事件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活动中得出的结论所进行的工作。
中央全会在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了进一步改进党的工作的任务。
决议指出：
在目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思想斗争尖锐化时，兄弟党的团结一致，是比任何时候更加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和团结。
决议中为党规定了以下几个任务：
一、加强党的团结和铁的纪律；
二、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
四、发展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提高思想工作的水平；
六、加强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决议中谈到了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基辛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尼斯库所犯的错误事实以及同他们的分歧问题。
决议说，在准备1956年03月中央全会报告时，在同年04月的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忽视了由于在1952年中央全会开除右倾分裂主义者，党和国家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也没有看到1953年08月中央全会和第2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就，他们歪曲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活动。
他们采取了反党的小集团活动的分裂主义的方法，在党外进行讨论，建立联盟，企图把其他政治局委员拉到他们的反党立场上来。
决议说，他们想把我们党对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他们反对去年03月全会的决议。
他们反对国家保安机关。
决议说，基辛涅夫斯基对在党内执行卢加和波克分裂集团的取消主义政策要负很大责任。
康斯坦丁尼斯库在负责国民经济工作期间脱离实际，在说明经济问题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肤浅的态度，在计划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决议说，中央全会考虑到他们的反党的立场，为了加强党的团结一致，决定解除他们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且解除基辛涅夫斯基同志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决议说，他们曾经在全会上声明，认为对他们的处分是正确的，他们保证将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克服他们犯的严重错误。

美国大多数报纸编辑
主张取消记者访华禁令
据新华社12日讯
旧金山消息：
据“旧金山新闻”统计，在旧金山参加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的约二百五十名编辑中，有92％以上主张国务院应当取消不许美国记者访问中国的禁令。

美国慑于日本人民的愤怒
决定把哲腊德交日本审判
据新华社12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最高法院11日授权美国政府把在日本的一个射击场上杀死日本农妇坂井中的美国士兵哲腊德交给日本审判。
在美国政府不久以前决定把哲腊德交给日本以后，美国联邦法官麦克格拉基又曾经在6月18日宣判，美国政府不得把哲腊德交给日本当局审判。
这个宣判引起了日本和世界舆论的愤怒，美国司法部不得不于6月20日要求最高法院改变联邦法院的决定。

聚会加拿大的各国科学家发表声明
主张结束军备竞赛消除战争威胁
据新华社12日讯
渥太华消息：
在加拿大的浦华希开会讨论如何避免原子灾难的各国科学家11日在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个声明，主张废止战争和消除战争的威胁。
在声明上签字的有苏联、中国、波兰、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十国的著名科学家共二十人，中国科学家周培源在声明上签了字。
声明说：
“战争必须最后予以废弃，而不是仅仅限于对战争所可以用的武器加以限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必要缓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促进各国人民间的互相谅解，竭力设法结束军备竞赛，并且建立一种适当的监督制度以便提供具体的保障而且使相互间的信任得以发展”。
他们指出，他们已经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那就是：
“一次核武器大战一定会意味着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
声明说，核武器战争所产生的放射危害性，“比试验性爆炸所产生的微粒的危害性要大成千倍”。
就是在没有直接被炸的国家，也可能受微粒之害。

胡志明结束在朝访问
离平壤过哈尔滨去东欧兄弟国家
据新华社平壤12日电
胡志明主席一行结束了在朝鲜的访问，今天早晨乘飞机离开平壤。
平壤下着小雨，许多群众拿着花束和旗帜冒雨到机场上欢送。
胡志明主席临上飞机前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同前来欢送的金枓奉委员长、金日成首相、南日外务相热烈拥抱作别。
胡志明主席在机场上致告别词，他对朝鲜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在时间很短的访问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亲眼看到了朝鲜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这些成就鼓舞了越南人民。
胡志明主席说，我们相信，我们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越朝两国人民友谊和团结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预祝朝鲜人民在和平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胡志明主席最后用朝鲜话说：
“同志们，再见！”
飞机在七时二十分起飞。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和随行人员，从朝鲜平壤前往东欧各兄弟国家访问途中经过哈尔滨，因为天气不佳，在这里停留了一天。
胡志明主席在哈尔滨停留期间，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强晓初和中共哈尔滨市委第1书记任仲夷陪同，游览了哈尔滨市容。

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捷进行访问赫鲁晓夫指出各兄弟党团结一致
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容削弱
据新华社布拉格12日电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7月12日到达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访问。
07月11日上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代表团其他人员访问了布拉格最大的机器工厂之一——斯克德斯大林格勒机器制造工厂。
下午，他们又访问了布拉格近郊黑尼乡的统一农业合作社。
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和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在访问斯大林格勒机器制造工厂的时候，曾参加了工厂的群众欢迎大会。
赫鲁晓夫并且在大会上讲了话。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称赞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领导劳动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一贯坚决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给修正主义者以致命的回击，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的纯洁性，并且善于创造地运用这种思想，把它和自己国家发展的特点相结合起来。
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由本国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民族传统所决定的特点和特色。
在每一个国家内，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自己解决某种个别问题的办法，都有自己对某个任务的见解。
每一个党进行自己的工作，都是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经济及文化发展的水平出发的。
让我们以人民中国为例，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说它是具有特独条件的国家。
中国同志在学习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不是抄袭，也不是重复，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本身条件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这不可能成为争论的对象。
相反的，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正在顺利地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解决改造自己国家的任务。
赫鲁晓夫说，我们各国的党在基本和主要方面，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它们基本原则方面是牢不可破地团结一致的。
无论资本家的卫士怎样想动摇我们的团结，他们是得不到丝毫结果的。
无论过去或者今后我们都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这种团结。
赫鲁晓夫强调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要求巨大的紧张的努力。
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点。
我们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曾经是落后的。
但是共产党已经使我国在工业总产值方面达到世界第2位。
现在走在我们前面的只有一个美国。
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赶上和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在谈到匈牙利事件问题的时候说，我们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
我们首先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其次要更加紧密地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第3要坚决勇敢地消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说，匈牙利事件表明，如果工人阶级专政削弱了，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胜利果实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只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才会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过时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就会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能够容许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权么？
不能，否则就恰恰合乎劳动人民敌人的胃口。
赫鲁晓夫着重说，苏共中央06月全会决议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你们都知道，这次全会谴责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因为他们在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
06月全会决议受到了所有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热烈响应、深切谅解和一致拥护。
我们将更加坚决地继续实行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内政和外交路线。
这就是我们的道路。
任何人也不能使我们离开这条道路。

