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
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又说，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谓“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组织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我们在这里想专门谈谈所谓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将另行讨论。
黄绍竑在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党政关系问题的时候，曾经批评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认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龙云、谭惕吾、杨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
真的是如此吗？
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恶吗？
不要误会了黄绍竑。
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
据本报5月17日的记载，他在提出上述意见的时候先说了这样一番话：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疑问马上就来了：
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
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领导方法下得到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
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第1，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
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
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
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第2，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
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它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
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
第3，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
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
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
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使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
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
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
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
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
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
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
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
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号召和指示。
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以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
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
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
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作出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
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了解，对于党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
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
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
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
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1957年07月09日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
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1954年12月12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
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1955年11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
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1956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
同年11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
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1956年11月0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50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
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1是关于在佧佤山区的一段。
中英两国在1894年和1897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
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
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1934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佧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
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
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
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
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
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
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
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2是关于在南碗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碗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
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到1897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
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
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
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3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
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
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
最严重的就是1911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
“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1911年04月10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
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
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
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
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
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
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在1956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
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去年12月在仰光和今年03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03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
今年03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致经过。
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
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
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
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
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
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
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
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
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
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
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
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
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
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
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
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
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总理接见印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
南汉宸欢宴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9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今晚接见了印度内阁统计顾问、印度统计学院院长、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和夫人，及印度抽样调查专家拉希瑞教授，并且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副局长王思华。
接见时，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夫妇也在座。
新华社9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设宴欢迎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南汉宸和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团长山屋八万雄先后在宴会上致词，互祝中日两国贸易和友谊日益增长。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冀朝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等人。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
周总理报告中缅边界问题
他说：
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新华社9日讯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今天下午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说：
“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总理在这个专门报告中，叙述了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经过，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
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他指出，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周恩来总理说明中缅边界问题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指出应该怎样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总理并且指出，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周恩来总理报告结束时，全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接着，会议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李德全、达浦生等八人。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发言中驳斥了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领导是
“党天下”的谬论。
她说，中国人民的心是和共产党和毛主席联在一起的。
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这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为他们正确地指出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党派的成员像共产党员那样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大公无私，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中国人民有这样光荣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有这样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无限的光荣和幸福，也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没有的光荣和幸福。
李德全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只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暴露了他们的原形而为广大人民所唾弃。
李德全警告右派分子，应该及时猛醒，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自绝于人民。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表示完全拥护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
他在发言中说，回族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这件回回民族的大喜事。
他说，全国回族人民共有三百五十多万，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居住在全国各地。
现在选择甘肃境内回族人口较多的宁夏及其附近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十分适当的。
这个地区包括十七个县和两个市，面积有七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七十多万，物产丰富，矿藏很多，包兰铁路将穿越过境。
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地区。
他说，我们一定要将自治区建设好。
我们一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兄弟，特别是汉族兄弟的帮助下，发展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逐步地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
要建设好宁夏回族自治区，他特别强调了三件事：
回族内部一定要很好团结，要和各族人民很好团结，要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将军、建筑材料工业部工程师王涛、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刘慎谔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所长虞宏正、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官保加，今天作了书面发言。
董其武从各方面驳斥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表示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王涛就进一步发展我国水泥工业问题，提出了建议。
刘慎谔、虞宏正在书面联合发言中，对加强发展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山区各业生产、统一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的领导、改进森林的合理采伐方式，以及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杨石先讲了高等教育的成就，并对今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问题提出了建议。
官保加介绍了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几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显著变化和发展。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
彭真、邵力子、高崇民、廖承志、朱德海、周信芳、巩天民、孟泰。
今天下午的会议从三时开始，到七时结束。

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舞蹈家和演奏团到京
新华社9日讯
首次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墨西哥著名民间芭蕾舞舞蹈家和演奏团一行五人，在8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将和中国音乐、舞蹈家进行接触；
并将到各地参观访问。

日本煤铁矿业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9日讯
日本煤铁矿业访华代表团一行四人在今天下午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将在中国逗留一个月。
代表团团长冈崎文勋在今天到达北京机场时对记者说，他代表日本七家钢铁厂商来商谈关于由中国长期供应煤和铁砂问题。

毛主席　刘委员长　周总理电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
新华社9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天联名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
电文如下：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祝蒙古人民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07月09日于北京

右派分子怎样在京剧界放火
中国京剧院　李慧芳
我们从报纸上已经看到右派分子陈仁炳在上海京剧界所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在北京，章罗联盟在中国京剧院也进行了同样的阴谋活动。
06月05日和6月13日，由农工民主党出面先后召开了两次京剧、曲艺演员座谈会。
我们一些演员同志接到请帖时，都觉得很奇怪，心想：
农工党和我们素无来往，请我们开什么会呢？
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帮助共产党整风”。
我们向来对民主党派是信任的，认为它们都是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进步组织，帮助党整风，自然是好事。
因此就应邀出席座谈会了。
06月05日的第1次座谈会是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
第2次座谈会是6月13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
第1次请柬上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四人出名。
为什么有叶恭绰呢？
座谈会一开始，李伯球就介绍，叶老先生是整风开始时参加农工民主党的。
这就清楚了，右派分子是想借重叶老的名字和京剧演员拉上关系，然后再展开他们的阴谋活动。
李万春在这里也起了引线的作用。
我院的叶盛长同志看来也很活跃，对我院许多演员的联系都是通过他的。
他们对参加座谈的演员们客气极了，用小汽车接送。
有的还留下来，吃了丰盛的晚餐。
座谈开始的时候，有几位老先生发言，谈的都是些艺术改革上的问题，右派分子眼看这种“和风细雨”的场面，不合他们的心意，当时有个叫邢文新的（似乎是做秘书、干事工作的人）递条子给叶盛长，于是他们互相示意，话题就转了。
接着就由我院的演员发言。
他们有的说：
在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不敢谈，在京剧院内部不敢谈，今天有了农工民主党的支持，才打消顾虑，什么都不怕了。
于是“打破顾虑”的某些演员就对中国京剧院进行很多诬蔑和攻击。
有的说，全国戏曲界所以搞不好，所以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是由于中国京剧院的关系，而中国京剧院所以不好是因为副院长、共产党员马少波领导得不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得不好。
甚至说，不打倒马少波京剧界不能大放光明。
还有的说，中国京剧院有集中营的味道，有铁幕。
在这些人发言的时候，李万春不断地帮腔喝采，并故做惊讶地说：
原来你们中国京剧院这么黑暗哪！
在场发言的人是有个人情绪的，话说得愈来愈脱离事实，只想痛快一时博得“主人”的“同情”，可是这正中“主人”的下怀。
当时我心里想：
这哪儿是揭发矛盾，帮助党整风呢？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会进行一半的时候，黄琪翔赶来了，章伯钧刚拔完了牙也不顾痛地匆忙赶来了，可见右派分子对于争取京剧界是很重视的。
章进门就向大家拱手，并说：
“辛苦辛苦”。
李健生（章伯钧的爱人）当即向他汇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
原来右派分子要的就是这种攻击党的领导、把党骂得愈臭愈好的座谈会。
我们觉得糟透了的，他们就说好得很。
章伯钧表示对演员很关心，并说我们演员是有群众的。
今天想来，他说这话，一方面是给我们戴高帽子，另一方面是如果我们闹起事来，在群众中影响大，容易通过我们把群众拉到右派方面去。
这也就使我们更加明白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在戏曲界点火。
他们开这样的会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从6月13日开的第2次座谈会看来就更加明显了。
在第1次座谈会时，主持会议的人提出下次请哪些人来参加的问题。
他们最关心的是要找更多的“不满分子”来诉苦，来发表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
显然后来有人给他们提了名单，第2次我院又有些同志被邀参加了。
这些新邀的大都是他们认为平常有些个人情绪的、对组织有些不满的人。
这次会是在人民日报揭露右派活动的社论发表之后召开的。
会一开始，李伯球针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说：
“外面有批评，也有反批评。
有人说，这不是放是收了。
有人不敢放了，把话放在肚子里，但是还有人敢继续放。
问题在于少数人不能叫有多数人拥护的人下台。
好比演员在台上演戏，多数人喜欢，不能因少数人叫他下台他就下台；
但是多数人也不能把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打出去。
有人并没有叫下台，不过提出的意见尖锐些，如果把这种人也当做叫下台的人一样来批评那就不公平了。”
他这些话的弦外之音在今天看来是很清楚了。
他所指的批评，下台，多数人和少数人，究竟是指什么也很清楚了。
在他的开场白说完之后，被邀来的人在他号召之下，纷纷发言。
有人发言不符事实，但也有许多人对京剧院提一些正确的意见。
照右派分子的布置来看，他们本来希望这一次比上一次热闹，多放些火，但是被邀来的人讲不出更多“坏事情”。
李伯球大失所望，所以临了只得借口“天色不早”草草收场了。
农工民主党一面在京剧界放火，一面利用时机大量发展党员，这是完全符合别有用心的发展几百万党员的计划的。
居然有演员在他们诱惑之下情不可却地填了表。
在6月12日提出申请，13日就被宣布批准入党（这位同志18日又声明要退党）。
农工民主党还有一套手法，就是对一些有声望的演员，答应给予优待，入党以后可以做中央委员。
原来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样慷慨地拿政治送礼！
我们的演员同志们，有些人在政治上是麻痹的，农工民主党里的右派分子，就抓住我们这一弱点，拉拢我们，充当他们的工具。
我们有些演员同志们确实对剧院领导有意见，并且有好多意见是正确的，提出来也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乱说瞎话，更应该站稳立场，为了把京剧搞好而提出积极性的意见。
立场不稳被右派分子一拉拢，一煽动，就乱动起来，那是很危险的。
如果没有党及时领导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有好些人还要大上右派分子的当呢。
希望那些上了当的演员同志们，大胆起来揭发，他们是怎样被拉拢上当的。

善意批评和右派谬论是两回事
天津及时处理工商界正确意见
九十条意见解决了五十一条
改善了公私关系的人事安排
新华社天津9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地方工业部和财贸部联合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8日结束。
会上宣布工商界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已经作了处理。
这个座谈会，是在5月29日开始的，到6月06日先后举行了九次会议，会上有四十四人发言。
他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公私共事关系、人事安排等问题提出了九十件意见以后，座谈会休会了一个月，在这休会的时间内，有关党、政部门对所有意见一一进行了调查，截至目前已有五十一件意见及时地作了认真的解决。
在座谈会上，天津市橡胶工业公司副经理李金昌提出，橡胶工业公司中公方经理和私方副经理分工不够明确。
第一轻工业局和这个公司便进行了检查，并同公方经理和私方副经理共同研究，重新明确分工，公方经理负责生产计划、人事、技术检验等工作；
私方副经理负责财务、供销、安全技术等工作。
这个决定除在公司全体干部中宣布外，还在6月20日的党支部大会上进行传达，现在已经按职责分工执行日常工作。
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许子素提出天津市制药工业公司的私方人员的工作证上都没有填写职务，这是对私方人员不够尊重的表现。
现在这个公司已在私方人员的工作证上，全部填写了本人职务。
在对私方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天津油漆颜料工业公司副经理车重远提出，第二轻工业局将原勤华墨水厂经理赵云亭安排为文教用品工业公司当科员有缺点。
经第二轻工业局了解和调查，认为赵云亭对供销业务有经验，已确定将赵云亭提升为这个公司供销科的副科长。
公私合营第2中药总店经理刘华圃对个别公方代表有特权思想提出了意见，如第2中药总店住房问题十分困难，别人找不到住房，而公方副经理却占住了一个门市部的房子。
现在，市药材公司已责成这位公方副经理搬到公司宿舍去住。
在座谈会上不少人还对业务技术和增产节约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如王光英提出近代化学厂应该采用六磅棉布代替十二磅棉布做漆布，可以大量节约，这个建议已经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列入今年第3、四季度的生产计划。
另有十七件意见，经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和事实有些出入，也已作了解释。
在座谈会休会期间，还由参加会的工商界人士和有关政府部门组成四个小组，对座谈会提出的公私共事关系、生活福利互助金、私方人员摘“帽子”、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矛盾四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因为这些问题涉及面较广，一时不能解决或不是地方上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已分别转交本市或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这个座谈会在昨日宣布结束的时候，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笑一讲了话。
他说，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提的意见，大部分都很好，有关部门已经认真地作了处理，能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也在进一步加以研究。
全行业合营到现在，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有些问题，都是在体现了合营企业优越性的基础上发生的。
某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企业实行合营不如私营，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这和大多数工商界人士的认识是有原则区别的。
他还希望工商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继续提出批评建议。

在交通部反击右派分子会上
章伯钧亲信吐露小集团内幕
本报讯
昨天下午交通部在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继续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
章伯钧的亲信王一帆初步揭发了章伯钧一些反动言行。
王一帆首先承认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长期以来做了章伯钧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工具。
接着他开始揭发章罗联盟的一些阴谋活动。
王一帆说，去年09月，章罗联盟形成，章从北戴河归来后，非常高兴，曾对我们说：
“现在（当时正是埃及问题紧张）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民主党派任务大，我们的责任重。”
这是变天思想。
王说，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后，在他家里约了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等人和我吃饭，以建立集体领导为名，说要整农工民主党的左派分子，以便把领导权完全掌握起来。
过了三天，又在黄琪翔家里开会，主要是讨论如何把农工民主党扩大问题。
章伯钧主张搜集旧人员、上层分子来做政治资本。
最后又在章伯钧家里吃饭，吃饭时，章说，你们是五虎上将，八仙过海。
我们受了他的鼓励就积极起来。
他推选黄琪翔当副主席，并计划设置文教委员会、政治研究委员会、医药卫生委员会，我们搞办公厅。
章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庙就好安排。
他并以建议把民主党派部长地位提到政府的副部长地位来拉拢干部。
王说，在交通部里，章伯钧的小集团分子是：
杨逸棠、王寄一、王一帆、庄明远等。
王一帆揭露章伯钧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的阴谋活动时说，章伯钧曾约他们谈过几次话，说政协过去是形式主义，不民主，几个老头儿念念稿子，毫无意思。
这次要大家发扬民主，鼓励大家揭发缺点。
他说政协将来任务大，除协商、视察外，还有同意权和监察权。
王一帆说，章伯钧在政协会议期间大肆请客，两次约王造时谈话，商量如何进行活动。
王一帆说，在今年03月底开始举行的农工民主党的全国会议上，章伯钧放了许多毒箭。
他说今天才召开一个独立作主的会议，他要求大发展组织，要在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等十五个城市建立组织，要向医药卫生界发展，同时要向工矿企业发展。
他并个别请吃饭，个别谈话，鼓励大家大力发展，大胆地干，不要有顾虑。
他还说在这次整风期间，各地都要根据他的指示行动起来。
王一帆谈到章伯钧派他到东北发展组织时说，为什么要在整风期间大发展组织呢，因为章伯钧认为在整风时间，各地比较重视民主党派。
他说，他拿了章伯钧、黄琪翔的介绍信先后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活动。
王一帆说，他到东北后，向旧军人等宣传章的作用如何如何，想拉他们入党，但是由于章伯钧的反动阴谋已被揭发，所以没有用。
王一帆最后承认他对章伯钧百依百顺，做了许多反人民反共的事。
他表示要以行动来赎罪。
交通部教育局局长熊振作揭发章伯钧右派分子煽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即前河运学院）闹事的罪恶事实。
他说，这个学院从5月21日起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党内整风，并邀请党外人士座谈。
正在这个时候，以章罗联盟集团成员民盟湖北省委马哲民为首的右派分子，在武汉地区开展了阴谋活动，煽动罢课，公开散布取消党委制的言论，要求撤销总务长程云、人事负责人沈辉的职务，要教务长周彬“滚蛋”（程、沈、周三人都是党委委员），要求调走院长，以便右派分子来掌握领导权。
熊振作说，章伯钧在交通部是分工管教育的，可是平时并没有问过教育工作。
但在右派分子煽动学院学生闹事以后，他却幸灾乐祸起来。
有一次，他对我说：
“这件事我来管管，我来问问。”
我们教育局早就知道章伯钧对这个问题是不怀好意的。
我们坚决依靠党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等我们把解决方案告诉他时，他就假积极起来，要我们召集座谈会，其实他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在座谈会上，对提出的方案支支吾吾的，他还用“让学生闹到底”为借口来阻挠我们来正确处理这次事件。
在这次会上，章的其他几个亲信也讲了话，但没有对章进行揭发，也没有进行自我检查，引起到会者很大不满。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公路总局的张墀、办公厅的李致中、海河局工程师吴昌运、人民交通出版社李高、计划统计局张勃、航运局工程师左文渊、航务工程局工程科长石衡等人。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上
章乃器开始认错
费孝通检讨农村调查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9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继续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有些代表小组继续讨论了政府各项工作报告。
章乃器今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作检讨的时候，把他自己列为所谓左派人物。
他说，他有些言论“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
他说：
“这次把我摆在右派里，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下面，失去了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能起作用的人。”
他说：
“为什么不动员我这份力量呢？”
（他的话引起了笑声）。
章乃器还说，“经过八年，我认为就是有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仍然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他始终认为，他“只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不同流合污的孤高的人”。
章乃器在检讨中说，他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周总理的报告以后，对自己过去的言论“有了新的认识”。
现在他认为“资本家所拿的定息是剥削”，他否定原来说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说法。
他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从剥削与反剥削来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他否定原来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的说法。
他说，他提出的“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说法，并没有“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的意思，照他看来，这种说法只是“容易被右派分子所利用”，因此他否定“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的说法。
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朱蕴山说，章伯钧的政治野心是很大的，有一次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世军到北京来，章伯钧曾请他到家里吃饭。
当时，章伯钧向李世军大谈其两院制等问题。
李世军问章伯钧：
“两院制是什么意思”？
章伯钧说：
“你们这些人真胡涂，局势是发展的”。
李世军又说：
“中国的现行制度是宪法规定的”。
章伯钧回答说：
“宪法也可以修改”。
朱蕴山说，从章伯钧的这次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章伯钧的政治野心。
费孝通今天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说，今年春天，他利用去江苏视察机会，在吴江县震泽区开弦乡进行的所谓农村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
他说，他的这个农村调查材料，是准备送到英国一家出版公司去出版的。
在这个调查中，他说他“从资产阶级立场来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是要更有力的反对党的政策。”
有的建议“等于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
他4、5月间，还曾在苏州、无锡两地基层点火，召开了几次中学盟员座谈会，要他们大鸣大放。
费孝通说他企图利用“新观察”杂志来扩大他的影响。
他说：
“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
06月10日，他曾经想给新观察写一篇题为“言者无罪，有错必改”的文章。
他说，新观察受了他的影响，应该检查。
费孝通还谈到这样一些事情：
06月11日晚上，费到储安平家去看他，谈到储的“党天下”的发言，储安平当时曾说：
“话已经说了，有群众会同意我的”。
储还拿出一叠信来说：
“这些人都赞成我。”
06月06日，费孝通应浦熙修之约，向上海“文汇报”记者叶冈发表了一篇谈话。
费孝通说，现在看来，这篇谈话的内容，实质上就是储安平在“党天下”发言里提出的问题。
他说，这篇谈话证明，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是完全相合的。
他因为看到6月08日人民日报社论，才要浦熙修不要把它发表。
张云川在河南代表小组检讨说，他思想深处至今对党还有“抗拒因素”和“作客思想”。
张云川说，自解放以来，他对党常常心怀不满，说了很多反党的话，有时表现很严重，“甚至看来是仇恨共产党的”。
他说，他的反动言论所用的辞句尽管与章伯钧罗隆基有所不同，实质上与章伯钧罗隆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一致的。
张云川说，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是：
首先，他的立场是地主阶级立场；
其次，他说他搞了二十多年的第3条路线，解放以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大势所趋，而思想深处还藏有一些“抗拒因素”和“作客思想”；
第3，他有不少资产阶级的名位思想。
湖南省副省长唐生智在湖南省代表小组会上揭发了潘光旦等挑拨湖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事实。
唐生智说，潘光旦和湖南土家族个别知识分子串通一气，到处扬言说政府不承认土家族是个民族，挑拨民族关系。
湖南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曾为此问题组织了土家族访问团，到土家族居住的龙山、永顺等四县访问，共访问了一百一十四个乡镇、一百八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召开一千多次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到土家族早就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土家族和其他民族相处得很好，绝大多数土家族人民主张成立联合自治区，这就揭穿了右派分子的挑拨阴谋。
山东省代表小组的一些代表今天就解决六亿人民的穿衣问题、陕西省代表对贯彻婚姻法问题提出了意见。

陈仁炳的鬼把戏
上海京剧院　言慧珠
读了本月0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揭发右派分子陈仁炳罪恶活动的报道，我实在抑止不住内心的愤怒。
报道中说，陈仁炳恬不知耻地以我的“保姆”自居，并且利用我来要挟领导，说什么“你们不安排好言慧珠，言慧珠会发疯，言慧珠要跑回香港去”。
我要揭发：
这彻头彻尾是陈仁炳无中生有的捏造。
我从来没有到过香港，何言“跑回”！
解放以前，有几家电影公司约我去港拍片，我未去；
解放初期，有几个同事约我去港，我也未去。
受了党八年教育，分清了敌我，认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认清了只有共产党领导，戏曲艺术才得百花齐放，为什么我要到香港去！
这明明是透露了右派分子陈仁炳自己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心声，很可能是他企图鼓动一些人到香港去，说到上海方面对我的安排，我认为是很照顾的。
几年来，党和行政领导经常的帮助和教育我，使我深切感到党的温暖，因此自己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提高，以期不辜负党的爱护与培养。
至于在演出等等部署方面存在缺点，我在整风中提过意见，以后如果有，也还要提。
我提意见的时候，也许话说得激动些，尖锐些，甚至于片面，有错误，可是出自热爱党的一片赤心。
想不到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党的领导和演员之间的关系。
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贫困、压迫、污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
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
记得在上海京剧院建院学习期间，陈仁炳以上海民盟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到处进行“个别访问”。
我们希望民盟对自己的成员教育和帮助，可是我们却从来没听到陈仁炳对不正确的意见，提出过什么批评。
相反，他竟在“互相监督”的幌子下，煽动盟员对党不满，指示盟员提意见要越尖锐越片面越好。
他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乃至盟员彼此之间，挑拨离间。
这次我离开上海来北京，动身的那天，陈仁炳还特地告诉我，上海京剧院现在情况真乱，要民盟来帮助；
说“某党员领导同志对王熙春有意见，”又说“一团可出不起她这样高的薪水，将来演完了，势必请她走路”。
还煽动地说：
“等整风的时候，这些党员要好好地整一整，要向他们算算账。”
陈仁炳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对我讲呢，现在回想起来，明明是他披着关心演员、同情演员的外衣，企图激起演员对院领导的不满情绪。
在党的领导下，现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阴谋揭发了，使这群跳梁小丑，原形毕露，也使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陈仁炳的面目，我一定要提高警惕，站稳立场，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
我要大声告诉右派分子，我们坚决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右派分子是想把新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路上去
盛丕华说：
是可忍，孰不可忍！
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又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人不能没有回想，尤其是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回想到我的一生经历着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一系列的黑暗时代，国家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控制着的，是分崩离析的，政治是腐败贪污恶劣的，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水深火热、朝不保暮的。
总而言之，是国已不国，民不聊生。
不少仁人志士目击心伤，起图挽救，然而不得其道，终于无成。
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自己，毅然决然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大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完成了对日抗战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到今年还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胜利。
国内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团结和统一，国际间取得了崇高的威望，几万万劳动人民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热烈而又艰苦的建设工作，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光辉的成就是不可想像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周总理说：
“只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够为全体人民利益着想”。
从我几十年来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这话是无比真实的，是万分正确的。
我衷心拥护。
在这样一个六亿人民的大国中，进行着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在取得了光辉灿烂的胜利成果的同时，发生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这原是不可避免的。
党中央为了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更好更快，克服由于过去剥削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所造成的某些错误和缺点，进行党内整风，并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这是工人阶级政党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明措施。
不少党外人士也都以诚恳的态度，从善意出发反映情况，提供意见和建议，党中央虚怀若谷，悉心考虑，择善而从，有错必纠，胸襟是宽阔的，气魄是伟大的。
就在这时候，待机而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竟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各个方面齐头并进，提出所谓：
“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轮流执政”“大党主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等等狂妄荒谬的言论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冀图削弱、取消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新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上去。
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意味着要推翻由于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英勇奋斗、无数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几万万劳动人民辛勤劳动而取得的胜利果实而重行回到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中去，这是我们每一个爱国的人民所绝对不能同意、丝毫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坚决回击的。
毛主席讲话中列举了六条标准，并说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标准，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章乃器是工商界的公仇
在这里，作为在工商界担任工作的一分子的我，要特别对右派分子章乃器加以控诉！
工商界大多数是爱国的，这是因为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要摆脱这三座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所以同情民主革命，有些人也参加了民主革命。
但是就资产阶级本质来说，他们不可能很自然地爱社会主义的。
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正确地执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基础之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眼看到一直受人欺侮的祖国坚强地站起来了，因而感到光荣，接着受了党和政府长期的教育，逐步懂得要祖国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子孙幸福，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学习了毛主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亲切教导，更懂得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坚定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终于受到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和职工群众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的推动，出现了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这是我们工商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迈进一大步。
但是企业进入合营并不等于工商业者本质的彻底改造，工商业者本质的改造必须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不是改头换面的掩饰；
因此企业合营高潮后，在肯定工商业者积极一面有所增长的同时，必须指出消极一面的依然存在，从而加强工商业者自我警惕和深入改造，这才是符合广大工商业者最基本的利益。
但章乃器却不是这样，他抓住工商界思想上消极的一面，阴险地散布毒素，说什么两面性大家都有，说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已经没有本质的不同，说定息不是剥削等等。
他就是用这种麻醉的毒酒、蜜饯的砒霜来欺骗、毒害工商界，使工商界否定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使工商界放松改造乃至抗拒改造。
一年以来，章乃器反动活动更形猖狂，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谬论，使不少工商业者思想混乱，出去视察也要抓住机会向民建、工商联散布反动谬论，因而大大影响各地工作。
到最近共产党举行整风，他的狂妄荒谬登峰造极，他对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主张大加鼓励，说他是过急地要进社会主义。
显然，延长剥削绝对不是要进社会主义，而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打掩护。
他还鼓励上海另外一个工商业者黄苗夫发表荒谬言论，愿意为他撑腰。
他诱惑工商界与工人阶级采取对立的态度。
他把工商业者的改造说成比地主的劳动改造都不如，用煽动的口吻说：
“难道还要来一个五反吗？”
总而言之，章乃器对工商界极尽欺骗恐吓煽动的能事，他要拉拢工商界达到其个人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认为工商界牢骚越多，他的本钱越大。
章乃器的一切活动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抗拒改造，扩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一面，要工商界跟着他一道走到自绝于人民、自外于统一战线的死亡道路上去。
他真是我们工商界的公仇！
工商界中有些人对右派的斗志还不够坚强，应该在斗争中进一步锻炼自己
自从李部长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社论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民建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揭穿了章乃器一贯地系统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行动，号召全国工商界和他划清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界限，展开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后，上海工商界在这“大喝一声”之下，开始觉醒。
但是程度很不平衡，多数人是能够认清章乃器本质因而加以批判驳斥的；
但也有人对于章乃器反动谬论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于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认识不足，因而反击章乃器等右派的斗志还不够坚强；
也还有人对章乃器表示同情，执迷未悟的。
这说明在工商界中展开反右派分子斗争是一个很艰巨的思想工作，同时也是工商界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
因为工商界正在改造，它有积极的一面，也还有消极的一面，发扬积极的一面，这是展开斗争的力量，但对它的消极的一面，也就是与章乃器的思想有共同性的一面，必须同时进行严肃的批判，才能使斗争有力地展开。
所以我们对这次斗争的目的要求，一方面要与章乃器划清界限，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另一方面也要从斗争中检查思想、提高认识来加强自我改造。
即就我本人来说，八年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对党的领导是极诚拥护的。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是遵循着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来办事的，我是愿意早日看到社会主义建成的。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有两面性，我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对于章乃器的荒谬言论，总的讲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他有一些话，曾经引起我的共鸣。
最近我作了一次检查，发现有一些事件上，我的错误思想是严重的。
例如去年民建举行中常会和二中全会，大家对章乃器的关于两面性的问题错误看法展开了批评。
那两次会议，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民建实在是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
在当时，我对于这种意义认识是不够的，虽然也参加对章乃器的批评，但对章乃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同情，我不从政治意义上来认识那一场斗争的重要性，而只是片面的强调团结和方式方法。
这显然是错误的。
又如今年05月间民建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来讲话，讲到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
在章乃器讲完后，我就说定息是工人阶级拿出来的，也可以说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赠与，因为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
现在检查起来，这话也是错误的，反映了我对定息的认识还是不正确的。
检查以上事情，我的内心很负疚。
当李部长在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会议结束时，指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有了思想提高，我认真地作了自我检查。
我体会到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要有力地反击右派分子，同个人的思想改造是分不开的。
必须深刻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明辨是非，才能真正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从我自己推想到工商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一定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曾经对章乃器同情过的，或者在某些问题上赞成章乃器的看法的，我希望这些同志们、朋友们赶紧参加这一对章乃器右派分子的斗争，在斗争中检查自己、锻炼自己。
工商界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现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了，周总理又向大会作了内容极为深刻的报告，我们有了斗争的武器，我明确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存在，而且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激烈的。
我还认识到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性的一面，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使我进一步认清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不是个别野心家的孤立的反动活动，而正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对抗一面的集中表现。
现在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工商界讲来，是一场极其严肃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地参加斗争。
为什么工人农民对香花毒草那么容易辨别，而我们工商界却是摇摇摆摆模糊是非呢？
这就是说明工商界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很容易与右派分子集中表现的消极一面发生或多或少的共鸣。
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使我们站不稳社会主义的立场，使我们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摇摆不定，如果没有党中央及时揭穿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明确指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让章乃器反动活动发展下去，受欺骗迷惑的多起来，对我们工商界的改造将发生怎样后果呢？
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因此我从衷心里感谢党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及时提醒，大喝一声，使不少工商业者从摇摆中坚定起来，从迷糊中清醒过来，能够平平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我们工商界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了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也是我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具体实践。
我们要从反右派斗争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进一步接受改造。
我们必须认识：
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才不致迷失方向，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光明大道。

扎喜旺徐（左）喜饶加措（中）同程艳秋正在漫谈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
本报记者　高粮摄