阿拉伯国家谋求团结
彼此对立的宣传陆续平息
新华社12日讯
据法新社7月11日贝鲁特消息，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正展开活动以便恢复团结。
法新社说，使埃及同伊拉克和黎巴嫩、叙利亚同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彼此对立的报纸和电台宣传陆续平息下来了。
埃及的报纸即将重新进入黎巴嫩境内。
埃及的游客们也许将被允许在黎巴嫩的山中避暑。
法新社还说，埃及总统纳赛尔派遣了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阿密尔将军到沙特阿拉伯去，从而采取了彼此重新接近的主动。
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也有部分和解的迹象。
法新社认为，如果这些努力成功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最近召开阿拉伯各国首脑会议，或者是召开阿拉伯联盟会议。

凉亭
铁桥
——读报载，家乡的农业社修建了许多凉亭……
山脚下，小河旁，有一座凉亭。
路从山上伸下来，穿过凉亭，向远方的杉林、峡谷伸展开去。
合作社社员从田里过来，趟过小河，踏上河边的石级，走到凉亭里去。
他们在那里吃饭，打火抽烟，大声谈笑，然后躺下来，用箬帽盖着脸，歇晌。
斫柴的小郎倌，从山上飞跑下来，把柴担靠在凉亭的墙上，用担杖支着，然后走到凉亭里，坐下来休息。
挖野菜的、打猪草的姑娘，把满筐的花、菜，放在凉亭的长凳上，三三两两，玩起了掷小石子。
下乡的干部，走到河边，捧一掬清水洗净汗污的脸。
坐到凉亭的长凳上，脱下鞋，抖落鞋里的砂石。
望望远处一片黑瓦白墙的村落，摸摸背包里的文件，然后满怀信心地向前走去。
一阵急电紧雷，要下雨了。
行脚人从四面八方向凉亭集中。
待急箭似的阵雨过后，才迎着清凉的风，踏上温湿的青石板路。
凉亭的墙，一半是旧的，一半是新的。
旧的墙上留下旧的痕迹。
有木炭画的“化”字老鼠，尾巴翘向那面，表示行脚人去的方向。
还有诗：
“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人家有好女，无钱莫想她。”
“莫”字被人用黄色的化石涂去了，加上了个“要”字。
还有一张颜色剥落的字条，上面写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儿郎，过往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亮。”
也许还是那个改诗的人，用黄色化石把“睡”字划去了，加了个“哭”字。
也许是表示他对那位乞助于虚妄的可怜人的讽刺吧？
新的墙上有新的招贴。
省农业厅举办农业展览会的布告。
县委会介绍青山岭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经验的大字通报。
县供销合作社推广新式农具的广告。
墙头上还有一行方正的大字：
“公元1957年立夏青山岭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社员集资修建。”
字体是稚嫩的，也许还是那位高小毕业生的作品。
但口气是豪迈的。
可以看出这个普通的集体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和它将要建立的伟大的功勋。

哨兵晨歌
　省先
东半天已被霞光烧红，
西半天还挂着困倦了的星星，
月光刚在我刺刀上镀了一层银，
朝阳又在这银刀上抹了一层金。
早啊，故乡！
早啊，母亲！
愿这阳光交织着我哨兵的爱情，
去亲吻祖国的乡村城镇。
1957、4、8、黎明于朝鲜伊川

“小骂大帮忙”的今昔
庄农
以前的中国，确有一些报人和报纸，很会“小骂大帮忙”这一套：
在“小骂”的烟幕下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忙”。
现在又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也可以“小骂大帮忙”。
把“骂”和“帮忙”连结起来，而形成为一个公式，这是矛盾的统一，其中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比如说吧，假定今天的“小骂大帮忙”论者的立场就是昔日的“小骂大帮忙”者的立场，那么，把这个公式运用于两种不同对象的时候，就可以使这个公式的实质完全不同。
它可以分成为“帮忙”而“骂”或为“骂”而“帮忙”。
以前的“小骂大帮忙”，是一种为“帮忙”而“骂”。
这种骂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迫于有许多人在“大骂”，倘不“小骂”，就帮不了大忙。
“小骂”者，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一种“公正姿态”也。
不关痛痒的骂了两句，然后转而去大帮忙，这时“公道”的大旗好像就握在他们手里，而且反过来可以指着大骂的人的鼻子说：
“看，他只说坏话，不说好话，听不得的呀！”
这是昔日的事。
现在的“小骂大帮忙”，却是要为“骂”而“帮忙”了。
何以见得？
请听我道来。
建设社会主义是人人有责的，而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又是个个都忙的。
只要他想参加，便可以下手来忙，何需“帮忙”，更何需大嚷“帮忙”，难道自己办自己的事还能叫“帮忙”吗？
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了缺点或错误，需要建设者切实而严肃的批评，并动手来纠正它。
这也是人人份内的事，不会有人把这看作是骂别人。
那末，持着“骂”和“帮忙”的人的立场，是站在社会主义建设者之中了呢，还是之外了呢？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像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玩艺一样，根本就用不着别人来“小骂大帮忙”。
靠了“小骂大帮忙”才能维持的就决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怕“大骂”，更不怕“小骂”。
右派分子不是已经在破口大骂了吗？
结果怎样呢？
支持和拥护的人更多了。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同右派分子斗争呢？
那末为什么还有人要掮出“小骂大帮忙”的牌子来呢？
答曰是为了要“骂”。
这些人很懂得：
如果过去有人为了“帮忙”，不得不装着要“骂”，今天为了要“骂”，就更不得不装着要“帮忙”。
因为今天人民的力量是比以前强大得不可比了。
以前“不骂”，仅仅是不能取信而已，现在不装着“帮忙”，岂止是不能取信哉！
既然是为了“骂”而“帮忙”，就决帮不出什么像样的忙来，这“骂”也决不会只是“小骂”；
不是已经同时提出在小骂之外还要唱“对台戏”的吗？
而且不是已有报纸出来大骂过了吗？
而“大骂”也决不只是“骂骂”而已。
“骂”者“消灭”之前奏也。
中国人民是不缺乏这种经验的。
我们曾大骂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大骂过资本主义，现在那些东西怎么样了呢？
不是已被我们消灭掉了吗？
而从已揭露出的章罗联盟的活动，不也说明他们的大骂是为着什么吗？

新包公奇案　英韬

漫谈影片“逃亡者”
　沈基宇
法国作家米歇尔·安德烈根据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亲身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某一天晚上”；
后来，他又和影片“没有留下地址”的导演勒·夏诺阿合作，把小说改编成影片“逃亡者”。
“逃亡者”以惊险样式表现了三个从德国集中营逃亡出来的人的历险过程，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情景：
逃亡者们误入树林里的高射炮阵地，受到了德国哨兵的再三盘问；
为了躲避铁路上的巡逻兵，他们不得不卧倒在轨道中间，让火车隆隆地从他们身上驶过……许多急剧展开的情节，把我们带入非常惊险和危急的境界之中，也促使我们对于逃亡者的遭遇和命运的愈益关切和悬念。
而这些惊险情节也并不是为了追求表面效果而突出的，它和整个影片的中心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使这个中心思想更加明确了：
逃亡者在患难中产生的友谊和团结力量，以及人民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是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
虽然影片的故事很简单，而且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戏是描写逃亡者在一节车厢中的活动的；
但是由于摄制者和演员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状态，刻划出了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因此使人丝毫不感到冗长、沉闷。
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逃亡者的社会经历和政治见解都是各不相同的。
譬如对于“自由”的看法吧，有人准备逃出敌人的魔掌后继续坚持斗争，有人却愿意回到家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又譬如“水”的问题吧，他们存储的水越来越少了，干渴威胁着他们。
这时候彼埃尔和米歇尔总是尽力克制着自己，抱着同舟共济的精神，忍受着痛苦，克服困难；
然而弗朗沙阿却总是想多喝水，抢水喝，甚至偷水喝，在这里，他自私自利的弱点不是就暴露无遗了么？
后来，弗朗沙阿认识到自己的作法很不好，决心改正，并自告奋勇下车去打水，这种勇敢的行动，说明他们之间已经取得相互的信任，他们的友谊更加巩固了。
故事情节的发展至此也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值得提出的是影片在表现逃亡者在车厢中的活动时，把它和外界环境联系起来了。
例如当他们还有少量供饮用的水时，另外一些被德寇劫走的妇女和孩子却因干渴而拼命叫“水……水”；
他们没有水了以后，一个德国兵去打开路旁的一个水龙头不停地哗哗地放水；
以及通过逃亡者们的眼睛，看到的各个车站的德国兵的活动等等。
这样一来，影片所表现的场景就更为广阔和真实些。
影片的结尾是含意深长的。
三个逃亡者对着辽阔的海面，遥望着远方的祖国，怀着一个共同的新的愿望：
“和平的幸福，就像我们今天的自由一样，必须我们合力争取才能得到！”
这样的思想，更远远超过了“逃亡者”所叙述的故事范围，而引起我们对于当前生活和斗争的意义的深深的思考。

舞台和银幕
群魔乱舞　丑态毕露
新中山狼　日内演出
上海市通俗话剧巡回演出团发挥了通俗话剧的特点，用新编的时事新戏“新中山狼”，参加反右派斗争。
这个戏日内即将在首都的舞台上演了。
这出戏揭露了右派分子在全国解放前夕，就图谋趁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渡江南下时，掌握一部分军事力量，组成第3条路线和共产党对抗；
以及想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在人民政府中获得要职的阴谋。
同时，也揭发了右派野心家们想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命令喽啰走卒，全力向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猖狂进攻的诡计。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右派野心家们的狠毒嘴脸和丑恶灵魂。
（兰）
布谷鸟叫到北京舞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晚开始演出的“布谷鸟又叫了”，是反映现实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一出别具喜剧风格的好戏。
这个戏在江南一带演出，深获观众好评。
作者是以年青、活泼的姑娘“布谷鸟”爱情生活的波折为主线，从童亚花、雷大汗和郭家林、石秀娥两对夫妇关系的鲜明对比和复杂的纠葛中，多方面显示出人们之间新的关系。
整个戏就像年青的姑娘“布谷鸟”一样，是充满着青春、活泼、愉快、明朗的一支歌。
人物性格的真实生动、生活般轻松愉快的喜剧风格，是这出戏的显著特色。
（春笛）
夫妻有矛盾　白旗起风波
“小白旗的风波”是根据吉学霈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
影片通过一对青年夫妻的美好而又充满矛盾的生活，揭示出人们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新品质，新感情，抨击了封建制度所留给人们的夫权思想的残余。
这新与旧的思想的矛盾，构成了影片的戏剧冲突。
影片中的那些有趣的喜剧场面，处理得很好，不仅和整个的剧情极为融洽，同时使人感到，作者对那些善良而缺点的人们的批判，做得极有分寸感，并不过分。
感到不足的是，故事还嫌单调一些，对人物的挖掘也还嫌不够。
　（矢）
“四个小钱”妙趣横生
苏联彩色木偶片“四个小钱”，颇有喜剧的讽刺力量：
穷老汉阿哈默德一家进城逛街，受到地主、商人的百般刁难与讹诈；
但是他不仅机智地保住了仅有的四个小钱，还让他们出足了洋相。
影片画面构图优美，人物的动作灵活自然，老阿哈默德的善良、机智与诙谐，和地主商人的贪婪、愚昧也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天）