我所见的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农村支部
聂国青的发言说：
　我是个年近八十岁的人，今年四05月间去湖北省的襄阳专区视察工作，走了若干个县，也到了不少农业社作了深入考察。
我听了很多，看的也很多，深刻感到一年来农村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农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党的基层干部在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上细致地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右派分子的谎言，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得意忘形的野心家。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正处在由贫困变富裕的深刻转化中。
今年四、05月间，我去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专区视察工作，着重了解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情况。
在这期间我到过随县、枣阳、襄阳、光化、谷城等若干个县，听了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的汇报，并且也到了不少的农业社作了深入考察，我听了很多，看的也很多，我深刻感到一年来农村里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使我大有落后了几年之感。
我看到在农业合作化的鼓舞下，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兴修农田水利、积肥造肥、改良农具、种子等各项增产措施的实施，在农业合作化的第1年就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农民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农村面貌已焕然一新。
在我视察快结束的时候，小麦已经收割完毕。
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小麦又打破了前所未有的记录，取得了五个县的大面积丰收，每亩平均产量都达到三百多斤以上。
农业丰收，农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我们的辛勤努力取得的。
从我所到过的这些地方，当地党政领导和全体农村干部，他们除了正在全力以赴的领导农民开展规模宏大的农业生产运动外，他们自上而下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上，还特别注意了对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的安排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共随县两水乡首义社分支部多方面的积极帮助困难户安排生产和生活，就是我所看到的在这方面所做的无数细致工作中的一例。
从这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平凡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右派分子对我们可爱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攻击是何等的荒谬和无耻。
两水乡首义社在农业合作化后社员的生活变化情况和他们是怎样帮助困难户安排生产和生活的，我想向代表们作个简要汇报。
首义社是1955年冬由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由于发挥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优越性，和其他所有的农业社一样，合作化的头一年就获得了丰收，小麦平均亩产二百零八斤，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八十五；
籼稻改粳稻由亩产四百二十一斤提高到五百零二斤，增产百分之十九；
亩产皮棉五十九斤，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去年分配时，全社二百八十四户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户增加了收入，1955年每人平均收入四十八元，增加到去年的六十七元，增长百分之四十。
合作社虽然增了产，大部分社员增加收入，生活有了改善，但是社内仍有三十七户社员过着三够（够吃、够穿、够用）不足的生活（这里不包括烈军属和五保户，他们的生活根据政府的规定，合作社早就已经做了很好的安排），其中困难较大的是十六户，1956年的平均收入只四十元，比上中农生活水平低近一倍。
据调查，困难原因有三：
一是长期生疮害病的，二是原来家底薄，积债过多的，三是家大口阔人多劳动力少的。
累计欠债一千四百六十元，其中有若干户欠债都在一百元以上，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衣穿和缺少小农具，贫农杨正启五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与妻子共衣换洗，有六户没有挖锄、锹影响出勤，少做了工分。
困难户的生活合作化后，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他们长期的贫困生活确不是一时可以改变过来的，家大口阔户蔡华启七口人五个小孩，只有自己和妻子两个劳动力，收入少、负担重，生产情绪不高，有的说：
“有劳力的好，无劳力的有五保，就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不好搞。”
有的甚至生产完全失去信心，不好好劳动，没有钱找社里支款，并说：
“反正合作社不会饿死人”等等，显然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就必然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这个社的党支部对此引起了充分的重视，从去年冬天起支部就经常开会研究他们的问题，并采取困难小的由信用社贷款，困难大的从社的公益金中补助的办法，全社共贷款三百一十二元，公益金补助二百一十元，做了七十七件棉衣给少衣服的穿。
经过一段的努力，安排困难户的紧张情况缓和了一些，但支部仍然认为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办法，要解决困难户的问题，必须进行长期安置，采取具体措施根本解决。
经过支部多次研究后，统一了认识，分片进行挨户访问，摸清每户不同的思想情况和困难原因，然后订出帮助困难户由贫困变富裕的全面规划和具体措施。
他们的办法是：
第1，因人制宜进行活路安排，作出劳动规划，根据他们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弱的特点，把喂牛有经验的十五户安置喂牛，每头牛一年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可以抵大半个劳动力的收入，一户木匠安排专做社内木活。
第2，从家庭副业上进行扶助，主要是养猪，采取一般困难户喂糙猪，困难较大户喂母猪的办法，资金由社内解决，计划今年底达到一人一头，或一人二头。
喂鸡每户达到十只。
第3，在不过分加重社员负担，经过社员同意的原则下，从公益金中适当给予补助，邓从亮四口人两个小孩，本人生病一年多只妻子一人劳动，社里决定他的病未好前，每年从公益金中补助他一百元。
对目前缺少农具、衣服的四户从公益金中支出做了十二件棉衣、买了农具八件给他们，困难都基本得到解决。
这些办法都是支部慎重提出，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作为决议执行的。
根据这个规划，这个社十六户较大的困难户，今年有八户可以达到上中农的生活水平，八户可以达到一般的生活水平，到1958年有十五户可以达到上中农的生活水平，只一户仍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
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证明，农村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真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6年在转高级社以前，这个社过着三够有余即上中农生活水平的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去年就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三够的1955年是百分之四十点八，去年是百分之二十五。
三够不足的，1955年是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去年就下降到百分之十三。
我完全相信再经过一两年的努力，这个社的贫困面貌就可基本得到改变。
生动的事实教育了每个农民，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以前有三户中农想退社，现在说：
“我死也不退了”，单干的中农许明志说：
“合作社不收我，赖我也是要赖到合作社的。”
这个社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再一次说明，这只是我所看到的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我到其他县，他们也都非常系统具体的注意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谷城县长对我说：
“我是把这件事当成个重要政治任务去完成的。”
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特等农业劳动模范、谷城县新生活社主任、共产党员蔡以田同志的住房里就贴着一张困难户的名单，名单上有每一个困难户的具体安排规划和党支部对每户的分工负责人。
蔡以田同志每月检查一次执行情况，他们的行动和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共产党员一样体现了他们关心群众疾苦的高贵品质，因而他们也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人民群众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善意的向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于帮助党克服和防止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起到有益的作用。
但是右派分子却用两面派的手法，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叫嚷：
“八年来的工作缺点是主要的”，“漆黑一团”，“人民生活下降了”，“什么事情都搞糟了”，他们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反对“党天下”，铲除“三害”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们这些得意忘形的野心家，企图把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一股推翻党的领导、搞垮社会主义事业的狂风暴雨。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几年来的生活实践对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是极为深刻的教育。
上面我向各位代表汇报的那些情况，中国农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及其他各种反动势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困难户再过几年就不见了，难道这些叫“糟得很”吗？
广大干部和千百万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如像蔡以田同志一样把困难户的名单贴在房子里，这就叫“共产党员脱离了人民群众”，“无恶不作”吗？
我是个年近八十岁的人，我不但以自己的认识和经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己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
八年前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人民自己在历史上第1次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几年来我们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我们已经做了旧中国几十年几百年所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也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劳动迅速地改变着国家的面貌，难道这些是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所能够取得的吗？
受人民爱戴的共产党绝不是一阵邪风就能够吹倒的。
右派分子还有他们的市场，我们不能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宽容，对他们的任何宽容，听任那些反动言论不加驳斥，就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
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把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在人民群众的面前揭露无遗，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永远跟随着共产党走
李德全的发言
解放八年来，我们国家已经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工人们在解放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者，不仅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全世界的第1位。
自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我国一直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不发达的国家。
八年前的今天，在工业方面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当时连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上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
工人阶级不只在经济方面发挥了主人翁的态度，在新中国历次的伟大政治运动中都起最先锋的带头作用。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也是从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开始的。
广大农民由于有工农联盟的基础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不只生活上有了根本的改变，尤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后，已经逐渐地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他们现实的生活。
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历次伟大的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改造的运动中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在党的领导下，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达到空前的繁荣。
知识分子本身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工农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我们的事业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奔向社会主义的目标，我国生活发展的规律将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成绩在我们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里永远是主要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奇迹么？
谁能否认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呢？
从周总理和其他政府部门负责同志的报告中都生动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全国人民都为我们的成绩欢欣鼓舞，感到自豪，但是丧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不但对我们的成绩熟视无睹，反而怀着无比的仇恨，并且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三害”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等等狂言乱语，主张要共产党下台，要拿资产阶级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
中国人民的心是和共产党和毛主席联在一起的。
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这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正确地指出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党派的成员像共产党员那样高度的阶级觉悟，大公无私，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他们联系着广大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并且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这种高贵的品质是任何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所不能衡量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在过去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受着内外强大敌人的残酷镇压，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奋斗，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把神圣革命的火炬高举到全国，终于获得了全国的胜利。
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我们的繁荣幸福生活都是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分不开的。
我们的党并没有为这样大的成绩而满足，还在继续加强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因此更要整刷纯洁党的队伍来迎接这个更艰苦、更繁重的光荣任务。
请问有那一个政党能够像共产党这样的胸怀远大，忠于人民的事业呢？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党和领袖，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全世界的进步人士们和兄弟国家共产党，都以无比的心情尊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
毛主席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中国人民有这样光荣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有这样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无限的光荣和幸福，也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没有的光荣和幸福。
我们怎能不像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来爱护我们的党，保护我们的党呢？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只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暴露了他们的原形而为广大人民所唾弃。
右派分子们！
我要警告你们：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们应该及时猛醒，不要自绝于人民。
在整风中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一时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更应该深刻接受这次的教训，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中，彻底改造自己，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次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
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紧要的关口上，既不能倒下来，又不允许背着资产阶级的包袱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去，历史的车轮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如果要跟上时代，只有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

作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
高镇五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彭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董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张检察长的工作报告，并且要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现在我来谈谈河南省今年如何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大力贯彻执行群众办学的方针问题。
是好现象而不是坏现象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几年来，我们河南省和全国各省一样，劳动人民子弟入学人数已日益增多，目前小学生人数近四百九十万人（为1949年的三倍半），中学生人数三十一万多人（为1949年的七点六倍）。
在历年的中、小学毕业生中，参加生产的人数已有八十余万。
成绩是很大的。
但目前学校教育的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这一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今年毕业的中、小学生总数五十三万人中，将有四十万左右不能继续升学；
另一方面表现在全省目前尚有适龄儿童一百六十万人（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三十四）不能入学。
今后如何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大力贯彻执行群众办学的方针，是解决我省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正确的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正确的分析这个矛盾，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的反映客观实际，然后根据实际可能，采取适当的措施，妥善处理，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前进一步。
我们对于这一矛盾的认识，首先应该肯定：
我省已往的中、小学教育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今年有较多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是几年来中、小学校教育发展的结果，不是工作中的错误，更不能因此否认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我们从李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所列数字来看，国家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如果要求国家拿出更多经费把全部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和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完全包起来，不仅违反了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方针，对国家工业化也是不利的。
其次，还应该肯定今年有较多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与过去大部分升学和全部升学的情况相比，应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坏的现象，这是由于今年较多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了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还由于高中毕业生的增多和大专学校今年的招生数适当的收缩，这就为今后提高大专学校的教育质量打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因此，妥善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大力贯彻执行群众办学的方针，是适合当前的群众要求和国家建设需要的。
当然实现上述方针，是存在着许多困难的，只要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群众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社会主义农村在召唤
现在首先谈谈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问题。
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不仅今天如此，今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如此，这是普通教育发展的正常现象，今后在初中还未成为普及教育以前，不能升学的比例，应该是：
小学较大，初中较小，高中更小，形成像宝塔式的形状。
目前我省的实际情况，是符合于教育事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的。
妥善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对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我省的中、小学生的社会来源，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子弟，他们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如果农民子弟一经读书，就全部永久的脱离农业生产，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从郑州郊区佛岗、十里铺两个农业社的调查，共有人口二千五百五十三人，内有五百四十五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其中青年三百二十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强；
在青年中，正在中、小学读书的（应届毕业生在内）一百五十一人，占青年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强；
应届毕业的中、小学生六十二人，占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四。
如果这些青年学生毕业后都不回去参加农业生产，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这两个社必然因劳动力不足而影响生产，这两个社在劳动负担上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约为十二亩到十五亩，经营很粗糙，去年每亩平均产量小麦只一百一十斤，玉米二百五十斤，很显然土地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就两个社的社干现有文化水平来看，两个社现有的十五个会计中，仅有一个是初中肄业学生，四个相当小学文化水平，其余十人都是识字不多勉强会打珠算的农民；
在现有三个技术员中，有两个仅具有初小文化程度，另一个是文盲；
民校二百八十人，经常讲课的教员仅是高小毕业生；
如果不安排他们到农村参加生产，两社的社务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要受到严重影响的。
青年学生在农业生产中的范例
另就已经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目前情况来考察，他们不仅已经成为光荣的第1代有文化的农民，而且在农业生产上已经起到明显的重要作用。
如沈丘莲池小学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两年毕业生三百八十五人中，有二百二十八人参加了农业生产（占毕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二），他们在社里担任社干的有一百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点五（社长一人，生产队长八人，会计四十五人，记工员三十六人，技术员十二人，教员三十一人，团干五人）；
在政治上有四十六人加入了共青团，两人参加了共产党。
偃师县大口乡中学毕业生张光友担任生产组长后，由于他能够注意及时解决互助生产中的困难问题，团结组员，带动了各个生产组，把这个村庄各方面的工作都推动起来，各县类似这样的模范事例很多，不胜枚举。
关于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问题，据郑州市统计，该市除了准备将今年的六千八百三十五个（市区三千九百七十三人）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安排到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生产组织中参加生产和准备采用自学小组、合作学校和私立学校等办法，使之继续学习外，还打算大力动员组织城市青年去农村参加生产，根据初步摸索的结果，除思想障碍外，具体困难也还不少，如住宿、吃饭、生产股金、农具等，但今天农村已经高级合作化了，参加合作社的社员，不同于过去束缚在几亩土地上的个体农民，这一点对青年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且还有广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生产，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工作艰苦深入具体帮助，这个方针是一定能够贯彻实现的。
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
其次，谈谈如何贯彻执行群众办学的问题。
关于发动群众办学，我省群众过去是有兴办学校的优良传统的。
在1952年以前，我省绝大部分小学和一部分中学，都是由地方群众采用多种形式发展起来的。
历年来，由于我们对普及教育的方针政策在思想认识上不够明确，并且曾经规定了若干不利于放手发展的要求和限制，过分强调正规化，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又错误地把大部分的民办小学由国家接办过来，使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目前全省由厂矿、企业、机关团体举办的中学已有三所，学生二千九百零七人；
小学三十三所，学生一千三百二十一人；
群众合作举办的小学一千四百四十三所，学生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
初中班一处，学生五十九人。
以上数字占全省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六。
此外还有私立小学六所，学生七百五十五人。
今年省人委公布群众办学暂行办法以后，两个月来，仅郑州、开封两市已经举办和正在举办的机关、团体及私人举办的合作中学共五十七班，可以吸收学生两千八百人；
校舍、经费、师资等问题，他们都能自己解决。
这些事实说明，在国家可能举办的教育事业以外，依靠社会和群众力量，采用多种形式举办学校，以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是可以适当地满足适龄儿童和暂时不能升学又不能参加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学习要求的，应该大力提倡推动。
总之，根据我省经验，只要领导上采取适当措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很快地开展起来。
轻视劳动的思想应受批判
诸位代表：
我们对这个方针的认识是通过实践不断提高的。
我们的工作也是随着认识的提高不断前进的。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批判青年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方面轻视体力劳动的“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等错误思想，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还必须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方面密切配合，深入了解各方面需要用人的情况，为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做好准备。
至于过去在教学工作中对贯彻执行劳动教育的方针不够经常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以及在普及教育工作中过分强调正规化等错误观点，我们准备在这次整风中认真的加以检查和克服。

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
教育学术界同人应为青年打开通往祖国遗产之门和通往世界学术之门，帮助青年在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挥独创精神。
周谷城的发言
我在湖南小组会上已经讲过许多话，现在仍想在这里就教育学术问题发表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1957年预算表上高等教育经费比1956年有增加，科学研究的经费增加更多，这是由于祖国在进步，拿得出钱来发展教育学术，令人兴奋。
尤其特别令人兴奋的是空前未有的发展学术的新时代。
学术的发展，在历史上有过两个大时代：
一为古代。
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都有高度的发展，但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到中世纪就衰落了。
另一为近代。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又有一次高度发展，但也为剥削阶级所垄断，到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也受了阶级的限制，不能充分为人类服务。
我们今日则不然，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进入了发展学术的空前未有的大好时代，我们的学术不会有剥削阶级来垄断，只会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可以无限发展，这特别令人兴奋。
在这个空前未有的大好时代里，教育学术界的同人应为青年打开两张门：
一为通往祖国遗产之门。
祖国文化遗产如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都很丰富。
只可惜都还未经过现代化。
例如正史里面的经济史料没有编在一块，没有篇章节目，没有内容提要，没有新式标点，完全停在原始状态中，不易为青年所接触。
同时青年的水准很低，对祖国文化遗产，如同外国人一样，完全陌生。
我们必须赶快对祖国文化遗产作一番现代化的工作；
同时必须帮助青年提高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分析批判能力，以便在祖国文化遗产上作发扬光大的工夫。
其次我们要为青年打开一张通往世界学术之门。
世界学术，日新月异，尤其社会主义国家学术发展之速，01日千里。
例如苏联的学术有好多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目前大学生，对世界学术不甚关心。
我们要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学术水平，必须使青年能摸摸世界学术水平的底。
因此，须帮助他们赶快提高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分析批判能力，学习世界的知识和经验。
如周总理所指示：
“认真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我们帮助学生打开两张门，并非只要他们站在门口，而是要希望他们在祖国遗产和世界学术的基础上，发挥创造精神，对祖国的建设作出贡献。
几十年前，无政府党人常说：
共产党若当了权，人类的个性和独创都会消灭。
现在国内也有人发这种谰言。
右派分子章伯钧就是这样。
但他们完全错了，共产党所要消灭的是剥削和贫困，不是个性和独创；
消灭剥削和贫困，才真正有助于个性的培养和独创精神的发挥。
要青年发挥独创精神，便须帮助他们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
几年以来，教育学术界的同人常作自我批评曰：
我们只能在每门学问的导论和结论里硬装些马克思主义，正文中就不会装了。
我想正文中没有装，可能是学理讲透了，符合了马克思主义。
若导论和结论里，明确地装进些，使青年熟而能生巧，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几年来，有些大学生常批评先生曰：
这科也装些马克思主义，那科也装些马克思主义，重复讨厌。
他们以为学的太多了，其实是太少了。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拥护私有的前提下学习资本主义，已几百年，还嫌不够；
学校里还有拥护私有制的公民训练。
我们在否定几千年私有制的前提下学习马克思主义，还不到八年，难道就够了吗？
绝对不会够的。
我们不能迎合学生的错误思想，我们一定要赶快提高自己，帮助他们学好马克思主义，使能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贡献。
以上所说的右派分子章伯钧是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曾领导着全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
他不是不晓得。
其次宪法明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制度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这宪法更是他亲自参加制定的。
然而今天，他竟利令智昏，发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荒谬主张，企图破坏宪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决不承认章伯钧的领导。
我相信所有忠于共产党领导，忠于宪法的一切成员，也决不承认他的领导。
我们坚决同共产党走。
坚决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汪世铭的发言
这几天，我听到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彭真副委员长各项工作报告。
这些报告总结了我国各方面建设工作中的成绩、缺点和经验教训，正确地、严肃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反动言论，指出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正确道路。
我对这些报告完全同意和拥护。
我现在谈一谈我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体会和意见。
一、反右派分子斗争的伟大意义
自1949年到现在短短的八年时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又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创造许许多多惊人的奇迹。
我们的国家达到空前的统一，我们的国际地位达到空前的提高。
这些成就和奇迹，就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不承认。
联合国经济报告中也说，1956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1。
还能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吗？
这些成绩是与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也是与苏联大公无私的热诚援助分不开的。
我1956年春季到东北视察，亲眼看到许多新型工厂都装备着苏联最新最好的机器，看见许多苏联专家正在辛勤忘我地帮助我们建设，传授给我们最新技术，同时把苏联最新的设计图样送给我们，这就使我们以往不能自己制的东西，都能制造出来了，并且开始制造出来的成品就能达到国际水平。
长春第1汽车制造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就是显著的例子。
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说苏联不好，诋毁苏联，破坏中苏团结。
百年来历史事实证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
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是我们六亿人民所共同遵守的最高原则，这是我们的国本，绝不能容许有任何动摇。
中国共产党为了改进工作，加强领导，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进行和发展，开展了反主观主义、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党内整风运动，要求各方面党外人士提出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这样的整风运动发扬了最广泛的民主，是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代所做不到的事，所不敢做的事。
这一整风运动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受到极大的感动，更坚决地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残余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就利用我们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乘机向社会主义道路，向党的领导发动猖狂进攻，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并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为篡夺国家领导权作准备。
最可痛恨的，领导这一猖狂进攻阴谋活动的是一些有很高政治地位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如章伯钧、罗隆基之流。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全国人民一致的愤怒。
党和政府给予这些人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很大的信任，是要他们更好地领导各民主党派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反利用所得到的政治地位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真是令人痛恨，令人不能容忍。
我们民主党派成员一定要与全国人民一道对这些反动的右派分子予以坚强的回击。
只有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和顺利完成。
反右派斗争对整风运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要坚决地进行反右派的斗争
从报纸上和各方面所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的活动事实来看，他们的确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想把我们扭向资本主义道路，要取消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所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绝不能容忍这些反动的右派分子阴谋破坏的，我们要与这些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右派分子首脑和骨干在我们全国人民中毕竟还是占极少数，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站稳立场，与这些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限和思想界限，并把全副力量投入这一场政治斗争中。
我们要尽量揭露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和罪行。
右派分子的阴谋是非常毒辣的，他们常耍两面派的手法来欺骗人民。
在他们的反动罪行被揭发后，他们还说，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效果和影响不好，甚至说，他们是“无心犯错、常犯错”。
这些话，除我们敌人外还有什么人相信？
我们要正式警告这些右派分子：
我们全国人民的警惕性都已提高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再想进攻是不可能的，你们再想欺骗，是欺骗不了的。
我们要与你们斗争到底，不胜利，决不收兵。
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光明道路，就是赶快回头，认识错误，把你们一切活动阴谋，把藏在你们心灵深处的一切丑恶，把你们的秘密计划、组织，把你们的一切秘密社会关系，赤裸裸地、老老实实地、毫不保留地向人民认真交代，彻底坦白。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了，也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了。
我还要建议：
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已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原选举单位应当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不能让任何反动的右派分子盘踞在内。
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的，也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
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自从右派分子发表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荒谬言论以来，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思想发生混乱，是非不能辨别，也有不少人被这些右派分子利用，立场模糊起来。
主要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毒素，一听到右派分子的言论，思想感情就接近起来，甚至有共鸣之感。
这一事实说明了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是非就不易辨别，立场就容易模糊，也很容易被人利用，引入歧途，这是多么危险呵！
人们的思想多半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头脑中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往往社会向前进步了，而思想意识还停留在旧的阶段上。
这需要经过长时期艰苦的努力和斗争才能彻底改造过来。
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在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用工人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就是在经济上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意识上要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改变为工人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思想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
思想改造比经济改造要难些，时间也要长些。
根据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八九个月来学习的体会，我认为思想改造必须从以下各方面努力。
第1，要深入细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要深刻地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
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阶级斗争。
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必须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脑海中挖除出去，这就是必须先否定自己，为新的思想扫除障碍，开辟道路。
不这样做，旧世界观是不容易改变的，新世界观是不容易建立的。
第2，要在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
例如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应当检查我们自己思想感情有没有与右派分子接近的地方，是非能不能立刻正确辨别，立场有没有动摇。
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提高我们的政治嗅觉，并与右派分子作坚决不调和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
我们要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改造我们的思想。
第3，要与工农劳动大众接近，建立思想感情。
最好每年能有一定时间住在农村或工厂，尽可能地参加工农生产劳动。
这是改造思想一个很好的努力方向。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世界观的改变是必要的。
思想改造越彻底，立场就越站得稳。
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立场转变的过程。
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以上所说的三方面努力，我相信思想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坚持反右派的斗争。
我们要从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团结
孙作宾的发言
我坚决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演，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各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愿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实现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
现在我仅就青海地区的民族工作情况和民族团结问题作如下发言：
民族团结是做好全省工作的基础
青海省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一半，搞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是做好全省各项工作的基础。
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青海的各级党政机关、各族干部和当地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在一起，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并且在此基础上稳步的实行社会改革，几年来，全省已培养了六千八百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建立了六个民族自治州，七个民族自治县。
在自治机关中，少数民族干部都占了相当比例，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的，以六个自治州为例，共有正副州长三十九名，其中少数民族正副州长三十二名，汉族副州长七名。
帮助调解了两万多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
通过救济、发放贷款等办法，解决了四万多贫苦牧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现在农业区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已经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牧业区虽然没有把民主改革当作一项运动来进行，但是由于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牧业区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互助组已有了发展，全省参加互助组的牧户约占总牧户的百分之十六点六，并且在海南、海北等地试办了三十八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公私合营牧场。
柴达木盆地的资源勘察工作，在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大力支援下，已有了显著成就。
全省的粮食生产，从1954年起即已基本上达到自给，改变了青海省历来粮食不足的情况，牲畜头数由1949年的七百万头，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五百九十六万头。
在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获得了初步改善。
例如1956年农牧民的购买力，较1949年提高一倍多；
中小学学生的数目，1949年是四万二千多人，1956年是十六万九千多人；
过去农、牧业区各县几乎全无医院，现在全省已有医疗机构一百三十六个，各县都有了医院，医务人员数目已由1949年一百零三人，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六百七十六人，病床数目已由1949年的一百张，增加到1956年的一千二百八十张；
公路由1949年的四百七十余公里，发展到1956年的七千六百多公里，汽车由1949年的十四辆，增加到1956年的三千二百多辆。
所有上述这些成就（当然还有其他各项工作和建设的成就），就使全省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就使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在各族人民群众中获得了衷心的爱戴和信仰，就使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各族人心，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
各族人民都了解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保证，而共产党又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的伟大救星。
有些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平等团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
果洛地区有的代表人物说：
“我国历代没有人提过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共产党提出了这个政策，不但主张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且主张各民族内部的团结，不但不压迫少数民族，而且真诚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积极维护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党我们是真诚拥护的。
解放前我们为了求平等、求团结，驮了八万白洋去见国民党的四川省主席，到了四川以后磕了十二个头，花光了所有带去的钱，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求到，最后路上马也死了，路费也没有，讨着饭回来，有两人死在路上，可是解放后，我们并没有花钱，共产党就给我们带来了民族平等团结，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因此我们要坚决的跟着共产党走。”
这正是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所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会遭到各族人民的唾弃而自趋灭亡的。
必须注意克服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错误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工作中就没有缺点，也不是说在青海地区的民族关系中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更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忽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很明显，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繁重，农业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要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牧业区才开始试办生产合作社，要逐步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需要和当地与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在一起，坚持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在人民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工作。
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各族人民作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
要完成这些伟大任务，就必须认真注意克服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就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
毛主席指示：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应当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现这个指示。
对帮助各民族充分实现地方自治权利的工作做得不够
过去几年，我们在青海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
对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实现其自治权利的工作做得不够。
有些自治州按其实际情况本来应当根据宪法制定一些单行法规或者条例，以便利于各民族更好的实现他们的自治权利，但是由于我们对党的民族政策体会不深，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缺乏调查研究，一直没有帮助他们制定。
有些汉族干部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和意见尊重不够，应该请示的没有请示，应该报告的没有报告，少数汉族干部甚至还存在着轻视和歧视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他们总认为
“只能是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汉族向少数民族没学头”、“现在是少数民族拖汉人的后腿”等等。
有些地方对少数民族的特点也照顾不够，例如在有些民族联合社中没有很好地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使少数民族感到不方便，甚至有的少数民族社员为此要求退社。
在基本建设中有些事情本来可以在牧业区举办，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也欢迎办，但是由于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计划不周，缺乏统筹安排，结果没有办。
首要的是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
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在青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中，不仅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且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整风学习，认真地加以克服。
当然，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中，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存在的，也应当注意克服，但是在青海地区当前的民族关系中，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只有认真地注意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才能有效的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毛主席说：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这样去作。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克服我们在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缺点，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民族团结，胜利实现在青海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在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有关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对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的宣传教育工作。
必须经常的及时的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加强对干部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继续注意作好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教育改造工作。
应当承认，过去几年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有显著的进步，但是今后还须进一步经常的、耐心的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认识，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争取团结他们和我们继续一道前进，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同时，今后要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加强党在农业区特别是牧业区的群众工作，提倡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多和群众直接见面，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帮助下面干部发现和解决群众中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便于联系少数民族群众和向少数民族学习，我们准备从省级机关重新推动汉族干部努力学习藏文藏语，这一工作在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干部中，已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还须予以加强。
中共青海省委已经决定在今年秋季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专门检查在民族工作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研究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和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办法。
我相信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青海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逐步完成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
以上发言，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只有共产党才使少数民族得到彻底的解放
马乐庭谈安徽回民政治上、经济上的重大变化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大会的其他几个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安徽的回民生产、生活情况，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安徽的回民（约十四万人）解放前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大都从事小商小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经济文化也都是极端贫困和落后。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贯彻了民族平等政策，我省广大回族人民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获得了彻底解放，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
几年来培养和提拔了回民干部约一千人以上参加各级政权工作，做到了当家作主。
据普选统计，回民当选为基层人民代表的有七百一十八人，在三十九个市县中当选为市县人民代表的有二百零七人；
当选省人民代表的有七人；
省政协委员的七人。
如果根据选举法规定我省回民是不够选一个全国人民代表的，可是我省却选出了一名；
休宁县只有五户回民也选了一名县人民代表；
在定远回民聚居区二龙乡还建立了民族乡，干部实行了民族化，由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我深深体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有回民的政治地位。
我们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同时在经济上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土改时我们回民和汉民兄弟一样分得了土地等五大财产。
政府为了支持回民迅速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还拨发了大量的生产补助专款，并由银行发放低利贷款，社会救济也都给予优先照顾，帮助回民解决了很多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
1956年我省回民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和广大人民一道，欢欣鼓舞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农村，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回民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汉民兄弟共同组织了五百多个社，积极地进行发展生产，经过和自然灾害进行紧张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农业社巩固下来，社员收入大都有所增加。
据五河县四铺中心农业社（是个回民多汉民少的社，计224户1019人）调查，去年虽然受了很大的涝灾，但由于组织起来力量大，发挥了集体抗灾的优越性，实行了生产改革，并得到了政府和汉民的大力支援，因而就战胜了自然灾害，获得了比过去单干时增产四成的收成，社员的生活也随着有了显著的提高。
该社在秋收后不长的一个时期，就有二十五户社员盖了新房，三十四户翻修了旧房，社员们共买布一万八千多尺，缝制棉衣一千五百多件，单衣四百五十件，做新棉被二十床，购买卫生衣二百八十件、球鞋六十双、胶鞋四十五双、热水瓶十五个。
社员刘万礼家，入社前一年要缺几个月口粮，冬天未穿过棉裤，入社后不仅口粮不缺，还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全家六口添制棉衣六套，卫生衣三件。
住在城镇的回民，在政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经营的企业和摊贩都分别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经营，人员亦得到适当安排，政府并在劳动就业上给予优先照顾。
同时还组织了城市贫苦回民开展各种副业生产，政府在资金、技术和税收上都给予支持和照顾，不仅使部分无固定职业的和家庭缺少劳动力的回民有了生产门路，而且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例如亳县制硝生产社回民程玉顺，过去十来年都没有被子，今年做了两床棉被。
合肥车站饮食合作小组的张寿发过去生活很苦，全家连棉被都没有，现有三人参加合作小组，每月得工资一百三十元，这不但改善了生活，今年还添制了新被和新衣。
几年来政府还大力支持回民发展文教事业。
拨发了近四十万元教育补助专款，帮助回民小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补助回民员工生活，解决回民中学生求学的困难。