黄谭探监
方成
布景：
一桌一椅。
人物：
黄拯（净）谭龙—黄的随从（丑）甲、乙、丙——犯人
开幕时，黄拯前面走，谭随上。
黄（念引子）：
是非清楚，二二得五。
谭（念引子）：
立场坚定，绝不含糊。
黄（定场诗）：
想当年，威镇江南，生杀由我；
今日里，藏下屠刀，改念弥陀。
（白）老夫黄拯，表字龙图。
官居“平反委员会”委员之职。
绰号人称“包青天”的，就是某家。
凡我“青天白日”之辈，有冤诉冤，有苦诉苦，统统包在老夫身上。
包教共产党坐了天下，也不得安身。
且喜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到狱中检查工作。
一来得便访亲问故，二来，咱就来个哑叭吃饽饽。
谭：
此话怎讲？
黄：
肚里有数，心里明白。
谭：
如此你我一同前往（圆场）到了到了。
黄：
怎么，这是监狱么？
谭：
正是，这儿就是监狱。
黄：
监狱里怎么无有拷打之声，还许看书散步，莫非你认错了地方不成？
谭：
没错，您瞧门上写着字呐，进去吧。
（黄归小坐，谭立一旁）
黄：
来，将犯人带了出来，待老夫亲自问话，一定有不少冤枉。
（犯人甲带上）
谭：
上面是青天白日黄大人，你有何冤枉，只管大胆讲来。
有黄大人替你作主。
甲：
哦，是是是。
我犯了法，多蒙政府宽大，改造与我，成为新人……
谭：
哎！
大人问你有无冤枉，谁叫你说这些废话呀！
甲：
有冤。
黄：
讲来。
甲：
我们村里王大头，是个大大的反革命，事到今日，逍遥法外……
黄：
那个问你这些？
下去！
（甲下。
犯人乙带上）
谭：
上面是黄大人，专管天下冤屈之事，你有什么冤枉，从实讲来，可别说废话啊！
黄（看乙介，背工）：
看他皮白肉嫩，不像犯法之人。
其中必有冤情。
黄：
这一犯人，身犯何罪？
一一诉来，老夫也好开脱与你。
乙：
多谢大人。
只因小人杀了人……
黄：
哦？
你也会杀人？
乙：
小人并非无故杀人，乃是替父报仇啊！
他们分了我家的地，烧了我家的契，斗了我家的人，断了我爹爹的气……（哭介）
黄：
哦，原来是个孝子，可敬可敬。
本官一定要替你报仇雪恨。
但不知你父亲是哪一个？
乙：
提起我父，大大有名。
黄：
是哪一个呢？
乙：
黄世仁。
黄：
哎呀！
世仁宗兄……（哭介，场面吹打三枪）黄世兄，我来问你，你坐了牢，堂上老母何人侍奉？
堂下妻儿何人抚养？
谭：
应该去叫政府救济呀！
黄：
依我之见，勒令犯人回家，抚养家小，才是正理。
谭：
这是好主意。
常言道：
救人一命，甚是希里糊涂……
黄：
唉！
胜造七级浮屠。
（向乙）老夫有意释放与你，你意下如何？
乙：
多谢大人（欲下介）
黄：
且慢，暂且退立一旁！
（犯人丙带上）
黄：
身犯何罪？
丙：
解放前抓过学生，杀过共产党。
黄：
哈，不料你我乃是同道。
可喜可喜。
谭：
看他面带忠厚，想必是年幼无知，受人主使。
黄：
此话有理。
看来这案件十有六七定是冤情。
待我查明以后，将来回京，定要与他们大闹一场。
（问丙）你杀人可是真的？
有没有屈打成招？
丙：
禀大人，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上司要我杀的。
谭：
我看呐，此乃一般职务行为，不能怪罪与他。
黄：
此话有理。
杀了几个共产党，比起老夫当年，算得了什么！
这样的老实人，共产党也当他反革命来肃，此乃大大的错误。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谭：
大人此番出京。
专在平反。
像他这般情形，就该平了才是。
黄：
如此说来，他也是放得的。
谭：
放得的。
丙：
多谢老爷（欲下介）
黄：
回来，暂且退立一旁！
谭：
既然判定要放，就让他们走吧？
黄：
（小声）他们还没登记呐。
谭：
还要登记？
黄：
蠢材！
现在不登记，日后发展组织，可上哪里找他们去！
众：
正是——
黄：
相见亲如故。
谭：
一堆臭豆腐。
（尾声，幕落）