现在全省共有回民小学三十二所，学生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人，占回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回民中学生一千四百七十人，占回民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零五。
解放前寿县没有回民大学生，现在仅城关镇就有大学生十三人。
同时政府对回民疾病医疗方面，也有专款支持，仅1956年全省享受医疗减免费的有一万四千一百零八人次，用款一万八千多元，还在蚌埠、芜湖两市建立回民诊所，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回民的卫生条件。
另外对阿訇生活照顾问题，三大节宰牛、油粮供应等等也都给予特殊关怀和照顾。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使我们少数民族得到彻底的解放，使我们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逐步提高了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
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给我们带来了繁荣和幸福。
有些右派分子说共产党把事情都办糟了，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这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回民从几年来的亲身体验中，深刻的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回民今天的好日子。
我们坚决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容许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我省回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地粉碎右派分子进攻，来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当然我们回民的生活现在还不是那么美好，有的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肯定的说比解放前好多了，但这并不是共产党搞糟的，而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长期剥削压榨的结果。
我们回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依靠本身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和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医学工作
沈克非、朱宪彝、柯　麟、张　岩、王淑贞、吴英恺、俞霭峰、诸福棠、石增荣、
何碧辉、徐佐夏、黄家驷、刘承钊、林巧稚、梁伯强、章央芬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通过这些报告，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使我们更有信心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我们是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
今年四、05月间，我们中一部分人在广州、南昌、杭州、上海、沈阳和大连视察了六个医学院的教育、医疗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了解了一些当地的医疗预防工作的情况。
通过这次视察和结合着自己的工作体会，我们深深地感到解放以来，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校学生已达四万五千九百余人，相当于解放前的四倍。
教师队伍扩大到六千八百余人，为解放前的三倍。
毕业生达三万四千五百余人，相等于解放前二十年总和的三点六倍。
在新疆和内蒙等地建立了新的医学院，为少数民族培养卫生干部。
医学教育不仅有量的发展，也有了质的改变。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教育，医学院的师生们在思想觉悟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了我们的医学教育必须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的，几年来，大批的毕业生散布到全国各地为工农兵服务。
这些成绩是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获得的。
有人认为这几年的医学教育事业没有成绩，说是教学改革改坏了，学习苏联学错了，学生的质量降低了，还有人狂妄的喊叫“党不能领导高等教育”、“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这是完全和事实不符合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意中伤，想把我们的医学教育事业拉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这是两条路线在高等教育工作中的斗争问题，我们全体高教工作者应该提高警惕，并给右派分子以有力的反击。
我们认为几年来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成绩是很大的、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从这些成绩看来，我们认为党不仅是能够领导高等医学教育，而且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在几年中把过去带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医学教育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医学教育。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艰巨伟大的变革，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各医学院中，还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尽快解决，各医学院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着重谈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一、医学教学工作方面的问题
解放前我国医学教育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每年毕业生很少，他们又都集中在大城市为少数人服务。
解放后，在思想改造和学习苏联的基础上，调整了院系，确定了学制，制订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了三百多位教师编写了教科书，改进了教学方法，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工作使我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培养出大批医药卫生干部为工农兵服务。
但是几年来，我们感到学制和教学计划的改变过于频繁了些，不够稳步前进，造成各医学院中工作忙乱。
修业年限短，而课程门数多，造成学生负担重，难以发挥独立思考。
在各门课程的分配比例上，基础科学时数太少，生产实习时间太短，影响了质量的提高。
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都做得不够，自从去年着重提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后，在学生中出现了纪律松懈和忽视政治的倾向，在教师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些抬头。
在学习苏联问题上，犯了一些教条主义，没有很好地照顾到我国在师资、设备和其他条件上的情况。
在学院发展上，照顾了需要，而没有很好考虑到可能。
在师资和设备方面，虽然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各院还感不够，影响了教学和研究工作更快地提高和开展。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
（一）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医药学院中，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全体师生的马列主义水平，以便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教和学的积极性。
为此必须加强学校中党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我们反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什么“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等等的反对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的谬论。
（二）学习苏联仍然是今后改进医学教育工作的方向。
学习苏联，而不很好结合中国实际，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有人企图因此而全盘否定苏联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和苏联医学科学的先进性是错误的，建议今后我们应继续认真学习苏联，并把已获得的先进经验予以巩固，对于不适用于我国的部分予以改变，对于我国原有的良好经验应予以发扬。
同时也应吸收其他各国有利于我国建设事业的经验。
（三）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并提高教学质量，建议将医学院学制延长为六年；
但须有充分准备，可先在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并应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不再作变动。
改六年制后，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和基础医学的时间，并将生产实习延长为一年。
在未改制前，应允许各院在符合总的培养目标的原则下，适当地修改现行教学计划，并延长生产实习时间。
（四）各医学院的师资和仪器设备是不平衡的，今后应更多地注意充实条件较差的医学院。
可选择少数较好的医学院减轻招生任务，作为师资培养和进修的基地。
同时也可采取兄弟学院间和兄弟教研组间“挂钩”的办法，密切联系，互相协助。
医学院和科学研究机构间也应充分协调，以利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医疗预防方面的问题
解放以后，党就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并在我国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几年来已使我国卫生事业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
天花、霍乱、鼠疫都已基本上消灭，麻疹、白喉死亡率显著降低。
各城市先后建立了防疫站、妇女儿童保健站和各种预防机构，并开始推行了划区医疗和地段保健工作。
但由于医疗工作忙，有些防治机构忙于医疗而放弃了预防，有些卫生行政当局对于传染病医院的设置和管理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某些流行病的管理上，预防为主的精神贯彻得不够。
医学教育工作中也犯了轻视预防的毛病，很少有教师带领学生认真下矿厂、农村或保健地段做人民所需要的预防工作，因此有部分医学生在校不重视卫生学保健组织等课程，毕业后，也不愿意做预防保健工作。
医学院附属医院负有双重任务，既有医疗工作，又有教学工作。
因此医生的工作十分繁忙。
几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善了制度，提高了技术，基本上树立了一切为伤病员服务的观点和工作作风，完成了这种双重任务。
但由于任务重，就产生了医务人员不足，教学床位不够，经费收支不平衡等现象。
有些病人和病人家属对几年来医务人员思想认识提高的估计不足，对医护人员不够信任，对于他们的劳动不够尊重，甚至有的还打骂医生，侮辱护士。
这既影响了医护人员的情绪，也妨碍了工作的正常进行。
对于护理工作，几年来，护士没有进修和提高的制度和机会，又取消了医院中的护理部，护理工作由医生领导，很多护士觉得没有前途。
卫生行政部门对这问题虽已作了指示，但不够具体，没有解决问题。
最近卫生部公布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要求做这手术的妇女增多，而避孕门诊人数减少。
这既不符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又不能达到节育的目的，因为手术后不久而又怀孕的不在少数。
而且人工流产有一定的危险性，对妇女的健康不是没有影响的，各地反映这一措施不够恰当。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建议：
（一）今后在卫生经费的分配上，应重视预防保健方面，这类事业是收效大而经费省，既是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又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
对于预防保健人员，应予以重视，并给予足够的鼓励，给按期进修的机会。
对于医学生和各级医生必须给予预防为主的教育，使他们都有机会做一个时期的地段保健工作。
在医学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教师，必须利用地方的保健机构作为教学基地。
（二）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务繁重应适当地补充医护人员，对有些医学院还应增加附属医院的病床。
同时卫生地方当局应予医学院大力协助，使地方医院中有教学能力的参加教学，把条件好的医院作为合作教学医院，发动医院把适合于教学的病例转给医学院或合作教学医院，并避免将过多的医疗工作给这些医院。
（三）解决医院经费的办法，一方面应改进贫病减免制度，使确需治疗而无力负担的能得到减免，另一方面应加强医院中增产节约的各项措施，避免浪费，有的劳保和公费医疗病人要求不必要的打针吃药，甚至病愈不肯出院，应严格享受公费的标准并酌收部分费用，以减少浪费。
（四）对于医疗事故应明确界限，不良的工作态度和不应有的医疗事故应继续揭露和批评，但对在现有的条件下，已尽了一切努力而未能挽救的事件，称为医疗事故而加以指摘，是会妨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的。
舆论界的责任应该是：
一方面揭露不应有的医疗事故，帮助医务人员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另方面也应宣扬医务工作中的好人好事，使病人和医务人员互敬互爱。
各级领导对于医务人员的正确建议和正确措施，也应予以支持，这才能使他们勇于负责，更好地完成医疗任务。
（五）护理工作是医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护理人员，社会上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工作上应给予应有的职权。
并确定护士进修制度，使能不断地提高技术。
（六）人工流产应看作是采用避孕方法失败后不得已的手术。
为了保护妇女的健康，为了使避孕工作顺利推行，医务人员和孕妇们都应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工流产问题。
我们希望各界人士对这一观点予以有力的支持。
三、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国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在过去是很分散的，也只有少数人员在进行。
解放后，先后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若干研究所，在各医学院中也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这样就有了较大力量来从事于科学研究工作。
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医学科学研究领导机构，使大家能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研究工作。
教师们对于研究工作的热情是很高的，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一工作。
去年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科学远景规划，在医学方面规定了五项重要科学研究任务，更使医学研究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最近科学规划委员会又召开了会议，讨论了科学体制，并提出了解决科学研究条件的各项具体方案。
这些方案的实施必定会进一步使科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
现在全国医学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都在比较集中地进行有关我国主要寄生虫病、传染病以及其他主要疾病的防治工作的研究，并环绕这些疾病进行中医、中药、化学药物、抗生素等各方面的研究。
配合工农业的发展，也做了些改善生活环境、生产环境卫生和提高劳动人民健康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已取得初步的成绩。
我国的医学科学还是落后的，但由于有了计划，并集中了力量，已经解决了一些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也开展了像心脏手术之类的新的工作。
有人说我国解放以来科学没有发展，还有人说我国科学倒退了，不是十二年赶上国际水平，而是十二年补课，这是何等荒谬的言论！
但不能否认，由于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差，教学任务忙，研究设备不够，因此工作开展不够快，成绩也不够大；
特别是在临床医学方面，由于医疗工作繁重，教学时间还嫌不够，更少有时间开展研究工作。
在另一方面，有些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发挥集体力量认识不足，教研组间科学仪器使用上互通有无做得不够。
我们建议今后应加强医学科学方面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并根据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加强合作和协调，团结一切力量，为尽快地赶上国际水平而努力。
此外，在视察中，许多单位反映医护技术人员应有休假制度，实习医生应有实习生活补助费，我们已把这两个问题作为提案提出；
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也有不少意见，我们已在视察报告中向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就不在大会上报告了。
各位代表：
以上所谈的三方面的问题是医学工作发展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的是由于卫生领导部门不深入下层，了解情况不够，也没有广泛征求和足够重视许多教师和专家的意见，以致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不够恰当。
有的是由于我们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发展，并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彼此不够尊重的现象，以致没有更好地发挥力量。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克服三个主义，提高认识，加强团结，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
我们也要求各位代表督促检查卫生方面、特别是医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使我们能更好地培养医药卫生干部，能更快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西北建设事业的成就驳倒了右派的谎言
曾泽生和喻德渊谈视察青海柴达木和甘肃河西走廊的印象和建议
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给我们很大启示，更清楚地认识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形势，赋予了我们无比的战斗力量。
在这次会议上，又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我们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些报告，并为祖国的不断前进和发展而感到振奋！
今天，我们把本年04月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和甘肃省河西走廊视察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向大会作个汇报。
西北建设事业01日千里
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我们看到西北建设事业正在01日千里的前进。
1956年更是大发展的一年，青海省许多项工作，这一年的发展速度，相当于解放后六年的总和。
解放前全省有水浇地七十四万亩，解放后从1950年到1955年的六年中，增加水浇地五十四万亩，而农业合作化以后的1956年一年，就增加了七十五万亩。
过去青海是个缺粮的省份，现在粮食基本上能够供应全省的需要。
1956年全省粮食产量已经超过1949年的两倍，油料作物产量超过1949年的三倍。
在沙漠上，在山谷里，出现了不少新的市镇，架起了无数的钻机，修建了许多发电站、修机场，从这里不断传出探宝的捷报。
医疗卫生机构，从马步芳统治时代的十个机构发展为现在的二百九十六个，增加了二十八倍多，卫生人员增加了十七倍。
在教育方面，中等学校学生人数比1949年增加了六倍，小学也增加了将近三倍。
青海是个多民族的地区，解放七年来民族学校增加了将近五倍，学生人数增加了六倍多，并采用本民族语文进行教学。
七年来，所以能有这样快的发展，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是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
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探区，由于海拔高，气候不好，交通不便，在客观条件上有很多困难，可是那里的勘探队员以忘我的劳动，战胜了一切困难，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鼓舞的。
今年02月，柴达木盆地的冷湖石油钻井大队，缺乏煤和水，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工作。
水电车间没有煤烧，就以“油渍土”代替；
食堂炊事员捡煤渣作饭，省出煤来支援生产；
大家还把取暖用煤拿出来给工程用。
祁连山的镜铁山探区，过去是个人迹罕到的高山峻岭，不但没有公路，连小道也没有。
地质勘探队开始进山时，就住在岩洞内。
工人在六、七十度的悬崖上进行槽探，需要把身子系在钢绳上，在这悬崖上进行钻探，更是不易，过去曾经有几名工人，就在槽探与钻探工作中，从钢绳上滑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1955年冬，为了争取春节前开钻，职工们兜里装上一个馒头，一块冰块，上山工作。
这些动人的事例是很多的。
广大干部、职工们的这种自觉性、积极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不去看看，是想像不到的。
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央提出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在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探区，也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
青海石油勘探局在盆地的职工，今年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投资缩减了一半，可是计划完成的任务，却比去年增多了。
过去一个石油轻便钻井大队是三个区队，一个区队部就有一百多人，现在撤销了区队，大队部只有五十多人，这样抽出了几百名干部。
而在盆地一个人，光工资一年平均就要两千多元。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钻井进尺增加，成本降低。
冷湖钻井大队，今年以来月月超额完成任务，02月份完成计划指标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八，03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八。
这个钻井大队，今年的钻探成本，可比去年实际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青海石油勘探局所属各单位，计划在今年一年中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二万两黄金的财富。
宝藏万千的好地方
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是个资源丰富值得开发的地方。
经过两年多的勘探，找到了许多种地下矿藏。
柴达木盆地一个储量丰富的铅锌矿，现已进行了百分之七十的勘探工作，如果沿这个矿带向东西延长，发展的远景还很广阔。
与柴达木盆地衔接的祁连山的镜铁山铁矿，矿体很厚，已查明具有丰富的储量，开发后是西北一个很好的钢铁基地。
柴达木盆地有一百多个石油储油构造，盆地西部和北部已出油，证实储油层是没有问题的，现正在陆续进行勘探。
柴达木北面祁连山的煤，质量很好，瓦湖寺和木里的煤可以炼焦。
柴达木盆地鱼卡、小柴旦，德令哈等许多地方都有可供取暖用的煤。
柴达木盆地盐的储量非常丰富。
现在知道的有十三个盐湖。
我们看到的查卡盐池，储量五亿吨，可供全国吃一百二十年。
这还是个中等盐湖。
另在察尔汗盐湖上用盐铺了一座盐桥，长达七八十里，可通过载重十吨的大卡车。
这些盐湖产的是结晶盐，从湖里打捞出来就可以吃。
盆地还蕴藏着硼砂、钾盐等工业原料。
北部边缘还陆续发现铬、镍等矿藏。
盆地东半部水源比较充足，农业发展很有前途。
国营德令哈农场，三年来共开垦荒地六万九千多亩，小麦每亩产量三百斤，青稞二百七十斤，洋芋二千斤，小麦高产达七百斤。
察汗乌苏、小柴旦、马海、噶尔穆等地都有水源，如果进行一些水利建设和土壤改良，都可以发展农业生产。
现在柴达木盆地的粮食还要靠外地调运，蔬菜供应也很困难，今后随着勘探与建设事业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这些地区的农业，对青海的开发与建设将起很大作用。
柴达木过去原是一片荒野，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勘探，也进行了一些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很多成绩。
现在右派分子硬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搞糟了，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抱敌视态度的人，有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怎能不叫我们痛恨？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就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捏造和歪曲。
看到的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下面把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探区看到的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谈一谈。
第1、是工作的配合和协调问题
在盆地及祁连山进行勘探工作的有很多部门和单位，有找金属矿的；
有找石油的；
还有搞科学研究的。
他们所进行的工作，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性质却很相近，而且互有联系。
过去各部门各单位之间，在互相交换资料互相支援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工作上的配合和协调还很不够。
如勘探一项，柴达木盆地的鱼卡地区有三个单位都各做了一次大地测量，并定了基点，但谁也没有联系。
地形测量，可能各个单位要求的比例尺不同，但大地测量是可以统一起来做的。
物探工作地质部门和石油部门虽然要求不同，但也不是不能协作的。
科学研究也有各个部门联系不够，工作重复的现象。
这就不能不浪费一些人力物力。
如果各个部门能紧密配合，互相支援，不仅工作起来便利，而且也可以为国家节约资金。
第2、是关于计划管理的问题
大柴旦的企、事业单位，都是随着勘探工作的发展新建起来的，它们对支援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过去在经营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单位的计划不切实际，造成很大的浪费。
在经营管理上强调保证供应是对的，但是却忽视了对消费对象的需要进行调查研究。
据反映有的采购员长期驻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对盆地的实际情况了解很不够，往往根据大城市的生活情况考虑盆地的需要，因而采买的商品就很难切合盆地的需要。
第3、是关于提倡节约克服浪费现象的问题
在我们到过的地方，看到那里的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得很好。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如有的地方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要求过高；
某些工作还有不少浪费现象。
突出的是柴达木石油公司从玉门运往柴达木盆地的石油，途中损耗大得惊人。
去年05月至08月，共运油四千七百零七吨，超耗油八十一吨（除去合理损耗）。
据汇报有一次一车二十多桶汽油，运到柴达木只剩下了一桶。
其原因一是油桶质量不好；
一是装运方法有缺点，加以远途运输，路面不好，途中油桶互相磨擦撞碰，将油桶震裂漏油。
我们和石油公司玉门办事处负责同志交谈，他们认为除请中央考虑酌情调换一部分质量较好的油桶和注意旧桶的修焊工作外，应考虑设法改善装运方法，利用废旧轮胎在油桶上加两道箍，这样可以减少磨擦撞碰，避免损耗。
这一点最近青海省来信说已经做了，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须请中商部发给他们一部分双料油桶。
第4、是关于知识分子工作问题
我们在视察中看到大多数单位都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了知识分子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探区的各项工作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有的单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还不够。
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在思想方法上有些片面性，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往往对成绩、优点看到的少，而对问题、缺点则看到的多，有个别人计较地位待遇，情绪不够安定，有的人对领导、对工作不满，就写讽刺文章提名为“流浪者”，“夜半歌声”，应该说这些人的情绪是不够正常的。
另一方面，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存在一些安排和处理不当的问题，如有的实习员没有工作做，有的实习员对评级评薪不满，没有很好的说服。
在工作方式上也有些简单生硬，如青海石油勘探局所属单位，有二十八个实习员联名向局的领导写信提意见，该局一封公开的复信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就不够妥当。
如说“有些实习人员不是我局计划需要的，也不是我局发展规模、设备情况和勘探任务所能负担得了的，但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分配来了，不仅不好加以拒绝，而且只有欢迎……”，“如果你们认为还不能解决问题，向中央监察机关提出也是可以的。”
显然这样提法不会起到好的作用，据我们当时了解，一部分实习员还是有意见，而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
第5、是职工生活问题
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探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来的，那里是高原地带，海拔一般在二千七百公尺以上，气压低，空气干燥，气候较冷，加之常常吃不到青菜，对身体有些影响。
青海石油勘探局反映，有些职工患夜盲症、胃病、指甲塌陷等病，希望卫生部门派人去作些调查研究，对于如何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生活，进行一些研究。
在柴达木盆地消灭传染病等工作，青海省也感到技术力量不足，希望中央卫生部门给予帮助。
柴达木盆地和祁连山野外勘探人员生活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宿舍与休假问题。
野外勘探人员工作与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流动性大，而一部分青年职工需要回家解决婚姻问题，已婚的职工，家属也不能带到工地，不易团聚。
当然根据当前国家的经济状况，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困难，但是长期不解决也是不恰当的。
各单位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三：
一是建立野外勘探人员的休假制度；
一是在离工地较近的城镇建立后方基地；
一是在工地带一部分家属。
我们认为这三个办法可结合起来考虑，一般职工可考虑轮休或根据可能建立一些后方基地；
而高级技术人员、机长、班长等不能轻易离开生产岗位的人员，可考虑让他们在工地带家属，但这一部分要限制在最小限度。
另外，目前休假制度不统一，石油部门的职工在盆地一年以上的每年休假二十一天（回家的途中时间在外）工资照发（出盆地发基本工资和百分之四十的生活补助费），车船费也补助一部分；
而地质部门的工人，平时每月休息两个星期日，其余两个星期日集中起来，一年有二十六天大公休，但回家路费由自己出。
路途远的一次就需要花几百元，负担很重。
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连这二十六天大公休也没有，请假回家，一不发工资，二不发路费。
因而地质部门职工对此问题有些意见，认为：
同是野外工作人员，待遇不应悬殊过大，希望适当调整。
几点建议
对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第1、加强勘探工作的协调配合。
建议首先由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
在制订勘探计划时，应同有关部门深入了解，密切配合。
在省或柴达木行政委员会这一级，是否可建立有关勘探业务工作的统一领导？
比如建立各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办公室或其他的联系制度，负责勘探业务工作及与勘探工作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规划、交换资料、研究资料和重要工作的联系等等。
基层单位进行工作时，既要争取有关单位的配合帮助，也要注意对有关单位给予必要的配合与协助。
第2、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一方面纠正基本建设中追求规模大、标准高的偏向，另一方面改进一些制度，使野外津贴等不致于差额过大。
对于柴达木石油公司运输石油的浪费现象，请有关部门研究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及时解决。
中央商业部门是否可从交通条件好的地区，给他们调换一部分质量好的双料油桶？
或改用一些油缶车运油？
第3、进一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必须解决又可以解决的问题，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第4、适当解决野外勘探工作人员的休假及生活基地问题，特别是现在休假制度不统一的问题，请有关部门研究，适当处理。
第5、试探柴达木东南各盐湖中的钾盐。
在茶卡至德令哈间有一花岗岩体出现，延续达百余公里，柴达木东南角也出现有较大花岗岩体，显然在柴达木东南各盐湖中，多少含有钾、硼等成份，希望地质勘探部门进行研究与勘探。
各位代表，正当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竟有些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黄绍竑、龙云、储安平、葛佩琦等，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
恶毒地污蔑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我们一定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进行坚决的斗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我们的建设成果，勤勤恳恳，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前进！