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发挥农业生产潜力
沈其益的发言
防止内涝问题要给以应有的重视——适应农业增产需要，大力增产化学肥料——病虫害对农产品造成的损失很大，防治虫害工作应当经常化——改进种籽工作的五点意见——充分利用西北等地的丰富草原，发展畜牧生产——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推进农业生产——培养农业干部必须适应国家需要，并贯彻勤俭办学方针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关于国家预算决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大会的其他报告。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都在飞跃的发展。
由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农民在这个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战胜了自然灾害，使粮食、大豆、猪只等的生产都超过了丰收的1955年，1956年农副业的总产值已接近完成五年计划，比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即增加了二百五十七亿元。
农民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是我国农业生产战线上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这一巨大成绩的获得，充分表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它把五亿农民的生产热情鼓舞和调动起来了。
其次是1956年进行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增产措施，发生了很大的效果。
如增加了灌溉面积一亿二千万亩，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五千五百万亩，扩大高产作物五千七百万亩，和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推广良种和农具等。
第3是国家给予了农民很大的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如给予农贷三十三亿四千万元、农产预购订金十二亿元，以及很多物资上和科学技术上的支援。
这些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这些巨大的成就，击破了右派分子所说“农业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第1个五年计划搞糟了”的荒谬言论。
但是，我们农业部门的工作，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农业生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农业科学技术还落后于生产的需要。
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我想对农业方面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一）防止内涝，增产化学肥料。
水和肥料是农业生产上两个关键性问题。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水利事业极为重视，特别是在治理淮河、长江、黄河等水系，筑堤防汛，和打井灌溉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它保证了全国农民与水旱作斗争的巨大胜利。
但是，在防止内涝方面，我们感到还重视得不够，它还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农业生产。
例如我去年视察的北京郊区五四农业社，受灾面积约二千五百亩。
又如黄土岗农业社一万七千亩土地就有一万二千亩受了灾。
据水利部报告，七年来总计每年平均淹水面积还有七千万亩，成灾四千万亩。
其中内涝百分之七十，山洪洪水百分之三十，这是一个迫切问题，希望迅筹解决。
其次，增施肥料对增产最有效，我国长期的农业生产，耗损地力很多。
广大地区，普遍缺肥，成为所谓低产区。
特别是近年来，增加复种指数，多种高产作物，用饼肥养猪，缺肥现象更为突出。
我们认为除了政府已号召农民努力增加农家自然肥料和多种绿肥外，必须大力增产化学肥料，特别是氮肥。
我完全拥护薄一波副总理报告中指出今后要特别注意发展化学肥料工业的方针。
估计每增施一吨化肥，可增产三至五吨粮食。
如每年增加五百万吨化肥，就可增加三百至五百亿斤粮食。
而且农民为了扩大再生产是乐于节省大量资金购用化肥的。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这方面的投资，设厂制造早日实现。
（二）防治病虫。
几年来，农业部门在病虫防治工作上做了很多工作，如推广了大量的药械，组织了群众性的病虫防治工作，开展了病虫的预测预报和检疫工作，基本上控制了蝗灾、螟灾等，对保证农作物的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目前病虫灾害，仍然在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
估计农产品所受病虫损失，粮食约百分之十，棉花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果品约百分之四十。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必须逐步加以消灭。
但是，当前在病虫防治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各级领导还没有把病虫防治看做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每每是在病虫大发生时才被迫应战，突击治虫。
因此工作被动，耗费了极多的人力和药械，还遭受很大的损失。
即以治蝗为例，解放初期蝗虫为害极严重，经过几年来的斗争，把蝗灾扑灭下来，在蝗灾减轻以后，山东、河北两省在1953年至1954年相继把治蝗站撤销，因此，就不能掌握蝗虫发生情况，以至今年春夏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七个县的广大地带，又有蝗灾发生，治虫工作感到非常被动。
在动员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调动飞机支援，才控制下来。
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
又如今年棉蚜治得迟了一些，也会影响生产。
我们认为防治病虫应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中央、各省、专区和县都要有固定的机构和人员掌握这项工作，加强预测预报，及时防治，并不断提高防治工作的技术水平。
其次，在病虫防治上，还忽视了植物检疫工作，因此一些危险性病虫害，每每因种籽苗木的调动，传染到一些原来无病虫的地带。
这是异常危险的。
例如广西原无蚕豆象，今年从湖北传到了桂林和平乐，福建原无桑蟥也从浙江传染进来了，这些都在加紧消灭中。
我们认为今后应制订检疫法规，加强对内和对外的检疫工作，严格控制危险性病虫的传播。
（三）推广良种。
良种繁育和推广是一项重要增产措施，几年来由于农业部门的努力，推广了不少优良品种如碧玛一号、南特号等，在增产上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但是良种繁育工作，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还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而且有个别地区由于没有做过品种区域适应性的试验，盲目推广，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为了改进种籽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参考意见：
（1）加强指导合作社的选种留种工作，使合作社逐步建立自己的留种地，选择和繁殖自己所需用的优良种籽。
（2）规定国营农场和有条件的合作社，繁殖优良品种的任务，并在适当地区建立良种基地。
（3）加强良种的区域适应性试验，确定良种的推广区域。
（4）加强试验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的新品种的培育和原种的繁育工作。
（5）设立经营管理良种的机构，负责良种的管理和调度，并适当地提高良种的价格，以保证良种的质量。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把这些工作健全起来，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发展畜牧业。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肉类、毛料、皮革、奶品的需要，正在不断增长。
今年为了照顾国内市场的需要，减少了肉类出口八万五千吨，这对于我国工业建设是一个损失。
今后为了提高人民生活和工业建设应加速发展畜牧业。
除在农区继续发展养猪外，建议以较大力量放在发展我国广大牧区的畜牧业上，把我国西北、东北、内蒙、青海等地的十几亿亩的丰富草原充分利用起来。
据估计单在内蒙海拉尔地区就有一千四百万公顷的草原，可以饲养几百万头牛羊，可以为祖国换取几百万吨钢材，对国计民生都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还要注意品种的培育，目前有些国营牧场，对于有着长远利益的细毛羊和其他牲畜品种改良工作，还重视得不够，希望考虑改正。
此外还要加强兽疫防治和饲养管理工作。
（五）农业科学研究。
解放以来，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又进行了科学研究远景的规划和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些重大措施，都将对农业科学研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应加强农业研究工作的协调。
使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的科学力量充分发挥起来，在共同制订的计划下分担研究课题。
同时，为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我们认为还应加强专县农场和农业技术指导站的科学力量。
建立广大的指导农业生产的基点，只有全国农业科学网的工作充分开展起来，才能把农业生产不断推向前进。
（六）培养干部。
几年来，由于高等农业院校，坚持了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针，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在培养干部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在我所工作的北京农业大学，解放后就为国家输送了大学毕业生一千一百六十一人，研究生六十五人，专修科训练班一千一百二十四人，比解放前这个学校三十年所培养的人才还要多。
这些毕业学生都分配在全国各地担任生产、教学、研究和业务行政工作。
据了解大多数是克苦耐劳，联系农民群众，能胜任自己的职务的。
在生产岗位上也能坚持工作，表现良好。
这是高等学校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强调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针的结果，也是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结果，也是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结果。
这些成绩是绝不容抹煞的。
但是，在高等农业院校中还存在着缺点和问题，需要不断改进。
首先是要进一步对好培养人才的口径，使专业人才的培养能够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我们必需培养具有较高理论知识，掌握生产操作技术，富有组织领导生产才能的农业人才，面向生产，为农民服务。
我们要在这个培养目标的前题下，总结学习苏联结合我国实际的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其次是要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创设条件，增加图书设备，设立研究室、实验站、兽医院等开展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
使全校教师更好地组织起来，运用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深入地研究和寻求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第3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回击右派，清除高等学校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这些都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学术领导，才能实现的。
总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农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农民生活的改进和提高是显著的。
但是为了使农业生产能够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迅速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就必须全面地加强农业方面的工作。
以上意见，是否恰当，请代表指正。