三位爬山队员坠崖牺牲
新华社8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天宣布：
全总爬山队队员师秀、国德存、彭仲穆三人，在从贡嘎山主峰返回大本营途中，不幸坠崖牺牲。
06月13日，全总爬山队征服主峰的六位队员在从主峰回到拔海六千八百公尺处山脊时，突然遇到暴风雪袭击。
那时，云雾迷漫，雷电交加。
队员们虽然正从冰雪坚硬的陡坡结组下山，为了避免电击，有时只得放开冰镐，缓步前进。
当时，队员彭仲穆、师秀、国德存三人在大雾中突然从冰坡上滑倒，迅速坠下二千多公尺高的断崖身亡。
师秀、国德存、彭仲穆等三人是我国优秀的爬山运动员。
他们曾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
去年，他们还参加过中、苏混合爬山队，登上了“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
师秀是河南人，我国最早的爬山运动员之一。
彭仲穆是四川的森林流放工人。
国德存是满洲里铁路的公安人员。

中共河北省地委书记会议号召全省农民
克服困难　战胜灾害　力争秋季丰收
新华社保定8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2日到5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集中地检查和研究了有关争取秋季农业丰收的各项问题。
从各地汇报的情况来看，自今年春耕开始到现在，全省各地都以极大的力量领导和帮助农业社克服了去年灾后的种种困难，整顿了社的组织和制度，解决了社的生产和经营管理上的许多问题，保证了春季作物的适时播种。
现在一般春苗生长良好，麦收后夏种又大部比较适时，给争取秋季丰收造成了有利条件。
但是，在某些麦季歉收地区、连续受灾地区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地区，干部和农民生产情绪有些松懈，对争取秋季丰收信心不足。
有些农业社包工包产制还没有认真推行或还有不合理的现象，劳动组织还不够合理，财务账目还没有及时结清，有些社干部作风还不够民主。
在生产上，有些农业社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
最主要的如：
牲口瘦弱，肥料不足，耕作粗放，尤其是连年受灾地区的土地几年不能翻耕。
当前又正处在向水、旱、虫灾害斗争的最紧张的季节。
因此会议认为，必须集中领导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农民的增产积极性，坚定丰收信心，克服困难，战胜灾害，争取秋季丰收。
针对上述情况，会议确定在七、八、九三个月内，首先要采取措施帮助各农业社把生产搞好，在灭虫、防汛、积肥追肥、精耕细作等各项生产活动上，开展小型竞赛，及时评比。
第2，集中力量帮助农业社改善生产管理，特别是队、组的生产管理。
要切实检查社向队、组包工包产的实行情况，具体帮助队、组解决包工包产中的不合理问题，克服浪费和窝工现象，提高劳动质量。
各地委要抽出专人研究和总结队、组包工包产采取较长期固定的典型经验。
据各地农民反映，过去生产上变动太多，干活心里没底，要求稳定下来。
这种要求是值得注意的。
把社、队的规模、耕作区划、包工包产、牲畜农具的使用保养、财务制度、生产规划、种植计划以及劳动、分配制度等，经过调整，根据各社不同情况，积极地有步骤地一项项定下来，较长期间不再变动，对于稳定农民生产情绪，明确奔头，作长远打算，是很必要的。
要切实帮助农业社进行研究规划，定出社的较长远规划。
例如缺粮社几年内达到自给社，自给社几年内达到余粮社，采取什么主要措施等等。
各乡、各县、各专区直到省，都要在年度计划基础上作出长远规划。
要立即着手帮助各农业社制定群众性小型水利发展规划，秋收前定案，秋收后直到明年春季开展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性小型水利建设运动。
此外，牲畜喂养管理、肥料问题等，也都要研究出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还着重研究了有关奖励生产的几项政策问题。
对于继续贯彻粮食“三定”政策、社内按劳分配、奖励超产单位和个人、奖励多种薯类、保护和发展牲畜、利用闲散荒地增产、社员养猪自留地等，都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在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时，要根据有利增产和有利农业社巩固的原则，更多地给各地以灵活机动的余地，以便高度地发挥这些既定政策的鼓励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会议强调提出，必须结合生产，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各地除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以外，可以结合当地实人实事开展宣传运动，大力宣传政策，扫清邪气，解除农民思想上的顾虑，激发农民增产积极性。
此外，会议对作好当前粮食工作、生产救灾工作等措施，进行了讨论。

为我国纺织业开辟新纤维资源
安东化学纤维厂生产人造羊毛
新华社安东8日电
我国第1座人造羊毛的安东化学纤维厂，8日开始连续试生产。
生产出来的第1批人造羊毛，跟最细的天然羊毛相似；
经过化验鉴定，它的强度、拉力、色泽都很好。
把这种人造羊毛跟天然羊毛放在一起，很难区分它们有什么不同。
这种人造羊毛的主要原料是木材。
人造纤维是现代纺织工业中新开辟的一种资源，发展前途极广阔。
人造纤维的用途极广。
根据配料的不同，有的能超过任何其它纤维的强度，可以做降落伞、航空气球；
有的像普通丝、麻和棉纱一样，能织成各种漂亮的衣料。
人造羊毛还可以同天然羊毛混纺成毛线或高级呢绒。
这个工厂建设在1939年，在日本投降的时候遭受破坏而停产。
从1956年夏天开始，动手恢复并改建这座工厂，增添了部分厂房和设备。
今年05月04日开始试车，本月08日转向试生产，计划到明年第2季度开始正式生产。
到那时，按照设计生产能力，这座工厂将日产十二吨人造羊毛。

从装配零件到生产发射机的北京广播器材厂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解放以前是个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
那时候，这个工厂只能用美国进口零件装配五灯收音机等简单产品。
近几年来，这个工厂试制成功的各种类型的发射机有十一种，其中大部分在国内还是首次制造。
下图：
这个工厂试制成功了大型的一百二十瓩的短波发射机。
这种发射机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也能用于国际间通报或通话。
图为职工们正在安装发射机控制桌的仪表。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上图：
这是这个厂解放以前的情况。
　新华社稿

保证提前完成1957年国家计划
沈阳莫斯科两变压器厂开展友谊竞赛
本报沈阳8日电
记者文天申报道：
沈阳变压器厂全体职工7日下午举行大会，通过一项保证书，响应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变压器厂最近向他们提出的开展社会主义友谊竞赛的倡议。
莫斯科变压器厂和沈阳变压器厂的友谊，早在1950年就已建立起来。
苏联政府曾经派遣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那卓列夫斯基同志到沈阳变压器厂帮助进行改建和技术改造工作。
沈阳变压器厂也曾经先后选派了十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到莫斯科变压器厂去学习。
最近，沈阳变压器厂总工程师汤明奇随同我国电机工业部代表团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八国技术合作会议的时候，莫斯科变压器厂正在开展迎接10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劳动竞赛。
这个厂的职工们热情地通过中国代表团，写信向兄弟的沈阳变压器厂发起开展友谊竞赛。
信里提出了提前并超额完成1957年国家计划的竞赛条件，并且表示：
为了使双方兄弟般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加强经验交流，将进行有系统的通讯，寄技术资料和工厂报刊，以及交换代表等。
这封信受到沈阳变压器厂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
在7日四千多名职工举行的大会上，职工们也针对自己工厂的生产情况，提出了提前和超额完成1957年国家计划的竞赛保证条件。
正在沈阳的莫斯科变压器厂总工程师那卓列夫斯基同志，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

栓皮是栓皮栎的树皮，体质细而轻软，富有弹性，并且具有不导电、不传热等性能，是制造软木和救生、防腐等设备的必须材料。
河南省今年所产的栓皮，质地纯净，厚度大，弹性强，质量良好。
这种栓皮出口，每吨可换回钢材四吨。
上图一：
河南省伏牛山区嵩县万村乡农业社的社员在采剥栓皮。
上图二：
待运出口的大批栓皮。
秦寒光、齐保元摄（河南省林业厅供稿）

夏季丰收了，争取秋季再丰收
湖北农民为秋季丰收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
新华社武汉8日电
夏季丰收了的湖北省，全省的农业社和农民又在朝气蓬勃地争取秋季大丰收。
夏季丰收，使湖北省的农业社进一步地得到了巩固，并为秋季生产，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
全省90％左右的农业社都增了产，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
例如新洲县冯铺乡先锋一社，今年收获了小麦二十万斤，比去年实收小麦五万斤增加了三倍。
全社三百六十四户社员户户增加了收入。
社员胡苟伢，去年夏季只分得十六·二元，今年夏季分得了一百四十八元一角。
社里六户“五保户”，去年夏季只给他们分够了口粮，今年除给他们分足口粮以外，还给他们每人分了一百五十斤柴草，三十斤超产奖励粮和四元八角零用钱。
由于收入增加了，各农业社的社员不只生活有所改善，而且向社里投资来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高了。
前述新洲县先锋一社最近就用社员所投的资金，买回了一万一千斤油饼，作水稻和棉花的追肥。
全省各地获得丰收的社，社员都表示，要在夏收增产的基础上，争取全年更大的丰收。

对防汛加强检查
监察部发出通知
新华社9日讯
监察部今天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厅、局发布通知，要求他们加强对防汛工作的检查。
通知说：
为了战胜洪水、保护农业生产和人民的安全，各沿江沿河和滨湖地区的监察机关，应即主动地协同各该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民政部门对防汛工作与救灾工作进行检查。
在洪水到来前，主要检查防汛力量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和防汛器材的准备工作，以及险工加固工作的进行情形。
在洪水发生后，应集中力量检查抢险、堵口工作和对灾民的救济安置工作。
发生涝灾地区，应即抓紧对排涝和恢复农田生产的工作进行检查。
通过检查，督促和改善这一工作。
对因麻痹大意抢救不力而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职干部和机关要及时进行检查处理。

山区生活侧影
新华社记者　冯东书
最近几天，平定县东四乡很热闹，三百来户的山村接待了上万赶庙会的客人。
记者走进村里，就被那种繁荣景象所吸引。
妇女们的爱好
站在高岗上远望庙会市场，就可以看到妇女们给整个市场增添了不少色彩。
在市场上，穿土布衣服的妇女是很难找到的，年青妇女不穿花衣服的也不多，她们除了还没有穿裙子和皮鞋以外，其他穿着和装饰同城市里的一般女工人女干部比较，看不出多大区别。
记者访问了好几个布摊，布摊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并不是所有的花布都受妇女们欢迎，四角钱左右一尺的花色鲜而不腻的花布卖的最多，大红大绿的花布那是供孩子们用的。
庙会上的女用短袖汗衫和背心，一两天内就被购买一空，卖货的人都说“有多少都能卖得了”。
文化用品的新主顾
赶会的这个村，过去只有两个地主子弟上学。
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村的学龄儿童98％入了学，全乡入学儿童也占到学龄儿童的95％。
他们成了文化用品的大主顾。
已经在小学毕业的或者还在学习的农村知识青年都喜欢买上一枝水笔。
我在村里遇到几个小孩，他们才上三、五年级，居然没有一个人没有自来水笔的。
两角钱看一场戏
近几天，平定城里一个山西梆子剧团来到这里，每天唱两台戏，白天一台，晚上一台，每场票价两角，还是站着看。
全场能站一千多人。
剧团演了三天，场场客满，观众还嫌场子小。
山区人民现在多么渴望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我还访问了当地供销社的负责人，他说：
这次庙会的繁荣真出乎意料，因为过去老是听说农民没有钱。
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钱，农民家家养鸡下蛋，政府还决意收购山区的土特产，现在就连破布、烂铁也变成了钱，所以市场上缺的不是钱，而是商品准备的不足。

山区的县委书记们看林业馆刘杰
“这回可发现了森林的秘密！”
“这回才深切地认识到了林业生产的重要性！”
这是山区的许多中共县委书记和农村工作人员参观过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以后的反应。
自从展览会开幕以来，林业馆先后接待了来自全国山区（包括半山区）的一千多个县委书记，他们是这个馆的二百多万观众中间参观得最认真、同时也最受重视的一部分参观者。
这些山区县委书记们除了参观以外，还听取了林业部负责人关于林业工作的报告，应邀同林业专家们举行了座谈，看了关于林业的电影。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一次参观收获真不小！
当县委书记们从林业馆里具体地了解到我国森林资源极端稀少而又分布不匀的情况，了解到木材和林业产品产量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巨大需要很不相称的时候，他们感到又惊讶又着急。
一个林区的县委书记感慨地说：
“过去只看到我们县里林子不少，就以为森林资源不成问题，哪知道从全国来看，森林太少了！”
有些人看到用木材加工制成的比羊毛还柔还白的人造毛，比天然丝还漂亮的人造丝，像钢铁一样耐用的压缩板和层板木管，赞叹不已。
江苏省有些山区县委书记说：
如果我们大量发展林业，用更多的木材制人造纤维，就更容易解决棉花同粮食争地的矛盾了。
造林是好事，这是没有人会否认的；
但是有些人却认为，“从栽树到收益的时间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
可是，事实并不全是这样，这次前来参观林业馆的山区县委书记们在林业工作经验交流中，就介绍了许多林业生产很快得利早的实例。
比如南方各省的山区农民在栽杉木的同时点种油桐，头三年在林地上混种杂粮，第4年起，油桐就开花结果；
杉木长大以后油桐衰老，但这时杉木就可以间伐了。
江西省婺源县洪源乡第1农林生产合作社采用农林混作方法，每年可收玉米三百六十担，油桐一千担，每年可伐杉木二千根，这些项目已成为这个社的主要收入。
来自山区的参观者还交流了培育速生树种的经验，大家认为这个办法也可以在林业生产上把群众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山西省夏县栽植群众喜爱的榆树、臭椿、洋槐等速生树种，收效很好。
特别使大家感兴趣的是钻天杨，因为它生长快，容易繁殖，不憩地，材质也好，如果采取密植办法，五年之后就可以间伐椽材。
经过这次参观和交流经验，山区县委书记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破坏森林资源、忽视林业生产的危害性。
广东省的参观者就举出这样的例子：
广宁县有三百八十个合作社，其中以经营林业为主的有三百个。
但是现在已经有八十个社因为林木砍光，社员收入下降；
如果继续盲目砍伐林木，再过三、五年，还会有八十——一百个社减少收入。
浙江省奉化县三石乡由于大量砍伐林木，水土不能保持，引起河床上升三尺多高，去年两次洪水就冲毁水旱田一千三百九十亩、房屋一百三十九间。
但是，在重视林业生产的地方，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甘肃省武山县委书记介绍，几年来这个县造林、封山育林的面积达到二十八万亩，1954年发生大旱灾，林区附近的农民由于依靠山林开展副业生产，胜利度过了灾荒。
这个县的农民因此获得了一条经验：
“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
从那以后，农民培育森林的积极性更高了。
现在，在成林地区，林业和副业收入已占农民总收入的38％。
这个县的马河乡因为有了森林，农民不但自己有柴烧，而且每户能收入卖柴钱十五——三十元。
同时，森林使水源也增大了，全乡的水磨由三盘增加到十六盘。
由于沿河开渠灌溉，粮食产量也增加一倍左右。
参观者还谈到了山西省平顺县羊井底乡和阳高县大泉山乡培育森林、保持水土的典型经验。
所有这些事例，使参观者更加信服地认识到森林对于防御自然灾害、稳定农业生产和繁荣山区经济的重要作用。
这次参观不但使大家提高了认识，而且增强了领导群众建设山区的信心。

我国人造纤维工业新的一页
新华社记者　赵春烈　鲁牧农　沈平
安东化学纤维厂已经生产出一捆捆白色、柔软的人造纤维——人们通常所叫的人造羊毛。
这是我国纺织业新开辟的一种纤维资源。
制造这种羊毛的工厂跟纺织厂完全不同，它的整个机器设备同一般化学厂相似。
在一排排低矮的厂房里，有许多弯弯曲曲的管道和矗立着的罐塔。
用木浆制成的厚纸板运到厂里以后，就放到一个厂房里去调湿，使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然后送到烧碱溶液里去浸渍、压榨，再把它送到粉碎机里绞成细末。
这种细末通过真空输送机吸入硫化罐，升化成橙黄色的粒状体。
这时，已经看不到一根根短纤维，它变成了磺化纤维素。
在烧碱里，它被溶解成粘胶。
这种像蜂蜜一样的粘胶，滤去杂质，抽掉汽泡，用管道送到纺丝机。
安装在机器上的盛着酸性液体的槽里，有一个个贵重合金制成的喷丝头，每个喷丝头还不及普通的手表大，上面却有一千个微细的小孔。
粘胶通过那些小孔，喷成像藕丝似的固体人造纤维。
一部纺丝机上有九十个喷丝头，可以同时喷出九万根丝。
每个孔每分钟能喷出五十公尺长的丝。
这些丝再经过切断、清洗、脱硫、润油、干燥，就成了一束束卷曲的白色“羊毛”。
根据市场的需要，安东化学纤维厂可以纺练出长短、粗细不同的人造纤维；
细毛可以纺成高级呢料，粗的可以纺成质地坚实、美观的毛线，它的成本比天然羊毛低廉一半。
在各地高级呢绒服装店里，人们经常看到摆列着国内外出产的高级衣料和服装，其中有许多就是用天然羊毛跟人造毛混纺成的，还有一些衣料是单独用人造羊毛织成的。
据人造纤维发展资料记载，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比凡、克劳斯试验成功了米胶法人造纤维。
在1930年以前，世界纺织工业原料中的人造纤维，其产量次于棉、毛，占第3位；
到1956年，它跃进到第2位，占纺织原料总产量约20％。
目前，我国纺织原料都是棉、丝、毛、麻等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刚刚开始。
各国制造人造纤维，采用醋酸、钢氨、粘胶等方法，从短棉绒木材、芦苇、竹、麦草中提取纤维素。
目前各国大都采用粘胶方法制造，因为它的成本最低，我国第1个人造纤维厂也是采用这个方法。
这个厂在安东市郊的帽盔山下。
它建设在1939年，但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遭受破坏而停产。
自去年夏天开始，动工恢复并改建这座工厂。
由于充分利用了旧有的厂房和设备，仅用八百多万元投资，经过不长的时间，就把这一座瘫痪了十多年的工厂修复了起来。
东北境的长白山和兴安岭一带，有含着大量纤维素的针叶树、阔叶树。
这些树，就是制造人造羊毛的很好的原料。
鸭绿江的水质亟软，也很适合漂洗人造羊毛。
人造纤维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这个工厂不仅将供给市场纺织原料，重要的是要为我国新建的人造纤维工厂培养技术力量。

战胜自然就能改善生活
武山县60％以上的土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全县平均每人收粮比解放前增加一倍多
据新华社兰州8日电
甘肃省武山县一千六百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内，已有近60％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现象。
几年来，全县扩大灌溉面积十三万四千亩，相当于解放前原有水地的三倍。
武山县是渭河流域的一个黄土丘陵沟壑地区，山坡地占总耕地面积的88％以上。
过去这个县水土流失现象惊人，而且气候干燥，农作物产量特低。
因此，人民生活困苦，全县有三分之一农民少地无房。
1952年以来，这个县逐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现在全县60％以上的地区做到了水不出田、泥不出沟、全部绿化的景象。
解放前这里平均每人收粮食三百斤，而现在是七百斤。
全县最穷苦的马河乡，因为水土保持工作大发展，目前粮食收入比解放前增加三倍，90％以上农户够吃够用。
过去“十年九旱、十室九空”的凄惨景象，已在这个县的许多村庄中一去不复返了。