谈对外贸易
叶季壮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我现在把对外贸易工作方面的情况和若干问题作一些说明。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情况
关于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情况和几个问题。
195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实绩为一百零八点六五亿元，其中进口五十二点九七亿元，出口五十五点六八亿元。
1957年计划进出口贸易总额九十九点五五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百分之八点四，其中进口四十七点五五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百分之十点二，出口五十二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百分之六点六。
1957年的进出口计划金额比1956年实绩减少，这是因为1956年某些地区农业因灾减产，出口物资供应比较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按照上述计划完成，到今年年底仍然可以超额完成第1个五年进出口计划，五年累计进出口总额将超过五年计划百分之六点四，其中进口超过百分之八，出口超过百分之四点八。
对外贸易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必须服从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过去几年，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矿产品和机械等工业品约占百分之二十五。
由于目前农业增产的速度受着耕地面积的限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由于人民购买力逐步提高，国内市场对若干种主要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因而对于各种主要商品的内销和出口关系，必须妥善地加以安排。
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4年即有原则规定，主要的精神是：
凡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国内市场供应又比较紧张的商品，如粮食、油料之类，必须严格地按照规定限量出口；
有些商品，虽然与人民生活有关，但目前人民消费需要还不是十分迫切，国内市场销售数量可多可少的，应该适当地压缩国内销售，供应出口；
有些商品，不是当前广大人民生活所必需，对国内市场销售影响不大的，应该尽先供应出口，多余的再供内销。
这个处理原则，既照顾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又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
几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原则安排各种商品的出口数量的。
去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市场上食油、猪肉供应比较紧张，我们曾经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削减了出口猪肉五万吨。
为了照顾人民生活的需要，在今年出口计划中，又减少了若干种主要商品的出口数量，如粮食比去年减少五十四万吨，食用植物油减少十万吨，猪肉和活猪减少八万五千吨，棉纱减少一万二千二百零九件等，同时由于增加了矿产品、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所以今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额，能够适当地满足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设备、工农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某些市场必需物资的进口。
今后，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日渐提高，在出口总额中，主要农产品所占的比重将逐渐下降，矿产品和工业品所占的比重则将逐渐增长。
我们正在计划逐步地增加各种矿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某些热带和亚热带作物、某些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并将继续增产丝绸、茶叶等我国传统出口的商品，在我国生产、设计和技术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根据国外的需要，将继续适当地组织一部分机器和工业成套设备出口，并且将在可能条件下加强组织某些用进口原料加工的产品出口。
进口方面，几年来对各方面所需要的进口订货，是根据国家分配给各部门的控制数和批准的进口货单具体安排的。
过去几年，在进口总额中，机器和各种设备约占百分之六十，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如五金、化工原料、棉花、橡胶、肥田粉等以及某些市场需要物资如医药、煤油、食糖等约占百分之四十，基本上是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但是由于外汇有一定的限度，我们的经验不足，以及国外供应上有困难，有些进口物资，在品种上、数量上、质量上和到货时间上还未能完全适应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要求；
对建设、生产、市场三方面需要的兼顾和安排，还有不够恰当的地方。
今年由于出口额减少，为了确保进出口的平衡，进口计划比去年有所缩减。
但是，今年在进口方面，由于减少了一般机械的进口，因此，除了为保证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以外，对于工农业生产原材料和市场物资的进口金额还能比去年有所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在进口总额中，机械和设备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减少，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某些原材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若干日用品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增加。
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中，进出口商品类别比重上的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这种变化是逐渐的。
下面我要谈谈代表们所关心的几个问题。
（一）粮食和油料出口问题。
我国在解放前是粮食进口国家，解放后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转变为可以出口一部分粮食。
过去几年粮食出口数量（不包括大豆）：
1953年为九十万吨，1954年八十万吨，1955年一百万吨，1956年一百三十二万吨。
今年计划出口粮食七十八万吨。
目前我国同许多国家进行贸易，需要有一定的出口额和多样的出口品种。
特别是在进行易货贸易的情形下，根据双方互通有无的需要和可能，出口一部分粮食，换回我国必需的物资，是必要的。
例如我国同锡兰的贸易，就是用我国的大米交换锡兰的橡胶。
大豆是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抗日战争前每年出口约二百万吨，1929年出口数量曾达二百五十万吨，现在每年只出口一百万吨左右。
为了换回进口所需外汇，为了贯彻执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原则，在目前仍然维持适当数量的大豆出口，是有必要的。
有些代表主张不出口大豆和花生仁，改为出口豆油和花生油，为的是留下花生饼和豆饼作饲料和肥料。
这种想法是好的。
我们认为少出口花生仁多出口花生油的办法，是值得考虑的；
至于以豆油代替大豆出口，因为现在许多国家只愿买大豆而不愿买豆油，不能完全适合我们上述的要求；
而且出口一吨大豆所收入的外汇，比用一吨大豆榨成豆油后出口所收入的外汇约多二倍，留下豆饼减少了外汇收入。
从解决国家外汇来源上看，目前出口一部分大豆还是合算的。
（二）关于进口棉花出口棉布问题。
有的代表建议应该多进口棉花，加工后出口棉布，使我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潜力能够尽量发挥。
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对的。
事实上，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我们每年进口一部分棉花，出口棉布和棉针织品。
但是国际市场棉布销量是有一定限度的。
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两年来看，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棉布总输出量大约每年五十亿平方码左右，输出国家中，日本每年输出约十二亿平方码，印度七亿余平方码，英国、美国各约五亿余平方码。
据闻今年日本和印度都准备增加棉布输出，还有其它国家的棉织品近年来也已投入国际市场，棉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我国棉布目前主要是输往东南亚各国，销售量约占东南亚各国每年棉布输入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近来东南亚棉布输入国家的纺织业也正在逐年发展，输入量有减少的趋势。
我国棉布出口再经努力虽然还有可能增加，但是有一定的限度。
总之，进口原料出口成品的原则是对的，我们正在有计划地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向这方面努力。
除了有关各部门进行这项工作之外，今年曾拨付一些外汇基金给某些口岸和省份，以便逐渐发展这项工作。
（三）关于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的进口问题。
几年来，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的进口数量是不少的。
从1952年到1956年，进口总额达三亿八千六百万元，今年计划进口九千八百万元，六年合计进口四亿八千四百万元，平均每年进口八千多万元，折合三千多万美元。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资料，在抗日战争前从1933年到1937年，每年进口的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约值三百万美元左右；
解放前从1946年到1948年，每年进口的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不过一百七十万美元至二百五十万美元，即使加上美元贬值的因素，现在科学仪器和化学试剂的进口金额比抗日战争前约大五倍，比解放前几年则大十倍。
最近几年，我们进口的仪器中有不少是精密和贵重的仪器，如电子显微镜、光谱仪、各种电子测验仪器（包括微波用仪器）、核子研究用仪器、航空测量仪器、结晶分析用X光机、超速离心机、高压釜等。
自去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以来，科学研究方面及工业建设方面所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试剂不论在品种上和数量上都增加了很多，1956年度实际进口金额达一亿一千万元。
由此可见，国务院是认真照顾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工作条件的。
但是由于订购单位多而分散，外汇分配得不够恰当，对于某些科学研究单位的分配额较少，订货手续繁多，以及从事仪器订货的干部的业务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足等原因，加以有些仪器和试剂在向国外购买时确实也有困难，因而在品种上、数量上和到货时间上，尤其是某些零星的订货，还不能完全满足科学研究方面的需要。
我们已经并且正在继续采取措施努力改进。
至于能否增加科学研究机关订购仪器的外汇额问题，在安排下年度进口计划时，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解决。
并建议在一个工业基地或一个城市中，同类的仪器，特别是某些很贵重的精密仪器，各科学研究单位希能调剂使用，避免此处需要，彼处闲置。
（四）关于手表进口问题。
有的代表认为我们进口手表多了。
事实上我们每年进口手表的金额并不算大，例如今年计划进口手表五十万只，其金额只占进口总额千分之二。
并且应该说明，我们进口的手表，只是通用手表，而不是高贵手表，是机关干部、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教员和广大职工所需要的，他们都要求更多地进口，几年来在国内市场上，手表供不应求。
因此，根据外汇情况适当进口一部分手表还是需要的。
对于供应国内市场需要和回笼货币，是有一定好处的。
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情况
现在我想谈一下我国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情况。
大家知道，旧中国时代，我国国内市场价格是同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有直接联系的，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国内外价格的直接联系，对国民经济非常不利。
不但使我国民族工业失却保护，并且使我国农民被迫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向外国商人及其代理人出售自己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对外贸易管制和保护贸易政策，并且把国内市场价格同国际市场价格分开，使国内价格不受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这样，对稳定我国农副产品价格，对保护我国工业不受外国工业品自由倾销的威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的。
由于我国实行把国内外价格分开的办法，所以进口和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按外汇比率折合成人民币以后，同国内价格比较，一般的都有一定的差额，表现为出口有亏损，进口有盈余。
但是我们在国内收购出口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则是按照国内价格购买的，所以农民和工业生产单位并没有负担出口的亏损；
进口商品中，有的按照代理进口的办法按进口成本加百分之二、三手续费拨交订货部门，有的按照对外贸易部同商业部协议价格拨交商业部门。
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额是由国家统盘核算的，是用进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额抵补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额的。
有些代表提到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是不是过高的问题。
由于我们进口所需外汇主要是用出口物资换来的，如上所述，按照现行汇率，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一般都有亏损，因此在确定进口商品国内市场售价时，除了计算税收和经营费用以外，还应当平衡出口方面的亏损；
更重要的是进口商品在国内的售价必须适当地照顾国内同样产品的生产成本，以保护国内的生产。
因此，目前进口商品在国内的售价高于进口成本，是合理的。
我部对于工业成套设备、大部分机器、工业原料和仪器的进口，都采用代理的办法，各进口公司只按进口成本，加收百分之二或三的手续费。
对于这些代理进口的货物，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方面给了汇率上补贴的。
当然，某些进口商品的国内售价确实也有偏高的，有关部门正在注意研究，并将加以适当调整。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是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互助合作的原则进行的，贸易上的作价，也必须符合这个原则。
我国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间的贸易价格虽然需要参考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但是不能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价格。
因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受垄断、投机以至战争、经济危机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经常波动不定，有时并且波动得十分剧烈，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必须避免受到这种影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贸易，在目前也不宜采用贸易双方国家任何一方的国内价格来计价，因为目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价格是根据本国经济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因素规定的，各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不尽相同。
目前我国同各个兄弟国家贸易上的作价原则：
双方交换商品的价格，是参考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经过双方政府协商决定的。
这种经双方商定的商品价格，在一定的有效时期内是不变的、稳定的，避免了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经常波动的影响。
以我国同苏联贸易上的作价为例，中苏贸易作价原则是1950年0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所签订的第1个贸易协定中规定的。