渔业珍闻
兔耳朵鱼
06月下旬，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渔轮在黄海捕获了一条大怪鱼。
它约有八百斤重，有两只翅膀的胸鳍，全身像蝙蝠，头上还有两个似兔耳朵的鳍，背上有两个喷水孔，大眼睛炯炯有光，嘴巴张开直径达三尺，看不到有牙齿，但口角里有密密麻麻的小黄鱼。
据上海水产学院研究室的老教授朱元鼎说，这种鱼叫前口蝠鲼，生活在热带的印度洋和澳洲等海洋上，是胎生的，每次只生一条，很少游到黄海上来。
这种鱼捕食时先用胸鳍把浮游小生物打昏，然后用头鳍卷进嘴里吞食，一次可吞食几百条。
它的皮可以制革，肉可以做鱼粉。
怪形大虎鱼
一条一千五百多斤重的怪鱼最近在洞头渔场捕获。
这条鱼的身体为长方形，长阔各一丈多。
鱼嘴有两尺多宽，头部有两只一尺多长的软角，尾部有一条两尺多长的尾巴。
据老渔民说，这条鱼是怪形大虎鱼。
洞头县南塘第一渔业社的社员们捕到这条怪鱼，并把它运到温州市后，许多人前去参观。
长翅飞鱼
象山县坦头渔业社的社员在东海面捕到一条长翅飞鱼。
这条鱼身长约一尺，体重十多两，头部两旁生长着一尺多长的两张翅膀，离尾巴两寸处又生长着两张两寸长的小翅膀。
它的头部乌黑，翅膀带白色。
黄鱼“王”
今年大黄鱼汛中，浙江省沿海渔民先后捕捞到三条黄鱼“王”。
最大的一条重一百二十五斤，身长五尺多，鳞片有银元那么大。
其余两条各重七十一斤和六十四斤。
这些黄鱼“王”的肚内都有几斤重的黄胶，是珍贵的补品。
老渔民说，像这样大的黄鱼，过去是很少见到的。
千斤海龟
江苏省如东县鸿余乡渔民最近在海里捕获一只千斤重的棱皮海龟。
这个动物身长六尺，高一尺半，宽三尺，头似乌龟，尾似燕尾，前二足如鸟翅，背上有七条从棱。
它可以驮载四个人爬行。
棱皮海龟产于热带海中，印度、锡兰较多，在炎热的时候也出现在中国和日本海滨。
　·新华社·

甘肃鄂尔多斯地台西部
发现石油储油构造
新华社兰州8日电
鄂尔多斯地台西部的环县、庆阳、镇原地区，发现了十多个石油储油构造。
经过初步钻探，在这些构造里都找到了油苗，有的还发现了沥青。
地质钻探人员把黑色的岩芯取上来，上面散发着浓郁的石油味，划根火柴一点就着。
在鄂尔多斯地台的西部，去年就开始了石油的普查工作。
以上的发现，说明这一带是很有希望的石油新探地区。
现在，有上千名电测、地球物理、地质和钻探等人员，正在这里进行工作；
玉门油矿也派出了二百个工人前去支援。

西武铁路全面勘测
新华社兰州6日电
西北铁路网的一条重要干线——西（安）武（威）铁路开始全面勘测。
西武铁路将经过陕甘宁边区和未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发展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系很大。
西安在陇海线上，武威在兰新线上，建设这条同陇海路西段并行的铁路，可以减低陇海路西段过重的运输任务，保证西北愈来愈多的物资运输。
将来由苏联通过兰新路运往华北、东北的物资，也可以借道西武铁路的西段，再经过包兰铁路北运，这样比绕道兰州可以少走好几百公里的路。
这条铁路的东边是重叠的山岭，西面有大沙漠，中部一带是地震区，因此勘测人员要在艰苦的环境里收集大量地形、地质、水文、选线等资料，做详细的比较方案，以便勘测出一条经济合理的线路来。

巴黎的氧气馆
目前在巴黎市内，一种叫做“氧气馆”的铺子应时兴起。
顾客们到这里不是喝酒点菜，而是来“饱餐”新鲜空气。
技术员让顾客脱下皮鞋，坐上皮椅，再给带上一只透明的面罩，呼吸上数分钟纯粹的氧气，使人精神爽然而出。

我留美学生曾广植回国前
遭到美当局残酷折磨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06日晚上从美国回到这里的我国留学生曾广植昨天对记者说，美国移民局在知道王炳南大使已经在日内瓦要求让他回中国以后，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关进了一所精神病院。
他在精神病院内受了十四个月的折磨以后才被驱逐出境。
曾广植说着卷起了衣袖，让记者们看他右手腕上被手铐留下的一小块伤痕。
他说，在精神病院内，他长期被关在一间单人的黑屋子内。
在那里既不准接见朋友，也无法写信给他的母亲。
他说：
“后来，他们又未经任何解释突然把我驱逐出境，放我回中国了。”
曾广植今年三十八岁，原来在印第安纳的帕都大学攻读有机化学。
丝毫没有神经不正常的样子。
他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身体和精神都很正常。
在被捕前不久，大学里的医生曾经对他作了全面检查，查明他没有什么毛病。
他拿出了在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01月前学校当局发给他的成绩单的抄本，其中说明他在理论有机化学和高等制药化学方面的成绩都是甲等。
曾广植说，他不久就要到北京去，他希望在那里以教学为自己的职业。
据新华社9日讯
印第安纳州拉斐德县讯：
美国帕都大学的一个负责人8日承认美国当局曾经把中国留美学生曾广植关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精神病疗养院内达十四个月之久。
帕都大学的外国学生顾问提彻诺尔教授说，曾广植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
但是他认为曾对世界的看法“有问题”。
他说，如果在这方面他能够有所改变，那他就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

日本人民在美大使馆前示威
严重抗议扩大立川空军基地
新华社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东京附近砂川町的居民和工人、学生、社会党国会议员共约五百人，今天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强烈抗议美国扩大立川空军基地。
示威群众在美国大使馆前高呼：
“美国佬滚回去”，“停止扩大立川基地”，“停止把冲绳岛军事基地化”，“从冲绳岛撤走美国军队”，“我们反对核武器试验”。
在两小时的示威过程中，美国大使馆前群众手执的红旗迎风招展，歌声沸腾。
日本政府出动了约四百名警察、两辆装甲车和十几辆军用卡车，来保护美国大使馆，并且把住了大使馆的大门，阻止示威群众进入。
示威群众的五位代表被允许进入大使馆，向美国官员提交了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项抗议书，严重抗议美国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强行扩大立川空军基地和进行原子战争准备。
这项抗议书是昨天在砂川町举行的约有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通过的。
示威群众随后又到调达厅和东京警视厅，抗议它们出动警察强制测量砂川町居民的土地。
为了扩大美国立川空军基地，日本政府昨天出动两千名警察和十几辆装甲车，强行测量了砂川町居民的土地。
立川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日本的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
美国计划扩大这个基地的飞机跑道，以便供喷气式飞机使用。
日本公众认为，这是美国在日本建立原子武器基地的步骤之一。
从1955年春天美国提出这个计划起，日本人民就一直在反对美国的这个计划。
扩大基地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
（附图片）
06月27日，美国宪兵在砂川阻挠群众赶走日本当局测量队，并且打伤了三名学生。
图为日本学生和美国宪兵对峙情况。

纳赛尔指责美国压制埃及
坚决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
埃及正研究对约旦关系埃沙之间没有重大分歧
新华社9日讯
开罗消息：
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所提供的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因此这种援助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纳赛尔是在7月07日对合众社中东分社社长威耳伯·兰德雷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强调了埃及采取的不参加集团的政策，并且驳斥了西方国家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为苏联势力渗入中东打开了道路”的谰言。
他说：
“当西方企图反对民族主义的时候，它们遇到了人民的反对，因此他们就说这是在中东给俄国人打开了道路。
中立的目的是主权、尊严和独立。”
纳赛尔指责美国“正在设法对埃及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
他说，如果美国的政策有改变的话，埃及同美国的关系是会好起来的。
在谈到埃及同英国和法国恢复正常关系的问题时，纳赛尔说，埃及同英国将在二十天内在罗马恢复谈判。
英国将派一个代表团到埃及点查英国在埃及的财产。
他说，法兰西银行和法国政府曾经要求同埃及在经济问题上举行谈判，这种谈判不久就会举行。
纳赛尔说，他认为埃及同沙特阿拉伯之间并没有像报纸所说的那样发生重大分歧。
他还说，埃及正在研究它同约旦的关系。
如果要埃及给约旦财政援助，埃及希望能够肯定约旦的情况会使它有可能履行约旦和埃及之间为了两国安全而缔结的协定。
纳赛尔驳斥了杜勒斯最近所说美国正在援助约旦是因为埃及和叙利亚没有履行它们援助约旦的义务的说法，他说：
“我认为杜勒斯是在约旦人民面前为约旦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寻找借口。”
纳赛尔说，虽然以色列拒绝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业经决定的停战线两边，但是为了和平，埃及的政策是仍然让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埃及境内的分界线上。
他还说，埃及将接受国际法院就以色列船只是否有权在苏伊士运河或亚喀巴湾行驶的裁决，只要以色列先同意这个裁决。
在谈到埃及的内政问题时，纳赛尔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过去和将来都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说，由于一切党派的取消，我们在政治方面处在一种真空状态，因此在今后五年内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纯洁的政治生活。

美国好战集团居心不良
制造借口阻挠达成裁军协议
新华社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8日讯：
“真理报”驻纽约记者报道：
美国报纸明确暗示，以国务卿杜勒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首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反对在伦敦达成裁军协议。
美国的一些巨大的垄断组织在为这些政客们撑腰。
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和副总统尼克松对扩军备战的鼓吹者的意见是共鸣的。
美国统治集团企图欺骗世界公众，利用伦敦裁军会谈作为掩护来继续扩充军备。
在这方面，“真理报”记者特别提到杜勒斯的态度说，杜勒斯为了使裁军问题复杂化，竟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手段。
记者特别提到他的这样一种意见，他说，不能保证像中国这样一些没有参加谈判的国家不秘密生产原子弹。
“真理报”记者指出，但是没有参加伦敦谈判的不止中国一个国家。
况且，中国之所以被排斥在这次谈判以外是由于美国代表的坚持阻挠。
据新华社9日讯
华盛顿消息：
06日在这里发表的一个“参谋研究报告”说，目前的核裁军建议对远东具有“长远影响”，因此必须仔细考虑，以便确保这些建议不会削弱“自由世界”在亚洲的“防务”。
这个报告还把在亚洲裁军的问题同解决中国、朝鲜和越南的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连起来，要求同时解决。
透露了美国所以要在裁军问题上采取拖延态度的某些考虑的这个报告，是为参院外交委员会的裁军小组委员会准备的。
它反对完全禁止进行核战争，因为这“将使得美国和它在亚洲的盟国的防务准备有必要作出重大的改变”。
它主张在亚洲战争中使用“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并且在“应付颠覆活动”的借口下要求保留“足够的人力”。

胡志明主席在平壤参观访问
新华社平壤9日电
胡志明主席今天在金枓奉委员长和南日外务相的陪同下，在平壤市进行了参观访问。
今天上午，胡志明主席首先参观了工农业展览馆。
在参观这个展览馆的过程中，他对朝鲜动力资源的广泛开发、朝鲜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种植水稻的经验都感到很大的兴趣。
接着，胡志明参观了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
他在纪念馆中详细了解了朝鲜战争中若干重要战役的情况和人民军的革命英雄主义。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馆中，他参观了上甘岭战役的模型，以很大的兴趣观看了志愿军战士在挖掘坑道时所用的已经磨成拳头大小的铁镐，并且听取了讲解员讲述的关于黄继光和罗盛教的英雄事迹。
今天下午，胡志明主席在平壤市第28中学同三千多名朝鲜少年儿童见了面。
朝鲜的少年团员们把红领巾和少年团团旗献给了胡志明伯伯。
胡志明主席勉励朝鲜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的公民。
胡志明主席今天晚上在牡丹峰剧场观看了艺术表演。

苏联代表重申停试核武器主张
指出西方反建议是裁军绊脚石
新华社9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8日讯：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7月08日继续举行会议。
苏联代表佐林在会议上指出：
西方国家就核武器问题所提出的反建议，其目的是要阻挠裁军会议达成协议。
佐林说：
苏联曾建议就立即停止试验两、三年达成协议，并建立国际监督，包括在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土上和太平洋地区设立监督站。
苏联并且建议就停止试验达成协议，作为单独的措施，而不与裁军方面的其它问题的解决牵连在一起。
他指出：
西方国家代表表示“原则上”同意暂时停止试验核武器。
但是，这种同意附带有许多条件和保留，其结果是这种同意根本没有实际意义。
他们这种不现实的态度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他们还提出，把暂时停止试验的期限限为十个月，这样一个期限对原子军备竞赛丝毫不发生遏制作用。
因此，所以不能达成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协定，是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态度。
佐林接着说：
苏联考虑到，只有在使停止制造核武器同完全禁止这种武器、从国家的军备中取缔这种武器和销毁储存的这种武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停止制造核武器才有实际的意义。
如果西方国家现在不愿意接受这种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苏联愿意和西方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来达成关于全面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协议，其中包括从国家的军备中取缔这种武器，停止制造这种武器和销毁储存的这种武器。
然而西方国家仅限于提出关于停止制造军用分裂物质的建议，却拒绝接受关于禁止核武器和从军备中取缔核武器的解决办法。
它们不但坚持主张保持现在已储存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且还声明自己有权用已经积累下来的分裂物质制造原子弹和氢弹以及改进这些武器。
所有这一切都使西方国家的建议变成毫无意义。
苏联代表指出：
苏联建议大家承担一项庄严的义务：
拒绝使用各种类型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于军事目的。
西方国家拒绝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无条件义务，他们把核武器看成是一种主要的“威慑”武器。
他们在小组委员会中所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要使得核武器合法化，是为在别国领土上存放原子武器和训练其他国家武装部队使用原子武器扫除一切障碍。
西方国家现在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是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佐林重申：
考虑到目前的具体情况，苏联政府认为：
暂时停止试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两、三年并建立有国际监督的做法是停止原子军备竞赛的第1个实际的步骤，也是完全可行的步骤。
各个国家承担起不使用这种武器的义务，是整个局部裁军协定的最低要求。
如果西方国家真正希望结束原子军备竞赛和保障全世界不受原子战争威胁的话，它们就应当表现现实的态度，清除掉目前妨碍着达成协议的障碍。

蒙古致书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议会
要求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
新华社乌兰巴托9日电
蒙古第3届大人民呼拉尔第1次会议7月08日通过了给联合国和它的会员国议会的呼吁书，呼吁各国议会支持蒙古进入联合国。
呼吁书说，蒙古人民要求自己的祖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享有它的合法地位，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呼吁书说，蒙古早在1946年就申请加入联合国，以后又曾经三次提出申请，但是由于联合国中某些会员国采取不公正的政策，蒙古现在仍然处于联合国之外。
呼吁书说，蒙古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独立国家，已经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它所奉行的政策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原则。
不能代表任何人的蒋介石分子的非法活动，不仅阻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并且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威信。
在联合国第12届大会召开以前，蒙古将再次申请加入联合国。

韦洛坡离广州去港
据新华社广州9日电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一行今晨离开广州前往香港。
韦洛坡先生在离开广州前夕对记者发表访华观感说，他这次来到中国的总的印象是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改进，这在工厂工人和机关的职工都一样；
即使了解农民生活不多，我看到农民生活也有所改进。
他并说，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但是，中国人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他们没有恐惧，不怕被抢和被偷。
现在，中国人民正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进行建设，如所见到的纺织工业和机器制造业。
这位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还说，关于中国制订宪法的历史，他们已获得充足的材料，并且听取了中国政府的解释。
韦洛坡先生在中国期间曾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天津、南京、上海等城市，8日中午才到广州。