当时议订的双方各种进出口货物的具体作价，是参照当时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的（我国对卢布与人民币的内部折算办法，也是按照当时我国人民银行外汇牌价拟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贸易卢布”）。
这一作价原则七年来没有变动，每年只对若干个别的商品价格经双方协议作必要的调整。
所以几年来尽管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涨落很大，但是中苏间的贸易价格却能一直保持稳定。
这对于双方国家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有很大好处。
我国对苏联出口和从苏联进口的主要商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价格，以1956年同1950年相比，价格变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国对苏联出口商品中，羊毛、大米、桐油、黄麻的价格下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大豆、红茶、生丝、锡、钨砂的价格上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一百六十不等；
我国从苏联进口商品中，柴油、汽油的价格变动不大，机械装备、厚钢板、型钢的价格上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不等。
尤其在1951年和1952年，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波动很大。
但从1950年到1956年，中苏间交换的商品价格，一直是按1950年04月的协议价格计算的，只对某些商品的价格作了必要的调整，因此能够保持稳定。
当然，如果拿具体一种、两种商品的中苏合同价格同某一时候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比较，可能有高有低。
如大豆，我国对苏联出口价格每公吨三百八十卢布，低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
如大米，我国对苏联出口价格每公吨五百六十卢布，一九五二、一九五三两年稍为低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但是一九五○、一九五一、一九五四、一九五五、一九五六这五年都比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高了许多；
如锡，我国对苏联出口价，1950年每公吨为六千四百卢布，1951年起调整为一万一千六百卢布，1956年再调整为八千一百一十六卢布，与历年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锡价大致差不多或稍为高些；
如我国从苏联进口的厚钢板，资本主义国际市场1951年至1956年的价格（折合同等品质）：
每公吨最高为二百零六点八美元，最低为一百零四点五美元，而我国从苏联进口价格一直是每公吨四百零二卢布，折合一百点五美元。
如果把几年来全部进出口商品按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总算起来，中苏贸易价格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
而且在我们方面，必须考虑到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禁运”的情形下，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供应我国某些必需进口的物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用很高的代价去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商人购买，有些商品即使高价求购，也难买到。
例如各种优质钢材，苏联尽量满足我国的需要；
又如1956年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少量的镍，所付出的价格比从苏联进口的价格高出两倍以上。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间在贸易价格上，不能单拿一、二项商品计算，必须把几年来全部进出口商品统盘计算，就可以知道是照顾到双方利益的，是公平合理的。
总的说来，几年来在中苏贸易价格上，我方并没有吃亏，而是公平合理的。
有些代表对中苏贸易作价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提出若干疑问，这是应该加以解释的。
但是右派分子对苏联竭诚帮助我国，故意歪曲；
对同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国，却多方予以称赞宣扬。
这算什么立场？
这是值得我们大大警惕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方向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一贯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贸易的方针。
几年来，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1956年我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七十五。
它一向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巩固可靠的基础。
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给我国设计和装备了数以百计的规模巨大的各种新式工业企业，对我国提供了科学技术上的援助。
他们这些帮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
这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近年来，我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也有很大的发展。
这些国家主张和平，要求发展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其中有些国家同我国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恢复这种传统的贸易，是双方都需要的。
今后我国将继续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
随着我国和各个亚非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之间发展贸易往来的基础，将会日益广泛和扩大。
我们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尽管美国政府对我国实行所谓“禁运”，并且强制别的国家对我国采取贸易歧视政策，但是我国同许多西方国家的贸易仍然逐年有所发展，只是由于有些西方国家追随美国执行“禁运”政策，使得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化。
最近英国及丹麦、挪威、荷兰、法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葡萄牙、庐森堡等西方国家放宽对我国的“禁运”，这对发展国际正常贸易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我国的贸易歧视政策，仍然保持着二百多种所谓“禁运”的主要项目。
如新式工业设备、大型和精密的机器、精密轴承、精密仪器、某些通讯设备、快速船舶、浮船坞、石油产品、铜锭、某些合金、某些电气材料、某些化学工业产品等，仍然列在“禁运”单内。
这些“禁运”项目如不取消，对发展正常贸易无疑地仍然是很大的障碍。
例如卖给汽车而不卖汽油，卖给柴油机而不卖柴油，必然会使贸易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同时，从进行贸易的条件来看，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是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双方采取易货的办法，进出口能够保持平衡，在运输、结算、支付等方面都有很多互相便利的共同条件，遇有问题，经过友好协商，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目前我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还缺乏这样便利的条件。
此外，由于“禁运”的阻挠，几年来我国同某些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受到了很多限制，要了解和熟悉它们的生产情况、产品的技术、性能和供应可能，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切实采取有利于发展贸易的积极措施，我国同某些西方国家的贸易还是有发展前途的。
各位代表，希望你们对于对外贸易部门的工作经常给予检查、协助、批评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