鹿林
——匈牙利多尔娜州访问记之三
本报记者　胡济邦
离塞克萨特城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著名的盖门次森林，这里产一种世界名贵的多角鹿。
我们离开德吉村时，在村子尽头找到了管理这个森林的负责人巴吉奇老伯。
据沙莫什同志的介绍，他是欧洲闻名的一位猎手。
他把我们领到第1个狩猎站，然后背上自己的猎枪，登上马车，我们便开始了森林中的旅行。
这个森林长有五十多公里，宽有十几公里，周围一百二十公里，面积共有一万六千公顷（相当于二十五万六千亩），它是匈牙利最大的一个森林。
雨后，森林中的空气特别新鲜，但是泥泞的道路使车子颠簸得像一只遇到风浪的小船。
多云的天空，透出傍晚的无力的阳光。
这时除了沉重的马蹄声和林中的鸟语，什么都听不见了。
车子转入林中的小道。
路旁小树的枝条经常阻挡我们的去路，我们不得不向它们低头弯腰。
巴吉奇老伯和马车夫一路上默不作声，也不许我们大声说笑，怕惊动林中的主人。
我们穿过许多条小径，快走了一个小时，还是看不见一只鹿，也看不见其他动物。
沙莫什同志禁不住低声地说：
“我们的老伯没有先向鹿王报一个讯，说明今天有东方的客人前来访问。”
司机伊士特万接着说：
“据我看来，今天鹿王和它的臣下都被小兔子请去过复活节了，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巴吉奇似乎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插进了一句：
“现在是春季生育期，它们都躲在窝里呢。”
走到一条小路的尽头，外面豁然开朗，那是林中的一片绿草地，是小鹿们的春季餐厅。
另有一片草地周围用木栅围起，那是鹿的冬季食堂。
此外，在这里还有几块翻耕了的土地，准备播种玉米，供应野兽粮食。
我们又被两匹骏马拉进林中去，巴吉奇用他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向四处探望，发现林中有鹿，路旁也有鹿。
这时马已放慢脚步，车子平稳地缓缓前进，大家带着一种像孩子们蹑手蹑足地要去抓一个小兔子或扑一只蝴蝶的神情。
巴吉奇摘下那顶插着翡翠羽毛的呢帽，向他心中的鹿王行了一个礼，然后用两只手掌围住嘴叫出小鹿的声音，想把前面的两只大鹿引过来。
前面站着的大鹿在交头接耳，听到声音后，抬头向我们张望，踌躇了片刻，最后认出是两匹棕色的马向它们迫近的时候，它们就走进树林中去了。
这里的猎人是鹿的保护者，猎人在春季的工作是巡视新生的小鹿，不让狗熊和野猪吃掉它们。
司机伊士特万指着巴吉奇说：
“他们像布达佩斯的警察一样，他们狩猎的对象，是动物界里那些残暴的剥削者。”
我们的目的总算达到了，看到了几只名贵的鹿，盖门次森林中的鹿。
大家就谈起巴吉奇老伯的事情。
沙莫什同志说：
“老伯了解这个森林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
巴吉奇听到这句话后，得意地微笑了。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猎手，他从小就跟着父亲打猎，已在森林中度过几十年的生活，他对养鹿特别内行。”
巴吉奇接着说：
“鹿有一百多种。
据他所了解，中国没有匈牙利的这种鹿。
它的特点是角长又多，可以多到二十八个到三十二个。
鹿角很沉重，名贵就在这里。
在匈牙利还没有拿鹿茸来制药，主要是当作一种装饰品。
鹿角本身并不值钱，如果把鹿角拿去卖，也卖不出多少钱。”
欧洲的传统习惯，射鹿是宫庭贵族们的高尚娱乐。
现代的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大资本家也喜欢射鹿。
1938年的冬天，一个法国巧克力糖厂的老板来到匈牙利打猎，随行的有一个秘书和二个美貌的年轻姑娘，巴吉奇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迎候着这些高贵的猎客。
但是当他亲眼看到这位糖厂老板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个资本家首先瘦得不像个人样，风吹就会倒下似的。
秘书告诉巴吉奇说，他的主人明天要射一只山羊，巴吉奇建议天一亮就出发，秘书说，他主人从来没有在九点钟以前起过床，后来决定上午九时半出发。
在第2天约定的时间，资本家从楼梯走下，肩上挂了一枝猎枪，同时也送给巴吉奇一枝猎枪，巴吉奇很奇怪这位资本家的慷慨赠礼，后来才理解到是要巴吉奇替他射击。
那时是在冬天。
他们坐着雪撬进到森林，太阳照着一片白雪，黑山羊的目标分外显明，巴吉奇把他们带到多山羊的林区，一只山羊已站在旁边，但是资本家还没有看见，他指点资本家放一枪，但他那子弹不知飞向何处去了，巴吉奇也开了一枪，山羊才倒在地下。
大家就笑着，叫着，说是资本家打中了，资本家也毫不谦逊地承认了。
资本家和他的秘书都很得意地回到庄园上，茨冈的乐队奏着凯旋的曲子欢迎着他们，两位漂亮的姑娘向资本家表示无限的温情和赞扬。
晚上，资本家请巴吉奇参加他们的丰盛的庆祝晚餐。
巴吉奇后来从秘书那里才打听到这个资本家的来历，这个资本家以一座房子的代价和妻子离了婚，这两位年轻姑娘都是他的未来的妻子的候选人。
他想他在匈牙利的鹿林中虽不能射到一只鹿，但能射到一只山羊也已足够值得在妇女们面前夸耀了。
如果把鹿的角或山羊的头挂在自己讲究的餐厅的墙壁上，还可以让他后代的子孙引为骄傲呢？
欧洲的贵族和资本家们就是为了这种虚荣，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专到盖门次森林来打猎。
有一次，一个瑞士的资本家，射到一只普通的五角鹿，付出了二十万朋格，这个数目可以用来买一只船。
前几年西方猎客被禁止到盖门次森林中来打猎，因为他们利用打猎的机会，进行过一些间谍活动。
去年由于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打猎又被准许了。
去年来过七个西方的资本家，其中一个是西德的，他射到了一只二十五个角的鹿，付出了二千美元。
但巴吉奇到现在还感到遗憾，因为这只多角鹿还很年轻，过早被射死了，不然它可能长到三十二个角，那将是欧洲最名贵的一只鹿了。
解放以后，这里经常接待兄弟国家的客人，它已变成了国际友谊联欢的场所。
苏联的朋友在我们来的头一天，还来这里打过猎。
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都设有狩猎协会。
过去这是贵族资本家们的组织，现在已成为劳动人民的俱乐部。
打猎是恢复疲劳强健身心的最好娱乐之一，匈牙利人民最爱户外运动，也善于射击。
过去贵族、资本家的鹿林，现在是人民所有的森林了。
　（附图片）
（上图：
盖门次森林中的鹿群。）

为谁服务？
　刘岚山
右派分子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点火中，常常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作为他们的满盒火柴中的一根火柴。
文艺报第10期王崇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
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王崇文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一开始就自问自答道：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
回答很简单。
主要是为他们自己人和跟他们有关系的人服务的。”
有何为证？
证据是副社长楼适夷同志在该社出版过六本书。
他以为这一把火一定能够把这个出版社烧毁了，得意之下，便轻轻拨出他们的如意算盘：
“希望从此结束了这一个垄断一切和包办选题的大一统的局面”（应读作“从此结束党对文学出版事业的领导”）。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这真是“很简单”，简单到不打自招，这个右派分子便把他们的心迹和盘托出了；
简单到不需要详细批驳，这个右派分子的论据便破产了。
因此，问题既如此简单，我在这里也就简单地希望王崇文利用自己的火柴点起灯来，把他们的暗室照亮，简单地回答一下：
你为谁服务？

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
谭潭诗周令钊插图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派鱼儿来探望，鱼儿向大闸瞟了几眼，摇着尾巴溜回海洋。
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派鸟儿来探望，鸟儿向大闸鸣叫了几声，拍着翅膀逃回海洋。
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又派风儿来探望，风儿绕大闸回响了一阵，打着呼哨窜回海洋。
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亲自来探望，大海用尽气力撞了几撞，乖乖地躺卧在大闸的身旁。
（附图片）

管家婆谈生活
天吴
我是个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属，是个管家婆。
管家婆们心里盘算的，口里叨念的，手里拨弄的总归一家人的吃喝穿戴。
只要是名实相副的管家婆，尽管她的心眼不够，但对生活的变化永远是敏感的。
那末，解放以来，大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提高的是否只限于从前穿破鞋、现在穿呢制服、坐小汽车的党员？
管家婆们将是群有力的证人。
我是证人之一。
我凭十年来亲身体验到的生活变化来说话。
解放前的生活怎样呢？
我的回答是时时刻刻在闯关：
闯“大头”的关。
“金元券”像废纸，物价像野马，人民像水将干涸的河鱼。
领到金元券立时换大头是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人在死前的挣扎。
换大头要挤、要抢，不这样弄不到手；
要学会“揣骨听声”〔注〕，不这样，纵然抢到手也常是假的。
闯商店的关。
商人欢喜大头，不欢喜“小角子”，拿小角子买东西要打折扣。
为了少吃亏，管家婆们常常是先放块大头在店里，然后，今天半斤油，明天一斤菜地取货。
帐记错啦，秤头低啦，米中有沙啦，面中有白土啦，……本是公平交易，竟仿佛冤家对头。
闯天气的关。
天热了，粮食要生虫，发霉；
不多买点，怕涨价，买多了斗不过天气。
少煤无柴，烧饭用火油，冷到屋里滴水成冰，还得硬挺着，谁烤得起火！
闯失业的关。
黑名单满天飞，坐牢、砍头不稀奇，砸饭碗更是家常便饭。
“当家的”失业一个月，饿死鬼就会来敲门找替身。
大关套小关，“关关”相卫，一关闯不过，生活有问题。
想着吃的，念着穿的，看看老的，望望小的，我这个管家婆的根根神经连在睡梦里也是紧张的。
解放后的生活怎样呢？
和从前倒个个：
大关、小关一齐垮了。
物价稳定了；
商人变得讲理了，后来竟公私合营了；
薪水按时发，而且一再调整提高。
我家最近几年来，吃有吃的，穿有穿的，银行里有存的；
从前两斤鱼吃四天，现在四斤鱼吃两天；
从前一到冬天，屋里是冰雪在地，现在虽到冬天，屋里还温暖如春。
管家婆的见识是浅的，但她认识生活。
人要有良心，有良心就说真话。
我听不下去右派分子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来粉碎这种恶毒的呓语。
〔注〕内行的人可以从手的触觉与两块银元相触击的声音上认出大头的真假来。

让我们一道来扫尽乌云
刘白羽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这黑云就是右派分子向我们用鲜血、用生命争取来的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你说它不是进攻吗？
他们的锋芒所向就是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你说它不猖狂吗？
他们的仇恨心情，已经迸发成一片杀声。
这种情况在文艺方面是比较缓和些，但仍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让我们揭开来看一看吧！
储安平不就是同时隐身于文学队伍中的一条毒蛇吗？
还有孙大雨、徐仲年、施蛰存、许杰等，他们吐出的毒液难道还少吗！
？
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文艺界这许多叫嚣和谬论，很多是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在一条线上相互呼应的。
请看！
章、罗等要取消党对国家的领导，要把党从高等学校中逐出，文艺界不也就有人高唱文学艺术不要党的领导吗？
葛佩琦污蔑党员是便衣警察，文艺界不是就有人赶紧提出文艺团体中的人事工作是派出所吗？
黄绍竑、陈铭枢之类大谈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极力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形容成一团糟的时候，不是文艺界也有人把社会生活、把文艺现状，描画成为苦难重重，黑暗重重，要人们把笔锋指向生活的苦痛，说中国还没有言论和写作的自由吗？
当然，对这些我们应该详加区分，有的是属于右派分子直接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
有的却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共鸣，但从整个阶级斗争阵线来看，这一切有的本身就是波澜，有的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成为这一阵妖风中的飞沙走石。
对于文艺方面这一状况，我们能沉默吗？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坚决投入战斗。
我们应当把玷污了我们神圣的革命文艺事业的肮脏和卑鄙的东西扫除。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一条社会主义的文学战线，我们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我们就不可能是这场战斗的旁观者，而应当站在人民前面，用自己的笔与心血和右派分子决战。
这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将如同火线与法庭上的斗争一般严峻地考验着谁是忠贞于社会主义的人。
诚然，这场尖锐的斗争，就像一面镜子照清了知识分子的各种面影。
试回想一下：
在乌云低垂时，在敌对阶级进攻时，有的是义愤填胸，但也有的轻松愉快；
有的沉着作战，也有的临阵动摇。
斗争是风暴，如果我们是海燕就会勇敢地迎着暴风雨高翔，如果我们是蠢笨的企鹅，就畏缩在崖岸底下颤抖。
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在最近反右派战斗中已经表现出他们保卫社会主义的激情，可是，这一切还只是开始，特别是在文艺这个战场上，战斗还只是开始的开始。
假若自问：
人们不是称文学家们为“灵魂的工程师”吗？
当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中的“所有制”这根本问题要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时，我们文学工作者们，不是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斗士吗？
请看一看吧！
你，曾经与战士们一起战斗过的人；
你，曾经与工人农民们一起战斗过的人；
你，曾经与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起战斗过的人，今天，你看一看，在这一个猛烈的冲击之下，在我们面前，浮现出多少恶毒、卑劣、无耻与污秽的渣子。
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高尔基曾经以巨大的正义感，向各种伪装的阶级敌人，向市侩主义、向连虱子都不如的叛徒战斗；
鲁迅几乎以全部力量来揭穿旧中国那些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
每个人都不会、也不应忘记，新世界的光明是冲破旧世界的黑暗而获得的。
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正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是我们用鲜血、用生命争取来的，我们的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我们终于有了与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自由，有了创作的自由，有了歌唱劳动人民和革命业绩的自由，而在旧中国这些就是犯法；
可是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企图卷土重来，早被鲁迅批判过的施蛰存，还有徐仲年之流就又暴露了原形，他们以为天下大乱，于是牛鬼蛇神便纷纷出世蠢动了。
对于这一切文艺方面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葛佩琦，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攻击，将他们彻底的消灭，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战斗。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对我们文艺方面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有人把今年01月以来的文艺界形势，估计为一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弥漫全国。
对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必然要经过整风加以纠正和克服。
但这样估计形势的人，对于文艺界人士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实际是从感情深处百般怜爱，因而也便看不见这种右倾思想的“寒流”的更大的危险性。
其实，上面所谈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形色色，难道真的自今日始吗？
在理论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修正，对工农兵方向的菲薄，甚至对“草木篇”那样作品的称赞、捧场，不是早已甚嚣尘上，充斥在这个春天吗？
这一些东西，受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文汇报”的喝采，臭味相同，无足为奇，但是在我们革命文艺队伍中间也有人寄以满怀同情，这除了说明对右的思想的共鸣，还能说明什么呢？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刊物上出现了大批毒草，而这一切在客观上就构成了一种烟幕，这是有利于右派分子猖獗进攻的烟幕，为了反右派战斗的胜利，我们也必须严正地清除这种烟幕。
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前进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必须是在斗争中发展前进的。
社会主义的不败的力量在我们这边，右派分子妄图掌握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科学工作者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武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对于这种种阴险的进攻与挑拨，我们的回答是：
社会主义是反不掉的，社会主义是深深地生长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的；
我们的行动是：
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战斗。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天空本来是明朗的天空，一阵乌云却想把它掩盖，不过豺狼的梦幻终究是改变不了人的生活的轨道的，阳光不但会穿破乌云，而且阳光还必须扫尽乌云，这就是我们的庄严的战斗任务。

鼓声
杨牧青
天黑了。
在合作社俱乐部里，青年们兴冲冲地擂起鼓来。
人们随着鼓声跳着，唱着。
风，带着大家的欢乐声，轻轻地吹在南中国的海边上。
在晚潮拍岸的避风港内，渔人们已沉睡了。
这时，我想起了遥远的马来亚。
夜晚，那里的椰林梢镀上了银色的月光，浪花拍着海岸，鼓声从那美丽的马来村里传来。
那鼓声低沉、悠长而单调，他们敲呀敲的，仿佛永不会有停止的时候。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大都是悒郁的。
他们在这时候，爱盘着脚端坐在芭蕉叶下，闭着眼睛，鼓声唤起他们古老的回忆。
这回忆涂满了上一辈人的鲜血与哀伤……
偶尔也有高昂的歌声混在鼓声里。
但是我总感到那歌声也是悒郁而沉重的。
我想起在我的房子后面，住着一个断了腿的马来人。
他常年赤裸着上身，污黑的纱笼下，露出一只竹竿儿粗细的腿。
他很少说话，成天狠命地抽卷叶烟。
天还没亮，他便一拐一拐地去割树胶。
不拼命干，他那老婆和两个黑炭似的孩子吃什么呢！
有一天，这个沉默的人动火了，因为他再受不了英国工头的辱骂，他用尖利的割胶刀向对方刺去。
高大的英国工头当胸猛踢一脚，他当即口吐鲜血倒下了。
一个马来穷人的惨死，在嗜血的殖民者看来，是不值一提的。
但，这却伤透了那马来女人的心。
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绝望地哭着。
那凄惨的哭声仿佛凝结在空气里，窒息着人的呼吸。
那天夜里醒来，四周是无比的静，只有细雨悄悄地落着。
那位马来妇女跑到神庙里敲起鼓来，那鼓声在静夜里格外显得哀痛绝望。
我一面倾听一面想，她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难道这虔诚祈祷的鼓声，能替她伸冤，给她带来温饱么？
第2天，那位马来女人疯了。
她散发高歌，挥起长长的巴冷刀逢人便砍。
树胶园主人向她开枪，她倒下了。
她的鲜血染红了灼热的土地。
那夜的鼓声，使我终生难忘！
“鼓声，就是希望。”
后来，一个马共的游击队员这样对我说。
神庙里祈求上苍降福的鼓，真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今天，我们已把鼓声变成战斗的号角。
鼓声一响，我们马来人的心里振奋得很。
在鼓声中，我们夜渡急流，穿过密林，勇敢地行进。
鼓声，愈来愈叫英国殖民者头痛。
铁轨炸断了，红毛鬼的兵营、仓库冒起了冲天的火光。
“把所有的鼓一齐敲起来，该是何等洪大的声响！
这声响将燃烧起复仇的烈火，这烈火是任何殖民者扑不灭的。”
此刻，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位游击队员豪迈的话语，我仿佛看到了他那机灵的发光的眼睛，我似乎听到了那来自马来亚密林中的战斗的鼓声和欢乐的歌唱！

龙云的“高血压”症
　侠人
龙云说他的反苏、反共言论是由于他“血压过高，容易冲动”。
“血压过高”竟能致人反苏、反共，这恐怕是医学界还没有发现的新问题。
有些人当失于戒备的时候，例如像电影“魔椅”里的人坐上魔椅那样，就会说出内心的见不得人的话来。
但魔椅至多也只能使他说出内心已有的话，却不能替他造话。
笼门开了，跳出了一只恶虎，这还是因为笼里有虎，笼里原有的倘是鸽子，就是整天笼门大开，也不会跳出虎来。
龙云的见识却与一般人的常识不同。
他认为笼里所以跳出虎来，是由于笼里原装的是鸽子。
例如他说他反苏的动机是“爱国”。
龙云在生理上是否患有“高血压”症，我不知道。
不过，他是患有政治上的高血压症的。
这种病是一切右派分子的通病，或者叫作右派职业病。
这是一种慢性病，由来颇久，这个时期，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即他们所谓的“波匈事件前夕的形势”的刺激，突然加剧，于是便都大大地“冲动”了起来，活像是急中风。
人们立即动手来挽救他们于垂危。
他们却又讳疾忌医，不肯说出真的病源来。
医生是持有治病救人之心的，一面要对病人痛下针砭，这绝不能手软；
一面要耐心对这种恶症花出时间和工夫。
但医生求之于病人的是要他们老实地说出病源来，这样他们便能得救了，试看有些人不是已因此开始脱险了吗？
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政治上的死亡，这是应该引起患者严重注意的。